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迦牟尼的名字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梵文是S＇kyamuni，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释迦”是部落的名字，可见这不是他的真名。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乔达磨”或“瞿昙”，梵文Gautama，巴利文Gotama。有人说这是他的氏族名称，连一些百科全书，比如《大英百科全书》也这样说，但这是不对的。氏族一般都是外婚制，释迦牟尼的姨母名叫Gautamī瞿昙弥，可见他们不是外婚。此外，瞿昙还是一个婆罗门氏族名称，而释迦牟尼属于刹帝利种姓。瞿昙这个名字是按照当时印度贵族的一般习惯从古代《梨俱吠陀》赞歌的作者仙人家族中借用来的。Gautama就是Vmadeva。释迦牟尼的真名是“悉达多”，梵文Siddhrtha，巴利文Sidhattha，意译“吉财”或“一切义成”，梵文Sarvrthasiddha。《佛》 作品相关 《佛》 释迦牟尼的家族二、释迦牟尼的家族他属于释迦族。当时在印度北部有十六个大国。基本上都是君主制度。此外还有四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共和国，释迦就是其中之一。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用首都的名字称之为劫比罗伐窣堵国(旧译迦毗罗卫国)，梵文Kapilavastu。这是一个小共和国，只能说是半独立的，承认萨罗为宗主国，辖地跨今天印度和尼泊尔。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就在今天尼泊尔泰来地区的梯罗拉柯提(TilauraKot·)废墟，距印度北方邦巴斯提县的比普罗瓦(piprahwa)西北约十英里。这可能是历史事实。因为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二百多年即位的孔雀王朝的大王阿育王曾在这里立过一个石柱，说明此处是释迦诞生地。《大唐西域记》卷六说：城东南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建焉……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来遗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余尺，上刻狮子之像，傍记寂灭之事，无忧王之所建也。次东窣堵波，无忧王所建，二龙浴太子处也。这个石柱今天保留下来。考古学者还在这里挖掘出释迦牟尼的舍利坛。曾有一个时期西欧一些学者认为根本没有释迦牟尼其人。这是不对的。他的家属自称是印度古代甘蔗王族的后裔，同《罗摩衍那》主人公罗摩同出一系。这恐怕是伪托。有人甚至怀疑，释迦族不是雅利安人，而是蒙古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佛》 作品相关 《佛》 释迦牟尼出生的时间三、释迦牟尼出生的时间释迦牟尼活了80年，这没有异议。争论不休的是他灭度(逝世)的年代。只要把这一点弄清楚，他的生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佛灭年代，异说甚多，据说约有60种。只在中国的西藏地方，就有14种之多。参阅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关于这个问题，德国著名梵文学者HBechert在他的新著《重新探讨佛陀生卒年代刍议》(ContributiontotheDiscussionon“TheDateoftheBuddhaReconsidered”，1980年10月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印度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作者寄来了打字原稿)中又重新作了分析研究。其中比较通行的、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一，南传佛教各国主张佛灭度于公元前544年或543年。二，我国蒙藏黄教主张佛灭度于公元前961年。三，我国内地有公元前1027年说；根据“众圣点记”，则为公元前485年，较中国的孔子早死6年。四，在西方学者中，德国威廉·盖格主张公元前483年说，荷兰学者亨利·刻恩主张公元前370年说，日本学者有公元前386年说和384年说，加拿大学者瓦德主张公元前486年说AKWarder，IndianBuddhism(《印度佛教》)，Delhi，1970，P44～45；采纳得比较多的是公元前483年说。《佛》 作品相关 《佛》 释迦牟尼的生平(1)四、释迦牟尼的生平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我们并没有可靠的历史资料。现在只能根据梵文、巴利文以及汉文、藏文的佛经的记载加以叙述。其中有不少神话，也有不少传说，当然也有不少的历史事实。基本轮廓看来是可靠的，个别细节则很难说。释迦牟尼的少年时代释迦牟尼出生在王家，父亲名叫净饭王。这有点夸大。他父亲可能只是贵族寡头中的一个头子，美化称之为王。母亲是摩耶夫人。降生的时间传说是中国旧历的四月八日。降生后7天，母亲逝世。他的姨母大爱Mahprajpati，亦称瞿昙弥，把他扶养成人。她爱他如子，他敬她如母。这个姨母后来成为佛教僧伽中的第一个尼姑。他生长在深宫之中，享用极端奢侈。父亲给他修建了三座宫殿：春季、夏季、雨季各有一宫。他受到了当时刹帝利青年所受的全部教育，包括各种学艺，军事、体育也包括在内。成年后，娶了妃子，名叫耶输陀罗。“贤妃美容貌，窈窕淑女姿，瑰艳若天后，同处日夜欢”(引文见汉译本《佛所行赞》，下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罗睺罗。这一定是历史事实，因为佛教和尚是不许结婚的，可是佛祖却竟结婚生子，给后来的佛徒带来一个尴尬局面。若非历史事实，佛徒是决不会这样写的。为了这件事，和尚编造了不少的神话故事，以图摆脱窘境。我只举一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四说：“尔时菩萨在于宫内嬉戏之处，私自念言：‘我今有三夫人及六万婇女。若不与其为俗乐者，恐诸外人云：我不是丈夫。’”《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写为），卷二四，第115页上。出家的经过据传说，释迦牟尼29岁出家。他生下时，就有仙人预言：他如果不出家，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因此，他父亲早就担心他会出家。于是就用尽心思，让他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目的是引诱他放弃出家的念头。佛经讲，有一天太子要出游散心，国王派人平整道路，驱逐闲人，不让太子看到老人、病人、穷人等。然而净居天却变成一个老人，太子看了心烦，叹息不已，转回宫去。第二次出游，又看到一个天神化成的病人。第三次出游，看到一个天神化成的死人。第四次出游，看到一个天神化成的比丘。太子于是决心出家。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总之，出家的真正原因我们还不清楚。当时社会上，有一派用不同形式出家寻求解脱的沙门，这是婆罗门的对立面。释迦牟尼出家原因之一，可能是受到沙门思潮的影响，但一定还有更深刻的内在的原因。苦行释迦牟尼出家以后，原意是想走苦行这一条路。苦行在印度古已有之，而且是在各个时代都很流行。他先去找沙门阿罗蓝迦蓝和郁陀仙，又去找五比丘，苦行了6年，结果身体羸弱，毫无所得，涅槃解脱，遥遥无期。他自己思忖：“如是等妙法，悉由饮食生。”(《佛所行赞》)不吃饭，妙法是寻求不到的。他下决心重新进食，接受了一个牧羊女奉献的香乳糜。“食已诸根悦，堪受于菩提。”(《佛所行赞》)五比丘看到这情况，认为他叛变了，相约不理他。他又继续游行，到处寻求解脱之道。成佛释迦牟尼最后来到菩提伽耶这个地方，坐在菩提树下，发出誓言：如不成佛，决不站起。他坐在树下究竟思考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很难确说。在释迦牟尼时代，社会上宗教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想法：精神可以突然发亮，豁然贯通，悟得至道；除了佛教外，耆那教也有这种信仰。也许就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他坐在那里思维。他先对一切众生起大悲心，得到天眼净，看到众生生死轮回，善人转生人神，恶人堕入地狱。他最后想到生死根源，就是后来传下来的十二因缘：无明(愚痴，不知)、行(形成力，形成)、识(认识)、名色(名称与物质形体)、六入(感官与感官对象)、触(感官与感官对象的接触)、受(感受)、爱(渴望)、取(爱执、执著于存在)、有(存在，无和空的对立面)、生(生)、老死(老死)。这十二因缘，有因果关系。但这关系很复杂，很微妙，解释也有分歧。根据《佛所行赞》，释迦牟尼是从下面老死想起的：“决定知老死，必由生所致……又观生何因，见从诸有业……有业从取生，犹如火得薪，取以爱为因……”如此一环扣一环，最后根源是“无明”(“痴灭则行灭”)。一切皆从“无明”起。什么叫做“无明”呢?对于这个关键的字眼，解释很分歧。有人说无明就是不知道事物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存在。这有点大乘的味道，但可备一说。有的经又说，“无明”就是不知道苦、集、灭、道四谛。无论如何，“不知道”的对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觉”，就是“佛”。这十二因缘着重讲因果关系，是后来佛教根本学说之一，但是佛在菩提树下还不能想得这样有系统。可能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佛》 作品相关 《佛》 释迦牟尼的生平(2)说法释迦牟尼证得大道，成了佛。经过一番犹疑考虑，他决心说法转法轮。他来到迦尸城(今贝拿勒斯)。他首先想到向他出家后见到的两个比丘说法。但他们已经死去。他又去找那五个苦行者，他们正在迦尸附近的鹿野苑。他们相约对他表示冷淡，最后还是洗耳恭听。说法的内容是什么呢?根据佛经传说，大概是这样的：如来佛首先讲了中道，避免两个极端，又讲了八正道和四圣谛。如来可能讲了这样的一些想法，恐怕还比较粗糙。这样系统化是以后的事情。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说法不是历史事实，但缺乏可靠的证据。招收弟子第一次说法以后，以陈如为首的5人成了佛的弟子。接着是迦尸城富家子耶舍入教。他又带了54人入教，此时已有比丘60人。跟着是苦行仙人迦叶兄弟三个人入教，三人原都是婆罗门。三迦叶有弟子500人，都受了正法。500这个数目不可靠，这样整齐的数目是后来捏造出来的。在王舍城竹林，又收舍利弗、大目犍连为弟子。后来成了如来佛的大弟子，二人也都是婆罗门。总之是弟子越收越多。僧伽形成了。而且诸大弟子各有所长，比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优波离持律第一，罗睺罗持戒第一，大迦叶弟子头陀第一名，但据估算，终释迦牟尼之世，弟子也不过500人。从社会地位来看，他确实收了一些低级种姓的人，比如大弟子优波离就出身剃头匠，弟子中还有淫女、强盗、杀人犯、商人、猎人，但出身婆罗门的更多。释迦牟尼禁止奴隶入教。在佛典的律藏中，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比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三说：“从今已往，汝等苾刍不应与奴出家。若有求者，当可问之：‘汝是奴不?’若与奴出家，得越法罪。”卷二三，第1033页中。释迦牟尼与国王结交在招收弟子的同时，他到王舍城见到瓶沙王，佛故意问弟子迦叶为什么不再事火而出家为僧。迦叶说：“事火修咒术，离解脱受生，受生为苦本，故舍更求安。我本谓苦行，祠祀设大会，为最第一胜，而更违正道。是故今舍弃，更求胜寂灭，离生老病死，无尽清凉处。”(《佛所行赞》)“寂灭”就是涅槃。事火无法求得涅槃，所以他舍弃了事火。瓶沙王一听，成为佛友，护法大王。瓶沙王之子阿阇世(未生怨王)弑父自立，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佛教虽然是一个出世的宗教，中国有人骂它是“无父无君”，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也非常关心社会上的伦常道德，对于孝顺父母更是特别强调，它把“杀父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看作是罪大恶极。这种意见屡屡见于佛教律中，无须具引。但是释迦牟尼对于阿阇世弑父自立这一件事却“宽大处理”。阿阇世后来后悔了，向佛坦白自己的罪行，佛竟加以安慰。佛经多次讲到这一件事，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佛重告使言：‘语阿阇世王：杀父恶逆之罪，用向如来改悔故，在地狱中，当受世间五百日罪，便当得脱。’”《菩萨本行经》卷中，见卷三，第116页下。其二：“佛告诸比丘言：‘此阿阇世王，过罪损减，已拔重咎。若阿阇世王不杀父者，即当于此坐上得法眼净。’”《长阿含经》卷一七，见卷一，第109页中。从这一件事情中可以看出，释迦牟尼争取国王，用心良苦。此外，他同迦尸国王波斯匿、拔蹉国王优填、王都人民之主恶生、南海之主优陀延等国主都有交谊。联络商人释迦牟尼同商人似乎有特殊的关系与联系。他成佛后不久就接受两个商人奉献的食品。见了瓶沙王以后，又认识了大长者(大商人)给孤独。给孤独在萨罗王都舍卫国布金满园买下了祇林精舍，赠给释迦牟尼。他成了佛教的居士。当时在摩揭陀国，在萨罗国，商人都是腰缠万贯，在社会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摩揭陀王室也参与贸易活动，大概双方互相利用，共同发展，因而才结成了密切关系。如来佛在几十年传教活动中，到过许多国家，走的路也都是当时主要的商道。在涅槃前游行时也走的是商道。同商人的接触一定会是很多的。居士中间阔人富人占多数。在弗哩逝(V·rji)首都鞞舍离，释迦牟尼结识了淫女庵摩罗。她很有钱，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在朝廷上广通声气。她请佛吃饭，并送给佛一座花园。她服务的对象绝大部分可能也是富商大贾。涅槃释迦牟尼29岁出家，35岁成佛后，游行传教，长达45年。东至瞻波，西到摩偷罗，初步组成了一个僧伽。据佛经记载，僧伽里面后来还接受尼姑。这是违反释迦牟尼的想法的，他瞧不起妇女，认为收妇女做尼姑，会缩短佛教的寿命，只因抚养他的姨母苦苦哀求才不得已而破此例。释迦牟尼允许他姨母出家，但很有感慨地说：“若不听女人出家受具足戒，佛之正法往世千岁。今听出家，则减五百年。”《五分律》卷二九，见卷二二，第186页上。最后他从王舍城出发，做长途游行，来到了拘尸那揭罗的双树间，在这里逝世(灭度或涅槃)。火化后，许多国王来抢分舍利。《佛》 作品相关 《佛》 原始佛教的教义五、原始佛教的教义释迦牟尼时代，正是印度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风起云涌，百家争鸣，莫衷一是。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印度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当时在思想界有两大对抗的潮流：一是婆罗门，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这是保守派。一派是沙门，反对婆罗门那一套，是革新派。释迦牟尼属于沙门系统，属于革新派。恩格斯说，他的学说中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有人说，他的主要敌人不是婆罗门，而是外道六师，这看法很有见地。他究竟宣传了些什么学说，今天还无法证实，只能根据现存的佛经加以概括的论述。有人主张，释迦牟尼在涅槃前不久，对自己的学说做了一个撮要，这就是：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所有佛教宗派，包括大乘在内，都无异说。这似乎就是释迦牟尼自己归纳的基本教义。A.KWarder，IndianBuddhism（《印度佛教》），Delhi，1970，p830这说法有没有根据呢?应该说是有的。《长阿含经》卷二《游行经》说：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证，成最正觉，谓四念处、四意断、四神足、四禅、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道。汝等宜当于此法中，和同敬顺，勿生讼诤。”卷一，第16页下。参阅《增壹阿含经》卷三，见卷二，第561页中，《十诵律》卷三三，见卷二三，第239页下。但是这种根据是靠不住的。这所谓“三十七品”在佛典中已经成为一个刻板的老一套。不管什么地方，一提到佛的教义，就是这一套。例子太多，无法引用。看来这是佛教和尚长期形成的一套说法。释迦牟尼在生前不可能对自己的学说做这样系统的阐述，这样的系统化显然是后人做的。估计如来佛的根本教义，不会出他在成佛时思考过的一些问题之外，后来他在第一次说法时又讲到过，这就是四圣谛和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已经讲过，四圣谛是指苦、集、灭、道。意思就是说，人世无常，一切皆苦，造成苦的原因就是烦恼及业，必须从烦恼及业中解脱出来，达到涅槃境界。达到涅槃的道路就是所谓八正道。原始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可能就是这些，后来逐渐发展、深化、系统化，越说越玄，越说越烦琐，以至达到“佛学号称难治”的程度。《佛》 作品相关 《佛》 释迦牟尼的说法方式六、释迦牟尼的说法方式根据晚于释迦牟尼的佛经的记载，他说法很有一些特点，他善于用比喻，而且比喻很多出于农牧。这些记载不一定完全可靠，可能有一部分是出于和尚代代相传的回忆，至少可以反映早期佛教徒的情况，这种例证比比皆是。我现在从汉译佛经中选出几个例子来：犹如耕田薄地之中，下种虽多，收实甚小。卷三，第114页上。譬如农夫，宿有二业：一田业高燥肥沃，二田业下湿瘠薄。卷四，第162页中。若好田苗，其守田者心不放逸，栏牛不食，设复入田，尽驱令出。卷二，第312页中。过去世时，摩揭提国有牧牛人，不愚不痴者，有方便慧。卷二，第342页上。若复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能拥护其牛，终不失时，有所饶益。卷二，第794页中。如田家子，善治其地，除去秽恶，以好谷子著良田中，于中获子，无有限量。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亦不除去秽恶而下谷子，所收盖不足言。卷二，第827页下。这些比喻的例子都说明释迦牟尼本人和他早期的信徒是同劳动大众有密切的联系的。他们了解人民的生活，用人民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从他们生活中选取来的比喻来阐述比较难懂的佛教教义。佛教发展之所以能这样迅速，影响之所以这样大，与这种说法方式可能有些关系。此外释迦牟尼不承认梵文的神圣性，主张和尚使用自己的方言来宣传教义。七、释迦牟尼对社会改革的看法释迦牟尼主张改革，但有很大局限性。他想革新，但又不彻底。比如他反对婆罗门所竭力主张的祭祀，他反对种姓制度。他曾打比喻说：在入海以前，长江大河各有自己的名字，一流入大海，就混同起来，表示佛教僧伽内部没有种姓之别。但不彻底，他好像只想为刹帝利向婆罗门争首席地位。过去六佛没有一个出身吠舍、首陀罗，可以为证。在他一生中，他都同当时很有力量的商人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关心农民，主要是吠舍。他反对杀牲(牛)，这有利于农业，而农业又主要是吠舍的职业。婆罗门当农民的在《本生经》中也可以找到。另一方面又结交国王，国王奴隶主反对奴隶逃跑，他就禁止奴隶入教，这可以说是迎合国王。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个在他以后的中外佛教徒(别的宗教徒也差不多)都遵循的榜样。《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记载高僧道安的话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卷五〇，第352页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他同淫女也打交道，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不少的世故，表现出圆熟的交际手段。总之，释迦牟尼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有不少矛盾的人物。但他之所以成功，佛教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宗教，一方面说明它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的宗教需要，同时同他这个教主有一套手段，也是分不开的。1981年9月《佛》 作品相关 《佛》 参考书(1)参考书：1马鸣菩萨造、北凉昙无谶译《佛所行赞》。2HennannOldenberg，Buddha，1923，StuttgartundBerlin3EtienneLamotte，HistoireduBouddhismelnden，LouvainlaNeuve，19764AKWarder，IndianBuddhism，DelhiVaranasiPatna，1980浮屠与佛浮屠与佛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上册，第93～105页，1948年。英译文见印度SinoIndianStudies，Ⅲ1，2，Calcutta1947，P1ff，后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23～336页。英译文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第334～347页：OntheOldestChineseTransliterationoftheNameofBuddha。“浮屠”和“佛”都是外来语。对于这两个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论的。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名号梵文叫做Buddha。这个字是动词budh(觉)加上语尾ta构成的过去分词。在中文里有种种不同的译名：佛陀、浮陀、浮图、浮头、勃陀、勃驮、部多、都陀、毋陀、没驮、佛驮、步他、浮屠、复豆、毋驮、佛图、佛、步陀、物他、馞陀、没陀，等等，都是音译。我们现在拣出其中最古的四个译名来讨论一下，就是：浮屠、浮图、复豆和佛。这四个译名可以分为两组：前三个是一组，每个都由两个字组成；第四个自成一组，只有一个字。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组。我先把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所构拟的古音写在下面：浮*bio＾g／bi·e·u／fou(BernhardKarlgren：GrammataSerica，reprintedfromthe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Stockholm，number12，1940，p449，1233i)1233i)屠*d’o／d’uo／t’u(同上，Pp136～137，45i′)图*d’o／d’uo／t’u(同上，Pp143～144，64a)复*b’io＾k／b’iuk／fu(同上，p398，1034d)豆鱼豢《魏略》作“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作“复豆”。《酉阳杂俎》卷二《玉格》作“复立”。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49页。*d’u／d’·u／tou(同上，p158，118a)“浮屠”同“浮图”在古代收音都是o，后来才转成u；“复豆”在古代收音是u，与梵文Buddha的收音a都不相当。梵文Buddha，只有在体声，而且后面紧跟着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浊音或元音a的时候，才变成Buddho。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图”就是从这个体声的Buddho译过来的。另外在俗语(Prkr·ta)和巴利语里，Buddha的体声是Buddho。参阅RPischel，GrammatikderPrakritSpraehen，GrundrissderlndoArischenPhilologieundAltertumskunde，IBand，8Heft，Strassburg1900，§363及WilhelmGelger，Pli，LiteraturundSprache同上I.Band，7Heft，Strassburg1916，§78在Ardhamgadhī和Mgadhī里，阳类用a收尾字的体声的字尾是e，但在Ardhamgadhī的诗歌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是o。我们现在材料不够，当然不敢确说“浮屠”同“浮图”究竟是从哪一种俗语里译过来的；但说它们是从俗语里译过来的，总不会离事实太远。说到“复豆”，这里面有点问题。“复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汉的构拟应该是biuk-du，与这相当的梵文原文似乎应该是*bukdu或*vukdu参阅Pelliot，MeouTseuoulesdouteslevés，ToungPao（《通报》）VolXLX，1920，p430。但这样的字我在任何书籍和碑刻里还没见到过。我当然不敢就断定说没有，但有的可能总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u让我们立刻想到印度俗语之一的Apabhram·s′a，因为在Apabhram·s′a里阳类用a收尾字的体声和业声的字尾都是u。“复豆”的收音虽然是u，但我不相信它会同Apabhram·s′a有什么关系。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里，语尾u很多，连梵文业声的am有时候都转成u参阅HinlinDschi(季羡林)，DieUmwandlungderEndungam·inounduimMittelindischen，Nachrichtenvond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Gttingen，PhilologHistK11944，Nr.6（《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复豆”很可能是从印度西北部方言译过去的。现在再来看“佛”字。高本汉曾把“佛”字的古音构拟如下：*b’iwt／b’iut／fuGrammataSerica，P.252，5001一般的意见都认为“佛”就是“佛陀”的省略。《宗轮论述记》说：“‘佛陀’，梵音，此云觉者。随旧略语，但称曰‘佛”’。佛教字典也都这样写，譬如说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第1551页上；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第4436页上。这仿佛已经成了定说，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说法当然也似乎有道理，因为名词略写在中文里确是常见的，譬如把司马长卿省成马卿，司马迁省成马迁，诸葛亮省成葛亮。尤其是外国译名更容易有这现象。英格兰省为英国，德意志省为德国，法兰西省为法国，美利坚省为美国，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但倘若仔细一想，我们就会觉得这里面还有问题，事情还不会就这样简单。我们观察世界任何语言里面外来的假借字(Loanwords，Lehnwrter)，都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个字，尤其是音译的，初借过来的时候，大半都多少还保留了原来的音形，同本地土产的字在一块总是格格不入。谁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这是“外来户”。以后时间久了，才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式，同本地的字同化起来，终于让人忘记了它本来不是“国货”。这里面人们主观的感觉当然也有作用，因为无论什么东西，看久了惯了，就不会再觉得生疏。但假借字本身的改变却仍然是主要原因。“佛”这一个名词是随了佛教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初到中国的时候，译经的佛教信徒们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调，不会就想到按中国的老规矩把一个有两个音节的字缩成一个音节，用一个中国字表示出来。况且Buddha这一个字对佛教信徒是何等尊严神圣，他们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气来把它腰斩。《佛》 作品相关 《佛》 参考书(2)所以我们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这一个字不会是略写。现在我们还有事实的证明。我因为想研究另外一个问题，把后汉三国时代所有的译过来的佛经里面的音译名词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名词以前都认为是省略的。但现在据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以前人们都认为这些佛经的原本就是梵文。他们拿梵文来同这些音译名词一对，发现它们不相当，于是就只好说，这是省略。连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这个是“讹也”，那个是“讹也”，其实都不见得真是“讹也”。现在我们知道，初期中译佛经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拿梵文作标准来衡量这里面的音译名词当然不适合了。这问题我想另写一篇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只把“佛”字选出来讨论一下。“佛”字梵文原文是Buddha，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焉耆文(吐火罗文A)里Buddha变成Ptkt。这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Ptkt，Ptkte，Ptm·kte，Ptkte，Ptikte，Ptkte，PttktePttkte，Pttm·kte，Pttm·kte。参阅EmilSieg，WilhelmSieglingundWilhelmSchulze，TocharischeGrammatik，Gttingen1931，§76，116，122a，123，152b，192，206，207，363c。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部分是pt，第二部分是kt。pt相当梵文的Buddha，可以说是Buddha的变形。因为吐火罗文里面浊音的b很少，所以开头的b就变成了p。第二部分的kt是“神”的意思，古人译为“天”，相当梵文的deva。这个组合字全译应该是“佛天”。“天”是用来形容“佛”的，说了“佛”还不够，再给它加上一个尊衔。在焉耆文里，只要是梵文Buddha，就译为Ptkt。在中文《大藏经》里，虽然也有时候称佛为“天中天(或王)”(devtideva)参阅《释氏要览》中，54，284b～c。，譬如《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七：圣主天中王迦陵频伽声哀愍众生者我等今敬礼，9，23c。与这相当的梵文是：namo’stuteapratimmahars·edevtidevkalavīn·kasusvar｜vinyaklokisadevakasminvandmitelokahitnukampī‖Saddharmapun·d·arīka，editedbyHKernandBunyiuNanjio，BibliothecaBuddhicaX，St.pétersbourg1912，P169，L12、13但“佛”同“天”连在一起用似乎还没见过。在梵文原文的佛经里面，也没有找到Buddhadeva这样的名词。但是吐火罗文究竟从哪里取来的呢?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问题，我只知道，在回纥文(Uigurisch)的佛经里也有类似的名词，譬如说在回纥文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sottamarjasūtra)里，我们常遇到tngritngrisiburxan几个字，意思就是“神中之神的佛”，与这相当的中译本里在这地方只有一个“佛”字。参阅FWKMüller，Uigurica，AbhandlungenderKniglPmuss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1908，p28、29等；UigurieaⅡ，Berlin1911，p16等。两者之间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抄袭假借，也许二者同出一源；至于究竟怎样，目前还不敢说。我们现在再回到本题。在ptkt这个组合字里，表面上看起来，第一部分似乎应该就是pt，但实际上却不然。在焉耆文里，只要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新字的时候，倘若第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不是a，就往往有一个a加进来，加到两个字中间。譬如atr同tampe合起来就成了atratampe，ksu同ortum合起来就成了kswaortum，klp同plskm·合起来就成了klpaplskm·，pr同krase合起来就成了prrakrase，pltsk同ps·e合起来就成了plskapas·e，prkr同pratim合起来就成了prakrapratim，brhmam·同purohitune合起来就成了brhmnapurohitune，s·pat同kom·合起来就成了sptakoi。参阅EmilSieg，WilhelmSieglingundWilhelmSchulze，TocharischeGrammatik，§363，a.中间这个a有时候可以变长。譬如ws同yok合起来就成了wsyok，wl同kt合起来就成了wlkt。同上§363，c。依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pt的原字应该是pt；据我的意思，这个pt还清清楚楚地保留在ptkt的另一个写法pttkt里。就现在所发掘出来的残卷来看，pt这个字似乎没有单独用过。但是就上面所举出的那些例子来看，我们毫无可疑地可以构拟出这样一个字来的。我还疑心，这里这个元音没有什么作用，它只是代表一个更古的元音u。说代表—个更古的元音u，不是一个毫无依据的假设，我们有事实证明。在龟兹文(吐火罗文B)，与焉耆文ptkt相当的字是Pūdkte。Pudkte，pudikte，见SylvainLévi，FragmentsdesTextesKoutchéens，Paris1933：Udnavarga，(5)a2；Udnaam·kard,(1)a3；b1，4；(4)a4；b1，3；Karmavibhahga，(3)b1；(8)a2，3；(9)a4；b1，4；(10)a1；(11)b3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把这个组合字分拆开来，第一个字是pūd或pud，第二个字是kte。pūd或pud就正相当焉耆文的pt。在许多地方吐火罗文B(龟兹文)都显出比吐火罗文A(焉耆文)老，所以由pūd或pud变成pt，再由pt演变成pt，这个过程虽然是我们构拟的，但一点也不牵强，我相信，这不会离事实太远。上面绕的弯子似乎有点太大了，但实际上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本题。我只是想证明：梵文的Buddha，到了龟兹文变成了pūd或pud，到了焉耆文变成了pt，而我们中文里面的“佛”字就是从pūd、pud(或pt)译过来的。“佛”并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后汉三国时的文献来看，“佛”这个名词的成立，实在先于“佛陀”。在“佛”这一名词出现以前，我们没找到“佛陀”这个名词。所以我们毋宁说，“佛陀”是“佛”的加长，不能说“佛”是“佛陀”的省略。《佛》 作品相关 《佛》 参考书(3)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字古音but是浊音，吐火罗文的pūd、pud或pt都是清音。为什么中文佛典的译者会用一个浊音来译一个外来的清音?这个问题倘不能解决，似乎就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论断。有的人或者会说：“佛”这个名词的来源大概不是吐火罗文，而是另外一种浊音较多的古代西域语言。我以为，这怀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们截至到现在所发现的古代西域语言里，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没有一个可以是中文“佛”字的来源的。在康居语里，梵文Buddha变成pwty或pwtty。见RobertGauthiot，LeSūradureligieuxOnglesLongs，Paris1912，p3在于阗语里，早期的经典用balysa来译梵文的Buddha和Bhagavat，较晚的经典里，用baysa，或beysa。见StenKonow，SakaStudies，OsloEtnogratiskeMuseumBulletin5，Oslo1932，p121；AF。RudolfHoernle，ManuscriptRemainsofBuddhistLiteratureFoundinEasternTurkestan，Vol1，Oxford1916，p239、242至于组合字(samsa)像buddhaks·etra则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纥文的佛经曾借用过一个梵文字bud，似乎与我们的“佛”字有关。在回纥文里，通常是用burxan这个字来译梵文的Buddha。但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本里，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FWKMüller，Uigurica，1908，p.11正式的梵文应该是：Namobuddhyaoonamodharmyaoonamah·san·ghya在这部译经里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样。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这部经大概是从中文译过去的。但namobudoonamodrmoonamosang这一行却确是梵文，而且像是经过俗语借过去的。为什么梵文的Buddha会变成bud，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无论如何，这个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来源。但这部回纥文的佛经译成的时代无论怎样不会早于唐代，与“佛”这个名词成立的时代相差太远，“佛”字绝没有从这个bud译过来的可能。我们只能推测，bud这样一个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流行在从印度传到中亚去的俗语里和古西域语言里。它同焉耆文的pt，龟兹文的pūd和pud，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文献不足，只有阙疑了。除了以上说到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证明最初的中译佛经里面有许多音译和意译的字都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所以，“佛”这一个名词的来源也只有到吐火罗文的pt、pūt和pud里面去找。写到这里，只说明了“佛”这名词的来源一定是吐火罗文。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吐火罗文里面的清音，到了中文里会变成浊音?我们可以怀疑吐火罗文里辅音p的音值。我们知道，吐火罗文的残卷是用Brhmī字母写的。Brhmī字母到了中亚在发音上多少有点改变。但只就p说，它仍然是纯粹的清音。它的音值不容我们怀疑。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从中文“佛”字下手。我们现在应该抛开高本汉构拟的“佛”字的古音，另外再到古书里去找材料，看看“佛”字的古音还有别的可能没有：《毛诗·周颂·敬之》：“佛时仔肩。”《释文》：“佛，毛符弗反(biwt)郑音弼。”《礼记·曲礼》上：“献鸟者佛其首。”《释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扶弗反，戾也。”《礼记·学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释文》：“悖，布内反；佛，本又作拂，扶弗反。”(按《广韵》，佛，符弗切(biwt)，拂，敷勿切(piwt)。)上面举的例子都同高本汉所构拟的古音一致。但除了那些例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佛”：《仪礼·既夕礼》郑注：“执之以接神，为有所拂。”《释文》：“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礼记·祭义》郑注：“言想见其仿佛来。”《释文》：“仿，孚往反；佛，孚味反(p’iwd)。”《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汉书》、《文选》改为髣髴)《汉书·扬雄传》：“犹仿佛其若梦。”注：“仿佛即髣髴字也。”《汉书·李寻传》：“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师古曰：“仿读曰髣，佛与髴同。”《后汉书·仲长统传》：“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淮南子·原道》：“叫呼仿佛，默然自得。”《文选》潘岳《寡妇赋》：“目仿佛乎平素。”李善引《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审也。”玄应《一切经音文》：“仿佛，声类作髣髴同。芳往敷物二反。”《玉篇》：“佛，孚勿切。”《万象名义》：“佛，芳未反。”从上面引的例子看起来，“佛”字有两读。“佛”古韵为脂部字，脂部的入声韵尾收t，其与入声发生关系之去声，则收d。“佛”字读音，一读入声，一读去声：(一)扶弗反(biwt)；(二)芳味反或孚味反(piwd)。现在吐火罗文的pūd或pud与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当。然则，以“佛”译pūd正取其去声一读，声与韵无不吻合。把上面写的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浮屠”、“浮图”、“复豆”和“佛”不是一个来源。“浮屠”、“浮图”、“复豆”的来源是一种印度古代方言。“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这结论看来很简单；但倘若由此推论下去，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新启示。《佛》 作品相关 《佛》 参考书(4)在中国史上，佛教输入中国可以说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书里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很不少，但抵牾的地方也很多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5页。，我们读了，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自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欧洲学者在中亚探险发掘以后，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简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新纪元。根据他们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献器物，他们向许多方面作了新的探讨，范围之大，史无前例。对中国历史和佛教入华的过程，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贡献。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Lévi)发现最早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他因而推论到佛教最初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参阅SylvainLévi，Le《TokharienB》LangaedeKoutcha，JournalAsiatique1913SeptOctPp311～38。此文冯承钧译为中文：《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国语考》，载《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同期方壮猷《三种古西域语之发见及其考释》，有的地方也取材于此文。这种记载，中国书里当然也有；但没有说得这样清楚。他这样一说，我们对佛教入华的过程最少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一直到现在，学者也都承认这说法，没有人说过反对或修正的话。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ūd或Pud(或焉耆文的p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根据上面这些事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据汤先生的意思，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因为《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据我看，张骞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仔细研究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看出，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叙则纯用“佛”。根据这原则，我们再看关于张骞那一段，就觉得里面还有问题。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应该用“佛”。所以我们虽然不能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的。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页。，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时候。这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讨论。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现在我们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关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已经论得很精到详明，用不着我再来作蛇足了。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来讨论一下，就是汤先生所推测的《四十二章经》有前后两个译本的问题。汤先生说：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页。据我自己的看法，也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法解决，现在我们最少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了。襄楷上桓帝疏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后汉书》，卷六十，下。《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17，722b。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17，723b。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就这样主张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3～34页……陈援庵先生却怀疑这说法。他说：树下一宿，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他还引了一个看起来很坚实的证据，就是襄楷上疏用“浮屠”两字，而《四十二章经》却用“佛”。这证据，初看起来，当然很有力。汤先生也说：旧日典籍，唯借钞传。“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贬辞。后世展转相录，渐易旧名为新语。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页。我们现在既然知道了“浮屠”的来源是印度古代俗语，而“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对这问题也可以有一个新看法了。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想：《四十二章经》有两个译本。第一个译本，就是汉译本，是直接译自印度古代俗语。里面凡是称“佛”，都言“浮屠”。襄楷所引的就是这个译本。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书里，关于佛教入华的记载虽然有不少抵牾的地方，但是《理惑论》里的“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的记载却大概是很可靠的。既然这部《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写的，而且后来从大月支传到中国来的佛经原文都不是印度梵文或俗语，为什么这书的原文独独会是印度俗语呢?据我的推测，这部书从印度传到大月支，他们还没来得及译成自己的语言，就给中国使者写了来。100多年以后，从印度来的佛经都已经译成了本国的语言，那些高僧们才把这些译本转译成中文。第二个译本就是支谦的译本，也就是现存的。这译本据猜想应该是译自某一种中亚语言。至于究竟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说。无论如何，这个译文的原文同第一个译本不同；所以在第一个译本里称“浮屠”，第二个译本里称“佛”，不一定就是改易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对于“佛”与“浮屠”这两个词，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推测：“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1947年10月9日附记：写此文时，承周燕孙先生帮助我解决了“佛”字古音的问题。我在这里谨向周先生致谢。《佛》 第一部分 《佛》 再谈浮屠与佛(1)再谈浮屠与佛194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B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文)pt和B(龟兹文)的pud、pūd译过来的。一个字的音译，看来是小事一端，无关宏旨，实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有关，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中有一个问题颇感棘手，这就是，吐火罗文的pt、pud和pū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则是浊音。由于周燕孙(祖谟)先生的帮助，这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从那以后，虽然有时仍然有点耿耿于怀，但是没有认真再考虑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读书时读到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新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新解释，觉得有必要对那篇文章加以补充和扩大，于是写了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二，从“浮屠”与“佛”的关系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一、“佛”字对音的来源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1947年那篇文章遗留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清音与浊音的对应问题。原来我认定了对音的来源是清音。周燕孙先生的解释也是从这个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时隔40年，现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们大可以不必这样去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地去解决问题了。“佛”字的对音来源有极大可能就是浊音。本来在回鹘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浊音，这我在那篇论文中已经讲过。可是我当时认为“佛”字是译自吐火罗文，对回鹘文没有多加考虑。这至少是一个疏忽。许多佛教国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归命，在回鹘文中是：归命佛(南无佛)namobut归命法(南无法)namodrm归命僧(南无僧)namosa在这里，梵文buddhs变成了but。回鹘文中还有一个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bur。梵文中的devtideva(天中天)在回鹘文中变成了tritrisiburxan。A.vonGabain，BuddhistischeTürkenmission，见Asiatica，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r，1954，OttoHarrassowitz，Leipzig，p171burxan这个词儿由两个词儿组成，bur，xan。bur就是buddha。这个词儿约相当于吐火罗文A的ptkt(ks·s·i)和pttkt(ks·s·i)，B的pudkte或(ks·s·i)pudkte。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A.Von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读若r，中国人把tatar音译为“达怛”(古音以t收尾)，也属于这个范畴。同上书，页同。HW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西藏文hbur表示出八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参阅JRA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27年，第296页。，这个r代表从尾音t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粟特文复合词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文变成了回鹘文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回鹘文(在蒙古文中作为外来语也一样)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这同一个bur“佛”。参阅Mironov，《龟兹研究》，第74页。于是回鹘文tngri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认识的，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burxanzru意思是“Burxan琐罗亚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带t的字，Butu(Butsu)。OperaMinora，ArticlesonlranianStudies，edbyMNawabi，Shirazlmn，1981，104页。他对t>r的解释同A.vonGabain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中亚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Buddha变为but然后又由but变为bur的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我先列一个表：大夏文buddha变成了bodo，boddo，boudo拜火教经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buddha变为bwt摩尼教安息文buddha变为bwt／but／摩尼教粟特文buddha变为bwtypwtyy佛教粟特文buddha变为pwt《佛》 第一部分 《佛》 再谈浮屠与佛(2)达利文buddha变为botCDjelmiDavary，Baktrisch，einWrterbuchaufGrundderInschriften，Handschriften，Münzenund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唯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d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d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t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But。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OperaMinora，第103页。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Bailey还指出来，Bundhin同上引书，第103页。Vīdēvdt，19，1，2，43，此章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Avesta中的Būiti这个字的。新波斯文证明有*Butl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Buddha“佛”。同上引书，第106～107页。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Bailey在上引书，第107页，注2中指出，AvestaBūiti最后的i可能来源于东伊朗语言。这个i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半元音y。，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二中再详细阐述。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FranzBernhard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CndhrīandtheBuddhistMissioninCentralAsia，Ajali，PapersonlndologyandBuddhism，O.HdeAWijesekeraFelicitationVolume，edbyJTilakasiri，Pemdeniya1970，Pp55～62，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kte’中的‘pud’与东吐火罗文‘ptk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晚出的)形式。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佛”字有没有可能来源于伊朗语族的某一种语言?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这有待于深入的探讨。我在这里还想补充几句。在同属于伊朗语族的于阗塞文中，“佛”字是balysa，显然与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见HWBailey，DictionaryofKhotanSaka，CambxidgeUniversityPress，1978。《佛》 第一部分 《佛》 再谈浮屠与佛(3)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式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第333～334页。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浪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分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43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总起来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对音的来源》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两个音节，正与汉译“浮屠”相当。伊朗语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个音节，正与汉译“佛”字相当。“浮屠”出现在前，“佛”字在后。这与我的推测是完全相符的。我现在想进一步来探讨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大夏语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犍陀罗文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伊朗语族诸语言与《四十二章经》是什么关系?看来《四十二章经》是一部关键性的书，我在下面就围绕着这一部书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四)几点想法(一)《四十二章经》与大月支《四十二章经》的真伪过去是有争论的。梁启超认为是伪，汤用彤认为是真，现在学术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见。汤先生经过细致的考证得到了这样几点结论：1《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早，东汉桓帝以前已经译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2～33页……2前后共有两个译本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38页。汤先生非常慎重，他写道：“以上推论，似涉武断。但合汉晋所引本经考之，则有二古本，实无可疑。”。《四十二章经》与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有关。东汉末牟子作《理惑论》，首先叙述了这件事，以后记录者还很多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页……据汤先生意见，佛法入华当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说：“求法故事，虽有疑问，但历史上事实常附有可疑传说，传说固妄，然事实不必即须根本推翻”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4页……他的意思是说，永平求法还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够成立的。《四十二章经》又与大月支有联系。牟子《理惑论》和以后的许多典籍都明确记载着，这一部经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论》说：“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至于此经究竟是在何地译出，许多典籍记载中有明显矛盾意见：一主张在大月支译出，一主张在国内翻译。看来在大月支译出说，根据似确凿可靠。汤用彤先生主此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1页：“牟子所传，虽有疑义，但决非全诬。若据其所言，斯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也。”大月支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踪飘忽不定。《前汉书》九十六上，《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佛》 第一部分 《佛》 再谈浮屠与佛(4)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至武帝时。这样一来，《四十二章经》又与大夏发生了关系。因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时，大月支已经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属希腊遗民，佛法大概在汉初已在这里流行。汉武帝时，张骞曾奉使到这里来过。《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BC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关于这一段话人名和地名等问题的考证，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50～51页。这一段话说明了大月氏与大夏的关系，大月氏与印度的关系，大月氏与佛教的关系。至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在大月氏呢，还是在中国?有两种可能，有两种意见。不管怎样，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这比《四十二章经》又要早了。我在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理惑论》说，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写《四十二章经》，其中竟有张骞。这在时间上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其中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这时大月氏是在大夏，因为张骞奉使大夏的故事，当时街谈巷议中必广泛流传，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张骞了。(二)《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把与《四十二章经》有关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以后，现在应该探讨此经的语言问题了。在1947年的论文中，我说它是从中亚一种俗语译过来的，这种想法是对头的。但是，我当时不可能说出一种具体的语言。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个新见解：《四十二章经》是从犍陀罗文《法句经》译过来的。他正在撰写论文，他的详细论点我毫无所知。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它还牵涉到《四十二章经》原本语言究竟是什么，我就在这里先谈一谈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学者参考。一得之愚或者尚有些许可取之处吧。从表面上看起来，《四十二章经》与《法句经》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