这一切都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本身很难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民众对埃斯特拉齐怀有旧时代的热情。就像他们仇恨佐拉一样，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种激烈地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的情绪曾激发了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热情，并保障了德雷斯最后获释。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显示的那样。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阴谋策划一场政变时，不再忌惮民众的愤怒。法国自从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后，虽然不再用宗教来思考问题，却也失去了大部分反宗教情绪。正如天主教会也从自身失去了政治灵感一样。贝当尝试将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天主教国家，但是民众极度冷漠，而下层教士们也敌视其宗教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因而使他的计划受阻。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中就获得不下六十万法郎的预支。然而，过早支付这种预付款，使贷款难以进行，股东们口袋里就损失了六十万法郎。这场丑恶骗局使雷纳克走上绝路。不堪赫兹勒索之扰，他终于自杀了。但是，他在自杀前不久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结果本来也同法国犹太人无甚关系。他向反犹主义日报《自由论坛》(Libre Parole)的埃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递交了一份受贿议员名单，即所谓“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报纸在向外界披露时必须隐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论坛》发行量达三十万份。它小心谨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纳克奉赠的这次最佳良机。有罪之人的名单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几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针毡。整个反犹主义新闻界和反犹主义运动就随着德鲁芒这张报纸的发迹而最终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出现在第三共和国。用德鲁芒的话来说，巴拿马丑闻使隐藏的事物显形了，它揭发了两件事。第一，它揭发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变成了商人。第二，它显示出私人企业（此案中的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中间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最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国家机器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犹太人全是新来者。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国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竞争对手贝莱尔兄弟(Péreires Brothers)建立了信贷流通公司，试图夺走部分权力，最后达成了妥协。1882年，罗斯希尔德集团仍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天主教联合总会(Catholic Union Génerale)破产，后者的真正目标是败坏犹太银行家们的事业。1871年和平条约会议结束后，法国方面的财政后事由罗斯希尔德处理，德国方面由勃莱赫罗埃德处理，勃莱赫罗埃德原先是罗斯希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罗斯希尔德家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他们公开支持君主专制主义者，反对共和国。崭新之处并非它的君主专制主义倾向，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重要的犹太金融力量公开反对现任政府。在此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一直是去适应任何一种执政的政治系体。因此，共和政体看来对他们是一种无用的政府形式。几个世纪来，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直接为国家服务，并因特殊贡献而直接受国家保护。他们同政府机构的直接密切系，只有在国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离，而统治阶级又对管理漠不关心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犹太人实际上并不属于社会，所以他们是社会上最可靠的因素。议会制度允许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但是犹太人从来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派别，因此他们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既然国家政权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达到金融扩张，在程度上超过以往各个专制独裁或立宪政府的最具野心的梦想，那么它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犹太人了。于是一些主要的犹太家族在金融政治舞台上渐渐失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反犹主义的贵族沙龙，他们梦想在那里用金钱支持反动派别，以恢复旧日的好时光。但是与此同时，其它犹太人的圈子，即新的犹太财阀，越来越多地参与第三共和的商业活动。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忘记，一旦他们从对于一个政权的积极兴趣上退却，为此他们付出丧失权力的代价，不仅立即失去对内合成员们的影响力，也失去对犹太人的影响力。犹太移民是首先看到机会的人。他们很清楚地懂得，共和国不是一个民族联合起义的逻辑结果。从对两万余名巴黎公社社员的屠杀、在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政权的统治能力从一开始起就大有疑问。如此一来，三年之后这个濒临毁灭的社会就大声疾呼要一个独裁者。当它有了一个独裁者”——总统麦克马洪(E.P.M．de MacMahon)将军(他唯一的名声是在色当战役中战败)时，他个人立即变为旧派议员，并于几年后(1789年)被解职。但是社会中的各式人等，机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联盟主义者、极右分子，都已决定要他们的代理人执行何种政策、使用何种方法。正确的政策是保障既得利益，正确的方法是腐化。1881年以后，用莱昂．塞Léon Say)的话来说，唯一规则是诈骗。应该看到，法国的这段历史时期里，每一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就像过去每一个王室都有它的宫廷犹太人一样。但是二者差异很大。犹太资本对国家的投资帮助了犹太人在欧洲经济中发挥有益的作用。若无他们的帮助，十八世纪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独立的文官制度就不可能存在。西方犹太人之获得解放毕竟归功于那批宫廷犹太人。雷纳克和他的同伙们的幕后活动也并不能使他们长久富裕。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商业与政治之间的秘密丑闻掩藏得更深。这些腐败体上的寄生虫向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特别危险的不在场证明。既然他们是犹太人，那么当公众愤怒时，就可能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在此之后，一切事情仍可继续照旧。反犹分子们可以直接指责犹太人为腐败社会里的寄生虫，以“证明”犹太人无论在何处都是一群白蚁，破坏健康的机体。国家政体的腐败其实不用犹太人推波助澜：在一个非犹太人所属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商业政策，以及商人的自由竞争理想，导致政党政治中国家的分裂；统治阶级不再有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更不用说国家的整体利益了。反犹主义者自称爱国者，诱发了一种新的民族情绪，完全美化本民族人民，谴责其它一切民族。犹太人之能成为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群体，唯一条件是他们有一个大致同质的、稳定的国家机器可资利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乐于保护他们。国家机器抅衰败引起长期以来依赖它的犹太人封闭阶层结构的解体。最初的迹象出现在新归化的法国犹太人主导的事务中，他们使当地出生的同胞失去了控制权，此情形就同德国在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样。新来者填平了商业世界与国家之间的鸿沟。另一种过程更具灾难性，它与上一种情形同时发生，而且来自上面。国家解体为多个部分，它在打破犹太人的封闭社会时，并未将他们逼进一种真空，让犹太人得以在国家和社会之外生长。如果那样，犹太人就太富，而当金钱明显地是获得力量的必需条件之一时，他们就显得太强有力了。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知识，或更经常地根据自己的各种社会联系。宁可倾向于被社会各“界”(social sets)吸收。但是这并不导致他们的消失。相反，他们同国家机器之间维持着某些关系，尽管在关键形式上不同，仍能继续控制国家的商业。因此，虽然他们以反对第三共和而出名，但是仍然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承担俄国贷款事务，而阿瑟．梅厄(Arthur Meyer)虽受洗礼。而且宣誓效忠专制君主政体，仍然成为主管巴拿马公司事务的人之一。这意味着法国犹太人中的新来者继当地犹太入之后，构成了私人商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络网。但是，如果说犹太人先前就组成了关系紧密的坚强团体，对国家明显有用处的话，那么此刻他们则是分裂为一些集团，互相敌对，然而又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帮助社会盘剥国家。㈢军队与教士反对共和从第二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军队，似乎同上述一切因素无关，也似乎同一切腐败现象无关。共和政府从来不敢去控制它，即使在布朗热危机（Boulanger crisis）中它公开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同情和参与了阴谋。军官阶级一如既往地由旧贵族世家的后代组成，他们的祖先作为移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曾同他们的祖国作战过。这些军官受到教土的强烈影响，这些教士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支持反动势力，反对共和政府。或许教士对出身抵微的军官也有同样强烈的影响，这些军官希望得到教士的帮助以获得提升，因为教会一向是认为才智同出身门第无关。社会与议会的集团的变换和流动性很大，要进入这些集团不困难，所需效忠对象变化无常，军队与此相反。军队具有严格的排外性，其特点是等级制度(Caste system)。使军官们集合在一起，组成反对共和、反对一切民主影响的原因，既不是军旅生活涯的职业荣耀，也不是军队的集体精神，而是等级制度的纽带。军队拒绝国家对它的民主化要求，只服从它的内政权威，其结果十分明显。这使军队成为国家之外的一个整体，创造出一种军事武装力量，它的忠诚可以改变方向，谁也无法预料。这种受制于等级制度的力量倘若只是自己存在，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人，那只会出现在几近滑稽的政变故事里，自己并不愿意加入。最后，即使其着称的专制君主制，也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顾甚至不借反对共和体制。”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新闻记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百般努力想解释军事权力和内政权力之间的冲突，说是“商人与士兵”之间的对抗。我们知道这种直接的反犹主义解释是多么错误。参谋总部的情报部门人员本身都很精通商业。难道不是他们公开地出卖伪造的档案，将它们卖给外国的武官(像皮货商人漫不经心地出卖皮张一样)，然后又变成出卖荣誉和名声的共和国总统或者总统的女婿吗?事实上，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急于发现更多的法国军事秘密，他的热心反而造成了法国反间谍机构这些先生们的窘迫，毕竟他们能出卖的只有他们制造的情报。天主教政治家在执行其欧洲政策时把了大错，想象他们可以利用法国军方，只因为它反对共和政体。教会实际上为此错误而付出了代价，失去了它对法国全部的政治影响力。当情报部门最终变成一个普通骗子工厂(知道内情的埃斯特拉齐如此形容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时。在法国(包括军方）谁也不像教会那样认真地对此妥协。将临十九世纪末时，天主教教士一直在寻求恢复它过去的政治力量，而在这一方面，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其世俗权威在人民中间已经衰退。同样的例子还有西班牙(腐朽的封建贵族造成了国家的经济与文化衰亡)和奥匈帝国(民族冲突每日每时威胁着可能使国家分裂)。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民族似乎在利益冲突的泥沼中迅速沉陷。被第三共和弃置在政治真空中的军队乐于接受天主教教士的引导，它至少为军队提供了对平民的领导，舍此就使军队失去它的“存在理由，以保卫体现在平民社会中的原则”——这是克列孟梭的原话。由于人们在共和与民主中目睹一切秩序、安全、政治意志的失落，因此使天主教教会广泛获得好感。很多人认为宗教的等级制度是避免混乱的唯一途径。这一点的确比任何宗教复兴的主张更能使人尊重教士。事实上。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们在那段时期倡导所谓的“理智的”天主教(“Cerebral”Catholicism)，即“无信仰的天主教徒”(Catholic without faith)，能控制整个君主专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天主教徒”不相信自己的其它尘世基础，疾呼要给予一切威权机构更多权力，这的确实是首先由德鲁芒确定、然后又由莫哈认可的一条路线。天主教的大多数教士深深地卷进了政治操作。遵循一条以调停为原则的政策。在这一方面，正如由德雷富斯事件所清楚地揭示的，他们取得了显着成功。因此，当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决定负责重审此案时，他在赫内的住所受到了冲击，领头者系三名教士，一个有名的人物，多明我会神父昂利．迪东(Henri Didon)号召阿居爱尔学院(Collège D'Arcueil)的学生们“拔剑出鞘，摆出威风，砍人首级，大开杀戒”。同样地，还有三百名小教士的见解。他们为显示自己的不朽，以“纪念昂利”(Henry Memorial）为名，捐款设立基金，接济昂利夫人。(昂利上校之遗孀。昴利在狱中自杀。)《自由论坛》报刊载了捐助人名单。当然，这件事是当时法兰西民族上层阶级惊人的腐败所留下的永恒纪念碑。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对天主教会的政治路线产生影响的，不是常规教士，不是普通宗教教团，当然也不是它的宗教精神。就欧洲而论，天主教会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的反动政策，以及它对维也纳、巴黎、阿尔及尔的反犹倾向的支持，很可能是耶稣会影响的直接结果。在天主教教士中，反犹主义派的言论和著作一向最突出地表现在耶稣会成员身上。这主要由他们的法规所致，根据法规，每一个新人会者必须证明上四代祖宗中没有犹太血统。自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天主教会的国际政策方向就掌握在耶稣会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国家机器的解体如何为罗斯希尔德提供了进入反犹主义贵族社会的机会。福伯格．圣-吉曼时髦的社交圈不仅向几个获得贵族头衔的犹太人敞开大门，而且受过洗礼的谄媚者——反犹主义的犹太人——以及彻底皈依基督教者也都随波逐流地加入。奇怪的是，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像德雷富斯家族一样，在阿尔萨斯被割让之后迁往巴黎)在这种社会地位爬升中尤为突出。他们以努力使自己脱离犹太移民环境的方式，夸张地表现出爱国主义。德雷富斯家族属于法国犹太人，他们采用自己的反犹主义方式来谋求同化。转向法国贵族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后果：犹太人促使儿子们像他们新结交的朋友一样去追逐同样较高的军人职业。正是在这一点上，引发了最初的磨擦。相对说来，犹太人进入高等社会还是此较太平的。上层阶级虽然梦想恢复专制统治，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想制造麻烦。但是，当犹太人开始在军队里寻找平等机会时，就面对面地碰上了耶稣会士们的蓄意反对，他们不准备容忍那种不受特殊教规影响的军官存在。再者，犹太人反对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而这种制度的精神早已由传统与使命所强化，并且进一步由毫不妥协地敌视第三共和和市政制度的态度加强，但是沙龙里的轻松气氛使犹太人忘记了军队里的现实。一位近代史专家形容犹太人同耶稣会教士的斗争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其中“高级耶稣会教士与犹太财阀在法国中部面对面虎视眈眈，像两条无形的战线。”这种描述很真实，因为犹太人发现耶稣会教士是最顽固的敌人，而后者也迅即理解反犹主义可以是一种多么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在泛欧洲范围首次尝试建立反犹主义的“主要政治概念”，也是希特勒之前唯一的一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假设这只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的斗争，那么这种描述就明显地不真实。犹太人谋求的权力程度不会高于其它任何一个集团——共和国正是分裂为这些集团——所追求的。当时他们所期待的一切，无非是以足够的影响力来谋求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他们并不渴望分享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力。渴望政治权力的唯一有组织的群体就是耶稣会。对德雷富斯的审判由一系列偶发事件开始，这些事件显示了犹太人如何坚决地、精力充沛地尝试在军队里取得一个位置，也显示即使在当时，对他们的敌视有多么普遍。为数甚少的犹太军官常常屈服于粗鲁的污辱，他们总是被迫决斗，而异教的同伴们不愿当他们的决斗助手。在这种情况下，声名狼藉的埃斯特拉齐可谓是第一个例外。逮捕和判决德雷富斯究竟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偶然发生，点燃起一场政治火灾，还是参谋总部精心策划伪造文件，以最后达到给一个犹太人定下叛国者罪名的目的，这一点始终不甚了了。有一点事实可以证明后一种假设，即德雷富斯是第一个在参谋总部谋到职位的犹太人，在当时情况下，这不仅引起反感，而且引起愤怒和惊愕。在任何情况，反犹的仇恨即使在陪审团答复判决之前就会发泄出来。按照常规，一件间谍案在审判过程中时，一切情况都不准透露，但是这次却相反，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兴高采烈地向《自由论坛》报提供案件细节和被告姓名。很显然，他们唯恐犹太人对政府的影响力会导致政府对审案施加压力，使整个事情陷入僵局。有一些花言巧语的表演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这种恐惧；法国犹太人的某些圈子在当时很认真地关注着犹太军官们的危险境况。还必须记住，当时公众对巴拿马丑闻还记忆犹新，随着罗斯希尔德向俄国贷款，对犹太人的不信任感正在与日俱增。国防部长梅尔西埃(Auguste Mercier)不仅在每当审判有了新的进展时大受资产阶级报界的喝采，而且连饶勒斯的报纸——社会主义者的喉舌——也祝贺他“顶住了腐败的政治家和金融界高层的强大压力。”最富有特点的赞美词出自《自由论坛》的由衷评论：“饶勒斯，说得好!”两年后，当伯纳德．拉查尔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论误审的小册子，饶勒斯的报纸小心翼翼地不去讨论其内容，而是指责这位社会主义派的作者，说他钦佩罗斯希尔德，可能还接受他的津贴。同样地，直到1897年，为争取德雷富斯一案重审的斗争早已开始，饶勒斯眼里却只看到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的冲突，或者机会主义者与教士们的冲突。还有，甚至已到了赫内法庭重审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伯克内希特(wilhelm Liebknecht)仍还认为德雷富斯有罪，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上层阶级分子会成为一场误判的受害者。激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报纸所持的怀疑态度，虽然带有强烈的反犹主义感情色彩，由于德雷富斯家族在试图保证重新开庭一事上的古怪手段而加深。为了营救一个无辜的人，却使用了通常为营救一个有罪之人而采用的方法。他们对公开宣传怕得要死，全然依靠走后门的操作。他们一面乱花金钱，一面对待拉查尔——对他们最有价值的帮助者，此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好象他是他们雇请的代表似地。克列孟梭、佐拉、皮卡特、拉博里(Fernand Labori)——这些都是德雷富斯派的活跃人物——最后只有放弃努力而保住自己的良好名声，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公开声称不再介入这一事件的具体方面。德雷富斯能够或应该获救的唯一基础是：一个腐败的国会的阴谋，一个不可救药地倾圮的社会，教士们的权力欲，必须公正地同雅各宾派的严格观念——民族以人权为基础——作比较。共和主义的共体生活观点宣称 (按照克列孟梭的说法，你若侵犯了一个人的权利，便是侵犯了众人的权利。依靠国会或依靠社会，会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失败。因为第一，犹太人的资源力量并不比富裕的天主教资产阶级优越；第二，上层社会的一切阶层，从福伯格．圣-吉曼一类的教士和贵族之家，到反教会的激进小资产阶级，都只愿意看到将犹太人正式清除出政治实体。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也凭此来洗清自己身上可能沾有的疑点。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失去社会接触和商业接触，这是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同样地，正如饶勒斯的话所表明的，这一事件被国会看作是重整的黄金机会，或者是重新获得永不腐败的名誉。最后一点是至少在纵容“犹太人该死”或“法兰西属于法兰西人”等口号时，发现一种几乎像魔术般的公式，使群众同政府和社会的现状达成和解。(四）人民与暴民如果说，信以为宣传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只要振振有辞或狡诈地说话，便可以同一个人谈论任何事情，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普遍错误，那么，在那段时间里，社会上普遍地认为“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而领袖的任务，如克列孟梭嘲讽地说的那样，则是机警地追随那种声音，这也必错无疑。这两种观点的相同的根本错误是视暴民(mob)为全体人民(people）。暴民首先是这样一种群体，代表了各个阶级的多余人物。这一点容易使人错将暴民看作民众，而民众也是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切伟大的革命中，民众为寻找真正的代表而战斗，暴民却总是叫喊要寻找“强人”、“伟大领袖”。因为暴民憎恨将他们排斥在外的社会，以及他们并未占领代表席位的国会。所以近代暴民领袖们利用公民投票(Plebiscite)来取得辉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旧观念。反德雷富斯派中比较聪明的领袖之一德洛莱德(Paul Déroulède)叫嚣要“通过公民投票建立共和国”。上流社会和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在一系列丑闻和大规模骗局中造就了法国暴民。此刻他们以父母对待子女的那种温柔情感，对暴民怀着一种既喜爱又害怕的复杂感情。社会至少可以对它的孩子口头上表示保护。当暴民们用行动捣毁犹太人的商店，在街上袭击他们时，上流社会的语言使人听起来似乎将一种实在的、充满激情的暴力行为说成儿童的无害游戏，在这一方面，当代文件中最重要的是《纪念昂利》，它提出了各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被撕成碎片，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玛尔斯亚斯(Marsyas)一样；雷纳克应该被生烹；犹太人都应该被油炸，或用针慢慢刺死；他们应该被“割礼一直割到头颈”。一群军官很不耐烦地说，要试制一种新枪，对付国内十万名犹太人。为此捐款的人中有一千多名军官，其中包括四名现役将军，还有国防部长梅尔西埃。令人吃惊的是名单上有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甚至也有犹太人。上层阶级深知，暴民是同他们互为一体的。甚至还有一名犹太历史学家，虽然他亲眼所见使他预感到，一旦暴民们统治了街道，犹太人就不会安全，但他仍然在私下里钦佩地称赞说是“伟大的集体运动”。这只能表明，大多数犹太人在社会中扎根有多深，而这个社会正要消灭他们。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如果伯尔那诺将反犹主义描述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概念，那么就暴民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正确的。这在先前的柏林和维也纳已经试验过了，艾尔沃特(Hermann Ahlwardt)和斯多克尔，肖纳勒和路埃格尔，但是论功效，明显地都比不上在法国。在暴民们眼睛里，一切被他们嫌恶的事物中，无疑犹太人是可以教训一下的目标。如果他们仇恨社会，他们可以针对社会容忍犹太人的方式；如果他们仇恨政府，他们可以针对保护犹太人的方式，或者故意视犹太人与政府为合一的。虽说假设犹太人是暴民们唯一猎取的目标是错误的，但犹太人必然是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暴民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就必然转向议会外的行动。再者，他们总是倾向于在那些运动及其影响中寻找政治生活的真正力量，它潜而不显，隐藏在场面的背后。母庸置疑，犹太人在十九世纪落入这个范畴，就像共济会(Freemasonry)(尤其在拉丁国家)和耶稣会一样。当然，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真正构成一个秘密社会，用异常巨大的阴谋来控制世界。但在事实上，它们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公开化，都未能纳入正式的政治范围，其运作方式只能是游说、聚会，以及告白，自从法国革命以来，这三个群体俱有可疑的名声，在欧洲暴民眼中都是世界政治的轴心。在德雷富斯事件的危机期间，它们各自都能利用这一流行观念，回斥其它两方阴谋控制世界的指责。“秘密犹太”的说法无疑是某些耶稣会会士的发明，他们选定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1897召开)看作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核心。同样地，“秘密罗马国”是针对反基督教会的共济会成员，或许也是对某些犹太人不加区别的诬蔑之辞。暴民的反复无常是天下闻名的，德雷富斯的反对者们终于悲哀地认识到这一点。到1899年时，风向变了，以克列孟梭为首的一小群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带着复杂的感情突然明白，有一部分暴民是他们这一边的盟友。在某些人眼中，剧烈争论的双方现在好象“两帮旗鼓相当的暴发户竞相争取得到暴民的承认”，而雅各宾派克列孟梭的声音却成功地使一部分法国人回到了他们最伟大的传统道路。因此使大学者埃米尔．杜克劳(Emile Duclaux)可以这样写道：“在全体人民面前表演的这出戏剧，又被报界煽动到热点，使整个民族最后都加入了，我们从中看到，恍如古代悲剧中的歌队和反歌队在互相叫嚣。全世界是一个剧场，而法国则是舞台中心。”军队由耶稣会引导，并由暴民协助，进入了充满胜利信心的阶殴。政界准备反击，但是未能奏效。反犹主义的报纸公布巴拿马丑闻中受贿官员的名单，雷纳克交出的那份名单使人们缄默了。一切都使胜利显得不费吹灰之力。第三共和国的整个社会与政治家们，各种丑闻和各种事件，制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失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他们不可能同自己制造的这个阶级作战；相反，他们采用了暴民的语言和观点。耶稣会通过军队，压倒了腐败的政界力量，于是铺平了通向一场不流血政变的道路。既然当时只有德雷富斯家族用古怪的方式试图营救他们的亲人出魔鬼岛，既然当时只有犹太人关心他们在反犹的沙龙，以及更反犹的军队中的地位，那么一切事情当然都对准了这个方向。犹太人显然不会攻击军队或社会。犹太人的唯一愿望不就是想继续被社会接受、却在军队内遭到磨难吗?在军队或平民的圈子里，谁也不需要因此而有一个不眠之夜。当秘密泄漏时，参谋总部情报部门里坐着一名高级军官，他尽管有着良好的天主教背景，在军队里前途无量，对犹太人也有“适当”程度的嫌恶，但还未信奉“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所以就显得不协调。这样的一个人，完全脱离社会宗派，没有职业野心，他就是皮卡特，他那种单纯、平静、政治上不谋私利的精神，不久就让参谋总部受够了。皮卡特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烈士。他只是普通类型的公民，对公共事务也只有一般兴趣，他在危险时刻(虽然并没早一点)挺身而出，就像执行他的公务一样保卫他的国家。但是，当拖延迟疑良久之后，克列孟梭最后认定德雷富斯无罪，相信共和国正于危险中时，这件事的目标就变得严肃了。斗争刚开始时，只有几个著名作家和学者为一个抽象目标而挺身，例如佐拉、阿那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杜克劳、历史学家加百列尔．莫诺德(Gabrie Monod)、师范学校图书馆长卢西安.赫尔(Lucien Herr)。这里还须加上当时不出名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后来以《半月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而名载史册。不过克列孟梭的盟友也只有这些了。没有一个政治团体、也没有一名著名政治家准备与他并肩作战。克列孟梭的道路之伟大意义在于他的斗争不是针对一次具体的司法错误，而是基于正义、自由、人权道德等“抽象”观念。总之，它的基础是那些以往构成雅各宾派爱国主义的中心概念，那些曾被污脏不堪的事物所攻击的概念。随着时间消逝，面对威胁和失望，克列孟梭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真理，并将真理化为各种具体要求，而更“具体的”民族主义者则衰退。像巴黑之类的追随这曾经比评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迷失在“一堆形而上概念”中，现在也开始明白，抽象的“老虎”比起那些劣等商人的有限智能或宿命论知识分子的贫乏传统，事实上更接近政治现实。关于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者的具体道路引向何方，有一个很有价值的故事对此作了描述：在法国战败之后，查理．莫哈在一次和一位女星占家坐飞机飞往南方途中，听女星占家对他解说近期发生事件的政治含义，并劝他同纳粹合作，他感到了一种堕落的“恐怖和愉快”。在逮捕德雷富斯之后、克列孟梭发起运动之前的三年里，反犹主义无疑取得了地盘，反犹主义报纸的发行量也能同几家主要的报纸匹敌了，但是街头仍然沉寂着。直到克列孟梭在《黎明报》(L'Aurore)上发表文章、左拉发表了《我控诉》、赫内上诉法庭开始了沉闷的继续审讯和重审时，暴民们才喧闹着加入了行动。德雷富斯派(他们是少数派)的每一次出击之后，街上必有一次程度不同的骚动。暴民是由参谋总部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很明显。审讯情形从军方直通向《自由论坛》报，通过编辑们的文章或个人介入的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发动学生、君主专制主义者、冒险家、甚至歹徒，将他们推向街头。只要佐拉说一句话，马上有石块砸破他的窗户。只要修雷尔-凯斯纳给部长一写信，他就会立即在街上遭人痛殴，而报纸上却粗俗地攻击他的私生活。所有人都认为佐拉如果遭到起诉，而又被宣判无罪，那么他休想活着离开法庭。“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响彻全国。在里昂、赫内、南特(Nantes)、图尔(Tours)、博尔多、克列蒙-费朗特(Clermont-Ferrant)、马赛——事实上到处如此——都爆发了反犹的骚乱，无一不是出于同样的根源。在同一天、同一时间到处并发群众的愤怒。在盖亨的领导下，暴民中间夹杂了军人。反犹的突击队出现在街头，使每一个同情德雷富斯的集会都毫无例外地以流血告终。而警察都公然与暴民同谋。反德雷富斯派中最现代的人物或许当推朱尔斯．盖亨。他在经商破产后，以密探为职业开始了他的警察生涯，此人具有天生的纪律和组织才干，这是地下社会不可缺少的标志。由此他在后来得以转入政治渠道，成为“反犹主义同盟”(Ligue Antisémite)的发起人和首脑。上流社会在他身上发现了第一位犯罪英雄。资产阶级社会奉承盖亨，清楚地表明了在道德和伦理准则方面，它背离了它自身关于善的标准。在这个“同盟”背后有两名贵族——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 莫雷侯爵(Marquis de Morès)。后者在美国丧失了财产，于是以组织巴黎的屠夫成立一个杀人大队而出名。这些现代运动倾向的活动中最显突的一次是对所谓夏勃洛尔要塞(Fort Chabrol)滑稽式的包围。正是在这里，这第一座“褐色宫殿”里，当警方最终决定逮捕反犹主义同盟的领袖时，同盟的菁英们在此聚会。房子的结构从建筑角度来看是十全十美的。”窗户都有铁制护窗板保护。从地下室到顶楼天花板装有一个电铃系统。宽大的前门总是上锁并拴紧，里面距离五英尺左右有一个高大的铸铁格栅。大门和格栅之间，右边是一扇小门，也是铁板制的，门后的信道上布置着从屠夫中精选的卫兵。日夜把守。”挑唆起阿尔及利亚计划的麦克斯．雷吉斯(Max Régis)是名列现代史的另一个人物。正是这位年轻的雷吉斯曾经号召兴高采烈的巴黎暴民“用犹太人的血浇灌自由之树”。雷吉斯代表的那一部分运动期望用合法的议会手段来取得政权。根据这个计划，他自己当选为阿尔及尔市长，并利用他的地位放纵屠杀，造成数名犹太人被杀，犹太妇女被强奸，犹太人的商店遭洗劫。也正是由于他的提携。最著名的法国反犹分子、颇有文化修养的德鲁芒坐上了议会的交椅。这一切情况中显出新意的并非暴民的活动；因为暴民的例子先前已多得不可胜数。在当时显出新意并且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是暴民的组织化，以及其领袖所享有的英雄崇拜。巴黑、莫哈、多代特(Léon Daudet)等人无疑共同构成一种青年知识分子菁英，暴民变成了他们听采纳的“具体的”民族主义的直接代表。这些人藐视民众，自己也只是最近才从没落颓废的唯美主义崇拜中脱离出来，他们从暴民身上看到一种刚强的原始“力量”的生动表现。他们用理论证明暴民就是民众，将暴民的领袖说成是民族英雄。正是他们的悲观哲学以及他们对毁灭的欣喜，首先显示了欧洲知识分子濒临崩溃的迹象。连克列孟梭也未能摆脱将暴民等同于民众的诱惑。特别容易使他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工党一贯对“抽象”正义(justice)问题的含糊态度。没有任何政党，包括社会主义者，会要将正义本身变成一个问题，“不管如何，支持正义是文明人之间唯一牢不可破的纽带。”社会主义者代表工人的利益，机会主义者代表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主义者(Coalitionist)代表天主教上层阶级，激进派代表反教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一大优点是以一个内部统一团结之阶级的名义发言。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内部分裂成无数集团和派系的社会。他们从本质上首先关心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无须为人类团结的更高责任烦恼，也不知道自治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们的典型态度表现在朱尔斯．盖斯德(Jules Guesde)——在法国社会主义党派中与饶勒斯地位相等的人物——的话里：“法律和荣誉只是空话。”民族主义者的思想特征是虚无主义，但是它并未主宰反德雷富斯分子的头脑。相反，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和许多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例如盖斯德——说的却是同样语言。假如天主教刊物(十字架)(La Croix)评论说“德雷富斯无罪还是有罪已不再是个问题，问题只在于谁胜利了，是军队的朋友还是军队的敌人，”那么，德雷富斯派同样也可以修改这句话来表达意见。不仅暴民，而且连相当一部分法国民众也都宣称。他们根本不关心是否应该根据法律将某一群人逐出全体居民的范围。一俟暴民开始了反对德雷富斯派的恐怖行动，他们发现面前打开了一条道路。正如克列孟梭所证实的，巴黎的工人们几乎不关心整个事件。如果资产阶级内部互相争吵，他们认为这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利益。克列孟梭写道：“他们根据民众的公开要求，向全世界宣布“民主”的失败。主权民族通过民众显示自身的正义是至高无上的。不可否认，恶与民众共谋……民众不是上帝。任何人都能预见到这个新的神总有一天会垮台。一个集体暴君，遍布大地，它像帝王宝座上的一个单个的暴君一样，令人不能接受。”克列孟梭最终使饶勒斯相信，侵犯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侵犯了所有人的权利。但是他在这方面成功，仅仅是因为作恶者恰巧是自法国革命以来民众的宿敌，即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这是在反对富人和教士，不是为了共和国，不是为了工人们最终带上街头的正义和自由。的确，饶勒斯的演讲和克列孟梭的文章令人回忆起对于人权的旧日革命激情。的确，这种激情的强烈程度足以推动民众投入斗争，但是他们首先应该相信，与斗争命运攸关的不仅是正义和共和国的荣誉，而且还有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认为卷入资产阶级的内部争吵或担忧拯救共和国等等都是一种错误。佐拉，这位最热爱民众的人，最先使工人脱离这种冷漠心态。但是，在他那篇著名的控告共和国的文章里，他也是最先背离了精确描述政治事实的原则，顺从了暴民的激情，提出那个吓唬人的“秘密罗马国”的话题。这件事情克列孟梭是很勉强地提起的，而饶勒斯却很热心。佐拉的真正成绩从他的小册子里很难看出，这就是他坚定无畏的勇气，用一生和著作使民众走向“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地步，他挺身而出，挑战、战斗，最后征服群众，但他像克列孟梭一样，一直很难把群众中的民众和暴民区分开来。“人生来就是要反抗最强大的君主，拒绝向他们低头，但是很少有人生来为了反抗多数人，在误入歧途的群众面前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对疯狂举动，要他说‘是’时他敢于说‘不’。这个人就是佐拉!”《我控诉》刚刚发表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正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纠正德雷富斯案的判决。但是只过了五天，三十二名社会会主义者政府官员出面声明，“阶级敌人”德雷富斯的命运同他们无关。这项声明背后有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的大批成员支持。尽管这支队伍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观点分裂，但这个党派仍有足够的德雷富斯派成员。阻止了反犹主义联盟控制街头。有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会议甚至称反犹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反动”。然而在几个月后，当国会举行选择时，饶勒斯落选了，未几，战争部长卡凡涅克(Jean-Baptiste Cavaignac)在内阁发表谈话，攻击德雷富斯，声称军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议员们投票表决将他的谈话在巴黎公开张贴，只有两票反对。同年十月，巴黎发生大罢工，德国驻法大使孟斯特(Münster)准确而自信地向柏林报告说，“至于广大民众，他们根本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罢工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只有这件事才能使他们斗争到底。至于德雷富斯案件，他们从未在脑子里想过。”那么，德雷富斯的支持者是谁?那热心倾向佐拉的《我控诉》、虔诚地跟从克列孟梭撰写的社论的三十万法国人是些什么人?是谁最后成功地使法国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家庭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答案是：他们既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同质团体。应该承认，他们吸收了社会的下层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他们之中比较多的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的混合体。例如佐拉和贝圭(Charles Péquy)，饶勒斯和皮卡特，这些人紧接着就会分道扬镳。 “他们来自毫无共同点的各个党派和宗教团体，甚至还互相冲突。……这些人互不相识。他们争斗过，有时还会再争斗。可别误以为这些人都是法国民主的“菁英人物”。”假如克列孟梭当时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只有追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法国民众，那么他后来的事业就不会落入宿命的骄傲。他在德雷富斯事件上的经历使他对民众产生了绝望，使他蔑视人类，最后他相信唯有他才能拯救共和国。他不能再屈耸向暴民的古怪行为喝采。因此，一旦他将暴民等同于民众，他确实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迫使自己走上那条使他后来更为突显的冷酷和超然的道路。法国民众的每一个家庭都明显地发生了分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工党的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其余的党派，以及国会中的不同集团，在重审案件风波之初就顽固地反对德雷富斯。但是这一切只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选民的真正观点，社会主义者同样也不统一，却赢得了几乎所有各部分的民众。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一个少数派，响应克列孟梭关于正义的呼吁，这些各不同质的少数派组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他们同军队及其支持与共谋的腐败的共和国斗争，这是从1897年底到190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间法国国内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场斗争完全是在国会之外进行的。在那个所谓的代表大会里，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带有劳工或资产阶级色彩，在1898年时，竟然只有两名议员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饶勒斯未能重新当选。围绕着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仅表现在暴民的行为必定沿着国会外的路线，而且全体少数派成员为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时，同样不得不被限制在内阁之外从事战斗。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利用了街头，一个利用了报纸和法庭。换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国会。即使国会几次投票支持军队、反对重审案件，也无法改变这个结论。值得记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当国会的观点开始转变时，国防部长格里菲(G．A．A．Galliffet)才能够忠实地宣布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绪。另一方面，投票反对重审也不能看作是认可耶稣会和某些激烈的反犹分子试图在军队的协助下发起政变的政策。而应该说，这归因于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企图的抵制。事实上，内阁也同样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抵制军方一教士专政。那些国会议员懂得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与利益所在，自然急于维持现状，因为现状维系着他们的“志业”与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众同样要求他们的代表照顾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竞选宣传中，提及这个案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反犹主义，那么德雷富斯派当然就毫无指望了。从事实来看，在竞选期间，他们早已从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然而，连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愿将这个政治问题拖进竞选活动。的确，饶勒斯正是坚持将它当作自己的竞选纲领，所以失去了议员位子。如果说，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争取了各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审案件，那么天主教徒们的行为则是一种阻力；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意见分歧。耶稣会在操纵贵族阶级和参谋总部时所做的事情，圣母会在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也做了，它的舆论喉舌《十字架》在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杂志中发行量最大。这两个教派都围绕犹太人间题鼓噪反对共和国。它们都表白自己是军队和国家的维护者，反对“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是，更触目的是，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态度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报纸，它们团结一致反对德雷富斯。“所有这些报纸都在上级的指挥下不断地往前走。”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国反对犹太人的活动遵循着一条国际路线。《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称，应该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国家中驱逐犹太人。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犹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机会。如果英国从法国手里抢去埃及一事应该责怪犹太人的话，那么，英美联盟运动当然起因于“罗斯希尔德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在法国，一旦那桩特殊事件降下帷幕，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国公众舆论也转向了，因为害怕这件事会造成对世界博览会的联合抵制，这时，要想阻止反犹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奥八世(Pope Leo XlII)会面一次就可以了。即使在美国，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别热心，1897年以后，在天主教报纸上也可以发觉反犹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然而在同利奥八世会面之后，这种情绪在一夜之间平息下来。天主教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工具的“伟大策略”流产了。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他们没有国家，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它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于把握住这一事实。伯纳德．拉查尔写道：“拒斥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这对于他们犹嫌不够；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凭自己意欲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佐拉的顾问拉博里在赫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疑点的争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他们认为，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德雷富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也就是服罪了。犹太人未能看清，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克列孟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如果不同时考虑到，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作斗争，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反犹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但是克列孟梭从为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那怯弱畏缩的人(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钦服强者，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㈥赦免及其意义“德雷富斯”这出戏剧直到它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克列孟梭的每日评论、佐拉的怜悯、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向有利于德雷富斯的方面转化，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同是这一个国会，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了对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沃尔德克-罗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内阁掌权利，卢贝特(Loubet)总统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销了整个案子。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业部长。国会变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这就是结局。当然，对于克列孟梭来说，这是一场失败。在苦涩地收场时，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暧昧的特赦。佐拉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句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将高尚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是饶勒斯。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这不是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最终露出了真相。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富斯派。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对六十票否决了，甚至连克列孟梭自己当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它不敢将重审托付给一个普通法庭。通过上诉法院而(不合法律手续的)宣判无罪，这是一种折衷之计。然而，克列孟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教会和军队的胜利。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禁止教区学校，结束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同样，将情报部门划归国防部，亦即归属非军方当局，这就剥夺了军队对内阁和议院的威慑性影响力，也剥夺了它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权力的借口。1909年，德鲁芒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他的反犹主义立场曾经受到天主教会的赞扬，也受到民众的肯定。但是，此时这位“自傅斯台尔(Fustel)以来最大的历史学家”(拉美特利[Jules Lemaitre]语)不得已而听从马塞尔．普烈佛斯特(Marcel Prévost)(色情小汉《半处女》[Demi-Vierges]的作者)，这位新的“不朽者”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杜拉克(Du Lac)的祝贺。甚至连耶稣会也停息了它同第三共和国的争吵。德雷富斯案件的结束标志着教会反犹主义的收场。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折衷方法，不经过正常审理而使被告洗刷罪名，同时限制了天主教组织的活动。伯纳德．拉查尔要求使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而国家允许犹太人享有各种例外权利，却威胁着天主教良知的自由。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结果使犹太人问题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张都因此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使十九世纪的各种潜在力量载入史册的唯一事件就此结束了。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地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