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　　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　　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第五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孔子之后，下一个主要的哲学家是墨子。他姓墨名翟。《史记》上没有说他是哪国人，关于他的生平也说的很少，实际上等于没有说。因而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意见分歧。有些学者说他是宋(今豫东鲁西)人，另一些学者说他是鲁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公元前479一前381年以内。研究墨子思想。主要资料是《墨子》一书，共五十三篇，是墨子本人及其后学的著作总集。　　墨子创立的学派名为墨家。在古代，墨子与孔子享有同等的盛名。墨学的影响也不亚于孔学。把这两个人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合用，力求用简单一些，而且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　　墨家的社会背景　　在周代、天子、诸侯、封建主都有他们的军事专家。当时军队的骨干，由世袭的武士组成。随着周代后期封建制度的解体，这些武士专家丧失了爵位，流散各地，谁雇佣他们就为谁服务，以此为生。这种人被称为"游侠"，《史记》说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些都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大部分的墨学就是这种道德的发挥。　　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源出于依附贵族"家"的专家，他们本身都是上层阶级的分子。到了后来，儒仍然大都出身于上层或中层阶级；而侠则不然，更多的是出身于下层阶级。在古代，礼乐之类的社会活动完全限于贵族；所以从平民的观点看来。礼乐之类都是奢侈品，毫无实用价值。墨子和墨家，正是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及其辩护者孔子和儒家。这种批判，加上对他们本阶级的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就构成墨家哲学的核心。　　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这个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从《墨子》以及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我们知道，墨者组成一个能够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纪律极为严格。这个团体的首领称为"钜子"，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就是这个团体的第一任钜子，他领导门徒实际进行的军事行动至少有一次，就是宋国受到邻国楚国侵略威胁的时候，他们为宋国准备了军事防御。　　这段情节很有趣，见于《墨子》的《公输》篇。据此篇说，有一位著名的机械发明家公输般，当时受楚国雇用，造成一种新式的攻城器械。楚国准备用这种新式器械进攻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就去到楚国，要对楚王进行劝阻。在那里，他和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演习了他们的进攻和防御的器械。墨子先解下他的腰带，用它摆成一座城，又拿一根小棍棒当作武器。接着公输般使用九种不同的微型进攻器械，九次都被墨子击退了。最后，公输般用尽了他的全部进攻器械，可是墨子的防御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完。于是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墨子回答说："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是我也不愿意说出来。"　　楚王问墨子这是什么意思，墨子继续说："公输般是在想杀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早已手持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国的城上等候楚国侵略者，就算杀了我，你也不能灭绝他们。"楚王听了这番话，嚷了起来："好啦好啦！我说不要攻宋了。"　　这段故事若是真的，倒是为当今世界解决两国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战争不必在战场上进行。只要两国的科学家、工程师把他们实验中的攻守武器拿出来较量一番，战争也就不战而决胜负了！　　不管这段故事是真是假，也可以反映出墨者团体的性质，别的书上也说到这种性质。例如《淮南子·泰族训》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一书的本身，差不多有九篇是讲防御战术和守城器械。这一切表明，当初组成墨家的人是一群武士。　　可是，墨子及其门徒。与普通的游侠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普通的游侠只要得到酬谢，或是受到封建主的恩惠，那就不论什么仗他们都打；墨子及其门徒则不然，他们强烈反对侵略战争，所以他们只愿意参加严格限于自卫的战争。第二点，普通的游侠只限于信守职业道德的条规，无所发挥；可是墨子却详细阐明了这种职业道德，论证它是合理的，正当的。这样，墨子的社会背景虽然是侠，却同时成为一个新学派的创建人。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l)儒者不相信天鬼存在，"天鬼不悦"。(2)儒者坚持厚葬，父母死后实行三年之丧，因此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3)儒者强调音乐，造成同样的后果。(4)儒者相信前定的命运，造成人们懒惰，把自己委之于命运(《墨子·公孟》)。《墨子》的《非儒》篇还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墨社会背景不同。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饱学深思的人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通常是发生得迟缓一些。墨子所持的是下层阶级的观点。他反对儒家的第一点。意义就在此。第二、第三点，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至于第四点。则是不相干的，因为儒家虽然常常讲到"命"，所指的并不是墨子攻击的那种前定的命。前一章　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兼爱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义，常讲仁人、义人。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照墨子的意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墨子》中有三篇专讲兼爱。墨子在其中首先区别他所谓的"兼"与"别"。坚持兼爱的人他名之为"兼士"，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别士"。"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他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很少。兼士则不然，他"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作出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墨子问道：兼与别哪一个对呢？(引语见《墨子·兼爱下》)　　然后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所谓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　　这个标准，也就是墨子用以证明兼爱最可取的主要标准。在《兼爱下》这一篇中，他辩论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爱人、利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恶人、贼人生。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然即之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是故别非也。"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曰：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学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即必曰：非然也。必曰：从爱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别与？兼与？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与？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兼爱下》)　　墨子用这种功利主义的辩论，证明兼爱是绝对正确的。仁人的任务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他就应当以兼爱作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的人的行动标准，这叫做以"兼"为"正"。"以兼为正，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诲，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过实行兼爱而创造出来。　　天志和明鬼　　可是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说服人们兼爱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说的告诉人们，说实行兼爱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说仁人是实行兼爱的人。可是人们还会问：我个人行动为什么要利天下？我为什么必须成为仁人？你可以进一步论证说，如果对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对天下的每个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话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这样说来，爱别人就是一种个人保险或投资，它是会得到偿还的。可是绝大多数人都很近视，看不出这种长期投资的价值。也还有一些实例，说明这样的投资根本得不到偿还。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进丁许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几篇讲"天志"，"明鬼"。其中说，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他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除了天帝，还有许多小一些的鬼神，他们也同天帝一样，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有一个墨子的故事与此有关，很有趣味。故事说："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人？"(《墨子·公孟》)如果用现代逻辑的术语，墨子可以说，鬼神的惩罚是一个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现在正是个适当的时候来指出，不论墨家、儒家，在对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态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时反对丧葬和祭祀的缛礼，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强调丧礼和祭礼，可是并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样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谈到儒家的时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过这种矛盾。公孟子是个儒家的人。"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孟子必学祭祀'。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儒家、墨家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说，行祭礼的原因不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当然相信鬼神存在无疑是祭礼的最初原因。行礼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个学说后来被荀子及其学派详细地发挥了，本书第十三章　将要讲到。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　　同样在墨家的观点中也没有实际的矛盾。因为墨子要证明鬼神存在，本来是为了给他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的制裁，并不是对于超自然的实体有任何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并且接着问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说都不过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则受赏，不实行兼爱则受罚。在人心之中有这样的一种信仰也许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节用"、"节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从墨子的极端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需要这两种东西是毫不矛盾的，因为两者都是有用的。　　国家的起源　　人们若要实行兼爱，除了宗教的制裁，还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阐述了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照这个学说所说，国君的权威有两个来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进一步说，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察人民的行动，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不实行兼爱的人。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人们竟然自愿选择，要有这样的绝对极威来统治他们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们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是由于他们选中了它，而是由于他们无可选择。照他所说，在建立有组织的国家之前，人们生活在如汤玛斯·霍布士所说的"自然状态"之中。在这个时候"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说来，国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设立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照这个说法，国家和国君又都是通过天帝的意志设立的了。　　不论国君是怎样获得权力的，只要他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照墨子所说，天子就要"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就引导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同上)，就是说，永远同意上边的，切莫依照下边的……　　如是墨子论证出，国家必须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必须是绝对的。这是他的国家起源学说的必然结论。因为国家的设立，有其明确的目的，就是结束混乱，混乱的存在则是由于"天下之人异义"。因此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一同国之义"(均见《墨子·尚同上》)。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义存在，这一义必须是国家自身确定的一义。别的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存在别的义，人们很快就会返回到"自然状态"，除了天下大乱，一无所有。在这种政治学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墨子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那是非常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律的。它无疑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混乱政治局面，使得许多人向往一个中央集极的政权，哪怕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也好。　　这样，就只能够存在一义。义，墨子认为就是"交相兼"，不义就是"交相别"。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标准。通过诉诸这种政治制裁，结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够使天下一切人都实行他的兼爱之道。　　墨子的学说就是如此。与墨子同时的一切文献，一致告诉我们，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学说的真正范例。第六章　道家第一阶段：杨朱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微子》)的"避世"(《宪问》)的人。这些隐者嘲笑孔子，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一位隐者把孔子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这些攻击，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早期道家和隐者　　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有一位隐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已经具有与墨家同等的影响。孟子本人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照传统的说法，它代表扬朱的哲学。但是现代的学者已经深深怀疑《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而且《杨朱》篇中的思想，大都与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资料所记载的杨宋思想不合。《杨朱》篇的主旨是极端的纵欲主义，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从来没有指责杨朱是纵欲主义的。杨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经没有完整的记载了，只好从散见于别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细绎出来。　　杨朱的基本观念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示前三世纪)说："陌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朱基本观念的例证　　上述扬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自；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扬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老子》、《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　)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　)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道家的发展　　这一章　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　)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第七章　儒家的理想主义派：孟子　　《史记》记载，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是邹(今山东省南部)人。他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家学说。当时的齐国(也在今山东省)是个大国，有几代齐王很爱好学术。他们在齐国首都西门-稷门附近，建立一个学术中心，名叫"稷下"。稷下学者"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一度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也曾游说各国诸侯，但是他们都不听从他的学说。他最后只好回来与弟子们作《孟子》七篇。这部书记载了孟子与诸侯、与弟子的谈话。《孟子》后来被推祟为"四书"之一，"四书"是近千年来儒家教育的基础。　　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往下就可以明白。　　人性善　　我们已经知道，孔子对于"仁"讲了很多，对"义"'利"之辨也分得很清。每个人应当毫不考虑自己利益，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换句话说，他应当"推已及人"，这实质上就是行"仁"。但是孔子虽然讲了这些道理，他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每个人应该这样做。孟子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回答的过程中，孟子建立了人性本善的学说。性善的学说使孟子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确切地说，就是，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据孟子说，他那个时候，关于人性的学说，除了他自己的学说以外，还另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说人性既不善又不恶。第二种是说人性既可善又可恶(这意思似乎是说人性内有善恶两种成分)，第三种是说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恶(详《孟子·告子上》)。持第一种学说者是告子，他是与孟子同时的哲学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几段很长的辩论，所以我们对于第一种学说比对于其他两种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说人性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孔子，就是圣人。他的学说，与上述第二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他的确承认，也还有些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不适当控制，就会通向恶。这些成分，他认为就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成分。这些成分代表着人的生命的"动物"方面，严格地说，不应当认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论证，来支持性善说，有段论证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沐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即扩充)，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争论的根本之点。告子认为人性本身无善无不善，因此道德是从外面人为地加上的东西，即所谓"义，外也"。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应当让他的"四端"。而不是让他的低级本能，自由发展？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所以应当发展"四端"，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四端"、人才真正成为"人"。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他这样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问题。　　儒墨的根本分歧　　我们由此看出了儒墨的根本分歧。孟子以"距杨墨"为己任，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墨子·膝文公下》)很明显，杨朱的学说是反对仁义的，因为仁义的本质是利他，而杨朱的原则是利己。但是墨子的兼爱，目的也是利他，在利他这方面他甚至比儒家的调子更高。那么，孟子在他的批判中，为什么把墨子和杨朱混在一起呢？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回答是，由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换句话说，在爱人的问题上，墨家强调同等，儒家强调差等。《墨子》里有段话说明了这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墨子·耕柱》)　　巫马子是儒家的人，竟然说"爱我身于吾亲"，很可能是墨家文献的夸大其词。这显然与儒家强调的孝道不合。除了这一句以外，巫马子的说法总的看来符合儒家精神。因为照儒家看来，应当爱有差等。　　谈到这些差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同墨者夷之辩论时，问他"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孟子·媵文公上》)对于兄之子的爱，自然会厚于对邻人之子的爱。在孟子看来，这是完全正常的；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使之及于更远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善推其所为"(同上)。这种推广是在爱有差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　　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这也就是行"忠恕之道"，回过来说也就是行"仁"，这都是孔子倡导的。这其间并无任何强迫，因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侧隐之心，不忍看得别人受苦。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但是同样自然的是，爱父母总要胜过爱其他一般的人，爱是有差等的。　　儒家的观点是这样。墨家则不然，它坚持说，爱别人和爱父母应当是同等的。这会不会弄成薄父母而厚别人，且不必管它，反正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除儒家的有差等的爱。孟子抨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一点。　　在爱的学说上，儒墨的上述分歧，孟子及其以后的许多人都很清楚地指出过。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　　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若把第五章　所引《墨子·兼爱》篇的话与本章所引《孟子》论"四端"的话加以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两家的根本分歧。　　政治哲学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墨家的国家起源论，也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理论。现在再看儒家的国家起源论，又与它不同。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孟子像亚力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据他说，有个时期圣人尧为天子(据说是活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尧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舜，教绘他怎样为君，于是在尧死后舜为天子。同样地，舜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作他的继承人。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传给圣人，照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　　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学说，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说的(《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本国的古老的有权革命的思想，它的影响毕竟大得多。　　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照孟子和后来的儒家说，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一贯坚持王霸的区别。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圣王的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所以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士地，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称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平方里(一里约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九个方块安排得像个"井"字，因此叫做"井田制度"(《孟子·媵文公上》)。　　孟子进一步描绘这个制度说，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　　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回事。我们已经知道，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照孟子所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说，人人好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道。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　　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所以充分发展了这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神秘主义　　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这一派讲来，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道德的宇宙。理解了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仅是社会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孟子·尽心上》)。孟子进一步区别"人爵"与"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换句话说，天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地，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一个天民，正因为他是天民，所关心的只是天爵，而不是人爵。　　孟子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怨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换句话说，一个人通过充分发展它的性，就不仅知天，而且同天。一个人也只有充分发展他的不忍人之心，他才内有仁德。要达到仁，最好的方法是行忠恕。通过行忠恕，他的自我、自私，都逐步减少了。一旦减无可减，他就感觉到再也没有人与我的分别，再也没有人与天的分别。这就是说，他已经同天，即与宇宙同一，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孟子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成分，　　若要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主义，就得看一看孟子对于"浩然之气"的讨论，在其中，孟子描述了自己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孟子·公孙丑上》告诉我们，有一位弟子问孟子有什么特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位弟子又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回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浩然之气"是孟子独创的名词。到后来，孟子的影响日益增大，这个名词也就不罕见了，但是在先秦仅此一见。至于它到底意指什么，连孟子也承认"难言也"(同上)。可是这段讨论，先讲了两个武士和他们养气的方法。从这一点我推测出，孟子的"气"也就是"勇气"的气，"士气"的气。它和武士的勇气、士气性质相同。当然也有所不同，就是它更被形容为"浩然"，浩然是盛大流行的样子。武士所养的气是关系到人和人的东西，所以只是一种道德的价值。但是浩然之气则是关系到人和宇宙的东西，因而是一种超道德的价值。它是与宇宙同一的人的气，所以孟子说它"塞于天地之间"。　　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叫做"知道"。道就是提高精神境界的道。另一方面，孟子叫做"集义"，就是经常做一个"天民"在宇宙中应当做的事。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说的"配义与道"。　　一个人能够"知道"而且长期"集义"，浩然之气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丝毫的勉强也会坏事。就像孟子说的："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偃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同上)　　一个人种庄稼，一方面当然要培育它，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可"助长"。养浩然之气正像种庄稼，当然要做些事，那就是行仁义。虽然孟子在这里只说到义，没有说到仁，实际上并无不同，因为仁是内部内容，其外部表现就是义。一个人若是经常行义，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从他的内心出现。　　虽然这种浩然之气听起来怪神秘，可是照孟子所说，它仍然是每个人都能够养成的。这是因为浩然之气不是别的，就是充分发展了的人性，而每个人的人性基本上是相同的。人性相同，正如每个人的身体形状相同。孟子举了个例子，他说，鞋匠做鞋子，虽然不了解顾客的脚实际有多大，但是他做的总是鞋子，而不是草篮子(《孟子·告子上》)。这是因为人的脚都是大同小异的。人性的情况也一样，圣人的本性与其他人的也相同。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充分地发展他的本性就行了。正如孟子断言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孟子的教育学说，历来的儒家都坚持这个学说。第八章　名家　　"名家"这个名称，译成英文时，有时译作"sophists(诡辩家)"，有时译作"logicians(逻辑家)"或"dialecticians(辩证家)"。名家与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有些相同，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同，这更是事实。为了避免混乱，顶好是按字面翻译为theSchoolofNames。这样翻译，也可以提醒西方人注意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名"、"实"关系问题。　　名家和"辩者"　　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哲学的名与实的对立，很像西方的主词与客词的对立。例如说，"这是桌子"，"苏格拉底是人"，其中的"这"与"苏格拉底"都是"实"，而"桌子"与"人"都是"名"。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若试图更为精确地分析到底什么是名、实，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钻进一些非常可怪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我们带进哲学的心脏。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辩者"而闻名。《庄子》的《秋水》篇，提到名家的一个领袖公孙龙，他说他自己"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这些话对于整个名家都是完全适用的。名家的人提出一些怪论，乐于与人辩论，别人否定的他们偏要肯定，别人肯定的他们偏要否定，他们以此闻名。例如司马谈就在他的《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　　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荀子，说邓析(公元前501年卒)、惠施"好治怪说，玩琦辞"(《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也说邓析、公孙龙是"言意相离"、"言心相离"之辈(《审应览·离谓·淫辞》)，以其悖论而闻名于世。《庄子》的《天下》篇列举了当时著名的悖论之后，提到惠施、桓团、公孙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似乎就是名家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关于桓团，我们别无所知。关于邓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著名的讼师、他的著作今己失传，题作《邓析子》的书是伪书。《吕氏春秋》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吕氏春秋·市应览·离谓》)《吕氏春秋》还有个故事，说是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的一个富人。尸首被人捞去了。富人的家属要求赎尸，捞得尸首的人要钱太多，富人的家属就找邓析打主意。邓析说："不要急，他不卖给你。卖给谁呢？"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邓析打主意。邓析又回答说："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审应览·离谓》)故事没有说这件事最后的结局，我们也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见，邓析的本领是对于法律条文咬文嚼字，在不同案件中，随意作出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他能够"苟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的方法。他专门这样解释和分析法律条文，而不管条文的精神实质，不管条文与事实的联系。换句话说，他只注重"名"而不注重"实"。名家的精神就是这样。　　由此可见，辩者本来是讼师，邓析显然是最早的讼师之一。不过他仅只是开始对于名进行分析的人，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所以真正创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孙龙。　　关于这两个人，《吕氏春秋》告诉我们："惠子为魏惠王(公元前370-319年在位)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审应览·淫辞》)又说："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同上)《韩非子》又告诉我们："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下面我们将看到，"坚白"是公孙龙的学说，"无厚"是惠施的学说。　　从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惠施、公孙龙，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时的法律活动有关。公孙龙对于秦赵之约的解释，确实是完全按照邓析的精神。《韩非子》认为，这两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的一样坏。韩非本人是法家，竟然反对源出讼师的名家的"词"，以为它破坏法律，这也许令人奇怪。但是在第十四章　中我们就会明白，韩非及其他法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并不是法学家。　　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种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这种区别，在着手从名实关系中分析名的时候，就变得明显了。我们来看一句简单的话："这是桌子"，其中的"这"指具体的实物，它是可变的，有生有灭的。可是"桌子"在这句话里指一个抽象范畴，即名称，它是不变的，永远是它那个样子。"名"是绝对的，"实"是相对的。例如"美"是绝对美的名，而"美的事物"只能是相对美。惠施强调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这个事实，公孙龙则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这个事实。　　惠施的相对论　　惠施(鼎盛期公元前350一前260年)是宋国(在今河南省内)人。我们知道，他曾任魏惠王的相，以其学问大而闻名。他的著作不幸失传了，《庄子·天下》篇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们所知道的惠施思想，仅只是从此"十事"推演出来的。　　第一事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两句话都是现在所谓的"分析命题"。它们对于实，都无所肯定，因为它们对于实际世界中什么东西最大，什么东西最小，都无所肯定。它们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至大"、"至小"。为了充分理解这两个命题，有必要拿它们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故事作比较。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惠施与庄子在某一方面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这个故事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神)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他在那里遇见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认识到，他的河虽然大，可是比起海来，实在太小了。他以极其赞叹羡慕的心情同北海若谈话，可是北海若对他说，他北海若本身在天地之间，真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粒秭米。所以只能说他是"小"，不能说他是"大"。说到这里，河伯问北海若说："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说：否。……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他接着下定义，说最小"无形"，最大"不可围"。至大、至小的这种定义与惠施所下的很相似。　　说天地是最大的东西，说毫末是最小的东西，就是对于"实"有所肯定。它对于"名"无所分析。这两句都是现在所谓的"综合命题"，都可以是假命题。它们都在经验中有其基础；因此它们的真理只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然的。在经验中，大东西、小东西都相对地大、相对地小。再引《庄子》的话说；"因而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同上)　　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际经验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什么是最小的实际事物。但是我们能够独立于经验，即离开经验，说：它外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大的("至大无外")；它内面再没有东西了，就是最小的("至小无内")。"至大"与"至小"。像这样下定义，就都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像这样再分析"大一"、"小一"这些名，惠施就得到了什么是绝对的、不变的概念。从这个概念的观点看、他看出实际的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的、可变的。　　一旦理解了惠施的这种立场，我们就可以看出，《庄子》中所说的惠施十事、虽然向来认为是悖论，其实一点也不是悖论。除开第一事以外。它们都是以例表明事物的相对性，所说的可以叫做相对论。我们且来一事一事地研究。"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这是说，大、小之为大、小，只是相对地。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厚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小。可是，几何学中理想的"面"，虽然无厚，却同时可以很长很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叫做大。"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这也是说，高低之为高低，只是相对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是说，实际世界中一世事物都是可变的，都是在变的。"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动物。这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人都是人，所以所有人都相同；他们都是动物，所以所有人也都相同。但是。他们作为人的相同，大于他们作为动物的相同。因为是人意味着是动物，而是动物不一定意味着是人，还有其他各种动物，它们都与人相异。所以惠施所谓的"小同异"，正是这种同和异。但是，我们若以"万有"为一个普遍的类，就由此认识到万物都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万有"。但是，我们若把每物当作一个个体，我们又由此认识到每个个体都有其自己的个性，因而与他物相异。这种同和异，正是惠施所谓的"大同异"。这样，由于我们既可以说万物彼此相同，又可以说万物被此相异，就表明它们的同和异都是相对的。名家的这个辩论在中国古代很著名，被称为"合同异之辩"。"南方无穷而有穷"。"南方无穷"是当时的人常说的话。在当时，南方几乎无人了解，很像两百年前美国的西部。当时的中国人觉得，南方不像东方以海为限，也不像北方、西方以荒漠流沙为限。惠施这句话，很可能仅只是表现他过人的地理知识，就是说，南方最终也是以海为限。但是更可能是意味着：有穷与无穷也都是相对的。"今日话越而昔来"。这句是说，"今"与"昔"是相对的名词。今日的昨日，是昨日的今日；今日的今日、是明日的昨日。今昔的相对性就在这里。"连环可解也"。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从另一个观点看，毁坏也可以是建设。例如做一张木桌，从木料的观点看是毁坏，从桌子的观点看是建设。由于毁坏与建设是相对的，所以用不着人毁坏连环，而"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当时的各国，燕在最北，越在最南。当时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即世界。所以常识的说法应当是，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南、越之北。惠施的这种相反的说法，公元三世纪的司马彪注释得很好，他说："天下无方，故所在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为始也。""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以上各命题，都是说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万物之间没有绝对的不同，绝对的界线。每个事物总是正在变成别的事物。所以得出逻辑的结论：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庄子》中也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　　公孙龙的共相论　　名家另一个主要领袖是公孙龙(鼎盛期公元前284一前259年)，当日以诡辩而广泛闻名。据说，他有一次骑马过关，关吏说："马不准过。"公孙龙回答说："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说着就连马一起过去了。　　公孙龙不像惠施那样强调"实"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强调"名"是绝对的、不变的。他由此得到与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学是极著名的。　　他的著作《公孙龙子》，有一篇《白马论》。其主要命题是"白马非马"。公孙龙通过三点论证，力求证明这个命题。第一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白马"的内涵的不同。"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白"的内涵是一种颜色，"白马"的内涵是一种动物加一种颜色。三者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点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若用西方逻辑学术语，我们可以说，这一点是强调，"马"、"白马"的外延的不同。"马"的外延包括一切马，不管其颜色的区别。"白马"的外延只包括白马，有相应的颜色区别。由于"马"与"白马"外延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三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这一点似乎是强调，"马"这个共相与"白马"这个共相的不同。马的共相，是一切马的本质属性。它不包涵颜色，仅只是"马作为马"。这样的"马"的共性与"白马"的共性不同。也就是说，马作为马与白马作为白马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除了马作为马，又还有白作为白，即白的共相。《白马论》中说："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所白，就是具体的白色，见于各种实际的白色物体。见于各种实际白色物体的白色，是这些物体所定的。但是"白"的共相，则不是任何实际的白色物体所定。它是未定的白的共性。《公孙龙子》另有一篇《坚白论》。其主要命题是"离坚白"。公孙龙的证明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假设有坚而白的石，他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这段对话是从知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彼此分离的。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这就是"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的意思。　　公孙龙的第二部分辩论是形上学的辩论。其基本思想是，坚、白二者作为共相，是不定所坚的坚，不定所白的白。坚、白作为共相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之中。当然，即使实际世界中完全没有坚物、白物。而坚还是坚，白还是白。这样的坚、白，作为共性，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一切坚白物的存在。坚、白是独立的共相，这是有事实表明的。这个事实是实际世界中有些物坚而不白，另有些物白而不坚。所以坚、白显然是彼此分离的。　　公孙龙以这些知识论的、形上学的辩论，确立了他的命题：坚、白分离。在中国古代这是个著名命题，以"离坚白之辩"闻名于世。《公孙龙子》还有一篇《指物论》。公孙龙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指"字的意义，有名词的意义，就是"手指头"；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为什么以"指"表示共相，正是兼用这两种意义。一个普通名词，用名家术语说：就是"名"。以某类具体事物为外延．以此类事物共有的属性为内涵，一个抽象名词则不然，只表示属性或共相。由于汉语不是屈折语。所以一个普通名词和一个抽象名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在汉语里，西方人叫做普通名词的，也可以表示共相。还有、汉语也没有冠词。所以一个"马"字，既表示一般的马，又表示个别的马；既表示某匹马，又表示，又表示这匹马。但是仔细看来．"马"字基本上是指一般概念，即共相，而某匹马、这匹马则不过是这个一般概念的个别化应用。由此可以说，在汉语里，一个共相就是一个名所"指"的东西。公孙龙把共相叫做"指"，就是这个原故。　　公孙龙以"指"表示共相，另有一个原故，就是"指"字与"旨"字相通，"旨"宇有相当于"观念"、"概念"的意思。由于这个原故，公孙龙讲到"指"的时候，它的意义实际上是"观念"或"概念"。不过从以上他的辩论看来，他所说的"观念"不是巴克莱、休漠哲学所说的主观的观念，而是柏拉图哲学中所说的客观的观念。它是共相。《庄子》的《天下》篇还载有"天下之辩者"的辩论二十一事，而没有确指各系何人。但是很明显，一些是根据惠施的思想，另一些是根据公孙龙的思想，都可以相应地加以解释。习惯上说它们都是悖论，只要我们理解了惠施、公孙龙的基本思想，它们也就不成其为悖论了。　　惠施学说、公孙龙学说的意义　　名家的哲学家通过分析名，分析名与实的关系或区别，发现了中国哲学中称为"超乎形象"的世界。在中国哲学中，有"在形象之内"与"在形象之外"的区别。在形象之内者，是"实"。譬如大小方圆，长短黑白，都是一种形象。凡可为某种经验的对象，或某种经验的可能的对象者，都是有形象的，也可以说是，都是在形象之内的，都存在于实际世界之内。也可以反过来说，凡是有形象的，在形象之内的，存在于实际世界之内的，都是某种经验的对象。或其可能的对象。　　在惠施宣讲他的-个事中第一事和第十事的时候，他是在讲超乎形象的世界。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这是照至大本来的样子来说它是个什么样子。"把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是说至大是什么构成的。这句话含有"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意思。"一切"即"一"，所以"一切"无外。"一切"本身就是至大的"一"、而由于"一切"无外，所以"一切"不能够是经验的对象。这是因为，经验的对象总是站在经验者的对面。如果说，"一切"能够是经验的对象，那就一定也要说，还有个经验者站在"一切"的对面。换句话说，一定要说"一切"无外而同时有外，这是个明显的矛盾。　　公孙龙也发现了超乎形象的世界，因为他所讨论的共相同样不能够是经验的对象。人能够看见某个白物，而不能够看见白的共相。一切有名可指的共相都在超乎形象的世界里，但是并不是在超乎形象的世界里的一切共相都有名可指。在超乎形象的世界里，坚的共性是坚的共性，白的共性是白的共性，这也就是公孙龙所说的"独而正"(《公孙龙子·坚白论》)。　　惠施说"把爱万物"，公孙龙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可见这二人显然认为他们的哲学含有"内圣外王之道"。但是充分运用名家对于超乎形象的世界的发现，这件事情却留给了道家。道家是名家的反对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继承者。惠施是庄子的真正好朋友，这个事实就是这一点的例证。第九章　道家第二阶段：老子　　传统的说法是，老子是楚国(今河南省南部)人，与孔子同时代而比孔子年长，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很称赞老子。以"老子"为名的书、后来也叫做《道德经》，因而也被当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著作。现代的学术研究，使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老子》的年代晚于孔子很久。　　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子其人的年代问题，另一个是《老子》其书的年代问题。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完全有可能是，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老子》这部书却成书在后。这也就是我所持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没有必要否定传统的说法，因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说老子这个人确实写过《老子》这部书。所以我愿意接受传统的对老子其人的说法，同时把《老子》一书放在较晚的年代。事实上，我现在相信这部书比我写《中国哲学史》时假定的年代还要晚些。我现在相信，这部书写在(或编在)惠施、公孙龙之后，而不是在他们之前。在《中国哲学史》里我是假定它在惠施、公孙龙之前。这个改变，是因为《老子》里有许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要讨论"无名"，就得先要讨论过"名"，所以它出现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之后。　　这种立场，并不需要我坚持说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绝对没有联系，因为这部书里的确有一些老子的原话。我所要坚持的，只是说，整个地看来，这部书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是孔子以前或同时的产物。可是为了避免学究气，往下我宁愿用"老子如何如何说"，而不用"《老子》一书如何如何说"，正如今天我们还是说"日出"、"日落"，虽然我们完全知道日既不出又不落。　　道，无名　　在前一章　里，我们已经知道，名家的哲学家通过对于名的研究，在发现"超乎形象"的世界方面，获得成功。可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限于"形象之内"、即限于实际世界。他们见到了实际．要都限于"形象之内"。即限于实际世界。他们见到了实际，要表达它也并不困难；他们虽然使用名来指实，可是并不自觉它们是名。所以到了名家的哲学家开始思索名的本身，这种思想就标志着前进一大步。思索名，就是思索思想。它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形象之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名；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有名。它们都是"有名"。但是老子讲到与"有名"相对的"无名"。并不是"超乎形象"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名"。例如，共相是超乎形象的、但是并非"无名"。不过另一方面，无名者都一定超乎形象。道家的"道"就是这种"无名"的概念。《老子》第一章　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三十二章　说："通常无名，朴。……始制有名。"第四十一章　说："道隐无名。"在道家体系里，有"有"与"无"、"有名"与"无名"的区别。这两个区别实际上只是一个，因为"有"、"无"就是"有名"、"无名"的省略。天地、万物都是有名。因为天有天之名，地有地之名，每一类事物有此类之名。有了天、地和万物，接着就有天、地和万物之名。这就是老子说的"始制有名"。但是道是无名；同时一切有名都是由无名而来。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因为道无名，所以不可言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对于道有所言说，只好勉强给它某种代号。所以是我们称它为道，其实道根本不是名。也就是说，我们称道为道，不同于称桌子为桌子。我们称桌子为桌子，意思是说，它有某些属性，由于有这些属性。它就能够名为桌子。但是我们称道为道，意思并不是说，它有任何这样的有名的属性。它纯粹是一个代号，用中国哲学常用的话说，道是无名之名。《老子》第二十一章　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任何事物和每个事物都是由道而生。永远有万物，所以道永远不去，道的名也永远不去。它是万始之始，所以它见过万物之始("以[已]阅众甫[万物之始]")。永远不去的名是常名，这样的名其实根本不是名。所以说："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这个命题只是一个形式的命题，不是一个积极的命题。就是说，它对于实际没有任何肯定。道家的人这样想：既然有万物，必有万物之所从生者。这个"者"，他们起个代号叫做"道"、"道"其实不是名。"道"的概念，也是一个形式的概念，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概念，对于万物之所从生者是什么，什么也没有说。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因为它若是万物中之一物、它就不能同时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每类物都有一名，但是"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是"无名，朴"。　　一物生，是一有；万物生，是万有。万有生，涵蕴着首先是"有"。"首先"二字在这里不是指时间上的"先"，而是指逻辑上的"先"。举例来说，我们说"先有某种动物，然后才有人"，这个"先"是时间上的先。但是我们说"是人，一定先要是动物"，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对于"物种起源"的论断，是对实际的肯定，需要查理·达尔文多年观察、研究，才能够作出。但是上面我们说的第二句话对实际无所肯定。它只是说，人的存在逻辑上涵蕴动物的存在。用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出：万物的存在涵蕴"有"的存在。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就是这个意思。　　老子这句话，不是说，曾经有个时候只有"无"，后来有个时候"有"生于"无"。它只是说，我们若分析物的存在，就会看出，在能够是任何物之前，必须先是"有"。"道"是"无名"，是"无"，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所以在是"有"之前必须是"无"，由"无"生"有"。这里所说的属于本体论，不属于宇宙发生论。它与时间，与实际，没有关系。因为在时间中，在实际中，没有"有"，只有万有。　　虽然有万有，但是只有一个"有"。《老子》第四十二章　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有"。说"道生一"等于说"有"生于"无"。至于"二"、"三"，有许多解释。但是，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可能只是等于说万物生于"有"。"有"是"一"，二和三是"多"的开始。　　自然的不变规律　　《庄子》的《天下》篇说，老子的主要观念是"太一"、"有"、"无"、"常"。"太一"就是"道"。道生一，所以道本身是"太一"。"常"就是不变。虽然万物都永远可变，在变，可是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本身不变。所以《老子》里的"常"宇表示永远不变的东西，或是可以认为是定规的东西。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　)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　)　　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中最根本的是"物极必反"。这不是老子的原话，而是中国的成语，它的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老子的原话是"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　)，和"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　)。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这些性质一定转变成它们的反面。　　这构成一条自然规律。所以"祸今福之所倚，福今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　)。所有这些矛盾的说法，只要理解了自然的基本规律，就再也不是矛盾的了。但是在那些不懂这条规律的一般人看来，它们确实是矛盾的，非常可笑的，所以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四十一章　)　　或可问：假定有一物，到了极端，走向反面，"极端"一词是什么意思？任何事物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界限，超过了它就是到了极端？在《老子》中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因而也没有作出回答。但是如果真要问这样的问题，我想老子会回答说，划不出这样的绝对界限，可以适合一切事物，一切情况。就人类活动而论，一个人前进的极限是相对于他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环境而存在的。以艾萨克·牛顿为例，他感觉到，他对于宇宙的知识与整个宇宙相比，简直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所有的对于海的知识。牛顿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尽管他在物理学中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的学问距离前进的极限仍然很远。可是，如果有一个学生，刚刚学完物理教科书，就感觉到凡是科学要知道的他都已经知道了，他的学问就一定不会有所前进，而且一定要反而反退。老子告诉我们；"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　)骄，是人前进到了极端界限的标志。骄，是人应该避免的第一件事"　　一定的活动也相对于客观环境而有其极限。一个人吃得太多，他就要害病。吃得太多，本来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也变成有害的东西。一个人应当只吃适量的食物。这个适量，要接此人的年龄、健康以及所吃的食物的质量来定。　　这都是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老子把它们叫做"常"。他说："知常曰明。"（第十六章　）又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同前)　　处世的方法　　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同前)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谁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　)还告诉我们："不自见，放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衿，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这些话说明了通则的第一点。　　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　)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　)这说明了通则的第二点。　　用这样的方法，一个谨慎的人就能够在世上安居，并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老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就是如此。谨慎地活着的人，必须柔弱、谦虚、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因而成为刚强的方法。谦虚与骄傲正好相反，所以，如果说骄傲是前进到了极限的标志，谦虚则相反，是极限远远没有达到的标志。知足使人不会过分，因而也不会走向极端。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　)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　)　　所有这些学说，都可以从"反者道之动"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著名的道家学说"无为"，也可以从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无为"的意义，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它只是要为得少一些，不要违反自然地任意地为。　　为，也像别的许多事物一样。一个人若是为得太多，就变得有害无益。况且为的目的，是把某件事情做好。如果为得过多，这件事情就做得过火了，其结果比完全没有做可能还要坏。中国有个有名的"画蛇添足"的故事，说的是两人比赛画蛇，谁先画成就赢了。一个人已经画成了，一看另一个人还远远落后，就决定把他画的蛇加以润饰，添上了几只脚。于是另一个人说；"你已经输了，因为蛇没有脚。"这个故事说明，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老子》里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　)这里的"无事"，就是"无为"，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不要为得过度。　　人为、任意，都与自然、自发相反。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在这个生的过程中，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德"意指power(力)或virue(德)。"德"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一物自然地是什么，就是它的德。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五十一章　)这是因为，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德是万物之所以是万物者。　　按照"无为"的学说，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作为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范围以内。"必要的"是指对于达到一定的目的是必要的，决不可以过度。"自然的"是指顺乎个人的德而行，不作人为的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应当以"朴"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朴"(simplicity)是老子和道家的一个重要观念。"道"就是"璞"("UncarvedBlock"，未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朴"。没有比无名的"道"更"朴"的东西。其次最"朴"的是"德"，顺"德"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可能"朴"的生活。　　顺德而行的生活，超越了善恶的区别。老子告诉我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第二章　)所以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以为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三十八章　)由此可见道家与儒家的直接冲突。　　人们丧失了原有的"德"，是因为他们欲望太多，知识太多。人们要满足欲望，是为了寻求快乐。但是他们力求满足的欲望太多，就得到相反的结果。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所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　)为什么老子强调寡欲，道理就在此。　　老子又同样强调弃智。知识本身也是欲望的对象。它也使人能够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作为手段去取得这些对象。它既是欲望的主人，又是欲望的奴仆。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就不再安于知足、知止的地位了。所以《老子》中说："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　)　　政治学说　　由以上学说老子演绎出他的政治学说。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可是两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说，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照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中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　　于是圣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这一切。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　)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　　圣王首先要消除乱天下的一切根源。然后，他就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又一个貌似矛盾的说法。《老子》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　)道是万物之所以生者。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不能像万物那样"为"。可是万物都生出来了。所以道无为而无不为。道，让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照道家说，国君自己应该效法道。他也应该无为，应该让人民自己做他们能做的事。这里有"无为"的另一种含义，后来经过一定的修改，成为法家的重要学说之一。　　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识和欲望。他们距离原有的"德"还不远。他们的淳朴和天真，是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　)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　)由于孩子的生活接近于理想的生活，所以圣王喜欢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说："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　)他"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六十五章　)"愚"在这里的意思是淳朴和天真。圣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说："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　)道家说的"愚"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大优点。　　但是，圣人的"愚"，果真同孩子的"愚"、普通人的"愚"完全一样吗？圣人的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它比知识更高；比知识更多，而不是更少。中国有一句成语："大智若愚"。圣人的愚是大智，不是孩子和普通人的愚。后一类的愚是自然的产物，而圣人的愚则是精神的创造。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但是道家似乎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二者。在讨论庄子哲学时，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第十章　道家第三阶段：庄子　　庄子(公元前约369一前约286年)，姓庄，名周，可算是先秦的最大的道家。他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很小的蒙国(位于今山东省、河南省交界)人，在那里过着隐士生活，可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当时就很出名。《史记》上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子函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庄子与孟子同时，是惠施的朋友，但是今天流传的《庄子》，大概是公元三世纪郭象重编的。郭象是《庄子》的大注释家。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庄子》的哪几篇是庄子本人写的。事实上。《庄子》是一部道家著作的汇编，有些代表道家的第一阶段，有些代表第二阶段，有些代表第三阶段。只有第三阶段高峰的思想，才真正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就连它们也不会全都是庄子自己写的。因为，虽然庄子的名字可以当作先秦道家最后阶段的代表，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则可能是经过他的门人之手，才最后完成。例如，《庄子》有几篇说到公孙龙，公孙龙肯定晚于庄子。　　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　　《庄子》第一篇题为《逍遥游》，这篇文章纯粹是一些解人颐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含的思想是，获得幸福有不同等级。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相对幸福；绝对幸福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　　这些必要条件的第一条是自由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为了实观这一条，必须充分自由发挥我们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们的"德"，"德"是直接从"道"来的。庄子对于道、德的看法同老子的一样。例如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末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所以我们的"德"，就是使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即自然能力，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幸福的。　　联系着这种自由发展的观念，庄子作出了何为天、何为人的对比。他说："天在内，人在外。……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他认为，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为。　　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积是同等地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乌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地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的《骈拇》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放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政治、社会哲学　　可是，像这样断长、续短的事，恰恰是"人"尽力而为的事。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异。那些尽力立同的人、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庄子》的《至乐》篇有个故事说："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乌养养鸟也。……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鲁侯以他认为是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的确是好心好意。可是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政府和社会把法典强加于个人以同其事，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庄子激烈反对通过正规的政府机器治天下，主张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原因就在此。他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在，宥，就是听其自然，不加干涉。　　如果不是"在宥"天下，而是以法律、制度"治天下"，那就像是络马首，穿牛鼻。也像是把凫腿增长，把鹤腿截短。把自然自发的东西变成人为的东西，庄子称之为"以人灭天"(《庄子·秋水》)。它的结果只能是痛苦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