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取决于意志，而不是理智。甚至肉体也是意志的产物。被我们含混地称为生命的那种意志推动着血液，先在胚胎内冲出沟槽，这些沟槽封闭起来就形成了动脉和静脉，认识的意志形成了大脑，正如抓取的意志形成了手、进食的意志形成了消化系统一样。　　意志的行为与身体的运动，并非是靠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两件不同的客观事物。它们中间没有因果的关系，它们完全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已——一种是直接呈现，一种是在感觉中呈现……身体运动正是客观化了的意志活动。……肉体的各部分，都必须符合主要欲望，意志通过这些欲望表现了自己。而这些肉体的部分也必然是这些欲望的具体呈现。消化系统是客观的饥饿：生殖器是客观的性欲。……整个神经系统组成了意志的触角，向内外伸展。……因为人类的肉体与意志相符，所以个人的肉体也与个人的意志，即个人的性格相符。　　理智会疲倦，意志永远不会；理智需要休息，但意志即使在睡眠中也在起作用。　　所以，意志就是人的本质，但是，假如它还是一切生物、甚至“非生命”物质的本质，义该怎么办呢?假如意志就是人们长期寻找却没能找到的“物自体”——所有事物的终极实在和隐秘本质，又该如何?　　那么让我们试着用意志去解释一下外部世界，并探寻问题的根本。有人认为意志是力的一种形式，而我们认为力是意志的一种形式。对于休谟的问题——什么是因果律?——我们可以回答说：是意志。既然意志在我们身上是普遍原因，那么，在事物中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把意志作为原因，那么因果关系将会是魔术般神秘的公式，毫无意义。不搞清这个奥秘，我们就会进入诸如“压力”、“引力”或“亲和力”之类玄妙现象的死胡同；我们不知道这些力到底是什么，但我们知道——至少更清楚地知道——意志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吸引、化合与分解、磁与电、引力与凝聚之外都属于意志。歌德在一篇小说的标题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把情侣之间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称为“选择亲和力”。吸引情侣的力量和吸引行星能力是同一种力。　　植物也是如此，生命越低级，理智的作用就越小，但意志却不这样。　　大多数生物没有意识，但它们按照本性，也就是意志行动。植物最多有一点极为微弱的意识：低级的动物只具备萌芽的意识。但是，就算它经过演变，具有了人的理智，它的起点依然是最初的植物般的无意识，这种现象通过对睡眠的需求就可以看出。　　亚里士多德说得对，在星球、植物、动物和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塑造各种形体的力量。动物的本能向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解释，它最能说明自然界中的目的论，正如本能非常类似于有目的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目的一样，自然界的一切也类似于有目的的营造，而实际上却完全没有目的。动物的绝妙本领表明了意志要远远优于理智。一头被牵着穿过欧洲的大象，曾走过几百座桥梁，却不肯走上一座不坚固的桥，尽管桥上车水马龙。一只小狗不敢从桌上往下跳，并不是通过推理而预见到了跳下去的后果(它以前未被摔过)，而是凭着本能。猩猩发现一堆火，就会凑上去取暖，但它们并不会把身体放进火堆里，显然这也是出于本能，而不是推理。这是意志，而不是理智的表现。　　意志就是尽最大努力延续生命的愿望。对所有生物来说，生命是多么宝贵!“金属中的电流可在铜和锌中存留几千年，铜和锌放在银旁边会相安无事，但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接触，银就会立刻化为焰火。甚至在有机界，我们曾发现一粒干燥的种子沉睡三千年后，在适宜的条件下又长成植物。在石灰石中发现的活蟾蜍可以导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动物的生命，也能维持千年。意志就是永生的愿望，死亡是它永远的敌人。　　也许，它甚至能够战胜死亡。2.生殖意志　　通过生殖过程中的牺牲和一定的策略，意志可以战胜死亡。　　每一个正常的有机体在成熟期间，都渴望献身于生殖使命：例如一只刚刚射完精的雄蜘蛛被受孕的雌蜘蛛吃掉；黄蜂忙碌着为自己永远不见不到的后代搜集食物；人类也不例外，为了后代的生存，不惜自己累得精疲力竭。生殖是每个有机体的终极目的和最强烈的本能；只有这样，意志才能战胜死亡。为了战胜死亡，生殖意志几乎完全超越了认识与思索的范围：甚至连哲学家偶尔也会有一大群儿女。　　意志在这方面表明自己是独立于认识的，似乎在按照无意识的特性盲目地起作用……因此，性器官就是意志的焦点。……性器官是生命的源头——确保生命绵延不绝；实际上，它是所有行为的中心，虽然被蒙上一层面纱，但它还是随处流露出来。它是战争的起因，也是和平的终点：它是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也是一切神秘暗示的内涵……它作为世界真正的主宰者，精力旺盛地坐在古老的宝座上，对一切束缚、矫饰和禁锢报以轻蔑的嘲讽。　　配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双方的生殖适应性决定的，这就是性吸引规律。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能够弥补自己缺陷的配偶。以免这些缺陷进一步遗传下去，……一个孱弱的男子会寻找一个健壮的女子，……为了尽可能地恢复种族特征，双方的体质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对另一个人专门、完美的弥补。……在这里，个人行为在不知不觉地遵循高于其自身的某种命令。……一个人过了生殖阶段之后，就对异性失去了吸引力，……在所有的恋爱中，……只有一点受到普遍重视，那就是个人产生生命冲动的能力，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爱情的实质不是相互爱慕，而是相互占有。　　但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最不幸的结合，因为婚姻的目标是为了人种的延续，而不是个人的幸福，西班牙有句谚语：“因爱情而结婚，必定在痛苦中生活。”听任父母安排的婚姻往往要比爱情婚姻更加美满。但是，敢于违抗父母而为爱情结婚的女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她选择了最重要的东西，并遵从了天性”，爱情就是最好的优生学。　　由于爱情是大自然的骗术，所以，婚姻就是对爱情的瓦解，最后必将导致幻灭。只有哲学家才能获得婚姻的幸福，但哲学家从不结婚。　　由于激情来自一种看似对个人有利，实则对种族有利的幻觉，因此，当种族繁衍的目的达到之后，这种幻觉自然就消失了，个人也会发觉自己被种族愚弄了。　　个人是种族的繁衍工具，这表现在个人生命力对生殖细胞状态的依赖上。　　如果把种族比作大树，那么性冲动就是大树的内在活力，个体生命就像长在树干上的叶子，吸取树于的养料的同时，又积极地为树干提供养料。这就是性冲动如此强烈，并从人性深处迸发出来的原因。物种的职责就是授精，对大部分昆虫而言，射精的代价甚至是很快的死亡，——于是塞尔苏斯说：精液的射出就是部分生命的丧失。对人来说，生殖能力的丧失表明一个人已濒临死亡。滥用生殖能力会缩短寿命，反之，节制会增强各种能力，因此，节欲成了古希腊竞技者的训练内容之一。种种迹象说明，个体生命实际上来自整个种族的生命。……生命的最终目的就是生殖，这个目的达到后，个人的生命就会逐渐消亡。同时，新生命的诞生保证了种族的延续，如此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死亡和生殖的交替就像种族的脉搏，……死亡之于种族如同睡眠之于个人：¨……这是大自然不朽的法则。……因为整个世界及一切现象都是意志“表象”的客观现实，这种表像之于其他表象，如同单音之于和声。歌德说：“我们的精神是不灭的，就像太阳。在肉眼看来，好像是沉了下去，但实际上却永远不落，永远照耀着世界。”歌德的这个比喻是取之于我，而非我取之于他。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人种、生命和意志。“个人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物自体。在“不断变化的事物中”看出“形式的永恒”，——这就是哲学的本质。事物变化越频繁，其本质越能保持不变。　　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能把人和事物视为幻象，那么，他就不会具备哲学才能。……真正的历史哲学在于意识到：在千变万化的事件中，呈现在眼前的只是同一而不变的存在。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种存在所追求的是同一目标。所以，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一切事物中存在的同一性，……无论环境、服饰、习惯以及风俗如何千差万别，也要看到共同的人性。……自然的真正符号是圆圈，因为它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形式。　　我们通常以为，整个历史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所作的准备，但这只是愚蠢的自负。我们对不可避免的宿命有了一种新的、更可怕的认识。“斯宾诺莎说，假如一块被挪向空中的石头有意识的话，它也会认为自己是在按自由意志而运动。我能说的就是：‘石块是对的。抛掷力之于石块如同动机之于我，体现在石块中的统一性、引力和惯性在本质上与我的意志是一样的，如果石块能感知，就能意识到这种意志。”’不管在石块中，还是在哲学家那里，这种意志都不是“自由的”。从整体上看，意志是自由的，因为除了它以外，没有别的意志能够限制它，但普遍意志的组成部分——每个种族、机体、器官，都要受到总体的制约。　　每个人起先都以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但是经验说明了他并不自由，而且必须服从必然性。尽管反复考虑，痛下决心，他依然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他必须扮演他自己诅咒的那个角色，直到剧终。五、作为痛苦的世界　　如果世界是意志，那么它就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原因之一是，意志本身就意味着欲望，而欲望总是大于能力，一个欲望满足后，随之而来的是十个未能满足的欲望。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却是有限的——“正如向乞丐施舍，维持他的今天而使他的痛苦延续到明天，……只要我们充满了意志，只要我们还受欲望的摆布，并体验由此产生的希望和恐惧，那么，我们就永远享受不到持久的幸福和安宁。”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一种分裂性矛盾，实现一个欲望会引出一个新的欲望。“这是因为意志必须依靠自身而存在，除了意志，不存在任何东西，而且意志又是饥饿的。　　每个人承受他必须承受的痛苦的限度完全取决于他的本性；这个限度既不会是零，也不会被超越、被打破。……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忧虑刚刚从我们胸中消除，……随即就有另一个忧虑来代替它，痛苦的全部材料早已在那里了，但是它之所以不能作为忧虑进入意识之中，是因为没有它的容留之地。……但是现在有隙可乘了，它就前来占据了王位。　　人生痛苦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痛苦是人生的基本刺激和实体，而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消极中断。亚里士多德说得对：智者不求快乐，只求从痛苦中解脱。　　通常所说的幸福，实际上是消极的，……我们并没有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幸福和利益，也没有珍惜它们，而是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它们只能靠抑制痛苦来消极地满足我们。只有在失去后，我们才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为欲求、贫穷和不幸是直接传给我们的积极的东西。……要不是因为痛苦联系着快乐，那么犬儒学派的弟子们为什么要远离各种快乐呢?…一句美妙的法国谚语包含了同样的真理：好的敌人是更好。　　人生痛苦的第三个原因，是“欲望和痛苦一旦给人以喘息的机会，疲倦就会立刻光临，使他不得不另寻消遣”——即寻找更多的痛苦。就算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能实现，数不清的灾难依然存在，因为灾难本来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假如所有灾祸都已消除，斗争也就完全结束了，那时，无聊会像痛苦一样使人难以忍受。所以“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不停地摆动”……当人们把所有的痛苦与折磨都变成地狱的概念后，留给天国的只有无聊”，正如贫穷是人们苦恼的普遍原因，无聊则是上流社会的祸根，而在中等阶级中，星期天代表厌倦，其他日子代表欲求。　　人生的不幸还在于生物的等级越高，痛苦就越大。知识的增长也于事无补。　　因为意识的现象越全面，痛苦就越明显。植物没有感觉，因而也就没有痛苦。最低等动物的生命只能感觉到轻微的疼痛。具有完整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具有高度的感觉能力，并随着智力的发展而提高。因此，随着知识的和意识的发展，痛苦也相应增加，到人类这里达到高峰。同理，一个人越有智慧，他的痛苦就越多。天才忍受的痛苦是最大的。　　因此，一个人增加知识就是增加不幸，甚至记忆和先见也增加了人类的痛苦。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痛苦都在回忆和展望中。痛苦本身是短暂的，对死亡的恐惧远比死亡本身带来的痛苦更多。　　人生不幸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生就是斗争。在自然界，斗争随处可见。　　小水螅像树木发芽一样从老水螅身上长出来。当它还与老水螅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与老水螅争夺食物了。澳大利亚的一种大蚂蚁可算这方面最惊人的例子。当它被切成两段时，头和尾就开始自相残杀，头部用牙齿咬住尾部，而尾部则凶猛地叮刺头部，这场战斗可以持续半小时之久，直到双方都死亡，或者被其他蚂蚁拖走为止。甚至人类也明显地暴露了自身的这种冲突，以及意志与自身的冲突，我们由此发现，人就是吃人的狼。　　整个生存图景惨不忍睹，人之所以能苟活下去，是因为对生活的认识还不够。　　如果我们带那些乐观者参观医院、手术室、牢房、刑讯室、奴隶仓、战场，向他呈现出所有的悲惨、黑晴的角落，他一定会明白这个“美好世界”的真相。但丁写《炼狱》不是参照我们的现实世界，又哪来这活生生的素材?但另一方面，他在描写天堂的幸福时，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现实世界不能为此提供任何素材，……所有史诗表现的只是人类为追求幸福所作的抗争和努力，而不是永恒、圆满的幸福。这种作品让自己的英雄们为了这一目标历经艰辛，但目标一旦实现，便草草收场，因为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英雄就会对那个灿烂的目标大失所望。　　结婚是不幸的，不结婚也是不幸的。独处固然不幸，群居也不幸福。我们就像一群聚在一起取暖的刺猬，靠得太近不舒服，离得太远又冷。“假如我们从整体上看待生活，并只注意它的显著特征，那么，它确实是悲剧；但如果观察它的细节，它又有喜剧的特点。”试想：　　一个人五岁就到工厂做工，每天十几个小时做着机械的工作，只是为了延续可怜的生命，而且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也与此类似。……另外，在地球坚硬的外壳下，潜伏着巨大的能量，它一旦释放，就会以爆发的方式毁灭所有的生物。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了，将来还会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地震、庞贝城的毁灭，只是玩笑性的暗示而已。　　“人生的真相使我们确信，没有什么事值得我们去奋斗和争取。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世界终将毁灭，而人生是一笔赔本买卖。”要想快乐，就要像年轻人一样天真和无知。他们以欲望和奋斗为乐：他们还没有看到欲望那令人厌恶、永不满足的真相，也没有看到成功的虚幻和失败的必然性。　　年轻时之所以快乐，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攀登人生的山峰时，还看不到山那边的死亡，……到了晚年，我们每过一天就像死囚向绞刑架迈进一步，……年轻时虽然是人生最美妙的阶段，但柏拉图在《理想国》卷首中的话也不无道理，他赞美老人，因为他们终于摆脱了使他们躁动不安的肉欲。……但也不要忘了，生命的精髓会随着肉欲的丧失而消逝，最后只剩下一具空壳。或者说人生变得像一场喜剧，由真正的演员开场，然后由穿着他们衣服的木偶继续演，直到剧终。　　最后，我们将面临死亡，就在经验开始转化为智慧时，头脑与身体开始衰败。“一切都只停留片刻，就快速消亡。”就算死神不马上降临，也不过是在戏弄我们，犹如猫玩弄一只绝望的老鼠。对死亡的恐惧是哲学的起源和宗教的最终原因，常人不能从容面对死神，于是创造出无数哲学与神学。对灵魂不灭的信仰恰恰反映了对死亡的极端恐惧。“疯狂是躲避痛苦回忆的一条出路，”我们要想挨过某些经历和恐惧，惟一的办法就是忘掉它们。　　我们多么不愿想到那些大大损害我们的利益，伤害我们自尊或妨碍我们心愿的事情呀；我们多么难下决心将这类事情放在我们的理智面前进行谨慎、严肃的审查呀。在意志不容许与它相反的东西受到理智审查的地方，疯狂就闯入心灵了。……如果意志拒斥对某些知识的理解，达到使理解活动不能完全进行的程度，那么理智方面的某些要素或细节就被完全抑制住了，因为意志不能忍受它们的出现，然后，为了必要的联系，如此产生的缝隙便得以随意填补；于是疯狂出现了。因为理智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以取悦意志，所以此刻人只好幻想并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如此出现的疯狂是能使人忘却无法忍受的痛苦的遗忘；①它是烦恼的本性，即意志的最后解救办法。　　最后的躲避办法就是自杀。奇怪的是，思想和想像竟然战胜了本能。据说第欧根尼用拒绝呼吸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征服了生存意志，这是多么奇特的胜利。但这只是个人的胜利，意志在种族中依然存在着。个体的死亡并不能结束不幸和斗争，只要意志还统治着人间，它们就会延续下去。只有意志完全听从知识和理智时，人生的不幸才会被征服。六、生命的智慧1.哲学　　首先，让我们试想一下物欲的荒唐性，愚蠢的人们以为只要他们能得到财富，他们的意志就能彻底实现。有钱人被认为是能满足所有欲望的人。“人们常常因为爱钱胜过爱一切而遭到谴责。但是，人们爱钱是出于无法避免的天性，因为金钱随时都能变化成各种欲望的对象。别的东西只能满足一种欲望，而金钱是一切欲望的抽象满足。”但是，一辈子只想着发财是无用的，除非我们知道怎样使钱转化成乐趣，这是一种需要文化和知识的艺术。“虽然素质要比财富更能给人带来幸福。但人们却更愿意获得财富。”“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庸俗的人。”他不知道怎样度过闲暇，只会贪婪地寻找新的感官刺激，最后成为无聊的牺牲品，这是悠闲的富有阶层和纵欲者的通病。　　人生最根本的出路是智慧而不是财富，“人既是奋斗的意志(以生殖系统为核心)，又是纯粹知识的主体(以大脑为核心)。”知识虽是意志的产物，但它能控制意志。有时，理性可能会从部分的从属地位上升到支配地位。“按照事先的考虑或必然性，一个人可以怨受或做山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最可怕的事情：自杀、杀人、决斗和从事各种冒险事业，总之，是他所有的动物本能要反对的事情，由此可见理性对动物本能的控制到了什么程度。”　　别人思想的不断涌进势必会限制和抑制我们自己的思想；最后确实会使我们自己的思考能力陷于瘫痪。……大多数学者因自己思想的贫乏、他们的倾向是一种真空吸力，用力吸取别人的思想。……我们自己不先去思考某个对象就来阅读有关它的文字，会是危险的。……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别人在替我们思考；我们只是在重复别人的心理历程。……因此，如果一个人几乎整天都在读书，……他就会渐渐丧失思考的能力。……对世界的经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本文，思考和认识成为它的注解。在思考和认识很多而经验很少的地方，结果就像那些每页有两行本文和四十行注解的书本一样。　　因此，第一个忠告是“生活先于书籍”；第二个忠告是“本文先于注解”。读创作者的书，不要读注解者和评论家的书。“只有通过作者本人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哲学思想：因此，谁想学哲学，谁就得读原著，要在那宁静的圣地找寻大师的不朽英灵。”一部天才的著作抵得上一千条注解。　　在这些范围之内，即使通过书籍追求文化，也还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的幸福不靠我们的钱袋中有什么而靠我们的脑袋中有什么。甚至名声也是愚蠢的事；“别人的头脑是寄存我们真正幸福的恶劣的场所。”　　一个人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并没有多大关系；每个人最终都是孤立无援的，重要的是孤立无援着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从自身得到的幸福比从周围环境得到的幸福大。???……一个人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情形主要在于他怎样看它。……因为在一个人看来存在或发生的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他的意识中，而且只为他发生。……因此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意识结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话含有伟大的真理：“幸福就是自足。”　　要摆脱无穷欲求的痛苦就要对生活进行聪明的筹划，就要和一切时代所有国家的伟大成就进行精神上的密切交往；这些伟大的成就仅仅为这种爱慕的心灵而存在。“不自私的理智升腾起来犹如一股芳香，超越于意志世界的缺陷和愚蠢之上。”大多数人从未超然地不把万物看作欲望的对象——所以他们痛苦；而把万物纯粹看作理解力的对象就达到自由的境界了。　　当一些外界的原因或者内心的意向突然把我们高举起来离开不息的欲望之流，使知识摆脱意志的奴役，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再指向欲望的动机，而理解事物不受它们意志关系的束缚，从而观察事物没有私心，不带主观性，纯粹客观——注意力完全把事物作为表象而不是作为动机来进行观察。然后，过去我们总是在追求，但是在欲望的前一阶段的过程中总是逃避我们的那种安宁，突然自动地来到我们跟前，与我们相处泰然。这就是伊壁鸠鲁尊为至善、誉为仙垅的无痛苦境界；因为我们暂时摆脱了意志的悲惨挣扎；从意欲的苦役监禁中暂得安息；伊克西翁的轮子就停止了转动。2.天才　　天才是非意志认识的最高形态。生命的最低形态完全由意志构成，没有认识；一般人意志多于认识：而天才则是认识多于意志。“天才的特征是：认识功能的发展远远领先于意志的需求。”其中包括部分生殖力向理性活动转移。“天才的基本条件，就是理性和敏锐性对生殖力量的非同寻常的支配。”因此，天才敌视女人，因为女人代表生殖，代表理智对生存意志的屈服。“女人可能具有很强的能力，但成不了天才，因为她们总是倾向于主观”：对她们来说，一切事物都有个性，都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天才在精神上具有的客观倾向。……天才有超越自己的利益、愿望的能力，并能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抛开自己的个性，成为完美的认识主体。……因此，天才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知识优于意志的神色。在普通人的表情中，意志的总是占优势的，认识在意志的推动下才发生作用，并且为个人得失的动机所支配。　　挣脱了意志的束缚，理性就能真切地观察事物。就像阳光穿透云层一样，思想能穿过激情的迷障，揭示事物的本质。正因为排除了主观偏见，天才在这个固执、务实和自私的世界中才感到难以适应。他看得远，却没有留心眼前；他粗心、孤僻，他的眼睛凝望星空，身体却掉进了水坑。但是，“美带来的快乐，艺术给予的安慰，……足以使他忘却生活的细枝末节”，并且“补偿他由于清醒而增加的痛苦，以及在人群中所受的冷遇”。3.艺术　　艺术的作用就是把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忘掉自我和物质利益，使心灵上升到对真理的无意志思考的高度。科学的对象是包括特殊的普遍，而艺术的对象是包括共性的特殊。“即使是肖像画，也应该是理想化的个体。”一件艺术作品越成功，它就越能揭示所描绘物体的共性。因此，人的肖像不必追求摄影般的精确，而要通过个人肖像尽可能展示人类的普遍性。艺术比科学更伟大，因为科学的发展靠的是辛勤的积累和严谨的推理，而艺术只需直觉和表现就能立刻达到目的；科学需要才能，而艺术需要天才。　　艺术家彻底摆脱了个人利益的束缚，“就艺术感受而言，在监狱里看到的日落与在宫廷里看到的没有丝毫差别。”正是这种超越意志的感受给过去增添了迷人的魅力，使它们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同样，悲剧使人们摆脱个人意志的束缚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来审视我们的痛苦，于是就有了审美价值，艺术通过表现永恒于普遍来减轻人生的痛苦。斯宾诺莎说：“精神只有理解了事物永恒的一面才会获得永恒。”　　艺术使我们超越意志的力量首先表现在音乐中。和别的艺术不同，音乐绝不是事物的本质，也不是理念的临摹，而是“意志自身的写照”。它表现的是运动、奋斗的意志，并最终回归到它自身，开始新的奋斗。“这就是音乐比其他艺术更有力、更感人的原因，因为其他艺术只代表事物的影子，而音乐代表的是事物本身”，和别的艺术不同，音乐不需要以任何观念为媒介就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感。节奏之于音乐如同对称之于造型艺术，因此，音乐与建筑正好对应，歌德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对称则是静止的节奏。4.宗教　　艺术就是意志的消退和对永恒与普遍的思索，叔本华的这一艺术理论也是一种宗教理论。叔本华幼年时所受的宗教训练很少。他鄙视神学家，把宗教说成是“大众的形而上学”。到了晚年，他开始认识到某些宗教实践和教义具有深刻的意义。“超自然主义者和唯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在于他们看不到宗教的寓言性。”例如，基督教就是一种深奥的悲观主义哲学。“原罪(对意志的强调)和获救(对意志的否定)是构成基督教实质的伟大真理”。对那些不能带来快乐，只能带来幻灭和更大欲望的欲求来说，斋戒是一种绝妙的削弱手段。“基督教战胜了犹太教和希腊、罗马的异教，靠的就是悲观主义，它认为我们罪孽深重，不能自救；而犹太教和异教却是乐观的，它们把宗教视为对神的贿赂，以此祈求尘世欲望的实现；基督教将宗教视为对尘世欢乐的遏制，它宣扬不争和彻底抛弃个人意志的基督精神。　　和基督教相比，佛教更为精深，因为它把消灭意志作为宗教的全部内涵，并宣扬涅槃是人类发展的归宿。印度的佛教徒比欧洲的思想家更为深刻，因为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不是客观、理性的，而是主观的、直觉的。理性区别万物，而直觉统一万物。淀槃是最高的智慧：把自我降至欲望和意志的最低点。“意志被激发的程度越小，我们的痛苦也就越少”。七、死亡的智慧　　但这还远远不够。个人可以通过涅槃获得无意志的宁静，找到得救之路；然而，个人的生命终结后又会怎样?生命仍在嘲笑着个人的死亡，它将在子孙后代身上延续下去：对整个种族来说，有没有像个人涅槃一样的拯救之路呢?　　显然，对意志最根本的征服只能是堵住生命的源泉——生殖意志，“生殖冲动的满足应受到谴责，因为它最有力地肯定了求生欲望”。孩子们究竟有什么错，竟被降生到人间?　　我们对喧嚣的红尘冷眼旁观，就会发现那些被欲望支配的人是多么贫困和痛苦，人们在竭力满足欲望的无底洞，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勉强维持生命而已。恋人之间眉目传情，但他们的目光为躲躲闪闪?因为他们是叛逆者，企图使那些本该很快结束的欲望和痛苦延续下去。……羞耻总是与生殖过程紧密相连的深刻原因正在于此。　　女人是罪魁祸首，因为当认识能够摆脱意志的束缚时，美色又将男人引诱到生殖中去。年轻人看不到这种美色的短暂，而一旦看透，就已经晚了。　　造物主赋予她们短短几年的美丽和妩媚，使她们能够在这几年获得男人的感情，使男人承担起照顾她们的责任。……和创造别的东西一样，造物主在创造女人时也采取了经济手段。雌蚁在交配后，双翼就会脱落，因为对产卵和孵化来说，双翼已成了累赘；女人在生下一两个孩子以后，就会失去美丽，其原因也许是一样的。　　年轻的男人应该想想：“如果今天使他们写情诗的女人早生十八年，他们甚至不会正眼看她们一下。”毕竟男人的身体远比女人完美。　　只有理性被性冲动蒙蔽的男人，才会把那些矮小、窄肩、肥臀、短腿的女人称为“美丽的性别”。与其说她们美丽，倒不如说她们毫无美感，无论是对音乐、诗歌还是美术，她们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受。如果她们为取悦别人而装出内行的样子，那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她们不可能对任何事物采取纯粹客观的态度。……即使是拥有卓越智慧的女人，也从未在美术和其他方面取得任何独创性的成就。　　崇拜女性是基督教和德国感伤思潮的产物，也是声称感情、本能与意志高于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的起因。在这方面，亚洲人更聪明，他们坦率地承认女性的卑贱。“如果法律让女人拥有和男人同等的权利，就应该同时赋予她们和男人一样的理性”。亚洲人在婚姻制度上也表现得比我们坦诚，他们认为一夫多妻制是合理、合法的。虽然这种风俗在我们中间流行，但却要加以掩饰。“所有女人都有奢侈、浪费的毛病”，因为她们只顾眼前，而且其主要户外活动就是购物。“女人认为，挣钱是男人的本分，而花钱则是她们的职责”，“因此，我主张女人应该处于男性的全权管理之下；另外，女人也不应管理非自己所得的财产”。　　在女人身上花费的精力越少越好。没有她们，生活会更安定。如果男人能充分认识到美色中的陷阱，生殖的滑稽剧就会收场。理性的发展会削弱生殖意志，最终达到人类的灭绝。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了，——为什么刚刚为失败和死亡落下去的帷幕总要重新为新的生命、新的挣扎和新的失败而打开呢?我们还要在这种只有痛苦结局的深渊里陷多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勇敢地对意志说：生命的美好只是谎言，只有死亡才是最大的恩赐呢？八、评论　　悲观主义中含有很大一部分利己主义成分：世界对我们并不友善，我们就在哲学上鄙视它，但这意味着忽略斯宾诺莎的教训，那就是：道义上的褒贬只是人类自己的判断，当应用于整个宇宙时，则根本无足轻重。实际上，我们对生活的厌恶只是对厌倦自己的掩饰：我们自己把生活搞得一团糟，却责怪不会为自已辩护的“环境”与“世界”。真正成熟的人能够接受生活中的种种自然限制。实际上，世界既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而只是我们手中的原料，它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这全看我们自己的态度。　　叔本华悲观失望的部分原因来自他们的浪漫态度和期望。青年对世界的期望太高：乐观的后果就是悲观。浪漫主义对感情、本能和意志大加颂扬，对理性、节制与秩序嗤之以鼻，这给它带来了报应。因为世界对理智者是一场喜剧，对感受者却是一场悲剧。“浪漫主义运动产生的忧郁作品之多，也许是任何其他运动都无法比拟的。……当浪漫主义者发现理想中的幸福在实际上成了不幸时，他并不归咎于自己的理想，而是认为这个世界与他这种精美的生物不相称”。 一个多变的宇宙又怎能满足一个多变的心灵呢？　　拿破仑皇袍加身的情景，卢梭对理性的责难，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以及叔本华本人急躁的性格和他的生活经历，都在暗示着意志的卓越和权威。也许滑铁卢和圣赫勒拿岛也促成了他的悲观。与坚强的黑格尔相反，他感觉不到斗争的光荣和可贵；他渴望和平，却生活在战争之中。他眼里只有争斗，却未能看见硝烟的背后是邻居们友善的互助、儿童的嬉闹、姑娘的舞蹈、父母与爱人的相互奉献、大地的忍耐和春天的复苏。　　假如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只能引起新的欲望，又会怎样呢?也许我们还是永不满足为好，正如古训所说，幸福是创造而不是占有或满足。一个健康人虽然幸福，但他更愿得到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正如飞机或鸟儿升空时需要阻力，我们也需要阻力来使自己上升，我们需要各种挫折来增强我们的力量、激励我们的成长。　　“知识越多，痛苦就越多”，这种说法对吗?是的。但知识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增加痛苦，最细腻的快乐和最强烈的痛苦是那些最高级的灵魂所独有的，伏尔泰宁要婆罗门“痛苦”的智慧，也不要农妇幸福的愚昧；我们希望敏锐、深刻地体验生活，甚至不惜以付出痛苦的代价；智慧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快乐。　　快乐是消极的吗?只有逃避现实的人才会说出这种亵渎人生的话来。无疑，逃避、偷懒的快乐，苟且偷安的快乐和离群索居的快乐是消极的，因为它们背后是消极的本能在起主导作用；但是，当积极的本能起主导作用时，我们还能作出那样的判断吗?开怀大笑、孩子的嬉闹、鸟儿的鸣唱、雄鸡的报晓，或是艺术创造的快乐，难道都是消极的吗?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的每一个正常机能都具有一定的乐趣。　　诚然，死亡很可怕，假如一个人度过了正常的一生，那么，他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大为减轻。难道长生不老会使我们快乐吗?阿哈苏洛斯被处以长生不老的极刑时，有谁会羡慕他呢?死亡之所以可怕，不正是因为生活太美好吗?我们不必像拿破仑那样，把怕死的人说成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断定，一个活到七十岁的人已经克服了悲观。　　一个几乎在公寓中度过了一辈子的人，一个遗弃了自己的独生子的人又怎么能避免悲观呢?叔本华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拒绝了正常的生活——放弃了女人、婚姻和孩子。他将生儿育女视为莫大的罪过，而健康人却认为这是人生中的最大的满足。他认为恋爱时之所以羞涩，是因为延续人种是可耻的事——还有比这荒谬的观点吗?他只看到爱情是个人对人种的牺牲，而忽略了本能补偿牺牲时带来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如此之大，以致激发了世界上绝大多数诗歌。　　这奇特而刺激的哲学还有其他一些破绽。在一个由生存意志推动的世界中，怎么会有自杀现象呢?理性一开始就是意志的奴仆，又怎么能获得独立性与客观性呢?如果理性与哲学的真正作用不是否定意志，而是把各种欲望协调成统一、和谐的意志，那又该怎么办呢?　　但是，叔本华哲学也有它的真实之处，在这种真实面前，大部分乐观的信条立刻成了装饰品。斯宾诺莎认为好与坏是主观判断和人的成见，这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我们不得不从人类的痛苦和需求出发，而不是用“不偏不倚”的观点去评价这个世界。难怪叔本华要迫使哲学去面对赤裸裸的丑恶现实，把减轻人类痛苦当成他的思想的根本任务。自他以后，哲学就更难在逻辑的虚幻气氛中生存了。思想家们开始发现，没有行动的思想只能是一种弊病。　　无论如何，叔本华拓宽了心理学家的视野，使他们注意到本能的深度和无所不在的力量。理性主义在卢梭时代就身患重病，到康德时代已经卧床不起，到叔本华时代则彻底死亡了。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内省性分析之后，哲学在思想背后发现了欲望，在理性背后发现了本能。我们应该感谢叔本华，是他为我们揭开了内心的奥秘，他告诉我们，欲望是一切哲学中无可置疑的公理；他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使我们认识到思想并不只是对与人格无关的事件所作的抽象计算，而是行动和欲望的灵巧工具。　　最后，叔本华还使我们明白了天才的必要性和艺术的价值。他认为美就是最大的善，对美的创造和珍爱就是最大的快乐。他与歌德、卡莱尔联手反对黑格尔、马克思和搏克尔否认英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在一个伟人似乎都已销声匿迹的时代，他再次倡导了对英雄的敬仰。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他还是成功地跻身于伟人之列。--------------------------------------------------------------------------------★第八章赫伯特·斯宾塞一、孔德与达尔文　　自称为“未来所有形而上学之先驱”的康德哲学，其本意就是要宣判各种传统思辨方式的死刑。但结果正相反，它破坏了一切形而上学，因为在整个思想史上，形而上学一直是指试图发现现实的终极本质的一种方式。然而，人们从这位权威那里得到的启发却是，现实是不可捉摸的，它是一个可以设想，却无从认知的“本体”。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依然普遍认为，宇宙还在严守着它的奥秘。欧洲思想界在“绝对”陶醉了一代人之后产生了逆反情绪，开始排斥一切类型的形而上学了。　　法国人善于怀疑，因此在他们中间产生“实证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也就不奇怪了。奥古斯特·孔德1798年出生于蒙彼利埃。他年轻时对本杰明·富兰克林非常推崇，将他视为现代苏格拉底。孔德一开始就干得不错，成了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不仅用杜尔哥和孔多塞的改革热情来感染他，还向他传授了自己的思想，即社会现象与物理现象一样，也可以整理出规律和科学：所有哲学都应该重视从道德和政治上提高人类素质。然而，孔德和大多数志在改造世界的人一样，发现单是治家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1827年，他被两年的不幸婚姻搞得精神崩溃，竟然投了塞纳河，企图一死了之。因此，发表于1830年至1842年间的五卷《实证哲学》和在1851年至1854年间问世的四卷《实证哲学体系》都要部分归功于当时前来营救孔德的人。　　这两部著作涵盖面之广、作者的耐性之大，在近代史上只有斯宾塞的“综合哲学”能与之相比。书中对各门科学根据论题从简到繁、由广到窄作了排列：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每门科学都是以它前面的各门学科的成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学是一切科学的巅峰，而别的科学只有在对社会学有所启迪的时候才有存在的理由。　　在每个思想领域，思想史学者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三阶段法则”：首先，人们按神学方法进行思考，以神的意志来阐释一切问题——例如把天上的星星当作天神或神的战车；接着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来解释上述问题——例如，星体沿圆形轨道运行，是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最后，精确的观察、假设和实验把事物纳入了实际科学，人们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阐释现象，“神的意志”被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类虚幻概念取代，而这些概念又被科学规律所取代。形而上学是发展受到阻碍的阶段，孔德认为已经到了抛弃这些幼稚观念的时候了。哲学和科学并非两种不同的事物，哲学的任务就是协调所有的科学以改善人类生活。　　这种实证主义含有某种教条的唯理智主义因素，这也许反映了这位醒悟后又陷入孤独的暂学家的心情，1845年，克罗第尔·德沃夫人(她丈夫当时正在监狱中服刑)征服了孔德的心，在爱情的激发下，孔德将情感作为一种改造力量而置于理智之上，并且推断说，这个世界只有通过一种新的宗教才能得到拯救。这种宗教的作用是将人提升到礼拜仪式中的崇拜对象的高度，以培养和加强人性中薄弱的利他主义精神。有人说，孔德把天主教的全部教义奉献给了世界，却把基督教抛在一边。　　实证主义运动正好符合英国的思潮。英国思潮的精神源于工业和商贸的发展，对物质现实怀有崇敬之情。培根使思维和精神转向了物质世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洛克的感觉论、休谟的怀疑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都是以忙碌、务实的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赞成孔德与斯宾塞观点的人认为哲学就是对一切科学成果的概括，因此实证主义运动在英国拥有的支持者超过了它的诞生地。　　工业革命源自早期的科学，反过来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当时，各门科学正发展到一个纷繁复杂的阶段，人们对此感到迷惘，他们期望有人对其加以整理和概括。在斯宾塞青年时代，在所有的大事件中，最让英国震惊的要算生物学的发展和进化论了。进化论的诞生充分证明了科学的世界性：康德提到过猿猴变成人的可能性；歌德曾论及“植物的变异”；厄拉斯姆斯·达尔文和拉马克都提出了相同学说。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进化论得到了广泛传播。早在达尔文之前，斯宾塞就在他的《发展假说》和《心理学原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1858年，达尔文和华莱士宣读了他们举世闻名的论文。1859年，《物种起源》的问世使整个旧世界土崩瓦解。在整个五十年代，全世界都在谈论进化论。斯宾塞之所以能够站在这一思潮的浪尖上，一方面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进化学说可以运用于一切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广博的学识。　　在十七世纪，数学统治了哲学，因而产生了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巴斯噶；心理学统治了哲学之后，产生了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和康德；到了十九世纪，在谢林、叔本华、斯宾塞、尼采和柏格森等人的著作中，生物学成了哲学思想的背景。犹如亞美利哥·韦斯普奇因为绘制了一幅地图，那片新大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样。赫伯特·斯宾塞就是达尔文时代的韦斯普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这个时代的哥伦布。二、斯宾塞的生平　　斯宾塞1820年生于德比，父母两方的祖先都不信英国国教。他的父亲从不用超自然的观点来解释任何事物，他爱好的是科学，曾写过《创造几何学》一书。在政治上，他和儿子一样，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从不向任何人脱帽致意，无沦对方的身份多么显赫”，“当他没听懂我母亲的某个问题时，不会荐去问个明白，而是保持沉默，让它不了了之。他一生都保持着这种做法，尽管这样做毫无益处”，老斯宾塞的这种性格使人联想到赫伯特·斯宾塞晚年反对政府职能扩大化的情形。　　这位著名哲学家的父亲、叔父和外祖父都是私立学校的教师，但他却直到四十岁都没有上过学。幼年的赫伯特很懒散，父亲对他十分溺爱。十三岁时他被送到辛顿，跟严厉的叔父一起生活。但他很快就逃出了叔父家，历尽艰辛回到了德比——第一天走了四十八英里，第二天走了四十七英里，第三天走了二十英里，途中靠一点面包和啤酒果腹。几个星期后，他又回到了辛顿，并在那里住了三年。这就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惟一的系统教育。后来，他自己也搞不清在辛顿学到了什么。他曾自豪地说：“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青年时期，我没上过一次英文课，直至现在，我对规范的句法仍然一窍不通。”四十岁那年他开始读《伊利亚特》，然而“大约读了六段，我就发现继续读下去太难受了，我宁愿丢掉一大笔钱也不想看完它。”他的一位秘书告诉我们，斯宾塞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一本科学方面的书，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领域，他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在研究化学时烧伤过手，并且发生过几次爆炸事故；为了研究昆虫学，他观察过虫子；在后来当土木工程师时，他学了一些关于地层和化石的知识；其他的知识他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学到的。三十岁以前，他从来没有思考过哲学问题。后来，他读了刘易斯的著作，并想接着读康德的著作；但一开始他就发现康德把空间和时间视为感性知觉的形式而不是客观事物，就断定康德是个笨蛋，于是把书扔到了一边。他的秘书说，斯宾塞在写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时，“仅读过乔纳森·戴蒙德的一本伦理学著作，那是本旧书，当时早已被人遗忘”。他只读了休谟、曼塞尔和里德的著作就写出了《心理学》；只读了卡彭特的《比较生理学》就写出了《生物学》；在写《社会学》时，他连孔德或泰勒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在写作《伦理学》之前，他从未读过康德、穆勒和别的伦理学家的著作，只读过塞奇威克的书。这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受的精深而又严格的教育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那么，他是怎么得到上千个论点的证据的呢?大部分是通过直接观察，信手拈来的，而非取之于现成的书本。任何时候，他都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一旦看准自己要干的事业，并发现了他以后一切工作的核心——进化论之后，他的脑子仿佛变成了一块磁铁，不断地吸收有关的材料。无产阶级和商人们对他的名字感到亲切，这不奇怪，因为这位哲学家的头脑和他们一样——与书本知识无缘，对“文化”非常无知，却装满了实践知识。　　他为了生计而工作，因袭他的职业也增强了他的务实精神。他当过铁路与桥梁的勘测员、检察官和设计师。总的来说，他是个工程师。他还喜欢搞一些发明创造，虽然全都没有成功，但他在《自传》里谈到这些发明时总是满怀喜悦。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别出心裁的盐窖、细颈提壶、蜡烛熄灭器、病人轮椅等发明。他发明了一些新式饮食法，他一度只吃素食，但在得知另一个素食者患了贫血症时，就放弃了这一做法。在那些日子里他什么都想试试，甚至想过搬到新西兰去，却没有想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并不需要哲学家。　　为了自己果敢的唯实论和务实的观念，他失去了诗歌与艺术的灵性和趣味。在他二十卷著作中惟一有点诗意句子，还是一个排字工人的功劳，他将“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检验”误排成“日常生活对科学预见的诗化”。他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盛名之下不免自负，他虽然为人坦诚，无所畏惧，极富独创性，但也不乏武断与偏执：他蔑视一切阿谀奉承之举，拒绝一切政府授予的荣誉；四十年来，他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但仍然不辞辛劳地工作。也许因为是教师的后代，他的著作带有明显的说教口吻，仿佛他正手拿戒尺训斥学生，他说：“没有我搞不清的事情。”孤独的独身生活使他缺乏人情味。他曾经跟英国的伟大女性乔治·艾略特有过一段恋情，但却不喜欢她的才智。在那个充满浪漫气氛的时代，他严肃、沉默，犹如一尊庄严的塑像。　　斯宾塞四十岁时写道：“直到今天，我的生活仍然杂乱无章。”确实，很少有哲学家的生活像他那样动荡不安。但是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并且极为敬业。他三十岁时，由于贬斥了乔纳森·戴蒙德的《道德原则论文集》，他父亲要他就同一课题写出自己的观点。他接受了挑战，于是写了《社会静力学》。1852年，他写了论文《人口理论》。他在文中提出，生存竞争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他在同年发表的论文《进化假说》中对陈腐观念进行了驳斥。1855年，他在第二部著作《心理学原理》中探索了智能的进化。后来，又在1857年写了《进步：规律及原因》。这篇文章接受了冯·贝尔的观点，认为一切生物都是从最初的同一种形态发展到不同形态，并将这一观点确定为历史进步的一般原理。总之，斯宾塞是和时代一起长的，这时的他已具备了成为进化论哲学家的条件。　　1858年，他在修订过去的论文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提出的许多观点互相关联，可以自成体系。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中：进化论不仅可以用于生物学，也许还可以用于一切学科中；它不仅可用于解释物种和属类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解释天体和地层、社会史和政治史、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发展。他打算写一系列著作，说明物质如何从星云进化到人类的大脑，人类又怎样从原始阶段发展到莎士比亚时代，这个计划令他兴奋异常。但一想到自己已年近四十，他几乎绝望了。三年前，他刚患过一次全身性衰竭，连续十八个月没有工作能力。他心灰意冷，四处游荡。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再也不能完全康复了，并且每次用脑超过一小时，他就无法继续工作。从来没有人以如此衰弱的身体从事这项事业，也没有人到了这个年纪才选择那么伟大的事业。　　他贫困，但从不认真考虑谋生的问题，他说过：“我不想过优裕的生活，我认为不值得为生活费心费力。”他在继承了叔叔的2500美元遗产后，就辞去了编辑职务。由于坐吃山空，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这时，他想出一个主意，为他计划中的书征求预订费。这样也许能勉强糊口，把写作维持下去，他写了一个大纲交给赫胥黎、刘易斯和其他一些朋友，他们给他招来了预订者，其中不乏显赫人物。他的著作简介在1860年发表后，给他带不少订户，可以让他每年得到1500美元。虽然不多，但斯宾塞已心满意足了。　　没想到，《第一原理》于1862年问世后，很多订户取消了订单。因为是该书的“第一章”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却得罪了主教和权威学者们。《第一原理》和《物种起源》成了一场“书本论战”的中心，在这场大战中，赫胥黎充当了达尔文主义和不可知论阵营的头领，进化论者一度遭到正人君子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道德沦丧的魔鬼，应该钉在耻辱柱上任人唾骂。斯宾塞的订户越来越少，许多订户甚至收到书后拒绝付款。斯宾塞只好自己出钱弥补亏空，尽力使写作维持下去。最后，他终于耗尽了所有的钱和勇气，他给剩下的订户寄去通知，声明自己写不下去了。　　这时，出现了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斯宾塞的头号对手、那位在《第一原理》问世前一直统治着英国哲学界的人物，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地位已被这位进化论哲学家替代，就于1866年2月4日给斯宾塞写了一封信：尊敬的先生：　　上周我看到了你的《生物学》十二月分册，并对所附通知表示遗憾，……我建议您继续撰写后面的部分，我愿意补足出版商的亏损。……请你不要把这个建议看成施舍，即使真是那样，我仍希望您能接受，但事情绝不是那样的——这纯粹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合诈的建议。您为之呕心沥血的目标一旦实现，将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幸事。　　谨此　　J.S.穆勒　　斯宾塞婉言谢绝了穆勒的好意，但穆勒劝说自己的朋友每人向斯宾塞订了二百五十份。斯宾塞再次拒绝了他拉的订单，这时，斯宾塞意外地收到了尤曼斯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美国的斯宾塞崇拜者以他的名义买了七千美元的公用股票，利息或股息将归他所有。这一次斯宾塞不再固执己见。这项馈赠所寄托的希望使他再次燃起了热情。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笔耕不已，直到《综合哲学》各卷全部顺利出版。精神和意志终于战胜了病魔和困难，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第一原理》1.不可知之物　　一开头，斯宾塞就写道：“不仅‘恶中有善’，而且谬误中也含有真理。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了。”所以，他主张研究各种宗教观念以发现真理的内核，这个内核凭着信仰不断变化的形式，赋予了宗教对人类灵魂的持久支配力量。　　他很快就发现，一切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都是难以想像的。无神论者试图证明宇宙是一个即没有起因也没有起点的自在物，但我们想像不出任何没有起点或起因的事物。有神论者的解释也不过是退了一步，对神学家们“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连小孩也能提出让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宗教的一切终极观念在逻辑上都不成立。　　同样，科学的一切终极观念也超出了理性认知的范围。什么是物质?我们把物质分割为原子，然后又不得不像分解分子那样再分割原子，于是我们就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认为物质是可以无穷分割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物质的分割有一定限度。空间和时间的可分割性也是如此，最终，这两种观念都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坚持把物质分割下去，那么最后只剩下一种力——一种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或者抗拒找们的运动器官的力——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谁又能告诉我们力是什么?从物理学到心理学，精神和意识这两个概念更是令人费解。“科学家在一切领域的研究最后都会使他面临一个不解之谜：而且他将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个不解之谜。他马上就会发现人类智力的伟大和局限——它有能力处理经验范围之内的全部问题，然而对超越这个范围的问题却无能为力。科学家比别人更真切地知道，从智力的最终本质上看，一切事物都是不可理解的。”用赫胥黎的话来说，惟一真实可靠的哲学就是不可知论。　　造成这些难题的共同原因是所有知识都有相对性。“思考就是建立事物间的联系，任何思想都无法表达关系以外的事物。……智力受现象的限制，并只能处理现象。如果想用它处理现象之外的事物，我们就会感到莫名其妙。”“相对”和“现象”的名称和性质都暗示着在它们背后存在着某种终极、绝对的东西，那个“实在”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因此，要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不难，科学应当承认它的“规律”仅适用于现象和相对事物；宗教也应当承认神学是为某个无法用概念表述的信仰而创造的神话。精神和物质都是相对的现象，是一个终极原因的两种结果。而这个原因的性质必然是不可知的，承认这个“不可知的力”的存在是一切宗教真理的核心，也是一切哲学的开端。2.进化论　　哲学指出了不可知物之后，就转向可知之物。形而上学只是海市蜃楼，用米西莱的话说，它是“一种有条理地迷惑自己的艺术”。哲学正确的范畴和作用应该是总结和统一科学成果。“最低级的知识是彼此没有联系的知识，科学是有部分联系的知识，哲学则是完全相联系的知识”。这种完全的联系需要一个普遍的原理来概括所有的经验，是否存在这样的原理呢?　　通过把物理学中一些基本规律联系起来，我们也许能发现这样一个原理。这些规律是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运动永恒、力与力之间关系的永恒、各种力的等效性和互换性(甚至精神的力和物质的力之间也是如此)，以及运动的节奏。　　所有这些“可知之物的规律”都可以归结为力的永恒性这个终极规律。但是，该原理具确某种惰性，它甚至没有对生命的奥秘作过任何提示。实在的动态原理是什么?万物生灭的程式是什么?它必然是一个进化和消亡的公式，因为“任何事物的整个历史都必须包括从不可知的状态中出现，又消失在不可知的状态中这两个阶段”。　　因此，斯宾塞提出了他那轰动欧洲思想界的进化公式。“进化就是物质的整体化及同时发生的运动的消解过程；在这期间，物质由不确定的、互不相干的同质状态过渡到确定的、彼此关联的异质状态，同时保留下来的运动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这是什么意思呢?　　星云形成行星，海洋与山脉的形成，植物细胞和人体组织的新陈代谢，生命的发育，感觉和记忆转化成知识和思想，知识再统一成科学和哲学，家庭发展为部落、氏族、城市、国家，乃至“世界联邦”，这些都是物质的整体化过程——各自独立的项目汇集成群体和整体的过程。这种整体化过程必然会削弱各组成部分的运动，正如国家权力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减少个人自由一样。与此同时，也使各组成部分具有相互依赖性，形成一种由相互关系构成的保护组织，这种组织导致“凝聚”，从而增强共同生存的能力。在整体化过程中，物质的形体和功能也变得更为确定：星云本是模糊不清的物质，却产生了椭圆形的行星、轮廓分明的山脉、具有特定形体和性质的有机体、分工不同并具有专门功能的生理结构和政治结构等等。原始星云是同质的物质，但它不久就分化为各种气体、液体和固体；在地球上，青草使大地披上绿装，积雪使山顶戴上白盔，海水使海洋一片蔚蓝；进化中的生命从相对同质的原生质中产生了各种营养、生殖、运动和感觉器官；一种简单的语言派生出无数的语种；一门单一的科学派生出上百个学科；一个民族的民间传说演化出上千种文学艺术彤式；人的个性不断发展，变得独特、鲜明；每个种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性，整体化和异质性使各部分聚集成更大的整体，同时又使其分化出更加繁复的形式：这就是进化论的基本含义，凡是从分散状态发展到统一状态，从简单的同质状态发展到复杂的异质状态的进程，都是进化；反之，都是衰退、分解的过程。　　斯宾塞还告诉我们，任何运动只要有阻力迟早会停息。行星每运行一周，其轨道就会缩小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太阳会变得不那么温暖明亮；潮汐的摩擦将减缓地球的自转。地球养育了无数拼命繁衍的生命，总有一天，它的运动将变得缓慢；我们的血液将变得更冷、流得更慢；我们将像濒危生物一样把天堂看作长眠的场所，而不是生活的乐园：社会将解体，城市将沦为穷乡僻壤；生命赖以生存的协调将变成无异于死亡的分散与失凋，世界的前景将是一片凄凉；地球本身也将瓦解，重新消散成尘埃和星云。这样，一个进化和消亡的循环就完成了。下一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并且周而复始，永不停息；但结局总是这样的，生命打着死亡的烙印，所有事物的诞生都是死亡的序幕。　　《第一原理》是一部恢宏的戏剧，它以典雅、庄严的笔调描述了星球、生命和人类的兴亡：假它是一部悲剧，“所剩的是一片死寂”——用哈姆雷特的这句话来做结束语再恰当不过了。这样的论调引起世人的反感是很正常的。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既然死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是宁可多关注生活。和叔本华一样，斯宾塞也认为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在他辉煌的一生将要结束时，他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生活毫无意义。他犯了哲学家的通病，眼光太远而忽略了眼前的生活乐趣。　　他知道人们不会爱好这样一种哲学，它最后的定论不是上帝和天堂，而是平衡和衰灭；在结束第一部分时他以非凡的口才和热诚申辩说，他有权利说出他所见到的悲观的真情实况。　　谁如果不愿意说出他所认为的最高真理，唯恐这会大走到时代的前面去了，那末只要他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的行为，他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但愿他记住，意见便是那样一种动力，通过它，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可以使外界的部署措施进行自我调节，记住他的意见当然会形成这种动力的一部分——是力的一个单位，与其它这样的力的单位，一起构成总的力量，努力实现社会改革。而且他将了解自己可以恰当地道出自己内心深处的信念，听任信念产生可以产生的任何效果。他同情某些原则而反对别的原则，这并非是无缘无故的。他，和他的全部才能，以及愿望与信念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的产物。他在继承过去，同时又是未来之父；他的思想犹如他所生的子女，他可不能漫不经心，听其自生自灭。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他有理由可以认为自己是无数动力之一，那“未知的动因”就是通过它们而起作用的；当那“未知的动因”在他身上产生某种信念时，他就因而有权表明并身体力行那种信念。……所以聪明的人绝不会认为自己内心所有的信仰是突如其来的。他会无所畏惧地说出他见到的最高真理，懂得不论结果如何，他在这世界上也就这样在尽他的本分——懂得：如果他能实现自己心目中想望的改革——那自然好得很；如果不行——也好得很，虽然并非那样的好。四、生物学——生命的进化　　《综合哲学》第二卷和第三卷于1872年问世，书名为《生物学原理》。一开始，斯宾塞就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生命，就是为适应外部关系而对内部关系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这种对应并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过程：生命的特性就在于，其内部关系的调节是在外部关系改变之前预先进行的，正如动物缩紧身体以躲避打击。这个定义的缺陷是忽视了有机体改造环境的活动，而且没能对促使有机体做出预先调节的那个神秘的力量作出解释。在后来的版本中，斯宾塞只好加了一章，专门探讨“生命的能动因素”，并承认自己的这个定义没能真正揭示出生命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生命’的本质是不能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来认知的。”他没有意识到，承认这一点会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多大的破坏。　　斯宾塞认识到，在整个物种的生命中都能看到繁殖力为适应环境所做的调节。一般来说，生长变化与能量消耗成反比；生育率变化与生长幅度也成反比。“养马人都知道，假如让一匹小牝马生马驹，它就长不到成年马那么大，……相反，被阉割的动物，如鸡，尤其是猫，通常要比未被阉割的同类长得大。”个体生命的发育和能力越强，其生殖率就越低。“如果一个低级物种与外部危险抗争的能力很弱，那么它必然要以极大的繁殖能力来弥补由此造成的死亡，否则该物种就会灭绝；反之，如果一个物种自卫能力很强，其繁殖能力必然相应下降，否则繁殖速度就会超出食物的增长速度。”因此，越是发达的物种和群体，其出生率就越低，不过，这个规律也一样适用于个体，例如，智力似乎就和繁殖力成反比，“凡是繁殖力特别强的生物都表现出了智力迟钝现象。因此，人类以后将经历的特殊的进化过程，极有可能引起生殖能力下降。”哲学家大多以逃避生育而闻名。另一方面，做了母亲之后的妇女，智力活动一般会减少。　　尽管出生率与群体生存的需要大致相适应，但这一适应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有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这个普遍原理是正确的，“人口压力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直接原因。它迫使人类散居各处，并改变游猎的习性转而从事农耕：它导致了地球表面的开垦，强迫人类进入社会形态，……并产生社会观念。它还刺激了生产方式的改革，促进了人类的技术与智能。”人口压力也是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因。在竞争中，适者才能生存，因而人种素质得以提高。　　适者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自发的优化变异还是由于遗传的特性和能力?对于这个问题，斯宾塞没有武断地下结论。他愿意接受达尔文的学说，但又感到它无法解释某些事实，因此只好有保留地采纳了拉马克的观点，并指出了达尔文学说中的一些缺陷。有趣的是，今天的新拉马克派中竟然也有一些达尔文的信徒，而当代最杰出的英国生物学家却呼吁，必须舍弃达尔文的狭义进化论。五、心理学——思维的进化　　《心理学原理》是斯宾塞哲学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在这本书中，斯宾塞表现出他长于论述而苦于论据不足的特点。尽管如此，《心理学原理》还是有它引人注目的地方。斯宾塞最早在心理学史上采用了坚定的进化论观点，最早尝试用遗传学的方法来解释问题，并努力探索复杂的思维活动，将其解释为最简单的神经作用，乃至最后的物质运动。的确，他的这些努力失败了，但谁又成功地进行过这种尝试呢?斯宾塞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试图揭示意识进化的过程，但是，他为了证明这个过程，最后不得不把意识说成是无处不在的。他坚定地认为，从星云到思维有着一个连续不断的进化过程，最后他又承认，物质只有通过思维才能为人所认识。该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也许是那些摈弃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段落：　　分子的振荡在意识中表现为神经的波动，而且两者可以被认为是一回事，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无论什么努力都不能使我们把两者等同起来。感觉单位与运动单位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在我们把两者并列在一起时再明显不过了。意识做出的直接判断，在通过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它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也许有人能够证明，分子振动的感知是由诸多感觉单位构成的，(即我们对物质的认知由思维单位构成，这些单位包括知觉、记忆、观念。)……是把精神现象解释为物质现象，还是把物质现象解释为精神现象?如果我们必须进行选择的话，后者似乎更为可取。　　无疑，思维有着进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单一到混合再到复杂、从反射到趋向性再到本能，并通过记忆与想像提高到理智的反应方式的发展过程。假如读者能在一生中读完这部一千四百页的生理和心理分析著作，一定会强烈地感觉到生命和思维的连续性。　　本能和理智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它们都是内部关系为适应外部关系而进行的调节：仅有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本能所反应的关系相对地较为简单，而理智所面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所谓理性行为，其实也是一种本能反应，这种反应在由特定环境所引起的一场斗争中战胜了其他本能反应而得以保存。所谓思考，也是各种对立冲动之间的争斗。从本质上说，理智与本能、思维与生命，是一体的。　　“意志”是一个抽象的术语，用以概括我们主动的冲动；决断则意味着一个未受阻碍的意愿自然地转化为行动，意志是行动的起始阶段，行动是意志的最后阶段。同样，情感是本能行为的起始阶段，而情感的表现又预示了反应的完成；愤怒中咬牙切齿，其实暗示了要把敌人撕成碎片(在远古时代，这是愤怒的必然结局)。“思想的形式”，如时空感、数量与原因的概念，都是思想的本能方式。就像本能是由人类后天获得的习性，在个人却是天赋一样，这些思维范畴也是在进化过程中后天获得的习性，但在今天却成了我们先天智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长期令人困惑的心理学难题，都可以用“持续积累的变化具有继承性”这一观点来解释。无疑，正是这个包治百病的假设使得这部历尽艰难写出的书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六、社会学——社会的进化　　斯宾塞的社会学所获得的评价则大不相同，这几部巨著经过二十多年才相继出齐，是斯宾塞的上乘之作。从他的第一部书《社会静力学》到《社会学原理》这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学和政治问题上。从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孔德这位社会学的创始人和命名者，对社会学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　　斯宾塞为研究社会所做的准备，堪称治学的榜样。他雇了三个秘书来搜集材料。其中记录了各大民族的家庭、宗教、职业、政治和工业等方面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他自费将这些材料分八大卷出版，一边其他学者对他的结论进行证实和修正。　　斯宾塞相信，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也有着营养器官、循环器官、调节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确，个体生物的意识仅集中在局部，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保持着各自的意识和意志，但是，政府的中央集权却能够缩小这一差异。“社会有机体在下述几个方面体现了与个体有机体相似的基本特性：社会有机体在不断生长；越生长越复杂；在总体日趋复杂的同时，它的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依存性也不断加强；总体的寿命比各组成部分的寿命长，它的寿命几乎是无限的；……不管是总体还是部分，都有着不断一体化的过程，并伴以异质状态的不断增强过程。”因此，社会的发展体现着进化论公式：政治单位从家庭发展到国家和同盟，经济单位也从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发展到垄断企业与卡特尔，居民单位从村落发展到乡镇和城市——这些都明确地表明了一个集结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分工、职业和贸易的多样化，以及城乡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性，都充分证明了统一和分化的演变过程。　　不同类型的事物统一在一起的原则同样适于社会的一切领域，从宗教、政权到科学、艺术莫不如此。宗教最初表现为对众神的崇拜，各个民族都基本如此；宗教的发展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有一个主要的万能的神征服了所有其他的神，并把他们分出等级，各司其职。最初的众神大概来自梦幻和幽灵。自古以来，“神灵”一词始终既表示幽灵又表示众神。早先的人们相信，人在死后、昏睡或神情恍惚的时候，灵魂就会离开人的身体；甚至在打喷嚏也会使灵魂出窍，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都要念一声“上帝保佑”或类似的护身咒语。回声和映像被认为源于自身的灵魂：巴苏陀人至今仍害怕在溪边行走，惟恐自己投在水中的身影被鳄鱼吞掉。上帝最初只是“一个永远不灭的灵魂”，在人世间曾是强者的人，化为幽灵后仍被认为是强者。“耶和华”一词的原意就是“强者”；他也许曾是一方的首领，死后被尊为“万军之主”受到崇拜。人们必须讨好这种可怕的幽灵，于是，葬礼发展为礼拜，一切向现世首领恭维的方式都被用于祈祷仪式和祭神。正如国家的税收最初是献给首领的礼品，教会的收益起源于祭神的供品。对君主的叩拜则演变成了在神坛前的膜拜和祷告。古罗马人把活着的统治者奉为神明，这表明神源于死去的君王。在这样的祖先崇拜中，一切宗教似乎都有其根源。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习俗有多么根深蒂固：有个首领拒绝接受洗礼，因为他在问及自己能否在天堂里遇见他未受洗礼的列祖列宗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日本人之所以能在1905年那场战争中表现得那么勇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天上的祖先在俯视着他们，因而要他们去死就很容易了。)　　原始社会生活的主要特色大概就是信仰宗教。朝不保夕、困苦的生活使人们宁愿把灵魂寄托于对将来的希望，而不愿接受眼前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宗教与穷兵黩武的社会是并存的：随着战争让位于工业、思想从死亡转向生活，生活也脱离了崇拜权威的老路，走上了自由和创新的光明大道。在整个西方社会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要算军事体制向工业体制的转变。研究国家体制的学者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习惯于根据政体来划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区分；实质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把靠战争生存的国家与靠劳动生存的国家区分开来。　　军事国家在政权体制上总是中央集权的，而且几乎全都实行君主制；它崇尚团体的强制性合作；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维持自然形成的男子家长制。由于军事社会中的死亡率很高，所以大多实行一夫多妻制，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多数国家都经历过黩武阶段，因为战争可以强化中央的权力，使全部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因此“历史充斥着巧取豪夺、凶残杀戮和自取灭亡的血腥记录。”“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社会的可能性就在于彻底消灭战争。”　　要想得到这样一个美满的结局，不能指望在精神上感化人们，而应该把希望寄托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业将促进民主与和平；如果生命不再受战争的摆布，成千上万的经济发展中心就会蓬勃兴起，权力将分散到大多数社会成员手中。只有创造性得以自由发挥，生产才能兴旺，所以，工业社会必须摈弃那些和军事社会互相依存的传统权力、等级制度和种姓制度。军人职业不再受崇敬：爱国精神从仇恨别国转变为热爱祖国。国内安定成为发展的首要条件，随着资本的国际化，世界和平也就成为必要条件。随着对外战争的减少，国内的暴虐行为也减少了：一夫一妻制取代了多妻制，因为男人的寿命已和妇女相当；“妇女解放”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宗教迷信让位于信仰自由，这类信仰着重于改善人类生活和人的品质。工业机制使人们认识到了宇宙的机制，并产生了因果关系永恒的概念；对自然原因的精确研究取代了超自然的任意解释。历史研究的对象成了勤奋工作的人民而不是好战的君王：它不再是名人的言行记录，而成了伟大发明创造和新思想的历史。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削弱，生产团体的权力得到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等级关系过渡到了契约关系”，从强迫性合作过渡到了自愿合作。“个人为国家利益而生存的信条反过来成了国家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这一信条的颠倒可以说明军事型社会和工业型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　　尽管斯宾塞猛烈抨击英国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嗜战本性，他还是选择了他的祖国作为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来进行研究，并以法国和德国作为军事国家的实例。　　媒体常常提醒我们，德法两国展开一场军备毙赛，两国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费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上——一方的升级会促使对方做出相同的反应。……最近，法国外交部长一再强调：法国一向有必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掠夺竞赛；他还声称，通过暴力占领弱小民族的领土，“法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荣誉，这荣誉是我们民族数百年来所从事的无数崇高事业的胜利果实”，……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人设想的那种公民由社会供养，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劳动的组织结构，在法国和德国为什么会受到广泛的支持，竟至于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体——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卡贝、路易·勃朗、皮埃尔·勒鲁这些法国人时而用言论，时而用行动，拼命谋求建立共产生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只要看看英国的情况，并加以对比，就能得到证明，在英国，他人所有制的程度要低于法德两国。　　斯宾塞相信，“俾斯麦亲王的行径极有可能导致国家社会主义”。“有机体一旦完善，就会僵化，这是一切有机体的规律”。对于工业来说，社会主义就像动物的一种僵化的本能，它只能产生出蚂蚁般的大众和令人绝望的奴性。　　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专制，使得管理者有机会追逐个人私利，而不会受到全体工人的联合抵抗；在那种制度下，工人不可能像现在的工人一样得不到满足就罢工。所以，这些管理者的权力不仅不会受到限制，反而会不断膨胀、巩固，最终变得不可抗拒。……既然工人由官僚来管理，我们想知道，官僚又由谁来管理呢?没有人能对这个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必将产生新的贵族政治；为了维护这种体制，劳动者只好拼命劳动；随着贵族政治不断巩固，这些新贵手中的权力将远远超过任何昔日的贵族。　　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截然不同，而且前者远比后者复杂。因此，如果没有一种奴役人的官僚制度，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关系，国家干预总难免忽略复杂的工业情况中的某些因索，因而每次干预都将以失败告终。英国在中世纪实行的固定工资法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实施的固定价格法就是极好的例证。经济关系必须由供求关系来自行调节。如果某些人或机构获得了极大的报酬，那是因为他们承担了不寻常的艰辛或风险。今天的人们无法容忍强制的平等，用法律手段来进行人为的干预只能像占星术一样毫无用处。　　斯宾塞不能容忍世界由赚工资的阶级统治，他通过伦敦《泰晤士报》对工会领袖们有所了解，但对他们毫无好感。他说，除非大多数罢工都失败，否则罢工就毫无用处，因为如果工人们的罢工总能取得胜利，物价就很可能随着工资的增加而上涨，结果等于什么也没变。　　不过他也不是一味地倾向于保守。他觉察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混乱、残酷的社会，于是，他急切地想找到一种新的制度。最后，他终于在合作运动中看到了希望。“随着社会进入一个更高级的形态，强制性的劳动管理将会有所改观。在这个高级社会中，强制性将降到最低程度，一边与联合协作活动相适应。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们只需遵守由大多数成员制定的用以维持正常秩序的必要规则，这样，蛮横的强制性合作向工业社会的志愿合作的转化就成功了。尽管他怀疑现在人类的诚实，怀疑他们使这种高度民主的工业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但他仍然赞成试行这一构想。他预见到未来的工业将不再受独断的雇主控制，人们将不再为生产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浪费生命。“个人为国家利益而生存的信条转变为国家为个人利益而存在，表明了军事型社会与工业型社会的明显差异；同样，生活为了工作这个信条转变为工作为了生活，这一转变也表明了工业型社会与更新型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七、伦理学——道德的进化　　斯宾塞认为，工业的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以最大的篇幅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作为维多利亚中期具有严谨的道德的人，斯宾塞对寻求一个全新的自然道德以取代传统道德这个问题十分敏感。　　新的道德应该以生物学为基础。“只要接受了有机进化学说，某些伦理学概念就能得到确定”。1893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罗马帝国史讲座上称，生物学不能作为道德的向导；“尖利的爪子和牙齿上滴着鲜血的自然界(丁尼生语)”只会助长凶残而无益于发展人类的公正和仁爱。斯宾塞却觉得，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的道德准则，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空谈。“最高尚的品行，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并使其豁达、完美”。或者说，按照进化程式，如果一种品行能够使目的各异的个人或集体变得万众一心、和睦相处，那么这种品行就是道德的。道德如同艺术，其目的是在异中求同。能够将生活中最大程度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完美性集于一身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　　这是个十分含混的定义，但也只能到这个程度，因为事物的千变万化无不是为了适应种种特殊的需要，因而也引起了善的含义的千差万别。的确，有些行为因为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最完满的生活而被认定为善，因为自然选择一般说来会给洁身自好的人以某种快感。复杂的现代生活使特殊情况大大增加，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快乐总是意味着有益的活动，痛苦则通常意味着有害的活动。然而，在这条原理的范围内，却存在着各种有关善的概念。有些明显是相互对立的。两方的道德准则几乎没有一条不被世界上某一个民族看作是邪恶的；世上的确有一些民族不仅赞成多配偶制，而且把自杀、相互残杀，甚至杀死父母视为高尚的道德行为。　　在斐济，部落酋长死后，他们的妻子把自缢殉葬视为神圣的义务。威廉斯救过这么一个妇女，“但她在夜里泅渡过河，向本族人自首，要求履行牺牲义务，以祭奠亡夫在天之灵，原先她只是因为一时的怯懦才勉强跟人逃走的。”威尔克斯也说起过另一名妇女，她对救命恩人“骂不绝口”，并从此对他怀有刻骨仇恨。利文斯通在谈及赞比西河两岸的马可洛洛人的妇女时说，她们对英国男人只有一个妻子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她们认为丈夫仅娶一个妻子“很不体面”。　　这类事实无疑与那种认为人人生来就有同一种是非分明的道德意识的观点格格不入。但是把快乐与善行、痛苦与恶行联系起来的做法说明，这种观点确有一定的道理；这道理很可能就在于从整个种族获得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个人身上具有遗传性。这时，斯宾塞运用了他最喜欢的公式来调和直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从而又一次回到习得性遗传论上。　　但是，如果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确实存在的话，今天也必然要陷入两难之中，因为人们的道德观念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混乱。我们在教堂里说的是一套，在实际生活中的做的往往又是另一套，这一点已经成了共识。欧洲和美国在口头上都宣称奉行和平的基督教精神，但真正实行的却是条顿式的黩武政策，因为欧洲各地的统治者几乎全都是那些好战的条顿人的后代。　　一个国家倡导的是基督教道德还是条顿准则，取决于它所关心的是工业还是战争。尚武的社会颂扬某些美德，却容忍那些在别的民族看来是邪恶的东西。在尚武的社会中，侵略、抢劫和奸诈等不会受到一致的唾骂，因为战争已使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但是生活在工业社会的民族却无法容忍，因为工业与和平已使人们产生了诚实和互不侵犯的道德观。战争越少，人性就越能得到发扬，人们也越慷慨、仁爱。长期安定的环境使人们认识到了互助的好处。尚武杜会的爱国者认为，男人最高的美德是勇气和力量，公民最高的美德是服从，女人最高的美德则是自觉承担起母亲的种种责任。　　德国皇帝把上帝想像成德军的总指挥，并亲自参加决斗前的祈祷仪式，以示对这一行为的赞许。北美印第安人“把使用弓箭和矛看作是男子最高尚的职业，而把农业劳动和技术性劳动视为低贱工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国计民生越来越依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依靠智力的不断进步，非军事职业才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如今的战争不过是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应该受到谴责。正义的公式应该是“人人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只要他不妨碍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个公式与战争格格不入，因为战争需要权威、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但这个公式却对和平的工业发展非常有利，因为它提供了最大的动力和均等的机会；这一公式还与基督教道德相适应，因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另外，它还符合自然选择这个最后审判式的道德准则，因为它为所有的人打开了致富的大门，并且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才能和付出劳动的多少，自由获取财富。　　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冷酷无情的原则；许多人是会反对的，以为家庭给予各个成员的，并不根据他的能力和成果，而是根据他的需要，这一原则也可以推而广之适用到全国。但是一个社会按这样的原则来治理，是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在没有成长时所得到的好处必然是与所具备的能力成反比例的。要是家庭成员中按功论赏的话，给的最多的却是应得最少的。正好相反，成年以后，收益必然直接跟贡献起变化的：贡献则是以适合于生存条件来衡量的。不适者必受不适之害，善适者则收善适之利。这是种族若要保存就必须遵守的两条法则。……要是在幼小者里面，受益与效率成比例，那种族立即就会灭亡；要是在成人之中，受益与不称职成比例，那末该种族也会由于几代的衰落而灭亡。……拿父孺之间的情况类推而及之于政府与人民，其唯一理由，是有这种类推想法的人实在稚气十足。　　在斯宾塞看来，“自由”比“进化”更为重要。既然战争减少了，国家也就基本上没有了限制个人冉由的借口；在永久的和平状态中，国家的作用只是防止平等的权利遭到破坏。行使这样的正义职权应当免收全部费用，以便让邪恶者知道，即使受害者是穷人，他们也无法逃脱正义的惩罚。国家所有的费用都应该通过直接的税收来支付，以免让间接的税收转移公众视线，掩盖政府的铺张浪费。“除了维护正义，国家不得插手任何其他事务，否则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因为那样一来，国家必将起到保护庸人的作用，从而破坏能者受赏、庸人受罚的自然分配法则，而这一法则正是社会群体生存和进步的依托。　　如果我们把土地与它的建筑设施截然分开，则正义原则所要求的就是土地公有制。斯宾塞曾经主张土地国有化，以便人人在经济领域享有均等的机会。但是后来他又收回了这个观点，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才能得到悉心料理。至于财产私有，可以由正义法则推导出来，因为人人都应该享有保留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遗产的合理性似乎不那么明显，但是，“所有权应该包括财产遗赠权，否则私有制就是不完全的”。不仅个人之间要有商业自由，国家之间也要有商业自由，正义法则不应该仅仅是家族法典，还应该是不可违背的国际关系准则。　　上述内容已基本概括了真正的“人权”，即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这些经济上的权利，政治权利不过是一句空话。即使是放任的君主制也远比社会主义民主制优越。　　要建立一个维护权利的机构，投票选举只是一种实施办法。问题在于，普选的结果是否真的有助于最好的维权措施的产生，我们已经看到，普选并不能确保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实行普选，比较大的阶级必定会获得好处，同时还会损害较小阶级的利益，……显然，与工业型社会相适合的国家宪法，代表的不应是个人，而应该是利益。……也许各种合作组织的出现使工业社会能够作出一些调整，以消除或者缓和阶级利益的敌对状态。但是，由于人们目前的道德水平必定还会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因此现有的所谓平等权利将不能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既然政治权利是虚的，那么只有经济权利才是实有的。可见妇女为追求选举权而花费那么多时间，简直是上当受骗。斯宾塞担心母性的本能会使妇女倾向于建立一个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他头脑很混乱。一方面，他说政治权利无足轻重；另一方面，他又说妇女不该拥有政治权利；拙谴责战争，却又说妇女不应该有选举权，因为她们没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他对妇女怀有戒心，是因为妇女容易导致过分的利他主义；但他的著作中最后的观点却是，工业与和平将把利他主义推进到与利己主义持平的地步，从而自然演变为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的社会秩序。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两者的冲突源于个人与家庭、集体与种族之间的冲突。如果人人都考虑别人的利益多于考虑自己的利益，礼让之风就会泛滥成灾；很可能，“在社会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幸福，正是实现全体最大幸福的首要条件”。我们所能期待的也许是利他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即使在今天，人们为了取得做父母的资格，仍然乐意做出相应的牺牲；“没有子女的家庭希望得到孩子，于是就有人领养别人的孩子，这说明利他主义活动是为达到某种利己主义的满足所必需的”。爱国的热情也表明，在大局的长远利益和个人的眼前利益之间，人们会满怀激情地选择前者。社会生活每经过一代人，相助精神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人们最后将自发地追求同情他人所带来的快慰。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到那时，强制性行为的责任感将消失；利他主义活动也将通过自然选择而上升为本能，并且和所有本能一样不带强制性，而只给人以快乐，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将使我们不断接近天下大同。八、评论　　聪明的读者在读这篇分析文章时，只需要一点零星的提示，就能知道斯宾塞的瑕疵之所在。否定的评论总是令人不快的，针对一项巨大成就的否定评论更是如此。但是，了解历史对斯宾寨的综合体系所做的评价，是我们分内的事情。1.第一原理　　第一个疑点当然是那个“不可知物”。应该承认，人类知识很可能有许多局限性；我们不能彻底探究“存在”的海洋，因为我们只是其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但是，我们也不能武断的下结论。在严谨的逻辑意义上，说某事物是不可知的，本身就暗示着对该事物有所认识。的确，斯宾塞在著述的过程中已显示出“对不可知物的惊人的了解”。正如黑格尔所说，用理性来限制理性，就像不下水却又想游泳一样。所有这些关于“不可知”的强辩，在今天看来，都显得不着边际，仿佛出自那些自视甚高的幼稚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之口，辩论似乎就是他们活着的目的。这么说来，一台无人控制的自动机器和“第一推动力”一样不可思议，假如将“第一推动力”解释为宇宙中所有动因与力量的总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机械时代的斯宾塞，把机械论视为理所当然，犹如生活在冷酷的个体竞争时代的达尔文眼里只有生存竞争一样。　　对于进化定义，我们该作何评价呢?这个定义究竟对事物作出了什么解释?“仅仅说‘最初存在的是单一的物质，复杂的物质由此进化而来’，并不能解释自然的本质。”柏格森认为斯宾塞是在剜肉补疮，而不是在解释自然。他没能抓住宇宙中具有生命力的要素，这个定义的弱点在于它假定的“同质事物的不稳定性”。难道可以说由相同部分组成的整体耍比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变化吗?按照塔尔德的观点，群体成员之间的相同点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互效仿而不断扩大，于是文明就产生了：在这里，进化运动被视为走向同质状态的进程。哥特式建筑比希腊建筑复杂，但却并不一定是更高级的艺术发展阶段。斯宾塞操之过急地假设，越早出现的物质，其结构越简单；他低估了原生质的复杂性和原始人的智慧。最后，这个定义竟然没有提到自然选择。也许将历史说成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有机体、社会、道德、语言文字、思想、哲学等的适者生存，要比那个分散与结合、同质与异质、消散与集结的公式更有启发意义。　　斯宾塞承认：“由于我过分致力于抽象领域的探索，对具体人性的观察很不够。”当然，斯宾塞的方法太重演绎和先验，这与培根的理想程式或科学思维程式截然不同。而且，他的先验论很可能比别人的更先验。起初，斯宾塞像科学家那样进行观察，进而又像科学家那样作出假设，但却没能像科学家一样借助于实验或毫无偏见的观察，而是选择和堆积对自已有利的资料，毫不顾及“相反的例证”。这与达尔文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文遇到与自己的学说不符的实例时，就马上记录下来，因为他知道这些资料比起那些称意的实例更容易被遗忘。2.生物学和心理学　　斯宾塞坦诚地说，他的进化论思想是以拉马克的后天习性可以遗传的理论为基础的；而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观念却是自然选择，他的理论并非以达尔文学说为先导。因此，说他是达尔文学说的哲学家，不如说他是拉马克学说的哲学家。　　他的生物学理论常常与事实不符，如他的有关发展程度和生殖能力成反比的理论，虽然颇具启发性，却不符合某些事实，欧洲的生育率就比野蛮民族高。当他承认生命“不能用物理和化学术语来表现”时，他的进化公式、生命定义和综合哲学的一致性就受到了致命的损害。　　斯宾塞关于心理学的论述完全是在拼凑公式，而不是在提供知识。为了掩饰他思想体系中这一破绽，斯宾塞企图说明精神是神经作用的主动伴随物；这些神经作用又是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由星云演化而来的。但是，至于神经机制为何会有这种主动伴随物，他却没有说清楚。而这无疑正是所有心理学的关键所在。3.社会学和伦理学　　洋洋两千页的《社会学》，虽然气势恢宏，却暴露出不少破绽。该书充斥着斯宾塞惯用的假设，认为进化与进步是一同事。但是，进化却极有可能使昆虫和细菌在与人类进行的争斗中最终获胜。说工业社会比早先的“军事”封建统治更为和平安定或许更合乎道德，但也并不明显。雅典的那些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就发生在封建主让位给商业资产者以后，现代欧洲国家无论是不是工业社会，似乎都会极为轻率地就挑起战争。至于工业帝国主义的好战本性，看来不亚于封建王朝，在现代国家中，最好战的正是世界上那两个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另外，国家对运输和贸易实行控制，不但没有阻碍德国工业的发展，似乎反而起到了推动作用。社会主义显然不是军国主义的产物，而是工业主义的产物。斯宾塞夸大了工业国家政府的优越性，而对曾在英国盛行一时的残酷剥削现象视而不见；这种现象由于后来的国家干预才有所收敛。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尤其是在英国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个人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长”罢了。难怪尼采厌恶工业主义，并唾弃工业制度，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夸大军事生活的优越性。　　如果斯宾塞的逻辑思维能够战胜他的感情，从社会有机体往下推论，必将得出国家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异质集结的体现，而且它的集结程度远比放任自由主义要高。如果以他的公式来衡量，他必然会把德国称颂为现代进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宾塞想帮助我们摆脱森严的国家社会主义，却牺牲了自己的一致性和逻辑性。　　这个代价还包括他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夸张。他再三申明，坚决反对国家的干预政策；反对由国家出资办学；反对国家为使公民免受金融欺诈而提供的保护。他甚至说过，连战争都应该是个人事务。他对政府机构毫不信任，总要亲自把手稿送到印刷商那里，而不放心交给邮局。他喜欢独处，不能忍受丝毫打扰，并且把每一项新的立法都视为对他个人自由的侵犯。他嘲笑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他认为两者的真正关系是同胞的互助关系。他的政治观点比生物学观点更接近达尔文主义。　　我们已经对斯宾塞作了不少批评，让我们更公允地考察一下他的伟大功绩吧。九、结沦　　《第一原理》使斯宾塞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这部书很快被译成欧洲的多数国家的文字，甚至传播到俄国。斯宾塞被人们一致认为是时代精神的哲学代言人，他的影响不但渗入了欧洲的一切思想领域，而且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现实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1869年，他惊讶地发现，《第一原理》被牛津大学当成了教科书。更令他惊喜的是，自1870年后，他的著作开始给他源源不断地带来稿酬，使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充分保障。他的信奉者还经常向他赠送礼物，但他都退了回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伦敦时，向德比伯爵表示希望会见英国的著名学者。德比伯爵邀请了斯宾塞、赫胥黎、廷德尔等人。别的人都欣然赴会，只有斯宾塞谢绝了。他只和几位知己来往，当人们坚持要来看他时，他就塞住耳朵，认真“倾听”别人谈话。　　奇怪的是，他的声誉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声誉的巅峰就已经过去了。晚年的斯宾塞看到自己的长篇大论无力阻止“家长式”的立法潮流，心中不胜悲哀。他的声誉日渐衰微，几乎要被一切阶层遗忘了。他曾经涉及过科学家的专有领域，如今科学家们却用暧昧的字眼贬斥他，他们根本不顾他的贡献，只是抓住他的错误不放。各个教派的主教们也联合起来将他贬进地狱。当他发表了对社会主义和工会政治的见解后，那些曾经对他谴责战争表示过赞许的工党分子立刻背弃了他；而那些保守分子却又由于他的不可知论而远离了他。他诚实得近乎固执，对任何事物都要做一番率直的评论，所以也就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他对工人受雇主压迫表示同情，但又加上一句，假如工人和雇主的地位颠倒过来，工人也会一样地作威作福；他对妇女受男人欺压深表同情，但又说在妇女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男人同样也是受害者。　　进入晚年后，他的观点日趋温和。他过去曾经嘲笑国王是个摆设，但后来却说，剥夺国民的国王，就像夺走孩子手中的玩具一样不合情理。在宗教问题上，他认为假如传统信仰确能起到行善和鼓舞人心的作用，那么破坏这些信仰就是荒诞不经的。他将自己厚厚的著作抛到了脑后，他在回顾自己勤奋的一生时，觉得自己过去为追求文人的美名而放弃了生活的乐趣是极为愚蠢的。1903年，他在辞世之际甚至觉得自己毕生的工作都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名声之所以衰落，部分原因是英国黑格尔主义对实证主义的颠覆。自由主义复兴后，他作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暂学家的地位将得到恢复。他在哲学和物质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给哲学带来了现实主义，使德国哲学相形之下显得苍白、抽象和怯懦。自但丁以来，从没有人总结过时代，而斯宾塞却对自己的时代做了总结：他对广泛的知识领域作了巧妙的综合，这一成就几乎可以让批评界为之缄默和羞愧。我们之所以显得比他高，是因为他把我们举上了他的肩膀。总有一天，人们将忘掉他的锋芒带来的刺痛，给予他更加公正的评价。--------------------------------------------------------------------------------★第九章弗里德里希·尼采一、尼采的思想谱系　　可以说，尼采是达尔文的产儿，俾斯麦的兄弟。　　尽管他讽刺英国的进化论者，嘲笑德国的国家主义者，但这并不奇怪：尼采本来就喜欢指责对他影响最深的人；这不过是他不自觉地掩饰自己受益于别人的方式罢了。　　斯宾塞的伦理哲学还不是进化论的必然产物。如果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斗争，那么力量就是至上的美德，软弱则是最大的过错。生存下去，获得胜利就是善；屈服和失败则是恶。只有维多利驱中期英国进化论者的怯懦、法国实证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体面才会掩饰这个结论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虽然这些人有勇气摒弃基督教的神学教义，却不敢与种种道德观念决裂，不再对从这种神学教义中衍生出来的温和的利他主义顶礼膜拜。他们可以不做英国国教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却不敢不做基督教徒。尼采说：从伏尔泰到孔德的法国自由思想家隐秘的动力就是不甘于躲在基督教的理想背后，……而是一有可能就走得更远。孔德的‘为他人而活’的信念就比基督教还要基督教。德国有叔本华，英国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们把同情、怜悯、利他的理论作为行为准则宣扬得无人不知，……一切社会主义体系都蒙昧地把自己建立这些学说之上。　　达尔文无意中完成了百科全书派的事业，百科全书派挖空了现代道德伦理的神学根基，但这种道德本身却原封不动、依旧神奇地悬在高空，实际上只要一丝生物学的气息就能把这些欺诈的残余彻底清除干净。头脑清醒的人很快就能领悟到古今深邃的思想家们早就明白的道理：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不是仁慈，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主义，而是果敢和智慧。平等与民主违背了选择与生存的原则。进化的目标不是大众，而是天才；主宰一切差异和命运的不是“正义”，而是强权。尼采就是这么看的。　　如果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再也没有什么理论比俾斯麦的理论更伟大、更能说明问题了。俾斯麦是一个明白人生真谛的人，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民族之间不存在利他主义”，当今世界的一切问题不能靠投票和雄辩，而要靠铁与血来解决。对被幻想、民主和种种美好的“理想”搞得腐烂不堪的欧洲来说，俾斯麦不愧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在短短几个月里，他就把衰败的奥地利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在那短短几个月里，他使陶醉在拿破仑神话中的法国威风扫地，将日耳曼境内所有的邦国和君主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不就是这种力量道德的标志吗?新生德国的军备和工业蓬勃兴起，正需要一个代言人。这个人就是尼采。二、青少年时代　　然而尼采的父亲却是个牧师。他本人终生都是个传教士。他之所以攻击基督教，正是由于他自身就有很多基督教的道德精神。他的哲学试图通过极端的逆反来矫正温和、仁慈和平和的趋势。善良的热那亚人竟然称他为“圣徒”，这岂不是一种侮辱?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清教淑女。除了某种不幸的例外，尼采一直虔诚地过着清教徒的生活，纯朴得像一尊塑像，正因为这样，他才对清教主义和虔诚行为大加抨击。这位不可救药的圣徒多么渴望当一个罪人啊!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在普鲁士的洛肯。这一天正好正是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他那在皇室当过家庭教师的父亲对这个具有爱国意义的巧合感到很高兴，就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取了名。尼采说：“无论如何，选择那一天做我的生日大有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一过生日就会举国欢庆。”　　父亲的早逝使他成了家中虔信的妇女们的受害者。她们对他的娇惯使他形成了女性般的脆弱和敏感气质。他讨厌邻家的坏孩子。他们打架、说谎、掏鸟窝、偷苹果，无恶不作。同学们都叫他“小牧师”。他喜欢找个安静的地方独自阅读《圣经》，或者满怀激情地向别人朗读，把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近乎神经质的禁欲主义和自尊心，当同学对斯凯沃拉的故事表示怀疑时，他竟把几根点燃的火柴放在手掌上，直到火柴化成灰烬。他一生都在以各种方式锻炼自己的身心，以便使自己具有理想中的男子气概。“对我而言，凡我不具备的，就是上帝和美德。”　　尼采十八岁时对父辈们信仰的上帝失去了信念。从此，他一生都在寻找新的神祗。他一度以为自己在超人那里找到了新的上帝。他说自己轻易地实现了思想的转变，不过他有自欺的习惯，所以作为自传作者，他不是完全可信的。渐渐地，他变得愤世嫉俗起来。宗教本来是他生命的支柱，如今生命好像变得虚无。于是，他在波恩和莱比锡和同学一起放纵。甚至学会了以前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抽烟酗酒等男人的专长。但不久他就厌倦了烟酒和女人。　　大约在1865年，他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发现它犹如“一面镜子，它使我窥见了用既可怕又壮丽的笔触描绘的世界、生命及我自己的本性。”“我觉得叔本华好像就在我面前侃侃而谈。我感到了他的热情。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呼喊：放弃，否定，顺从。”叔本华的阴郁色彩永久地印在了他的思想中。他盛赞悲剧表现了人生的快乐，这无疑又是自欺。只有斯宾诺莎和歌德能把他从叔本华那里解救出来。尽管他主张过沉静和热爱生活，但是他却从未实践过。　　他二十三岁应征入伍。他眼睛近视加上又是寡母的独生子，本来可以免服兵役，但他还是被强征了去。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的战火中，就是哲学家也难免会成为炮灰。他从马上摔下来扭伤了胸肌。长官悻悻地放走了到手的猎物。他的扭伤后来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军旅生涯是如此短暂，以至于他离开军营时还像新兵一样对戎马生涯想入非非。现在他不能实现从军的理想了，于是服从命令、坚忍不拔、铁的纪律，这种冷峻的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便激起了他无穷的想像。身体欠佳的他成不了军人，他就崇拜起军人来了。　　他选择了与军旅生活截然不同的学究生涯，做了一名语言学家。他虽没有成为战场上的勇士，却得到了博士学位。他二十五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古代语言学教授。并在这个安全的角落里观赏和赞颂傅斯麦的血腥暴政，他对缺乏英雄色彩的书斋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懊悔。他希望自己从事医学一类的实际职业，却又发现自己迷上了音乐。他颇有钢琴家的禀赋和技能，并作过了几首奏鸣曲。他说：“没有音乐，生活就是残缺的。”　　在离巴塞尔不远的特里布斯镇，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正和别人的妻子同居。1869年圣诞节，尼采应邀前去共度节日。他是未来音乐的热心追捧者，而瓦格纳也不怠慢这位能在学院内为自己增添几分声誉的小青年。受这位伟大作曲家魔力的感召，尼采开始写他的第一部书，该书以希腊戏剧开头，以《尼伯龙根的戒指》结束，向世人宣称瓦格纳是当今的埃斯库罗斯。他隐居于阿尔卑斯山深处，远离尘嚣，专心写作。1870年，德法两国开战的消息传进山里。　　尼采犹豫了。当时他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希腊的精神和艺术之中。但同时，他又不能拒绝祖国的召唤，那里同样洋溢着诗情。他写道：“你会为祖国的历史感到耻辱。但是当祖国召唤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立刻忘却了自己，祖国血淋淋的召唤激起了民众的勇气，使他们表现出自己勇士的气概”。在奔赴前线的途中，他在法兰克福看见一队骑兵伴随着轰鸣的马蹄声雄赳赳地穿城而过。他说当时的情景孕育了他一生的哲学思想。“我第一次感到生命最高的意志不是在苟安中得到表现，而是在战争、强力和征服的意志中得到表现的。”由于患有眼病，他不能上战场拼杀，只好参加了护理伤员的工作。尽管他亲眼见到了很多恐怖景象，但从未体验过战场上真正残忍的厮杀。这种残杀后来在他怯懦的心灵里被天真地理想化了。实际上，即使是护理伤员，他也显得过于脆弱和敏感。鲜血令他难以忍受，他病倒了，被人送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从此，他就有了雪莱的神经和卡莱尔的脾胃，以及藏在武士的盔甲下的一颗弱女之心。三、尼采与瓦格纳　　1872年初，尼采出版了他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还从来没有哪位语言学家如此充满激情地论述过。他论述了希腊艺术崇拜的两位神祗，一位是狄奥尼索斯，他是酒和欢宴之神，代表着激扬的生命、运动的欢乐、狂热的激情和神秘的灵性，也体现了直觉的敏锐和冒险的勇气。他敢于直面人生的苦难。他是诗歌、音乐、舞蹈和戏剧之神。另一位是阿波罗，他是平和、安详之神，代表着审美的情趣和理性的沉思、逻辑的严谨和哲学的静穆。它是绘画、雕塑和史诗之神。最崇高的希腊艺术就是这二个理想原型的融合，即狄奥尼索斯躁动的阳刚之力与阿波罗温雅的阴柔之美的结合。在戏剧中，狄奥尼索斯推动了大合唱，阿波罗则引出对话。　　希腊戏剧最深刻的特征就是：酒神凭借艺术战胜了悲观主义。希腊人并不像现代叙事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热情、乐观。他们深知生命的苦难以及它那悲剧式的短暂。迈达斯问西勒尼一个人最好的命运是什么。西勒尼回答说：“偶然与苦难的孩子，为什么你要逼我说出最好不说的事呢?最好的命运就是没有出生过，其次就是早早地死去。”但是，希腊人用灿烂的艺术征服了幻灭带来的忧郁。他们从自己的苦难中创造了戏剧的悲壮场面，并发现“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作为艺术观照或重现的对象，“生存和世间万物才具有意义。”“崇高是对丑恶的艺术征服。”悲观精神意味着颓废，乐观精神则意味着肤浅，只有“悲剧式的乐观精神”才是强者的境界。他愉快地发现，斗争才是人生的法则。“悲剧本身证明了希腊人实际上不是悲观主义者。当强者精神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时，这样的时代就是希腊最辉煌的时代。”　　苏格拉底“这位典型的玄学家”，是希腊精神消散的预兆，“昔日的灵与肉浑然一体的强健逐渐为含混的教化所毁灭，继而导致了身心的日渐衰弱。”前苏格拉底的哲理诗为批判哲学所取代；科学取代了艺术：理性战胜了直觉；雄辩压倒了体育，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运动员柏拉图成了美学家，戏剧家柏拉图成了逻辑学家，他成了激情的扼杀者，诗人的贬斥者，成了一个“基督教之前的基督徒”，一个认识论者。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着两句冰冷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切勿过分”。这两句话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被误解为理性是惟一的美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被扭曲为让人变得软弱的中庸教条。一个民族在朝气蓬勃时创造了神话与诗歌，暮气沉沉时则产生了哲学与逻辑学。希腊强盛之时孕育了荷马、埃斯库罗斯，衰败之际则产生了欧里庇底斯——由戏剧家改行的逻辑学家。他用理性摧毁了神话和信仰，用感伤主义破坏了强健时代悲剧的乐观主义。这位苏格拉底的战友鼓动一大群阿波罗的雄辩家赶走了狄奥尼索斯的合唱队。　　难怪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中的神喻早就说苏格拉底是希腊智者中的智者，欧里庇底斯为仅次于苏格拉底的智者。也难怪阿里斯托芬本能地以敌视的目光把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底斯视为一类，并从他们身上预见了“衰败文化的先兆”。当然，他们也曾改变观念，欧里庇底斯最后的剧作《酒神》算是他向狄奥尼索斯屈服的见证，也是他自尽的前奏。另外，苏格拉底在狱中以练习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来安慰自己的良知，他自问：“也许我不理解的并不一定没有道理?也许还有一个驱逐了逻辑学者的王国?也许艺术与科学本应并驾齐驱?”然而，后悔已经晚了。逻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希腊及其戏剧的声望日渐衰落。英雄时代和酒神艺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终结。　　酒神时代还会卷土重来吗?康德不是曾永久地摧毁了理论理性和理论家吗?叔本华不是再三告诉我们直觉的深邃和思想的悲惨景象吗?理查德·瓦格纳，这位埃斯库罗斯的接班人，不是召回了神话和信仰，并在狄奥尼索斯般的狂热中将音乐与戏剧融为一体吗?德意志精神被动地反映意大利和法国的太阳神艺术，这种状况已经太久了。今天应该让德国人明白，他们的本能要远比那些颓废文化健全。谁知道日耳曼民族在战争中痛苦挣扎的时候，下一个英雄时代会不会发出黎明的曙光，悲剧会不会从音乐精神中复活呢?　　1827年，尼采回到了巴塞尔。他不甘心在枯燥的课堂上耗费自己的精神。他说：“眼前的工作需要五十年才能做完，我必须在时间上精打细算。”他对那场战争非常失望，他写道：“德意志帝国正在毁灭日耳曼精神。”1871年的胜利使德国人产生了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是精神发展最大的障碍。尼采的顽童气质使他在每一尊偶像面前都不安分。他决定拿这种精神的宣扬者、最受崇敬的戴维·施特劳斯开刀。“以战斗的精神闯入社会，这是我从司汤达那里得到的教诲。”　　他在著名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把矛头指向不可一世的沙文主义经院学府。“经验告诉我们，产生哲学大师的最大障碍就是国立高等学府惯于豢养一群劣等哲学家，……永远没有一个国家会培养和庇护柏拉图、叔本华这样的哲人……国家把他们视为敌人。”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和《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中，尼采表现出两个与众不同的观点：道德和神学应该按进化论的原则重建。生命的职责“不是让大众争得一席之地，得到改善。作为个体，这些人毫无价值。”“生命的职责应该是创造天才。”　　尼采这些论著中最具激情的是《瓦格纳在拜洛伊特》。文中把瓦格纳说成是“从不知害怕为何物”的英雄、世间惟一真正艺术的鼻裉，因为他是熔世间一切壮美艺术于一炉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年轻崇拜者的心声，一个像女性一样柔弱的灵魂的呐喊。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超人的阳刚和果敢。但是，这位崇拜者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发现瓦格纳有妄自尊大的缺点，这有辱一个高尚的灵魂。　　1876年，瓦格纳的歌剧在拜洛伊特接连不断地公演。他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崇拜者，从皇帝到富豪，直至无数贫穷的民众。这时尼采突然明白了，《尼伯龙根的戒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处处可见的戏剧效果。“我发现戏剧被交响乐掩盖了，歌剧的不可抵挡的力量将瓦格纳引入歧途。”尼采憎恶音乐中的戏剧和歌剧成分。“我继续呆下去肯定会发疯的，”他说，“我不安地等待着每一个漫长的音乐晚会……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逃走了，在整个世界都对瓦格纳顶礼膜拜的时候。他厌倦了所谓的男女平等和浪漫主义做作散漫的狂想曲，厌倦了理想主义欺骗和人类心灵的温情。这些东西已经征服了那颗无畏的心灵”。但是在遥远的索伦托，他与瓦格纳邂逅了。当时瓦格纳正热情洋溢地准备创作另一部歌剧《巴西费尔》。这是一部颂扬基督教、宣扬无欲之爱的歌剧，展现的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拯救出来的世界。尼采一言不发转身离去，从此与瓦格纳断绝了来往。“我无法承认对自己都不坦诚的伟大。正因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任何人的成功在我看来都毫无价值。”他颂扬叛逆，蔑视完美。他不能宽恕瓦格纳把基督教道德建立在神学的谬误之上。因此他在《瓦格纳事件》中对瓦格纳进行了暴风般的愤怒攻击：　　瓦格纳顺从于虚无的佛教直觉，并用音乐来掩饰这一点。他钟情于颓废的表现方式。……理查德·瓦格纳，一个风烛残年、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突然拜倒在十字架前。难道我是惟一为他感到悲哀的人吗?我也是肮脏堕落的瓦格纳信徒。是啊，我和他一样，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是一个陷于颓废处境的人。但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处境，我要尽力自救来避免继续堕落。　　尼采比他想像中的自己更富有“阿波罗”气质。他脆弱、敏感、文雅，不喜欢狄奥尼索斯的狂野，也没有音乐、美酒和爱情的温柔。这位文雅的教授永不满足已发生过的血腥战争。不过他在情绪平静的时候也明白他和瓦格纳都没有错。温厚和强悍是同样重要的，水火不容的事物往往又相互融合，产生出有益的整体。这就是宇宙的规律。因此，尼采在发疯后偶尔清醒的时刻，注视着早已去世的瓦格纳的画像说：“我是多么爱他啊!”四、查拉斯图拉之歌　　尼采对艺术感到失望之后，转而在科学和哲学中寻找柄身之所。阿波罗凉爽的科学之风使他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哲学为他“筑起了任何暴政都难以逾越的高墙”。他像斯宾诺莎一样，力图通过审视内心的激情求得宁静。　　1879年，正值壮年的尼采身心突然崩溃。他毫不在乎，准备迎接生命最后时刻。他央求妹妹：“答应我，我死后只让我的朋友立在我的墓前，我不需要那些好事之徒。在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不让牧师在我的墓前念叨那些谎话般的祷词。让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异教徒进入墓穴就行了。”不过，他后来又康复了，英雄的葬礼只好延期。这场大病让他懂得了珍惜自己的身体，他爱上了阳光、生命和欢歌笑语，还有《卡门》中“南方音乐”，并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和反抗死神的勇气。　　从他这以后时期的几本书的书名——《曙光》(1881)、《快乐的科学》(1882)——可以看出他在令人惊喜地康复着。他靠学校的菲薄年金过了一年的宁静生活。就在这时，一向倨傲的哲学家却变得有些多情，陷进情网无法自拔了。但是，路易·莎洛美对他的爱情并未作出回应。尼采绝望地逃走了，留下一大堆攻击女人的格言。其实尼采天真、浪漫、文雅到了极点。他后来之所以攻击温良敦厚，是想清楚使他蒙受了可怕的欺骗、给他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的那种道德。　　现在，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因为不能保持沉默，也就不易与世人相处。他厌恶世上的男女，一心盼着超越人类，于是他穿过意大利，攀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山巅。那寂寥的山峰激发了他创作那那惊世骇俗之作的灵感：　　在善与恶的彼岸，　　我等候虚无；　　时而与光明为伍，　　时而与阴影相伴，　　只有白昼、湖泊、午辰和无尽的时光，　　我的朋友突然一分为二，　　查拉斯图拉走过我的身旁。　　这时，他的“灵魂升腾，占据了四周的空间”，他找到了新的老师——佐罗亚斯特，波斯教的鼻祖。他找到了新的神祗——超人和新宗教——永恒轮回。在灵感的引导下，哲学升华到了诗的境界。“我要唱一支歌，就算独处空房，我也要放声歌唱。让我的歌声回荡在自己的耳边。”“天边的孤星，你的幸福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他人闪耀光辉吗?你看，我已厌倦了自己的智慧，正如采蜜太多的蜜蜂。我需要人们伸出分享的双手。”于是尼采创作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1883)，并在“瓦格纳在威尼斯辞世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完成了它。　　尼采知道，这就是他的不朽之作。“这是一部流传千古的诗篇”，他后来又写道，“其他诗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汇集所有伟大心灵的精力也不可能创造出如此杰作。汇集时间全部智者的精神和善行也写不出能与查拉斯图拉的语言相媲美的只言片语。”话虽夸张，但该书的确堪称十九世纪的杰作之一!不幸的是，尼采在印发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出版商因忙着赶印五十万册赞美诗，接着又要出一系列的反犹太小册子而拖延了该书的印制。后来他觉得无利可图，就以该书最后一部分太空洞为由，拒绝印行。尼采只好自费出版，这部著作卖了四十册，送给朋友七册，只有一个人表示感谢。没有人称赞此书。也没有人这么孤独过。　　而立之年的查拉斯图拉，就像他的波斯原型亚斯特一样，从他沉思的山巅来到尘世布道。但人们却转过脸去看走钢丝表演。表演者从钢丝上掉下来摔死了。查拉斯图拉扛着他的尸体去了荒野。“你以危险为业。所以我要亲手安葬你”。“在凶险中生活吧”，他说，“把你们的城建在维苏威火山旁。把你们的船驶入叵测的海洋。在战争中生活吧。”　　查拉斯图拉从山上下来时，一位隐居的老者要向他宣讲上帝。当查拉斯图拉独处时，他想：“这是真的吗?这位森林中的老圣徒竟然还没听到上帝死了的消息!是的，上帝的确死去了，所有的神都死了。”　　过去的神祗早已死去，他们并不是在黄昏的暮气中喘息着死去的，相反，他们是在很久以前大笑着死去的!　　那时有一位神祗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亵渎神明的话，“上帝只有一个!在我面前，你们不应信奉别的上帝……”　　于是众神都哄笑起来，他们高叫着，连座椅也随之震动：“敬奉神明不就意味着只有众神，没有上帝吗?”　　凡是长了耳朵的，都来听听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多么痛快的无神论口吻!“假如有上帝，我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有谁比我更不信神，我愿聆听他的教诲。我恳求你们，各位兄弟，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超越大地的缥缈的希望吧，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是投毒杀人者。”一群被人们当作优秀者的“上等人”汇集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洞府里，准备传播他的教义。当查拉斯图拉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看见他们竟然在向“那个仿照自己形象”的蠢驴烧香礼拜。书中接着说：　　善恶的创造者首先必须是破坏者，他必须摧毁一切价值观念。　　因此，最大的恶蕴含在最大的善中。当然，那是创造性的善。　　无论我们所说的有多么邪恶，世上最聪明的人们，都说出来吧。沉默更加邪恶，一切没有说出来的真理都是毒酒。　　要毁灭在我们的真理之上的，就让它毁灭吧!还有许多房屋等着构筑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如此渎神，是大不敬吗?可查拉斯图拉却说“已经没有人知道如何敬神了”，他自称是“不信上帝的人中最虔诚的”。他渴望信仰和同情，“对所有在厌恶中忍受折磨的人来说，旧的上帝已经死了，而新的上帝还在襁褓中”!于是他宣布了这个新上帝的名字：　　“所有的上帝都死了。我们只期盼超人的降临。　　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超人，人是最终要被超越的东西。你为超越人做了些什么?　　人的价值在于他是通往目标的桥梁，而不是目标本身。　　人的可爱就在于他是过渡，是毁灭。　　我爱那些只知道生活在毁灭中的人，因为他们正在超越自己。　　我爱伟大的轻蔑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崇拜者。他们是渴望射向彼岸的箭。　　我不爱在星空之外寻找毁灭和牺牲理由的人，而爱为使这片大地终有一天成为超人的天地而献身的人。　　确立人类目标的时刻已经来临。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标，难道能算健全吗?　　爱遥远的人类远比爱自己的近邻高尚。　　尼采似乎预料到每一个读者都会认为自己是超人。于是他直率地告诉人们超人还没有诞生，我们只是超人的先驱。“不要奢望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东西。不要为了美德而勉为其难去干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　　尼采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上帝，但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永垂不朽。创造出超人之后，他又提出了永恒轮回说：一切事物都会以本来的模式无穷地循环往复。铁血和忏悔的德国将会再度出现，人类内心的痛苦，从愚昧到查拉斯图拉的整个过程将会重演。这虽令人恐惧，但也是肯定和接受生活的最勇敢的方式。现实组合的可能是有限的，而时间却是无限的；总有一天，生命和物质又都会回到过去的状态。历史又会从这场不可避免的轮回中展开它曲折的路途。把我们带进这个境地的是决定论。难怪查拉斯图拉不敢说出这最后的教诲。他害怕了，他畏缩不前，直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怕什么，查拉斯图拉?说完你的话就粉身碎骨吧。”五、英雄道德观　　查拉斯图拉是尼采的福音书，而他后期的著作不过是对该书的评注罢了。预言家的歌已唱罢，哲学家的逻辑出场了，这位哲学家不是不相信逻辑吗?但是，逻辑如果不是证据的标签，就是清理思路的工具。　　他比以前更孤独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朋友们的眼里完全是一部怪异的作品。尼采的妹妹突然离开了他，与他所憎恶的一个反犹太分子结了婚，后来又到巴拉圭去建立共产主义根据地。她劝这位虚弱的兄长以健康为重，同她一起去。但是尼采把精神生命看得高于身体的健康。他愿意呆在战场上。他漂泊不定，生活没有规律，他先后去过瑞士、威尼斯、热那亚、尼斯和都灵。在圣马可教堂的石狮子周围聚集着成群的鸽子，他喜欢在鸽子群中写作。“圣·马可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但他不得不避开会加重他眼病的阳光，他把自己关在昏暗寒冷的顶楼里，躲在窗帘后面写作。由于眼疾日益加重，他后来再没写过长篇的著作，只写一些精炼的格言。　　尼采把这些格言汇集起来以《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为题出版。他在书中表示希望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拓道路。于是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英雄道德”和“奴隶道德”。即主人的道德观和大众的道德观。前者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古罗马人普遍崇尚的准则：即使对普通的罗马人来说，“荚德”就是“刚毅”、“进取”和“勇敢”。然而在亚洲，尤其是在犹太人那里——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出现了另一种准则，俯首称臣产生了卑微；无能导致了利他主义，即哀求他人的援助。根据这样的大众伦理观，对安全和和平的爱取代了对冒险、强力的爱：狡诈取代了强壮，阴谋诡计取代了光明磊落；怜悯取代了冷酷；消极的摸仿取代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尊严属于异教徒、罗马人、封建主、贵族，而良知属于犹太人、基督徒、资产阶级、平民。正是耶稣之类的先知的说教使一个奴性阶级的观点成了风行天下的金科玉律。“俗世”和“肉欲”成了“罪恶”的同义词，而软弱、贫穷却等同于美德。　　耶稣把这种道德发展到了最高峰。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从他的教条中源源不断地派生出了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人类今天的进步就是以平民哲学，以平等化和大众化的程度，以颓废的生命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对他人的同情如果是主动积极的也还有道理，但怜悯不过是精神的麻醉剂。对不可救药者、无能者、自作自受者、罪大恶极者表示怜悯简直是滥用感情。怜悯是对他人的一种卑鄙的侵扰，“探望病人”不过是因为邻居身遭不幸而感到自己优越时表现出的兴奋罢了。　　在这些“道德”的背后，人们却在向强力意志靠拢。爱情不过是一种占有欲；求爱是战斗，交媾则是占有。唐·约瑟杀了卡门，只是不想让她成为别人的财产。“人们以为自己在爱情中是无私的，因为他关心的是对方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往往和自己的利益相冲突。但是，这么做仍然是为了占有对方。”谦卑不过是强力意志的伪装。　　“哲学体系是五光十色的幻象。”我们看到的并非长期探索的真理，而是自己欲望的投影。“哲学家们在故作姿态，好像他们的观点是在冰冷、纯粹、神圣和中立的辩证法的自我演化中发现的。但是实际上，那不过是带有偏见的命题或观点，是他们经过抽象和提炼的内心欲望，哲学家们总是在事后绞尽脑汁搜罗出论据来为之辩解。”　　正是强力意志的律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活动的绝大部分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是我们感觉不到的……”“由于直觉不会被意识干扰，它直接对强力意志发生作用，所以直到今天，直觉仍是一切智力活动中的佼佼者”。我们完全没必要对意识的作用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它在智力过程中纯属多余，也许它注定要消失而为本能的直接作用所取代”。　　强者很少用理智的外衣来掩饰内心的欲望，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要。”而良心、怜悯、忏悔全都不能成其为理由。但是在犹太教、基督教和民主观念盛行的今天，强者居然也为自己的力量感到羞耻了，也开始寻找各种“理由”了。高贵者的道德和价值观正在消亡。“欧洲正受到新佛教思想的威胁。”连叔本华和瓦格纳都令人惋惜地成了悲天悯人的佛教徒了。“有利于大众的价值观成了整个欧洲道德体系的基础。”　　尼采认为，强者“邪恶”的道德和弱者“善良”的道德都是社会必需的。冷酷、冒险、战争与仁爱、和平具有同等的价值。人类最好的素质就是坚强的意志、强力和不朽的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不过是懦夫，绝不会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邪恶之于善良正如变异之于遗传和革新之于传统，不打破常规，就不会有发展。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过于善良。“人必然会变得更善，但同时也会变得更恶”。　　可以让尼采感到欣慰的是，世上存在着那么多的邪恶和残酷。想到这些，他就会得到一种虐待狂似的快感。他认为我们从悲剧和庄严的事物中得到的快感是一种变相的残酷。“人是最残酷的动物，”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每当人津津有味地观看悲剧、斗牛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时，他所获得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当他创造出地狱时，啊，地狱就成了他的人间天堂。”通过想像他的压迫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所受到的永恒惩罚，他就能够忍受现世的苦难了。　　最终的道德要以生物学来衡量，事物的好坏必须根据它们对生命的价值来评判。我们需要对一切价值作生理学意义上的“重估”。对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物种则以其生命力、能力和强力来衡量。哲学的真假在于它赞颂的是上升的生命还是堕落的生命。颓废派说生活毫无价值，不如说自己毫无价值。当英雄道德日渐衰微，而民主——对伟大人生的怀疑——不断毁灭着下一代时，生活还值得过吗?　　现今，爱群居的欧洲人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式，仿佛他就是唯一幸运的种族，他夸耀自己的品质，诸如热心公益、善良、顺从、勒劳、节制、谦虚、宽容、富有同情心等这些罕见的人类美德，由于这些美德，他们也就显得高贵文雅，能容忍，有益于群众。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地方人们还是相信领袖不能少，于是，人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一直想召集一群聪明人，来代替指挥官发号施令；例如，各种议会机构都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倘若果真有一位绝对专制而明智的君主临世，那这些成群的欧洲人的肩上卸下了多么沉重的负担啊，他们该多么庆幸，会怎样谢天谢地啊！拿破仑的出现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那段历史，由于拿破仑的影响，差不多是整个世纪所达到的最幸福时期，它创造了最杰出的人物和最伟大的时代。六、超人　　正如道德不在于仁爱而在于力量，人类奋斗的目标也不应该是全人类的提高，而应该是强者与优秀人物的发展。“最终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明智的人是不愿去改善人类的。人类无法改善，人类甚至不存在——它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存在的只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蚁穴。从整体上看，它更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每个时代合格的产品极少，更多的是次品。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大众的幸福，而是为了品种改良。如果没有更高级的品种出现，社会还不如彻底毁灭。社会就是发展强力、完善个人品质的工具。　　起初，尼采似乎希望产生某个新的种类：后来才想到在庸众的泥坑中发现超人。超人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那样风险太大，而只能通过精心培育产生出来。因为生物的进化过程对过于优秀的个体总是存有偏见，大自然对自己的最好作品也极为残酷，它倒是对那些庸人呵护有加。超人繁衍，只能通过人类的选择、优生和高尚的教育来实现。　　让超人为爱情而结婚——英雄娶一个女奴，天才配个女裁缝——这多么荒谬!爱情与优生绝不是一回事。人不可能同时得到爱情和智慧。优秀者只能与优秀者联姻，把爱情留给那些卑贱的人们吧。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且是为了人类的进化与发展。　　你年轻，渴望着结婚，生儿育女。但是，请问，你是敢于盼望儿女的人吗？你是胜利者吗？你能克制自己，驾驭你的感情，主宰你的品行吗？——决定你希望的是兽性，还是必然？或是孤寂之感，或是你的内心冲突？我倒希望你的胜利和自由是渴望后代。你应建立活生生的纪念馆，去纪念你的胜利和自由。你应该超越自己。但是，首先，你必须身体壮实，灵魂刚正。你不仅要延续自己，而且要延续得一代比一代强！婚姻，我这样称呼，它是两个人自愿创造一条生命，这生命结实强健，胜过其创造者。我可以说婚姻是相互敬重，是意气相投的人们相互敬重。　　没有高贵的血统，就产生不了高贵的人。“我这里说的高贵血统指的不是那些‘老爷’、‘大人’之类的家伙。除了高贵血统和优生优育，产生超人的另一个关键就是一所严格的学校。在这种培养超人的学校里，品格的完美，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没有享受，只有责任。在这里，肉体被训练得能默默地承受痛苦，意志必须学会服从和发号施令。不允许有意志自由之类的谬论，也不能以放纵和“自由”来削弱身体和精神的活力。超人在这里要学会开怀大笑，哲学家的等级就是根据他们笑的能力来划分的。“勇敢的人面对任何悲剧都能放声大笑。”超人所受的教育中不含有道德的硝酸。意志要忍受禁欲的磨炼，但肉体的亭乐却不受谴责。“可爱的姑娘们，快活地跳舞吧!谁也不会用邪恶的眼光打扰你们的兴致，……长着漂亮脚踝的姑娘是人见人爱的!”那就是超人，他们也懂得欣赏漂亮的脚踝。　　有了这样的教养，超人就能超越善恶。当目的需要他“恶”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作恶。他需要的是无畏，而不是善。“什么是善?勇敢就是善。什么是恶?源于软弱的一切都是恶。”超人一旦有了目的，他就会酷爱冒险与奋斗，而把幸福留给大众。所以，一切战争都是善的。“一场战争能让任何事业变得神圣。”　　能力、智慧、骄傲，这三者一起造就了超人。只有伟大的目标才会引导激情转化成强力。伟大的目标会将纷杂的欲望变成强力人物的人格。“让思想家去痛苦吧，他不是花草的培育者，而只是土壤。”被自己的感情左右的是弱者：他不能自制，怯懦无力，受人摆布。他是不协调的人，是颓废者。“谁要是不想做一个庸碌之辈，他只需放弃享乐!”有了目标，一个人可以严于律己，也严以律人。为了目标，他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出卖朋友。这就是超人的最终准则。　　只有以这样的人为奋斗目标，我们才能热爱生命，积极进取。让我们成为伟人吧，要不就成为伟人的奴隶和工具。无数欧洲人为了拿破仑的伟业不惜献身，高呼着他的名字战死沙场，这是多么壮美的景象!让我们都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如果查拉斯图拉知道世间还有这么多超人的热爱者，那么他就是在痛苦中也会歌唱的，“孤独的人们啊，今天你们相互分离，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组成一个民族，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民族将从你们中间崛起，因为你们选择了自己。而超人也从你们中间诞生。”七、颓废论　　因此，贵族制是造就超人的必要途径。民主“这个根据人数多少来作决定的狂热症”必须尽早铲除。层次较高的人首先要彻底摧毁基督教。基督教的胜利就意味着民主的开端。就像基督教征服欧洲标志着古老贵族的消亡一样，条顿武士们横扫欧洲，重振了阳刚的美德，为现代贵族奠定了基础。这些贵族不为“道德”所累，“不受社会的任何约束。”他们怀着野兽的天真，杀人、抢劫、放火、用刑，无恶不作，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小孩的恶作剧。这些人正是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国统治阶级的来源。　　一群嗜血的金发猛兽，一个征服的民族。凭着军队和组织的强力，肆无忌惮地把他们可怕的爪牙伸向数量上占优势的民族。……这群怪兽建立了国家。以契约立国的梦想破灭了。一个天生的统治者，一个以暴力登上历史舞台的人，怎么会把契约放在眼里?　　这个威武的统治阶级已经让天主教对温良道德的赞美，让清教徒和贱民倡导的宗教改革思想，让与劣等民族的通婚给破坏了。　　新教和啤酒使德国人才智匮乏，如今又加上了瓦格纳的歌剧。结果现在的普鲁士人成了文化的敌人。德国战胜了拿破仑，就像路德战胜了教会一样，都是对文化的糟蹋。从那以后，德国就抛开了自己的歌德们、叔本华们和贝多芬们，开始去崇拜“爱国者”。德意志至高无上——这或许就是德国哲学的终结。德国人比法国人和英国人拥有更多的阳刚的美德。他们有毅力和耐心，并且勤劳，所以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科学和军纪。假如德国的组织能力和俄国潜在的人力物力资源结合起来，那么一个伟大的致治时代就会到来。　　困扰德国的问题是智力的迟钝。“在法国，人们对所有的心理学和艺术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是德国望尘莫及的……当德国作为政治大国崛起时，法国在文化领域又占据了新的主导地位。”　　俄国是当代欧洲的金发猛兽。这个民族“固执地听从命运的摆布。这使他们今天比我们西方人更有优势”。俄国由于没有“愚蠢的国会制”，所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意志的力量在那里积蓄着，它的澎湃动力急欲寻找一个宣泄口。因此，如果俄国主宰了欧洲，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关心欧洲前途的思想家总会把犹太人和俄国人视为重大事件和战争中的最现实的角色。但是，意大利人却是现有民族中最优秀、最有活力的。即使是卑微的意大利人也有男子汉气概和贵族般的傲慢。　　最差劲的要数英国人了。他们用民主的骗局腐蚀了法国人的灵魂。英国人的功利思想和市侩气是欧洲文化的最低点。只有残酷竞争的国家里人们才会把生活看成一场单纯的生存竞争。只有在店主和船主的势力压倒贵族的国家里才能捏造出民主来。这就是英国馈赠给当今世界的礼物，暗藏祸心的礼物。谁能将欧洲从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将英国人从民主的泥坑中拯救出来呢?八、贵族论　　民主意味着放任和随心所欲，意味着整体凝聚力的丧失，也意味着自由和混乱将主宰一切。民主就是对平庸的推崇和对杰出者的敌视。民主将扼杀伟人。伟人怎么可能在选举中向卑贱之辈低头呢?他们怎么会有机会?狗是狼的敌人，大众是伟人的敌人。“这样的土壤怎么可能培育出超人来呢?如果一个民族的卓越者命运多舛，没有出头的机会，这个民族怎么可能伟大呢?这样的社会只会变得死气沉沉。”　　男女平等是民主制和基督教义的产物。“所谓男女平等，就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之间的战争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胜利也就没有和平。和女人讲平等是很不明智的。女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平等。如果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女人反而乐于服从。女人的完美和幸福取决于她能不能当母亲。“女人是个谜。而这个谜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生育儿女。对女人来说，男人是一种工具，儿女才是她的目的。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又是什么呢?……她是一个危险的玩物。”　　女人通过婚姻来完善自己，男人却因婚姻而变得琐碎。男人向女人求爱时，说为了得到她可以抛弃世上的一切。结婚之后果然履行誓约。到了孩子降生，男人就将世界遗忘了。爱情的利他转化成了家庭的利己。诚实与创新是独身者的奢侈品。　　与男女平等相随而来的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们都是民主的产儿，假如平等的政治权力是合理的，那为什么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力?为什么到处都有领袖?有些社会主义者也许会称赞《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但他们的称赞是廉价的。“有人一边传播我的哲学，一边又去鼓吹什么平等……我理解的正义是：‘人生来就不平等’。”大自然憎恶平等。它宠爱的是个体、阶级和种族的差异。社会主义违背了生物学法则，进化的过程就是劣等物种、种族、阶级、个人被优胜者利用的过程。　　十九世纪文化低劣的标志就是有钱的商人竟然受人推崇和嫉妒。这些商人及其推崇者或嫉恨者都是奴隶，是墨守成规的木偶，庸碌的牺牲品。他们没有能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就骚动不安，努力去追求“幸福”，去建造从来都不是家的房屋，去追求庸俗奢华的享乐，去画廊观赏昂贵的“真品”。他们寻欢作乐，但这并不能使心灵振奋，反而腐蚀了心灵。看看这些阔佬吧!他们拥有了财富，却因此更加贫穷。“今天的商业道德不过是粉饰过的海盗道德。廉价购进，高价卖出。”这些人叫嚷着放任自流，但正是这些人最需要监控。也许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是有一些道理的，尽管它很危险：“我们必须从私人手中夺取有利于聚集财富的流通部门和商业部门，尤其是金融市场。应该把那些富商视为社会上最危险的人。”　　地位介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是军人。在战场上耗尽士兵生命的将军，也远比为了利润让工人在机器旁耗尽生命的老板高尚。看看工人从工厂涌向战场时心情多么舒畅吧。拿破仑不是屠夫，而是恩人。他把死亡和军人的荣耀同时奉送给人们，人们在他的大旗下流血牺牲，因为他们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忍受再制作一百万颗纽扣时的单调乏味。“战争对日趋软弱、贪图享乐、卑鄙无耻的民族是一剂良药。民主的虚伪和软弱很有必要让战争来矫正”。“但是，现代战争的起因丝毫也谈不上高尚：朝代更迭和宗教的分歧引起的战争比现在用武力解决商业争端要文雅一些。”　　政治面临的难题就是阻止商人成为统治者。因为这些人目光短浅，而且心胸像政客一样狭窄，毫无天生贵族的气质，无法被训练成卓越的政治家。卓越者具有神圣的统治权。普通人也有自己的位置，但不是君主的王位。他在自己适合的位置上是幸福的。他的美德正如领袖的美德一样是必需的。勤俭节约、安分守己、绝对服从，有了这些美德，平庸者就会变得完美。当然，那仅仅是工具的完美。“高度的文明就像一座稳固的金字塔。它以庸众作为坚实的基础。”　　无论我在哪里找到生气勃勃的人，我都听见唯唯诺诺的话语。一切富于生机的人都是唯命是从的人。其次，谁不能服从他自己的意志，他就得服从别人的命令。这是生龙活虎的人的命运。可我听到的第三条是，命令比服从更难。命令者不仅要为服从他的所有人承担责任，而且，很容易为这沉重的责任压垮——在我看来，每种努力，每种危险似乎都包含在各种命令中；无论何时，只要虎虎有生气的人在发号施令，那他们也就是在担当风险。　　理想的社会应分为三个阶层：“生产者(农民、无产者和商人)、行政人员(军人和各个机构的官员)、统治者。统治者只管统治，不必在政府机构中行使职权。政府的实际工作也很低贱。统治者应是具有哲学家素养的政治家，而不是官员。他们的权力就是掌握财政和军队。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像军人，而不像金融家。他们将再次充当柏拉图所说的保卫者。柏拉图说得对，哲学家是最高贵的人。他们除了要有勇气和力量，还要有修养；既是学者又是将军。他们之间相互尊重、齐心协力。“他们应该严格按照道德、习俗、尊严的准则来要求自己。特别是要互相监督，自我约束。”　　他们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他们的权力基本上可以世袭，偶尔也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但没有比模仿英国贵族与粗俗的富商通婚更能毒害贵族阶级了。正是这样的联姻毁灭了最伟大的统治机构——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只有经过世代的精心选择，经过合理的婚配，才能产生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人是什么人，他的祖先已经确定了。”　　我们习惯了民主制，贵族制大概听起来让人不那么舒服。但是，让我们做“优秀的欧洲人吧”，做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叔本华、司汤达、海涅那样的欧洲人吧。我们分裂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本应是一个整体，如今却成了一盘散沙。伟大的文化怎么可能从爱国主义的偏见和地区主义的狭隘气氛中产生呢?狭隘的政治时代已经结束，强制性的伟大政治时代即将到来。新的民族什么时候出现?新的领袖什么时候降临?欧洲什么时候才会统一?　　“你们听说过我的孩子们吗?请和我说说我的花园；我的幸福和岛屿，我壮美的新生的民族，我曾因他们而一贫如洗，现在也因他们而富裕。……我还有什么不曾交出来呢?为了那些孩子们，那些生机勃勃的种植园，那些用我最高的意志和最大的希望栽培的生命之树?我还有什么不能交出的呢?九、评论　　的确，与其说这是哲学不如说它是一首美妙的诗。我们知道其中有不少不合情理之处，也知道这个人为了矫正自我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我们在每一行中都能感到他的痛苦，即使在对他产生质疑的地方，我们也依然喜欢他。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厌倦伤感和幻想，却愿意品尝怀疑和否定的苦涩：这时，尼采来了，就像走出沉闷的教堂后迎面扑来的旷野清风。　　“总有一天，人们会说，海涅和我是有史以来用德语写作的人中最伟大的艺术大师。”这基本上是事实。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支矛，灵巧、刚健、流畅的行文——正是剑客的风范：迅捷、精彩得令凡夫俗子目不暇接。但是，重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这夺目的光彩有一部分来源于夸张，来源于一种有趣的、神经质的自我吹嘘，来源于对各种公认观念的轻易颠覆，对各种美德的讽刺和对各种邪恶的颂扬。他像大学二年级学生一样喜欢故作惊人之语；我们可以断定，当一个人对伦理道德怀有偏见时，要说出惊世骇俗的话是很容易的。这些专横的结论，这些无所顾忌的概括，这些翻来覆去的预见，以及充满悖论的观点——它们更多是与他本人相矛盾，而不是别人——表现出一种失衡的，近乎疯狂的心态。这些激烈的言辞里含有日耳曼民族的咆哮，而没有丝毫的自制；同时，它完全没有和谐和文雅，而尼采对法国人的这些风度却十分敬慕。尽管如此，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强劲的文体，它有着令人折服的热情和执著。尼采并不论证什么，他只是宣告和揭示；他以丰富的想像而不是逻辑来征服我们：他奉献的不仅是一种哲学，也不仅是一首诗，而是一种新的信念，新的希望和新的宗教。　　他的思想和风格，说明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儿。他问道：“一个哲学家，应该始终要求自己什么?应该是超越自己的时代，而成为‘永恒’。”这就是追求完美的忠告，但与其说他遵守了它，不如说背离了它。他没有认识到，他的超人的非道德主义和施蒂纳的不平衡个人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极端个人主义又来自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绝对自我”又可上溯到康德的主观主义——正如叔本华诚实地宣称的那样：“世界是我的表象。”超人不仅是叔本华的“天才”、卡莱尔的“英雄”和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他看起来更像席勒的卡尔·莫尔和歌德的格茨。“当作品发言时，作家本人应该沉默”，但尼采总是不愿沉默，他在每一页都以第一人称进行陈述。他之于那个时代的哲学，正如瓦格纳之于那个时代的音乐——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巅峰。他从社会的重压下解放并歌颂叔本华的“意志”和“天才”，正如瓦格纳解放了激情，使之挣脱古典音乐的束缚。他是卢梭最后一个伟大的传人。　　到了晚年，他很有自知之明地认识到，《悲剧的诞生》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推论。认为瓦格纳与埃斯库罗斯是一脉相承，这是一位年轻的信徒在一座权威的神庙前所作的自我牺牲。谁会相信宗教改革是“酒神式的”大发酒疯；而文艺复兴又正好相反，透着太阳神般的宁静、节制和文雅?谁又会怀疑“苏格拉底哲学是歌剧文化的基础”?对苏格拉底的攻击不过是一个瓦格纳信徒对逻辑思维的藐视，对酒神的颂扬则是一个长期枯坐的人对行动的推崇，以及一个性格内向的单身汉对大丈夫的酒兴和性欲的私下钦羡。　　尼采贬斥柏拉图，正如他贬斥一切有恩于他的人一样——在欠债者眼里，债主决不会是英雄。但是，尼采的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不过是忒拉叙马利科和卡立克利的伦理学加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政治学而已。有人把尼采描绘成一个异教徒，但他不是。他既不是伯里克利那样的希腊异教徒，也不是歌德那样的德国异教徒。他缺乏他们的心理平衡和自我克制能力。“我要把安详和宁静还给人们，它是一切修养的前提”，他写道。可是天哪，一个人怎么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送人呢?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最不容易遭到批评，一来是因为它的晦涩，二来是因为它那些无可争辩的优点掩盖了一切显著的缺点。任何一位评论家都能清楚地看出他的自相矛盾，他一面鼓吹利己主义，一面又号召人们为迎接超人的到来而实行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但是，读了这样的哲学，谁不想当超人，而甘愿去做奴仆呢?　　至于《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里的伦理体系，也不过是一种刺激的夸夸其谈罢了。引导人们更加勇敢、更加坚强当然是必要的——几乎所有的伦理哲学都这样说，但是，要求人们更残忍、更坏，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去抱怨道德是弱者限制强者的武器。强者不会受制于道德，而会更聪明地去利用它：大多数道德准则都是社会上层强加给下层的。人们对美的颂扬和对恶的谴责不过是对权威的模仿。诚然，谦卑偶尔也应该受到挖苦，但是，在现代人身上，这种品质并没有过剩。在这方面，尼采缺乏一种对哲学十分必要的历史感，否则他就能看到，主张温顺与谦恭的说教对于野蛮人的野性是一剂有效的救赎良药：这些野蛮的人在基督出世后的一千年里连年征战，几乎将人类文明彻底毁灭。那种想像中的人人皆有的“强力意志”似乎并没有在印度人的沉寂、中国人的安详和中古时代农民自足的习俗中显现出来。强力的确受到少数人的推崇，但绝大多数人更渴望安宁与和平。　　尼采没有认识到社会本能的地位和价值，他以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动还需要哲学来加强。其实他所敬慕的那些习俗与成就完全依赖于人与人的合作、社会和谐和自我克制而存在。由于疾病和神经质造成的孤独，由于不得不与大众的愚蠢和平庸做斗争，尼采最后竟觉得一切伟大的品质都只属于孤独者。为了反对叔本华将个体湮没于群体，他又走到了要个人彻底摆脱社会约束的另一个极端。　　也许他在政治方面的见解比在道德方面更健全。贵族制是最理想的政体，谁能否认呢?“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最聪明、最勇敢、最优秀的人：我们如果能找到他并拥他为王，所有的人就能安居乐业……”可是那个是最优秀的人是谁呢?难道最优秀的人一定出身于王公贵族之家吗?如果是，要不要设立世袭贵族制呢?但我们曾有过这种制度，它导致了党派间的倾轧，使社会走向萧条和衰落。也许贵族与中下阶级通婚反而能够保持贵族的优点，否则，英国贵族怎么能够延续至今呢?近亲繁殖不是会导致种族退化吗?这些复杂的问题显然很难简单地作出判断，但尼采却轻率、鲜明地对表示了“赞成”或“反对”。　　有一种普遍的幻觉，即许多人类文化的繁荣时代总是出现在世袭贵族统治时期：其实正好相反，伯里克利、梅迪奥、伊丽莎白和浪漫主义时代文化的繁荣，全靠新兴的资产阶级财富的滋养。文学艺术的刨造者并不都是贵族出身，而大都是中产阶级的后代，如苏格拉底是接生婆的儿子，伏尔泰的父亲是个律师，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屠夫。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生阶级会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因此在政治上，如果将没有贵族血统的天才赶出领导阶层无异于自取灭亡。较好的做法是不计较天才的出身，而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贵族政治要想行之有效，必须有一个高效的组织，其成员应该凭着才能而不是出身来取得统治权，上层阶级应该由机会均等的民主制度培育出来。　　打了以上折扣之后，尼采还剩下了什么呢?剩下的东西也足可让他的批评者坐立不安。每一个追求社会地位的人都在批判尼采，但他仍然是现代思想的里程碑和德国散文的巅峰。他预言后人将把历史分为“尼采前”和“尼采后”两个时期，这无疑是言过其实了。不过，他的确使人们对过去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制度和观念进行了反省。今天还可以说，他为研究希腊的戏剧和哲学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告诫人们，瓦格纳的音乐中具有浪漫主义衰败的迹象；他对人性的剖析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锋利而准确；他揭示了一些隐秘的道德根源，而现代思想家没有谁这么做过；他迫使人们诚实地思考达尔文主义的道德意义；他创作了那个时代文学中最伟大的散文诗，而且他设想人类终将超越人类自身。他的话虽尖刻，但句句都是肺腑之言。他的思想就像闪电穿透乌云一样穿透了现代人的心灵。有了尼采的创作，欧洲的哲学空气才有了现在的清新。十、结束语　　“我喜欢甘为人梯、功成身退的人”，查拉斯图拉说。显然，紧张的思考过早地耗尽了尼采的生命力，与时代抗争使他失去心理的平衡。“一个人与他所处时代的道德体系对抗是很可怕的事情……”尼采后期的作品越来越尖刻——他不仅抨击各种各样的思想，也指责各种各样的人，如瓦格纳、基督等等。顽疾缠身是他精神崩溃的生理原因。他开始陷入偏执狂的情绪之中，时而情绪高昂，时而沮丧颓唐。他的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充斥着狂妄的自吹自擂。假如别人再多给他一些赏识，也许就可以阻止他这种孤芳自赏，使他能够更真实、更理智地认识自己。但是，赏识来得太迟。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藐视他，对他口诛笔伐的时候，只有泰纳给他写了一封赞美的信，还有，布兰戴斯写信给尼采，说他正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的讲座，斯特林堡来信说，他正准备把尼采的思想运用到戏剧上。但最让他感动的大概要数一位匿名追随者寄来的一张400美元的支票了。但是，当这微弱的光明来临时，尼采的眼睛和心灵都几乎彻底失明，他早已绝望了。“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写道。“我是属于未来的。”　　最后的打击终于来了，1889年1月，他在都灵突然中风，眼前一片漆黑，跌跌撞撞地摸回自己的阁楼，匆匆写了一些语无伦次的信。给科斯马·瓦格纳的只有几个词：“阿里阿德涅，我爱你”；给布兰戴斯的信长一些，落款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给布克尔哈特和奥弗尔贝克的信则全是胡言乱语，奥弗尔贝克接信后慌忙赶来看望他。他看见尼采用双肘在钢琴上不停地敲打，用高歌和哭声表达酒神式的狂喜。　　刚开始，他们把他送进一家疯人院，但他的老母不久就把他领了回去，并且无微不至地照料他。这位虔信的女人曾经悲伤而坚强地承受着儿子背叛她珍视的一切的打击，一如既往地爱他，现在又对他敞开自己的怀抱，宛如再世的圣母。1897年，这位母亲去世了，尼采被妹妹带到了魏玛。克雷默在那里为他塑了一尊像——一件令人叹息的佳作，它表现了一个强健心灵的破碎。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幸福，清醒时从未享受过的安宁现在属于他了；上天让他丧失理智正是对他的怜悯。有一次他发现妹妹看着他流泪，就问：“伊丽莎白，你哭什么呢，我们不是很幸福吗?”有一次他偶然听见有人谈到书，他惨白的脸上顿时出现了红晕，他兴奋地说：“啊!我也写过几本好书。”但这清醒的时刻很快就消逝了。1900年，他告别了人世。很少有人为自己的天才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第十章当代欧洲哲学家一、亨利·柏格森l.对唯物主义的反抗　　现代哲学史也许可以从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冲突这个角度来写。思维也许始于其对象，因此它最终要将自身神秘的现实纳入物质现象和机械定律的范围之中；或者，思维始于它自身，然后根据明显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得不将万物设想为心灵的形式和创造物。数学与力学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以及工业与物理学之间的相互促进，为哲学思辨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动力。科学中最成功的学科成了哲学的榜样。尽管笛卡儿坚持哲学要从自我开始向外延伸，但是西欧的工业化却已使思维转向了物质。　　斯宾塞的理论就是这种机械论的典型。尽管他被称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实际上他是工业主义的代表和倡导者。他给工业的赞美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斯宾塞的哲学之所以很快遭到了抛弃，主要是因为在近代的思想界，生物学的观点取代了物理学的观点；人们渐渐倾向于从生命运动而不是物质惰性的角度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在现代思想史上，叔本华首次指出，“生命”可能是比“力”更基本、更具概括性的一种概念。如今，柏格森采纳了这一观点，并通过真诚和雄辩的力量，使一个心怀疑虑的世界几乎完全接受了这种思想。　　柏格森1859年生于巴黎，父母分别为法兰西和犹太后裔。他从小勤勉，学生时代几乎夺得了所有的奖励。起初，他专攻数学和物理学，并准备献身于现代科学。但他长于分析的才能使他很快就接触到了隐藏在各门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难题。于是，他很自然地转向了哲学。1878年，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被派到克莱蒙费兰公立中学教哲学。1888年，他在那里完成了他的首部重要著作，英译本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八年后，他又写出了第二本书，名为《物质与记忆》。1898年，他应聘为高等师范学院教授；1900年，他被聘为法兰西大学教授，直到去世(1941)。1907年，他的杰作《创造性进化》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哲学界声名最响的人物。1914年，他的书被教会列入了禁书目录，这使他登上了声望的巅峰，就在这一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令人惊异的是，柏格森这位注定要杀死唯物主义的人年轻时曾是斯宾塞的信徒。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产生怀疑。如同年轻的罪人到了晚年最可能变成圣徒一样，早期的信徒也最容易变成反叛者。柏格森对斯宾塞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强烈地意识到唯物主义机械论有三个僵硬的关节，即物质与生命、肉体与精神、决定论与选择力这三对关系。帕斯德的耐心实验已经颠覆了对自然发生论(生命来源于无生命物质)的信仰；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理论研究和一千次徒劳的试验之后，唯物主义者在生命起源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同样，尽管思维与大脑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但联系的方式从来就不曾被清楚地认识过。如果说精神就是物质，各种精神活动都源自神经系统的机械运动，那么意识还有什么价值呢?决定论是否就比自由意志论更好理解呢?假如说眼前这一个时刻并不包含任何有生命、有创造性的选择，而纯粹是前一个时刻的物质和运动的机械性产物，那么，前一个时刻又是更前一个时刻的机械性产物，……由此类推，原始星云将成为最根本的原因，它导致了以后所有的事件，包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和他心灵所承受过的每一种痛苦；那么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和李尔王的每一句悲伤的话，都来自遥远的太空和遥远的时代。这怎么可能!无论在《旧约》中还是在《新约》中，没有一个神话比这种星云编造了悲剧的荒诞宿命论神话更荒诞不经!这里的物质已经多得让人不得不反对了。柏格森的迅速成名，是因为他有勇气去怀疑连怀疑者都虔信的东西。2.精神与大脑　　柏格森说，我们生来喜欢唯物主义，因为我们习惯于从空间的角度去思考；我们都是几何学家。但是，时间和空间一样重要：毫无疑问，正是时间包含了生命的本质，也许还包含了一切现存的实体的本质。我们应该知道，时间是一种积累、生长和延续，“延续就是过去的持续发展，它渗透到未来，并在前进的同时增加着”：也就是说，全部过去延伸到了现在，并和现在一起延伸下去，它即是现实的，也是能动的。”延续意味着过去永远存在，丝毫也不会减少。“可以断定，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过去关系不大，但我们的期望、意志和行动却依赖于全部的过去”。由于时间是一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未来绝不会与过去一样。“每个时刻不仅是崭新的，而且是难以预测的；……变化比我们想像的更重要”；“对于一个有意识的存在物来说，存在即变化，变化即成长，成长即无止境地创造自我。”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又会怎样呢?也许，一切现实都是时间和延续、生成和变化?　　对我们自身来说，记忆是延续的媒介、时间的婢女：我们通过记忆得以生动地保留很多往事，这样我们在处理各种情况时就能想到多种选择。随着生命规模的扩大，记忆也越来越丰富，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反应的多样化产生了意识。而意识就成了反应的演习，“意识的强度似乎与生物的选择能力成正比。它填补了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空隙”。意识并非无用的附属物，它是想像力的舞台；在作出最后的决定时，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都在意识中亮相并接受审查。所以，“一个生物其实就是一个行动中心，它代表了某种可能的行动”。人不是被动适应的机器，而是创造与进化的核心。　　自由意志是意识的必然产物；所谓自由，其实仅仅是指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记忆的基本功能就是唤起与现在某一知觉类似的所有的过去知觉，使我们追忆它们的前因后果，从而给我们提供最恰当的决定。但它的作用不仅如此，记忆让我们仅靠一次直觉就能把握住延续的纷杂的时刻，并使我们从事物的流动中解脱出来，也就是摆脱必然性节奏的束缚。记忆在一次直觉中所能把握住的这种时刻越多，它赋予我们的对物质的控制权就越牢。因此，一个生物的记忆，主要就是衡量该生物对事物采取行动的能力。　　假如决定论是对的，假如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存在的力的自动、机械作用的结果，那么，动机就应该能毫不费力地转变为行动。但是事实正好相反。选择是困难的：它需要决心，亦即克服冲动、习惯或懒惰等精神诱惑而激发人的能力。选择就是创造，创造就是劳动。因此，人类才会焦虑、疲惫，才会羡慕“悠然自得”的动物们没有选择的刻板生活。但是，你的狗表现出来的那种平静，并不是大智若愚的平静。它是本能中所固有的，是不必、也不能作出选择的动物对天性的顺从。“只有人才能创造自己的自由”。　　因此，心灵并不等于大脑。意识依赖大脑，与它共存亡。但是一件外套也可以依赖一个衣钩，并和它一起跌落——这并不能证明外套是衣钩的“附带现象”或“外表”。大脑是想像和各种反应形式的储存系统：意识是对意象的唤醒和对反应方式的选择。“河流与河床并不是同一回事：尽管河流必须顺着弯曲的河道流动。意识与有机体也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它会和有机体生死与共。”　　有人说，由于意识和大脑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以一切有大脑的生物都有意识，一切没有大脑的生物就没有意识。这种观点的谬误是明显的。这就像我们说，消化与胃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只有有胃的生物才能消化。这种推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消化并不一定要靠胃。阿米巴虫也能消化，尽管它只是一团几乎未曾分化的原生质。事实上，分工与有机体的复杂性及完善程度成正比。特殊器官具有特殊功能，消化是胃的功能，因为它只具有这一种功能，所以它就能工作得更好。同样，对于人来说。意识无疑与大脑相关，但这并不是说意识离不开大脑。我们顺着动物的等级由高到低地研究，就会发现神经中枢越来越简单，直到彻底消失，融合在几乎没有分化的一堆有机质中。所以，随着物种的简化，意识仍然依附在简化的神经系统中，直到神经系统完全融合于尚未分化的生物体，意识依然存在，虽然这种意识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因此，从理论上说，一切生物体都有意识。总的来说，意识是和生命共存的。　　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往往从物质和大脑的角度去理解心灵和思维呢?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被称为“理智”的那部分天生就是唯物主义者；在进化过程中，理智被用于理解和对付物质的、空间的客体，它从这一领域获得了一切概念和那种认为无处不在的宿命的、可预测的规律性的思想。“从狭义上讲，我们的理智是用来保证我们的身体顺利地适应环境的，它告诉我们外在事物间的各种关系，简言之，它的功能就是对物质的认识。”因此，理智善于与实体，也就是惰性物体打交道；它把一切变化都视为存在，视为一系列静止状态：它忽略了构成事物真实生命的延续之流。　　分析一下电影吧。在我们的眼里，它似乎活灵活现。在这里，科学和杌械的确掌握了生命的延续。但是也恰恰是在这里，科学和理智暴露出了它们的局限。移动的画面本身并没有动，它不是运动的真实写照，而只是一组“快照”；它们被快速摄下，当它们被同样迅速地投射到银幕上时，甘愿被骗的观众就能欣赏到延续的幻影。　　正如摄像机将活动的现实划分成一系列静止的画面一样，人类的理智捕捉到的也是一组静态画面，而没有掌握其连续性。我们眼里只有物质，却忘了还有能量。我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物质，但是原子中的能量被发现之后，我们的那些范畴也就土崩瓦解了。我们只要稍作思考，就能明白物理学中的概念是不能用于精神世界的：我们对一英里和半英里进行思考，所用的时间是一样的；思想只需一瞬间就能环绕地球一周；人们将思想描绘成在空间运动的物质微粒或者认为它们只是在一定空间内的运转，但我们的思想却不喜欢这一切。这些“立体”的概念概括不了生命，因为与其说生命是一种空间的存在，不如说它是一种时间的存在：它是变化，而不是位置；它是质，而不是量；它不单是物质与运动的重新分配，而是流水似的不断创造。　　不过，如果我们坚持要把物理学概念应用到思想领域，而最终陷入决定论、机械论和唯物论的绝境，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只要稍稍反思一下，就可明白，在精神世界，物理学概念是何等的不相宜：我们很容易把一英里想像为半英里，思想的一刹那就可环行全球；人们千方百计要把思想描绘成空间中运动着的物质微粒，或描绘成限于空间的翱翔和运转，我们的思想却逃避这一切。生命回避那些“立体”概念；因为生命宁可是时间物，而不愿是空间物；它不是位置，而是变化；与其说它是量，还不如说它是质；它不只是单纯的物质与运动的再分配，它是涓涓流淌而永不停息的创造。　　最短的曲线最容易变成直线。越短越容易。假如你高兴，那么可以在这种意义上，称曲线为直线的一部分，因为在每一点上，曲线都与其切线吻合。同样，“生命力”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与物理力和化学力相切；不过，这些点，实际上，只是心灵想象在那种产生曲线的运动时，在不同片刻的停顿处，所获得的观念。事实上，生命不是各种物理化学元素的拼凑，就像曲线不是众多直线的集合。　　如果我们不凭借思维与理智，怎么能够认识生命的流动和本质呢?但是，难道仅凭理智就够了吗?让我们专注于自我，我们将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将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是主动，而不是被动；是选择，而不是机械论。我们看到生命之流在渗透、奔腾，而不是处于各种静止的“心态”中和分离、呆滞的片断中。这种简单而沉静的注视，就是直觉，它并不神秘，它是人类心灵所能进行的最直接的体验。凭借直接的感受，我们能体验到心灵的存在；而运用理智那曲折的表达，我们只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即思维是大脑分子在跳舞。直觉更能洞悉灵魂，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并不是说思维是一种疾病；也不是说理智不可靠。理智应该继续保持它的基本功能，即处理空间性的物质世界。直觉只限于直接体验生命和心灵的内在实质，而不是它们的外在形式。“我绝没有认为应该‘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理智’，或是让本能凌驾于理智之上。我只是想说明，当我们离开数学与物理王国而进入生命与意识的天地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生命感’。这种生命感能够超越单纯的理性，它和本能都源于同一种生命冲动，尽管本能是另一种东西。”　　“探测无意识那最深的实质，到意识表层之下的深层去挖掘，这将是心理学在新世纪的首要任务。我相信，等待我们的将是辉煌的成就。”3.《创造进化论》　　有了这个新的方向，进化将绝不同于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由竞争和毁灭构成的机械过程。我们在进化中感觉到了延续、生命力的聚积、生命和心灵的创造性积累，即“永无止境的创新”。在生物学界，随处可以听到反对达尔文的声音。　　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是自然可以通过选择有适应力的变异，产生新的器官与功能，以及新的有机体和种类。但是，这种观点在不到五十年内，就已经破绽百出了。这种理论能解释本能产生的原因吗?也许可以将本能设想为后天习性的遗传积累。但是，专家们早已关闭了这扇门。假如先天的能力和特性能够遗传，那么，每一种本能就应该一出现就达到应有的强度，或者说它一出生就已经成熟，否则它就不能帮助它的主人在生存斗争中获胜。假如它刚出现时还很柔弱，那么它就只能靠后天获得的强度来确立其生存价值，而后天的强度并非遗传所致。　　就像人们不了解最初本能的起源一样，我们对它们的变异也非常无法理解。对于眼睛这么复杂的器官，我们遇到的困难令人沮丧：要么眼睛一出现就已经很完善，要么它一开始只是一系列“偶然的”变异，后来通过更为偶然的适应，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这种理论具备了童话故事的全部荒诞，却丝毫没有童话故事的优美。　　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在千差万别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的方式却导致了极为相似的结果。例如，生殖方式中的性差异在动、植物中是同样的。他们的进化途径则截然不同，但那种同样复杂的“偶然事件”却在两者中都出现了。更令人瞩目的是：　　在相邻的物种中，完全不同的胚胎形成过程有时却能导致完全相同的结果。……动物的视网膜是胚胎中大脑雏形的延伸。……而软体动物的视网膜却源自外胚层。……如果一只法螺的晶状体被摘除，它会从虹膜再生出来。更奇怪的是，如果摘除蝾螈的晶状体而保留虹膜，晶状体的再生会发生在虹膜的上部；如果把虹膜的上部也摘除，再生现象就会发生在剩下部位的内层或视网膜层。位置、构造与原来的机能都不相同的部件，却能导致同样的结果，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造出相同的有机体部件。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进化绝不只是物质器官听天由命的机械过程；它是一种能够生长和自我修复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按自己的意志控制环境。“通过思考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心灵被引向了两种观点——机械论和目的论，我们应该超越这两种观点”：起初我们认为，万物的运动是某种类似人类意志的东西在把它们当作一场宇宙游戏中的玩具所致，后来我们又把宇宙本身设想成一台机器；这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和哲学都受了我们这个机械论时代的支配。的确，一切事物都有目的，但目的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不是外部；它是一种生命原理，是整体功能和目的对所属各部分的内在决定。　　生命就是向上、向外、向前推进的努力。它永远是世界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是惰性和偶然性的对立面，它有自己的动力和方向。与它对抗的是物质的逆流，是物质倾向于涣散、静止和死亡的停滞性；生命前进的每一步，都要和其载体的惰性进行对抗；它通过繁殖战胜了死亡，但它的胜利是付出了代价的，因为它不得不让衰老夺去它的每一个个体。就连站立也是对物质及其“定律”的挑战，那么，不停地运动、努力探索，而不是像植物那样消极等待，则是以奋争和疲惫为代价换来的胜利。　　生命在产生之初，几乎具有和物质一样的惰性；它采取一种固定的姿态，仿佛生命冲动弱小得不能冒移动的风险。在一条主要的进化途径上，这种不运动的稳定一直是生命的目标：低头的百合和屹立的橡树都膜拜“安定”之神。但是，生命并不满足于植物的消极生存方式；它的发展方向总是背弃“安定”而奔向自由；那是摆脱龟壳、鱼鳞、兽皮等沉重的保护层，冒险追求飞鸟轻灵的自由。“通常，生命的进化也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个人命运的变化一样，要冒最大的风险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于是，人类不再进化出新的器官；而是制造工具和武器作为替代；不需要时就放下，而不必每走一步都带着他的全副装备。巨大的柱牙象和大懒兽，就是由于装备的沉重和笨拙而丧失了对地球的统治权。生命可以借助于工具，也会为工具所累。　　本能的情形和器官一样，它们是心灵的工具。当需要它们的环境不复存在，它们也会成为拖累。本能无法创新，它可以对每个世代都能遇到的那些情况作出决定性的反应，但是不能使人灵活地应付现代生活的复杂多变。本能是装载着安定的车辆，理智则是危险而自由的工具。本能是生命对机械力量的盲从。　　看到一个像机器一样活动的动物，我们常常会忍俊不禁。看到小丑踉跄着去倚靠并不存在的柱子，我们也会笑。看到亲人在结冰的路上滑倒，我们总要先笑一阵，然后才给予安慰。这一切，具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啊！那种几何形式的生命，几乎被斯宾诺莎当成了神，这的确让人觉得荒唐可笑。　　生命的进化有三条路线，一是堕入植物那种麻木和迟钝，并获得偶然的苟安和战战兢兢的长寿。二是生命的精神和努力凝聚成蚂蚁和蜜蜂的本能。而在脊椎动物中，生命采取了勇敢的自由姿态，它毅然抛弃了现有本能，投入了思维的无止境的冒险之中。本能依旧是观测现实和把握世界本质的一种深刻的方式，然而智力却在不断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果敢和开阔。正是在智力之中，生命终于寄托了它的乐趣和期望。　　所谓上帝，就是这种永久的创造性生命，所有的个体和物种都是它的试验品。上帝即生命。但这个上帝并不是万能的，它会受到物质的约束，并痛苦地克服物质的惰性：它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但它能逐步探索以获得知识和意识。“这个意义上的上帝，没有任何现成的本领和知识。它是行动、自由和奋斗不息的生命，因此，创造并不神秘，当我们有行动的自由时，就能亲身体验到它”。我们的奋斗和痛苦、雄心和失败、变得更强的渴望，这一切都是生命力在我们身上的展现和流动，这种生命冲动促使我们成长，它把这个星球变成了创造的舞台。　　也许有一天，生命会最终战胜自己古老的敌人——物质——甚至知道怎样避开死亡。让我们坦然接受一切，包括我们的希望。只要给生命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无所不能。想想在短短的一千年里，生命和心灵在欧洲和美洲的荒野里创造了怎样的业绩，你就会知道，对生命的阻挡是多么愚蠢。“动物高于植物，人高于动物。人类像一支剽悍的骑兵，在时空中横冲直撞，它能够扫除一切坚固的障碍，甚至包括死亡”。4.评论　　柏格森说：“哲学上的批驳往往是浪费时间。正确观点会自动取代错误观点。用不着我们费心批驳别人。它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驳。”这的确是至理名言。当我们“论证”或“批判”一种哲学时，不过是在提出另一种哲学，它也像前者一样，是一种经验和希望的混合物，错误是在所难免的。随着经验的丰富和期望的改变，我们会在自己曾经批判过的“谬误”中发现更多的“真理”，也可能在我们年轻时的真理中发现更多的谬误。当我们极力反叛时，我们会喜欢愤世嫉俗的决定论和机械论。但是，当死亡突然出现时，我们又想逃避它去寻求另一种希望。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　　读柏格森的著作，最先打动人们的是他的风格：流光溢彩，却没有尼采那种乖戾的激情。那是一种从容、稳重的光彩，仿佛作者在继承法国散文明快的优良传统。用法语写作比用其他语言更难出错，因为法国人不能容忍晦涩朦胧：另外，真理比谬论更清晰。如果说柏格森也偶尔有晦涩之处，那是由于他无节制地发挥想像、类比和实例说明的结果。他像犹太人一样酷爱比喻，有时会以巧妙的比喻代替耐心的论证。我们在承认《创造进化论》是这个时代第一部哲学杰作的同时，也要对这位意象编造者防着点儿，就像我们必须提防一个能说会道的珠宝商一样。　　对柏格森来说，更明智的做祛是把对理智的批评建立在一种更宽广的智力基础之上，而不是顺从于直觉。内部的直觉和外部的感觉一样容易出错，它们都必须经过实际经验来测试和校正；只有当它们的发现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时，才会取得我们的信任。在认为理智只能把握现实和生命的静态，而不能把握流动状态时，柏格森的假想过于武断了。思想是变化着的意识之流，詹姆斯早在柏格森写作之前就已说明过了。“观念”只是记忆从流动的思维之中挑选出来的要点；思维之流足以反映感觉的连续和生命的运动。　　这位雄辩的挑战者压制住了惟理智论的极端言行；但是，以直觉取代思维却是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在前进中，而不是在后退中修正错误。说这个世界上理智已经泛滥成灾，需要有疯子般的勇气。从卢梭、夏多布里昂到柏格森、尼采和詹姆斯，浪漫主义已经完成了反抗理性的使命。我们可以同意废黜“理性之神”，但是别让我们再膜拜直觉的圣像。人类靠本能生存，但要凭理性前进。　　柏格森最卓越的部分是对唯物主义机械论的抨击。那些实验室里的学究们可能太相信自己的范畴了，他们企图把整个宇宙塞到试管里去。也许人们能够理解分子的记忆能力，例如受力过度的金属会“疲劳”。但是，分子理解唯心主义吗?——假如柏格森以怀疑论来对抗这些新学说，他就不会取得那些成就了。他从不停下来了解“物质”究竟是什么，也许它并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奴仆。他认为世界与精神、灵与肉、物质与生命都是相互对立的；其实，物质、肉体以及万物都是有待智力和意志去理解、组合和塑造的材料。谁知道这些事物是不是生命的形式和心灵的预兆呢?　　柏格森对达尔文主义的批判是他的生命论的自然流露。他认为冲动和欲望是进化的动力。他活泼的性格使他不会接受斯宾塞的观点，即将进化完全视为由机械的物质组合及运动扩散产生的。生命是积极的力量，是通过执著的欲望来创造自己器官的努力。总的说来，他对达尔文的批评是很有成效的：现在带有显著达尔文特征的进化论已经遭到了普遍的抛弃。　　由于柏格森为人类心中的永恒希望进行了辩护，他早年就有了显赫的声名。当人们得知不用放弃对哲学的尊重，就可以信仰灵魂不灭和上帝时，他们既欣喜又感激。但是，太快获得的名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的理论在本质上的自相矛盾使他的信徒们纷纷离去。尽管如此，柏格森对哲学所做的贡献仍然是十分可贵的。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世界是完成了的、命中注定的，我们的刨造性不过是自欺欺人，我们的努力也只是上帝的恶作剧。但自从有了柏格森，我们终于明白了世界是我们表现创造力的舞台和材料。在他之前，我们只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钉；而如今，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在创造的戏剧中决定我们自己的形象。二、贝奈德托·克罗齐1.其人　　从柏格森到克罗齐，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过渡：他们简直毫无共同之处。柏格森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表现想像力的方式清晰得几乎让人觉得浅薄；克罗齐却是一个怀疑论者，在晦涩方面的天赋和德国人不相上下。柏格森有宗教思想，但说起话来却像一个进化论者；克罗齐则是反教权人士，行文风格像一个美国的黑格尔学派成员。柏格森是法籍犹太教徒，是斯宾诺莎和拉马克的继承者；克罗齐是意大利天主教徒，除了经院哲学和对美的喜爱，他摈弃了天主教的一切。　　1866年，贝奈德托·克罗齐出生在阿奎拉省的一个小镇上，是一个富裕、正统的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受到了系统的天主教神学训练，以至后来为了恢复平衡，他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起初克罗齐极为虔诚，从各个方面对宗教进行了研究，一直深入到宗教哲学和人类学。渐渐的，他的研究取代了信仰。　　1883年，他在生活中遭到了一次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往往会使人们恢复宗教信仰。一次地震摧毁了克罗齐居住的小镇。克罗齐失去了父母和妹妹，他自己也在废墟中埋了数小时，身体多处骨折，几年后才完全康复。然而，他的精神并没有被地震摧毁。平静的养伤生活增强了他对学问的兴趣。地震给他剩下了一些财产，他成了哲学家，却没有付出多数哲学家那样的代价，即为贫困所迫教书谋生。他应验了《传道书》中的忠告：“智慧最好有一笔遗产。”　　他热爱文学和悠闲的生活，一向主张不问政事，但还是被卷入了政界，而且被委任为教育部部长。后来，他又入选意大利参议院；按照惯例，一旦当了参议员，就要永远当下去。不过，克罗齐对待政务并不认真，他的时间主要花在编辑他那份著名的杂志《评论》上了，他在这份杂志中对思想界和文学界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想到欧洲思想的发展将为这场经济战争所破坏，克罗齐愤怒地将这场战争斥为疯狂的自杀。后来，意大利加入了同盟国，他依旧我行我素。于是他在意大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与伯特兰·罗素在英国、罗曼·罗兰在法国的处境一样。但是，今天的意大利已经原谅了他；所有的意大利青年都把他视为公正的导师、哲学家和朋友。朱塞庇·托利说：“贝奈德托·克罗齐的哲学体系仍然是当代思想的最高成就。”现在，就让我们就来探寻这种影响的奥秘吧。2.精神哲学　　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由平时写下的文章组成的论文集(1895-1900年)，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他在罗马大学求学期间，导师安东尼奥·拉布廖拉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这位导师的指导下，他陷入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迷宫。“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读和对德国、意大利社会主义报刊的关注，第一次在我心里激起了政治热情。”然而，他并没有被社会改革冲昏头脑；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人类政治的荒谬根本无能为力，于是他重新拜倒在哲学的祭坛前。　　这次冒险使他将“功利”概念提高到了与真、善、美同样的地位，这并不是说他承认了马克思、黑格尔的理论对经济理想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称颂这些人，是因为尽管他们的理论不完善，却使人们注意到了一些以前几乎被人完全忽视了的情况。但是，他坚决反对仅仅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的做法。他不承认唯物主义是一种成熟的哲学，也不承认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心灵是最基本的、终极现实。当他开始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将它挑战性地称之为“精神哲学”。　　克罗齐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拒绝承认黑格尔之后的全部哲学。一切现实都是观念；除了呈现在我们的感觉和思想中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因此，一切哲学都可归结为逻辑，真理也只是种种观念之间的一种完美的联系。他认为哲学是对具体世界的研究，科学则是对抽象世界的研究。但不幸的是，克罗齐的具体世界全都十分抽象。他继承的毕竟是经院传统，他喜欢艰深的辨别和分类，尽管这样可以把一个问题探讨得细致入微，但也会把读者弄得头昏脑胀。　　克罗齐想使所有观念尽可能确切，尽可能抽象，尽可能不现实。他不喜欢把一个观念简化成实际结果来给它下定义，他宁愿将实际事件归纳成观念、关系和范畴。假如把他著作中所有的抽象语词和术语去掉，它们就不会如此臃肿了。　　在克罗齐那里，“纯粹概念”表示普遍的概念，如数量、质量、进化或一切适用于现实的思想。随后他就玩超了概念游戏，好像黑格尔的灵魂附体，又好像决心要与这位著名的晦涩大师一争高下。克罗齐把这些概念和概念游戏称为“逻辑”，并自以为奚落了形而上学，而他本人却未受其污染。他认为形而上学是神学的回音，现代的哲学教授不过是披上新装的中世纪神学家。他反对宗教：崇尚意志的自由，而否认灵魂的不朽；他认为，对美和文化的热爱应该取代宗教。“哲学取消了宗教存在的一切依据。……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将宗教视为一种现象，一种短暂的历史事实和可以超越的精神状态。”　　克罗齐所关注的不是生活的实际问题，而是生活的理论问题。然而，他著作的主题表明，他为纠正自己的经院哲学倾向作了诚挚的努力。他创作了一部巨著《实践哲学》，这部书的一部分其实是改了名的逻辑学，另一部分是对意志自由这个老问题进行的形而上学讨论。在另一本巨著《历史研究》里，他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部著作里，克罗齐把历史视为运动中的哲学，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展示处于因果联系的作用中的人，而非抽象理论中的自然和人。克罗齐认为，历史应由哲学家来编写。他说，迷恋绝对精确的历史，已经导致了钻牛角尖式的研究。在科学的历史学家们证明特洛伊根本不存在之后，谢里曼却发掘出了七个特洛伊。因此，克罗齐认为，实际上吹毛求疵的历史学家们夸大了我们对历史的无知。　　记得我年轻时，正在从事研究，走来一位学识浅薄的朋友，我曾借给他一本论评极严格、甚至是11过于苛刻的古罗马史。他读完了，还书给我时，评论说：他可以自豪地确信他就是“最渊博的语言学家”：因为那些语言学家们耗尽心血，结果一无所知；而他一无所知，却不用任何努力，只凭他极高的天赋。　　克罗齐知道，要找出真实的史实是极为困难的。他引用卢梭的话，把历史学定义为“从众多谎言中挑选最像真理的谎言的艺术”。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巴克尔之类的理论家完全没有好感，因为他们把历史歪曲成了三段论推理，并使结论符合他们的偏见。编写历史的哲学家应该去揭示因果关系，而不是去探究什么宇宙目的。他们还要记住，历史的价值在于其现代意义和给予后世的启示。也许，历史最终会如拿破仑所说，成为“惟一真实的哲学和惟一真实的心理学”，如果历史学家们把它当成自然启示录和人类的镜子来撰写的话。3.什么是美　　克罗齐是从历史和文学研究转向哲学的，因此，他的哲学自然具有浓厚的文艺批评和美学色彩。《美学》是他最杰出的著作。他喜爱艺术，不喜欢形而上学和科学：科学为我们谋取实利，艺术却给予我们美；科学使我们脱离个别和现实，进入一个日益抽象的数字世界，直到得出宏大的结论，却毫无实用价值；而艺术让我们直接面对真实的人和独特的事实，让我们在真实的特定形式中直接感受到哲学的普遍性。“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直觉的知识，一种是逻辑的知识；一种来自想象，一种来自理智；也可以说前者的认知对象是个体，后者的认知对象是总体。知识不是想象的产物，就是概念的产物”。“艺术只服从想像。想像是它的惟一财富。它不给事物分门别类，不判断它们的真假，不限定，也不证明它们：它只是体验并表现它们——仅此而已。”想像在思维之前；思维离不开想像，大脑的艺术活力或形成想像的活动先于逻辑的或形成概念的活动。人一想像就成了艺术家，很久之后他才会进行推理思维。　　伟大的艺术家都懂得这个道理。米开朗基罗说：“绘画用的不是手，而是脑。”达·芬奇说：“天赋极高的人最具创造力的时候，就是外化工作最少的时候。”有一个关于达·芬奇的著名的故事。他在创作《最后的晚餐》时，在空空的画布前连坐几天，一动不动。聘请他作画的修道院院长大为不满，再三催促：于是，作为报复，达·芬奇悄悄把他当成了犹大的模特儿。　　审美活动的本质就在这种静止之中，艺术家在静止中全力构想他心中的完美形象。外部表现只是一种机械的技术和手工技巧。　　“当我们捕捉到内心的思想，当我们逼真地构思出一个形象，当我们找到一个音乐的主旋律，表现就已经产生并且十分完美，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如果我们接下来开始说或唱，……我们不过是大声表达出了我们在内心里表达过的内容。如果我们的手触动琴键，或拿起画笔、刻刀，我们的这些行动都是受主观的驱使”。“我们这时候所做的，只是在用大幅度的动作重复我们心中已经简洁地做过的一切。”　　这是对我们回答“什么是美”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呢?什么是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每一个爱美的人都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容置疑的权威。克罗齐的答案是，美就是能够捕捉被感知事物的本质形象的构成。就是说，美属于内心形象，而不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我们很乐意认为，我们与莎士比亚的区别主要是外部表现技巧上的高低，我们的思想由于藏得太深而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但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这种区别并不在于外化形像的能力，而在于能否在内心构造出一个能够表现对象的形象。　　甚至连观照这种美感，也是一种内心的表现形式。“在我们欣赏美丽的艺术品时，被欣赏的东西永远是我们表达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在读莎士比亚时，我脑海中产生了哈姆雷特或奥赛罗的形象。这种形象只能是我自己的直觉”。无论对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对欣赏者来说，审美的秘密就是具有表现力的形象。美是恰如其分的表现，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给那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美即表现。4.评论　　这一切犹如漆黑的夜晚，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智慧。《精神哲学》有气无力，令同情它的诠释者畏惧不前。《实践哲学》不切实际，缺乏生动的例证。《历史论》只抓住了真理的一条腿，因为它提出历史应与哲学相结合；但它却没有看到：历史成为哲学的惟一途径，不是分析，而是综合；哲学家愿意撰写的历史将是时代和人类复杂生活的画卷。　　至于《美学》，还是留给别人去判断吧。至少它无法让一个学生理解。难道一个人心中构成了形象，就立刻成了艺术家吗?难道说艺术的本质仅仅是构思，而不在于表达吗?难道我们就不曾有过比语言更美的思想和感情吗?我们怎么知道艺术家头脑中那个形象本来的样子呢?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喜爱的艺术品是否真的实现了艺术家的构想呢?罗丹的《老妓》若不是生动地体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构想——尽管其主题是一个丑陋的、令人压抑的对象，我们又怎能说它美呢?亚里士多德说过，现实中让我们厌恶的事物在文艺中得到真实的表现时，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快感。这是为什么呢?惟一的答案就是，我们钦佩那种能惟妙惟肖地将观念具体化的艺术。艺术家怎么看待告诉他们什么是美的哲学家呢?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法朗士写道：“我相信，我们永远能准确地知道为什么一件东西是美的。”这位智者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只是我们接受得太晚了：“从来没有谁能准确无误地为我指出正确的道路……至于我自己，我服从我的美感。有谁找到过比这个向导更好的方法呢?……假如我只能在美与真理之间进行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美。……除了美，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但愿我们不用作这种选择，也许总有一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洞察力，在最黑暗的真理中也能发现美的光辉。三、伯特兰·罗素1.逻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