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罗之后，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传教士把哲学当做了传教的武器。正因为保罗他们的工作，基督教才拥有了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其他宗教相比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同一时期的其他宗教在历史长河中大都衰落了，只有基督教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宗教。在哲学史上，这时的哲学被称作“教父哲学”。帮基督教宣传这事，对哲学来说既好也不好。好的地方在于，这回是显了哲学的大能耐了。基督教对世界影响深远，起步阶段的汗马功劳就是哲学立下的。不好的地方在于，宗教和哲学在根本上是无法协调的。宗教要求信仰，哲学要求怀疑，要不苏格拉底也不能被控诉不敬神。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之后，哲学注定无法发挥自己事事怀疑的真能耐，只能沦为宗教宣传的幌子。比如在教父哲学时期，基督徒看希腊哲学很有威望，就喊出“真哲学即真宗教，真宗教即真哲学”的口号。还有人说，在基督降临之前，基督教的光芒就已经照到了部分希腊人的心灵，所以才出现了希腊哲学。总之在教父哲学家们的口中，哲学的怀疑精神一点没有。这里的哲学只是用来装潢门面的招牌，就跟今天算命的搬个电脑搞“科学算命”一样。不过教父哲学里有一个人可以说一说，他叫奥古斯丁。——顺便一说，别跟奥古斯都搞混了。奥古斯都是古罗马皇帝常用的头衔。奥古斯丁早年信仰摩尼教，还沉迷过肉欲享乐。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克制欲望，获得更高级的精神追求。但是咱都知道，克制欲望哪那么容易啊。正像王尔德说的：“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临考前徘徊在网吧门口的同学们，减肥时反复开关冰箱门的姑娘们，最能理解抵抗诱惑时的痛苦和投降后的懊悔了。据奥古斯丁自己说，有一天，他被自己的欲望折磨得痛苦万分，为此狂走力尽，躺倒在一棵树下哭泣。这个时候，他听到一个清脆的童声在反复吟唱：“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随手翻开一本书，正是保罗当年写的《保罗书信》，而且奥古斯丁正好翻到书中教诲人要克制欲望的篇章。奥古斯丁读了之后大为震撼，感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神谕，于是皈依了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历史上重要的圣贤。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仔细思考过信仰的问题，也认真学习过哲学，因此他并不是只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工具，而是真心想通过哲学来探求真理。奥古斯丁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解决了一个长久困扰基督教的逻辑弱点：《圣经》说上帝是全知、全能和全善的，那为什么会允许人间存在这么多丑恶和痛苦？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所以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上帝是全知的，不仅知道过去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知道未来所有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前面那个问题还可以问成：上帝既然知道亚当和夏娃会偷吃禁果，为什么一开始不去阻止他们？奥古斯丁的解释是，关键在于自由。上帝给了亚当和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也必须让人类拥有作恶的可能。更具体地说，上帝是善的，而上帝的善表现在上帝对人类的行为要进行公正的赏罚。那么既然要赏罚，前提就是人类必需拥有自由意志，必须能自己选择行善还是作恶，否则人类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段论证对我们的意义是，首先，它十分巧妙，把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给解释开了。其次，这解释强调了自由的重要性。甚至暗示了一个意思：和消除人世间的所有恶行相比，自由更重要。一说到自由我们会想到，这东西亲近的是哲学，不是宗教啊。宗教有各种不可质疑的信条。只有哲学才允许无拘无束的怀疑，才是真正自由的。所以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意味着，哲学内在的自由天性和宗教信条注定是无法融合的。正因为根本上的不可调和，那时有个教父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却是可以相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却是肯定的。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话常被人总结为：“因为荒谬，我才相信。”换句话说，他认为信仰这种事用哲学来论证本身就是错的。对于宗教信就信了，你讲什么理啊。有趣的是，说出这句话的教父晚年和罗马教会决裂，自己成了异端。但他这话却说到了理上，宗教和哲学本来就不能调和。保留哲学，对教会来说就是养虎为患。现代作家威尔·杜兰就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总有一天，苏格拉底的讨厌精神也会让教父们抓狂的。不过时候还早。教父哲学的时代，各种宗教流派激烈冲突，人们沉迷于各种宗教辩论和仇杀，根本没有哲学发展的机会。这很好理解，宗教是来救人的，哲学是来讨厌人的，完全没竞争力呀。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只能静观其变了。四、神的天下基督教刚兴起的时候，基督徒们以为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来，没有做长久打算。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徒们发现世界末日一直没来，没准今后的日子还长，他们这才想到发展的问题。不久，基督徒们成立了教会，盖起了教堂，也有人开始收集编纂《新约》了。我们今天总说罗马教皇、罗马教廷的，为什么教皇一定要待在罗马啊？就是因为基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时罗马是帝国首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了教会活动的中心，教皇从那时起就居住在罗马。不过伴随着基督教传播的，还有罗马军队的血雨腥风。从尼禄开始，罗马帝国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迫害基督徒。他们用刀杀，用火烧，有时直接把基督徒扔到斗兽场里喂野兽。然而，相信死后会进入天堂的基督徒们无所畏惧。当他们被判火刑的时候，他们对行刑者说：“我遭受的火刑不过只燃烧一小时而已，而等待你们的，是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有句俗话叫“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实还可以说一句话叫“用暴力解决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特别是当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时候，正说明强者没有别的招数了，也就离失败不远了。政权屠杀革命者，说明政权快要灭亡。革命者反过来屠杀群众，说明革命即将失败。朱元璋拼命屠杀官员，结果崇祯临死的时候还是要叫“诸臣误朕”。而当罗马军队屠杀基督徒的时候，说明基督教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撼动帝国统治的地步了。基督教征服罗马主要有两个武器：对知识分子，用的是希腊哲学；对下层人民，用的是众生平等的理念。要知道那时候罗马还是奴隶制，奴隶生来就是奴隶，永远是贱民。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不歧视任何人，因此尤其受到穷人和奴隶的欢迎。况且基督教为每一个信教的人准备了死后可以居住的天堂，使得人世间再大的苦难都无法阻止他们的信仰。再坚持一步，基督徒们只需要再坚持一步。最严酷的迫害来自于一个为人很有趣的罗马皇帝，他叫戴克里先。首先他的出身很特别，戴克里先的父母都是奴隶。这身份和皇帝之间的跨度简直是天壤之别。戴克里先进入军队，从最低层一点一点爬起来，凭着战功慢慢积累势力和威望。公元284年，尼禄去世二百多年后，戴克里先被推举为罗马皇帝。我们说得轻松，但只要想象一下中国历史上为了抢皇帝宝座搞出的那些血雨腥风，就知道戴克里先的崛起过程有多么艰难了。更可贵的是，他上位靠的不是暴力、政变——这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最常用的招数——而主要是权谋、手腕。他尊重保护敌手的性命和财产。这也使得他的统治能够更长久一些。从很早之前的屋大维开始，罗马就不再行使民主制，而是一人独裁。尼禄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但是在名义上，罗马此时还叫“共和国”，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是“执政官”、“第一公民”，名义上是服从元老会的官员。这种制度有点像战国时候的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实权掌握在“大将军”或者“关白”手里。比如《聪明的一休》里面那个足利将军就是名义上的臣子、实际意义上的皇帝。而戴克里先彻底终结了这种制度，他用类似秦始皇的气势，把罗马皇帝神圣化了。他以后的罗马皇帝真正高高在上，屁民就是屁民，见皇帝的时候必须服从一系列严格的礼仪，连表面上的民主也没有了。我们想，“执政官”的名号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实权已经在自己手里了，名号、礼节有什么重要的？戴克里先如此重视皇帝的威严问题，说明他一定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时的戴克里先可以说是整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这时候的中国刚刚三分归晋，还没从战争中缓过来呢。对于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这都是大展宏图的好时候。戴克里先也在琢磨帝国千年基业的问题。他总结了之前罗马历史上的得失，认为帝国的关键问题在于国家太大了，一个皇帝管不过来。这有几分道理，因为当时罗马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境外蛮族的入侵（和古代中国一样）。同时帝国疆土太大，有限的帝国军队确实防守不过来。但戴克里先的解决办法就没法恭维了。他大手一挥，把罗马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自己不当整个罗马的皇帝，只当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给对面的西罗马帝国又找了一个新皇帝。而且他觉得光这么分还不够，还是守不过来。他又找来了两个副手皇帝，自己和西罗马皇帝一人一个，把帝国进一步分成了四份。他找的这几个新皇帝全是军人出身，为的就是加强军事力量。这么安排还解决了权力继承问题。他规定正皇帝挂了副皇帝继位，然后再选新的副皇帝，这样皇帝在位的时候就找继承人，而且还能考察一段时间，不就不会为了继承权打架了吗？说实话，这设计实在是不靠谱。这让人想起蒙古帝国鼎盛时期的治理方法：国家太大管不过来，干脆就分份，一个儿子一份，自己管自己的——哥，你费这么大劲到处征战不就是为了统一吗？你怎么自己就给自己分裂了？结果是，蒙古帝国很快就分裂灭亡了。能想出这些招来，只能说明戴克里先在有的地方很傻很天真。他以为四个皇帝可以为了罗马的利益精诚合作，可以忍得住权力的诱惑，就像他自己那样。戴克里先当了21年罗马皇帝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于是宣布退休，跑乡下种菜去了。与此同时，他还强迫有野心的西罗马皇帝和他一起退位。后来那个退位的西罗马皇帝还劝过戴克里先，让他重新当帝国的皇帝。戴克里先回答说：你是没瞧着我那菜园子，那日子叫一个美啊。你要是看见了，你也不乐意当皇帝。我猜想那西罗马皇帝肯定在心里回答：你以为我傻啊——分享权力、主动退位，根据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猜测，戴克里先并不重视个人权力，而是一心为了罗马帝国的延续。一权四分是为了罗马，强化皇帝威严也是为了罗马。可能迫害基督徒也是。基督教确实给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威胁。因为基督徒不信仰罗马诸神，帝国减少了很多从祭祀而来的收入。基督教鼓励人人平等，也就破坏了帝国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度。同时关于基督教的各种恶意的传言从尼禄时代起就没有减少过。早年戴克里先对基督徒比较宽容，但后来他开始颁布一系列限制基督徒活动的严酷法律。在这期间，戴克里先的卧室连续两次失火，这让他更疑心是基督徒在捣鬼。于是律法越发严酷，其中规定凡是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的人都要被烧死。我们知道，基督教对于崇拜异教神灵最为敏感。《十诫》第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基督徒来说，向其他神灵献祭无异于叛教，更不用说戴克里先还颁布了没收所有教堂财产、烧毁所有《圣经》的命令。所以在这段时期里，基督徒和罗马法律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大量基督徒因此被杀。不过对于基督徒们来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转折即将到来。戴克里先给罗马带来了四个皇帝，他本设想这四个皇帝互相合作、互相制约，要比只有一个皇帝的国家更为稳固。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常识。戴克里先退位后不久，其他皇帝就打了起来。大浪淘沙，西罗马最后剩下两个主力，他们分别是西罗马正副皇帝的儿子。正皇帝的儿子叫马克森提乌斯——他爸爸就是劝戴克里先复出的那个，副皇帝的儿子叫君士坦丁。和其他竞争者相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更宽容，也更会打仗。马克森提乌斯一看硬的不行就玩起了计谋。他先是假意修好，然后趁君士坦丁外出征战的时候在罗马兵变，夺得了王位。君士坦丁闻讯立刻千里回师。公元312年10月底，他已经打到了罗马城下。这是决定谁是西罗马帝国主人的最后一战。然而罗马是经营了数百年的帝国首都，城墙坚固，如何拿下这场战斗，君士坦丁并没有信心。这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传说有一天，君士坦丁突然见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闪着光芒的十字架，还有一行大意为“追随此符，百战百胜”的文字。这天夜里，君士坦丁梦见基督要他把十字架的符号放到军旗上。于是君士坦丁照做了。与此同时，罗马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也在向神灵求助。古罗马人很相信先知、预言一类的东西，有不少预言被集结成书，类似咱们的《推背图》、《烧饼歌》。躲在城里的马克森提乌斯就翻阅了一本预言书《西卜林书》。书里说，“10月28日，罗马的敌人会毁灭”。正好马克森提乌斯第一次登基当皇帝是在六年前的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就相信了书里所说，于10月28日主动放弃罗马的防御优势，打开罗马城门，迎战君士坦丁。由于马克森提乌斯仓促出战，他在战斗中大败，最终和众多部队淹死在河里。有趣的是，站在君士坦丁的角度看，《西卜林书》里说的没错。10月28日这天，确实是“罗马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斯毁灭了。这战以后，君士坦丁当上了罗马皇帝，由于基督在关键一战中的启示，君士坦丁开始信仰基督教。第二年，君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赦令》。这条命令保护基督徒不再受到迫害，并且鼓励基督教的发展。当然，就像历史上其他极具戏剧性的事件一样，对于君士坦丁见到十字架这件事，历史学家们有很大争议。有的人认为基督教的符号被印在盾牌上而不是旗子上，而且也不是十字架，而是由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十字架图案。有的人认为并未天现异象，一切启示都在梦中。更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纯粹就是后人的杜撰。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君士坦丁在政治上没有必要完全倾向于基督徒。所以有人猜测，可能君士坦丁的确见到了异象（也可以解释成幻觉），但是经过随军的基督主教的影响，让君士坦丁相信了那是来自基督的启示。无论细节如何，即便这次事件属于偶然，基督教在欧洲人民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却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以《米兰赦令》为标志，基督教开始摆脱被迫害的时代。此后君士坦丁又打败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整个罗马唯一的统治者。《米兰赦令》也得以在整个帝国实施。不久以后，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的国教。新的罗马皇帝下令关闭全国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神庙，禁止异教崇拜和祭祀。从此，罗马军队不再是基督徒的敌人，而成了他们的朋友。基督教将会更好地展示它的博爱精神——但仅限教友，教外人士不算。基督教曾经受到的迫害，如今将要加诸到异教徒身上。也包括哲学。五、异教徒们对于一个把幸福寄托在来生的教派来说，用来探索现实的哲学完全是无用的知识。因此罗马时代有基督教神甫说：“讨论地球的性质与位置，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来世所怀的希望。”更何况哲学还是一门喜欢怀疑的学问，这更无法让教会容忍。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毁灭异教神庙和哲学学校的活动就未停止过。狂热的教徒在军队和信仰的双重保护下纵情暴虐，没有什么比这事儿更爽快了——施加暴行既不会有今生的惩罚，还可以获得来生的奖励。我们提过，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希腊文献。从罗马灭除异教徒开始，亚历山大图书馆就不断遭受破坏。公元415年，一伙基督徒冲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子馆，毁掉了大量书籍。在这座城中，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有记录的女数学家、哲学家希帕蒂娅。她曾经在哲学的故乡雅典学习过，在当时就拥有巨大的声望。她和她父亲一起校订的《几何原本》成为今天《几何原本》的主要来源。在宗教冲突激烈的时代，她不带宗教偏见，教授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教学生。据说她的外貌也非常美丽，当时很多人追求她，而她一律以“我已经嫁给了真理”而回绝。就在公元415年的暴乱中，希帕蒂娅被残忍谋杀。其中的一个说法是，暴徒们将女数学家剥得一丝不挂，用蚌壳（一说陶片）活生生地割下她的肉，直到她浑身血肉模糊，又把她投入火焰中。我们可以猜测，那些凶手们一面挥舞着血淋淋的凶器，一面还在互相鼓励着：杀异教徒不是罪，死后能上天堂呢。杀个把个人算什么。烧书算什么。基督教不再需要希腊哲学的帮助。既然《圣经》里没提到哲学，这世上就没有容留它的位置。基督徒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所有和教义不符的书籍成批地消失。529年，罗马皇帝下令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其实这时候柏拉图学院的课程早已经有了浓重的基督教色彩，但是仍旧被当局不容。不久以后，希腊哲学在欧洲几乎全部失传。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逻辑学之外，其他作品的原始版本都找不到了。哲学在欧洲就这么绝了。假如一切就此结束，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知道希腊哲学的伟大思想，或许欧洲哲学乃至欧洲历史都会因此放慢前进的步伐。这将会给那个素来喜欢带着正义之名的文明毁灭之神，送上一枚旷古绝今的大勋章。幸亏这一切没有发生。幸亏罗马帝国的势力有限。那时的罗马帝国，东边只到今天土耳其、叙利亚的范围，再向东的土地被名为“萨珊王朝”的波斯人统治。在基督徒烧毁神庙的时候，一些哲学家惊慌失措地向东逃跑，直到迫害不那么严重的帝国边境才停下脚步。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哲学家小心翼翼地居住在这里。除了少数胆大的跑进了波斯帝国外，大部分书呆子都留在了罗马边境。他们一面要小心边境外强盗的劫掠，一面提防着帝国基督徒们的清剿。他们打算着，万一基督徒们追杀来，他们就抱着哲学文献逃到沙漠里。哪怕是给强盗和波斯人当牛做马，他们也要把这些珍贵的文献保存下去。苏格拉底不能亡！希腊哲学不能亡！就在日夜担惊受怕的时候，边境外的波斯帝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了很久，书呆子们才从往来的客商、从远方逃回来的帝国居民那里打听到了大概的情况：波斯国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信奉“真主”的阿拉伯人。他们有着和基督教完全不同的信仰，以及更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马上就要进犯罗马帝国的边境。更要命的是，这些被称作“穆斯林”的人同基督徒一样，信奉的是唯我独尊的一神教！我猜想，此时那些书呆子们一定是绝望了：前有穆斯林，后有基督徒，此时真是上天无门，逃无可逃了。很快，阿拉伯帝国迅速扩张，占领了叙利亚、埃及等地区。面对新的统治者，哲学家们只能束手待毙，惶恐不安地等着自己和希腊哲学的未来。此时有一个争议极大的传说，据说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的时候，把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并且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藏书和《古兰经》一致，那就没有留下的必要。如果不一致，就更不应该留下。假如这些话传到当时的哲学家耳里，他们肯定会吓疯了。不过这事很可能是后人误传，因为阿拉伯人用随后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异教文化的宽容。公元830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叫做“智慧馆”的机构。这座智慧馆有着当年亚历山大图书馆“收集全世界的书”的雄心壮志，而且它还是个学术和教育机构，招徕最优秀的学者、教师和翻译家来此工作。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种族和信仰的限制，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教各族人民都可以在这里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段时期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哲学家们感动得快要哭了出来：没有焚书、没有歧视、没有文字审查，他们可以随意做学问，而且还有人花钱养他们！几百年来，哲学家们都没遇到过这么好的待遇。那还有什么话说，甩开膀子干吧！无论用什么美好的词语赞美这场运动都不过分。通过这场运动，数量庞大的希腊文献被挖掘、翻译和整理出来，终于免遭被毁灭的命运。还是那句话，哲学喜欢跟弱者做朋友。阿拉伯帝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是在文化上还缺乏积累。此时距离穆罕默德去世不过200年，而基督教已经发展了足足800年。年轻的阿拉伯帝国打开大门吸收一切知识来壮大自己。而对面的基督教世界却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自大和傲慢。他们正在开动宗教裁判所加紧屠戮异端分子，又把一批接一批的十字军派到前线对付穆斯林，试图用军事手段证明基督教义的正确性。但他们没成功。九次十字军东征只有第一次算是攻其不备，取得了胜利，后面的八次全部失败。还有一次最囧，十字军根本没有去打阿拉伯人，而是把东罗马帝国给抢了。要知道，十字军东征名义上的原因，是东罗马帝国扛不住阿拉伯人了，向西边的基督教兄弟求援。谁承想基督教兄弟比异教徒还凶狠，东罗马帝国这个惨啊。趁着中亚大打宗教战争的当儿，希腊哲学抓了个空，跑到西班牙去了。这就奇怪了，先前希腊哲学一直都在欧洲的东面折腾呢，怎么这一跑，直接跳到欧洲的最西面去了呢？这正是欧洲历史区别于中国史的一大特色。关键在于，欧洲有个地中海。地中海海面平静，易于航行，航海的成本大大低于陆路。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欧洲沿海城市商业发达，雅典、罗马、亚历山大、君士坦丁这些城市都是如此。二是欧洲的战争分陆地和海上两条战线。在中国，曹操要打孙权必须先过长江，清军要打中原必须要过山海关，打仗都得一步一步来。而在欧洲战场，陆路打不过的时候可以从海上进军。所以虽然阿拉伯帝国从来没能突破东罗马帝国的防御，却一度通过地中海占领了西班牙。在地图上，就好像占领了欧洲的两头一样。随着阿拉伯人的军舰，希腊哲学也传播到了西班牙。正好，此时的基督教徒们已经被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打击了气焰。他们仿效当年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搞了一次自己的翻译运动。有趣的是，基督徒们翻译的动机并非虚心求学，而是想像十字军在军事领域征服阿拉伯人那样，在思想领域征服异教徒。知己知彼嘛，他们就开始着手翻译各种阿拉伯文的典籍，其中也免不了包括一些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基督教翻译家原本是为了批判才翻译这些典籍的。但不久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哭着喊着寻觅希腊哲学的原本了，以至于非要出高价从他们的穆斯林敌人那里购买。找不到就有性命之忧。这是为啥呢？在下章开始之前，我们可以顺便总结下希腊哲学传播的曲折道路。首先，是希腊哲学家被基督徒驱逐，来到叙利亚。在这里，希腊著作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叙利亚文。然后是“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把希腊著作从叙利亚文翻译成了阿拉伯文。然后希腊哲学到了西班牙，其中有的牧师不懂阿拉伯文，就请人把希腊著作从阿拉伯文译为西班牙文，他再从西班牙文译成拉丁文。所以那时的希腊著作是从最早的拉丁文翻译成叙利亚文，再翻译成阿拉伯文，再到西班牙文，再到拉丁文。然后咱们能看到的，还得再翻译成中文，没准懒点的兄弟还是从英语版本翻译过来的。这……这是多么折腾啊。六、神们自己到了基督徒们又开始翻译希腊哲学的时候，距离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已经700年了。这期间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民族国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由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拉丁人组成的欧洲。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基督教会保留了下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遍地是宗教裁判所的密探，任何不符合教义的言论都会被迅速绞杀。讽刺的是，这时候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却发现了希腊哲学的好处。因为基督教在欧洲早已天下无敌很多年，除了边境和伊斯兰教打打仗之外就没什么事了。闲着也是闲着，宗教人士又开始讨论起神学问题来。这可不是“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的时代了。有讨论就有分歧。基督教神学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斥责对方是异端，展开了激烈的学术辩论。这辩论可不轻松，要知道异端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不小心被人打成了异端，是可以判火刑的。为了取胜，神学家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了出来。而说到辩论，哲学要说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了。自我陶醉了多年的神学家们这才意识到希腊哲学的价值。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开始用各种办法从东方获取希腊文献。哲学的魅力如此之大，1215年罗马教皇的使节还禁止学校讲授亚里士多德。到了1260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成了每个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这在欧洲又掀起了一段研究哲学的小高潮。此时的哲学被称作“经院哲学”。“经院”这个词听着好像很有学问，实际上经院哲学和教父哲学一样，基本没什么意思。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就可以了。托马斯的学问很大，被人称为“天使博士”，他写过两本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一听书名就知道，这是两本雄心勃勃试图包罗万象的著作。不过到了晚年，托马斯经过一次神秘体验后，认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写不出来的。和他从神秘体验中获得的启示相比，他写过的作品“都是稻草”。《神学大全》写了一半就不写了。即便如此，托马斯仍旧是经院哲学的高峰。他的理论对基督教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新托马斯主义都还是天主教的重要思想。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集大成者是怎么解释上帝的。托马斯提出了五个方法证明上帝存在。这五个方法形式相近，我们只举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大致概括为：世上万事万物都要有另一个事物作为它的原因。那么必然存在一个最初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上帝。这个思路很精彩，它能够完全从逻辑演绎而不是神学教义上推导出上帝的存在。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很多哲学学派，也是用类似的形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但是假如您和我一样，并不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这个证明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因为，从追问人生意义、追求个人幸福的角度说，上帝对于我们普通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而且，人类的灵魂必须永存不灭。换句话说：第一，上帝必须能够知道我们一生中所有的行为和遭遇。第二，上帝必须有无上的善良以便能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公证、评判。最好这评判标准还能事先公开，比如通过《圣经》的教诲。第三，上帝也必须有无上的能力，可以对每个人实行奖惩。第四，必须保证每个人的灵魂不灭，这样未来的奖惩才有意义，不至于让我们陷入虚无的深渊。只有上帝具备了以上能力之后，他的存在才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安慰，才能够指引我们的行动。然而托马斯只能证明世上存在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巨大力量，却无法证明那股力量就是上帝，以及上帝能够具备以上几点能力。而且，托马斯的证明本身也有问题。罗素对此反驳说：那什么是上帝存在的原因呢？如果“万事必有因”，那么上帝的存在还要有自己的原因，上帝就要依赖于外物存在，那么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假如说并非“万事必有因”，那我们就允许有事物不依赖原因存在，那么万事最初的原因既可能是上帝，也可以是其他事物。这反驳听上去像是诡辩。问题是托马斯想靠纯粹的理性证明上帝，那就得服从逻辑规则。而罗素的反驳说明了，托马斯的论证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对上帝不能令人满意的证明说明了，用哲学推导神灵这条路终究走不通。实际上，用哲学去证明宗教，本身就有一个致命的漏洞。经院哲学家想得挺好，他们用哲学去证明宗教，为的是让宗教也能符合理性的考验。但是别忘了，怀疑是哲学的核心精神。当神学家们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上帝有可能不存在吗？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基督徒绝不能质疑上帝的存在。那么可以说，从神学家们把哲学引入神学的一瞬间起，他们就已经开始背离自己的信仰了。在哲学史上，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地位也比较低。哲学史家们常常嘲笑经院哲学的无聊，最常用的例子是说，经院哲学家们会讨论“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多少个天使”、“一个生来就有两个头的怪物，应该被作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接受洗礼”之类无聊的问题。不过说来有趣，就在这么无聊的经院哲学时期，却出现了一个对后来的科学发展极为重要的理论。它由一个叫做奥卡姆的教士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提出来，被后人称作“奥卡姆剃刀”。这条定律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极为重要，以至于我们在后面打算用很长的篇幅介绍和研究它，所以在这里就略过不谈了。我们继续聊历史吧。此时哲学在欧洲的地位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孙子。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托马斯就说过，“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只能用来服务神学，不能怀疑神学，更不能凌驾于神学之上。不过算了，不管是孙子还是婢女，好歹哲学是传下来了。不久，教会就要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哲学即将挺起胸膛，整个欧洲的王公贵族都要为此躲在桌下瑟瑟发抖。但回顾哲学的发展之路，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哲学赢得并不轻松。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希腊哲学不过是一帮穿着白袍子的奴隶主在酒足饭饱之后的清谈罢了。实际上，哲学的传承浸满了鲜血。如果不是无数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兵荒马乱中怀抱着哲学典籍夺路逃窜，如果不是哲学家们从一场场烈火中抢夺滚烫的纸屑，如果不是千百万在历史上未留名的学究呕心沥血地翻译整理，我们今天不会触摸到那么多哲学瑰宝。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亡国灭族是最可怕的事。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去看，亡国并不一定是最可怕的。雅典亡国了，反而因此撒下了希腊文化的种子。在中世纪的基督徒看来，穆斯林是最可恶的人。但正是他们的敌人，才得以让西方最精华的文明保留下来，最终让基督教的神学家们也视之为珍宝。所以我觉得，对于文明来说，一国的衰亡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焚书，是毁掉学校，是用暴力消灭言论。打败仗了没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就行。而让人民获得幸福的方法，就在千百万文弱书生舍去生命保护的一本本书、一张张纸中。敬字惜纸，这不是书呆子话，这是文明之路。七、天国王朝公元1208年，一支由数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堂而皇之地跨过了法国边境，他们磨刀霍霍，即将对法国平民展开烧杀和劫掠。令人惊奇的是，沿途的法国军队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这一年开始，法国南部的居民饱受了长达20年的屠杀和抢劫，无人能阻止。一支没有国籍的杂牌军队竟然能无视一个国家的主权，公开烧杀几十年，这种情景在世界历史上实为罕见。这全是因为这支军队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支持者：罗马教皇。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一个教皇特使在法国的伯爵府中被杀。正好那地方盛行异端教派，教皇趁机宣布，凡是讨伐异端的士兵都不受国家法律约束，他们过去及将来所犯的罪都得到教会赦免，所欠的债不用付息。只用了短短几句话，教皇立刻组织出一支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据说当军队攻入比塞埃城时，士兵无法区别谁是异端分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说：“那就把他们都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一个没有国土、没有军队的教皇能这么牛？我们中国人大概难以理解。你想啊，欧洲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结果国王之上还有一个教皇。教皇既没国家也没军队，倒能对整个欧洲发号施令，这太奇怪了吧。中国就不是这样。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权和宗教总是互不干涉。即便宗教人士参与政治，也是以附属于皇权的形式，比如道士侍奉在信道的皇帝身边，趁机向皇帝进言而已。你听说过少林寺住持向天下发号令，说当今皇帝违反教义，命令全国和尚一起讨伐他吗？虽然有过白莲教、天平天国这样的起义，但在这些事件中宗教都是被政权利用的，而且起义也都没成功。为什么东西方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以为，原因之一在于对宗教的虔诚程度不同。中国人对待宗教有更多实用主义的倾向，一般人只有在现实社会里受到挫折了，才会去宗教中寻找解脱。而且佛教说的是因果报应，就算你不信佛，多做好事也可以有好报。不像基督教讲人有原罪，光做好事没用，你不信仰基督不受洗就进不了天堂。中世纪的教会认为，刚出生的婴儿如果没来得及受洗就夭折了，那也是要下地狱的。还要注意的是，那是一个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照片的年代。人们的信息来源不过是百姓间的口口相传。按照传播学理论，在这种环境下，越是离奇诡异的谣言越容易传播。话说得远一点，翻开中国古代的文人笔记，里面都是拿各种神仙鬼怪的故事当真事儿记录，写这个的可都是当时中国最有文化的人啊。溥仪在自传里还说过，他小时候在故宫里，一天到晚总有太监上奏说前天梦见关公去打革命党了，昨天看见宫里的铜鹤活了之类的鬼话。说的听的都乐意信。读书人和贵族们如此，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所以在中世纪的欧洲，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天堂、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教会描绘的那个样子。据说保加利亚王就是因为见了一幅描绘地狱的壁画从而皈依基督教的。由于耳濡目染，很多平民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遇见了种种神话事件。比如一则当时的传闻说，一个妇人将从教堂领来的圣饼放到蜂巢里保佑蜜蜂，蜜蜂便在蜂巢外面建了一座小小的教堂报答上帝的恩赐。甚至人们还相信，当教皇利奥九世渡过阿尼埃内河的时候，河水就像《圣经》里记录的摩西分红海那样，自动分开让教皇通过。那时还有人在爱尔兰挖了一个洞穴，有些人声称他们进入洞穴并看到了真正的地狱。后来这个洞穴越来越有名，人们蜂拥而至，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关注此事，最后以欺诈的名义下令关闭了这个洞穴。在众多类似事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圣女贞德，只因为她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启示，结果她一个没念过书、没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农村少女，却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进程。除了老百姓的虔诚之外，教会也乐于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