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男孩走出大门，返身向四楼阳台上的我招手，说：“再见！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早晨是他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我其实仍然可以像昨天一样，再陪他一次，但我却狠下心来，看他自己单独去了。他有属于他的一生，是我不能相陪的，母子一场，已只能看作一把借来的琴，能弹多久，便弹多久，但借来的岁月毕竟是有归还期限的。他欣然的走出长巷，很听话的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模样，我一人怔怔地望着朝阳而落泪。想大声的告诉全城的人，今天早晨，我交给他们一个小男孩，他还不知恐惧为何物，我却是知道的，我开始恐惧自己有没有交错？我把他交给马路，我要他遵守规矩沿着人行横道而行。但是，匆匆的路人啊，你们能够小心一点吗？不要撞到我的孩子，我把我至爱的交给了纵横的道路，容许我看见他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不曾迁移户口，我们不要越区就读，我们让孩子读本区的国民小学而不是某些私立明星小学，我努力去信任教育当局，而且，是以自己的儿女为赌注来信任的——但是，学校啊，当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怎样的教育？今天早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他开始识字，开始读书，当然，他也要读报纸、听音乐或者看电视、电影，古往今来的撰述者啊！各种方式的知识传递者啊！我的孩子会因你们得到什么呢？你们将饮之以琼浆、灌之以醍醐，还是哺之以糟粕？他会因而变得正直忠信，还是学会奸猾诡诈？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知若渴，世界啊，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人呢？（返回）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 [24]（外一篇）摩罗王开岭在他即将出版的随笔集《激动的舌头》中，引用了赫尔岑回忆录所谈到的一个风俗。赫尔岑满怀深情地说，西伯利亚地一些地方，处于对流放者地关怀，形成了这样的习俗：他们夜间在窗台上放些面包、牛奶或清凉饮料“克瓦斯”，如果有流放者夜间逃走路过这里，饥寒交迫，又不敢敲门进屋，就可以随手取食，以度难关。王开岭接着赞叹道：“多么伟大的细心！”。前不久读张宇光《拉萨的月亮》，才知道拉萨每年过年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到街头布施穷人。穷人成排地站着，众多布施者拿着零钱一路分过去。书中“我”钱分得差不多了，就专挑看得顺眼的求乞者分，而那些他看着不喜欢的人，就被他跳过去了。这是，“我”的同伴、藏族大学生达娃把“我”拉到一边，告诫“我”不能这样有所遗漏，这样做回使那些落空的求乞者受到伤害。惟有依顺布施，布施完了就结束，才是对的。达娃讲完以后，认真地看着“我”，当她确信“我”已明白了她地意思而又没有因此受到伤害，才放心地继续布施去了。我对这一段文字惊叹不已。我禁不住批曰：“细腻的心灵。心常常因细腻而伟大。”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很少读到这么好的文字，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粗糙，我们的心灵当然也只会越来越粗糙，越来越自私和冷漠。西伯利亚民人和拉萨民人都有这样伟大的善良。法国社会也有一个由志愿者兴起的节日，叫露宿街头周。这群好事者提倡安居乐业的人们，每年都在那一周到街头去住宿，以体会无家可归、长年露宿街头者的辛酸与困苦，从而激发起伟大的爱心，和援救的举措。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群体对于落难者和弱者的体贴与关怀。他们不是呵斥弱者、欺凌弱者，而是以最大的善心布施弱者。在奉命整饬市容市貌时，他们也许也有人像中国警察那样将露宿街头者赶走，可是社会的另一些成员会主动送上关切。人类的心灵尚有温暖的一角，由此得到了体现。为什么细腻本身就常常是伟大的，因为细腻体现了伟大的爱心和善良，体现了内在的良知和尊严。一个人关心别人的处境和尊严，必是出于自己内在的尊严体验。所以，在一个彻底丧失了尊严的无赖群体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良知和关怀可言。粗糙、冷酷、欺凌、掠夺、踩着别人的头颅向上爬、为自己的毫毛之利不惜毁灭整个世界，这就是支配中国人的逻辑和信念。我们可以将它简称为中国逻辑。（返回）因幸福而哭泣摩罗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引用了16世纪里昂诗人路易斯?拉拜的一句诗：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生活对于我既轻松而又艰辛。我似乎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诗。我们总是偏向于认为诗人是体验痛苦的，其实诗人同时也是体验欢乐和幸福的。一个人的人性发展得越丰富，精神自由的空间越广阔，他所体验的人生也就越是丰富而又广阔。即使是以讨论苦难著称于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也不是只会体验压抑、苦闷和哀痛。艺术应该展示最丰富的人性。即使是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也应该体现这种丰富性。前不久听一首老施特劳斯的舞曲，那么强烈的欢乐和喜悦给了我同样强烈的震撼。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更是如此。太让人羡慕了。越是体验过大患难和大哀痛的人，越是应该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做人的欢乐与喜悦，因为此中包含着做人的尊荣和庄严。有一位朋友说，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感到震撼不已，觉得能跟这样的生命同为人类是值得骄傲的。可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虽然像鲁迅说的那样压抑，同时也是十分庄严而又丰富的。人如果体验不到这份为人所特有的欢乐和喜悦、尊荣和庄严，那么，承受痛苦和担当患难的动力在那里呢？（返回）第三章：公民的诞生的条件底线伦理 [25]何怀宏所谓“底线”，自然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首先，它是相对于传统道德而言，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传统的等级社会中，“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道德具有一种少数精英的性质，广大社会下层的“道德”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风俗教化，然而，当社会发生了趋于平等的根本变革，道德也就必须、而且应当成为所有人的道德，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它要求的范围就不能不缩小，性质上看起来不能不有所“降低”，而这实质上是把某种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排除在道德之外，也就是说，其次，所谓道德“底线”是相对于人生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而言的，人必须先满足这一底线，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道德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一个人可以在不违反基本道德要求的前提下，继续一种一心为道德、为圣洁、为信仰的人生、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但他也可以追求一种为艺术、审美的人生，在另一个方面展示人性的崇高和优越，他也可以为平静安适的一生，乃至为快乐享受的一生，只要他的这种追求不损害其他人的合理追求。道德底线虽然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却具有一种逻辑的优先性：盖一栋房子，你必须先从基础开始。并且，这一基础应当是可以为有各种合理生活计划的人普遍共享的，而不宜从一种特殊式样的房子来规定一切，不宜从一种特殊的价值和生活体系引申出所有人的道德规范。这里涉及到我对“伦理学”和“道德”范畴的理解，我理解“道德”主要是社会的道德、规范的道德，至于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我认为应交由各种人生哲学与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也就是说，作为社会的一员，即便我思慕和追求一种道德的崇高和圣洁，我也须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从履行自己的应分走向圣洁。社会应安排得尽量使人们能各得其所，这就是正义；个人则应该首先各尽其分，这就是义务。而且，当在某些特殊情形使履行这种基本义务变得很困难，不履行别人也大致能谅解的时候，仍然坚持履行这种义务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现代社会最值得崇敬、最应当提倡的一种崇高。这种道德义务与其说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不如说更多的是告诉我们不去做什么，它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做什么事都想着义务、规则、约束（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道德行为），而是意味着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有个界限不能越过，我们吃饭穿衣、工作生活的许多日常行为并不碰到这一界限，但有些时候就会碰到──当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一种影响和妨碍的时候，这时就得考虑有些界限不应越过了。总之，我们做一件事的方式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总不能全无限制，而得有所限制，我们总得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我想通过“义务”所说的，我理解的道德义务主要表现为一些基本的禁令。确实，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不管在自己的一生中怀抱什么样的个人或社会的理想，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有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无论如何必须共同遵循的。否则，社会就可能崩溃。人们可以做许多各式各样相当歧异的事情，追求各式各样相当歧异的目标但无论如何，有些事情还是决不可以做的，任谁都不可以做，永远不可以做，而无论是出于看来多么高尚、充满魅力或者多么通俗、人多势众的理由，都是如此。用中国的语汇，这一底线也许可以最一般地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可以容易地不逾此限，但当利益极其诱人或者有人已经先这样做了，尤其是对我这样做了，伤害到了我的时候，就不容易守住此限了。然而，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确实极大地依赖于把这种逾越行为控制在一个很小的、不致蔓延的范围内，这不仅要靠健全的法律和规范，也要靠良心、靠我们内心的道德信念。从前面的阐述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底线伦理学同时也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学，它是要面向社会上的所有人，是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要求，而不是仅仅要求其中的一部分人──不是像较为正常的传统等级社会那样仅仅要求其中最居高位，或最有教养的少数人，也不是像在历史上某些特殊的过渡时期、异化阶段那样仅仅要求除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外的大多数人。……我所理解的这种普遍主义伦理还有一个内容：即它坚持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道德义务的客观普遍性，这使它对立于各种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虚无主义，只不过，现在用以支持这种客观普遍性的直接根据和过去不同了，不再是仅仅一种具有“唯一真理”形态的价值体系了，而是倾向于与各种各样的全面意识形态体系脱钩。它希望得到各种合理价值体系的合力支持，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系的独力支持。这种普遍主义还坚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道德上的一种连续性，坚持道德的核心部分有某些不变的基本成分。打一个比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支配性道德体系有时就象一个个同心圆，虽然范围有大小，所关联的价值目的和根据有不同，道德语汇也有差异，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却是大致相同的。道德义务是无论是否给我们带来利害都必须遵循的，道德正当的标准应独立于个人或团体的喜好，不以他们各各不同的生活理想与价值目标为转移。承认这一点将使这一伦理学被归入“道义论”（deontologicaltheory）之列，但我想我的这一道义论是温和的，它并不否定道德与生命的联系。与历史上的道德相比，现代社会的道德接近于是一个最小的同心圆。这一“道德底线”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基准线，水平线。普遍主义的道德要行之有效是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上的，现代平等多元化的社会则使人们趋向于形成一个最小的共识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谈论乃至赞同今天道德规范的内容几乎就接近于法律，遵守法律几乎就等同于遵守道德。但是，这里所说的“法律”又不完全等同于成文法，虽然它可以说是几乎所有成文法的核心，或者说它是最基本的社会习俗。仅仅说“法律”也不可能包括全部的道德，不能囊括诸如较细微的公共场合的礼仪，以及更积极的如在举手之劳就可救人一命的情况下绝对应当援助自己的同类等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规范。更重要的是，现代法律只有从根本上被视为是正义的、合符道德的，得到人们普遍衷心的尊重，才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而当今天的人们分享着各种不同但均为合理的价值体系时，他们要共同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就不能不诉诸一种对于基本规范的在性质上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尊重的精神。所以，如果说这种底线道德一端连着法律，它的主要内容就几乎等于法律的要求的话，它另一端却连着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信念。规范必须被尊重方能被普遍有效地履行。不被尊重的法根本不是法，其结果可能比无法更糟。而这种尊重须来自一种对规范的客观普遍性和人的有限性的认识。上述这样一种道德义务范畴在范围上的缩小和精神方面的要求，显然有着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无奈。在我看来，西方的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支持者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社会这样一种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到在现时代，传统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无可挽回地断裂了，他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期望也似乎过高。共同体主义对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甚力，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但正面的建设性的创获尚不够多。无论如何，道德的基本立场之所以要从一种社会精英的、自我追求至高至善、希圣希贤的观点转向一种面向全社会、平等适度，立足公平正直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社会从一种精英等级制的传统形态转向了一种“平等多元”的现代形态。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中，率先发生这种转变的西方社会中的学者将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发。我想，我遵循的方向可能大致也正是西方从康德到罗尔斯，哈贝马斯探寻一种共识伦理的方向，这一探寻也为世界上各个文明、各种宗教、各个民族的思想者所共同承担。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究竟如何可能？其底线究竟如何确定，其内容究竟如何阐明？这是一些急需论证的问题。人们在努力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伦理，而这种寻求的热望正被文明可能发生激烈冲突的阴影弄得愈发迫切。而且，尽管这种希望是共同的，并且每一文明，每一民族都可对这一普遍伦理作出自己的贡献，它们却不能不都主要从自身，从自己最深厚的传统中汲取资源。我在《良心论》中的努力也不例外，读者可以方便地从书中看到，我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乃至我使用的道德语汇，仍然主要是来自中国，来自我们生命所系的历史传统。有两个故事一直使我感动。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在众多债权人都已谅解的情况下，仍倾其毕生之力，偿还由一个并非他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意外原因所造成的一笔笔欠款；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中国记者在欧洲目睹到的这样一幅情景：公园的一处草坪飘动着许多五颜六色的汽球。原因是公园规定，当春天新草萌生的时候，这片草坪暂时不许入内，于是人们连孩子玩耍的汽球掉入其中也不去其中拾取。前一种行为难于做到但也难于遇到，而一个社会也许只有少数人能这样做就足以维系其基本的道德了，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深度；后一种行为则不难做到但也往往人们不屑于做到，而一个社会却必须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才能维系这些规范，它展现了底线道德所需的广度。虽然欠债还钱的诚信守信和对公共生活规范的遵守都是基本的义务，它们却需要一种高度尊重规范的精神的支持，虽然这种精神在各个人那里可能会展现为不同的形式。一个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一个不失为正直的好人，他可能是一个佛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伊斯兰教徒、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怀疑论者或者无神论者。然而，这可能还不够，这还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范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解、关怀和同情，如果没有这一润泽，仅仅规范的道德可能仍不免由于缺乏源头的活水而硬化或者干枯。一种对他人、同类的恻隐之心和对生命、自然的关切之情，将可能提醒我们什么是道德的至深涵义和不竭源泉，它将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以及任何一种社会的道德形态（包括现代社会的道德形态）向新的形态转换的可能性。（返回）大学教育：公民意识的严重欠缺 [26]李新宇关于当下大学教育的缺失，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人们大都承认，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是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工程。在全民中普及现代公民意识，应该从孩子做起。有识者已经在呼唤中学开设公民课。李慎之老人甚至有个令人感动的心愿：如果重活一次，他要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师。我由此想到了大学生。大学生受过较多的教育，有理由首先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如果连大学生都不具备现代公民意识，现代社会离我们就太遥远了。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以保证公民权利为根本。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意识的核心就是这种权利意识。不珍视自己的权利，或者不尊重别人的权利，都是公民意识欠缺的表现。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权利，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的常识。然而，中国社会对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系一直缺乏必要的认识，几千年专制传统形成的一系列观念仍在有力地维护着权力的神圣性，而随意践踏着个人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民行使自己正当权利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都尚不完备，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也极为欠缺。本来，作为大学，情况应该好一点，然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原因非常简单：首先是我们古老的本土传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源。我们有的是“臣民”，“子民”，“草民”，“顺民”或“暴民”，几千年的传统可谓根深蒂固，“公民”的萌芽却异常艰难。专制主义传统笼罩之下形成的观念能够轻易地制造一代又一代卑微的“草民”和逆来顺受的“良民”，却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那些口口声声“吾皇圣明，奴才该死”的“臣民”不是现代公民，那些揭竿而起“杀富济贫”的“暴民”显然也不是现代公民。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笼罩，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能够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清楚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然而，在传统厚重的国度里，现代公民意识的生长过程却艰难而又漫长。孩子们没有多少资源可供利用，没有多少榜样可供模仿。更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一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培养。大学应该是精神成人的摇篮。它不仅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而且首先是造就人的地方，应该能够点亮人的心智，开阔人的境界，给人以健康的精神，使之成为合格的公民。然而，我们的大学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在努力把青年制造为功能单一的“人材”，有时甚至是“齿轮”和“罗丝钉”。学生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精心的培养，但在许多方面却被阉割和限制。他们可能有丰富专业知识，可能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可能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却对个人的权利茫然无知。我们的学校从中小学开始就设有思想品德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比如，教孩子要热爱国家、服从领导、尊敬师长，团结友爱，遵纪守法，等等，这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教育的某种片面性却往往使它失掉了现代性，甚至无法与传统的纲常说教区分开来。孩子们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服从的教育。社会规定了一系列守则，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和无私地奉献，却从不告诉他们自己拥有什么权利，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相信组织，依靠领导，历来被看作美德，却培养和巩固着一种未成年状态，使人在自然上已经成年之后，人格上依然不能成年。我们的社会文化进行的也是这样的熏陶。比如，铺天盖地的电视剧所给予人们的：皇帝英明伟大，清官爱民如子，能够给他们做奴才，或者被他们“临幸”，真是幸福极了。这一切不仅强化着一种与现代公民意识格格不入的观念，而且教会人们一种远离现代社会的活法：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就象传统的国人一样，指望遇到一个“青天”来为自己作主，而不知道那一切并不需要任何人恩赐，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因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也就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在大学生中，侵害别人权利的事时有发生。简单地说，也就是不知道“群己权界”。现代公民应该具有现代国家理念。自由、民主、平等与公正，都是现代国家理念的关键词。早在一百年前，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这些理念的言说。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张扬，二十年代末胡适等人面对新生的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人权抗争，四十年代储安平等人对民主的呼唤，都毫无疑问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甚至在文革的血腥背景之下，身处险境的顾准仍然执著地思考着民主之路。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笔遗产。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苦苦思考和探索，留下的是这个民族走出困境的思想结晶，是这个民族曲折行进中的经验总结。关于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似乎已经不必多说。如果个人自由得不到保障，公民的权利就无从谈起，更谈不到保护少数和异端的权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民主的进程总是存在许多障碍，这些障碍常常成为某种拒绝民主的理论，甚至足以使民主成为并不值得赞美的东西。的确，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制度。现代社会并不是完美的，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已有的文明中最不野蛮、最不残暴、最能保护人的自由和各种权利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一方面，我们那些先驱者与西方的思想家们做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可能会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学生却对此所知甚少。我们的课程很少灌输这些普世价值，而是恰恰相反，普遍地培养了简单的思维，极简单地批判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把它看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是西方话语霸权。因此，只有抵制这些，才能显示出思想的进步和政治上的可靠，只有远离这些，才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关键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国家？爱国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纳税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种社会转型的标志何在？面对这些问题，国外的思想家和中国现代思想家都进行过许多思考。那些最具现代精神的思考应该成为我们走向现代的精神资源。虽然一些现代理念一直难以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但文明的发展可以延缓，却无法从根本上将其逆转。历史证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群，只要不想自绝于人类，就无法不接受这些现代理念。正在努力现代化并努力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更没有理由拒绝现代理念。然而，我们的教育却往往与之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种现代德育。传统的德育大都是培养奴隶道德，它所强调的主要有两点：服从和奉献。而现代德育所要培养的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公德。公德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健康的社会总是通过教育传递着维持社会健康的社会公德。它是人的一些基本的品德。譬如诚实，守信，爱心，责任感等。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欠缺是明显的，而且不良状态久久难以改变。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政治路线第一”，“阶级斗争为纲”，教育中曾经充斥着一些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不相容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文革结束之后并未得到清理。首先是一些“假大空”的东西仍然没有退场。在一些问题面前，老师和学生都学会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大不相同，公开讲的和背后讲的大不相同。它导致了人格分裂，使说谎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集体行为。它对社会公德破坏性极大，对文明的损害极大。我们的教育一直在给学生灌输理想、原则和不容质疑的观点。学生不能面对事实得出判断，也不能根据逻辑推论，而是往往要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记住它。在许多问题上，学生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发挥，因为答案是确定的，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都必须按照标准回答。如果学生回答的不是给予的答案，就可能严重影响考试的成绩。有的教师对学生说：对于某些问题，你越是不相信它，越要背下来，考试一定要这么写。这样，学生对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一致的，不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并不反映学生的见解。因为一些问题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思考，却根据某种“标准”而说假话。这种培养的后果是在一代人中消灭了诚实。红卫兵一代人相信过许多假大空的东西，但是，他们那时是真的相信，把它当作真理。那一代人的理想后来破灭了，但破灭之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所以还要求真，所以仍有某种真诚的追求。而世纪末的青年一代，却往往是明明白白地说假话。这被理解为一种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的无奈。于是，说假话就成了生存的需要。生活中的说谎、欺骗等行为也不再丢人。一个朋友因为孩子撒谎而批评孩子，孩子却理直气壮地质问爸爸：“谁不说谎？你也说谎，你在电视里说谎！”考察今日中国，从家长、老师到领导，大概都失掉了批评别人说谎的资格。因此，谎言更加大行其道。与此相关，甚至考试作弊也不以为耻了。本来，在学校里，考试作弊决非光采的行为。但是，现在却越来越普遍。迫使一些学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可是，在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场上，遵守纪律的年轻考生却眼睁睁看着与他们一起考试的本校老师和干部嚣张地照抄课本，监考人员因为是本校同事，竟然不好管他们。一个社会失掉了基本的耻辱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某省举行公务员考试，报纸头版报导：今年全省公务员考试，作蔽率比去年下降百分之六十，在几千人中，只抓出了不足三百名替考者。常态与病态已经颠倒，光荣与耻辱也不再分得清。正如一个干部尽职尽责，或者没有贪污，竟然都成了“新闻”。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干部和警察的确太“反常”了？这一切对大学生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受了多年的教育，甚至取得了博士学位，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有崇高理想和爱国热情，却不懂得做人的基本的道理，甚至品质恶劣，缺乏起码的公德。这是我们的教育产品，反映的正是教育的缺失。（返回）（2002/5/12）公民诞生的条件 [27]肖雪慧一“公民”一词，现在用得不可谓不多，是否名至实归，就少有人深究了。然而，并非举凡一国之民就是公民。“公民”称谓首先意味着作为构成国民之一员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宪法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公民享有不容政权染指的权利。其中，除人身财产权和思想信仰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利，即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权。这些权利通过对国家权力行使范围以及该范围内如何行使权力的双重法律限制和由制度安排来实现的结构性约束而得到保障。公民对于这种保护其权利的制度则有着支持的义务。在不存在上述关系的地方，即：在政府不受限制或者政府可以便宜行事、国民因无权而对制度没有支持义务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暴民、顺民，没有公民。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表明，公民是与民主宪政共生的。对公民与民主宪政血肉关系，我以为，公元前五世纪时留下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那篇热情颂扬雅典精神、宪法和生活方式的不朽演讲作了最完美的表达。他指出，阵亡将士为之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是这样一个城邦：她实行民主政治，“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政治生活自由而公开，由公民们而不是由官员决定城邦的政策；每个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们只服从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这样的城邦一旦面临危险，公民们会奋不顾身地去保卫她。伯里克利说，在保卫城邦的战斗中，雅典人的勇敢既不是出自艰苦训练，也不是因为国家法律的强迫，更不是由于无知，“而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伯里克利所描绘的正是作为民主制发源地和早期典范的雅典民主基本的制度特征和雅典人的精神特征及其对这个制度的忠诚。雅典人不受任何个人或集团反复无常的意志的统治，而只接受一种已知的、符合正义的法律的统治；在自由民范围内每个人不分贫富地享有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许多官职从公民中抽签产生，重大问题必须经由在全体公民面前的辩论，解决争端诉诸说服力而不能诉诸权力，更不能诉诸暴力，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则使重要官职去留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公民手里，个人意志有机会介入到影响决策的过程而使公民在城邦事务上感到自己的分量。这种制度本身提供了有效的公民教育。诸如公民辩论、轮流担任公职、投票等民主经历训练出一大批智慧公民，他们身上既没有逆来顺受的奴性，也没有群氓的愚顽短视。他们抱持着“宁在民主制下受穷，不在专制之下享乐”的信念，热心公共事务、关注城邦命运。在他们面前，没有人可以在密室里操纵城邦事务，也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的个人野心冒充为国家命运。由希腊人开辟的民主宪政传统在产生了公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与民主宪政相辅相成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它由对民主宪政的信念、人民在面对当权者时的主人自居心理、对自由和尊严的珍视等构成。一位政治学家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 [28]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包含于这种特殊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信念、道德是由通过传统、教育以及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所获得的心理背景来铺垫的。对于这种铺垫，曾经有过的民主生活及其记忆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不过除这类显见的因素，还有一些并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这里我想提到西方中世纪许多城市国家通行一个惯例，即：执政者就职时要在人民的代表面前向全体人民宣誓忠于自己的职责、尊重人民的权利。在有的城市国家，这样的誓词每隔半年或一年就要由专人向当政者宣布一次，以示提醒。这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惯例把执政者作为不断敲打的对象，这对城市市民的心理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至少有助于形成一种面对权势人物时的健康理性的态度。就是一些显得颇为荒诞、行同胡闹的习俗也在这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如中世纪开始盛行的愚人节。在这个大概由古代农神节演化而来的节日里，人们打破日常的社会秩序和所有的等级约束，各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可以尽情地拿权势人物开涮，管他是教皇、国王、公侯还是其他有权有势者。这种拿权力开涮的情绪宣泄对处在等级社会中的下层人民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体验。而类似的惯例和习俗既是现实社会关系的折射，同时也对民族心理发生着影响。二始自希腊的精神文化传统表明，公民的产生，或者说，一个非公民社会要想迈入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制度条件，还需要制度之外的条件。由非公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正是我国现在必须要迈出的一步。暂且不谈制度条件，先就后一方面看，对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审视的任务就不能回避。首先，西方深厚的民主宪政传统和精神资源，我们是没有的。如果说民主制下的自由和尊严是西方人最深刻的历史记忆和现实体验，那么对国人来说，深入骨髓的是匍匐于权力之下的记忆。还在古代民主制形成之初希腊人就抱持的“宁在民主制下受穷也不在专制之下享乐”是欧美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追求，这在国人很实际也很杂多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谱系里却是找不到的。而始于古希腊达几百年的民主宪政实验和历经二十几个世纪的斗争、摸索确立起来的成熟的民主宪政体制使西方人接受了参与国家事务、警惕权力、约束和监督权力等多方面的公民训练。两千多年专制皇权的大一统统治给予国人的则是服膺于权力、效忠于一家一姓、无条件服从皇权并把卑微和奴性植入人内心的臣民训练。公民训练塑造了一种精神，这就是公民精神。具有公民精神的人有着对权力的理性态度、对自身权利的深刻体认以及对民主宪政的深刻认同，还有着对于超出自身之外的事务的关注和必要时积极介入的行动。这种精神国人十分匮乏，然而它既不神秘也并非高不可攀。它就在那些随时警惕着国家权力越轨或是对新纳粹运动充满警觉的人们身上，在那些对他国人民生存状况或生态环境投去一些关注的人们身上，在以权利的名义要求国家或者在遭遇国家权力侵凌时理直气壮昂然面对权力加以抗争的普通人身上生动有力地搏动着。这种精神体现着人身上尊严、权利和责任的结合。而中国两千多年漫长历史中只有王朝的更迭和更迭中专制统治的完善而无制度性质的变革，臣民训练系统全面而且不间断，它渗透于社会、文化、教育等一切方面甚至深入到私人生活的细节，给民族心理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这种影响，别的不说，仅从臣民面对帝王、平民面对官家时“奴才”、“草民”之类自我称谓也可窥一斑，这类称谓反映的是与主人自居心理和自我身份认知迥然相反的心理和身份认知。不幸，这种影响不仅作为历史惯性延续至今，而且本来就积习难改的皇权崇拜和奴才自居心理还在不断受到现实中许多强有力因素的刺激和强化。连续几十年的个人崇拜对这种不良心理的刺激和强化这里就不多说了。近年来随着权力扩张而愈益严重的官本位，专制皇权时代的某些做法（诸如鸣锣开道、百姓回避）变相死灰复燃：某些还算不上多高级别的官员出行（连同游山玩水）玩起了警车开道甚至封山警戒的派；一些政府机关犹如侯门深似海，不仅一般人进不了，连所在道路都几乎成了禁地。由此类并非个别的现象所暗示的民众地位是极其可悲的。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来假“宏扬传统文化”之名而掀起的皇帝热。一个个专制帝王如沐春风不仅在银屏、书刊上大领风骚，还受到肉麻吹捧和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美化。这类影视节目和书刊极为火爆走红，既透露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管理”对臣民心理的继续鼓励，也透露了臣民心理在民间之深厚和普遍。滑稽的是，最近有人撰文谈皇帝剧的火爆时有如下一说：“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名列前茅是不消说的了。我们不但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明，而且尤其令国人自豪的是，我们共有611位皇帝。”说到一批皇帝剧收视率之高，达万人空巷的程度，作者高论是：此乃让皇帝们“‘发挥余热’”。还评论说“只要做得好，能迎合观众的胃口，观众还买帐的。”接下来：“文艺的出路在哪里？就在于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在哪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上。”迎合这种审美情趣和爱好带来了高收视率和上座率以及制片人可观的经济收益，作者说这是“双赢”。 [29]这里，以在世界首屈一指的皇帝资源为荣，不啻以这个首屈一指背后另一个首屈一指──国人背负了最漫长的臣民身份为荣；作古的皇帝们在现今民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余热”，给了人们很多机会去反复重温臣民关系、主奴关系格局和帝王之尊贵民之卑微的感觉；因为观众买帐，皇帝剧与先进文化挂上了钩，而且还是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如此见解解析起来荒唐、极端，但却反映了现实中相当真实也相当意味深长的一个侧面。这个关涉现行文化政策以及很具普遍性的民众心态的侧面无疑不支持公民和公民社会的产生。同样情况也表现在对于公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教育上。这里指的不是包括了国家制度和现实社会生活之无形教育力量的广义教育，而是主要通过学校正规渠道系统实施的教育。现行教育无论体制、目标、方法、内容都问题严重。在本文论题内，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义务教育名不副实和各级教育竞相“朝钱看”而使许多人失去受教育机会从而无缘接受应该通过教育获致的公民知识。更严重的还在于政治对教育无所不在的干预和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导致的教育功能异化。教育被长期当作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而没有独立性，内容更充斥着与教育的立人使命相背离的党派精神灌输和忠顺训练。其中，在几十年间吞噬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自我、摧毁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页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一点公民社会基础的个人崇拜在系统灌输和训练中占有突出位置。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着意回避和扭曲历史及现实中重大真相的蒙昧主义。忠顺训练、个人崇拜排斥人的精神平等，对受众来说培植的是一种否定独立人格的跪拜着的精神状态。只要忠顺训练、个人崇拜以及回避和扭曲真实等蒙昧主义还贯注在教育过程，教育在事实上就具有反公民性质，至少是起不了培育公民的作用。无论课本上多么频繁地出现“公民”、“公民道德”、“公民精神”的词汇，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记不清是当代哪位哲人说过，在那些还未实现民主化的地方，执政者的教育政策是其对民主政治是否有诚意的试金石。此乃至理名言，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应从中获取启迪。以上就公民的产生谈及的我国非制度条件的缺失表明现行文化、教育政策需要一种与公民社会的成长相适应的根本性变化。但是最关键也最迫切的是制度条件，事实上，公民社会所要求的种种非制度条件本身也受制于制度条件，所以要紧的是通过制度变革确立起与公民社会相称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关系。确立这一关系，说穿了，就是必须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以保障公民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首先是前面所说的对其行使范围以及该范围内如何用权的法律限制和结构性约束。民主宪政下公民的权利便是国家权力止步之处，这意味公民权利本身就构成对国家权力的法定限制，意味着国家干涉人的信仰、指导人的良心、控制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等等是违法的；结构性约束则意味着要求国家权力的分离和分离的权力之间相互制衡。除了法律和结构性约束，公民政治权利的实际运用也构成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其中，选举权使选民控制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因而构成对政府权力的根本性制约。如果说选举作为公民定期的间歇性政治参与对权力的制约虽然具根本性但却来得迟缓，那么言论、结社自由则是一种随时可以启动的制约力量，特别是结社权使任何个人一旦需要便可凭借它寻求支持和联合，从而能够以有组织的力量面对国家权力。宪法对这些权利的保障在有效制约了国家的同时也给了人们对自身安全和力量的确信。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充分舒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发展出有助于作为公民而挺立的精神特征。否则，如果虽有宪法，宪法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及如何行使这一要害问题上模糊暧昧，既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也无结构性的权力制衡机制，给权力留下巨大的伸缩空间，权力的扩张失控便势所必然。而作为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如果宪法虽有条文载明却无如何加以保障的明确措施，甚至宪法中隐含着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内容，那么现实中的公民权利便往往处于虚置状态，政治权利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本质上极具扩张性的国家权力的僭越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是普通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力感和无安全感。当国家权力为着制造思想和舆论的一统热衷于干涉和强制人的思想信仰良心，势必控制和操纵大众传媒使其由活跃民主精神的平台蜕变为系统灌输的工具，结果是抑制了理性精神的产生，破坏了人们真实信仰的基础和基于其上的自我同一性，与这种抑制和破坏形影相随的是不时爆发的群众性歇斯底里或习惯性言不由衷的虚假表态；当参加选举成了只在被给定的名字上画圈的游戏，选举权也好选民意志也罢便都是一种虚无；当言论受到严密监控，结社权被束之高阁，滥用权力的一方可以规避舆论和压力集团的追逼，遭受权力侵凌者则不得不只身面对高度组织化的权力……。公民宪法权利的虚置状态不仅使得在自我放纵和自我扩张的权力面前的无力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常性的体验，而且抽掉了个人负责任的基础。这种情况下，体现着尊严、权利和责任的结合的公民精神是难以普遍产生的。公民产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基本条件的缺失表明，我国与臣民社会还紧紧连着一条脐带，在社会需要向前迈步朝向公民社会时，这条脐带的缠绕使得前行异常艰难。要剪断这条脐带，为公民和公民社会的诞生准备条件，文化、教育政策的全面检讨和制度变革势在必行。（返回）2002年8月1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30]龙应台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所以呢？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你为什么不生气？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返回）丑陋的中国人 [31]柏扬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么会有这种现象？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征。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返回）反思道德教育 [32]肖川一那些永远被人们记起而且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的话题必定具有永恒的意义，比如“真、善、美”，比如教育、道德与道德教育。任何认真看待教育的人，都会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完全去除道德教育的因素，教育也就不成为教育了。但问题在于，道德教育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对于精神价值的守护，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应该是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最崇高的使命。对于精神价值的尊重和守护，意味着精神有着物质无可比拟的价值，有着不能以物质的尺度来衡量的独特价值；意味着人的精神的神秘性和不可言说性；意味着人的心灵世界的丰富与深邃；意味着需要审慎地防范将人简单化、物化和粗暴的裁剪与肢解。而意义，对于个体而言，既不是某种先验的规定，也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生活自身真切的对人的价值，是个体自主创造、自主赋予、自主诠释的生活空间中的精魂。但是，只有当我们预设了比肉体生存本身更高的意义的处所，生命才能成为生活之本，对生命之爱也才能成为生活意义的根源。这正是“意义”的玄妙之处，也正是“教育”的义理精微之所在。没有价值的生活就是人的无意义的生存。“没有价值观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人类需要一种生活哲学、宗教或一种价值体系，就像他们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然而生命的意义是无法通过说教、灌输而获得的，只能通过对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体悟，通过对自我心灵的叩问而获得。时下，个人与人类精神文化之间成了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浅表性接触，人们也逐渐失去了对高尚精神文化的敬重与仰慕，这就是意义危机。而意义危机的背后是信仰危机。道德教育应该有助于化解这一危机，并真切地关注个体生活意义的生成。二学校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以往的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是其重要原因。这种无视主体性的道德教育主要表现在：(1)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的虚空或低俗，对道德教育价值认识论上的狭隘与功利──人们更多地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看待，个人不是被视为个人，而是被视为“国民”，对个人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缺乏应有的尊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更多地从社会稳定与和谐、理想社会的实现的角度来强调，甚至为了“虚幻的共同体”的需要，因而缺乏应有的感召力。(2)把道德片面地视为对人的意志与行为的限制与防范，在道德教育方法上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的接收者，普遍采用灌输。而“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之所以说它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是因为真正的道德包括对于那些有可能处于冲突之中的价值作出审慎的决定；之所以说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方法，是因为合乎道德的教育意味着尊重儿童正在发展着的推理能力和对他们所学的内容的评价能力”。(3)片面强调学生对于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的认同，而无视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性，忽视学生的道德生活和需要，忽视引导和提供机会与情景使学生对个体的人格尊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予以体认：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往往把“禁止”、“防堵”，甚至“管、卡、压”作为立足点和基本手段，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发展，学生受到来自多方面不应有的限制和束缚，个性差异、独立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三我们必须审慎地区分宣传与教育之间的差别：宣传是通过反复的、带着无可争辩的口吻、具有强权色彩的说教与宣称；而教育则力图唤醒人们理性的自主，对问题不懈地质询与追问而获得真理的澄明和内心的敞亮。教育不仅要“求得”师生理智的清明，更要“求得”灵魂的纯净和超越。宣传是宣传者以真理的代言人的身份强说“真理”，而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和辅佐学生建构真理的过程，在宣传者那里，真理是实体性的存在；而在教育者那里，真理只是我们可能拥有的视界的融合。“用自己的头脑去判别”，对真理的执着追问以及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诉求，即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在个体精神世界中的确立，是教育的重要鹄的。多少年来，学生一直有意无意地被看做是需要说教和灌输、缺乏选择能力和选择余地的人的集合。其实，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人才可能具有免疫力；也只有在充满各种诱惑的环境中，人才能生长出抗拒诱惑的能力。道德存在于具有冲突的情境中，道德和教育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体的自主选择与自判建构。四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就在于，伦理强调外在规范、他律、理性认知，而道德是一种内心的生活，是立于信念(仰)之上的自主的、可以自我求取的精神空间。道德相对于伦理，更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是个体意识向类意识的复归。如果说伦理教育着眼于理性、认知、统一、规范，那么道德教育着眼于情感、意趣、个体、自由。道德是与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相关联的。道德不是只来责罚别人的，而是用来自我求取的；人总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把道德归属于个人，并不是要消解道德的社会性，而是要捍卫道德的纯洁性，捍卫个人自由作为“独立的善”的价值，把道德作为人自我实现的途径。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遵守公共生活的规范，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去奉献。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建设也许是比道德教化更要紧的事情，假如一个制度是不公正的，是存在着等级和对一部分歧视的，那么又何以可能要求人们拥有“平等”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又如何能做到真诚?过去，我们把“伦理”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原因恐怕就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伦理、道德的三位一体；从“道德伦理化”到“伦理政治化”再到“政治伦理化”──“伦理道德化”，在这种文化境遇中，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也就成了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志，政治人物往往就成为道德的表率、道德的楷模。五古人云：“身教者从，言教者讼”，道德是社会中的力量，更是人本身的力量，人本身若无道德的要求，任何强力也不能使他变为道德的人；过分要求别人“有道德”，其实是有自己并不怎么道德的嫌疑的。一来是因为，宽容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要“己所欲，勿施人”，这才是崇高的道德境界，过分要求别人“有道德”的人是没有这种境界的；二来是，过分要求别人讲道德，也有自己企图从别人的“讲道德”中捞取好处的嫌疑：别人都奉献，自己便可坐享其成；别人都讲风格，自己便可“吃风格”；即使是非常邪恶的人，大概也都希望别人是很道德的。真正高贵的精神是乐于分享、非自我中心的，心灵的力量是感化的而非强制性的。一般所说的良心指主体对正义和义务的内心确认，并以此作为内心的评价标准。它是人在道德上自我认识、自我选择、自我评价和自我负责的体现。六我非常认同和欣赏这样一种观点：“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认为，所有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因为我们有多方面的理由表明，教育从根本上涉及到个体内部价值体系的发展。”这一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思维”，它较之于“首位论”这种“等级思维”的产物要来得合理和高明。道德教育无疑是教育中最具人性意蕴的部分与要素；从人与动物这个维度上看，道德教育注重人的精神性与超越性；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道德教育注重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中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几乎就是一部德教育史，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此作出价值评判恐怕要联系到人们对道德的理解、道德在个人生命系统中的意义、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功能的考察，以及强调道德教育的出发点等等。离开这些，来谈“优秀传统”是有些轻率的。因为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人生意义的关照和精神价值的弘扬。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道德践履的要求。然而，“推己及人”何以可能?这种可能吐恐怕就存在于共同的人性之中，正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句古老的格言告诉我们的：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分享着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性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道德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唤醒、弘扬、生发和不断地提升我们心中的“向善性”。过度防范、强制和惩罚，既与道德的真义不符，也与教育的旨趣相悖。对人充满信任，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即使遭受一些挫折和痛楚，也不因噎废食，这便是道德教育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其实，遭遇挫折本身就是我们成长中的一部分；通过挫折来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对别人的不幸有同情共感。理想的臣民 [33]刘洪波公民有公民的标准，臣民有臣民的标准。一个标准的公民，既能履行义务，也能担当责任，明确自己的权利，能够实现社会参与。而一个理想的臣民，大抵只需谨守无尽的义务，而无须有任何权利要求。可以说，一个理想的公民应当是什么样子，标准是由公民们自己确立的；而一个理想的臣民该当如何，标准却不能由臣民自定，而另有人来确立。周公制礼，当然会有益于男子；《世说新语》中就载有妇女的卓见，“假如周婆制礼，肯定不像这样有利于男人”。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臣民的标准必须由臣民之外的人来确立。公民社会里，公民是社会的主人，公民自己来设计理想公民的模样，是顺理成章的。然而臣民社会，虽然臣民占有统计意义上的主导地位，其实不过是圣上的走卒，所谓臣民社会，恰切地讲应是君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一个理想的臣民，自然以圣上的要求为准了。然而，圣上是很劳碌的，总是“宵衣旰食”，深夜还穿着衣服，中午才顾得上吃饭，哪里有工夫来考虑臣民的一般准则呢，大抵而言，他只是一条，“不要有人造反才好”。何况还有像晋惠帝那样的圣上，碰到告荒的人说没有粮食吃，竟问“为什么不吃肉”，要他来考虑怎样做一个理想的臣民，也实在是勉为其难。所幸的，时势造英雄。社会需要有一个理想臣民的标准，便必然有“代圣上立言”的人物出现，设身处地地体谅着怎样才能让圣上放心又舒心，把理想臣民的标准搞得井井有条。孔夫子是实践派，有很多神态示范，“訚訚如也”、“踧踖如也”、“鞠躬如也”、“侃侃如也”、“与与如也”，见什么样的人，做什么神态，看人打发，是很有一套的，对草民便要作君子状，所谓“重而威”是也。神态之外，复有动作多种，如“似不能言”、“便便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等等，现代人不靠工具书弄不清这些神态动作的区别。韩非子是原则派，凡事讲究个明白的章法，不像孔夫子这样具有“动作感”。他的理想臣民标准，乃是“群臣竦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之类，臣民的首要职能是感到恐惧，有功劳要归功于圣上，出了问题臣民自己出来承担责任。这样可以搞出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老子是理论派，然而那理论也是很能致实用的。他的理想臣民标准，简直是一个最具有概括性又具有操作性的标准，“空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按现代汉语讲就是，臣民应当脑子里空空荡荡，肚子里满满实实，没有什么志向，身子骨却要结实。儒法道，都是优秀的遗产。综合而言，在理想臣民的标准上，还是老子所言最为切中肯綮。儒家注重神态与动作的规范性，颇有臣民的节度，却往往还会有想法，还会来一点犯颜直谏，虽然总是为皇上计，毕竟还是让皇上不舒服。法家的原则性强，以“人君无过举”（君王不会有错）要求臣民，但显得太蛮横霸道。唯有道家的“脑子空空，体格强壮”标准，实践起来最好。脑子一旦空空，则不仅神态动作自然会规范，而且弄起“人君无过举”那一套来，个个都很自然地接受，并不觉得被强迫，相反因为吃得饱，长得壮，生存得快活，颂歌唱得更响亮。“脑子空空，体格强壮”的臣民，没有任何不快，所以会把“虚心实腹”的生活视为天理，对于现状，永远有“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满足。由此，外来的标准就很像是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因此，这样的臣民，不仅把做臣民视为天经地义，而且从骨子里认定自己当定了主人。对于理想的臣民而言，喂饱了饭以后，一切都应当免谈。第四章：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战争 [34]吴春秋战争是原始人类彼此争斗的放大。这一千年，有多少次战争？有几年的和平？有多少因战争而引起的伤亡？和平时期真的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隙”吗？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伴随着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赫然来到人间，成为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的最高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之后，战争变得空前惨烈：规模和破坏性越来越大，武器装备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作战方法越来越复杂，战争对人类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深刻。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千年里，我们这个星球上究竟打过多少次战争？由于概念和统计标准的差异，很难有确切的说法。美国学者昆西?赖特在他的《战争研究》一书中引证了一个很不完整的统计，表明从公元1100年到1938年共838年中，单是欧洲发生的“较大战争”即达4452次。这个统计的可靠性尚待考证。但为了获得大概的印象，我们不妨以它为基数，把统计的上下时限延长到整整1000年，再加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可以想象，总数将会大得多多。反过来说，这个千年里到底有多少和平岁月同样说不清楚。和平岁月的计算不仅要依据战争爆发的频率，而且要考虑每场战争持续的时间，难度更大。但我们也可以从现有的残缺不全的资料获得局部的、概略的印象。上引同一著作说，16、17两个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约有65％的时间正式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有35％的时间为和平时期。上述国家在18、19、20世纪正式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有所减少，但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远征和干涉”未列入战争范畴。如果将它们列入，那么“欧洲主要列强即使是20世纪也有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和平时期当然很少了。作者特别指出，“一向标榜爱好和平的”美国，在它的“全部历史”（该书1942年出版）中只有20年时间没有动用其陆海军从事作战行动。总之，这个千年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战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但就某些国家或某些地方而言是有和平时期的。这个时期长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短则几年。不过，以往的世界战争史表明，长远看，所谓和平时期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这句话虽然出自战争狂人鲁登道夫之口，却被他不幸而言中。这一千年的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无法知道总数，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或线索。例如，有材料说，欧洲中世纪会战参加者，有30％至50％伤亡。16世纪时会战失败一方的伤亡约为40％，胜利一方约10％。17、18、19三个世纪和20世纪前期，会战参加者的伤亡率分别为20％、15％、10％和6％。比例缩小了，但绝对数可能更大。以上的统计仅限于军人。实际上，许多战争中平民的伤亡率也很高。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中世纪末期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有材料说，这次战争的主角之一德国，当时总人口近1800万，阵亡和死于瘟疫的军民总数高达600万左右，约占总人口1／3。这里说的是局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双方的死亡总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战死亡约1000万人，二战死亡高达5000万人；单是中国抗日战争军民死亡据迄今不完全的统计即达2000万以上。军队和作战方法的演变直接取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物质生产水平和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这个千年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发明的火药逐步用于军事。他们万万想不到，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加上炼铁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场军事上的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新时期，它对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城市的兴起，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军队和战争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洲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由中央集权国家君主统一指挥和统一供给的雇佣军取代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主亲兵，人数众多的步兵取代了少数贵族骑士组成的重骑兵，滑膛火枪取代长矛等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要武器，装备滑膛炮的炮兵应运而生，便于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线式战斗队形取代方阵成为主要的战术，分兵把口式的封锁线战略体系和以威胁敌方补给线为主要目标的“机动战略”逐步形成。同时，由于使用罗盘和火炮，帆船取代划桨小船成为舰队主体，炮击取代冲撞敌船和接舷战而成为舰队主要战术。这一系列变革经历了几百年漫长岁月，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荷兰独立战争（1566—1609）和上述三十年战争中。迨至18世纪中后期，以广泛使用蒸汽机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铁器时代推进到机器时代，加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又一次引发军事上的大变革，集中体现在震撼全欧的法国革命战争（1789—1798）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1796—1815）中，例如：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族军队取代了封建雇佣军，就地征用和仓库体系相结合的后勤保障制度取代了单纯领带补给线的制度，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决战战略取代了过时的机动战略，纵队与密集散兵线相结合的新战术取代了线式战术。同时，长期以来敌对舰队按平行航向进行海战的方法被摒弃，改取海上机动战术。19世纪中后期，随着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等的广泛应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军事上，膛线枪炮取代了滑膛枪炮，机关枪等速射武器主宰着战场，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火药，疏开的散兵线和野战工事被广泛采用。总参谋部的建立促使对军队的指挥发生了飞跃。同时海军的帆船被蒸汽钢甲战舰所淘汰，宣告海军进入大炮巨舰时代。这一切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美国内战（1860—1865）和普法战争（1870—1871）中。20世纪前半期，世界进入飞速发展的电气化时代，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基本矛盾白热化。在短短30年间竟爆发两次破天荒的世界大战。一战有33国15亿人口投入战争。二战有80多国20亿人口投入战争。武器家族增加了崭新的成员：坦克、飞机、火箭炮、航母、潜艇、毒气等现代化武器大量运用于战争，并出现相应的军兵种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崭新方式。登陆与抗登陆、战略轰炸与反轰炸、空降与反空降、航母编队作战、潜艇战与反潜艇战等等应运而生。首次出现一个国家战时拥有千万大军的现象。前后方的界限被打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总动员的局面。二战末期，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宣告世界军事史进入所谓“核时代”。几十年来，一系列国家先后拥有核武器，并进行了打核战争或防核战争的准备。然而出现了一个奇异现象：核武器越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这期间实际打的仍是常规战争。当前，我们正面临一场以高技术群的突飞猛进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同时它也引发一场新军事革命。当代战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大较量，战场已从地球扩展到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加上精确制导武器、隐形武器和小型核武器等等，军队和战争的面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传统的战争观念正面临挑战。高技术战争正向我们走来。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可以窥见某些端倪。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大事。尽管千年来战争面貌变化多端，但战争可以划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型这一原则至今没变。战争性质取决于战争的政治目的。由于人们的立场和利害不同，对战争性质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但不同时期总是存在公认的客观标准的，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千百年来，善良的人们无不渴望永久和平。但在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没有消除以前，永久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君不见，正当世人欢庆新的世纪降临之际，不是可以听见世界某些地区传来的隆隆炮声吗？我们希望在下个千年的某个时候把战争送进历史博物馆。但在这之前，我们只能正视战争威胁，加强国防建设，并准备在必要时为正义事业而战争。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历来是我们的立国之宝，也是从千年战争史的回顾获得的血的教训。炉边谈话 [35]富兰克林?罗斯福《炉边谈话》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广播向国民发表的家常式讲话，也是他最为著名的演讲。我的朋友：这次炉边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国家安全保障，因为你们的总统所有目的的核心，就是想让你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子孙后代，不需要再通过拼死抵抗来维护美国的独立，以及美国的独立赋予你我、我们大家的一切。今晚，面对着世界危机的来临，我的思绪回到了8年前国内危机中期的一个夜晚。当时，美国工业的车轮完全停滞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银行系统停止了运转。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坐在白宫的书房里，准备向合众国人民演讲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他们所有人的样子。我看到制造厂、矿井和工厂里的工人们；我看见柜台后的女招待；我看见小商店老板；我看到春耕的农民；我还看到担心着自己毕生积蓄的寡妇和老人们。我努力让无数的美国人民明白，银行危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今晚，在美国面临这场新危机的时候，我想对同样的人们做同样的一件事。1933年，我们以勇敢和现实的精神迎接了那一场危机；今天，我们以同样的勇敢和现实精神来迎接这一场新的危机。自美利坚文明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岩诞生以来，我们还未遭遇过像今天这么严峻的危机。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就是今年──两个欧洲强国和一个亚洲强国在柏林签署了和约。它们勾结起来威胁我们：如果美国干预或阻止这三个国家旨在控制全世界的扩张行动，它们最终将针对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德国的纳粹头目们的野心已经昭然于世。他们不仅企图征服他们本国人民的思想和生命，还企图奴役整个欧洲，然后利用欧洲的资源来征服世界其他地方。仅在三周前，他们的头子宣称：“世界上有两个势如水火的阵营。”然后在回答对手时，他挑衅地叫嚣道，“如果有人说‘有这伙人在，我们就永不得安宁’，那他说对了。我们可以摧毁世界上任何异己的力量。”纳粹头子就是这么说的。换句话说，轴心国不只是承认，它们还公开声明，在它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永无调和的可能。就这个不可否认的威胁的性质而言，我们可以明确果断地宣布：只要这些侵略国一天不明确表示放弃统治或征服世界的全部企图，美国就一天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提倡和平谈判。此时，那些与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所有人民为敌而结盟的国家的军队，已经被赶离我们的海岸；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英国人、希腊人，还有成千上万从沦陷国中逃出的土兵和水手们所拦截。在亚洲，在另一个伟大的保卫战中日本正受到中华民族的抵抗。我们的舰队正巡逻在太平洋上。……考虑到今天和未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人民：如果我们今天尽全力去支援正在反击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合众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就小得多；而如果我们默许它们的失败，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战争中的攻击对象。如果我们足够坦诚，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无论作何选择都是要承担风险的。但是，我深信，我们绝大多数人民都会同意，我所提倡的方案意味着现阶段最小的风险，却预示着未来世界和平最大的希望。正在自卫的欧洲人民并没有要求我们替他们作战。他们要求的只是战争的装备──飞机、坦克、枪支和运输机。这些武器能够帮助他们为自己的自由以及我们的安全而战。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并且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把这些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免受战争的痛苦与折磨，而其他人己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痛苦与折磨。……我们必须成为民主的伟大武器库。对我们来说，这与战争同样紧急。我们应该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像我们已经亲临战场。我们已经向不列颠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支援，未来还将提供更多。在我们援助大不列颠的决心中没有“瓶颈”。无论独裁者或者独裁联盟威胁说要如何对我们的决心进行解释，都不能削弱我们这个决心。不列颠已经得到了英勇的希腊军队以及所有流亡政府武装的难以估量的军事支持。它们的力量渐渐强大，这力量来自于视自由重于生命的人们。最新、最有价值的情报给了我一个信念，那就是：轴心国绝不会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没有借口倡导失败主义，我们有无数个充足的理由满怀希望──满怀和平的希望，是的，还有保卫我们的文明以及在未来创造更美好的文明的希望。我坚信，此刻，美国人民正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增加各种防御物资的产量，用以对抗我们民主信念所面临的威胁。作为合众国的总统，我号召全民行动起来。我以国家的名义号召你们，因为我们热爱她、尊敬她，并以能对她有所贡献而深感荣幸与骄傲。我以我们共同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来号召我们的人民。巨人之死 [36]（外一篇）──记以色列总理拉宾龙应台许多人记得的拉宾，是那个1993年在白宫草地上与阿拉法特握手的以色列总理。手轻轻一握，却有万钧之力，足以改变江山。我记得的拉宾，是他不带表情的演讲面孔。1993年9月，以巴和平协定刚刚签下。以色列国会山庄的坡地上聚集了十万的人，对拉宾怒吼，指控他出卖了犹太人的利益。巨大的海报上画着拉宾穿着希特勒的衣服，两手鲜血淋漓。几个黑色的大宇：“拉宾是犹太人的叛徒。”背着枪的犹太移民在坡地上走来走去，告诉采访的外国记者：“杀！对叛徒，要杀。”在震耳的喧嚣声中，拉宾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军人，还曾是国防部长。相信我，几万个示威者的喊叫，还远不如一个痛哭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给我震撼……我是一个经过血浴战场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这是一个转机，虽然它同时是一个危机──”他的音调平淡，脸上没有政治演讲的激情煽动，但是他的话，深深震动了每一个人。拉宾祈求和平的姿势有其他人不能比的重量；他不是一个昧于现实、高谈阔论的非战主义者。1948年，犹太人占领耶路撤冷，年轻的军官拉宾率领他的士兵攻入古城，进行激烈巷战。1956到1959年期间，三十多岁的拉宾是戍守叙利亚困境的以军统帅。叙军的炮火从戈兰高地射下时，他在第一线。1967和1973年的两次战争中，拉宾都是杀人不眨眼一心求胜利的战士。从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活过来的人，没有人敢怀疑他的爱国情操，更没有人敢批评他不懂国防。由浴血将军来谈和平，那个和平是一种九死一生的心底的渴望。第二天，以色列国会行大辩论，要投票决定是否通过以巴协定。拉宾再度宣读他的和平宣言：“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乡；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重重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深深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不曾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拉宾的话音未落，席下鼓噪声大作，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大声叫喊。拉宾谈和平的声音，一直夹在室内议员的叫喊声和室外犹太示威群众的呐喊声之间。在约旦河西岸，犹太垦民一边对上帝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巴勒斯坦的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拉宾。在迦萨走廊，巴勒斯坦人一边对安拉祈祷，一边擦亮自己的枪，在生儿育女开田种地的同时，制造炸药和炮火。这些炸药和炮火，从前只用来对付犹太敌人，现在更要用来对付自己阵营中的敌人──譬如与敌人握手的阿拉法特。拉宾难道不知道自己生活在隐藏的枪口下？1993年11月4日的夜晚，他面对上万的群众，以敞开的胸膛面对黑压压、看不清面目的群众，竟然未穿防弹背心。他与群众合唱一首诵赞和平的老歌，然后再度地为和平请命：“……我向来相信大多数人是渴求和平而且愿意抓住和平机会的。你们今晚聚集在此，证明了这种渴求：要和平，不要暴力。暴力伤害民主，我们必须抵制暴力。”三声枪响。拉宾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人的偏执与愚昧。射杀拉宾的凶手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同胞。当人们发现是后者时，全世界在震惊中暗暗松一口气：还好是个以色列人！如果是个巴勒斯坦人，今天在全球电视屏幕上我们所看见的就不会是拉宾庄严肃穆的葬礼，而是凶残的烧杀抢掠，和平协定的撕裂、民族与民族的战争。因为凶手“幸好”是个犹太垦民，所以以巴两国领导在刺激之下，会更积极地推动和平，实现拉宾的遗志。可是，谁知道下一声枪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响在什么人的身上？拉宾是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小国总理，但是丧礼的隆重无人能比。对犹太人有特殊历史情结的德国更是史无前例地派出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外交部长，前往耶路撤冷致敬。小国总理之死，举世哀恸。拉宾之死，牵扯到整个中东局势的安危，固然是因素之一，拉宾个人人格力量的辉映，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脆弱，但是他有一个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信念，为自己的国家奠定长远的和平。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他可以背弃戎马干戈，他可以无视喧嚣鼓噪的群众。别忘了，他是一个民选的总理，选票是他的政治生命，但是他敢于不对群众屈服，他敢于对持着枪的群众，大声说：你们四万个大声叫嚷的人还不如一个伤心落泪的母亲。政客关心个人权力，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1993年11月睦邻友好的新起点 [37]拉 宾今天在此签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无论是对以色列战争的一名军人来说，还是对以色列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些犹太人正抱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对于战争、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的家属来说，这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对于以其自身的生命保卫我们的生命、甚至为了我们而牺牲他们的生命的成千上万人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显然，对他们来说，这个签字仪式的举行为时太晚了。今天，在实现和平，也许也是结束暴力活动和战争的前夕，我们永远铭记着他们中的每个人，井永远对他们怀着敬爱的心情。我们来自犹太人民古老和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我们采自遭受痛苦和悲伤的国度。我们来自这样的人民和家庭：那里的母亲没有一年、甚至没有一个月不为她们的儿女而哭泣。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设法结束这种敌对行动，以便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经受战争、恐怖和暴力行动带来的磨难。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不使他们的生命受到伤害，是为了减轻他们因想到过去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抱着希望到这里来并祈求和平的到来。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同样的土壤上。我们的军人已从鲜血染红的战场上回来；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在我们的面前被杀害，我们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却不敢正视他们父母的眼睛：我们来自一块父母掩埋孩子们的土地，我们来同你们巴勒斯坦人作战，今天，我们用宏亮又清晰的声音、饱含着鲜血和热泪的声音对你们说：“够了！”我们不想报复，也不想记恨你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都想建立一个家、想栽一棵树，希望友爱，和你们一道像人、像自由人那样体面、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给了和平一个机会，我对你们说，再次对你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我们共同告别武器的一天终将来临。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生活的悲惨历史掀开一个新的篇章，一个相互承认的篇章，一个睦邻友好的篇章，一个相互尊重的篇章和一个相互理解的篇章。我们希望，将开辟一个中东历史新时期。今天在这里，在华盛顿的白宫，我们将在两个民族的关系中，在厌倦战争的父母的关系中，在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孩子们的关系中，拉开一个新的帷幕。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 [38]罗素、爱因斯坦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作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决议。我们此刻不是以这个或者那个国家，这个或者那个大陆，这种或者那种信仰的成员的资格来讲话，而是以人类，以其能否继续生存已成为问题的人类成员资格来讲话的。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几乎每个有政治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争端中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都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这种感情丢在一边，而只把你们自己当作是生物学上一个种的成员，这个种有过极其惊人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它绝迹。我们尽可能不说一句为某一集团所中听而为另一集团所不中听的话。大家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危险，就可希望大家会共同避开它。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不是要采取什么措施能使我们所支持的集团取得军事胜利，因为已不再存在这样的措施；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应当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制止一场其结局对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灾难的军事竞赛？一般公众，甚至许多当权的人都没有认识到使用核弹的战争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一般公众仍然用城市的毁灭来想象。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有更大的威力，一颗原子弹能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毫无疑问，在氢弹战争中，大城市将被毁灭掉。但这还只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较小的灾难。如果伦敦、纽约、莫斯科的每个人都被消灭了，在几个世纪内，世界还是会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的。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尤其在比基尼试验以后知道，核弹能逐渐把破坏作用扩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这个范围比原来所设想的还要大得多。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这种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在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散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它们以剧毒的尘埃或雨点的形式逐渐下降到地面，沾染了日本渔民和他们所捕到的鱼，就是这种尘埃。现在谁也不知道这种致命的放射性的粒子会扩散得多远，但最可靠的权威人士都异口同声地说：氢弹战争十分可能使人类走到末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使用了许多颗氢弹，结果将是普遍的死亡──只有少数人会突然死去，而大多数人会受着疾病和萎蜕的慢性折磨。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和军事学的权威都曾发出了多次警告。他们谁也不会说这些最坏的结果是一定要发生的。他们只是说，这些结果是可能的，而且谁也不能肯定说它们不会成为现实。迄今我们还未曾发觉，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同他们的政治见解或偏见有什么关系。就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来说，这些观点只同各个专家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觉，知道得最多的人，也就最忧心忡忡。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严峻的、可怕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要置人类于末日，还是人类该弃绝战争？人们不敢正视这样的抉择，因为要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要废止战争就要对国家主权作出种种令人不愉快的限制。但是成为理解这种情况的障碍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在想像中几乎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不仅是对被模糊理解的人类的，而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他们简直理解不到，他们每个人和他们所爱的亲人都处在即将临头的苦痛死亡的危险之中。因此他们希望，只要现代化武器被禁止了，战争也许还不妨让它继续存在。这种希望是虚妄的。尽管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武器的协议，但在战时，这些协议就不会再认为有束缚力，一旦战争爆发，双方立即就会着手制造氢弹，因为要是一方制造氢弹，而另一方不制造，那未制造氢弹的一方就必定会取得胜利。尽管作为普遍裁军一个部分的禁用核武器的协议并不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但它还是适合于某些重要的目的。首先：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协议，就消除紧张局势来说都是有益的。其次：销毁热核武器，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是有诚意去这样做了的，就会减轻对珍珠港式突然袭击的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心理在目前正使双方都保持着神经质的不安状态。所以我们应当欢迎这样一种协议，哪怕只是作为第一步。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未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未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未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决议我们发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公众签名赞同下列决议：“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 （返回）（许良英　译）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复兴 [39]宋先科此刻，1999年4月15日的清晨──一个窗外不时传来鸟儿鸣叫声的晴朗的早晨，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个题目，意在回顾一个美好的历史时刻，那是一个古老民族恢复力量的时刻，而那一切又几乎来源于一个人，来源于他的全新的思想和行动。就在此刻，在穿越晴空的电波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轰炸一个主权国家的新闻正川流不息；就在此刻，那些大大小小的暴君、叛国者、恐怖分子、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为了他们穷凶极恶的一己之私、分裂国家的梦幻、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使人间陷入混乱从而混水摸鱼的图谋，仍在全世界各地上演着奴役、屠杀、爆炸、掠夺，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针对全人类的更为残酷的战争。这两场战争遥相呼应。我们不幸降生在这个崇尚武力、迷信强权、热衷暴力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尊重基本的人权、不相信人格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当读者读到“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复兴”这个标题时，一定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国王、首相、总统、总理，还是元帅、将军、主席、独裁者？他有多少人马？他掌握着什么样的新式武器？──是威力无比的核弹，还是杀人于无形的次声波、细菌毒气？他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了多少年？对此，我必须断然回答：不！他只是一个人，连单枪匹马一词都用不上，在物质上他差不多是一无所有。在那个等级森严、严格区分高低贵贱的社会里，他确实出身高贵，但他却自愿混迹于低贱──他自认是贱民的骨肉兄弟，他的行为发乎自然，出于至诚，没有任何做作、虚伪。他两眼炯炯有神、面露微笑，他的眼神安详、宁静、宽仁，但也流露出一些忧伤、哀愁、无奈。他身体单薄，但却健康坚强，虽四处奔走、劳累忙碌，却从不知疲倦。我想如果人间还有完美的话，他无疑是人类中最接近完美的人了。他通常赤裸着上身，赤手空拳，他所拥有的只是任何一个人愿意的话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信仰，对至善至美至真的虔诚信仰。他拥有的力量是灵魂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他掌握着人间真理，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他坚定不移地站在真理一边。表面上看，那些掌握着残害人类的暴政机器的人、那些掌握着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中远程导弹核潜艇的人、那些掌握着各式各样细菌毒气的人，他们杀气腾腾、不可一世，然而他们其实很虚弱，是骨子里的虚弱，他们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恐惧，他们恐惧那些仅仅拥有精神力量的人。一边是日不落帝国，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拥有高贵的君王、威风凛凛的总督、人数众多的军队、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取之不尽的财力；另一边则是一个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的人，加上那些贱民、下民或蚁民，那些家徒四壁无依无靠的人，那些骨瘦如柴濒临倒毙的人，那些一字不识但心地干净的人，那些一直生活在黑暗绝望中看不到一丝光明希望的人，他们同样一无所有，既无武器，也无金钱。双方进行了一场战斗、较量。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场力量悬殊、惨不忍睹的一边倒的较量。但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战胜了一个帝国。在那个炎热难耐的地方，曾涌现过鲜活灿烂的文明，但是，后来这一文明逐渐衰落了。那里的人民贫困而短寿，因无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和悲凉；那里教派众多，互不相容；那里贫富不均，人分贵贱；那里邦国无数，械斗无数，一盘散沙；那里长期是一个殖民地。终于，他来了。他带来了新的信仰和理想。他为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而来，他使这个民族首先从精神上统一起来。──他也为人类而来，他为了使人类能够继续生存免遭灭顶之灾而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非暴力。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甘地。我称他为一个人，不称他为圣雄。我认为没有比“一个人”更高、更好的称呼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被写进了独立后的印度宪法，或被追认为什么。对于他来说，任何头衔和尊称都是多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谁能像他那样把“人”字写得如此高远壮阔高贵无尘？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 [40]林达马丁.路德.金曾经在黑人中间作了无数次演讲。他是黑人领袖，但他始终是一个牧师。这里的牧师都是卓越的演说家，马丁.路德.金更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他的演说不仅在当时打动了所有的南方黑人，也在此后的岁月里，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他有一段讲话，是有关他的“非暴力”思想的重要阐述，也是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马丁.路德.金针对南方的KKK暴民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你们在我们的家里放置炸弹，恐吓我们的孩子，你们让戴着KKK尖顶帽的暴徒进入我们的社区，你们在一些路边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这段讲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时马丁.路德.金的理念，也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南方的黑人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他们，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这是南方黑人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力量。过去，他们汲取这样的力量，使自己能够承受生活的重压，今天，他们以同样的力量，争取自己的自由。当这里面融合了宗教的宽容，博爱和殉教的献身精神之后，数量如此之大的一个群体，才会在KKK暴民面前表现得如此克制和坚韧，基本上不失控。在南方以外的美国大部分地区，黑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种族隔离。在大城市里，黑人更是早就进入了现代生活。相对来说，他们的气质和当时的南方黑人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他们没有南方黑人的经历，也没有南方黑人那种由共同经历形成的相当一致的宗教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就如现代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族裔，是各式各样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甚至早已习惯了街头暴力，帮派枪战。因此，在纽约的黑人领袖马康姆.X针对KKK所发表的演讲，就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他说：“非暴力反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KKK是非暴力的，那么我也可以非暴力……但是，只要你们有人还在那里实行暴力，我就不想听到任何人跑来对我谈什么非暴力。”马康姆.X的讲话一向就是这样一种风格，非常“过瘾”，所以，直至今日，他的演讲录音带还是销量很好。他的这段话逻辑非常清楚，一点没有什么不对。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推动民族进程，或是争取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也都有“暴力抵抗”和“非暴力抵抗”这样两种选择。当我们相比这两种理念，我们会发现，都很有道理。虽说他们的道理好象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所以，两种出路也都有人选择去走。几十年以后，当这个世界上，提倡“非暴力”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看美国的这段历史，体味一下这里面究竟差别在哪里。从马丁.路德.金的讲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多的是一种与宗教信仰同步的对于人性醒悟的信念，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终将经历“从猿到人”，相信他们的良知终将被唤醒。可是，在一种邪恶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你也确实难以使所有的人都持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以暴力反暴力，非暴力在最终又演化为暴力，潮潮不息的原因。我想脱开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样的讨论，看看“非暴力”到底是怎么回事。“非暴力抗争”当然和战争或是个人对付抢匪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么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事实上，在当时美国一些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的大城市，反而在那个时期黑人暴乱此起彼伏，而暴乱总是以抢劫伤害无辜者的一团混乱告终。不仅没有推动制度的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且还在暴力中深深地毒害了自己。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象打架双方扭着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让种族隔离制度在世界绝迹 [41]（外一篇）曼德拉曼德拉(1918—)，南非黑人领袖，1960年当选非国大主席，1993年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途中当选总统，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国王陛下，殿下们，诺贝尔委员会各位尊敬的成员，尊贵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首相夫人，各位大臣，议会各位成员和外交使团成员，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各位贵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内心深感谦卑。诺贝尔委员会将我们提升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地位，我向它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胞和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我们也要包括进两位杰出的南非人：阿尔伯特?卢图利和图图大主教，他们为反对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做出了生生不息的贡献。你们因此而授予他们诺贝尔和平奖，表达了他们完全应该得到的那种敬重。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先行者中再加上另外一位杰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字──马丁?路德?金，也并非冒昧。致力于我们作为南非人不得不面对的这同一个严峻问题的公正解决，他也竭尽全力并死去。我们在这里谈论战争或和平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的挑战、种族主义或人的尊严的挑战、压迫或反压迫及自由与人权的挑战、贫困或富足的挑战。我们今天不过是作为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的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这种社会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和整个民族的贫困。我今天也作为地球上亿万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代表和我们站在一起，不是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南非及其人民，而是反对一种非人的制度，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结束的那些政府和组织。无数这类人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家之内还是在我们国家之外，有着那种精神上的高贵来阻挡暴行与邪恶，而不寻求个人所得。他们认识到，对一个人的非正义即对所有人的非正义，因此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正义，保卫共同的人类尊严。正是因为他们多少年来的勇气和坚持不懈，我们今天才能确立那个所有人类一起欢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的日期。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将聚集在一起再次欢庆战胜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统治的胜利。这个胜利将最终结束以葡萄牙帝国的建立而开始的非洲500年殖民化的这段历史。因此，它将标志历史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将成为世界上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共同的誓约，不管种族主义出现在哪个地方，不管它装扮成什么样子。在非洲大陆的南端，那些为了自由、和平、人类尊严和人的实现而贡献出一切，以全人类的名义遭受着苦难的人们，他们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厚的报偿，将获得无价的礼物。这种报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也不能用我们所踏着的我们祖先的足迹之下这片土地下所埋藏的稀有金属和珍贵宝石的全部价值来衡量。它将会也必须以孩子们的欢乐和幸福来衡量。任何社会中孩子们都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公民，孩子们是我们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最终，孩子们必须能够在开阔的草原上玩耍，而不再遭受饥饿的苦痛，不再被疾病蹂躏，不再受到无人照料、骚扰烦恼和虐待凌辱的威胁，不再被迫从事那些其危险性远远超过了他们幼小年纪的活动。在今天这些尊贵的听众面前，我们保证，一个新的南非将努力不懈地追求“世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目标。我们刚才的那种报偿，它也将会并必须以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和父亲的欢乐和福利来衡量，他们必须能够不担心被劫持地行走，不担心因政治或物质原因被杀，不担心因为自己是乞丐而被人吐唾沫。他们也必须从绝望的重负中被解脱出来，这种重负压在他们心头，与饥饿、无家可归、失业相伴而生。对于所有遭受苦难的人们，这种礼物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欢乐与福利来衡量，我们的人民将打碎那些将他们分隔开的非人性的高墙。人民大众将唾弃那种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侮辱，这种侮辱将一些人视为主子，将另一些人视为奴仆，将每个人都扭曲为靠吞食他人才能生存的捕食动物。我们共同分享的这种报偿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终将胜利的和平欢乐来衡量，因为将黑人、白人连结为同一个人类的共同的人性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全都会像天堂里的孩子一样生活。我们将会这样生活，因为我们将要创造一个承认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生活、自由、幸福、人权和好的政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一个社会将永远不会再允许有良心囚犯，不允许任何人的人权被侵犯。篡夺者从人民那儿夺走权利，追求他们自己的卑劣目的，将和平改革的途径堵死，这样的情况决不能再次发生。与所有这些相联系，我们呼吁那些执掌缅甸的人释放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同伴昂山素季 [42]，为了缅甸全体人民的利益，与她和她所代表的人民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们恳求那些有权力这样做的人，不要再有迟疑，允许她使用她的才能和精力来为她国家的人民、为人类整体更重大的利益服务。远离我们的国家那种艰难坎坷的政治局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加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行列，向我共同的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达敬意。他有勇气承认，强加于我们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可怕的恶果。他有远见，能够理解并接受南非的全体人民必须通过谈判、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来共同决定他们以什么来创造他们的未来。然而我们国家仍然有些人错误地相信，他们靠坚持陈规陋习就能够为正义与和平做出贡献，而这陈规陋习业已被证明除了制造灾难外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的希望是，这些人也能够获得足够的理性，认识到历史不能被拒绝，新的社会不能靠复制与之相敌对的过去来创造，无论怎样来改良或怎样迷人地重新包装这过去。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场合对我们国家的许多民主运动组织表示敬意，其中包括我们“爱国阵线”的成员，在把我们国家引到今天这种民主转变上，他们自身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我们很高兴，这些组织的许多代表，包括那些在“家园”结构中发挥过或仍在发挥作用的人们，同我们一起来到奥斯陆，他们也一定分享着诺贝尔和平奖所给予的嘉奖。我们满怀这样的希望：奋力重塑着自身的南非，将会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诞生的新世界的缩影。这必将是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世界，一个摆脱了贫困、饥饿、被剥夺遭忽视的恐惧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威胁与灾难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干百万人被逼成难民的沉重悲剧的世界。南非和非洲南部作为一个整体所卷入的这个进程，呼唤和催促着我们所有人乘此潮流，使这一地区成为所有具有良知的人们希望整个世界变成的那个模样的活的范例。我们不相信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意在表扬业已发生、业已过去的那些事情。我们听到了那些声音，它们说那是全世界所有寻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的呼唤。我们懂得他们的呼唤，我们将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奉献出来，通过实践，利用我们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痛苦经历来证明人类生存的正常条件是民主、正义、和平、非种族主义、非性别歧视、每个人的幸福、健康环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被这样的呼唤所感动，被你们所赋予我们的荣誉所激励，我们将承担我们能够做的工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更新做出贡献。将来再也不会有人被描述为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们”。让未来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说，是冷漠、玩世不恭或自私使得我们的生活未能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代表的那种人性理想。让我们所有人的追求能够证明，当马丁?路德?金说人类再也不能悲剧性地受缚于种族主义和战争的茫茫黑夜时，他的确是对的。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能够证明，当他谈到真正的兄弟情谊的美好时，谈到和平比起钻石或金银来更为珍贵时，他并非只是一位梦想者。让一个新世纪露出曙光。谢谢大家。1998年12月10奥斯陆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43]王开岭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对投身人类正义事业的那些领袖们来说，“胜利以后怎么办?”是一个远比“娜拉出走”更棘手更严峻的政治性课题。尤其在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闪烁诡谲的政治运动和制度裂变──那么多“神奇”与“腐朽”相到渗透相互转换的情况下，该设问更蕴含发人深省的警鉴意义。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在这份难度最大的政治答卷上，竟有一位非洲老人创造了一个几乎“得满分”的奇迹。1999年，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将向总统一职永远告别，不再参加下一届竞选。要知道，这顶珍贵的领袖桂冠是历经27年铁窗生涯后才由民意赋予的，只要他轻微点一下头──或者不点头，只要不反对即可──就能丝毫不受訾议地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说：我老了，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