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荣归记忆之乡——谈《风化成典》…马丽华一随着20世纪的到来，敦煌千佛洞的藏经石室洞开，尘封千载之久的"敦煌遗书"重见天日并远走他乡——相当一批文献文物被掠往英、法，或辗转流向俄、日。这一事件本属国耻，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作为重大考古"发现"，不期然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热门学科——敦煌研究，敦煌学。在吸引了西方百年间好几代学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走出伤痛，加入到这一研究行列。起初是远赴海外查找资料、带回胶卷，随着这批文献在国内整理出版，敦煌研究的主力军回归故乡本土。敦煌遗书中约有七千件吐蕃时期的藏文古卷，从文献经籍到告牒契约，大多流散国外。经过藏学家多年努力，重要的文档已经王尧先生等译成汉文，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出版。其中的"大事纪年"起讫于公元650年～763年，虽不足以反映吐蕃时期全貌，却为史家重整吐蕃史提供了难得的可信依据；正因其要言不烦，也为后来的作家预留出想象的空间。《风化成典》自第一讲到第五讲，举凡神话-传说-英雄时代的描述，从这批古籍汉译中借取甚多。其中藏地上古神话里的天地之战、铜铁之战、松石之战，以及家马的起源、亡者之乡及祭司超荐种种，那些传播过不知几千年，现今在故事原产地也被遗忘了的精神生活，居然来自老旧宗教的仪轨书。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职业，苯教师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致力于终极关怀，他们的仪轨书不仅仅是其职业活动的广告说明，透过内中案例所涉及的，是早已失传的高原社会场景，虽然很有限，却属绝无仅有。这些故事被辑录在《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由于藏文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同期到达，这类口口相传的仪轨故事形成书面文字的时候，西藏高原一统的战争正在进行，原有的秩序受到扰动，死后的世界开始改观，所以故事中不时可见对于"美好的黄金时代已逝，灾难的捐税时代开始"的慨叹，不时可见对于"这一切均不属于新教，而是属于从前的古老习俗"的强调，不时可见的还有"坚忍属于神和铁，人的思想没有一刻是坚定的"之类格言。不变的是改变，而改变中亦有不变："从前行善的人现在还在行善，过去有用的东西现在仍然有用。"伴着这样的一唱三叹，仿佛有苍凉凄美的古风来袭。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各族群大致相似的童年。通过《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传递的信息，可见从吐蕃开启到鼎盛时期的血性生猛，活力激荡。唐蕃并立两百余载，共同了兴衰，战争固然是主题之一，但高原和内地之间、汉藏及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叠合却是空前的繁密。藏文古卷中既有《尚书》《战国策》等名典的藏译本，也有《孔子项橐相问书》的直译和改编之作，其中最富有想象力的版本，是这位儒家圣人最终成为苯教的"百变之王"。另有《史记》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典故，也被照搬在松赞干布平息属部叛乱的征战过程，自荐者名叫米钦……凡此种种，并未纳入这部文史故事中，那是需要计划单列的。吐蕃时期的敦煌，集中了一批藏、汉等多民族的文化精英，《风化成典》突出了一个人物，从事佛经藏汉文互译的法成法师，陈寅恪先生曾将其与玄奘并列，并称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虽说这位法成的族别是汉是藏，目前藏学界仍存不同意见，但他显然超越了民族属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理应青史留名。"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从史前走来，身后的风景渐渐斑驳，古老的故事连带古老的言语，一路失落——时至今日，全球仍有数以千计的语言正濒临消亡，已经消亡的则无从计量。只有文字可靠，即使变化也有迹可寻。藏文系拼音文字，这批珍藏于敦煌的古卷以古藏语写成，且是在公元9世纪对于古藏文重新厘定之前写成，大大增加了辨识翻译的难度，为此格外感谢付出了心血的翻译者，让我们这些被阻隔在藏文门外的读者，共享了珍品的盛宴；追本溯源，尤其感谢敦煌遗书的创作者和保护者。二当帝国的吐蕃崩解，对外扩张的征战消歇，佛教复兴的火把从下路的甘青、上路的阿里相向而来，西藏社会开始转型：从武力称雄转向佛祖在上，舞动的经幡取代了飞扬的战旗。到正式纳入元朝政府治下，藏传佛教已经覆被了雪域大地。这一时期直到后来，大量的佛学专著问世，就连文史体例，也或多或少地涂布了宗教的色彩。这是由于执笔者多为佛门中人，或有贵族世家为文者，通常也是居士身份的缘故。这样的古典通常难以走向大众阅读层面，但若有，必定奇异，这其中首推《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这部文史哲合璧之作，是一个名叫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学者于1434年前后写就，由陈庆英先生于1980年代汉译出版。借助此前来源不同的史料，书中简述了"瞻部洲"各地王统世系，其中汉地王统从周朝写起，另有印度、于阗、木雅王统，主写吐蕃王统；精神文化涉及佛法源流、教派传承及藏医学史，物质文化涉及茶叶和碗如何来自汉地。与汉文史籍不一样，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半是神话、半为史实，是其特质；时间越靠前，神话色彩越浓，有史以来的故事，也显见民间传说经过文人加工的痕迹。例如唐太宗七试请婚使，禄东赞胜出的故事；例如文成公主上观天象、下辨地理，得出吐蕃乃一魔女仰卧形状的结论，遂建寺以镇之。早在十多年前，当我开始关注茶马古道、采写《藏东红山脉》时，就从中引用了茶叶被发现的过程、茶碗识别的学问，以及茶和碗实用功能之上的精神属性；引用了元世祖忽必烈（藏语称其为薛禅皇帝）派员赴萨迦时，绘声绘色的传神一笔："使我听到人们传诵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萨迦的消息。"《风化成典》从中撷取的尤多，吐蕃七良臣、桑哥的故事、宋朝末代皇帝赵显的结局、皇帝的金面等等吉光片羽，均为拙著出彩的装饰。第一部分 3.荣归记忆之乡——谈《风化成典》…不一样，奇异感。惊奇于故事本身，更从中学习作者从心态到行文的谦和厚道。同时不由得想到，所谓历史，难道仅仅是由一系列缺乏体温的事实构成的？对于大众来说，准确程度真就那么重要吗？相关态度和情感，包括传说和想象，是否应当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构了过往的景象。不排除一种可能：也许历史它自己无意于严肃，也许它更想让后人感觉亲近。集中使用了藏文史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本为西藏社科院恰白先生等以藏文原创的汉译本。在我看来，这是一部融会贯通西藏历史的教材读本，已难辨《风化成典》此书的哪一些来自彼书的哪一些，说是亦步亦趋地跟从追随，并不夸张，那本来就是历史的轨迹、前赴后继的人物故事。值得一说的是，有些资料来源偏僻，难得一见。试举一例：吐蕃王室后裔流落边隅，在喜马拉雅山下建起贡塘小王朝，本属一历史地理名词，前些年才被考古学家确认了王城遗址，就因一部《贡塘赞普世系》的打开，存续了几百年的小王国忽然生动起来。在这个关于萨迦小女子的故事中，作为兄长的帝师八思巴虽是配角，却罕见地表现出任何汉文藏文史籍中都不曾表露过的一面，就是说，不是以往一味的高高在上，而是人间烟火中的生动活泼——这故事经由"松石宝串"的传递，进而"风化成典"。所以说，假如没有这部巨著的先行问世，我是否还有勇气、有能力涉笔藏史，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学习和转述的过程中，想通了一个问题，多了一份认知心得：历来的文化传播，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很可能就像这样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就像这样辗转而来。三现在该说到对于汉文史料的借助了。西藏高原与黄河流域、西南山地之间，史前文化的交流远早于历史记载，但在古代中国，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风云激荡，逐鹿中原，似乎未见大高原的消息。直到秦汉之际，与雅隆部落迎来前吐蕃第一代王——聂赤赞普的时间相对应，《中国历史地图集》才在今天西藏的位置标出"羌"与"发羌"；随后是中华各民族朝气蓬勃的初兴时段，"唐"与"吐蕃"几乎同时出现，对于雪域藏地的记载骤增，从此不绝于史。就如天下大乱的宋代，也不乏萃集了吐蕃往事的《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问世。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其珍贵之处：成书所凭借的诸多唐书，后来大部亡佚。相关记载散布于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里，如何打捞？多亏有前辈藏学家辛勤拣选整理，几十年间出版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通鉴吐蕃史料》《册府元龟吐蕃史料》，以及四卷本的《藏族史料集》，三卷本的《明实录藏族史料》和十卷本的《清实录藏族史料》等等，成为了解和研究西藏历史的案头必备。前文提到面对藏文史料时感觉不一样，皆因作者本人成长于汉文化，潜移默化中形成思维定式，以此为坐标，方才有惊奇。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两相比较，各有特点：那边厢是灵动飞扬，这边厢是正襟危坐，对于普罗大众，力求客观的纪实传统严肃有余，趣味性不足——这样的比较并无褒贬之意，差异成就距离之美，尽可以"各美其美"。但是说来惭愧，汉文典籍中如此丰厚的资源，写作中却未能善加利用——正因是母语，可以信手拈来，反而少下了工夫，通常只是为了印证某事才去查找。待到书稿完成了，往往随手一翻就见可用的资料，徒增遗憾罢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以往的积累，也常常被忽略，这道理如同灯下黑，如同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对于当代藏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考古发掘充填了西藏地区史前史的空白；文献学的进展补充了作为信史的不足；《藏族简史》和《西藏佛教史略》，推而广之，连同《中国大历史》《万古江河》，这类作品提供了宏观观照；断代史及各领域的专著论文则是对于各局部的照亮。从各领域研究成果中获取的，不仅有合适的素材，学者们的分析和观点也使我获益良多。相关藏学著述及其作者并不陌生，从有所了解到非常熟悉，乃至随时随地可以请教探讨，是个人独具的优势之一。有时就想，一本书的写作凝聚的是群体的智力成果，多少人、多少年的努力，才能真正成就一部作品。说到素材的选用标准，在顾及重要人物、事件以维系历史脉络之外，并不讳言"猎奇"。历史中的逸闻趣事，我们都喜欢。以汉语的美妙对应藏史的精彩，则是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另外的借鉴和启发还有许多，在此只打算提到其中一点。众所周知，当初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未曾料到引爆了文学艺术的反应堆，这一超越人类常识经验的理论被喜出望外地拿了来，科幻、玄幻、魔幻、穿越，时空隧道、时间机器、平行世界、异度空间，晚近再加一个蝴蝶效应，风行一时。分明经不起推敲，却也别开生面，引人无限遐想。而所有的想象基于一个假定：曾经的一切一直就在那里，包括尚未发生的，尽皆被存储，只要条件具备，你可以去往任一点。遐想诱人，明知当不得真，并不妨碍我作为"穿越"情节的欣赏者，并且宁愿相信"从前"真的存在，实际上也的确存在——存在于故纸史册里，老旧的文字中，所以才说：他们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文笔接应。"请为我唱一首出塞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请用美丽的颤音轻轻呼唤，我心中的大好河山……"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这样唱道——"而我们总是要一唱再唱，向着草原千里闪着金光，向着风沙呼啸过大漠，向着黄河岸、阴山旁，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响应。就让我们借助文字典籍的魔力，盛邀古代的英雄和智者，荣归——自遥远的忘川之畔，荣归我们的记忆之乡。2009年3月3日完成初稿建议从以下各节里选用（各节内容和标题略有调整）家马的起源象雄的覆亡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法成苦修者米拉热巴桑哥的末日萨迦寺里皇家僧仓央嘉措及其情诗从噶伦到音乐家——多仁·丹增班觉的故事铭记一份清单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第一部分 4.一部将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好书…沈卫荣我与藏学结下不解之缘，研究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陆续读到了一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好书。而在这些好书中，有好几本出自马丽华一人之手。将近二十年前，正当我潜心研读元朝帝师八思巴的《彰所知论》时，偶然读到马丽华的长篇纪实《藏北游历》，惊奇地发现书中一位苯教活佛有关世界起源的说法，竟与八思巴所言佛教世界观如出一辙。起初以为是哪里出了错，待我弄明白了佛、苯之间的关联，方才领悟到，原来学问不见得一定要在课堂上学到、养成的。从此我记住了马丽华这个名字。《藏北游历》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马丽华"走过西藏"系列中的另外三本——《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从中领略到西藏文化的鲜活，使我所面对的"文本西藏"也生动起来。同时不由得心生感慨：那么多年里，马丽华一直就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汲汲行走于西藏的乡野、草原和村落、寺院之间，与藏族农民、僧人和朝圣者一起，追逐着西藏文明像风一样的灵魂。脚踏实地地去观察藏族文明现存的各种表现形式，追根究底地弄清其历史渊源和流变，认真地做着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用一颗赤子之心体会汉藏两种文化的灿烂和殊胜，寻求着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态度来构建多元一体、和谐多姿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理想途径。而她的一系列文学人类学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不只作品本身极具文学观赏力，更在于它们是导引大众阅读西藏、欣赏西藏的可信教科书。将跌宕起伏的西藏历史和甚深、广大的西藏文化，写成一部读来轻松愉快、掩卷发人深省的亦文亦史的著作，这样的事大概只有身兼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马丽华才有资格去想、去做。她做到了。《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以学究式的细致、哲人般的洞察力和举重若轻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打开了一部上下几千年、纵横上万里的西藏历史文化长卷。"风化成典"看起来像是马丽华新创的一个词汇。历史长，何时不精彩？人海阔，何日不风波？可历史上的人和事大部分经不起时间的风化，即便一时风光无限，气象万千，终难逃脱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凄凉和无奈。只有极少数的人和事，能千古不朽，历久弥新，时间非但不能使他们风化成尘，相反却令他们超越、升华，成为典故，甚至经典。而这些典故、经典即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文化密码"(culturecode)，是帮助我们打开一个古老文明宝库的钥匙。我想马丽华将她的新作定名为《风化成典》正是这个意义，表明她无意于撰写一部西藏文明通史，而只是想通过西藏历史上几个已被风化成典、成了文化密码的特殊人物、事件，来解读、演绎西藏历史文化的特点和精彩。她选取了西藏历史上十数个最富生气的历史时代和最精彩的历史片断，以及数十个西藏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特别是汉、藏、蒙古、满等民族之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互动、融合的大背景下，娓娓道出，细细评点，既条理清晰地纵论西藏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藏历史文化的独特风格和殊胜之处。三十余年的置身西藏和面向西藏，致力于增进汉藏两个民族在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已成为马丽华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她的这份情怀，表现在对千余年来汉藏两个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格外关注，从而明确地反映在《风化成典》这部新著中。例如，透过对古藏文史书中常常出现的和尚"只履东归"的故事的还原，马丽华将汉藏两种佛教传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作了形象的说明。和尚摩诃衍"只履东归"的故事，原本脱胎于汉地禅宗佛典《历代法宝纪》中记载的菩提达摩"只履西归"的故事，喻指摩诃衍虽然被迫离开吐蕃，但他所传的禅宗佛教却早已在吐蕃生根发芽，就像禅宗佛教的祖师菩提达摩被迫"只履西归"，但他所传的禅宗佛教却成了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分支一样。而前弘期藏族史家能将"只履西归"这一典型的汉文化母题，如此天衣无缝地植入他们自己的宗教历史叙事中去，这本身即说明，古代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融合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再如，对曾被陈寅恪先生将之与玄奘大师相提并论，誉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大译师法成的事迹及其象征意义，《风化成典》作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表述。法成，藏名'GosChosgrub，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兼通汉、藏的著名大译师，今存汉、藏文大藏经中，都保存有许多他翻译的佛教经论。他曾将汉文的《金光明经》、《楞迦经》、《贤愚经》等著名佛典翻译成藏文，又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心母陀罗尼经》等佛经从藏文译成了汉文，不论是汉译藏，还是藏译汉，其译文的质量都丝毫不让罗什、奘公。此公究属何许人也？中国的藏学家相信他是出自西藏贵族'Gos氏（译为管氏或桂氏）之家的藏族译师，而日本及西方学者则多半相信他是汉人法师吴法成，与敦煌藏经洞中塑有立像的那位洪辩法师是一家人。或许我们永远也说不清楚法成到底是汉人还是藏人，但他的曾经存在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汉藏两种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切割不断的紧密联系。还有，《风化成典》中对元朝西藏与蒙古、汉、西夏、畏兀儿等民族间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均有涉及。其中提到宋朝末代皇帝赵显被忽必烈送往萨迦，最终成为一位藏传佛教高僧的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绝非小说家言，这位"天尊"用藏文写成的著作至今保留在藏传佛典中。实际上，这个故事不过是元代多元文化互动的一个缩影。早在蒙古入主中原以前，藏传佛教已经在居住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和西夏人中间传播，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帝师与蒙古王子阔端成功结盟，这不但使西藏在政治上成为元朝的一部分，而且亦使藏传佛教文化迅速在蒙古人和汉人中间广泛传播，成为其时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有元一代，西藏喇嘛成了帝师，久居京城和内地传法的喇嘛不计其数，而因各种原因被送往吐蕃的汉、蒙古、西夏、畏兀儿人也为数不少。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以及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风化成典》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典故，其中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但总能给出新意；另有一些，我们闻所未闻，属于马丽华的"考古新发现"。通过马丽华对这些典故的披露和解读，一部借助藏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而写成的好书，就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作者沈卫荣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副院长第一部分 5.马丽华：在史实的主干上开枝散叶…中华读书报报记者舒晋瑜从23岁进藏，一待就是27年。马丽华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西藏，也由西藏收获了她无比丰厚的系列作品：在诗集《我的太阳》和散文集《追你到高原》之后，她开始了西藏自然人文地理的纪实之旅，陆续推出《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等《走过西藏》系列，以及《青藏苍茫》等，被人类学家格勒博士誉为"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怀着感恩之心，热爱之情，走遍了西藏大地，阅尽古往今来，因而她的作品扎实厚重，文采飞扬。大约连马丽华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多少读者是因为读了她的作品而激发起要去西藏的热情与兴趣，文化艺术的魅力与价值是无形的，这和沈从文之于湘西、陈逸飞之于周庄、张贤亮之于宁夏、陈应松之于神农架大致相似。在马丽华的首部长篇《如意高地》出版之后三年，她又推出了《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这部国内外第一部以文学形式涉笔西藏历史的专著，再次体现了她对于西藏的多层面的积累和全方位的解读，从而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著述方式。具有坚实的汉文化背景，又有丰富的西藏阅历，马丽华如何在全景式宏大叙事的架构中，书写西藏历史的深厚与神奇呢？读书报：这本新书上市不久，从文学界朋友反馈的信息和我自己的阅读体会，可以用"惊奇"来概括对这本书的第一感受。这样的反应是否超出了您的预期？马丽华：要是连作者本人在选材的时候都惊奇不已并且被长久地吸引，读者也一定会有同感。我想到过读者会喜欢，但是反响之热烈还是让我喜出望外。这些天来我经常想起一句广告词："感叹号，知道么？"当然所有的赞叹首先是，或主要是针对内容的，精彩属于历史和历史创造者本身，作者只不过转述者。而且转述者也是热心读者，有些片断让我爱死了，就如"桑哥的末日"，故事主干就是从藏文典籍援引而来，我仅做过文字与史料的补充整理。你不会在意是否属实，关键是藏族史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情节对话之天真质朴，令人拍案叫绝，我读过不下几十遍——好看啊！读书报：转述也见功夫。很惭愧我们对西藏历史知之不多，很想得知您是从哪里搜集到这些素材，怎样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马丽华：资料来源大致有三个渠道，一是藏汉文史料。前辈藏学家们做了基础工作，把汉文史籍如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等相关西藏的史料已选编成册，同时把部分藏文史籍译成了汉文，包括《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二是当代藏学研究和考古发现成果，相当一批专家从事藏史研究，多有专著出版，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线索，其中受益最大的，是西藏社科院恰白先生主持撰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其三是口碑，历史存活在民间，几十年里不经意间得知了很多，所以书中不乏"独家旧闻"。读来很传奇的人物故事，其实各有所本，不敢戏说杜撰，如果小有虚构，也会尽量告知。至于写作缘起，有偶然的因素，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我想是时候了，置身于汉藏之间，十几年前写《灵魂像风》时，就意识到被"选中"：从前写《走过西藏》系列，属于空间的、现在进行时的；《风化成典》则是纵向的回望。初稿完成写"后记"，恍悟到他们一直就在那里，等待文笔接应。读书报：20年前，您的《藏北游历》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评论家雷达就称赞它为"当代中国文坛的稀缺之物"，现在国内有一批作家致力于各民族题材的写作，令人钦佩羡慕。我注意到这本书中好些人物，都在历史上为汉藏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有广为人知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也有鲜为人知、经过您发掘得来的故事，面对您熟悉以及陌生的历史，您是如何把握的？马丽华：以严肃的态度说来，是职责所在，也算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既然是多民族同构的国家，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理应成为常识，纳入养成教育。"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他还力倡民族间的"美美与共"。当然文学毕竟文学，意义自在其中，忌讳说教。若讲民族文化交流，唐蕃时期虽然经常打仗，却是藏汉间交流最密切的时段，不唯和亲，不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徐敬业和禄东赞的兄弟子侄各各投往对方阵营，就连汉文的四书五经也被译成藏文，就连佛经也是藏汉互译。其中有位被陈寅恪先生誉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堪与唐僧玄奘并列的法成大师，藏学界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人的存在。而法成的民族属性至今不明，中国学者说他是藏族人，国外藏学家说他是汉族人，不管怎样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被元世祖忽必烈发遣到萨迦寺的宋朝末代皇帝赵显，居然修成藏传佛教大师、大译师，如果不是藏文史籍有记载，他在内地同族人中几乎成了"失踪者"。当然这位"皇家僧"的事迹绝不限于书中所写，还有待于藏学家们继续发现——所以说，有许多内容属于藏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经由文学而普及。真正广为人知的文成公主的故事则被删繁就简了。在西藏她已经成为艺术形象，被写进书里，画在墙上，演进藏戏、唱在民歌；不仅在布达拉宫有她的塑像，大昭寺里有她带来的释迦佛像，泽当有她住过的故居、用过的器物，从拉萨附近到那曲、昌都和山南，远至青海，她走过和没走过的地方，都有她的传说和遗迹：昌都的某种方言声称来自文成公主，山南的传统妇女服饰声称模仿了文成公主的装扮；怒江的藏语名称也与她相关，直译为"公主（思乡）之泪"，等等。不过最让藏学家感兴趣的是，藏汉民间一同传播的有关禄东赞的故事，究竟哪是源，哪是流？尚无定论。据我判断，应当是藏族人最先开讲，流传到汉地的。吐蕃人赞美机智勇敢的人，看看书中引自吐蕃古卷里的故事，包括禄东赞之子论钦陵与王孝杰交战前的书信往还，包括"皇帝的金面"、"只履东归"，看看就知道了。第一部分 6.马丽华：在史实的主干上开枝散叶…读书报：写作过程中感觉最困难的、下工夫最多的，是哪些内容？是不是熟悉的历史就相对容易些？马丽华：难写的可能是各时段历史背景的交代，要写得基本准确，需要查找资料并且高度概括，比较费神；具体到人物事件，因为素材本身鲜活，反倒轻松。真正难写的就只有放弃了。本书声称要讲"文史"故事，可是打打杀杀的内容居多，其中有一篇拟好了小标题"从火空海到胜生周"，这两个词是藏历纪年名称，本拟写天文历算，但因相关知识匮乏，只好打消了念头。另外也想过以传统藏医药的标志性图案"愿望树"展开，写一写藏医史上的老宇拓和小宇拓，最终也是知难而退。藏历和藏医涉及大小宇宙，是比较深奥的学问，一直心怀敬畏，岂敢随便涉笔。在此忍不住想说一件趣事，属于这一领域"术"的方面。就像星座测运那样，有藏医或僧人会根据你的生辰八字，推算出你的前生和来世，虽然无从验证，也不必当真，但是妙趣横生。十年前我做"西藏网"，很想请人据此电脑编程，各人上网查询，看看此前此后的自己是人是动物还是小昆虫，点击率肯定大增。当然了，想归想，作为游戏也不宜做。读书报：有意思，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封底一句推荐"在史实的主干上开枝散叶，曾经和曾经的曾经顿时生动起来"，我觉得很贴切，书中很多精彩人物和事件，经过您的丰富的想象以及妙笔生花的描述，一个个血肉饱满，立马像在眼前展开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您是怎么想到以这样的写作方式展开历史的画卷？马丽华：纪录片中的"再现"，而非连续剧的表演。篇幅有限，不便展开，某人，某事，仅够安排一两个场景，然后概述，或夹叙夹议。历史是一个提供轮番上演的大舞台，依次出场亮相，道白和歌唱，一系列标志性动作，退场，下一个。有些人活灵活现，有些人面目不清，而所有的往事重述，都是一次复活仪式。有一个念头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为再创作提供线索。一本书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它自身。读书报：许多人物故事的确具备了影视剧的基本元素，希望《风化成典》作为题材库，能被作家编剧关注，藏族学者拉巴平措也在序言中发出了呼吁。不过我还是特别喜欢您富有诗意的语言，阅读的过程是一个欣赏和享受的过程，连边角上的资料提示也不放过。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这么处理？是因为那些资料无法融入您的单篇文字中吗？马丽华：补白文字一开始是作为注释，写着写着就发展到正文内容的延伸、旁及，有些本来可以单列开写，还是限于格式篇幅的缘故，只好作为提示了。编排时特为关照，不要处理成补丁，要做成"绣片"——看上去很美。以前有批评家指出本人书写"浓得化不开"，半褒半贬，我也知道再疏朗一些就更好了；高密度、大容量依然是这本书的特色，就连标题页的图示都是很重要的直观信息。至于文字，起初的读者定位是面向青少年，所以首先注重的是汉语规范，尽量中规中矩，同时兼顾美文。读书报：您说写作的过程是个速成学习的过程，这次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马丽华：以前我对西藏历史了解得不够全面完整，长期积累加上急用先学，这一次总算是粗枝大叶地贯通了，所以说写作过程就是最有效的读书和学习过程，这也是最大的收获。在西藏工作27年，到北京后继续为西藏工作，长期关注追踪相关学科进展，"拿来主义"，再以文学形式转化。例如"开篇"部分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交代，旨在说明西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何以独特，正是十多年前采写《青藏苍茫》所得。正式出版前，又请自然科学家予以核实，得知距今3～5万年前这两万年中，青藏高原上的气候就像全新世一万年以来这样温暖，据此可以认定高原面上的旧石器当为这一时段人类活动的遗存。有两位科学家特为"开篇"部分提供了几幅稀罕的图片，也是令人称奇的亮点之一。读书报：作品的完成都是业余时间，您是否为此付出了很多？写完这部作品，近期还有何打算？马丽华：前年完成初稿期间，累计请过两个多月的创作假；去年全年的周六日和节假日都用于补充修改，有意义的事情不言辛苦。其中对吐蕃占领敦煌期间这段历史格外关注，可以作为今后写作内容的首选。2009年3月25日《中华读书报》第二部分 1.犬和马怎样成为人类朋友：家马的…先讲一个家马与野马何以分道扬镳的故事。神话说，"在昨天的昨天，在九个九十天的昨天"，总之十分遥远的年代，马的父亲名叫喀尔达义雅尔瓦，母亲名叫桑达义巧玛，它俩在一个名叫达萨隆章的甲莫绒地方生下后代。马是神马，曾经住在天庭，但自从吉祥时代结束，灾难时代来临，天庭荒芜了。神马从九重天上降落凡尘，为口寻找食物，为喉寻找水源。后来神马之子遇到一个名叫吉恰曲的同类异性，生下了三个儿子：大哥义吉当强，二哥江绒俄扎，三弟库绒曼达。三兄弟分赴各地寻找水草丰美之地，从此命运各异。马大哥义吉当强来到藏北的羌塘，面见此地的主人野牦牛噶瓦，提出分享这片草原的请求。野牦牛噶瓦不同意，动用了蛮力，拿犄角把马大哥挑死了。死者凄惨：肉被鹫鸟啄了，血被大地喝了，熊啃了骨头，风吹散了毛发。两兄弟在远方呼唤，听不到回应，一路找到羌塘，只见到一堆骨骸。小弟曼达血气方刚，誓言报仇；二哥俄扎态度务实，认为长兄的本领是最大的，尚且抵敌不过，还是远避为上。但是马小弟曼达决心已定，打算借助人的力量复仇。二哥听罢警告说，与人亲近，只能得到被役使的命运，口中套嚼子，背上驮鞍子，身心受摧残。小弟反驳道，你可以追求自由，但也缺乏安全，野兽的四蹄会追逐你，射手的箭矢会瞄准你……正所谓人各有志，马兄弟也是这样。曼达来到机王国，面见名叫莫布丹先的人，表达了合作意愿："活着我驮你远行百年，死后与你互换我做主人。"人和马就这样达成约定，立下了钳子般的重誓，摁下指印表示信守——另一译本则说，小马曼达承诺：从此以后我驮你百年，当你作为七十万颗星辰之主死去时，你仍将是我的主人。库绒曼达充当坐骑的感觉好极了，骄傲地体会着如同猛虎凶豹般的威风，风驰电掣般来到羌塘。骑手莫布丹先一挥绳索，套住了野牦牛噶瓦；任由野牛撒腿飞奔，瞅准机会往回一拉，利器随之刺穿牛身——噶瓦毙命，大仇得报，牦牛的尾巴做了曼达鬃毛上的装饰。……从此以后，小弟曼达的后代跟随人类有了家，二哥俄扎的后代呢，继续在旷野游荡。这则动物神话来自敦煌所藏的藏文古卷，公元8世纪前后记录在早期苯教的仪轨书中。至于这对主仆的结局，是这样的——谁带来了有关死亡的噩耗？是雄鹰头冠上的羽毛。当那位助友灭敌的勇敢骑手莫布丹先死去，"就像漂亮的绿松石被粉碎"——神话这样说道，乘骑库绒曼达兑现诺言，充当了主人的殉葬"宠马"。为使"死者在死后还将活着"，苯教法师介入，进行适时适度的干预，超度亡灵的仪式由此进行。与"宠马"同为死者仆人，另一种必备的陪葬之物是绵羊，它是前往死后世界的导引者。苯教师对它念念有词："仪轨绵羊啊，你是无父者之父，无母者之母……愿人由你而重生……愿人由你而赎命。"就这样，绵羊在前开道，以其头角挑开岩石；小马库绒曼达驮着主人走向亡者之乡，铁蹄踏上无路之路。它需要在翻越山口的时候显示勇气，在面向渡口的时候显示慷慨。经过大约九座山口和九条河流，穿过天与地的交界处，异度空间在望：那里有冬夏长青的草木，有比美酒还要甘醇的泉水，主仆将在此地获得永生——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冥界以坟墓的形式出现。这个故事来自密藏于敦煌千佛洞的吐蕃时代藏文古卷，发现于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后经学者翻译，和其他故事一起，辑成《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其中包含了苯教的仪轨，或者不如说，存世不多的藏地上古神话和观念世界，每每见于前佛教时代的苯教仪轨书中，甚至就是苯教师作法时的祷词诵词内容吧。由于这个故事出现在藏文创制不久的古卷中，一般被解读为家马的起源和殉葬的起源。神话以苯教文献为载体，不过显然写在原始苯教时代的尾声，因为故事中重复说道：这一切均不属于新教，而是属于从前的古老习俗。故事中反复咏叹的还有：荒漠辽阔，道路漫长；自上而降的雨，自下而起的风；生者和死者之路不相一致，活人和死人特征有所不同；从前行善的人，现在还在行善，过去有益的东西，现在仍然有用……第二部分 2.犬和马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神犬与…可惜讲述了家马和野马如何分道扬镳的古藏文残卷中，不见野狗是怎样成为忠犬的记录，我们只找到了晚些时候的传说。以下的故事是我曾经的同事、民俗学家次仁玉珍讲述的，她是从做过猎手的父亲那儿听来的，父亲又是从更老一辈那儿听来的，就这样口口相传。故事说，当一位猎人瞄准了一头公鹿，正待拉弓射箭，弓弦却断了。一只花狗现身，为他叼来急需的皮弓弦。原来这只花母狗是只神犬，从天界下凡就为帮助人类，所以能够听懂人语，理解人心。这一天故事的结局，是猎人重新拉满了弓，射向那只命中注定在"等待箭"的公鹿。从此以后，花母狗成为猎人的好帮手，不需要主人跋山涉水四处寻猎了，各种猎物自会被驱赶到射程内，猎人足不出户，只管搭弓射箭就成。这样一来，猎人不必再为生计发愁，不仅有吃不完的山珍，还用猎物的皮啊肉的换回奢侈品享用。猎人给心爱的狗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弓弦花"。"弓弦花"同山中的虎豹熊狸交合，生下一群又一群样貌各异的家狗，四散而去帮助更多的人——相传狗祖母"弓弦花"与各种兽类交配的后代，品种不同：第一种是有熊的血缘的牧羊犬，声名显赫的藏獒；第二种是猎犬，属于虎、豹、狼的骨系传承；第三种是宠物狗，小巧玲珑的袖狗哈巴狗，是狐狸的后裔；第四种是野狗，混杂的品种，退却了神性光芒的不良遗传——不过神犬"弓弦花"的结局是个悲剧。讲故事的次仁玉珍用了一个藏谚："人和山羊一样，经不起饱食的考验；吃饱了肚子没事干，就会添乱。"渐渐地，"弓弦花"的主人变得贪婪，有一天忽发奇想，说：今天你必须赶来一种我只闻其名、未见其状的奇兽来。"弓弦花"听罢，怔了半晌，然后神色黯然、一步三回头地上路了。当太阳就快下山时，山顶传来急切的犬吠声。寻声而去，只见爱犬正守住一个山洞狂吠。猎人心中大奇，定睛看去，洞中怪兽竟是一个巨大的、暗褐色的、通体嵌满眼睛的软体球状物——那些眼睛睁开来，凶光毕露；关闭时，皱巴巴一团皮囊。猎人大惊失色，慌忙射出一箭，那怪物应声喷出一团黑气，可怜"弓弦花"闻气即死。猎人咽气稍晚一些，稍晚一些是为了想得明白：这怪物正是传说中的罗睺星宿，专食太阳月亮的凶煞，的确是仅闻其名、未见其状啊，爱犬忠实地完成了任务，不过代价太大啦！垂死的猎人追悔莫及。这时候，一轮圆月升起，照耀群山一片银白。换一个角度看来，神犬虽死犹生。人们说，"弓弦花"遇难那一天是藏历三月十五，于是后来每到这一天，人们要往山上抛洒牛奶青稞以示悼念。神犬的后代陪伴着先民从远古走来，从游猎时代到游牧和定居，一直走到现在。在从古而今的藏族生活中，牧狗猎狗宠物狗一直就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存在。上述这个犬类起源神话也暗合了动物行为学家的考证：大约在几十万年前，也许更早，原生胡狼的一种就被驯化为狗，或者说，那种胡狼在天性中就注定了向人而生。这两个动物故事都说明了，出于先天的感情，马和犬都是自愿与人类为伴。那么，犬和马追随着猎人的景象，是从什么时候在西藏高原出现的呢？这是个问题。根据不多的考古发现，几万年前，至少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踪迹：有猎手使用过的石器，用于砍砸的、切割的、刮削的，石刀、石斧之类为证。而这些发现地点都在海拔四千米以上，除喜马拉雅南麓的吉隆以外，那些地方现在既高又冷，荒无人烟。这说明此地彼时气候环境好于现在。想必是雨水丰沛，气候温暖，是疏林草原风光吧，是飞鸟走兽的乐园吧。我们仿佛就能看到犬和马追随着人，在树丛草野间游荡，追逐着野牛野羊；夜晚则有营地的篝火点点，有烧烤野物的香味穿越时空。从牧猎时代至今的成千上万年间，犬和马"汪汪""咴咴"的欢快叫声就这样交织在天籁中、人声里。曾经有人假设过，未来某一天，由于某种原因，唯有人类这个物种消失了，整个地球上的全部物种肯定都会高兴极了，只有狗，会充满哀伤地怀念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到马呢？最可能的情况是，后现代社会不再需要，除了赛跑的马和表演的马，日常生活中早已退场。第三部分 1.象雄、吐谷浑灭国记：象雄的覆亡当囊日伦赞猝然薨逝，新征服的小邦部落纷纷叛离之时，本属联盟外围的象雄也遥相呼应，在西部燃起战火。年轻的君主松赞干布对应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又打又拉：以强势兵力震慑，之后辅以和亲手段，将胞妹赛玛噶公主嫁给象雄王李迷夏做了王妃。吐蕃公主千里迢迢来到象雄王城穹隆银堡，一开始就感受到了这个亦友亦敌、似臣非臣的邦国对她的不冷不热。不冷是看在她身后日益生猛的吐蕃的份儿上，不敢太冷；不热则是出于警觉的本能，何来热度。何况夫君此王早已有了三位嫔妃，其中最用心宠爱者更有一位虚格妃。虽说婚礼十二分的隆重体面，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从第二天起，新王妃就罕见了夫君的面容。起初赛玛噶还只是觉得委屈和凄凉，终日以泪洗面，渐渐地感伤少了，怨气多了，偶有见面的时候，赌气给王看，说，既然如此，就让我搬出王宫吧，李迷夏听了不置可否；赛玛噶不理后宫内务了，生了孩子也不养育，李迷夏一概不与闻问。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或者五年，恼恨的火终于烧干了泪，这一年赛玛噶决意离开王城，扎帐在神湖玛旁雍错湖畔，至少要度过整个暖季。近处是碧波轻荡的湖水，远方是连绵起伏的雪山，赛玛噶的眼里心里全都是荒芜和茫然。象雄的土地辽阔，但它不属于我；空有王妃的名义，夫君却形同路人；仅仅衣食无忧又有何用，难道我就这样终老此地？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赛玛噶却觉得一天比一天更加漫长难耐，每天面向东方家乡的方向，都快要站成石像了。终有一天情况有了变化，远远地望见一队人马沿着湖边飞奔而来。眺望者顿时泪如雨下，是王兄派遣的使者来到了眼前。使者金赞芒穹跃下马背，行礼已毕，转达了赞普的问候和担忧，赛玛噶则以长歌一曲和女帽一顶、松石一串作为对王兄的赠答。歌词系谜语，内藏玄机，不是有心人难解其意——涉及了牛：上部北方的草原上，有一头凶猛的野公牛；从山谷内传来呼喊声，从谷口处传回应答声，从卫地射出了一支箭，就在此呼彼应之间，射杀了猎物。涉及了虎：虎肉悬挂在铁钩上了，两旁有窥伺者盯上了它；如果不能火速前来拿取，过了明天后天，鱼鹰和水獭将会吃掉它。涉及了鱼：果然是一条大鱼啊，能抓就把它抓住吧！天上的银河地面的水，相距虽远也能连在一起；沿着河水越走越近了，往上走就会直达天际。……金赞芒穹返回复命，重复唱了一遍谜语歌，松赞干布听罢心领神会。然后打开封寄的信物，是女帽一顶和古旧珍贵松耳石三十颗。松赞干布看罢微微一笑，传递信息的人还在怔怔间，赞普已经下达了军令：开赴象雄。直到此时，金赞芒穹方才悟到歌词是发兵举事的动员信号，女帽和松石则是进一步的激励：王兄若缺乏勇气攻占象雄，无异于怯懦的妇人，请戴女帽吧！反之，则是英雄配享的高贵饰品松耳石。这个故事来自古老的敦煌藏本，以吐蕃时代的藏文所撰《历代赞普传记》中的片断，重点记录了吐蕃公主也是象雄王妃的赛玛噶既幽怨也决绝的"长恨歌"。没写战争过程，只有结果，"君臣火急发兵，灭李迷夏，统其国政，象雄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辖下收归编氓"，没再提及赛玛噶怎么样了，是功成身退还是玉石俱焚，写故事的人不太关心。隐约传来李迷夏的消息：先是做了俘虏在玛旁雍错湖畔关了大约七年，最终没有逃脱被杀命运。从后来对于象雄一地的治理来看，地位也较其他部落特殊，同而未化，例如百年后赤松德赞颁布废苯令，就网开一面，特许象雄保留苯教传统仪典。后世人谈说象雄的终结，有说是松赞干布特意安排这场政治婚姻，以便让其妹预做内应，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在这份典籍里并无明示，更像是出于个人恩怨，本书照此转述。不过从当时吐蕃的扩张趋势看来，即便没有这场联姻，没有赛玛噶的内应，象雄的覆亡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第四部分 1.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法成陈寅恪对他的评价很高：是吐蕃的玄奘，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中的一个。法成大师出身于后藏的管（桂）氏家族，上溯几代的先辈中，有多位蕃廷重臣及名列吐蕃七良臣之一的赤桑雅拉；往后再过几百年，这个家族还将出现一位大译师兼宗教史家宣努贝，并有《青史》问世。管·法成在哪一年来到敦煌，未见确切记载，据判断，当在吐蕃占领期的中后段，主要活动于沙州敦煌，有时在甘州张掖一带。即使在公元848年开始的"归义军"时期，敦煌归唐后，也一如既往地在这两地译著讲辩，只不过将其"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头衔中的"大蕃"二字略去，改为"国大德……"云云。何以不归去？皆因身为归义军首领张议潮的学佛师尊，受到格外礼遇。敦煌归唐之后，法成至少又活了二十年，约在唐咸通十年（869年）前后故去。以上有关法成大师的身世履历，来自国内学者观点，藏学家王尧先生曾在西藏考证过。不过日本和欧洲的学者认为法成是一位汉族高僧，且出身于敦煌世家的吴氏，所谓管·法成的"管"（vgos）正对汉字"吴"音；他们甚至认为，雪藏了敦煌遗书千余年的藏经洞，即是吴氏私家藏书馆。在权威证据出现之前，双方还会各执一词，但是，对于法成大师在汉藏佛学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无论中外，却是众口一词。若论法成在译经方面的贡献，首推汉文藏译，其次为藏文汉译和讲义结集。有人统计过，早期译自梵文的汉文本、中原高僧所注疏的许多经典篇目，由他转译成藏文的将近二十部，后被辑入藏文版大藏经中。其次是藏文汉译，至少五部；另有佛学专著也在两部以上。译著之外，讲授佛法的笔记自成系列。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年）至大中十三年（859年），法成大师在沙州开元寺讲说无著大师所造、玄奘亲译的煌煌百卷《瑜伽师地论》，足足四年时间，有十多位弟子负责记录，结集成多卷本《瑜伽师地论》讲义录。敦煌遗书中所见《瑜伽师地论汉藏对照词汇》，据信为法成此次讲论的副产品。法成大师精通汉、藏、梵文，精通佛学奥义，因而他的翻译并不限于文字转化功能，他的讲述也每有其他版本的参照。上述讲授笔记中，时见"故蕃本云……""若于蕃本……"字样，把印度高僧莲花戒以及当时吐蕃高僧的论述随机贯穿于讲稿中。当年唐僧玄奘西天取经，从印度直接引进唯识宗，经由法成，再度引向吐蕃佛教，体现出河西佛教与吐蕃佛教的融合，所以今人有论：法成是最后一位带有中原佛教印迹的藏族高僧。从这些佛典经籍中看不出译著讲者的生平，或者说，法成大师的存世价值尽皆化入这些藏汉文字中；时至今日，我们仍难确认其族属，但他显然超越了具体的民族身份，为中华文化、世界文化所共享。不过，即便就经典而论，也还有大大小小的故事可讲。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玄奘有高足弟子名圆测，来自新罗的僧人，也是一位唯识派大论师，他为尊师玄奘所译《解深密经》撰写注疏，曾被法成转译成藏文，十卷本的《解深密经疏》。后来汉文原本佚失了两卷，复又据藏文本译回——这个归去来兮的故事传为佛学界佳话。对西藏文化产生莫大影响的大故事可举一例：《贤愚经》也是经由法成大师汉译藏的。据考证，此经并无梵文原版，是南北朝时期八位和尚欲往西天取经，行至于阗，躬逢盛大法会——"般遮于瑟之会"，遂驻留听讲。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和西域诸地的高僧济济一堂，每天轮番开坛讲法，八位和尚逐日听讲记录，所获甚丰，最终结集而成《贤愚经》或作《贤愚因缘经》。这一部通俗有趣的故事集经由法成翻译，以最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遍藏语世界，使慈悲、果报等佛法教理直达人心的同时，不期然成为资源库，千余年来取之不竭：故事中的人物上了壁画，绘进唐卡，为说唱艺术提供内容，一批传统藏戏的剧情也取材于此。在当代，又有人对这部经书进行了藏文汉译，古老的题材就这样在往返流转中获取活力。尤为重要的是，15世纪初拉萨传召大法会的创设，即是宗喀巴大师从《贤愚经》第一个故事获得灵感，从此一年一度。无论属蕃还是归唐，自公元4世纪中叶开掘了莫高窟，直到元末明初，敦煌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地位维持千年，唐蕃时期则是其既大且盛的峰巅。法成生逢其时，成为一面旗帜，标志性人物，声誉日隆，众望所归。即使在公元840年之后的几年里，一边是"会昌法难"，一边是朗达玛灭佛，佛教在唐蕃两地几遭灭顶之灾，唯有敦煌以独享的地理和人文优势，成为避风港。写经坊的抄写工作不曾停止，讲坛上的教授无碍地进行，莫高窟中还在新绘着丹青。但是，随着藏汉文化所托命之人的离世，连接两地的脐带中断，同源同宗的两大支系，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从此各行其道，各具其貌。所以今人有论：法成参与了一个时代，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法成大师的汉译之作中有一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收入北京刻经处辑印的《心经七译本》中。与法成之名并列的另六人是：鸠摩罗什、玄奘、法月、般若、智慧轮、施护。现今盛行于世的玄奘译本，以简明精到见长，而法成译本，则完整圆融。均为美文，较之存世的数十个《心经》汉译本，同属上乘。早在1930年，当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陈寅恪谈及"敦煌学"，将目光投向千年前，望见其时其地法成大师的行迹，不由不生发如此感言："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玄奘）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而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的确，在藏汉佛学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功莫大焉的法成，不要说在汉地不见昭彰，以往的西藏史书中，同样名不见经传。有遗忘的原因，沉积于文化层中需要发掘；譬如堆薪，后来居上，犹有藏族史家专注于后弘期大师的原因。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敦煌学的诞生，中外相当一批研究者投身于此，法成及其译述也在关怀之列，国外有上山大峻、今枝由郎，国内有王尧等等。钩沉索隐的结果，让我们对其人其事从一无所知到略有所知。时隔千年，我们重新迎向，并且铭记——无论他是管·法成，还是吴·法成。第五部分 1.苦修者米拉热巴尊者米拉热巴（992-1075年）在后藏的山野岩洞中苦修的时候，摒弃了人间的华饰，只穿一袭未经染色的白氆氇（他的传记中则说是赤身露体的修行者形象）；摒弃了人间的美味，只吃草本植物荨麻叶，所以身形日渐消瘦：他伸出手来，从前胸可以触摸到后背，从后背，又可以触摸到肋骨。这从他的塑像上可以看得出来，很嶙峋的样子。由于长期食用荨麻，相传他的皮肤泛着青绿的光。米拉热巴可谓一无所有，入灭时留下的遗物只有小布一片，小刀一把，块糖一包，还是遗泽众生的——遗嘱说：此物已经诸佛加持，以刀割糖布，可无限分割，广布众生，并可七世受益。说苦修者米拉热巴一无所有，还有一个广为传布的故事。他在山洞修行的时候，某个夜晚有小偷光顾。那人蹑手蹑脚摸进洞来，借着幽暗夜色翻找，心怀发现金银财宝的渴望。冷不防山洞深处有笑声传来，随着笑声而来的还有一句著名的话：我白天找不到的东西，你晚上能找得到吗？寻声望去，山洞深处一团绿色荧光中有一个趺坐人形。那小偷一惊之后，不由自主也跟着笑了起来。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没有谁比这个人所经历的更曲折的了，没有谁比这个人的修行之路更苦难的了，米拉热巴经由刻苦自虐的方式，最终成为大成就者，成为噶举派三大祖师之一，事出有因。他的祖籍在藏东琼保即丁青县一带，从曾祖父开始来到下阿里的贡塘谋生，祖父、父亲两代人以经商为业，积聚了财富，置办了田产。可叹时运不济，米拉热巴七岁时父亲病故，心怀不善的伯父和姑母霸占了家产，并让他和母亲、妹妹沦为家奴。生性刚烈的母亲快意恩仇，敦促儿子寻访咒师、习练巫术，致使年轻的米拉热巴由此造下黑业：咒杀了同村三十五人，还召唤过冰雹，尽毁全村一年的收成。虽然遂了母亲的心愿，但米拉热巴却日益恐惧地狱的报应，于是投奔了上师玛尔巴。为涤除恶业，这位师父独出心裁支了一招，让米拉热巴独自一人建碉楼，每修到一半即令拆毁，把土石等建材背回原处，然后再修再拆，循环往复，折腾了好些年，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那样。后来他离开师父，又坚持了长年乃至终生的苦行，直到黑业除尽，皆为白业。当黑白二业尽皆出离，终于修成了尊者大成就者。据说他的密宗功夫好生了得，他创作的劝人向善的道歌名著当时和后世。米拉热巴的一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他的苦修事迹是感动人的，说明至诚净信可以获取功德资粮；他的转变是鼓舞人的，树起一个即使大罪之人也可立地成佛的榜样，甚至感化了施害于他的姑母和其他人，那些人最终都皈依佛门，成为瑜伽行者；他所体现的奇迹更是引人入胜，热爱并渴望奇迹本是人类天性，像米拉热巴这样的奇迹在那个时代还多乎其多，尽管后来的佛学大师们不屑于神通之"术"的方面，但是普通信众，却是心神俱往地仰视着，乐此不疲地传播着。包括米拉热巴和苯教大师在阿里冈底斯神山主峰上斗法的故事：他乘着初升朝阳的第一缕光线，以光速到达山顶从而获胜；他的座前大弟子日琼巴的故事也自成体系，藏族谚语"羊子被逼急了也会长出上牙来"就是出自其人典故。推而广之，还有二十五成道者的故事。总之在那个修行者的时代里，大半传奇：得道高僧们或骑鼓翱翔于天地，或跏趺端坐于水面，或以岩石粉为食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尊者米拉热巴功德圆满了，当他以八十四岁年纪融入光明时，天降花雨，大地银白，呈现出自然的供奉。传记的终场，套用了释迦牟尼临终故事：举火不燃，只待心爱大弟子的到来。他的遗产，糖和布被一把小刀无限分割了，藏传佛教的形式在后弘期锻造成型，哲学的层面和甚深的教义未必深入每一个心灵，但就如汉传佛教一样，善恶报应的因果观和生死流转的轮回观是深入了人心的。因果观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善恶终有报；轮回观则是令人满意地圆了一个梦：人类与生俱来的灵魂永生不死观念的梦想，缓解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同时，向善和为善也是乱世中的秩序和道德约束。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品格，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后世的称颂感佩，并且作为精神遗产被传承下来。但是也有米拉热巴们不情愿看到的情景在此时初见端倪：新生的寺院正在逐渐积聚财力和权力，准备成为统治阶层；在他辞世的前后，卫地各部派正在跑马圈地，正为寺庙庄园的所有权展开旷日持久的争夺战，桑耶寺和大昭寺这样有名望的古寺因而又一次招致毁坏。从今而后的近千年间，教派之争时骤时缓地进行着——更多的并非教理教法之争，那些只是方法论的区别；事端多发于对于世俗权势的争夺——想必是苦修者米拉热巴，包括后弘期的创建者所未曾料到也未必乐见的。第六部分 1.《看不见的城市》元朝是一个异情异色异于狭义中国传统的大帝国。地跨欧亚的国土之辽阔，号称三千万平方公里。当我们把目光从偌大版图上聚焦到一点，落在帝国核心，大都（北京）的皇城内，可以见到富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场景：一个人在滔滔讲说，一个人在凝神静听，讲说者是隆鼻深目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倾听者是坐于龙椅的中国天子忽必烈。只有借助这个外国人的眼睛和耳朵，帝国才能向这个伟大君主显示存在。但是，那些土地历史和生活习俗全不相干，那些陌生的风景和人群意义何在呢？被帝国新近征服的领地，征服者却无缘一见：白银的圆屋顶，螺旋的楼梯，诸神的青铜雕像，碎石铺成的路径，避雷的天线，水晶剧场，塔楼顶端的金鸡报晓，以及望远镜和小提琴，菜园子和垃圾堆，花园水池中的浴女，竖琴的和弦……那五十五个以西方女性名字命名的城市：达迪奥米拉，伊西朵拉，朵罗泰西，扎伊拉，左拉或古尔玛、阿尔米拉……这样的描述可随兴之所至无限地进行下去，作为倾听者明白不明白呢，作何感想呢，帝国主人细小的眼睛里闪烁光亮，时有陶醉，时有迷惘，偶尔的插话让我们听来也有些不着边际——帝国是由沙粒一样短暂易逝的、能够互换的数据构成的荒漠吗？或许只是头脑里精神幻觉中的一幅黄道十二宫图吧！支撑桥梁的石头是哪一块呢？国库里的珍宝不过是虚幻表象，最终的胜利不过是一方刨平了的木头，一无所获。这个提供了成人童话的场景富有象征意义，来自欧洲的记忆，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根据确有可能的史实虚构的，说比真实还要真实，是指寓意层面，和现代人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质疑：对于此前完全隔绝、十分陌生的异邦土地的武力征服，对于既无血缘关系又无文化认同的臣民的铁血统治，意义何在？对于终生无缘一见的远方城市，一无所知的异质文明，草原民族表面上的占领是不是荒诞。这可能就是卡尔维诺的本意所在，所以书名就叫《看不见的城市》。一如现今的网络游戏，虚拟的城邦与财产。继承了成吉思汗和蒙哥汗绝对权威的，唯有"众汗之汗"忽必烈一人而已。从理论上说来，忽必烈时代的元朝，应当是其他蒙古汗国的唯一宗主，因而名义上的疆土远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大都北京一度成为名义上的世界之都，忽必烈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统治人民最多、土地最辽阔，以及世界首富的君主，当然也是名义上的。然而实际上，另外的汗国，可以来了看见了征服了，一变而为统治西亚南亚的君主，但与中国与元朝何干，与其族属及信仰何干，越到后来越没了关系，连其所创造的历史也归入当地，血缘也因稀释而融入被征服民族。倒不如留守故乡本土者，延续了族属特征，迄今仍以先祖的骄傲为骄傲。13世纪初，当成吉思汗（1167-1227年）经过相当惨烈的兼并战争，他的九尾白旄纛成为蒙古大草原上唯一飘扬的军旗后，就以凌厉的攻势开始了扩张的步伐，向南攻打西夏和金、宋，直到南亚的越南缅甸柬埔寨，东占高丽；向西走得更远，他和他的子孙们陆续征服了中亚的喀喇契丹国、花剌子模、波斯伊朗、阿富汗，里海-多瑙河-伏尔加河，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风驰电掣横扫千里，狂飙飓风席卷一切，对他们完全不能了解所以不知珍惜的老欧洲重复上演着屠杀、洗劫的惨剧，这些情景被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复述：所到之处，凡遇抵抗的，来不及投降的，甚至连投降的、被俘虏的，全都格杀勿论。砍下的头颅堆砌成一座座金字塔，余下的尸身填满了护城河；时不时来一个"回马枪"，把先前躲避及时的幸存者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初期只知蹂躏，后来学习统治。恢复重建的工作进行了很久，有些则不必进行了：被毁的城邦从此废弃。西夏就是这样消失的，包括一心想要超越汉地，连文字也刻意造得笔画繁多无比的王廷，包括城郭、人民连同典籍，彻底消失。成吉思汗正是在攻灭西夏的前夜离世，临终前不久，曾有人提议，尽灭中土，变良田为牧场，废农耕而牧猎——那一千万汉人留他何用！这位大汗本已赞同，却被他所收服重用的契丹王子耶律楚材劝阻了。说服方法很简单，只是晓之以利的一组数字：每年可收入五十万两银子、八万匹帛和四十余万石粟米——如果不杀掉汉人的话，每年可持续提供这些物品的税收，这样的一笔账令人动心。正是在这位智者高人的劝导下，忽必烈攻陷金朝都城，开封竟然得以保全，避免了屠城之厄。所以凡事不能一概而论。就历史环境而言，成吉思汗及其几位后继者是成功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成吉思汗在创业初期就注重广纳人才，在征服回鹘塔塔尔部落的时候，将降臣塔塔统阿收为己用，用畏兀儿拼音初创了蒙古文——在此之前，据说没有文字的蒙古人，用歌唱的形式下达各种命令；而辽国的契丹王子耶律楚材的效命，更是意味着统治朝向文明接近。除此，几乎所有的屠戮都有例外：凡能工巧匠多可免死，有时也包括文化人和宗教首脑，然后随军征战为我所用。这就接近主题了。能征惯战所向无敌并非来自无知者无畏，其实心存大敬畏。蒙古民族信仰原生态的萨满教，崇拜长生天，但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视野骤然扩大，先前闻所未闻的奇异神秘扑面而来，加之迅速扩张的帝国确实需要新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武器，以至于从成吉思汗开始，决策者的身边就聚集了其时中国所有可能接触到的宗教人士：故乡本土的萨满巫师，外来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分支的景教等等，诸如此类的代表人物。以格外的宽容保持了各种宗教共存的局面，兼收并蓄、广为利用，最终是统治了中国本土的元世祖忽必烈，历史性地选择了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如果不是作为国教，至少是皇室力推的首席宗教，并仿效西夏王廷，以吐蕃僧人为国师、帝师。而从此我们将会看到，佛教本质教义中慈悲为怀、劝人向善的教诫，是怎样渐渐濡化、涵化了另一民族的；还将看到，佛教作为精神纽带，怎样经由认同，深层系结藏、汉、蒙古等各民族的，套用心理学名词，叫做"共鸣愉悦"。虽然元、明、清三朝均对藏、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刊刻作出过极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对汉、藏文佛经作过认真对勘的，唯有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汗时期，汉、藏、畏兀儿、蒙古乃至印度等各民族佛教大德和学者，曾在元廷支持下通力合作，对汉、藏文佛经进行仔细比对、勘同，确认汉译佛经中哪些有相应的藏译，哪些没有，哪些只是部分相同，并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编成迄今唯一一部汉、藏佛典目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一业绩在后世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学术探讨，是藏汉佛教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总结，也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合作的一座里程丰碑"。元代对西藏行使了有效管辖，在西藏设立行政机构，名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地区与今西藏自治区大致相等。下设十三万户，任命万户长。被西藏人称为薛禅皇帝的忽必烈，在西藏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推行乌拉制度，屯驻藏古军队，设立各级官府，以及赈济贫户，实施蒙古刑律等，西藏各地僧俗首领对土地及属民的封建占有制度也已经出现。第七部分 1.萨迦家事秘闻帝师八思巴自十岁赴内地，共有两次返藏。1264年，他领受了皇上颁发的"珍珠诏书"，以帝师身份领总制院事，掌管藏区三个"却喀"，按形象说法就是：乌思藏，即卫藏和阿里，教法之地；朵甘思，即川西藏东黑头之人；朵思麻，即甘青安多，俯行之马。次年返回萨迦，兼任萨迦法王期间，设置了行政建制及十三种职官，同时修寺建塔、写经讲法，奉命创制新蒙古文字。两年后的1267年，忽必烈派金字使者来请。返京时，献上新制拼音文字和音韵学著作。间隔不到十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再返萨迦，是在1276年。住到第四年，以四十六岁年纪突然亡故。此为藏史上的一桩疑案，因为火化时骨头发黑，显见是中毒征象。时人一度怀疑，系上师身边大侍从某人所为，该侍从与时任萨迦本钦的贡噶桑波争权，一边在八思巴面前拨弄是非，一边又假借八思巴名义向皇帝告了御状。闻听皇帝已派桑哥率执法大军前来，生恐阴谋败露，惊慌中下毒谋害了上师，自己也服毒自杀。说归说，始终扑朔迷离，此案就这样一直悬疑，今人也不便妄评。这里要讲的，是与政治无关的另外一个故事，正是两次回萨迦期间发生的。故事的意义在于，八思巴身为国师，无论在汉文、在藏文史籍中，都像是一个符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形象，连野史中也不闻风言风语。但在这个故事里，分明同一个八思巴，又像是另外一个人，生动活泼——也只有地方性的藏文史籍里，才把这样一个权位极高的大帝师描述成一个格外人情化了的好兄长、好舅舅。这个故事说来话长，在此从简：从前唐书里所说的大小羊同，所对应的正是藏史所称的上下阿里。上阿里包括象雄-古格本部，下阿里在南部喜马拉雅沿线吉隆、宗喀一带，古称芒域，贡塘。吐蕃王子沃松后裔一支开创古格、拉达克的同时，另一支在芒域建立了贡塘小王朝，到故事发生时，几百年间传承了十多代。贡塘世系与萨迦款氏素有通婚传统，上一代的贡塘王之妹，嫁给八思巴的父亲，是其五位妻室之一，生下两个女儿。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其中一位，名叫尼玛崩，是八思巴同父异母的妹妹。八思巴做了帝师第一次返乡，妹妹尼玛崩已嫁往曲米地方，做了首领之妻并生下一女。但尼玛崩心中不喜，因为另有心仪之人：某地有名望的释迦僧格。于是她托言要去某地朝拜，请求兄长准许。八思巴十分喜爱这位妹妹勇敢泼辣的个性，此时看穿了她的心事，于是嘱咐她沿途小心："河流一带的马夏人最能编造谎言；南部拉堆地方有强盗出没很危险；吉隆地方饮食虽足但很酷热。"尼玛崩兴冲冲如愿前往，如愿见到心上人，这才发现实属一厢情愿：那位心上人心上没有她，一场空欢喜。尼玛崩沮丧，无意返回曲米或萨迦，而是改道去了贡塘，打算看看姨母散散心。当然，根据故事情节发展来看，贡塘之行更可能是存了心，有意为之——不用到达王城，只在半道上，就与正在洗浴温泉的贡塘小王赤尊巴德相遇。接下来，表姐弟一见倾心，一场"温泉恋"修成了正果。八思巴惦记妹妹，派人一路寻来。尼玛崩带回一封书信，用隐语写道："正如你以前所讲的那样，吉隆之地非常炎热，我因口渴而痛饮了泉水，结果一条小鱼进入腹中，所以不能很快回去……"八思巴仁慈一笑，回信说："对泉水宜谨慎观察，爱抚小鱼，可暂住彼处。"尼玛崩生下了王位继承人崩德衮。这孩子十一岁那年，八思巴再次回到萨迦，母子二人携带厚礼前来拜见。崩德衮生性很牛气，一到萨迦，就大闹了集市，第二天见到舅舅也不跪拜，当地人风传"萨迦的外甥就像一头牯牛"。八思巴笑说，果然一头牯牛啊！尚未成年就做了帝师，终生过着宗教生活，天性中的某些方面无从表露，意在弥补缺憾吧，所以八思巴对这位牯牛外甥格外纵容，不仅不予责怪，反而鼓励说："若三年不癫狂，名声无法远扬。就按自己的爱好欲望行动吧！"后来果然，由崩德衮治理的贡塘王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再后来，他的儿子赤德崩被元廷授予领阿里三围之衔。这个故事是从《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转述而来，溯源而上是《贡塘赞普世系》。萨迦家事中另外一个故事，来自《萨迦世系史》。达尼钦波桑波贝（1262-1324年）是八思巴的侄子，具体说来是八思巴同父异母之弟的儿子。在八思巴第二次返回萨迦时，十五六岁的少年桑波贝曾跟随这位伯父学习教法。其时白兰王的遗腹子达玛巴拉年虽幼冲，但因是八思巴同父同母之弟的儿子，符合正统，早已被八思巴指定为法座继承人。大概这一安排令年轻人感到失落，八思巴圆寂后还在超荐期间，桑波贝竟然擅自赴京，显见是听从了某些人的怂恿，去为自己争取权益。不请自来，忽必烈十分生气，当即把桑波贝流放到"蛮子地方"的苏州，之后又改在杭州，再之后就把此人忘怀，生死由之了。流放生涯的最初几年里，桑波贝过得胆战心惊，生怕不知何时罪加一等。等来等去没等到，渐渐放开了胆量。江南"蛮子地方"的美景是令人陶醉的，这期间他还到过普陀山一游；江南"蛮子地方"也盛产美女，如果有浪漫情事发生，那是再自然不过的——桑波贝与一位汉女子同坠爱河，生下过一个儿子，可惜夭亡了。年复一年，命运似乎已经安排此人终老异乡，桑波贝和故乡之间，也仿佛相忘于江湖，这样一过十五年。但是有一天，陡生变故，转机来临：萨迦法座达玛巴拉二十岁即去世，他的蒙古妻子（阔端的孙女）没能生育，而另一位藏族妻子所生之子早夭，整个萨迦款氏只剩下桑波贝一根独苗。这一来从本钦到帝师都心急如焚，后继无人啊！于是寻找桑波贝成了一等一的大事情。此时的皇帝也换了人，元成宗铁木耳得知此情，同意了帝师扎巴俄色的请求，下令寻找。流放者转眼间成了皇家座上客。桑波贝拜见了铁木耳皇帝，得到了担任萨迦法座的承诺，得到了许多赏赐之物，还得到了一项特别指令：多娶妻多生子，务使萨迦款氏家族人丁兴旺，香火不绝。这位皇帝同时付诸行动：赐婚其妹门达干公主，所以说，桑波贝还是当朝皇亲。桑波贝重归故里是在1298年。十八岁时离去，十八年后归来，当是感慨万千。他后来担任了萨迦法座，并由元仁宗颁授了国师封号。遵旨繁衍后代的任务也完成得很好，是超额完成：总共娶了六位妻子，生下一大群儿女，除有四子二女夭折以外，长大成人的九个儿子，要么当了皇室汗王的驸马，受封白兰王，要么出家，封为帝师国师。子女众多，对于款氏家族来说是一大幸事，但对萨迦一派来说却又未必：萨迦统一的世系到他这一代中止，桑波贝身后，各妻室携子自成体系，分化为四个拉章（机构），权谋与争斗成为主题；当面对强敌绛曲坚赞的挑战时，多年的内耗已使萨迦垮掉了一半。这或许同样出自命运的安排。（八思巴像）八思巴（1235-1280年）全名为八思巴·洛追坚赞贝桑布；八思巴是尊称，意为圣者。他与萨班伯侄二人被后世尊为"萨迦五祖"中的"红衣二祖"，其余为"白衣三祖"。所谓红衣白衣，区别在于是否正式出家并接受比丘戒，白衣是可以成家的。大元帝师八思巴在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创制了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是以藏文字母和拼写形式为基础，根据需要增加了七个字母和符号，并改横写为竖写。元朝普遍用于公文印鉴及碑刻纸钞等，是我国首次使用拼音字母书写包括汉文在内的各民族文字的尝试，意义重大。第七部分 2.桑哥的末日桑哥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巅峰时刻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这一年他官至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禄光大夫。再进一步，将总制院奏改为宣政院，自任宣政使，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作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宠臣，以其天赋的聪慧和多年的历练，桑哥的权限早已超出管理宗教与西蕃，参与了全国的财政税负改革，以增益国库收入。这一过程中，想必严厉了些，触动了不少上层人士的利益，又缺乏宏观调控手段，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遭到群臣，主要是蒙古官员们的攻讦弹劾，罪名是专权黩货，紊乱政事云云。起初忽必烈不以为意，还嘱桑哥与那些人设法和解。后来言者益众，加之分明有懈可击，桑哥命运急转，一下子就从云端的高处跌下万丈谷底，宰相做了阶下囚。众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一朝天子心情复杂地思前想后，怎样才能说服自己，同时让爱臣桑哥死得无怨。想好了，就召见桑哥，亲审定罪。总共搜集到三宗罪：其一，还记得那棵大树吗？那一年斡耳朵（营帐宫室）迁移途中，我在树底下纳凉坐过的座位，你是不是又去坐了？其二，有一回从大都送来果子，你是不是擅自拆了蜡封，享用了献给我尝新的果子？其三，汉人工匠为我织了两件无缝的衣服，你却有三件，居然超过了我——你难道还不知罪吗？这可都是犯上的杀头大罪，桑哥心悦诚服——错就错在仰仗皇上宠信，没把自己当外人啊！忽必烈完成了裁决，感觉轻松多了，忍不住最后一次垂询："桑哥啊，依你看如今能胜任国事的大臣还有几个？"桑哥最后一次回答："只有一人，别无他人。""是谁？"桑哥不再说话，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第二天，桑哥伏首就戮。忽必烈派人去现场，监听桑哥临终前说了什么。所派之人回报说，桑哥关照行刑者，刀要锋利，手要麻利。但是刽子手却回答：你所说的我做不到，该怎么办我自己知道。忽必烈气极，说："他们竟然让我的桑哥临死时心中痛苦，来人！把那些坏蛋各各鞭打一百零七下！"桑哥出身于青海边缘的吐蕃遗民噶玛洛部落，草根人家。说起噶玛洛之名由来，引出一个典故：吐蕃军队驻防边境，赞普有规定，没有命令不得撤离。噶，命令；玛洛，没走。是说吐蕃崩溃了顾不上了，集结号再也无人吹响：一直未接到撤离命令，没离开，就这样定居下来。在这个多民族往来频繁的地区，聪敏的桑哥在藏语之外，还精通汉语、蒙古语、畏兀儿语，年轻时即投奔了主人，做了上师八思巴的翻译，常被遣往朝廷办事。忽必烈由此得见其人，赏识了就留用了，桑哥从此发迹。他曾率领执法军前往西藏，藏史称其所率大军十万之众，讨伐与八思巴不和的已卸任萨迦本钦贡噶桑波，于1281年攻下朗卓康玛土城，炮轰贡噶桑波所在的白朗宗堡，并将罪人处死。此时八思巴才刚去世，桑哥在萨迦处理了一系列善后工作，包括修建寺宇，为已故白兰王恰那多吉的幼子安排卫队，对边境守卫重新布防等等。归途中，桑哥了解到藏北高原诸驿站，原定由南部各万户派人常年驻守，但因不耐艰苦严寒，多有逃亡。桑哥对此作了改革，令驻藏北军队兼管驿站，南部仅提供所需粮肉马匹即可。为此，南部头人百姓欢喜。另外，人们还把朝廷对西藏税负的减免，也作为恩德记在桑哥身上。最重要的，是对同族之人能够荣升为朝廷要员而深感骄傲。即使有何劣迹，也乐意为其开脱。尤其对落难之人，一般寄予同情，形象加分。就如上述被桑哥所杀卸任萨迦本钦贡噶桑波，就戮时身穿白衣头戴黑帽，写史的人就说了，这证明此人是蒙冤而死。上述故事，桑哥与忽必烈的对话等等，就来自《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中"桑哥丞相的故事"。书中并叹息说，假如八思巴尚在世，以其仁慈和保护，好歹可免其杀身之祸。总之感情倾向很明确，也算是藏史一家之言吧。事实上，忽必烈对桑哥前宠之后弃之，桑哥的亲友属下多遭株连，所谓"妻党"被铲除，桑哥之弟也惧罪自杀。后来有人把桑哥列入元史的"奸臣传"中，很有些让他万劫不复的意味。功过是非，忠奸清浊，谁与评说。倒是八百年后，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当时担任左右丞相的阿合马与桑哥一并涉及，似超越了褒贬，提炼出一个历史经验："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事当有之。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记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第七部分 3.萨迦寺里皇家僧公元1288年冬十月，从元上都开平走出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全副武装的蒙古军士护送一位汉僧远行。从内蒙出发，过青海，上高原，越走越高，越走越冷。此刻，在这条经新朝整修过的唐蕃古道的某处驿站，大约在玉树或是昌都某地吧，这队人马被风雪所阻。好在牛粪火把驿站的土屋烘得还算暖和，那汉僧眉宇间隐约透露一丝尊贵之气，此刻正在闭目打坐，无悲无喜，无思无想。一旁有老仆站了好久，拿不定主意说还是不说，终于还是开口了：今日除夕，江南江北都在吃团年饭呢，是不是该……见打坐者一无反应，老仆近前一步：虽然地处荒僻，好歹还可做一些汉家的面食菜肴……汉僧应答，更像是自语：出家之人，何谈家国。一切如常吧，或者就任随你意吧。待老仆离去，年轻的僧人犹自低语：无可无不可。却是再也无法坐静，掀开毡门，朔风侵入，触目一片银白，"并非看破红尘，是红尘抛弃了你啊！——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花？黄金台下客，无复得还家！"这位汉僧是谁，此行何往？说来话长，此人正是前朝末代皇帝赵显。正当南宋风雨飘摇而他年岁尚小时登基，不过三年，江山易主。七岁幼主由其母全太后陪同，向忽必烈呈递了降表，受封为瀛国公，领田庄三百六十顷，先住大都北京，再迁上都开平。但新朝皇帝仍不放心，为免后患，钦命剃度出家，并发遣到西藏习修佛法。赵显这一年十九岁，古道终点，即是萨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约略提及，是这样写的："（忽必烈）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虽说以后下落如何不见于经传，历史家却因这段记载推动了好奇心：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其实，"下文"是存在的。早在1960年代，藏学家王尧先生读到这一段历史，就曾花费心思在藏文史籍中打捞，大致了解到其人行踪——南宋少帝赵显（1271-1323年）在萨迦寺一住多年，精通了藏语文和梵文，成为当时著名的译师。由于出身的高贵，他的法名尊称为"合尊"——合尊法宝，合尊大师。藏语本义中，即是天神家族的出家人，是皇家僧。藏文史籍并说他做到了萨迦寺总持的位置。经王尧先生检点，谈及这位大译师的藏文史籍计有《红史》《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如意宝树史》等等，其中后两书将合尊列入藏传佛教后弘期智者、大译师名录。已知出自合尊译笔的至少有两部，《百法明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后者尤其是深奥的因明学即逻辑学专著。在纳塘版的扉页上，他留下了显见的痕迹：用藏文字母拼写出书名"因明入正理论"的汉字读音。而在末页，他用藏文撰一短跋：大汉王者出家僧人合尊法宝，在具吉祥萨斯迦大寺，取汉文本与蕃字本二者善为对勘，修订并正确翻译之。汉文本名为"入正理"，而晚近蕃地诸人名之为"正理门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