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一种姿态，不一定人体的一切有目的的运动都是姿态。按照一种预期的建筑形式设计的建筑也不一定是。目前，我们在与一种潮流抗衡。不过这种潮流将会消失，而由其他的潮流所取代。我们反驳它的方式将不会被人们理解；人们将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讲这些。从可疑的论据和隐蔽的针箍那儿寻求谬误。一九四三年大约两千年前，有个人创造了这个图形而且说,它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成为机车装置的形状。或许：有人曾经制造了蒸汽机的全部机械，但是不知怎样使用它推动物体。你看作才能的东西是待你解决的问题。天才是使我们忘记大师的才能的东西。天才是使我们忘记技巧的东西。天才在技巧的单薄之处暴露无遗。(《名歌手》的序幕。)天才是阻碍我们认识大师的才能的东西。只有从天才的单薄之处才能看出才能。一九四四年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为什么我不应在与言词原始的用法相抵触的用法上来应用言词呢?例如，当弗洛伊德称渴望的梦为希望实现的梦时，他不是这样做的吗?这里的不同在哪里?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一种新的用法的合理性是被某种理论所证明的。如果这种理论是虚假的，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就必须被放弃。但是，从哲学上来看，这种新的扩大的用法并不依赖于对自然过程的真实的或虚假的信念。事实不能证实这一用法的合理性。没有人能对这一用法的合理性以任何证实。人们对我们说：“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是吗?我也正是在你所熟悉的这种意义上使用它的。”(而不是在那种特殊的意义上”。)这种用法是把意义看作是言词本身携带的并且在每种用法上都能保持的光环。哲学家是那种在达到常识性的观念之前必须在自身中纠正许多理智错误的人。如果在生命中我们是被死亡所包围的话，那么我们的健康的理智则是被疯狂所包围。需要思考是一回事，而有进行思考的才能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弗洛伊德的释梦学说中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就是这一学说表明了以人的心灵描述想象中的事实的这种方式是如何的复杂。这种描述是这样的复杂、这样的没有规律，以致我们几乎不能再称之为描述了。一九四四年或稍后我的论述难以理解，因为除了依然沾着一层旧观点外，还说了某种新的东西。约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有某种使人疯狂地要求被压抑的渴望吗? (我想到舒曼，但也想到我自己。)约一九四四年成为革命者的人能对他自己进行革命。不完善的东西留下的将是不完善。奇迹仿佛是上帝作出的一种姿态。如同一个人迅速坐下来，然后作出给人留下印象的姿态一样，上帝使世界平稳地运行，然后伴随着由一种象征自然姿态出现的圣徒的言词，如果圣徒对仿佛尊敬他而在他周围弯曲的树讲话时，这也许是一个实例。——现在，我相信这能发生吗?我不能。对我来说，相信在这种意义上的奇迹的唯一方式，也许就是这一特殊方式的出现而给人留下的印象。以至我要说，如：“看见这些树而感觉不到它们对言词的反应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会说“对狗的主人来说，看见狗的脸面而不见狗的活跃和机警是不可能的”一样。我能够想象，言词的纯粹传说和圣徒的生活能使人相信关于弯曲的树的传说。但是，我对此没有什么印象。当我回家时，我希望有一个对我来说并不意外的意外之事，当然，我也会感到意外。人们相信他们自己并不是不完美的，而是不幸的，从这个角度看，人们是笃信宗教的。任何有着不体面之处的人都认为他自己极其不完美。但是，笃信宗教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幸的。继续信仰吧!这毫无害处。信仰意味着屈从于某种权威。一旦屈从，那么你就不可能不反抗这一权威。起初权威是你谈论中的话题，后来很快又发现它是可接受的。没有任何痛苦的要求能比人的要求更为强烈。或者，没有任何痛苦能比一个个体的人所能遭受的痛苦更为强烈。因此，人处在无限的痛苦之中，人也就会享有无限帮助的需要。基督教只是对需要无限帮助的人来说，对经历了无限痛苦的人来说，才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上没有任何痛苦能比一个人的心灵所遭受的痛苦更为强烈。信仰基督教——如我所见——是人处在极端痛苦时的避难所。任何一个具有开放自己内心世界的本领的人，处在这种痛苦中，与其说是限定这种痛苦，不如说是接受这种拯救自己内心的手段。向上帝悔过地开放自己内心而忏悔的人，也对其他人表露自己的内心。人在这样做时就失去了他的个人威望带来的尊严，变得象一个孩子。这意味着，没有官位、尊严或由其他方面而来的差别。只有在其他人失去一种特殊的爱之前，人才会表露自己。一种得以承认的爱仿佛使我们都成为令人厌恶的孩子。我们也许会说，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来自于我们自己与其他人关系的断绝。因为我们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内心，而这种看是不怀好意的。当然，你必然会感到内心羞愧，但在你的同伴面前你不会感到羞愧。没有任何痛苦比人遭受的痛苦更为强烈。而人失去感觉时是极端痛苦的。约一九四五年言词是行动。只有非常不幸的人才有怜悯别人的权力。甚至在希特勒那里，狂怒也是不明智的。何况上帝也是如此。某人死后，我们会看到他那具有抚慰之光的生活。他的生活向我们展现出一种由迷蒙变得柔和的轮廓。虽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柔和可言，但他的生活是曲折的和不完善的。因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和谐，他的生活是无掩饰的和不幸的。好象我迷了路而向别人问起回家的路一样，有人指给我路并与我一起沿着笔直而平坦的路走去。突然，他停下来，告诉我：“现在你必须作的就是从这里找到你回家的路。”一九四六年所有的人都是伟大的吗?不。——然而，你可以具有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任何希望!为什么某些事物为你所称赞而不为你的邻人所称赞呢?是什么目的呢?如果你不想使自己思想丰富的愿望富有内容，那必然有某些你所遵行的东西或使其显露于你的经验!而你能有什么经验(与无价值的东西不同)呢?简言之，你有某种才能。而关于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的幻想，比起我对我的特殊才能的意识更为持久。舒伯特不信宗教，忧郁消沉。舒伯特乐曲的曲调可以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高潮，而对莫扎特就不能这样说。因为舒伯特的乐曲表现出音乐的奇异风格。你可以指着舒伯特乐曲某一章节的曲调说，瞧，这就是那种曲调，这就是来自头脑的思想。我们可以对不同作曲家的乐曲应用这种原理：每种树都是树这个词的不同意义上的“树”。这不应被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些乐曲的曲调所误解。这些曲调是引导你在不能称为乐曲的事物或你不能以相同意思来称为乐曲的别的事物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如果你恰好注意曲调的反复演奏和音调的变化，那么所有这些存在似乎都处于同一水平。但是，如果你注意这些曲调的内在联系(以及因而具有的意义)，你就会倾向于说，假若这样，曲调非常不同于假若它是那样的事物。(在其它事物之中，它在那里有着不同的起源和起着不同的作用。)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在《失去的笑》中，尤奎杜斯看到他的宗教存在于他的知识之中——当事情对他来说好转时——他的命运可能会更糟。这正如同一种宗教所说的那样，“有所得必有所失”。确切地认识自己是很困难的，因为对于某人可能被善促进的活动来说，宽宏大量的动机也可能来自懦弱或中立的某种东西。无疑，一个人能以真诚的爱的方式去从事这一活动。但是，确切地说，这正是来自欺诈或来自冷漠的心。正如不是所有的文雅礼貌都是善的形式一样。只有我或许在宗教中埋没我自己，这些疑虑才会被消除。因为只有宗教才有权毁灭无价值的东西，渗透到所有的冷僻角落。如果你正在高声朗读某种东西并想读得出色，你的言词就必须具有生动的形象。至少，常常如此。但有时[如“从雅典走向科林斯……”)问题是标点，例如你的准确语调和你的停顿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信仰某种不为我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是多么的困难。例如，当我听到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们对莎士比亚的赞美词句时，我决不能使我自己摆脱对莎士比亚所作的平凡事情的疑虑，虽然我必须告诉自己这是多么的不可能。米尔顿的权威真使我信服。我假定他是廉洁的。——当然，我这样做并不是说，我不相信由于不可理解的和错误的原因，为数以千计的文学专家对莎士比亚作出的和仍然要作的过分赞美的巨大价值。深刻地把握困难乃为难事。因为如果近似地把握了困难，那也只不过是困难的表面而已。当困难从本质上被把握时，这就涉及到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些事情。例如，从炼金术到化学的思想方式的变化好象是决定性的。新的思想方式若要建立起来是如此的困难。一旦新的思想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问题就会消失。确实，这些问题变得难以再现。因为它们与我们表述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这些旧问题就会与旧服装一同被遗弃。现今，在民众那里，原子弹所造成的或者无论怎样表现出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差不多表明终于产生出真正有益的东西。至少，这种恐惧带来了比药物更为痛苦而真正有效的印象。我不曾想过，如果这一印象未有什么有益之处，那么心胸狭窄的人就不可能发出叫喊；然而，这也可能是一种孩子似的观念，因为，真正地说来，我的全部意思是，原子弹描绘了一种末日的，毁灭的景象，一种邪恶的景象，——以及我们对肥皂水似的科学的厌恶。当然，这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思想。但是，谁能说出在这一毁灭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呢? 毫无疑问，现今那些鼓吹反对生产原子弹的人是知识分子的渣滓。然而，即使在他们所憎恨的东西是受欢迎的问题之外，这也不能得到证实。人是人的心灵的最好图画。从前的时代，人们进入修道院。他们是愚蠢的或不灵敏的人吗?——那么，如果人们喜爱他们为了继续生存下去而采取如此措施的认识，问题就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的明喻是拙劣的。所以，如果它们都是同样巧妙的——不知它们是否如此——它们必然会有一个自身的规律。例如，也许它们的声调使它们似乎有理和可信。也许，本质的方面在于莎士比亚的悠闲和权力，就象你在领受大自然的某一风景时那样，你若能确切地赞美他，那你就必然会领受他的作品。如果关于这一点我是对的话，那这就是说，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风格，即我所指的他所有作品总和的风格，就是这种本质方面和提供他的辩护所在。我对莎比亚理解的不足可为当时我不具备轻易地读他的作品的能力所解释。这就如同一个人观望到光辉灿烂的景色一样。一个人可以看见他所具有的东西，但他不能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人是什么，这可以比作他在海平面之上的高度，而你不可能立即对这绝大部分情况作出判定。一部作品的伟大或平凡依赖于创作者所处的地位。但是，你能公平地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那他就决不可能伟大，倘若他蒙蔽自己的双眼的话。无论怎样小的思想都能贯穿于人的一生!这正如一个人在同一个小小的国家里花费他的毕生而旅行——样，他会认为在这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会以古怪的观点(或推测)看待每一事物，他所周游的国家阻碍他成为无比伟大的人物。而周围的所有国家在他看来就象狭窄的边境地区。如果你要深入你不需要远行的地方，你必然不会遗弃你的最直接的，熟悉的环境。非常奇怪，我们倾向于认为文明——房屋、街道、汽车等等——好象是与人的出身，与崇高的和永恒的东西等等分离开来的。我们的文明环境与环境中的树木，作物一起，使我们仿佛把环境当成用玻璃纸廉价包装的东西，从一切伟大的事物中，从上帝那里脱离出来的东西。这是强加于我们的奇怪的图画。我的“成就”非常类似于发明某一计算法的数学家的成就。如果人们在某些时候不作蠢事，那就没有任何明智之事能够作出。纯粹的内体形状可能是神秘的。天使与魔鬼的比较方式是被描绘了的。所谓“奇迹”是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奇迹仿佛必然有吓人的姿态。你运用“上帝”这一词的方式并不表明你意谓的是谁，——然而，宁可说这是你所意谓的东西。在斗牛中，公牛是悲剧的英雄。起初它遭到疯狂的驱赶，然后在缓慢的可怕的死亡中消失。一位英雄能正视死亡，即真正的死亡而不只是想象的死亡。危机中的高尚之举并不意味着能够很好地作出象英雄那样的行动，正如在戏剧中，这一行动宁可说意味着能够亲自看到死亡。一位演员可以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但在扮演角色的最终，他自己作为人也是必然要死的。它包括什么：理解了乐句之后?为了它的表现形式而敏感地冥思它的外观吗?陶醉在这一外观的表现形式之中吗?想一想有的人描绘外观的行为，他的描绘表明他理解了它的表现形式。思考一下作者的外观、行为，——他划出的每一笔都是由这一外观所支配的，他所划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任意的，他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乐器，这一切表明了什么呢?那真是一种体验吗?我的意思是，这能被说成是表现一种体验吗?再则，怎样才能理解了的来读乐句或者理解了的来演奏乐句呢?不要从你自身之内去看待问题。应进一步考虑一下你所说的别人在这一点上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东西促使你说他有着特殊的体验呢?那么，我们实际上能这样说吗?我不是更近于说别人具有许许多多的体验吗?也许我会说，“他正强烈地体验着主题”，但是应考虑一下这是如何表现的。一个人可再次获得强烈地体验主题的思想“存在”于乐章的感觉。我们可随之奏出这一主题。(再则)观察一下关于它的真实的解释。但是，你有理由认为这是真实的吗?例如，这好象是这种体验的回忆吗?这一理论不又恰恰是一幅图画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即理论仅仅是连接随着“感觉”而表现出的乐章。如果你问我，我怎样才能体验主题?——也许我将答道：“作为一个问题”或是某类事物，或者我将吹口哨来表现它，等等。“他正强烈地体验主题。随着他听到主题，某些事情在他那里发生”。确切地说那是什么呢?这一主题并不是指它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吗? 哦，是的!但这意味着，这一主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与外界事物联系着的——例如，与德语和它的语调的联系，然而这是说与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范围的联系。例如，如果我说，这里虽然也许会得出某一结论，这里，虽然可能有人表示同意，或者这是对被讨论的东西的一种回答，——那么我对此的理解以我对种种结论、论点的表述和。回答的熟悉为先决条件。主题正是外观上具有的一种表现形式。“重复是必然的”。在什么方面它是必然的呢?好吧，唱出主题，你就会看到只有重复才使它产生出惊人的力量——由于这一部分重复，我们不就有了关于这一主题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有这一主题接近于事实并符合于事实模式的印象吗，或者，我所说的“由于重复它恰好使音色更优美”是蠢话吗? (这里，你可以顺便看出“优美”这一词在美学中所起的愚蠢可笑的作用。)然而，这里恰恰没有任何与主题自身分离开来的范例。但是又存在一个与主题分离开来的范例，即我们的语言，思想和感情的节奏。此外，这一主题是我们的语言的新的方面；它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了解了一种新的姿态。主题与语言相互作用。传播思想是一回事，获得思想则是另一回事，《死神和少女》主题的最后两小节线～，在逐步理解深刻主题的表现形式之前，即在逐步理解充满意义的一般方面之前，可能起初是以一个普通的、惯例的轮廓来理解这一主题的。“别了!”一个痛苦的整体世界包含在这些言词之中。”这一世界如何能够包含在这些言词之中呢?——这一世界与这些言词有着密切的联系。言词好象是橡树上长出的橡树果。世界语。如果我们用虚构的、派生出的音节说出虚构的言词，我们就会有厌恶的感觉。这种言词就是无趣味的，缺乏交际性的，然而却充当着“语言”。一种纯粹书写符号的，系统不会使我们如此厌恶。你可以给思想标上价格。有些思想价格很高，有些则不那么高。一个人如何偿付思想的代价呢?我认为，回答应该运用勇气。如果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就会想到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最重要的和有效的改变，即我们自己的观点的改变，对我们来说甚至几乎不可能发生。我们很难下决心去采取如此的步骤。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在形式上可能是无独创性的——如我的写作风格——然而一个人的言词可能选用得很妙。或者，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具有形式上的独创风格，可能具有来自他自身深处的精神饱满的、成熟的风格。(当然，这可能是把某些旧的片言只语拙劣地随便结合在一起的风格。)我相信基督教所说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正统教义。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或者你的生活教义)。这就是说，智慧完全是冷静的。与你把熟铁冷却下来进行锻打相比，你可能没有更多地运用智慧来改变你的生活。就一种正统的教义来说，它并不需要把握你。你可以象对医生开的药方那样来遵循它。——但是，对此你需要某些，促进并使你转变新到的方向的东西——(这是我对它的理解)。你一旦改变了方向，你就必须呆在转变过来的方向上。智慧没有激情。然而，相比之下，信仰却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是一种激情。宗教仿佛是大海最深处的平静的底部。无论在大海表面上有什么样的惊涛骇浪，这一底部仍保持着平静。“我从前决不相信上帝，”我知道。然而却不是：“我从前决不真正地相信他。”——我常常害怕发疯。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这一恐惧不会发生呢?就是说，当这一恐惧什么东西也不是时，一种视觉的幻觉使某种东西成为置于我脚下的地狱吗?我知道这种唯一的感觉不是列瑙所说的幻觉，因为他的作品“浮士德”包含了我很熟悉的一类思想。列瑙把这些思想放进浮土德的嘴里，然而它们必然是列瑙关于他自己的思想。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浮士德所说的他的寂寞或孤独。列瑙还使我觉得他的才能类似于我的才能，即在许多废物中还有一些优秀的思想。他所有关于“浮士德”的记叙文都很拙劣，但某些言论却常常是真实而伟大的。列瑙的“浮士德”事实上是以唯一能与魔鬼打交道的人而著称的。上帝对他自己无动于衷。在我看来，培根不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他仿佛有着目光远大、范围广泛的想象力。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想象力，他就必然会因他的诺言而显得宽宏大量，然而一旦兑现诺言时他就力不从心了。有人会设想出其细节毫不准确的飞行器。他会设想它在外表上看来与真的飞机非常相象并生动地描述它的性能效用。显然，一种幻想也不会象这样一定是毫无价值的，也许，它会激发出其他人的不同类型的成果。——所以，在其他人准备建造一架将真正会飞的飞机的同时，这仿佛先是个很长的时期，他会使自己幻想这样一种飞机是什么样子和有什么功能。这就是说这些活动的价值并不是毫无所有。 幻想者的活动也许是无价值的——其他人的活动也许如此。不必把疯狂当作一种疾病。为什么它不应被看成是意外的——或多或少是意外的——性格变化呢?每个人都会怀疑(或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也许与其它方面相比他们更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他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呢?有或没有。理由也许会有，但它们不是使人非信不可的。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突然地变得更加怀疑其他人呢?为什么不应更加疏远其他人呢?或者缺乏爱吗?甚至在日常活动过程中人们不应获得它吗?——在这种情况下，意志和能力之间的联系又在哪儿呢?我还不愿意或者我不能够对其他人开放我的内心吗?如果这样就会失去信任的吸引力，那么为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呢?如果人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是谨小慎微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应——也许突然地——变得更为谨小慎微呢?更为难以接近呢?如果一首诗的理智毫无掩饰地外露出来，那么这首诗的要点就被讲得过分了，就不能从内心来表达。是的，一把钥匙可能会永远放在锁匠遗弃它的地方，而从来不用于打开锻造了它的师傅的锁。一个人会说，“对我们来说，到了把这些现象与另外的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了。”例如，我想到了精神病。弗洛伊德臆造的伪解释(确切地说因为它们是五彩缤纷的)表明是一种危害。(现今，任何一个傻瓜都有可以用来“解释”疾病症状的这些图画。)音乐中的讽刺。例如，在瓦格纳的《名歌手》里，它无可比拟地、更深刻地置于九首乐章中第一首的赋格段中。这里有类似辛辣的语言讽刺的表现形式。我会同样地谈到对乐曲的歪曲。我们是在由于不幸而歪曲乐曲特色的意义上来讲的。当格里尔柏尔策尔说莫扎特只是鼓励乐曲“优美”的东西时，我认为，他是说他不鼓励被歪曲的、可怕的东西，在莫扎特的乐曲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与此相应的。我并不想说这完全是真实的。但是，即使假定如此，这仍然是格里尔柏尔策尔想当然地认为它不应是其它东西的一个偏见。事实上，既然莫扎特的乐曲(当然，特别是通过贝多芬)扩展着其语言的范围，那他的乐曲就既未被赞叹又未被哀叹。进一步说，这就是它如何发生变化的。在格里尔柏尔策尔看来存在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他想要另外一个莫扎特吗，他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会作曲吗，如果他不了解莫扎特，那他就能幻想莫扎特吗?“优美”的概念也在这一方面产生了许多危害。许多概念能够减轻危害或者加深危害，滋长危害或者制止危害。我们也许会认为，观察白痴的笑容，他们确实不是在遭受痛苦，虽然他们不是象聪明人那样只是在同类事上会如此。他们仿佛没有头痛的事，但却有许多象别人一样的其它痛苦。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因同样的面部表情而引起。一位比较高尚的人比起我来，他自己将会忍受不同的痛苦。我不能跪下祈祷，因为我的双膝好像是僵硬的。如果我变软了，我则害怕消除掉(我自己的消除)。我要给我的学生讲述一派风光的细节，他们不可能合理地谙熟业务。一九四七年关于世界的真正基督教启示所看见的东西是不会重现它们自身的。例如，科学技术时代的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是预示结果的先兆。这并不荒谬。这种关于巨大进步的观点，与那种认为真理最终将被认识的观点一起，都是一种幻想。对于科学知识，没有任何善的或称心如意的东西，而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将会落入陷井。明显的是，这就是事物本来存在的方式。一个人的梦事实上决不会实现。苏格拉底使诡辩论者沉默。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他有权力表白自己吗?固然，诡辩论者并不认识他认为他已认识的东西，然而对于苏格拉底这不是什么胜利。这不可能是“你看!你不认识它”的事实，——也不是那种得意洋洋地说“所以，我们没有人认识任何事物!”的事实。智慧是冷静的，在此范围内也是愚蠢的。(另一方面，信仰是一种激情。)这也可以说成是，智慧只是对你隐瞒着生活。(智慧好象是包着余光的淡漠阴暗的灰尘。)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谬论。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谬论。自然界的奇迹。有人会说，艺术给我们显示了自然界的奇迹。这是基于关于自然界奇迹的概念。(花恰好开放，它有什么奇迹般的东西吗? )我们说：“正要看看它的开放!”一个人关于哲学、艺术、科学的前景的幻想如果得到实现，那只能是偶然的。他在幻想中所见的东西是他自己的世界的延伸，也许是他的希望(也许不是)的延伸，但却不是实在的。数学家当然也会对自然界的奇迹(结晶)感到惊奇，然而他一旦这样，他所冥思苦想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只要他令人惊奇地发现并且畏惧地注视着被哲学迷雾所覆盖的这一对象，这就真是可能的吗?我可以想象，有人不仅会赞美真实的树，而且也会赞美树投射的荫影和映象，把它们也当作树。但是，他一旦知道这些终究不是真实的树，他就会为它们是什么东西。与树有何关系而迷惑不解，他的赞美将会遭到需要弥合的破产。有时，一个句子如果只在适当的速度上来读，可能会被理解。我的句子完全应该慢慢地来读。第二个思想的“必然性”是继第一个思想而来的(《费加罗的婚礼》的序幕。)。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把相继听到的思想说成是“令人愉快的”更为愚蠢了——依据于每一事物。合理的范例仍然是含糊不清的。“这是自然的发展”。我们作出手势而倾向于说：“当然!”——或者，我们会把转变与一个故事或诗歌中介绍新人物那样的转变进行比较。这就是这一作品如何适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的。我内心的秘密不断交织在一起，我每次展示内心时都必须把它们分开来。一部典型的美国电影，朴实的或无聊的，也许——不管它的无聊乃至它所用的手法——是有教益的。一部昏庸的、造作的英国电影不能给人任何教育。我常常从一部无聊的美国电影中学到知识。我所从事的活动真是值得努力的吗?是的，但是只有当来自上苍的光芒照耀着它时才会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担心我那不应被窃取的劳动成果呢?如果我写的东西真有某些价值，那么任何人会怎样从我这里窃取呢?如果没有来自，上苍的光芒，那我无论如何不会更为聪慧。我完全懂得，一个人是怎样觉得他先前的创造、有争论的发现和“张牙舞爪”地对先前东西的维护的可恨。这仍然是完全空想的。对于克劳迪乌斯所引起的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究竟谁居第一的可笑争吵，在我看来，当然也是可鄙的,过分轻率的。但是，我认为仍然真实的是这种争吵简直就是恶劣癖好的表现并受到了卑鄙的人们的鼓励。如果牛顿承认莱布尼茨的创举，那牛顿失去的只是什么呢?绝对地来说，没有任何东西。他会获得许多的东西。然而，承认这类事情是困难的，特别当有人试图使人们感到好象牛顿也承认他自己没有能力时。只有尊重你而同时又热爱你的人才会轻易地使你作出如此的行动。当然，这是一个妒忌的问题。任何体验到这一问题的人都应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错误!”每一种付出很大代价的思想带来了很多廉价的思想，其中一些还是有价值的。有时，人们会以天文学家远距离观望星体的方式来看待种种思想。(或者无论怎样看来，好象如此。)如果我写出一个好句子，它偶尔地变或由两行诗格律构成的句子，那么这一句子就是错误的。从托尔斯泰关于艺术作品如何转达“感情”的低劣理论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实际上，你可能称它是一种不确切感情的表现形式，至少为感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为感觉到了的表现形式。你还会说，就人们理解它来讲广人们和谐地对它产生“共鸣”，对它有着反响。你会说艺术作品自身并不在于为了转达别的事物。正巧，当我对某人进行一次访问时，我恰好不让他有这样的和这类的感情。我主要想访问他，当然，尽管我也可高兴地接受来访。如果一位艺术家想要他的读者体验他在写作时的感情，那么这自始就是非常荒谬的。大概，我会认为我理解了一首诗，(譬如)，象它的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来理解它——但是，他在写作时所感受的东西完全不为我所关注。正如我不会写诗一样，我写散文的能力也仅仅大体上如此，不会更多。我写散文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与我写诗相比，我不可能更远地越过这一界限。这就是我的装备(der Apparat)的实质。它是我所唯一具有的装备。虽然有人会说，在这一游戏中，我只能达到这样那样的尽善尽美，但我却不能超出其外。也许每一个取得重要成果的人都具有关于这一成果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富有幻想的思想——梦想。但是，事情如果真的是依据他的梦想而实现的话，那将仍然是异常奇怪的。当然，现今你不会轻易相信自己的梦想。尼采在某一处写到，甚至最优秀的诗人和思想家都写过平庸、低劣的东西，然而它们是与好的作品有所区别的，但并不是大都如此。确实，一位园艺工人与他的玫瑰花一起使他的花园有着肥料，废物和杂草。但是，区别它们不只在于它们的价值，而主要是它们在花园中的作用。某些事物看来就象坏句子是好句子的胚胎一样。“审美力”的能力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它只能形成对已存在的组织结构的调节。审美力能放松或加紧发条，但它并不能制成一种新的机械装置。审美力能作出调节。分娩不是它的事情。审美力形成了可接受的事物。(由于这一原因，我认为一位伟大的创作者不需要任何审美力，他的产儿就出生在完全形成了的世界之中。)有时琢磨是审美力的一种机能，但有时却不是。我有审美力。甚至最为精确的审美力也与创造力无关。审美力是感觉力的精炼。但是，感受性并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它纯粹是接受。我不能够断定我是仅仅具有审美力呢，还是也具有创造力。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前者，而对后者则不能或只能非常模糊地看到。也许，我们就只能这样，你只能看到你所表明的东西，而不能看到你的本来状况。不会撒谎的人已足以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人，因为，任何值得向往的创造力毕竟不可能是狡诈奸计或个人的怪癖，而是正如你所喜爱的与众不同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你不希望成为某种你不应该成为的东西的话，那么有益的创造力的开端就已经在此。而所有这些在其他人更好地作出之前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审美力可能是令人兴奋的，但却不能把握。一种旧的风格仿佛可以表现为一种较新的语言。有人会说，旧的风格重新达到风格的发展速度就可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时代，这样做实际上只是复制旧的风格。这就是我的全部。建设性工作。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给旧的风格来一番新的整理。你不能把握这些旧的风格形式并加以修正它们而适应于最新的审美力。不，你实际上是在讲旧的语言，也许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你是为使其适合于现代世界的风格去讲旧的语言的，而不是因为与旧语言的审美力必然相一致的缘故。一个人对此好象这样反应，即他说：“不，我不能忍受!”——而要反抗。也许，这会导致一个同样不能忍受的局面；也许，到那时，进行任何进一步反抗的力量都会竭尽。人们说，“如果他不那样做，邪恶可能会避免。”但是，什么东西能证实这一点呢?谁懂得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呢?我敢肯定，这些规律甚至对聪明透顶的人来说也是毫无所知的。如果你要战斗，那么你就战斗，如果你要希望，那么你就希望。你可以战斗，希望甚至去信仰不合乎科学信仰的信仰。科学：发财致富和贫穷潦倒。一种特殊的方法把其它所有的方法推在一边。相比之下。其它所有的方法似乎都是没有用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初始的。你应循着最初的来源以便看到它们都并列在一起，既有被忽略了的也有被喜爱的。我只是一个不可能创立一个学派或者一个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哲学家吗?我不可能创立一个学派，因为实际上我并不想被人仿效。总而盲之，我不是那种通过哲学杂志来发表文章的人。“命运”一词的使用。我们对未来和过去的态度。在什么范围内我们应使我们自己对未来负有责任呢?我们对未来进行了多少思考呢?我们是怎样来认识过去与未来的呢?如果某些令人讨厌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会问“这是谁的过失呢”?我们就会说“它必定是某人的过失”或者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是命运”吗?在这种意义上，提出一种问题和坚持一种答案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从没有提出这一问题的角度来讲，同样的事情也可能被说成类似于“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命运的主人”。这种句子所带来的结果，或者类似的东西，也就可能是来自一种命令!这也包括你给你自己的命令。相反地，象“不要不满”这样的命令表达出来后，也许就象一种真理的确证一样。命运是自然规律的对立面。自然规律是某种人们试图推测并加以利用的东西，但却不是命运。我决不能肯定，我宁可使别人来继续我的工作而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使所有这些问题成为多余的了。(由于这一原因，我决不可能去创立一个学派。)一位哲学家说：“应该象这样来看待事物。”——然而，首先，这就没有肯定人们是这样来看待事物的；其次，他的告诫也许来得太迟了；再者，也许如此的告诫总得不到任何东西。而可察觉到的事物的变化方式的动力必然完全起源于其它地方。例如，不是象培根著作的读者表面上认识的那样，人们根本没有弄清培根是否为任何事物所兴奋。在我看来，很可能，恰恰就是读过我的著作的科学家或数学家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工作方法。(在这一方面，我的观点好象英国火车站售票处“你的旅行真有必要吗?”的告示一样，好象看到这一告示的人会认为“经重新考虑，没有必要”。)这里，所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于我能够鼓动起某类东西的大炮。我也许最希望得到促进全部无聊读物的写作，然后激起某些人写出好东西的结果。我决不希望得到比最为间接的影响更多的东西。例如，没有任何事情比在历史书中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争辩更为愚蠢可笑的了；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刚愎自用，肤浅空洞更为愚蠢可笑的了。但是，任何使其终止、恰当—地论述原因和结果的人所希望的是什么呢?(这可能类似于我试图通过谈论来改变男人和女人的服装样式。)记住莱伯表演时怎样说的吧，“他在讲话。”多么稀奇古怪：这一使人联想到讲话的表演有什么作用呢?多么稀奇古怪：我们不是在偶尔的讲话中发现其类似的东西，而是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发现类似的东西。——音乐，至少某种音乐，使我们称它为一种语言。当然，某种音乐却不是这样。<这不涉及到价值的判断!) 书籍充满着生活——不是象人的生活，而是象蚂蚁窝的生活。有人会不断忘记应直接从基础入手。有人不会提出非常深刻的疑问。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智慧是灰色的。”然而，生活和宗教充满了色彩。科学和工业，它们的进步也许成为现代世界中最持久的事情。也许，对于当前和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说，任何关于科学和工业正面临衰弱的推测都只不过是梦幻而已。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引起无限痛苦的科学和工业将会统一世界——我是说使世界凝结为一个单一的组织，尽管那里的和平是可以找到归宿的永久事物。科学和工业决定战争，或者说似乎如此。不要使你自己对那些对其他任何人说来没有把握而为你所把握的事物发生兴趣!比起我的猜想，我的思想似乎进到一个更为狭窄的圈子里。思想慢慢地上升到表面，就象水泡一样。(有时，尽管你可以看到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就象远在地平线上——个模糊的东西一样，尔后它常常会以惊人的速度逼近。)我相信，在国家中，恶劣的经济培育了恶劣的家庭事物。一个坚定地准备继续罢工的工人还不会教育他的孩子去尊重法令。上帝准予哲学家去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生活好似山脊的一条路，路的左右两边很滑。你若不能使自己停下来，就会朝一个方向或别的方向滑下去。我常常看到人们这样滑下去，并说“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自救哟!”随之而来的就是“否定自由意志”。这就是这一信仰所表达的看法。但是，这一信仰不是“科学的”信仰，与科学的信仰毫无共同之处。否定责任不是让人们去承担责任。某些人的审美力，对于受过教育的审美力，就如同半瞎的眼睛具有的视觉相比于正常的眼睛具有的视觉一样。哪里正常的眼睛能看到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东西，哪里虚弱的眼睛就会看到色彩模糊不清的斑点。懂得很多的人感到撒谎很难。我害怕有人在房屋里弹钢琴，以致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尽管丁当作响的声音已停住，但我总有那种它仍在继续的幻觉，即使我知道这完全是我的想象，我也会非常清楚地听到它。一种宗教信仰给我的印象只是类似于对一种关系学说热烈信奉的东西。因此，尽管这是信仰，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一种评价生活的方式。信仰就是热烈地奉行这种评价。因而，宗教信仰的教诲必然会带来一种描绘、叙述以及关于这种关系学说的形式，同时这种形式也是一种良心的要求。而这一结合必然会导致人自己使他本人成为与热情信奉这种关系学说相符的门生。也许有人起初使我看到我的境况没有什么希望，然后向我显示出拯救的、符合我自己的或者无论如何不是我的教诲者所引导的方法，直到我赶上去并把握了它时才会这样。也许有一天这种文明将产生一种文化。那时将会有一部关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种种发现的真正的历史，这将是非常有趣的。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谈到种种事物，我们会对许多我们所不知的研究作用作出评价。因为我们所谈到的每一事物并不是都有一种有意识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嘴就喋喋不休。我们的种种思想进入确定的程序后，我们就会自动地从一个思想转入另一个我们依据技巧而学到的思想。而在现今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应检查我们所谈论的东西。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未进一步实现的、甚至阻碍我们目的的活动，现在我们必须用哲学把我们的思想过程进行分类。在我看来，对于理解这些事物，我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即一段我能达到理解而不必探讨的程度所要走的很长的路，我仍然要不断地被卷入不知我是否完全应该谈论这种事物的细节中去。我有这样的印象，即我也许仅观察了一个很大的领域而最终将其排除于考虑之外。但是，即使假定如此，只要这些观点不是周而复始的，它们就不是没有价值的。一九四八年当你进行哲学探讨时，你必须进入到早期的混乱之中而在那里无拘无束。天才是性格自身可以感觉到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克劳斯具有才能，即一种特殊才能但却不是天才的原因。天才必然有着闪光，尽管它是才能的很大灌输，而你却未有注意到这种才能。一个例子，“因为牛和驴也能作出一些事情……。”显然，这句话比克劳斯写的任何东西都要伟大得多。这不再是智力的骷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所写的东西的伟大依赖于他所写的其它东西和他所做的其它事情。在梦中，甚至在我们醒后的较长时间内，对我们来说，梦中产生的言词看来好象有伟大的意义。我们不可能在醒着时是这同一幻觉的主体吗?我时常有从属于现在这种幻觉的印象。精神病患者似乎常常如此。我这里所写的也许是虚弱的东西，这时，我恰恰不能发现重大的事物。但是，隐藏在这些虚弱的评论之后的却是伟大的预见。在席勒的一封信中(我记得是给歌德的)，他写到“诗人的心情”。我想我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是与此相似的。一种关于人对自然界思想善感的心情看来与自然界本身一样生动。但是，奇怪的是席勒对此未作出，更好的论述(或者我看是如此)。所以，我完全不相信我在这种心情下所产生的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也许，我的思想是一束光，即从后面照射它们而使它们在这些场合具有光彩的光。它们不能使它们自己发光。哪里的人继续往前走，我就呆在那里的一个地方。(对这一序言)不无勉强的是我把这本书交付出版。它将落入那些非同一般的人的手里，我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也许它不久——这是我所希望的——完全被哲学著作家们所忘记，也许它会为那些较好的读者所记住。只有时常按照我这里所写的一部分句子那样做的人才能向前迈进一步，其余的句子就象理发师剪刀剪下的碎片，他必须不断地剪着，以便在适当时机对它们来一次剪除。只要我在更为遥远的领域中不断遇到我不能回答的问题，那么我将仍然不能在不很遥远的领域中找到出路，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如何知道横在这一道路上的问题恰恰不是阻止我消除迷雾的问题呢?葡萄干也许是蛋糕最好的部分，但是，一包葡萄干并不比一块蛋糕要好些。给了我们满满一包葡萄干的人仍然不能用葡萄干烧制出蛋糕，更不必说去作出更好的东西来了。我想到了克劳斯和他的格言，但我也想到了我自己和我的哲学评论。一块蛋糕——仿佛不是这样：它使葡萄干稀疏了。颜色鼓舞我们进行哲学探讨，也许这能说明歌德对颜色理论的爱好。颜色看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谜，一个使我们振奋的谜——而不是一个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谜。人会把他自身的全部邪恶当作迷惑。如果马勒尔的乐曲真是无价值的，如同我所相信的一样，那么问题是我认为他应该创作出与他的才能相一致的乐曲。因为很明显，一种非常杰出的才能创作出了这种低劣的乐曲。他会写出他的交响乐曲然后就把它们烧掉吗?或者他会作出损害他自己的事而不去写出它们吗?他会写出它们并认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吗?但是，他是怎样认为的呢?我会明白的，因为我把他的乐曲与伟大的音乐家们所写的乐曲作了比较。虽然如此比较的人也许通过观察而对他的作品价值怀有疑虑，但是他仿佛不能使他的本质不隶属于其他伟大音乐家的本质，——这还不意味着他将认识到他的作品的无价值。虽然他必定不同于其他的音乐家(尽管是他所称赞的音乐家)，但是他总会告诉自己他的作品有一种不同的价值。也许我们会说，如果你所称赞的任何人都不喜欢你，那么大致地说来，你就只会相信你自己的价值，因为你是你。——甚至与虚荣的愿望进行斗争的人，如果他的斗争不能完全胜利，那么对于他自己作品的价值，他将仍然欺骗自己。但是，最大的危险在于：把自己的作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放置在先由自己后由别人把它与先前时代伟大作品进行比较的境地。一个人应正确地使这样的比较超出自己的主观想象。因为现今的状况若是他们曾有过的状况，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把自己的作品所属的风格与早期作品的风格进行比较，因而，一个人也就不能对照它们而比较它们的价值。我自己就不断地犯这种我正在谈到的错误。混合体：例如，民族感情。当唤起动物的名字时，它会走过来。这类似人。我会问起无数不相关的问题，如果我只能成功地从这一森林中辟出一条路的话!实际上，我想要我的大量标点符号表明阅读速度的缓慢，因为我喜爱慢慢地阅读(正如我自己的阅读一样)。我认为培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陷入了困境，这也是一个威胁着我的危险。培根具有对一座大厦的生动的想象，然而当他实际上认真考虑其细节时，这一大厦也就消失了。好象培根同时代的人已开始从基础之上来建立一座大厦，好象在培根的想象中他已看到类似的东西。对这样一座大厦的想象力，也许比那些正在建造这座大厦的人们的想象力，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此，他需要有对这种建造方法的大致了解，而不是无论建造什么都需要的才能。但是，这种事情坏在他发起了非难真正的建筑者的论战，而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局限性，不然就是没有想到。然而，另一方面，识别这些局限性，即清楚地描述出它们是极其困难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在这一方面，发明一种能够描述的绘画方式是很可笑的。而我想要不断告诉我自己：“你真正确信的是只画出你所见的东西!”弗洛伊德关于梦的分析仿佛被瓦解。它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我们会认为它是舞台上时常以漂亮的、难以理解的但时常也以过于聪明或者表面上如此的角色来表演的一出戏剧。因而，我们也许就猜想这一角色变成许多小碎片，而其中每一片也会以下述的方式来认识这一点，即在一张大纸上画出一幅画，然后把它对折起来使其各个部分完全不能成为原有的图画。现在并列出现的是一幅新画，它也许有或者也许没有意义。 (这后一点相当于显现的梦，原有的画相当于“潜在的梦的思想”。)现在，我可以想象，看到这幅未有折迭起来的画的人会喊道：“是的，这是一种解答，这就是我所梦见的解答，是没有缺陷和歪曲的解答。”这可能是由于他当时恰恰承认它如此的解答。这就好象你在写作时推敲一个词，然后说：“是的，它表达了我所想的东西!”你的认可证明这一词已被找到并因而成为你所考虑的词。(对于这一例子，我们实际上会说，直到我们找到这一词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考虑的东西。——这如同罗素关于希望的论述。)对于梦的好奇心，不是梦与我的生活事件等有因果关系，而是梦产生了作为某种经历的碎片。——这肯定是一种非常生动的碎片——而其余的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想要问：“这种形象当时来自哪里并且变成了什么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有人向我表明这一经历不是真实的，在现实中，它是基于一种与它非常不同的经历。因而，我要失望地喊道，“啊，它怎么是这样的呢?”实际上，这好象是我失去的某些东西。原先的经历必然分解现实，就如被折迭起来的纸一样。我看到人在这里被削弱，他的言词也就在那里即梦不断来自别处的环境中被削弱。但是，梦中的经历依然有它自己的魅力，如同一幅吸引并激励我们的画一样。这必然会被说成是激励我们的梦幻的冥思，说成是我们只是被激励的冥思。因为，如果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梦幻，那这种梦幻通常是不会激励他的。梦对我们的影响就如一种孕育着种种发展的思想一样。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建筑学能使某些事物不朽和增添光彩。因而，就不可能存在不使任何事物增添光彩的建筑学。一九四八年从每一种错误中可以锻造出钱币。理解和说明一个乐句。——有时，一种最简单的说明是一种姿态。在另一场合，它也许是一个舞步，或者是描绘舞蹈的言词。——但是，不理解这一乐句而听到用口哨吹起它时，我们体验到什么呢?假若如此，那这种说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认为它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种乐曲吗?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在我们听到它时，想到舞蹈或者也许什么别的东西吗?我们可以信以为真地这样做——为什么这被称为聆听已被理解的乐曲呢?如果观看舞蹈更为重要，那么这与其说是演奏乐曲而不如说是表演它。然而，它完全地被错误地理解了。我对某人作出一种说明然后告诉他，“它好象……”，当时他说，“是的，现在我理解它了”或者“是的，现在我知道怎样演奏它了。”最重要的是，他肯定不会接受这种说明。似乎我未对他把关于这一小节与别的小节和其他人相比较的最后理由讲明。例如，我未能向他说明，依据作曲家对这一小节所说的方面被假定为代表某事物。如果我现在问：“当我听到这一主题并理解了我听到的东西时，我实际上体验到什么呢?”——除非琐事，没有任何东西使我想到要来回答。想象，对音速的感觉、记忆和类似的东西。也许我会说：“我对此有反应。”——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好象会说我对这一乐曲及时地作出表示。如果我们指出这只是在进展非常不完善的程度上出现的，那么我们也许认为这种进展不完善的音速的反响是由想象来填写的。 但是，假定我们依然设想有人以适当速度来演奏这一乐曲，——那在什么程度上这一演奏才算理解了这一乐曲呢?我要说他奏曲的音速构成他的理解或者他那运动觉的感觉吗?(我对这些又知道多少呢? )——确实，在某一环境中，我将会把他奏曲的音速当成他的理解的标志。但是(如果否定想象、运动觉的感觉等等是一种说明的话)，我就会说这一理解简直就是一种不可能去进一步分析的特殊体验吗?那么只要不是假定说它是一种特殊体验的内容，这——理解就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就事实而论，这些言词使我们想到了视觉、听觉和嗅觉之间的区别。因而，我们怎样向别人说明“被理解的乐曲”的意思。呢?理解者是以想象、运动觉的感觉等等来体验的吗?很可能这是引起对他表现出乐曲速度的注意。我们实际上应该问问这种说明有什么作用。这意思是说，理解了这一说明也就理解了乐曲。而有人会说，理解的意思是理解乐曲本身。假若这样，我们必然会问，“那么某人可以从理解乐曲中得到教育吗?”因为这只是一种被称为乐曲的教育形式。在聆听，演奏以及其它时候，有某种为乐曲欣赏所特有的表示。有时姿态构成这一表示，但有时它只是一个人如何奏出或哼出这首乐曲的一个方面。而他一再作出这首乐曲的比较，仿佛是用这首乐曲来说明想象。理解乐曲的人会不同于不理解乐曲的人去听(例如他们的脸上有不同的表情)、去谈论。但是，他将说明他所理解的特有的主题，这一主题不只是伴随着他听到或奏出这一主题而表现出的，而是在他一般地理解了乐曲时表现出的。欣赏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某些人我们将如何描述这一形式呢?现在，我想我们首先必须描述音乐，然后我们才能描述人对它是如何反应的。但这就是我们需要或者说必须教育他使自己理解音乐的全部所在吗?这使他理解并向他作出说明，但不是用“教育他理解”这句话的不同意义达到的。再则，教他去理解诗或者绘画，也许有助于教他理解乐曲所包含的内容。在学校里，我们的孩子仍然受的是水由氢氧气体构成或者糖由碳、氢、氧构成的教育。任何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是愚蠢的。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被隐瞒了。如果我们把明星模样的角色的美，当作一个给定轴线的对称的美，那么这一明星模样的角色的美——可说是六角星——就会受到损害。巴赫说他的全部成就简单地说就是勤奋的结果。但是，勤奋喜欢并需要谦卑和忍受痛苦的巨大能力，它因此得到加强。尽管如此，那种还能够确切地表现自己的人简直是以伟大人物的语言来对我们说话的。我认为现今人们接受教育的方式趋向于削弱他们忍受痛苦的能力。现在，“如果孩子们有好的时光”，那么学校就被认为是好的。而这常常不是判断准则。再者，家长们要求他们的孩子象他们自己那样成长(仅此而已)。但是，支配他们的教育已经非常不同于他们自己那时的教育了，——对痛苦的忍耐得不到高度评价，因为这里已被认为没有任何痛苦——这真是过时的。“事物的恶意”——一种不必要的拟人说。我们也许会说世界是恶意的，我们会轻易地设想魔鬼创造了世界或者部分世界。没有必要去设想邪恶的精神介入了种种特殊的情况。每一事物都会“依据自然的规律”而发生。正是对种种事物的整个规划，其目的在于产生令人非常惊奇的邪恶。但是，人在这一世界存在，这里种种事物被破坏、流逝而引起一切可以想象的危害。当然，人是一个象他自己这样的事物。事物的“恶意”是一种愚蠢的拟人说。因为真理比这一虚构要严肃得多。一种风格的方式也许有用，然而我也许被排斥在运用这一方式之外，例如，叔本华的“作为那一个的东西”(als wehcher)。有时这一方式会有助于更加适当，清楚的表达。但是，如果有人感到这一方式是陈旧的，那他就不可能运用它。他也必然不会漠视这种感觉。宗教信仰和迷信是非常不同的。它们之中的一个是由恐惧引起的，是一种伪科学。而另一个则是可信的。如果不存在具有植物精神生活的动物，即缺乏精神生活，那差不多就是奇怪的。在自然界中，无论存在什么“某种机能”、履行某种目的的事物，这种同样的事物也可以在它不追求任何目的甚至在它“失去机能”的环境中被发现，我认为它也许会被当作一条自然历史的规律。如果梦有时保护睡眠的话，你就会指望梦有时对睡眠进行打扰，如果梦的幻觉有时履行一种似乎合理的目的(希望实现的幻想的目的)的话，也就可指望它进行与之相反的活动。没有任何“关于梦的动力学理论”。确切地问，在描述种种变态时，什么是重要的呢?如果不能描述，那就表明你不懂得把握这种概念。我太软弱、太怯懦和太懒散，以致不能得到任何事物舱意义。伟大人物的勤奋是他们的力量的一个标志，常常是与他们内心的丰富相分离的。如果上帝真的选择了那些被拯救的人，那为什么上帝不依据国籍、种族或性情而选择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说这种选择在自然规律中找不到表现形式就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上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选择在于他的选择遵循了某一规律。)我读了基督教圣约翰著作选集。圣约翰说人们已陷入地狱，因为他们还未找到一个大智大睿的精神指导者在适当时机指出美好前途。如果这样，那怎么能说上帝并不试图使人们超出他们的力量之外呢?我真正感到，这种说法曲解了已产生许多危害的概念，但是，真理，我恰恰不知道能做什么好事和造成什么危害。我们不应忘记，甚至我们的更加精致的、更加哲学化的怀疑都有一种本能的基础。例如，“我们决不可能知道……”的表述。进一步的争论很容易进行下去。我们会发现我们不能教育的那种精神低下的人。这仍然不能够形成一种确实的概念。如果我们在睡眠中的梦与白天的梦有相似的机能，那它们的部分目的就是一个人为任何可能性(包括最坏的)做好准备。如果人们可以相信具有绝对必然性的上帝，那为什么不相信其他的观念呢?对我来说，这一乐句是一种姿态。它潜入我的生活之中。我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乐句。生活的无穷变化是我们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甚至对习惯性的生活特点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当作表现形式的东西存在于难以预测之中。如果我确切地知道了某人会如何作出怪相和如何行动，那就不会有任何面部表情，不会有任何姿态——然而，这是真的吗?——我毕竟能再听一首我(完全)谙熟的乐曲，这个曲子甚至也许是用自动奏乐器演奏出的，但它的姿态对我来说仍然是姿态，虽然我始终知道将要演奏的下一乐曲是什么。确实，我也许不断感到惊奇(在一定意义上)。一位忠实的宗教思想家如同一位走绷索者。在他看来：他差不多只是步行在空气之上。支撑他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纤细的东西。然而，步行在其上却真是可能的。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例如在一种许诺中)。它比对一种数学真理的确信就更少必然性吗?——但是，这非常类似语言游戏!重要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观察，有人会感到某些人的内心生活对他来说总是一个奥秘。他决不会理解它们。(在欧洲人眼里的英国妇女。)我认为，一个重要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一首乐曲的主题以(非常)不同的节拍来演奏，那就改变了主题的性质。一种从量到质的改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表面上是不能解决的，而只能在深度上来解决。它们在表面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在一次谈话中：一个人扔过一只球来，而另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应把球扔回去，或者扔给第三者，或者把它放在原地，或者把它拾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等等。一位伟大建筑师(冯·纽尔)在坏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完全不同于在好的时期所面临的任务。人不应使自己被一般流行的术语所诱惑。不要比较，因为不比较更自然一些。比起构造虚幻的观念来，没有任何东西比教育我们理解我们具有的概念更为重要。“思维是艰难的”(沃德)。这实际上是指什么呢?为什么是艰难的呢?这差不多好象说“观察是艰难的”。因为专心致志的观察是艰难的。这也可能是对没有看见任何东西的或者对不能清楚地看见的东西不断思考的专心致志的观察。当你看不见任何东西时，观察甚至能使你厌烦。当你不能解开一团缠结时，对你来说，最明智的事是去认识它，最体面的事是去承认它。(反犹太主义)你对纠正邪恶所从事的活动是不清楚的。你不应从事的活动在特定情况下是清楚的。奇怪的是，布施的绘画常常被称为“形而上学的”。当时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绘画风格吗?——也许你会说，它“被看作反对永恒的背景”。无论怎样，这些笔触只有在一种整体语言中才有这样一种意义。这是一种没有语法的语言，你不能说出它的规则是什么。当查理大帝老了时，他试图学习写作，但却是徒劳的，他与某个试图获得一种思维方式而失败的人相似。他决不会熟悉的。一种能以严谨的节拍速度表达出的语言，也能以节拍器恰好地表达出。当然，这首乐曲不会象我们的乐曲那样是表演的。就节拍器来说，它至少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演奏第八交响乐的主题正好运用了节拍器。)假定我们会遇到完全有着同样面目特征的人们，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指出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与他们相遇就足够了。甚至一种被大胆地、清楚地表达的错误思想就是一种已经获得了很多东西的思想。只有甚至比哲学家们还更加疯狂地进行思维，你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想象某人观看钟摆并想象上帝使它这样活动。这样，上帝不就会相应地解放一种与计算相一致的活动吗?与仍然只有较小的才能的我相比，作家远远有着更大的才能。当他们在工作时，“让我们现在干吧”的说法是人的一种身体的需要。常常是这样的，当你不断地思考所面临的这一需要而进行哲学探讨时，你就会为此紧张地工作。你必须承认自己风格上的缺点，差不多就象你自己脸上的瑕疵。决不要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而要下到绿色的愚蠢山谷。我的才能之一常常就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是出于好心做的。传统不是某种可以了解的东西。当人感到喜欢它时，他不会去拾一根线，正如一个人会选择他自己的祖先一样。缺乏一种传统的人喜欢有一种传统，就如一个人在爱情牛感到不幸一样。对在爱情中感到幸福的人所特有的怜悯如同对在爱情中感到不幸的人所特有的怜悯一样。但是，比起在爱情中感到幸福的时候，在爱情中感到不幸的时候会真正使你自己感到它是更加难以忍受的。穆尔以他的谬论捅了哲学的马蜂窝，唯一的原因是这些不能及时飞离的马蜂太懒散了。某人所规定的精神范围通常不可能或将不会为其他人所延伸。这些思想将使新耕耘的土地肥沃起来。如果你所写的东西是难以理解的，那么你就是一个低劣的哲学家吗?如果你是比较优秀的哲学家，那么你就会使容易理解的东西成为费解的。——但是，谁说这是可能的呢? [托尔斯泰]人的最大幸福是爱情。假设你谈到精神分裂病患者：他不爱，他不可能爱，他拒绝爱——不同的是什么呢?“他拒绝……”意思是，这是他的权力，谁想要谈谈它呢?!因此，我们说，“是我的权力”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想要划分一种区别时，我们也许会谈到这一点。我可以提高这一点的影响，但是我不这样做，我不可能提高它的影响。“上帝支配着它，因此，它一定是可能的。”这说的不是任何东西。对这一点而言，没有任何“因此”。至多，这两种表述也许说的是同样的事。关于“他支配着它”这一点，大致意思是，他将惩罚任何没有这样做的人。没有任何事情追随着任何人的可能或不可能的活动。这是“命定论”的说法。但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即使你不能做别的，他也惩罚你。”——不过，也许一个人会说，假若这样，惩罚是在人们不能承受的环境中被承受的。那时，“惩罚”的整个概念就要改变。而你现今就不能再运用这些陈旧的说明，否则你就必须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应用它们。只要看看象《天路历程》这样的寓言并注意到在人看来所有的东西是如何不合理的就够了。——但同样都是不合理的吗?即……不能被应用吗?确实，被应用了。(在火车站有许多双指针的标度盘，它们表明下列火车离开的时间。它们看起来好象钟表，尽管它们不是钟表，然而它们有自己的用处。)(这应该找一个更好的比喻。)如果某人为这一寓言而心烦意乱，那么有人会对他说，以不同方式应用它，要不然就放任不管! (但是，比起寓言所提供的帮助来存在一些带来更多混乱的寓言。)读者所读的东西可能都是他自己留下的东西。几乎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我对自己的独白。我所说的种种事情都是我与我自己的密谈。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所以，如果说在纳粹德国幽默被扑灭了是对的话，那么这不是说那里的人民不是兴高采烈的，而是说存在某种更为深刻、更为重要的东西。两个人在一起说笑话而哈哈大笑。一人用了某种有点常见的言词使他们现在一起发出一种咩咩叫声。对于一位来自不同环境的来访者，这也许显得非常奇怪。而我们完全会找到原因。(我最近在公共汽车上目睹了这一情景。我能够想到我自己也许处在与那来访者相似的境况。在那种说笑的人看来，在这里，我仿佛是没有理性的，就象稀奇笨拙的动物那样反应。)一九四九年“节日”的概念。我们用乐曲来修正它。在另一个时代它是与恐惧和忧虑相关的。我们称之为“诙谐”和“幽默”的东西毫无疑问不存在于别的时代。它们常常是不断变化的。“Le style c'est l'homme”[“风格即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 meme” [“风格即其人本身”]。第一个表述具有廉价的简洁明快，第二个表述准确地展现出非常不同的景象。这就是说，人的风格是他的画像。有耕耘的评论，也有收割的评论。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自一种给我们展现出无数碎片的地方。对我来说，把它们拼凑起来是很困难的。对此，我只能做一种非常不完整的工作。如果我使我自己对某些可能性作好准备，那么你几乎会肯定这不会发生。(在一定条件下。)认识某一事物和进行仿佛你不认识的活动是很困难的。真有这样的情况，人有着这种感觉，即他在心里说出的话比他以言词表述的更为清楚。(这对我来说是常常发生的。)在一个人的心目中，这仿佛是他具有的一种非常清楚的梦的幻想，然而别人也想看到它但却不能描述它。事实上，因为写作者(我自己)的这种幻想好象常常是居于这些言词之后的，所以似乎这些言词对我来说是可描述的。一位平庸的作家，对于用一种拙劣的、不正确的表现形式代替一种正确的表现形式非常留心。而这样做，就扼杀了他原有的思想，这种思想至少仍然是一株生长着的幼苗，现在它失去了生机而不再有任何价值。他也可能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而这株可怜的小小的幼苗仍然具有某种价值。虽然作家曾经就是某些人物，但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过时的人物，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作品受到他们同时代的人推动时就会向人们强烈地表明，没有这一推动，他们的作品就会死亡，就好象失去了产生照明的色彩一样。这一点与机械示范的美之间有某种联系，就象帕斯卡所作过的试验一样。在这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之内，这些示范具有美——不是那种浅薄的人们所谈的美。再则，结晶体在任何“布景”中都不是优美的——尽管看起来总是吸引人的。奇怪的是，所有时代都不能使它们自己从某些概念——例如‘优美”的概念和‘美”的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自己关于艺术和价值的思想也许比起一百年前某人可能具有的思想更加醒悟。然而，这不是说因此缘故而更加正确。这只是说在我思想的最前方有着种种退化的事例，而当时人们思想的最前方或许不是这样。许多忧虑如同疾病。你必须承受它们，而你可能做的最坏事情就是反抗它们。你还会受到它们的侵袭，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支撑不住。然后你就必须告诉自己：“又一次侵袭。”我也许觉得科学问题很有趣，但这些问题从未真正束缚住我。只有观念的和美学的问题才会如此。在内心里，我对许多科学问题的解决不感兴趣，而不是对其它一类问题。甚至在你不是以循环的方式来思维时，你有时仍然会直接地穿过问题的灌木丛而走出来；而你在其它时候会沿着曲折的或“之”字形的、完全不能走出的道路走着。安息日简直不是一个安宁、休养的时候。我们应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来沉思我们的劳动。这就是哲学家彼此如何致意的：“慢慢来!”永恒的、重要的东西常常由穿不透的面纱对人隐藏着。他知道在这下面有某些东西，但他不能看见它。这一面纱映出日光。为什么一个人不应令人绝望地变得不幸?这是人的可能性之一。例如，在《科林斯小事》中，球的运行路线就是一种可行的道路，这也许不是一条鲜为人见的道路。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钟表的暂存性和音乐的暂存性。它们无论怎样都不是相同的概念。以严谨的速度来演奏并不是说依据节拍器来演奏，虽然这也许是某类按节拍器演奏的乐曲(贝多芬第八交响乐(第二乐章)开首的主题就是这种吗?)。人可以不用惩罚的概念去说明地狱惩罚的概念吗?或者不用善良的概念去说明上帝善良的概念吗?你是否想要用你的言词达到有效的作用呢?一定不是。假定某人受到教诲：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或者如此这般生活，那就会有一个存在物在你死后把你放到一个永受折磨的地方。在那里，绝大多数的人完结了，而少数人得到一个永久幸福的地方。这一存在物事先就选定了那些要进入好地方的人们，既然只有那些在某类生活中生活着的人们才进入遭受折磨的地方，那么其它类似的事他们也就事先安排好了。这样一种理论的作用是什么呢?这里，虽未提起惩罚，但宁可说提到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以此为根据而给予每一个人种种东西，那他只能以绝望和怀疑来对这种理论作出反应。教诲这种理论并不能构成道德教育。如果你想向某人进行道德教育，而同时还向他教育这种理论，那你必然会在他受到道德教育之后来向他教育这种理论，把它说成是一种类似于不可理解的神秘东西。“由于他的善良，他将选择他们而将惩罚你们”的说法没有任何意义。这种陈述的两半部分属于观察事物的不同方式。后一半是道德的，前一半则不是。与前一半结合在一起，后一半就是荒谬的。一次使“休息”步“匆忙”韵的偶然事件。这是一种侥幸的偶然事件，你会发现这种事件。在贝多芬乐曲中，例如在第九交响乐第一乐章里，被称为讽刺的东西也许第一次得到表现。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讽刺，也许是对命运的讽刺。而在瓦格纳那里再现的讽刺，这时变成市民的方式。你当然会说，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彼此以不伺的方式来模仿贝多芬。但是，在贝多芬那里是天上的东西，被他们变成了尘世的东西。同样的表现方式在贝多芬乐曲中出现，但却服从于不同的规律。而在莫扎特或海顿的乐曲中再次演奏出的命运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不是这种乐曲所关切的。托维这个蠢驴有一次说，这一点或者类似的东西应归于莫扎特从未接近一定的文学作品这一事实。这好象说音乐大师们的乐曲只能是由书本所创造的。当然，乐曲与书本是有联系的。但是，如果莫扎特在他所读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伟大的悲剧，那就能说他在他的生活中遭遇不到它吗?除了诗人的透彻观察外，音乐家从未看见任何事物吗?只有在一种很特殊的音乐对位法中，才有象三声部的配合旋律这样的事。乐曲的充满情感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按照声调的和速度的程度来描述的。比起一种充满情感的表达方式，更多的表达方式可以按照在空间中的传播来描述。但事实上这不可能通过指出示例而得以说明，因为同一首乐曲也许有着以真正的表现来演奏的无数方式。上帝的本质被认为是他的存在的保证——这里真正所说的意思是，这里有待解决的问题不是某种事物的存在。一个人实际上无论如何不能说颜色的本质保证它的存在吗?与之相对的说法是白象。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意思是，除了借助一种颜色标本，我不能说明什么是“颜色”，什么是“颜色”这一言词的含意。所以，假若如此，那就没有任何象“如果颜色或许存在那它可能是这样的”说法所说的这种事物。现在我们也许说，这可能是一种描述，即如果奥林匹斯山上的上帝存在，它就可能这样——而不是说，“如果有上帝这样一个事物，它就可能是这样的。”这里所说的是更为准确的“上帝”的概念。我们是如何学会“上帝”这一言词(即它的使用)的呢?对此我不能够给以一种充分的语法描述。然而，我仿佛能对这样一种描述写一些文章。关于它，我可以谈得很多，也许可及时来一次许多类似事例的收集。记住，在这里，虽然我们可能会趋向于以词典的词的使用去作出这样一种描述，但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完全是提出一点事例和说明。然而，也要记住，这不过是必然的。我们的一种极其漫长的描述会有什么作用呢?——这时，如果与在我们已知语言中言词的使用相妥协，那我们就毫无所为。但是，如果遇到这样一种对亚述语的言词使用的描述又是怎样的呢?是以什么语言呢?让我们说是以已为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有时”这一词常常会在这种描述中出现，或者是“经常”或。“通常”、或“几乎总是”或“差不多从未”。画一幅象这种描述的恰当的图画是很困难的。总之，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位画家，而常常也是一位非常蹩脚的画家。人们没有同一种意义上的幽默，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各自不能确切地作出反应。好象在人们中间有一种习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扔过一只球，而另一个人被认为抓住了球并把它扔回。但是，有些人不是把球扔回，而是装进口袋里。某些人不能了解别人的审美力，这是怎么回事呢?确实，我们可以把一幅深深置根于我们之中的图画当作一种迷信。但是，同样确实的是，我们总是最终必然达到某一境地，或许是一幅图画或许是别的东西。所以，一幅在根本上是我们所有思想的图画就象一种迷信那样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威胁。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所有在其之上的哲学都是谬误。文化是一种习惯，或至少是一种先前规定的习惯。描述一种梦，一种回忆的混合物。这些常常形成一种意义深长的和不可思议的整体。仿佛它们形成一种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碎片(即有时)，所以我们寻求一种解释，寻求种种联系。但是，为什么这些回忆现在发生呢?谁说的呢?——这也许与我们目前的生活有关，也许还与我们的希望、恐惧等等有关。——“然而，你要说的·这种现象只能在这些特定原周的场合中存在吗?”——我要说，发现其原因的论述不一定产生意义。莎士比亚和梦。一种梦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混杂的然而同时又完全是正确的，把这些直接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一种印象。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如果莎士比亚是伟大的，就象他被说成是伟大的那样，那他的说法也就必然可能是：梦完全是错误的。许多事物却不象这样——然而依据它自己的规律，它是十分正确的。可能也会这样说，如果莎士比亚是伟大的，那他的伟大只是被展现在他的整个戏剧身体之中。这些戏剧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语言和世界。换言之，他完全是不现实的(如一个梦)。一九五O年没有任何令人惋惜的理由说人的性格可能是由人之外的世界所影响的(威林格)。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只是说人随环境而变化。如果要问，人、人的道德如何能由人的环境所强制呢?回答则是：虽然有人会说“没有人必然会对强制作出退却”，然而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事实上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活动。“你不必做到，我能给你表明一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你将不能把握它。我不相信莎士比亚能同其他任何诗人并肩站立。也许与其说他是一位诗人而不如说他是一位语言的创造者吗?我只能惊讶地注视着莎士比亚；我对他毫无所作。我深深地疑虑绝大多数的莎土比亚的称赞者。我相信这种不幸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们错误地安排他的地位，也就只能这样安排。好象不是莎士比亚很好地描写了人的许多典型，或许在这一方面尊重了生活的真实。对于生活他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具有如此灵敏的手和如此独特的笔触，使他写出的每一个人物形象看来都很突出，并且值得观看。“贝多芬的伟大内心”。——没有人会说“莎土比亚的”伟大内心”。“这双灵敏的手创造了新的自然语言形式”在我看来几乎就是这一点。一位诗人实际上不能说他自己“象鸟一样歌唱”。——但是，莎士比亚会这样说他自己。一首乐曲和同一首乐曲的主题在性格上的不同是小音阶和大音阶的不同。但是，一般地讲，一种性格属于小音阶的调那是十分错误的。(在舒伯特的乐曲中，大音阶常常比小音阶听起来更加悲哀。)相似地，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这对于论述具有独特色彩性格的，被理解的绘画是毫无帮助的。当一个人这样说时，他实际上只是应用特殊的观点。事实上；绿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效用，就象桌上台布的颜色一样，而红色或另一种颜色在一幅画中的效用并未结束。我认为莎士比亚没有能够考虑“许多诗人”。他不应把他当成一位预言家或者人类的一位导师。人们惊讶地注视着他，差不多就象注视一种惊人的自然观象。他们并未有与一位伟大人物相接触的这种感觉。宁可说是一种现象。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喜爱一位作家，那他一定也会喜爱作家所属于的文化。如果一个人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或令人讨厌的，那他的赞叹就会变得冷淡。如果相信上帝的人四处寻找并问道：“我所看见的每一种事物来自哪儿呢?”“所有这些事物来自哪儿呢?”他不是在渴望一种(原因的)说明。他的问题达到了它作为一种渴望的表现形式的目的。他也就是表达了一种对所有说明的态度。——但是，这在他的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呢?被谈论的这种态度是这样一种态度，首先认真地看待一定的事物，然后将其置于一定的距离，不再认真地对待它，而且认为另外的事物更为重要。例如，有人会说，严重的问题在于，一个这样或那样的人在他完成某一工作之前也许会死去。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点上，一个人会“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些言词。实际上，我要说，假若这样，那你就说出这些言词，或者你认为你说出的这些言词无关紧要。差别在于，这些言词在你的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方面。我是怎样知道彼此说相信上帝的两个人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呢?而这同一个意思恰恰是指信仰宗教的三位一体说呢?一种强调某种特殊言词、句子的使用和宣布其它的言词、句子不合法的神学并不能更清楚地解决任何问题(卡尔·巴尔特)。正如有人所说的，它是用言词所示意的，因为它想要说明某些事物而不知如何表述。实践产生了言词的意义。上帝存在的证明应真正是某种使人自己确信上帝存在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种证明的信奉者们想要做的是给他们的“信仰”提出一种理性的观念和基本原则，虽然他们决不会使自己把信仰当成这种证明的一个结果。也许，有人会说“使某人确信上帝存在”依靠的是某一类教育，依靠的是他的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的形成。生活可以教育人相信上帝。而经验也会带来这一点。但我不是说视觉和感觉经验的其它形式向我们表明“这种存在物的存在”，而是指各种痛苦的体验。他们既不以感觉表象给我们表明对象的方式来表明上帝，也不造成对上帝的想象。经验、思想；——生活能把这种概念强加给我们。所以，也许这类似于“对象”的概念。我之所以不能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原因是我想在所有这种不对称的东西中发现对称。他的作品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许多绘画而不如说是大量伪草图。所以，可以这样说，它们好象是由给自己应允一切的人匆忙完成的。我理解有人会如何赞美它并称它为“最高的”艺术，但我并不喜欢它。——所以，如果有人默默无语地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我可以理解他。但是，如果把对这些作品的赞美说得象是对贝多芬的赞美，那在我看来就是误解了莎士比亚。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一个小小的时代以自己的可恶方式误解其它一切时代。上帝如何审判一个人完全是某种我们不能想象的事情。如果上帝真正考虑到诱惑的强大和本性的薄弱，那他会判决谁呢?但是，这两种力量的结果简直就是人命中注定的目的。假若人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么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就会使他既能获胜又能屈从。这完全不是一种宗教思想，而更象一种科学假说。所以，如果你要逗留在宗教领域里，你就必须斗争。观察人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有害的，母亲对她的儿子，反之亦然，等等。然而，母亲是瞎子，儿子也是瞎子。他们也许具有犯罪意识，但对此会促使什么呢?孩子令人讨厌，但没有人说这是异常的，而孩子的父母用他们愚蠢的溺爱宠坏了孩子。父母亲是怎样被认为理解了这一点而他们的孩子又是怎样被认为理解了这一事情的呢?好象他们都是令人讨厌的，都是天真无邪的。哲学没有任何进步吗?如果某人在他发痒的地方搔痒，那我们就必然会看到某些进步吗?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搔痒或真正的发痒吗?对于刺激的反应在治疗发痒药物发现之前就不会以同一方式持续很长的时间吗?一九五一年上帝也许对我说：“由于你自己的嘴，我要来审判你。当你看到其他人的活动时，你自己的活动使你厌恶得发抖。”这就是相信魔鬼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即将来临的事情是来自好的东西的鼓舞吗?如果你对范畴不是很通晓的，那么你就不能确切地评价自己。(弗莱格的写作风格有时是伟大的。弗洛伊德写作极好，读他的著作是一件乐事，但他的著作决不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