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二人的青年时期，正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外患日逼、内忧日重的局面：西方列强，以其船坚炮利，不断地瓜分着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而腐朽没落的清朝统治者，在入侵者面前步步退让，为求得苟延残喘，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对这种局面，作为爱国青年，李、鲁二人当时都具有变革故国的维新思想。李因涉嫌"康梁同党"，戊戌变法失败后远走上海。鲁的思想情绪之激进，也是大家都熟悉的。为了寻找救国之道和个人出路，李叔同和鲁迅，都曾去日本留学。在时间上又相互交错：鲁于l902年去日本，前后七年：其中有两年多时间，李与鲁同在东京。李学的是美术与音乐。鲁开始学医，后又弃医从文。从大范围上说，二人都把文艺视作唤醒民众的武器。1907年，李与曾孝谷等创立的春柳社，在东京编演话剧《黑奴吁天录》，鲁迅特意去观赏过。在留学期间，李、鲁又都具有大致相同的革命倾向：鲁于1908年成为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会员；至于李叔同，也有研究者说他于l906年加入了同盟会，此说目前虽无史料加以证实，但李以文艺(戏剧)为武器所作的宣传，其宗旨，其步调，和同盟会是一致的。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及至民国初年，李叔同与鲁迅所走的道路，思想情绪的表现，并无太大的差别。在新旧文化正面临交替的前夕(五四运动前七八年)，他们是位处同一层面的人物。但辛亥革命后一二年，二人的倾向却开始出现了歧异，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在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辛亥革命后的七八年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政治人物此起彼伏：南北和议，孙中山交权让位；二次革命，反袁斗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有如走马灯一般变幻莫测。其问，还有与李叔同同是南社中人、甚至在一起呼啸过、呐喊过的宋教仁、陈其美等被害事件的相继发生；还有那位由李叔同编发过著名小说《断鸿雪雁记》的诗僧苏曼殊，因忧国愤世而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变化异常的社会情势，既可销损人的正常意志，改变其人生的正常航向，也能磨炼和强化人的正常意志，坚定其人生的正常航向。李叔同与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七八年间那种社会情势面前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个--鲁迅，更加积极人世，直面人生，七八年之后，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掮起新文化革命的大旗，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阵地，勇猛地进击着，坚韧地战斗着。另一个--李叔同，却在逐渐地远离着时代的旋涡，规避着人间的纷扰。这个书生名士、风流才子，先前曾以"二十文章惊海内"鸣高自许，也被人以"直把杜陵呼小友"称誉过先前也曾以"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等诗句，慷慨过，激昂过。辛亥革命后七八年间，他却显出了神经衰弱和无力把握社会情势的窘态，一步一步地退隐着，逃避着。从社会革命思想上说，李叔同初期表现了要求变革的一定热情，但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的空洞的感兴，没有鲁迅似的扎实的思想根基。李于l912年加入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而这个时候，该社已是强弩之末，他在其中不可能再有多大作为。关于南社，鲁迅两次说过："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突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宫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对者。"(《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作为南社的一员，李叔同在该社解体(1922年)前的四五年问，不只对社会革命感到"索然无味"，对整个社会人生，也感到"索然无味"了。这就终于导致其不久之后，摈影于山林，隐身于蓝若了。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李叔同以其在文学、美术、音乐、话剧、书法、篆刻等领域中的开拓性成就，奠定了他一代艺术大师的地位。但就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需要其充分发挥出众的智慧与才华之时，他却一反往昔的行踪风采，从时代的风涛中抽身而出，抛妻别子，遁入空门，芒钵铴杖，青灯黄卷，水边林下，高蹈息止，一心往生西方极乐，早证无上菩提。这不是太可惜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进一步从一些侧面上，将他与鲁迅作些比较，是可以捕捉到某些信息的。先从家庭环境与个人生态上说。李、鲁二人，虽都出身名门望族、官吏之家，但比较起来，李家更殷实些，破落得也晚些。鲁迅出生后十多年间，相继经历了祖父入狱(因代人向乡试主考官买通关节被判"斩监候")、曾祖母去世、父亲久病不治，等等劫难，致使一家人的生活和安全不得保障。鲁迅与二弟曾在舅父家避难，被称为"乞食者"。在父亲患病期间，又"几乎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从比他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与自己一般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在少年时代，"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领略了"世人的真面目"；从个人的遭遇和阅读历史书籍中，开始看到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种种弊病。在日本留学时，影片上中国看客们在侵略者面前麻木不仁的景象，给鲁迅以极大的刺激；辛亥革命前后，从秋瑾、徐锡麟的牺牲、王金发的变质、袁世凯的篡权、张勋的复辟，鲁迅意识到了旧势力的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新势力的不易取胜。这些，没有销损了鲁迅的意志，而是更加磨炼了他的韧性与锐气。在舅父家避难，鲁迅有机会体会到劳动农民的痛苦，从农家子弟身上看到了质朴的品格。这对他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李叔同，虽系庶出，五岁时，父亲又去世，母亲在大家庭中无地位，他本人却没有委屈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至少在二十六岁以前，由于母亲的呵护照料，他是幸福的。在这段时间中，作为富家子弟，他在物质生活上是无虞的。除了上学念书，他有时间与金钱多方结交名士，出入书香门第，切磋诗词骚赋，摩挲金石书艺；也有兴趣与精力，沉湎梨园舞榭，为坤伶歌郎捧角叫好，还能走马章台，厮摩金粉，卿卿我我，颠倒神魂。避祸海上的头几年，这种生态也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日本留学的气派，鲁迅是不能相比的。不只有单独的住所，还雇了个模特儿画人体素描，继而与之同居。除元配外，又多了个外国籍夫人。在这些情景里面，不能排除发泄郁达夫式苦闷的因素，但毕竟是一种颓唐与茫然的表现。人称李叔同为"风流才子"，不单是对其出众才华的赞誉，恐怕也有讽喻的贬意在其中吧。辛亥革命夭折以后，李叔同如果能够继续与推进先前有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虽不一定能像鲁迅似的激进前驱，也未必会皈依佛门的。但他终于从时代潮流中退身落荒了。除了一般社会思想上的幼稚，不能认识革命的曲折性与复杂性，缺乏鲁迅那样的韧性，也与他从小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因而经受不起挫折有关。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家的百万资财，一夜间荡然无存。如此遭际，不必说已不能重温以往的繁华景象，连基本生活也难以保障了。李叔同在艺术上堪称富有开创性的天才，在应对生活处境方面，却是个捉襟见肘的人。由繁华坠入困顿，加深了他儿时就有的，世事变幻无常，人生苦、空、虚无的感觉，从而对自己的前景，茫然无措起来。正是在这个关口，佛事鼎盛的杭州一地的氛围(这点下面还要谈及)，以及周围师友们的影响，催速了李叔同迈向佛门的步履。从浸染的家庭文化氛围、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志趣禀赋上说，李叔同与鲁迅亦有不同。李生长在一个信佛的家庭，耳濡目染，不会不受影响。使他对佛事场面，常常表现出特有的敏感。从佛家眼光看，李叔同从小就种下了视世事如霜露闪电、人生如西山落日等一类通达佛门的"根器"和"法缘"。鲁迅幼年，也接触过一些佛经上的故事。还拜一个和尚为师，取法名为"长庚"，以后又以此为笔名。但他注意的，不是因果报应的佛理，而是那些"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他应募充当过骑马招魂的"义勇鬼"。他听得更多、更感兴趣的，是老祖母和长妈妈讲述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他还听过太平军的故事、辫子来历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他"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播下了对清朝统治者憎恨的种子。李叔同与鲁迅开始接受的，都是儒家文化的教育，但由于志趣与禀赋上的差异，各自吸收的侧重点不同，后来的趋向更形歧异。鲁迅虽对儒家文化有怀疑，在早期的文化学习中，却也吸取了它注重实践的一面。青少年时期，对野史杂著、笔记小说和生物学等抱有浓厚的兴趣；进入高等教育阶段，选学的又是采矿学和医学这类需要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专业。他的视野开阔，吸收又广。在南京求学时，就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穆勒的自由论等西方科学、民主思想。这对形成他坚实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思想，促使其在今后的时代潮流中，奋勇又踏实地前行，无疑起了奠基性的作用。相形之下，李叔同在其志趣与禀赋支配下接受的教育和文化影响，非但显得狭窄，基础也不牢固。作为才子，李的幻想多于实际，且有些逞才使气。他是个在幻想中追求精神生活的人。诗词骚赋，金石书艺，音乐美术，是其所学与钟情之所在。这些门类的文学艺术，往往空灵虚幻，无可把捉。李长年浸淫其中，主要又是为了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将这种爱好与需要推向极端，是很容易与佛法接轨的。李的得意门生丰子恺，在提到乃师何以皈依佛门时，这样透彻地讲过：他怎样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的呢?当时人都很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甚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多，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力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一一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梁。我酒量很小，难得喝一杯高梁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弘一法师在闽中，留下不少的墨宝。这些墨宝，在内容上是宗教的，在形式上是艺术的--书法闽中人士久受弘一法师的薰陶，大都富有宗教信仰及艺术修养，............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做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我与弘一法师》)李叔同入佛后的僧友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一文中，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文字欣赏(喜欢何种风格的文字)的角度，对比了鲁迅与李叔同的"转变"问题。他说：弘一法师好欣赏每本著作的文字。据我的观察，他的兴趣是沉溺在建安正始之际。对于诗亦一样。不过他不喜欢尖艳，他好陶潜和王摩诘一派的冲淡朴野。他有一册商务国学丛书本的右丞诗，曾用许多圈点，并且装上一个很古雅的线装书面，给人猜不出是什么书，而且常和那本长带身边的古人格言在一起。我想鲁迅翁亦很好六朝文学，如他抄编的那本《古小说钩沉》，弘师见到必很高兴。这是一本鲁迅翁在北平绍兴会馆时代修养文学而抄集的书，待等《呐喊》出版受到中国文化界热烈地欢迎，不得不把作风就此改变。而弘师呢?他出家后第一部著作，是仿效道宣律师的文字写成之《四分律戒相表记》。这书出版后，颇受到世界佛学家之称许，......所以他不肯把写作的工具轻易掉换，就越发沉溺于鲁迅翁初期之所嗜不欲自拔。他们两个在文学上的天才，大抵不相颉颃，不同处就在于转变问题。亦幻法师仅仅看到鲁迅翁在"五四"前后文学作风上的"转变"，这当然是片面的，将这种"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呐喊》出版后受到中国文化界热烈地欢迎"，更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看法。但亦幻法师看到了李叔同这一"在文学上的天才"，与鲁迅"大抵不相颉颃"的人物，在"五四"前后，所以没有发生如同鲁迅似的那种转变，就在于他"越发沉溺于鲁迅翁初期之所嗜不欲自拔"的缘故。将亦幻的话引申一下，就可以这样说：一个一一鲁迅，在时代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影响下，从六朝文学及其文字作风中摆脱出来，追随并推动着时代风潮，不断地前进了；另一个--李叔同，却在时代和六朝文学及其文字作风负面作用的影响下，与时代风潮的距离越来越远了。造成李叔同、鲁迅不同归趋的，还有人文环境上的差异。包括：各自承师交友的不同、所处地域的氛围有别。古称会稽的绍兴，早在吴越争霸时即为要地，在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更加引人注目。从这座古城中，走出过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等一批杰出人物，他们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辛亥前后，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的革命情绪和献身精神，为鲁迅所钦佩。蔡元培更是鲁迅服膺的前辈，蔡当教育总长，鲁成了他的属员。还有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和鲁迅也是大同乡，在辛亥前后，同样被他所尊敬。鲁留学东京，拜章为师，跟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讨教文字学。但鲁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到章那里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这批绍兴籍(或说浙江籍)先进人物的思想与活动，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形成，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也对鲁迅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近现代一批著名人物的传记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同是来自浙江(尤其绍兴一地)的那些文化人，在相互交往中，好象存在着不同的统系。李叔同就与上述那些绍兴籍人士并无联系。他在南洋公学时，已是蔡元培的学生，但离校后，基本上隔绝了与蔡的关系。李留学期间，鲁迅也在东京，还看过他扮演的戏，但二人并不相识。李所交往和服膺的，是另一批绍兴籍(或说浙江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尤以马一浮为代表。(马与鲁迅、周作人同科中第，但他们也并无交往。)李年长三岁，在学问尤其学佛一事上，却将马作为大知识和善知识敬重的。甚至可以说，他是把马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的。李叔同曾向丰子恺说过："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①对马的广博精深，李是自叹弗如了。在谈到其学佛经过时，李叔同又对丰子恺说："我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②李的出家为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了马所宣传的佛学的影响。这在他1918年3月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说得再清楚没有了(此信在前面已多次提及，这里无须重复了)。需要指出的是，李叔同出家为僧，虽说受了马一浮的薰陶，马本人，却是学佛信佛而不出家的。作为佛学家和国学大师，马一浮的佛学观点是"儒佛互摄"说。他认为："佛学千言万语，不外两事，所破者为惑①转引自丰子恺《桐庐负暄》，《缘缘堂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l983年5月版。②参阅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法师》，《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福建人民出版社l993年2月版。染执著，虚妄分别，此皆习心。所显者为真如涅粱，此即本心。儒家所谓私欲或己私，即习心，一名人心。所谓天理、良知、明德，即本心，一名道心。"因此，"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只是一性。果能洞彻心源，得意忘象，则千圣所归，无不一致。"马一浮提出过"菩提涅檠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之说。就是说，从心源上考察，儒佛是一致的。基于这一主要观点，马一浮研究佛学的指导思想，也就不像一般佛教徒那样，去追求什么超生脱死免受轮回之苦，或者去求得什么福报善果，而是想从佛典中，找出其与儒家心性义理之学共同之处，是为了"探索本心，去掉习心"。就是说，马一浮是从探索、整合中国哲学思想，从修身养性、完善人性，从健全心理机制的高度去研究佛学的。(参阅马一浮《与蒋再堂论儒佛义》)从这个角度上说，李叔同之出家为僧，恰恰是没有完全把握其精神导师思想实质的表现。李叔同来杭州浙一师时，原在这里任教的鲁迅，已经离开两年，并在绍兴参加光复活动后，应蔡元培之邀去了南京，随即又转赴北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杭州与绍兴、北京的不同思想文化氛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先进思潮与革命氛围，主要在南方，绍兴则是策源地之一。很明显，这与此地涌现了秋瑾、蔡元培、鲁迅等一批思想先进的杰出人物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又成了现代革命思想的发源地。蔡、鲁北上以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北京形成了一个江浙籍的先进知识青年群。而此时的鲁迅，在思想行动上，又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旗帜的。相比之下，杭州虽也是省府所在，但在辛亥前后和五四以前，新思潮的气氛，反而不如绍兴活跃，更不能与北京比拟。这是有原因的。江浙一带，寺庙林立，香火旺盛，杭州更形突出。"五四"前夕，马一浮在此地广宣佛学，影响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一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并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连锁反应。马影响了李等一批人，李又影响了他在浙一师的一批朋友与学生，如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等，可以数出名字的就有二三十人之多。而夏、丰等人反过来又影响了李叔同。李之尽早剃度为僧，不就与夏的促动有关吗?从这些情形来看，"五四"前夕的杭州，有形无形地形成了一批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主的虔信佛教的知识分子群，其思想精神导师，就是马一浮大士。它与同时期在北京形成的，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思想精神领袖的知识分子群，其志趣、其氛围，是很不相同的。李叔同与鲁迅，分别处身于一南一北两种明显不同的地域思想文化氛围中，其前行的道路更加有异了。鲁迅在北京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并把握到其吃人本质的同时，又亲身感受了它的种种弊端，从而增强了与之斗争的决心与勇气。他一步一步地愈加入世，终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与此同时，李叔同却在弥漫着梵呗香缕的西子湖畔，一步一步地越发出世，终于出家，成为再兴南山律的一代高僧。李叔同的逐渐佛化并最终出家，不只有家庭环境、地域环境和人际交往方面的影响，也与他置身其问的时代思潮的潜移默化有关。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面临着存在与意义的双重迷失，需要一种契应时代之需的思想观念，以解决社会和人心的种种问题。当此之际，佛教文化受到了部分寻找出路的先进中国人的青睐。最突出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将佛教当作宣扬其新社会大同理想的思想工具和精神依托。康作《大同书》，就是依佛教四谛说，"人世界而观众苦，从佛法救世的角度，解释人间种种苦难及其成因，最后以大同极乐的境界展现了戊戌变法、政治变革的社会理想。"谭作《仁学》，则以《大同书》中构设的"大同极乐境界"作为实践的目标。并用佛教华严宗的教理来为其政治理想作注解。梁亦写下《论佛教与群治》等著名论文，以为佛教具有的智信、兼善、平等、普渡众生等特征，正可用来救国救民救心。他们借重佛教理念构设的社会政治理想，很是为当时的民众所接受。从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角度出发，康、谭、梁等一批人，又大力张扬着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众生不得渡者，我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以为这种精神有助于培养人们无私无畏、为国为家自我牺牲的品质与意志。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直面刑场英勇就义，即为他力行佛教大无畏精神的最好印证。而佛教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精神，又恰好适应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张扬个性、独尊自心、冲击封建罗网的精神需求。另外，近代中国学术界，又有一部分人，为了将停滞不前的、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推进一步，也从佛教哲学中吸取着养料。如马一浮，即为其代表之一。他试图建立儒佛合一的思想体系①。如此等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高扬佛学的时代思潮。出生于富有佛教气息之家，并称康有为是他老师的李叔同，处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中，不会不受其影响。但李叔同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康梁等人之假借佛教，旨在变革社会现实，而不是①以上参阅苏渊雷、杨同甫等编著《佛学十日谈》，上海书店出版社l996年6月第l版。亦步亦趋地去实践佛教本身的种种理念，他们也没有真正成为佛门中人。李叔同却在时代思潮的薰陶下，对于佛教，不仅仅是假借而已，他是要直接实践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的各种理念。同是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言，在谭嗣同，是为了推翻封建王朝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在李叔同，却是从标准的佛教理念上去理解并实践之，所以他的牺牲精神只能以苦行僧的方式出之，充其量，只是为了将众生渡向虚幻的西方极乐世界，而不是从根本上去改变他们的现实生活。正是由于从消极的方面，接受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股高扬佛教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李叔同才一步一步地迈向了佛门。这里，还需要单独谈一谈李叔同在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生态方式，对其出家为僧的影响。对这个问题，及至目前，几乎所有李叔同的传记作家和研究者们，都采取了正面回避的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论。意思是：对李叔同这样一位为世人所崇敬的高僧，谈论这类问题是很不敬的。二是片面地赞美颂扬。认为中年后李叔同之远离声色犬马，以至最终抛妻别子遁入空门，乃是为了普渡众生，救人于色恶之域。这两种态度和观察问题的方法，考之李叔同的实际情形，是值得商榷的。讳莫如深避而不论，并非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既不能使后世的人们了解李叔同的"全人"，也不能全面地探寻其最终出家的原因。这里的要害是，用出家为僧掩盖了他先前的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的状况，进而回避了后者对其最终出家为僧所起的作用。实际考察起来，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与其出家为僧的关保，在李叔同的思想和行为中，并非那样简单。与其说，他的出家为僧，是由于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不如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和克服自己造成的窘境，因而用出家为僧的办法，以期一了百了，不了亦了之。李叔同为自己造成了怎样一种窘境呢?李身系庶出。他的母亲，在李筱楼的四个妻妾中，位列末座，而且二十刚出头就守寡了。其处境之艰困，人格之不能独立，李叔同是耳闻目睹的。他也很同情他母亲的处境，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过："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就因了自己母亲的身世，李叔同对纳妾行为，原是很反感的。但他后来也走了父亲一路，除元配夫人外，又娶了个日本夫人，使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重复了他母亲的命运。从日本归国后，李叔同在天津家中住了不到一年，l912年初离津到沪，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对他的结发妻子，不能不说是感情和人格尊严的极大伤害。这个时候，中国已开始进入民主共和的年代。社会制度的变化，尽管只是形式上的，但毕竟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此前的李叔同，有过反对封建意识的倾向,-6括由其母亲的遭际引发的，对封建纳妾行为的反感。然而，民国后的李叔同，假如反躬自问的话，他自己不正处于自相矛盾的时代错误之中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越发察觉到，他对两位女性的负罪感。不但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负担。百万家财破产，一介书生而要维持两地的家室，李叔同有不胜重负之感。这又强化了他在婚姻家庭生活上存在的，难以改变和摆脱的窘境。这种窘境又加增了他的负罪感。在这种负罪感的支配下，他逐步采取了有意回避和摆脱窘境的态度。天津方面的家，早已不再回去了。那么上海的家呢?自1915年夏天，与其日本夫人从东京度假回来，他也不像先前那样跑得勤快了。最后，终于发展到采取彻底逃避的一步，在事先既不告知天津家人，也不告知上海日本夫人的情况下，以出家为僧的方式，将其长期不能改变和摆脱的窘境，干脆抛诸脑后，以不了而了之。实际情形是这样，但李叔同不敢正视自己出家行为背后的这另一个动机，而用出家为僧，就得抛妻别子的结果，将其这一行为方式中所包含的深层原因之一掩盖了起来。众多僧人，当其采取出家一途之际，原因是错综复杂的，除了普渡众生的良好愿望，亦有其个人的难言之隐。这是无须回避的。笔者以为，在探寻李叔同出家之因时，也需作如是观。除了有意摆脱一妻一妾的窘境，在李叔同出家为僧的原因中，不能说没有他对自己年轻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与忏悔，这另一个难言之隐。佛教戒律"五戒"、"八戒"、"十戒"，以及多至二三百条的"具足戒"，其中都有一条最基本的戒律，即"不邪淫"。邪淫者，非己之妻室(或丈夫)而行欲事之谓也，即与自己妻室(或丈夫)以外的女人(或男人)发生两性关系。在"八戒"中，不只有"不邪淫"一条，还有不去歌舞娼妓场所的规定；而在四十八轻戒中，甚至把与异性对坐也列为戒律之一。按照佛教轮回说，人生的善恶果报，有如车轮旋转不断重复，其生其死，循环不已。而无论生还是死，都是极痛苦的事。现世触犯了某一戒律的人，不但将在地狱中受尽折磨，即是重新投胎，还得一生一世经受报应之苦。现世邪淫者，来生再为人形，其妻室(或丈夫)儿女，必有与他人犯乱行欲之事。李叔同与一般无文化的人不同，他在出家之前看过不少佛经，知道了各种戒条的含义。如此，他就不会不去反思自己年轻时，在男女之事上的种种荒唐和越轨行为。越是反思，他就越发地感觉到后怕，担心其来世的万劫不复。如何是好呢?佛理佛规上说，出家为僧，在空门中边忏悔边修行，即为从这种后怕状态中获得摆脱之一途。诚然，入佛修行，是向善之举，既可普渡众生，亦可完善自身人性、纯净自身灵魂。但就某些佛门中人言，他们之出家为僧，除了感到世事难以预测，或因某种挫折失去了生存俗世的欲望，相信唯有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可供往生。不能说，这不与他们幡然觉悟，以及由觉悟而起的对自身以往罪过的后怕忏悔有关。对李叔同来说，在其诸多出家之因中，恐怕也不能排除这一点吧。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在一篇回忆文章(《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中说到，有年暑假，吴在西湖避夏，李叔同忽然坐了一只没有布篷的划子去访他，并邀他同去游览。在船里，李叔同对吴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决想不到自己会回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下有不胜感慨和怀才不遇的模样。吴还说，当时日本人的报纸《日日新闻》上，也发表过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消息，大意是：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以来，怀才莫展，而郑曼陀之流，专画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从吴梦非的回忆中，不也间接地透露了一点李叔同为何出家为僧的一点信息吗?李叔同是个十足艺术家型的人，当教师不是他留学东京美专的本意。回家不久，家中很快没有了丰足的恒产，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执起了教鞭。执起教鞭，又总是于心不甘；当个艺术家吧，恐怕连养家糊口也不易保证。这是当时李叔同遇到的两难处境之一。在浙一师，尽管有夏丐尊等挚友，与校长经亨颐也是不错的朋友，但李叔同对校政以至浙江教育界的现状，又不无意见，因此常有离去之意。李叔同是个情谊中人，每次表示要走，一经夏丐尊恳请挽留，又抹不开面子一定要走。这又是他遇到的一种两难处境。克服两难处境，就得有两全之策和适当的机缘。偶然的一次断食试验，夏丐尊的几句牢骚话，强化了李叔同早年埋下的佛化因子，终于使他找到了摆脱各种两难处境的途径--出家为僧。在其出家之因中，还必须看到生理病理的影响。李叔同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而由上一代传染的肺结核，在当时，又有如当今之癌症，不能治愈。患有这两种顽症的人，需要在幽静清新的环境中调养，远离嚣尘的山谷丛林，是最理想的去处。再则，李叔同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也曾出国留学，受过近代科学的影响，但在对待疾病一事上，却和同时代不少迷信的人那样，以为病乃前生有孽、今生有罪而来，吃素念佛则是消魔祛灾之一法。在疾病面前，多多念佛，多行善事，便是今生不能祛除，来生亦可不患。这可以从李叔同经常劝告病家多多念佛，或自行为他们念佛写经的言行中得以证实。不能仅仅以"生性有缘"、"看破红尘"、"向往西方极乐世界"、"普渡众生"等普泛概念和出家人的一般情景，替代对李叔同出家原因的具体剖析。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出家的原因，归结于一时一事一因上面，以偏概全。他的出家之因众多而复杂，其中既有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又有个人经历、气质、思想、性格(李叔同是一个孤僻、不适应繁复人际关系、喜欢独处的人)、心理、生理、病理等因素；既有一时一地偶然之机的触发，更有长期积淀形成的必然之因的驱使；既有表面的显现，又有深层的隐藏，......总之，李叔同之出家，是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合；每一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有的还是很突出重大的作用，但决非只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第八章缘障贝山灵隐受戒，李叔同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这样，我们在以下的行文中，将以弘一法师或弘一大师称谓之，简称弘一、法师、大师，尊称弘公。由艺术教育家变为佛教徒，这是李叔同整个人生路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转折。从此，他可以不再为人世间的俗务所纠缠、所烦恼。往生西方，超生脱死，成了他今后言念举止的唯一指归。出家乃大丈夫事，非王侯将相所能为。弘一法师由繁华荣禄之境遁入枯寂贫窘的佛门，表现了非常人所能有的大智和大勇。但他出家为僧的时间，要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应该承认，他思想上的准备并不是很充分的。因此，在刚受完佛教仪规的整饬之时，他有他特殊的茫然，比如今后常住何地，如何修持等等，心中是没底的。这个时候，弘一的朋友马一浮先生，正在嘉兴佛学会讲授《大乘起信论》。会长范古农①，在佛学界名重一时，为人所向慕。弘一便于l918年10月问，趁机道出嘉兴。此去，既是为了听马一浮讲经，也是要向范古农居士请教出家后的方针。嘉兴位处太湖之南，杭州湾以北，是著名的杭嘉湖地区之一。嘉兴佛学会设在市中心的精严寺藏经阁。精严寺系①范古农(生卒年不详)，字寄东，浙江嘉兴人。初主持嘉兴佛学会，在沪杭一带致力讲经说法，后出任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辑。嘉兴最大丛林，始建于东晋，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相传晋成帝时，由尚书徐熙舍宅为寺。寺中有井能发光，人称灵光井，寺也因井而得名灵光寺。宋真宗祥符年间改为今名。有始建于唐显通七年的尊胜陀罗尼经幢两座；有十二间石屋收藏石经；有吴越国王安放的佛国金塔：还有收藏各种版本的藏经阁。佛学会会长范古农虽与弘一法师初次见面，但对其艺术才华和能摒弃放逸专修梵行的决心，早已倾慕备至。见他虚心请教出家后的方针，便诚恳地说："你刚刚出家，如果不习惯住在寺庙里面，可在我们佛学会居住。这里有大量藏经，可供你慢慢阅览。嘉兴和平湖毗邻，可以说也是你的故乡呢!"马一浮讲完经课回了杭州，弘一则留了下来。他一边阅藏，一边整理佛学会的经籍，为之著录标签。阁中有清藏全部，他也为之检理。茫然的情绪，慢慢地凝定了下来。弘一毕竟一时闻人、书画大家，人们以得到他的墨宝为幸。他的出家之举，又为他的笔墨增添了神秘色彩。他刚在嘉兴住下，就有不少人慕名前来求宝。书画金石，文雅之事，但以出家人的观念，同属离却摒弃的俗务。面对热情的求请，弘一有些为难了。他问范古农："已经抛弃的旧业，难道可以再做吗?"范古农说："你如果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这也是佛中之事，又有何妨?"弘一便请人买来笔墨纸张，先写了这样一幅联语："佛即是心心即佛，人能宏道道宏人"，送给寺里。接着就为范古农和求字者一一书写。都是横额、条幅，也都是佛号和短旬佛语，如："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以戒为师"、"心明如镜"、。是心作佛"、?应无所在"，等等。其时，"天涯五友"之一的许幻园，听说老友出家的消息，特意赶来嘉兴探视。想到昔日在城南草堂晨夕相处，探讨文章，酬唱互答的人生乐趣，想到叔同曾经有过肥马轻裘、风流倜傥的岁月，再见之下，老友已是草鞋破衲、危坐经室中的僧人，许幻园有世事难测人生无常之感。二人相对，竟没有了以往共同的语言。弘一为他写了一幅联语："忍辱波罗蜜，无量阿僧祗。"意思是：为了超脱生死，抵达彼岸，誓在异常久远的时间中，忍辱负重，抛却俗世的一切。弘一写此联语，既在表明自己的心迹，也有对老友的劝勉之意。这是弘一书写经偈，与人结缘的开始。在精严寺住了不到两个月，杭州海潮寺请法一禅师主七①，马一浮招之前往，弘一便离开了嘉兴。这次在禾(嘉兴古称"禾")居留时间不长，弘一却与范古农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对范之为人学识推崇备至，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最服膺的当代缁素有二人，于僧为印光法师，于俗则为范古农；说二公"解行皆美，为宏法之善知识"，若能亲近，当获益匪浅。弘一回到杭州，驻铴玉泉寺。他的老友程中和以及玉泉居士吴建东也在这里。玉泉寺位于杭州栖霞山与灵隐山之间，离著名的岳坟不远。相传南齐僧人昙超，曾在这里说法，寺龄已经很长了。①禅宗僧人从每年旧历十月十五日至腊八，前后四十九天进行。七七"参禅活动，称为"打七"，主持此项活动称为。主七"。净土宗僧人进行此项活动时，仅念佛号。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伴以木鱼、磐声。方池亩许，养鱼其中，以供游人观赏，被列为西湖三十六景之一，名"玉泉观鱼"。来杭州游玩，不观此景，算是虚行西湖了。清康熙年间，曾改寺名为"清涟"，但一般人仍以。玉泉"称之而方池亩许，养鱼其中，以供游人观赏，被列为西湖三十六景之一，名"玉泉观鱼"。来杭州游玩，不观此景，算是虚行西湖了。清康熙年间，曾改寺名为"清涟"，但一般人仍以。玉泉"称之而弘一与玉泉寺特有缘，曾先后四次在这里住过。他这次回杭州，正值岁(戊午)暮年(己未)初，老友来访频繁。此时的他，每见友人，已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了。每以自身的觉悟，提醒友人们佛理之不可违，佛法之不能不信。先是杨白民踏雪来访。杨于前此半年许，曾陪叔同日籍夫人来杭，未能挽回这对异国夫妇的家庭离散。他只得陪着叔同夫人回到上海，又按叔同之托，处理了他沪上的家产，将其夫人送上了东归路。杨这次来杭，除了在岁暮之际，看望孤灯古庙中的老友，也是要把他受托之事的处理情况作一交待。已经抛妻别子割情断爱的弘一法师，唯有默默倾听，偶有一两句感谢之类的话，再无别的反应。他为杨白民手书《训言》，并作题记。《训言》中说：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①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脚忙手乱。①黄檗禅师：日本佛教禅宗派创有黄檗宗。中国明代僧人隐元，应日僧和在日华僧之邀，于南明永历八年(1654)到长崎传法。后又到江户(今东京)，在京都宇治建黄檗山万福寺创宗。黄檗禅师，即黄檗宗的禅师，非确指某一具体禅师。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时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可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题记中则有这样的话："余与白民交垂二十年，今岁余出家修梵行，白民犹沉溺尘网。"往生彼岸乐土。在弘一，他是以为自己已经觉悟到了这一点，才有出家修行之一举。他同时觉悟到，自己的这一举动也有点晚了些，超脱生死的事，即从开始懂事的时候就着手进行也"不为早"。老友杨白民却还未觉悟，仍在尘网中沉浮，蹉跎着岁月。这是必须点醒他的。弘一还为杨白民在另一纸上，书写了十善法，勉其多作善行，少犯过衍。这十善法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此三项属"身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杂秽语(此四项属"口业")；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此三项属"意业")。"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留日归国后，当了司法人员。他的任职之地，时与李叔同行踪巧合。1912年后，袁亦先后由天津到上海、杭州等地充当法曹。在李叔同未出家之前，袁和李叔同、夏丐尊三人，公余之暇，经常徜徉徘徊于苏白二堤，在细语倾谈间，领略着美丽的湖光山色。中间有段时间，袁曾调任永嘉(温州)，1918年底再调杭州时，李叔同已出家为僧，加上忙于自身公务，二人相见的机会不多。第二年，袁又奉调武昌。临行前，专程到玉泉寺和弘一法师告别。弘一对他说："你前生就是个和尚，劝你从现在起朝夕念佛，多读佛书，方能回向当来，证得善果。当今大德印光法师，去年在扬州刻经院刻印了一部《安士全书》，是清朝人周梦颜的佛学著作，讲佛理十分彻底，不可不读。"此时的袁希濂，觉得与老友间有些隔膜似的，没谈多久，郑重而别。袁后来在回忆到这次告别时说："顾余当时对于念佛未起信心，而《安士全书》无从购觅，且身为法曹，更无与僧侣往来之机会。然念念不忘《安士全书》也。直到民国十五年在丹阳县任内，始得《安士全书》。急披读之，始恍然于学佛之不可缓，乃于署中设立佛堂，每晨念佛，并跪诵《大悲忏》，顶礼诸佛菩萨。十六年交卸后，急寻印光法师皈依之。是年腊月，乃从根本上师持松师父学密。直至今日，未敢一日懈怠，是则余学佛之机，不可谓非弘一大师启迪之也。"(《余与大师之关系》)噫!袁希濂其人，前生果真一僧乎?弘一又何以识得其根器哉?袁希濂之后，又有新结识的范古农来访。范于每年春首暑期，必来杭州佛学会讲经。这年--1919年春天，他在讲完《十二门论》①后，率领会友前来玉泉寺，请弘一法师开示念佛。法师以收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钞》相证，并约范古农夏天再来杭州讲演此品。按照佛教仪规，僧人每年有三个月时间不得外出云游，需在僧籍所属的寺院静修，接受供养，相互检讨过失。这种仪规称为"安居"，又叫"结夏"。中国僧人的结夏期为旧历四月十六至七月十五日。1919年初夏，弘一法师回到虎跑寺，第一次过出家后的结夏期。唱赞颂，是结夏期中的日课。弘一从华德禅师学唱，①《十二门论》，佛书名，古印度龙树著，主要解释大乘空观的佛理。全书共。十二门"，即十二章。他僧手录的基础上整理成《赞颂辑要》一册，并作弁言。赞颂亦称赞呗，起源于曹魏；具体来说，是由曹操之子曹植创制。弘一在弁言中说：陈思王曹植，因诵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乃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皆效之。后游鱼山，闻有声特异，清扬婉转，遂仿其声为梵呗。今所传有"鱼山梵"，即其遗制也。......歌唱赞颂，其利益甚多：一能知佛德深远，二体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净，四得胸藏开通，五处众不惶，六长命无病。以是名山大刹，于休夏安居之时，定习唱赞颂为日课，......弘一在虎跑寺结夏期间，老友夏丐尊来访。他检出原先书写的《楞严经》四节，另加跋语后贻之。这几节经文是：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欲研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直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直心......"(佛言：)"文殊!吾今问汝，知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为无文殊?"(文殊答言：)"如是，世尊!我真文殊，无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则二文殊。然我今日，非无文殊，于中实无是非二相!"(佛言：)"此见妙明，与诸空尘，亦复如是。......"(佛言：)"富楼那!想、爱同结，爱不能离，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是等则以欲贪为本，贪、爱同滋，贪不能止，则诸世间卵、化、湿、胎，随力强弱，递相吞食。是等则以杀贪为本。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千百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千百劫，常在缠缚。唯杀、盗、淫，三为根本，以是因缘，业果相续。......"(佛言：)"若我灭后，其有七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地，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热一香烛，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夏丐尊过去没有接触过佛学，面对弘一书赠的四条佛经语录，除了欣赏老友的书法艺术，虽也感觉到内中包含着他的期望，但对经文本身的含义，并不理解，一时只有感谢的份儿。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反复读过《楞严经》全文，对弘一书赠的这几条语录，才仿佛有所意会。--以大乘佛学学理，在主体(人)和客体(外部事物及其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心性本体，也称真心本体。这种心性本体自身，照理应该是清净寂然，灵妙光明，常住本位，没有生灭变化的。但明极而生妄动变态，妄动变态即有人和山河大地各种主体客体的物质物理现象产生。在人，也就有了与眼、耳、鼻、舌、身、口、意相连的，色、声、味、触等各种欲望产生。由于对这些欲望的无限贪心，也就有了始终与疾病痛苦、你争我斗、互相啖食、因果相报(这类现象不但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在人与万物之间)，等等相连的生生死死，轮回不已的人生。弘一书赠的第一节、第三节《楞严经》经文，是在告诫人们：为要出离轮回不已的生死之苦，就得经过静修，断绝各种欲望、各种贪心，以到达"性净体明"的"常住真心"的境界。这两节经文中，与佛陀--释迦牟尼对谈的阿难，是佛陀的堂弟(斛饭王之子)，降生于佛陀成道之日，后随其出家，在佛陀十大弟子中，称。多闻第一"；富楼那，亦称满慈子，在佛陀十大弟子中，以雄辩善论、通晓佛法著名，称为"说法第一"。第二节中与佛陀对谈的文殊，亦称曼殊师利，以锐利威猛的智慧辩才出名，其修养已达菩萨果位，世称"文殊菩萨"。第二节经文是说，人的真身和名号，非唯一致无二，还都是心性本体变态而来的空尘幻缘，因此都不应该迷恋执著，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到本觉正觉的真正本元，以免被肉体和声名所累。第四节经文的意思，倒是清楚的，然而，香烛燃烧及身，果真有那么大的效力，能把一切罪恶宿债消除殆尽吗?这在夏丐尊，恐怕也一时难于理解和接受吧!结夏期将结束的前几天，虎跑寺有一小黄犬卧病不起，看上去十分可怜。弘一法师约请几位僧人，为它念佛超度。并作《超度小黄犬日记》云：七月初八日，风定，睛。午后小黄犬病不起，请弘祥、弘济及高僧共七人与余，为小黄犬念佛。弘祥师先说开示，念《香赞》、《弥陀经》、《往生咒》，绕念佛名后，立念。小黄犬(犹)不去。由弘祥师再开示，大众念佛名。小黄犬放溺，呼吸短促而腹不动，为焚化。了悟老和尚、弘祥兄及余所书经佛像......，小黄犬深呼吸一次乃去。察其形色，似无所苦，观者感叹，时为申初刻。旋与弘祥、弘济及三高僧送葬青龙山麓。法事及于旁生，弘一法师悲悯恻隐之心于此可见。结夏期过后，弘一法师挂搭灵隐寺。刚刚住下，《太平洋报》时的同事胡朴安到访。胡赠诗一首。诗日：我从湖上来，入山意更适，日澹云峰白，霜青枫林赤。殿角出树杪，钟声云外寂。清溪穿小桥，枯藤走绝壁，奇峰天外来，幽洞窍百尺，中有不死僧，端坐破愁寂。层楼耸青冥，列窗挹朝夕。古佛金为身，老树柯成石。云气藏栋梁，风声动松柘。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岂知菩提身，本是文章伯。静中忽然悟，逃世入幽僻。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坐久松风寒，楼外山沈碧。弘一看了胡朴安的诗，当即以"慈悲喜舍"四字书答。却又对胡说："学佛不仅精通佛理而已，还需付诸实际行为。主要的是，事事出之以诚。我并非禅宗，又没有为你说禅语啊，你的诗中却有'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等诗句。这是不应有的诳语了。"胡朴安说："朴安囿于文人陋习，想不到犯了佛门诳语之戒，罪过，罪过。法师能如此坦诚直言，可见持律之精严矣!值得朴安学习!"弘一在《玉泉居士墓志铭》一文中说：。居士姓吴，字建东，梵名演定，复名衍，闽浦城杨溪尾人。改元后七年，余始剃染，与程子中和住玉泉，闻居士名。......翌年冬，结期修净业。十二月八日共燃臂香，依天亲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从行文顺序来看，内中提到的"十二月八日"，系旧历己未年日期，以公历推算，该是l920年1月28日。弘一于是日，与程中和、玉泉居士吴建东共燃臂香①，依天亲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表示决心修行净业，以往生西方。五月的西湖，已是一片葱绿，节令将入夏季。到1920年这个时候，弘一出家快两年了。原来，在他的意念中，避开人际的纠葛，世事的纷扰，即为出家的愿望之一。①秦启明作年谱(载《弘一大师李叔闻讲演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5月版)，将三人共燃臂香的日期定为1919年1月9日，不确。出家修行，就得有一个幽僻清静的环境。可是这一年多来的实际情形又怎样呢?弘一在俗时的生涯，毕竟太引人注目了，加上众多老友的真心关怀，出家之举造成的神秘色彩，追踪来访的人总是不断。弘一有不胜应酬之苦。他需要觅得一处僻静之地，以便掩关静修。南通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季直)，为祈嗣得应，在其家乡修了一所狼山观音院。原有的和尚太恶俗，张有意另请一位勤朴诚净的僧人或居士主持院务，心目中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一是弘一法师，一是太虚法师。张的门生江谦(易园)，前些年长南京高师校政时，曾邀李叔同担任过教员。另外，法师旧友欧阳予倩正在南通办伶工学校，门生刘质平亦在该校任教。去年秋天，张謇通过这些熟识法师的人联系，请他前来观音院住持。法师没有遽然应允，他想问清详情后再酌去就。但过了半年多，代询详细情形的友人未有回音，院方也没有再次表示"肫诚之敦请"，此事也就搁下了。不过，弘一法师与南通还是有些因缘。有一典籍《僧伽六度经》，系敦煌写本，后被斯坦因劫走，存英伦博物馆。1935年，佛教学者叶恭绰从子、英国文学研究家叶公超(1904-1981，名崇智，广东番禺人，后为外交家)，自英国带回此经摄影。弘一法师应范成法师之请，依以书写刻石，置于南通狼山僧伽大圣道场。南通没能去成。恰好有家在新登的浙一师门生楼秋宾来信，邀请法师前去贝山习静休养。并说，可以辟出一块山地，供老师"筑室掩关"。新登又名新城，位在杭州西南，富春江畔，现已并入富阳县。县内有贝山(又称贝多山、官山、北山)，高两千余尺。是间八月至四月，积雪盈尺，久不融解。法师觉得贝山正是一处静修终老往生西方的理想之地，因而接到门生来信后十分欣喜，决定前往。远走新城筑室贝山，在弘一的心目中非比寻常，需事先作些准备。第一件需办的事，应去上海一趟，与老友杨白民等告别。这一二年来，白民为处理自己遗留的俗世之事，可谓尽心尽力克尽友道。太为难他了。此去新城，回返无日，自己怎能一走了之?质平此时亦在上海，也须和他打个招呼。再说办道资金还未筹足，也需要白民、质平等扶持。这样，弘一便于旧历三月中旬去了上海。(关于这一行踪，有弘一先后写给杨白民、刘质平的信得到证实。给杨白民的信无日期，《弘一大师全集》书信卷将其列为旧历四月，这一推测不确。从此信内容和另一封给刘质平信的日期推算，应为旧历三月下旬。信中说："在沪欢聚，为慰。音不久将入新城山掩关，一心念佛。晌承仁者及诸旧友竭力维持，办道所需，已足可用。自今以后，若非精进修持，不惟上负佛恩，亦负君等之厚德。故拟谢绝人事，一意求生西方，当来回入娑婆，示现尘劳，方便利生，不废俗事。今非其时，愿仁者晤旧友时，希为善达此意也。")第二件事，还需要等候新城方面门生楼秋宾有关盖房的筹备情况。弘一在1920年①旧历三月廿八日致刘质平信中说："新城工匠近皆耕植迫忙，寺舍能修理速就与否，未能决定。"①《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书信卷，将此信年限推断为1921年，不确。此信当写于l920年旧历三月下旬，由沪返杭之后，未去新城之前。土木之事，即在民间，亦不可擅动，于佛界中人更应郑重将事。何时动身前去新城，弘一还需要等待因缘。这年旧历四月二十一日，为弘一亡母诞辰五十九周年。法师敬书《佛说无常经》全文回向，以资亡母冥福。这部经典，最早由大唐三藏法师义净译出。经文中说：如是我闻，一时薄迦梵，在宝罗伐城逝多林，给孤独园。尔时佛告诸菇茗(按：通译比丘)，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何者为三?谓"老、病、死"。汝诸瑟茎，此"老病死"，于诸世间，实不可爱，实不光泽，实不可念，实不称意。若老病死，世间无者，如来应正等觉，不出于世，为诸众生说所证法及调伏事!是故应知，此老、病、死，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由此三事，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于世，为诸众生，说所证法及调伏事。尔时世尊，重说偈日：外事庄彩成归坏，内身衰变亦同然；唯有胜法不灭亡，诸有智人应善察；此老病死皆共嫌，形仪丑恶极可厌；少年容貌暂时住，不久咸悉见枯赢；假使寿命满百年，终归不免无常逼；老死病苦常随逐，恒与众生作无利。尔时世尊，说是经己，诸菇茗众，天龙药叉，健闼婆，阿苏罗，皆大欢喜!......以佛教观念，"老"、"病"、"死"三法，是令人痛苦的，但它们又都来自"生"之一法；人而不"生"，又何来往后的"老"、"病"、"死"三法呢?因此，"生"本身就是"老"、"病"、"死"，这三种。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人生现象的根源。《无常经》是佛陀在世时，专门用作为生西的比丘讽诵的，经文意在告诫他们：不要为了留恋生途，在未来世中再去投胎作人，再去经受一次又一次"老"、"病"、"死"的痛苦。而唯有生前多行善举，断绝恶道，才能彻底超脱生老病死，往生西方。法师手书此经回向亡母，也是为了愿她早日生西吧。法师将之新城贝山，又敬书"南无阿弥陀佛"洪名六字，并摘录蒲益大师警训及《三皈依》、《五学处》(即五戒)等，拟请丁福保主持的上海医学书局①付印流通，广结善缘。书件题记中说："明蒲益大师云：念佛工夫，祗贵真实信心。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弥陀是已成之佛，其体无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养的可归，炽燃欣厌。次信现前一举一动，皆可回向西方；若不回向，虽上品善，亦不往生。若知回向，虽误作恶行，速断相续心，起殷重忏悔，忏悔之力，亦能往生，况持戒修福种种胜业，岂不足以庄严净土?"依据佛理：只要将自己所修的善业和功德施给他人，也就是不断地为生灵或亡灵诵经念佛或书写佛经佛号，就既能使生灵平安、亡灵超度，诵经念佛或书写佛经佛号者本人，先前即有一差二错的恶行，死后亦能超度往生极乐世界；先前无罪衍者，如能将所修善业和功德施给他人，其能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更定而无疑吗?这就是佛门中常说的"回向"之举，也是弘一法师入佛以来，不停地诵经念佛、书写佛经佛号的奥秘之所在了。在杭的知交门生，既得知法师将去贝山掩关，便①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本为数学家兼医学家，中年后学佛，所著佛学书籍甚多，代表作有《佛学大辞典》等。他主持的医学书局出版物，严肃认真．讲究质量，颇得鲁迅好评于旧历六月中旬的一天，假城内银洞桥虎跑寺下院为他饯行。有送他佛经的，也有送他诗句的，表示分别的庄重与憾惜。老友马一浮赋诗七律两首，题为《弘一上座将掩室新登北山复绝处假此赠别且申赞喜》。诗曰：平地翻登百丈崖，涅柴有路绝梯阶。何人把手成相送，弟一安心是活埋。古庙香炉非去住，晴空连榻莫差排。白毫影里看行道，偏界莲华眨眼间。消息应闻木马嘶，住山锹子任轻携。了无一物呈高座，不见当前有阉黎。何必渡河兼过岭，是谁拽耙与牵犁。他年放出关中主，始信东方月落西。友生们已经到来，法师却仍在和一班和尚绕着佛像念经。丁丁的铜盏声，很有韵律地传人来客的耳中，顿起一股清凉愉快的感觉，与刚才在街道上听到的嘈杂声一比，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了。饯行的宴会，自然是一色素餐，友生们倒也吃得别有滋味。斋宴过后，大家在食堂中闲坐，与法师絮絮话别。法师指着座中的夏丐尊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法师如此说法，夏丐尊听后不禁面红耳赤，愧疚得无以自容。在夏此时此刻的思想里，他是觉得，一来，自己尚无信仰，还以为出家是不幸的事，至少是受苦的事，而先前的李叔同、现在的弘一法师，则能身体力行，修持种种苦行，让人见了常常不忍。二来，法师是因为他的"助缘"而出家修行了，自己却竖不起肩膀，依然浮沉在醉生梦死的凡俗中。因此，他在深深地感到对法师应负责任的同时，很是难过。临行之前，法师又专书"珍重"二字赠别夏丐尊，并有题记说："余居杭九年，与夏子丐尊交最竺(笃)，今将如新城掩关，来日茫茫，未知何时再见?书是以贻，感慨系之矣。"大有此去不归之意。弘一法师去贝山筑室掩关，且有在那里终老之意，这使一向与其相处甚得的程中和居士，动了随行相伴、为弘一作护关的念头。他当即决定正式出家，也请了悟和尚作剃度师。了悟为他取名演义，号弘伞。在佛门辈分上，成了弘一的师弟。马一浮亦作七律两首，为他送行，题为《灵璧程中和居士脱白即人新登北山奉此赞喜兼以赠别》①。1920年旧历六月二十日，弘一、弘伞俩法师离开杭州这天，马一浮、夏丐尊、堵申甫、姜丹书、范古农、李鸿梁、蔡冠洛等友生们送至钱塘江轮船上，直到解缆而别。一行人伫立江岸，眺望着茫茫水雾中的江轮，正渐去渐远，......良久，不知是谁叹息一声，说："何时能再见两位法师呢?......"弘一、弘伞来贝山后，暂住楼秋宾家中。筑室的事正在筹备，但颇不顺利。在楼家，弘一反复地讽诵着《佛说无常经》，并写下长篇序文一篇。他是应丁福保之请，准备连同来前书写的经文一起付梓流传。他在长序中认为，经常讽诵是经，能得七大利益。①上述四首马一浮诗作，由马一浮之侄马镜泉先生抄寄笔者。关于程中和居士正式出家的日期，丰子恺等人的回忆和某些弘一传记定在弘一出家之前，是不确的。马一浮的诗作给了准确的说法。经文说，"老"、"病"、"死"("生"亦一样)和整个人生，是苦、空、无常的，因此"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但如能经常讽诵是经，则可"痛念无常，精进向道"，其利一。是经正文三百字，加上偈颂，也仅有千余字，。文约义丰，便于持诵"，其利二。按照佛陀的意思，比丘讽诵经典，均不应作吟咏声，"唯诵是经，作吟咏声，妙法稀有，梵音清远，闻者喜乐"，其利三。"此土葬仪诵经，未有成轨。佛世之制，宜诵是经"，其利四。"斩伐草木，大师所诃。筑室之需，是不获已。依律所载，宜诵是经，并说十善。不废营作，毋伤仁慈"，其利五。"是经附文，临终方诀，最为切要。修净业者，所宜详览"，其利六。"讽是经偈，逝多林中，率堵波畔"，能真切地感受到佛陀在世时的音容芳规，其利七。七大利益中的第五利，关涉到伐木营作之事。弘一这次来贝山，"将筑室掩关，鸠工伐木"。他反复讽诵《无常经》，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排除伐木筑室时出现"别相"、"异相"等障缘。障缘终于没能排除。来贝山不久，山洪爆发，泥石翻滚，计划中用作掩关静修的居室，没有筑成。弘一来贝山前，借得《弘律藏》三帙，还从日本请来有关南山律的"三疏"(唐道宣律师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随机羯磨疏》)、"三记"(宋元照律师著《行事钞资持记》、《羯磨疏济缘记》、《戒本疏行宗记》)，准备在贝山穷研律学。终因筑室不成，"未能如愿"。筑室计划受挫，弘一、弘伞移居楼家附近的灵济寺。在这一寺院中，弘一做了几件佛事。--为弘伞丧母书写《佛说梵网经菩萨心地品菩萨戒》一卷，"惟愿福资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是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是大势至菩萨圣诞，也是弘一剃度两周年。敬书《佛说大乘戒经》一卷，"惟愿四恩三有，法界众生，戒香熏修，往生极乐"。旧历七月二十九日，地藏菩萨圣诞，敬书《十善业道经》一卷，愿法界众生，"以此净业正因，决定往生极乐"。一进旧历八月，贝山即积雪凝寒，气温骤降，不宜居住。弘一、弘伞沿富春江下移衢州，驻铴北门外二十里处莲华寺。该寺面临莲华溪(今为该地村名)而建，故得名。莲华溪。上驾石梁三虹，空谷幽涧，名胜甲浙东"。相传寺始建于北宋建隆年间(960--962)，后倾圮。清康熙四年(1665)，由僧乾敏重建。乾隆五十五年(1790)，僧永传增建禅堂，历时九年完工。殿庭宏敞雄伟，其规模为三衢之冠。在贝山时，弘一因了写经过多，目力受到严重影响。来衢州后，遵照印光法师劝告，以息心念佛为主。写经一事，除手书并合辑装订了几册《阿含经》，没再多做。念佛之余，不是到寺园莲花池数鱼休息，便去莲华溪畔漫步徜徉，捡拾滩头的奇石赏玩。弘一在衢州莲华寺日子一久，引起了地方上各界人士的注意，纷纷前来拜谒参礼。他最乐于会面的，是识字不多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对天真未泯的孩童，尤为喜爱；最不乐意接见的，是官僚士绅和军界人士。有位团长慕名来访，三访三拒，不免气愤，说是弘一法师瞧不起武人。一位关心法师的人觉得不能得罪武人，劝他还是见一次为好。法师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我就送他一张佛号就是了。烦你转交吧。"团长想要的字是得到了，但他终于没能见到法师其人。有位老居士，带他幼小的孩子来访，法师一见，抚爱备至。小朋友当场写了一幅二尺小楹联，法师为他题写跋语，并说是小朋友的书法，他还不及。钦敬法师的人很多，赞扬他和善亲切，平易近人。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却说他脾气古怪，有架子，不好接近，等等。江苏吴江人尤墨君，先前和法师同是南社中人，现在衢州当中学教员。法师在衢州挂单后，两人有较多的交往。尤爱好书法，一有空暇，便跑来莲华寺，向法师讨教如何写字。法师主张先碑后帖，但为何要按这种次序，他却没有明说。尤以自己的理解问他："习字先临碑，是要得其古趣，后写帖，是要具有媚态。是不是这样?"法师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不再作答。尤墨君有意将弘一法师出家前的诗词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以其有过"息霜"的别署，取书名为《霜影集》。法师并不反对，但他说："若录我的旧作传布，诗词悉可删去。我三十岁以前所作诗词，多涉绮语，格调又很单一，实在不值一看。"顿了顿，又说："不过你要真能编成一本小册子，刊出后，寄一本给北京的李圣章。圣章为朽人仲兄之子，俗家后辈之贤者，将我的这些作品寄给他，聊表纪念吧!"看过尤墨君编选的目录，法师说："一首赠王海帆的诗，我不记得有此事，可以删去。以前送南社的诗稿，不少系友人代笔，未经我酎酌，甚为淆乱。我的意思是，传播著作，宁少勿滥；再有，绮语之类尤宜屏斥......非善业之故。"这样删来删去，也就所剩无几了。拟议中的《霜影集》，终于未能编印出来。筑室贝山专研律学的计划受阻，在衢州莲华寺住y_-个多月，辛酉年(1921)正月，弘一和弘伞又归卧钱塘，卓铴玉泉寺。弘一还是觉得，"杭地多故旧酬酢"，干扰太多，不能"息心办道"。(1921年旧历三月初五致毛志坚信)因此，他在玉泉寺披阅四分律、阅读本土诸师有关注疏的同时，寻觅着一处适宜久住静心修持的所在。第九章常住永嘉这时，南洋公学和留日时期的同学、浙江瑞安人林同庄来玉泉寺说，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适，又安静少打扰，可去那里专心修治佛典。弘一法师闻之欣然，有意前去驻铴，便请林同庄设法介绍。在玉泉寺常住的吴建东(玉泉居士)，向与弘一友善，性格刚正不阿，好义忘利，得知弘一意向，也主动写信给他熟识的永嘉缁素，说是法师去后，"凡所需求，无虑难继，有某在耳。"不久，弘一接到当地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邀请，便料简行装，拥铴去瓯。古称永嘉，又谓永宁，即为现在的温州市。又因其地处瓯江下游，别称为"瓯"。瓯北为著名的风景区雁荡山脉。永嘉有两座远近闻名的古刹：一是位于瓯江孤心屿的江心寺，南宋时即被列为全国"五山十刹"之一。永嘉状元王十朋梅溪及第之前，在寺中攻读经史，曾撰下一幅名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另一古刹是庆福寺，俗称城下寮，坐落于大南门外飞霞洞前，背山面水，环境清幽。民国初年，名僧寂山上人来寺驻铴，增筑精舍，扩建道场，从者云集，极一时之盛。弘一法师于1921年旧历三月下旬离开杭州，绕道上海前往永嘉。法师在上海候船期间，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地招待他去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南市一所小小的关帝庙(雅称护国院)里。对其心仪已久，却一直无缘得见的国画家刘海粟先生，得悉法师卓铴沪上，便来庙中拜谒请益。海粟见这位曾经风流倜傥、奢华一时的富家公子哥儿，如今光脚穿着一双草鞋，身着满是补丁的衲衣，房间中只有一张破旧的板床，心里难过得哭了。法师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无限尊严中透露着自信与满足。也许是当下道已不同吧，两位相继开创过中国男女模特儿写生的画坛名师，初见之下没多少话好讲。刘海粟请法师写一张字作留念，法师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洪名六个字......时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李鸿梁等几个原浙一师学生，得知李先生将去永嘉办道，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便请他到学校中为大家写字留念。法师答应了。写字之前，他嘱咐弟子们不要给别人知道有这件事。李鸿梁等便派出十多位艺专的学生，从楼门起直到大门口，沿路都站上人，以防有不速之客闯入。写字过程中，有位同学问法师："如果现在有人请法师作画，您将怎样?"法师只是微笑，没作回答。李鸿梁说："倘有人来请画，也可以，日后等他来取的时候，仍将原素纸还给他，叫他自己去看，看得出什么就是什么。"法师听后大笑起来。写完字，他和大家合摄了一影。在关帝庙里住了几天，法师应老友杨白民邀请，移住城东女校。他曾在这所学校教过一段时间美术文学课。有位叫朱贤英的女生，学习很努力，人也谦虚稳重，经常拿着绘画习作请李先生判正指教。是位艺术上很有前途的学生。没过多久，朱贤英却因病辍学，回家休养了。前二年，贤英侍母去普陀山朝拜，礼敬观音大士，受了三皈依，从此信上了佛教。这次听说已经出家的李先生来了上海，立即赶到城东女校拜见老师。十年阔别，各自都有了不小的变化。过去的李先生成了今日的弘一法师，朱贤英则已步人中年，且一副病态的模样。师生相见，不免感叹岁月的流逝，人生的无常。朱贤英向老师述说了病后信佛的经过。法师欣慰地说："听说你信佛至笃，修持无间，实在难得。"朱贤英说："也还没有进入学佛三昧。请老师多多开示。"法师说："我最崇拜当代大德印光法师。他所倡导的持名念佛，实是学佛的最佳最便捷的途径。我正是按他所示，专心持名念佛的。"朱贤英问道：。什么叫持名念佛?"法师回答说："就是不干别的，比如不参禅，不打坐，不观想，而是专心念佛陀的名字。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念'南无阿弥陀佛'。口念、耳听、心唯，念到心中充满一片佛声，全无其它杂乱思念，以致口不念而心念。"朱贤英听后深自庆幸，终于从老师这里领受到了学佛的门径。她向法师表示："日后将按老师所嘱，不再旁骛他法，唯有一心持名念佛。"法师微笑着念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法师原想见一下分别了十五六年的老友穆藕初，终因穆不在沪上而未能如愿。他手写三经一帙赠穆藕初，作为对穆的怀念与祝愿。这些书件，一为《佛说五大施经》，一为《佛说戒香经》，一为《佛说木穗子经》。("木穗子"可为念珠。佛经云："当贯木穗子一百八个，常自随身。")"每经系以赞扬劝修语，并附行人常识数则，简约明显，妙契时机。"这些书件，后由穆藕初"特付石印，用广流通，以慰大师弘扬佛法之深心，并尽朋友见闻随喜之至意"。(尤惜阴所作法师写经题记)法师这次在上海呆了五六天。搭船赴瓯这天，杨白民、夏丐尊、李鸿梁、朱贤英等在沪友生，都来黄浦江边送别。惜别之际，夏丐尊想起了法师去年离杭去新城的情景，便祝愿他此去一无障缘，修持通达。弘一初到永嘉，曾息影于江心寺，后由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介绍，卓铴庆福寺。从此，开始了他永嘉十年的行化生涯。其间，曾有多次短期或较长时间外出云游，包括两次远涉南闽，但永嘉庆福寺，始终是他僧籍所属的常住地。他每次外出，通常是从永嘉起程，云游一段时间，又回到永嘉。这里，在未叙述弘一法师到瓯后的行化事迹之前，辨析一下他离杭来瓯的时间问题。多数年谱、传记和有关资料，大都将法师来瓯的时间说成是1921年旧历(辛酉)三月初，还说同年四月，他又由永嘉前往上海一次。这是不确的。据笔者推断，法师离杭来瓯的时问，应为旧历三月下旬、四月初；至于说，四月间他又由永嘉前往上海一次，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其理由是：(一)1921年旧历二月二十七日，弘一在致杨白民的信中，虽然这样说过：。音定于下月初十左右，同程、吴二居士及其某上人至沪，搭轮赴温"；但是，直到同年旧历三月初十，他由杭州发出的致杨白民的信中还在说："现在程、吴二居士因事他往。俟二居士返杭，即订期赴温州，期前再以函通告仁者。"这是说，旧历三月初十以前，弘一法师还在杭州。(二)弘一于旧历三月初五致信毛志坚，其中说到："......音以杭地多故旧酬酢，将偕道侣程、吴二居士之温，觅清净蓝若，息心办道。......今后通函，寄杭州城内万安桥下银洞巷四号。甘日左右，当再来沪，临时必可一晤也。......"以上述三封信中所说的情形推断：弘一离开杭州，道经上海，再去永嘉，当在旧历三月底、四月初了。弘一在手书《佛说十二头陀经》经末题记中确实说过："辛酉三月十日，居上海护国院"。从以上引述的信件看，旧历三月初十，弘一还在杭州，这里又为何要说"三月十日，居上海护国院"呢?这是他有意为了表示其原定计划的缘故；在弘一，他原定三月初十由杭至沪，"搭轮赴温"，后被改变行期，那是因了他人的牵扯，并不关他本人的事。弘一这种独特的时间观，我们早已从他先前对待欧阳予倩不遵守约会时间的态度中见到过了。(三)弘～在1922年写的《题朱贤英女士遗画集》中也的确说过："去岁四月，余来沪，居城东(女学)，贤英过谈半日，勉以专修持名念佛，勿旁骛他法"，但这是过了一年后的记载，所说四月，只是个大概的时间。此其一。弘一于三月底、四月初来到永嘉，来后不几天，即宣布掩关静修，不可能在刚来几天并有约法三章的情形下，又离开永嘉前去上海。此其二。某些年谱、传记说，弘一(1921年)"四月因事至沪，居城东女学，为女弟子朱贤英开示念佛法门"；但尚无史料证明，弘一因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在刚离沪去瓯不几天，又需要由瓯到沪呢?如果仅仅是"为女弟子朱贤英开示念佛法门"的事，写封信就能解决，他是不会自毁约法而专门去趟上海的。况且，"题记"中也并没有说是为了给朱贤英开示而特意到沪，只说他在上海城东女校时，"贤英过谈半日，......"，云云。此其三。从这三点来看，弘一所谓l921年旧历"四月，余来沪，居城东(女学)"，实际上就是指他三月底、四月初，由杭州去永嘉，绕道上海这一次，并非到了永嘉后不几天，又一次前往上海。如果这一推断可以成立，也就进一步证明：弘一由杭州绕道上海前往永嘉的时间是l921年旧历三月下旬、四月初。至于缁素两界，在当时或日后回忆到弘一这段经历时，将其由沪到瓯的时间定为旧历三月初，依据的则是他本人，在诸如手书《佛说十二头陀经》题记中，故意更改了实际时间表的说法。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年初在杭州，弘一即开始精心研读四分律，和唐宋以来的有关注疏。他在后来编竣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叙中说到，那时，"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思撮其要，列表志之。辄以私意，编录数章。颇喜其明晰，便于初学。"四月来永嘉住进庆福寺后，为了集中精力穷研律学，编制这一表记，他立即宣布闭关，并自约三章。约文中说：余初始出家，未有所解，急宜息诸缘务，先办己躬下事。为约三章，敬告同人：一、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二、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三、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过了一个多月，他又以印刷品《掩关谢客简》，分寄丁福保等师友。简文说：敬启者：不慧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自今以后，掩关念佛，谢绝人事。谨致短简，以展诀别。他年道业有成，或可启关相见。凡我师友，希垂鉴焉!庆福寺住持寂山上人，以弘一原为富家子弟和艺术界名人，出家后竞能严持戒律，刻苦精进，因此在他来寺后，视同活菩萨一般钦敬供奉。考虑到他是过午不食的，特意将全寺午饭时间提前为十点钟。弘一在来瓯不久写给夏丐尊和杨白民的信中说，他将"掩关谢客，一心念佛"，"如无障缘，期以二载，圆满其业(至后年春初止)。"闭关之后，除了初期遇上亡母王太淑夫人六旬冥诞，书写过《赞地藏菩萨忏愿仪》一卷和《佛三身赞颂》三种，以为回向，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披读四分律上，读律之暇，又。时缀毫露"。有了寂山长老的悉心关照，加上自己严守约法，闭关三个月，他就编出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稿，为以后不断充实完备、细琢细磨打下了基础。编完表记，写经两种：《佛说无常经》、《佛说略教诫经》，作为亡父三十七周年讳日的纪念。接着又手书《增壹阿含经》、《杂译阿含经》和《本事经》，辑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等经文多种。这就很快到了l921年年底。弘一接到夏丐尊来信，信中说："我发心素食以来，在心理上，还只是觉得信佛只是信了一半，信得不够虔诚。每次看到你那种赤诚、牺牲的宗教家风，献身于佛道的不休息精神，再回想你往日在艺术上的成就，以及青年时代的生活，前后对照，如挥鞭断流，便使人汗颜不已。因此，我现在开始实践佛家的修持生活，每天早晚持'阿弥陀佛'圣号，愿师在光中加被。我今天在佛道上刚刚起步哩。"读到夏丐尊的信，弘一十分欣慰。此前八月间，他曾在给夏的信中说到："义海渊微，未易穷讨，念佛一法，最契时机。"那是对老友的一种期待。现在，丐尊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真该为他高兴。欣喜之际，弘一挥毫书写蒲益大师①、天如禅师②、二林居士③等高僧大德法语数则，①蒲益大师，明代高僧、佛教学者，生卒年及事迹见后。② 天如禅师，生卒年及事迹不详。③二林居士，原名彭绍升(174旺1796)，清代居士、佛教学者。主张佛、儒一致，禅、净融合，宏扬净土宗教义，有《净土三经新论>、《华严念佛三昧论》等著作多种。以贻丐尊。--趁未老未病，抖身心，拨世事，得一日光景，念一日佛名，得一时工夫，修一时净业，由他命终，我之盘缠预办，前程稳当了也。若不知此，后悔难追!(天如禅师语)待无累而修行，何如藉修行而脱累，且尘劳逼迫，正可警悟苦空，磨砘情性。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计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蒲益大师语)轮转生死中，无须臾少息，犹复熙熙，如登春台。曾不知佛与菩萨，为之痛心而惨目也!幸赖善缘，得闻法要，此千生万劫转凡成圣之时。尚复徘徊歧路，乍前乍却，则更历千生万劫，亦如是而止耳!况辗转沦陷，更有不可知哉!(二林居士语)弘一在文末加了这样的题记："丐尊居士发心念佛，为写先德法语，以督励之。"愿他早证菩提。为丐尊写过字幅，弘一又想起另一位远在上海的好友杨白民。三年多前，自己剃度出家时，曾有手书训言提醒过白民老哥，可他至今依然沉溺于尘网世俗之中。看来还有必要再次予以点拨哩。给他写点儿什么呢?弘一想起了法常首座的辞世词：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堤堤谁夸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就手书此词，送给白民老哥吧!来瓯将近一年，弘一深感寂山上人的慈悲护念，关怀备至，依律又需奉寺主为依止阿闺梨(教授弟子的规范师，通称依止师)。一天，弘一前来寂公关房畅谈。说话间，他忽然从袖子中拿出一份启事，表示拜师之意。寂公顿感愕然，说："余德少薄，何敢为仁者师?"弘一说："我以永嘉为第二故乡，庆福作第二常住，为了能使我安心办道，恳请师父收下弟子为幸。"寂公再三辞谢，当下没有应允。过了两天，弘一带着毡子，邀上吴璧华、周孟由两位居士，又来到寂公关房。他把毡子铺在椅子上，请寂公坐在上面，要行拜师礼。叔公还是谦让不允。弘一便向空座礼拜，定要尊他为师。经吴、周二居士从旁恳请，寂公才含糊其词地算是应允了下来。几天后，弘一还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了拜师的声明。从此，他无论在寺里修持，还是外出云游来信，始终尊称寂山上人为"师父大人"，自称弟子。寂山上人对这层关系，时常感到不安。三年后，当弘一办道庆福寺下院茶山宝严寺时，寂山上人去信请他以后勿用弟子自称。弘一回信说，当继续以师礼事奉上人，且永不改变。信中写道：师父大人慈座：顷奉法谕，敬悉一一弟子到此以来，承唯善师兄诸事照拂，慈悲摄护，感激无既。以后恩师与唯善师兄晤面时，乞常常随时为之谆托一切，至为深感。又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此事亦乞恩师婉告唯善师兄，请其格外体谅而曲为之原宥也。弟子以师礼事慈座，已将三载，何可忽尔变易?伏乞慈悲摄受，允列门墙，至用感祷。......方入新岁--l922年旧历正月，弘一法师收到天津俗家二哥桐冈来信，告知其妻室已于正月初三去世。弘一虽身为佛门中人，早已抛妻别子，断绝红尘，但面对这样的消息，也不会无动于中，毫无反应。修道圆满，佛性高深如弘一，说到底，究竟还是众生里面的一个。再说，他还不止一次地自责过，当初出家时，没有取得妻子的同意；他和她，毕竟共同生活过六七个年头，还生养了两个儿子。这中间，自有不可全然泯灭的人之常情。还有，他除了这位元配，又有过外室，这对俞氏夫人，也是一笔情分上的欠债呢。李叔同成了弘一法师，他的妻子郁郁寡欢，没了生的意趣。先是带着两个孩子，在李叔同盟兄李绍莲家住了一段时间。心情略为平静后，回家办了个刺绣班，以打发寂寞无聊的岁月，终因依然寂寞无聊，没有继续下去。这些，弘一虽不会知道得很具体，其情景，他也能想象得到吧。他之常常拒收家中来信，除了表明其道念坚固，不能说，其中没有惧怕面对家庭实情的隐衷在。--他是怕家中的俗情，动摇了自己的道念吧!现在妻子已经死去，单从应该自恣赎罪以免轮回之苦，或依佛理让妻子早日生西这个角度说，弘一对妻子之死，不能不作出既不悖人世常情，又合乎佛道修行的反应。假如他果真一无反应，岂不是把佛道与人道彻底对立了起来吗?那样的话，佛道不就成了难以理喻的怪物?弘一在收到俗家二哥来信后的反应是：他给寂山上人写了一封信，表露了为妻子亡故之事，有意"返津一次"的愿望，只是"现在变乱未宁①，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拟请彼授予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之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①此处所说。变乱未宁"，当指直皖战争的余波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即将发生的征兆，而并非像有的年谱所说："时值奉直两军开战"，因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开战于l922年4月。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这是说，他之一时未能动身，一是因为"变乱未宁"，二是想等吴璧华回温后，学得几种神咒，以便一旦返津，作悼念亡妻之用。信中所说"禁语之时"，是指他正在掩关静修，按例是不能与外界交往的。说是"拟缓数月，再定行期"，实际上，弘一"返津一次"的计划，数月后也没有兑现。弘一法师继续在庆福寺关中披阅着多种律学经典，随时补充和修订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间歇中，也参插了不少善事胜行。一一去年一一l921年旧历四月初，弘一由杭来瓯途经上海，曾与女弟子朱贤英过谈半日，勉以专修持名念佛，不旁他法。朱贤英道念灵动，至心信受，弘一为之庆幸。但言犹在耳，贤英却以幻缘既尽，西方可适，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净业始萌，朝露溘至"，得知这一消息，弘一有无限的慨叹。贤英的同窗们，将其遗作辑为一集，准备影印流布，以志哀思。弘一应邀为画集撰写题词，叙述了与朱贤英的前后因缘。篆刻一艺，系弘一在俗时的三绝之一(另两绝是诗词、书画)。他虽与夏丐尊交谊深久，却从未向这位老友出示过自己的篆刻作品。这在他的心目中，或许也是一种缺憾。想到自己老之将至，应及早弥补这一缺憾，便在旧历二三月间，以"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等别看，刻印五方赠予夏丐尊，以供其山房清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