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播种,就怎么收成。”克里希那吉又笑了起来。 “因缘就是你存在的本质,它可以决定你的现在和未来,另外我也认清,我必须让思想自由活动,而不能使它过于具体化。我们必须将思想连根拔起。” “没错,要把它们连根拔起,让这些思想变得轻松起来。” 克打断了我的话:“等一等,你要如何把你现在所说的话传达给五十个人或五千个人?” “沟通的关键就在观察,别的都不需要了。” “你要怎么回答别人?谁又是那个观察者?” “唯一的答案就是观察,让自己开放,去发现一些东西。这个发现之旅,这个对于无限的洞见,真是不可思议。” 我走出房间时,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克里希那穆提是谁?他的传承到底是什么?突然问题之中冒出了答案:整体人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突破局限,加入这无私的传承。 后来我问他有关三摩地的本质,他说:“脑子一整天都是安静的;每一个念头生起,脑子都能立刻看到它的完整内涵,这样的脑子是不累积的,每一个生起的东西都是圆满的。脑子里没有时间的活动,但是却有无限的律动。处在三摩地中有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1985年的5月11日,克里希那吉刚好过九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和他都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从他的房间可以看到那棵胡椒树。六十三年前他在那棵树下经历了神秘的意识转化。那天清晨我敲他的房门,克里希那吉打开房门时,我跪下来给他顶礼;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拉起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九十岁的他又过了一天。 第47章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1) 《薄伽梵歌》中的阿周那问克里希那,彻悟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他如何走路,如何说话,如何举止?” 见过克里希那吉及听过他演讲的人,也时常问同样的问题。这一章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并不完全,因为克里希那吉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 克里希那穆提已经九十岁了,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印度时,太阳一升起他就醒了。他会在床上躺一会儿,他身上的每一个感官都是清醒的,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妄念,直到彻底回神他才下床。接着他开始做瑜伽的体位法和吐纳术。他通常花三十五分钟做吐纳术,花四十五分钟做瑜伽体位法——身上的肌肉、神经系统以及皮表的细胞都得到充分的锻炼,呼吸也变得自然而调和。 八点钟克里希那穆提开始吃早餐,通常是水果、烤面包、牛油和麦片,有时也包括印度的依德力斯或得萨斯,以及蒸米糕加椰子甜味料。在早餐桌上,他通常和亲近的伙伴们讨论教育、校务、意识、电脑、人工智慧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类的烦恼之源。他询问大家有关印度和世界的消息。大家很自由地讨论印度的情况,其中的暴力、腐化和价值观的衰败,还有人类的未来和人类心智的突变。每个问题都被提出加以探索,每个人都参与讨论,即使在讨论时,大家都有一种祥和和井然有序的感觉。 他对于各种外在情况——尤其是政局——所抱持的态度相当天真,但是有关人类心灵的问题,他的关怀是极为深切的。他时常停顿,让心智安住在问题中,他的反应充满着热情和威仪。上午如果进行对谈,早餐的讨论就会短一点。九点三十分小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再度聚在一起探讨到十一点。如果某个人有特别的问题或痛苦,便和他私下谈话。有时他会把他们领进屋里几分钟。没有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可以谈上两三个小时。我们讨论死亡,上帝的本质,还有观者和所观之物的问题。所有最深刻的洞见,都是从这些讨论中披露的。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静躺三十分钟,阅读《经济学家》、《时代》或《新闻周刊》等杂志,以及有关大自然的图书或者侦探小说。他很少阅读严肃的书籍,但是周围的人都向他提供很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资讯,譬如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退化的各种现象。中午他洗个非常热的热水澡之后,再接受油压。午餐时间是一点整。他通常吃印度餐,没有油炸食物,而且很少有甜点。他喜欢吃辣椒,不过只允许自己吃一小块。午餐时间,讨论再度进行,有时也有来宾参与。 讨论的话题包括国际事务、科学的新发现、战争、核武等无解的问题。克里希那吉非常好奇,他提出的问题都很深入。科学的新发现令他着迷,有时他也预测一下未来。他说的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他能洞见国际事件的意义,而且能把它们与整体宇宙相连。他时常询问来访的客人:“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为什么会丧失所有的创造力?”但是没有任何答案能令他满意。他时常要求那些比较认真的人在心中保住那个无解的问题,并且觉察其中的暗示。心智退化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心智必须保住这个问题,必须深思。 他觉察的范围广阔得令人生畏。他有一次对我说,有些问题应该永远保持在心里。 午餐时,克里希那穆提继续早餐时的讨论,偶尔他也会说些故事——他和动物之间的趣事,圣彼得和天堂地狱的故事,还有苏俄人民委员的笑话。这些趣闻虽然重复讲了许多次,但仍旧充满着幽默和雅趣,因为他完全没有恶意。在陌生人面前,他显得很害羞,因此其他的人必须打破那令人尴尬的沉默。 多年来他会见了无数的人,其中有托钵僧,佛教的出家众,无上瑜伽的修行者,还有行脚的瑜伽士,都前来向他讨教或寻找慰藉。他从不拒绝他们,这些穿着黄色僧袍的出家人,往往能激起他最深的同情。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有两名耆那教的僧人开始来参访他。他们每一年都来,而且总是在一年前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因为一年有四个月是雨季,僧人必须停止行脚。四个月一过,这两名出家人便开始他们的朝圣之旅。有时他们会走七百英里路来到孟买参访克里希那吉。其中一位僧人患有白血病,另外一位则年纪很轻,有一对非常美的双眼。他们在嘴上绑一条白布,因为即使呼吸都不能伤到一只小虫子。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必须替他们翻译。我坐在门槛上,他们和克里希那吉一起坐在草席上;因为按照修院的规矩,出家人是不能和女众坐在同一张草席上的。他们非常热切地探索。很年轻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身体,但并没有因此而解脱。克里希那吉非常温柔地对待他们,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和他们进行讨论。有一年这两名穿白衫的僧人没有出现,我们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们的教派领袖感觉到他们开始反抗权威,于是不准他们再来参访克里希那吉了。 午餐后,克里希那吉通常要休息一会儿。四点以后他开始接见访客。一名快要失明的妇人前来见他,他把双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替她治疗;一名丧子的访客坐在他身边,他握住她的手,象征性地抹去她的眼泪,替她治疗内心的创伤;一位困惑的年轻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迷失了,于是前来向他寻找答案。 70年代的末期,他见的人比较少,但是到了九十岁,他又开始来者不拒地接见所有的访客——譬如一位幻想自己能和卫星沟通的年轻人,一名充满着痛苦的女人,不论老少或残疾者,他都毫不倦怠地接见他们。 他的名字和教诲举国皆知,包括喜马拉雅山的修院和学术界。印度的佛教徒到今天仍然认为他是讲龙树中观的伟大导师,印度教的上师和萨图则认为他是讲吠檀多不二论的伟大觉者。他们都承认他是这个时代最博大精深的老师。 傍晚太阳快要西沉时,他开始外出散步。九十岁的他步伐仍旧很快,身体依然那么挺直。他的好友以及他们的孩子、孙子时常和他一起散步。有时他握着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手,和她边走边笑。他们一走就是三英里路。他和天地同息,静听远方的声籁。有时他宁愿一个人去散步,他的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他说在散步时,心中没有一个妄念。 回家之后他盥洗一下,再做一阵瑜伽的吐纳术。他晚餐吃得很简单——色拉、水果、坚果、汤和蔬菜。他偶尔和友人一起共进晚餐,此时他总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受。他的手势展现了老师的风范,他的嗓音充满着能量;空寂一波波地涌进屋内。 他的心从不执着,他随时准备接受批评。我记得1978年的某一天我们都在科伦坡,他显得焦虑不安,我对他说:“先生,你很不安。”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别的东西。晚餐时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你说我很不安,我带着这句话上床休息。我问自己:我真的不安吗?是不是因为心中产生了依赖?突然我看到了真相——企图找到答案,就会令这种不安根深蒂固;于是不安就消除了。我不会再有不安了,因为我已经观察和聆听我身上的每一个变化,于是我就把不安连根拔起了。” 他对于所有的挑战都保持开放。他从不停止观察、聆听或质疑,克里希那吉很少引用任何象征,对于大河他却有一种认同。1961年他在孟买演讲时如此形容恒河:“这条河有源头也有尽头,但是那源头并不是这条河,而尽头也不是这条河。这条河就在两者之间,它流过村庄和城镇,每一样东西都被它收纳。它被脏水和垃圾污染,但是几英里之后它又变得纯净了。鱼儿活在河里,人们饮用河水,它滋养了无数的生命。河水的压力巨大无比,它能够自我净化。赤子之心就像这条河,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是超越时间的。” 结语(1) “我们该如何埋葬你?” 苏格拉底回答:“假使你们能逮得住我,不让我从你们的指间溜走,我就随你们处置。” ——柏拉图《斐多篇》 克里希那穆提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1986年2月16日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九点整,他在奥哈伊松舍去世。他罹患胰脏癌,死前重病五个星期。他死在那间面向胡椒树的屋子里,六十四年前他在那棵树下历经巨大的意识转化。他的遗体在加州文图拉火化,骨灰分成三份,分送到奥哈伊、印度和英国。 印度的友人把他的骨灰撒入恒河,包括拉吉嘉特和瓦拉纳西的中游,喜马拉雅山上的恒河源头甘戈特里,以及马德拉斯的阿迪亚尔海滩,他的骨灰被放在一只窄筏中,随风漂向波涛汹涌的大海,接受海水的洗礼。 克里希那吉在死前曾经说过,他的遗体不再有任何重要性,应该像块木材一样被火烧掉。他说:“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这个简单的人已经抵达旅程的尽头。他死后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祷告,不铺张,也不出殡,更不要为他的骨灰建纪念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把这个老师神化。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诲。教诲必须慎加保护,以免遭到扭曲和讹传。教诲之中没有任何阶级或权威;它没有任何继承人,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能有人奉我之名传教。”但是他吩咐他的伙伴,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应该继续存在,在他的指导之下成立的学校也应该继续运作。 他的骨灰由专机运送到德里,我在飞机下接过骨灰之后,立刻开车回家。当我们要进入大门的那一刻,天上突然下起大雨和冰雹,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我们把骨灰罐放在花园里的一棵菩提树下,它才突然停止。 1985年的7月在瑞士的如吉蒙,克里希那吉开始预感自己的死期已近。9月底我和他在布洛克伍德公园见面,他在旧大楼西边厢房的小厨房里等我。他说他必须告诉我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从瑞士回来之后,我已经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了。死亡的日期和地点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他继续说道:“化身已经开始衰萎。” 我吃惊地呆坐一旁。 10月25日他抵达新德里,休息几天之后他又要前往瓦拉纳西。10月29日他和R.文卡塔拉曼(印度副总统,克的好友)以及拉吉夫?甘地聚会,头一天在副总统家午餐,后来又到我家一起吃晚饭。自从去年英迪拉死后,这是克里希那吉第一次和拉吉夫?甘地见面,因此气氛显得很沉痛。 克里希那吉从德里前往瓦拉纳西演讲,那里已经搭起了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人的帐篷。这次的雨季雨量很大,树枝和草丛都发出了新芽,黄绿色的芥菜已经出现在河岸。克里希那吉正好遇上排灯节,他住的那栋房子点了上千盏的油灯。晚风吹拂着漂在河面上的油灯,把河水映照得闪闪发光。 克里希那吉对群众演讲,和瓦拉纳西的学者以及吠檀多学者一起进行讨论,并且和基金会的成员探讨拉吉嘉特的未来。克里希那教授是本内尔印度大学的物理老师,克里希那吉和他相识多年,最近他同意放弃教职,担任拉吉嘉特教育中心的院长。两名朝圣者R.优帕萨尼和马赫施?萨克希那与克里希那吉一同散步,巡视这片土地,聆听这古城的脉动。 优帕萨尼已经在拉吉嘉特住了三十年,负责照顾这里的土地。他对生命的关怀,拉近了他和克里希那吉及萨克希那的距离,后者是德里中央警察局的局长。萨克希那为人热情而易感,他辞去自己的工作,披上僧袍,变成了一名寻道者。他在喜马拉雅山住了许多年,后来开始四处行脚,直到来到拉吉嘉特为止。克里希那吉的威仪和热情立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不久他就加入了基金会,变成里面的干事。 克里希那吉从拉吉嘉特前往瑞希山谷,他在那儿和师生举行讨论。雨量一直很丰富,干燥的大地再度觉醒,稻田一片翠绿,孩子们在布满岩石的山丘上种下了一大片树苗。 他的步伐逐渐缓慢,而且体重一直快速地减轻。有一天拉迪卡正要进入他的房间,听到他和一只戴胜鸟在聊天:“我很欢迎你和你的孩子住进这间房子,但是我敢保证你不会喜欢这里,因为过几天我就走了。这间屋子将会上锁,窗户也都关了,那时候你们就无法出去了。”当她进入房间时,看到那只鸟栖息在外面的那棵大树的树枝上,窗户刚好把它框成了一幅画。这只鸟的冠毛张成扇状,静静聆听躺在床上的克里希那吉和它说话。克里希那吉说那只鸟很喜欢他的声音,它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几次我们坐在克里希那吉的地毯上和他讨论事情,那只鸟就飞到窗台上用嘴啄着玻璃大声喧闹一番,克里希那吉总是说:“我的朋友来了。” 他提前离开瑞希山谷,来到马德拉斯的瓦桑?威哈尔举行三次公开演讲。这里一样下了很久的大雨,花园里开满了鲜黄的阿根廷塔布比亚花。克里希那吉发着高烧,但是他拒绝接受治疗,继续他的演讲。 来听讲的人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病了,很可能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谈到死亡和创生,还有无始无终的那个东西。那股无限的大能曾经令他的声音响彻四周,现在则变得非常低沉。虽然他虚弱的身体仍然笔挺,但是却一直在颤抖,似乎无法承受穿过他身体的大能。演讲结束以后,克里希那吉要求他的听众和他一起静坐。 一名孩子拿着一朵白色的占婆花走上讲台,他面带微笑地接过那朵花,那个孩子也笑了。他以沉默和微笑结束了这最后一次教诲。 往后的几天他和友人以及来自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的伙伴们相聚。有时单独、有时大家一起谈话。他和他们谈了许多事,也谈了学校和教育中心的问题。在最后一次的聚会中他说:“你们要毫不费力地保持彻底的警醒。”阿希特问他,这是不是他最后的遗言,他笑而不语。 他决定在1月10日返回奥哈伊,那天傍晚他照常到阿迪亚尔海滩散步,一大群朋友陪在他身边。一股劲风吹得他的银发往后飞扬,看起来就像彗星的尾巴,令他高突的前额展露无遗。他看上去如同森林里的老先知一般。他走在那片他被发现和启蒙的海滩上。七十五年前,阿迪亚尔的上空曾经出现哈雷彗星,它当时正进入轨道,朝着太阳逼近。回程中他要他的朋友等他一下,因为他想看看通神学会拉塔?布尼尔的家。克里希那吉在海滩上逗留了一会儿,遥望着汹涌的大海,然后朝着东西南北的方向看了一下,便安静地走出大门。 那天夜里启程的前一个小时,他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身上穿着毫无瑕疵的西装,手上拿着他的苏格兰花呢大衣,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印花丝巾——我送他的礼物。欢送他的朋友围成一个半圆形,他一一向他们打招呼。他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我看起来如何?”我回答他:“像四十岁。”我称赞他脖子上的丝巾,他告诉我:“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知道他不会再有机会和面前的这些朋友相聚了,但是他割舍了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哀伤和离愁。这是他最后的祝福。当天他经过太平洋,直飞洛杉矶。 回到奥哈伊,他的情况持续恶化,医生诊断他得了胰脏癌。1月31日我到达奥哈伊,发现他已经病危。他高度敏感的身体多年来一直被小心地保护着,现在已经被病痛摧毁。头一天他无法看清楚我们,他完全不知道时间和地点。但是第二天他又恢复了精神。我发现他的脑子非常清醒,眼神也很明澈。我把南迪妮、苏南达和拉吉夫?甘地的信念给他听,他强而有力地握着我的手,我感觉一股巨大的爱意从他那边流过来。他说他无法提笔写信,要我向印度所有的朋友表达他的关爱。 结语(2) 往后的三四天里,他逐渐恢复了气力,他要我们把他的轮椅推到那棵胡椒树下。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向奥哈伊的山丘、橘子树和所有的大树话别。在身边人的帮助之下,他走进起居室,坐在沙发里凝视眼前的炉火。当天傍晚他还看了一部电视影片,医生以为他的病痛已经减轻。他对我说:“明天和未来的几天,你都来看看我。”于是我每一天早晨都去探望他。我坐在他的床边,用我的双手握住他的手,和他一同保持静默。 我注意到他床边的那些书,有英文的、意大利文的和法文的——譬如《金银岛》,帕尔格雷夫的《牛津英诗集》,卡尔维诺的寓言故事,伯利兹的意大利文字典,都德的小说,多雷的着作,以及劳伦斯?迪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 2月9日的星期天,克里希那吉再度病发,他只好躺回床上。那一天我无法看望他。第二天他要求见我一面,他说:“我在山上走了好远的路。我迷路了,他们没办法找到我,所以我昨天不能见你。” 有一刹那,他的脸真是美极了,而且变得很年轻。 2月16日我必须启程上飞机。下午一点左右我去见克里希那吉,我和他静坐了一段时间。他当时身体很痛苦,但是心智依然清醒明澈。我说我不要和他说再见,因为根本没有分离。他很费力地举起我的手吻了一下。他的手仍然十分有力,他身上散发的大能包围着我。我正要离开时,他突然说道:“今天晚上我要去山上散步。我会走得很远很远。雾已经起了。”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的房间。 当天晚上太平洋标准时间九点整,克里希那吉长眠了。 山上升起了大雾,他就在那片大雾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