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纽约港弯曲的周边长达700英里，港口的中心是沿着曼哈顿西边的长约4到5英里的码头和装卸处。远洋轮船在这里进港。大量的货物和产品——有的在该城市消费、有的要运往内地，以及从东部工业区运来要出口国外的货物，都在这里装卸。但是，曼哈顿是一个岛屿，其不利条件是独特的。虽然许多一般吨位的货物都在狭窄的曼哈顿装卸，但是该岛本身却没有一个与铁路干线直接相通的轮船码头。铁路运输的货物与轮船之间的来回运输，不得不使用驳船在港内来回驳运，或者采用卡车运输。但是，在码头之间的水域的宽度，既不足以停泊远洋货轮，也不足以停靠沿着轮船四周游曳的卸下或驳运散装货的驳船。因此，严重的堵塞和迟滞产生了昂贵的运输费用。而码头本身的狭窄给卡车在码头上的往来造成了混乱。纽约只有少数码头能适应犹如庞然大物的40轮运货大卡车，所以，对大多数码头来说，货物必须在码头外边拥挤的街道上进行装卸。堵塞如此厉害，等待时间如此之长，以致大汽车运输公司对在都市地区的轮船码头的运货规定了罚款率。　　作为这些陈旧过时设施的一个结果，码头作业费用，曾是航运业务中的一个小因素，在许多情况下开始超过船只折旧、船员工资、保险、日常用品、管理费用、维修和燃料用油等开支的总和。码头装卸费用成了最大的一笔码头费用，占船运总费用的50%。如果一家船运公司要想在经营中盈利，它就需要快速地“周转”，即快速地装卸和快速地运输。为此，它需要有随时待命而又驯顺的劳动力。　　　　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形成　　　　船运按照惯例是一种“不定期的”业务。该行业本身是季节性和周期性的，业务量受战争、由于政治原因对商路的封锁等因素的影响。个别船运时间表受天气变化、港口迟滞、散装货寄售的种类等等的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变动很大，它取决于在港的船只数量。为了快速地“周转”，船运公司需要有过量供应的劳动力随时可以调遣使用，他们可以在一周内最忙乱的几天里连续长时间地工作，在空闲的时间里耐心地等待下一班船的到来。　　因为船运公司的需要是不定期的，所以大多数的船运公司不直接雇用码头工人，而是与装卸公司按船只的装卸吨位签订合同。大约60家这样的装卸公司雇用了所有的码头工人，它们与船运公司一起组成了纽约船运协会，该协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工会进行谈判。　　历史上，保持必要的过量劳力供应的方式是一种“公开的临时工雇用制”，即鼓励所有的临时工聚集在码头，然后以吉普赛人的方式挑选工人。对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空闲的卡车司机甚至对一个不当班的城市消防队员或警察来说，这个体制是捞点外快的捷径，尤其是在周末或晚上，那时一般都有加班费。数千名这样的工人在码头上付出小段不规则的时间。但是，对数千名寻找固定生计的工人来说，公开的临时工雇用制的条件以及这种体制所鼓励的偏袒关系是不可忍受的。　　在二战之前，所有的雇用都是通过公开的临时工雇用方式进行的。每天两次，上午在7点55分，下午在1点钟（必要时晚上进行第三次雇用），人们在码头前排成松散的半圆形，被“雇用临时工的老板”挑选去干半天的活儿。没有任何正式的体制通知人们每天哪里有活干。有些人是从码头的布告牌上看到通知，有些人是通过聊天得知的，有些人则是看到报纸和行业报得知的。如果一个人在上午7点55分没有被雇用的话，在这一天里他就不大可能有得到工作的机会。由于不知道港口的哪个地方可能有工作，他就蹲在原来的码头上等；即使他确实到了其他码头，很有可能他来得太迟，其他临时工得到了工作。在缺乏任何信息时，人们聚集在他们往常获得工作的码头上。这样，每一个或每一组码头往往会建立起自己的劳动力队伍。一些码头工会分会，如968号分会——其成员全是黑人，没有特定的码头，因为它被一个意大利分会挤出了布鲁克林码头，它的成员在城里到处游荡，或者在哈莱姆【哈莱姆，纽约市曼哈顿区上城的黑人居住区.】试图建立他们自己的“职业介绍所”。　　1942年4月，当时的战时船运管理局负责人海军少将兰德严厉批评临时工雇用制，认为它效率不高且混乱不堪。因为劳力缺乏，为保险起见，公开的临时工雇用制即随机地挑选一群人的做法被修改，办法是形成稳定或固定的保持完整的团伙，首次试着在该团伙固定的码头找工作。（战后，固定团伙制在哈得孙河的大多数码头保留下来。其他那些沿着东河和布鲁克林的码头又回复到公开的临时工雇用制，或者雇用那些到处迁移的团伙。）　　固定团伙制使新组织的形成成为可能。战后在纽约滨水区爆发罢工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及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罢工事件，只有当某种形式的固定化雇用制出现后才有可能发生罢工。　　码头临时工雇用制显然给船运公司提供了所需要的流动劳动力。1946年，战后高峰年，码头上总共雇用了6万名工人。　　1950年，因为船运业的衰退，这个数字减少到4万。这是总的劳动力供应状况——固定工和临时工。实际上，“全日制的”码头工人总共在1.6万到2万人之间；其余的人都是临时工。关于固定集团，只有5%到8%的人每年工作2 000小时（即每年工作50周，每周工作40小时），20%到25%的人每年工作1 200到2 000小时，其余35%到45%的人每年工作700到l 200小时。一个纽约码头工人又低又不稳定的收入地位的最简单的显示就是，银行和金融公司都不给予码头工人个人贷款，公共或私营的住宅区通常也不接收这些低收入的码头工人为租户。　　　　包工头和劳工　　　　临时工雇用制往往突出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和不保险性。在一个强壮的头头领导下，码头集团壮大起来，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找到工作，非法团伙活动便成倍地增长了起来。一个人握有两张社会保险卡就可以为一张卡工作最少量的时间，然后收取保险金，而同时为另一张卡定期地工作。或者用多余的工作卡来虚报工资表，办法是在花名册上加一个虚构的工作团伙，多余的钱就可以在包工头、工资表上的职员和集团之间分掉了。这种类型的虚报工资表以及高利贷和其他寄生虫式的做法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有“黄铜支票”【向非技术工人支付工资的老体制。一个工人为每天所做的工作得到一张黄铜支票，这些支票到了周末时可换成现金。这样，簿记工作量被最小化，很少有保留的记录。由于人们也曾以这种方式付钱给妓女，这一词语，尤其是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会员中间，成为一种轻蔑性的词语，艾普顿·辛克莱尔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该词语作为一本关于“被供养的”报界的著作的书名。】的存在，这种“黄铜支票”体制当时在美国其他产业已经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有这种做法了。工人们通过上缴黄铜支票来领取报酬，但其他人也可以这么做。因此，那些在发工资日前手头已没有一个子儿的或者急需钱支付账单的码头工人，会折价卖掉他们的支票以换取现金。装卸公司对虚报工资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与一个能驱使工人多干活的办事灵活的包工头所获得的更大的利益相比，这些钱算是小意思了。　　在码头上的关键人物是“雇用临时工”的老板。虽然雇用临时工的老板实际上只是一个包工头，是一个管理代表，但所有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都是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由当地工会指定的；很少有哪家船运公司或装卸公司指定一位雇用临时工的老板。作为一个关键的有油水的工作，挑选哪个人担任这一工作的选择权就落到了工会官员手里，他把这份工作给自己的朋友作为一种交易。　　在许多码头上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都有犯罪记录，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家大型装卸公司的官员在解释该现象的原因时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我可以从雇用一个厉害的有犯罪前科的人和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之间作选择的话，那么我会更愿意雇用那个有犯罪前科的人。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让他来当老板，他会把工人们管得服服帖帖，让他们干最大量的活儿。他们会怕他。”　　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简称“国联”）的世界为什么工会能忍受这些情况呢？简单点说，为什么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能够像一个工会那样地行动呢？美国工联主义的经典格局，它的存在的理由，是工作控制。工作控制意味着限制工作数量或找工作的人数，以及一套明确的论资排辈的体系，这是为了在获得工作权时保证平等和保险。美国很少有工会在找工作的人中间鼓励激烈的竞争，也很少有工会容忍一种工作不保险的状态。但是，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却是这些少数工会之一。　　答案在很久以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法国先生爱德华·斯万斯特鲁姆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于1939年发表了一项题为“滨水区劳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仅仅作为事实的说明，[工会]官员和代表在保持高等级的会员身份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通过鼓励劳动力过剩，工会给公司提供了方便；通过控制临时工雇用制，工会领导对工人有一根有效力的大棒。　　实际上，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已不大像是一个工会，而更像是一群中国军阀，每个军阀统治着一个或大或小的省份。在纽约地区大约有70个分会，有些是以行业为基础，另一些则以地理为基础，每个分会的会员人数从1 000到l 500名不等。大约有30个这样的分会是码头工人分会，通常在地理上管辖一个或一小群邻近码头。另外，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也包括木匠、职员和检验员等行业分会，一大批混杂分会如：木材场工人、仓库工人、油类搬运工、驳船船员、拖船工人、粮仓工人、捻船缝工人、平底驳船监工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名字古怪的分会，如“轮船马和牛钳工”、“粒面状天花板装镶者”、“海上木匠”、“食糖样品检验员”、“谷物平舱工人”、“张帆杆检查和索具检查”工人等等。　　在分会内，较少的会员人数以及“面对面”的接触方式使得小集团有可能获得和“加强”控制。通过将固定工作分配给一些关系较好的人，从而建立起一个忠诚追随者的严密机制。其余会员则因此受到会失去工作的不公平待遇的威胁。在战后数年里，当有一些记录第一次保留下来时，这些记录显示，只有7个分会定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其他分会以公开投票方式进行选举，或者干脆不进行投票。　　破坏民主制的现象不仅在各个分会里很普遍，而且在各个选区里也存在。在纽约地区，码头工人分会组织成一个区自治会处理码头工人、检验员、货物维修员、保养员等等里面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个地区本身在政治上被不公正地划分为数选区。通过有意安排，有太多码头分会的会员人数是有名无实的。由于导致任何结果的一切行动必须经区自治会批准，持不同意见的分会很容易被对手以多数票击败。在重大罢工问题上，古老的投票体制使得高层官员能操纵投票结果。当要进行投票时，通行的做法是将投票箱放在从缅因到弗吉尼亚的每一个工会的分会里。投票总数通过电话报给“国联”的办公室，在那里进行制表，宣布结果，并将确认已收到投票总数的信函分寄给各分会。在1951年的罢工投票中，纽约州调查委员会报告说：“有证据表明，纽约港没有一个分会曾用电话或电报确认过报告。证据还显示了，在调查过的分会的记录簿上没有有关投票结果的永久性的记录……”　　　　非法团伙活动杠杆的支点　　　　在滨水区，控制一个工会分会意味着能得到比政治胜利所带来的普通收获大得多的利益。控制一个分会意味着控制一个码头，以及控制一大批在码头上酝酿的非法团伙活动。一个获胜的集团具有许多它可以支配的特权，包括赌赛马的赌注登记、放高利贷、拿工作回扣等等。所以经常发生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一旦得势就对敌手进行无情的压制。　　但是，最值得竞争的是“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控制“装货”及其丰厚的年收入是30年来在纽约码头上进行血腥的码头战争的主要竞争对象。“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是犯罪渗透和“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各部门进行充分操纵的关键，它在纽约滨水区历史上起着错综复杂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调节各大权力要素的作用，这一点揭示了问题的各个方面。　　公共装货是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下产生的。当船运公司将船上装运的货物存放在码头上的货棚里时，它们就不再对这批货物承担责任了。来提货的卡车司机不得不自己将货物装上车，或者请人帮助装货。所谓公共装货只是指下面这种做法，即雇用一个帮手去搬存放在码头货棚里的货物，然后用人力或用铲车，将货物从码头地面搬上在一旁等待的卡车的后拦板。只须把货物抬上一英尺半的高度。这样就算完事了。【因此，公共装货工不同于受装卸公司雇用的负责装船和卸船的码头工人。公共装货工起初大约与火车站的公共搬运工很相似，后者是不允许通过列车车门的。他们实际上是装卸公司和卡车司机之间的独立的“中间人”。】然而，为了在不同的码头上获得控制装货“许可权”，有20多人被谋杀，重要的船运公司经理受到威胁，整个工会分会都被匪徒接管，城市官员被说服对这些行为佯装不知。那么，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上述问题的答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码头上往返的运货卡车的数量大为增加；滨水区的用卵石铺成的通道起初不是为了这种交通而建造的；该城市狭窄的码头也难以适应这种情况。长长的队列排起来了，等待所费的时间成了卡车运输中最昂贵的费用。与其付钱给司机帮手让他在卡车上打盹，不如派司机本人到码头，让他从旅店或附近酒馆的酒吧里雇用一个装货工。渐渐地，通过擅自霸占码头的合法化的过程，各式各样的个人开始宣称对各个码头上的装货业务拥有垄断权。起先，他们提供服务，后来，开始强迫人家接受服务；他们实际上开始对所有来往的车辆以典型的垄断方式收费。（卡车司机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付一笔“加急”费就可以排到车队的前面去了。）因此还设立了收费门。无论你是否需要装货工，你都得为这项服务付钱，在吨位的基础上还征收超重费。因此，行业非法团伙活动就建立起来了，非法团伙成员找到一个关键的道路交会处，就占据该处来发财了。　　魔鬼说，当你拥有一样好东西，你就把它组织起来。许多人就这样试了。阿尔法·约翰斯顿于1931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关于装货问题的系列报道中写道：“他们通过征服和军事占领控制码头。”可是，一个帮派的王冠就像是纳米祭司的金枝。一个人只有靠杀掉其前任才能继承王位。在20世纪20年代，滨水区王朝的十余个成员以飞快的速度相继登上王座。【滨水区最短的一任统治者是艾迪·麦克库勒，他只统治了5分钟。1928年，当领导职位空缺时，各码头领导聚集在哥伦比亚码头，以掷骰子的方式推选领导人。艾迪获胜了。5分钟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只有艾迪还留在那里。一个巡夜人发现他已经死了，身上中了5颗子弹。】　　然而在30年代中期，和平的局面得以确立。西区码头上各式各样的装货老板共同努力，组成了一个名为瓦里克实业有限公司的组织，作为匪徒们集中装货业务的中心机构，以强制手段进行经营。该组织的信息服务效率如此之高，它甚至保留着每一批装运货物的精确标签，无论这些货物是以铁路还是水路运到该市的。各种各样的装货工，通过该机构的介绍，到各个终点站去，察看货物重量和运输公司和收货人的名字，并开一张装货票——无论有无提供装货服务，上面列出了收费金额。然后，收款员就巡回收款了。如果有人拒绝付款，瓦里克公司就通过其工会联络网发动工人怠工，或者向不愿付款的托运人威胁要举行罢工。　　曾一度帮助选举了坦慕尼协会领导人的瓦里克实业有限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始调查它的经营状况时就解散了。装货工工头于是纷纷回复到原来的在独立的基础上控制地盘的办法。　　“斗鸡眼”约翰·邓的职业生涯表明了，伴随着装货非法团伙活动发展的是丰硕的奖赏和不时发生的谋杀。邓曾先后在两家教养院和辛辛监狱服过刑，他于1936年来到滨水区。在谋杀了两人、打伤了一人之后，邓立即开辟了通向59号码头装货控制权的道路。1936年11月，他和助手们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并从“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得到了成立分会的许可证，分会名为“终点站检验员和平台操作工，1346——2号分会”。邓计划要利用这个分会去控制码头上的装货业务，而且还要利用它来控制内陆货运终点站上的装货业务。邓没有组织工人，他只是去找雇主们，“谈成”一个合同，然后告诉货物搬运工说他们属于他的工会。第二年，邓拓展了活动范围。他终止了“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许可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终点站检验员”、“平台和办公室工作者”的名字从“劳联”获得了3个联邦许可证。这些许可证是分别给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邓亲自担任业务代理和纽约分会的副主席，而他雇用的打手“斜眼”安德鲁·夏里丹则成了泽西分会的组织者。通过这些分会，邓成为货车运输业内的重要人物，同时还控制着许多码头。　　在战后不久的1946年5月，一个名叫安东尼·欣茨的人被指定为51号码头的雇用临时工的老板。欣茨拒绝与邓合作，尽管受到威胁，他坚持抵制达数月之久。1947年1月8日，当欣茨走下他家的楼梯准备前往码头时，3个人走上前来，其中一个向他连开6枪。欣茨在死亡线上挣扎了3天；当他的生命濒临衰竭时，他告诉警察说：“是邓开枪射我。”理由很简单。正如邓的伙伴“斜眼”夏里丹对警察所说的那样：“想要控制码头你就得控制装货……安东尼·欣茨是装货工的头儿”——他成了绊脚石。夏里丹说，光一个码头的装货的利润每周就有900美元左右。　　有一段时间，邓似乎要指出其他与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有关的人员的名字。然而，他继续保持了沉默，1949年7月，邓和夏里丹上了电椅。　　在战后数年里，公共装货勉强准许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并开始制度化了。这个过程开始时很不协调，当时装货业务里的敲诈勒索行径快要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1948年秋季，身强体壮、性格坚毅的约瑟夫·阿德兹，当时是货车运输公司协会的总裁，准备向此宣战了。“我们已经受够了，”他说，“关于装货费率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体制，没有规则，没有任何方式的控制。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已经尽量做了力所能及之事，尽管他们手上有枪，我们也不愿再让步了。”　　货车运输公司要求船运公司（他们是承租人）或船运公司的装卸代理商来接管装货业务。这就意味着要由船运公司制订固定的收费标准来终止非法团伙活动。但是船运公司拒绝了。　　它们所关注的是船只的快速周转，若要如此，它们就需要一支庞大又驯服的劳工大军。因此，它们需要一个“合作的”工会分会；此时，各分会都由非法团伙成员所控制。此外，由于码头集团可以给货运造成耽搁、进行怠工或举行罢工，它们能够对船运公司产生有害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与匪徒合作并收买他们对船运公司是有好处的。　　所以，船运公司拒绝处理装货业务。实际上，货车运输公司也不想处理装货业务。它们反对的是任意的、不确定的费率，这使得它们很难向自己的客户收取合理的附加费。它们所要的是稳定和秩序。　　“国联”主席约瑟夫·瑞安在公共装货工和货车运输公司之间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货车运输公司同意：作为对规定统一装货费率合同的回报，它们愿意牺牲自己处理装货的权利。合同签订了，但是非法团伙活动仍在继续。在货车运输公司再次投诉后，调查委员会委员穆塔要求船运公司亲自接管装货业务，或者书面指定有权经营码头业务的公共装货工处理该业务。到这时为止，甚至连装货工们的正式身份还不知道；付款都是用现金支付的，既无账本也无任何记录。船运公司考虑到装货工的力量，拒绝亲自接管这项工作，于是就着手指定同样的那帮人作为合法的被指派处理装货业务的人，这些人已经控制着各个码头，其中许多人有犯罪记录。该城市这种软弱姿态的后果是，码头上的公共装货工正式得到了官方承认。公共装货工虽然实质上是独立的承包人，这时正式成为码头工人工会的成员。装货工与货车公司协会商谈了装货费率。纽约的装货业务“合法化了”。　　“装货业务”的微妙之处在于：它给几乎没有投资而获得暴利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合法的面具，而不是指使打手进行恐吓；它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收入，像死亡和税收一样有规律，只是受正常的商业周期变化的影响。　　对社会学上的调查而言，非法团伙活动的真正重要性在于“装货业务”只有在纽约滨水区才存在。在旧金山、新奥尔良、巴尔的摩、费城以及美国其他重要的海运港口，从来没有出现过装货非法团伙活动。有许多当地的或历史的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缺乏，但是关键一点是，其他这些港口的空间上的排列使装货从未获得“功能上的”重要性。除纽约之外，所有这些港口都有铁路直接通到码头，所以货物的转运既容易又快速；在这些港口，也没有纽约的那种迫使卡车等待的、积起“超时费”的或导致码头外装货的拥挤堵塞的狭窄的街道格局。这里存在着一个“经济模型”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部分可以解释何以存在或为何没有非法团伙活动。　　　　“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历史　　　　在工会的背景或性质里，是什么因素使它走向难以收拾的境况呢？　　如果与城市政治上各个相互竞争的种族集团的复杂背景相比，“移民”工会的政策和策略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些。正如纽约的“犹太人”工会——女士服装工人、混合制衣工人和制帽工人——在产生和发展初期就与社会主义政党交织在一起，同样，在纽约的“爱尔兰人”工会——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和建筑行业——与坦慕尼协会及其特权体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许多早期的建筑工人、承包人和装卸工人都是自力更生的工会成员。他们通过获得铺路、拖运、建设等城市合同而慢慢发展起来。在这些努力过程中，他们经常得到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的帮助。在这些互相勾结的过程里，一张复杂的友谊和政治联盟之网出现了。除了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失败历史，码头工人工会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码头组织在东海岸有一段零星的历史。19世纪70和80年代，一群工人组成了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想要稳定码头秩序。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爱德华·麦克休的英国人作出了更加坚定不移的努力，他是伦敦和格拉斯哥码头工人工会派到纽约来组织码头工人工会的特使，目的是对付顽固的雇主，希望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采取工会行动。麦克休组织了美国码头工人工会，但是和当时其他许多工联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政治了。1886年，麦克休和羽翼未丰的码头工人工会参加了亨利·乔治的市长竞选，但在第二年，当联合工党的联盟垮台时，工会衰落了，麦克休回到了伦敦。　　在20世纪到来之后，西区的一个名叫迪克·巴特勒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复兴了纽约的码头工人工会组织，他接受了该组织的旧名称，重新启动了独立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巴特勒在年轻时曾当过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不久就发现了政治的享乐之路，他发现百老汇花花公子和酒馆老板的舒适生活更合他的胃口。但是，经过所有这些人生经历，他在工会里一直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前纽约警长和坦慕尼协会里的反对派大富翁德弗里的追随者，巴特勒意识到工会是一个用来做政治交易的方便的基地，在坦慕尼协会候选人的选举闹剧中，他可以利用工会获取——和保护——他的选票。他采取的集体谈判的方法是原始的。在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复兴后不久，他为码头工人们争得了每小时增加三美分工资。“我设法做到了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接下来和富兰克林作推心置腹的谈话，他现在是国际商船队的头儿。”直到现在，个人接触是支配“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谈判的方法。　　同时，在1892年，“五大湖地区木材搬运工人”工会在布法罗成立，它依附于“劳联”。一年以后，其管辖范围扩张到所有的码头工作，第二年，即1894年，它改名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在奥康纳的领导下，该工会在五大湖地区开始发展，奥康纳曾是五大湖地区修理拖船的船坞工人。1906年，奥康纳成为五大湖地区领照拖船工人保护协会的头儿，后来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头儿。　　1912年，奥康纳似有“强行挤入”东海岸之势。为了避免手足相残，迪克·巴特勒将他的码头工人工会保护协会与国际码头工人工会合并，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第一个大西洋地区的主席。第三个人的加入组成了早期“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领导层的三头同盟。他就是意大利的职业拳击手保罗·瓦卡利，他的化名保罗·凯利更为人所知。瓦卡利是在一艘运垃圾的平底驳船上开始其事业生涯的，他不久就组织了平底驳船平舱工人工会。他走上岸，像巴特勒一样，在保持工会工作的同时经营酒馆生意。政治自然而然地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老提姆·沙利文的影响下，瓦卡利成为下东区的政治老大。他在琼斯大街上的酒馆名叫“小那不勒斯”，是纽约本地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如“修士”伊斯曼、“六指”墨菲、“九眼”唐尼根、雅基·雅基·布雷迪和老杰克·齐利格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权力上的三头同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合。1917年，迪克·巴特勒开始向奥康纳挑战。当然巴特勒需要一些军费，他向其政治上的和黑社会上的朋友求助。在百老汇各处的所有赌徒都给巴特勒的战争基金捐过款。（阿诺德·罗德斯坦是黑社会的金融家，捐了l 500美元。）巴特勒只是说：“赌徒对我很感激，因为我在盖诺统治期间保护过他们。”巴特勒还得到了大西洋区及其两个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约瑟夫·瑞安和阿尔·马里内利的支持。巴特勒还得到了三巨头中的另一成员保罗·瓦卡利的支持，但是，像古典文学中常发生的情节那样，瓦卡利在最后一刻背叛了巴特勒，转而支持奥康纳。巴特勒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输掉了。　　两年后，即1919年，巴特勒在加尔维斯顿作了第二次尝试。他想说服约瑟夫·瑞安去竞选主席之职，但后者拒绝了。当老迪克去参加工会会议时，他惊讶地发现他和同伴马里内利均被拒绝给予席位。巴特勒攻击奥康纳是破坏罢工者。后者反驳说，巴特勒和马里内利组织了一家私营侦探所，向工人们“勒索”“保护费”。巴特勒在抗议这些指责时说：“为了支持这项善举，我们每年向每人收一美元，这是组织劳工的普遍做法。奥康纳对这一切很清楚，但是他却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反对我们。”　　巴特勒在1919年那次著名的港口大罢工中，以惊人的方式争夺权力。在战争期间，生活费用直线上升，但是政府的“国家调整委员会”却将码头工人工资仍然压制在每小时65美分。　　工人们要求规定工时的工资为1美元，加班时间的工资为2美元；他们却只得到“伍尔沃思【伍尔沃思，一家百货商店，由商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思创办。1897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开办第一家“五分一角”零售商店。】式的提薪”——规定工时的工资加5美分，加班时间的工资加10美分。工会的普通成员不理睬领导，15 000名码头工人罢工，港口完全瘫痪了。由于未能控制工人，奥康纳宣称港口已经由“码头工人中不负责任的歹徒”所接管，码头工人们“受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冲动地举行未经批准的罢工”。但是这些“颠覆分子”的领袖正是迪克·巴特勒。纽约市长希伦和泽西市长弗朗克·海牙令人不可思议地——也许也不那么奇怪——支持巴特勒，希伦是威廉·朗多夫·赫尔斯特的傀儡。事实上，当船运公司想将一些破坏罢工者（或工贼）安插在泽西码头时，弗朗克·海牙的警察坚决反对他们。暴力在整个港区突然爆发。罢工者坚持斗争了4个星期。最后，通过劳工部长威尔逊的干预，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是希伦市长、瓦卡利和詹姆斯·休斯。希伦和巴特勒向码头工人许诺一个新的补偿方案，罢工者才回到码头继续工作。　　作为对奥康纳在1919年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报，哈丁总统任命他为船运业董事会的成员；柯立芝总统任命他为该董事会的主席；胡佛总统重新任命他担任该职；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将他赶下了这个宝座。巴特勒重新回到坦慕尼协会的政治活动中去了，被吉米·沃克任命为“白象”布朗克斯区终点站的监管人。约瑟夫·瑞安接替瓦卡利担任工会的副主席，最后成为“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巴特勒漫不经心地说：“约瑟夫·瑞安1913年在我手下时逐渐适应了，如果他没有忘记我教他的那些花招，他应当能应付得了。”瑞安的确如此。在25年的时间里，约瑟夫·瑞安成了国联的卫道士。他68岁仍然身健体壮。在对被牵涉进去的某桩罪案表示悔过之前，他是坦慕尼协会绅士中一个卡通式人物：西装革履把他的大块头裹得严严实实，粗壮的手指上戴着硕大的珠宝戒指，一个像球一样的鼻子搭在一张满是横肉的脸上。瑞安时常出没于百老汇游乐场所，好吃好住，纵情享乐，偶尔也到豪华的切尔西旅馆去品尝鱼子酱。依他后来供认的话说，他爱吃鱼子酱的癖好是在装着俄罗斯产美味佳肴的箱子经常在卸到码头上时被摔开的那些日子里养成的。　　对于约瑟夫·伯特里克·瑞安来说，生活并非生来就如此称心如意的。他生于1884年。父亲是一位庭园设计师。他早年丧父。不久，其母也随父而去。约瑟夫在与哈得孙河毗邻的环境恶劣的西岸长大。在“良好的”切尔西传统熏陶下，在读了6年书之后，他在12岁时离开学校。他干过多种工作。他做了5年半的电车管理员和两年的小车巡查员。在对这些工作感到厌倦之后，在1912年，约瑟夫找到了一份码头临时工作。不久，因其天性活泼好动，拳头又硬，并且能说会道，他成了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在初到码头的那一年，他在码头作业时，一个挂在吊索上的重物破碎后掉下来砸到他的身上，致使他部分伤残。约瑟夫所在的第791分会为了照顾他让他担任非全日制的财务秘书。从那以后，约瑟夫没有做过装卸工作。在3年时间里，他的那份工作由兼职变成了专职。约瑟夫·瑞安于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位老练的劳工政治家，他在1918年成为该工会的国际部副主席，1927年成为该工会的主席。1943年，一次隆重的集会选举他担任该工会的终身主席。10年以后，他在四面围攻之下灰溜溜地下台。　　尽管约瑟夫·瑞安象征着对码头装卸工人的“爱尔兰人”统治，但是实际上这个工会一直是以意大利人占多数的。瑞安之所以能够做老大，是因为拥有坦慕尼协会爱尔兰领导权的他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而要让警察局不干预非法团伙就必须赢得政治上的支持；是因为他有“面子”，他可以与托运人打交道，而意大利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抛头露面；此外，还因为约瑟夫·瑞安使意大利人处于严重的孤立状态。　　严重的地理分割是政治隔阂的基础。沿着哈得孙河，几乎所有的西岸码头都在爱尔兰人的控制之下。这些码头是建得最早的码头。作为较早的移民，爱尔兰人聚集在这些地区。西岸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人生活在码头附近，生活在切尔西以及介于纽约市闹市区和哈得孙河之间的富裕地带。酒店和教区住宅把他们的生活联结了起来。他们很少搬迁。他们是孤立的团体，与纽约市里的其他种族团体毫无瓜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船运业的发展，拥挤的哈得孙码头已经不堪交通的重负，于是在布鲁克林、斯塔滕岛和霍博肯，新码头和新堤岸建了起来。与这些码头相毗邻的是贫民区，意大利人就生活在那些社区里。他们就在码头上找工作。并且，在非法酿酒业、赌博业和毒品交易领域拥有深厚根基的意大利非法团伙头目迅速地转移到了这些码头上。　　在布鲁克林，非法团伙控制的核心地区是“国联”的6个所谓的意大利地方分会。其4 000名成员在从布鲁克林大桥到第20大街的南布鲁克林码头工作。在20年的时间里，这些分会被臭名昭著的伽马达家族及其地下合伙人所把持。在那些年里，这些合伙人包括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乔·阿多尼斯以及其他有名的意大利非法团伙成员。1939年，一位名叫彼特·潘多的普通工会成员领导因为在滨水地区抗议敲诈和掠夺而遭到残酷杀害。两年之后，他的尸体在新泽西的一个石灰窑里被找到。由于这起凶杀案，“凶杀组织”的主要执行者阿尔伯特·阿纳斯达西亚被逮捕。尽管非法团伙的前杀手阿利叶·塔尼帮作证说阿纳斯达西亚曾经亲自部署了这起凶杀事件，但是地区检察官威廉·奥德威尔毫无理由地没能坚持对此提出公诉。（这个案件在多年以后奥德威尔当上纽约市长时还困扰着他。由基弗维尔委员会提出的释放阿纳斯达西亚问题，奥德威尔从来没有作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在紧接着潘多凶杀案的调查中，布鲁克林大陪审团披露，1940年，这6个分会掠夺了数十万美元的财富；但是，神秘的是，其卷宗要么失踪，要么被焚毁。在这次凶杀案之后，尽管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声明对布鲁克林分会进行改革，但是伽马达家族仍然有效地保留着对这6个分会的控制，阿尔伯特的弟弟托尼·阿纳斯达西亚后来逐渐取代了伽马达家族。尽管托尼在1946年曾经带领一帮罢工破坏者支持过菲尔普斯一多奇公司，但是他仍然成为艾里克·贝新码头帮的头目，并且在不久成为整个布鲁克林滨水区的老大。　　　　政治妥协的样式　　　　对了解犯罪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一个城市的政治结构。四十多年来，通过坦慕尼协会的监督、管理以及改革，滨水区已经变成了一块受到保护的孤立的小块政治地盘。之所以会这样，既是因为想要保持滨水区现状的工商界的单纯关系的缘故，也是因为它所纳贡的政治机构的缘故。　　在纽约港作业的有155条海航线，十来个大型（及20个小型）装卸公司，五六条重要铁路线，以及一些拖船经营者等等。　　在熟悉行内规矩的过程中，“精明的”商人不得不学着少遇到麻烦。而最大的麻烦来自政治。由于纽约港是一个市辖港，商人不得不同该市商谈码头租用事宜，取得各种执照，并学会同港务和航空局打交道的办法。要是没有一点儿政治手腕，要是没有一定的政治后台，那么他将必败无疑。　　大约50年以前，坦慕尼协会臭名昭著的领导人查尔斯·F·墨菲提出了开发码头承包资源的可能性。在1905年10月1日《纽约世界》上的一项当时的统计说：“在墨菲担任坦慕尼协会领导人期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主要通过对于码头处的控制，他的皮包公司获得了总计达3 000万美元的合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西伯里调查表明，北方德意志利里欧伊德公司给美国民主党俱乐部支付了5万美元以竞得该市刚刚筹建的一个新码头。这个码头本身向市府开价633 000美元，通过坦慕尼协会领导人乔治·奥尔维尼的法律事务所，向市府开价却达到了300万美元。这个历史在每一代人中一再地重复着；1947年，在奥德威尔执政时期，试图租用一个码头的一位走私者被告知，如果他想要见到坦慕尼协会实权派人物克莱伦斯·尼尔，那么就得支付10万美元的服务费。作为这些内幕被披露的一个后果，奥德威尔的港务和航空局局长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被辞退，但是都平安无事。　　由于坦慕尼一直具有重要的渗透力量，国联在纽约的权力资源之一是它在坦慕尼协会的影响力。从1928年到1938年，约瑟夫·瑞安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称“劳联”）中央职业和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在那个位置上充当政治运动中的“劳工”代言人。因此，由劳工作出的正式政治保证实际上来自约瑟夫·瑞安。说得更明确一点，码头装卸工人同卡车司机结成了长期联盟，那种联盟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它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持着坦慕尼的斗争。在主要由爱尔兰领导人组成的“西岸”坦慕尼集团中，瑞安一直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他在1938年选举后来的米歇尔·J·肯尼迪进入国会中起了推动作用。再后来，肯尼迪被选举为坦慕尼协会的领导人。　　多年来，国联之另一个隐藏的权力资源是约瑟夫·瑞安同一位著名纽约商人所建立的一种奇怪而稳固的友谊。那位商人名叫威廉·J·麦科马克。他经营着港务和商业等多项业务。在30年时间里，麦科马克是民主党政治中的一股潜在势力。他是强大的美国货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多年担任该公司的副董事长，那家公司的董事长是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在一些大宗承包和运输投机中，他是桑姆·罗索夫的伙伴。【据说（也许是有人杜撰的），麦科马克与罗索夫是以一种独特的合伙关系发迹起来的。罗索夫有一份把所有煤渣和灰从市建筑物包括学校中搬运出去的合同。而麦科马克则获得了一份纽约市铺设城市街道的合同。罗索夫把煤渣倒到西岸空地上。麦科马克的卡车则从那里装运这些煤渣用来铺设该城市的道路。】政治上有后台的罗索夫是转混水泥公司的所有人。那家公司拥有大量城市合同，并且向建筑包工头们供应建筑材料。他的摩拉尼亚石油公司向纽约市供应汽油。他最大的企业，泛斯蒂维多尔公司，专门从事卸下通过宾夕法尼亚铁路运人纽约市的所有货物，主要是每天运人这个城市的所有水果和疏菜的业务。实际上，多年来，麦科马克充当着宾夕法尼亚铁路在纽约政界中的代理人角色。　　麦科马克同约瑟夫·瑞安的友善关系由来已久。实际上，麦科马克早就担任约瑟夫·P·瑞安协会年度宴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职务。那个协会是一个兄弟会，通常每年举办一次奇特的联欢会，会上聚集了市政名流、船运公司职员以及滨水区居民，像达蒙·兰扬小说描述的各种三教九流的人物【达蒙·兰扬（1884-1946）：美国小说家。其小说以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百老汇三教九流人物著称。】。由于他在工会圈里、在运输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中的影响力【按照餐馆老板图斯·肖在《纽约人’传略上的说法，麦科马克与国联的关系是如此友好，以至于麦科马克送给后者的长子一个银质吊货钩和国联的终身会员卡！】，由于他在商务领域的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实力，沉默寡言的威廉·麦科马克长期被人看作是码头的实际霸主或“老大”。麦科马克与瑞安的友谊似乎为他本人在国联对泛斯蒂维多尔公司处理上带来了极大便利。那家公司专营卸下宾夕法尼亚铁路运抵港口的所有货车。虽然国联在1951年开出的码头工作的工资是每小时2.1美元，但是在麦科马克码头工作的人，一个独立的国联分会的成员，每小时只领到1.54美元的工资（在这些码头的2 000余名雇员中每人每小时节省了56美分！）。其理由是，这些人是铁路“装卸工”而不是码头装卸工人。但是当有人提出这些人应该享受《铁路退休法》的多种福利时，他们又被说成是码头装卸工人。　　这种政治妥协的后果是最明显地抑制了对滨水区的必要改革。1948年，纽约港务局【由纽约和新泽西州特批的一个独立代理机构。它负责管理哈得孙河桥梁和隧道、该都市的机场以及一些港口设施。】向市里递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打算让码头像商务那样脱离政治，只受港务局管理。实施该项计划需要1.14亿美元的资金，以便在水上建立一个大型生产集散基地（替代低效而杂乱的华盛顿市场区块），包括连成一片的铁路卡车水上码头、一些新建码头，以及一个交通管理计划。这项规划将导致更强大的劳动机械化，减少等待的时间，更加灵活地制订就业规章制度——总而言之，这项规划的实施将使一个混乱而日趋解体的产业“合理化”，将重新利用这个港口，使它重获声誉。但是它也将剥夺麦科马克对某些码头的管理。这项提案被市府所否决。其理由是向市府担保的财政收益不够多。但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一目了然的：它将动摇诸多特殊利益。在哈得孙河的对岸，泽西市的生活简单而直接，那里的政治也显得野蛮冷酷而不加掩饰。国联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清楚地反映出政治妥协的意义。在泽西市，对于那些忠实于政治体制的人来说，码头仍然形成了取得工作保护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装运特许权是政治获胜的战利品之一。反过来，工作回扣和来自这些奖金的税额为政治机构提供了经费。　　变革时期从来就是一个绝妙的社会学实验室。泽西市海牙机构衰落之后的这个时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受非法团伙支配的工会和腐败的市政机构之间复杂而肮脏的关系。1948年，腐朽的海牙机构被一位反叛首领约翰·V·科尼所推翻。新上任的科尼市长的追随者们自然想要捞点好处。这位“守旧派元老”受到约瑟夫·瑞安的支持，而瑞安同海牙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罢工之后，达成了一项和解方案，科尼的人从此接管了D码头，而海牙——瑞安的装卸工人仍然控制着附近的F码头。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路奇·卢西亚诺的老搭档托尼·斯特罗，化名本德，领导的来自纽约的一个新非法团伙想要控制美国军用的林德大街码头。在其追随者的干扰之下，泽西市市政府大厦无法为它的信徒们在林德大街找到工作。科尼市长对此进行了干涉，他公开地污辱本德是一个“纽约暴徒”，并且把他的弟弟多米尼克，一位妓院老板，赶出了码头。最后，科尼只得息事宁人。他低声下气地渡过哈得孙河，半夜三更在一家纽约饭店里秘密会晤了本德。纽约地区检察官哈根揭发了这次会晤，并且称之为“黑社会统治着滨水区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证明”。　　船运公司对此毫不在乎，因为它们没有因这种控制而遭受什么损失。实际上，通过同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工会的平安相处，它们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好处。　　　　经济妥协的模式　　　　从1919年一战结束——在当时，人们罢工抗议政府的特别工资奖励——到1945年二战结束——在当时，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忽然爆发的罢工席卷了纽约码头——为止，一直存在着一个经济妥协模式。它保护了托运人和工会老大的利益，却损害了工人们的利益。集体协议的签订通常是在没有罢工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这些协议除了增加一点计时工资以外没有给工人带来任何别的好处。就业的开放性和严格的管理体系使工人们规规矩矩。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当劳工在全国范围内被积极地组织起来并且取得新成就的时候，尽管国联把西海岸丢给了哈雷·布里奇斯，他把刚刚组织起来的码头装卸工人从国联带到了产业促进会，但是它仍然有能力对涣散的纽约码头装卸工人采取强硬的措施。零星的叛乱主要发生在布鲁克林码头，共产主义者试图在那里在意大利工人中间扎下根来，但反叛很快就受到了镇压。　　25年来，经过新政的保护主义政策、产业促进会的积极进取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统一，托运人的统治地位无人能敌。　　但是，在1945年，经济妥协的模式忽然瓦解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重新建立。在二战期间，在同一个码头，工人们第一次以稳定的工作班组形式就业，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规范化。工人的命运同这个新体系的延续连结在了一起。工会分会变得日益强大，新的领导层开始崛起并挑战瑞安。另一个原因是不太明显的，不过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新的犯罪力量进入码头。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一直保持着对码头的严格控制；与此同时，尽管拉瓜迪亚从来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措施来清理码头，但是原来的哈得孙河西岸黑帮在拉瓜迪亚改良主义政府时期丧失了警察局的直接庇护。成熟的盗窃机会、战后船运业的扩张以及对于快速转运业务的迫切需求（这使得托运人更加容易受到罢工和误期的损害）、货运项目的机会，所有这一切促成了某些新的犯罪力量进入码头。在反叛瑞安的几乎每一次事件中，一些非法团伙分子都对反叛者给予了支持。正如默里·肯普顿多少有点溢美地评说的那样：“在双方都有地痞，只是有的地痞不扰民，而有的则扰民。”第三个原因是意大利帮的扩张。在阿纳斯达西亚的领导下，他们把其势力扩张到了布鲁克林和泽西码头一带。意大利人长期不满于旧爱尔兰人的统治，他们想要瓜分更多的好处。而他们可以打击瑞安的惟一办法是通过打击托运人，并且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战后时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风云变幻的时期。从1946年到1951年，由瑞安和托运人签订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协议都引发了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使港口陷入瘫痪的罢工。罢工是向不同政见者敞开的惟一道路。　　经过多年摸索之后，瑞安研究出了一套控制谈判局面的技巧。雇主们只代表纽约港的托运人和他们的纽约码头承包商。不过，工会团体由沿岸的码头装卸工人、收款人、卡车维修人员等等的代表所组成。无论其大小（有许多分会还不到50个会员），从纽芬兰到哈特拉斯角的4个国联大西洋海岸区域的每一个分会都有一张选票，再加上根据其成员人数的比例而分摊的选票。其结果是使纽约的大型码头装卸工人分会受到了歧视。并且，尽管协议是与纽约托运人签订的，但是整个大西洋海岸都对主要适用于纽约的合同条款进行投票表决。　　1945年10月，当合同谈判刚刚完成的时候，在哈得孙河低洼地带格莱斯线一带工作的码头装卸工人举行了罢工，因为工会调解人没有坚持把起吊载量限制在2吨的要求。瑞安公开指责这起罢工是“急性子”的做法。一天以后，大西洋工资大会一致投票接受这项新合同。尽管获得了“一致的”大会投票，不过，港口的主要异端分子，操纵着许多哈得孙河码头的第197分会，没有投票给予支持，并且有30 000名码头装卸工人听从它的领导。　　瑞安试图通过发表如下声明以迫使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他已经重新展开同托运人的谈判，并且有75%的人在复决投票时赞成回去工作。于是第791分会的领导权受到了动摇，但是一个新的成员进入了滨水区，那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基层委员会。它由一位名叫威廉·E·华伦的人领导，但实际上是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共产主义者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由一位名叫约翰·斯图本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制订了行动计划；威特卡默法律事务所的哈罗德·卡默，主要负责忠于党的路线的工会，成为这个基层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工人们的不公待遇是千真万确的，对瑞安的憎恨激起了他们的行动。　　在得到仲裁的许诺之后，工会普通成员的反叛和缓了下来。基层确实收到了由威廉·H·戴维斯提出的仲裁奖赏。工人们得到了每小时25美分的计时工资，而不是原来的每小时10美分的计时工资；取消第三种情形；一个工作l 350小时的工人保证有一周带薪假期的休假。　　为了加强他的管理，瑞安实施了“门户清理”。布鲁克林分会领导人华伦（由于未付到期款项）被驱逐出了工会。当问到可否允许他继续工作时，一位国联的官员说：“当然他可以去报到上班，不过假如他不能如愿，那就完全是他咎有自取，怨不得别人。”一天以后，华伦去哥伦比亚大街码头上班，并果然“咎有自取”。不久，华伦作出声明，说他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欺骗，并否定了威特卡默法律事务所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码头的动荡一直延续着。在1946年到1947年，第791分会发起了一些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大规模的罢工浪潮正在不断酝酿之中，到1948年终于爆发了。据推测，这场罢工的问题出在工资上。但是，让船运经营者感到害怕的原来是一个经济问题，后来那个问题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加班加点”问题。但无论它多么复杂，总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金钱问题，就像那些工会的核心问题一样。因此，值得在此作些详细讨论。　　一直到1945年，国联和纽约船运协会才规定44小时作为周工作时间，超过那个时间要算加班费。不过，在“休息时间”——即在晚上或星期天——的装卸工作要求付津贴或额外酬金。有时，一个人工作了超过44小时的时间，但是其44小时上班的班次有时是在晚上或周末，那么，那些班次就得付给他是平时1.5倍的津贴费。“超过”（44小时之外的时间）工资是平时工资的1.5倍呢，还是1.5倍的工资是以平时工资和奖金的平均数为根据的呢？大体上讲：加班费只应该作为平时工资来付酬，还是作为实际工资（包括奖金）的一倍半来付酬呢？在1940年获得通过的《联邦工资和小时法案》规定每周常规工作时间为40小时，问题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项联邦法案把超时具体规定为超过40小时后开始的时间。而装卸合同却把它确定为44小时。那么码头装卸工人现在该怎么样来算介于40和44小时之间的加班费呢？　　1941年，一些国联工人提出了一项法律诉讼，控告资方没有偿付真正超时工作部分的工资。他们的指控得到了工资和小时行署、7家不同法院（包括3家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的支持，并且最后在1948年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装卸合同违反了工资和小时法案。【美国最高法院的理由是：“休息时间”的工作时问不是加班时间，而是正常工作时间。因此加班费应该在实际工资的基础上计算。】托运人担心，作为判决的结果，他们有义务赔付数百万美元。此外，更难堪的是，他们将面临公开在战争期间的账目，以决定谁要拿出多少赔款。　　此过程将会使一切丑事曝光，包括虚报工资表、重复雇用和其他一些只有在串通好的基础上进行的勾当。因为在这期间，政府正在以本金加利息的方式赔付所有欠款，因此，这个秩序将涉及薪水册的修补、有副本的用工制度以及其他惯例，它只有在相互串通的情况下才做得到。所以，船运公司要求工会放弃关于加班费的所有申诉。这变成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问题。　　1948年8月，由于各政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杜鲁门总统于是出面干涉，断然拒绝了为期80天的塔夫脱一哈特莱【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是劳工管理关系法的通称。1947年国会不顾杜鲁门总统否决予以通过。该法律禁止一系列所谓“不正当”的工会活动，还授权总统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下令在80天内禁止何形式的罢工。】禁止令。　　就在那个禁止令期满的前一天，瑞安和托运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工会同意请求国联和船运公司一起免除根据《工资和小时法》要求支付给装卸行业的酬金并且同意放弃所有诉讼请求！瑞安也获得了每小时10美分的增加额，这是四小时“临时”工作的最低保证金，并且把带薪休假的工作时间从l 350小时减低到l 250小时。瑞安称它是一笔“好买卖”和一个“好协议”。但是工人们不这样看。他们再一次举行了罢工。这一次，瑞安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接受了罢工者，并且使罢工成为合法的。这是工会历史上第一次常规意义上的罢工。瑞安被派回去做调解工作，而雇主们遭受了他们自称的“一场彻底的失败”。不过，这场“彻底的失败”并非一无所获。来自工会和托运人的压力产生了1949年3月的一个国会法案，它否决了最高法院。通过把休息时间工作的津贴规定为加班费，这项法案免除了码头业主根据《工资和小时法》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且免去了从1940年到1948年期间本应偿付的款项的所有诉讼。就工会一边来说，这是一个少见的“牺牲性”法案：为了保证劳工和管理者的“和睦相处”，放弃本应合法地返还给工人的数百万美元。　　自从1948年罢工后的几年时间里，滨水区的动荡有增无减。“斗鸡眼”邓事件加重了这种紧张气氛。在被囚禁在辛辛死牢里期间，他传话给地方检察院说他有“话”要说。他的一些说法含沙射影地牵涉到了一位“大人物”，一位在滨水区的高层实权人物。尽管邓到死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公开的声明，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引起了公众的好奇。由迈尔柯姆·约翰逊主持的纽约《太阳报》对滨水区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由一位耶稣会神父艾克斯维尔劳工学校约翰·柯雷丹神父发起的一项英勇的除恶扬善运动给瑞安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柯雷丹神父对码头装卸工人的情形作了经济分析，并且第一次披露了一些数据，表明了不定期就业情况和低廉的报酬之间的因果关系。基弗维尔委员会调查人员提出了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只有中等薪水的工会官员的巨额财富问题。由纽约《邮报》专栏作家默里·肯普顿撰写的系列报道揭露了瑞安的真实面目。终于，纽约反犯罪委员会成立了，由曾经专管滨水区的前副检察官威廉·J·基廷领导该委员会的一个部门，集中搜集被记者们随意使用的大量资料，使公众注意到贫困工人的状况。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下，任何一个火星都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导火索。这个火星就是1951年的谈判。国联赢得了每小时10美分的工资增加额，按照工资稳定化理事会规则，这个额度是不高的；一天一个班次；再加上福利待遇。它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协议，是瑞安磋商的第一个好协议。但是，一场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仍然爆发了。实际上，在战时工资稳定化理事会框架内，罢工工人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迫使工人走上街头的动力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它纯粹是工人们对此已经受够了的表现，他们断然离开了工作。　　这次要工是由第791分会及其商务代理人“基因”萨普森领导的。但是在这次罢工中，一些其他力量也出现在其领导层中。一些地方非法团伙看到了打倒瑞安的机会，便提出了一项谋杀计划。瑞安王国第一次面临着真正的危险。托运人担心罢黜瑞安将导致新一轮残酷的权力争斗，便决定支持这位年老的国联领导人，并且举行了一次长期的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25天。最后，纽约州中介理事会制定了一项挽回面子的策略。既然工会普通成员指责1959年那份协议是非法签订的。那么就由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决定这份协议是否被正当地批准。在听取30位证人长达2000页的证词之后，这个委员会发现基层工人的大部分指责是真实的，不过它仍然证明这项协议是有效的。　　　　干预　　　　在一年多时间里，滨水区一直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　　有关调查的谣言四起。为了管理泽西滨水区，在泽西市码头持续发生斗殴、爆炸和械斗，这个管理权的争夺倒还制造了不少新闻。1952年11月，整个地区像炸开了锅。被挖掘出来的滨水区故事无论大小都成了头条新闻，纽约州犯罪委员会在1952年12月举行了公开听证会，传唤了一些证人，以证明对于滨水区生活的黑暗面的描述是成立的。这整个过程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在传票证人所提供的材料的支持下，犯罪委员会做得有条不紊，滴水不漏。那些材料包括：装卸企业给工会官员的红利、犯罪地盘的划分、装货收益等等。　　一旦滨水区腐败得到详细曝光之后，美国劳工部和纽约州政府被迫开展清理运动。这项行动是舆论压力的结果。显然，船运业本想延续这种调解样式，而国联显然不愿意有什么变化。由于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持不干预态度传统的美国劳工部提出了一项不干涉政策，虽然经历了菲厄雷洛.H.拉瓜迪亚的改革政府，并且处于奥德威尔和印倍尔利特里的宽松执政时期，但是纽约市仍然担心会牵涉到错综复杂的权力部门。但是形势变得太快。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间隙性地发生，新的非法团伙利用工人不满惹是生非，他们对高额闹事奖金垂涎三尺，再加上报刊杂志持续不断的猛烈抨击，终于迫使纽约州政府采取了行动。在清查过程中同时发生的牵涉到几位高层共和党官员的丑闻让杜威州长的日子着实难过，他于是把滨水区的局势当作是取得有利公众支持并且攻击民主党的一个难得手段。杜威在连续公开劳工腐败的过程中给劳联带来了损失。纵使米尼比他的前任对这种危害更加注意，也产生了被迫引退的想法。　　非法团伙企图拼死顽抗。货运主的代表向州府官员求助，提出了一些合法的计谋，以便继续有效地控制码头。准备为非法团伙“说情”的一些信誉良好的银行职员的名字几乎令州领导们目瞪口呆。托尼·阿纳斯达西亚私下来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并且表示，只要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干预他的地盘，他可以清除西岸的“爱尔兰”非法团伙；爱尔兰非法团伙也提出了与阿纳斯达西亚相同的请求。但是，局势的发展远非如此。它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各种预想。1953年12月，美国劳工联合会取缔了国联，并且以一个新的工会取而代之。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成立了两州滨水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对码头装卸工人、货运主和装卸公司具有广泛的管理权。实际上，港口变成了一项准公共事业。　　像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一系列严格的管理规章建立了起来。所有的码头管理员和雇主都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除非有犯罪前科者能够证明在以前五年时间里具有良好的品行，否则，他不可能担任这些工作。所有的码头装卸工人都必须注册登记。为了保持注册，一名码头装卸工人必须连续工作，如果有9个月不参加码头工作，那么他将丧失他的注册。通过这种方式，该委员会试图截断临时劳力或“周末”劳力的供应。在晚上或周末赚取加班费的劳工通过贿赂雇主获得工作，他们给滨水区带来了混乱。除非从委员会获得清白证明，有犯罪前科的人不允许注册。　　这样，从前临时雇用码头装卸工人的办法被禁止，为就业中心所取代。装卸公司仍然具有管理招聘活动的权利，不过，他们只能雇用注册登记的码头装卸工人。强制性的公共装货是非法的。要么船运公司能够提供装卸工，要么卡车主能够雇用自己的工人。除了实行许可证和注册登记制度之外，纽约州滨水区法还对工会地区分会作出了明文规定：其职员包括有过失的罪犯不得从注册码头装卸工人那里征收税费。据估计，在纽约港，大约3%的国联职员有犯罪记录。　　正当这些运动在进行之中的时候，托运人和旧国联之间的集体谈判合同到期了。双方试图达成一项新的长期合同，那项合同将给予国联以滨水区专有管理权。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旧国联不得不提出实质性的要求以便向码头装卸工人证明它已经不再是托运人的工具。船运公司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1953年12月30日，为赢得一份新合同作殊死斗争的旧国联发动了一场罢工，那场罢工有效地席卷了东部码头。它有能力发动罢工这个事实恰恰证明了它对码头的控制。　　在各方压力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一个调查理事会，该理事会主要是为了获得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而设置的。该理事会避开了本该由法官讨论的要求裁决的问题。实际上，禁止令问题直截了当地被提交给了美国政府，任由美国政府去处理。在杜威州长办公室的指导下，政府却反过来把这个问题交由美国工人联合会去处理！因此，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州之间的合作是如此天衣无缝，以至于假如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塔夫特一哈特莱禁止令的话，那么什么也不会颁布。　　政府请求联邦法院批准为期80天的禁止令。在禁止令实施之后，国联将不得举行罢工，同时，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会据此推测可以自由地向托运人施加压力。这显然是一个意在援助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治运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托运人请求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举行一次代表选举，在该理事会决定谁是合法的交易代理人之前，答应禁止与国联签订任何合同。由于担心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的终止将意味着一场激烈的滨水区争斗，由于担心他们因那场争斗而受到世人的谴责，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确定在12月22日进行选举。结果，国联获胜。尽管主要由美国劳工联合会投了4 399张反对票，但是国联仍然获得了9 060张选票，而美国劳工联合会只获得了7 568张选票。　　在这样一种显然是混乱的和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人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旧工会的胜利呢？当国联第一次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排挤的时候，许多观察家感到这个旧工会将土崩瓦解，此后终于从非法团伙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码头装卸工人将快乐地参加到新工会的行列中去。但是，工人们并没有这样做。一系列因素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1）尽管许多码头装卸工人受到了恐吓和剥削，但是，由于裙带关系的体制，仍然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力量确实具有相当的特权。这部分人竭力地为国联卖命。　　（2）针对集体谈判协议的一些未经总工会许可的罢工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了敌对的非法团伙势力的煽动。那些势力利用这些罢工要么是想推翻某些船运企业，要么是想从相关集团手中夺取对于某些码头的控制。因此，美国工人联合会将获得的“自发”支持的深度是有点夸张的。　　（3）政治问题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尤其在像滨水区这样的动荡不安的地区，组织是依团体的非正式的“自然的”领导者意图建立起来的。无论如何，非法团伙控制的那些年已经消除了工人中间的独立领导权。　　（4）种族上的考虑是重要的。布鲁克林区的意大利人尽管害怕阿纳斯达西亚，但是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在密不透风的意大利人社群里，美国劳工联合会决不可能获得立锥之地。　　（5）美国劳工联合会轻率地把一些同非法团伙有牵连的原国联官员，尤其是泽西市的托尼（切斯）马基多接纳进来，这使得许多码头装卸工人认为两边都不是好东西。　　（6）国联自身打起了一副要进行“改革”的面孔。11月中旬，在费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约瑟夫·瑞安，这位曾被宣布为“终身”工会主席的人，拿份养老金下了台。一个规模不大的拖船工会分会头目威廉·布拉德利船长被任命为工会主席。出于权力的考虑，或者出于他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不满的考虑，约翰·L·刘易斯声明支持“新的”国联，并且提供了一笔2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该工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相抗衡。　　（7）码头装卸工人们不满于美国劳工联合会与杜威政府之间过于密切的联系，并且担心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滨水区法》许可证和登记注册条款的支持将导致政府雇用局的产生。在杜威州长“给委员会施加压力”之后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中，国联以9 110票对8 977票再一次获胜。国联保持了它的地位，逃过了一次劫难。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即从1953年到1956年，国联千方百计地要在劳工运动中找到受人尊重的借口。在美国社会的“公共道德”中，隐蔽的腐败是可以被宽恕的，但是赤裸裸的腐败是令人不安的。在原是拖船船长的威廉·布拉德利的新“改革”领导层的领导下，国联起初想把矿工工会吸收进来。但是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由于刘易斯拒绝签署《塔夫脱一哈特莱法案》的非共产党宣誓书，矿工们无法参加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布拉德利于是同詹姆斯·霍法签订了一个“相互支持协议”。霍法是中西部卡车司机老板，头脑灵活，当时正试图在工会中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权力。他似乎还同哈雷·布里奇斯的西岸码头装卸工人进行了私下协调。这个运动受到了霍法的秘密支持。它原来想要达成两岸卡车司机和码头装卸工人的联合；但是没有成功。　　1956年10月，美国劳工联合会向国联提出了最后的挑战。不过显然地，它已经大势已去。玛丽坦姆工会领导人乔·柯伦，注意到了在码头上的码头装卸工人联合的需要，公开表示支持国联。当选票公布的时候，国联以1 1827票对7428票赢得了胜利。在作出清理自家门户的种种不懈努力之后，旧工会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向着更好方面的变化。通过减少有资格成为码头装卸工人的人数，滨水区委员会对就业的规范化作出了贡献。工会自身开始有条理地做记录，并且组织实施福利工作。但是非法团伙的控制仍然是稳固的，顽固的托尼·阿纳斯达西亚曾经把他的权力扩张到了布鲁克林码头。在亚特兰大监狱坐了14个月牢之后，艾德·弗洛里奥再一次在霍博肯区得势。曾经在西岸组织货运活动的鲍威斯集团仍然在扩大它的地盘。而国联本身可以按自身认可的程序雇用工人，这使得国联在滨水区工作方面比以前具有更大的权力。　　　　重新开始的循环　　　　回顾40年的变迁，这种腐败的丑恶现象为什么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绝大多数有关人士都发现，要想认清恶的本来面目是有困难的。约瑟夫·瑞安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作为一个抑郁而感伤的人，他通过“货物准入权”逐渐地取得了成功，并且对生活的黑暗面已经习以为常。滨水区是乱糟糟的，他认为生活就是这样。像许多白手起家的人一样，他既看不起——又害怕——那些从不知道码头的艰辛的“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　　在工会中，瑞安只是个囚徒。在码头周围或附近的每一个小分会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都有自己的传统、特权、派系以及所看重的东西。每一个老大都知道他的特殊工作，并且都能够做得得心应手；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里，“深不可测的”摩天大楼世界的复杂性超出了他的视野。约瑟夫·瑞安是被派到这个世界的使者。他是一个“打蜡工”，尽管举止不太雅观，但说话做事还算有自知之明。这就是他虽然当头却无法统治的原因。　　船运公司也认可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这样更易于他们做“生意”。不过，“工人们不太遵守纪律，需要对他们强化管理”。因此，在运输行业和其他赚钱的特许行业里，船运公司找到了一个别的办法——以雇用老板答应如下许诺作为交换条件：他保证工人们准时上班并且让船只迅速进出港。此外，做生意的大笔费用都由政府的海员补助金提供——那么，什么是让他们兴奋起来的事情呢？　　对卡车司机来说，对来自动荡的西岸世界的这些惹是生非的地痞来说，既然滨水区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赚钱的地方，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呢？“船运公司是不会抱怨的；为了让卡车司机在码头上站稳脚根，他们又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卡车司机呢？他们之所以反对装卸业，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来做这项工作，以便可以从消费者身上而不是我们身上再赚上一笔钱。那么收货人怎样呢？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呢？他们可以轻易地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去。那么公众会怎么样呢？这怎么说呢？每个人都在外出赚钱谋生，只是有的人赚到了，而有的人没有赚到。这就是生活。”　　处于所有三者之底层的支撑着货运业的是码头装卸工人。　　50年以前，爱尔兰人是主要的团体。许多哈得孙河西岸码头现在仍然由爱尔兰人控制着，但是，今天的大多数码头装卸工人是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一个含糊的滨水区术语，它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和东欧人包括了进去。从传统上讲，大多数码头装卸工人都生活在码头附近，形成了一个相似的独立自足的社群。在这些住房的周围，有酒吧、社交俱乐部，偶尔还有作为社群生活中心的教堂。位于西岸的圣维罗尼可教区是典型的海边贫民区。人们居住在介于休斯顿和联邦拘留所之间的一片狭隘地带上。穿过教区中心的是小猪巷，那是一条铺着圆石子的到处堆满垃圾的狭长通道。白天，男孩们在这里玩棒球，晚上，常有喝得醉醺醺的酒鬼们横卧街头。总而言之，这条街是一个起居处。吵架时有发生。到了周末，小姑娘们自觉地穿着白色的蝉翼纱去教会。大多数人都住在他们出生的房子里，直到去世。结怨和争斗时有发生。不过，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社群，没有人会动不动就向警察求救。在最近几年里，一些码头装卸工人千方百计想从码头脱身。他们搬到了昆士区、布诺克斯区和华盛顿高地区。理由通常是为了“子女”着想。码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而他们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开端。在码头，只有匪徒是成功的，可他们不是人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随着爱尔兰人搬出码头和意大利人搬进码头，五花八门的剥削形式便卷土重来。许多工人是非法的外国人，他们像牲口那样被偷运到美国。这些外国人中的大多数来自国联的组织者的祖国。码头是一个匿名的工作场所，因害怕被逮捕和驱逐出境，这些人非常听话。因此，要想找“短工”是很容易的。15个人做着通常由在登记簿上有记录的22个人的工作，其间差额便在雇用老板和装卸工人之间分摊。船运公司对此不予过问，因为这些工人们干得又快又有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制止这个恶性循环呢？答案是工作的“规范化”。滨水区委员会的法案向那个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这还不够。问题的关键是码头恶劣的物理条件。纽约滨水区仍然是一个衰败老朽、条块分割、瞬息万变和拥挤不堪的地区。由于狭隘空间的拥挤，“时间上”也拥挤了起来，每个人千方百计地想节省时间，而支点仍然是时间。船舶仍然要求快速往返以便均衡码头成本核算。为了装卸货物，卡车仍然要等几个小时。码头设备仍然无法使货物流通加速，狭隘而参差不齐的码头仍然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卡车运动或卸货。由于被迫进入狭窄的、格种样式的街道里，那些街道还接纳马和四轮马车，卡车迫使所有的车辆都为自己让道。而且还有非法团伙在港口上横行霸道，像中世纪的强盗贵族一样，他们竖起了水闸，征收通行费。围栅也许已经破败，而废墟犹存。　　　　第十章 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美国工联主义理论　　　　　　肖伯纳说工联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像所有的讽刺诗一样，这种说法半真半假。它有意地去刺激那些相信工联主义的人们。美国的工联主义似乎体现了肖伯纳的这一说法，但实际上它最多只体现了一半的真理。的确，美国的劳工领袖会嘲笑社会主义而支持资本主义；然而，他们还发动了世界上最具挑衅性的工会运动——它能获取比纯粹经济利益更大的收益。在国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劳工领袖赞扬自由企业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它能使一个工人从国家的财富中得到其合理的、不断提高的那份所得；在美国，商人们听到劳工领袖经常用激烈鲁莽的言辞来攻击他们为贪婪的投机商、垄断者和剥削者。如何使这两种矛盾的态度相一致呢？一位美国劳工领袖试着这样来解释：当你面对你妻子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而当你背着你妻子且谈论她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是另一回事。这当然是很聪明的策略，但是有人会说，这是又一个半真半假的说法。　　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每当你面对矛盾时，你必须作出区分，因为人们会说出同样的一句话却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所以，鉴于这种表面上的矛盾，一种办法就是把美国的工联主义当作两种存在的情况，一是作为社会运动，二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市场联合主义），并在其中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社会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观念，它把劳动者看成是挑战既定制度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场联合主义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会所处的特殊工业环境。　　任何劳工运动都会发现自身受到了“左”的意识形态压力，那种压力要么来自共产主义，要么来自工联主义。毕竟，这些社会运动都是以工人名义宣布他们的主张的。劳工运动本身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在美国，作为社会运动的工联主义形象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它制定的“劳工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约翰·R·康芒斯和施利格·佩尔曼的“威斯康星学派”的影响。这个理论表明，虽然工会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时新的，但是比起激进运动却有一种不同的内聚力源泉。就是说，工会运动对社会改革的企盼是有限的，是有一天算一天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的特殊事件上，工会运动必然会拒绝那种持久的遥不可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与它们有所不同，劳工主义是一股既内在于这个世界又局限于这个世界的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它的确能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但是它仅仅想要去“分享”权力，而不是寻求激进的社会改革。这种分享权力的行为既发生在工厂里——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有时还有确定生产标准等与资方进行谈判——也发生在社会的更广泛范围中，就是通过合法途径提高工人的福利。　　在某种程度上讲，“劳工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劳工运动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过去，它曾经是抵挡激进分子指责的牢固防御物，它使工会的纯粹经济角色合理化。然而，不管它的理论家们怎样做，它还是形成了自己的一股政治力量。虽然劳工主义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仍然把工联主义设想为一种社会运动，它仍然把自己看作反对资方的一个整体。当代美国工联主义只有在由新政提供的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才获得了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当局通过法律提供了两个特别保护政策：第一，资方具有与工会对工时、工资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义务；第二，在指定的谈判机构中，单个工会拥有专有的代理权。这些政策加上各种工会安全策略的增加（例如，会员资格保持条款、规定雇用的非工会成员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加入工会的工商企业等），给了工会一个法律的保护，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能如此幸运。“劳工主义”通常与新政和公平施政以及民主党的左派联合，要求改进社会福利，要求对富人作出征税计划，并不断呼吁要反对“垄断”。　　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畸形和一个矛盾的根源。因为市场联合主义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只能存在于垄断的情形下，这个垄断要么由资方造成，要么由工会造成。实际上，在今天美国的各行业中，哪里有由工厂或工会造成的垄断局势，哪里的工联主义就强大。　　原因很简单，市场联合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将工资作为一种竞争因素。在只是部分受工会控制的行业里，工资才被作为一种竞争标准。一个工会要么加强垄断，要么就垮台。在这一点上，美国纺织工会的衰落就是一个例子。垄断模式根据不同市场而变化。在由少数制造商垄断的市场中，就是说，在由几家大集团公司主宰的行业中，工会用“谈判模式”来取消把工资作为竞争因素，就是说把工资协议强加于行业中的所有公司。尽管从理论上讲，谈判仍在个别公司里进行，而实际上（如钢铁行业），协议却是全行业实行的。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或者小型企业行业，由工会出头露面，它给这个市场提供了一个垄断结构，限制公司进入此行业、设定价格线等等。这在煤炭行业、服装行业和建筑业中已有显著的表现。在煤炭行业，当这个行业本身日趋衰退时，矿工工会却在整个行业实施了煤炭基本价格。实施办法有多种：通过法律规定价格，如在新政初年的《古费煤炭条例》；总体生产限制计划，如宾夕法尼亚州限制被开采的无烟煤总吨数；保持煤矿一星期只被开采三天；利用不问断的罢工来减少过剩的煤炭等等。服装工会对男装和女装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固定价格线或者价格等级，这样可以避免混乱的竞争。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用限制个体缝衣工的数量、限制服装公司迁出固定的地域的办法，获得了控制该行业的公司数量并管理该市场的能力。　　稳定市场的最巧妙形式存在于建筑业中。工会的权力在于它是作业承包人，即它是资方招募劳工的中介机构。很少有招标承包的大型建筑工程（水坝、发电站、道路、工厂、核电安装等）的公司能维持常备劳动力。它们也不了解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工会，它们获得了有经验的和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甚至连小型房屋建造者们也请工会来稳定地提供劳力。在每次竞争房屋承包时，承包人必须支付的工资是要素之一。仅仅在北加利福尼亚州，就有12 000家建筑公司投标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工会不可能与每一位承包人谈判，所以就组建一个雇主协会，用在某一时期内固定工资等级的办法来稳定市场。　　很久以前，建筑业工会和承包商已敏感地认识到靠双方合作所能取得的垄断利益。因而，对于许多当地的项目，圈外的承包商因工会拒绝提供劳工而被排斥在外，即使他们招标成功，也会遭受罢工或者怠工的境遇。　　就煤炭来说，工会往往能决定公司的命运和行业的未来。由于燃料竞争，如天然气和石油，对煤炭的需求在过去10年里已缩小了三分之一。约翰·刘易斯和工会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要么想办法限制产量，强迫行业中的公司去分摊那日趋缩小的市场，以此来挽救那些濒临倒闭的公司；要么任由这些濒临倒闭的公司破产倒闭。在1952年的决定性煤炭协议中，南部煤炭生产者——大多数为小矿业主——承诺，如果刘易斯下令整个行业实行三日工作制，他们就满足工会的一切要求。那些大型机械化矿主因不能充分利用设备而提高了间接成本，便反对这个倡议。刘易斯推翻了原先的方针，选择了符合大型机械化矿业主追求产量愿望的决定。此决定意味着在本行业中要支付更高的工资而同时又存在永久的失业。工会只能接受这项决定，因为老龄化的劳动力可以自然淘汰。其他工会无法如此容易地解决此困境。　　因此，一个工会，在一种特定的市场环境中运行，必然会成为“它的”行业的一个联盟。人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劳动合同进程中，工会成了“管理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正如赖特·米尔斯指出的那样，它成了一个“不满情绪的处理者”。　　在谈判桌上面对一群敢作敢为的工会领袖们，作为经理很难认识到工会对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所能想到的只是，由于这个工会，他失去了一些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事实：他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只能按资历提升，不能调换先来者的职务等。这些都属于工会行使的权力。　　但是，工会在接管这些权力的同时也接管了一些要求特别优先权的棘手的职能。在运行过程中，工会不仅缓和着管理中的许多政治难题，而且还成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缓冲剂。工会，特别是工厂的基层工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的网络，这个网络能接触到各工厂最底层的工会组织和小组。各种利益之间往往互相冲突：熟练工与非熟练工、计件工与计时工、夜班工与日班工、老工人与青年工人等等。在系统地提出要求时，工会不得不抉择：为了保持技能的级差，该全面提薪（每人平均）还是按比例提薪？　　第二个事实是，工会接管了管理层无法做到的监管工人的任务。最显著的是在工人未经工会许可进行罢工期间，当工人拒绝答理管理方时，工会领袖就会借谈判的理由，强制实施合同，迫使工人复工。　　安抚不满情绪无论在罢工期间还是在政党工作情况下都是一件棘手的事。工人被解雇时，生计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一个令人头疼的事便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的竞争力，工人的工资被削减、工作时间增加、工作量加大，而工人只是为了保全工作才愿意接受这一切。实际上，他们破坏了工会一直设法在行业中实行的一贯模式。“我的公司第一”的问题已烦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政府是否会设法保持始终如一的标准，如果是这样，不是把快要倒闭的公司逼向绝境吗？或者，是否该减少工人工资和降低标准来保护就业？近几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选择了保护就业的政策。　　跟“我的公司第一”极为相似的是各个工会“我的行业第一”的态度。因此，利益冲突上升为全国性的。汽车司机反对政府支持铁路。煤炭工会要求提高关税来抵御国外石油产品，并联合铁路工会，因为铁路很大一块收入依靠煤炭运输。航空业的机器制造者希望有制造更多飞机的计划，而建造船舰的锅炉制造者却希望扩大海军。一般说来，工会通常在行业中进行联合促销活动来刺激需求和保证就业。这里有许多例子，它们均由工会发起（如货车运输业、玻璃业等），因为比起单个的公司，它们更有力量，更具有市场意识。　　然而，市场联合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导致了工会与公司之间、工会与行业之间的一种受限制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所谓不稳定，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老板们仍愿意独立行使权力，虽然有更多精干的老板懂得为保护其利益而与工会联合的重要性；这种不稳定还来自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劳动者依然有着把资方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的历史倾向。这种倾向是从把劳动者当作“劣势者”的意识形态中派生出来的。，尤其是，它在新政初期受到鼓励，又得到政治联盟的支持，以致劳动者的组织活动有了法律的保护。这些政治联盟必然导致集团或阶级冲突领域变得更加广泛：税收政策、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及全方位的福利措施，这意味着多少有点一致的自由政治的哲学。　　社会运动与市场联合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它不是政治和集体谈判的工联主义之间的区别。在当今社会，后者的区分已不再存在。所有的工会都是不情愿地被迫介入政治的，问题是要搞哪一种政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愿意仅仅成为市场联合主义的一个政治手段来保护其团体成员的利益吗？或者，它愿意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吗？　　从美国劳工过去的生活中可以找到答案的线索。在19世纪，存在着四股主要势力：友善主义、合作、政治行动和集体谈判。人们轻轻松松地谈论的集体谈判是美国工联主义的独特形式的说法，实际上几乎花费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和实验，才使其定格。美国劳工总是不太情愿接受工资制度。他们的早期组织者通过自由土地、通过货币改革寻求逃避，但是生产者合作社产生了。工业的巨大力量和政治制度的开放，使得许多个体感到应该运用政治行动而不是经济上的谈判来改善条件，这是更容易达到的途径。缩短工作时间的重大运动，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几乎完全属于一个政治运动。但是，社会主义者不愿意更改目标，冈珀斯坚持解散在市场上可以发挥固有作用的贸易组织，促使美国劳工发挥谈判的作用。但同时总是给人有点像社会运动的感觉。如果我们把社会运动和市场联合主义的区别运用于过去，我们就能得到以下几个历史时期：　　（1）从1860至1880年，美国劳工运动基本上是社会运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它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活动性，努力创立工人政党。工会建立起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并支持许多改革方案，然而，组织的范围却很小。　　（2）从1880至1920年，两种趋势形成冲突：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了市场联合主义的狭隘思想，而社会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和其他工团主义团体企图发动激进的劳工运动。结果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取胜。　　（3）从1933至1940年（1920年以后为停滞阶段），工人们又曾承担起社会运动的角色。其中涌现出来的产业促进会，面对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进攻，倾向于采用意识形态的色彩。知识分子的介入，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介入，增加了这种激进政治的性质。联邦政府的支持使工人们意识到政治运动的必要性。此时，约翰·刘易斯，一位精明能干的工人领导人，认识到结成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的可能性。　　（4）从1940至1955年，工人们失去对意识形态的兴趣，代之以关注市场联合主义。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由战争产生的国家团结意识；第二，大工业工会对工联主义的认可，首先是因为连续生产的需要，再是因为意识到工会不能直接解散成为现实；第三，需要新成立的工会在工厂巩固代表劳方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地位；第四，因为从1947年起，工会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者并最后消除了他们的影响。　　那么未来将会怎么样呢？未来何去何从是摆在美国工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因为工会运动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困难的根源深植于美国的目前生活中。　　1.工会会员资格已达到上限。在过去的7年中美国工会的发展停滞不前。实际上，工人劳动力中被联合的比例有所下降。　　目前，大约有l 600万工人（另加85万加拿大分支机构会员）属于美国工会，而在25年以前只有200万。用6 500万工人劳动力来计算，略低于25%，更确切地说，单以工薪人员的比例来看（例如不包括农民、个体经营户和小商人），工会已组织了社会上30%的受雇人员。然而，这部分被组织起来的30%的员工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他们已挖尽了潜力。　　如果要区分白领与蓝领，那么很可能有75%是蓝领工人一工厂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建筑工人及劳动者——属于工会。在煤矿和金属矿、铁路和建筑及公共事业公司中，工会已经组织起80%、90%的蓝领工人。在基础制造业中——汽车、飞机、钢铁、橡胶、船舶、玻璃、造纸、电器、运输设备一大约80%的产业工人被组织了起来。剩余的未被组织起来的只是小部分。例如，据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的调查表明，在工会管辖范围内的95%未被组织的工厂工人都少于50人。这些工厂很难被组织起来。一个小工厂内部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大工厂：老板的身份更为明显；老板施压更容易；工会深入这些工厂并为之服务的费用非常之高，很不“经济”。因为工会，作为经营组织，也存在着费用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未参加工会的行业是石油、化工和纺织业。在石油和化工行业里工资极高，因为劳工费用只占总费用的一小部分，工人们有独立工会组织。在纺织行业，老式家长式的和南部作坊村的形式足以抵制工会组织。　　那么其他行业如何呢？在贸易和服务行业大约雇用了l 500万工人，工会只有很小的立足点，比如在饭店、旅馆和洗衣房，但通常只在大城市市中心，其他工会能帮助组织一下。这些单位大都很小，因此组织起来有困难。随着分配领域的不断扩大，普通工会，如梯姆斯特【指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无可回避地发展起来了。梯姆斯特的组织方法通常是组织起雇主协会并将工人一揽子吸收进工会。但这种发展会被工业劳动力的减少所抵消。【许多手工业和产业工会，为了抵制人员缩减，通常会转化为“普通”工会，吸收任何手头的劳动力为成员。约翰·L·刘易斯曾经想把第50号矿区工人这样组织起来。】在白领和办公室职员（银行、房地产、保险和其他大公司中的管理人员）阶层中，工会显然是失败的。在那些蓝领工人被组织起来的工厂里，公司往往立马准予给管理职员们增加工资，这样，后者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去参加工会。在保险公司，通常白领雇员流动性非常大。这些工作由从学校里直接招聘来的女孩子担任，她们五六年后都会结婚辞职，所以都不愿意加入工会。在美国的白领工人，因为地位的原因，通常害怕与脏兮兮的蓝领工人打成一片。在欧洲和亚洲等国家里，教师和文职人员们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在美国，这些团体也企图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2.工会已达到集体谈判的极限。这句话令人大吃一惊，但这是重组美国工人运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集体谈判的极限”这个词只想说明，工会逐渐意识到，随着国民生产率的提高，他们能够得到的工资和福利也相应地提高。这种说法对欧洲的工会来说是老生常谈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贸易地位非常敏感，但对美国工会来说却是全新的。　　甚至连生产力这个观念也是最近时候才听说的。（也许这就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有所偏颇的原因之一。马克思认为财富是通过“剥削”得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财富，无论是私人财产还是国家财富，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获得。）美国劳工历史上的转折点，我认为是随着年生产力和工资提高的观念而来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观念，即工人有权每年提高工资，其变化应高于和超过生活费用的变化。有人也许会争辩说，那要看生产力到底提高多少——是2%、3%，还是4%；这些是统计问题。反正工人每年的生活水平都将提高一一就拿汽车工人来说，大约是3%。（如果是增长3%，那么生活标准在25年多的时间里将翻倍）。奇怪的是，主张生产力工资增长观点的并不是工会，而是一个企业的改革思想，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创新。这个公司提供以每年增长工资换取5年合同作为回报的方式来确保工人不闹事。　　今天，大多数的美国基础制造业都持有生产力工资增长的观点。这样，在经济上构成了一个强烈的需求因素，从而阻止了商业循环的下降趋势。但是工资的上升适应于经济效益最好的部门，而那些效益差的公司，或者由于性质所决定无法提高生产力的行业（理发师、侍者等），不得不努力赶上这种增长的趋势。这在经济中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冲击。　　除此之外，生产力工资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它削弱了工人的战斗力，尽管措辞有点激烈，但是它使工会接受了通过经济谈判所得有限的观点。我的意思不是要建议停止谈判，而是我们在建立极限过程中存在着谈判的官僚化。【亚瑟·罗斯曾指出“罢工运动的消亡”，指责美国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中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觉得这是官僚化和极限的觉悟所导致的结果。】　　3.工薪阶层的兴起。美国劳工运动性质的第三次决定性转变产生于劳动力结构的变化。简而言之，无产阶级已被工薪阶层所代替，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工人们心理上的变化。正如克拉克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这种趋势部分产生于这个事实，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使用更少的工业劳动力能取得更高的产量，而对新生的服务业、演艺业、娱乐业和研究工作等新兴行业的需求意味着更多的新中产阶级的职业的产生和扩大。　　但是在庞大的制造工厂内部劳动力的变化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随着生产的增长，研究、商业、销售和文职工作等都随之增加。以化工行业为例，从1947年至1952年，生产增长了50%；蓝领工人增加了3%，白领工人增加了50%。在全国15家最大的公司中，工薪人员已达到钟点工人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例如：　　钟点工人工薪工人　　杜邦52 00031 000　　标准石油3000027 500　　威斯汀豪斯7000040000　　福特13500040000　　通用360000130000　　向工薪阶层转变在1950年两次主要发展中被加快了：美国工业中研究和开发的大量兴起，产生出一个新的技术阶级，另外是汽车制造工序的扩大使熟练工人不断增加。从1947年至1957年，专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增长了60%，这是二次大战以后的时期里任何职业团体中增长比例最高的。在以后的10年中，这一团体又另增了43%，或者说是整个劳动力增长速度的2.5倍。当半熟练工人数量在过去10年中几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1 220万到l 290万），技术和专业工人、非生产性工人在同一时期已增长了50%多。如果不包括服务业，到1956年为止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第一次在历史上超过蓝领工人数量。”　　这些工薪人员不讲工人陈旧的语言。他们对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套也不感兴趣。他们的兴起对美国劳工运动的领导造成了棘手的问题。　　4.斗志的丧失和失宠于公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劳工运动比25年前发生得更少，现在的头面人物都是以前劳工运动的发起者。然而，他们已不再年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促进会执委会的领导人都已有60多岁——他们失去了干劲。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年纪也大了，再也没有年轻时在工厂里散发传单的那种激情。　　然而，更严重的是，在工会的道德品质和公众信任度上存在着危机。这并非是简单的由敲诈引起的问题。【考虑到我所指出的市场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行业敲诈是市场工联主义的变体.而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变体。】敲诈是由市场形成的。它总能在小型的建筑业、码头工人和卡车司机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那里，对雇主来说最大的成本是“等待的时间”，所以敲诈者能轻而易举地从雇主那里索取费用。在密集型生产中没有敲诈。甚至在那些“勒索”很普遍的领域里，敲诈的规模在今天已比25年以前要小得多，那时候正是美国工业非法团伙兴起的年代。工会没落的真正病因是在它的道德方面，许多工会的领导人已经见钱眼开，在生意场上采用了最粗野的行为，掠夺工会的财产，把它们占为己有。在还没有形成彻底掠夺的行业，典型的有卡车司机、面包店、纺织和洗衣店工会，由于权力腐败，工会领导人对待普通工会成员的傲慢和专横令人震惊。这种权力的恶劣表现已使其脱离了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即使不是出于同情，20年来却也一直容忍了工联主义。　　任何运动的未来都依赖于其领袖们的人格、其传统的力量（推动力量）、其锐利的目标（激发力量）和社会的挑战。当然，劳工运动的基本激进传统已经消失殆尽，而在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或左派运动分子中——如杜宾斯基、朴图夫斯基、李尔夫、克伦、奎尔和鲁瑟——只有鲁瑟还有干劲和期望，想扩大工人的奋斗目标，今天工会的头头们都没有干劲去开展政治活动或者期望成为政治领袖。在中层领导中，他们大都在州或市里而不是在国家级舞台上表现自己，许多较年轻的领导人用尽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有可能使这些人在民主党中更加活跃起来，为了使自己得到承认而步入政治舞台。　　在国家级领导人中，活跃在舞台上的有米尼、霍法和鲁瑟。米尼作为一名重新联合的劳工运动领袖已经载入史册。霍法虽然雄心勃勃，但是除了把权力置于一个强大的工会之上且对他的政敌表示蔑视以外，他在政治这一行干不了什么。他反对知识分子，对那些主义、观念以及提出它们的人感到不安，因为他在这些方面阐述不清。他还缺乏政治远见和道德观念。他有时会去鼓动一场原始的阶级斗争，比鲁瑟的言行更为原始。这正反映了他的性格。他宁愿用行动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思想来解决问题。他虽有惊人的干劲和野心，但没有明确的方向。众多助手的努力都被霍法的不耐烦所扼杀。最终制约霍法的是一种对体面地位的渴望，这种渴望被他强横的外表所掩盖。然而，这倒是驯化了他。鲁瑟则不在乎社会地位——那些新闻机构和商业团体的奉承话——那是其他工人领袖所追求的东西。他有一种使命感（虽然教条主义的刀刃已钝化）和20年前他得到的自由团体对他的尊重。在50岁的时候（1958年），鲁瑟仍有远大的目标。他在工人同胞中并不很受欢迎，因为他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他却不会放松管束。他的缺点不多，精力充沛。就像面对牧师的耶稣教徒，在榜样面前很自然地忏悔他们道德上的过错。眼前没有其他的人物可以引导他们。鲁瑟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使用的技巧非常实用；他能够把梦想变为现实，他的劳工运动观念也是社会主义的。　　劳工运动有可能渐渐地融人产业低级合作者这个市场职能之中，像建筑业工会就是如此。但依我看来，在今后几年里，美国劳工将试图重新把自己规定为社会主义运动。　　除了鲁瑟可能起的作用，另一个理由就是，随着政治和谈判越来越纠缠在一起，扩大工人政治权利的必要性意味着工会将必须在民主党中起更加直接的作用。为了加强他们自己在政党中的地位，工会必须建立起一种自由的联合。如果集体谈判达到一定的限度，那么政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舞台。　　在政治进程中，由于大众媒体和群众舆论造成的微妙变化，这更加强了工人联合的这种趋势。这就出现了人们所谓的“象征”集团（佩带着意识形态标签的集团）与“利益”集团（主要以保护特殊实际利益的集团）的对立，因为在一个大众社会，公众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各种团体都比以往更不得已地要使自己获得一种一致的身份，把他们的目标用全民性和共同利益来美化和装饰起来。所谓的民主选举也是如此，因为选举只是用一些象征性措词提出一些问题，例如：农民应该干什么？（并不担心“农民”作为个体集团范围的复杂性）或者是工人应该干什么？（不再进一步考虑“工人”这个全称词的意思）然而，不论是大选的性质还是政府中非正式团体代表的新进程都已成为达成一致身份的具体因素。因此，“商界”接到要求将他们的代表提名到政府顾问委员会中，“工人”接到了同样的要求。政治问题遍及全国范围，“工人”作为一个象征集团，被要求对这些问题明确表明“他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学会调解它内部的分歧。例如，要联合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压力之一就是需要有一批杰出的代言人在各种全国性问题中代表工人说话。　　第三个要素是“身份的焦虑”在商界的出现，一种对“大工头”威胁及其政治影响的担忧，这种不断上升的担忧产生于工会运动意识形态的枯竭之时，此时它正因工会运动组织机制僵化而陷入困境。由劳工就业权保障法【劳工就业权保障法的颁布是为了禁止商店、工厂等只雇用工会会员从而剥夺非工会会员的就业机会。该法由州议会制定。】引起的骚动不安，带有情绪化运动的特征，而不是企图解决劳动权力问题的全民运动。梅叶斯在1958年为美国基金会就劳动就业权保障法在得州颁布5周年后的效果作了一个调查。该调查表明，此法案毫无效果。工会未受损害，雇主与职员之间的关系依旧，而职员却从因为他们为之奋斗的法律已载人史册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加利福尼亚、俄亥俄和其他一些州在1958年以适度的热情发起了禁止强行要求工人加入工会的运动，而一些大企业，除了通用电器外，都对此袖手旁观，因为这些企业中的许多雇员操纵着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产业，他们明显地为对工会的权利的愤怒所激发，即使那种权利已变得很稳固，雇主和职员间的那种关系已经很确定，商界完全有可能认为随着艾森豪威尔和共和党的竞选和改选，工会会罢休或屈服，但工会并没有这样做。许多雇员对鲁瑟这个名字的愤怒的反应（特别是那些从未与他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打过交道，但又把他当作新劳工权力象征的人）表明，从国家和政治的标准来看，劳工管理的紧张局面不会再由利益集团的冲突所激起，虽然冲突仍然存在，但只是象征性的和情绪上的冲突。　　如果美国劳工在以后的10年作为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得到发展，那么新工联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内容将是什么呢？这很难说。“左”的思想在近几年已经完全消除；国有化的观点又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劳工主义”加强版的再现，即比以前更加强烈地坚持想要得到好处，如更好的住房、更多的学校、充分的医疗保健、在工厂里更加“人道主义的”工作气氛的形成等等。这些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从性质上讲都是普通的，但是一个人想要拥有这一切却需要很大的能耐，所以问题是：在劳工领导人中间谁可以激发工会领导层和普通工人的想像力呢？沃尔特·鲁瑟以为他能办得到，但是问题是：人们是否原意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在他的同伴中反对他的呼声如此强大，所以如果在乔治·米尼退休后他当工人运动的头，肯定会使工人们分成两帮。为了避免这一点，美国劳工联合会一产业工会联合会很可能会选择一个像阿尔伯特·哈伊森这样的中间人物。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沃尔特·鲁瑟可能成为一个更加“落魄的工会领导人”。而就以某人的人品和形象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而言，我认为这两点都很重要，这确实是一大损失。　　　　第十一章 工作及其不满——美国的效率崇拜　　　　　　想当年，农夫用不着去垦荒，甚至标记或划分土地都是多余的。人们为日常的储存而收种。无论人们乞求与否，大地倾其所有，无偿供应着丰富的物产。“到后来，有人……藏匿了火种，独占了随处流淌的美酒，他们不想让好处继续由大家来分享……于是，冰冷的钢枪和锋利的刺刀接踵而至——先人们用楔子劈开了开裂的树木；到后来，出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通过艰辛的劳作，世人终于征服了世界，然而他们的需求也因生活的困苦而日渐萎缩。”　　——弗吉尔：《乔治一家》　　　　这是一些“关于工作的解释”——有的是反思性的，有的是概括性的。这些解释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为此，读者想要知道说者的主题是什么，至少是想要了解说者的观点是什么。在“主题”这个语词的通常意义上，本文是没有主题的。对于由经理、工程师或撰写关于工作的著作的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常规问题而言，它也没有提供什么答案。那么对工作本文有什么可说的呢？蒙田曾经写道：“他们显然不是为工作而工作的，他们是迫不得已才工作的。”在工业社会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答案，因为任何一个道德立场都肯定是含糊的。谴责机器的“不人道”正如称赞技术的各种承诺那样，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并不想成为一个空谈家或道德家。把这些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心态和一些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对于问题的提问方式限制和决定了它的答案。但是，正如赫尔伯特·巴特菲尔德曾经指出的那样，知识不是通过新的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而是通过变换提问的角度，通过观察相似事件的新方法而获得的，无论它们是关于运动的问题，还是关于梦的解释的问题。　　显然，本文探讨的是现代工业生活中人们最司空见惯而又未曾考查过的一个事实——效率的概念。我们假定，在效率领域里，正如在几何学领域里一样，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不过，要是两点之间有阻碍物该怎么办呢？在同一个星期里，这个问题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被人提了出来。在纽约，源于新英格兰的新高速公路恰好危及到了新洛瑟尔区古老的法式新教墓地，这是创立这个城镇的法国人的墓地。因此，问题便产生了：是高速公路应该绕道而行，还是墓地应该迁移他处呢？在英国，一队新式的平顶双层公交车无法穿过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城墙的古老的哥特式拱门，因此，是改建这个拱门，或者废弃双层公交车，还是让公交车远远地绕道而行呢？在每一个案例中，哪一个解决方案才算是合理的呢？在纽约，墓地被搬迁了；在英国，公交车不得不绕道而行。每一个选择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不同价值取向。　　对合理性的不同规定以及工作中效率的代价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时间的新算法　　　　现代改良主义鼻祖杰里米·边沁在其近20年的繁忙生活中，花了许多心血设计出了一个无可挑剔的高效率的监狱。这就是著名的圆形监狱。这是一幢如此巧夺天工的星状建筑物，“以至于每一个罪犯都被永久性地隔离开来，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却都在居于中心位置的看守者的监视之下”。　　边沁，作为哲学激进分子的领导者，从他的天才胞兄萨缪尔·边沁——位著名的造船学家——那里得到了圆形监狱的观念。后者当时受聘于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俄国建造船只。他还循着那些思路设计出了一个工厂。实际上，多年来，杰里米·边沁千方百计地从国会筹措资金来建造一座“五层”圆形监狱。它的一半是监狱，另一半是工厂。他说道：圆形建筑将是懒惰的克星，将是一个“迫使无赖变得诚实，懒汉变得勤奋的磨坊”。（1813年，作为他为建立一个模型所花费资金的补偿，他最终获得了23 000英镑。）　　对于边沁来说，工厂和监狱的这种同一也许是非常自然的。　　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监狱和工厂借助整齐和效率的功利主义统一了起来。功利主义的根基——边沁给予阐明的这种新的行为样式——是一种对秩序的狂热寻求，并且是对于各种动机的精确计算。假如确切地给予测算的话，那么那种精确计算将激励每个个体达到一种恰当的诚实和工作的程度。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合理性的新定义：它不是理性的规则，而是测量的规则。有了它之后，人们自身就可以受到约束。当工程师应用这个规则——最佳功利规则——的时候，他不仅精确地分解了工作，而且对它作出了精确的测算，并且确立了以公制数量定义的时间单位为标准的按时计酬制度。　　借助于这种新的合理性，导致了同过去关于工作节奏的说法的一次独特而又突然的断裂。由此产生了时间的新角色。时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其中有两种时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和作为延续性（dur~e）的时间。作为空间变量的时间，它伴随于地球运动的节奏：一年等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一天等于地球自转一周。钟表是自我运动的，秒针一个小时要走过360个空间刻度。但是按照哲学家和小说家——以及普通人——对它的了解，时间也是自然的。存在着一些心理学模式，它们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沉闷迟缓的时刻、瞬息万变的时刻、凄凉的时刻、极乐的时刻、痛不欲生的时刻、暗无天日的时刻、令人回味无穷的时刻和身临其境的时刻。简言之，时间不是空间变化上的变量，而是人们经历上的变量。　　功利主义理性对作为延续性的时间所知甚少。对于它来说，对于现代工业生活来说，时间和努力只是按部就班地表现为像钟表那样的常规的滴答声。现代工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秩序场所。在其中，刺激和反应、工作节奏都来自机械规定的时间和节奏感。【弗洛伊德说道：“秩序是一种一再重复的驱力，一旦出现某件事情该何时、何地和如何被完成的问题时，那种驱力便应运而生，以便打消在每一个相似场合存在的疑虑和犹豫。秩序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它使我们最好地利用空间和时间，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精力损耗。”《文明及其不满）（哈盖斯出版社，伦敦，1946年）.第55-56页。】因此，难怪阿尔多斯·赫胥黎会说：“在今天，每一个有效率的办公室，每一个时新的工厂，都是一个圆形监狱。在其中，工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被囚禁于机器之中。”　　如果说这种谴责是真的，那么它向美国提出了最为沉重的控诉。当代美国首先是一种机器文明。正如不修边幅的鹿皮和猎枪是19世纪拓荒者的标记，或者长假发和系带是弗吉尼亚殖民者的标记一样，数以万计的工人涌人星罗棋布的工厂，这幅图画给人们留下了关于工业美国的一个抹不掉的印象。正如大多数美国人未曾是拓荒者且从来没有在乔治式别墅里生活过一样，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在工厂里工作过；不过，每一个时代的鲜明风气在这些原型中得到了表现。　　那么，在当今美国人的生活中，工作的本质是什么呢？　　　　带着手表的上帝之手　　　　当代企业的确立必须服从于三条特殊的技术逻辑：规模逻辑、“公制”时间逻辑和科层逻辑。三者的每一项，作为工程合理性的产物，都给工人施加了一系列限制，他被迫每天与之作斗争。这些情况决定着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5点的人来说，他早晨起床时间要远远早于8点。在马马虎虎地梳洗完毕和匆匆吃了早饭之后，他便急匆匆地驾车或坐计程车、公共汽车或地铁去上班，通常，他不得不在路上花去一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如伯特兰·罗素曾经提出的那样，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规律，交通条件的改善并没有节省交通的时间，而只是扩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地区。）　　尽管这是关于现代工作的最为明显的事实，但是很少有作者关心过它或者关心过其潜在的假定：广大的劳动群众应该集中于一个共同的工作场所。工程师认为，集中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在一家工厂里，可以把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车间和装配线集中起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像维罗兰·伦这样的巨型企业，现在通用汽车公司也采取了这样的经营策略，在堪萨斯州维希达的波音公司也是如此。　　对规模效率的这种信念是以最初被应用的能量类型为条件的——通过利用蒸汽而获得有限的动力。由于蒸汽会迅速地消散，工程师试图根据这一相同的原理尽量地把许多生产车间都集中起来，或者通过各种管道，在一定的气压范围里尽量不让它由于过度凝聚而流失掉。这些考虑还导致了工人在工作布置上的班组化，因为机器必须以直线轴系的方式布置起来。　　电力和电动机的引入使工厂设备的引人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工厂内部，人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更新的工作流程设计避开了陈旧而古老的工厂的直线轴系布置。不过，工厂的外在规模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为什么呢？这部分地是因为工程师只考虑了技术学意义上的效率；他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主要成本——工人的走动时间——被忽视掉了。但是问题在于：大量的劳动者是否应该被带到一个共同的工作场所？哪一种运输更廉价：譬如说，是工人每天两次，还是原材料和机器每周两次？正如派斯维尔和保罗·戈德曼在其著作《社群》中指出的那样：“当它等着被运输的时候，一块原材料的寿命是被人忽略不计的；就像沙丁鱼一样，一块铁皮可以任人挤压。”戈德曼指的是“零碎”产品的生产而不是已配置好了的各个部件。　　假如工厂坐落在离工人居住不远的地方，那么人们就不必跑远路了；已加工过的材料可以被带到几个地方去投人生产。然后，这些部件可以被集中到一起装配。不过，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少有工厂直接为工人支付交通费用。单单根据市场成本来计算不会迫使企业去考虑像用于往返于工作途中的时间之类的因素，或者去考虑工厂周围的道路和其他交通成本。这些成本是由员工或作为一个赋税整体的社会支付的。　　在往返于工作的过程中，工人受到了时间的约束。时间统治着工作的经济效率、工作的节奏和运行速度。（在询问了格列佛关于手表的作用的一些情况之后，小人国的人渐渐地相信它就是格列佛的上帝。）　　弗雷德里克·w·泰勒是现代劳动的预言家之一。他的秒表是他的圣经。如果说有任何一种这样的社会剧变可以被归功于人的话，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模式的效率逻辑应该归功于他。由于泰勒提出了“科学的管理”，我们把关于劳动分工的古老思辨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我们进入了对时间自身进行分工的研究的阶段。　　泰勒出生于1856年，弗洛伊德也出生于那一年。他的传记作家罗杰·伯林盖姆写道：作为一个男孩儿和男子，泰勒把他的世界划分成极其细微的部分。在玩槌球游戏的时候，他总想一下子就把他的玩伴打败。当他散步的时候，他考虑着他的脚步，以便了解什么是最有效的步伐。尽管他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但是由于过分的紧张和敏感，他是他自己难以入眠的和噩梦般的整个生活的牺牲品；由于担心平躺下来会压着他的背部，他只有当笔直地靠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才能平安地入睡。他不能忍受看到一个闲置的车床或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并且他后来逐渐相信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如此。　　泰勒把这种强制性品格注入了一个文明之中。在他最初工作过的一家商店里，一位机械师借助于“拇指规则”来进行他的工作。机器的速度、工具的选择、工作的方法取决于幻想或预感。泰勒千方百计地想要证明，继承于手艺人时代的这些慢条斯里的工作节奏应该被化整为零的时间的高级合理性所取代。秒表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在泰勒之前，工作被时段化了，但它只是对于整个工作而言才如此的。泰勒所做的工作是把每一个工作都细分为它的基本操作，并且计算出每一个操作的时间。从本质上说，这是科学的管理的全部：对工作进行系统分析并把它分解为最细小的机械的因素，再对这些要素进行重新安排，使之获得最有效的结合。1895年，泰勒给美国工程师举办了最早的讲座（在那一年，人们也许会嘲讽性地注意到，弗洛伊德和布留尔出版了精神分析的“划时代”著作《歇斯底里研究》）。但是在1899年，由于他教会一位名叫斯密特的荷兰人一天铲47吨而不是12.5吨生铁，泰勒于是名声大振。那个人的每一个工作细节都被具体化了：铲子的尺寸、生铁的堆放、铲子的重量、走动的距离、挥动铲子的弧度，以及斯密特应该休息的时间间隔和次数。通过系统地变换每一个因素，泰勒获得了一个最优负荷量。通过精确的计算，他获得了正确的答案。　　但是泰勒也知道，这种机械的控制将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反过来，什么类型的人适合于做这种严格的工作。他写道：“作为一项常规职业，对那个适合于去铲生铁的人提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他迟钝和镇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更像一头公牛。”【泰勒不是了解这些后果的第一个人。150年以前，亚当·斯密写道：“人的大部分知性必然地来自他们的日常雇用情况。把其生命花费在一些简单操作上的人……没有机会去运用他的知性……他一般会变得越来越愚笨和无知。”《国富论》（现代图书馆.1937年）.第734页。】　　泰勒主义的逻辑是一目了然的：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根据工作自身来衡量：在操作过程中必须确立起这样一种时间：它必须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客观的“标准时间”。因此，酬金只能根据被完成的工作量以及所花费的时间来计算。在现代经济里，时间的差异是如此重要（如本雅明·富兰克林——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新教徒的原型——曾经说过：“时间就是金钱”），以至于像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是以6分钟为单位同其工人签订工作时间协议的。（为了便于计算报酬，通用汽车公司把一个小时划分为10个6分钟的时间单位，除了3个小时的“预付费”以外，工人根据他的工作时间为6分钟的倍数来支付工资。）　　泰勒主义的意义在于他试图制订出一种社会物理学。泰勒认为，一旦工作得到了科学的格式化，就不会存在一个人该不该努力工作以及他该得到多少劳动报酬的争论了。他曾经说过：“就像我们有理由就太阳的起落时间和地点进行争论。”在世纪之交，由于管理阶层目睹了“自然法权”这个老式的用来作借口的秘诀的消亡，管理科学自身为它的道德权威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在泰勒分析工作和时间的关系的同时，另一位工程师弗朗克·加尔布雷思（1868——1924）采取了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他把人的运动同人分离开来，把它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想象物。不仅机器的工作方式可以被分解为各个要素，而且人的运动也是可以“被功利化的”，手脚的自然运动可以被设定为操作的“最佳方式”。　　加尔布雷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当代声誉源于有关其大家族之极有组织的家政管理的一个电影故事）分离了8种基本的动力学单位或运动样式，例如，抵达、移动、掌握。他把它们通称为“萨尔布利”（therbligs，或许是加尔布雷思的拼写错误），并且，从其对于萨尔布利的结合的分析中，加尔布雷思提出了关于“运动经济”的原理。例如，除了在休息期间以外，在同一个瞬间里两只手都不应该闲着；双臂的运动应该在相反而又对称的方向上进行等等。对违反这些规则的处罚是浪费。在这种无情的合理化逻辑方面，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极端的步骤。在泰勒系统化工厂操作和加尔布雷思努力减少多余运动的同时，查尔斯·贝多克斯正千方百计地把这两者合并为关于人力的一个单位尺度，并令人惊讶地称它为“B”型人。B型人将对“力”作出反应。“力”是机械物理单位。根据定义，“B型人工作瞬间的片段加上休息瞬间的片段，其两个片段之间的比例随着工作强度的性质总是发生着变化。”通过运用这些仔细的计算，贝多克斯设计出了一个复杂的但从数学上讲是简洁的工资支付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考虑到了被完成的工作，而且考虑到了在不同操作过程中非工作的或休息时的可变因素，并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工资。　　工作的片段化尽管把工人原子化了，但也产生了工作上的依赖性和科层关系，由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这种依赖性和科层关系被马克思称作“均衡的铁法则”。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在不同的劳动过程中要求确立起来的在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技术的复杂性。马克思引用过印刷业中的一个例子：一个铸工每小时能够铸2 000个活字，一个打碎工每小时能够分离出4 000个活字，而一个打磨工在同样时间能够磨出8 000个活字。因此，为了不让1名打磨工闲置下来，工厂就必须配置2名打碎工和4名铸工。因此，7个人构成了一个班组。在许多其他操作中，尤其在流水线中，相似的比率被确立了起来，并且工人成员的多少取决于那些比率的多重性。但是这些依赖关系假定了协同性，而协同性又假定了科层的多重性。　　因此，科层系统的逻辑，由现代工业产生的逻辑的第三个方面，不仅是不断增长的管理——那种管理是每一个复杂的企业所必需的——的社会学事实，而且是一个专门的技术学法则。　　例如，在劳动的简单分工中，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自己的工作条件，即控制着自己的工作状态、对机器的维护和修理、获得自己的原材料等等。但是在复杂的劳动分工条件下，这些任务都超越了他的控制，他必须依赖管理去了解它们得到了良好的完成。这种依赖性扩张到了整个生产过程中。结果，现代工业不得不设计出了一个组织和指导着生产的全新的管理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尽可能地让脑力劳动脱离了业务；每一事务都以企划部门为中心。并且，在这个新的科层中产生了一个人物。他既不为手工业者所了解，也不为初创时期的工业所了解。他就是技术雇员。由于他的缘故，各种职能的分离才得以完成。处于底层的工人只关注细节，他无须对他正在生产的产品作出任何决定或改良。　　关于规模、时间和科层的这三个逻辑在工业技术的伟大成就，即装配线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冗长的平行装配线需要有宽敞的非露天空间；对工作的精工处理要求有一系列在机械上同步而特定的运作方式；协作的程度产生了新的技术科层和社会科层。【无论是作为一个操作样式，还是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流水线都是一个最近才出现的东西。奥利弗·埃文斯在1800年创办了一个具有连续生产线的工厂。19世纪70年代，食品加工厂已经采用了屠宰家畜过程的架空运送办法。但是作为一个现代成就，流水线的成功大多应归功于亨利·福特。1914年，他在密执安的派克高地建了一条汽车流水线。并且，只是到了《牛津英语词典》才正式收入了这一词条，因为在那一年增加了该语词的现代意义。参阅西格弗里德.杰东的《机械化发出了号令》。】　　　　地狱和钟摆　　　　在泰勒去世以后的40年里，对于米科密克王国的不可思议的和谐性的研究得到了强化。由约翰·斯密上尉提出来的清教徒律令“不劳动者不得食”变成了如下工程学的律令：达不到“标准日”的工作者将得不到“标准工资”。在今天，通观美国的工业，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都服从于各种生产标准，尽管绝大多数工程师和经理觉得那些标准就像“作息的时间和场所”那样还没有得到公开的讨论。　　那么这些逻辑是如何转变成为规则的呢？具体地说来，确立“标准日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它对一个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工业协会促进会钢铁工人之间关于基本工资的合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例子。这个合约第一次是在1946年5月8日签订的。它把“标准日工作”定义为“一个合格的雇员在以正常劳动速度中所能够生产的工作量……正常劳动速度是指一个人在不背负什物的情况下在平地上每小时行走三英里的速度”。　　后来，这个外显的定义变成了规定在各种工作中劳动强度的一个“基本标准”或基本尺度。例如：　　　　铲沙工作　　材料：河沙，水分约5.5%、重量每立方米100-110磅。　　设备：有把原料置于足够高度的设备、32号铲、2号火炉。　　工作条件：在室内、平整的水泥地、所有其他的常规条件。　　生产率：把沙子从输送管铲入箱子里——平均每铲重为15磅；每分钟12.5铲。　　　　包装工作　　材料：3／4×14规格的产品；每只纸箱重l磅。　　设备：每次能盛3磅的金属勺子、台秤；组装好的一面开口用于包装的纸箱；金属面的工作平台。　　工作条件：室内、坐着。　　生产率：每分钟包装5.9只。　　在只在1947年得到实施的美国钢铁公司工资合理化计划中，对于在1.52种代表性分类内部1 150个基本工作的描述是以相似的精确性作出的。总共有75 000名工人受到了这样的精细标准的规范，并且公司的激励企划就建立在这些精细标准的基础上。　　纵观美国工业，人们会发现五花八门的表现比率体系（其中有的是以影视形式形象地展示的）、关于特定工作的大量“标准资料”，以及其他客观、综合、可简单进行的工作测量。在由前美国空军司令塔波特的搭档保罗·穆利冈设计的书记员时间和运动研究体系中，所有的操作活动都被画在了一份“流程图”上，这是一份关于各种办公程序的图表。这份图表迅速地揭示了任何重复、迂回和不必要的步骤。从其大部头的参考指南《办公标准时间数据手册》出发，穆利冈填写了对被研究部门进行各种熟练的机械操作所需的标准时间。借助于慢镜头，效率专家可以估算出一位开账员是否以预期的速度在工作着。她在操作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都被记录下来，随后得到了分析和目测。借助于电子表，不断地缩短她的操作时间。每个动作都以一小时的十进制来计算。　　也许，在合理化过程中最极端的做法是美国铝业公司为了科学地确立工资差别而在前不久实施的确定工作技能优劣的数学公式。这个计划涵盖了56 000个工作，耗资500 000美元，历时3年半才得以完成。其最后的等式有3页长，涉及59个不同的变量；它全部运算一次需要花35个小时，耗资10 000美元。【假如想对一个公司的工资结构单独作出精确的规定，就需要涉及众多的变量。试考虑一般社会科学的问题，社会科学试图探索诸多极其复杂的变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或在经济事务中政策的制定。】如阿尔卡谦逊地说过的那样：这个等式完全是一个“合理而没有争议地解决日常工资问题的数学工具”。　　工程师们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无比简单地把工作细节化更进了一步，像神学家寻求一个把所有思想都包容进去的完美的形而上学体系一样，现在达到了把所有时间和动作都包容进来的一个简单综合的体系，从看门人每一个正确的扫地姿势到打字员每一个有节奏的击键动作。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矛头都指向不可还原的原子，这个原子核单位以分子的方式可以被重新结合成几乎所有的变体，不过它只是在一份表格的两个维度上穿行的。假如这些基本单位是可以被孤立起来的，那么对于特定工作的时间研究将会变得陈旧不堪，并且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将是合并于诸要素的“时段性图表”，以便了解任何一个分子操作将如何得到估算。从制订一份称作“方法与时间测量表”（M——T——M）的体系表格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中是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言外之意的。前威斯汀豪斯的工程师迈纳、谢瓦布和斯迪迈顿设计了M——T——M。它是运用事先设定的尺度对每一动作的时间值来测算各种确定工作动作（例如，伸手、移动、转身、抓握、放置、空闲）的一个精确算法。运用这个算法，针对工业领域里的每一工作的标准操作时间就可以被确立起来。　　在工程师看来，工人不愿意接受“标准日工作”的规定只是表明了他的不合理意向的顽固性。一些迷惑的经理也搞不清楚工人们坚决地限制产量从而限制了自己的收入的原因。不过，对工作的反叛是随处可见的，并且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偶尔，人们还能听到一些书面的辩驳，那些辩驳要么来自对工厂有所了解的小说家们，要么来自对其经验作出了描述的工厂工人。　　一位名叫克莱顿·方丹的工会组织者回忆道：“这架机器每小时能产出800只鞋子，为了生产，一个熟练的操作工必须不停地走动，这要求他全力以赴，除了老操作工能做到这一点以外——对一个新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要想掌握它，你实际上必须学会双手并用。由于机器是按时运转的，你就不可能让一只手工作而另一只手却闲着。”　　一位名叫卡斯弥尔·凡特斯基的芝加哥工人说道：“你会这样想，要是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自动化了之后，那么你在工作时将会有自己的许多想法。但是你必须留心你正在做的工作。因此，即使是‘做白日梦’也是很危险的。在我的班组里就有六个人失去了他们的手指头。”　　充分的休息并不让人感到轻松。年轻作家爱德华·华尔写道：“在几个月之后……定期休假和你对它的依赖变成了消磨时间的手段，终于休假不再是工作的目的。你在星期三调休……意味着你在那一天有6个小时可以休息，并在那个星期的其余几天时间里有22个小时可以用来休息。但是你真正得到休息的并不是40个小时里的一半时间，而只是星期三的四分之一时间。”　　但是绝大多数工人都不会那样去考虑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即使在上班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对劳动思想的不断规避，表现出以休假的赏心悦目取代劳作的艰辛困顿之类心不在焉的幻想。不过，某些更加苛刻的方面也表现出来了。这些采取的是争分夺秒的疯狂竞赛形式，以改变死气沉沉而单调的工作节奏——抵制生产标准的无声战争。这些形式在反对“提高生产率99——即为完成一件工作所必需的时间的变化——的未经官方许可的罢工的暴动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　　如果说“铺张浪费”是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标记，那么“夸耀的悠闲”是疲惫的工人阶级针锋相对的姿态。在许多工厂里，如社会学家唐纳·罗伊描述的那样，工人们进行了谁早完工谁就早休息的竞赛。工人们喜欢做计件工，以便在完成自己的份额之后可以在当天多休息些时间。当日班的计件工作或按小时付酬的工作往往比按工作日付酬更受欢迎。如果上当日班韵话，工人只是在午餐时有点儿休息的时间。如果做计件工作的话，通过争分夺秒，工人可以分段计时：工人于是有了逐个小时地去完成其工作的指标，并根据当天工作完成情况来确定他在工作中的地位。通过早早地完成任务，工人们战胜了可恶的时间研究者；并且，做起来越是得心应手，他们感觉到的胜利也越多。通过早早地完成任务，一个人也可以在工头面前炫耀他的自由。社会学家罗伊写道：“在完成了当日工作之后，工人的无所事事违反了一种传统的工作观念，即即使是无事可干也要装作很忙的样子。所以提前4-5个小时完成工作的工人对那些没有达到预定指标的其他工人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甚至是这些“早完工早休息”的竞赛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局限性。有时，对工作带有某些间隙性的限制。一个鲜明的例子是1949年7月在列佛·罗格的同步检测，人们对福特的装配线效率表示了愤慨。由于在危急情况下一个人往往会暴露出紧张，这个列佛·罗格事件很值得做某些仔细的探讨。　　人们就如下得到承认的事实展开了争论：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里，福特公司实行的装配线的速度比规定的速度要快得多。在建于列佛·罗格“B”号大楼里的6条装配线里，其速度比正常速度高出3--5个百分点。在建于高地港口的林肯工厂，高出了10个百分点。拍但是，这家公司声称，这样的效率仅仅等于当装配线在一天时间里由于周期性地停顿下来所损耗的时间。在8小时工作的时间里，对每个人提出的平均工作效率的要求是不高于那个规定的效率。而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福特公司有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规定作息时间呢？　　这个问题是由下面的情况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福特公司对它的所有工种的活动进行了研究。每一种工作都得到了研究，并且规定了标准时间。不过，当时间研究标准确立起来时并没有考虑装配线的速度；它只是一个基准尺度。从理想意义上讲，流水线应该对所有工人都给出相同的工作份额。但是在实践中，技术的限制使得这些安排无法实施。结果，每当流水线正常运行的时候，工作的间隔便显得参差不齐，以至于许多工人早于其上手完成了工作，不得不停下来等候。不过到了后来，流水线便再也无法正常地运转起来了。福特公司本来可以制定出流水线的速度，以便每天生产出特定数量的汽车。但是，针对特定小汽车而言的像车体上漆、轮胎安装等等之类的项目的专门次序使得设计过程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流水线必然一再地遇到阻塞或中断。　　在一天时间里，某些阻塞的发生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这些阻塞的时间和持续长短是无法预见的。因此，流水线的阶段性效率决定了一天的产量。但是随着节奏的加快，已经按照要求的速度进行工作的人员不得不比时间研究的规则更快的速度进行工作，以便与其上手保持同步。这就是这家公司所卷入的这一场争论的实情。福特公司作了如下辩护：“不存在着这样的合约，它以某种方式说明[我们]会根据一天的工作而不是根据一小时的工作或者由雇员操作的单个的工种来制定[我们的]生产标准。”　　福特公司的辩护实际上把工作总量和工作节奏隔绝了开来。它继续辩护道：“在合约中或在标准中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即要求公司以固定的步骤连续地不受干扰地完成其工作。它同样可以一种较快的节奏完成相同的工作，以便弥补在当天由于阻塞而耽误掉的时间。”此外，福特公司说道：由于某些技术方面的原因，工作不可能再作划分，尽管额外的富余人员的成本，像工会要求的那样，几乎接近每年500万美元，给直接的劳工成本增加了5个百分点。　　工会对“生产标准”的概念提出了指责。工会认为：福特公司把一天所达到的工作总量规定为计划目标，而不是生产标准。对于某些具体的工作来说，假如这个目标在规定时间里得到了完成，那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假如不是由于工人的过错导致的延误，那么人们就不应对这种延误担负责任，也不应该对他们提出比时间研究的工作速度更快的要求。福特公司在反驳中辩护道：在一天时间里流水线的延误为工人提供了相当多的休息时间。工会回答说：当只有一个人从事着单一工作的情况下，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独自事先休息一下，或者根据自己的节奏来安排进度，这个推理是可能的；但是在流水线上，工人是没有这种自由可言的。　　裁决小组由工会所把持。它认为：在流水线运行过程中，公司应该保证每一位工人能够完全地完成其工作。除了工会提出的一些指责以外，有些产业工程师也开始对泰勒主义的科学有效性表示了怀疑。　　最强烈的批评也许来自亚当·阿布鲁齐的研究（在其著作《工作的尺度》中）以及威廉·根贝尔格的研究（在其著作《时间研究的工会分析》中）。威廉曾经担任ILGwu产业工程部主任。阿布鲁齐对由工程师们开发的“标准数据”作出了广泛批评。大家知道，在标准数据中，一项工作的一个工作循环被分解为一些基本环节。每个环节都被时间化了，而且，各种标准被开发成一整套可以比较的操作。阿布鲁齐企图弄清：每一个环节是否真正地在统计上独立的——即对于每一个操作的时间设定是可以自动地得到确证的，还是每一个环节是依赖于那个程序的，或相互牵制的。他断定：统计上的独立性是无法成立的。在诸操作的关系中也不存在任何连续性。对于此工作与彼工作之诸环节的时间规定的差异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标准数据的客观性。　　对标准数据的质疑也导致了对做工作的“最佳方式”的质疑，那个最佳方式是由基尔伯特提出来的（现在人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每一本教材中都可以看到它）。如阿布鲁齐指出的那样，人们不可能把“动作的各部分”加起来并说这些部分的机械相加的总和便是最有效的动作；在任何一个统一的运动中，如在任何一个形态中一样，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　　在最近的一部著作中，英国最杰出的产业工程师詹姆斯·吉尔斯皮对此作了强调。他写道：“运动研究已经走向了微观运动主义，变成了借助于运动摄影机、基本动作剖析、微型动作计时器……以及没有用处的时间量表来进行研究的一项活动，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复杂而笨拙的技术。更加糟糕的是，随着诸如微观运动原理之类的原理的发表，它已经不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人性化的知识。”而那种“实践的、人性化的知识”是这样一个发现：在运用手的过程中，人的合乎本性的或“自然的”摆动姿势总是比关于“这”一个最佳方式的机械概念要有效得多。　　　　发挥不了作用的形式　　　　尽管哲学激进派曾经给新理性下过定义，但是工程师们仍然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来实现它。人们曾经希望艺术家——不受时间束缚的一类人——对它作出指责，但是艺术家也已经与机器同流合污了。一直到十多年以前，“机器”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兴致所在，也是人们热烈争论的一个对象。像凡勃伦这样一些社会思想家在“机器过程”中看到了合理性。另一些思想家，如卡尔·雅斯贝斯，则采取了一种相反的观点，他们对它的机械主义性质进行了谴责，而在今天，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已经不再关心这场争论，也不再关心对于机器进步的指责。　　在一个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19世纪是一个产生了新工艺和新材料的世纪。在那个世纪，达·芬奇的随心所欲的制图术在工程铸造中得到了具体应用。每一位思想家都感受到了这种进步的气息。赫尔伯特·斯宾塞写道：“正如我们从最为绝对的信念中得出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是确定的一样，这种理想的人的终极发展在逻辑上是确定的。”如刘易斯·曼福特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祝贺沃尔特·惠特曼70岁生日，马克·吐温写了一篇贺文。它为机器工业的巨大进步而欢欣鼓舞：蒸汽船、铁路、电话、电灯等等。在对胜利的欢呼中，马克·吐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让我们等30年以后再来看这个世界吧！你将看到，世上将到处充满了奇迹，它们将完全超乎你的天真想像；并且，你将看到由它们带来的一些最为显著的结果——人终于成了天底下的尤物！——并且，就在你放眼四周的当儿，这一切仍在孕育中，仍在显著地长成中……”　　温伍德·里德也在其广受欢迎的维多利亚式小册子《殉难者》中表现出了这种乐观主义气息。他在其中预见到了三个发明：汽油将代替煤炭、空中旅行、食物的合成。在致力于征服太空之前，留给人类的最后任务将只是消灭疾病和追求永生。设计师和建筑师被这些变化所触动。1901年，弗朗克·列奥德·赖特写了一篇赞美“钢铁与蒸汽时代”的颂词。他赞美道：在这“机器的时代里……火车头和工厂引擎……取代了以前历史上的艺术大手笔”。赖特要求20世纪的艺术家把机器融人他的风格之中。　　在这种呼吁下，“现代风格”产生了。在魏玛和德绍，现代风格首先在著名的包豪斯那里得到了表现。在那里，在格罗皮厄斯、克利、康定斯基以及莫霍伊——纳吉的工作中，开始了一场设计革命。格罗皮厄斯写道：“包豪斯相信，机器将是我们的现代设计的手段，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一点从观念上给予表达出来。”包豪斯反对精雕细琢的艺术、琐屑的修饰、无用的点缀和感伤的对象，它打出了功能主义的旗帜。在建筑物的制作方面，拱形的巴罗克风格和错综复杂的洛可可风格被鲜明的几何平面和无装饰的幕墙所取代。于是乎，“现代风格”所向披靡，尽管像赖特这样的某些先驱者对它一直持否定的态度。　　不过，由于包豪斯接受了机器的合理性，它带来的这场革命是设计方面的、材料方面的和生产方面的，却不是劳动组织方面的。“形式服从功能”这种新的审美趣味几乎没有对功能提出挑战，而是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像劳动的技术分工一样，它也脱离了人的尺度而变得残破不全。正如加尔布雷思的动作周期计时器——从摄影图片上追溯一位工人的运动——只抓住了脱离开人的动作的抽象踪迹一样，康定斯基的变幻莫测的色同步或克利的讨人喜爱的拱门也被细分为让人无法识别的对象，变成了纯粹抽象的形象。马塞尔·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这幅象征着对学院派反叛的油画，以痉挛的波动手法俘获住了某种动感，但是丧失了人的形式。　　如果在艺术中失去了人的尺度，如果在建筑领域密斯和格罗皮厄斯的追随者们撇开功能创造了一种冷漠而无用的形式，那么其文学主张也将被人抛弃。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风行一时的对机器的热情已经消退。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或勒奈·克莱尔的《自由的精灵》之类辛辣的讽刺作品——它们具有关于工厂和监狱的共同主题——已经时过境迁，被人淡忘了。在《桥》中，哈特·克兰恩千方百计地同机器相妥协，以便用诗句来表达它的节奏。但是诗人已经逃走了。现在，工厂变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的兴趣也不在工作上。　　　　社会洪流中的点点滴滴　　　　总的来说，像工程师一样，社会学家放弃了重新调整工作过程的任何努力；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克西翁神一样，工人们被永久地绑在了永不停息的车轮上。但是，这幅景象有其令人不安的一面，并且其反人性的意味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有人这样来讨论工业：只有当生产的机器方面得到考虑的时候，生产才会受到损害。于是，“人际关系”在近几年成了一种时尚。康奈尔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阐明了它的基本原理。他写道：“手工艺品制作的满足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再也得不到那种满足感了。如果说这些是人们可以从其直接的工作得到的惟一满足，那么他们现在的工作将肯定是一些无聊的体验。不过在今天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的满足：对人际关系的满足、对解决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和人际问题的满足。”　　这个见解概述了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这个流派是由哈佛商学院已故学者艾尔顿·梅奥及其同事发展而来的。在追随于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的梅奥看来，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事实是：产生了持续的破坏性的变化。家庭，作为一个工作和教育单元，这个社会内聚力的首要组织，已经终结；邻里的根基已经瓦解，促使人类获得满足的关键因素社会的和谐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要想重新建立和谐关系，就不得不在公司和工厂内部去建立。　　艾尔顿·梅奥188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1923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助理研究员来到了美国。1925年，在费城的一家棉纺厂里，他开始了他的早期研究。他的课题是找出特殊车间——“走锭精纺车间”——里人员调整率50倍于工厂其他车间的原因。他向效率工程师作了咨询，并实施了一些工资激励计划，但是流动率仍然高居不下。工厂其他车间的情况似乎好得多。工人的士气高昂；工厂领导是一位前陆军上校，在他的领导下，他的许多曾经在战争中服过兵役的工人建立了强有力的人际忠信纽带。　　梅奥注意到，走锭精纺车间机器的放置方式使得工人几乎无法进行相互沟通。人们不由自主地不停走神，做白日梦，出现忧郁症症状。一位护士加人了调研小组，工人们被鼓励向她吐露他们的问题。由于在效率工程师看来，工人们的这些抱怨根本算不得什么，这才导致他们的苦恼一直被人忽视。现在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工人们开始说出他们的各种烦恼。此外，梅奥加设了一天两次休息时间。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锭精纺车间的工人们第一次达到了由时间研究者制定的生产标准。　　当时，梅奥并不完全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护士的角色和休息时间的效果是惟一主要的线索，并且在著名的哈森实验中提出并利用了这些线索（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声称，哈森实验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可以与伽利略自由落体证明对物理学的意义相媲美）。　　哈森在芝加哥的工作场所是西部电器公司的制造厂之一。西部电器公司的工程师们曾经试图确证不同灯光强度对产量的影响。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灯光越亮，工作条件越好；灯光越暗，则工作条件越差。但是实验的结果并非如此。在实验室里，随着灯光条件的改善，产量提高了，但是在控制车间里，纵使灯光没有改善，其产量仍然提高了。当实验室里的灯光再次减弱时，产量继续在上升着，并且，在控制的车间里，那里的灯光尽管是稳定的，但是其产量仍然持续地提高着！　　接着，梅奥和哈佛工业研究部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那些实验延续了9年多。”持续了5年之久的基础实验是在“代班车间”里进行的。在那里，5位姑娘从事着一项组装电话机的工作。这些测验设计出来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如某些心理测试测量的那样，产量因工人的疲劳而发生变化。下列因素被单独测试，以便了解它们是否影响了效率：（1）照明；（2）前一天的休息时间；前两天的休息时间；（3）月经周期；（4）湿度和气温；（5）工作方式的改变；（6）节假日；（7）在一个工作日里的休息时间，包括休息时间长短和安排休息的不同时间段；（8）在一天时间里疲劳的积累，由量血压和血管皮肤测试来确定；（9）智力；（10）熟练程度；（11）不同的工资奖励。　　实验以13周为一个时间段，其中对一个因素进行改变或研究，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罗斯利斯伯格报告说：“一位熟练的统计员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找到在这5位工人的物理环境中变量的关系。例如，他考查了每一位姑娘用在睡眠上的时间的变量同第二天的产量之间的联系。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晚上很迟入睡的后果不是在当天就让人感觉到的，而是到第二天才让人感觉到的，他把影响产量的变量同操作者在两天前的休息量联系起来……在当时还没有一位能干的统计学家认识到把身体状况的变化同产量变量联系起来的尝试所导致的深远的统计学意义。”　　接着进行了基本的分类。在这次实验的第12期，姑娘们被提供最基本的饮食条件，也就是说，每周工作48小时，中间不休息，不吃午饭，具有在实验开始时相同的照明条件。但是，产量仍然保持着上升的态势。后来，如下情况变得明朗起来：工人们不是受到了心理或物理变量的刺激，而是受到了集中于他们身上的利益和注意力的驱动。不是任何外在的因素，而是实验本身，是这个被人忽视的联系，是未被人确知的决定项。　　这导致了第二个阶段的哈森实验：引人流动性咨询员，以便及时听到不满的工人的抱怨。在梅奥看来，咨询是“人类控制的一种新方法”。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正如对于所有的目标一样，人们会问：对谁进行控制，为了什么目标进行控制？罗斯利斯伯格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应该千方百计地改变“参照框架”，以便工人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怨愤。正如一位哈森咨询员描述这个过程的那样：“在遇到减薪雇员来诉苦的时候……她把注意力从所申诉的不公平待遇、工种的变换、被减薪的怨屈等等……转到了她的不幸的家庭生活；接着，当她再一次谈起她起初的怨愤时，事情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作为哈森研究以及后来遵循着相同的路线而实施的一些研究的一个结果，梅奥小组推翻了工业心理学的如下古老假说：“产量的变化大体上同疲劳有关。”他们还精心制作了一些“理论框架”以指导未来的研究：　　1.一个工厂必须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诸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由正式的逻辑结构而且是由非正式的结构以及由驱动着行为的各种仪式、礼仪和非逻辑的情感来规定的。工人无法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　　2.主管的职责不仅在于制定出政策，而且在于保证它们能够被下属坚定不移地贯彻。由于人类通常会抗拒变化，对变化的接受包含着把秩序融人滋长这种抗拒力量的观念之中。正如产品是要“卖给”公众的那样，计划必须是为了人而“制定的”。　　3.像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一样，一个工厂体系必须为成为一个公平的体系而努力。在其中，它的不同部门在功能上应该互相协调。当变化危及公平原则的时候，主管的职责便在于观察到哪些部分必须进行调整以便重新保持平衡。（公平的观念来自意大利社会学家弗尔夫莱多·帕累托和心理学家L·J·亨德森，后者对梅奥小组产生了重大影响。）　　哈森研究的伟大声誉依赖于它对科学客观性的张扬。无疑，在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没有一个研究曾经涉及过如此广泛的领域。不过，尽管其方法是微妙而精确的，尽管所有实验方法的原则在不同条件下都得到了适当的考查，但是，一些反馈仍然表明了哈森研究以及由它所引发的大量研究都带有深刻的偏见，那些偏见促成了去寻求完全客观的结果的主张。这些研究依赖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假定：机械化效率和高产量是成功——“好的”结果——的惟一试金石。因此，被运用的这些概念并不是客观的操作概念，而是来自某些潜在的价值假定。我们只要想一想一个关键概念“产量限定”就行了。那个概念引导着梅奥小组在西部电子的实验，引导着他们在电器装配车间方面的研究。在电器装配车间里，梅奥小组发现存在着一个 “非正式班组”。它形成了“最高限量”或产量限定，使得任何一个班组成员都无法超越这个标准，避免任何人在工作中偷懒。（因为只有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工作，才有可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标准。）这种行为的意义已经被术语“限定”概念化了。但是术语“产量限定”只是代表着关于合理性的一个比较性定义。管理制定“限定”的目的应该是让工人去从事“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劳动。　　作为“科学家”的研究者只关心“事物本身”，而不太考虑他们自己所介入的道德价值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他们像技术员那样地工作，对问题只作就事论事的探讨，只在它们被提出的范围里考虑问题。许多社会学家都把自己看作是“人类工程师”——与工业工程师相对应：工业工程师计划好一系列工作以便保证机械效率，而“人类工程师”千方百计地“协调”工人与工作的关系以便人类的平等跟得上工业的平等的节奏。一些社会学家否认上班的工人是不幸的，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其中许多由管理层搜集——去证明工人对其工作感到相当的满足。不过，这个论断忽视了两个本质性的要点：工作中必然存在着大量其他的工作条件，而非只有这项工作可以令工人满足（诸如结成帮派、开玩笑、休闲等等），但是这不能用来否证工作组织的值得商榷的方面及其在提供满足方面的失败；其次，工人们不知道（未经历过）除此工作以外的其他可能的工作，因此，他们当然满足于现有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旦他们了解了富丽堂皇的生活之后，你怎么可能指望农夫们安于其贫困的生活呢？一位对世外生活一无所知的农夫也许会安于其所拥有的一切，但是一旦他见了世面之后，他怎能安于自己的现状呢？）　　如杜威曾经主张的那样，科学家只研究“事物本身”，这是一个狭隘的科学观念。【杜威写道：“我欢迎给‘事物本身’加上引号，因为探索并揭示‘事物本身’是一项科学研究的崇高事业……[工业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是，正是在于它们没有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因为它们没有研究‘事物本身’，没有把人际关系中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它们以对于事物本身的偏见作为研究的起点，它自动地正在进行的研究活动……只有当这种不科学的限制得到清除之后，‘更大的社会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必然地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课题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的解放”，载于《评论》，1947年10月）这是杜威教授对一位作者的文章“让人适应机器”（《评论》，1947年1月）作出的回应，那篇文章分析了工业社会学研究中的十多项研究。那些研究都是根据上述框架作出的。那篇文章和纳森·格拉泽的文章“任人摆布的政府”（《评论》，1946年7月）一起，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那种方法把社会问题简单地作为“给予的”问题来接受。在讨论由格拉泽和本人撰写的一些文章时，杜威教授主张：把社会研究限制在对“现存”社会布置范围里的态度源于历史分工。由宗教文化创造的那种分工千方百计地限定社会科学的范围。如杜威在另一个地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妨碍着社会问题的根本道德性质的任何事物都是有害的，无论它是来自身体理论方面，还是来自心理理论方面。为了被选择者的利益，消除甚或妨碍着价值选择的功能，消除甚或妨碍着对欲望和情绪的利用的任何一种学说，都削弱了对判断和行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几乎没有一位工业社会学家注意到如下事实：社会科学的职责之一也在于探索工作的不同的（并且是更好的，即更人道的）结合，而不只是在于使得现有的工作更有效率。要是缺乏这种探索活动，一个人便无法知道人的潜能，也无法知道社会行为的实际范围。但是，如作为哈森研究成员之一、在最近几年里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管理咨询人员的伯利.加德纳简明地指出的这些社会学研究的目标那样：“[工人]越是感到满足，他的自尊将越大，他也将越是感到满意，因此，他的工作效率也将越高。”这不是一种适合于人的描述，而是一种适合于“奶牛”社会学的描述。　　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许多例子中一样，社会工程学模仿着艺术。在20年前，阿尔多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好的新世界》中写了一篇出色的“和谐颂”，由阿尔法斯和比塔斯吟唱的如下台句可以成为工业社会学的校园歌曲：　　福特，福特，　　我们十二人：　　噢，你让我们结成一体，　　像融入社会洪流的水珠；　　喔，你催我们一起向前，　　犹如快速飞奔的小车。　　作为对哈森调查和梅奥的进一步工作的重大宣传的一个结果，尽管“人际关系”变得极其流行起来，但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人际咨询并没有在当时获得广泛传播，甚至在诞生它的贝尔电话公司里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管理者自身并不完全了解它的作用。管理者似乎找不到减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的实质性“回报”，而且，它在某些管理者看来显得太难“把握”。不过，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并且大体上是因为妇女进入劳动力领域的持续影响，咨询日益成为公司向其雇员提供的医疗服务中的一项附属性服务。像杜邦公司和伊斯特曼·柯达公司这样一些大公司有专职的精神病学家。像休斯飞机制造厂和冉森公司这样的许多公司有专职社会工作人员，他们为雇员们提供有关物质和心理问题的忠告。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家指责管理者不了解赫胥黎称作“高级感情工程学”的益处。而且，正是管理咨询之日益高涨的威望才导致管理者接受了这些心理学巧门。　　由于咨询业的滞后，“沟通和参与”迅速变为一种重大的管理时尚。从理论上讲，“沟通”被认为将去开通双向渠道，通过它下层和上层之间的通话得以畅通，并因此“参与”到企业之中。只有在极少数例子中，这些体系才是可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沟通完全由雇员简讯或“行政管理系统”的会议组成的。在这些会议上，副总裁会见经理们，经理们会见主管，主管会见领班，如此层层传递。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体系是典型的广告代理法则的变体。例如，在威斯汀豪斯公司，公司政策的发布被记录在磁带上，通过拨打工厂之间的电话系统可以听到传递给数以百计的高级主管的信息。表面上看，电话号码是保密的，只限于1200名主管雇员，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秘密，因为主管们被授意把这些号码“秘密地”“泄露”给雇员，这些人为知道了一个秘密而高兴，便很快把这些消息传给别人。结果，数以千计的工人渴望尽早听到令人激动的一些忠告性的谈话，而要是换作其他方式，他们很可能会对那些谈话无动于衷。　　关于“人际关系”的流行，有两点必须给予注意。第一点是，在对了解、沟通和参与的明显关注中，我们发现管理层的观点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与那种变化同时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中的一种情况是，从权威到操作，它成了检验支配权的一个手段。企业的最终目的仍然保留着，但是其手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公然强制的过时模式现在已经被心理说服所取代。严厉而粗暴的领班为维持秩序发出的训斥声现在已经被“重视人际关系的”主管的温和声音所代替。在产业关系中，就美国社会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磋商已经代替了冲突。第二点是，这些人际关系的途径变成了思考工作过程本身的一个替代物。所有的满足都将在工作外的领域中获得：在班组中、在业余追求中。这样，工作问题便不再是外在的问题，而被归结为心理的问题。　　心理学暴行导致管理对“经济人”的严重忽视。我们知道，工人真正想得到的是安全、承认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其他“更重大的、失业的问题”。一位哈佛商学院权威写道：“尽管劳工争端往往通过工资、工作时间和物质条件表现出来，但是情况是否可能是这样的呢：这些要求隐藏着或多少含蓄地表达了我们一直没有学会给予承认的某些更加深层的人类境况？”　　这种见解在哈佛商学院周围比在工人周围更多地被人提起，它表明了学者们不知道对一个正在上班的人该说些什么。进入一家工厂的一位社会学家说道：“在我的工厂里的工人讲起话来就像经济人一样。他们的谈话表明了他们是一些斤斤计较的人，美元的多少对于他们的工作热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断定美国工人不是真正地或首先地对货币感兴趣这种说法在深刻的意义上与这种经济体系的原动力相矛盾。那么为什么人们还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种劳动条件呢？　　　　苦不堪言的磨坊　　　　人为什么要工作呢？更具体地说，人们为什么接受了把自己绑在地狱车轮之上的那些无情、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呢？新教伦理对此作出了传统的回答。对此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这样的假说：人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工作，接受被剥夺，轻视从他的创造力中获取安慰，顽强地抗拒环境，是因为他必须在神的面前证明自己。通过这个假说，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极具欺骗性的影响力。　　也许，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就是这样一种样式，但是，无产阶级是否也如此是很值得怀疑的。当然，霍加斯金河谷的工人们，或者梅尔维尔的雷德本在利物浦贫民区所看到的人们，对上帝的责罚之手仍然无动于衷。驱使他们去工作的是饥饿。许多早期的社会抵抗运动也只能同这个事实联系起来去理解。　　饥饿本身并不总是工作的激励因素。自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以来，英国的穷人以及那些无力工作的人，仍然可以依靠公共救济生活下去。1795年，通过实施著名的斯品汉姆兰法，政府扩充了这个体系，坎宁和其他英国政要觉得其范围足以抑制已经席卷法国并且正威胁着英国的那场革命。正如卡尔‘波拉尼指出的，这个法案实际上把劳动同市场经济隔离了开来。假如工资低于最低点，那么政府将弥补其差额。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每一位工人能够得到最低收入。而实际上，所有的工资都马上跌到了最低线以下，因为雇主期待着政府弥补工资的差额；并且没有一个工人再愿意去满足雇主。斯品汉姆兰法助长了罢工。通过罢工，贫民的处境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　　对于新教神学家来说（以及对于商人阶级来说），斯品汉姆兰法是一个该受诅咒的东西。道德家们对此公开表示谴责。威廉.汤森揭露了饥饿的各种优点。“饥饿可以驯服最凶猛的野兽，它将使人循规蹈矩，恪守礼节，但它也会使人服从或屈服于淫威……只有饥饿才能驱使[穷人]去参加劳动，而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是决不应该挨饿的……”　　在当时，最为强烈的也许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声音。马尔萨斯反对戈德温及其他乌托邦主义者的乐观主义，他主张，一个社会只有在受到强有力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下去。要是缺乏这些限制，那么将导致人欲横流，人口激增，灾祸不断。马尔萨斯声称，这些保护穷人的法案完全是在倒行逆施，助纣为虐。“要是我们的仁慈之心区别不了善恶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良莠不分，黑白颠倒；我们将鼓励懒惰者而责罚勤勉者；并且以这种最公然的方式减少人类幸福的总量。……圣保罗的自然法则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杰里米·边沁用圆形监狱这样的论题与马尔萨斯的论调遥相呼应。针对“这个法案对维持生机难道有什么作用吗”这一问题，边沁回答说：“毫无用处。”　　在这诸多压力下，1832年，斯品汉姆兰法被废除。并于1834年，随着新穷人法的实施，一下子跨人了自由竞争时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自由竞争是由“详尽的效益管理”制定的。）按照这条新的法律，在他获得救济金之前，他必须通过测试，并且救济院笼罩着一种道德耻辱的气氛。现在，社群的蔑视迫使他不得不去工作，但是由于补助性工资的中止，一个人的工资就是雇主付给他的工资。因此，劳动力价格取决于上下波动的市场。并且，尽管存在着种种抵抗，但是劳动力已经变成了商品。（毕竟，要是没有高度的本能压制，要是没有强加于工人头上的规范化工作的严格性，一种大规模的富足经济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安德鲁·乌勒在一个世纪前写道：“心灰意冷的工人们不时被要求去做一些不规范的苦差事。”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勤勉已经被规范化了。甚至美国工人——传统民族的、好吵闹的、个人主义的和独立的人——也必须屈服于钟表的暴行。　　但是在今天，实际上，生理饥饿已经不再是驱动力，存在着某种新的饥饿。诱人的报酬和对物品的渴望已经代替了棍棒；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内在的自动驱力。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反对禁欲，提倡浪费。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美国消费者更宠爱其妻子的人了，这种毕恭毕敬的心理促使美国人不停地购买。这条“金黄色的链子”就是分期付款方式。通过把他的未来抵押出去，工人们可以购买房子、小汽车、电器及其他日用品。通过拥有这些商品，他便获得了以前只有上流社会才能享受的生活条件。每一个美国人的听觉神经都时刻保持着紧张状态，挖空心思去获取新信息。像《财富》提到过的那样，美国公民从早到晚都生活在围攻状态之中。“他看到、听到、摸到、尝到和闻到的每一事物几乎都是企图向他推销某样东西。……为了突破他的防线，广告商反复攻击他，揶揄他，提醒他，或激怒他，潜移默化地或者用中国式的软磨硬泡的方法消磨他的意志。在墙上，在天空，到处都充塞着广告，一到晚上便到处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招牌。”　　如果说美国工人已经被“驯服”了，那么他不是被机器原则驯服的，而是被“消费社会”驯服的，是被由他的工资、他的劳工妻子的第二笔工资，再加上所有低息贷款所提供的较优裕生活的可能性驯服的。这一点在底特律得到了最好的证明。按照美国激进的民间说法，如果说在美国将存在这样一种苗头的话，那么汽车工人被看作先天地具有激进阶级意识的苗头。在当时，他们居无定所，没有根基（许多人来自欧扎克高原），怀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想法，一旦他们认识到“或者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想到”他们被囚禁于他们的劳动之中，他们便先天地具有革命的热情。然而，在今天，汽车工人并不拥有工作以外的将来。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是激进分子。原因在于旧的目标已经被代替了，美国梦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其生活方式上的成功相比，某人工作上的成功正在变得不甚重要。如艾利·切诺伊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不是因为工厂里的晋升——他知道那个阶梯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亨利·福特和沃尔特·P·克莱斯勒是从机械工职位开始发迹的——而是因为他正在为得到一个“小巧别致的现代居室”而工作，他认为自己是“新潮的”。在价值取向上的这些变化在青年工人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反映，对于即时满足——小汽车、花费、姑娘——的渴望强烈地膨胀了起来。人们不愿意花数年时间来认真学习，而是想马上到有着诱人工资的工厂去上班。　　而一旦进了工厂，他们便痛不欲生地认识到，他们同魔鬼订立了协议，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们的提升依赖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但是他们把这一点给忘了。他变得不知所措。但是对于工作的不满没有导致蛮斗——尽管偶尔会有零星的发作——而导致了逃避现实的幻想——对于拥有一家机械厂、一个养鸡场、一个煤气站的幻想，对于“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的幻想。这当然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美梦！　　　　拔靴带　　　　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工人及其限制。无疑，假如考虑到复杂多变的现实，那么任何一个笼统的概括都会变得模棱两可，毕竟在美国工厂的工作只是人们所完成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其他的职业团体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心理学和问题。一位熟练工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单调的，而在一家忙碌的大都市旅馆里工作的女仆却可能感受不到这一点，也许，再也没有比坐在柜台上的银行出纳员或站在四面封闭的电梯里的电梯操作员的孤独而封闭的生活更死气沉沉的了。码头装卸工人对其工作充满着信心，他们从其纯粹的体力劳动中获得了满足，并且为能够在大城市码头找到工作而感到无比激动，为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而感到惋惜。音乐人、打字员、矿工、海员、伐木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工作任务。不过，工厂是所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因为其节奏以一种微妙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工作的一般特点；并且，同样地，机械化节奏渗透到了曾经个人化的工作样式之中。曾经被人称作“地下的农场”的煤炭业，随着铲挖和运送技术的机械化，现在已经越来越具有工厂劳动的性质。在办公室里，快速计算器、制表机和汇票机的配备把白领工人机械地造就成了懒汉。“处理原料”的机械化速度（例如仓库和超市）已经把机械节奏引入了经济配置部门。　　这些变化使逃避工作的倾向更突出了，这些倾向在美国工人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并且在今天所有的工人都为之着迷。这个逃避工作的大诱惑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成为老板”。社会学家莱因哈特·本狄克斯和S·M·列普锡特报告说：对“个人企业”的信念“已经变成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先人之见，尽管它曾经激励了过去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它已经不再是今天的中产阶级的理想。相反地，中产阶级希望成为专业人员，而把成为上层白领工人作为次要的选择”。当然，实在地付之于行动的人比只是在思想上以此为目标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这里，体力劳动者再一次比白领工人作出了更多的努力”。　　这些激励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呢？我们知道，经济劳动力是不断地流动的。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科林·克拉克早就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质和量都提高了，大量的经济部门将转向服务和其他“第三”产业。自1910年以来，农民、农场主和非熟练工人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在总体上迅速下降；熟练工人保持着现状；服务行业的工人迅速增加起来；在那个阶段的劳动力中，专业人员的比例从4.4%上升到7.5%，业主和管理人员的比例从6.5%上升到8.8%。半熟练劳动力以及服务和销售人员获得了最大增长。在1910年和1950年间，半熟练工人的比例从14.7%增加到22.4%，白领工人的比例从10.2%增加到20.2%。　　克拉克的追随者们试图制订出一个概念图表。他们讨论了“准第三”产业（通讯、金融、交通、商业）和“第三”产业（医疗、教育、研究、娱乐）。美国经济的扩张无疑已经使许多新兴职业成为可能，并且就整体而言，这些新职业都是在工厂之外确立起来的。但是，由这些增长的比例带来的激动不应误导我们忽视这些适用岗位数量的有限性，或者，不应误导我们忽视如下事实：美国的社会流动是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走在前面的是孩子们而不是其父亲，父亲抵达目的地便停滞不前了。由本狄克斯和列普锡特所作的对于职业流动的研究证明了：在25年的工作史中，一个个体平均拥有4.8份工作。尽管工人们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工作，但是，“在从事手工劳动和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之间……相对地不存在什么变化。”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80%的劳动生命花在了体力劳动的职业上，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把75%的劳动生命花在了非体力劳动的职业上。　　拥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是艰难的。即使在一些大企业里，假如一个人仍然想要获得晋升的话，其晋升过程也是非常缓慢的。作为补偿，人们会作出大量的——有时是可怜的——努力，不是提升自己，而是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社会学家埃夫里特·休斯说道：假如其地位和威望安排得当的话，那么一个人将愿意做任何又脏又累的重活，医生的大量既令人不快又繁重的工作就属此列。“职业化”工作的努力已经变成了赋予某人的工作以荣誉品格的主要手段，那种品格是工作的性质自身所否定的东西。我们有了旅馆管理学校，有了社会工作学校。汽车维修处变成了“机动车润滑油加油站”；人们不再说“我是卖炊具的”，而说“我是从事营销工作的”；门房变成了“物业管理员”。医院的门房则变成了“管理员”；秘书变成了“主管助理”；而牧师，如果他无法升为主教的话，便根据其所在地区的牧民的社会阶级来衡量他的成功与否。　　　　游玩的预言　　　　为逃避工作而采取的最有意义的方式是对于“休闲”的强烈渴望。工作是令人烦恼的，但是，即使工作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人也可以减少其工作量。在现代，这个理想是通过令人愉快的娱乐（音乐、墙上的色彩、休息时间），尽可能减少工作的令人不快的方面，并且尽快地排除由工作带来的诸多不快和损害来实现的。在《生活》杂志里，占了两整页的令人注目的广告展示了停放在一幢优雅的小别墅的大起居室前的一辆漂亮的林肯小汽车，其广告词写道：“您的居室四周绿草如茵。您的厨房是工程师的杰作。您有华贵的家具和优美的服饰。轻松地工作，尽情地玩乐吧。”　　游玩、娱乐、消遣是当今我们文化的主题，也是“强行推销”的主题。运动服、旅游、野宴、手提电视机，这一切都成了时代的标志。在人的被动性中，已经埋下了堕落的种子。不过，有些严肃的社会批评家仍然在休闲时间的发展中看到了实现一种任其自然的性情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对工作约束的可能性，看到了放弃加诸不守规则的表现之上的过时道德惩罚的可能性。大卫·利兹曼嘲笑了企图把“欢乐和意义”引入现代工业主义的人。他说道：“按照不合时宜地介入的错误推理”，他们可能会“使工厂和白领人格化、情绪化和道德化”。但是，他主张，“更有意义的将是接受而不是反对现代工业中的客观性：增进工作中的自动化程度——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愉快和消遣。”　　利兹曼想要的是“游玩的自由”。“除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感受之外，[游玩]可以不断地成为生活艺术的技能和能力发展的领域。游玩将证明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对于应然存在的自动的人来说，将仍然存在着保留与其社会品格的普遍要求相区别的个人品格的余地。”　　几乎没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也许是因为它太模棱两可了。（利兹曼写道：“我们承认自己对游玩所知不多，因为研究一直主要集中在生产者的‘社会品格’方面。”）但是，“游玩”能够脱离工作吗？应该指出，游玩不是休闲——至少在从柏拉图到T·S·艾略特的经典描述里它不是如此。一个休闲的文明是具有探索和扩张特殊文化传统的明确任务的文明。如约瑟夫.丕佩尔指出的那样，休闲不是荒淫度日，也不是纵情狂欢，而是全身心地陶醉于优雅的艺术，“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游玩也不是放松。因为无论是没精打采，还是想人非非，放松是介于两种努力之间的一条缝隙，介乎两个高潮之间的一个低谷。它不是“自由的时间”，如工作中略作“休息”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它是时间的间歇，是工作节奏中的必要构成部分。　　游玩（不是休闲或放松）是对工作紧张的消除，是对身体和心灵的另一种运用。但是，一种正在衰弱或消失的紧张只会产生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或消极的游戏方式。为了拥有“自由的时间”，一个人必须全力去应付挑战性的一天，而不是消磨掉无聊的一天。假如工作正如地狱之轮那样日复一日地无聊运转，那么偶尔介入的游玩除了是等待着地狱之轮下一次转动前的一个瞬间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爱德华·贝拉米在他的《回顾》一书中预见到了这样一种状况：一个人用其一生的20到25年来例行公事地打发每天数小时的时间，然后才得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愿望。在这里，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以一种精确的方式，贝拉米的预见变成了现实。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从70.6小时（在1850年）减少到40.8小时（在1950年）。每周两个休息日成了美国生活的标准，每天工作7小时也即将得到实施。但是，工人们在工作中一直被否认的东西，他们现在企图以多种方式重新掌握起来。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对各种艺术品和手工制品的癖好不可思议地蔓延了起来，摄影、带动力工具的家用木制品、陶瓷、高保真音响、电子学、无线电“话务员”等风行于一时。美国已经看到了以前历史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里的众多“业余爱好者”。并且，尽管这是内在地可驾驭的，但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丧失了对工作的满足。　　　　左派的衰落　　　　假如在资本主义工业秩序中工作已经丧失了它的基本存在理由，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它将找不到任何新的意义。也许，最近几年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学事实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欧洲诸国的经济，无论是英国还是大陆，都特别依赖于世界贸易的平衡；并且，其可操作的领域是有限的；实际上，在一场正在悄悄地进行的“管理革命”中，由经济专家作出的技术决策现在决定着政治家们的主张。　　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对当前的灾难并不是毫无责任的。社会主义起初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希尔费尔丁的《金融资本》、韦布夫妇的《费边社论文集》，所有这些文献都一致地断定：生产的问题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来解决，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再分配劳动果实。但是，19世纪的资本增长问题、各种刺激、生产力在今天依然很具活力，而与此同时，国有化并没有产生什么奇迹。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工人对国有化工厂的冷漠以及他们对于去做“拥有”工厂之类事情的不情愿（与波拉尼的如下恰当评论相一致：英国水手感到他们“拥有着”皇家海军）。当国有化董事会发布年度报告的时候，英国铁路工人和英国煤炭工人对此并没有赞美。其中的一些原因应该往上追溯：许多国有化产业被陈旧的技术和巨额的债务所拖累；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尤其是利率大幅度下跌，给改革带来了困难。简单地说，如工党首相阿斯顿·奥尔布在《费边社论文集》中指出的那样：“国有化产业面临的人类关系问题主要在于它们的组织结构的规模和复杂性，那些问题是具有相似规模的所有组织都同样面临的问题。”　　但是，除了社会主义者后来才开始面临的经济学和管理组织这些难题以外，还进一步存在着一个根本价值取向的问题。　　社会主义，尤其在西方，从其工作的眼光看，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它所一直关心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市场。尽管韦布夫妇的社会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提高效率和秩序，但是，正如由迪金森、兰格和勒奈指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经济指导试图证明：在一种指令性的经济中，市场微积分学是可能的。由威廉·莫里斯提出的人道主义冲动已经丧失。莫里斯在其《没有出处的新闻》中拟出了一个新的有机秩序，它把农业、工业布局和城镇规划统一了起来。但是在费边主义者看来，这些设想完全是一些不现实的乌托邦。在发表在第一个《费边社论文集》中的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一文中，安妮·贝森特（她后来成为神智学的出色代言人）对想要凭空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人们进行了攻击。她论证说：“实事求是地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组织只能是对于现存趋势的一个推算。韦布夫妇也只是把社会变化看作是创造秩序的一个手段；他们的动机是对于效率的热情。他们对人民没有感情。在《新马基雅维利》一书中，H·G·威尔士这样来描写奥特里亚·贝利（贝特里克·韦布）：“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要是他们（奥特里亚和她的丈夫）有主宰一切的机会，我想，他们会砍光所有的树木，铺上被脚踩平了的蹩脚的绿茵，装上聚集阳光的劣质设施。奥特里亚以为杂乱无章的树木和海边的悬崖峭壁都生得毫无道理。”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发挥像“国防部兵营建筑学”那样的作用。他们的世界的基本景象是“像现代科学那样有信心和有力量的、像身体那样匀称而美丽的、像阳光那样沐浴着我们的一个有机的国家……个人主义……意味着混乱，意味着一帮绝望、散漫、无知和鲁莽的小人的随心所欲和为所欲为……有机的国家必须永远地结束这种混乱；它应该统摄我们的所有观念，并且赋予我们的所有野心以形式”。　　结束混乱，把社会纪律引进来的这个愿望也典型地体现了列宁的性格。更有趣的是，列宁被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工作所深深吸引。当俄国革命接近结束的时候，列宁面临着组织工业生产的任务，如他在1919年6月一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的，他的解决办法是引进计件工作制和泰勒主义。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统治和苏维埃组织或管理同最近的资本主义的进步手段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把泰勒制的研究和教训引进俄国来，把它的系统的测试和采用情况介绍到俄国来。”　　无论现代社会主义者作了多大的努力，他们的思想几乎都没有从市场成本和效率的思想传统中解放出来。对此问题最为焦虑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之一阿斯顿·奥尔布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但愿工人们可以被给予“参与决策的感觉”，但愿他们具有“参与的感觉，并且对其所工作的工厂担负起责任来……”但是他知道，对于大范围的管理组织来说，“关于产业民主或工人自我监督的古老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软体动物和人　　　　除了把工厂“分裂”且分布于花园城的小单元中之外，或者除了——像一位英国作家称呼它的那样——等待着把所有工人都用技术来代替的“技术乌托邦”的到来之外，艰苦的工作问题是否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呢？也许，一个最温和的办法可以从追溯工作技术——从对效率概念的挑战——开始。　　假如一个人想在工人中间鼓起一种新的士气，激发出一种新的工作热情，那么他就必须考虑到，工人不仅仅只是在一个工厂里的“人际的关系”的一部分。他的工作必须不仅要养活他的肉体，而且要维持他的精神。让我们返回到“流水作业”问题上来。由查尔斯·瓦尔克和罗伯特·盖斯特所著的一部美国社会学研究著作《流水线上的人》中的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是，不满于被束缚于其中的机械工作，工人们想出各种方式来“布置流水线”，以保证他们的工作具有节奏。一个办法是建立“工作平台”，即算出准流水线的数量；另一个办法是迅速“完成流水线”上的工作，然后让自己可以缓一口气。在工厂里，最受欢迎的工作是机动人员、领班和维修人员所做的工作——那是一些最不具流水线操作性质的工作。机动人员起着对各个班次的流水线工人的顶替作用，他要能够胜任整个流水线的工作，他要接触不同的工人，了解所有的工作。作者评论说：“对于一个不熟悉流水线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分5个步骤做的一项工作和分10个步骤做的一项工作之间的差异，或者用2分钟完成的一项工作和用4分钟完成的一项工作之间的差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对于这位工人来说，这项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在他当时的工作经验中由甚至仅仅几分钟的变化所具有的心理重要性。”　　瓦尔克和盖斯特的这项研究所蕴藏的意思是一目了然的。由于细致的工作分解从社会上讲（和人上讲）变成了自欺，答案就在于工作的轮换、工作的“扩充”和工作周期的拉长。从时间运动研究的观点看，无论这包含着什么损失——和成本——工人实际获得的满足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对于管理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心理学家难道没有告诉过他：心满意足的工人将是更有干劲的工人吗？但是，要是实际并非如此又会怎么样呢？假如让工人变得更满足的成本不足以抵消增加的产量，那该怎么办呢？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汇报了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进行的为期一年半的实验所取得的成果。　　两组员工被给予了安排工作的大量自决权，诸如，何时休假，如何处理迟到，谁要加班工作。相比之下，另两个组的员工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的管理，并且所有的决定都由管理主管作出。根据库尔特·利文的理论，研究者假定：“参与决策的增加将导致生产动机的增加。”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事实并非如此。“受科层管制的”两个组取得了更大的生产力。（这些增加也不应归结为外来因素，因为在同一个阶段，与之比较的另两组在实验计划之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不过，还清楚的一点是，控制自己的工作方式的个体比屈从于行政控制的个体更加喜爱他们的工作，并且，在“科层”组织里的个体也表现出了对于团体决策过程的强烈偏好。　　显然，对人际关系工程师来说，这里是一个“价值”问题。哪一个“可变项”是应该设法最大化的呢？是直接工作班组的满意值，还是公司的生产力？更加笼统地说，是应该为了提高产量、减低成本来组织工作——假定这些好处能够被转移——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呢？还是为了让工人在工作中受益才这样组织工作呢？由于相对成本是可变项，我们的功利计算围绕它们而上下波动，因此，谁应该承担这些成本呢，是消费者还是工人？　　从历史上看，市场社会的答案一直是消费者应该从中受益。这一点是不利于我们的效率概念的。在一种竞争的经济中，除非所有的竞争者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单一的公司怎么能担负得起增加的成本呢？甚至社会主义者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例如，在25年前，当英国工党作出如下决定的时候：通过由国家的非市场管理的“公共企业”，而不是通过社团主义控制或合作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实施国有化，它也接受了效率的规则。由于缺乏来自工人自身的压力，因此不存在迫使现代企业去重新制定工作流程的方案。但是即使工会也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像许多别的方式（加强纪律、“鼓励”工人超产等等）一样，工会已经变成了“管理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世外桃源和乌托邦　　　　在人类希望和渴望的历史上，关于世外桃源和乌托邦的灿烂图画在冥冥天际中交相辉映。人们总是或者缅怀黄金岁月，或者企盼黄金时光。二千年前，与西塞罗同时代的一位古希腊诗人赞美水轮磨坊的发明解放了女奴：“一觉懒睡到雄鸡报晓……美人儿做着手中的细活儿……沉重的水轮磨坊悠然转动着。”亚里士多德曾经预言，当织布机能够自动织布的时候，奴隶制度将会消亡，因为到那时，主要的工匠将不再需要帮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隶。浪漫主义者却没有对这些景象作过描述。　　在塞缪尔·勃特勒的《埃瑞洪》中，发明是受禁止的。贝拉米的《回顾》描述了强征的产业大军，被威廉·莫里斯称为一个“可怕的伦敦佬之梦”。在哥特式复古运动中，原始的东西被尊奉为崇高的东西：狩猎，设陷阱，伐木，耕地，做针线活——这些都是工作的美德。　　今天，我们正处在那些希望和渴望似乎日益趋同的一点上。在流水线带给工人工作的同时，由于它越来越把他们从肉体上同流水线的节奏绑在了一起，自动化控制以及持续性流程的巨大发展创造了把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消灭掉的可能性。就其目前的规模和复杂性来说，只需追溯到1939年的持续性流程的革新。在当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M·w·科洛基公司安装了第一个石油工业的大型液体催化裂化设备。在这些新的工厂里，原料、油或天然气连续不断地向着一个目标传送，经过一些复杂程序，从一个为期24小时的生产流程进入另一个流程。整个工厂受由几个人把持的中央控制室调度，与此同时，流动维护人员时刻留意任何地方的停顿。坐落于克利夫兰，创办于1952年的新福特发动机厂几乎提供了一个不问断的操作流程：从初次投砂、模子浇铸，到钢水流动，以及完全铸好的发动机模块的震动去尘。对于这家高效运转的工厂，只需很少的人手就能操作自如。因此，铸造工作曾经被斥为最可怕的工作，已经走上了机械化的道路。　　这些新的产业革命可以用“自动化”一词来概括。这个术语是由福特汽车公司工程部在1948年提出的。他们用它来描述某些新的“传送机械”的操作，这些机械能够机械地从机床上卸下自动加工的产品，并把它们放在机械工具的面前，那些机械能够自动按部就班地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加工。工程师中的一些咬文嚼字者便不再称福特工序为“高级机械化”，而调侃地称它为“底特律自动化”。在他们看来，术语“自动化”是对于这样一些过程的颠覆：在其中，高速的、自我纠正（即反馈）的工具控制着其他机器的操作。【一个烤面包电炉是自动的，但是它是一个“事先设置好的”操作循环，无法根据变量进行调节，而一个“自动的机器”，通过反馈，可以根据变量进行自我纠正。】他们指出，自动设备是相当原始的。罗马人发明了水压阀以调节他们的水槽的水位。荷兰人用这些工具来保持风车以风为动力运转起来。詹姆斯·瓦特发明了“活塞”使得他的蒸汽机以稳定的速度运转。一个半世纪以前古老的美国北部的水磨坊也是巧夺天工地以真正的“自动化”原理运转的：从马车上卸下的谷物装人一只漏斗里，通过漏斗机械称量之后，倒人一条传送带，再由提升器输送到顶层；在那里，借助于重力，谷物流入几个漏斗里，那些漏斗调节着倒人磨坊的谷物量。就这样，大量谷物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经机械加工、筛好，再装入桶中，然后被货船和货车运走。　　不管古人有什么样的说法，今天的创新之处在于大量地引进了许多不同的程序。借助那些程序，直接的人类劳动已经减少，机械的或电子的工具调节着工作流程。这些程序主要有四个步骤：　　（1）持续流程或自动处理操作，如，在石油炼化厂或新式发动机铸造厂里。在这里，工人是罗盘调节员、保养员和熟练的修理员。　　（2）数据处理系统或能够贮存数以亿计的信息并且在瞬间筛选出所需条目的巨型电“脑”的运用。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数据处理系统。通过那个系统，借助于传送带，获得的订单被自动地转化为相关工厂的生产、规划、运输和船运程序；转化为公司运作和财务记录的报表和收入信息；并且转化为给客户的广告、发票和价格说明。美国银行有一个25吨重的“银行职员”，一个由17 000只电子晶体管和一条100万英尺长的电线组成的电子机器，人们昵称它为“艾尔玛”，艾尔玛一天能够处理50 000份账单。它承接股票“买卖”业务，收取定单，受理透支业务，并且每月以每分钟600行的速度打印各种报表。　　（3）自我纠正的控制设备。它通过打孔带来“指令”机器，那些打孔带很像过去的自动钢琴上的带子。奥玛公司开发了一种自动车床，借助打孔带的指令，它能够每4分钟加工好1只零件且只有0.000 3英寸的偏差，而在常规状态下一位熟练的机械师即使全力以赴也需半个小时才能加工好1只零件。克利夫兰建材供应公司投产了一家混凝土搅拌厂，该厂可以用1500种不同的搅拌程式把配好的原料装入搅拌车里。只要把一张记录着程式的打孔卡插入电子控制板里，所需要的混合料便会由转运带装入等待着的车中；被控制的机械甚至能够测出投人搅拌的沙子、粗矿石和矿渣的比例，并根据其过少或过多给予相应的补充。　　（4）自动流水线。艾德迈勒公司和其他几家大型电器制造公司有这样的机器。它们能够完全流水作业地“生产出”收音机。由米尔斯将军制造的一个叫做“奥托发布”的机器能够在一分钟时间里把大量电子元件组装起来，而在这之前一个工人需要一天时间。　　虽然其中的有些工厂类似于幻想小说作家们在几十年以前描写过的“机器人IV"的景象，但是它们离开“真正的”自动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今天，完全自动化的流水线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实现：对于某单一产品有着大宗需求的时候。但是，对于中等产量和少量生产的产品来说，这种灵活的、目标单一的机器的成本太高了，使用这些机器有可能会“冻结”产品设计和技术的发展。埃里克·利维尔和约翰J·布朗指出，真正的自动化将根据多目标的机器，而不是生产一种产品的机器，来设计产品。假如这样的机器被制造出来，这将不仅在技术学上带来一场革命，而且在美学上带来一场革命。例如，一个收音机或一只炉子应该像什么的概念将不得不发生剧烈的改变。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固有的审美习惯主导着机器的设计。在1851年著名的水晶宫展览会上，铁被第一次带入了除机器以外的建筑物中，真正具有了某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想像力，这些初期的建筑和手工艺品是装饰性的和巴罗克风格的而不是实用性的。只是当“现代人”逐渐强调形式应该得到表现而不是被隐藏起来之后，其功能才得到了更好的发挥。不过，尽管设计者已不再因循守旧，但是工程师仍然是保守的。对于工程师来说，创造能够生产出快捷而美观的产品的、目标单一的自动化机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采用这些昂贵的机器只能延迟灵活的自动化机器的产生，那种机器才能够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并且带来一场真正的机器革命。　　美国人具有对革新夸大其辞的倾向，他们凭空捏造出由自动化带来的变化所导致的恐怖。诺伯特·维纳——他的论述“控制论”的著作对于“通讯理论”的流行负有部分责任——描写了一个凄凉的世界：无人工厂生产出失业者无力购买的大量商品。这些想法是愚蠢的。抛开成本因素的考虑，即使自动控制被一下子引进所有能够使用的工厂中去，也只有大约8%的劳动力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显然，自动化将带来混乱；并且，许多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将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旧工业的衰落或淘汰，美国狭小的聚宝盆地区将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萧条地区”。但是如下情况是不太可能的：自动化的经济影响将大于某些社会混乱，那些混乱伴随着趣味的变化、产品的更新换代或社会传统习俗的变化。例如，建筑领域功能主义风格的兴起意味着砖瓦工、泥水匠、油漆工和制模工的地位的下降。石油取代煤炭使得煤炭工人的需求量减少了一半。年轻人的早婚导致了纺织和服装业的极不景气，因为早婚意味着一个人更不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意味着更加随意地对待自己的穿着，意味着把更多的家庭投资用于住房和家具上。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消除所有这些混乱依赖于经济活动的普遍水平，而这本身就是经济的创造性成长的一项功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半的美国人已经学会了怎么样通过一种灵活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调整经济并且刺激它的增长。作为调节器，政府可以做到抵消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一般说来，在必要时政府是否愿意采取行动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学问题。　　然而，自动化将产生重大的社会效果。正如工厂的工作影响了社会的节奏一样，自动化的节奏也将赋予工作、生活和休闲以新的性质。　　自动化将改变劳动力的基本构成，创造出一个新的工薪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为自动化过程减少了生产所必需的产业工人数量。例如，在化工产业领域，从1947年到1954年，产量增加了50%，而“蓝领工人”的数量只增加了1.3%。与此同时，非生产工人的数量，即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职员和销售人员增加了50%。1947年，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的比例是3：1。1954年，在7年时间里，这个比例下降到2：1。　　就其最重要的后果来说，自动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一个企业再也不必为大宗劳动力的供给而担忧，这意味着新工厂可以建于远离大城市且更加接近市场或原料资源和燃料资源的地方。例如，西尔韦尼亚公司有43家工厂，最近它在俄亥俄州的纳尔逊维尔、衣阿华州的伯灵顿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的肖尼等这样的偏远地区建立了一些工厂。这家公司相信，它的工厂将变得越来越小，工厂员工将控制在700人的范围内。通过这种方式，这家企业可以实施新的社会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可以直接认识所有的人，这些小城镇的社会分工将重现在工厂的社会等级中。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新的庄园式社会便形成了。　　工业的非中心化将同样导致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地缘学的革命。随着新工厂在城镇周围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生活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的边缘，市区和郊区之间的差异便不断被消解掉了，由此将出现一幅从城镇、郊区、乡下到荒野依次展示的景象。正如威廉·詹姆斯曾经指出的，环境是自我的扩张。在这种新的地缘学里，我们可能进入了英国《建筑评论》编辑称为的“次等市郊”（subtopia）。　　但是，它涉及的不仅仅是地缘学的变化，作息时间也将发生变化。其主要的经济事实是，在自动化条件下，折旧而不是劳动力成了主要成本。由于劳动力相对变得便宜起来，让一架极其昂贵的机器闲置着便是很不经济的做法。除了高额资本投资以外，越来越多的自动化工厂会增加班次以保证机器一天24小时运转；越来越多的工人发现自己是“在上班时间之外”工作的。在这样的工作社群里。睡眠、就餐、社会生活和性生活的节奏被打乱了。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上常日班工人的一天安排是工作、娱乐和睡眠，而同一天从下午4点到午夜12点工作的同伴们的一天安排是娱乐、工作和睡眠，而上夜班的人一天的安排是睡眠、娱乐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友谊的模式也会发生突然的变化。要是妻子和儿女过的是一种“常规生活”，而男人却在整个白天睡觉，那么其家庭生活和性生活便会产生隔阂。　　工作时间的这样被打乱——人们为什么要日升而作，日落而息呢？这种习惯是乡村生活的遗迹——已经被变化中的美国经济样式所确证。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把更多的钱花在娱乐和旅行上。这种对于娱乐和服务、宾馆、汽车旅馆、度假村、停车场、剧院、饭店、电视日益提高的需求将要求越来越多的人去从事“在上班时间之外”——晚上和周末——的工作，以满足这些需要。在下一个10年里，也许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劳动力将从事专门时间的服务。这些专门工作团体的不断增加，加上他们自身的精神生活和娱乐方式，是以消费为目的的文化的一大特点。　　对于个别工人来说，自动化将带来一个新的自我概念。因为在自动化过程中，人终于丧失了工作的“感觉”。无论这种失落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使用电动工具的人几乎都像驾驶一辆汽车一样地感受着这些像是他身体里延伸壮大出来的机器，而他们的机器则几乎顺从地对他们的指令作出反馈，并且使他们自身的技能更灵巧更有力。作为机器看管员，人们现在不直接参加工作，并且，曾经通过“确立某些条条框框”（即限制产量）而存在的控制现在终于被打破。有一位钢铁工人说过：“为了能够喘一口气，你不能放慢给炉子不断加料的速度。”但是，随着新机器调节控制设备的投入使用，精神的紧张、没完没了的注视、无休止的全神贯注代替了肌肉的疲劳。（在新教道德中，恶魔总是能为“闲着的双手”找到工作，而工厂让一个人的双手闲不下来。但是那种道德忽视了令人神往的生活及其效果。现在，通过对机器的关注，将存在着闲着的双手而不存在“闲着的心灵”，这算不算是道德的进步呢？）　　不过，在这些新发展中，工人是有收获的。自动化要求工人把工厂看作是一个整体。假如工人的手艺不精，技术不够专业化，那么他们必须去了解一项工作之外更多的东西，既要懂得锅炉，又要了解汽轮机，了解压力和膛孔是怎么回事，并且要把他们的工作相互联系起来。　　最重要的，或许还存在着工作测量的终结。现在的工业不是始于工厂，而是始于对工作的测量。当产品的价值以生产单位来规定的时候，工人的价值也相似地得到了测量。在单位概念之下，时间研究工程师们推算出一个工人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必须有更多的工作单位。这是一种关于工资激励图式（实际上是一种产量激励图式）的假说，也是一种关于“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的工程道德假说。　　但是，在自动化条件下，由于有了连绵不断的流水线，一个工人的价值可以不再由生产单位来评估，因此，产量激励计划以及它们涉及的测量技术将会消失。如亚当·阿布鲁齐预见到的那样，在他们那里将产生一种新的工作道德。价值将不再由“最佳方式”来规定，不再取决于硬性的规则和苛刻的钟表，不再根据零星的时间和产量，而是取决于对操作的规划、组织和连续地发挥顺利生产的职能。在这里，不是个别工人，而是一个班组，将发挥新的重要性；并且，社会工程师将获得应有的声誉。那么工作本身将怎么样呢？　　　　阿南克和萨纳托斯　　　　【阿南克是希腊文化中终极命运的人格化；萨纳托斯是希腊文化中的死神，指破坏的本能。】　　　　在西方文明中，无论其该受诅咒还是该受祝福，工作意识处于道德意识的中心位置。杰尼西斯说道：“和着额前的汗水，你才能吃到面包。”早期教会的神父们对亚当在堕落前的事迹非常着迷；在种种思辨中，却没有一种思辨想到他原来是无所事事的。圣·奥古斯丁说道：他全身心地从事着园艺工作，“一种值得赞许的农活”。　　在新教观念中，所有的工作都被赋予了美德。路德说道：“同在教堂里布道的牧师相比，做家务活的家庭主妇并没有更远离上帝。”每一个人，而不只是一小撮人，都被上帝所“召唤”，在每一个地方，而不只是在教堂里，都沐浴着神的光辉。在茨温利【茨温利（1482-1531）：瑞士新教改革家，苏黎世宗教改革的第一位领袖。】那里，甚至在顽固的加尔文那里，工作同创造的快乐联系在了一起，同探索创世的奇迹联系在了一起。　　在19世纪，从卡莱尔开始，人被理解为劳动者（homober），人的智力被定义为发明和使用工具的能力。假如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上人是“异化于”自我的，那么自我被理解成人“塑造”事物的潜力，而不是人异化后分离出来的某物。（马克思在其早期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写道：当“自然是他的工作和他的现实”的时候，当他“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承认了自身”的时候，人将是自由的。马克思采用了A·E·豪斯曼后来把它改造为一首挽歌的一幅图画。）约翰·杜威以同样的语气主张一个人应该“从做中学习”。但是，现在，作为某进步学校的一种文字游戏，这种说法只是意味着学生们将不是通过接受预想的经验而是通过探索寻求新答案的问题来获得成长。（杜威说道：“不同于掌握一个工具，机器的规则不是对人提出挑战，或者教会他每一种知识，因此，他不可能通过它而获得成长。”）　　所有这些都是规范的观念。无论如何，在西方历史中，工作一直拥有着较深层的“道德无意识”。同宗教一起，它是面对存在和彼岸的荒谬性的一种方式。宗教，这种最具渗透力的人类制度，在社会中起着简单的象征作用，因为它让个体去面对死亡问题。既然死亡不是通往永恒生命的一个序曲，地狱和天堂才得以成为严肃话语的主题，并且对尘世的主宰才日益丧失其重要性。但是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对于永恒生活的信念力量也走向了衰落，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纯粹的前景：死亡意味着自我的完全消解。（如马克斯·霍克海默指出的那样：哈姆雷特“是担心那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担心那深渊的恐怖的个人主义理念的具体化”。）　　许多这些担忧通过工作得到了清除。尽管宗教衰落了，但是工作的如下意义将是不可磨灭的：它将仍然把情感力量转化为创造性的挑战。（对托尔斯泰来说，正如后来对以色列集体农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那样，工作是一种宗教；A·D·戈登，这位合作社理论家，强调通过体力劳动来获得新生。）通过劳动来蔑视死亡，一个人可以从意识中把死亡清除出去。作为劳动者，人可以千方百计地控制自然和约束自己。弗洛伊德说过，工作是把一个人同现实结合起来的主要手段。因此，当不仅工人而且工作自身都被机器取代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第十二章 美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伦理与政治的张力　　　　　　琼斯牧师经常讲起他自己的往事：“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上帝充满了热爱，我想要让全世界都皈依上帝。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要是我能让我镇上的人们都皈依上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为此作了长期努力，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认识到这个计划过于雄心勃勃了，我便转而全力以赴地试图改变自己家人的信仰。但是，我同样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先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真诚地服务于上帝。但是，我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