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何新　著何新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苏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社会科学是一个异说纷呈的领域，学者竞争的领域。但也是一个有是非的领域，求真理的领域。唯利于天下者，则虽反潮流，逆多数，我必坚执之。唯利于天下者，则执我今日之是而攻我昔日之非。叛逆与思考（本书序）本书原名“叛逆与思考”。所谓叛逆，是指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当前，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我曾经尝试将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写成自传。但《孤独与挑战》第一卷出版后，我对之很不满意。所以我推迟了出版后续几卷的计划（此书我准备重写）。近几年中，我接受了孙伟化等朋友的采访。他们对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进程感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我感谢这些朋友的采访所给予我的刺激，引发我对自身经历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重新作一系列系统的反省。我也感谢立意编写本书的黎明君，他将这些采访录音搞成了文字，编纂连贯起来，提供给我。使我能对这一系列采访记录作全面慎重的重新思索和修改。本书并不是一次连续采访的记录。而是多次、多篇、多人访谈的汇纂和改编。因此书中作为对谈人的“记者”（已录者），只是一个综合的虚拟人格。谈话录是一种方便的形式。通过与采访者的对谈，可以直接把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简略明快地陈述出来。我大跨度地陈述这些观点，目的并不是建构一种体系；而是向读者提示一系列思路。这一思路中记录了我个人的思考历程，但它们并非终点。其中也包涵着某些方法。黑格尔说过，在哲学中方法是比观点更重要的东西。但是，这种陈述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专著，它省略了对许多复杂问题的逻辑论证。这种叙述形式很难避免康德所谓“独断论”。我只是在作主观的自我陈述。我难以证明我的论点必定对，因此也不介意反对的人们会说它错。我把此书托付于历史。托付给那些愿意读它的朋友们。让人们去批评它吧！让历史来批判它吧。我讲的是真话。这些话，我已经反复思考了许多年。何新新世纪第一春记于沪上竹园守愚庐一、影响重大而最具争议的学者记者：您好。您是著名人物。但近几年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关于您的消息。何新：有一些年我曾经是西方媒体的追逐对象。(微笑)但近几年来我有意回避媒体。与媒体周旋太累了。记者：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何新：谢谢！1、家庭与家世记者：首先，可以先探问一下您的家庭情况吗?何新：可以。记者：您父亲是高干吗?何新：不是。我父亲1995年已故世。他生前是一位中级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级别是行政14级，不算高干。记者：您是北京人吗?何新：不，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记者：您父母那时在北京？何新：是的，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记者：您祖上是务农的?何新：不是。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记者：您的父亲何时参加革命?何新：他在大学(前中央大学)中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2、专职全国政协委员记者：您现在的职务是什么?何新：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已连任第三届了(第7、第8、第9届)。除政协委员之外，我没有其他公务。所以我不是公务员。记者：您的工资是政协发吗?何新：是的。记者：那么您是什么级别呢?对不起，如果可以问的话。何新：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此外，国家给予专职的政协委员一些特殊照顾。记者：是体现在工资上吗？何新：例如用车、医疗、住房、休养等等。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很感动。1992年我患脑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使用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后来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这张蓝卡。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几乎没有使用过。但是此事仍然令我深受感动。3、我追求精神的自由记者：您这种地位在知识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这是一种特殊安排吗？何新：这应该算是一种特殊安排。国家还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顾，但近年来我基本上都主动放弃了。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没有去过。国家为我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的是自己的车，汽油费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这些，我都放弃。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呢？何新：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我欣赏历史上那些功业成就即远离权力中心，弃富贵如敝屣而浪迹江湖的隐者。这是真正洞彻达观的大智。得志则行其道而兼济天下，不得志则志于学而独善其身，这就是我的抱负和理想。既然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既然这个时代存在很多机会，那么我还是宁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艺去养活自己。记者：您写了那么多书。您令人不可思议。请问全国政协有多少专职的委员?何新：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比较年轻的专职委员。记者：政协为什么对您作这样一种特殊安排呢?何新：这是中央领导根据我个人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记者：冒昧问一句，港台一些报刊上有文章说您是江泽民、李鹏的顾问。您的工作是否他们安排的?何新：1990年我准备离开中国社科院时，关于我的工作当时曾受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当时小平、陈云、先念、江总书记、李鹏总理、丁关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表示过关心。对此，我是很感念的。确切说，我后来在政协的工作是1990年经国家副主席王震提议，由全国政协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况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来第8届、第9届全国政协领导虽然换届，但对这种安排并没有作改变。记者：您所说的关于您的特殊情况是什么?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较自由放任的性格与作风。我是一个狂狷之士。由于我过去写过很多政论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议，有人认为我会以此作为仕进之阶。应该说，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开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4、狷者有所不为记者：这的确有些矛盾。你写了那么多有关政治经济的论文和政策建议，但你又说你无意于政治……何新：我关心政治。政治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认为政治是一个男子汉值得从事的伟大使命和事业。但是，这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适于从事，我这个人就很不适合。但是，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抛入政治激流的。当时人人都不得不关心政治。在文革时代我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号召青年人去承担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负责任的使命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大的政治方向性选择的时候，就想站出来讲话。不是为了个人仕途的求进，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一官半职，而是作为一个"匹夫"的这种"天下"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记者：您说您有过从仕的机会，请谈谈是什么样的机会？何新：我讲其中两次给你听。1989年初，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长谈一下午。那次交谈的范围很广，从历史文化到当前政治。在此之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秘书长，他曾向我打过招呼。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曾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会上听到一些领导谈论我。他还关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领导受上面委托找我谈话，实际是对我作考察。他建议我出言谨慎，只要谨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诉他，我这个人在重大问题上不善于掩饰自己的观点。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个性不适合于从政。当李慎之与我谈话时，他果然试探性地谈到一种假设：如果邀请你参与某种与政治有关的工作，你怎样考虑？我明确地对李说，我不适于从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难以接受一些政治纪律的约束。因此，我宁愿作一个自由思考的学者，以学术来为国家服务。1991年春，国务委员马洪同志受李鹏总理委托，找我谈话，准备安排我调入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我说，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开会，等等。他说这不行。我说那么最好还是不去。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别的重大的机会，我也都一一放弃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过多次国，遨游走访过不少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我也遇到过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我都拒绝了。孔夫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梁漱溟说："狂者，志气宏大。狷者、狷介。"（《梁漱溟问答录》第46页。）狷介即耿介，即刚劲，即强健。君子志气宏大，劲节刚健。我这个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为的一面。5、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记者：那么，政协对您作出目前这样一种安排，您认为对您合适吗？何新：非常合适。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开会。我能够集中精力做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问题的思考和调研。并且有一种比较通畅的渠道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研究结果直接上报到最高层。记者：您准备干一辈子吗?何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我已经连任了三届。我现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会听从中央的决定。如果下一届我退休，我会很愉快地缩进我的书斋，但是继续会作我有兴趣从事的研究。记者：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代中，您认为是否胜任了你自己的职责呢?何新：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记者：您工作忙吗?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对我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约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当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动主要是在家读书看材料，有时到外面走走。但是，"书有不可胜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想读的书，想读取的信息太多，每天还是觉得时日匆匆。记者：您研究问题的范围是什么呢?有硬任务吗?何新：我的时间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宽，从古代文化到当代经济、政治。没有人给我限定任何硬课题或任务。据说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议。他认为，对我这种人，"不要约束，不要管他。让他自由思考。"记者：但您对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约束呢？何新：当然。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6、坚守一种价值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王安石讲过"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学术上的权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权不畏。社会上的人言汹汹不畏。惟真理是从，惟国家与民族之最高利益是从。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参看《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7、忧患意识记者：您说您常反潮流，您可以举几个事例吗?何新：1988年赵紫阳主政准备"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时，我曾上书中央批评他倡导的经济政治方案可能将国家引向混乱以至动乱。1990年当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国内经济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我向李鹏总理进言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为此我曾被李鹏总理约见而面陈我的观点）。当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世界已进入"多极化"以及"和平与发展"局面时，我向中央进言认为真实的国际政治图象现实是美国正在谋求一极化的超强霸主地位，试图以美国一极主宰世界，因此未来的世界局面不会很太平，等等。我的许多不同意见是直接陈报到最高当局，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赵紫阳那里，也包括第三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多年以来，我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满忧患意识。我绝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人。我现在所持的许多观点，我下面将向你们表述的许多观点，仍然是非主流而且违背多数的。但是我不会轻易放弃，除非未来的历史实践证明我确实错了。如果是那样，那我情愿"披发入山、埋琴焚书、永不复言"。（笑）8、关于"保守"记者：知识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认为你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评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史艳华（Ann Scott Tyson）对何新的采访，收入《东方的复兴》。）安排你的几位老一代领导人，通常也被认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这些说法？何新：我知道。当今存在两种力量，两种舆论，两股趋势。一种是力促天下乱，这股力量来头不小。外部有国际根源，内部则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困难、问题，以及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些问题中，包括国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误。当前社会最尖锐的是四个问题：一是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及数千万人的下岗。二是政治腐败。三是农村中存在大量的无业、无机会的人口。四是尖锐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当今社会不稳定的根源，社会矛盾的根源，无非是由于这四大问题。不错，若这四大病症一齐发作，是足以导致社会动乱的。我个人对此常常深感痛苦。为什么呢？十几年来，在我写给高层的信中，在我的书中，曾不断地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我曾不断呼吁和告诫。我希望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避免这四大问题的发生，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地发生。但是，回天无力。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它们是否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不可选择，就不会有美政之誉和失政之讥了。今天面对这四大问题，还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变乱，就是一些内外势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义而推翻这个制度，粉碎这个国家。所谓"经改"不成转而"政改"。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败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国。但如果竟是画虎不成反成犬，没有改成美国的模样，倒改成菲律宾、印尼、南美那些国家的"民主"模样呢？在外夷的扶持下产生新的儿皇帝（"总统"？），在乱中会有人得利。也会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窜于外的"民运"、"法轮同修"即可以趁乱夺取政治经济资源，成为统治者。但是老百姓会如何，国家会如何？难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热？！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9、"民主"的真谛何在？记者：霍布斯是什么人？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现代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谈民主，心目中所谓民主，无非是美国总统选举"一人一票"的伪形式民主。还有的人所主张的民主，实际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之乱局，有利于小盗窃利，大盗窃国也。民主的真正妙谛，绝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种"无限自由"。卢梭说："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艺术，使人类找到一种法，通过强迫人们服从，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这是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构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谟、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师，以自然法、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公民责任、三权分立等为论题，做过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学的理论探讨，又在社会改革中对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反复修正和调整，直到19-20世纪，才形成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中国那些所谓"民主派"和"新自由主义"，除了西方理论的皮相学舌，有谁对民主问题真正作过研究和深思？西方势力利用中国士人的这种无知，极力鼓动无政府状态，目的是欲削弱中国的力量，达到分化治之从而遏制中华的战略目标。像英国这样的女皇国家也有资格向中国人灌输民主政体。他们向中国人灌输伪自由主义、伪民主主义，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中国乱，要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要中国土崩瓦解。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二、论国家与权威1、"以德治国"切中时弊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补充"以法治国"，是真正切中时弊的。2、政治改革需要理论基础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何新：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3、英国君主宪政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义"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霍布斯说："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17章《国家的产生》）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利维坦，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4、改革需要反思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近２０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5、王震约见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收入《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6、权威真空国必动乱记者：这信您写了吗？何新：写了。后来我把自己当时对形势及时政的一些全局性看法，写了出来，此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1992，6，15），直接送报给邓小平。（原文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第16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何新致中南海密札》第269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当时正是南下视察谈话发表后，中共14大召开的前夜，内外形势诡谲变幻。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多。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的"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两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的所谓"直接民主"制度。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为历史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得。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昌隆。西方及台湾，就是看明这一点，因此期待在今后3-5年内，中国将因权威真空而变乱。而瓦解。这个问题为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问题。宜早图筹措，或可补救。否则惟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裂土分，生灵涂炭。（近日美、日，均已有人畅言无忌而设想瓜分中国为十数小国，亦有人畅言广东并入港台而独立。这后面是有战略部署的，并已在实施中。）在这封信中，我还就当时的国内外政、经形势及对策，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的看法。王震读此信后，让人转告我，"写得好"。我后来知道，邓小平阅读并转发了这封信。7、向邓小平呈送密札记者：请问您如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何新：我当时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这条通道是1989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并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1989年-1992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但是，在这封信之后，直到邓小平去世，我没有再使用过这条通道。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呈送给小平同志的这些信件和文稿，后来多数已收入到我的那几部文集《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致中南海密札》、《新战略论》（《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1993年内部出版。《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5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书中。记者：你讲的这些事过去鲜为人知。你这些信件的确可以称作"密札"了。但是，你认为你的意见会被邓小平听取吗？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8、拜访胡耀邦记者：你见过赵紫阳和胡耀邦吗？何新：赵紫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9、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时间：1991年4月17日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像《河殇》那种东西，是有害的。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歌颂1793年。1989年，法国人还是到中国来鼓吹纪念这个大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王老：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现在的大学生中劳动不敢讲，劳动与教育结合，教授不敢讲。何新：文科教材目前很糟糕，有两个极端。有一种内容虽然是正确，但脱离实际，人家不爱听。另一面的是内容不好，鼓吹西方化，但迷惑青年人。现在社会中正在发生分化。动乱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干部的特权，其实特权问题在经济上被夸大了。现在的大问题是腐败。王老：我死了，我这个房子就交公了。何新：现在是干部很穷。部长工资与最低工资比只差十来倍，而日本大臣比最低工资差百倍、千倍。干部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干部队伍不稳定，思想不稳定，没有凝聚力，社会不会稳定。从政治上看，现在干部脱离群众严重。腐败问题很普遍。干部制要转为文官制制度，也是一场革命。在体制上、素质上、来源上、意识形态上，都将带来深刻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当官的，第一条要忠于国家。忠的概念，现在丢掉了。不忠于个人，但应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要长治久安，就要有一套文官制度。目前的情况是"官以倖进"，我最反感竞选。特别是演讲竞选这一套，好像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结果常常是选拔骗子，选拔清谈家。近年的干部制度太不稳定，干部的升迁选拔应当有一套稳定的章法。文科中知识分子集团，不要搞大，要设法划大为小，划整为零。在国际上要找盟友。在国内把篱笆扎紧。防止内乱和外部颠覆。台独，十年来正一点点地变大。两个力量支持它，一派亲日，一派亲美。台湾经济并不十分好，工厂日资占60％，来料加工。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现在还靠大陆。王老：讲一讲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紧篱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何新：台湾将来是三家（大陆、美、日）争夺之地。李登辉是搞台独，搞美式体制那一套的。很可能突然有一天也会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来是多事之区。王老：它独立我们不会承认。何新：朝鲜，将来也可能是个麻烦地区，还有印度支那，印度、南亚及中亚。新疆，现在中东伊斯兰（有关的背景），利用宗教势力要把它拉出去。我担心苏分裂后，中亚的共和国与中东一起插手搞新疆。今后国际上，中国周边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王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最危险的是中东的祸水流到新疆，与新疆接壤的四个共和国，祸水西来。我们不怕啃窝头，中国人要一条心。宁可讲得苦一点，其实会过得好一点。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本文收入《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第12页。1999，7，四川人民出版社。）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三、我相信命运1、特批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记者：在调入政协之前，您在哪个单位?何新：调到政协之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记者：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何新：那是1980年。在这之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作教员。1980年初我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楼静波女士)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处在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何新：我刚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却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根据当时国家人事制度的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提升为干部。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是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组织局要调我。关于我的情况被报告给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手续。我调进社科院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破格的。记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关系或某种后门呢?何新：不是。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我的晋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关系。2、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何新：也许我在学术上当时已有一些表现?可能是有一些业绩。但这也难说。因为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何新：陈寅恪曾指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记者：最近我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的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学者的话，那肯定非鄙人莫属。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记者：您是不是呢?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作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笑）3、与当代主流思潮的根本分歧记者：那么，您与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何新：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笑)（最近在美国的"万维论坛"，看到一篇文章，称何新是"伪民族主义"及"亲日派汉奸"，令我读后不禁喷饭一餐。此辈造谣已达到语无伦次程度了。）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还有一些人似乎想封杀我，可惜他们做不到。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记者：您生活得快乐吗?何新：非常快乐。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这一些年来的心境。记者：有一本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的京华出版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个人》，里面也介绍了您。您是否读过这本书?何新：我知道这本书。记者：您有何评论，关于您，这本书中的报道是否正确?何新：不准确。应该感谢那位作者很善意地介绍了我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理念。但是，关于我的某些经历，作者了解不够确切。此外，他在书中把我和某些当红的主流经济学者并列，那些人见到我的名字会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出身于哈佛或剑桥，而我的出身则是绿林大学。道不同，不相谋。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呵!记者：最近，香港李泽楷由于斯坦福的学历疑问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您的大学学历一不是名校，二没有完成。您对此是否有点自卑？何新：（笑）我一生不懂什么叫"自卑"。记者：据报道，香港的高级工商岗位，基本上是由哈佛、剑桥等名校的博士垄断的。中国现在也倡导从国外引进人才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何新：人才不等于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中国的杰出人才中既有钱学森、李四光这样的洋博士，但也有毛泽东、袁隆平这种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毛泽东语）。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那种洋学历崇拜，在我看来是殖民地对宗主文化的崇拜与依附心态的延伸。这种殖民地文化心态不足取法。在人才和选材问题上，我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类似的政策及争论，在历史上是古已有之。秦始皇下"逐客令"，怀疑一切外来者都是间谍，那固然是一种政策偏颇。但燕昭王千金买骏骨，为外方游士建黄金台，燕国最终也还是亡了国。李斯"谏逐客书"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分四方，民无分异国，惟才是举，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实事求是，惟贤是举，这才是用人之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这样的用人之道。没有他当时倡导的"破格用人"，我可能至今还是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农夫。4、全球金融体制将面临新的动荡记者：但是，我曾听说您是一位预言家。何新：（笑）是的，我作过一些预测。记者：这些年来，很多所谓预言家已被揭露其实是骗子。--恕我直言。何新：你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骗子。我见过的也多了。记者：那么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