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道就是逻各斯记者：这种阴阳哲学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何新：也不尽然。类似这种阴阳哲学，在古波斯哲学中也存在。古波斯的神秘主义光明崇拜（米特拉Mitra崇拜）与中国的阴阳哲学似乎具有某种联系。还应注意到，虽然说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本质上不同，但在古典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比较的因素。 罗素曾说，古希腊哲学中有一个主导性的概念"logos"。他这个观点是剽窃于黑格尔的。黑格尔说logos一词有两种意义：言词和尺度。无独有偶，中国哲学中也有一个类似于逻各斯的主导性概念，就是"道"。 道至少有三层涵义：1、语言("道可道，非常道。"道者，祷也，祝也，咒也，诵也。）2、另一层涵义是规范、秩序(道理)，道路。3、第三层涵义是运动、动力(导，引导，导动，推动)。 "道"作为哲学的概念，起源于"天道"，即天体运行的轨道。中国古代哲学与天文学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所以古代哲人首先正是从天文轨道的周期性、秩序性、可重复性上认识了宇宙万物现象之内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理念。在表面的无序之下，存在着秩序和组织的超级理性。这种理性，就被古人归纳为"天道"和"道"的概念。荀子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谢，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之神。" 这就是说，人们是从宇宙中的周期及秩序，认识到一种超人类的理性和逻辑组织的存在（是之谓"神"）。 陈寅恪认为中国古代的原始道教起源于后汉的五斗米道或天师道，这是不确切的。道教的真义是天道教，即天文道教。它的宗主神玉皇是主持北斗的天神，即天玑玉衡星座中的玉衡(皇)星。所谓玉皇大帝，即北极星和北斗星君。道教起源于上古崇拜太阳和北斗的天文学。道家、道教，都是起源于对天道的观察与研究。（日本的国家宗教起源也在于此。日本神道教是中国上古天道教的次生变种。） 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的道一元论，本原是理性主义。而中国关于道(天道)这个概念远比西 方Logos的概念要丰富和深刻。9、儒家的流变记者：儒家是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派，您对儒家思想评价如何？何新：汉武帝、董仲舒以后，儒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先秦的孔学阶段，（2）汉唐的经学阶段，（3）宋明的理学阶段，（4）清代的复古主义即"汉学"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儒家在学术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关注的问题不同，并且都呼应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心理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儒家学术中，以政治和伦理的思想为强，以经济和哲学的思想为弱。儒家不长于哲学思考，虽然宋以后的张载、周敦颐、二程、陈亮、朱熹以及明代王阳明等援佛释儒，引入了佛教的某些本体观念以充实和改造儒家的本体论，但这种改造很难认为是成功的。记者：所谓儒家，为何称作"儒"？胡适说，儒是"懦"即柔弱的关连语，儒家以软弱为自名。他的论点能否成立？何新：当然不成立。总体来说，我对胡适学问的评价甚低。此人只是个"白话文"先生而已。此人的名声是西化派炒起来的，是名不符实的典型。 胡适早年在美国学了些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只是皮毛。他对中国传统学术功力下得不足，涉猎虽广而浅尝则止。功力比不上同时代的章太炎、钱玄同、沈兼士、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聪明比不过梁启超，勇气和锐悍又比不过鲁迅，徒有些小聪明而已。 他关于儒名的这种皮相之谈，就是其学术浅薄的一个例子。10、儒名的由来记者：那么您如何理解"儒"？儒家儒家，讲了几千年，却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名称的由来。何新：这个问题我在1984年已经考证过。（见《诸神的起源·附录》，三联出店，1985。）儒字在《说文》中没有确切解释。但"儒"这个字肯定不是儒家之"儒"的本字、本义。与先秦西汉经典中许多名字的语用意义一样，这是一个假借之字。因此，要理解儒家之名的由来，必须探寻它的本字及本义。 从字源考虑，儒字从人从需。古音读如需。关于"需"字的语源，《说文》认为是濡，即润湿之义，字形从雨、从而。但考察金文"需"字，字形从而从大，而是胡须，需实际是"须"的异文、同源字。找到需的这个同源字，则"需"以及儒名的由来就容易解释了。记者：请继续讲，我在记录。何新：郭沫若考证金文"须"字时曾指出，须的本义是巫师，也就是巫觋之觋的本字。需、须、觋，与"兄"字的本义相同。这是深刻之论。需、须、兄实际都是声部相同可通转的同源语。在古代风俗中，长须飘拂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显示一种特殊的身份，即长老。《国语·楚语》记有约当前515-489年间，楚昭王与观射父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段重要对话。观射父答楚王问曰： （1）"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敬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2）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恝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 （3）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置，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 在这一篇中，观射父为楚王详细解释了"巫/觋"作为中国上古神道教的祭司和礼官的由来与功能。需要如此详细地从头解释，可知神道教及其祭主，祭典到战国时已经浇薄而鲜为人知。 这种作为宗教大司祭的"须"（女巫上古本也称须，如《楚辞》中的女须）。其实也就是《周礼》中的诸"胥"（大胥、小胥、乐胥等），以及班固所言作为社宫司祭的"需/儒"，这正是先秦"儒"家的起源。 我认为，所谓"巫觋"，起源于《尚书·尧典》中所说主持四季太阳神之祭祀的"羲和"之官。（和字在古籍中又记作俄、娥，本义是歌舞（吟哦），巫本义也是舞师。）（日本民族自称为"大和"，实际是自命为羲和之后人。 日本古称扶桑，扶桑是中国神话中的太阳之树。扶桑的衍语有扶苏、扶胥、扶摇等，扶摇也是大风暴之名，也是火山之名。实际上，扶桑就是今日日本的神山富士山。日本古文化，不折不扣是中国文化的衍生次文化。）11、"儒"的功能记者：您上面引的《国语》那段话的确不好懂，您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何新：这段话中有几个难解的词（前人不能解释），先解释一下。"携贰"，就是"携偶"，也就是结偶/结婚的意思。"齐肃"，齐，戒也。戒肃，就是敬肃、肃敬、诚敬的意思。这段话大意如下： （1）在上古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在百姓中（"民"，即庶民，即诸民，也就是百姓），只有那种精明（"精爽"/精相/精细）而不结婚，肃敬公正（"衷正"/中正），具有智慧而能晓喻天地（"上下比义"），具有才识而能光照远方，其目光明照，其听觉微彻，这种人，太阳神（"明神"）就会降临于他/她身上，是男人就叫"觋"（羲、胥、需/儒、兄），是女人就叫"巫"（和/娥/娅）。 （2）他/她们的职责是：排列神灵的处置和主次，为神灵准备献牲、礼器和四时的祭服。从而使上古的英雄（"先圣"）光烈流传于后世，了解山河命名（"山川之号"）的由来，远古祖先的神主所在，以及宗庙祭祀的内容，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匹配（"昭穆之世"），保持斋戒献敬的礼数、威仪、容貌、忠诚和信义，以及焚烟及沐浴的典礼。他/她们在敬奉神明时担任"颂祝"。 他/她们承继大族的后裔谱牒（"名姓之后"），了解四季的生态，了解献奉神灵的百物、玉帛的作用，以及穿戴的彩服（"采服之仪"），礼器的大小，位置的主、副（"次主之度"）与显隐（"屏摄之位"），祭坛的场所，天上地下的神灵及其后氏的由来，而牢记古老的典章，所以称为"宗师"。记者：这是关于中国上古典章制度以及巫觋职能的一段极重要记载。何新：这段话曾在许多书中被许多次地引用，但从所见到的解说看，真正读得通这段话的人并不多。 观射父在这里所说的巫觋，即主持宗教、典礼、制度、谱牒、礼乐者，其身份既是祭司，又是颂祝，又是宗人--这些功能，也就是"儒"的功能，也就是作为宗庙之守官的功能（见《汉书·艺文志》）；实际就是"儒"的起源。 近代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即道教。实际上，儒教是比道教更古老的本土宗教。以礼乐祭仪敬祖事天，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容。儒/颂/巫觋就是司祭的巫士。12、孔子为何伟大？记者：您解释了儒家的起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找到解答。就是孔子一生著述并不多，好像只有一部语录体的《论语》。但为什么孔子后来竟有那样大的名望呢？何新：（笑）你这个问题，可以考倒很多大学者，包括胡适那种食洋、食古两不化的大人物。 孔子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他自己的著述（他说自己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孔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经济、政治、社会正在发生激烈变迁，导致华夏上古以来流传有序的宗教、文物、典章、制度即文化传统，在社会动乱和战乱中，面临崩溃和毁灭。而孔子则是自觉和自为地承担起继承和挽救这一伟大文化传统的使命。 所谓自觉，是因为没有人让他去担当这一使命。孔子本来是个没落贵族家庭的后裔，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本人更是好学不倦。他生活中本来可以有别的选择，例如担任公卿而身泰名遂，寻求俗世的荣显（他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位列于三公）。但是为了他所选择的文化责任，他宁肯放弃这一切。 商周时代，学术本来是国家及贵族的专利。但是经历东周的变乱，春秋的战乱，官学废弛，典章毁坏，图书流散。孔子自觉地担当起挽救学术传统的工作，这就是他的"克己复礼"。 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教诲弟子。对弟子的选择，他主张唯才是教，"有教无类"。所谓"类"，既是指种族、氏族、族姓，也是指阶级、等级。这在当时那种贵族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的时代，是非常伟大的创举。 孔子本身著述虽不多，但他搞通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及经典文献。因此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通过他的讲授而传承于门徒，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后来一代一代地将它们流传下去，这就是"儒家"。 儒家与儒教并不相同。儒家是私学，不是主流文化。是学术，而不是宗教。儒教则是宗教，也是官学。既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在夏商周，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在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这种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了。 这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了。13、孔子以"述"为"作"记者：为什么孔子述而不作呢？何新：因为孔子的"述"，就是作。 孔子的最大功绩在于整理和保存了上古的五大经典：易经、尚书、礼乐、诗经、春秋。这五大经典代表了上古学术的五大传统："易经"是天道阴阳之学、"尚书"是政治典章，"礼"书是礼乐制度，"诗经"是文学艺术，"春秋"是历史。 这些书在孔子的时代，其意义已经暗昧。孔子为搞通它们不羞上问（如问天道于老子），也不耻下问。他的苦学使他自我修养成为当时列国中最博学的人。 孔子把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通过这五部典籍的讲述解说而传授于弟子，而他的弟子又一代一代地传习下去，甚至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政治大举动，都不能使这一学术的传承系统中断。所以太史公说："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圣矣！" 到汉武帝时正式立儒家为儒教，为正统，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与儒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可能保持夏商周以下5000年一而贯之的伟大传统，保持一种举世无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14、"仁"与"耻"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儒家？许多人认为儒家是封建文化的集大成，否定的意义多于可以肯定的东西。何新：说儒家是封建学术，犹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学是奴隶主学术一样可笑。这种"阶级性"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的遗留特征，早应该丢弃了！ 我认为，评价一种学术只应该考虑学问的内容，而不应该以学者的身份、出身、阶级作为是非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自身。"其他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是标准。 一般来说，文化的最精华部分总是保存在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精英之中的，虽然其创造者是全社会。记者：你认为在儒家中，最重要的价值观点是什么？何新：我认为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两点，一是"仁"，二是"耻"。前者是肯定，是追求，后者是否定，是摒斥。 记者：儒家的核心价值，人们都知道是"仁"。但究竟什么是"仁"呢？何新："仁"字的字形是"二"与"人"的合文。甲、金文中无此字，但简帛书中有此字。其实，"仁"也就是怀孕之"妊"的会意字，所以其字记作"二人"（孕妇古字则记作"身"，即"娠"）。理解"仁"字的字源，也就明白其语义。母子二人相连为"仁"（阮元所谓"相人偶"），母子之情亦为"仁"，所以"仁"的引申义就是爱心。记者：那么，什么是耻呢？何新："耻，羞也。""耻，辱也。"（《说文》）耻在儒家的人格主义中，也是一个极重要的价值观。所谓"知耻近乎勇"。所谓"行已有耻"。（孔子）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耻，就是负面的价值，知耻则不承其辱。知耻则不受嗟来之食。耻就是是非，就是自尊。 一百年多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已的变迁中，导致社会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是非标准晦昧不明。培养出一种无耻的文化。特别在士夫（即所谓知识精英）中，育成一种无耻的人格。 没有恒定的是非观，没有尊严感，没有自尊感，没有恪守之道，只有私己的好恶，与时浮沉，及时行乐，眼前利益，取巧投机。"为机变之巧者"多，而有耻有格，敢于执着地恒守一种价值者少。 例如最近听说有人在互联网上造出一个新词，叫"爱国贼"，这是小人无耻的又一标本。有人就是要搅乱一切是非标准，使无耻的文化可以登堂入室。记者：你认为，儒家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何新：五四以后，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批儒批孔。既然孔子被当作神尊了两千年，那么五四以后被当作鬼打了一百年，这也不算不公平。但作为神的孔子和作为鬼的孔子，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在孔子的儒学中，包涵着华夏人文传统的若干根本价值，"仁"与"耻"二义尤为具有现实性。 孔子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这实际是一种人道主义。儒家把"仁"的概念作为其政治主张的根本，也就是主张君主、统治者对待百姓要有母亲那样宽厚博大的爱心。这就是所谓"仁政"。 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除了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元代蒙古皇帝等少数特殊的时代，中国的君主政体都主张以"仁政"为施政之本，绝不是魏特夫所描绘的那种"极权（暴政）制度"。中国式的君主政体中涵摄有相当多的民主机制和色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国家崇尚儒教，而在孔孟之道中，既包涵有反对专制和暴政的思想（所谓"非上无礼"，正是秦始皇灭儒的原因），也包含亲民爱民的"仁政"以及"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 然而"五四"以来，胡适一类激进的西化派鼓吹极端的反传统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中国的传统政治宗教道德文化抹成一片漆黑。这种涂抹特别得到以"庚子赔款"回输于中国的西方殖民学术的支持。所谓灭其族先诛其心。这种西化主义，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帮闲。 新一辈学人，应当敢于摆脱对于传统文化那些轻薄浅妄的解说，应当有勇气寻求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十二、新逻辑的探索1、《哲学笔记》引我入门记者：我注意到《何新集》中开头的一组论文，都是关于哲学问题的。哲学是一种高度深奥晦涩抽象的东西，您是怎么对它发生兴趣的?何新：我们前几次交谈时我说过，在哲学上最初引我入门的启蒙书是列宁的《哲学笔记》。那本书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哲学导引。 除这本书之外，还有一部令我在哲学问题上深受教益的书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哲学笔记》是使我在哲学上获得启蒙的书。我在1970年成为反革命分子，先被隔离，后来住医院。 那时我手边一直有一本从新华书店购到的列宁的《哲学笔记》，由于是列宁著作，所以它未被查禁，它和《毛选》一起伴随在我身边，伴我度过了那些被禁制、被隔离岁月中最为孤寂苦闷的时光。 正是列宁的这部书，激发了我对哲学思辨的最初的兴趣。记者：我也读过《哲学笔记》。我觉得那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但我发现那实际也是一本未完成和不完整的书。所以我就没有对它发生太大的阅读兴趣。何新：同样读一本书，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这除了理解的不同之外，也是由于人们的阅读背景、生活经历有所不同。 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话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它说：关于人生的同一句格言，年轻人会讲，老年人也会讲。但是他们所体会的意义则迥然不同。尽管年轻人也可以正确地表述这句格言，但他绝对体会不到这一格言内涵中的那种深刻性和广袤性。因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句格言不仅是一句语言，其中已凝缩了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人生体验。记者：精彩至极！请问这是列宁的话吗?何新：不，这是列宁摘录的黑格尔的话。事实上，《哲学笔记》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书，是列宁在读书时即兴而作的笔记。有很多随机浮现的自由思考，因此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西方哲学名著的摘要和提要。你知道培根关于读书讲过的一段话吧?他说："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有的只须知其梗概，读它的笔记摘要就行了。"我当时读列宁这本书，等于同时在读一本西方哲学概论。2、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记者：提到培根，我顺便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曾译过培根的《随笔》，而且流传很广，译文曾在全国优秀图书评奖中获奖。这部书的英文是17世纪的古典英语，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时，据说是非常难解读的。您的英语……好吗?何新：(笑)我的英语十分糟糕。但是这本书似乎的确译得还可以。能这么说，是因为我近几年也收集了关于此书的另外几种新译本，包括港台的译本。作了比较后，我发现在几种译本中，较受读者欢迎的似乎是我的译本。《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到1999年已经发行60万册，湖南出版的《人生论》发行4万册，黑龙江出版的译本，发行3万册，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培根人生随笔》，也发行到2万册。华龄出版社还有一个未经我正式授权的盗版本，也印了几万册。总的加起来，我的译本印了几乎近百万册，这在西方哲学译著中，是少有的。 而其他几种译本，包括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文言译本，发行量似乎都达不到这个数字。市场的选择和反应表明，我这个译本比较受欢迎。但实际上，在所有的译者中，我的英文水平肯定是最差的一个。3、我的工作只是铺路记者：那就很奇怪，请问您是怎样译出这本书的?何新：这本书是我1975年在东北时试译的。当时的目的并不是翻译，而只是为了读它。1970年我在北京流浪时搞到了这本书三十年代的一个旧译本，是文言文体的译本，读起来很拗口，很晦涩。很多话搞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我直觉地感到这是一本好书，有很多警醒之句，可惜那位老译者未能表达出来。后来我就写信给父亲，请他帮我找这本书的英文本。父亲很认真，搞到了此书的英文本，寄给我。 我一面查看牛津字典，一面参酌着那个文言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进度很慢，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首先把全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了，写了好几本笔记。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1980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后，上海的一个青年杂志(《青年一代》)向我约稿，我想到了自己这几本笔记。我将其中的"论真理"、"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这个杂志。后来很快被刊出，出乎意料，读者反应非常好。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派一位编辑曹香农女士来向我约这本书的译稿，这就产生了后来的《培根论人生》。 这本书出版后，说老实话，我内心是惴惴不安的，因为我自知自己英文水平太差。 后来，我有一位朋友是留美归国的法学博士，英文极好。我把这本书的英文本和全部译稿拿给她，请她帮我复校一遍。她提出了一些需修改的地方，但总体她认为还不错。这才使我具有了一些自信。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此书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也是当时培根这本书在国内出现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 后来许多朋友问我，你英文并不好，是怎么译出此书的。我告诉他们，不是靠语言，而是靠心灵，靠哲学上的感悟和理解。这是真话。记者：中国近代出过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琴南），他也是不懂英文的。你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第二手翻译。何新：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一种铺路的工作，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好的译本取代我那个本子。（最近见到此书一个新译本（译者曹明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9月），译得较好。） 记者：但是《汉泽世界名著译丛》中有一本《意大利文艺复兴》，还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其译者署名也是"何新"。何新：这是一种巧合。那两本书的译者不是我。我就此事作过了解，知道那译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文革前北京编译所一个翻译小组的集体笔名，取的是"齐力合心"中后两个字的谐音。4、上书毛泽东谈哲学记者：在文革中，你已形成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一系列思想。难道当时不害怕承担政治后果吗?何新："死猪不怕开水烫"。因为此前反正我已当过"反革命"。 事实上，在1974-1975那几年里，我曾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寄到北京中南海、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地。在这些信中，我既谈自己对当时的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中国历史的看法；也试图把我对哲学、辩证法和逻辑问题的研究呈献给毛。 我当时天真地认为，我所进行的研究，正是他老人家一直所期待着寻找的某种理论答案。记者：(笑)您的确是太狂了。但是请问，您当时这样想的根据何在?何新：我的想法有一点根据。 1966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规律还没有确定。这个问题他在六十年代曾反复思考和谈论。 他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在时空中相互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1965年毛泽东读李达《哲学大纲》批注)。 他说他不相信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所讲过的三个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他说对马列老祖宗讲的话也不能迷信。他说他认为，宇宙中只有一个最基本的哲学规律，这就是矛盾，即对立统一的规律。 这个杭州讲话，虽然没有正式被发表，但通过文革时代印发的毛泽东内部讲话，流传很广。我在文革期间也读到了这个讲话。5、《矛盾论》的一个问题记者：毛泽东有一部哲学名著《矛盾论》。何新：《矛盾论》是一部好书。特别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决定于主要矛盾的主要（主导）方面的论述，发人深省。但《矛盾论》开头的两句话，讲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宇宙观，这是承袭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观点，应该说在理论和语义上都是有问题的。 我在80年代曾写过一篇辩析的论文《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就是研究这个问题。（《何新集》，第6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在实践上，毛泽东很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设置对立面"，"分析矛盾、利用矛盾"，"辨证"地处理问题。但在"矛盾"这个概念的解释上，他似乎并没有吃透以及透彻地说清楚这个规律。记者：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理解一个规律怎能运用它呢?何新：原始人并不了解关于火的物理规律，但人类在实践中用火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感性的经验体认与理性的概念把握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正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过："没有一个哲学家真正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这样说时似乎包括了自己，因为从《哲学笔记》看，列宁自己也不断地探求，询问此书的内在涵义）。 但是，我在70年代认为自己已搞懂了黑格尔逻辑的真义。因此一直有心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寄给毛泽东。记者：内容谈什么呢？何新：上书向毛泽东讲哲学。(笑)谈谈我对黑格尔逻辑学和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和理解。记者：那就意味着，你认为毛也没有讲清这个规律？何新：说实话，我认为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并不是非常成功。在纯理论的哲学研究领域，他未作到透彻和深入。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对于辩证法及对立统一规律，但是并没有最终解答它们。 这不能苛求于他。毛泽东主要的事业是政治活动、军事活动。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不是一位书斋学者。他是伟大的哲人、是伟大的智者，但并非职业哲学家。 毛泽东生前极为关注哲学问题，也关注逻辑问题。50-60年代，他曾经召集周谷城等人，发起讨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问题。当时发表了几千篇论文，也翻译了苏联、东欧学者的论文，但是对问题却并没有搞清楚。这是当时中国哲学思维整体的落后状态所决定的。6、从语根找哲学记者：有人说，"辩证法"的本来意义是雄辩术。何新：是。但在国内还是我最早指出这一点的。1981年，我曾在《学术研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当时的《辞海》中关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辞条释义是错误的。 因为在旧版的《辞海》中，形而上学被解释为一种"静止的宇宙观"，辩证法被解释为一种"发展的宇宙观"。这是沿袭于30年代苏联体系的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哲学上两军对战"的说法，是不对的。 论文发表出来后，《辞海》的一位编委不服，写文章与我辩论。争论进行了几个回合，事实终归是事实。新版《辞海》已经完全修正了这一条目的解释。我这篇论文中发表的观点，正是我在70年代的研究中得到的认识。记者：我在《何新集》中读过你的那篇论文。（《何新集》第61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但是我认为这种考证，是一种很烦琐的语辞考证。何新：不。我当时发表这篇论文的真意，是试图从这两个哲学基本观念入手，打破当时那种比较僵化和教条化的哲学概念体系。这是一次尝试。 你如果读过艾思奇的书，会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两军对战"理论。对整个哲学史，他都采用30年代苏联哲学的观点，把一部哲学史，机械性地看成是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历史。对哲学和哲学史的这种机械性分类的观点，渊源于三十年代苏联机械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在建国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主流哲学意识形态。这种哲学思想的二分法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性的分类。也就是说： 唯物论+辩论法=革命、进步、左派 唯心论+形而上学=反动、倒退、右派 我之所以要对辩证法作溯本寻源的语源学研究，潜在意图是想指出上述的政治分类所依据的哲学理念基础是靠不住的，是十分可疑的，因此可以打破。 事实上，我当时认为必须打破这个枷锁，哲学思想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记者：那么，你是用语义学寻求对哲学的重新解释。何新：1984年，我曾到南沙沟公寓拜访钱钟书先生。那次钱先生和我纵谈了整整一下午。钱钟书先生说，我在哲学及训诂学(即语源学)方面作的考证工作，有点像海德格尔式的研究，类似海氏在《林中路》等著作中的工作，是"从语根上找哲学"。 我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评价并不高（我认为它是一个充满神秘主义的晦涩而思想却很浅薄的体系）。但所谓"从语根上找哲学"，这却是深获我心的精辟之论。7、两种对立与两种矛盾记者：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曾谈到关于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规律毛泽东认为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但是，所谓对立统一规律，究竟是什么意思？何新：对立统一规律，是黑格尔最早提出来的。在他的辩证逻辑学中这一规律被认为是宇宙的一个普遍性规律。是一个本体论规律，也是一个逻辑学规律。 但是，就"对立"这个概念而言，过去的哲学家就没有搞懂黑格尔的真实意涵。例如我们读艾思奇、杨献珍关于辨证法的书，可以发现这些哲学家所讲的对立，只是现实中一些对立物的反对关系。例如阴电与阳电，男与女，以及东与西、南与北那种对立（列宁也是这样讲的）。但这种对立面，并不是逻辑的对立，也不是黑格尔逻辑中所意指的那种对立。记者：黑格尔讲的对立是什么对立?何新：是逻辑关系的对立，也是变异形态下的自我对立。记者：什么是"变异形态下的自我对立"?何新：举个例子吧。一只鸡蛋，孵化变成一只小鸡。蛋和鸡，在逻辑关系上是两个不同的、对立关系中的概念。从形式逻辑的立场看，蛋不是鸡，鸡不是蛋。但从黑格尔逻辑的观点看，鸡正是蛋的动态变相。 这一组对立的概念不仅兼容而且具有同一性关系。 这就是所谓对立形态以及对立概念的同一性关系，就是黑格尔所谓"对立统一/同一规律"。黑格尔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规律，所直接针对的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A=A）。记者：你对于对立关系和同一关系的这种解释确实有新意。何新：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两种对立的差异，中国古人，特别是古代《易经》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康熙皇帝在其御著的《周易折中》中说： "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即前所谓变化也。" 康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帝王，而且是一位高超的智者。他已意识到两种对立观念的不同。一种是并列、对峙而存在的对立。另一种是在时间流中通过演化和自我更迭而生成的自我多相的对立。 这是两种不同的对立性关系。前者是空间中并存的对立，后者是时间中保持着同一性，即连续性的对立。其实只有后者才是逻辑性的真对立。 应该说，康熙皇帝对对立问题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比我们现代的一些哲学家还要深刻得多!记者：有两种逻辑对立，那么，是否也有两种矛盾?何新：正如对立这个辞有歧义一样，矛盾这个辞也是有歧义的。两种矛盾，一种是逻辑矛盾，概念的自相矛盾。这是黑格尔讲的矛盾。另一种是现实矛盾，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的矛盾都是现实矛盾。例如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富有者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哲学的贫困》) 但是黑格尔讲的矛盾，不是这种现实中的矛盾，而是存在物自身分裂为两个概念(实在概念与潜在概念)而形成的自我矛盾。对于这一对范畴意义的矛盾，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已经提出，即"潜能"（隐德来希）与"现实"。这两种矛盾在逻辑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8、黑格尔逻辑学的来源记者：你说到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建立者是他。但是，难道他也懂得辩证法吗？何新：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过去从没有人指出来，实际是没有被人发现。你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辩证逻辑思想的来源在哪里？记者：您的看法……？何新：黑格尔逻辑思想的来源，包括他关于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的思想的来源，并不是从天上突然地掉下来的。实际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思想中。记者：人们通常只说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立者。何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亚氏也是古希腊辩证法、思辩逻辑的创立者。黑格尔给予他以极高的推崇；但他又指出，亚氏哲学遭到了千年误解： "亚里士多德乃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他是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当他把科学这样地分成为一定概念的一系列理智范畴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时也包含着最深刻的思辩的概念。没有人像他那样渊博而富于思辩。他许多世纪以来乃是一切哲学家的老师，但却从没有一个哲学家曾被完全没有思想的传统这样多地歪曲过，人们把与他的哲学完全相反的观点归之于他。"（《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69-270页。） 对亚里士多德的重大误解之一就是：人们只知道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式逻辑，不知道他还有一种"思辩"（辩证）的逻辑。只知道他提出了同一律为基础的思维/存在三规律。不知道他还提出了对立同一的规律。记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立同一规律？何新：是的。亚氏是在对"运动"的分析中发现了这一规律。所谓运动，有两种。一种是空间中的运动，人们通常所了解的可以直观的物理运动。还有一种是时间中的运动，这就是"变化"、"变易"的运动，"对象自身的运动"（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不仅包括位移的两个位置，而且包括"生成"和"毁灭"这两个实体的特征，"增长"和"减少"的两个尺度（量变），变化的两个性质（质变）。运动是"潜在东西本身的现实化"。就是说，如果有某种东西，它现实地是X而潜在地是Y，那么运动就是使这个东西的Y性质变成现实的。（②ARISTOTLE，BY Willi am David Ross,Mothuen Co.Lid 1960，P.82。） 亚里士多德在对变易性运动的分析中，极其深刻地阐述了作为本体论的辩证逻辑（客观辩证法）。他指出： "运动的一部分实质恰恰就是潜在之物尚未完全丧失其潜能并且尚未变成现实；这是运动和实现之间的区别。在实现的每一时刻，潜能完全消除并被转变成现实性；在运动中，这种转变直到运动终止才能完成。运动是未完成的实现，实现是完成的运动。运动不能绝对地分成潜能或实现。它是一种现实化，但是这种现实化蕴含其自身的未完成性和潜能的持续出现。"②对这一过程的概念性分析则导致辩证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 "变化总是在对立物之间，或一对立物和一中介（后者则代表另一对立物）之间，或矛盾物之间。 因此，运动本身必然是： （1）从一肯定语词到一肯定语词（其反对）， （2）从一肯定语词到其矛盾， （3）从一否定语词到其矛盾，或者 （4）从一否定语词到一否定语词。"（ARISTOTLE，BY Willi am David Ross,Mothuen Co.Lid 1960，P.8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由客观辩证法直接转向于辩证思维、辩证逻辑。 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三种运动： （1）关于性质（质变） （2）关于数量（量变） （3）关于位置（A→B，有→无） 在这三种运动中，都要有对立物。（ARISTOTLE，BY Willi am David Ross,Mothuen Co.Lid 1960，P.83。）记者：这样看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确实蕴涵了黑格尔逻辑的雏型。何新：正是如此。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传记的作者WD罗斯所指出的： "尽管亚里士多德指出这些关系，他却从未尝试把一种变化化归为另一种变化；范畴的差异不允许做任何这样的尝试。"9、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记者：同一性的意义是什么?何新：同一性在传统逻辑中就是同一律、以及传统逻辑讲的"××是××"这种关系。现代逻辑称之为所谓蕴涵关系。 黑格尔认为，存在本身是处在绝对运动中的。运动的本质是"一切都是从一种存在物产生--这就是同一性"。（《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93页。）这种运动的过程，就是主体的自我矛盾思维和论辩。因此，如果以存在物（同一性）为主词，则由于其运动，对它来说，矛盾的述词不可避免。这种矛盾论辩的原理，即古希腊人、也即黑格尔所说的矛盾论辩方式--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上述思想极为赞赏，并以下列图式作了概括性的表述： 辩证法是什么：=（等于）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及另一个要素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性的同一记者：这几个命题很难懂。何新：你在大学时是否学过形式逻辑?记者：学过一点。何新：形式逻辑提出三大思维规律：1同一律(A＝A)；2不矛盾律(A≠非A)；3排中律(A或非A)。 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就是认为在思维和论辩中，概念和判断(命题)必须坚持同一性，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发生自相矛盾的说词和命题，就意味着发生了逻辑谬误。排中律又称作"对立律"。这个规律认为，在两个相反的概念或判断之间，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其中一个，不可能同时选择两个。这就叫排中。 传统逻辑认为，这三大规律是一切思维和论辩必须遵守的基本逻辑规律。其基础是来自事物存在自身的确定性，不矛盾性和排他性。因此逻辑规律既是思维的规则，也是反映现实世界的(本体论)规律。 承认思维规律、逻辑规律也是现实规律、存在的规律，这就是相信思想与本体，即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记者：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哲学上一直也是存在争论的。何新：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包涵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思维性与存在性，在本体上是否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宇宙存在的过程，是否就是某种理念的思维性过程。 黑格尔在分析亚里士多德哲学时指出：亚氏哲学的根本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同一，客观的东西和思维（潜能）乃是同一个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99页。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理性，主动的理性与被动的理性。前者是神即大自然，后者是人。） 这种观点，意味着理念主义的本体论，一种唯心主义。第二层意义是思维能否把握存在?即在思维中，能否逻辑地同时也是现实地认知存在?记者：您的看法如何?何新：我赞成黑格尔的观点，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在本质上是同一性的。10、逻辑理性主义更见深刻记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头朝下"的理论，必须颠倒过来。这是什么意思?何新：黑格尔认为概念、理性乃是宇宙的本体，现实是在概念、理性中存在的。 马克思则认为，概念乃是现实世界在人类头脑、理性中的反映、映象。因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认识论颠倒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认为，必须把黑格尔的哲学颠倒过来。记者：您怎样看?何新：我认为在本体论问题上，实际是黑格尔的观点更见深刻。因为人类面对的现实本身并非绝对的。人类并非生活在固定的物质中，而是生活在流态的宇宙中。 历史是一系列的事件，事件的载体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而人类与万物作为事件并非实体（或"实在"），而只是形态（或"现象"）。而形态（现象）是处在不断蜕变过程中的。 万物所留下的，人生所留下的，最终只是信息，而信息也就是抽象性的"概念"，理念。宇宙在本原和终极意义上，是、也仅是一系列有组织联系的"信息"或理念。所谓"Idea"。 因此，事实上绝对真实的现实只在理念和理性的意义中存在。这个宇宙的存在之流，仿佛是以光及影为符号在时空结构中的源源不断的一种陈述。 谁是陈述者、即陈述的主体呢?那就是宇宙本身。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在只是言说。这是他比较深刻的一个观点。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说宇宙的本质是"逻格斯"(即言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黑格尔称之为"宇宙的辩证法"，其意义其实都差不多。 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是思维逻辑，而且包括了关于存在本体自身的演化进程的陈述逻辑。这种逻辑学与古典逻辑的不同点，主要是黑格尔引入了动态的时序观念，是一种从发生和流变的状态中，观察和陈述存在形态的逻辑。 在这种逻辑中，存在的连续性表现为流动、多元和融合的大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也可以称作多元的统一性，因此对一个处在变异中的主体，它是可以兼容矛盾的概念和陈述(命题)的。这种多元的统一性，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立同一"。11、一种新的逻辑理念记者：我又听不大明白……何新：对，那么让我用一个具体的事例解释一下。例如，我们面前有一条小狗。如果我陈述说这个对象是一只狗，那么假如我又说这个对象也是一条鱼，那我就违背了关于对象自身同一性的逻辑规律，一个对象不可能既是一条狗同时又不是，而是一条鱼。这两个陈述(谓词)是相矛盾的，如果其中一个成立，那么另一个肯定就应该放弃。记者：是呵！难道可以有别的说法吗?何新：可以。从静态的观点，或者从现象的观点看，关于存在自身的 同一性似乎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宇宙的本质不是静态的。因此宇宙的同一性是一种演进过程中的同一性，是多形态的同一性，是一种实现在连续的非同一形态过程中的同一性。 从动态的逻辑观点看，形成以下的矛盾命题并不是谬误。我们以字母"A"表示某种连续的生物对象，则：A是鱼，并且A是狗(A是鱼，A是狗，鱼→狗)(我们用"→"代表动态，表示进程)。 这个"A"，就是指那种生命原体。这种生命原体既可以设定为鱼，也可以设定为狗，甚至可以设定为人。 从逻辑的意义上分析，也就是说，现状态被判断为是鱼的东西，自身中潜在地同时具有非鱼的状态，并且必然会生成为非鱼的新谓词、新命题、新判断。记者：这是对于同一性的一种新观点。何新：同一性实质就是一种抽象。变异的过程就是在作客观性的抽象。一切抽象的东西都是矛盾的。 抽象就是建立一个集合，进入这个集中的各个元素，本身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但仅仅在某一特殊性上的联系使之组合。"差异就是矛盾。"（毛泽东）而存在本身的动态过程，不断地演变出同一性存在体的不同形态，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分类，自我差异化，即进行自我抽象的进程。记者：你的意思是，存在的过程也是抽象?何新：处在时空区内的一切存在物，随着每一个时间瞬间的消逝，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状态的存在物，在每一个瞬间之后，都呈现新的状态，而旧的状态随时间的消逝则不复存在。宇宙的存在，是连续性的变化的进程。 这种连续性，实质就是同一性。而同一性就是自我抽象过程。黑格尔说：抽象就是思维。所以存在之流可以被看作一个理念发展的流程，一个存在体自我思维的过程。（参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要把握(认识)这种连续的变化进程，就需要持一种动态的新逻辑观。而黑格尔的逻辑就正是这样一种动态逻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逻辑实在的观点。记者：这种逻辑与进化论似乎一致？何新：对。进化论告诉人们，一切生物(包括狗、鱼)均起源于同一个原始物种，是同一个原始物种进化历程中的种类分化。 尽管现代生物科学在理论上已经发展，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许多方面被修正了。但是，进化分类学所确定的大物种演化序列这个观点不会过时。 什么是物种?物种的分类体系就是一个大的概念体系。或者说是一群子集的大集合。在进化分类学中，已经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多元性的同一性，或者说对立性概念的同一性。 但是，由于受囿于弗雷泽、罗素等人的狭隘数学逻辑观点，生物进化分类学概念系统所显示的新逻辑结构，至今仍未进入逻辑学家们的视野。12、唯名论与唯实论记者：生物的分类，类名，难道不是人类赋予自然界的吗？难道是天然的吗？何新：你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曾经被西方哲学家研讨了几百年。也就是关于概念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辩论。它也曾经深深地困惑了18世纪的著名动物分类学家林奈。而在现代，这个问题正是认识论和逻辑基础研究的一个焦点。记者：现代科学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何新：在罗素一类逻辑主义者看来，这种分类（集合）纯粹是人为的。也就是说，概念、类、集合只是人类直观的创造。这是现代的唯名论，但它是谬误的。记者：为什么？何新：人类用以认知世界的理性工具是思维。思维是一个符号系统和信息系统。这个符号/信息系统有两种功能。第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即作为语言。第二是在系统自身中进行信息处理和交换，这种信息处理和交换，可以被看作一种"演算"。作为这种信息演算工具的规则，就是逻辑。 人类理性的这两种功能--语言和逻辑，在自然语言中使用的是同一套符号。这套符号的基本元素就是语词及概念。 语词不是概念。但是概念是通过语词而存在的。语词是人为的，人造的符号。记者：那么，难道概念不是人造的符号。何新：不是。概念是实体。不仅是语词（类名）的实体，而且也是作为客体的实体。 麻烦和问题就出在这里。概念在语言中以语词为符号形式而存在。因此中国古代学者对概念与词同样称之为"名"或"类名"。这个名/类名，记号似乎是人造的。 但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早就意识到，概念自身具有客观的实在性，它是实体。因此分类并非人为地作出的。这种概念论就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实在论"，也就是中国古代佛学哲学中的所谓"真如"论。13、分类是大自然作出的记者：这是一种唯心论。何新：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观察人类思维中的概念系统，可以发现存在两种类型的分类概念系统。 例如，对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我们可以根据书的内容（哲学/历史/经济之类）、作者的姓名（以字母排列）、出版年代、包装形式（精装或平装）……等等，以任意的一种特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并且将其联结而构造成一个分类的系统。 这样建成的分类系统，它的抽象依据，显然纯粹是人为的。传统形式逻辑以及现代的集合论，它们所面对的分类概念以及所谓"集合"，都是指的这种分类。这种分类的基础确实是一种人工抽象。记者：难道还有非人工的分类吗？何新：对。这种分类系统首先在生物学中出现，但实际上它是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的。对它的研究将导致逻辑基础理论和人类认识论的根本革命。记者：请您谈谈这种非人工划分的分类和概念系统的特征。何新：近代生物分类学形成的起点是在John Ray（1672-1705）那里。他是著名分类学家林奈的先驱。他们当时面对着自然界中呈现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的生物系统，Ray在确定生物分类的标准（抽象根据）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 "经过长期而大量的观察后，我相信在确定一个物种时，除了可以把通过种子繁殖而使之永远延续的特点作为标准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标准了……"（转引自Magner：A 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第347页）。这就是说，生物学家在建立生物分类的概念系统时，发现存在一种非人工的、存在于生物本身的分类根据。这就是联系在生物个体之间的遗传的连续性。这就是生物自身的遗传性状。 在现实中，一头雄狮子只会和雌师，而不会和一只老虎交配。一对狮子也绝不可能生殖出一只猫。这就是大自然自身的客观分类。这种自然的分类，是人为分类即设定概念/集合以及命名的客观基础。 美国分类学家T·Dobzhansky说：（T·杜布赞斯基《遗传学与物种起源》，第2-4页，科学出版社，1985。） 生物的多样性，多少是为每个人所熟识的、一种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是在我们意识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作用而被我们所察觉到的东西。 生物界并不是一个单线的行列，并不是其中任何两个变异体都是被不断的中间类型连接起来的。而是一个含有或多或少明显地分离的多个行列的行列，且在行列与行列之间没有或至少罕有中间类型。每一行列是多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个体的集合体。一些小的集合体群结起来形成较大的次级集合体，较大的集合体又形成更大的集合体。如此类推而发展成为一种自然阶梯性系统。生物学家就利用变异的不连续性来制订生物的科学分类。为便利起见，就把分立的集合体称之为族、种、属、科等等。这样总结出来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为的，因为这是为了方便和习惯起见而把某集合体称作属、科、或目。但是这些集合体的本身和在它们之间所观察到的不连续性，却不能认为是分类学家的空想或杜撰。这种分类，反应了客观地可以探知的变异的不连续性，并且在种、属以及其他范畴之间所作的分界，相当于生物的分立集合体之间的间隙；就这些方面而言，分类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14、概念具有实体性基础记者：那么，也就是说，在现代生物学看来，分类的集合概念，事实上在自然界中是确然具有实体性基础的。何新：对。生物物种是一个大概念(大集合)。而物种进化过程中发生的新种，就是新的概念，新的类属的子概念(小集合)。 进化的历史关系，把这些对立而不同的小物种概念，归类为一，统通归属于一个大生物的概念。 孤立看，狗的概念、鱼的概念，是对立不相容的两种概念。但是，它们都统一于"生物"这个大概念，都可以归入"生物"这个大集合中。 为什么?这不是人为分类和归并的结果，而是在自然中客观地发生和存在的物种连续性使然。因此物质(存在)的统一性，来源于它们历史上起源和演化的同一性。正是同一种生物原体，在进化的某一形态上，形成了鱼，在进化的更高形态上，形成了狗，以至更高级的人类。 生物的自我繁殖所构成的个体之间的连续性，成为建立分类的客观基础。据此，林奈建立了如下的分类体系： 由个体组合为种群，由种群组合为亚种，由亚种组合为种，这样的组成，我们称之为物种的结构。 你应该注意到，这种分类方式，以及由这种分类所建立的物种"集合"，与图书馆中对于图书的那种人工分类集合，意义迥然不同。记者：我注意到了，似乎是有所不同。何新：我再引用一位现代分类学家的话。美国分类学家T·Dobzhansky还指出： "自从达尔文时到现在，'自然分类'（'natural classification'）这个词一直意味着以生物由共同来源为基础的一种分类。联合在一个种、属、纲或门中的生物类型，被认为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传递下来的。在分类 范围之间的分界线，至少在理论上是符合于系统树（phylogencic trees）的分支的。" 我在70年代通过研究黑格尔逻辑已经意识到，生物分类学家所说的这种"自然分类"系统，事实上在人类思维与概念中有极为普遍的和广泛的存在。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演化联系的、自我形成的概念系统，都具有这种作为"自然分类"系统的意义。我将这一类的概念系统命名为"历史概念系统"，或借用集合论的术语，叫"历史概念集合"。 我发现这一类概念系统具有某些非常独特的逻辑性质和逻辑规律。研究这种新的逻辑性质和规律，可以构造出一种新类型的逻辑，而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即建立在人工分类基础上的古典形式逻辑，事实上只是这种新型逻辑的一个特殊形式。因此，这种新逻辑（作为客观逻辑）并不是现代逻辑（基本是主观逻辑）的一个分支，而是全部传统逻辑赖以成立的客观本体基础。15、思辨逻辑是形式逻辑的基础记者：我似乎有一点听懂。何新：让我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在分类和概念的形成上，传统逻辑认为概念来自人类意识的主观分类。概括某些事物的共同点，加以抽象，形成一类事物的概念，即命名。例如植物/动物/人类。 而黑格尔的逻辑则认为这些类群是在生物演变中自我区分（异化）和抽象出来的。演变就是一个自我分类的过程。 人的意识，只是用符号去模拟和记录这一过程的产物，这就是概念客观的形成过程。所以黑格尔的逻辑学中也包涵了认识论（即能够解释思维及概念的起源、本质）。 这就是黑格尔所试图超越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而建立的一种新型逻辑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可以兼容自相矛盾的命题和谓词，而且必然蕴涵矛盾、悖论。这种新型的逻辑，黑格尔称之为"思辨逻辑"，（Die Spekulatve Logik）是一种动态的历史逻辑，演化的逻辑，此即真正意义上的"辩证逻辑"，实际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元逻辑。记者：但是，这种逻辑目前是否已建立?何新：没有。黑格尔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论述了这种新逻辑体系的若干基本原理。但黑格尔这个体系太晦涩。因此正如列宁所说，"从来没有被人们真正搞懂。" 我当年曾有志于建立它，但工作后来没有作完。1980-1982年我就这个论题在上海《学术月刊》、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西安《人文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我的工作就中断了。记者：为什么？何新：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吸引了我，我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上。 但是，我有关这个问题在80年代发表过的几篇论文，曾得到关注思维科学发展情况的钱学森(控制论、信息论领域的权威学者)以及生物分类学家陈世骧的关注和高度评价。16、关于"何新树"记者：钱学森先生在给你的信中，曾谈到"何新树"这个概念。请问什么是"何新树"？何新：钱老给我的来信中是这样讲的： 您的"历史概念集合"是一个创见，我赞成。 但我认为您应该把集合论的Venn图扩展到三维空间成为"何新树"，也就是把一个时间的Venn图作为"树"的横断面，以时间顺序把横断面一层层架在时间坐标上，再把外表联起来。当然这"树"可能不同于自然生长的树，不同"树"的"树枝"会在"上面"结合起来。这一设想得之于上述（二）之把形式逻辑用于事物的某一瞬间的关系。 有了"树"，数理的辩证逻辑学就可以利用数学中的拓朴学建立起来了。 因此我想您所开创的历史概念集合是有生命力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1982.4.17）（此信收入《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钱学森指出：1、这种递归性的动态历史类集可以命名为"何新树"。2、吸纳符号逻辑和数学拓朴学的成果，可以使辩证逻辑理论形式化，可以将这种递归动态逻辑建立成一个系统化的新逻辑体系。 钱老当时并不一定完全了解我的全部想法，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深刻惊人的。记者：钱老对您的发现评价很高。但是为什么称作"何新树"？何新：在现代数学中，"树"是拓朴学和图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用点和线连通而成的一种像"树"的图形。 概念的历史系统发生，可以在二维平面上描述成"树"的模型。事实上，历史概念系统，可以用拓朴树形图加以描述。（参看下页附图） 在这种历史系统树中，呈现出两种逻辑关系：纵向的抽象关系和横向的类群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纵向的系统关系是一种逻辑抽象或自我分类，体现着逻辑一般性。而横向的类群关系是一种个体集合，体现着逻辑的特殊性。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认识这种概念系统发生的逻辑基础，我们就可能构造一种新类型的逻辑系统。17、揭示思维之谜记者：请您更具体一点解释。何新：这个问题要讲深入就应该写成一本书。我在这里只能简单提示一下。 如果从逻辑角度剖析历史概念系统树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这棵树实际就是一个客观的演绎推理树。 仍以生物的演化为例。如果我们把最初降生在地球海洋中的第一批生命元物质，看作关于生物起源的元概念，那么它在这棵概念发生树上的整个走向：产生新概念，由个体而扩展为群落（A=A），然后通过遗传和变异首先是个体变异（A→A），进而是种群变异，形成新的类群（A→A∨A→A），即生成新的分类概念（A→A∧A→A）……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逻辑过程。完全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自我发生、自我运动、自我扩展，自我异化和对立化的概念推演进程。 这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描述的"概念的自身运动"。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进程作更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树形系统自身具有构造演绎推理的能力。事实上，它就是人类演绎推理这一逻辑过程所模拟的客观原型。 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揭开人类思维之谜，逻辑结构的来源之谜。 你知道吗？一些西方古典哲学家，如休谟、康德，都曾提出一个人类理性之谜。记者：是什么？何新：让我用现代语言来表述。他们问，人类以自己构造的一套符号系统在头脑中处理信息，但为什么竟会有客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例如，以关于气象的若干概念（信息符号）逻辑地组织起来进行推演，其结果竟会与未来的自然气象真实情况相吻合？这表明思维、理性并不是一种被动的主观模拟，而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从何而来，根据何在？记者：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何新：如果我们知道人类进行信息/符号演算的逻辑构造与逻辑规律，恰恰就是客体自身存在、运动的普遍的逻辑结构和规律，那么这个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18、钱学森的第二封信记者：对你的这种新逻辑观点，数理逻辑学家怎样评价？何新：钱学森先生后来给我转来中科院院士、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先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 "何新的文章我没有看。 关于您说的：'把Venn图的概念扩大，加上时间坐标，……，再用拓朴学研究"树"，是否可以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这是否有道理？' 我认为可以，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这样做的人似已有了，只是他们没有说这是'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应该进行的具体的数学研究也进行得还很不够就是了。 例如ANWhitehead在The Concept of ature(Cambridge，1926)就建立了以'event'为基本概念的理论，数理逻辑家R.C.arnap称之为Theory of events(Ereignistheorie)。采用了作者所说的method of extensive abstraction就把您要求的内容十分自然地包含进去了。更详细讨论这问题的是他的另一本书，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edge,an Enga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Knowledge,1925。"钱学森先生在附信中告我： "胡世华同志还指出Carnap的又一本书Abribder Logistik也有应用逻辑部分，与我们的问题有关。但这部分学问懂的人少，搞不动，也就未受重视。" 他还谆谆地说： "何新同志：我想胡世华同志的这些意见很有用，看来您要做的工作已经有了开头，问题是吸取这些有用成果，把它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再一次把倒立着的东西顺过来！您要办的事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也以为完成这项工作，光您一个人也难，不知您找到了同道没有？总要有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才行。（1982.7.9）"记者：在这样短的时间，钱老连续给你两封信，表明钱老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何新：可惜我辜负了钱老，直到现在没有把这个课题作完。记者：胡世华先生的信中所提到的两个人是什么人？何新：一个中文译名是怀特海（AWhitehead），与罗素合作《数学原理》，本来是罗素的老师。还有一个是卡尔纳普（carnap），数理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胡世华先生可能有点误会。这两个人都不懂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对他们的论著和逻辑哲学思想，我早年也作过研究，他们是所谓"逻辑实在论者"，对黑格尔的哲学和逻辑，与罗素一样是蔑视和拒斥的。 从根本上来说，我所致力欲建立的"辩证逻辑"，既不同于过去一些人所谈的哲学意义的辩证逻辑（实际属于本体论），也未容纳于现代数理逻辑的任何分支之下（例如，根本不同于"时间逻辑"、"多值逻辑"、"认识论逻辑"）。它是一种完全新型的逻辑。是逻辑的逻辑，是逻辑的基础，真正意义上的"元逻辑"。19、探索新逻辑之路记者：黑格尔是18-19世纪之交的人，在他死后的100多年来，现代逻辑已取得了许多进展，出现了新的数理逻辑体系。何新：但是，现代逻辑学家仍然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所基本设定的哲学背景和框架之下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尚没有摆脱静态的逻辑观点。只是应用数学集合论的方法，建立了符号数理逻辑的体系。由于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根等近代逻辑学家根本搞不懂黑格尔逻辑，反而由于无知而对黑格尔持轻视的态度，因此他们对黑格尔的动态逻辑原理可以说一无所知。现代虽然也有人提出了"时间逻辑"的概念，但其内容是空洞的。现代逻辑完全没有吸纳这种新逻辑的成果。 现代逻辑在形式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现在已经陷入了死胡同。记者：什么是死胡同?何新：死胡同的意思就是，现代逻辑正在变成一种主观和形式主义的东西。 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给予高度的重视。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由正题、反题走向合题的三段论)。 毛泽东在50年代曾在中国哲学界发起过一次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问题的大讨论，表明他当时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从1965年的杭州哲学谈话看，他到晚年仍然在思考逻辑和辩证法的若干原理性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最后的答案。他的《矛盾论》是一部哲学(本体论、社会论)著作，而不是逻辑学著作。他所关注的矛盾问题，仍是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矛盾，特别是政治矛盾、阶级矛盾。这种矛盾与逻辑理念中的矛盾有一些联系，但本质是不同的。20、最强大的力量就是智慧记者：您从什么时候搞懂了黑格尔的这种新逻辑观点?何新：正是在我流浪京华的那一年，即1971年。 到1972-1973年，我已开始尝试将我的心得写成一系列论文，题名为"辩证法批判"，寄给《红旗》杂志，试图通过他们转呈到毛泽东手中。但是，一些编辑部把这些文稿一一退还给我。令我大失所望。 事实上，我的这几篇论文，直到10年以后(于80年代初)才在上海的《学术月刊》、北京的《自然辩证法通讯》、西安的《人文杂志》等刊物上陆续获得发表。 但遗憾的是，虽然我多年有夙志于此，这个工作却至今还未作。主要原因是自198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由于国内形势的转移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记者：转变的方向是向哪里呢?何新：由关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即逻辑问题，转向关注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由形而上学走向了现实。 但对我来说，对这种新方法、新逻辑工具的掌握，可以说令我毕生受益无穷。我之所以能够经常具有前瞻性地预测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应该说正是受益于我所掌握和运用的这种新逻辑工具。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得益于我早年所作的哲学研究。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记者：您认为呢? 何新：有人认为是金钱，有人认为是权力，有人认为是新技术或高技术武器，也有人认为是其他任何什么物质的东西。但这些所谓强大的东西，力量都是有限的。 真正无限的强大力量，是理性，是智慧(不仅是知识)。是精神的力量。智慧不仅可以左右金钱，左右权力，实际上左右一切，而且可以创造一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上帝正是通过他的智慧而控制了人类和世界的。 这种有创造力的智慧，在佛家就是所谓"了觉"，"正觉"，"无上觉"，所谓"大智慧"。而在黑格尔哲学中，则被称作"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十三、"逻辑斯蒂"与数理哲学1、新黑格尔主义不懂黑格尔记者：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上被认为是一位大哲学家，但似乎人们并不承认他是一位真正意义的逻辑学家。我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对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评价很低。在国外目前出版的逻辑史著作中，也没有黑格尔逻辑学的一席地位。何新：确实如此。但那是因为罗素根本没有读懂黑格尔。不但他不懂，他的那些弟子也不懂。他不但未读懂黑格尔，也没有真正读懂康德。 罗素是通过布拉德雷的新黑格尔主义了解黑格尔的。布拉德雷的名著是《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我读过他这本书。我的印象是，此人既不了解"现象"，也不了解"实在"，更不真懂黑格尔。（据说黑格尔晚年讲过这样一句话："在我所有的门徒中，只有一个人可能理解了我。而他的理解也是错误的。"） 大陆理性主义哲学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出自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在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就是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而罗素这位英格兰贵族，（"他的家系在Burke的《贵族名册》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族谱中找不出一个平头百姓。"（艾伦·伍德《罗素传》B.Russell,Alan Woad，1963）。）头脑中充满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和傲慢的偏见。记者：难道您认为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胡塞尔这些西方现代哲学家也并不理解黑格尔吗?何新：是的，我认为他们不理解。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黑格尔的著作。2、关于因果律的佯谬记者：您能否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证明这一点？何新：关于罗素在哲学上的浅薄，我们可以用他对于"因果性"规律的解说作一个实例。 关于因果性的虚拟性问题，即对于因果关系是否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这个问题，最早是休谟（DHume，1771-1776）提出的。休谟说："因果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休谟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要求认识论对因果规律性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一种逻辑基础。"我们要问，由经验得出的一切结论其基础何在？"（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32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这个问题后来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实际上已经给予了解答。 罗素在他的逻辑哲学著作中也多次谈到因果律的虚拟性问题。但是，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理解是非常表面性的，非常庸俗的。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休谟的问题，更没有理解康德、黑格尔对问题的解答。他只是用一种很庸俗的论法肤浅地复述所谓归纳法的"佯谬"。记者：什么是"归纳"佯谬？何新：休谟说："在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之间，有一种联系的原则"（何新按：这种使观念"联系的原则"实际就是逻辑）。"这种联系的原则有三种：（1）相似性（Resem Blance），（2）时空的排列（Comtiguity in Time or Place），（3）因果关系（Cause or Effect）。" 休谟认为，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最难理解的，因为"每个结果都是和它的原因不一样的事情。因此结果不能在原因中发现出来。因此，人们所想象的结果一定是完全任意的。"（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30页。）对此，罗素鹦鹉学舌似地说： "如果说B'必然'跟随着A，那么这只是表示，依照某种普遍的准则（这一准则已被大量的观察所证实，并且没有在任何情况下被证明是假的），B类事件是紧跟A类事件出现的。如果说原因强迫结果出现，那么，这个说法正如同人们反过来说结果强制原因出现一样，会导致同样的谬误。" 据此罗素认为：归纳法无法证明因果律的必然性。他援用一个极庸俗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圈养的鹅每天看到饲养员来，都是对它喂食。因此它们可以用归纳法得出以下的因果论：凡饲养员来/鹅即得食。但这两个事件是没有必然性的。因为有一天，饲养员带来的可能不是饲料，而是杀鹅的刀。 对于因果律的这种理解是极其肤浅的。罗素讲的这两个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因果联系。人类对于因果性的确知，既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归纳法上，也不是建立在对于所谓"B事件紧跟A事件"这一先后关系的观察上，而是建立在实践上的。3、因果规律与人类实践记者：对西方哲学史，我不是很熟。请您讲得具体一点。何新：一般来说，从洛克、休谟到罗素的英国经验主义者，他们都喜欢侈谈"经验"这个概念。但他们所理解的"经验"，仅仅局限在感性知觉的经验上，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实践也是经验的一个重要基础。实际上，因果关系并不是来自心理印象和观念的主观联结（休谟的说法），而是来自人类的实践。 真正的因果性并非分裂的两个孤立现象或事件。真正的因果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比如，人们说鸡蛋是产生雏鸡的原因。看起来蛋与鸡似乎是两个事件，但实际上，蛋孵化为鸡，乃是同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一个事件。 农民春天种下西瓜种子，他深信这个"原因"在夏天将结出西瓜的果实。这一信念既是基于他对"种瓜得瓜"这一因果关系的确知，也是由于这一因果关系的可操作性--这种因果性可以在实践中得到现实的、直接的验证，因为种瓜真的得瓜，而不是得豆。这就是实践的因果性。 所以，西瓜籽是新的西瓜的原因这一因果性，并不是"佯谬"，而是客观真理。以康德的理论形式来表述这个命题，我们可以说"西瓜"这一结果已作为"先验综合命题"而存在于"西瓜种籽"这个概念之中了。 这个过程可以不断地、无限地重复，这就是这一因果关系的普遍性。而导致这个过程发生的机制，则是由于西瓜种子细胞质内涵有西瓜的遗传基因。这种内在的基因密码，就是发生这一因果关系的必然性。 所以，"普遍性"与"必然性"也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虚构（休谟的说法），而是确定的，并且可以实践地把握的真实（真理）。 罗素搞不懂这一点。他承继着休谟所提出的因果关系的归纳佯谬，连篇累牍地写了许多关于其如何不可证明的废话，充分表现出其哲学的浅薄。4、西方运用诺贝尔奖建树意识形态偶象记者：然而许多人膜拜罗素是现代哲学的大师!他是否也得过诺贝尔奖？何新：什么大师?虚拟大师。20世纪初罗素来过中国。当时胡适、张东莎等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奉他如圣人，而鲁迅却对他表示蔑视。鲁迅是对的！ 罗素一类所谓大师（不仅仅是罗素）的光环，是英国文化殖民主义有意培植塑造的一种对西方意识形态崇拜和迷信的产物。西方主流文化需要向世界，特别是向非西方世界推广、推销这种崇拜和迷信。西方需要非西方崇拜他们的精神和文化偶象，需要建树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这不仅是一种商业性推销，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斗争，是从属于由西方来主导全球化进程，以征服和主宰全世界的全球战略斗争的这一总目标的。自19、20世纪以来，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100多年，恐怕还会再进行100多年。 意识形态总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变局就是全球化运动。为了由西方来主导这一运动，西方不仅将全面利用其长期积累的资本优势、科技和工业的优势，而且也会充分地利用其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的优势，包括由西方主导和操纵的诺贝尔奖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奖，目标都是塑造从属于西方主流价值的偶象崇拜。 在这种意义上，什么罗素、萨缪尔森之类的伪大师，什么诺贝尔奖以及其他什么金狗、金猫、金熊奖之类，都不过是西方主流文化用以塑造虚拟偶象的精神工具而已！他们要用罗素、诺贝尔一类的偶象，来置换中国人自己的例如毛泽东、马克思、列宁、孔子、鲁迅这样的偶象。 中国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开始，在文化上竟然接受了要由西方人主宰文化评价和授奖。甚至以这种奖赏为荣，认为得到这种奖赏就是走向了世界，否则就是没有走向世界。这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的文化自卑心态。 但是，我记得列宁《哲学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 "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让我们站起来吧。5、罗素与逻辑斯蒂记者：罗素毕竟是一位数学家、逻辑学家。何新：罗素与怀特海合作写过一部《数学原理》（Principle Mathematica）。而这部《数学原理》在数学史上或逻辑史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罗素传》的作者A·Wood说：很少有人读过《数学原理》一书，Schrdinger说，他相信罗素和怀特海本人也不曾读过此书。）实际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空壳而已。记者：这样讲是否过于刻薄？何新：罗素写此书目的之一据说是为了解决悖论问题，解决数学逻辑基础中的矛盾问题。但是他究竟是否解决了？根本没有。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M·克莱因指出："当罗素在20世纪初开始写《数学原理》时，他曾以为逻辑公理都是真的。但在《数学原理》1937年的版本中，他放弃了这个看法。"（M·克莱因著《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第306页。）而最终哥德尔以所谓"不完备性"定理告诉人们，对数学及逻辑基础实现无矛盾的公理化这个问题，根本是没有解的，也是不可能解的。 因此罗素的这部"数学原理"不过是逻辑史上一个永远不能转动的"永动机"而已。 在《数学原理》中，罗素用去347页英文的篇幅论证什么是数字"1"，把"1"定义为｛x·a=i＇x｝。对此，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Poincaré）的评论是："对于从来未听说过什么是数字1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定义。" Poincare还嘲笑罗素的"逻辑斯蒂"（又译"逻辑主义"）说："逻辑斯蒂的理论并不是什么也不长的不毛之地，它只生长'矛盾'。"（②M·克莱因著《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第307页。） 你知道罗素如何为"数学"这门科学下定义吗？ 记者：不太清楚。 何新：他讲了一个足以流传千古的名言。他说："数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在其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不是真的。"② 实际上，这句话用来描述"数学"并不合适，但若用来描述他自己的《数学原理》，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逻辑学和数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罗素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连《罗素传》的作者也承认： "罗素在《数学原理》一书里最后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是诉诸一种逻辑类型理论，这种理论极为专门，并且很有争议。很少有人读过《数学原理》一书，有一次施罗丁格（Cchrdinger）对我说，他相信罗素和怀特海他们本人也不曾读过此书。" 我研究过罗素的一些著作。我认为他那一套"逻辑斯带"，堪称现代经院哲学、"繁琐哲学"的标本。 记者：那么您认为罗素的《数学原理》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何新：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让我再引用一位著名数学史家对此书的评论吧。M·克莱因说： "Russell和Whitehead的体系一直是未完成的，并且在很多细节上是不清楚的。把数学奠基在逻辑上的企图，遭到Poincaré的刻薄嘲笑。Poincaré认为Russell的努力只是将数字化为无限的同义反复。" 罗素一生并没有统一的哲学观点。"在他长期的哲学事业中，罗素的立场发生了多次变化。"（梯利/P·Thilly）（《西方哲学史》，梯利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第481页。"假如罗素是在跟一位主教谈话，他会说：'我是个无神论者'。然而他也能轻松地这样说：'我信奉任何宗教信条'。"（Gilbert Murray））罗素哲学的最终结论是哲学上的"不可知论"。"罗素希望除了逻辑原则之外摒弃一切先验的知识原则，并且否定除了经验的知识外我们还有任何知识。由此（再加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产生了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t doctrine）。"（引自《罗素传》，艾伦·伍德著，中译本第350页。） 彭加勒（Poincaré）在《科学与方法》（见Foundations of Science，P480）中说："对逻辑主义必须加以修正，但在修正之后，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下来。"6、罗素哲学十分浅薄记者：那么关于数理逻辑呢，您如何评论？何新：20世纪以来，逻辑学中的最大偏见就是认为数学就是逻辑，而逻辑也就是数学哲学。19世纪40年代，G·布尔创建了逻辑代数系统，稍后，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弗雷格发展了命题演算，引进了量词和约束变元，又几乎完备地发展了谓词演算。并且从逻辑出发定义了自然数，推出一系列算术定理。 自布尔和弗雷格以来，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是沿着数学及其应用的方向前进的。数理哲学处在逻辑舞台的中心位置。 1931年，K·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1933年，A·塔斯基《形式语言中的真理概念》一文，定义了句子的真和假，建立了逻辑语义学；1937年，A·M·图灵建立了图灵机的形式理论。近年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兴起，包括算法理论、递归函数、λ-换位演算、可计算性和一般能行过程在内的逻辑学的"算术部分"，被看成是高于其他部分的发展中的主流。 然而近二十年来可以看到逻辑学的各种非规范的理论分支正在蓬勃地、加速地增长，预示着逻辑学和数学正在发生分化。 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体系中，逻辑学与语法学在许多方面是混合而一的。主体(人类逻辑)与客体的逻辑，也就是康德所谓后验逻辑与先验逻辑，也是合而为一的。而关于数学思维的逻辑，即纯粹符号逻辑(无意义符号)与概念(有意义符号)思维的逻辑，也是混合为一的。 数理逻辑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建立了关于无意义句法的纯粹符号逻辑。但是在基础逻辑问题上，在认识论问题上，现代逻辑学与康德、黑格尔时代相比，非但没有取得进步，反而是大大地后退了。 后来维也纳学派的所谓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试图以语言分析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使古典哲学的分析失去意义。但这正是现代哲学的浅薄所在。这些问题都照样存在，它们是消解不了的。 逻辑实证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可知论。记者：为什么你认为逻辑实证论是一种不可知论？何新：这种学说认为，人们只能知道可以观察到的事实，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对传统哲学所作的抽象讨论乃是毫无意义的。 罗素说："当我说看见一只猫时，很可能有一只猫。但我们在逻辑上不能超越'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有时说人们看见猫时，猫却不在那里，比如在梦中。"（罗素，《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索》。）罗素书中充满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废话。 由此出发，逻辑实证论彻底否定全部哲学存在的意义。罗素说： "我不得不痛苦地认为，被称作是哲学的那些东西，其十分之九乃是欺人之谈。唯一确实的部分就是逻辑学。但由于它是逻辑学，所以也就不是哲学。" 实际上，罗素从来没有透彻理解一些哲学基本问题发生的根源。他是一个典型的骄矜自得而见解却十分浅薄的英国爵士。 我读过西方人写作的许多种《西方哲学史》，我认为内容最浅薄而庸俗的就是罗素写的那本。7、现代数学哲学中的不可知论记者：那么罗素的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是否存在某种连续性的关系？何新：并不存在。罗素的《数学原理》是一部形式主义的数学著作，他试图以逻辑的抽象形式重新定义算术。而这一努力是失败的。他与怀特海所建立的新符号逻辑，可以说与传统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基本上没有任何承继性的关系或联系。 而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上，罗素所谓"反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也不过是重步康德"人类理性批判"的后尘。只是与康德相比，罗素贫乏的哲学要浅薄得多。记者：都是不可知论，难道也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吗？何新：当然。一个傻瓜说我认为世界不可知，与康德所说的不可知，肯定涵义不同。 康德所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人类对世界进行认知何以是可能的?并且在何等限度下是不可能的?康德认为，人类理性的工具和方法是逻辑。但是在先验的逻辑形式中，蕴涵着发生逻辑矛盾从而导致无意义、无结果思辩和争辩(即辩证矛盾)的必然性。 我们之所以说康德的这一结论是深刻的，是因为这一结论在20世纪，实际上以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形式，在数理哲学基础中被现代数理逻辑所重新确认。8、关于哥德尔定理记者：什么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何新：数学逻辑学家哥德尔（K-Gdel，1906-1976）在1931年证明： "包含着通常逻辑和数论的一个系统的无矛盾性是不可能确立的，如果人们只限于运用在数论系统中可以形式表出的概念和方法，实际这就是说，数论的相容性用元数学所容许的狭义逻辑是不可能确立的。" ［Gdel的不完备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所表述的是，如果一个足以容纳数论的形式理论T是无矛盾的，并且算术的形式系统的公理都是T的公理或定理，那末T就是不完备的。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数论的语句S，使S和非S都不是这个理论的一个定理。因为S或非S总有一个是真的；于是就有了一个数论的语句，它是真的又是不可证明的，这个结果适用于Russell-Whitehead系统，Zermelo-Fraenkel系统，以及Hilbert的数论公理化。］（引自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第320页。） 哥德尔定理从根基上推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试图以逻辑斯蒂构建数学公理系统的意义。 对于哥德尔的这一定理，数学家魏尔（Weyl）曾讲过一句十分幽默的话： "上帝告诉我们数学是不容矛盾的。但魔鬼告诉我们这种不矛盾性是不能被证明的。"（1944） 现代数学哲学的这种理解，与康德的哲学的不可知论，可以说是惊人相似。9、先验的抽象时空并不存在记者：但是康德哲学主要是一种认识论。何新：它也是方法论。康德认为，除了依靠被直观世界(感性知觉)所决定的经验方法外，人类无法依靠理性的工具认知世界。特别是人类无法面对和洞察不可见的世界--例如未来世界，三维以外的多维世界。记者：但是，康德认为存在着先验的绝对时空形式。何新：关于这一点，许多人误解了康德（包括罗素）。康德所谓先验时空形式，指的是一种心理的存在，主体意识的存在，而不是客观的存在。在康德看来，人类对外界的感知，是通过内在于人性的时空抽象而实现的。 康德说：我的工作是检测人类的认识工具。他认为，这种工具在结构上存在问题。就是一离开感性的手段，以纯理性作演绎推论，就会生成出自相矛盾的理论。这就是康德哲学著名的"人类理性佯谬"。 康德认为，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理性既无法证明它的真，也无法证明它的伪。因此，谨慎的办法是，都不要相信它们。 所以康德说：我们应当牢牢守住感性知觉的经验范围，不要让思维和理性越出这个可以被检测的范围。否则，我们会陷入无边无际的矛盾和争论，永远找不到真理。这就是康德"不可知论"的真实涵义。 20世纪的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以及所谓"逻辑实证法"，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比康德知道得更多。记者：数学一向被认为是具有精确性和必然性的科学。为什么数学哲学也会陷入不可知论？何新：在现代数学中，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已被推翻。非欧几何的建立导致对数学认识论--直观反映论的冲击。数学哲学家认为： "那些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直接对应物的数理概念被引进并逐步被接受，迫使人们承认数学是一种人为的并且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创造物，而不仅仅是从自然界里引导出来的本质上是真实事物的一种抽象。"（引自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 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带来了意义更加深远的发现--数学并不是关于自然的映现式真理。特别是20世纪初集合论悖论的发现，导致了所谓"第三次数学危机"。10、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记者：什么是"数学危机"？何新：数学史上发生过三次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危机。都是由于在数学的基础概念中出现了矛盾。第一次是在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了"无理数"，所谓"无理数"，在希腊时代叫"Alogon"，即荒谬之数，不可理解之数。它引起了数理概念的第一次定义危机。（据说发现无理数的人由于这一发现而被丢进大海里。） 第二次是在17世纪，由于微积分的发明而发现了关于无穷小概念（动态）与其极限概念"零"的关系的矛盾，而发生了概念危机。 第三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集合论的悖论，引发了关于数学逻辑基础可靠性的问题。这种悖论最简略的表述形式之一是，在涉及无限的集合时，整体与部分一样多。例如，自然数集合（1，2，3，4，……）它包含了偶数集合（2，4，……）与奇数集合（1，3，……）。但是事实上有多少自然数就有多少偶数，同时也有多少奇数。整体与部分同样多（伽利略悖论/Burall-Forti悖论）。有一位美国数学家（TDamtzig）说： "一部分可能有全体之势，这句话与其说像数学，还不如说像神学。"（《数：科学的语言》，丹齐克，第178页。） 这犹如说父亲与儿子年龄一样大。这是一个荒谬的矛盾，导致集合论的逻辑基础成为问题。 创建集合论的Cantor在1899年给Dedekind的一封信中曾指出，人们要想不陷于矛盾的话，就不能谈论由一切集合所成的集合。而这也就是后来的Russell的悖论的内容（《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1903，P.101。）。（还有诸如以下一些问题：由一切人组成的类并不是一个人。但由一切概念组成的类自身也是一个概念。由一切图书馆组成的类是一个图书馆的概念。由一切基数大于1的集合组成的类也是这样一个集合。因此，有一些类不是它们自己的元素，而有一些则是它们自己的元素。这个对于类的描述，包括了一切类，并且这两种类集是互相排斥的等等，都是悖论。） 数学史家M·克莱因描述第三次数学危机的发生过程指出： "二十世纪数学中最为深入的活动，是关于数学逻辑基础的探讨。在这个世纪的前期，首先是矛盾的发现，委婉地被称为悖论，在集合论中尤为突出。这些矛盾的发现显然深深地扰乱了数学家，另外一个逐渐被认识到并在本世纪初显露出来的，是数学的相容性（consistency）问题。在十九世纪后期，有一些人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数学的基础，特别是数学对逻辑的关系。在1900年以前已经冒了烟的争论，经悖论和相容性问题加上燃料，就爆发成大火。结果，全部数学的逻辑基础，就成为极其严重和被普遍关心的问题。"（《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第289页。） 此即第三次数学危机，也是数学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这一危机不仅震撼了数学体系的真理基础，而且震撼了传统逻辑关于思维不矛盾的基本信念。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 11、1+1=？记者：您所谈到的数学危机令我震憾。在人们的心目中，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逻辑严密而且具有精确性的唯一严密科学。何新：真正的精确性也许只有在初等数学中才能得到。即1+1=2。但实际上，就连这个等式也并非绝对无可争议。例如把两桶水注入到一个大桶中，在抽象的意义， 结果就是1+1=1。记者：有人会说，前面两个"1"与后面的"1"在质上不同。何新：然而"1"的本质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数量的基本单位，有时也是一种"质"。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以一个不知大小的数进行运算，可以得到确定的结果。如： X=？ X/X=1　根号2=？ 根号2/根号2=1 我们不必知道"X"是什么数，" 2"的数值是无理数，也是没有确定值的。但我们以之作相除运算的结果却可以很确定，结果就是"1"。为什么？ 在这里，1并不是一个"数"，而是指示一种关系，即某物或某量，无论其多么大或多么小，其与自身的比例总是同等大小，这是一种"质"的相同。这种关系就是"1"。这样考虑的"1"，实际已推翻了罗素、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对于"1"的定义。12、数理哲学记者：也就是说，现代数学的一些主要分支，已经发展得高度抽象，而远离了实际的运算阶段。何新：数学发展已经过三大阶段： （1）算术和初等几何（具体的形量关系）阶段。 （2）代数（抽象数量关系）和抽象几何的阶段。所谓计算的精密和精确性，应当被认为是初等数学阶段的事。代数学已经是与含义无关的一种逻辑抽象。因为："显然我们可以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符号，并按我们选定的任何法则去处理它们"。怀特海（Whitehead）指出，符号的这种任意处理可以是随便的，而只有那些能被赋予某种意义的或具有某种应用的解释才是重要的。 （3）在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阶段，数学已经发展为数理哲学，已成为一种涉及抽象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的逻辑哲学，成为一种符号模型系统，远远离异于所谓计算以及精密性了。 M·克莱因指出： "大约到1850年以后，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数学能够引进并研究一些相当任意的概念和理论，或者像四元数那样，它们没有直接的物理解释，但却是有用的；或者像n维几何那样，它们满足一种普遍性的要求。" "Cantor为了捍卫他所创造的超限数，说它是一种存在的、真正确定的量时，主张数学和其他领域的区别在于它自由地创造自已的概念，而无需顾及是否实际存在。1883年他说：'数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完全是自由的，对它的概念的限制只在于：必须是无矛盾的并且和先前由确切定义引进的要领相协调。数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自由。'" "Whitehead在他的《一般代数》中说：代数变换法则的合法性是不依赖于算术的。如果有依赖的话，那么显然可见，代数表达式一旦在算术上不可理解，则关于它们的所有法则就必定失去合法性。代数法则虽是由算术提供的，但却不依赖于它。代数法则完全依靠约定，用以表达某些把符号分组的模式必须被认为是等同的。这就给形成代数符号的记号指定了一定的性质。" "那种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直接对应物的概念之被引进并逐步被接受，确实迫使人们承认数学是一种人为的并且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创造物，而不仅仅是从自然界里引导出来的本质上是真实事物的一种理想化。但是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带来了更加意义深远的发现--数学并不是关于自然的一堆真理。"（《古今数学思想》，M·克莱因著，第4卷，第280页。）13、数学崇拜没有根据记者：但是，人们通常仍然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学是科学中最严密最成熟的体系。何新：对此可以称此为"数学崇拜"。但是，研究过数学史的人，会知道这种崇拜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至少近2500年来，数学是人类智力训练和精神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年代中，关于数学的本质始终众说纷纭，对数学至今并无一个公认的定义。 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都注意到，演绎推理所得的结果跟观察的结果或归纳推理所得的结果往往符合。他们无法用别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符合，于是就认为，数学乃是对于自然界和宇宙中内在的终极、永恒的实在的研究，而并非逻辑的一个分支或科学、技术的一种工具。他们认为对数学原理的认识，必定先于任何对经验的确切解释。毕达哥拉斯有一个名言：万物皆数；还有据传为柏拉图的箴言：上帝常以几何学家自居。 流行于中世纪的经院派观点认为宇宙是"井然有序"而易于理解的。在文艺复兴时代，随着柏拉图观点的再度风靡，促成了下述信念的复活：数学是以某种方式独立于且先于经验的直观的知识。这种观念表现在库萨的尼古拉、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在达·芬奇、莱布尼兹、康德的思想中。14、现代数学成为虚拟的逻辑系统记者：就是说，数学运算的结果似乎是先验性的，而非经验性的。何新：18世纪在科学和数学问题中应用了微积分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功，使人们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运算，而不放在研究数学的基础上。但到19世纪，人们力图为新的无限小分析中的有关概念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这种努力，带来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数学的严格性被提上了日程；人们发现，欧几里得的公设并非如康德所主张的那样是绝对的综合判断，而只不过是一些假设。这种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选取--唯一的要求是它们彼此之间相协调--哪怕它们与感觉上显而易见的事实相矛盾。 在20世纪的数理哲学中，认为数学是量的科学或者空间与数的科学的这种旧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了。（但在中国学术界，这种陈旧观念仍很流行。）人们意识到，朴素的空间直观会导致矛盾。否定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也就否定了康德关于时空的所谓"内在直观公设"。正是由于对数学公理基础无矛盾性所作的全面逻辑和哲学审视，导致了20世纪初所说"第三次数学危机"。罗素在出版《数学原理》第一卷时信心勃勃，而在《数学原理》的后续一版中（1937），则陷入怀疑论，认为数学是"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也不知道讲得对不对的一门科学"。 而在这种意义上，数学就成为一个虚拟的概念系统。著名数学家魏尔（Weyl）对数学的现状作了这样的描述： "关于数学最终基础和最终意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不知道向哪里去找它的最后解答，或者根本就不能期望会有一个最后的客观回答。'数学化'（Mathematizing）很可能完全出自人的一种自由创造性活动，就像语言或音乐一样，具有原始的独创性，它的历史性绝不容许完全的客观的有理化。'"（②转引自《古今数学思想》第4卷第324页。这也是克莱因此书的最终结语。） 因此，到19世纪末盛行的看法是：数学里的一切公理都是任意的。公理只不过是导出结论的推理的基础。既然公理不再是关于包含在它里面的概念的真理，于是也就不用去管这些概念的物理意义了。当公理和实在之间产生某种联系的时候，这种物理意义至多只能是发现（真理）的向导。即使是从物理世界抽象出来的概念也是这样。 "到1900年，数学已经从实在性中分裂出来了；它已经明显地而且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对自然界真理的所有权，因而变成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的任意公理的必然推论的随从了。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十四、关于逻辑悖论问题1、逻辑中的悖论佯谬记者：您在前面多次谈到了"悖论"这个词。请问什么是悖论？何新：在近代科学哲学中，存在着两大佯谬。第一是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的归纳法佯谬，是休谟所提出，普遍性与必然性不存在于感性的经验观察中，因此归纳法缺少一个客观意义的基础。第二就是关于逻辑悖论的佯谬。记者：究竟什么是逻辑悖论？何新：所谓悖论（Paradox），康德称作"二律背反"，黑格尔称作辩证矛盾。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或互相矛盾的命题，但从正面论证则其反面成立，从其反面论证则其正面成立。悖论的存在，使得思维和语言陷入自相矛盾，成为语义混乱而不知所云。 在希腊和中国先秦思想史上，正是悖论的发现，推动古典学者开始探讨形式逻辑规律以规范思维和语言。为解决悖论引起的逻辑混乱问题，亚里士多德等古典逻辑学者提出了三大思维规律（同一律/不容矛盾律/排中选择律）。事实上，不容矛盾律构成演绎推论（三段式）的公理基础。 但是，悖论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只是后来人们学会了如何通过恰当的矛盾陈述，正确地表述和理解语言的意义。 近代数学在寻求公理化基础时重新遭遇严重的逻辑矛盾，从而发生了"第三数次学危机"。2、辩证逻辑可以解决悖论佯谬记者：如果悖论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就受到了严重挑战。你认为悖论是否可能得到解决呢？何新：这就是我在70年代所曾致力研究的问题。逻辑是区分为类型的。在古往今来的各种逻辑类型中，有一种可以容纳悖论（即逻辑矛盾）的逻辑，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黑格尔甚至认为，必须建构一种容纳矛盾的逻辑，因为矛盾乃是宇宙理性的本质。这种矛盾的语言表述形式，就是"辩证法"。记者：黑格尔的逻辑学出版在19世纪初叶，那时数学基础中的悖论问题还没有被提出。何新：而这正是黑格尔逻辑的深刻性和超越性所在。记者：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不同点是什么?何新：黑格尔认为，客体本身的存在、演化序列本身就是一种纯粹逻辑 的序列。在时间演进的序列中，逻辑的力量实现发展，辩证矛盾则推进发展。 黑格尔试图对逻辑学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基础，它认为存在本身具有理性的结构和秩序，存在的基础是逻辑的。 黑格尔认为，逻辑不仅可以描写世界，而且可以生成世界。因此，不可直观的第四维世 界是可以被理性范畴所把握的，是可以洞察的。这种新逻辑形态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然而现代西方逻辑学完全不理解以至逃避了这一最重大的逻辑命题(认识论)。 事实上，只有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能够从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基础中解决悖论问题。3、悖论的三种类型记者：黑格尔是如何看待悖论问题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思维的不矛盾规律。而黑格尔则认为逻辑的基本规律是矛盾。这个问题你如何理解？何新：我在70年代已对悖论问题进行过研究。我曾将悖论区别为三种基本的类型。即： （1）语义悖论 （2）本体悖论 （3）辩证分析悖论（何新《逻辑悖论的研究》，《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关于语义悖论，包括康托、罗素所指出的那种集合论悖论："我们用M表示一切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用N表示一切不包含自己为元素的那些类所成的类。现在，N本身也是一个类，我们要问它是属于M还是属于N？若N属于N，则N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元素。因而必须属于M，另一方面，若N为M的一个元素，则因M和N是互相排斥的类，N就不会属于N。于是N不是它自己的元素，因而由于N的定义，它应当属于N。" 数理逻辑学者认为："这些悖论的起因，如Russell和Whitehead指出的，都在于一个要定义的东西是用包含着这个东西在内的一类东西来定义的。这种定义也称为说不清的（impredicative），特别发生在集合论中。" 这种悖论的一个古典形式就是"说谎者悖论"。记者：什么是"说谎者悖论"？何新： 所谓说谎者悖论，本来是希腊哲学中由诡辩派哲学家欧布里德提出的一个语言游戏。这个悖论的内容如下："试问如果一个人说'我在说谎'，那么当他讲此话时，他是否真的在说谎。" 如果此话不可信，那么这句话的确是谎言。而陈述语的内容说："我在说谎"。他就是在陈述事实，就是说事实上他并未说谎，而这一事实与其语义相矛盾。 如果此话可信，那么陈述者的确是一个说谎的人。而他说：他在说谎--事实上他正在陈述的乃是事实，那么他并未说谎。这一事实又与其语义相矛盾。 所以所谓"说谎者悖论"，实际乃是来自陈述操作的现实与陈述意义（语义）之间的矛盾。是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发生的矛盾。 有人根据罗素的语言层次论认为"说谎者悖论混淆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语言，把高一层次语言中的'是假的'用低一层次语言来表达，由此产生逻辑矛盾。"这种看法是排除不了悖论的。 实际上，黑格尔早于罗素100年就分析过"说谎者悖论"。他的看法是：这个悖论表明，有些事件无法用非矛盾的语言进行表述。4、黑格尔论"说谎者悖论"记者：黑格尔也研究过"说谎者悖论"吗？何新：他在评论希腊哲学中的诡辩派时讨论过悖论问题。记者：黑格尔他怎样分析这一悖论？何新：他把诡辩学者的逻辑称作一种"独特的辩证法"。"他们把辩证法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二卷，第115页。）"他们的辩证法都涉及外在观念和语词中出现的矛盾，因而他们也有一部分流于玩弄语言。"黑格尔说："事实上把它们抛到一边要比驳回它们容易些。"记者：那么在黑格尔看来，悖论既是一种诡辩，但也是一种"辩证法"。他所说的"辩证法"，看来就是你曾指出的那种"辩论与论证的方法"。何新：对。黑格尔指出： "真正说来，它们所进行的，是把通常的语言引入迷途，使它陷入混乱，然后给它指出它是自相矛盾的。这些诡辩并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可是，这些诡辩的任务有一部分就在于指出，当我们严格地按照通常语言所说的话来加以理解时，平常的语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使通常的语言陷入难以回答的困境，乃是游戏、开玩笑，是愚蠢的。别人完全知道我们的意思，他在语言上用心思；这是以形式的矛盾为目的一种空洞无实际的语言游戏。理性的东西只是作为语言而存在的。 希腊人异常喜爱找出语言中和日常观念中所发生的矛盾；--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把形式的语言当作对象，并且意识到它的不精确。" 而"说谎者"就是这种诡辩的一个实例。记者：黑格尔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何新：黑格尔指出，对这个悖论没有简单的回答，回答只能是矛盾的： "如果问他是否说谎，他应当回答'是'还是'否'呢？如果说，他是说真话，那么便与他的话的内容相矛盾；因为他承认他说谎。如果他说'是的'（他说谎），那么他说的又是真话了；因此他既不说谎，又说谎，--同样情形，如果他说真话，他便与他所说的相违反了。 一个简单的答复是不能有的。在这里，两个对立的方面，说谎与真话，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直接的矛盾），这个对立面的结合，曾经在各个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并且引起人们经常注意。克吕西波，一个著名的斯多葛派，就曾经对这个题目写了六部书。另一个人柯斯的斐勒塔，便是由于用心研究解除这种二难困境的办法，操劳过度，因而得了痨病死去。" 黑格尔顺便讲了两个类似的笑话： "这个小小的历史曾经得到了继承，并且得到过重演；例如在'唐·吉诃德'身上，就出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巴拉塔里亚岛的总督桑差坐堂问案时，便遇到一些非常麻烦的情况的考验。 在这位总督的辖境内，有一座桥，不过桥旁还树立了一个绞架。行人必须满足一个人的条件，才许通过这座桥。这个条件是：旅客必须说出他真正要到哪里去；如果他说了谎，那就必须放在绞架上吊死。现在有一个人来到桥上，在回答上哪里去的问题时，他说，他上这里来是为了在绞架上吊死。守桥的人对这个回答大大地困惑了。因为如果把他吊起，那他就是说了真话，应当放他过去；如果放他走了，那他就是说了假话。他们无法解决，于是请总督明断，总督说出了一句聪明话：在如此疑难的情况之下，应该采取最温和的作法，因此应当放他走。桑差没有苦苦地去想破脑袋。 有人问梅内德谟，他是否已经停止打他的父亲了？人们要想使他陷入困境；不管他的回答是'是'还是'否'，在这里都是有危险的。梅内德谟回答道：我既没有停止，也没有打他。对方对于这个回答是不会满意的。这是一个两方面的回答，把两个方面都同样地扬弃了。通过这个回答，问题事实上是解答了，承认自己说谎的人是否说真话：他同时既说真话而又说谎，而真理就是这个矛盾。矛盾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意识面前指出来，--矛盾出现在感性事物、存在、时间之中，它们的矛盾必须加以揭露。"记者：真有意思。何新：黑格尔也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上述悖论的意义，他指出： "每一个语句都由一个主语和宾语组成，主语和宾语是不同的，我们在表象中以为它们是统一的；而那在平常的意识看来是真的东西，乃是单纯的、不自相矛盾的。可是事实上单纯的、自同一的语句却是同语反复，毫无所说；凡是有所说的语句，都包含有不同的东西，--由于它的不同进入了意识，所以它就是矛盾的。可是平常的意识就此终结了；凡是有矛盾的地方，便只有解体，便只有自我扬弃。平常的意识并无惟有对立面的统一才是真理这一概念，--并不知道，如果把真理了解成单纯的意思，虚假了解成对立、矛盾的意思，那么在每一个语句中就都有真理和虚假。一个命题或者是真的，或者不是真的；一个对象不能有两个对立的宾词。这是理智的原则，principium exclusi tertii（排中原则）。" 我在这里顺便想指出，中国古代辩者（也是诡辩家）公孙龙曾指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目的正是指出其主语和谓词（宾语）之间存在的矛盾。"白马"是一个类、集合，而"马"是另一个类/集合。问题在于连结词"是"，本身是有歧义的语辞：（1）"是"指同一性关系（a=A），（2）"是"指类属关系（aA）。如果在前者的意义上，那么白马的确不是马，即白马≠马。 事实上，所有的诡辩性悖论，都是利用语言的歧义--符号意义（语义/所指）与符号形式（语形/能指）之间的矛盾而构造的。 因此我将这一类诡辩性悖论，包括集合论悖论，罗素悖论；看作悖论的第一类型：语义悖论。 5、悖论源于客体本体内在的矛盾记者：那么，什么是本体悖论？何新：本体悖论的一个具体实例，就是古希腊哲人芝诺所提出的运动悖论。芝诺一共提出了四个关于运动的悖论，其中之一是"飞矢不动"。内容如下： 问一个物体（飞矢）正在空间移动，在每一个确定的时间单位中，究竟它处在什么位置？ 通常的想法是，在第一瞬间，它处于位置A，在第二瞬间，在位置B，……如此类推，飞箭的运动就是这些停留瞬间和停留微点的连续。但这个回答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如果物体于确定的时间处在确定的位置，它就是处在静止中。第二，一系列静止的叠加，总和也应当是静止。因此芝诺说：飞箭的运动--位移，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对它的"微分"分析会导致逻辑悖论。 芝诺一共从四个与此类似的角度，提出了四个悖论，从而证明"运动"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悖论与"说谎者"类型的悖论具有明显的性质不同。 它是针对着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运动，通过逻辑分析，指出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悖论并非仅仅存在于语言形式或概念中，而是发生在有实体背景的现实过程中，因此我将此类悖论看作悖论中的第二类型：本体悖论。 记者：那么，这种悖论是否能够解开？ 何新：这种悖论比语义悖论深刻。因为这种悖论并非仅仅由语言的歧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根源是来自客体自身的内在矛盾。 黑格尔指出，问题在于两点： （1）运动的本质是矛盾的。 （2）对这种本质的表述也必然是矛盾的。 运动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无限小瞬间，物体并非确定地停留在某一点上，它到达这一位置的同时（在同一瞬间）必然也在离开这个位置，这就是运动。因此运动就是在每一瞬间。处在同时非处在同一个点位上。这种陈述，就是一个悖论。但只有接受它，才能表述实在的运动。记者：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客观意义的逻辑中的自相矛盾。何新：说得对。应当指出，现代的形式逻辑论者，在叙述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时，常常强调一点，认为逻辑矛盾只是主观思维和语言的矛盾。在客观现实中，不可能真实地存在逻辑的自相矛盾。他们试图以此来区别思维规律与本体规律。 实际上，这种逻辑学家完全无知于逻辑史和希腊哲学史。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形式思维的三大规律？特别是关于第一律：同一律是怎样提出的？记者：请您谈一谈。何新：这个规律（最早只是一个命题）的提出者是古希腊埃利亚学派中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著名命题是：有是有，无是无。世界上只有一种存在，即有。如果说还存在某种"无"，那就是自相矛盾。 柏拉图对话有如下一个说法：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非存在毫无疑问也是存在。正如美是美，非美是非美，非存在作为'非'，也是存在。"（柏拉图《巴门尼德残篇》6.27。） 这就是悖论。 芝诺也是埃利亚学派的哲人，他对"运动"这个概念的否定，正是根据"同一律"和"不矛盾律"。黑格尔指出： "辩证法之所以首先向运动攻击，其原因即在于辩证法本身就是这种运动，或者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存在者的辩证法。一个东西，作为自身运动者，具有辩证法于自身内，而运动就是：自己成为对立面，扬弃自己。" 他又指出： "感官确信有运动，在这个意义下，芝诺可以说是从未想到过要否认运动。问题乃在于考察运动的真理性；但运动是不真的，因为它是矛盾的。 客观辩证法不仅是我们的理智的一种运动，而乃是从事实自身的本质出发。在这样的考察里，于是对象自身便显示出其自身（的矛盾）：即自身便包含有正相反的规定，因而自己扬弃自己，那种从外在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观辩证法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芝诺否定了正相反对的宾词。"也就是说：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如果讲一个概念（例如"运动"）既是有又是无，则这个概念就是虚假的。事实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就是通过巴门尼德和芝诺的这种论证，而被提出。亚里士多德最后总结和确认了它们（《形而上学》）。记者：那么你所谓"辩证分析悖论"，是否也与本体悖论有关？何新：是的。辩证悖论不是客观意义的本体论悖论。 它是在对存在内在矛盾的概念进行分析时呈现的逻辑悖论。这是第三类型的悖论。 如老子的命题："有无相生"，可以说就是一个辩证分析的悖论。 本体和辩证分析悖论的产生，都是由于宇宙本体自身的内在矛盾。关于宇宙的这种内在矛盾，黑格尔讲过这样一段话： "永恒的神圣的过程是一种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流动。两个方向完全相会为一，贯穿在一起，较前的阶段一方面通过进化得到了扬弃，另一方面却作为背景继续存在，并通过流射又被产生出来。因此，进化也是退化。"（熵与负熵）记者：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以及你看来，正是由于存在本体自身具有发生矛盾和构造悖论的本性，所以在思维中形成悖论是不可避免的。何新：正确。罗素认为，一切悖论都是由于集合的自返性造成的。对这种自返性，他感到惶惑。然而实际上，这种自返性，我称之为超越性，乃是大自然的本质之一。你看一看生物进化中分类的形成吧，例如爬行动物的进化，就是在自身的类集中，扩张出一个非自身的新类/非爬行动物，从而超越自身的旧的概念定义域（分类/集合）。所有的进化运动也都是如此。所以黑格尔将自然中这种类集的扩张发展，称作"概念的自身运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建构一种新类型的逻辑。6、现代西方哲学中没有巨人记者：我理解了。那么也就是说，你认为逻辑悖论的产生原因，从根本上是来自宇宙以及人类思维和语言的内在矛盾本性，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你认为罗素等人提出所谓"语言层次论"是不可能消解逻辑悖论的。何新：如果谈作为逻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的话，那么我要说，我对现代西方的逻辑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评价甚低。我认为它们不值得顶礼膜拜!特别是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体论，在哲学、认识论、逻辑学三个方面的意义，都是远远地弱于黑格尔哲学的。 英国爵士伯特兰·罗素被一些人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这个人也甚为自傲，对康德、黑格尔几乎不屑一顾。 但实际上，此人及其哲学渺小至极，乏味至极。他那一套浅薄和形式化的理论，根本不配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相提并论。 尼采之后西方没有伟大的哲学。总体而言，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发达，哲学浅薄和倒退的世纪。20世纪可以说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具有文明创新意义的伟大哲学，在西方文明中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类比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巴斯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伟大精神人物。 20世纪是西方哲学十分渺小的世纪。什么分析哲学、阐释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等，不过是些古典哲学的碎片杂拌而已。 什么德里达，什么伽达墨尔、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都是一些精神上极其猥琐渺小的平庸人物。20世纪是科学哲学包括数理哲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也出现了一批新的重大的哲学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需要寻求哲学，认识论与逻辑的新的模型和方案。 回顾20世纪的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在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上，实际是对18世纪康德哲学的复归。展望新的世纪，我个人确信，得到现代解释和重新认识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及其认识论，对于解释当代科学及数学哲学所遭遇的悖论及形而上学问题，会具有极深刻的意义。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十五、理性主义的宗教观1、宗教与邪教记者：对宗教问题你怎么看?何新：历史上有两类宗教。一种是巫教、巫术。现代的巫教即邪教。另一种是具有伟大传统的宗教。 邪教与宗教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教义的内容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宗教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上。英国近代启蒙哲学家霍布斯指出： 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教会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教会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邪教之所以是邪教，根本之点在于其具有反世俗生活和反国家性。 应当指出，对邪教，是世界上那些具有伟大传统的宗教本身都反对的。特别是那种欺世惑众的、非理性的邪教。真正的宗教、伟大的宗教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例如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又例如大乘佛教。有人认为，宗教是愚昧无知的产物，随着科学进步，有一天会灭亡。这种观点，有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它的历史要早得多。它是近代英国唯物主义最早提出的，例如霍布斯的名言"宗教起源于人类的愚昧无知和恐惧"。（《利维坦》） 然而这种观点是很粗陋的宗教观。是18世纪启蒙思潮的幼稚观念。相比之下，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宗教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康德说，在人类意识中：哲学和科学告诉人们世界以及人是什么。伦理学和美学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和美的。宗教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人应该作什么。 宗教绝非愚昧的产物。宗教是人类崇高精神的杰作，是人类理性精神、伦理精神、美学精神的至高升华物和文化结晶。人类各民族最圣洁的感情，最美的艺术作品，总是体现在宗教文化和艺术中。 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制度，没有信仰不行。没有意识形态不行。没有伟大的宗教也不行。只要有人类精神世界存在，就会有宗教存在。 但是宗教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因为宗教不单纯是一个个人信念问题，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还是一种组织和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宗教可能与国家分庭抗礼，宗教领袖可能利用人们的信仰而成为政治领袖（例如20世纪的霍梅尼）。绝不能使宗教社团成为蔑视法律和国家权威的国中之国。在世界历史上，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国家与宗教的对抗。 只有国家才是世俗社会的唯一权威。国家本身就是神圣的。不论你信仰任何宗教，你都是国家公民的普通一员，你必须服从法律和宪法。国家应该倡导宗教的理性化，宗教与科学和哲学可以互相兼容而不是敌视。国家应该对合法的宗教给予尊重的地位。尊重信仰自由。宗教与国家的协调与和谐，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2、佛教与中国文化记者：你前面讲过，宗教的基础是信仰。那么，难道可能存在理性的宗教吗?何新：信仰是一种意志，也是一种感情。信仰左右着群众。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那些伟大宗教的原创者，耶稣，佛陀，孔子，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和理性的思想家。 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本质上是崇尚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在这种传统中，也吸纳着宗教（特别是佛教）中的理性主义。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而中国佛教中的若干宗门，其所主张的教义是极具理性主义的。记者：有什么根据这样说？何新：佛，佛陀，是梵语的音译。佛在梵文中，意义是觉醒，觉悟。佛陀（梵语：大彻大悟的智者），即觉醒者和唤醒者。 佛学中有一个根本性范畴是"般若"。般若是什么?就是智慧。何为智慧?慧是明察和领悟，智是决断。中国佛学的根源来自般若学。"般若学"在中国佛学中的地位，相当于认识论。般若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觉、知识，而是"至深至彻至明至圆通"的大智慧。 所以，佛学的本旨是求智，求觉，寻求觉醒和觉悟。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中国人称佛教教门中的出家人为"和尚"。"和尚"是梵语的音译。"和尚"的本义是什么呢？记者：不知道。何新：这个词在梵语中的本义就是师傅、老师。 记者：原来如此，那么和尚就是教士。 何新：佛教崇尚"觉"。觉的字根是见。除感性的双目，佛家认为人还有心目（心眼）。目之所见，谓之见。心中目之所见，则谓之"觉"。即"觉悟"，"知觉"。觉也就是意识。意识这个词，本来也是佛经译语。中国哲学中的很多范畴，都不是传统学术之所本有，而是来自佛经译语。除意识外，还有"现象"、本体、因果、因缘、格义（格物）等等。 佛教要使人"觉悟"什么呢？即觉悟于人生欲界的空幻不实，从而引导人追求一种超越于感性、感官、即经验世界的更高境界的人生。通过这种超越人生的追求，达到沟通有限而升华于无限。3、中国佛学的理性主义记者：那么您信仰佛教吗？何新：我是在家的居士。在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三大宗教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对伊斯兰教我没有研究。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具有博大救世精神和向善精神的伟大的宗教。作为一个东方人，佛学的理性主义及其系统精深的理论至为令我倾心。记者：您认为佛学的精谛是什么？何新：佛教理论博大精深，很难笼统言之。佛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 历史上的佛教有三大流域。一是原生的印度佛教，一是次生的西域（于阗）佛教，三是再次生的中国佛教（以及再传于日本、朝鲜的东方佛教）。 在历史上，于阗一度曾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在中国传播的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而是通过西域主要是于阗的中介（唐·傅奕云：佛教："初止西域，渐流中国。"（《旧唐书》傅奕传））。并且佛教最终是在中国得到创造性阐释，从而发扬和光大。 因此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它的主流却在中国。而且中国佛教与原生的印度佛教在理论和宗教形态上，具有许多根本性的差异。记者：是不是大乘与小乘的不同？佛教何以要有大乘、小乘之别？何新：不仅是如此。印度佛教还是原生形态的佛教，其教义中仍具有浓重的婆罗门古教的色彩和影响。梁启超说："印度佛教，先有小乘后有大乘。小乘为正统，大乘为闰位。"但是，晋、隋、唐以后在中国流传的佛教，主要是来之于于阗的大乘佛教。大乘与小乘之别，在印度佛教中已存在。但大乘精义，在中国与玄学、儒学的传统相汇合而互相阐发之后，则形成了极其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大乘佛学。记者：大小乘究竟是什么意思？何新：乘的语源，也来自于梵语。本义有车乘、乘载、行道、道路的涵义，近似于汉语的"道"，希腊哲学的"逻各斯"。大乘主张众生普渡，小乘则侧重于修炼自我。 实际上，佛教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寺庙中的现世世俗形态。一种是精神哲学的抽象形态。前者面对大众，后者面对深入参证宇宙本质和人生真谛的智者。前者侧重在"教"，后者侧重在"学"以及"理"。 "教"有偶象和神灵，"学"则主张"众生平等"，并不承认有主宰的神灵偶象。神灵和偶象崇拜，乃是印度、西域佛教原生的俗世形态。所以梁启超说：佛教之初传，曾假借神通、法咒、魔（幻）术而传布。 "此期佛教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途。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版。） 而后来在中国兴起来的禅宗则敢于呵佛骂祖，就是要打破偶象。记者：但是佛寺中是有偶象的。何新：偶象是面对世俗大众的。大众需要偶象。梁启超论佛教在中国兴起及传播的社会原因时曾说： "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已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总之，因为人类的心灵总有软弱的一面，幼年时软弱寻靠父母投助。成年人寻靠什么？只能寻靠神灵。但是高境界的理性的佛学中是不崇拜偶象的。记者：这话怎么讲？何新：《五灯会元》中记述有这样一个故事： "师问：'如何是佛？'童竖起拇指，师以刀断其指。童叫唤走出。师曰：'如何是佛？'童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记者：这个禅机是什么意思？何新：禅师问佛是什么？弟子举起拇指，意谓佛爷是老大。禅师斩去这手指，就是告诉他，并没有这老大。记者：也就是说并没有佛？何新：所以禅宗说佛就是人的自心。禅宗要人做个自了汉。中国最高境界的大乘佛学实际上是一种无佛论的佛学。 佛教入中国后，通过中国历代士僧的修悟参证，在翻译研求讲述中，给予了一种创造性的改造。所以中国佛教与本来的印度佛教，不仅仅是地域和时代的区别，也不仅是"宗论"的区别，而已具有本质的、根本意义的区别。 在中国佛教形成的一些流派，可以说已成为一种智慧的哲学，甚至是理性的哲学。一种崇尚自然主义的泛神论哲学。 我在日本曾经参访过清水寺，据说那是唐代遗留至今而仍保持着原貌的一座大乘古刹。我注意到，这个寺庙与中土寺庙不同，梵刹中只有檐与柱，檐柱不施彩绘，也没有任何偶象。这体现了大乘理性佛旨的真精神。4、破除"我相"达到"无我"记者：佛学理性的宗旨是什么？何新：佛教虽然具有其他宗教的共性，但与其他宗教有重大不同。佛教的哲学至为宏大精深。理性佛学认为在宇宙和人生中并没有"人格神"的主宰。 宇宙间一切事物，大至宏观世界，小至微观世界，无时无刻不是前后相续，自然生灭的。一多大小，统摄万有。这种万物流转不息的现象，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宇宙生命之流"。众生、万物，都是无始无终的生命大流中的现实。 而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过去是因，现在是果；现在为因，将来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种现象相互关联所造成的，然后经过"成、住、异、灭"四个阶段，又孕育了新生命的开始。这就是一体多相"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通常所指为某物，只是众缘和合，等流相续的假相而已。 这种世界流变、万物无常的观点，与老子的"有无相生"，赫拉克利特的宇宙是一道川流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辩证宇宙论，在义旨上是殊途同归的。 佛教认为，"觉"的境界可以使人纵观历史，横察世界，既然我们看到了宇宙人生是这样的无始无终，我们就能够把个人的心量放到无量无边之大，而与真如世界相契合，与天地精神相融通，破除一切"我相"的偏执，达到"无我"而成"佛"，即达到"醒觉"的境界。佛者，理性的醒觉也。这就是理性佛学的要义。 大乘佛教这一学说，是针对当时在印度流行的小乘及其他宗教哲学（外道）提出的。佛学对宇宙人生问题主张采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八不中道（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就是一种不走极端而取中道的辩证观点。5、佛教的济世情怀记者：佛教的目标何在？人们说学佛的目的是要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极乐世界存在吗？何新：学佛的目的，是追求对人生与世界达到彻悟（觉醒）的境界。小乘极力渲染和宣讲极乐世界。但大乘主张诸法无常，诸法无我，一切境由心造，"境"只是主体、本体的虚幻意识，是缘起性空的变动之流，因此哪有什么永住不迁的极乐世界？ 佛学的涵摄性极广，其流派亦繁多。般若的基本原理是主张"性空"。般若学中的"缘起性空"论，指诸法（法即现象）的自性空，本旨正是反对小乘有部执名相为实有的虚妄。 因此，真正的般若智慧，是了悟于"他性空"及"自性空"的。研求之要探索"中观正见"，决非念佛即可得佛。 所以，所谓"极乐世界"，只是佛教面对俗世的一种象征的说法。实际上，何来极乐世界，哪有仙山琼阁？记者：那么学佛的目的又何在呢？何新：在于追求和实现一种超越自我，进而普济众生的济世情怀。这正是大乘佛教修持的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大乘理性佛学认为佛陀并不是神。佛陀被看作导师、引路者。 佛学认为，众生平等。人与佛也是平等的。自然万物和人，没有一息不与全宇宙呼吸相通。一手指可以搅动五洲六洋的海水，一呼吸可以变换全宇宙的空气。 大乘佛教最基本的修行就是发"四无量心"，即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其中慈就是爱；悲就是同情；喜就是随喜（例如看见别人好就高兴而不嫉妒）；舍就是舍弃，对人生的一切拿得起，舍得下，不执着。达到这种境界就是所谓"看破红尘"。也就是了悟。 一物多相，诸法无常。法相俱空，空亦非空。其来勿喜，其去勿悲。 研究佛学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精神的这种了悟，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不迷，不执，不妄，不滞。由这种精神的彻悟中方能领略到"极乐"，实际这恰恰也是无乐。 所谓不悲不喜、不嗔不怒，从而随境而安，缘起性空，获得精神的自我解放--大解脱。记者：这实际是要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何新：这是一种至明至哲的精神境界。精神愈痛苦，就愈需要追求这种境界。宋代的两大名士王安石、苏东坡，在政治上一生对立。但在晚年却都浸心于禅悦，结果和解而成为朋友。这也是解脱。达到这种境界才有幸福可言。因为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如何能够度过这苦难的人生呢？就靠这种精神境界。 小乘佛学上座部中有毗昙一派。这一派最讲究"戒、定、慧"之学。戒是持戒，坚忍而有所不为。定即"禅定"，实际是凝想主观，主体意志的坚定。慧就是明哲。以慧观"数"--数非数字之数，而是"数法"（这个概念相当于哲学中所谓规律、尺度。） 在此三谛中，慧是目标，戒是根本，定是方法。以戒立定，以定求慧。 以智慧而寻求从人生欲界、物界、情界、苦界的解脱。学佛修持，目的就是唤醒人心中本有的智慧（即慧根，儒学所谓良知）。这个命题与柏拉图的命题相似。柏拉图认为理性（理念，Idea）先验地存在宇宙及于人心。因此学习就是回忆。 佛道与仙道不同。佛的境界比仙的境界要高。高在哪里呢？仙人只是长生的俗人。求仙是为了使世俗的享乐永恒化。保持世俗的一切物欲享乐。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成仙后还需要鸡和犬。 而佛则不同。成佛是追求达到一种精神境界。这种境界超越了感性的物界，感情的情界，欲望的欲界，超越于整个世俗世界。 佛的智慧有三大特性：一是对一切事物有彻底的认知与把握：二是他的智慧与行为都达到至高的境界，止于至善。即所谓"正觉"(正确认识)、"等觉"(普遍认识)、"圆觉"(贯通融汇的认识)的境界。 佛教伦理主张对人世间一切生灵充满关爱，对人类中弱者苦者不幸者充满同情（大悲心）和冷静刚毅（大雄）的父性爱（大慈）。6、说缘记者：常常听到人们说佛时谈"缘"，谈"缘分"。究竟什么是缘？何新：缘，在汉语中是个复杂概念。（1）缘是遇，遭遇，机遇，机缘，即偶然。（2）缘是联/连，关联，牵连，攀缘，也是缘。（3）缘是果报。有因才有缘，有前因才有后缘。佛教的人生论是一种非常广义的因果论。又是一种非常广义的泛生命论。 佛教认为人生并非一世，人性与非人性（包括动植物以至山水沙石等无生物）在本性上相通。此生本是沙石，是竹木，是动物，来生可以成人，而再来生又可能堕入轮回道，再成为畜生，或花木，或沙石。这种广生性的生命循环论，听起来似乎荒谬，实际上具有深刻的理性根据。 个人生命的起点是一个受精卵，但若再追究这个受精卵的前身，却是父母体内所摄食的动植物、维生素与矿物质等等。人死后或腐化而入泥土，或烧炼而成灰烬，都是将本体内的物质还原于大自然，而再入循环道，又转化成为沙、石、植物、动物……生生不已，物质不灭，能量不灭，永在宇宙生命的不尽循环之中。这种循环的一个阶段，就是"业"，其所暂寄就是"缘"。执着于一"业"，就是"障"，就是"执"。执障必会破，不想破也会破。"缘"的形成则有因。因缘相联，有恶有善。 这就是佛教所谓慈悲心的根据之一，通过观想事物及自我缘起性空，而认识到我与事物或他人都没有自性，其位相都只是暂（时）性。所以"他"、"你"和"我"都是动态的，不断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而不断改变着的，是宇宙整体的一个动态的部分，"他"和"我"，"内"和"外"都是人为的划分。 7、佛教哲学博大精深 记者：我也曾参习佛理。但是每读佛教史，就感到宗派林立，异说横出，术语奇僻，佛经浩瀚。 何新：不论研究任何学术，治学必须要找到一个纲，治学必须"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研求佛学也如是。 佛教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印度佛教。创始于佛祖释迦牟尼。在梵语中，"释迦"是族名，"牟尼"是圣人。这个名号的本义即释迦族的圣人。 释迦牟尼的思想学说大致可分为：佛心，即宗门；佛言，即教义。前者，以灵山法会，世尊（释迦）心心相印为宗旨，在西天从迦叶至达摩，共传了二十八代。后者，以"四谛"为中心说，对机说法，形成了大、小乘的分别。 为了保存和发展佛教的学说，传说释迦生前十大弟子在佛陀逝世当年，用口传记诵的方法，举行了第一次大结集。结集的内容共分经、律、论三藏。释迦逝世百年后，因为教团内对律藏的理解和践行发生分歧，而出现了宗派的分裂。以后，在学说观点上不断出现分歧，产生了部派佛学，由上座部和大众部分裂成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大/小乘派系。许多佛教徒以及阿育王和迦王，都曾为统一教团内部的分裂做出努力。他们在不同时代和地点，先后主持了第二、第三、第四次的大结集。自从释氏开创佛教，然后发展、演变，直到佛教在印度本土衰颓，前后大约历时1500年。记者：佛教何时传布到中国？何新：应在秦汉之间，佛教来自西域。当时佛教的主流（大乘）已由印度传到中国西部的雪岭大漠之外，如月氏、于阗、龟兹。 晋、隋、唐之际，我国僧人冒千辛万苦西行，欲求佛教之真谛。理解渐精，不仅能融贯印度之学说，而且自创宗门，如天台宗、禅宗，已成为纯粹的中国佛教，而与印度本来佛教义理迥然发生分别。8、佛教的中国化记者：你说秦汉之间佛教东传。但一般的看法是在东汉。何新：据我看来似应提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33年，用事于西戎，"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所谓"禁不得"，语颇难解。其实"不得"一语古音通于"浮屠"，似即佛陀入华的初名。"不得祠 "似就是指初传于秦之西陲的佛祠。此虽孤证，但可备一说。又汤用彤曾据鱼豢《魏略》的一则材料，指出西汉初年已有月氏使者来汉传写佛经。 总的来说，中土与西域、印度的往来，早在夏商周三代已颇频繁，宗教文化浸渐而入，互动影响，时代可能比近世人们所想象的更早得多。 佛教入中国不是直接传自于印度，而是通过西域，自西向东，自北而南传播。到隋唐以后，佛教浸为大流，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有哲理、有伦理、有体系的伟大宗教，即中国佛教。记者：佛教在中国主要有哪些部派？何新：中国佛教中最有中国特色的是禅宗、天台、净土、真言以及中国密宗五大宗门。这五大宗门，与本生的印度及西域佛教，都已具有深刻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特色。 众生都诵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但你是否知道这个佛号的真实义谛？记者：那不就是对释迦牟尼的颂称吗？何新：不。"南无阿弥陀佛"是梵文，汉译文的意思其实乃是："衷心顶礼洞彻一切的智者。"因此，佛学、佛理的本质，是理性主义。正是佛学中这种理性主义的超越性，深深地吸引了唐宋元明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仁人志士，包括晚年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晚年枕边书中有多卷佛经及关于佛教的史论。）。只是在世俗形态上，所谓"人间佛"，才具有宗教信仰和僧团组织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