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权力欲的冲动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有智力方面的区别，有感情方面的区别。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蟒蛇吃了就睡，直到食欲再起。如果别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的食料不够充足，或是因为它们惧怕仇敌。动物的各种活动，是由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这两个需要所迫切要求的范围。这一点很少例外。至于人，情形就不同了。固然，大部分人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而被迫辛勤工作，很少有余力追求其他目的；但生活有保障的人，却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薛西斯⑦远征希腊的时候，并非缺吃少穿没有妻安。牛顿自从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校务委员时起，物质享受就有了保证，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圣芳济⑦和罗耀拉③也不是为了摆脱贫困才需要创建教派的。这些都是著名的人物，但同样的特性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出现在一切人的身上，只有少数异常懒散的人是例外。某甲的妻子深信丈夫在事业上会取得成功，不愁流落到贫民习艺所里去，可是她喜欢穿得比某乙的妻子澡亮，虽然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就能预防肺炎了。如果某甲能受封为爵士或当选为议员，她和丈夫就会格外高兴。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假如这些胜利被认为可能实现的话，人们就会作出努力去实现它们。想象是驱使人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继续奋斗的一种力量。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有机会能这样说："要是我现在死去，那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怕我的灵魂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此生此世，再也不会有同样令人欣喜的事了。"当我们处于难得的十足幸福的境界时，很自然地会像奥瑟罗②一样，希望死去，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满足是不能持久的。能使我们的幸福持久的东西，在人类是不可能有的；只有上帝才能有全福，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世间的王国要受其他王国的限制；世间的权力要被死亡打断；世间的荣誉，纵使我们建筑了金宇塔或"与不朽的诗歌匹配良缘"，也将随时代的变迁而衰失。在权力与荣誉都很微小的人看来，似乎只要再多一点权力和荣誉就会使他们满足，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因为这些欲望是无厌的、无限的，只有在上帝的无限之中，才能休止。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犹如弥尔顿作品中撤旦那种人物⑦，兼有正邪双重性格。所谓"邪"，我的意思是指不依托于宗教信仰的性格，也就是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正与邪的伟大结合，在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身上发现。正是由于这种情形，社会合作不易实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而以上帝自居。因此就产生了竞争，需要妥协与统治，产生了反抗的冲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因此就需要道德来对目无政府、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加以抑制。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两者虽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同：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而英王的荣誉则多于权力。但是，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情形更是如此。大体说来，荣誉欲所导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上这两个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本的动机。马克思也同此见解。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当追求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这种欲望也就有限得很了，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真正所费不菲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有这样一些商品，例如用贿赂收买来的立法机关，或陈列着专家精选的画坛大师作品的私人画廓--这类"商品"之所以为人所追求，是为了权力和荣誉，而不是为了里面有设置舒适供人栖息的场所。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证的时候，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他们可以把追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权力的发展；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他们的基本动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到误解。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一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在本书中，我打算证明：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孤立地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力(例如财富)，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正如单研究一种形态的能，在某些方面是会有缺陷的，除非也兼顾到其他的形态。财富可以从军权中产生出来，也可以从影响舆论的势力中产生出来，正如这两者中的任何-个也可以从财富中产生出来一样。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是我们只能用权力而不能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权力来说明的规律。从前，军事权力被看成是孤立的，因此战争的胜败好像只是决定于将领们的意想不到的本领。如今，经济权力通常被看成是派生其他-切权力的根源：这个错误，我认为与那些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同样巨大；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已使他们似乎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宣传是权力的根本形态。这个意见毫不新颖，例如在"真理伟大、必胜"以及"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④等等传统的名言中，就已体现了这种见解。这种见解和前面所说的纯军事观点或纯经济观点，具有等量的真理，也具有等量的谬误。假如宣传能形成一个近乎一致的意见，那么，宣传诚然可以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但是握有军事或经济权力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他们的权力使用在宣传方面。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权力和能一样，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应该是补会科学的任务。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如今特别是经济权力这一形态--孤立起来的企图，一向是而且仍然是许多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的根源。就权力而言，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首先，在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各社会是不同的。例如由于组织的增强，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要大。其次，就何种组织最占势力这一点来说，各社会也是不同的：军事专制国家、神权国家、财阀统治的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第三，在获取权力所用的方法上，各社会也是不同的：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显要的人物，高级教士所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民主政治产生第三种，战争又产生第四种。假使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在人数上不受社会制度(例如贵族制或世袭构君主制)的限制，那么，一般说来，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的人，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由此可以推论，在权力向大家开放的那种社会里，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人的人所占有。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但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而且也为其他动机所限制，例如爱安逸、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力欲的余地。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引起社会变革的，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革的那些人。因此，爱好权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些人的一种特性。当然，假如我们把爱好权力当作人类唯一的动机，那也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还不致象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方面所容易造成的错误那样使我们完全迷失方向，因为爱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所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社会动力学的规律--我主张--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为了发现这些规律，首先要把各种形态的权力进行分类，然后回顾历史上个人和组织如何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例。我将始终抱着这样的双重目的：一是对一般的社会变革提出我认为比经济学家所讲授的更为恰当的分析意见；另一是使现在和可能的不久的将来更容易理解，使其可理解的程度高于想象力受十八、十九两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那两个世纪在许多方面有它们的独特之处，而我们现在似乎在好多地方正在恢复更早时期所流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它的需要，就必须理解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并不过分受十九世纪原则支配的可能的进步。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的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即使在宗教方面，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的。尼采谴责基督教宣扬奴性的道德，但目的总是获取最后的胜利。"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世界。"有一首著名的赞美诗更加清楚地说明：为了获取王冠，季度出发征战。他的鲜红的旗帜卷向远方。谁追随在他的后面？谁最能克服苦痛，体验他的忧患。谁耐心的背着他的十字架？谁就追随在他的后面。如果这时奴性的道德，那么，每一个在战争中保守严酷锻炼的雇佣军人，或每一个在选举中竭力活动的一般政客，都可以算作是奴隶了。但事实上，在没一种真正的合作事业中，追随者在心理上并不比领袖有更多的奴性。正因如此，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才能为人们所忍受。这些现象之不可避免，是组织工作所造成的，而且，社会越是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这些现象就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减少。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急得远古时代。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的需要，部分是由于人类本性中的某些因素。大多数的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要改一所房屋，就要有人在设计方面做出决定；要在铁路上行驶火车，行车的时刻表就不能有司机去随意制订；要建筑一条新的公路，就要由人决定它的路线。即使是一个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也毕竟是一个政府，因此，根据与心理无关的理由，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可是，为什么这时可能的呢，特别是为什么实际的权力不均现象超过了根据法律而成立的原因所必然造成的不均现象呢？这些事实只能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求得解释。有些人的性格促使他们总是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的性格则促使他们总是服从。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广大的普通人，他们在某种情形下了乐于发号施令，在另一种情形下有宁愿服从领袖。阿德勒在《理解人行》一书中，分辨出温顺的人性和专横的人性两种类型。他说："屈从的人按照别人所订的规则和法律生活，这种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卑屈的地位。"他又说，与此相反，属于专横一类的人总是要问："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都出现了，而且在革命当中上升到极高的地位，阿德勒认为这两种类型至少在其极端情况下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他说："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作用，而且向他们先是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种教育不但产生专横类型的人，而且产生奴隶类型的人，因为它使人感到，在实行合作的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有限度的爱好权力，是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绝对的爱好却是罕见的。一个享有管理家务权力的主妇可能不愿接受一个首相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反之，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不惮处理美国的国家大事，却不能应付家庭中的争执。假如"贝勒罗芬"号军舰遇了险，拿破仑也许会乖乖的听从英国军官的命令，乘坐小艇逃生。人们只要自信能处理当前的事务，就会喜爱权力，但他们一旦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就宁愿服从领袖了。使人服从的权力与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同样真实而普遍存在，它根源于恐惧。在危急的关头，例如在失火的时候，最晚列的儿童也会完全服从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命令。大战爆发时，潘克赫斯特派和劳埃德-乔治达成了和解。在任何存在深刻危机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就是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服从。在这样的时候，很少人会想到革命。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人民对政府也怀有和这类似的感情。有些组织是为了应付危险而设立的，有些组织则不然。有时像煤矿这样的经济组织包含着危险，但危险是偶然的。它们一消除，这些组织就能更加繁荣起来。大体说来，应付危险不是经济组织或处理内政的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但是救生艇和消防队就同海陆军一样是专为应付危险而设立的。就某种比较间接的意义来说，宗教团体亦复如此：它们存在的目的，部分也是为了缓和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微妙的恐惧心理。假如有人想要怀疑这一点，不妨让他想一想下面一节赞美诗：为我而裂开的万世的磐石，让我就藏在你的身上吧；狂涛汹涌奔腾，暴风依然猛烈，耶稣--我灵魂的爱人，让我投进你的怀抱。在服从神意时，人们怀有一种最久远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曾使许多不能为任何人所屈服的帝王屈服于宗教之下。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时人还是神。有一种说法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了，即所谓侵略性也往往起源于畏惧的说法。我想这种论调未免言之过甚。固然，就某种侵略性而言，例如D.H.劳伦斯的侵略性，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我非常怀疑是否海盗的头儿心中对父亲还怀有恐惧的回忆，或者是否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时候，真会觉得它是在遵行母亲的教诲。关于阿提拉或成吉思汗的母亲的生平，我随一无所知，但却有点疑心她们宠坏了各自的爱儿，以至他们长大后觉得世界有时妨碍他们任性，因而对世界产生恼恨。我以为由胆怯而产生的侵略性不足以鼓舞伟大的领袖；我要说伟大的领袖都有非凡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不仅呈现在外表上，而且深入到潜在的意识中。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自信心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在历史上，最普遍的途径之一就是具有世袭的发号施令的地位。例如，读一下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表的言论，你就可以看出君权盖过了女性，并使她相信她懂得必须做什么，同时也通过她使全体英国人民相信她知道必须做什么。这就不是但村一个平民所能希望做到的了，就她的情况来说，国家和统治者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这就是她所以能成为"好女王贝斯"的原因。她甚至能颂扬她的父亲而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毫无疑问，发号施令的习惯使她用于负担起责任并且能当机立断。一个氏族，如果有一个世袭的领袖，也许会比用抽签方法选举起领袖有更好的作为。另一方面，想中世纪教会那样的团体是以功绩显著、通常都担任过重要植物因此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由而选举起领袖的，一般说来，这种团体的成绩要比同时期的世袭君主国好些。历史上有些最能干的领袖，是在革命的形势下崛起的。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那些使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获得成功的因素。三个人都是在国家困难的时期统治着各自的国家，并获得能干人的衷心支持，而这些能干的人并不是天生具有愚从别人的性格的。这三个人都有无穷尽的勇气和自信心，还有他们的同僚所认为的在困难时刻的健全判断力。然而在这三个人当中，克伦威尔和列宁属于同一类型，拿破仑则属于另一类型，克伦威尔和列宁都是具有深厚宗教荥阳的人；他们自信是具有超人决心的被指定的执政者。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力欲无疑的是合乎正义的，并且他们很少计及权力的报酬（例如豪华和安逸），因为一计及报酬就和他们的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包袱不相调和了。列宁的情况尤其是如此，因为克伦威尔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陷入罪恶之中了。不过就这两个人而言，是他们产生勇气并能吸引其追随者坚决信从其领导的，正是信仰和优异才干的结合。与克伦威尔和列宁两人相反，拿破仑是军事冒险家的最高典范。法国革命适合她的胃口，因为法国革命替他创造了机会；但除此以外他就对革命漠不关心了。尽管拿破仑满足了法国人的爱国心，并且以这种爱国心为靠山，但是对他来说，法国也正如革命一样，仅是向他提供的一个机会而已；在年轻的时候，它甚至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要为科西嘉而对法国作战。他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任何性格上的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军事上的专门技能：在别人本来要吃败仗的场合，它却取得了胜利。在胜败关头，例如在雾月十八日，和在马伦哥战役，他是靠别人取得成功的；但是他的惊人的天才是他能把他的助手的功劳据为己有。法国的军队里有很多青年野心家；使拿破仑能在别人失败的场合获得成功的，是他的聪明，而不是他的心理状态。至于他迷信自己的运气（这一点终于引起他的失败），则是他的许多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原因。说起我们这个时代，希特勒在心理上应纳入克伦威尔和列宁这一范畴，墨索里尼则应属于拿破仑这类的人物。军事冒险家或海盗首领这种类型的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要比"科学的"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来得重要。有时候，它像耨难以阳，在并非专为个人打算的人群之中，也能成为领袖。法国的革命军曾把自己看成欧洲的解放者，并被意大利人和德意志西部许多人看成是解放者，但拿破仑只不过做了一些看来有组与自己前程的解放行动而已。这种人往往也不以大公无私的目的为借口。亚历山大也许曾着手对东方进行希腊化的工作，但他手下的马其顿人是否对他远征的这一方向颇感兴趣，却令人怀疑。在古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百年中，罗马将军们主要是想得到金钱，同时也是靠分配土地和财务来取得士兵的效忠的。塞希尔.罗兹自称对不列颠帝国报有不可思议的信念，可是这种信念却为他的公司产生了巨额股息；他雇来征服马他贝莱兰的骑兵，也是赤裸裸的用金钱的诱惑召募来的。有组织的贪婪，很少伪装成没有伪装，在世界上的历次战争中都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我们说，普通的温和的公民之所以服从领袖，大都是由于恐惧的心理。不过就一帮掠夺者来说，情形就不是这样，除非他们不再有机会从事和平的职业。领袖的权威一旦确立之后，它可以在反抗者当中引起恐惧，不过在他成为领袖并被大多数人工人为领袖之前，它是不可能引起恐惧的。为了取得领袖的地位，它必须能在自信、果断以及决定正确方针的本领这些权威所由产生的特性方面超乎别人之上。领袖的地位是相对的。凯撒能使安东尼服从，但别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人总觉得政治是难搞的，自己最好是追随一个领袖--他们出于本能并不自觉地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狗对主人一样。假如不是这样的情况，集体的政治行动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来说，是受怯懦性的限制的，而且诺性也限制着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但负责任的习惯可以减少这种怯懦，因此各种责任感都有助于增强权力欲。残暴和敌意的经历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对于容易被吓倒的人，它会产生逃避世人注意的愿望；对于大胆之徒，他会刺激他们去追求能使他们对别人施加暴行而不受他人暴行之苦的地位。在无政府状态之后，势所必然地第一步是专制主义，因为统治与服从这两种天生的机能很容易使它出现。这一点在家庭、国家以及商业方面，都有例可证。平等合作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的时候，自然个人都要力争取得全面的优势，因为这是服从的动力是不发生作用的。有关各方几乎必须一致忠于他们本身以外的某一原则。在中国，儒家的忠于家族的思想，使家族企业常能取得成功；而不属入个人的合股公司就往往无法经营，因为没有一个人非对其他股东效忠不可。在通过协议来进行管理的情况下，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对法律、国家或个方面所共同遵守的某项原则有普遍的尊重。教友派的教徒若有疑难问题必须解决时，并不举行表决来取决于多数，而是开展讨论，直到获得那种通常认为是圣灵所启发的"会议的精神"为止。就他们这种情况而论，我们碰到一个异常一致的团体，但没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讨论进行管理是行不通的。要做到通过讨论来进行管理，就需要足够的团结精神；而足够的团结精神在一个家族--例如富格尔家族或罗特希尔德家族--中，在一个小的宗教团体--例如贵格会--中，在一个野蛮的部落中，在一个发生战事或眼看要发生战事的国家中，都不是很难产生。但外来的压力也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同一团体的成员因为害怕一个个被绞死而团结起来。共同的危险最易产生团结，但这还不足以解决整个世界的权力问题。我们希望防止种种危险（例如战争）而危险却是今天团结的原因，但我们有不希望破坏社会合作。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心理上都难以解决。如果我们可用类推法来判断，那么，这个问题如由某一国家实行一种初步的专制制度是很可能得到解决的（如果真可以解决的话）。既然各国已经习惯于自由否决权，国际间的自由合作就像瓜分前的波兰贵族之间一样很难实现。前者同后者一样说明，人们很可能认为毁灭要比尝试更为可取。人类是需要治理的，但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只愿意服从专制主义。我们因此必须首先想法把政治弄稳当，哪怕是专制政治也好，只有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治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希望有效的使它成为民主政治。"绝对的权力对于建立组织是有用的。社会的压力则要求把权力用来维护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这种压力的发展尽管是比较缓慢的，但也是实在的。这种压力在宗教史和政治史上连续不断，如今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前面我已讲过发号施令的和服从的两种人，但还有第三种类型，那就是遁世派。有些人有拒不服从的勇气，但没有发号施令的迫切要求。这种人不容易适应社会结构；他们好歹设法寻求遁世的场所，一边享受或多或少的孤独的自由。有时候，具有这类气质的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基督徒和北美洲的拓荒者代表第三类型的两种人。遁世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它有时需要像隐士居处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有时则需要像修道院那样集体过孤寂的生活，在精神上的遁世者当中，有人是其名不彰的教派的信徒，有人热衷于无害的癖好，也有人致力于研究深奥而无关重要的学问。在物质上的遁世者当中，有探寻文明世界边缘的人，也有像"亚马逊河的博物学家"贝茨那样的探险家，它完全生活在印第安人当中愉快的过了十五年。隐士气质中的某些部分也是多种美德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使人能抵抗时尚的诱惑，不顾世人的冷漠和仇视而坚持某种重要工作，并形成了许多与流行的谬见相反的见解。在遁世派当中，有些人并非真正不关心权力，而不过是不能用寻常的手段取得权力而已。这种人可以成为圣徒或异端的祖师，也可以成为新的教派或文艺流派的创始人。它们常常吸引许多喜欢服从而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做他们的信徒；反抗精神是他们不落前人的窠臼，而喜欢服从有易于引起他们不加批判的接受新的信条。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就是这一类人物的例子。真正的遁世就与此截然不同。忧郁的雅克就是这类人物的最好的例子。他和好公爵已通过这流放的生活，因为那是流放的生活。后来他又和坏公爵一道留在森林里而不回宫廷。许多北美的拓荒者忍受了长期的艰苦和贫困，但当文明大道他们的地区时，他们就立刻卖掉自己的田园，有往西迁移。对于这类气质的人，世界所能给予他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他们有些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些人陷入一种乖僻的、反社会的哲学的泥坑里。和这班人接触太多，会使人产生厌世的心理，当孤独的生活不能获得的时候，厌世的心理就自然求助于暴力了。在怯懦的人当中，组织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由于对领袖有服从的心理，而且由于身处人人感受一致的人群之中，就会产生安然的感觉。在热烈的公共聚会上，如果一个人赞同这个集会的宗旨，它就会产生与热情和安全感像结合的得意之感；这种大家所共有的感情愈来愈强烈，直至排斥其他一切感情，只剩下由自我的多倍增长而产生的洋洋得意的权力感为止。集体的兴奋时一种美妙的陶醉状态，身处其中，很容易忘却稳健、人情甚至自卫，而残暴的屠杀与英勇的殉道是同样可能发生的。这种陶醉和别种陶醉一样，一旦感受其乐趣，就很难加以抗拒，但最后总会对它冷淡和厌倦。如要恢复先前的那种激情，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虽然领袖并不是产生这种激情的必要因素（因为这种激情也可以由音乐或群众目睹的一桩令人兴奋的事件引起），但一个演说家的辞令却是诱发这种激情的最便当和最普通的手段。所以集体兴奋的快感乃是形成领袖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领袖并不一定也要具有他所激起的那种感情；他可以像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安东尼那样暗自思量："现在让它闹起来吧；一场乱事已经发生，随它怎样发展下去吧。"但是，领袖除非有能力控制其追随者，否则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他势必要择取易于使它成功的形势和群众。最好的形势时有相当严重危险的形势，这种危险足以使迎危向上的人觉得自己勇敢，但又不十分可怕，不至于使恐惧占上风。例如，与一个被认为是强大而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发生战争时就是这样的形势。当熟练的演说家希望激起战斗情绪的时候，他要在听众中造成双重的信念：在表面的一层，他要夸大敌人的力量，使听众认为必须有很大的勇气才能与敌人斗争；在较深的一层，他要使听众有坚定的胜利信心。像"公理必定战胜强权"这样的口号就体现着双重的信念。演说家所希望得到的群众应是这样的群众：它们易被感情所激动而不善于思考，他们起初充满着恐惧而随后又充满着仇恨，他们不耐烦使用缓慢和渐进的办法，他们既被激怒又满怀希望。假如演说家不是十足玩世不恭的人，他会养成一套信念来给自己的行为辩解。他将认为，感情是比理智更好的指导者；我们的见解应当用热血而不是用头脑来形成；人生最好的活动范围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假如由他来掌管教育，他的教育内容将是交替的实行严格的训练和集体陶醉，而知识和见解则让冷静地研究无情的科学的人去操心。可是，热爱权力的人并不都是演说家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些人属于与此截然不同的类型。他们对权力的热爱是由于控制了机械而培养出来的。例如，布鲁诺.墨索里尼关于空袭阿比西尼亚的战绩有过这样的记述："我们必须放活焚烧树木葱茏的小山，田野和小村庄......。最有趣的是......。炸弹刚触及地面，就立刻腾起白烟和巨大的火焰，枯草开始燃烧了。我想到了那些动物：啊呀，他们那个跑啊......。炸弹架上的炸弹投完之后，我就开始用手投......。那是再有趣不过的了：一个周围有大树环绕着的村中是不容易其中的。我不得不向草屋顶用心瞄准，到底三次投弹时才命中目标，屋子里得倒霉鬼看到屋顶着了火，都跳出来四散奔跑，就像疯子一样。"被火圈包围的大约五千名阿比西尼亚人死于非命。那简直像是地狱。"演说家需要懂得很多直觉心理学才能获得成功，而墨索里尼式的空军人员只消知道烧死是不愉快的这一点心理学就可以得到他的快乐。演说家时旧式的：以机械装置为权力基础的人是新式的。不过也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你不妨读一读有关迦太基仁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用大象踏死叛变的雇佣兵的记述，这里，迦太基人的心理--虽然不是心理学--是和墨索里尼的心理相同的。不过比较说来，机械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能说明时代的特性。现在，以机械力为靠山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心理学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有极大的可能的而且在量的方面（虽然不在质的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曾受专门技术训练的寡头政治集团，由于控制了飞机、战舰、电站以及摩托运输工具等等，就有可能建立几乎无需笼络人民的独裁政权。飞岛帝国之所以能维持它的存在，就在于它具有使自身置于太阳和一个叛乱省份之间的能力。一群科学工艺家联合起来，能够做出差不多同样激烈的事情。他们能使叛区挨饿，并在鼓励这一地区依靠光、热和电力之后，使它失去这些舒适生活的来源；他们还能在这一地区散布毒气和细菌。要抵抗这一切是全无希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学到了运用机械的本领以后，就会像他们学会怎样看待自己的机器一样来看待人类，即把人看成是没有感情的东西，操纵者能够于己有利的利用法律来加以支配。这种政权之冷酷无情绝非以前任何暴政所能比拟。本书的主题在于研究对人的权力而不是研究对事物的权力，但是在对事物的权力基础上建立一种对人的记述性的权力仍然是可能的。凡是惯常控制强大的机械并通过这种控制而取得支配人的权力的人，多半会对他们的人民抱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看法。这种看法和那些靠说服（不管这种说服是多么虚伪）而取得权力的人对人民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多半都这么淘气过：挑开一个蚁穴，相当感兴趣的观看由此而产生的群蚁奔走的纷乱状况。假如我们从摩天大楼的屋顶俯视纽约街头的往来行人，那么，下面的人就似乎不再是人，而依稀带有一种荒谬可笑的性质了。假如一个人能像朱比特那样用霹雳武装起来，他也许会处于我们扰乱蚁穴的同样动机，把霹雳投到人群当中。这显然就是墨索里尼从飞机上俯视阿比西尼亚人的时候所具有的心情。不妨设想一下，有一个科学化的政府为了害怕暗杀，经常住在飞机上，只是偶然降落到高塔顶上或海上浮筏的降落场上，这样的政府难道有可能深切关怀人民的幸福吗？恰恰相反，可以肯定的说，在一切处于顺境的时候，这种政府要用他看待机器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但当某一事件偶然向它提醒人民毕竟不是机器的时候，它就要像那些由于其原则遭到下属怀疑的人们一样，感到无情的愤怒，并决心用任何最干脆的手段来消除抵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读者可能认为这一切只是不必要的恐怖感而已。要是我也这样认为就好了。我确信，机械力有助于产生新的精神状态，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寻求一些控制政府的方法。由于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可能更困难了，但它也更加重要。拥有庞大机械力的人如果不受任何控制，就可能自命为神--不是基督教的爱的上帝，而是异教的索尔或武尔坎。利奥帕蒂曾把维苏威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景象描写如下：这些地方今天到处是草木不生的火山岩浆，缀饰着凝成石头的熔岩，随着龋龋独行的人的脚步发出回响；蛇懒洋洋的蜷伏在阳光底下，归窟的兔子在石隙间奔忙--这里曾经是快乐的农庄，有耕地、有泛黄的庄稼，也有哞哞叫着的牛羊；这里也有园林和华厦；权贵们优游岁月的乐乡；还有名城重镇，随着那无情的火山口喷出的熔浆,连同它们的居民一起摧毁。如今一切都变成齑粉，在一片荒墟下永久埋藏。现在，人也能造成这种结局--在格尔尼卡就出现过，说不定不久也会出现在迄今伦敦所在的地方。既然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势必要靠这种破坏爬上统治地位，还能指望它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假如遭受着班新神的雷霆破坏的，不是伦敦和巴黎，而是柏林和罗马，那么，经过一番破坏之后，在破坏者的身上还能留下多少人性呢？那些原来具有人类情感的人，难道不会被受抑制的同情心比的发疯，从而比那些根本不需要抑制同情心的人还要来得坏吗？从前，人们把自身卖给魔鬼以求得魔力。今天，他们从科学方面获得这些力量，并且觉得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了。除非能制服权力，使它不是为某一伙狂热的暴君服务，而是为全人类服务，不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也不分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否则世界就没有希望：因为科学已经造成人类不是全体生存就是全体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第三章 权力的形态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因此，权力是一个量的概念。假设有两个具有类似的欲望的人，其中一人除实现了另一个人所实现的全部欲望而外，还实现了其他一些欲望，那么，他就比另一个人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一个能实现这一种欲望，而另一个人又能实现另一种欲望，那就没有精确的方法来比较他们的权力了。例如有两个画家都希望会出好画和发财致富；结果，两人中以一个绘出了好画，而另一个人发了财，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估计谁的权力较大了。不过，大致说来，假如甲所期望的结果实现得多而乙实现得少，那就很容易粗略的说甲的权力是大于乙的权力了。关于权力的形态，有许多分类的方法，各有其功用。首先，权力可以区别为对人的权力和对无生物或非人类的权力。我所论及的将以对人的权力为主，但也必须记住：近代世界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科学帮助我们加强了对物的权力。对人的权力可以根据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的方式或根据与权力有关的组织的类型来分类。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可以通过下列各种方式：甲，对一个人的肉体直接行使有形的权力，例如监禁或处死；乙，以赏罚为诱导手段，例如雇用或解雇；丙，对于一个人的意见施加影响，也就是进行最广义的宣传。在这最后一项里还应该包括利用时机，在别人身上形成你所希望的某种习性，例如利用军事训练，唯一的区别是，在这种情况下，行动的产生无需乎可以成为意见的那种精神的媒介。在我们对待动物的时候，这些权力形态表现的最简单明了，因为人们认为在这种场合是无需伪装或借口的。当一头猪被绳子拦腰缚起，尖声叫着被吊上船去的时候，他就是受制于直接行使在它肉体上的有形的权力。相反，谚语上所说的毛驴追求胡萝卜的故事，那就是我们要使它相信它的行为于自己有利，从而使它按照我们的意图来行动。介乎上面两种情况之间的，可以拿玩把戏的动物为例：赏与罚使它们养成了若干习性；还有一种不同的情况，即羊被诱上船的情况：先要用力把头羊拖过跳板，然后，其余的羊就服服帖帖的跟着上来了。以上所有的权力形态在人类中间也有例可证。那头猪的情形说明军警的权力。驴子和胡萝卜的故事具有宣传的权力的特征。玩把戏的动物表明"教育"的权力。一群羊跟着他们的满心不情愿的首领走，是党派政治的例证。在党派政治下，一个被尊敬的领袖通常总是受派系或党魁的束缚的。我们来把这些伊索寓言式的比喻应用于希特勒的崛起吧。胡萝卜就是纳粹党的纲领（其中包括如废除利息等等）；驴子是中产阶级的下层；羊和它们的首领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兴登堡，猪（仅就其不幸的遭遇而言）是集中营里的受难者，而玩把戏的动物就是几百万致纳粹党的敬礼的人。我们可以把最重要的组织机构，按照它们所行使的不同权力，大体上加以区分。军队与警察执行人身强制的权力；经济组织一般用赏罚来作为鼓励或制止的手段；学校、教会和政党的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的意见。不过这些区别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每一个组织除行使最能表现其特征的权力而外，还行使其他形态的权力。法律的权力可以说明某种复杂性。法律的终极的权力是国家的强制权利。文明社会的特征就在于：直接的人身强制（也受到某些限制）是国家的特权，而法律则是国家对公民行使这项特权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定。但法律使用惩罚，不仅是为了使不希望发生的行动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而且是作为一种诱导的手段。以罚金为例，它并不能使某一行动不可能发生，而只能是它失去效力。而且（这也是更重要的多的一点），当法律不得人心的时候，法律也就几乎没有力量了；例如在美国禁酒期间，或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爱尔兰的多数人民对夜间破坏土地法的人深表同情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因此，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赖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程度，甚至超过它依赖警察权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拥护，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就是我们很有必要来区别一下传统的权力和新树立的权力。传统的权力有习惯势力在它的一遍；它无需时时刻刻为自身辩护，也无需不断证明任何反对势力都没有力量把它推翻。而且，它几乎总是和宗教的或准宗教的信念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表明抗拒是不道德的。因此，传统的权力远比革命的或剽窃的权力更能获得舆论的支持。这就可以产生两种多少有些对立的后果：一方面，传统的权力既然觉得自身安全，就不会去提防叛徒，因而可能避免很多无可置疑的暴政；另一方面，在古老的制度继续存在的地方，掌权者总是容易做出的不义行径，便有古老的习惯作为护符，因而就比在任何希望博得群众支持的新政体之下更为彰明较着。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时代表明革命的暴政，而法国的封建徭役则表明传统的暴政。我把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成为"暴力"。它的特性根传统的权力大不相同。在传统的权力继续存在的地方，政权的性质几乎无止境的取决于它的安全感或不安全感。暴力通常是军事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或为对内的暴政，或为对外的征服。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外征服的重要性，确是很大的，我想要比许多近代"科学的"历史家所愿意承认的来得大。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凯撒以他们的战役改变了历史的全部过程。如果没有亚历山大，也就不会出现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而基督教也就不可能传遍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凯撒，法国人就不可能讲由拉丁语派生的语言，而罗马天主教就简直不可能存在。白中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军事优越性，是军事权力的更加无可否认的明证。武力征服有利于文明传播，非其它任何一种力量所能急。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军事权利也要以某种其他权力形态（如财富、技术知识或狂热）为基础。我并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为例，马尔巴勒的天才乃是战争结局的主要成因，不过，这只能视为例外而已。当一种传统的权力形态结束之后，继之而起的可能不是暴力，而是为人民中的多数或较大的少数所愿意拥护的革命权威。例如在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情况就是如此。华盛顿的权威，丝毫没有暴力的特征。与此类似，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建立了一些新教教会来代替天主教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是由于采用了武力。假如一个革命的权威不想多用暴力而是自身确立起来，它就比传统权威需要远为有力和积极的群众支持。1911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时候，受过外国教育的人士颁布了一部议会制的宪法，但公众对它是冷漠的，因此这个政权很快就变成连年交战的督军们的暴力证券了。后来中国国民党所达成的统一，倚靠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议会主义。与此类似的事情在拉丁美洲也时有发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议会的权威所得到的群众拥护，如果足以使它成功，那就是革命的；但在实际上获得胜利的纯军事权力却是暴力。传统的、革命的和强暴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是心理上的区别。我并不是仅仅因为权力具有古老的形态才称之为传统的权利：他还必须取得群众的尊敬，而这种尊敬部分是由习惯产生的。当尊敬摔落下去的时候，传统的权力就逐渐向暴力过渡了。这个过程在俄国表现为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直到1917年革命胜利为止。凡是依靠人数众多的一群人（团结在一种新教义、新政纲或新思想感情如基督教新教、共产主义或民族独立愿望之下的一群人）支持的权力，我称之为革命的权力。凡是仅仅产生于个人或团体热爱权力的冲动、从国民那里赢得的指示出于畏惧的服从而不是积极合作的权力，我称之为暴力。由此可以看出，权力的强暴性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在民主国家里，政府的权力对各个反对党来说，不是强暴的，但对笃信无政府主义的人来说，就是强暴的了。同样，在有宗教迫害的地方，对正统教派的宗教上有罪的人来说，教会的权力不是强暴的，但对于异教徒来说，就是强暴的了。另外，权力还可以分为组织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一个组织怎样取得权力是一回事，而个人有怎样在组织里面取得权力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两者是互有关系的：假如你希望当首相，你就必须在你所属的政党中取得权力，而你的政党有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权力。但是加入你生在世袭原则尚未衰落的时代，那么，要在政治上控制一个国家，你就必须作国王的继承人。然而这并没有是你也能征服别的国家，因为在这方面你还要具备王子们往往缺乏的另一些条件。现今在经济领域里还有类似的情形，因为财阀大都是世袭的。试看法国社会党人所激烈反对的二百个财阀家族，就不难了解了。但财阀的世袭统治已不能使神权的原则获得广泛的承认，因此不能像从前的王朝那样持久。现今一个财富与势力蒸蒸日上的金融巨头，纵使把父亲的另一个儿子搞穷了，也无人认为这是邪恶的行为，只要是按照惯例来稿，没有采用颠覆性的新办法就行。各种组织是各种人物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各种社会状态也是如此。通过著名人物的作用，一个历史时代出现了，它的明显特征来源于这些人物的特征。正如取得显著地位所需具备的条件变化无常一样，著名人物也变化不定。我们可以想象，十二世纪有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今天也有像狮心王理查那样的人物，但历史并不知道他们的情况。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不同类型的权力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人物。世袭的权力是我们产生"上流人士"这一概念。这是历史悠久而多少有点变了质的概念：它的历史，从古代酋长的魔性起，经过国王的神性，一直到骑士的侠义精神和贵族名们的气派。在权力是世袭的地方，人们所钦佩的品质是当时优游的生活和视为当然的优越地位所产生的品质。在权力属于贵族而非属于君主的情况下，最有礼貌的举止不但包括对地位低的人温和的坚持己见，而且包括对地位相等的人彬彬有礼。但不管流行的对礼貌的看法是什么，只有在权力是（或不久以前是）世袭的地方，才以礼貌为评价他人的标准。如果资产阶级绅士闯进男女成员除考究社交细节外无所事事的社会，那他就只会受人嘲笑罢了。残存的对"上流人士"的钦佩心里是靠继承的财产来维持的，一旦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父子相传的时候，这种残余的钦佩心理一定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权力是靠学问或智慧（不管是真的还是被信以为真的学问或智慧）得来的，那就有另一种大不相同的人物居于显著的地位。这种形态的权力有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即传统的中国和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这种权力形态已不像过去大部分时代那样多：在英国，除教会而外简直没有了。说来奇怪，在最野蛮的社会里，靠所谓学问来取得的权力反而最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减小。我所指的"学问"，当然包括号称为学问的东西在内，诸如术士和巫医的学问，需要用二十年的学习功夫才能取得除达赖喇嘛以外一切高级僧官必须取得的拉萨大学的博士学位。欧洲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那时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被认为是一个术士，因为他读了书，因此能使人产生玄奥的恐怖，从而增强教会的权力。就我们所知，知识分子是僧侣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但由于教育的传播，他们的权力被夺去了。知识分子的权力是靠迷信（对传统的咒语或圣书的崇敬）维持的。在讲英语的国家中，这种迷信仍有一些残迹遗存，例如从英国人对加冕典礼的态度以及美国人对宪法的尊敬，就可以看出；因此，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至今仍享有属于学者的某些传统的权力。但这同埃及僧侣和中国士大夫的权力比起来，仅是一点暗淡的影子而已。上流认识的典型长处是节操，靠学问或的权力的人的典型长处是智慧。为了获得智慧的声名，一个人必须看起来好像具备丰富的深奥知识、克制情欲的能力和做人的长期经验。据认为，只有年龄才能使人多少具备这些品质，因此，"长老"、"先生"、"长者"、和"前辈"都是尊称。中国的乞丐称过往的行人为"大老爷"。在知识人士的权力被组织起来的地方，就有僧侣或文人的团体。而一切智慧就被认为集中在他们当中了。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所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奇事，即在今天虽然知识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大于过去任何一个年代，但掌握新知识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却未有相应的增长。尽管电气技师和话务员作了许多是我们感到舒适（或烦恼）的奇事，我们并不把他们看作巫医术士，也不会设想，如果我们触犯了他们，他们能够招来雷霆暴雨。其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尽管是艰难的，却不是神秘的，凡是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的人都可以掌握科学。因此，近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引起人们的畏惧，而是重不过是雇员而已。除了少数例外（如坎特伯雷大主教），知识分子未能继承当初使其祖先获得权力的那种魔力。其实，从前人们对有学问的人表示尊敬，决不是由于后者具有真才实学，而是由于人们认为他们具有魔力。科学使人对自然界的进程能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因而打破了人们对巫术的信仰，也就打破了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尽管科学家是区别今昔时代的当今时代特征的根本成荫，并通过他们的发现和发明，对世事的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在智慧方面所能享受的荣誉，不像印度的裸体托钵僧或美拉尼西亚的巫医所享受的那么大。现代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活动的结果反而使他们的声望减低，因此对现在的世界不满。不满情绪最少的人就倾向于共产主义，而不满情绪较为浓厚的人就躲在象牙之塔里了。大型经济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有权力的人物，这就是在美国成为"总经理"的那种人。典型的总经理在别人的印象中是明快果断、洞悉人情、具有坚强意志的人物。他的下巴颌必须坚定有力，嘴唇紧闭，讲起话来简洁了当。他必须能够引起同辈的尊敬和绝非无足轻重的下属的信赖。他必须兼有大将军和大外交家的长处：在战斗中残酷无情，而在协商交涉时又能巧妙地实行让步。由于这些长处，人们才能获得重要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在民主国家里，政治权力往往属于与上述三者大不相同的人物。一个政客如要成功，必须能取得他本党核心集团的信任，然后还要能激起多数选民的某种程度的热情。这两个通向权力的步骤所要求的条件是不同的；很多人具备的条件只能完成这一步骤而不能完成那一步骤。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往往不善于激起一般群众的想象，尽管他们有本领博取政党首领的宠信。这种人照例要失败，不过政党首领是预见不到他们要失败的。有时候一个人虽然没有"吸引人的力量"，他那政党的核心集团却能保证他获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在当选后就能受政党核心集团的支配而决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反之，有时候一个人也能创立自己的政党核心集团，拿破仑三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这种人的例子。比较通常的情形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政客纵然利用了现成的政党核心集团，最后仍能加以支配，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在民主国家里，一个成功的政客所需具备的条件，是随着时代的特征而改变的。这些条件在太平年代和在战争或革命时期是不同的。在太平年代，一个人只要在别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坚强的、有正确判断力的人，就可能取得成功。但在动荡的时期，就需要有更多的条件了。在动荡时期，它必须是一个动人的演说家。并不一定是指通常所说的雄辩的演说家，因为罗伯斯庇尔和列宁并不长于雄辩，而是坚决、热情和大胆。这种热情可以是抑制而不外露的，但它必须存在，并且为人所感知。在动荡时期，政客不需要有推理的能力，无需了解与个人无关的时间，也不需要有丝毫的智慧。他所具备的是说服群众的能力，使群众相信他们所渴望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相信依靠它那坚忍的决心，他就是实现这种事情的人物。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政客，就是成功的废除民主，并成为独裁者的那号人物。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在有可能的时候，做到的人所需具备的条件同一般民主政治的政客所需具备的条件一样，只不过程度较高而已，至少在动荡的时期是如此。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实有赖于民主政治。独立政治一经建立，已经去世的独裁者的继承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和独裁政治创立人的条件完全不同的。在世袭制被废除之后，幕后操纵、阴谋诡计和哗众取宠就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因此，独裁政治在其创立人逝世以后，必然要大大变质。既然一个独裁政治的继承人的条件一般不如创立人的条件那样普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就有可能引起政局不稳、宫廷政变，乃至最后转变为某种不同的制度。有人希望近代的各种宣传方法能有效地抵制这种倾向，因为这些宣传方法能为国家的首脑制造民望，而他本人却不需要表现出任何符合民望的条件。不过这些宣传方法究竟有多大的成效，现在还不能断言。在个人的权力方面，还有一种形态我们尚未轮机，那就是幕后的权力--献媚者、阴谋家、间谍、幕后操纵者的权力。在每一个大组织里，固然秉政的人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也有一些次要的人物（男子或女人）通过私人来对领袖发生影响。幕后操纵者和政党的首领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朋友安置在重要的职位上，因而迟早可以操纵这个组织。在非世袭的独裁政体下，当独裁人去世时，这种人也许希望继承他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愿走上前台的。他们爱权力甚于荣誉；他们在社交上往往是胆怯的。有时候，向东方君主国的宦官或别处的王妃一样，他们为了某种理由被禁止充当有头衔的领导者。在名义上的权力是世袭的地方，他们的势力最大；在名义上的权力是作为个人才能的奖赏的场合，他们的势力最小。然而，即便是在最现代化的政体下，他们在一班人认为高深莫测的部门里，也必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此类部门以金融和外交部门最为重要。在德皇威廉二世时代，霍尔斯泰因男爵--德国外交部的永久性首脑--就有极大的权力，虽然他并不出头露面。现今英国外交部永久性官员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们还不能指导；我们的后代将来也许会知道这方面的必要条件。幕后操权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其他一切掌权者的条件迥然不同，而且这些条件通常是（虽然不尽是）要不得的条件。因此，如果一种制度有利于献媚之徒或幕后操纵者获取大权，那么，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就不可能促进公众的幸福。第四章 教权在本章和下一章，我打算讨论一下从前最重要的两种传统权力，即教权和王权。这两种权力现在多少有点黯然失色；要说他们将来都不能恢复过去的重要地位，那固然失之轻率，但它们的衰落，不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却使我们有可能全面地探讨这两种权力体系；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正在得势的权力，就不可能如此全面地加以探讨。僧侣和君主在人类学家所知道的最原始的社会里久已存在了，当然当时他们仍处于原始的状态。有时候，两者的职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形不仅野蛮人当中有，而且高度文明的国家里也有。奥古斯都在罗马就兼任祭司长，在各行省就是一个神。哈里发既是国家的元首，也是伊斯兰教的领袖。现今，日本天皇在日本的神道教中也有类似的地位。由于国王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他们有丧失世俗的职能而发展成为僧侣的有利趋势。不过在大多数时代和地方，僧侣和过往的区别还是明显而确定的。僧侣的最为原始的形态是巫医。人类学家把巫医的权力分为宗教的和巫术的两种。宗教的权力以来神灵的帮助，而巫术的权力则被假定为天赋的。不过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这种区别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巫医不管是依靠宗教还是巫术，总被认为既能造福于人，又能为害于人，而且他的才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的。俗人虽然也被认为可以施展若干巫术，但巫医的巫术究竟要强一些。一个人生病或遭遇不测，通常被认为是受了敌人的巫术暗害，而巫医就知道破解敌人的恶咒的方法。在约克公爵岛上，巫医先用占卜来查明病人的病源，然后拿着一包石灰，念着下面这套咒语："驱邪的石灰，我驱逐章鱼；我驱逐'代奥'蛇；我驱逐'印吉爱特'（一种秘密的社团）的幽灵；我驱逐螃蟹；我驱逐水蛇；我驱逐'巴列沃'蛇；我驱逐蟒蛇；我驱逐'凯亚'狗。驱邪的石灰，我驱逐浓液；我驱逐'吉特'匍匐植物；我驱逐'土辟拉纳'；我驱逐'土乌乌塔乌尔'；我驱逐'腾巴尔'。有人已经把它们深沉到海底。让烟雾升起来把它们囚在远方；让云彩升起来把它们囚在远方；让黑暗罩起来把它们囚在远方；他们定然要沉沦海底。"不要认为这套咒语通常总是不灵的。野蛮人远比文明人容易接受术士的暗示，所以它们的疾病即可由巫术引起，也可由巫术治愈。据里弗斯说，在美拉尼西亚大部分地区，医病的人是巫师或僧侣。在这些地区，巫医同别人显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有些比较简单的治病方法任何人也都能使用，但是："把医务同巫术仪式或宗教仪式结合起来的人，通常是用专门的方法（不是通过秘传就是通过公开的传授）来学得本领的，而在美拉尼西亚，这种知识总是要花钱买的。任何一门带有巫术或宗教性质的医术，即使传授得最全面，对弟子也无用处，除非金钱已从弟子的身上转到师父的手里。"从这样的起源来看，就不难想象，独占两种更为重要的权力，即巫术与宗教的权力并因此而享有控制社会的巨大权威的一个明确的僧侣等级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当僧侣同国王发生冲突的时候，结果总是僧侣的权力大于国王的权力。埃及的僧侣曾挫败"无神论者"法老伊赫纳顿。巴比伦的僧侣似乎暗中帮助过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因为他们本国的国王变现了反教权的倾向。希腊和罗马在古代是特殊的，因为它们几乎完全摆脱了教权的束缚。古希腊的宗教权力，主要集中在神谕宣示所，尤其集中在德尔法。这里祀奉阿波罗的女巫应在精神恍惚之时，传授阿波罗所启示的对问题的答复。不过神谕可以行贿得来这一点，人们在希罗多德时代就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到阿尔克迈翁家族--被派西斯特拉图（卒于公元前527年）逐出国外的雅典显贵家族--曾用贿赂获得德尔法的支持，来反对派西斯特拉图的儿子。希罗多德所讲得真是一件奇闻：他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可以相信雅典人的话，那么，阿尔克迈翁家族曾经贿赂祀奉阿波罗的女巫，每逢斯巴达人不管是为私事或国事来求神谕的时候，都叮嘱他们要把雅典从派西斯特拉图家族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既然每次都得到这样的神谕，斯巴达人虽与派西斯特拉图家族彼此友好因而密切相关，但最后还是派出了以安齐莫里厄斯--著名的公民阿斯特的儿子--为首的一支军队向雅典进攻，要把派西斯特拉图家族逐出雅典。这是因为斯巴达人把神的事情看得比人的事情更重要。"虽然安齐莫里厄斯远征雅典失败了，但随后一次规模更大的远征却取得了胜利，于是阿尔克迈翁家族和其他流亡者重掌政权，雅典也恢复了所谓的"自由"。这段叙述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希罗多的虔诚敬神，毫无愤世嫉俗之间，并因斯巴达人信奉神谕而认为他们很好。但是他爱雅典神谕斯巴达，而且在雅典的政事方面，他也是反对派西斯特拉图家族的。然而，希罗多德引证行贿当局的正是雅典人，并且胜利者或女巫也未因亵渎申领而受到处罚。在希罗多德时代，阿尔克迈翁家族依然是显赫的；试试伤者以家族最著名的人物就是与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伯里克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雅典宪法》一书里，把这件事描绘得更不光彩。德尔法神殿于公元前548年失火焚毁，于是阿尔克迈翁家族就在希腊全境募集基金来重修神殿。据亚里士多德说，阿尔克迈翁家族化了一部分基金收买祀奉阿波罗的女巫，要她指明动用其余的基金必须以推翻系皮阿斯--派西斯特拉图的儿子--为条件，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把阿波罗争取了过来。虽有这些丑闻，对德尔法神谕的操纵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以致引起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因与宗教有关，所以称为"神圣"战争。不过人们公然认出神谕易为政治操纵，这种认识势必推动自由思想的传播，而自由思想的传播到最后就是罗马人能夺取希拉神殿大部分财物和全部权势而不致受到破坏神物的谴责。大多数宗教机构的命运是，它们迟早要被大胆之徒用来实现世俗的目的，从而失去它们的权力所依赖的群众的敬仰。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世界里，这种事情的发生比较平顺，所引起的骚乱要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少，因为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宗教从来不曾有过像在亚洲、非洲以及中世纪欧洲那样的实力。在这方面唯一和古希腊罗马类似的国家就是中国。到此为止，我们谈到的尽是从太古传留下来的、没有任何一至历史根源的宗教。不过这些宗教现在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都已被教主所创的宗教代替了；只有神道教和婆罗门教是重要的例外。比较古老的宗教，像人类学家所发现的现今野蛮人的宗教，它们的起源是完全不清楚的。就我们所知，在最原始的野蛮人中间，没有一个显然区别开来的僧侣等级；僧侣的职能似乎最初是比较年老的男子的特权，可以假定是特别属于人们印象中的有智慧或长于巫术的那些人的特权。随着文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的僧侣日益从群众中分化出来，日益强大。但是作为古老传统的捍卫者，它们是保守的；作为财富和权力的享有者，它们对于个人的宗教信仰倾向于敌视或漠不关心。他们的一整套体系迟早要被一个革命先知的信徒们推翻。佛陀、基督和默罕默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例子。他们的信徒所具有的权力起初是革命的，后来才逐渐变成传统的。在转变的过程中，它们通常吸取许多在名义上早被他们推翻的旧传统。宗教的和世俗的改革家--至少是那些功业最持久的改革家--都尽其所能向传统求助，并就其权力所及做出一切措施，把他们制度中的新奇成分减到最小程度。通常的做法是杜撰一段有几分虚假的历史，并假装要恢复它的各种制度。《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祭司怎样"得了"律法书以及国王怎样"成就了"律法书上所写的话。《新约》是以《旧约》中的先知们为依据的；再浸礼派是以《新约》为依据的；英国清教徒在处理世俗事务方面是以诺曼人征服英国前的那些被信以为真的英国制度为依据的。公元645年，日本人"恢复"了天皇的权力，1868年他们有"恢复"了公元645年的制度。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到雾月十八日，全部一系列叛变"恢复"了罗马的共和制度。拿破仑"恢复"了查理曼帝国，不过被认为有点太戏剧化了，所以连在当时那样崇尚华丽浮夸的时代也未能留下什么印记。这些仅是随便挑选出来的几个例子，说明即使是最伟大的改革家也尊重传统的势力。在历史上已知的一切僧侣组织当中，最有权力、最为重要的是罗马天主教会。我在本章所论及的教权，仅就其为传统的权力而加以研究；所以，我现在不考虑早期的教会，因为那时的权力还是革命的。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教会得到了代表两个传统的好机会；除了代表基督教传统而外，它还体现罗马的传统。蛮族只有刀剑的力量，教会则有较高水平的文明和教育，有非个人的坚定宗旨，有利用宗教上的希望和利用来自迷信的畏惧的各种手段，最重要的是有扩展到整个西欧的一统的组织。必须同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这两个比较稳定的帝国打交道的希腊正教教会，已经完全屈服在国家权力之下了，而在西方，政教之争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双方互有胜负。直到今天，在德意志、墨西哥和西班牙，这种斗争尚未结束。在蛮族入侵后的头六百年间，罗马天主教会还不能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和统治英、法、意大利北部以及基督教西班牙的残暴的日耳曼国王和诸侯进行斗争。关于这一点有几个原因。查实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曾使教廷一度成为拜占庭帝国属下的机构，因而大大削弱了教廷的西方的影响。高级教师除了很少例外都来自封建贵族，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和封建贵族的关系比和教皇那远方外国人的关系还要密切；对于焦黄的干涉，它们是怨恨的。低级教士没有文化，大都结过婚，因此他们想把俸禄圣职传给儿子的心情比为教会打仗的心情更加迫切。当时的交通困难，也使罗马教皇的号令不能在遥远的国家里施行。因此，有效的同志辽阔地区的第一个政府，不是教皇的政府，而是查里曼的政府。在查里曼同时代的人开来，查里曼当然胜过教皇。公元1000年后，人们发觉到预期的世界末日并未到来，而文化却有了迅速的发展。与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摩尔人发生接触，促进了经院哲学的兴起。诺曼底人经过几百年只是海盗般的给人带来灾害之后，在法国和西西里岛学到了当时世界上所必须学习的一切，成为秩序与宗教的稳定力量，而不再是一个扰乱的势力了。此外，它们也发觉教皇的权威有助于他们征服的合法化。把英格兰从宗教上说第一次完全置于罗马统辖之下的就是诺曼人。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国王也都很难控制他们的诸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格雷高利七世的政治才华和勇猛的精力，是教会的权力从此开始增长并在以后的二百年中不断加大。这一段期间在教会权力的发展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例证，因此要详细叙述一下。教廷昌盛的时期，是从格雷高利七世即位时（1073）起，延续到克雷芒五世在阿维尼翁建立教廷时（1306）止。教廷在这期间所得到的各次胜利，是依靠迷信而不是依靠军力得来的。在这整个时期里，教皇在外表上是受罗马城横暴贵族所领导的民众摆布的--因为，不管基督教世界其余的部分对教廷有怎样的想法，罗马对教皇却是从来不尊敬的。伟大的西尔德布兰德本人死于流亡途中，但他获得了并给后人留下了连最强大的帝王也为之屈服的权力。卡诺莎成为以后若干时代的象征，尽管他的直接政治影响便利了皇帝亨利四世。俾斯麦在"文化斗争"期间曾说："我们决不到卡诺莎去"，但他未免夸口太早了。被逐出教会的亨利四世需要获得赦免以便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而格雷高丽虽不能对忏悔者拒绝赦免，但却能对他施加凌辱，作为与教会和解的代价。从政者对教皇也需要进行嘲骂，但只有异端才会怀疑教会的权力。甚至在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与教廷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不曾对异端表示嘉许。格雷高利七世担任教皇的时期，正是教会改革的一个重大时代的顶点。在他那时期以前，神圣罗马皇帝确实是处于教皇之上的。在教皇的选举当中，皇帝往往声称他的意见乃是决定性的意见。亨利四世的父亲亨利三世就曾因教皇格雷高利六世出卖圣职而将他废黜，并把一个德意志人立为教皇--克雷芒二世。不过亨利三世跟教会并无冲突，相反的，他是一个像圣贤一样的人，他和当时一切最热诚的教士联合在一起。他所支持的并由格雷高利七世所达成的改革运动，主要是反对教会受封建主义感染的趋势。国王和贵族任命大主教和主教；被任命的人照例都是封建贵族，都用非常世俗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职位。在帝国以内，皇帝下面最大的人物原先是因官职而拥有土地的官吏，但到十一世纪末期，这种人已成为世袭的贵族，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也变成世代相传的财产了。在教会里，特别是在低级的世俗教士当中，也有发生类似情况的危险。教会中的改革派供给买卖圣职和"私姘妇女"（他们是这样成教士的婚姻的）两种本质相同的罪恶。他们在改革运动中表现出热情、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很多世俗的才智。他们虔诚圣洁，所以得到世俗人的拥护，他们能言善辩，所以获得原先反对他们的那些团体的支持。例如在1058年，圣彼得.达密安在米兰号召全体教士服从罗马的改革教令。起初他触犯众怒，竟使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但他终于胜利了；于是在米兰查出从大主教以下每一个教士都翻了买卖圣职的罪行。结果全体教士作了忏悔并保证以后遵守敕令：在这个条件下，才没有把他们逐出教诲，但给他们说清楚：如果将来再犯，就严惩不贷。教士过独身生活是西尔德布兰德的一贯主张之一。在贯彻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他得到世俗人的协助，后者是常用暴虐的手段对待教士福气。诚然，这一斗争没有完全获得成功（在西班牙至今也未成功），但主要目的中有一点却通过敕令实现了，那就是不许任命教士的儿子担任圣职。这就防止了地方教士的职位变成世袭的职位。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之一，就是选举教皇的方法经1059年的敕令确定了下来。在这个敕令颁布之前，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公众所享有的某些权力由于界限不清时常引起宗派间的对立和选举中的争吵。新敕令在把选举权限为枢机主教所有这一点上是成功了，尽管不是一下子就成功而且也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十一世纪后半期持续不断的改革运动在两方面获得很大成功：一方面是使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跟封建贵族分离；另一方面是让教皇在上述圣职的任命中享有发言权，因为教皇如无发言权，通常就会出现买卖圣职的罪恶。改革运动给世俗人以深刻的印象，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对教会的尊敬。在例行独身生活取得成功的时候，教士和世俗人的分离就更加明显了；无疑的，这项禁欲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刺激了教士权力欲的冲动。改革运动也鼓舞了居于领导地位的教士，是他们对于人（除了从传统的腐败行为中获利的人以外）都信奉的事业怀有道义上的热忱；作为促进这种事业的主要手段，改革运动大大提高了教皇的权利。依靠宣传取得权力，在开始的时候通常需要（例如在上述情形下）非凡的勇气和自我牺牲；但当人们通过这些品德而得到尊敬以后，就能放弃这些品德而利用尊敬在尘世谋求发展。然后总有一天这种尊敬要摔落下去；由于受人尊敬而得到的好处也要丧失。这一过程有时只需要几年，有时需要几千年，但实质是一样的。格雷高利七世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所喜爱的一句经文是："避免流血而把刀缩回的人是应该诅咒的"。不过他把这句经文解释为不许阻止对世俗人传教，这就便名他对宣传权力的看法是有正当理由的。尼古拉斯.布雷克斯皮尔--唯一登上教皇宝座（1154-1159）的英国人--在另一稍微不同的情况中显示教皇的宗教权力。布雷西亚的阿诺德--阿贝拉的门徒--曾宣传这样的教义，即："凡有地产的教士、有采邑的主教以及有财产的修道士，皆不能得救"。这种教义当然不是正统的。圣伯纳德说他"是一个不食不欲的人，像魔鬼一样，只有灵魂才使他渴望的饮食"。但圣伯纳的仍然承认他十分虔诚，堪为表率。阿诺德的虔诚使自己在罗马人反抗教皇与枢机主教的斗争中成为罗马人的得力盟友，他和罗马人在1143年赶走了教皇和枢机主教。他拥护复兴起来的罗马共和国；共和国则从他的教义中谋求道义上的认可。可是艾德里安四世--布雷克斯皮尔--却利用一个枢机主教的事件，停止了罗马城在复活节前一周的宗教活动。当耶稣受难日到来的时候，宗教恐怖笼罩着元老院。元老院卑鄙的屈服了。在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的协助下，阿诺德被逮捕了，他受了绞刑，尸体被焚毁，骨灰被抛在台伯河中。这就证实了教士享有财富的权利。教皇为了酬谢皇帝，就在圣彼得堡大教堂为他加冕。皇帝的军队是有用的，但用处还没有天主教信仰那么大，因为教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天主教信仰的程度要比依靠世俗的支持大得多。布雷西亚德阿诺德的教义就这样促使教皇和皇帝达成和解，因为教皇和皇帝都承认双方对于既定的秩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阿诺德死后不久，不可避免的争吵又重新爆发起来，再接着发生的长期战争中。教皇得到一个新的同盟者，那就是伦巴第联盟。伦巴第诸城市，特别是米兰，商业发达，都很富庶；当时它们处于经济发展的前列。英国有条街名叫"伦巴第人街"，就是这一史实留下的纪念。神圣罗马皇帝支持封建主义，而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已经仇视封建主义。尽管教会禁止高利盘剥，但教皇却是借债者，并且感到意大利北部银行家的资本如此有用，以致不得不把神学的严厉性缓和下来。巴巴罗萨与教皇的斗争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结果不分胜负。皇帝之所以不能取胜，主要是因为有伦巴第诸城市支持教廷。在教皇与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的长期斗争中，教皇最后胜利了，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一，北意大利（不仅伦巴第，还有托斯卡纳）诸商业城市反对封建制度；二，圣方济教派唤起了虔信上帝的热情。圣方济宣传的是使徒时代的贫苦生活和博爱精神，但他死后几年中，他的信徒在保卫教会财产的残酷斗争中，却行动得像招募新兵的军士。皇帝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更给他的意图披上一件憧憬上帝的或道德的外衣。与此同时，教皇在这次斗争中所采用的战略，是许多人从道义上对教廷感到不满。关于英诺森四世--弗雷德里克临死时与之斗争的教皇--《剑桥中世纪史》在下面一段评述（见该书第六卷第一七六页）："他对教廷的看法比他以前任何一个教皇都更世俗化，他认为自己的弱点是在政治方面，因此，他的补救办法也在政治方面。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宗教权力来聚敛钱财，收买党羽，打击仇敌；他肆无忌惮，到处引起了人们对教廷轻蔑的敌意。他的特许与豁免成为丑闻。他不顾自己宗教义务和地方上的权利，把别人对于教会的捐献当作教皇的收入和政治报酬的工具；每一个有俸圣职，通常都有教廷提名的四个人依次候补，这种制度自然会产生用人不当的后果。再者，为了战争和外交而选出的使节，都非常可能具有十足世俗的性格。英诺森并不觉察他所造成的威信和宗教影响的丧失。他有良好的意愿，但无正当的原则。他生来勇敢，刚毅不屈，而且精明机智，无论境遇顺逆，他能冷静沉着，难得动摇。他因执意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诡异狡诈、不顾信义的手段降低了教会的标准。他对事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毁坏了神圣罗马帝国；他是教廷开始衰落；他决定了意大利的命运。"英诺森四世的逝世并未使教廷的政策发生任何变化。他的继承者乌尔班四世继续跟弗雷德里克的儿子曼弗雷德斗争并获得全胜。当时仍处于上升阶段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对于拥护皇帝还是拥护教皇，有时摇摆不定。遇到这种情况，乌尔班四世就巧妙的利用他在道德事务上的权威把它争取过来。这就为宣传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当时大多数银行家，由于代教廷收税这笔大买卖已经站在教皇这一边了，但在某些城市，例如在锡耶纳，人们对吉伯林党的思想感情人很深厚，因此这里的一些银行家起初是用户曼弗雷德的。在有这种情况的地方，教皇就通知银行的债务人说，作为基督教徒，他们有义务不向银行偿还债务。这自然是债务人了与当作命令来接受的一项通知。结果，锡耶纳丧失了对英国的贸易。在意大利全境，凡是幸免破产的银行家都迫于教皇的这一花招儿变成了圭尔夫党人。不过，依靠这种手段虽然争得了银行家在政治上的支持，但很难提高他们对于教皇宗教权威的敬重。从西罗马帝国覆亡直到十六世纪末叶这一整个期间，可以看成两个传统--帝国时代的罗马传统和条顿贵族的传统--的竞争时期：前者体现在教会里，后者体现在国家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企图兼有帝国时代罗马的传统但结果失败了。除了弗雷德里克二世以外，皇帝本人都太无雪是，不能理解罗马的传统，他们所熟悉的封建政治制度则是日耳曼人的东西。受过教育的人（包括在皇帝面前供职的人）所用的语言是学究式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法律是罗马的，哲学是希腊的，起源于条顿人的风俗习惯则不是文雅的言词所能表达的。这里的困难就像今天的古典学者用拉丁文来叙述近代工业的工艺程序必然要感到困难一样。直到宗教改革和近代语言代替了拉丁文的时候，西欧文明中的条顿因素才在文学上和知识上充分表现出来。霍哼斯陶芬王朝覆亡后，教会似乎重新建起了意大利对西方世界的统治达数十年之久。如以金钱作衡量的标准，这次统治至少和罗马安东尼皇朝时代一样坚强，从英格兰和德意志流进罗马的教会税收远远超过了当年罗马军团在这些地方所能搜刮到的。不过这些税收是凭人们对教廷的尊敬而勒索来的，并不是依靠武力。但是教皇一迁到阿维尼翁，就开始丧失在以前三百年中所赢得的尊崇。这不仅由于他们完全屈服于法国国王之下，而且也由于他们参与许多残暴行为，例如对盛殿骑士团的镇压。法王菲利普四世由于财政困难，急欲没收圣殿骑士团团员的土地，于是毫无根据的控诉该团翻了异端之罪。国王依靠教皇的帮助，把该团在法国的成员逮捕起来，严刑拷打，一直到他们承认敬奉魔鬼和侮辱十字架等等罪行为止，然后再把他们大批的烧死。他们的财产归国王处理，教皇也少不了从中得到一部分赃物。这种行为标志着教廷道德堕落的开端。教会大分裂这件事，使人更难尊敬教皇了，因为两个教皇彼此咒逐，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一方是合法的教皇。在整个大分裂期间，敌对双方为权力而争夺，都显示出很不光彩的顽固态度，甚至发展到抵赖最庄严的誓言的程度。在许多国家里，国家和当地的教会采取一致行动，对两个教皇都不服从。最后，终于弄清楚只有召开一次公会议才能结束这场纠纷。但比萨公会议却搞错了，因为尽管他宣布了双方都是异端而废除了他们，可是他并为真能驱除他们，而只是制造了第三个教皇。直到康斯坦茨公会议，才把三个教皇都废了，从而恢复了教廷的统一。可是这场争斗已经破坏了人们对于教廷的传统尊敬。在这一混乱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为克利夫已有可能这样的批评教廷说："驱除这样一个魔鬼，不但对教会无害，反而对它有益。教会为毁灭它而尽力，证实为上帝的事业效忠。"十五世纪的教廷，虽然是和当时意大利的情况，但它太世俗化了，而且道德的败坏也公开了，因而不能满足北方诸国虔敬上帝的要求。条顿族诸国在道德上的背叛，终于强烈到容许经济动机自由活动的程度。拒绝向罗马进贡成为普遍的行动，而且君主和贵族还夺取教会的土地。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基督教新教在教义上的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新教的教义革命，如果没有教会的大分裂和文艺复兴时代教廷的丑事，也决不会出现。假使教会的道义上的力量没有从内部削弱的话，攻击教会的一方就不能取得道义上的力量，而会像弗雷德里克二世那样遭到失败。关于这一点，看一下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第十一章论及教会君主国的一段话，使饶有趣味的："现在要说得只剩教会的君主国了。关于这些国家，他们的全部困难都发生在取得这种国家之先，因为取得这种国家或是凭能力或是凭幸运，而保有这种国家，则极不凭能力也不凭幸运。它们是靠古老的宗教敕令来维持的。这些吃另有如此无限的权力，并有如此的性质，以致不管君主的行为和生活怎样，这种国家总能保存得住。唯独这些国家的君主，由国家而不加以保卫，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可是他们的国家尽管没有包围，却从未被人夺去；他们的臣民尽管没有受到治理，却从不在意，而且既无叛离的意愿，也无叛离的能力。唯有这样的国家才是安全和幸福的。它们为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力量所支持，所以我对它们不再多论，因为它们是上帝所建立并维护的，议论它们便是狂妄之徒的轻举妄动了。"马基雅维里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正是教皇利奥十世在位的时候；其时宗教改革正在开始。虔诚的德意志人对于亚历山大六世的任人唯亲或利奥十世的贪财图利能够得到"上帝的嘉许和保佑"这种说法，逐渐觉得不能置信了：路德--"一个狂妄的人"--十分愿意投入教皇权力问题的讨论，马基雅维里则畏缩不谈。一旦对于教会的反对得到道义上和神学上的支持，各种自私的动机就是这种反对迅速传播开来。既然教会的权力以教皇的权力为根据，那么，反对教诲，自然就要同一个新的免罪学联系起来。路德的神学，试世俗君主可以掠夺教会而不怕堕入地狱，并且不会招致自己的臣民在道义上的谴责。尽管经济上的各种冬季对宗教改革的传布大有贡献，但它们显然还算不上宗教改革的原因，因为它们的活动已经有了几个世纪了。许多神圣罗马皇帝都曾企图反抗焦黄，其他地方君主也曾如此，例如英格兰的亨利二世和约翰网，但它们的常识都被认为是邪恶的，因而归于失败。只有在教廷长期滥用其传统权力以致引起了道义上的背叛以后，对教廷的反抗才有成功的可能。对于每一个想了解怎样靠宣传获取权力的人来说，教廷权力的兴衰是值得研究的。如果说人们都是迷信的，都相信教皇的权力，那是不够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有各种异端教派，如果教皇在大体上不值得尊敬，这些异端教派就会像新教一样传播开来了。世俗的统治者不借重于异端而使教会屈服于国家之下。这一点，在东方虽获成功，但在西方却遭到失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教皇的职位不是世袭的，因此不像世俗王国那样会有君主长期处于未成年状态所引起的困难。一个人除非笃信上帝、具有学识或政治才能，在交汇中是不容易上升到显要地位的，因此大多数教皇，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然出众的人。世俗的君主也可能碰巧是有才能的人，但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而且，在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欲方面，世俗的君主也缺乏教士所经受的那种锻炼。国王们想要离婚而三番五次的碰到困难；批准离婚是教会的职权，因此国王还要受教皇的支配。有时国王们试图采用亨利八世的办法来应付这种困难，但他们的臣民会因此而感到震惊，属下的诸侯也会借此摆脱效忠誓言的约束，国王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或归于失败。教廷的另一种强大力量使它具有不受个人影响的连续性。在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斗争中，教皇的逝世所引起的变化小得惊人。教廷有其教义体系和治国有方的传统，在国王所能反对的事务中，没有一个能像它们这样结实。只有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政府才有了一点可与比拟的连续性和坚韧的志愿。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国王照例没有文化，大多数教皇则既有学问又博于见闻。再者，国王是和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封建制度是繁重讨厌的，不断的有发生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敌视新兴经济势力的。大体说来，在那三个世纪中，教会所代表的文明高于国家所代表的文明。但是教会的最大力量使它所启发的人们对它在道义上的景仰。教会继承了古代基督教徒遭受迫害而殉教的荣誉，这成了它道义上的资本。我们已经看到，教会所获得的许多胜利是和厉行独身生活有关的，而照中世纪人们的想法，独身生活是令人很受感动的。许多教师，包括不少教皇在内，宁可忍受很大的痛苦，而不肯在原则上让步。一般人都很清楚：在一个无节制的贪婪、淫乱和自私自利的世界里，教会中卓越的显贵人士往往是为了大公无私的目的而活着的。他们情愿把个人的幸运从属于这些目的。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虔诚圣洁令人难忘的人物--如西尔德布兰德、圣伯纳德、圣方济等人--都使舆论惊眩，并使教会得到的信誉未因别人的恶行而丧失。但是，对一个有崇高目的，从而有借口能为其热爱权力辩解的组织来说，像有道德高尚的声誉是危险的，这种声誉最后必然使此组织仅仅在残忍无情、肆无忌惮这方面显得出色。教会布道、教人蔑视世俗事物，这样做就使它获得了控制国君的权力。托钵僧誓守贫困，使世俗人大受感动，从而使已经庞大的教会财产更加庞大。圣方济宣传兄弟般的友情，却鼓起了为胜利进行一场长期残酷的战争所必需的热情。最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丧失了它的全部道德目的，而它原是全靠这种道德目的才获得其财富和权力的。为了得到心声，宗教改革的冲击就使必不可少的了。在任何时候，如果一个组织把高尚的美德勇为博取残暴权力的工具，那么，上述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传统权力的瓦解，除了由于外国的征服以外，总是由于人们的滥用。这种人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认为：传统权力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得太牢固了，总有滔天罪行，也是动摇不了的。现今在美国，人么把希腊人对神谕和中世纪对教皇的憧憬，献给了最高法院。凡是研究过美国宪法作用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是维护富豪统治的那些力量中的一部分。但在懂得这层道理的人当中，有些人是赞成富豪统治的，因此他们不会有什么行动来削弱人们对最高法院的传统崇敬。而另一些人，由于被说成是颠覆者或布尔什维克，有不为寻常安分的公民所信任。在有一个像路德那样的人能对宪法官方解释人的权威进行有效攻击之前，需要进一步多做一些明显的党派工作。战争的失败，对宗教权力的影响，远不如对世俗权力那么大。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不仅发生了政治革命，而且发生了宗教革命；但在俄国和土耳其，传统的宗教本和国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五世纪时教会对蛮族的胜利，是说明战争虽然失败而宗教仍能保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圣奥古斯定在其《上帝城》（因罗马城遭蛮族洗劫有感而作的一书）中解释说：世俗的权力不是上帝答应给真正的信徒的东西，所以不能期望它成为正统派宗教的产物。罗马帝国内残余的异教徒则坚信罗马之被征服，乃是废弃多神崇祀所得的处罚；这种争论尽管像煞有理，但未得到普遍的支持。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在入侵者当中盛行着，而且胜利者还接受了基督教。这样，通过教会媒介，罗马的影响就在野蛮人当中保存下来；在希特勒以前，他们还不曾有人能成功地摆脱古代文化的传统。第五章 王权国王的起源和僧侣的起源一样，是有史以前的事情。国王统治的演变过程的早期情形只能从今天最落后的野蛮人所保存的制度中加以推测。当这种制度充分发展而尚未开始衰落的时候，国王是领导他的部落或民族进行战争的人，是决定何时宣战于媾和的人，并且往往也是（尽管不一定总是）制订法律和掌管司法的人。他即位称王的权利，通常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世袭的。此外，他也是一个神圣的任务：纵使他本身不是神，至少也是神权国王。不过产生这种国王统治，先要经过统治方式上的长期演变，还要有一个在组织结构上比野蛮人社会要高级得多的社会。即使是现在多数欧洲人所想象的野蛮人的酋长，在真正的原始社会里也还是找不到的。我们所认为酋长的人也许只能行使宗教上和礼仪上职能。有时候也许像英国大城市的市长一样，只能指望他主持宴会。有时候他宣战，但不参加战斗，因为它太神圣了。有时候他的神圣威力达到臣民不得看他一眼的程度，这实际上就使他不能多参加公共事务。他不能制订法律，因为法律是习惯决定的；执行法律也不需要他，因为在小型社会里，处罚能有邻居们自动执行。某些野蛮人的社会有两个酋长，一是世俗的，一是宗教的，好像古时日本的幕府将军和天皇；但不像欧洲中世纪的皇帝和教皇，因为宗教的酋长照例只有掌管礼仪的权力。在原始的野蛮人当中，一切事情通常由习惯决定的多，有正是管理机构决定的少，所以欧洲人成为酋长的那种首要任务，不过体现了王权的模糊不清的开端而已。迁徙和外族入侵时破坏风俗习惯的强大力量，所以也是使统治成为必要的强大力量。在统治者够得上成为国王的那种最低级的文明社会里，王室有时处于外国血统，他们最初是靠某种明确的优越性而获得尊崇的。但这种情况在君主制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寻常的还是异乎寻常的阶段，还是人类学者所争论的问题。很清楚，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使王位成为世袭是避免争夺继承的最简便的办法；即使国王有权指定其继承人，他也一定会从他的家族中挑选。不过王朝不能用就持续。每一新王室的开创者不是一个篡位的人，就是一个外族的征服者。一般情况是由宗教用某种传统的仪式使新王室合法化。教权既然成为新王朝权势的重要支柱，它就趁这种机会从中取的好处。查理一世曾说："无主教即无国王。"在有国王的一切时代里，和这句名言相类似的话，一直是不错的。有野心的人觉得王位非常值得想望，只有强有力的宗教制裁才会使他们放弃自身取得王位的愿望。不管原始酋长发展成为历史上的国王所经过的各个阶段是怎样的，埃及和巴比伦的这一过程在有史的最早时期就已经完成了。人们认为大金字塔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即已建成。它只有在君主掌握了统治臣民的巨大权力以后才有可能建成。在这一时期，巴比伦有过若干国王，他们占有的领土没有一个彼得上埃及国王；但他们在各自的疆域内却都是十足的统治者。在公元前三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这段历史结束以前，出现了伟大的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2123-2081）。他做了一个国王所应做的一切事情。他特别以其法典著称于世。这部法典是太阳神赐给他的。法典表明，汉谟拉比做了后来中世纪君主始终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使宗教法庭从属于民事法庭。它也是一个出众的军人和工程师。爱国的诗人歌颂他的征讨业绩：伟大的战士--国王汉谟拉比在战争风暴中打击仇敌，任何时刻都显出强大的威力。扫荡敌人的土地，是战争止息，叛乱压平，邪恶清除，敌人像土偶一样的崩溃。昔日高山险峻难飞越，而今畅通无阻。他亲自记述他兴办灌溉事业说："既然安努和恩利尔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土地交给我治理并将该地的王权托付给我，我开凿了"汉谟拉比富民运河"，把水供给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土地。我将流散于四方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聚集起来，供给他们牧场和水利；我牧养众人，使之丰衣足食，在平安的住所里定居下来。"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国王同志在埃及大金字塔时代和巴比伦汉谟拉比时代已经发展到顶点。后来的国王拥有更广阔的领土，但谁也没有更加全面的统治其王国。在埃及和巴比伦，国王的权力不是由于内部叛变、而是由于外族征服才告终的。国王确实无力跟僧侣斗争，因为臣民对国王的服从取决于君主制在宗教上的重要性；不过除了不能跟僧侣斗争以外，国王的权威仍然是无限的。希腊人在有史时期开始或有史以前，在大多数城邦里，已经把作为政治统治者的国王废掉了。罗马的国王试史前的；在全部罗马史上，罗马人对国王这一名称，始终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在西欧，罗马皇帝从来就不是符合这已成为全部涵义的君主。他的起源是超出法律范围的，并且他总是依靠军队的。他对老百姓可以自称为神；但对兵士来说，他只是一个颁发或不颁发适当奖品的将领而已。除了偶尔的，短暂的时期以外，罗马皇帝不是世袭的。真正的权力总是在军队的手里，皇帝不过是军队暂时推戴的一个人而已。蛮族入侵又把君主制带来了，但也有所不同。新的国王是日耳曼部落的酋长。他们的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元老会议或亲属团体的合作。当一个日耳曼部落征服一个罗马行省的时候，它的酋长就成为国王，但他的最重要的伙伴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的贵族。这就引起了封建制度，是西欧所有的君主受制于跋扈的贵族。在压倒教会和封建贵族势力之前，君主国一直是软弱无力的。教会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了。在英、法两国，封建贵族在和国王的斗争中遭到挫败，因为他们是政治清明的障碍。在德意志，贵族的头头们发展成为小国王，结果使德意志受法国的摆布。在波兰，贵族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到瓜分为止。在百年战争和蔷薇战争之后，英、法两国的一般公民已不得不相信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了。爱德华四世依靠伦敦市的帮助获得胜利，他甚至从该试试民众选出他的王后。路易十一是封建贵族的敌人，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朋友。这一阶层帮他反对贵族，他则帮他们反对工匠。"他统治得像一个大资本家。"--这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他写下的一个公认的评语。文艺复兴时代的君主，在同教会斗争方面，和早期国王比起来，又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即教育已不再为教会所垄断了。为建立新型的君主国，世俗法律家的帮助是极可宝贵的。在英、法、西班牙三国，新型君主国是处于教会和贵族之上的。它们的权力依靠民族主义和商业这两种增长中力量的支持。只要新型君主国被认为对这两者有用，君主国就强盛；一旦被认为无用，君主国就发生革命。英国都铎王朝未做不利于民族主义和商业的事，但斯图亚特王朝却把许多专卖权赐予廷臣，从而妨碍了贸易。斯图亚特王朝还让英国先后被拖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战车上。法兰西君主国鼓励商业并加强了民族力量，一直到科尔被任职终了为止。以后，南特敕令的撤销、一系列损失愈来愈大的战争、压榨人的赋税、教士与贵族纳税义务的豁免--这一切是商业与民族主义转而反对国王，终于引起了革命。对于新世界的征服使西班牙走上了岔路，但后来西属新世界发生了叛变主要是为了能跟英国和美国进行贸易。商业虽曾支持国王反对封建无政府状态，但它只要觉得自身足够强大，就总是拥护共和政体。在古代、载重十几北意大利和汉莎同盟诸城市、在荷兰的隆盛时代都是这样。所以国王与商业的联盟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国王求助于"神权说"，尽力使自己的权力成为传统的、准宗教的。在这方面，他们获得局部的成功：处理查理一世这件事，被认为是不信神的邪恶行为，并非一般的犯罪而已。在法国，人们把圣路易推崇为圣徒传中的人物；他的某些虔敬上帝的行为流传下来，掩护了历代君主甚至路易十五--他仍是一位"最信基督教的国王"。法国国王建立起新的宫廷贵族统治以后，他们比较喜欢的往往是宫廷贵族而不是中产阶级。在英国，上层贵族和中产阶级是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所安置的国王只是议会制定的一个尊称，一点也没有国王陛下的古老魔性。例如，乔治一世已不能抑制瘰疬，而女王安妮还能。在法国，国王把贵族争取过来，可是后来国王和贵族的头颅一起掉在断头台下。商业和民族主义联盟，始于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时代的伦巴第联盟，后来逐渐传遍欧洲，并在俄国二月革命中取得了最后与最短暂的胜利。商业与民族主义的联盟，在其得势的地方，总是反对以土地为基础的世袭权力的，先和君主政体联盟一起反对，然后又反对君主政体；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国王或者消灭了，或者降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如今，民族主义与商业已经散伙了；在意大利、德国和俄国，获得胜利的是民族主义。始于十二世纪糜烂的自由主义运动已走完了它的路程。传统的权力，为从外部加以破坏时，几乎总是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的。由于得到人们的尊敬，它就胆大起来，自以为公众不会不赞成它，因而也就不把公众放在眼里。由于它怠惰，愚蠢或横暴，它就渐渐使人不得不对它自称为神权的资格发生怀疑。这种资格的来源不过是习惯而已，因此一旦对它提出批评，就很容易加以否定。一种对反抗者有用的新教义就取代了旧教义；有时候继之而来的只是一场混乱，海地从法国人手里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样。通常的情况是，必须先有一段长期的几位昭著的恶政，然后精神上的反抗才广泛传布；而且，反抗者往往把旧权威的一部或全部移转给自己。奥古斯都把罗马元老院的传统威严吸引到自己身上；新教徒拒不信奉天主教，但对圣经则仍然尊崇；英国议会逐渐取得了国王的权力，但为破坏对君主政体的尊敬。然而，这一切都是有限的革命；较彻底的革命就比较困难了。如果共和政体突然代替世袭的君主政体，通常是要引起各种动乱的，因为一个新的政体对人们的思想习惯没有支配力，而且一般说来，新政体只有在符合个人私利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野心家竭力企图成为独裁者，只有经过相当长期的失败才肯罢休。如果没有这样的失败期，共和制度将不能支配人们的思想，而支配人们的思想乃是稳定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新共和国从一开始就稳定，美国几乎是唯一的例子。我们时代的主要革命运动，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私人经济权的攻击。我们可望在这里找到这些运动的共同性，犹如在基督教、新教和民主政治二者的兴起中找到其共同性一样。关于这一问题，留待以后再谈。第六章 暴力当维持传统权力的信仰和习惯趋于失势的时候，不是渐渐的为基于某种新信仰的权力所取代，就是为暴力所取代。暴力就是不得权力行使对象的默认的那种权力。屠夫支配羊的权力，入侵军队支配战败国的权力，警察支配被破获的谋反者的权力，都是这一类的权力。天主教会对于天主教徒的权力是传统的，但对于被迫害的持异端邪说者的权力，就是暴力了。国家治理忠实公民的权力是传统的，但管制叛徒的权力就是暴力了。凡在权力方面经过长期发展的组织，通常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不是传统的）信仰导致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新权力取得公众的默认，很快变成传统的权力；最后一个阶段是权力用来镇压抗拒传统的人，因而成了暴力。一个组织经历过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它的性质也随之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军事征服而产生的权力，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往往就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权力了。罗马人所征服的一切行省（犹太除外），不久就变成帝国的忠顺行省，不再怀有独立的愿望。被伊斯兰教徒征服的亚、非基督教国家，也没有怎么抵抗就服从了他们的新统治者。威尔斯逐渐服从英国的统治，虽然爱尔兰并未如此。在阿尔比派异端基督教徒被武力征服之后，他们的后代，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服从了教会的权威。诺曼人的征服，在英国产生了一个王族，过了一个时期以后，这个王族就被认为有继承英国王位的神授权利了。军事征服只有在随后产生心理征服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巩固，而心理征服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果一个社会不是新近被外国征服的，那么，在它的内政方面，暴力是在两类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一，良种或多种狂热的信条为了争夺控制权而斗争；第二，一切传统的信条都已衰落，但尚无新的信条继之而起，因此个人的野心不受任何限制。在第一种情形下，暴力不是对所有人施加的，因为信从占统治地位的信条的那些人，是不受暴力支配的。这一问题，我将在下面"革命的权力"一章中加以论述，这里只讨论第二种情形。暴力的定义是心理方面的：一个政府，可能对某些国民是强暴的，而对另一些国民不是强暴的。除外族征服而外我所知道得最完善的例子是后期希腊的僭主政治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某些城邦的暴君专政。希腊历史，像试验室一样，供给我们大量的，对研究政治权力的人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小型试验。荷马时代的世袭王权在有历史记载以前就结束了，继之而起的是世袭的贵族政治。在希腊承包开始有信史的时候，贵族政治与僭主政治曾有斗争。除斯巴达以外，有一个时期僭主政治到处获得胜利；不过，在僭主政治之后，继之而起的不是民主政治，就是恢复贵族政治，有时还出现过富豪统治。这第一个僭主政治时代经历了公元前七世纪与六世纪的大部分。这一时代与我将特别论到的希腊后期不同，不是暴力时代，但它却为后期的无法无天和暴行虐政开辟了道路。"僭主"一词，起初并无统治者有任何恶劣品质的意思，它仅仅意味着缺乏合法的或传统的称号而已。许多早期的僭主统治得很明智，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拥护；通常只有贵族才是他们的死地，早期的僭主大都是富翁。他们使用金钱，打通了走向权力的渠道；他们维持自身的地位，也是依靠经济手段多，依靠军事手段少。把他们比为美迪奇家族要比把他们比成现代独裁者更为确当。在第一个僭主政治时代，铸币开始使用了。这在增强富人权力方面所起的作用，跟近代信用与纸币一样。据说（真确到何种程度我还不能断定），货币的使用是与僭主政治的兴起有关的；无疑地，银矿的占有对于任何志在成为僭主的人都很有帮助。货币的使用，在起开始的时候，深深地扰乱了古老的风俗习惯，这在不久前才有欧洲人控制的一些非洲地区可以看到。在公元前七世纪与六世纪时，使用货币的结果是增强商业的权力并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直到波斯人侵占小亚细亚时为止，在希腊世界里，战争很少，也不甚重要；同时奴隶也不负担很多的生产工作。这一切都是发展经济权力的理想条件；当时的经济权力在削弱传统势力方面很像十九世纪的工业主义。只要每个人都有可能致富，传统势力的削弱总是利多弊少的。在希腊人中间，传统势力的削弱引起了人类文化史上最为迅速的发展--只有最近三个世纪可能是例外。希腊人在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自由，是一个不受迷信舒服的繁荣时代的自由。但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并不具有抵抗灾难的坚韧性，而个人在美德不再能使自己成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的善恶标准以避免作恶犯罪及其不幸后果。一系列的战争，是自由民减少了，奴隶增加了。希腊本土终于落入了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可是希腊化的西西里岛，虽然也有日益激烈的革命、内战和僭主统治，却能继续对迦太基和后来的罗马进行斗争。叙拉固的僭主统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则因为它给我们以最完整的暴力实例，二则因为它对柏拉图发生了影响；柏拉图曾和老迪奥尼修斯发生争吵并企图把小迪奥尼修死收为自己的门徒。哲学家们在叙拉古恶政中和老迪奥尼修斯及其继承人的不幸接触，大大的影响了以后希腊人以及一切后代人对希腊僭主政治的看法。格罗特说："用来欺骗人民、使人民暂时服从的欺诈手段，作为违反人民意愿，是暂时服从变成永久服从的武力手段的前奏，乃是希腊篡位者们惯用的手段。"早期僭主政治在多大程度上不顾人民意愿而使服从永久化是可以怀疑的；至于后期僭主政治，因为是军事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性质的，则确实是不顾人民意愿而使服从永久化的。我们可拿格罗特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的著作所描述的老迪奥尼修斯在多权力的关键时刻为例。叙拉古军队在多少具有民主性质的政权下，打了败仗、丢了脸；打胜仗的战士所拥戴的领袖迪奥尼修斯则要求惩罚失败的将领。"当沉默和不安笼罩着叙拉古公民大会的时候，迪奥尼修斯第一个起立发言。他抓住一个既适合听众心情又符合他自己想法的论题，作了一番渲染。他猛烈谴责那些将领，说他们把叙拉古的安全出卖给迦太基人，说由于他们的罪过，阿格丽琴滕才陷落，会场周围每一个人才灾祸临头。他列举他们的罪行，其中有确实的也有尚未证实的。他不仅讲得全面、尖刻，而且恶意中伤，超出合法辩论的一切限度，目的在于对这些将领加以非法的杀害，就像新近死在阿格利琴滕的将领们一样。"他们还坐在那儿，卖国贼；不要等合法的审判或判决，马上抓住他们，当场裁判！"这种粗暴的鼓动是违法的，也是违法议事程序的。主持会议的执政官斥责迪奥尼修斯扰乱秩序，并根据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力，给他以罚金的处分。可是迪奥尼修斯的党羽极力拥护他。菲利斯图不但当场代他交纳了罚金，而且公开宣称他将整天继续代缴所有与此类似的罚金；他山东迪奥尼修斯坚持下去--自己认为怎么说就怎么说。开头只不过是违法，这是竟变本加厉的对法律公开挑战了。在当时叙拉古的实际形势下，执政官的权威大为削弱，反对他们的叫嚣则异常猛烈，所以执政官对于这位发言人，既不能惩办又不能镇压。迪奥尼修斯继续发言，激昂慷慨，更带煽动性，不但控告将领们腐败堕落，出卖了阿格利琴滕，而且普遍谴责著名的富豪，说他们是拥有残暴势力的寡头统治者--瞧不起大多数人，而自己却从国难中攫取私利。叙拉古（他坚持认为）决不能获救，除非把权力交给跟他们的品格完全两样的人。这种人不是从有钱或有地位的人当中产生的；他们出身寒微，在地位上属于人民，而且举止和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于是他就成为僭主了；可是他以后对贫贱的人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历史并无记载。诚然，他曾没收富人的土地，但这些土地是用来分给他的卫士的。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不久就衰落了，但它的权力并没有减少。格罗特在书中（几页之后）说道："迪奥尼修斯比以前更加感到他的统治为叙拉古人所憎恶，而且完全依靠暴力维持的，于是他想尽保卫自己的办法，策划之周密几乎为其他任何希腊专制君主所不及。"希腊史的一个特殊方面，除斯巴达以外，传统势力特别微弱；再则，希腊也几乎没有政治上的是非善恶。希罗多德曾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能够拒绝贿赂。在希腊全境，如果以接受波斯国王的贿赂为理由来反对一个政客，那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的政敌也会如此受贿，如果他们也有很大的权势够得上被收买的话。结果，通过贿赂，街头斗殴以及暗杀，争先恐后的抢夺个人权力的现象到处都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朋友干起这种事来也是最无忌惮的。最后的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是为强大的外国所征服。人们一向为希腊丧失独立而感到痛惜，而且往往把一切希腊人都看成像梭伦和苏格拉底那样的人。从希腊的西西里岛的历史可以看出为罗马人的胜利而悲叹是没什么道理的。据我所知，说明暴力的最好例证莫过于亚迦多克利斯的事迹了。亚迦多克利斯生于公元前361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为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的人；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八年中，它是叙拉古的僭主。叙拉古是希腊城邦中最大的一个，也可能是地中海沿岸城邦中最大的一个。他唯一的劲敌是迦太基。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只有在某一方遭到严重失败后，才会出现短暂的休战。西西里岛上的其他希腊城邦，随着它们内部党派政治的变动，有时站在叙拉古一边，有时站在迦太基一边。在每个城邦里，富人赞成寡头政治，穷人则赞成民主政治。民主党派的人获胜的时候，他们的领袖往往成功的自立为僭主。许多失败的当人流亡异乡，并在他们的党执政的城邦里从军入伍。不过这些军队的主体是由雇佣兵组成的；他们多半不是希腊人。亚迦多克利斯出身微贱--是陶匠的儿子。因为仪表俊美，他得到一个叫迪马斯的叙拉古富翁的宠爱。他继承了迪马斯的全部财产，去了他的遗孀。亚迦多克利斯战功卓著，因此被认为是渴望当僭主的人。于是政府将他放逐，并下令将他在途中刺死。可是他已预料到这一着，他跟一个穷人互换了衣服，后者就被雇来的刺客误杀了。以后，他在西西里岛内地组成了一支军队。这是叙拉古人吓得只好和他谈判，双方约定：允许他回国，但他必须在西里兹神殿里宣誓决不做任何危害民主政治的事情。当时叙拉古的政治似乎是民主政治于寡头政治的混合物。有一个六百人会议，由最富有的人组成。亚迦多克利斯支持穷人反对这些寡头。正当四十名寡头举行会议的时候，他煽动兵士把这四十个人全部杀死，说他们密谋害他。接着他就带兵进城，下令兵士到那六百人加重抢劫。兵士照做了，还屠杀了许多从家里跑出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老百姓。最后因劫掠财物而屠杀了大批的人。迪奥多罗斯这么说："不仅如此，就是逃到神殿里去靠神庇护的人，也没得到安全；对神的虔诚已被残酷的人性所粉碎、所压倒了。这些事情是希腊人在自己的国家内反对希腊人，亲属在和平时代反对亲属是完全不顾天理、盟约或对神的憧憬，厚颜无耻的犯下的罪行。说到这种情况，不但朋友，甚至连仇敌以及每个头脑清醒的人也不得不怜悯这些不幸的人的悲惨境遇。"亚迦多克利斯的党徒白天杀人，一到黄昏，就把注意力转到女人身上了。两天屠杀之后，亚迦多克利斯把囚禁的人提出来，除他的朋友蒂诺科拉底以外，其余的人全被杀死。然后他召集会议，对寡头们提出控诉，并说他要把支持君主政治的人从城邦里全部清洗出去，他自己则过隐居生活。于是他脱掉制服，穿上平民的服装。但是在他领导下抢劫掠夺的人要求他掌权，于是他被推举为唯一的统帅。"许多比较穷的和负债的人对这次革命很高兴"。因为亚迦多克利斯答应免除债务并把土地分给穷人。那时候，他一度是宽和的。亚迦多克利斯打起仗来机智勇敢，但鲁莽轻率。有一次，迦太基人似乎肯定要大获全胜了，他们围攻叙拉古城，海军又占领了海港，但亚迦多克利斯带了一支大军开到非洲，在那里他焚毁了自己的船舰，以防落入迦太基人手里。他怕在他出征期间国内发生叛变，因此就把叙拉古的儿童带去做人质。多了一个时期，他的兄弟又放逐了八千个政敌。这八千人后来都得到了迦太基人的友好对待。一开始他在非洲的胜利是惊人的；他攻占了突尼斯，围攻迦太基城，是迦太基政府大为震动，并立即向莫洛克神祈求赎罪。人们发现，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充当祭品的贵族惯于用买来的穷人孩子做替身；这种做法现在坚决制止，因为大家知道，用贵族孩子做祭品，会使莫洛克神更加喜悦。这次改革以后，迦太基人的命运开始好转了。亚迦多克利斯觉得需要增援，于是派遣使者前往昔兰尼。当时昔兰尼隶属托勒密王族，由亚历山大的一个将领奥菲拉斯统治。亚迦多克利斯吩咐使者说：如果能得到奥菲拉斯的帮助就可以灭掉迦太基；他只希望在西西里岛获得安全，对非洲并无野心；在非洲联合作战所占领的土地都将归奥菲拉斯所有。奥菲拉斯受了他的诱惑，带兵跨过沙漠，经过极大的困难与亚迦多克利斯会师。可是亚迦多克利斯却杀害了奥菲拉斯，并向他的军队指出：只有在杀死他们旧统帅的那个人的下面服役，才有希望得到安全。以后他围攻尤提卡，因为他到得出人意料，在田野里捉到了三百个俘虏。他把这三百人帮在攻城器械的前面。如果尤提卡人要自卫，首先就得杀死自己的人。这一招虽然成功了，但他的处境是困难的；当他有理由疑惧他的儿子亚卡迦突斯在煽动病变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于是他偷偷逃回西西里。统帅私逃使他的军队在狂怒中杀死了亚卡迦突斯和他的另一个儿子。这事大大激怒了他，他就把叙拉古境内与叛军的任何一个兵士有关系的人，不分男女和儿童一概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