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当代欧洲最年轻、最有生气的一位思想家放到了最后。　　1914年，伯特兰·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他看上去就像他的话题——认识论——一样虚弱、苍白；人们觉得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位敏感、柔弱、热爱和平的哲学家痛心地看到，世界上最文明的大陆退到了野蛮状态。可以想像，他之所以谈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这个遥远的话题，正是由于他清楚它的遥远，希望以此来逃避残酷的现实。十年后，人们惊喜地发现，五十二岁的罗素精神矍铄、身上还散发着反叛者的勃勃生气，尽管这十年几乎摧毁了他的所有希望，疏离了他所有的朋友，几乎断绝了他与贵族生活的一切联系。　　罗素家族是英国甚至是世界上最古老、名声最盛的家族之一，在几代人的漫长岁月中，它为英国奉献了不少政治家。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是一位伟大的自由党首相，曾经为自由贸易、普及义务教育、解放犹太人和各个领域中的自由而顽强斗争。他父亲安伯利子爵是一位自由思想家，他没有把传统神学强加给儿子。伯特兰·罗素本来是第二代罗素伯爵的假定继承人，但他放弃了这种身份，骄傲地自谋出路。当他因为倡导和平主义而被剑桥大学解聘时，他把世界当作讲堂，成了一个四处漂泊的博学者，并深受世界的爱戴。　　似乎可以说有两个罗素：一个在大战中死了，另一个从前者的尸衣中复活。数学逻辑学家的骨灰里诞生了一位神秘的共产主义者。也许他身上一直就有这种神秘气质，它首先体现在一大堆代数公式中，接着扭曲地体现在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中。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特征的书是《神秘主义与逻辑》，它对神秘主义的不合逻辑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后又对科学方法大加颂扬，使人不由想到逻辑的神秘。罗素沿袭了英国实证主义的传统，并决心实事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　　也许，他对逻辑的推崇和将数学神化都是矫枉过正的结果。1914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暂时获得生命的冷血抽象物，一个长着腿的公式。他说他从来不看电影，柏格森把理智比作电影摄影时，才为了哲学研究勉强看了一次。柏格森生动的时间和运动感，以及他的万物因生命冲动而充满活力的观点，没有给罗素留下什么印象：在罗素看来，这种理论不过是一首漂亮的小诗。除了数学之神，他不需要任何别的上帝。他对古典文学也没有兴趣。　　他仿佛是另一个斯宾塞，极力主张在教育中加重科学的分量。他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灾难要归咎于神秘主义，归咎于思想上的模糊不清：道德的第一法则，应该是清晰正直的思维，“如果让我相信谎言，还不如让这个世界毁灭；……这就是思想应有的宗教，它的烈火将烧毁世上的一切杂质”。　　对清晰的热烈追求将他引向了数学。“数学不仅包含了真理，也具有非凡的美，那是一种雕塑般的冷峻之美。它不需要通过人类的低级欲望来表现，不需要绘画或音乐的华丽装饰，却表现出了纯洁和庄严的完美。”他认为十九世纪最卓越的特征就是数学的进步。尤其是“数学上无穷数带来的许多难题得到了解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最伟大的成就”。占据数学王国两千年之久的古老几何学在近一百年间几乎被彻底摧毁：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本世界上最古老的教材终于更新了。　　现代数学的大多数创新也许源于对公理的否定。罗素喜欢那些敢于挑战“不证自明之理”，并执拗地要去证实显而易见的道理的人。他很愿意听说两条平行线可能会在某个地方相交，整体不一定大于其部分。他喜欢在一些难题上作惊人之语。例如他推论：偶数虽然只占所有数字的一半，但是，它们的数量和所有数字一样多，因为每一个数字自身相加都会得到一个偶数。　　数学使罗素痴迷的，是它的绝对客观性。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永恒真理和绝对知识。这些通过演绎得来的定理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斯宾诺莎的“永恒秩序”和世界的实质。哲学的目标是使自身变得如数学般完美精确。“哲学命题必须是先验的”，这位独特的实证主义者说。这类命题不涉及物体，只涉及普遍的关系。它们独立于具体的“事实”和事件；如果世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命题仍然适用于任何领域。例如：“假如A等于B，X等于A，那么x就等于B。”无论A是什么，这个命题都成立。它把“苏格拉底必然会死”的古老三段论简化成一个普遍、超验的公式，即使历史上不曾有过苏格拉底，甚至根本不曾有过任何人，这个命题依然是真理。把一切哲学简化成这种数学形式，这就是这位新毕达哥拉斯的伟大理想。　　“人们已知道怎样使推理过程符号化(如代数)，因此，一切推理都可以按照数学规则进行。……纯粹数学中的一切判断实际上都说明：如果某个命题在某种情况下成立，那么，另一个命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成立，其中的关键是不要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否真的成立，也不必说明使这个命题成立的具体情况。……因此，可以把数学定义为这样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我们绝不知道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否正确。”　　也许，这种说法并没有委屈数学哲学。对于偏爱它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美妙的游戏，可以使他们像下棋一样“消磨时间”。值得关注的是，在完成几部这种渊博的玄虚之作后，罗素突然又回到了人间，开始关注起战争、政府、社会主义和革命来了，并且再未运用过他的《数学原理》中严密完美的公式。要想使推理有用，就必须涉及具体事物，并和它们保持联系。抽象公式固然有其概括作用，但作为论证工具，它们必须经过实际经验的测评。在这里，我们有可能陷入另一种经院哲学，和它相比，中世纪的巨著《神学大全》都成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典范。　　从这样的起点出发，罗素几乎注定了要走向不可知论。他发现，基督教的很多内容完全不能用数学术语来表述，于是，除了它的道德规则，罗素摈弃了全部的基督教。他轻蔑的谈及这个迫害不信教的人，却又禁锢虔信的人的文明社会。他在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里找不到上帝；只有那个玩世不恭的墨菲斯托菲里斯才会用它的妖术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他同意斯宾塞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并雄辩地描述了斯多葛对所有个体和物种的最终消亡所采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今天常常谈论的进化和进步不过是一种自大的狂言。“听说生命已由原生质发展到了哲学家，而且还有人保证说，这种发展是一种毋庸置疑的进步。但不幸的是，作出这种保证的并不是原生质，而是哲学家”。“自由的人类”无法用孩子气的希望和拟人化的上帝来安慰自己；尽管他很清楚自己必然会死，一切事物也必然会灭亡。但是人决不会妥协，就算他不能取胜，至少也可以享受到战斗的欢乐；他优于那些毁灭他的盲目的力量，因为他能够预见自己的失败。他并不崇拜外界的暴力，尽管它最终将盲目而执著地战胜他，并摧毁他亲手创建的家园和文明；他所崇拜的是自己内心的创造力，这种力量勇敢地与失败抗争，并在几个世纪里创造出了雕塑和绘画这种脆弱的美，也创造出了帕特农神庙壮美的废墟。　　这就是罗素在大战前的哲学。2.改革家　　接着，大战开始了。一向与世无争、沉默寡言的伯特兰·罗素这时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像是患了贫血症似的文弱教授竟然如此勇敢和热爱人类。这位学者从艰深的公式里走了出来，对他的国家最显赫的政客们进行了抨击。连怀疑他的智慧的人也不得不对他的真诚表示钦佩。但是，这位学者的突然变化也使他们惊怒不已，竟至于失去了英国人的宽容和大度。尽管这位和平主义者出身高贵，却遭到了社会的唾弃，被斥为叛国者。　　他的叛逆行动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一切血腥杀戮的痛恨。罗素一度想做一个超越肉体的智者，但他却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认为，不值得为一个帝国的利益去牺牲那么多年轻的生命，他亲眼看见那些年轻人奔赴前线去杀人或被杀。于是他开始探寻这种大规模屠杀的原因。他认为自己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一种经济和政治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揭示社会的病因，又能够开出治病的惟一药方。那病因就是私有财产，药方则是共产主义。　　他指出，一切财产都源自暴力和偷窃；在金伯利钻石矿及兰德金矿，明目张胆的掠夺正转变为财富。“土地私有制对人类社会毫无益处。假如人类还有理性，就应该立即结束这种制度，对原土地拥有者的补偿，只应限于使他们维持中等生活水平”。　　由于国家保护私有财产，而掠夺财富的种种手段受到了法律的许可，并凭借武器和战争保障其实现。因此国家就是罪魁祸首。最好让合作社和生产者联合会来担负国家的大部分职能。社会把人格和个性扭曲成了机械的服从，人们听从国家的号令，只是因为现代社会可以带来较大的安全与秩序。　　自由是最高的善，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我们才能避免错误和偏见。应该让人们为各自的见解进行辩论。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论才能产生出明智的、信仰的相对正确论。它不容易导致战争。仇恨和战争大多源自偏执或专横的信仰。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将像一阵清风，能扫除“现代”思想中的疾病和迷信。　　但是，我们的教育水平差强人意；普及教育的伟大试验刚刚开始，还没有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教育就是传授固有知识，但实际上，它应该是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蠢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武断和偏执；科学家不轻易相信什么，也不会说毫无节制的话。普及科学和科学方法，能使我们养成一种理智和诚实的习惯，使我们只相信与证据相符的理论，并随时准备承认连这种证据也可能是错的。这样，教育就能根除我们的恶习。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教育可以让人们把艺术看得高于财富。就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教育还能促进一切创造性活动，从而削弱占有欲”。这就是发展的原理，它必然导致两条伟大的道德原则：一是尊敬原则，即“一切个体和团体的活力都应该尽可能得到发展”；二是宽容原则，即“个体或团体的发展尽可能不损害别的个体或团体”。　　如果各级学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培养合适的人才，并以改造人性为教育方针，那么，人类就能摆脱贪婪和暴力，而这是暴力革命或满纸空文的立法根本做不到的。我们的学校正是通往理想国的开门咒语。3.结束语　　当然，这一切都过于乐观——但是，与其在绝望中犯错误，不如在希望中犯错误。罗素在他的社会哲学中溶入了神秘主义思想，并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而在形而上学和宗教问题上，他极力压制神化和情感。对假说的严格检验和对公理的怀疑，曾使他在研究数学和逻辑学时获得了满足。但在他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他却从未运用这种方法。他对演绎的热情和“完美超过生命”的观念，使他绘制出一幅幅绚丽的图景。他宁可将世界想像得诗意盎然，也不愿涉及现实生活。比如想像一个把艺术看得高于财富的社会，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但是，这并非解决人生难题的实际方案。在物竞天择的运动中，民族的兴亡最终取决于其经济力量而非艺术能力。艺术只是财富滋养的花朵，它不能取代财富。　　我们没有必要过多指责罗素美妙的憧憬，他的经历已经成了他最苛严的批评者。在俄国，他亲眼看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这场实验遭遇到的重重困难几乎摧毁了他对自己目标的信仰。令他失望的是，俄国政府不敢贸然推行民主。对言论的管制使他感到无比气愤。他惊讶地发现，土地的国有化却被迫产生了私有制。他这才醒悟，现在人们根本不愿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除非他们确信这些土地及在土地上的投入能够传给自己的后代。　　去中国讲学的那一年。他的心情也许要好一些。那里生活节奏缓慢，很少有什么机械论：人们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地推理，而当人们剖析生活时，生活会平静地等待。我们的哲学家看到了新的前景，他意识到，欧洲不过是一个更大的陆地和更古老文化的边缘，在这个庞大的多民族文明面前，他的全部理论和推断都显得幼稚和平庸。在以下言论里，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体系正在松动：　　我已经意识到，白种人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重要。如果欧美人在战争中同归于尽，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灭绝，甚至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还有中国人呢，在许多方面，中国却是我见过的最伟大国家。它不仅在人数和文化上是最伟大的，而且我还认为它有最伟大的智慧。在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见到如此豁达的胸怀、如此现实的哲学和如此求实的态度，而不是把事实歪曲成特定的模式。　　一个人从英国到了美国、俄国，然后又到了印度和中国，他是很难使自己的社会哲学保持不变的。在各国的经历使罗素相信，这个世界不可能迅速地按他的意愿前进。于是，人们发现他“老了，也更智慧了”：他懂得了社会变革的艰难，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庸思想。总的来说，罗素是个可爱的人，他能够研究最深奥的玄学和最微妙的数学，但他的言谈却始终质朴，具有一种只有诚挚的人才能做到的清晰简练。他是学者和正人君子，也是比那些把基督挂在嘴上的人更好的基督徒。也许我们将看到他摆脱幻灭感，跻身于杰出哲学家之列。--------------------------------------------------------------------------------★第十一章当代美国哲学家引言　　实际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欧洲式的美国，以东部各州为主。在那里，比较古老的世家仰慕英国贵族，新来的移民则眷恋故乡的文化与传统。这个欧洲式的美国里存在着一种尖锐的矛盾，即盎格鲁——萨克逊人质朴而典雅的气质与新来民族不满现状的创新精神之间的矛盾。尽管目前英国文化已经不再主导道德观念，但仍然主宰着美园东部的文学。在大西洋沿岸各州，艺术审美的标准是英国的，文学遗产也是英国的。我们的哲学与英国思想一脉相承。正是这个新英格兰产生了华盛顿、欧文、爱默生和爱伦·坡，并出版了第一位美国哲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书；这个新英格兰还吸引并塑造了美国最新的思想家乔治·桑塔亚那，一个脾气古怪的外国人。桑塔亚那只是地理意义上的美国哲学家，他实际上是个欧洲人，生于西班牙，童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现在他成熟了，又回到了他的欧洲。欧洲是他的天堂，和我们在一起的岁月不过是一个过渡。　　另一个美国是美洲式的，主要由北方人、印第安纳州人、西部牧人组成。他们不是移民，他们的习俗、观念和理想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他们没有波士顿、纽约、费城或里士满的名门贵族的高雅，没有南欧和东欧人的浮躁。原始的环境和活动使他们具有了强健的体魄，但思想纯朴、性格直率。这个美国产生了林肯、梭罗、惠特曼和马克·吐温。这是普通人的美国，注重实际者的美国，精明商人的美国。大家知道，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凭着臣大的影响成为美国的代表，而他的弟弟却是彻底的英国派。　　我们首先讲讲桑塔亚那，因为他是这些伟大的暂学家中最年轻的，却代表了旧日的外国学派。他那精深的思想和清新的文风宛如鲜花留下的醉人的芳香。一、乔治·桑塔亚那1.生平　　桑塔亚那1863年出生于马德里，1952年在罗马去世。1872年，他移居美国，1912年离开。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各种学位，二十七岁到五十岁，他在哈佛任教。他的一个学生对他作了生动的描述：　　听过他的课的人都会记得，他是一个神情庄重，略带矜持却又和蔼可亲的人。他的目光让人感到神秘；他微笑的时候像个牧师，满足中含着戏谑。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坦荡流畅，他的课像诗歌一样深邃、丰富和完美，并充满预言的深远意味。他不是在向听众讲演，而是在代表听众说话，从灵魂深处引导听众思考。　　桑塔亚那对自己选择的国家并不满意。他知识渊博、性格温和；他那颗诗人一样敏感的心在嘈杂的美国都市生活中饱受折磨。他本能地退到波士顿，似乎这样能离欧洲近一些，后来又迁到哈佛。他喜欢独处，对同事们的名望一笑置之；他不愿与出版社打交道，但他知道自己很幸运，能在美国大学最好的哲学院找到自己的位置。“那是理性生活的清晨，虽有云雾，但灿烂辉煌。”　　1896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哲学著作《美感》。就连务实的明斯特尔贝格都认为这是美国人对美学最杰出的贡献。五年后，他写了一部更长、更可读的作品《诗和宗教的解释》。随后的七年，他只发表了一些诗作，同时撰写他的巨著《理性生活》。这套由五卷书构成的巨著(《常识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艺术中的理性》、《社会中的理性》、《科学中的理性》)使他一夜之间声名大振。值得关注的是，它不理会时代精神，表现了思想的彻底解放。桑塔亚那像一位古代亚历山大异教徒一样发表演说，沉着又傲慢地打量着我们这个狭小的世界，并以冷静的推理和优美的散文打碎我们的梦想。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从未被打扮得如此漂亮。他的行文具有小说风格，结构精妙，思想敏锐。他既是吟唱诗人，又是语言艺术家。　　桑塔亚那出名之后，十分知足，不再写作长篇巨著，而只写一些诗文和不太重要的小册子。他离开哈佛大学移居英国后，全世界都以为他已不再写作了，但他却在1923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怀疑主义与有活力的信仰》，并愉快地宣布这不过是他的新哲学体系的导论，该哲学体系将被称为“存在的领域”。我们将从这部新著作开始，因为它是进入桑塔亚那思想的大门。2.怀疑主义与有活力的信仰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哲学体系。假如它能够使读者微笑，我愿意和读者共享……我只阐述读者在微笑时想知道的一些原理。”　　在这部著作里，他首先提议清理阻挠现代哲学发展的认识论方面的混乱状态。他在论述理性生活之前，讨论了人类理性的起源、效用和局限。他知道，思想的最大陷阱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的假设。他尖锐地说：“批判使习俗怀抱中的灵魂惊恐万分。”他喜欢怀疑一切：现实世界通过感觉向我们呈现，往昔的世界通过回忆向我们呈现，这种回忆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带有欲望的色彩。他认为，惟一可靠的就是此时此刻的经验——现实的颜色、形状、味道、气味、性质。它们才是“真实”的世界，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就是“发现了本质”。　　理想主义是对的，但没有多大的意义。的确，我们通过观念认识到了世界，但是，既然这个世界已存在了几千年，我们的各种感觉又似乎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实用主义的标准而不必为担心未来。“有活力的信仰”可以是对神话的信仰，但是，既然生活比任何演绎推理都要好，那么这个神话就是美妙的。休谟的谬误在于认为通过追溯观念的起源，已经摧毁了这些观念的正确性。“他认为私生子是不合法的，他的哲学还比不上一位法国太太的智慧。这位太太问：‘所有的孩子不都是自然的吗?”’德国人对经验的真实性的怀疑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就像一个疯子不停地清洗手上并不存在的污垢。然而，即使是那些“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宇宙存在的根基”的哲学家，也并不真的认为事物不被感知就不存在。　　我们并不想取消自己对自然界的看法。只有在幻想的时候，我们才是唯心主义者；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仍然是现实主义者……。放弃自己的观点，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这在我看来是虚伪和怯懦……因此，我认为在近代文人中，除了斯宾诺莎，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我已把握了当前的自然，在无限的沉思中，我的准则是我赖以生存的有活力的信仰。　　就这样，桑塔亚那结束了认识论。当我们读到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伟大重建时，觉得轻松多了。他称这个宏大的结构为“理性生活”。显然，这个认识论的引论是新哲学体系必要的洗礼。它是过渡性的让步。哲学仍然穿着认识论的外套点头哈腰，正如工党领袖有时在宫廷里身着锦衣一样。总有一天，当中世纪真正成为历史时，哲学就会走下云端处理人世间事务。3.科学中的理性　　理性生活是“一切能被其意识的结果证明其合理性的窦际思想和行为”。理性不是直觉的敌人，而是直觉的伙伴。理性“是冲动和观念的美满结合：如果它们离异，人类将变成野蛮人或疯子”。理性是“人类对神性的效仿”。　　理性生活坦率地将自己置于科学基础之上，因为“科学包含了一切可以信赖的知识”。桑塔亚那深知理性的不可靠和科学的易错；他认为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对规律的简要描述，而不是自然的“法则”。即使作了这样的限定，科学也依然是我们惟一可信赖的准则。桑塔亚那决意去理解生活。和苏格拉底一样，他也认为没有辩论的生活不值得过；他将理性地审视“人类进步的整个过程”和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壮观场面。　　然而，桑塔亚那十分谨慎，他没有提出新的哲学，只是把以往的哲学应用于现实生活。他认为早期的哲学家是最优秀的，而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是其中的佼饺者。他喜欢前者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后者的深沉冷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性的概念是完美的：所有理想的东西都有其自然基础，而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有理想的发展。他的伦理学在被人彻底领悟和权衡之后，将是无懈可击的。理性生活在这里有了经典的说明。”凭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桑塔亚那直面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显然是惟一还活着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不自认为知道物质本身是什么……我期待科学家告诉我……不管物质是什么，我都会勇敢地称它为物质，就像我不知道我的同事内心的秘密，却称他们为史密斯和琼斯一样。　　他不让自己享受泛神论的奢侈——这不过是无神论的遁辞。我们并没有因为称自然为神而使它有所增益。“自然这个词富有诗意，它充分暗示了自然界创造和控制的能力，以及无穷无尽的生命和富于变化的秩序”。墨守陈规无异于堂·吉诃德勉强修补他的破烂的盔甲。但是，桑塔亚那是诗人，他知道一个完全丧失神性的世界就像一个凄冷的家。“为什么人类的心灵最终都背叛自然主义，并设法恢复对神的崇拜?”也许是“因为灵魂与永恒、理想有相似之处”。它不满足于现状，渴望更好的生活，一想到死亡就忧心忡忡，它总是希望存在着某种能使它永生的力量。但是，桑塔亚那断然指出：“我相信不存在永恒的事物……毫无疑问，世界的活力就是作用于我们的动力，正如大海的生命就表现在每一朵浪花中一样。它从我们中间穿过，不顾我们的拼命呼喊，继续向前。我们的优越之处就是在它前进时能感受到它的运动。”　　机械论具有普遍性。尽管“物理学无法解释地球表面的运动和发展”，但是心理学的好方法就是假设机械论甚至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发生着微妙的作用。只有在探寻各种思维运动的机械和物质的基础时，心理学才使自己从文学发展为科学。当代“行为学派”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应该沿着这条道路勇敢地探索下去。　　机械性和物质性贯穿于全部生命，以致意识没有产生结果的效力，因为它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状态，一个过程。效力存在于推动大脑和身体欲望的热能中，而不存在于思想的闪光之中。思想不是行动的工具，而是经验的剧场，是道德和美的受体。　　是大脑在操纵不知所措的身体并引导各种生理习性呢?还是有一种内在的自动机制在控制着这种奇特的运动，而大脑只是察看运转情况，时而快活地追随其后，时而作无力的反抗呢?……莱兰曾经用望远镜搜寻天空，却没有看到上帝，如果他用显微镜观察大脑，也看不到人的思想。……相信精神无异于相信魔术……心理学家观察到的惟一事实是生理事实……心灵是动物体内精巧的组织，是由一个精子发育而成的庞大的神经系统。　　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轻快的唯物论吗？令人不解的是，像桑塔亚那这种敏锐的愚想家和脱俗的诗人，竟会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如此沉重的哲学磨盘，而这种哲学理论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依然无法解释花朵的绽放和孩子的笑声。实际上，将世界想像成“可以一分为二的混合体”，即物质和精神各占其半的观念，是“笨拙地将机器人与幽灵组合在一起的办法”。然而，这种观念有着拟人化的逻辑与简明，也不违背桑塔亚那将自己设想为自动机械的理念，而它的自动性也自动地反映了它的存在。如果意识不具有效力，那它为什么能如此缓慢、如此艰难地得以发展出来呢?意识既是判断工具，又是获取快乐的工具；它的重要作用就是将行为刺激的反应进行排列和协调。正因为有意识，我们才能成为人。也许花和种子、孩子和笑声所蕴含的宇宙秘密远比地球上的任何机械多，也许以生命解释自然远比以死亡解释自然明智。　　桑塔亚那读过柏格森的著作，但是他对柏格森极为轻蔑。　　柏格森自以为已经彻底领悟了生命的本质。但是死亡同样是对生命的客观分析。那种有待阳光和雨露来启发的创造动机是什么?能被一粒子弹突然消灭的生命是什么?体温下降几度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的“生命力”是什么?4.宗教中的理性　　圣·波夫在评论自己的同胞时说，他们在放弃基督教信仰后将会改信罗马天主教。这是勒南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分析，也是桑塔亚那的分析。桑塔亚那对天主教的热爱犹如一个男人对一个欺骗了他的女人的热爱一样——“我相信她，尽管我明知她在撒谎”。在牛津的一次宗教典礼上，他这样形容自己：　　我这个被放逐的人，　　离开了微风轻抚的草场，　　离开了瓜达马兰那鸟张开红羽的地方。　　从精神的天国，　　从美好的梦幻中，　　被永远流放。　　正是凭着这种心底的挚爱，这种没有信仰的虔信，桑塔亚那才得以成功完成他的杰作《宗教中的理性》，使他的怀疑论中弥漫着柔情和哀怨。的确，他嘲笑正统宗教，但又鄙视启蒙思想。无论如何，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有自己的宗教。如果我们不理解宗教，又怎么可能理解人类呢?“这些研究使怀疑论者正视人类存在的神秘和痛苦，使他理解了宗教为什么能如此深入人心，并在某种意义上如此合理。”　　和卢克莱修一样，桑塔亚那认为是恐惧首先创造了诸神。　　对神灵的崇拜是人类在最不幸的时候，所押的最后一笔绝望的赌注，它远不是正常生活的源泉。如果命运好转，人就会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总是归功于自己……一个人最早学会识别和模仿的事情是具有自我意志的事情，是抑制他的欲望的事情。人面对现实时最早的情感就是敌意，这种敌意针对弱者就成了残忍，而在强者面前就成了畏惧和阿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是最高尚的宗教，崇拜神灵的动机也是那么低下。神的至高荣耀就是被供奉最好的食物、接受祈祷和赞颂、让人盲目而虔诚地服从。　　除了恐惧，还有想像：人是彻底的泛灵论者。人类将自然人格化、戏剧化：“彩虹被看作是一位美丽而飘忽不定的仙女留在天上的足迹”，人们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些美妙的神话，而是这些神话的盎然诗意帮助人们承受平庸乏味的生活。今天，科学使人们强烈排斥和怀疑想像。但是在原始民族中，想像没有受到冲击，《旧约全书》里充斥着诗意和隐喻，创作旧约的犹太人并没有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他们的人物。然而，当缺乏想像力的欧洲人误以为这些诗歌是科学时，西方神学就诞生了。基督教起初是希腊神话与犹太道德的结合。这是不稳定的结合，最终会有一方让步。在天主教中，希腊神话和异教赢了；在新教中，胜利者是严格的希伯来道德规范。前者产生了文艺复兴，后者则导致了宗教改革。　　被桑塔亚那称为“北方蛮族”的日耳曼人，从未真正地信仰过罗马基督教。好战的条顿人破坏了东方的宁静，把宣扬博爱的基督教变成了宣扬商业道德的教诲，把穷人的宗教变成了富人的宗教。　　桑塔亚那认为，如果不是从字面上去理解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就是最美的事物。但是，日耳曼人却固执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因此传统基督教在德国的瓦解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桑塔亚那的天性和习惯使他不可能同情新教。他更喜欢他年轻时信仰的色彩和意蕴。他指责新教信徒丢掉了中古风味的美丽传说。他喜爱天主教的美胜过任何其他宗教的真理；同样，他喜爱艺术而厌恶工业。　　对神话的评价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愤怒地将神话斥为迷信，第二个阶段是微笑地将神话称为诗……宗教是用人类幻想来诠释的人类经验……认为宗教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直接表现了真理和生活的观点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宗教是不能辩论的……我们倒希望尊重其中的虔诚，并领悟那些寓言里的诗意。　　因此有教养的人不会去破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慰藉和灵感的神话。也许他有点羡慕人们寄托在神话中的希望，但决不会相信来世“出生就是对永生的不祥预兆”。　　桑塔亚那说：“怀着理想，并在社会和艺术中将理想表现出来的人，享有双重的永生。他活着时，永恒的自然汲取他的精华；他死后，则把精华留给别人汲取。他为自己的至善找到了理想的化身，他使自己的一切在别人身上再生。他完全能让自己的至善免于消亡。他可以向世人宣告他并没有完全死亡，因为他比普通人更清楚他的存在是由什么构成的。通过对人世变迁和自身死亡的旁观，他将自己当作精神和理解的化身。他以这种方式真正感悟到了自己的永恒。”5.社会中的理性　　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创造一种劝人向善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不应带有对神灵的希望和恐惧。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曾经两次得到过解决。在苏格拉底和斯宾诺沙那里，哲学都向这个世界提供了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如果人们的行为能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真正合理的道德或社会制度，而且将来也很难出现”。它依然是哲学家的奢望。对于普通人来说，未来和过去一样，道德发展的途径必然在爱情和家庭的温馨气氛培养出的社会情感之中。”　　正如叔本华所说，爱其实是种族对个人的欺骗；爱“把灵魂溶进盲目的非个人的冲动中”。尽管如此，人在作出最大牺牲的同时，也得到了最大的幸福，“据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临终前说，科学是微不足道的，除了爱什么都不真实”。尽管浪漫的爱情能引起美好的幻想，但通常还要归结为繁衍后代。我们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延续。“当我们看到自己永恒生命的底稿的一半已被录在更好的副本上时，我们宁愿让墨迹斑驳的底稿化为灰烬。”　　家庭是人类延续生命的途径，自然也成了人类的基本组织机构。但家庭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展文明，文明的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更庞大、更复杂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不再有控制其成员的经济关系的能力，而且其权威和势力越来越多的受到国家的侵犯。正如尼采所说，国家是一个畸形怪兽。然而，它的集中独裁消除了无数的局部独裁；在局部独裁的统治下生活是痛苦和受限制的。一个坐享贡奉的强盗头子，要比防不胜防的一百个强盗好得多。　　于是，一部分人就产生了爱国心。他们知道，他们为政府付出的代价要比为无序付出的代价小得多。桑塔亚那无法确定这种爱国主义的利弊，因为它总是把叛国的罪名加在革新者头上。但另一方面，民族爱国主义也是需要的。“有的民族显然比别的民族先进。先进民族能更好地改造生存环境，因此，他们在精神上也是胜利者。”因此，不同种族的通婚是危险的，除非两个种族的水平相当。“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和英国人只有在与那些反对他们但同时又吸收他们文化的民族相比，才能显出自己的伟大。但是，只要发生民族混合，这种伟大就必然会在内部消解掉”。　　国家的一大罪恶就是容易变成战争机器，它是一只在假想的劣等民族面前挥舞的拳头。桑塔亚那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征服另一个民族。桑塔亚那认为，大国的征服和吞并是人类向大同与和平迈出的一步。如果整个世界被一个大国统治倒是好事。　　政党和政府，像在大部分时期和大多数国家中一样，都腐朽不堪、若有战争，无论是自己的军队取胜，还是敌方取胜，撒开当地遭受的损失不说，对于一个社会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国家里的平民在任何事件中，都要付出最大限度的代价，而个人利益则要遭受极度的困苦和蔑视。纵然如此……这些被压迫的臣民仍像其他人一样，心中洋溢着爱国情调，倘若有谁明确指出：政府并不代表公众利益，徒劳无益地效忠于它是何等堕落！那么他们就会拼老命去诋毁这个人的名声和荣誉。……　　人们再也没有提起那曾是梦寐以求的而且名义上几乎建立了的宇宙秩序，那个建立宇宙和平的帝国，那种透辟合理的艺术和受崇尚的哲学。……那些黑暗时代派生出我们的政治实践，它们有一套政治理论，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因为这些关于宇宙帝国和大同教会的理论是前一理论时代的回音，那时，少数人自觉地统治世界，一度曾试图总体地俯瞰世界，并合理地驾驭世界。　　也许，国际体育比赛的发展能给团体竞争的热情提供某种排遣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充当“战争的道德替身”；也许，国际投资能够消除为争夺世界市场而发生的商业纠葛。桑塔亚那不像斯宾塞那样推崇工业。他知道工业能带来和平，也能带来激烈的竞争。总的来说，他在古代贵族的恬静氛围中要比在现代都市的嘈杂喧闹中舒服得多。我们生产了太多的商品，连自己也被淹没了。正如爱默生所说，“货物坐在车上驾驭人类”。“在一个完全由哲学家组成的社会里，每天干一两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就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英国比美国聪明，尽管英国也疯狂地生产，但至少还有一部分英国人明白悠闲生活的价值和艺术魅力。　　桑塔亚那认为只有在贵族阶层才能出现这样的文化。　　文明只能在特权阶级的生活中产生，并由此得到传播。文明不来自大众，而是自上而下强加于大众……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工人和农民占绝大多数，那么它将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切开明的传统都将在这个国家消失。但是，爱国主义情绪将会得到延续，大众不乏慷慨、冲动和感情。他们只是不会积攒经验，否则他们就会设立贵族制社会的种种高级机构。　　桑塔亚那不喜欢平等的理想，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在不平等的人们之间讲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然而，他也不完全赞成贵族制，他知道贵族制会埋没出身卑微的天才，而从理论上讲，天才的优势和价值正是贵族制应该发展和运用的。贵族制有利于文化的发展，也能导致专制，以多数人的受奴役换来少数人的自由。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要看它能否提高其成员的生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是政治的首要原则。　　“如果不能使个人的生活变得幸福，那么国家就和沙土没有什么两样，不值得被人民爱戴。”因此，民主制是对贵族制的极大改进。但民主制也有其弊端，它不仅腐败无能，更糟的是，它有其独特的专制方式，即对平均主义的热爱”。最令人憎恶的专制莫过于庸俗而又扼杀个性的专制：它无所不在，以其愚蠢摧残着每一个新生事物和每一个天才的嫩芽”。　　桑塔亚那最鄙视现代生活的混乱与庸碌。过去的贵族信条中的善是智慧而非自由，是对自己的自然约束的满足。他认为也许这种信条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幸福。而现在民主制已经敞开了自由竞争的大门。政府对工业实行放任政策，每个人都极力往上爬，每个人都永不满足。各个阶级毫无节制地相互争斗，“无论哪个阶级获胜都将结束自由主义”。这就是革命的报应，为了生存，革命者不得不重建他们已经摧毁了的专制。　　革命是暧昧可疑的事情。它们的成功一般与其适应能力成正比，和它们对曾反抗过的东西的重新吸收的能力成正比。一千次革命换来的世界仍旧是腐朽堕落的，因为每次革命，成功后都要建立一个新机构，而这个新机构又产生出（与旧机构）类似的新弊病。　　那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呢?也许各种社会形式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如果非得有一个的话，那就只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崇尚名誉的政体”，是由德才兼备的人管理的政府。它是贵族制，但并非世袭贵族制。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走上社会的最高层。但是，对于平庸之辈，通往政府的大门是关闭的，“机会的均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腐败减少到最低程度；科学与艺术将繁荣昌盛。我们对这些问题思考得越深入，就越接近于柏拉图。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新哲学，而是实现最古老的完美目标的勇气。6.评述　　这些篇章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这是一个漂泊者的忧郁，是一个沦落到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西班牙贵族的忧郁。“人生是值得过的，这是所有假设中最必要的假设。如果不这样假设，它就是一切结果中最不可能的结果。”在《理性生活》第一卷里，桑塔亚那把人类生活和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作为哲学问题进行讨论。在最后一卷里他却迷惑地问：“是否存在着意义?是否存在目的?”他无意中描绘出了自己的悲剧：“悲剧存在于完美之中，因为创造完美的世界本身就不完美。”他像雪莱一样，在这个平庸的星球上从未心情舒畅过。他对美的敏锐带给他的，似乎不是零星的美的享受，而是无处不在的丑恶事物的折磨。他变得刻薄，他离群索居，因而感到孤独寂寞，他自问：“智慧的作用是什么?”然后自答：“睁着一只眼睛做梦；超越世俗，但不以它为敌。热爱转瞬即逝的美，也怜悯转瞬即逝的痛苦，但始终不忘记这美和痛苦是多么短暂。”　　也许这种死亡的念头就是为欢乐敲响的丧钟，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更多地想到生而不是死；必须既憧憬美好的未来，又正视眼前的实际。桑塔亚那说：“智慧使人醒悟。”但醒悟只是开端，不是目的，就像怀疑是哲学的开端一样。幸福才是目的，哲学只是一种工具。假如我们把它当成目的，那么我们就和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一样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把意念集中于肚脐。　　他认为宇宙只是一个机械运动系统。这可能与他忧郁的内心有关。既然生命已经脱离了尘世，他就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中寻找生命。他对此极力否认。尽管我们可以不相信他，但他那优美感人的辩护却使我们无法不钦佩他：　　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将像伟大的德谟克利特一样，始终是一个微笑的哲学家。他喜欢一个能容纳许多美妙生灵并能激发各种感情的机械装置。他在其中得到的乐趣和在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人得到的乐趣是一样的，具有相同的理性特征。参观者可以看到展柜中漂亮的蝴蝶、火烈鸟、贝壳、猛犸像和大猩猩。无疑，那些生命也曾有过巨大的痛苦，但那是极为短暂的。而现在，这历史的呈现是多么壮美，万物在这里的相互映衬是多么有趣，而那些渺小的感情又是多么愚蠢和平庸。　　但是，如果蝴蝶会说话，它可能会提醒我们：博物馆(就像唯物主义哲学)只不过是标本的陈列场所，而现实世界会巧妙地避开这些悲剧性的历史遗物。现实世界永远会有痛苦的感情，永远在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河中漂流。　　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说：“桑塔亚那，”天性孤寂。……记得我曾在停泊于南安普敦的远洋轮船上，凭栏观看旅客从英国汽轮涌向通往大轮的甲板；就看见有一个人，只是远远地立在船舷边，带着沉静而自娱的游离，正在观赏他同行旅客争先恐后的情景，直到甲板土清静无人了，他自己才跟上。“除了桑塔亚那，还会是谁呢洲一个声音在我身边响起；发现了他的真实性格，我们都感到满意。　　我们应该公正地评价桑塔亚那的哲学，它是一个人真实而无畏的自我表现。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过于沉郁但成熟敏锐的心，它用庄重优美的古典散文真实地记录了自己。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为一个消逝了的世界而唱的挽歌。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它对这个生死更迭的时代的完整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可能同时拥有智慧和自由，因为他们摈弃了老观念，却还没有找到能使他们趋于完美的新观念。二、威廉·詹姆斯1.生平　　读者应该知道，我们刚才概述的哲学是道地的欧洲哲学，只不过其产地不在欧洲。它具有华丽、温和的旧文化特征。《理性生活》中的任何一段都表明这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写的。　　而我们在威廉·詹姆斯的著作中能读到美国的语言。詹姆斯喜欢使用富有美国色彩的词语，如“现金价值”、“效果”、“利润”等等。他的语言没有贵族气派，那是生动的乡土语言，直截了当，震撼人心。正因为这样，他的“实用主义”和“保存实力”的哲学就成了“务实的”和“精力旺盛的”罗斯福的思想体系。同时，詹姆斯向普通人阐释了对旧神学“虚妄的”信仰，在美国人心目中，这种旧神学教义不仅不与商业和金融的务实精神相抵触，而且与把荒野变成乐园的坚强品质相关。　　威廉·詹姆斯1842年出生于纽约。他的父亲是斯维登堡的神秘主义者，不过他的神秘主义并不影响他的机智幽默。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三种品格。在美国的私立学校读了几年之后，威廉和弟弟亨利一起被送到法国的私立学校。在法国，他们迷上了夏尔科和另一些精神病理学家的著作，于是都转向了心理学。一个写像心理学小说，另一个则写像小说的心理学论文。亨利在国外待了大半辈子，最后在英国定居下来。他和欧洲文化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因此具有他哥哥所欠缺的思想上的成熟。威廉回到美国后，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年轻的健康气息的国家，他备受鼓舞。他把握住了时代的精神，飞上了任何其他美国哲学家都不曾达到的声誉的顶峰。1870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72年在该校执教，直至1910年去世。他先是讲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后来又讲授心理学，最后讲授哲学，他最大的成果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心理学原理》(1980年)，这是一部融合了解剖学、生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著作。这部著作至今仍是心理学领域最具启发意义和最引人入胜的作品。　　对透彻分析的爱好使詹姆斯从心理学转向了哲学，最后又回到了形而上学本身。他辩解说，形而上学只是为了清晰地思考问题。他将哲学简明地定义为“尽可能全面地思考问题”。自1900年以后，他的著作几乎全是有关哲学的。1897年他开始《信仰的意志》的写作，1902年完成了心理学杰作《宗教经验种种》，此后他相继发表了几部著作：《实用主义》(1907年)、《多元的宇宙》(1909年)、《真理的意义》(1909年)。《哲学中的一些问题》(1911年)在他去世后随即出版，稍后他的《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也问世了。　　我们应该从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开始，因为詹姆斯在这些论文中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基础。2.实用主义　　他的思想始终和物质相关。他开始了心理学的研究后，不是作为形而上学专家沉醉于玄虚和晦涩的理论中，而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思维在本质上是外部实在物质的反映，无论它和物质之间有多大的不同。这是一面真实的镜子。正像休谟所想像的那样，这面镜子观察和反映的不仅仅是个别事物，还有事物间的关系。它能从整体上把握一切事物，而这种整体感和事物的形状、质地和气味一样，直接存在于感觉之中。思想不是一连串念头，而是一股连绵不断的感觉和情感的细流；念头就是这细流中的无数微粒，就像血液中的血球一样。我们既能感知事物和人，也能感知赞成、达到、反对、原因、背后、以后等等，正是思想“之流”中的这些“运动”成分构成了内心生活的细流，使我们能度量事物的持续性。　　意识不是一个实体或一种事物，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关系之流。闪现为思想的不仅有现象，还有实在本身；因为除了现象之外，别无他物。我们没有必要超越经验过程去了解灵魂：灵魂不过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总和，就像“本体”只是现象的总和，“绝对”只是万物的关系网络一样。　　这种对实际和真实的热情使詹姆斯走向了实用主义。他深受法国学派清晰风格的影响，对德国形而上学中晦涩艰深的概念和迂腐的术语深恶痛绝。当哈利斯等人把濒死的黑格尔主义介绍到美国时，詹姆斯的反应就像检疫官发现了一种外来传染病。他确信德国形而上学所用的术语及所探讨的问题都是虚的，他想找到一种检验真实意义的方法，以此向每一个不偏颇的人证明这些抽象概念的空洞。　　1878年，他偶然读到了皮尔斯的一篇论文《如何清晰地表达思想》，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武器。皮尔斯说，要找到一个观念的意义，必须检验其在行动中产生的结果。这是詹姆斯乐意学习的方法，他试着用这种方法解决旧形而上学的问题和有关概念。这些问题就像受到电击的化合物，一触即碎。那些有意义的难题开始变得明晰和真实，按柏拉图的著名说法，就像从洞穴的昏暗中走到灿烂的阳光下一样。　　这种简单而古老的方法使詹姆斯为真理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和善与美一样，真理以前被认为是一种客观联系。如果真理也和人的判断及人的需要相关，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然法则”曾被当成永恒的客观真理：斯宾诺莎曾把它当作哲学的全部内容。然而，这些真理不过是对实践中有效经验的陈述。它们不是客体的翻版，而是对具体事物产生的结果所作的准确推算，真理就是观念的“现金价值”。　　真，仅仅是我们思维的权宜之计，就像“是”仅仅是我们行动的权宜之计一样。这种便利的方法几乎是无处、无时不在。真就是一种善，而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有别于善，而又与善和谐的一种东西。任何事物，只要它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自己是善的，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真。　　真是一个过程，“随观念而来”。得到证实的就是真理。实用主义不问观念来自何处，产生观念的条件是什么，它只考查结果。实用主义“转移了重点，只向前看”。它“避开初始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的必要条件，只看最终的事物、成果和事实”。经院哲学问：它是什么?然后陷入“诡辩”；达尔文主义问：它起源于什么?最终陷入迷惘；实用主义问：它的结果是什么?因而把思想转向了行动和未来。3.多元论　　让我们用这种方法来解决上帝的存在和本质这个最古老的哲学问题。经院哲学家把上帝描述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无限完美的、永恒的全能智慧”。这是对神的最高赞美。哪一位神祗能不为这崇高的赞誉而骄傲?然而，它有什么意义呢?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上帝全知全能，那么我们就是傀儡。我们不能改变上帝为我们规定好的命运。这必然导致加尔文主义与宿命论，把这种方法应用于机械决定论也会导致同样结果：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决定论，就会变成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任由不可知的命运把我们当木偶摆布。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类灰暗的哲学。人类的理智之所以产生这些哲学，是由于它简洁清晰的逻辑性。但是，生活的潮流却毫不理会这些哲学，将它们淹没，并一如既往地前进。　　一种哲学也许在其他方面元懈可击，但它可能会有两个致命缺陷，其中任何一个都会阻碍这种哲学被人普遍接受。首先，它的基本原理使人失去希望……第二，它与我们的积极倾向相抵触，不给这些倾向任何努力的目标。一种哲学，如果其原理和我们最熟悉的各种能力不相符，并否定它们与普遍事物的联系，完全反对它们的动机，那么这种哲学会比悲观主义更不受欢迎……这就是唯物主义始终不被普遍接受的原因。　　人们是否接受某种哲学，其依据是自己的需要和性格，而非“客观真理”。人们不会问：这合乎逻辑吗?而会问：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实际意义?反对和赞成它也许能给人以启发，但永远也不能证明什么。正如惠特曼的诗中所言：　　逻辑和说教不能使人信服，　　夜的湿润更能沁人心脾……　　我再次审视哲学与宗教，　　它们也许在讲堂上能被雄辩地论证，　　但是，在广阔的云层下，在旷野上，在江河的浪涛中，　　却什么也不能证明。　　我们知道，论点要受需要的摆布，而不是反过来。　　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史就是人类性格冲突的历史……无论一个哲学家的性格如何，他在阐述时，都会力图掩盖自己性格的作用。性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因此他强调非人格的理性不过是为了自己结论的需要。实际上，他的性格给他造成的偏见要远胜于任何客观条件造成的偏见。　　可以把支配哲学的性格分为空想型和实际型。空想型性格虔诚地信仰宗教，喜欢永恒的教条和先验真理；它往往沉溺于自由意志、唯心论、一元论和乐观主义。实际型性格则注重物质，没有宗教信仰，行事全凭经验(只承认“事实”)，推崇感觉，相信宿命，没有固定观点，持悲观主义的和怀疑主义态度。　　每一种类型中又含有尖锐的矛盾。显然，有些性格在选择理论时会兼收并蓄，从各个类型中汲取营养。有些人沉溺于事实，依赖于感官，是“实际型”的；然而他们又厌恶宿命论，而且需要宗教。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又是“空想型”的。　　能否找到一种协谓这些自相矛盾的需求的哲学呢?詹姆斯认为多神论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综合哲学。他给了我们一个特定的上帝，这位上帝不是云端上的奥林匹斯神，而是“一切尘世命运的塑造者中资格最老的帮手。宇宙不是一个封闭、和谐的体系，而是一个汇集了各种矛盾的战场。它向人们表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宇宙，而是一个多元的宇宙。说我们活动的混乱天地是一种永恒意志作用的结果是没有好处的；宇宙本身就充满矛盾和冲突。面对纷杂的大千世界，多神论比一神论更为真实。多神论“过去一直是普通人真正的信仰，现在依然是”。普通人是对的，而哲学家们反而错了。坚持一神论是哲学家们的通病，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统一。“‘世界就是一!’这个公式可能会导致一种数字崇拜。‘三’和‘七’已经被人们当作神圣的数字，可是为什么‘一’就比‘四十三’或‘二百万零十’更好呢?”　　和单一的宇宙相比，多元宇宙的价值在于：哪里有矛盾和冲突，我们自身的力量和意志就会在哪里发挥作用并帮助解决争端。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会得到最终解决，任何行动都很重要。对我们而言，一元的世界是僵死的。在这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要扮演万能的上帝或原始星云为我们安排的角色。我们就是用尽全部眼泪也洗不掉上帝的命令中的一个字。在这种一切都已注定的世界里，个人是虚无的。一元论者想方设法让我们相信：我们“实际上”都是用来做镶嵌材料的零件。但是，在未成定局的世界里，我们却可以给自己的角色撰写几句台词，而我们的选择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享有自由。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而不是命定的世界；一切都还“没有定论”，我们的行动可以改变一切。帕斯卡说过，如果克娄奥巴特拉的鼻子再长一点或再短一点，整个历史都会改变。和为对立的哲学提供的理论依据一样，为这种自由意志、多元宇宙，或特定的上帝提供的理论依据也是不充分的。可以想像，有的人从决定论中得出的生活结论远比从自由意志论中找到的要好。　　如果有一种很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去过；如果有一种相信它就能使我们过上那种生活的思想，那么我们最好相信它，除非它与其他更为重要的利益相冲突。　　对上帝的虔信就是其普遍生命力和道德价值的最好证明。各种各样的宗教经验和宗教信仰使詹姆斯惊讶和沉醉，他以艺术家的情感来描述这些经验和信仰。他在每一种信仰中都发现了某些真理；他建议人们对每一个新的希望敞开心扉。詹姆斯终于相信真的有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界。　　我决不相信人类经验是宇宙现有经验的最高形式。我宁愿相信，我们与宇宙的关系就像猫狗之类的宠物与人类的关系一样。它们栖居于我们的客厅和书房，它们是景物的一部分，但完全不明白周围景物的意义。它们不过是历史曲线的一条切线，历史曲线的起点、终点和和形状完全超出了它们的理解范围。同样，我们也仅仅是万物更广阔的生命的切线而已。　　詹姆斯并不认为哲学是对死亡的思考。任何问题，如果不能指导和激励现实生活，那么它就没有价值。“他潜心研究的是人性的优点，而不是人性所持续的时间”。与其说他的生活在书房中，不如说他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中。他是一个尽力改善人类境遇的热心工作者，他总是在帮助他人，用自己的勇气去感染和激励他们。他认为人人都有“储备能量”，环境的强化偶尔会使它释放出来。他不厌其烦地向个人和社会宣扬这种思想，希望人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储备。他对人类的能量在战争中白白消耗掉感到震惊。他认为这种强大的冲动可以在“改造自然的战争”得到更好的发泄。为什么每个人不能拿出两年时间献给国家呢?不是用于杀戮异族，而是去消灭瘟疫，排干沼泽，灌溉荒漠，挖掘运河，用民主的方式去建造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文明的建设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而战争却可以将它毁于一旦。　　他同情社会主义，但痛恨社会主义对个人和天才的压迫。泰纳的公式把一切文化现象归结为“人种、环境、时间”。这个公式之所以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正是因为它排除了个人。只有个人才是可贵的，其他一切都是工具——连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知道自己的职责是充当个人利益的公仆和管理者；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种哲学和信仰。这种哲学“把宇宙当作一个冒险场所，而不是一个宏大的规划”；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固然有失败，但也有那么多胜利等着我们去赢取，以此来激励人类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4.评述　　读者对詹姆斯暂学已十分熟悉。它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现代战争的一部分，也是试图将信仰从普遍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中拯救出来的又一次努力。可以在以下思想中找到实用主义的根源，它们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叔本华的意志崇拜、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实用主义还源自以用途来衡量一切的功利主义、英国哲学的经验与归纳传统，以及美国的习俗和行为方式。　　詹姆斯的思想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美国人的物欲和对运动的热爱像海风一样鼓满了詹姆斯的思想之帆，使其具有了轻快的驱动力。文艺批评家亨内克称詹姆斯的哲学为“市侩哲学”。的确，他的哲学有经营的气息。他谈上帝就像在谈商品，试图用尽一切乐观主义的广告手段把商品兜售给注重实利的消费者，他劝我们接受他的哲学，就像在推荐一种具有高额利息的长期投资，并担保我们只赚不赔。这是年轻的美国对欧洲形而上学和科学的防御性反应。　　这种检验真理的新方法其实是陈旧的，这位诚实的哲学家曾谦虚地称实用主义为“旧思维方法的新名称”。如果这种新方法意味着真理就是被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回答：的确如此。如果它意味着个人功利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　　詹姆斯最初要想做的只是清除缠绕在哲学身上的蛛网。他想用一种令人震惊的新方法来重现英国人过去对理论和理想的态度。他只是接过了培根的工作，使哲学再次面对无法回避的物质世界而已。人们将铭记他的新现实主义，即对经验主义的强调，而不会把他的真理观放在心上，他将作为心理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受到人们的敬仰。他清楚自己没有为哲学的这些古老难题找到解决办法。他坦率地承认，他仅仅是阐述了另一种猜测和信仰。他临终前，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最后的、也许最能代表他思想的几句话：“我这里没有任何结论。在应该有结论的事物中，有谁作出过结论呢?我无法算命，也提不出忠告。永别了。”三、约翰·杜威1.教育　　毕竟实用主义“不完全”是美国哲学；它并没有体现新英格兰以南和以西各州的美国精神。实用主义是极富道德意味的哲学，它暴露了作者的清教思想根源。一方面，它大谈实际效果和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又借着希望的翅膀从人间飞到了天堂。它始于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猛烈抨击，人们以为它会成为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但它却最终走向了为各种信仰的理性尊严进行辩护。什么时候哲学才能学会将那些令人迷惑的来世问题留给宗教去解决，把认识过程中的复杂问题留给心理学去解决，以便能尽力阐明人类的目的，并协调和提高人类的生活呢?　　各方面的形势都为约翰·杜威做好了准备，以便让他去满足这一需要并概括出一种能表现美国精神的哲学。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衰落的东部”(佛蒙特州的柏灵顿市)，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是，不久他就去了西部，在明尼苏达大学、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授哲学。后来，他又回到东部，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执教，并很快升任该系主任。在他二十岁之前，佛蒙特赋予了他乡村的淳朴气质。后来，在中西部度过二十年使他领略到了美国这片土地的广阔，并深谙它的局限和威力。当他开始撰写自己的哲学著作时，他向学生和读者阐释了健全、质朴的自然主义。就像惠特曼的诗歌一样，他的哲学也不属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州，而属于整个北美大陆。　　杜威最早引起世界关注的是他在芝加哥教育学院取得的成就。在那期间，他显示出自己思想中坚定的实验主义倾向；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依旧关心教育领域的每一个新的动向，对“未来学校“的兴趣也丝毫不减。《民主与教育》也许他最伟大的著作，其中的思想核心就是如何培养出更优秀的下一代。所有进步的教师都承认他的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一所美国学校不曾受到他的影响。他在世界各地积极倡导教育改革；他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在中国为教师讲授教育改革；他为土耳其政府作了如何改革国立学校的报告。　　杜威赞同斯宾塞在教育中增加科学、减少文学的主张。他进一步补充说，即使是教给学生的科学知识，也应该来自有益的实践，而不是书本。他不重视“文科”教育，这个词的本意是“自由人”的教养，所谓自由人就是不工作的人。这种教育适合贵族社会和有闲阶级，而不适于工业社会与平民。既然几乎人人都处于欧美工业化时代，我们所学的知识就必须来自实际职业，而不是书本。学究式的教育会助长势力习气；而在共同劳动中产生的友谊却能促进民主。在工业社会，学校应该是小型的工厂和社会。学校应该通过实践、通过尝试——失败——再尝试的方式教育学生。这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方法和手段。最后，不能把教育仅仅当作成年的准备(认为成年后就不必再受教育的谬论即源于此)，而要把它当成继续发展心智和不断充实生活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只绐了我们智力成长的工具，其余的要靠我们去理解和汲取经验。真正的教育是在我们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在我们有生之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终止教育。2.工具主义　　毫不掩饰地全盘接受进化论，这是杜威最明显的特点。他认为心灵和肉体都是在生存竞争中由低级形态进化而来的器官。他在每个领域的研究都从达尔文主义出发。　　当笛卡儿说“如果我们意识到事物是逐渐形成的，它们的性质不难认识，如果认为事物生来如此，其性质就很难认识”时，现代世界意识到了逻辑将要主宰天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这种逻辑的最新科学成果……当达尔文像伽利略论述地球那样论述物种时，他就把遗传和实验的思想当作一种提问和寻求解释的方法永远解放了。　　人们解释事物的依据不是超自然的原因，而是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杜威是个坦率的自然主义者。他认为，“把整个宇宙理想化和理性化，这表明了我们无法把握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万物的进程”。他也不认同叔本华的意志和柏格森的冲动。这些东西也许有，但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神性就在我们的心中，而不在这些中性的自然力量中。“神灵曾经远离红尘，处于万物的边缘，是不动的原动力和至高的善，现在他已从孤寂中降落到纷杂的人世。”我们必须忠于事实。　　如同一个杰出的实在论者，杜威继承了培根、霍布斯、斯宾塞、穆勒等人的衣钵，摈弃了作为神学的回音和伪装的形而上学。哲学问题总是和宗教问题相混淆，这是哲学的困境。“我读柏拉图的著作时发现，哲学一开始总是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和使命——即清楚自己的职责就是组织合理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认识不久就迷失在对来生的幻想之中。”在德国哲学中，对宗教问题的关心已使哲学的偏离了正常轨道；在英国哲学中，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压倒了超自然爱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一场唯心论与感觉论的激战，唯心论代表的是独裁宗教和封建贵族，而感觉论则代表了自由信仰和民主。　　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只有当自然主义观念在每一个领域都被接受时，现代的新纪元才真正开始。这并不是说精神可以归结为物质，而是说不能从神学角度，而要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精神和现实生活。精神既受外界的影响，又对外界产生影响。我们要研究的并非“意识的状态”，而是反应方式。“大脑主要是行为器官，而不是认识世界的器官。”就像四肢和牙齿一样，思维也是一个器官，是重新适应环境的工具。观念是想像出来的联系，是适应过程中的一种实验。　　但是，这不是斯宾塞的消极适应。“完全适应环境就意味着毁灭。一切反应的根本目的是控制环境”。哲学的任务不是使人认识外部世界，而是使人学会控制和改造它。哲学不是分析感觉和知识(那是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对知识和欲望进行综合与协调。　　要了解思维，就必须观察它在特定情况下的产生过程。我们知道，推理的起点不是前提而是问题。它先提出一个假设并将把这个假设变成结论，然后寻找这个结论的前提，最后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检验这个假设。“思维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面对事实——调查，细致而广泛的检查和观察。”在这里，没有神秘主义的立足之地。　　此外，思维还具有社会性。它不仅是特定环境的产物，而且依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正如社会是个人的产物，个人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习俗、语言及各种传统观念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时刻准备扑向每一个新生儿。把它塑造成本民族的形象。这种社会传统的作用是如此迅速和彻底，以致人们常常误以为它是生理或生物遗传所致。就连斯宾塞也认为康德的思维范畴，或者说思维形式是天生的。实际上，思维范畴可能是社会把思维习惯由成人传给儿童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本能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早期教育的作用却被低估了。诸如性冲动和好斗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了社会训练的控制。人们的其他本能，如索取和统治，也没有理由不受到社会和教育的控制。我们必须摈弃人性无法改变和环境万能的观念。变化和发展是无止境的。也许根本就没有思维办不到的事情。3.科学与政治　　在所有事物中，杜威最推崇就是发展，以至于把它当成了伦理准则。　　完美并非生活的终极目标。改进、成熟、锻炼的过程才是生活的目的……谁开始变坏，谁就是坏人，不管他以前有多好。谁变得日益高尚，谁就是好人，不管他以前道德有多败坏。这种观念能使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好人并不仅仅是听话和不伤害他人的人，无能的好人不能算健全的人。如果我们缺乏智慧，那么世上一切美德都救不了我们。无知是不幸的，它会导致麻木不仁和奴性。只有智慧才能让我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意志的自由并不是违背因果关系，它用知识来阐释行为。“一个医生或工程师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程度，取决于他对自己要解决的问题的了解程度。也许在这里我们能发现一切自由的本质。”值得我们信赖的是思想，而不是本能。本能怎么可能使我们适应周围日益加强的人为工业环境呢?怎么可能使我们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呢?　　物理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走在心理学的前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机器，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样的条件能够促使可能的价值转变为生活的实际价值，因此我们还在受习惯和偶然性的摆布……随着我们开发自然的能力的迅速提高，我们发现自己的目的和价值反而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我们似乎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们生产的财富越多，对它们的利用程度和范围就越小。难怪卡莱尔或罗斯金会指责一切工业文明。而托尔斯泰则号召人们回到原始时期。但是，我们应该牢记全部问题是发展科学和将科学应用于生活的问题，这是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现实的惟一方法……伦理哲学回到了初恋，即爱智慧，因为智慧是善的保护神。然而，现在它返回的是配有许多特殊的研究和检验手段的苏格拉底原理，这是一种具备大量系统知识的原理，能够控制各种安排。通过这种控制，工业、法律和教育就能集中力量实现以下理想：全体人民可充分享有一切业已实现的价值。　　和大多数哲学家不同，杜威赞同民主政治，尽管他能洞悉其缺陷。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只有每个人都能参与决定团体的政策和命运时，这个目的才能得以实现。贵族制和君主制比民主制的效率更高，但也比民主制度更危险。杜威不信任国家，他希望出现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事务由各种自发形成的组织来完成。在众多的组织、政党、团体和工会等组织形式中，他看到了个人主义与团体一致性的调和。　　由于这些组织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就越来越倾向于充当它们的联系者和协调者，规定它们的活动范围，防止和调解各种纠纷……各种自愿组成的团体没有政治界线。数学家协会、化学家协会、天文学家协会、商人团体、工会、教会，它们都是超越国界的，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世界性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国际主义就不再是一种憧憬，而将成为现实；不再是感伤的理想，而是一种力量。但是，这种世界利益与排外的国家统治的传统教条相抵触。正是这种教条构成的障碍，阻碍了国际主义思想的有效形成，而这种国际主义思想是惟一能与今天的工业、商业、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发展趋势相符的。　　我们只有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科学态度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政治改革才能实现。现在，我们依旧处于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阶段，还在拿着抽象概念的武器相互攻击，争论结束后仍旧一无所获。我们无法用个人主义、制度、民主制、君主制和贵族制等笼统的观念和宏大的规律来治愈我们的社会弊病。我们必须用具体的假设，而不是用普遍的理论来处理每一个问题。理论只是生活的触须，而有效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尝试和错误的基础上。　　实验的态度以细致的分析取代了笼统的判断，以具体的调查研究取代了自以为是的做法，以清楚的事实取代了含糊的概念。即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在道德、政治、教育等领域，思维也要继续运用对比法和理论对称法：如自由与秩序、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与实效、自发行为与组织行为、现实与传统。类似的“总体”曾一度占据了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观念的情感力量与其理性力量成反比。但是随着实验方法的发展，问题已不在于这两个竞争者谁有资格占据自然科学领域，而在于逐步理清被搅乱的课题。我不知道在实验观点被采纳之前，争论双方有谁赢得过最后的胜利。所有实验方法之前的观念都已消失，因为它们与现实情况越来越不相关。由于这种与实际情况的背离，它们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哲学的职责就是用人类的知识来解决社会矛盾。哲学就像一位羞怯的老处女，死守着陈腐的问题和观念，“却把处理当代难题的重任交给了文学和政治”。今天，哲学在回避科学的同时，各门科学也纷纷离它而去，进入了丰富的世界。哲学犹如一个被抛弃的母亲，孤苦伶仃，疲惫不堪，她失去了往日所有的财富。哲学怯懦地逃避着她的本职工作——人和人间的生活——退缩到被称为认识论的角落里，时刻都有被法律驱逐的危险，因为法律禁止在摇摇欲坠的房屋里居住。然而，这些陈旧的问题已经对我们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必解决，而只须跨越”。它们将在社会和生活变迁的热浪中蒸发。和别的事物一样，哲学的世俗化势在必行，它必须根植于现实。以指导和解释生活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具有严肃的思想但并不以哲学为职业的人最想知道的是：不断发展的工业、政治及科学所要继承和舍弃的思想遗产是什么……未来哲学的职责就是澄清人们面临的有关社会矛盾和道德矛盾的观念。未来哲学的目的就是在其能力范围内，充当解决上述矛盾的工具……哲学就是一种普遍的、富有远见的、能协调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理论。　　也许，这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哲学最终将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国王吧。--------------------------------------------------------------------------------★结束语　　如果读者现在来总结一下上述三种哲学思想，而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做，也许就会觉得不按年代顺序把桑塔亚那放在詹姆斯和杜威之前是合理的。这个时代最雄辩和最敏锐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属于欧洲文化传统。尽管威廉·詹姆斯与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至少在思想上把握了美国东部的精神，并在风格上把握了整个美国的精神。约翰·杜威作为东部和西部的产儿，赋予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民主精神以哲学形式。我们正减少对欧洲思想的依赖，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哲学、文学和科学。当然，这只是开端，我们还年轻，在行进中还不能完全离开欧洲前辈的搀扶。但是，如果我们觉得很难超越自己，有时还会为自己的肤浅、固执、狭隘、抵制革薪和实验的心理感到气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记住，英国从建国到莎士比亚的诞生经历了八百年，法国从建国到产生蒙田也经历了八百年，我们已脱离了欧洲，为了生存，我们选择创造性的个人主义者和注重利益的开拓者为楷模，而没有选择沉思和艺术型的人。我们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广袤森林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上。我们没有闲暇来创造本国的文学和成熟的哲学。　　但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财富，而财富是发展艺术的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用几个世纪的努力和奋斗为奢华和悠闲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那么文化自然就会随之而来，正如植物会在肥沃的土地里旺盛地生长。财富是首要条件，一个民族必须先生存，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研究。我们的成长无疑比别的国家快很多，我们思想上的混乱也正是源自这种高速发展。就像年轻人一样，突如其来的青春期发育使我们骚动不安，心理失常。但我们将很快成熟起来，我们的头脑将会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发达。当我们在尊重财富的同时也学会了尊重自由时，我们的文艺复兴也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