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9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在17世纪初叶，人们对性还有几分坦诚。性生活不需要什么隐秘，言谈之间毫无顾忌，行事也没有太多的掩饰。时间一长，大家对这些放肆的言行也见怪不怪了。如果与19世纪相比较，对于这些粗野的、猥亵的和下流的言行的约束要宽松得多。那时，人们举止袒露，言而无羞，公然违反礼仪规范，裸体示人和随意做爱，对此，成年人开怀大笑，夹杂在大人们中间的小机灵鬼们也毫无羞耻和局促之感。这个时代是肉体“展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后，黄昏迅速出现，直至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的黑夜降临。于是，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10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惟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于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是要避免肉体的接触，用词得当就是要求净化语言。如果性无能的人一直无法生育，而且到处张扬，那么他就被视为变态的人。他将要接受这种身份，并且应该为此遭受惩罚。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对此，大家要拒绝、否认和默不作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存在，一旦它在言行中稍有表现，大家就要根除它。以儿童为例，大家知道他们是没有性的：因为大家让他们忌讳性，禁止他们谈及性，在他们将要露出性器官的时候要紧闭双眼和捂住耳朵，而且一定要完全保持沉默。这就是压抑的实质，它有别于刑法的简单禁令：虽然它也是禁止对象存在，但是它还是保持沉默的命令、对禁止对象存在的肯定，而且证明对性不仅不要去说，11还不要去看和了解。因此，根据这种蹩脚的逻辑，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就暴露无遗了。不过，它也会被迫作出某些让步。假若真的不得不向越轨的性活动让步，那么也要到别处寻欢作乐：它们在那里即使不属于生育活动，至少也是赢利的行当。妓院和诊所都是这种宽容之所：娼妓、嫖客、拉皮条的、精神病医师和他的歇斯底里病人——这些人被斯蒂芬·马尔库斯称为“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悄悄地把不可说出的快感变成了可以计价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举止必须是隐秘的，因而这些交易的代价不菲。只有在这里，放荡的性才有权以各种真实的、但又孤立的方式出现，才有权用各种受到约束与规范的暗语说出来。而且，现代清教主义还到处强迫人们遵守它的三项律令：即禁止、否认不正当的性活动，对性活动本身也要默不作声。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在这两个漫长的世纪里，性经验史应该首先被读解成压抑不断增大的编年史，对此，我们要问：我们将会摆脱压抑而获自由吗？有人告诉我们：进展非常小。这也许是弗洛伊德说的。但是，他的研究在医学上仍然非常慎重，从科学上确保性是无害的，为此还提出许多警告，认为只有在床笫与话语之间最安全和隐秘的地方才能纵情享受云雨之乐，但是也只是在床上说些有用的悄悄话。难道性事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吗？有人会向我们解释：12如果自古典时代以来性压抑一直是连结权力、知识和性经验的基本方式，那么我们只有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从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违反法律，解除禁忌，口无遮拦，重新享受现实的快感，而且权力机制也要发生结构转变。这是因为即使真理发出的光亮再微弱，也是受制于政治的。由此之故，我们无法通过一次简单的医学实践或某种严格的理论话语而达到自我解放的目的。因此，大家指责弗洛伊德的因循守旧和心理分析的规范化的作用，指责它们在赖希的激烈批评之下的羞羞答答，指责性的“科学”所确保的一切性事整合的效果以及性学实践的暧昧之处。关于现代性压抑的这一话语说得头头是道。毫无疑问，它不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有着来自历史的和政治的郑重保证。在数百年的自由表达和开放之后，出现了压抑的时代，它源于17世纪，人们以此来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联为一体。性及其性游戏的小小编年史立即移入到生产方式的正统历史之中，从此不再微不足道了。于是这就产生了一种解释原则：如果性遭到非常严格的压抑，那么这是因为它是与一般的紧张劳动不相容的。当人们系统地使用劳动力时，除了为自身的繁衍需要最低限度的快感外，13人们可能会容忍劳动力为各种快感而浪费精力吗？也许，性及其结果不容易被了解，但是由此而形成的对它们的压抑却是易于分析的。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得性知识和有权谈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的：性本身是属于未来的。也许，多疑的人会问，为了竭力维护性的历史而设置的这么多预防措施，这是否还带有各种古老的羞耻心的痕迹：好像是为了这一话语能够被掌握或接受，必须先有这些重要的关系。第二部分 2.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是，用压抑来说明性与权力的关系也许另有让我们非常满意的原因：即对说话者有益。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性被禁止、性是虚无的、对性要保持沉默，那么谈论性及其压抑的惟一事实就是一种故意的犯禁行为。谁这样谈性，他就站到了权力之外的某一位置上了。他搅乱了法律，预见到一点未来的自由。今天，大家就是以这种庄重的态度来谈论性的。当最早的人口学家和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需要提起性时，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为让读者们关注如此低级无聊的主题而道歉。几十年来，我们也是不装腔作势一番，14是不会谈论性的：因为我们意识到这是在冒犯现实的秩序，也知道说话的语气是有颠覆性的，而且隐含着逃避现在、召唤未来早日到来的热情。这样，反抗、自由承诺和下一个奉行不同法律的时代这些东西就轻易地进入了这一关于性压抑的话语之中。在此，我们还发现某些古老预言的传统作用的现代反响。明天，性就会变好了。这是因为我们肯定了这一压抑，所以我们还可以小心地让由于担心成为笑料或历史的严酷性而妨碍我们中大部分人接近的目标共存：即让革命与幸福，或者革命与另一个更新更好的肉体，或者革命与快感共存。这样，就可以与权力唱反调，说出真相和享受快乐；把觉悟、解放和多种快感联系起来；坚持话语中认知的热情、改变法律的意愿和理想的乐园之间的相互结合。毫无疑问，这促使我们坚持根据压抑来谈论性；它也许说明了我们赋予一切性话语和细心倾听那些力图取消性话语影响的人的这一简单事实的商业价值。首先，在我们的文明中，倾听他人吐露性秘密的工作人员是要收取报酬的，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好像谈性的愿望和大家想要性的兴趣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倾听的各种可能性，某些人已经把他们的耳朵出租了。但是，15我以为比经济影响更为本质的是我们时代的话语存在，其中性、真相的展现、世界法律的颠覆、另一个时代的宣示和对一种最大幸福的承诺联成一体。今天，性成了这个在西方十分熟悉和重要的古老的说教形式的支柱。一个庞大的性说教——它拥有眼光敏锐的神学家和通俗的语言——数十年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之中。它批判古代的秩序，揭露虚伪，歌颂直接的和实在的权利。它让人向往另一种城市。让我们想一想方济各派。我们想知道它怎样能够让长期伴随革命规划的激情和虔诚在西方工业社会中(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性上。因此，被压抑的性观念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只是在忙忙碌碌的和精打细算的虚伪的资产阶级时代才被驯服的性经验的肯定是与对旨在说出性真相、改变现实中的性结构、颠覆支配性的法律和改变性的未来的话语的夸大成双成对的。压抑的内容和说教的形式相互传递和加强。说性没有被压抑，或者说性与权力的关系不是压抑关系，可能只是一种贫乏的悖论。这不仅损害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16而且还是与支持这一观点的整个经济与所有话语“利益”相反对的。我想从这一点出发确定一系列历史的分析，本书既是它们的导言，也是第一个粗略的研究：确定几个富有意义的历史时刻，勾勒出某些理论问题。总之，它探讨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因为虚伪而受到大肆抨击的社会，这个社会喋喋不休地谈论它的缄默，不厌其烦地细说它没有说出的话，揭露它施加的权力，许诺要从让自己运转起来的法律中解放出来。我不仅想完整地考察一下这些话语，而且还要研究引导它们的意愿和支持它们的战略意向。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什么我们受到压制？而是当我们说我们受到了压制时，为什么会带有那么多反对刚刚过去的时代、反对现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激情和怨恨呢？我们究竟通过什么螺旋形的过程最终肯定性被否定、公开指出我们隐匿了性和说我们闭口不谈性，而同时又用清楚无误的语言说出了性、力图让大家在其赤裸裸的现实中看清性以及在性权力及其后果的实证性中肯定它呢？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合法地追问，为什么我们长久以来会把性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我们必须知道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17必须避免未经充分准备就笼统地得出性已经“被禁止”的结论。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对以往犯下的性罪恶感到内疚呢？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而在性方面行为“失当”呢？西方文明十分独特之处就在于它长久以来，一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反对性的“罪恶”，这难道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吗？这一变动又是怎样发生的呢？因为就在它要求我们摆脱性的罪恶本性的同时，它又给我们强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这一错误就在于想象出这一犯错误的本性，并且从这一信念中引出各种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部分 3.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许有人对我说，如果今天有那么多的人赞同这种压抑，那么这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理所当然的。还有，如果这些人长久以来一直这样自信满满地如是说，那么这是因为这种压抑已经深深地扎根了，它有着稳固的根据和理由，还有，它压迫性的方式十分严厉，以致仅靠揭露是无法让我们自由的。这方面的工作还长着呢。因为这一工作特别注意压抑无用的能量、快感的强度和犯禁的行为，所以它比权力本身——特别是像在我们社会中运作的权力——更加长久。这样，我们必须想到从这一压抑权力中摆脱出来的后果是缓慢地表现出来的。自由地谈论性和在现实中接受性的事业18对于上千年的历史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此外，它还非常敌视权力的内在机制，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它只能长期停滞不前。然而，对于我所说的这种“压抑假说”而言，我们可以提出三大怀疑。第一个怀疑：性压抑真的是一种历史事实吗？我们一眼瞥见的对象——它准许提出一个基本假说——真的是17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或强化的性压抑体制？这是一个历史问题。第二个怀疑：权力机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权力机器真的在本质上是维护压抑秩序的吗？禁止、审查和否定真的是在一切社会中权力一般运作的形式吗？这是一个历史的和理论的问题。最后，第三个怀疑：有关压抑的批判话语为了阻止压抑是否已经与一直未受到质疑的权力机制交织在一起了呢？或者它不属于它所揭露(毫无疑问，也是歪曲)的“压抑”的历史网络呢？在压抑时代与对压抑的批判分析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断裂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问题。提出这三大怀疑，这不仅仅是提出与第一类假说相反的假说，也不是说：性不但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里受到压抑，19相反还受益于一个永恒自由的体制。这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不是压抑，而是宽容，大家对压抑的批评大有与之决裂的架势。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比自身更加古老的过程，按照这一过程的方向，它将是一个禁忌不断减轻的新的时期，或者是一个更加狡猾的或更加审慎的权力形式。我对压抑假说的怀疑，目的不是指出它是错误的，而是把它重新纳入到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内部的性话语的一般结构之中。为什么大家要谈论性经验？大家究竟谈了些什么？性话语又引起了什么权力后果呢？在这些话语、权力后果和由此而来的快感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由此又形成了什么知识？简言之，它就是在自己的运作和存在理由中规定支撑着我们社会中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感的体制。因而，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20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此外，重要之处还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沿着什么道路直达罕见的或几乎察觉不到的欲望形式，还有，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及其后果又能够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简言之，它们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最后，重要之处不在于确定这些话语产物和这些权力后果是否揭露了性的真相，或者是掩盖它的谎言，而是要抽取出支持它们并且作为它们的手段的“认知的意志”。大家必须搞清楚，我并不主张古典时代以降性没有受到禁止、阻碍、掩饰或误解，我也没有断言过这个时期的性比以往更少压抑。我没有说过性禁忌是一种圈套，而是说这是一个让性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的圈套，21从这一圈套出发，我们可以撰写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所有这些被压抑假说装进一个只说不的庞大的中央机制之中的否定因素——禁止、拒斥、审查和否定都只是在无法还原到自身的话语实践、权力技术和认知意志中发挥局部的和策略的作用的各种片断。总之，我不打算分析我们通常优先考虑的性饥渴结构和性淡化的原则，而是找出话语生产(当然，它还节制各种沉默)、权力生产(有时，它有禁忌作用)和知识生产(它经常传播各种错误或误解)的要求。我要写出这些要求及其转变的历史。然而，从这一观点写出的这第一部粗略的研究结果，说明了16世纪以降，性“话语实践”不但没有屈从于一个限制的过程，相反却是服从于一个煽动不断增大的机制。各种作用于性的权力技术没有屈从于一个严格挑选的原则，而是服从于一个多元形式的性经验的撒播和移植的原则。认知意志也不是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是顽强地——当然是通过22各种错误——构成了一门性经验的科学。我力图绕到压抑假说及其引发的禁忌事实或排斥事实的背后，从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实出发，让这些运动系统地呈现出来。第二部分 4.压抑假说:话语煽动(1)一、话语煽动2517世纪是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专属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它。从这个时代起，指称性成了一件更加困难和要付出更高代价的事情。如果要在现实中控制性，人们首先必须把它还原到语言层面，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交流，把它从言谈对象中剔除出去，禁用明显表现性的词语。这样，甚至连这些禁忌也害怕直呼性。现代人也羞于说性，相互之间传递的惟一禁忌游戏就是：通过一直保持缄默，来强迫人们闭口不谈性。检查制度。然而，一旦我们考察最近三个世纪来它们的连续变化，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我们必须明白，很可能发生了26一次对允许使用的词汇的十分严格的净化。人们很可能规范了全部暗示和隐喻的修辞。毫无疑问，词语都经过了作为语言警察的新的礼仪规则的过滤检查。表达方式也受到了控制：大家将非常严格地规定在何时何地不能谈论性；还要确定在何种场合下，说话双方是谁，以及处于何种社会关系之中。这样，大家要划定清楚缄默的区域，即使不能绝对沉默，至少也要保持警惕和审慎：例如在父母与孩子之间，或者在教师与学生、主人与仆人之间。几乎可以肯定，这里存在着一种约束结构。它被整合到语言和说话的政治之中，这种政治一方面是自发的，另一方面又是协商的结果，它伴随着古典时代的社会重组。相反，在话语及其领域的层面上，存在着几乎相反的现象。关于性的各种话语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增长着：18世纪以来，性话语加速泛滥。这里，我指的不是“犯禁”话语的可能增多，这些违禁话语粗鲁地凌辱或者嘲讽性，赋予它以新的羞耻。礼仪规范日益严厉，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得不得体的话语得到了加强。但是，重要的是性话语在权力运作的范围内不断增加：27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权力当局还坚持要听到人们谈性，并且让性现身说法，发音准确，事无巨细。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以特兰托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教士守则和忏悔圣事的演变为例。大家渐渐地掩盖了中世纪忏悔手册提出的赤裸裸的问题，其中很多忏悔手册直到17世纪还流行着。以往像桑切兹或汤布里尼一些人长期以来认为严格地叙述性活动的操作细节对于忏悔的完整性是必不可少的，如双方各自的位置、表现出的态度、姿势、抚摸和快感的确切时段，但是后来大家不再注意细节了。大家不得不谨言慎行。对于各种不洁的罪恶，大家必须万分小心：“这种东西就像沥青一样，一旦沾上身，它就无法去掉，不管你把它扔到多远，身上总有一块污渍或泥痕。”［1］以后，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规定，一旦涉及性，要从一些“拐弯抹角的和有点模糊的”问题出发，点到为止，尤其对于儿童而言。［2］但是，语言能够被净化。坦白的范围，即肉体坦白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因为反改革28的运动在各个天主教国家里忙于加快忏悔的年度节奏。因为它力图强迫大家接受自我审查的审慎规则。但是主要的，这是因为它愈来愈在忏悔中强调——也许，不惜以其他一些罪恶为代价——肉体的一切暗示：思想、欲望、意淫、乐趣、身心的协调运动，所有这些从此必须在忏悔和引导的相互作用中被详细地坦白出来。根据新的教士守则，大家必须审慎地提及性。但是，性的各个方面、关系和影响必须得到细致的考察，直至它们最细微的分支：幻想中的一个阴影、一个被缓缓驱除的印象、身体运作和精神愉悦之间的必然协调，所有这些都必须交代清楚。这一双向演变使得肉体成了万恶的根源，并且在性活动最关键的时刻让肉体陷入难以察觉和表达的欲望迷乱之中。因为这是一种以最隐秘的方式腐蚀了整个人的罪恶：“因此，必须勤快地检查你所有的精神能力，记忆、理解和意志。还必须仔细地检查你的全部感官……此外，你必须检查你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为。一直检查到你的梦，看看你醒来后是否赞同它们……最后，你不要认为在这种如此敏感和危险的事物里会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3］对此，29必须用一种负责任的和审慎的话语拐弯抹角地关注身心的连结线：它在罪恶的表面之下展现了肉体未断的肋骨。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第二部分 5.压抑假说:话语煽动(2)也许，这是现代西方人第一次被迫接受这样一种如此特别的、以普遍禁忌形式出现的命令。我不是说现代西方人要像传统忏悔要求的那样，有义务供认自己违反性法律的言行，而是指他们有着经常自我坦白和向他人坦白所有通过身心而与性密切相关的无以数计的快感、感受和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无限任务。这一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划，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在僧侣的禁欲传统中逐渐形成。在17世纪，出现了一种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普遍规则。事实上，它只能应用在少数精英人物的身上，而一年中很少有几次忏悔的大多数信徒不会按照如此复杂的规定行事。但是毫无疑问，重要之处在于，30这种义务至少被确定为全体善良基督徒的理想。为此，大家必须服从一种命令：不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还要以坦白自己的全部欲望为目标。只要有可能，大家就必须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而且所使用的词语也必须是审慎中立的。基督教的教士守则明文规定，其基本职守是让任何带有性特征的东西进入没有终止的话语磨坊之中。［4］与这种宏大的驯服活动相比，禁用某些词语、说话要得体和一切审查词汇的手段只能是次要的机制：它们只是在道德上让前者为人接受和在技术上让前者有用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从17世纪的教士守则直到它在“丑恶的”文学中的反映为止的线索。17世纪的精神导师们反复强调的是要全部说出来，“不仅包括熟练的性活动，而且还有感官抚摸、一切邪恶的目光、一切淫猥的话语……一切淫念”。［5］后来萨德(Sade)提出的戒律几乎是精神指导术的翻版：“你的叙述必须细致入微，只要你不掩盖情节，我们就能判断出你叙述的激情是与道德和人的个性相关的。31即使是最细微的情节，也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叙述。”［6］到了19世纪末，《我的隐秘生活》的匿名作者仍然受限于同样的规范。毫无疑问，至少从表面上看，他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浪荡子；但是他差不多把全部生活都投注在性活动上，而且还事无巨细地把它叙述出来。有时候，他为此感到内疚，强调自己对教育青年人的关心。于是，他发表了十一卷有关他的最细微的性冒险、性快感和性感受的著作，不过，只有少量印数。我们最好相信他在著作中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命令：“我说的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也是我能够回忆出来的。这就是我能够做的一切”；“一种隐秘的生活不应该有任何遗漏；没有什么东西是见不得人的……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从不会过头。”［7］《我的隐秘生活》的隐士为了证明自己的描述，经常说他的这些最怪异的做法一定也是世上成千上万的男人的做法。但是其中最最奇特的做法是巨细无遗地坦白出来，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两个世纪以来，这一原则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与其说我在32这个人身上看到了逃避强迫他沉默的“维多利亚主义”的勇气，不如说我认为在一个以审慎和羞耻的冗长指令为主导的时代里，他是坦白性事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律令的最直接的和最朴实的代表。而“维多利亚清教主义”的各种羞耻戒律倒是历史的意外事件，它们只是整个将性纳入话语的宏大过程中的一次突变、一次升华和一次策略转变。比起他的女王来，这位不知名的英国人在现代性经验史上能够更好地扮演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经验史是与基督教教士守则一起形成的。毫无疑问，与教士守则不同，他的目的是要增加他通过巨细无遗的叙述所体验到的性感受。如萨德，他写作是“为了自己的快感”。他小心地把对自己作品的编辑和重新读解与它们重复、延长和激发的性爱场景糅合起来。但是，无论如何，基督教教士守则也是旨在通过把欲望整合和应用到话语中而对欲望产生特别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是要人控制欲望，远离它，而且还要人实现精神上的复归，皈依上帝；同时，这种影响还要求33人在感受欲望烧身和抵制肉欲的对上帝之爱中体验带来最大幸福的痛苦。根本之处就在于此。即，三个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性事的这一目标；古典时代以来，性话语得到了不断地增加，地位也获得了更大的提高；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审慎的分析话语可以对欲望产生转移、强化、重新定向和改变的多重影响。大家不仅扩大了坦白性事的范围，强迫人们一直扩展它，而且还根据一种意义远远大于禁忌法令的复杂机制及其各种影响，把话语与性连结起来。这是对性的审查吗？其实大家建立的只是一种产生更多性话语的装置，性话语在它的结构中运转灵活，效果显著。如果这一技术没有得到其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那么它也许是与基督教性灵的命运或个体快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质上是一种“公众兴趣”。它不是一种好奇或一种集体的感受，也不是一种新颖的心态，而是权力运作的机制。其中性话语是它的本质(其原因有待讨论)。坦白性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煽动直到18世纪才出现，而且其形式也不是一种普遍的性理论，而是一种分析、计算、分类和举例，34具有数量研究或因果研究的形式。思考性，就是谈论性，这种谈论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却是合理的。这种必要性相当新颖。一开始它也对自身感到惊讶，并且为此道歉。那么，一种理性的话语如何才能够这样来谈论性呢？“哲学家们很少会正眼看待这些令人厌恶的和可笑的东西，在这里，必须同时避免虚伪和丑闻。”［8］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看到医学不再为自己的陈述而感到惊讶，但是当它说出下面一段话时，它仍然感到有失偏颇：“笼罩在这些事实之上的阴影以及这些事实所引起的羞耻和反感，以致处在观察者的视线之外……我长期以来对是否要把这一令人可恶的场景纳入研究范围而感到犹豫不决……”［9］问题不在于这些顾虑，不在于这些事实所违背的道德主义，也不在于我们质疑他们的虚伪的方式，而是在于我们必须超越他们的那种公认的必然性。关于性，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公开谈论它，而且谈论的方式也不再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即使谈论者自己仍然坚持这种区分(这些冠冕堂皇的表白也是旨在揭示性)。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35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到了18世纪，性更成了治安的事情，但是在该词的完整意义上，它不是指对无序的压抑，而是提高集体的和个人的力量：“我们必须根据它的那些条令规则的智慧来巩固和加强国家内部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一般共和国之中，也不仅仅存在于组成共和国的每位成员之中，而是处于共和国全体成员的能力和才华之中。因此治安当局必须利用这些手段让它们为公众的幸福服务，然而如果它没有认识到它具有这些共同的优点，那么它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10］换言之，性治安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而是通过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第二部分 6.压抑假说:话语煽动(3)要证明这一点，只要举个例证就足够了。到了18世纪，权力技术的最大新变化就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口现象：富裕人口、手工业者或者有着劳动能力的人口，36维持人口增长和人口所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平衡。各个政府发现，它们对付的对象不是臣民，也不是“人民”，而是“人口”，以及它的特殊现象和各种变量：出生率、发病率、寿命、生育率、健康状况、发病频率、饮食形式和居住形式。所有这些变量都处在各种生命运动和各种机构的特殊影响之间的交叉点上：“国家的人口分布不是根据自然人口的繁衍，而是根据它的工业、它的产品以及各种不同的机构……人口增长就像地里的庄稼一样，它是与劳动资源和劳动中获得的利益成正比的。”［11］性就处于人口这一政治、经济问题的中心。我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的年龄、合法和非法的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率或者节育的方式、单身的后果或者禁忌的影响、节育行为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的前期，人口学家们就已经知道这些著名的“致命秘方”在乡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37当然，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富足和强大，它就必须有人口，但是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是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是与每位公民使用他(她)的性的方式有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家开始从对富人们、单身汉们和浪荡子们的放荡不羁的行为的哀伤转向一个以人口的性行为分析为对象和干涉目标的话语之中。我们也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大量人口学主题转向尝试根据鼓励生育的或者反对过多生育的目标和要求，而对人进行更细致和精确的调节。通过人口，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并且出现了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性行为及其规定和影响。此外，还出现了旨在将夫妻的性行为转化为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行为的有计划运动。它们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手段——道德和宗教训诫与财政措施。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种族主义在此也找到了它们的立足点。具体说来，国家对于公民们的性生活及其使用方式了如指掌，而每位公民也能够控制性生活的使用方式，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38儿童的性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说古典时代把儿童的性也隐藏了起来。直到《性学三论》问世之前，或者小汉斯的性焦虑引起人们重视之前，儿童的性尚未成功地摆脱出来。而且古代的言论“自由”的确可能在儿童和成人之间或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销声匿迹。17世纪的教师不会像埃拉姆斯在他的《对话录》中那样公开地建议他的学生选择一个好的妓女。长久以来，社会各个阶层因儿童的性早熟而发出的会心的大笑，渐渐被窒息了。但是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闭口不言，而是一种新的话语体制。相反，人类对性的谈论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过谈论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这就是说话的人不同，出发点不同，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不同。缄默自身、大家拒绝谈论或禁止点明的事物，以及某些谈话双方必须遵守的审慎原则，与其说是话语的绝对限制和与话语严格区分开来的另一面，不如说是在整体的战略中与所说出的事物一起作用的各种要素。这不是它在所说出的内容与没有说出的内容之间作出明确的二元划分，而是必须去规定不去说出它们的各种不同方式，确立能够说出它们的人与不能说出它们的人是如何分布的。39对于双方来说，什么样的话语是被允许的，或者应该如何小心行事，沉默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支撑和渗透各种话语的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以18世纪的中学教育为例。总的说来大家会觉得，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并不谈论性。但是只要看一眼学校的建筑分布、各种规训的规则以及所有内部的组织就足够了。这里不断会有性问题，建筑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的组织者们也一直考虑这一问题。校长们对此总是保持警惕，调整、预防措施以及惩罚与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地被提出来。班级的空间、课桌的形状、娱乐课程的安排、集体宿舍的分布(有还是没有间隔，有还是没有屏障)以及休息和睡眠的监督规则，所有这些都不厌其烦地涉及儿童的性。［12］我们把学院所使用的，并且把在它的工作人员之中流传的话语称作学校的内部话语。40我们从中能发现，性一直存在着，早熟而且活跃。但是问题还不仅止于此，在整个18世纪，中学生的性比一般的青少年的性更加特别，成为了一种公众问题。医生们不仅向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提供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他们编写各种训诫、道德榜样或医学案例的书。这不仅是围绕中学生和他们的性，各种旨在建设理想的学校的训诫、观点、观察、医疗建议、门诊案例、改革蓝图和计划不断出现。随着巴斯铎学说和德国博爱主义运动的开展，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运动不断蓬勃开展。为此萨尔茨曼还建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其特点就是针对性的控制和教育，考虑非常周到，使得青年人的普遍罪恶无法在这些学校里出现。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孩子都不应该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对于大人们为他们精心安排的一切，浑然无知。大家强迫他们接受一套很不理性的、有所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一种话语矫正术。1776年5月，41在博爱学院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活动，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这是青少年的性与理性的话语之间首次协调一致，其形式是考试、答题、花卉游戏、颁发奖状和公布改进意见。为了显示对学生进行性教育的成功，巴斯铎邀请了德国著名的人物(歌德是少数几个拒绝邀请的人之一)。在这次公众集会上，一位名叫伏尔克的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些经过选择的有关性、出生和生育的神秘的问题。他让学生们对画有一位怀孕的妇女、一对夫妻和一个婴儿的摇篮的图画发表评论。学生们的回答有条不紊，毫不忸怩作态，学生中也没有放肆的笑声来干扰他们的回答，倒是那些比孩子们还要孩子气的成年人发出了笑声。对此，伏尔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最后大家向这些在大人们的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面颊丰满的孩子鼓掌欢呼。［13］第二部分 7.压抑假说:话语煽动(4)有人认为，教育机构大肆强迫人们对儿童的性、青少年的性保持缄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相反，18世纪以来，教育机构使这一问题的话语形式更加微分化。它为性问题建立了不同的切入点，它规范了说话的内容和说话者本身。谈论孩子们的性，让教育者、医生、官员和父母谈论孩子们的性，或者向他们谈论孩子们的性，让孩子们也谈论他们的性，42把他们纳入一个话语的网络之中。这些话语，时而让他们叙述，时而评论有关他们的事情，时而强迫接受规范性的知识，时而从他们出发形成被他们遗忘的知识。所有这些都允许把权力的强化和话语的多样化联系起来。从18世纪以来，儿童的性和青少年的性成了一种重要的目标。围绕着它，人们调整了无数的学校设置和话语战略。而且人们可能不让成年人和儿童用某种方式来谈论性。可能人们认为它过于直露、粗俗和荒唐，但是这也许是多样的、交叉的和等级化的话语起作用的交换条件。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束权力关系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中心，它们从18世纪或19世纪就开始积极地激发各种性话语。首先是医学，它借助的是各种“神经疾病”；其次是精神病学，它开始是从“性过度”入手，然后是从手淫、性不满足、“生育舞弊”出发研究精神病的病因学，而且，它还特别把全部性倒错都纳入自己的范围内；还有刑事审判，它长期以来与以“骇人听闻的”43和违反自然的犯罪形式出现的性经验打交道，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它开始对轻度违法、未成年人犯罪、无足轻重的性倒错进行细致的审判。最后，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社会控制，检查夫妻、父母、儿童、危险的与处于危险之中的青少年的性经验——着手保护、分离、预防，到处把各种危险标明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呼吁人们作出诊断，提出成堆的报告，组织各种治疗活动；它们围绕着性，施放出各种话语，强化人们对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去谈论性的危险的意识。1867年的一天，一位拉普库尔村的农业工人被告发。他头脑有点简单，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地方打工，靠一点施舍和干苦活填饱肚皮，夜里则住在谷仓或马厩里。有一天，他在田边从一位小姑娘那里得到了一些爱抚，这种事他以前做过，也看见同村的顽童们这么做过，即在树林旁，或在通往圣尼古拉的路边排水沟里，人们随意地玩一种被人称为“干酪奶”的游戏。结果，小姑娘的父母向村长揭发了他干的坏事，于是，村长向宪兵告发了他，宪兵又把他带到法官面前，法官控告了他，44并把他首先交给一位医生，然后再把他交给另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为他撰写了一份报告，并把它发表了出来。［14］这个故事有什么重要性呢？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微不足道上。这一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性经验，这些微不足道的林间野趣可能从某一时候开始，不仅成了集体不宽容的对象，而且是法律行为、医疗干预、门诊检查和理论说明的对象。重要之处还在于，人们还测量了直到那时为止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的这个人的头颅，研究了他面部的骨架，检查了他的体格构造上是否有什么变态的迹象；而且，人们还让他开口说话，审问他的思想、倾向、习惯、感觉和判断。最后，人们决定被告无罪，把他作为医学和认识的纯粹对象而终生关在马勒维尔医院里，但是由于对他的详尽分析，使得知识界都知道了他。我们可以肯定，就在这同一时期里，拉普库尔村的教师告诫这些小村民们净化自己的语言，不要大声地谈论这些事情。但是，这无疑是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各种制度用它们庄重的话语来占领这个日常生活的小剧场的条件之一。45因此，正是当今社会——而且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些永恒的举止、这些由头脑简单的成人与懂事的孩子相互交流的毫不掩饰的快感之上，建立了一整套说话、分析和认识的机制。一边是热衷于为自己写下他的隐秘生活的独特故事的英国浪荡子，另一边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的这个乡村傻瓜，他通过给小姑娘们几块钱，求得年长的女人不愿给他的性安慰。在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性成了必须说出的某种东西，而且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限制性推论机制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无论是说悄悄的知心话，还是通过严厉的审问，文雅的或粗鲁的性都必须被说出来。因为制约这位英国无名氏和那位可怜的洛林农夫的是一个巨大的、多种形态的律令，而且历史又恰好让他名叫“茹伊”(Jouy)。在法语中，“茹伊”(Jouy)一词的读音接近于“Jouir”，其义为“享乐”和“达到性高潮”。在此，福柯借用了这两个词的近似读音，说明性的话语煽动。——译者注第二部分 8.压抑假说:话语煽动(5)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人们揭发性，把它限制在一种话语存在中。从强迫每个人把他的性经验转变成一种永恒话语的独特律令，到在经济、教育、46医学和司法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和使之制度化的众多机制，我们的文明需要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滔滔不绝的性话语。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都不会在如此短暂的历史中累积出这么大量的性话语。我们谈论性也许比谈其他东西都多；我们热衷于做这件事。我们有一种奇怪的顾虑，相信我们没有谈够它，认为我们太过腼腆和胆怯了，认为我们因为惰性和顺从掩盖了明显不过的证据，而且还认为我们总是回避了问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开始研究它。在性方面，我们的社会是最喋喋不休和最急不可耐的了。但是，这第一个粗略的研究表明，它研究的不是“一种”性话语，而是在不同的制度中起作用的一系列机制所产生的大量有关性的话语。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的主题组织了一种非常单一的话语。最近几个世纪来，这一相对统一的话语遭到了解体、分化、减少，而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却出现了话语爆炸现象。更重要的是，在有关色欲的道德神学与坦白的义务(有关性的理论话语以及它的第一人称叙述)之间牢固的联系，即使没有断开，至少也松弛和多样化了。47从18世纪以来，在理性话语对性的客观化与人人都努力说出自己的性的运动之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峙、冲突、调整的努力、重新记录的企图。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连续的扩张来讨论这一话语增长；我们必须从中看到这些话语中心的扩散、它们的形式多样化和维系它们的关系网的复杂分布。最近这三个世纪的显著特征，不是大家如何关心掩盖性，也不是语言上的过分羞涩，而是人们为了说性、让别人说性、让性自己说自己，为了听取、记录、抄写和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发明的各种设施的变化和大扩散。围绕着性，形成了一张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特别的和强制性的话语之中的网络。在古典时代，人们必须说话得体，是否从此以后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审查呢？其实这是一种对性的有规则的和多样性的话语煽动。毫无疑问，人们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为了谈论性就需要如此多的刺激作用和约束机制，那么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一切的基本禁令。惟有一些明确的需要——经济压力和政治利益——可能解除这一禁令，为性话语开放某些有限的和被小心规范的通道。这么谈论性，48就需要建立如此多的约束机制以便让人们谈论性，但是必须是在一些严格的条件下，这难道只是证明性是隐秘的，而且人们试图继续维持这种局面吗？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探究的恰恰是这一论点，即性是在话语之外的，惟有解除障碍、取消秘密，才能打通直达性的道路。这一论点难道不是要求人们激发性话语的律令的一部分吗？难道不是为了激发人们去谈论性，为了让人们总是从头开始谈论性，人们才在现有的一切话语之外让性作为必须被揭发出来的秘密——性被迫保持缄默——闪闪发光，而且才会使得谈论性既是困难的，又是必须的，既是危险的，又是重要的吗？我们不应该忘记，基督教的教士守则通过把性当作必须被坦白的东西，从而一直认为性是令人不安的谜。性不是顽强地表现自身的东西，而是四处躲藏的东西，因为它说话声音低，经常伪装自己，所以人们可能对它的潜伏性存在充耳不闻。性的秘密当然不是激发人们谈论性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些话语煽动是想破除性的神秘，还是以模糊的方式通过性话语继续保持性的秘密。这涉及一个本身属于这些煽动机制的论点：一种要求人们谈论性的方式，一个对于性话语的无限增多的结构必不可少的寓言。49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第二部分 9.压抑假说：性倒错的插入(1)二、性倒错的插入50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性话语的增多是一个简单的数量现象和一种纯粹的增长，好像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好像人们谈论性的这一事实要比他们在谈论性的同时被迫接受的各种律令形式更为重要。如果他这么认为，那么他就错了。因为这一把性纳入话语的活动难道没有被赋予把不服从严格的繁衍结构的各种性经验形式逐出现实之外的任务(即向不生育的性行为说不，把快感赶到一边去，减少或排除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各种性实践)吗？通过如此众多的话语，人们增加了对一些小小的性倒错的法律判决；人们把不合法的性行为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人们给从儿童时期到老年的性发展提出了一套规范，精心地规定了所有可能的性异常的特征；人们还组织了各种教育控制和医疗方法；51围绕着那些最微小的怪诞念头，道德家们、特别是医生们收集了一套有关可憎事物或行为的夸张语汇：这些难道不是为了以生育为中心的性经验的利益消除如此众多的不结果实的性快感而使用的许多手段吗？两三个世纪以来，我们围绕着性经验对这类饶舌的关注进行的热烈讨论，难道不是出于一种基本的担忧：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规划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性经验吗？我还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最终的目标。但是，人们不是试图通过减少性话语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的。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是性话语增加的时代：各种性经验四处扩散，它们不相协调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各种“性倒错”成倍地插入进来。我们的时代首创了各种各样的性混杂。直到18世纪末，三种条理清楚的重要法典——不包括各种习惯法则和舆论约束——才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是教会法、基督教教士守则和民法。它们各自确定了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然而，它们都是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的：夫妻的责任，完成它的能力，人们遵守它的方式，它附带的要求和暴力，以它为借口的无益的或不正当的抚爱，52它的生育力或人们让它失去生育力的方式，人们需要它的时刻(怀孕和哺乳期是危险的时期，封斋期或小斋期是禁期)，性交次数的多少。所有这些都渗透着各种规定。夫妻的性受到各种规则和忠告的纠缠。婚姻关系是各种限制最集中的中心。人们到处谈论它；它必须详细地坦白交代，远甚于其他东西。它受到较大的监督：如有差错，它需要在见证人的面前袒露自己和证明自己。“其余的关系”则仍很混乱：“鸡奸”没有明确的地位，或者人们认为儿童的性经验无关紧要，大家想想这些就可以了。此外，这些不同的规范没有在违反联姻规则与生育偏差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快感都应该受到谴责。在重大罪恶的名单中，根据它们的重要性来分，有淫荡行为(婚外性关系)、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还有鸡奸或相互“爱抚”。至于法庭，它能够给同性恋、不贞、没有得到父母许可的婚姻或兽奸定罪。在世俗领域里，就像在宗教领域里一样，人们考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违法。无疑，“违反自然”被视为一种特别可憎的行为。但是，53它只是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触犯了法令——这些法令与婚姻法令一样是神圣的，而且是为了控制事物的秩序和人们的规划而被确立的。有关性的禁令根本上具有法律性质。人们有时所依赖的这一“自然”还是一种法律。长期以来，阴阳人都是罪犯，或者是罪犯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解剖结构，甚至他们的存在搞乱了区分性别的和规范两性结合的法律。18世纪和19世纪的话语爆炸让以合法联姻为中心的体系经历了两次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异性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离心运动。当然，性实践与性快感的领域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内在规则。但是，人们愈来愈少谈论它，总之，人们是愈来愈有节制。人们不再捕捉性的秘密，也不要求它日复一日地说出来。性经验规范的合法夫妻应该更加审慎。他们的性生活是作为一种规范起作用的，这种规范也许更加严格，但却是缄默无声的。相反，人们追问的是儿童的性经验，是疯子和罪犯的性经验，是那些不喜爱异性的人的性快感，是性幻想、性顽念、轻微躁狂症或狂怒。这些情况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54但是现在却要说出来，艰难地坦白自己。当然，人们没少谴责它们。但是，人们倾听它们；而且人们有时还根据这些外围的性经验，通过一种反馈的运动重新追问有规则的性经验。由此，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反自然”的特殊向度。与其他被谴责的形式(像通奸或诱拐，愈来愈少受到谴责了)相比，它们有着自己的自主性：近亲结婚或者鸡奸，引诱一位修女或进行性虐待，欺骗妻子或者奸尸，它们变成了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第六戒律所涵盖的领域开始解体了。曾在一个多世纪里作为行政管制的最常见的根据之一的“荒淫”这一含混不清的范畴在世俗范围内也瓦解了。从它的支离破碎的片断中，一方面出现了违反婚姻与家庭法规(或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则出现了损害自然运作规则的行为(而且，法律能够制裁这些损害行为)。也许，其中就有三个世纪唐璜的魅力未被消除掉的原因。在这位违反联姻法则的重要罪犯——偷香窃玉、勾引处女、给一些家庭带来耻辱、辱及别人的丈夫和父亲——之下出现了另一种人格：他身不由己带有十足的性疯狂。55他还是浪荡子、性倒错者。他小心冲破了法律的束缚，但是，同时又有一种类似迷失方向的自然的东西让他远离了自然；他的死就是违法必究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他的反自然的行为的报应。为了管理性，西方人依次地设想了两套庞大的法规体系——联姻法律和性欲秩序。唐璜就出现在它们共同的边界上，并且把它们都颠覆了。要想知道他是否是同性恋、自恋者或性无能者，我们还是让那些心理分析学家们去追问吧。第二部分 10.压抑假说：性倒错的插入(2)有关婚姻的自然法律与有关性经验的内在法则开始分别被记载下来，而且决不拖拖拉拉、含混不清。性倒错的世界被认为与违反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有着共同之处，但不只是后者的变种。这一小批性倒错者是从过去的浪荡子那里产生出来，尽管有些类似，但却是不同的。从18世纪末至今，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流窜，被追踪，但不总是被法律追踪，常常被关禁闭，但不总是被关进监狱，他们也许是病人，但却是难堪的、危险的牺牲品，受尽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恶(也被称为邪恶，有时叫做犯罪)的折磨。他们是太懂事的孩子、早熟的女孩、糊里糊涂的中学生、可疑的仆人和教师、残忍的或躁狂的丈夫、孤独的拾荒者、有着莫名冲动的闲逛者：他们出没在惩戒委员会、儿童教养所、感化院、法庭和收容所中；56他们把自己的丑行告诉医生，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法官。存在着无以数计的性倒错的家庭，这些性倒错者与犯人、疯子类似。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带有“道德癫狂”、“生育神经官能症”、“生育感觉反常”、“变态”或“心理不平衡”的标记。所有这些外围性活动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不论何时都能出现这一事实是否表明规则放松了呢？或者，大家对它们十分关注的事实是否就证实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体制以及对它们采取严格控制的要求呢？从压抑的角度来看，事情就模棱两可了。如果我们想到针对性犯禁的法规在19世纪里已经大幅度地降低了它的严格性，以及正义经常让位于医学，那么其间就存在着宽容。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教学或治疗过程中所实施的各种控制和监督机制，那么还存在着对法则严格性的巧妙补偿。此外，教会对夫妻性生活的干涉及其对非生育的“舞弊行为”的拒斥，两百年来已经大大丧失了它的坚定性。但是，医学在夫妻性快感中开始起作用：它创立了一种器质性的、功能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理学，后者是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还精心排列出从属快感的各种形式，把它们整合到本能的“发展”和“骚动”之中，并且着手管理它们。57也许，重要性并不在于宽容的程度或压抑的大小，而是在于权力运作的形式。当人们点出这种不同性活动的发展时，这是否指要把它们从现实中排斥出去呢？看来，权力在此的运作功能并不就是禁止。它涉及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运作。1.各种对血亲联姻的古老禁令(如此众多，如此复杂)或对不可避免的频繁发生的通奸的惩罚。从19世纪以来人们借以确立儿童的性经验和追踪他们“孤僻的习惯”的各种最新的控制方式不属于同一个权力机制。不仅因为一方面医学与矫正有关，另一方面则涉及法律与刑罚，而且因为所实施的策略也不相同。从表面上看，这两种情况都旨在消除对象，尽管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又会从头开始。然而，“乱伦”禁忌达成目的的方式是逐渐地减少它所谴责的对象；对儿童性经验的控制则是通过同时扩散它自身的权力和它所针对的对象来进行的，遵循的是一种可以达到无限的双重增长方式。教育者和医生们是把儿童的手淫作为一种人们力求消除的流行病来打击的。58实际上，在这一让成人世界围绕儿童的性打转转的长期运动中，关键的是依赖于这些细腻的快感，把它们构成为秘密(即强迫它们掩藏起来，以便可以发现它们)，然后跟踪追击，考察它们的前因后果，捕捉一切可能诱发或只是允许它们的东西。在它们可能表现自己的所有地方，人们都建立了各种监督的机制，设置了强迫它们坦白的陷阱，给出了各种滔滔不绝的矫正话语；人们向父母和教师们示警，让他们怀疑所有的儿童都是有毛病的，而且，如果他们对此怀疑得不够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就有犯错的恐惧。人们让他们面对这一不断发生的危险保持警惕，人们规范了他们的行为和教学法。人们还在家庭中间制定了一整套的性医学的规章。儿童的“恶习”与其说是一个敌人，不如说是权力机制依赖的基础。人们可以把它作为恶来消除，但是一定会失败。这样热衷于一种徒劳的工作让人不禁怀疑是人们自己要求它继续存在，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夹缝中扩散开去，而不是要它永远消失。在这一过程中，权力向前推进，增加它的中介效果，然而，它的目标却是向外扩展、自我分化和分岔，隐没在与它同步的现实中。表面上，这与一种阻碍机制相关；但是实际上，人们以儿童为中心布置了各种无边无际的渗透线。592.这一对外围性经验的新追逐引发了各种性倒错的新整合和一种对个体的新说明。鸡奸——古代民法或教会法中的鸡奸——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鸡奸者只是法律主体。19世纪的同性恋者成为了重要人物，他有自己的经历、历史与儿童时期，有自己的性格与生活方式；还有一种轻浮的体态和神秘的生理现象。他完全没有摆脱他的性经验。在他身上，性经验无所不在：它潜藏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下，因为它是他的行为中无限活跃的潜在原则；它还毫无羞耻地出现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因为它是一个总会泄露真相的秘密。它与他是同体共存的和不可分割的，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的罪恶，不如说是一种特有的本性。我们不要忘记，在确立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精神病学的和医学的研究范围时(威斯特法勒于1870年发表的有关“相反的性感受”的著名论文可以被视为这一研究的开端［15］)，人们不是通过一种性关系，而是借助性感受的某种特性、颠倒男女性别的某种方式来规定同性恋的。当同性恋从鸡奸行为转向了一种内心阴阳人、一种精神阴阳人时，它就成了性经验的诸多表现之一。过去鸡奸者只是个别的异端，而现在同性恋者则成了一个种类。第二部分 11.压抑假说：性倒错的插入(3)6019世纪的精神病医生们同样把所有这些轻微的性倒错分门别类，通过给他们取些稀奇古怪的教名，对它们进行昆虫学式的研究。其中有拉色格命名的暴露癖者、比纳命名的恋物癖者、克拉夫特·埃平命名的恋动物癖者和兽奸者、罗莱德命名的身体单性论者；后来还有混合窥视癖者、男子乳房发育症者、恋老人癖者、性感倒错者和性交困难的女人。这些奇妙的异端名字涉及一种自然本性，它为了回避法律而忘掉了自己，但是为了继续产生出各种种类的性倒错，它又恢复了记忆，甚至是在毫无秩序的地方。驱逐所有这些性反常的权力机制只有在让这种性反常成为一种可分析的、看得见的和永久的存在时才会要求消除它。这种权力机制让它进入身体的深处，潜入各种行为之中，让它成为分类和理解的原则，把它构成为存在的根据和混乱中的自然秩序。这是不是要排斥这些成千上万的反常性经验呢？不是，而是要对每一个反常性经验进行详尽的说明和局部的巩固。这就是要在播撒这些反常性经验的同时，在现实中布满它们，并且把它们纳入个体之中。3.与古老的禁忌相比，这种权力形式为了自身的运作更需要一些坚定的、专注的和好奇的人；它以接近他们为前提；它使用的方法包括检查与坚持不懈的观察；它要求通过逼出坦白的提问和超出提问范围的隐情进行一种话语交流。它包含着一种身体的接近和各种强烈感受的相互作用。61由此，对怪僻的性的医疗化处理同时既是结果，又是工具。性的各种古怪现象已经介入到身体之中，成为个体的深刻特征，它们属于健康技术和病理学的范围。倒过来说，既然它成了医疗的或可以医治的对象，那么我们应该在机体之中、皮肤表面或行为特征中发现它的病变、机能障碍或症状。因此，控制性经验的权力必须紧贴着身体，注视着它们，强化它们的各个部位，它激活它们的皮肤，夸大它们的错乱。它把性的身体揽在怀中。无疑，这意味着它的效能得到了提高，控制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还意味着权力被感受，快感也获益不浅。这就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权力在运作中被给予了一种冲动；另一方面，身体的激动又鼓励了监督它的控制，从而让权力扩张得更远。坦白得越深刻，就越能激发提问者的好奇心。人们发现快感又重新落入权力的控制之中。但是，对于回答者来说，如此众多的紧迫问题突出了他体验到的快感，人们都紧盯着这些快感，把它们区分开来和激活起来。权力是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的，它吸引、取出它所关注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快感随着控制它的权力扩散开去，而权力则抓住刚才逼问出来的快感不放。62医疗检查、精神病学的调查、教育关系、家庭控制提出的明确的总体目标，可能就是以向一切变动的或没有生育力的性经验说不。因此，它们是作为具有双重冲动的机制起作用的：一方面是快感，另一方面是权力。运用一种进行询问、监督、窥视、期待、发掘、触摸、揭发的权力，就会获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兴奋起来后，就会规避这一权力，逃避、愚弄或歪曲它。权力也让它追逐的快感侵犯自己。而且，面对快感，权力在自我表现、令人反感或抵抗的快感中表现了出来。这既是诓骗，又是引诱，既是相互冲撞，又是相互增强。从19世纪以来，父母与孩子、成人与青少年、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精神病医生与歇斯底里症患者、性倒错者之间就没有停止过玩这种游戏。这些呼吁、规避和反复煽动就以性与身体为中心分布开来，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形成的不是不可逾越的分界线，而是永恒的螺旋线。4.由此观之，这些性渗透的机制是19世纪社会空间和仪式的十分突出的特征。人们经常说近现代社会力图把性经验限定在夫妻——异性的和合法的夫妻——的范围内。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它没有创造出各种具有众多要素和循环性经验的类别，那么至少是精心安排了它们，让它们不断增加：其中有布置各种等级化的或相互冲撞的权力支点；63“追踪”(即既想得到又要驱逐)各种快感；宽容或鼓励各种局部的性经验；把接近它们作为监督的方法，让它起着强化机制的作用；进行各种感应接触。拥有父母、儿童(有时还包括仆人)的家庭或一家人也是这样做的。19世纪的家庭真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婚姻的基本单位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快感与权力通过众多的点和各种可变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网络。成人与儿童的区分、把父母的房间与孩子的房间分在两端(当19世纪的人们开始建造大众住房时，它成了必须遵守的准则)、男孩与女孩的相对隔离、关心乳儿的严格规定(母乳喂养、卫生保健)、对儿童性经验的警惕、手淫被认为具有各种危险、青春期的重要性，向父母建议的各种监视的方法(鼓励、隐秘和恐惧)，还有既被人强调又令人担心的仆人的存在，所有这些让家庭(甚至是最小的家庭)变成了一种充斥许多破碎的和变动的性经验的复杂网络。把以上这些性经验都限定在夫妻关系的范围内，哪怕是以禁欲的方式把夫妻关系投射到儿童身上，64这样做就不可能了解到这种机制，即相对于这些性经验来说，它不是禁止的原则，而是煽动与增加的机制。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具有大量人员、等级制、特定空间布置和监督体系的各类学校或精神病院形成了另一种安排权力与快感相互作用的方式；但是，它们使用特殊的空间间隔或惯例把性高度饱和的地方规划为教室、宿舍、客厅或门诊处。其中，各种非婚的、非异性之间的、非一夫一妻制的性经验形式会被引发和固定起来。第二部分 12.压抑假说：性倒错的插入(4)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有着明显性倒错的社会，至今，我们的社会仍然如此。这不是虚伪的说法，因为没有什么比性倒错更爱表现和啰嗦了，更明显地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这不是因为社会为了建立防止性经验的一个过于严格或过于普遍的大坝，情不自禁地产生出性倒错和对性本能进行长期的病理学研究。确切地说，这里关键的是社会用来对身体和性发挥作用的权力形式。而且，这一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也不产生禁止的效果。相反，它旨在减少各种怪僻的性经验。它不限定性经验的范围；它沿着各条无止境的渗透线追踪和延伸各种不同形式的性倒错。它并不排除性倒错，而是把它纳入身体之中，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65它也不寻求规避性倒错，而是通过快感与权力相互增强的螺旋线引发它的各种变化。它不设置障碍，而是提供最大限度地产生性倒错的地点。它产生不和谐的性经验，并且把它固定下来。近现代社会是性倒错的社会，这不是无视它的清教主义，也不是它的虚伪所造成的；它确实地和直接地是性倒错的社会。首先，它确实是性倒错的。许许多多的性经验——随着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性经验(乳儿或儿童的性经验)、热衷于某些性癖好或性实践的性经验(性倒错者、恋老人癖者、恋物癖者……)、围绕着各种关系以冗长的对话方式出现的性经验(在医生与病人、教师与学生、精神病医生与疯子关系中的性经验)、出没在各种社会场所中的性经验(家庭、学校、监狱中的性经验)——是与权力手段密切相关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当人们赋予惟一能够繁衍劳动力和家庭形式的性经验形式调节作用时，所有这些至此仍被宽容的性经验形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被人看不起。这些形态不一的性行为确实来自人们的身体及其快感。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是在后者之中得以巩固的；它们受到许多权力机制的召唤、揭示、区分、强化和整合。性倒错的增长不是困扰着谨小慎微的66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一个道德主题，而是一种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也许，西方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快感，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新的恶习。但是，他们为权力与快感的相互作用界定了新的规则：性倒错凝固的面孔在此已经被描绘了出来。其次，它直接是性倒错的。众多性倒错的这一插入不是性经验向强加于一种过分压抑的法则的权力进行的报复与嘲弄，更不是各种反常的快感形式转向了权力，从而以“必须忍受的快感”形式来包围权力。性倒错的插入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复合体(uneffetinstrument)。正是通过区分、强化和巩固各种外围的性经验，权力与性、快感的各种关系就分离、增多起来，它们测量身体，渗入各种行为之中。而且，随着权力的这一推进，按照一定年龄、地点、癖好、性活动撒播开来的各种性经验也就固定了下来。一方面，性经验通过权力的扩张得到了增加；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性经验个个都为增大的权力提供了干预的空间：特别是从19世纪以来，权力与性经验之间的这些相互关联得到了无数经济利益的保障与替换；这些经济利益则通过医学、精神病学、卖淫和淫秽书画的中介，同时与不断微分化的快感和不断增大的控制快感的权力挂上了钩。67快感与权力既不相互取消，也不相互反对，而是相互追踪、相互重叠和相互激发。它们根据各种既复杂又积极的激励与煽动机制相互连接。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近现代工业社会开启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长的时代的假说。不仅我们目睹了各种反常性经验明显地爆发了出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法律的机制，尽管它还局部地依靠各种禁止手段，却透过彼此关联的机制网络，确保了各种特殊的快感和不同的性经验不断增多。据说，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会比我们的社会更羞羞答答的了，也从来没有哪些权力机构这样小心翼翼地假装不知道它们禁止的对象，好像它们不愿与它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经过初步的研究，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事实：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设立过比今天的社会更多的权力中心，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更加明确地反复强调对性的关注，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在权力与快感之间建立更多的接触和循环的联系，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比今天的社会拥有更多的中心，其中，激烈的快感与固执的权力相互激发，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注释［1］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页。［2］A.德·利古奥里：《忏悔者的实践》，法译本，1854年，第140页。［3］P.塞涅里，《忏悔须知》，法译本，1695年，第301—302页。［4］改革后的教士守则尽管更加审慎，但是也提出了把性纳入话语之中的规则。我们将在下一卷《肉体与身体》中进一步阐述这一点。［5］A.德·利古奥里：《关于第六戒条的格言》，法译本，1835年，第5页。［6］D.A.德·萨德：《索多默的一百二十天》，保维尔编辑，第一册，第139—140页。［7］《我的隐秘生活》，格罗夫出版社重新编辑，1964年。［8］孔多塞：转引自J.Ｌ.弗兰德林的《家庭》，1976年。［9］A.塔尔迪厄：《关于妨害风化罪的医学的和法律的研究》，1857年，第114页。［10］J.冯·朱斯基：《治安的一般要素》，法译本，1769年，第20页。［11］C.J.赫伯特：《一般预防治安论》，1753年，第320—321页。［12］《公立中学的治安条例》(1809年)，第67条：“在上课和学习的时间里，要有一位教师在教室外巡视，防止学生们出来大小便、休息和聚会。”第68条：“在晚祷之后，教师要带领学生回到集体宿舍，让他们立即入睡。”第69条：“教师们总是在确信所有的学生都已上床之后才能去睡觉。”第70条：“各床之间要用两米高的屏障分隔开来，集体宿舍在夜间不得熄灯。”［13］J.舒美尔：《淫秽控制论》(1776年)，转引自A.品洛克：《18世纪德国的教育改革》(1889年)，第125—129页。［14］H.博纳和J.布拉尔：《关于Ch.J.茹伊的精神状态的医学—法律报告》，1868年1月4日。［15］威斯特法勒：《神经病学档案》，1870年。第二部分 13.性科学(1)如果大家同意以上两点，我想大家也会说三个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话语不是稀少了，而是增多了；如果说它自身带有禁令和忌讳，那么它还从根本上确保对一切性倒错的强化和引进。这一切在本质上只是起到了一种防卫作用。大家这样谈论性话语，发现在引入性倒错的同时它已经释放缓解、分离开来，其实这只是在掩饰性：用话语作掩护，在回避性的同时传播性。至少在弗洛伊德之前，关于性的话语——包括学者和理论家关于性的话语——也是一再对自己谈论的对象遮遮掩掩。我们可以利用所有这些言谈的对象、细小的设防和详尽的分析，从中一步步地勾勒出难以忍受的和非常危险的性真相。大家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一门懂得如何规避的科学，因为在无法或拒绝谈论性本身时，72它特别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这同样是一门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的科学，它是以医学规范的形式重复了这些道德律令的。它以说真话为借口，它到处引起恐惧。它把影响一代代人的臆想出来的罪恶王朝归因于性的些微波动。它向全社会证实羞怯的人的偷偷摸摸的性习惯和最冷僻的小小性怪癖都是危险的。它还认为在享受奇特的性快感之后就是死亡：个体的死亡、一代代人的死亡和人类的死亡。它因此与一种立场坚定却又会泄露真情的医学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停地表白自己的厌恶之情，急于得到法律和舆论的支持，它宁愿听命于秩序的权威，而不顺从于真实的要求。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不由自主地表现出率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甘愿自欺欺人，与自己斥责的对象沆瀣一气，既不可一世，又卖弄风情。它留下了一整套病态的淫猥话语，这是19世纪末的特点。像伽尔尼耶、布耶、拉杜塞特这些法国医生都是没有名气的淫猥话语的记录者，而罗里纳则是色情诗人。但是，在这些暧昧的快感之外，73它还要其他权力。它把自己打扮成健康律令的最高权威，在新的防菌话题下，重提过去对性病的恐惧，同时收集进化论者的伟大神话，把它们与最近的公共卫生制度扯在一起。它声称要确保社会团体的物质活力和道德特性，许诺淘汰有性缺陷的人、变性的人和性退化的人群。它还借口生物学的和历史的迫切要求，证明国家种族主义是正当的和迫在眉睫之事，并且把它们植根于“真理”之中。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一旦比较这些人类性经验的话语和同时代的有关动物或植物繁衍的生理学，我们会立即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基本理性方面显得单薄，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在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它们被单列出来。它们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奇特区域。在整个19世纪里，性内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记载中：一类是有关生物繁衍的生物学，它依据普遍的科学规范不断地向前发展；另一类是性医学，它服从的是与前者完全不同的构成规则。在这两类知识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和相互建构。与第二类知识相比，第一类知识只是扮演着虚幻的遥控角色：一种整体担保。在这种整体担保的庇护下，各种道德障碍、经济的或政治的抉择和传统的恐惧都能够再次被写入统一和科学的词汇之中。这一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对有关人类的74性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的理性话语的根本抵制。这种水平差意味着这种话语的目的不是说出真相，而只是阻止真相在此出现。对于生物繁衍的生理学与性医学之间的差异，我们不能仅限于认识到一种科学不平等的发展或一种理性形式的水平差，还必须看到另一点。前者属于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体制的宏大的认知意志，而后者属于一种非认知的僵化意志。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9世纪有关性的学术性话语不仅浸透了天真和轻信，还有一贯的盲目：拒绝睁眼看和倾耳听。但是，它拒绝去看、去听的东西其实已经被大家展现出来了，或者已经被我们说出来了。因为它只是没有认识到与真理的根本关系的基础。规避、阻止进入真理以及遮掩真理：这许多局部的策略通过遮遮掩掩和最后关头的迂回，给予了认知的本质意志一种吊诡的形式。不愿认识，这也是求真意志的一次变故。夏尔科的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是一个例证：这是一部庞大的观察装置，有检查、询问和实验的功能，75但是它还是一台煽情设备，可以当众表演，有着小心借助乙醚或戊基硝酸盐来表演病态发作仪式的场所，有着对白、接触、抚摸和医生用一个手势或一句话所引发或抹去的姿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人马，他们窥伺、组织、倡导、记录和报告，累积了一个金字塔般的庞大的观察记录与文件库。然而，误解机制正是在这一走向话语和真理的煽情基础上起作用的。因此，一旦在公开咨询中碰上“那个”问题，夏尔科就用手势打断谈话；而且，顺着那些记录病人们对性的叙述和演示，以及医生对性的观察、探询和诱导的卷宗，我们经常会发现有关性的内容逐渐被抹去，那些公开发表的观察记录更是完全略去了有关性的内容。［1］在这一历史中，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对性视而不见或充耳不闻，76也不是他们诊断错误，而是他们围绕着性和针对性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尽管它在最后关头又会掩盖真相。换言之，重要的是，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因此，需要弄清楚的不是弗洛伊德或其他某个人发现的新的理性入门，而是19世纪留给我们的这一“真相与性的相互作用”的逐渐成形(和转型)，虽然我们对它有所改变，但是这丝毫不能证明我们已经摆脱了它。误解、规避和迂回只在这一说出性真相的奇特事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一事业不是起始于19世纪，尽管那时的“科学”规划已经赋予它一种独特的形式。相反，这一事业是一切变态的、天真的和狡黠的话语的柱石。长久以来，性知识似乎一直陷在这些话语之中。第二部分 14.性科学(2)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展示性真相的宏大程序。一方面，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穆斯林等许多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arserotica)。根据性爱艺术，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它被理解成实践和经验。理解快感不是从一种允许和禁止的绝对法律出发，也不是以有用性为标准的，而是首先对快感自身而言，根据快感的程度、特别的质量、延续的时间和在身心中的影响来认识快感。为了从内部煽动性和扩大它的影响，这一知识最好应该逐渐地返回到性实践中。因此，这就构成了一种必须保密的知识，不过，它保守秘密不是因为对其对象不名誉的猜忌，而是出于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必要，因为根据传统，一旦泄密，它就会失去影响和价值。这样，与保密大师的关系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事情了；只有他才能够用秘密传授的方式引导弟子逐步接受性知识及其严肃性。这一传授艺术所产生的功效比起让弟子照着他的单调乏味的秘诀去做要大得多，它应该会让弟子恍然大悟，从而获得老师赐予的恩惠：绝对控制肉体、独一无二的愉悦、忘却时间和限制、获取长寿的配剂、驱除死亡及其威胁。至少，根据这第一种途径，我们的文明没有“性爱艺术”。相反，它是惟一实行“性科学”78(scientiasexualis)的文明。或者，确切地说，为了说出性真相，它在许多世纪中发展出一套套纳入到不同于密授艺术和教授秘密的权力——知识的严格形式之中的程序：它看重的只是坦白。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把坦白作为人们期盼真相展现的主要仪式之一。1215年拉特兰会议颁布的忏悔圣事的管理条例和随后忏悔技术的发展，在刑事审判中诉讼程序的衰落、罪状考验(誓言、决斗和上帝的判决)的取消和审问与调查方法的进步，皇家政府愈来愈多地介入违法案件的审查以致牺牲了私下和解的做法，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建立，这些都促进了坦白在世俗权利和宗教权利的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坦白”一词及其司法作用的演变就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坦白”，其他人就赋予坦白者社会地位、身份和价值，换言之，“坦白”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的行为或思想。长久以来，个体是通过其他人和表明与其他人的关系(家庭、忠诚、保护)来证实自己的，然后大家根据他能够或应该谈论他自己的真实情况的话语来确认他。坦白真相已经内在于权力塑造个体的程序之中。79不管怎样，从各种考验的仪式、传统权威作出的保证、见证以及观察和演示的学究程序来看，坦白在西方已经成为了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从此，西方社会成了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处弗届：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中，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大家还努力准确无误地说出难言之隐，公开地或私下地向自己的父母、教师、医生和爱人坦白。至于无法向他人启齿的快感和痛苦，大家会自我独白，或者写进书中。大家坦白，或者被迫坦白。当坦白不是出自自愿，或者是出于某一内在命令使然，那么它就是被迫的，即大家把它从隐蔽的精神中或肉体中强行驱赶出来。中世纪以来，拷问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坦白，当坦白者想回避时，拷问就会助其回答：这是一对黑色双胞胎。［2］像最温柔的慈爱一样，80最血腥的权力也需要忏悔。西方人已经变成了坦白的动物。无疑，这也在文学中引起了某种变化：人们从以英雄叙事或“考验”勇敢和健康的奇迹为中心的叙述和倾听的快感转向了一种以从自我的表白出发无止境地揭示坦白无法达到的真相为任务的文学。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不仅在自我之中，在某个遭遗忘的知识中，或者在某一原始的踪迹中，而且在对自我的拷问中探寻与真理的根本关系，因为对自我的拷问可以通过许多瞬间印象给出基本可靠的意识，现在，坦白的责任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被传递给我们，从此它与我们深深地混为一体，以致我们不再视之为约束我们的权力所为。相反，我们以为，作为我们自身秘密的真相“要求”的只是展现出来。如果它达不到这一点，那么这是因为有一种压抑约束了它，这种权力以暴力压迫它，它要最终被坦白出来，只能付出一种解放的代价。一旦被坦白出来，权力也就默不作声了。真相并不属于权力秩序，而是处于一种与自由的原始亲缘关系之中。这些都是“真相的政治史”必须推翻的哲学的传统主题。81它指出真相本质上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真相的展现完全浸透了权力关系。坦白就是一个例证。第二部分 15.性科学(3)为了让对言论和思想的审查和禁止起到基本作用，我们必须用这种坦白的内在技巧来约束自己。为了相信我们自由地谈论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再被重复的必须说出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记忆所及、我们遗忘的内容、我们掩盖的内容、被掩盖的东西、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对象和我们不想思考的对象的重要律令，我们必须形成一种颠倒的权力表象，这是一代代西方人从事的巨大工作，旨在造成——其间，其他形式的工作都是为了确保资本的积累——人们的奴性。我的意思是指，它把人们塑造成具有双重意义的“sujets”(臣民和易患病的人)。我们可以想见，在13世纪初叶，要求全体基督徒遵守每年至少一次的跪下忏悔自己一切错误的律令是多么过分。我们还想到，七个世纪之后，一名不知来历的支持者到深山里投奔塞尔维亚抵抗组织。他们的首领要求他写出自己的生平。当他拿着几页皱巴巴的纸，在黑夜中潦潦草草地写完之后，塞族人连看也没看，只是对他说：“重新开始吧，说出真话。”那么，大家非常强调的著名的语言禁忌真的必须82让人们忘掉这一坦白的千年桎梏吗？然而，自从基督教忏悔出现之后，直到今天，性是忏悔的首要内容。也就是有人说的隐秘。但是，它是否就是大家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坦白出来的东西呢？是否掩盖性的责任只是坦白性的义务的另一面(愈是精心掩盖性就愈显得坦白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愈是要求一种严格的坦白仪式和保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里，从近几个世纪的发展来看，性是否就一直处在从未变质的坦白体制之中呢？我们在前面谈到的把性纳入话语之中和性反常的播撒与增强也许是同一机制的两个要素。因为其中心要素坦白是真诚地叙述性的特殊性，所以这两个要素就借助坦白连结起来。在希腊，真相和性是通过身体之间传递重要知识的方式在教学法形式中联系在一起的，性是这些知识传授的工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相和性是通过必须详尽地说出个人隐秘的方式在坦白中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次，却是真相充当性及其展现的工具。但是，坦白是一种话语的仪式，其中说话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体是一致的。83它也是一种在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的仪式，因为我们坦白时至少要有一位说话对象，他不仅是对话者，而且还是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以便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的权威。在坦白仪式中，真相是从为了表现自己而必须扫除的障碍和抵制中证实自己的。最后，在坦白仪式中，惟一的陈述活动是独立于它的外在后果的，它在陈述主体那里引起了内在的变化：它宣布他是无罪的，它让他赎罪和纯洁了，它让他减少了自己的错误，它让他自由了，它许诺他获得了拯救。在许多世纪里，性的真相至少本质上是处于这一话语形式之中的。它不再处于教育形式之中(性教育局限于各种普遍的原则和审慎的规则)，也不再处于知识传授的形式之中(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对性保持沉默的实践，而且小孩懂事或者少女失去贞操的活动只是让这种沉默成为笑料或者野蛮的东西)。不难看出，这种形式是与管理“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的。在内在于自身之中的权力结构的支配下，坦白话语无法像在“性爱艺术”中通过师父的最高意志自上而下，而是来自下面，像一种被迫的交代，听从某个强制性的命令，开启了压抑或者遗忘的封条。话语认定的隐秘与它必须说出的对象的高昂代价、少数安心享用它的人是无关的，而是与话语不为人知的狎昵及其一般的猥淫分不开的。它的真理不是由权威和它所传承的传统来担保的，84而是由说话者与说话内容之间的联系和话语属性决定的。相反，控制的权威不是在说话者的一边(因为他是受到限制的)，而是在屏息聆听者的一边，不是在知道和作出回答的人的一边，而是在不去了解而去质询对象者的一边。这种真理话语最终不再对接受话语的人，而是对摆脱话语的人产生了影响。我们和这些坦白出来的真相一起远离了有关快感的知识传授及其技术与神秘主义。我们也不再属于一个把性的深奥知识纳入密授之中的社会，而是属于一个围绕着隐秘的缓慢泄露来获得关于性的深奥知识的社会。直至今日，坦白一直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生产的基础。不过，它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紧紧地束缚在忏悔的实践之中。但是从清教主义、反改革运动、18世纪的教学法和19世纪的医学出现以来，它逐渐地摆脱了自身仪式的区域性和专一性，向四处传播。人们把它运用到一系列的关系上：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心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坦白的动机和结果已经多样化了，85其形式也是如此：有拷问、咨询、自传、书信等。它们被记录、抄写、收集在文件中，发表和评论。但是坦白如果不是向其他领域敞开，那么至少是向浏览其他领域的新的方式敞开。它不仅仅是要说出性活动是怎么一回事，还要在它之中和围绕着它恢复解释它的思想、伴随它的观念、印象、欲望、内在于它之中的快感变化及其特性。毫无疑问，社会第一次倾向于煽动和理解个体快感的隐秘。第二部分 16.性科学(4)于是，坦白的步骤向四处播撒，它们的限定呈多样分布，它们的范围也扩大了：它逐渐地构成了一种性快感的庞大档案馆。长期以来，这个档案馆随着自身的建成不断地被忘却。它不留痕迹(基督教的忏悔就是这样要求的)，直到医学、精神病学和教学法出来把它巩固起来为止：先是康帕和萨尔兹曼，随后卡恩、克拉夫特·埃平、塔尔迪厄、摩勒、哈维洛克·埃利斯小心地收集了所有有关性反常的平庸抒情诗。这样，西方社会开始对它们的快感进行没完没了的记录。它们为此建立起各种标本，并且加以分类。它们还把日常缺陷描写成奇怪的现象或者是激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当然，86嘲笑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并不难，因为在描述“道德犯罪”或“遗传器官的偏差”时，他们又夸张地为自己理应说出的粗话道歉。而我却想向他们的严肃性表示敬意：他们具有历史事件的意义。在这一时期里，最独特的快感都被要求去掌握有关自身的真实话语，后者必须与谈论身体和生命的话语——科学的话语连结在一起，而不再与谈论罪恶和拯救、死亡与永恒的话语连结在一起。于是，发生了语言地震，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的事物：一种科学—坦白(unescienceaveu)，一种依靠坦白仪式及其内容的科学，一种以这种多样的和固执的强迫索取为前提的、以坦白说不出口之事为目标的科学。当然，这是令人难堪的。当科学话语必须承担起所有这些低级话语时，人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厌恶在19世纪里被高度制度化的科学话语。还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悖论：对构成一种主体科学的可能性、内视的有效性、生存的自明性或意识的自我存在的冗长讨论无疑回答了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话语的功能的内在问题。即我们能够把根据旧的法律的和宗教的坦白模式进口的真理生产和根据科学87话语的规则进口的对隐秘的强迫索取连结起来吗？我们同意有些人认为的，性真相在19世纪里通过一种可疑的障碍机制和一种话语的核心缺陷被空前严格地忽略了。这里，缺陷不再是指话语的缺乏，而是指太多的话语，即话语不断的增加与重复，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介入到两种真理生产的样式之中：坦白的步骤和科学的推论。因而，我们最好是不再统计19世纪使得性真相的话语得以增加的错误、幼稚和道德说教，而是弄清这种对性的认知意志(它规定了现代西方人的特性)让坦白仪式在科学调节的图式里发挥作用的步骤：我们是怎样最终用科学的形式构成了这种巨大的和传统的性坦白的强制要求的呢？1.通过一种“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把忏悔与检查连结起来，把自我叙述和一整套可以辨识的符号与症状连结起来，把审讯、严谨的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连结起来。这些方法都是把坦白程序纳入到广为接受的科学观察的范围之内。2.通过一般的和播撒的因果性公设：必须坦白一切和能够拷问一切，这两者是根据性被赋予88一种取之不竭的和多样的因果权力的原则来证实自己的。性行为中最隐秘的事情——意外的或越轨的，匮乏的或过度的——被认为能够在生活中引起各种各样的结果。在19世纪，没有什么疾病或身体不适不被认为与性这个病因有着部分关系。那时的医学从儿童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从老年人的中风到神经病和种族的退化，勾勒出了一个性因果性的网络。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奇思怪想。但是，性是“所有事情的原因”，这一原则却是一种技术要求的另一方面：即在一种科学实践中启动坦白的各种手段，而且，这种坦白必须让人小心翼翼地和不断地说出一切。性自身带有的无穷无尽的危险表明了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详尽的审问。3.通过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原则。如果必须用坦白的技术来揭示性的真相，那么这不仅因为它难以说出口，或者担心丢了面子，还因为性的作用本身就是缄默的，它的本性是逃避，它的效能与它的机制一样，是避人耳目的。而且，它的诱发能力(sonpouvoircausal)部分是秘密的。19世纪在把性整合到一种科学话语的计划之中的同时，89对坦白进行了改动。坦白的目的不再只是着眼于坦白者想要掩饰的内容，而是揭露连坦白者自己也一无所知的秘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审问者与被审问者共同参与的坦白活动。性经验具有潜伏性的这一原则容许人们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确定难以启齿的坦白中的约束力。我们必须尽力把它揭露出来，因为它深藏不露。4.通过解释的方法。如果必须坦白，这不仅因为听取坦白的人具有原谅、安慰和指导的权力。若是想让揭示真相的工作具有科学可靠性，那么这种工作必须依靠这种坦白的关系。真相并不只存在于独自揭露真相的坦白者之中。真相是从两个方面来构成的：真相存在于坦白者那里，但是不完全，而且自身是盲目的，它只有通过听取坦白的人才能完全表现出来。这就是让听者来说明这种晦涩事实的真相：他必须在坦白所揭露的内容上加上对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解释。听者不仅仅是宽恕错误的老师和判定有罪或无罪的法官，还是掌握真相的人。他的作用就是解释。对于坦白而言，他的权力不仅仅是在坦白结束之前提出要求或在坦白之后作出评判；他还要通过解释坦白，建立一套真相话语。在19世纪里，人们不再把坦白当作一种考验，而是作为一个符号，90而且把性经验当作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从而有可能在有规律地产生科学话语的过程中启用各种坦白的方法。第二部分 17.性科学(5)5.通过坦白效果的医疗化。获取坦白及其效果还被赋予了治疗形式。这首先是指，性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在错误与罪恶、过度或违禁的范围之内，而是处在正常与病态的规范体制(这只是次序的改变)之下。人们首次确定了由性引发的疾病的病因。性似乎是一个极易发生病态的领域：它不仅是其他疾病的回音壁，而且还是区分本能、倾向、想象、快感和行为的中心。这还意味着，坦白在各种医疗干预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和必要性：它是医生所要求的，对于诊断是必要的，而且在治愈疾病中是有效果的。如果让掌握真相的责任人及时地把真相向恰当的人讲清楚，那么真相就把病治好了。让我们选几个重大的历史标志来看看：我们的社会在与传统的“性爱技巧”(larserotica)决裂后，建立了一门“性科学”(scientiasexualis)。确切地说，它的目的是要产生出各种有关性的真实话语，而且同时艰难地把古代坦白的方法转变成科学话语的规则。91从19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性科学”，一反常态地把有关详尽的强制忏悔的独特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而这一仪式恰恰是在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产生性真相的第一个手段。19世纪以降，这一仪式逐渐摆脱了忏悔圣事，而且经过灵魂导向和良心指导——“道德手段”(arsartium)——转向了教育学、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家庭关系、医学和精神病学。总之，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种旨在产生各种真实的性话语的复杂机制被建立了起来。这一机制大幅度地横跨历史，因为它把古老的坦白律令与临床听诊的方法连接了起来。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机制，“性经验”才可能表现为性及其快感的真相。“性经验”是与“性科学”这一缓慢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相关的。这一性经验的各种基本特征并不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多少为意识形态歪曲了的表象或一种由禁忌造成的无知；它们对应于各种必须产生性真相的话语的功能性要求。在坦白技术与科学话语的交叉点上——其中，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出某些重要的调整机制(聆听的技术、因果性的公设、92潜伏性原则、解释的规则、医疗化的律令)——性经验被界定为“本性上”是一个容易受到各种病理过程感染、因而要求治疗或规范的领域，一个需要解释的意义场，一个被各种专门机制所掩盖的凸点，一个包含各种不确定因果关系的焦点，一种必须揭露和聆听的晦涩言语。这就是话语的“结构”，我指的是它们固有的技术、必要的作用、所使用的策略、依靠它们来承载自己的权力的效果。这并不是一种规定话语内容的基本特征的表象体系。性经验史——即有关真相的一个专门领域在19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让我们提出这一研究工作的一般假说。18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喜欢称之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工业的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拒绝承认性。相反，它使用一套机制来产生有关性的真实话语。它不仅大量谈论性，强迫每个人谈论性，而且有条理地说出性的真相来。93好像它怀疑性藏有一个致命的秘密。好像它需要制造这种真相。好像性不仅要被纳入快感结构之中，而且还要整合到秩序井然的知识体制中，而且这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性就逐渐地成为了主要怀疑的对象，成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贯穿在我们的行为和一生中普遍的和令人不安的观念，成了疾病得以威胁我们的脆弱之处，成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阴暗的部分。性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一般的秘密，它是无所不在的原因，不断地让人恐惧。因此，在这个性“问题”(有两个含义，既要求询问和质疑，又要求坦白和整合到理性的范围内)中，发展出两个总是相互呼应的方法：我们要求性说出真相(但是因为它是秘密，而且对自己都是避之惟恐不及，所以我们准备等到适当的时候再说出终将揭示性真相的真相)，而且，我们还要求它说出我们的真相，或者确切地说，我们要求它说出我们自以为立即意识到的、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的隐藏得很深的真相。我们在解释它向我们所说的一切的同时，告诉它有关它的真相，而它则在揭露避人耳目的东西的同时，告诉我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许多世纪以来，从这一相互作用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主体的知识。这不是有关主体形式的知识，而是有关使主体分裂的东西的知识，即有关规定主体、尤其是让主体规避自身的东西的知识。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但是只要我们一想到基督教和法律所具有的悠久的忏悔历史，以及坦白这个在西方社会中如此重要的知识—权力形式所经历的变迁和转型，那么这就不令人吃惊了。94这意味着，一门以性问题为中心的主体科学开始逐渐地缩小了自己的范围。主体之中的因果性、主体的无意识、另一个主体对这个主体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主体自身具有自己尚不知晓的知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性话语中展现出来。然而，这不是因为性固有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由于内在于这一话语之中的各种权力策略。第二部分 18.性科学(6)毫无疑问，“性科学”是与“性爱技巧”针锋相对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性爱技巧”并没有完全从西方文明中消失，甚至在性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也不是一直没有出现过。在基督教的忏悔中，尤其是良心指导与考验中，在对性灵结合与上帝之爱的探寻中，存在着一系列类似性爱技巧的方法：在性启蒙的过程中接受老师的指导，强化各种性体验。(甚至达到人体的各个部位，)通过与性体验相伴的话语来提高性爱的效果。毫无疑问，在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中经常出现的95中魔和入迷现象有着各种无法控制的后果，这些后果超出了这一微妙的肉体科学固有的性爱技术的范围。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追问，19世纪以来，“性科学”——打着体面的实证主义的幌子——是否至少在某些方面作为一种“性爱技巧”起作用的。也许，尽管被科学的方式所吓倒，但是性真相的产生却在不断增加、强化，甚至还创造了它内在的快感。人们经常说我们没有想象欣快感的能力。但是，我们至少发明了另一种快感：有关快感真相的快感，即认识、揭发、发现、热衷于看到、说出它，利用它来迷惑和抓住其他人，把它当作秘密，想方设法地把它揭发出来。这是一种有关真实快感话语的特殊快感。我们不应该在医学许诺的健康性经验的理想中，也不应该在人本主义梦想的一种得到充分发展的完整性经验中，更不要在对性高潮的赞美和对生命力的敬意中寻求与我们的性知识(即如何规范化地使用性)相关的性爱技巧的最重要的要素。相反，我们要在与性真相的产生密切相关的快感增加和强化中寻找它们。人们撰写和阅读有关性的学术著作，对性进行各种诊断和检查，为回答有关性的问题感到焦虑，为自己得到解释而感到快乐。向自己和其他人大量叙述自己的性经验，对性充满了好奇心。而且为了讲真话，人们有点颤抖地说出了大量丑恶的隐私。人们还花费大量的金钱向那些善于听讲的人低声说出自己大量的见不得人的性幻想。一句话，96西方数世纪以来处心积虑煽动起来的这一了不起的“分析的快感”(在此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分析”一词的)，成了悄悄地以坦白和性科学为载体的性爱技巧的变动部分。难道我们应该认为，我们的“性科学”只是“性技巧”的一种特别微妙的形式？而且，它就是这一似乎已经丢失的传统的精致的西方版本吗？或者，难道我们必须认为所有这些快感只不过是性科学的副产品，是对人们无数次探究性的努力的一种奖赏吗？总之，如果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初步探讨所揭示的这一系列增强和强化性的活动，那么有关我们的社会出于经济的原因对性施压的权力假说就显得狭隘了。因为小心迎合权力要求的性话语增多了，性反常得到了巩固，各种不仅可以区分性反常，而且可以召唤、激发它、把它构成为人们关注、谈论和快乐的中心的机制建立了起来，还有人们被迫坦白的各种性真相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合法性知识的体系和多重快感的结构。这决不是一种排除或推斥性的否决机制，而是展现了一个话语、知识、快感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微妙网络。97这也不是一场固执地把放荡的性赶到某个难以接近的阴暗角落去的运动，而是把它撒布在各个事物和人体表面，激励和表现它，让它开口、把它插入现实之中，命令它说出真相的过程，换言之，在众多的性话语、固执的权力和知识—快感的相互作用之间传递着一种闪闪发光的性。所有这些难道都是错觉吗？在这个仓促的印象之后，人们经过仔细的观察，是否会发现那个著名的压抑机制呢？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些光芒之外重新找出总说不的阴暗法则呢？历史研究将会——或者应该会——回答这些问题。这一研究就是要说明三个世纪以来性知识是如何形成的，以性为对象的话语是如何增加的，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这些话语自以为揭示的性真相付出惊人的代价。也许，这些历史的分析最终会推翻这一初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我在尽可能长的时期里所要坚持的前提是，这些有关权力与知识、真相与快感的机制，这些迥然不同于压制的机制，不一定是次要的和派生的；而且，无论如何，压抑都不是根本的和优胜的。因此，98重要的是认真对待这些机制，转变分析的方向：我们不应该从一种普遍接受的压抑和对我们应该了解的对象的有意忽视出发，而应该根据这些积极的机制(它们是知识的生产者，它们增加话语、诱发快感、产生权力)，研究它们产生和运作的条件，探讨与它们相关的禁忌事实或掩饰事实对于它们来说是如何分布的。总之，这就是要界定这一认知意志内在的各种权力战略。就性经验这种具体情况来说，重要的是要建立认知意志的“政治结构”。注释［1］例如参见布尔纳维勒：《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的图片集》，第110页及以后各页。我们还可以在萨尔佩特里耶精神病院里找到夏尔科未整理的医疗手记，它们比起公开发表的文献，在这一点上要清楚得多。煽情和省略的相互作用在此清晰可见。这里有一段记录1877年11月25日诊治过程的手稿。对象是一个正在挛缩发作的女精神病人，夏尔科先用手、后又拿棍棒的一头顶住她的下部性器官，从而止住了病人的发作。不过，一旦他抽回棍棒，病人又复发作，于是他让病人吸入戊基硝酸盐来加速发作。这样，病人就恳求性棒，言辞间毫无掩饰，她说：“有人把发狂得以继续的阳具拿走了。”［2］希腊法律已经把拷问和坦白联成一对，至少对奴隶是如此。罗马帝国的法律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这些问题将在《真理的权力》中被再次提出。第三部分 1.引言这一系列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就是把《泄露内情的首饰》的寓言写成历史。饶舌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众多标志之一。性既受到约束，又急于表白，一旦我们碰上它和拷问它，它的回答就会滔滔不绝。终于有一天，一种有着美妙隐身法的机制逮住了这个多嘴多舌的性。它让性在快感与强制、赞同与审查的混同中说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真相。长久以来，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芒戈古勒君主的王国里：深受一种对性的巨大好奇心的折磨，执著于质询它，不知满足地倾听和敦促性的自我表白，并且善于发明一切可以强迫它保密的魔戒。102好像最根本的是，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身上获取这小不点儿，不仅包括快感，而且还有认知，以及二者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快感的认知、认知快感的快感和快感—认知。好像我们寄居其中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动物有着非常好奇的耳朵、非常犀利的眼睛。能说会道的舌头和敏捷的思想，就是为了慢慢地认识性，一旦我们稍微挑逗一下性，它就完全能够说出性来。西方世界要求不停地探询我们每个人与我们的性之间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性无法把握真相，所以我们要从它身上获得它的真相；此外，因为我们的性把我们的真相藏在暗处，所以要让它向我们说出我们的真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性是被隐藏起来了？它是否被花样翻新的羞耻感回避了？或者是被资产阶级社会的阴暗要求掩盖了？相反，它是活泼的。几百年来，它已经占据了伟大的“认知意志”的中心。认知意志是双重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被迫从我们的性中认识它究竟是什么，而另一方面从我们身上认识性究竟是什么，这又是可疑的。在几个世纪中，我们喜欢向性提出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向性—自然(生物机体的要素、生物学的对象)，而是向性历史、性意义或性话语探询。我们置身于性的影响之下，但不是在“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而是在“性逻辑”的影响之下。这里，我们一定不要弄错：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身与心、肉体与精神、本能与理性、冲动与意识)的支配下，性似乎被传递到一个毫无理性的纯粹机制之中，但是西方世界不仅把性纳入理性领域之中，因为性是不起眼的，103从希腊人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些“战利品”了，而且还几乎让我们的一切(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个体性、我们的历史)在色欲逻辑的影响下自行其是。既然其目的在于了解我们是谁，那么这种色欲逻辑对我们就是万能钥匙。数十年来，遗传学家们不再把生命理解为一个天生具有奇特的自我繁衍能力的组织。他们在生育机制中发现了这种与生物学有关的组织：它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而且是生命的母体。然而，许多世纪以来，无数研究肉体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是用非“科学的”方法把人塑造成为既专横又明智的性的产物。这样，性成了理解一切的根据。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还需要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性是如此秘密的东西？是什么力量如此长久地让我们对性三缄其口，最近才勉强松松紧箍咒，允许我们从性压抑出发质疑性？事实上，这个在当代经常重复的问题，只是用最新的形式重复了确认性和规范性这个重要的和古老的问题：真相就在那儿，请你们去那儿发现它。它在滚滚的冥河(Acherontamovebo)之中：这是古老的决定。你们聪明、学问高深，你们知道万事万物何时、何地、怎样联为一体……你们这些伟大的智者，请告诉我它究竟是什么请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请告诉我何时、何地和怎样为什么相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1］因此，最好先问：这一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折地追逐性真相呢？在狄德罗的笔下，好精灵居居发从口袋里的几个小玩意(圣谷、小铅塔和发霉的糖果仁)之间摸出一个小小的银戒指，转动它的宝石镶框，就会让我们碰到的性说话。他把这个银戒指给了一位好奇的苏丹。我们想知道什么奇妙的戒指给我们带来了同样一种力量，它被戴在哪位主人的手指上；还有，它允许或要求什么样的权力游戏，对自己的性和其他人的性而言，我们每个人又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既好奇又冒失的苏丹呢。只有当这个魔戒、这个首饰让别人说话时，它才会泄露真情的，但是对自己的机制却是口风甚紧的，因而最好是让它说起来没完。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写出这一求真意志、105认知意志的历史，很多世纪以来，它现在才让性反映出来：这是有关固执和顽强的历史。因为我们是这样执著，我们在可能的性快感之外又向性要求什么呢？是什么耐心或贪欲促使我们把性变成秘密、无所不能的原因、被掩盖的秘密和连续的恐惧呢？为什么发现这一艰难真相的任务最终又会反过来要求我们解除禁忌和松开羁绊呢？是不是这一工作太过艰难，以致我们必须顽强地坚持这一承诺呢？或者，是不是性知识的获得是要付出高昂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的代价，所以为了征服每个人，我们必须自相矛盾地让他确信已获自由？好吧，为了明确以后的研究，让我们先就目标、方法、范围以及大家暂时会同意的分期作一般的说明。第三部分 2.性经验的机制：目标(1)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呢？我深知在上面的分析中尚有不明确之处。它很可能会否定我提出的十分详细的研究计划。我多次说过，西方社会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没有表明权力的作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我已经强调过要把压抑概念排除在外，而且对别处在欲望理论的层面上对性压抑的更彻底的批判假装不知道。性没有遭受“压抑”，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看法。很久以前，心理分析学家们就说过这种话。他们拒绝人们谈起压抑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出那个简单的小型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必须被控制的反抗能量的观念不适于用来解释权力与性欲相互连接的方式。他们认为权力与欲望相互联系的方式，比一种不断地从下面升腾上来的野蛮的、自然的、108活泼的能量与一个力图从上面阻碍它的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更加复杂和根本。因此，他们认为不要以为欲望之所以被压抑，就是因为法律是由性欲与确立性欲的匮乏构成的。只要有性欲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权力关系，因此，要在权力关系确立之后出现的压抑中揭示权力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探寻权力之外的性欲，则是虚荣心在作祟。然而，我一直用一种混乱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一会儿谈“压抑”，一会儿说“法律”、禁忌或检查，好像它们是同等的概念似的。因为固执或马虎，我没有认识到所有可能区分出它们的理论内涵或实践内涵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人们有理由对我说：当你不断地谈及积极的权力技术时，你是在两头讨好；你把你的对手们都当成最软弱的人了，而且，在讨论惟一的压抑时，你一再想让别人相信你已经摆脱了法律问题；然而，你却从权力—法律的原则中得到了关键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回避不了权力，它一直存在着，构成了人们企图用来反对它的东西。为了批评权力—压抑，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脆弱的理论要素；为了保存权力—法律供自己使用，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缺乏意义的政治后果。109以下进行的一些研究不是要提出一套有关权力的“理论”，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分析”：我指的是，界定权力关系形成的特殊领域，确定用来分析它的各种工具。然而，我认为，只有界定清楚权力关系的领域，摆脱一种被我称作“司法的—推理的”——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称呼它——权力表现，这种分析才能够形成。正是这一“司法的—推理的”权力概念决定了压抑主题和法律是构成欲望的要素的理论。换言之，根据本能压抑做出的分析和根据欲望法律做出的分析的不同之处，一定在于它们是怎样看待冲动的本能和动力，而不是在于它们看待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诉诸一种共同的权力表现，后者根据人们对它的用法和它相对于欲望的位置，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若是权力是外在地控制了欲望，那么就导出了“解放”欲望的承诺；若是权力是欲望的构成要素，那么就会得出你已经落入陷阱之中的结论。此外，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权力表现只属于那些提出权力与性的关系问题的人。事实上，它更为普遍；我们经常在各种对权力的政治分析中发现它，而且，毫无疑问，它是深深地扎根在西方历史之中的。以下是它的几个主要特征：1.否定的关系。它只是以否定的方式建立起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抛弃、排斥、拒绝、阻碍、掩饰或伪装。权力除了对性与快感说不外，对它们“无能为力”；若是它产生了什么，那么就是缺席或空白；它省略了各个要素，引入了断裂，把相互连接的东西分离开来，划定边界。其结果带有限定与匮乏的一般形式。2.法规的权威。权力本质上就是向性颁布它的法律。这首先意味着性被它纳入一个二元体制之下：合法的与非法的、允许的与禁止的。其次，权力为性规定了一个“秩序”，这一秩序的作用同时是可以理解的形式：对性的解释根据的是它与法律的关系。最后，权力是通过宣布法规来起作用的：权力是通过语言来控制性的，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创造法律状态的话语行为来控制性的，因为权力是被说出来的。它说出的话就是法规。我们发现，纯粹的权力形式出现在立法者的作用中，而且，它的行为方式对于性来说是司法—推理型的。3.禁忌的循环。你不要接近，你不要接触，你不要消费，你不要体验快感，你不要说话，你不要露面；说到底，除非躲在阴影与秘密之中，你不要存在。111对于性，权力使用的只是禁止法律。它的目标是让性否定自己。它的手段则是威胁对性进行压制和处罚。否定自己，否则就会受到压抑；若是你不愿销声匿迹，那么就不要露面。你存在的代价是消灭你。权力就是通过玩弄这种在两种不存在之间作出抉择的禁忌来约束性的。第三部分 3.性经验的机制：目标(2)4.审查的逻辑。这一禁忌应该有三种形式：断定性是不被允许的，阻止它被说出来，否定它是存在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些很难相互调和的形式。但是，人们从此设想出了一种体现了审查机制的特征的关系逻辑：它把不存在的、非法的和无法表述的这三者以互为因果的方式联系了起来。人们不应该谈论被禁止的东西，直至它从现实中消失掉；不存在的东西不应该表现出来，即使是在陈述它不存在的说话范围内也是如此；人们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作为特别要被禁止的东西，是被排除在现实之外的。权力对待性的逻辑是一种法律的悖论逻辑，这种法律只能把自己表述为不存在、不表现和沉默的命令。5.机制的统一性。权力对性的作用在所有层面上都是一样的。从上到下，无论是在它的全局决策中，还是在它的微观干预中，不管它依赖的机制或制度怎样，112它都是以统一的和大量的方式起作用的；而且，它是根据那些简单的和无限再生的法律、禁忌和审查的机制来起作用的：从国家到家庭，从君主到父亲，从法庭到日常零碎的处罚，从社会的统治当局到构成臣民的各种结构，人们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现了权力的一种普遍形式。这一形式就是法律，以及合法的与非法的、违法与处罚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赋予它的形式有制定法律的君主、发布禁令的父亲、让人沉默的检察官，或者是颁布法律的主人，总之，人们把权力图式化为一种司法形式；而且，人们把它的后果界定为驯从。面对作为法律的权力，被塑造成臣民——被“驯服了”——的人是驯从的臣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权力的形式同一性在它所约束的人——指的是面对君主的臣民、面对国家的公民、面对父母的孩子、面对老师的学生——那里，对应的是驯从的一般形式。一边是作为立法者的权力，另一边是驯服的臣民。在权力压抑性这一一般主题之下，就如同在构成性欲的法律观念之下，人们重新发现了同一个权力机制。它是以一种奇特的限制方式被界定的。113首先，因为这是一个资源匮乏、步骤简单、手法单调的权力，它没有创新能力，注定是一直自我重复。其次，因为这是一个只能说“不”的权力；它不会生产什么，只会划定界限，本质上是反能量的；这是权力效能的悖论：除了让它压制的对象做它允许的事情外，像它一样，无所事事。最后，因为这一权力本质上是以法律为模型、以法律的表述与禁忌的作用为中心的。一切统治、服从和驯服的方式最终都是要达到让对象服从的效果。为什么人们轻易地就接受了这种权力的法律观呢？而且，为什么从此忽略权力中一切可能带来有效的生产、丰富的战略和肯定性的东西呢？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机制是如此众多，它的仪式显而易见，使用的工具又十分有效；在这样一个在灵活的权力机制方面比其他社会更有创造性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只以否定的和虚弱的禁忌形式来认识权力的趋向呢？为什么要把统治机制归结为禁忌法律的手段呢？权力只有掩盖自己的一个重要部分，才是人们可以容忍的。这种一般的和策略性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权力的成功是与它是否掩藏了自己的机制成正比的。若是权力完全厚颜无耻的话，它会被接受吗？对于权力来说，秘密并不过分，而是权力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114这不仅是因为权力强迫受它统治的人接受它，也许还因为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若是他们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性欲的简单的限制，还有一部分未受限制的自由(即使自由度减少了)，他们还会接受权力吗？权力作为给自由划定的纯粹界限，至少在当今社会中是它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一般形式。这也许有历史的原因。中世纪发展起来的那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君主制、国家及其机构——依靠先前多样性的权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达到了反对它们的地步。这些先前的多样化的权力包括密集交错的和互相冲突的权力、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控制土地、掌握军队、农奴制、宗主制与藩臣制相关的权力。若是这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知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联盟被接受，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是作为调节、裁决、限制的权威机构出现的，它们给这些权力带来了秩序，确定了按照各种界限和既定的等级制来缓和与分配这些权力的原则。这些庞大的权力形式面对的是众多的、相互冲撞的力量，超越了所有那些作为法律原则的不同性质的权利，表现出了把自己构成为单一的整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法律和通过禁止与惩罚的机制来行事的三重特性。它标榜“和平”(pax)和“正义”(justitia)。根据它的要求，115和平是指禁止封建的或私人的战争，正义是指中止诉讼的私下规则。毫无疑问，在这些庞大的君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一种纯粹的和简单的法律建设。但是，权力的语言就是如此，这就是它对自身的再现，而且，中世纪建立起来的或根据罗马法重建的所有公法理论都见证了这一点。法律不仅仅是一件被君主灵活使用的武器，它还是君主制表现自身的方式和可以被人接受的形式。在西方社会里，自中世纪以降，权力的运作总是表现在法律之中。第三部分 4.性经验的机制：目标(3)一个源自18或19世纪的传统让我们习惯于认为绝对的君主权力属于非法一类：独裁、滥用权力、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享用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因循守旧。但是，这却遗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特征，即西方的君主制是作为法律体系被建立起来的，是通过各种法律理论来反思自身的，而且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启动自己的权力机制的。布兰维叶对法国君主制的陈旧指责——即法国君主制利用法律和116法学家来剥夺人们的权利和贬低贵族阶层——大体上是有根据的。这一法律的—政治的向度在君主制及其机构的发展过程中被建立了起来。当然，它不足以说明权力过去和现在的运作方式；但是，它是权力展现自身和规定我们认识权力所依据的法则。君主制的历史和通过法律的—政治的话语来恢复权力的事实与做法是成双成对的。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努力让法律摆脱君主制和把政治从法律中解放出来，权力的表现仍然局限在这一体系之中，试举两个例子。在18世纪的法国，对君主体制的批评不是针对法律—君主制的体系，而是以纯粹严格的法律体系(其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可以既不过分、又有规则地运作起来)的名义反对一种口头上遵守法律而实际上不断地绕过法律的界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主制。于是，政治批评就利用了伴随君主制发展的一切法律思想，以便谴责君主制。但是，它却没有质疑这一原则，即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和权力应该总是以法律的形式行事。另一种对政治制度的批评出现在19世纪。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批评，因为它不仅仅要指出现实的权力避开了各种法律规则，还要表明法律体系本身只是实施暴力、117为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暴力，以及打着普遍法律的招牌实施一种不对称的和不公正的统治方式。但是，这一对法律的批评还依靠这一前提，即权力本质上和理想上应该根据一种基本法来行事。总而言之，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目标，但是权力的表现仍然受到君主制的纠缠。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因此，在权力理论中，人们还是认为有关法律与暴力、合法与非法、意志与自由、国家与君权(即使主权不再作为君主个人所有，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存在受到质疑)的问题是重要的。从这些问题出发来思考权力，就是从当今社会特有的一种历史形式——法律的君主制——出发来思考它们。这一法律的君主制是独特的，而且是短暂的。因为它许许多多的形式过去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崭新的权力机制渐渐地渗透其中，它们也许无法归结为法律的再现。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权力机制至少部分是那些从18世纪开始就管理着作为活生生肉体的人的生命的权力机制。118而且，若是法律真的可以以不尽周详的方式表现一种本质上以收税与死亡为中心的权力，那么它在性质上绝对不同于那些新的权力步骤，因为这些新的权力步骤不是凭借权利、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的，而且其运作的层面与形式都逾越了国家及其机构的范围。经过数世纪，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法律愈来愈少地规范权力或充当它的表现体系的社会中。这一惯性让我们愈来愈远离了法律统治。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宪法与法典时代，似乎许诺过法律的统治不久将会实现，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法律统治已经开始后退了。这一法律表现在当代有关权力与性的关系的分析中仍然起作用。然而，问题不是去了解性欲是否不同于权力，它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先于法律，或者构成权力的是否不是法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性欲如何，人们总是不断地参照一种法律的和推论的权力(它在法律表述中找到了自己的中心)来设想它。人们仍然倾向于一种由法律理论家和君主制所描绘的权力—法律、权力—君权的形象。但是，人们必须要摆脱的，正是这一形象。这也就是说，若是想分析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119为此，人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不再以法律为模型和法则的权力分析。我认为这一性经验史，或者说这一系列有关权力与性话语的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循环的计划，因为它涉及两个相关的意图。首先，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一种对权力的法律的与否定的表现，拒绝根据法律、禁忌、自由和君权来思考权力。但是，我们如何分析在最近的历史上有关性经验(它似乎是我们的生活和身体中最忌讳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呢？若是不使用禁止和阻碍的方式，那么权力又怎样靠近性呢？它借助的是什么机制、策略或装置呢？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同意，只要进行稍微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其实不是以法律与君权的方式管理性经验的。假定历史的分析表明了存在一种真正的性“技术”，它比单一的“禁止”效果更加复杂，也更加肯定，那么，这一例证——我们必须把它视为特例，因为权力在这里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更好地作为禁令起作用——没有促使人们去发现各项不属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形式的权力分析的原则吗？120因此，这就是要在提出另一种权力理论时形成另一种历史解释的框架；与此同时，在仔细研究历史材料时逐渐地提出另一种权力观。这就是说，不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与此同时，不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第三部分 5.性经验的机制：方法(1)因此，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但是“权力”一词有着引起许多误解的危险，包括对它的身份、形式和统一性的误解。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lepouvoir)，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之中。我也不想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奴役的方式，具有与暴力不同的规则形式。最后，我还不把它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其中一个要素或一个组织控制另一个要素或组织，并且依次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权力出发来分析，不应该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的所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122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视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不过，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其他派生的和次要的权力都是从它衍生出来)中寻找它。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而“特定的”权力，123在这一永恒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力量关系中，也只是整体的结果，是从这些变动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变动构成了锁链，它一方面求助于每一次变动，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努力确定这些变动。因而，我们必须是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权力的定义，而说政治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呢？如果我们想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可以部分地(决不会是完全地)被解释成“战争”形式，或者是“政治”形式。这是整合这些不平衡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和紧张的力量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策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命题：1.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2.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124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权力关系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结构，只有简单的禁止或继续的作用。相反，它们在运作时有着一种直接生产的作用。3.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结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般力量轨迹。当然，它们又会反过来重新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这一系列的力量关系。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如果它们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125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与另一个权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者是“解释”它们的原因。相反，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受到一种计划的渗透：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的后果。我们不要寻找主导权力合理性的领导部门。既不是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机构的集团，也不是手握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大权的人控制着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套权力网络(并且让它起作用)。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结、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第三部分 6.性经验的机制：方法(2)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5.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处于”权力之中是必然的，无人可以避开它，对它而言，没有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然受到法律的支配？或者，历史是理性的诡计，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它总是赢家？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关系严格的相对性特征。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在此，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必要的、不可能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协调的、低调的、粗暴的、不可妥协的、善于交易的、有利害关系的或是奋不顾身的。从定义上看，它们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弹和虚以应付，或者对主流统治来说，只是一个总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反面。这些抵抗不从属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127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那么，是否存在重大的根本断裂、大量的二元分割呢？有时会有。但是，人们最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变动的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把各种变动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128在这一力量关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试图对权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会避开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的君主—法律体系。而且，若是马基雅维利真的是根据力量关系思考君主权力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正是他的“犬儒主义”臭名昭著之处，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再向前迈出一步，绕过君主这个人物，从内在于力量关系之中的一种战略出发破译权力的机制。为了回到性和看护性的真实话语上，那么要解决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力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也不会是这样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对真实性话语的生产的关心是为哪种集权统治服务的呢？也不是这一问题：哪种法律同时主管对性行为的调节和让人们口径一致地谈论性呢？而是这类问题：在特定的性话语中，在对历史地出现在一些特定地点(以儿童的身体为中心，有关女人的性，在限制生育的实践中，等等)的真相探究的形式中，哪些是正在起作用的最直接的和最局部的权力关系？129它们是怎样让这些话语成为可能的呢？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来支持它们的？这些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怎样被它们的运作改变的——加强一些关系，削弱另一些关系，加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以致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稳定类型的驯服？这些权力关系是怎样根据类似一种单一的和唯意志的性政治的整体战略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总之，不要把一切针对性的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盯住性的困惑的目光和一切妨碍可能认识性的掩饰手段纳入巨大权力的统一形式之中，而是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因此，这就促使我们要预先提出四项原则。但是，它们不是方法律令，最多只是审慎的规范。第三部分 7.性经验的机制：方法(３)(一)内在性的规则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130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二)连续变化的规则131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三)双重调节的规则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132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第三部分 8.性经验的机制：方法(4)(四)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133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134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135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第三部分 9.性经验的机制：范围(1)三、范围136千万不要把性经验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并不存在对所有社会都重要和对一切性活动都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和完整的战略。例如，大家往往想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所有的性还原到性的生育功能、137异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形式及其合法婚姻，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在涉及两种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性政治中所指向的多重目标和所运用的多种手段。首先，我们可以区别出从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当然，它们不是全部出现在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时起它们之间有了连贯性，它们在权力秩序中运用有效，在知识秩序中更是富有成果，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描述它们相对自主的本质。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这是一个三重过程。首先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被肯定和被否定——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其次是女人的肉体在其本身的病理学的影响下被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之中；最后它被纳入与社会团体(女人的肉体应该确保社会团体具有可以调节的强大繁衍力量)、家庭空间(女人肉体应该是其中一个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和儿童的生活(女人的肉体生育了儿童，它应该承担起教育儿童的生物道德责任，确保他们的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及其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构成了这种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138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它是一种双重的肯定，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时是“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它自身带有各种身体的和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儿童们被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既在性之外，又已经在其中了，处于一条危险的分界线上；父母、家庭、教师、医生、心理学家们随后必须不断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既有害又有危险的性萌芽；这一教育学化尤其体现在反对手淫的战斗中，后者在西方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它首先是经济社会化，即利用“社会的”或财政的手段，促进或限制夫妇的生育力；其次是政治社会化，即夫妇对整个社会机体(必须限制或强化它)负有责任；最后是医疗社会化，即对个人和种族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减少致病的因素。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性本能被单独作为生物的和心理的自主本能；人们曾经对它可能被感染上的所有反常形式进行过临床分析；人们赋予它的作用就是使得全部行为都正常化或病理学化；最后，人们为这些反常寻找一种矫正技术。第三部分 10.性经验的机制：范围(2)139在整个19世纪对性的担忧中，人们描绘了四种形象，它们是具有优先权的认识对象，是各种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它们分别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手淫儿童、马尔萨斯式的夫妇、性倒错的成人。它们分别对应于那些以各自的方式渗透和利用儿童、女人和男人的性欲的策略。在这些策略中，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反对性经验的斗争吗？还是一种控制性经验的努力呢？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性经验和掩盖它可能有的轻率、张扬和不听使唤的企图呢？还是一种表达有关性经验的这一部分可以接受的或有用的知识的方式呢？事实上，重要的是性经验的生产。我们不应该把性经验理解成权力试图控制的一种天生之物，或者是知识要一点点地揭示的一个晦暗的领域。人们可以把这个名字送给一种历史的机制：它不是位于性经验之下的难以把握的现实，而是宏大的表面网络，其中刺激身体、强化快感、话语煽动、形成知识、加强控制和抵抗，这些活动根据一些宏大的有关知识与权力的重要策略相互连接。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140性关系在所有社会中都引发了一种“联姻机制”：婚姻体系、确定与发展亲属关系的体系、继承姓氏与财产的体系。随着各种经济过程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无法在自身中找出适当的手段或充分的支持，这一联姻机制以及确保它的各种约束机制，还有它所要求的复杂知识，失去了自身的重要性。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西方社会发明和确定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与联姻机制相互重叠，不过，它没有放弃联姻机制，而只是削弱了后者的重要性。这就是“性经验的机制”：像联姻机制一样，它是依附在性伴侣之上的；但是，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将它们逐条对照。联姻机制是围绕一个界定允许与禁止、合法与非法的规则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性经验的机制则是根据权力的各种变动的、多态的和见机行事的技术发挥作用的。联姻机制的主要目标就是重新产生性关系的互动，维护管理性关系的法律；而性经验的机制则相反，它永远在扩张各种控制的范围与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是身份明确的伴侣之间的性关系；而对后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却是身体的感受、快感的质量、141十分微妙的或不易察觉的印象的本性。最后，若是联姻机制因为它在财富继承或转让中可能起的作用而十分依赖于经济的话，那么性经验的机制则是通过许多微妙的中介而与经济相联系的，而且主要是通过身体，即进行繁衍与消费的身体。简言之，联姻机制被纳入它要维护的社会机体的一种内在稳定性之中。因此，它与法律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而且，对于它来说，重要的时刻是“生育”。性经验机制的存在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据此，我们必须承认三到四个论点，它们与有关一种被现代社会形式所压抑的性经验的观点不同。它们分别是：性经验是与最近一些权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从17世纪以来，它一直处于不断扩张之中；自此以后，支撑它的机制没有被纳入生育之中；这一机制从一开始就与强化身体——强调身体是知识的对象和权力关系中的要素——联系在一起。说性经验的机制取代了联姻机制，这并不正确。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它也许会取代后者。142但是事实上，在今天，若是它想掩盖联姻机制，那么它既没有取消它，也没有让它毫无用处。而且在历史上，性经验的机制正是以联姻机制为中心并且从它出发建立起来的。忏悔实践，以及后来的良心考验和精神指导，曾是性经验机制形成的核心：然而，我们已经看到［2］，首先出现在忏悔法庭上的，是作为各种性关系的依托的性；提出的问题是有关应允的或禁止的性交易(通奸、婚外性关系、与有血统禁忌或身份禁忌的人发生的性关系，交媾行为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后来，随着新的教士守则的出现以及它在各处讨论班、学校和修道院中的应用，人们渐渐地从对性关系的质疑转向了对“肉体”的质疑，即对身体、感受、快感的本性、最隐秘的色欲活动、微妙的乐趣形式和赞同形式的质疑。这时，“性经验”正在诞生之中，它是从一种源于联姻的权力技术中诞生的。从此，它再没有中断与联姻体系的关系，而且一直从后者获得支持。在18世纪，一直被强调的家庭这一细胞允许143性经验机制的主要要素(女人的身体、儿童的早熟、计划生育、在最小范围内规范性倒错者)在两个主要方向——夫妻轴与父母—子女轴——上发展。我们不必把当代家庭形式理解为一种排除性经验或者至少是压制性经验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联姻结构，它尽可能地削弱性经验，只保留其有用的功能。它的作用却相反，是要拴住性经验，然后永久地支持性经验。现代家庭形式还确保与联姻的各种特权性质不同的性经验的生产，允许各个联姻体系被它们原来忽视的一种新的权力策略所渗透。家庭是性经验与联姻的交换器：一方面，它把法律与司法向度带入性经验的机制中；另一方面，它又把快感结构与感受强度带入联姻体制中。第三部分 11.性经验的机制：范围(3)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的这一在家庭形式中的相互依附，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事实：家庭从18世纪以来成了感情与爱的一个必要场所；家庭是性经验出现的一个特殊场所；为此，性经验一出世就是“乱伦的”。在联姻机制占优势的社会中，乱伦禁忌也许是一种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家庭是性经验最活跃的中心，144而且，正是性经验的各种要求维持和延长了家庭的存在，因此，乱伦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作为被人萦怀和呼唤的对象、可怕的隐秘和必不可少的关节，不断地被人需要和拒绝。只要家庭是作为联姻机制起作用的，那么乱伦在家庭中就会被严格地禁止。但是，为了让家庭成为煽动性经验的永久中心，它还是不断地被人们需要。若是西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乱伦禁忌非常感兴趣，若是大家大致上同意它是一种社会普遍性和通向文化的必经之点，那么人们也许从中发现了一种自卫的手段，它不是用来反对一种乱伦欲望，而是为了反对这一性经验机制的扩张与各种内涵。不过，在性经验机制的各种利益中，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律和联姻的各种司法形式。所有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都遵循这一规则中的规则，保证这一性经验的机制(人们已经开始操纵它的各种奇异影响，其中包括对家庭空间的感情强化)无法回避古老的宏大联姻体系。因此，即使在新的权力机制中，法律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正是这一社会的悖论，从18世纪以来，这一社会发明了如此众多的不同于法律的权力技术：145它害怕这些技术的影响和增多，试图用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它们。若是人们承认一切文化的门槛是乱伦禁忌，那么性经验一开始就处于法律的影响之下。民族学长期以来不断地重新阐释跨文化的乱伦禁忌理论，有助于近现代性经验的机制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理论话语。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这样来解释：性经验的机制首先是在家庭制度的边界上(在良心指导中，在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将逐渐地重新以家庭为中心；它可能为联姻机制提供的奇特的、最终的和危险的东西——对这一危险的意识表现在对导师们的轻率言行的批评和随后有关私人的或公共的、体制的或家庭的儿童教育的论争中——被家庭——一个与它过去在联姻机制中所起的作用相比被重新组织、紧缩和强化的家庭——重新考虑过［3］。父母、配偶在家庭中成了性经验机制的主要代表。性经验的机制在外面依赖于医生、教师，后来是精神病医师，在内部则让联姻关系双重化、146“心理学化”或“精神病学化”。于是，一些新的人物出现了：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受谋杀念头困扰的母亲、性无能的、虐待狂的和性倒错的丈夫、歇斯底里的或神经衰弱的少女、早熟却已虚脱的儿童、不愿结婚或冷落妻子的同性恋男青年。这些是不正当联姻与反常性经验的混合形象；它们把后者的麻烦纳入前者的秩序之中。它们也为联姻体系强调它在性经验的秩序中的权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从家庭中不断地产生出一种要求：要求人们帮助家庭解决性经验与联姻之间这些不幸的冲突；而且，被这一性经验机制(它从外面包围家庭，把它确定为现代形式的家庭)控制的家庭，向医生、教师、精神病医师、教士和牧师，向所有可能的“专家们”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所忍受的性痛苦。这一切好像是，它突然发现了人们让它铭记在心并不断地向它建议的可怕秘密：作为联姻的基石，它是所有性不幸的根源。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家庭就在自身中捕捉性经验的蛛丝马迹，从自身中逼出最艰难的忏悔，要求一切可能了解情况的人长久地倾听，一步步地接受无数的审查。147家庭就是性经验机制中的水晶体：它看来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被它反射和衍射的性经验。通过它的可渗透性和这一向外界传递的活动，它对于这一机制来说是最珍贵的策略要素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问题。在这一方面，夏尔科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在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那些充满这一性经验的家庭向其寻求诊断和照顾的医生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带孩子来的父母、陪妻子来的丈夫、陪丈夫来的妻子。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病人”与他的家属分开。要想好好地观察病人，就要尽可能少地听病人家属的啰嗦［4］。他试图让性经验领域摆脱联姻体系，从而直接地通过一种医疗实践(其技术和自主性得到了神经学模式的保障)来对付它。于是，医学出于自身的考虑，根据专业知识的各项准则，敦促家庭把性经验作148为一项主要任务和一个主要危险来关心。夏尔科多次指出过要让家庭把它带来的病人“交给”医生是多么困难，指出过家属们是如何站在那些把病人隔离开来的医院的周围，以及又是怎样不断地干扰医生的工作。其实，家属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医生的治疗只是为了送还给他们一个个在性方面与家庭体系协调一致的个人。而且，这一治疗只是针对性的身体，并不允许病人用清晰的话语来自我表白。人们不应该谈论这些“生殖病因”。这是夏尔科在1887年的一天低声说出的一句话，恰好被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耳朵无意中听见了。第三部分 12.性经验的机制：范围(4)心理分析进入了这一互动领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令人不安和确保信心的方式。它一开始就会引起怀疑和敌视，因为它把夏尔科的学说推到了极端，开始在家庭控制之外到处观察个体的性经验。它没有把这一性经验涵盖在神经学的模式中就揭示了这一性经验。确切地说，它在对这一性经验的分析中质疑了各种家庭关系。但是，请看，在它的技术模式中把对性经验的坦白置于家庭主权之外的心理分析，149在这一性经验的内部找到了作为其构成原则和认识密码的联姻法律、婚礼与亲属关系的混合作用、乱伦。在每个人的性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父母—孩子的关系，一旦一切都显示出相反的发展过程，性经验的机制将会被允许依附在联姻机制之上。性经验本性上是与法律相左的，这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性经验正是被法律构成的。父母们，你们不要害怕带你们的孩子来接受分析：它会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爱的是你们。孩子们，你们也不要过分抱怨自己不是孤儿，不要抱怨在内心深处总是一再发现母亲是自己的欲望对象，或者是父亲那至高无上的形象。你们只有通过他们才会产生欲望。由此，经过许许多多的迟疑之后，在联姻机制与家庭体系都需要加强的各个社会中出现了进行大量心理分析的消费需求。因为这就是这一性经验机制的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点：它是与古典基督教中的“肉体”技术一起产生的，依赖的是联姻体系以及管理它的规则；但是，它在今天却起着一个相反的作用；正是它企图支撑古老的联姻机制。从良心指导到心理分析，联姻机制与性经验的机制经过150三个多世纪的缓慢历程，相互转化，最终交换了彼此的位置；在基督教的教士守则中，联姻法则规范了正在被人发现之中的这一肉体，一开始就把它强行纳入一个司法架构中；在心理分析出现之后，赋予联姻法则以形式与生命的是性经验，它让联姻法则充满了欲望。在本卷之后的各种研究中，我要分析的领域就是这一性经验的机制：它是根据基督教的肉体观念形成的，然后通过19世纪出现的四大战略发展起来的。这四大战略分别是：儿童的性化、女人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分类和人口的调节。所有这些战略都经过家庭，不过，必须看到，家庭不是一种禁忌的力量，而是性化的主要因素。第一个阶段响应的是提供“劳动力”(因此不要有任何无益的“花费”，不要浪费能量，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在单一的劳动上)的需要和确保劳动力的繁衍(夫妻、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Sptkapitalismus)时代，其中对工薪劳动者的剥削并不要求像19世纪那样的一些粗暴的身体约束，而且，身体的政治也不需要忽略性了，或者性只限于繁衍这种单一的功能。151这一政治通过它的多重管道进入受控制的经济循环之中：一种超压抑的反升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