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　　（一）　　人们常常爱问：人生有不有目的？有不有意义？不知同学们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想过没有？如果想过，其答案为何？要是大家曾用过一番心思，我来讲这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你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我的话。　　我以为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的是后来才有的事。我们先要晓得什么叫做目的。比如，我们这次来兴安，是想看灵渠，如果我们到了兴安，而没有看到灵渠，那便可以说没有达到目的。要是目的意思，是如此的话，人生便无目的。乘车来兴安是手段，看灵渠是目的，如此目的手段分别开来，是人生行事所恒有。但一事虽可如此说，而整个人生则不能如此说。　　整个宇宙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天，地，山，水，各种生物，形形色色慢慢展开，最后才有人类，有我。人之有生，正如万物一样是自然而生的。天雨，水流，莺飞，草长，都顺其自然，并无目的。我未曾知道，而已经有了我。此时再追间“人生果为何来？”或“我为何来？”已是晚了。倘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一个目的，亦算不得了。　　以上是讲人生不好说有目的，是第一段。　　（二）　　人生虽不好说有目的，但未尝不可说人生有其意义。人生的意义在那里？人生的意义在创造！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是于人在万物中比较出来的。　　宇宙是一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创造，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样的大世界。这是从生物进化史到人类文化史一直演下来没有停的。但到现在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精神的却只有人类，其余动植物界已经成了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例如稻谷一年一熟或两熟，生出来，熟落去，年年如是，代代如是。又如鸟雀，老鸟生小鸟，小鸟的生活还和老鸟一般无二，不像是创造的文章，而像是刻板文章了。亦正和推磨的牛马一天到晚行走不息，但转来转去，终归是原来的地方，没有前进。　　到今天还能代表宇宙大生命，不断创造，花样翻新的是人类；人类的创造表现在其生活上、文化上不断的进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本来的。　　总之，是人运用他的心思来改造自然供其应用。而人群之间关系组织亦随有迁进。前一代传于后一代，后一代却每有新发明，不必照旧。前后积累，遂有今天政治经济文物制度之盛。今后还有我们不及见不及知的新文化新生活。　　以此我们说人生意义在创造，宇宙大生命创造无已的趋势在动植物方面业已不见，现在全靠人类文化来表现了，是第二段。　　（三）　　人类为何能创造，其它的生物为何不能创造？那就是因为人类会用心思，而其它一切生物大都不会用心思。人生的意义就在他会用心思去创造；要是人类不用心思，便辜负了人生；不创造，便枉生了一世，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要用心思要创造。　　什么是创造，什么是非创造，其间并无严整的界限。科学家一个新发明固然是创造，文学家一篇新作品固然是创造，其实一个小学生用心学习手工或造句作文，亦莫非创造。极而言之，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亦莫不可有创造在内。不过创造有大有小，其价值有高有低。有的人富于创造性，有的则否。譬如灵渠是用了一番大的心思的结果，但小而言之，其间一念之动一手之劳亦都是创造。是不是创造，要看是否用了心思；用了心思，便是创造。　　（四）　　创造有两方面，一是表现于外面的，如灵渠便是一种很显著的创造。他如写字作画，政治事功，种种也是同样的创造。这方面的创造，我们可借用古人的话来名之为“成物”。还有一种是外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在一个人生命上的创造。比如一个人的明白通达或一个人德性，其创造不表现在外面事物，而在本身生命。这一面的创造，我们也可以用古人的话来名之为“成己”。换言之，有的人是在外成就的多，有的人在内成就的多。　　在内的成就如通达，灵巧，正大，光明，勇敢，等等说之不尽。但细讲起来，成物者，同时亦成己。如一本学术著作是成物，学问家的自身的智力学问即是成己；政治家的功业是成物，政治家的自身本领人格又是成己了。反之成己者同时亦成物。如一德性涵养好的人是成己，而其待人接物行事亦莫非成物。又一开明通达的人是成己，而其一句话说出来，无不明白透亮，正是成物了。　　（五）　　以下我们将结束这个讲演，顺带指出我们今日应当努力创造的方向。　　首先要知道，我们生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就整个人类来说，是处在一个人类历史空前大转变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需要大改造的时代。而就中国一国来说，几千年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文化入侵正叫我们几干年的老文化不得不改造。我们不能像其它时代的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亟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非用心思不可。也可以说非用心思去创造不可。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这一伟大的创造，是联合全国人共同来创造，不是各个人的小创造、小表现，乃至要联合全世界人共同来创造新世界。不是各自求一国的富强而止的那回旧事。　　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责任。你们年轻的同学，责任更多。你们眼前的求学重在成己，末后却要重在成物。眼前不忙着有表现，却必要立志为民族为世界解决大问题，开辟新文化。这样方是合于宇宙大生命的创造精神，而实践了人生的意义。三种人生态度　　——逐求、厌离、郑重——　　“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而言，向深里讲，即入了哲学范围；向粗浅里说，也不难明白。依中国分法，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但我嫌其笼统，不如三分法较为详尽适中。我们仔细分析：人生态度之深浅、曲折、偏正……各式各种都有；而各时代、各民族、各社会，亦皆有其各种不同之精神，故欲求不笼统，而究难免于笼统。我们现在所用之三分法，亦不过是比较适中的办法而已。　　按三分法，第一种人生态度，可用“逐求”二字以表示之。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底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第二种人生态度为“厌离”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物的问题。第三种人生态度为人对于人的问题，此则为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此种厌离的人生态度，为许多宗教之所由生。最能发挥到家者，厥为印度人；印度人最奇怪，其整个生活，完全为宗教生活。他们最彻底，最完全；其中最通透者为佛家。　　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以表示之。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几与向前逐求差不多少，但确有分别。此系言浅一层。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转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合理的人生态度　　我很惭愧我讲这个题目，如果我的生活能够合理，我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患失眠的症候，昨天夜里最利害，精神十分不好，这实在因为虽然晓得所谓“合理的生活”而不能实有诸己。这种样子确为自己生活未能调顾自然合乎天理的征见，所以我讲这个题目，真是惭愧！　　我虽如此，但我见得社会上一般人真是摸不着合理的路子去走，陷在那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怜悯！不能不说几句话。我们且分粗细两层去说说。先说粗的，那便请看现在社会上的情形（尤其是北京上海这些的地方），大家都是争着抢钱，像疯狂的一样。新近看《东方杂志》译罗素《中国国民性的几特点》，说中国人不好一面的特点顶头一件就是贪婪。这话是今日不能否认的。但何以会这样呢？这就为他们没有摸着合理的路子；这就是他们人生态度的错谬。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受上，如饮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觉上的娱乐。总而言之，他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因此他们抢钱好去买乐。其实这样子是得不着快乐的，他们把他们的乐已经丧失，再也得不着真实甜美的乐趣；他们真是痛苦极了！可怜极了！在我想，这种情形似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现有的。在几十年以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能详道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是比别的民族贪婪。现在社会上贪风的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启发出来的。贪婪在个人是他的错谬和苦痛，在社会则是种种腐败种种罪恶的病原菌。例如那最大的政治紊乱间题，就是出于此。如果今日贪婪的风气不改，中国民族的前途就无复希望，此可断言者。而这种人生态度如果没有根本掉换过，这贪风是不会改的。我们看见这些论及人生观的文章，如陈仲甫先生作的《人生真义》。李守常先生作的《今》，胡适之先生作的《不朽》，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陈先生说：“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让后来的个人也能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这些话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虽然不当把他与贪婪风气混为一谈，但实在都是那一条路子。李先生、胡先生，也通是这般路子；一言以蔽之，总是向外找的，不晓得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人生的价值。他们只为兼重“个人”和“社会”，“负责”和“享福”，是其免于危险的一点。如胡先生说小我对以前的大我负责，对以后未来的大我负责；李先生说不当厌“今”，不当乐“今”，应当利用“今”，一类话是也。其实在这条路上无论你把话说的怎样好，也不能让人免于流入贪婪，或转移贪婪的风气；至于要解决烦闷，奠定人生，那更说不到了。照我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尤其要切着大家错误点而说的，就是人生快乐就在生活本身上。就在活动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粗着指给大家一条大路，就是改换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各自找个地方去活动。人类的天性是爱活动的，就在活动上而有乐趣。譬如小孩子总是要跳动唱闹的，你如果叫他安静坐在那里不许动，几乎几分钟都坐不住。大人也是如此，乐的时候必想动，动的时候必然乐。因为活动就使他生机畅发，那就是他的快乐，并不要向外找快乐。大约一个人都蕴蓄着一团力量在内里，要藉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而后这个人一生才是舒发的，快乐的，也就是合理的。我以为凡人都应当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喜欢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喜欢回家种地，就去种地；喜欢经营一桩事业，就去经营；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乐趣完全是在自己浑沦活动之中。即如吃糖一事，不要误会乐趣在糖上，应晓得是在吃上，换一句话，就是不在所享受上，而在能活动上。我们不应当那么可怜丧失自己，去向外找东西，一切所有都在这里，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我们眼看这一般人死命的东寻西找，真是可怜！虽然他们的宝贝就藏在家里，他却不自知，走遍天涯那是永远不能找到的。他们再也不得回家！因为他们已经走人了歧路！陈先生胡先生李先生都还在这歧路上，又怎能指示这些人回家？怎能救转社会的颓风？所以必须根本掉换过这方向来，如我所说的才得。　　同时在这社会上有一般人恰好与此相反。他们看见旁人那样的贪婪，那样的陷溺在肉欲，如此污浊纷乱的世界，就引起厌恶物质生活的反动，就要去学佛修道，喜欢清静修行做工夫，如北京的同善社等团体，都是应运而生的，他们的势力直遍及于外省各县，其散碎无所属的高高低低各种求道者更不能计数。去年我在南京上海见这样的事真是很多很多，学生中也有如此的，这都是因为找不出一个合理的人生态度出来，也就是不知道要怎样生活才好。常有是一个贪婪的官僚同时就是一个念佛讲道的修行者，尤其可以见出他得不着一条路的可怜样子。这两条路同样是违离了人类本性的，人类的本性不是贪婪，也不是禁欲，不是驰逐于外，也不是清静自守，人类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所以他们一定要把好动的做到静止，一定要遏抑诸般本能的生活，一定要弄许多矫揉造作的工夫，都是不对的，都不是合理的人生态度。然如果照陈胡李诸先生的话去教导他们实在是不中用，完全和他们心里事情不相干。他们并不能因此有什么启发，得到什么受用；此容后说。　　我们粗着一点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是如此情形了，我还要对于我们青年有一种较细的指导。据我所见，我们一般青年真是可怜悯，像是大家都被“私的丝”缠缚了一身，都不能剥掉这种缠缚，超出私。　　右为民国十一年春间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约我讲演，经杨鸿烈君纪录，而我自己修正的半篇稿子。杨君纪录本是完全的，我修得一半，偶因他事相牵，中途搁笔，至今未曾补完——似亦无意再补完他。但这不完全的稿子却是在这本《卅前文录》中顶要紧的一篇东西，为我最盼望大家注意留省的。十二年七月漱冥记。　　录自《漱冥卅前文录》193——199页，1923年12月。合理的人生生活　　这个问题似乎是人人都当留意的，无须解释。但是在什么时候的人最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在青年时代，尤其较优秀的，愈觉这种寻求的急切。我在中学时即如此，有几个朋友也如此。后来到北大，那边有几个同学也如此。都是感觉烦闷，因而发生种种奇异的思想，甚至自杀。恐怕这边诸位中或者也许有这样的，所以把这个问题略说一下。　　大约要说这个问题，与生理心理方面很有关系。一个人身体发育将要完全的时候，不知不觉有种种不宁贴的情境。过了这一阵即将渐渐复归平静；或是问题稍得解决，亦可渐归平静。大约天资较高的，此等现象较甚。据我个人的经验，在这时候，很想求得自己所要求的人生生活，很想打量打量，不愿模模糊糊的过下去。此中多少含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意思，很容易看着庸众生活的讨厌。此时出世思想甚易萌动，有许多朋友都如此，要遁迹空门。这种念头大约在自杀念头以前。总之他愿意与别人不同一点，不一定拘什么方式，如想成英雄伟人也即是。这在男青年格外的多。想出世多少是不合理的，但除非最亲切的师友，不容易劝转这种念头。凡是特殊的生活，其性质总带不合理的意味，如想求道求仙或成伟人等等。这与知识关系较少，与情志方面关系较为深切，所以由特殊人生生活的倾向到合理的人生生活之转变，很非旁人所能为力。虽然也有永远持其特殊人生生活态度，但大多数都能由激越转入平实，这实在是好现象。由激越转入的平实，方为真正的平实，否则恐怕是凡庸。　　凡是想做特殊生活的，根本都是一个浅。他太重视大人物，很为大人物所引诱。不但这个，无论什么财货，圣贤，仙，佛，功业，学问，只要看上一样东西，便都是一个浅。我们希望人人都有圆满的生活，如果你要做特殊生活，便是希望有加于人。这根本是侮辱自己的人类，凡是人类都应是一般的，我们只应求一个“人的圆满”，同时也希望人人都得一个“人的圆满”。如果圣人的意义是超加于常人的，那圣人也就是不必要的。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只是一个“人的圆满”。又平常人喜欢讲道德，在吾人意思，就是合理的生活；如果以为道德是超于常人的，我们就也同样的排斥。总而言之，激越是我们所欢迎，但希望他能归于平实。　　我们说别的生活不合理，那么，合理的生活有没有其积极的主张呢？有的。方才说，没有一物可以看得上，这就是没有安排计较，这就是合理的人生生活。我们只应顺着我们的本性去走。这须待解释，就是要问，吾人在生活中是怎么回事？何以使我们如此而不如彼？这个支配我们行动的心理作用，是直觉而非理智。我们平常所倾向的，多是合于我们脾胃的意味；所以能领受这个意味的，就是直觉作用，不是理智作用。如果看得上一种东西而安排计较着去走，就会渐渐违离了我们原来生活的路子。说浅显一点，就是，粗莽而任天真的人，生活比较是合理的。若处处抑制情感，事事安排计较，反到错误愈多。我们所谓道德，决非先有客观的道理存放在那里，然后我们人遵循着去走。这种客观的道理，是没有的。我以为只要任听直觉的冲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对的。各时代各地方都有道德伦理等等的名词，但我们求其根本基础，差不多全在直觉，就是平常喜欢说的良心。譬如某人作了一件好的事情，我们看见或者听人称道，便立刻有欣羡赞叹之感，甚或感极堕泪，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因为我们自己根本上喜欢这样，不是谁人能教给我们的，这是一种本能。理智是待教的，直觉不待教，——道德不待教。要求合理的生活，只有完全听凭直觉。又如听见恶人做恶而愤怒，粗莽的就很不手刃其人，其感情较常人格外激烈，因为他比较少受社会上种种复杂习俗的薰染，所以他的天生的反感格外容易引起。只有完全听凭自己真实的真诚的不自欺的直觉，才有合理的生活。最对的莫过于自己直觉的认识。但如何使直觉为真诚的，很应注重。　　一个人，只要能完全听凭他真诚的直觉，他虽然不希望成一个大人物，但是他里面有真实的气力，自然有作大事业，成大学问的可能。凡是成大事业，成大学问的人，都是凭他里面的兴味，冲动，决非理智计较的力量。人生在创造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大生命的表现；但全生物界，除去人类，却已陷于盘旋不进状态，都成了刻版文章，无复创造可言。其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故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人类为什么还能充分具有这大生命的创造性呢？就因为人的生命中具有智慧。本来脊椎动物就是走向智慧这边来（对本能那边而言）；却是就中除去人类，都没有成就得智慧（人类是脊椎动物中最高等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生下来一无所能，而其后竟无所不能的那副聪明才质。换句话说，亦就是能创造的那副才质。严格地讲，人类的生活，一言一动，一颦一笑，都不能不说是创造。但我们普通说话，言及创造，必特指其超出寻常，前所未有者，有重大价值者。　　创造可大别为两种：一是成己，一是成物。成己就是在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成物就是对于社会或文化上的贡献，例如一种新发明或功业等。这是粗略的分法。细研究起来，如一个艺术家，在音乐美术上有好的成功，算是成己呢？算是成物呢？从他自己天才的开展锻炼一面说，算是成己；但同时他又给社会和文化上以好的贡献了，应属成物。再如德性，亦独非其个体生命一种成功；而同时对于社会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贡献也很大。还有那有大功于世的人，自然算是成物；但同时亦成就了他生命的伟大，而是成己。有时为社会杀身，亦是成己。古人“杀身成仁”一句话，其“仁”字即指生命伟大说。所以任何一个创造，大概都是两面的：一面属于成己，一面属于成物。因此，一个较细密的分法，是分为：一是表现于外者，一是外面不易见者。一切表现于外者，都属于成物。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进于开大通透，刚劲稳实，深细敏活，而映现无数无尽之理致者，为成己。——这些，是旁人从外面不易见出的。或者勉强说为：一是外面的创造，一是内里的创造。人类文化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无已，自然是靠外面的创造；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么，又是内里的创造要紧了。　　教育就是帮助人创造。他的工夫用在许多个体生命上，求其内在的进益开展，而收效于外。无论为个人计，或为社会打算，教育的贵重，应当重于一切。可惜人类直至于今，仍然忽视创造，亦就不看重教育（还有许多不合教育的教育），人类生命的长处，全被压抑而不得发挥表现。说起来，可为伤痛叹息！我们理想的社会：第一、人与人没有生存竞争，而人与人合起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第二、社会帮助人生向上，一切合于教育意义，形成一个完全教育化的环境，启人向学之诚，而萃力于创造自己；其结果，亦就是学术发明文化进步，而收效于社会。这样，才合于“人生在创造”那意义。我之人生观如是　　广西省立二中留京学会同人以其学会会刊《友声杂志》复行出版，向我索几句赠言，我没有多少可说的话，我只能直摅我当下胸臆之所有者以奉答。　　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看到旁人积极的有所作为，有那一种奋勉向前的样子，我总起一种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看到旁人有一种社会的行谊——就是大家集合团结起来，有那一种同心协力的样子，我总起一种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　　我对于二中学会同人，有这种学会的组织，和努力办一种杂志，为我们沉闷闭塞的广西作一点启牖的工夫，没有许多意思可说，还只是这一种不晓得为什么的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罢了！　　这种奋勉向前的情事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随在可见的——或于一个人或于一团体。这种同心协力的情事也是我们在人类社会中随在可见的——小而夫妇朋友之间，大而至于国家世界。便是我所谓不晓得为什么对此类情事便欣喜，高兴，欢迎，赞成的心理初非我所独有，而也是随在可见，人心之所同然的。我想大约在有史以前一直到现在恐怕常常是这般的，在大地之上恐怕到处都是这般的。只不晓得这般的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人类要图谋他的生活所以如此，至于那同心协力的心理，奋勉向前的心理，和对此而表欢迎赞成的心理，则出于所谓创造的冲动互助的本能等等，而这些本能冲动又是从生物进化中经天择作用保留发展出来以便图谋生活的。我则以为不然。必说种种都是为谋生活，不知生活却为什么？自我观之，这般就是生活，并非这般所以谋生活；这般正是生活，并没这般所以为生活。则所谓图谋生活之“生活”果何指？其重要者当在食色二事耶？此二事者其一则营养而维持生命，其一则蕃殖而扩张生命。若然，则似乎只好说营养所以为生命而不好说生命所以为营养——只好说吃饭是为活着，不好说活着是为吃饭。蕃殖一事自然也是这样。营养蕃殖既不可以为生命本题所在，必谓凡人类之同心协力奋勉向前皆所以为此，殆不然欤。然则人类若是种种同心协力奋勉向前，却都是为什么呢？自我言之，生命者无目的之向上奋进也。所谓无目的者以其无止境不知其所届。生物之进化无在不显示其势如此；而人类之结侣合群同心协力积极作为奋勉向前尤其豁露著明最可指见者也。即此无目的之向上奋进，是曰人生真义，亦即可以说即此同心协力奋勉向前便是人生真义。夫谁得而知其协力向前之果何所为耶？故曰“我不晓得我为什么……”其必指而强为生解曰，“是所以谋生活也！是所以谋生活也”！盖甚非甚非也！甚非甚非也！　　吾每当春日，阳光和暖，忽睹柳色舒青，草木向荣，辄为感奋兴发莫明所为，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家人环处进退之间，觉其熙熙融融，雍睦和合，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团体集会行动之间，觉其同心协力，情好无间，辄为感奋兴发，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或于秋夜偶醒，忽闻风声吹树，冷然动心，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自己适有困厄，力莫能越，或睹社会众人沉陷苦难，力莫能拔，辄为感奋扬励，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读书诵诗，睹古人之行事，聆古人之语言，其因而感奋兴起又多多焉。如我所信，我与二中学会同人与大地之上古往今来之人盖常常如是自奋而自勉焉。此之谓有生气。此之谓有活气，此之谓生物，此之谓活人，此之谓生活。生活者生活也，非谋生活也。事事指而目之曰“谋生活”则何处是生活？将谓吃饭睡觉安居享受之时乃为生活耶？是不知生发活动之为生活，其饮食则储蓄将以为生发活动之力者也，其休息则培补将以为生发活动之力者也，而倒转以饮食休息为生活，岂不惑耶？天下之为惑也久矣！率天下而为贪夫贱子半死之人者由此道也！昔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呜呼！是吾道也！吾将以是道昭苏天下垂死之人而复活之！今爰以勉吾二中学会同人，愿同人其勉焉！　　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427号，1924年3月24日。　　《漱溟卅后文录》13——14页，1930年7月。生命的歧途　　昨日阅某生日记云：“人生有三件事，革命、文学与酿酒妇人，三者得一，亦算值得；三者苟能兼而有之，则人生之愿足矣。”又云：“古人言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立德乃因以前中国无敌国外患，大家闲散，才来讲这鸟事！”这话在从前的人听到，会要生气；如何会将立德看为鸟事？在我们则可以原谅他，而加以分析，指出他的错误。　　古人之立功立言立德，只许在其人一生之后由别人来说；不是一个人打算自己将要去立功或立言或立德。如自己考虑要去立功，功定不成；考虑要去立言，言亦必不能立；考虑要去立德，则更成为虚伪。凡有意要去立功、立言、立德，都是不行的。某生把立德看成这样，那当然只是个装模作样而已；所以他加以藐视而生反感，谓之鸟事。于此我要告诉大家一句话，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深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如我从事乡村运动，若没有亲切的意思与深厚的兴趣，而只想着要立德、立功，那简直是笑话，而且一定干不下去。立功之人，在他自己不知是立功，到末了由人家看他是立功而已。如有人误解立功立言立德之说，而自己先打算要去立功立言立德，这是被古人所骗；非古人骗他，而是他自己骗了自己。再如我现在不续娶，虽非以此为乐，亦是甘心情愿；倘若要立德而不续娶，那等于由立德而出卖了自己。这最不成功，亦最冤枉不过。　　其次再说革命文学与醇酒妇人。这话亦只是说说而已；说这话的人，于此三事都不会成功。把革命排列在文学酒色之间，这种革命那得成功？或算不得什么革命。说这话的人，在革命上实亦不够格。文学亦是如此。只有超过文学能产生文学；有意乎文学，其为文学反倒有限。因他没有真的人生，对人生的酸甜苦辣无深刻体会，所以不会产生文学；即有文学，亦难产生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品。说这话的人仿佛有一点文人的味道，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内部力量并不大，所写的也恐怕只是一点颓废的文字而抓不着什么人生的或社会的意义。至于醇酒妇人，说这话的人亦不会成功。一个人如果打算我将这一生沉湎于酒色里罢，他勉强去求未必得到。即得到，那意思也很薄了。趣味怕有意追求，追求则趣味没有了。醇酒妇人只是一种豪举，在这豪举上亦可让人拍拍掌而已。但这要豪性人碰到机会才有此豪举，非求可得。如有人说醇酒妇人多么好，痛快地乐一下吧！其结果可以告诉他：“你一定失望，一定会感觉得索然无味，一定会厌恶弃绝。”就因为原系豪人之豪举，不能模仿，不能追求；一追求，什么都完了！所以说：说这话的人亦只说说而已，在他都不会成功。　　在某生因对立德误解，由此而生反感，我们从他这反感上看去时，可以看出传统观念在他身上很少；从社会方面来的压迫，在他身上有力量来表示不服。本来在这时代因袭势力已经衰退，对个人已无多大压迫，青年人之反抗亦非难事。但究竟于此还可以看出有点力量，还可以看出高强的不平凡的心理。这是可取的一点。至于对革命文学醇酒妇人的想望，此系从其不健全心理发生的。他大概是感情不舒快，而要求舒快，不觉流露出来。除此之外没有旁的。这完全属于一时感情作用，产生不出什么结果。所谓健全心理，是沉着有力的、统一的，不单有感情，而且有理智，有意志。由此健全心理发出来的念头，才有力量，才是自由的、统一的。若只从片面感情求舒快，其本身方陷于问题中而无法超脱，这不是自由的，这是生命的歧途；值不得我们的同情的。我自己的长短　　我的长处，归结言之，可有两点：一点为好学深思，思想深刻；一点则为不肯苟同于人。至于短处，不能用一句话说出来，大概说来就是自己不会调理自己，运用自己。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如我之好犯失眠症即其显证。要治此病，我自己也有一个方法，就是“诚”。大家或许也看出我是一片真诚；不过，实在说来，也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头不单纯。意思多就是不诚。不诚，则自己全副生命不能凝集于一处。意思纷歧，念头就拴不住，仍然是不由自主的在活动。　　在表面上似是自己能管理自己，旁人也看我是如此，如吃苦耐劳，屏绝嗜好，食色都很淡泊，其实这都是自己在勉强自己，勉强就等于以一个我管理一个我。他不是整个生命力的伟大活泼，就是不诚、不真切，这是不对的。我自己很知道生命力要是活泼的整个的才对，可是老是做不到。别人看我像是很好，其实内里也有毛病。　　求到而做不到，这在我的确很苦，所以我求师求友之念极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孔子，是千载不遇的；就是遇到阳明先生及其弟子来教导我一下也好。我如果遇到，就把全生命交给他，要我如何我便如何。但这样的人在现在人类社会中仿佛没有，也或许是我求师求友之念不很真切吧？　　大概一切生物都像机器一样，不停止的不自主的在那里转，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古代贤哲是比较进步了好多，他了解自己是如何去转，能以自动的转，不是机械的转。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还是在那里不自主的转。在学理上，我是比普通所谓学者的能了解人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己可以运用自己，即中国印度贤哲的境界我知道了一点；（普通人大都是不自主而自己还不了解，此实糊涂危险。）但还是没有做到那一种地步。这是我的一个缺欠。我的信念　　第一个信念：我觉得每人最初的动机都是好的，人与人都是可以合得来的，都可以相通的。不过同时每一个人亦都有些小的毛病。因人人都有毛病（不过有多少轻重之分），故让人与人之间，常有不合不通的现象。虽不合不通之事常有，但人在根本上说，向上要好，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究竟有其可合可通之处。在我们应努力去扩大此可相通相合之点，与天下人作朋友，而不与人隔阂分家。这是我第一个信念。我总是相信人，我总觉得天下无不可合作之人，我始终抱定这信念而向前迈进，毫不犹疑！　　第二个信念：我觉得一切的不同都是相对的，比较的。换言之，即一切的不同都是大同小异。自其异者而观之，则无往而不异；自其同者而观之，则实亦无何大不同。所以彼此纵有不同，不必看成绝对鸿沟之分。更进一步说，即不同，其实亦不要紧，天下事每每相反而实相成。章行严先生因墨子有尚同之说，故标尚异之说，以为要欢迎异的，要异才好。我们在见解主张上不必太狭隘、固执；要能“宽以居之”，方能将各方面容纳进去。如果对于方向路子拿得很狭隘，往前去作，难得开展。所以我于异同之见不大计较。此原则，我运用亦有时失败，不过那只是安排得不恰当；我现在惟有盼望我更智慧一点，不再蹈以前的错误。但我始终要本此态度作去。谈生命与向上创造　　谈到向上创造，必先明白生命。生命是怎样一回事呢？在这里且先说：生命和生活是否有个分别？　　生命与生活，在我说实际上是纯然一回事；不过为说话方便计，每好将这件事打成两截。所谓两截，就是，一为体，一为用。其实这只是勉强的分法，譬如以动言之，离开动力便没有活动；离开活动就没有动力，本是一回事。宇宙之所表现者虽纷繁万状，其实即体即用，也只是一回事，并非另有本体。犹如说：我连续不断的生活，就是“我”；不能将“我”与连续不断的生活分为二。生命与生活只是字样不同，一为表体，一为表用而已。　　“生”与“活”二字，意义相同，生即活，活亦即生。惟“生”“活”与“动”则有别。车轮转，“动”也，但不能谓之“生”或“活”。所谓“生活”者，就是自动的意思；自动就是偶然。偶然就是不期然的，非必然的，说不出为什么而然。自动即从此开端动起——为第一动，不能更追问其所由然；再问则唯是许多外缘矣。　　生命是什么？就是活的相续。“活”就是“向上创造”。向上就是有类于自己自动地振作，就是“活”；“活”之来源，则不可知。如诗文书画，兴来从事，则觉特别灵活有神，此实莫名其所以然。特别灵活就是指着最大的向上创造，最少机械性。虽然在人的习惯上，其动的方式可以前后因袭，但此无碍于特别灵活，因为它是促进创造的。　　一般人大都把生活看作是有意识的，生命当作是有目的的，这是错误。整个生命的本身是毫无目的的。有意识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的表面。就人的一生那么长的时间言之，仍以无意识生活为多。并且即在自己觉得好像有目的，其实仍是没有目的。就一段一段琐碎的生活上，分别目的与手段，是可以的；就整个生活说，没法说目的，——实在也没有目的。如果要有目的，在有生之初就应当有了，后来现安上去一个目的就不是了。　　向上创造就是灵活奋进，细分析之可有两点：（一）向上翻高，（二）往广阔里开展。生命（或生物）自开头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一直到人类——到现在的人类，仍是这么一回事。生物进化史、人类文化史，在在都表明这向上与扩大。以至现在我们要好的心、奔赴理想的精神，还无非是这回事。发展到此，已证明生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是开头就规定如此，今后的归趋，仍然是不能有一个究竟的！　　与向上创造相反的就是呆板化机械化的倾向。很奇怪的，亦是奇妙的事，生命为了求得更进一步之向上与扩大，恒必将其自身机械化了才行。他像是没有法子一蹴的上去，必须逐步进展，走上一步是一步。要迈进于第二步时，即把第一步交代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他机械化了，但这一段在生活里面就不用再去操心。例如动物生理现象中，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种种运转活动，就是生命之机械化。生命在此一段，很邻近于机械，他不复是不能追问其所由然的第一动，不复是自动，而为被动矣。人类生活中必须养成许多习惯，亦是此例。习惯化即机械化。骑脚踏车未成习惯时，必得操心；既熟练后，不须再用心力，而可游心于更高一段的活动；在车上玩种种把戏之类。在生理现象与习惯之间的本能，亦是生命之机械化者；人类社会中之有礼法制度，正亦相同。这都是省出力量，再向前开展；一步步向上创造，一步步机械化，再一步步的开展去；生命就是始终如此无目的的向上创造。人类的向善心，爱好真理，追求真理，都从此一个趋向而来，不是两回事。这一趋向极明朗；但趋向只是趋向，不是目的。道德为人生艺术　　普通人对于道德容易误会是拘谨的、枯燥无趣味的、格外的或较高远的，仿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件事情。按道德可从两方面去说明：一面是从社会学方面去说明，一面是从人生方面去说明。现在我从人生方面来说明。　　上次所说的普通人对于道德的三点误会，由于他对道德没有认识使然；否则，便不会有这种误会。道德是什么？即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凡是一个人在他生命某一点上，值得旁人看见佩服、点头、崇拜及感动的，就因他在这个地方，生命流露精彩，这与写字画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不过，在不学之人，其可歌可泣之事，从生命自然而有，并未于此讲求。然在儒家则与普通人不同，他注意讲求人生艺术。儒家圣人让你会要在他整个生活举凡一颦一笑一呼吸之间，都感动佩服，而从他使你的生命受到影响变化。以下再来分疏误会。　　说到以拘谨，守规矩为道德，记起我和印度太戈尔的一段谈话。在民国十三年时，太戈尔先生到中国来，许多朋友要我与他谈话，我本也有话想同他谈，但因访他的人太多，所以未去。待他将离北平时，徐志摩先生约我去谈，并为我们作翻译。到那里，正值太戈尔与杨丙辰先生谈宗教问题。杨先生以儒家为宗教，而太戈尔则说不是的。当时徐先生指着我说：梁先生是孔子之徒。太戈尔说：我早知道了，很愿听梁先生谈谈儒家道理。我本无准备，只就他们的话而有所辨明。太戈尔为什么不认儒家是宗教呢？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间上亦传得很久远，不会被推倒。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这样。仿佛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这些规定，自然都很妥当，都四平八稳的；可是不免离生命就远了。因为这些规定，要照顾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因此太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却有同样长久伟大的势力！我当时答他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伦理纲常是社会一面。《论语》上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有这一层一层的内容，我们虽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说的自己生活，并未说到社会。又如《论语》上孔子称赞其门弟子颜回的两点：“不迁怒，不二过，”也都是说其个人本身的事情，未曾说到外面。无论自己为学或教人，其着重之点，岂不明白吗？为何单从伦理纲常那外面粗的地方来看孔子呢？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牵就。反之，孔子所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又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孟子指点得最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那就是说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这与太戈尔所想像的儒家相差多远啊！太戈尔听我说过之后，很高兴的说：“我长这样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里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正同太戈尔的误会差不多。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误以为道德是枯燥没趣味的，或者与误认拘谨守规矩为道德的相连。道德诚然不是放纵浪漫；像平常人所想象的快乐仿佛都在放纵浪漫中，那自然为这里（道德）所无。然如你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谐，而非拘谨守规矩之谓，则生命和谐中趣味最深最永。“德者得也”，正谓有得于己，正谓有以自得。自得之乐，无待于外面的什么条件，所以其味永，其味深。我曾说过人生靠趣味，无趣味则人活不下去。活且活不下去，况讲到道德乎？这于道德完全隔膜。明儒王心斋先生有“乐学歌”（可看《明儒学案》），歌曰：“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其所指之学，便是道德，当真，不乐就不是道德呀！　　道德也不是格外的事。记得梁任公先生、胡适之先生等解释人生道德，喜欢说小我大我的话，以为人生价值要在大我上求，他们好像必须把“我”扩大，才可把道德收进来。这话最不对！含着很多毛病。其实“我”不须扩大，宇宙只是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如果我们精神不断向上奋进，生命与宇宙通而为一，实在分不开内外，分不开人家与我。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这时实分不出我与他（孺子）。“我”是无边际的，那有什么小我大我呢？虽然我们为人类社会着想，或为朋友为大众卖力气，然而均非格外的，等于我身上痒，我要搔一搔而已。一个人的生活　　生活是最普泛最寻常的事，草木也生活，鸟兽也生活，小孩子疯颠白痴诸般神经病者也生活。他们的生活都很容易——并不是说他们很容易生存，是说他们生活的时候很没什么疑难。因为什么没有疑难？因为他们的生活是用不着拿意思去处理的，若是一个人的生活就难得很。　　他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人，不是不是人，不是一个以上两个三个的人，也不是一个以下大半个小半个的人。倘然是一个人，这很难很难处理的事就加在了我们的头上，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怎么样去生活？　　我怎样去生活？倘然我没有打好主意，我一步都走不了。我应当到大学来作教习不应当？很是疑问。岂但如此，我今天的饭应当吃不应当吃？很是疑问。我的眼应当睁开看天看地不应当？很是疑问。并不是不成问题。　　我看见一位伍观淇先生，他说总没有打好了这个主意，不知道哪个主意好？一旦得到了这个主意，即或是要他拿刀杀人，他就去拿刀见人便杀，决不迟疑。现在最苦的事只为没打好这主意。伍先生的精神我们实在佩服。我愿意大家，我尤愿意我们少年，都像伍先生这个样子：第一是打主意，第二是打了主意就去行。我大声告我少年道：切莫走闭眼路！　　但是伍先生要我们给他一个主意，我们没有主意给他；我们要大家开眼觅路时，我也没一条路给大家。质言之：“我怎么样去生活”的问题没有唯一不二的答案，我们只能告诉人去觅他的路，觅了路如何走而已。大约这要觅路，如何觅路，如何走路，是大家可以共得的；其路则不须共也。　　大约这“我怎么样去生活”的问题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都打量过一番了。因为我们已经标明了奋斗的字样，就这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事已是奋斗的实现，大家对于大家本身的生活都不是提起问题加以处理了的么？奋斗不是处理的积极进行么？所以不必再要大家去提起问题。“提起问题”这件事不过是我们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希望的罢了。我常听见人说要建设民本政治，要改良社会，要提倡新思想，我觉得很难办。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不拿意思去处理他的生活的，都是不发问的，虽非白痴疯颠也就几希的，你就是把民本政治等等东西送到他面前，他是不睬的呀！必须他发问他怎么去生活，然后才好告诉他如此如彼。故此启牖他的思想要他发问在这一般人最为紧要急切。　　我们现在已然在奋斗，用不着启牖发问，但是怎样去实行还是很要紧。因为我们的答案并没答完毕；或是只答我目前如此如此，完整的人生观还没建立，或我以为完全解答了，他日意思变动了又生疑问。所以一边觅路一边走路，一边走路一边觅路，是大家的通例，也是很没错的法子。如此说来，我们就要问怎样觅我们的路？怎样走我们的路？这无别的道，就是诚实，唯一就是诚实。　　你要晓得你是已经起了疑问，你对于你的疑问不容不应付，你那唯一应付的法子再无第二，只有诚实。你如不然，就会有大危险，不是别人加危险于你，是你自己已经违离了宁帖。小则苦恼，大则致精神的变态，如癫狂心疾之类，并非故甚其辞，大家默察可也。头一层，我问我怎样去生活？我须诚实的作答。未诚实去答，我一定不信赖这个答，那疑问岂不是始终悬在眼前，皇皇然没个着落么？所以非诚实的答不可。如果诚实的去答了，无论这个答圆满不圆满，也不得而知他圆满不圆满，但是在我已经是唯一不二的了。并不是他一定对，是因我所有的唯有诚实。我没能力可以越过我的诚实，所以我可以信赖的也不能再过于我这诚实的解答。即或自知未圆满也是信赖的，因现在我没有法子信赖别的。有一个信赖的答就过得今天的生活。换言之，倘然我不诚实的答我的问，我就过不得今天的生活。第二层，既答了就要行，觅着了路就要走，走路必须诚实。诚实的去走一条路，就是积极，就是奋斗。倘然不积极不奋斗，就不满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因为我问而得答的时候，我就要求如所答的生活，这个要求不是要求别人给我如此一个生活，是我要我如此去生活。如果我去，如果我积极的去，就满了这要求。如果我不去，我不积极的去，就不满这要求。不满这要求就没应付当初的疑问。已经答应了他，又不应付他，比未答应他时还要苦恼。（大家要晓不一定手脚齐忙是积极是奋斗，凡是一人对自己意思为断然处置的都是积极，都是很激烈的奋斗）已经答应了他，又不应付他，在“一个人”不应当有这种事，所以这样的生活即不能算“一个人的生活”。又诚实的去走路才不会走出两岐的路来。唯诚实的走路乃走一条路，一条逼直的路，唯走一条路乃为“一个人的生活”。倘然走出岐路来，一只脚往东一只脚往西，或者南辕北辙，岂不是一个以上或一个以下的人了么？那不得为“一个人的生活”也甚明。既看见了路又走差路，其当如何悔恨？不积极的走路，不过消极的未满自己的要求，走了差路是积极的乖反自己要来，其将如何的苦痛？　　自从起意思的那一天。——就是发问的那一天。——一个人的生活便已开始，唯有诚实的往前，不容休息休息，不容往左往右往后，永无歇止，只有死而后已。不是我不容你，你倘然当初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孩子白痴那很容易办。你已然是一个人，再要他恢复到小孩子白痴已是不可能了。你已然起了意思，你要在恢复没起意思状态已是不可能了。这生活开始以后，只有诚实的答问，诚实的走路，一分不诚实立刻就是一分的疚憾。无论你跑到什么地方，他总追到你，你没有法子解脱他，除非诚实。不为别的，但缘你已是有意思的人了，不然是白痴了。　　我同你、同他、同我们所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人，不是已经拿意思去处理自己的生活了么？从此以后，无有休止的时候，也无有休止的地方了，只有诚实的往前：我往我看见的那个前，你往你看见的那个前，他往他看见的那个前，俗话叫做“各自奔前程”。除非这“一个人的生活”完了的时候，方才拱手一声“告别了！”　　录自《漱溟卅前文录》109—116页，1923年12月。　　《少年中国学会报告》第3期，1919年。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　　今天有三个意思要和大家说。　　第一个意思是：师生之间切不要使之落于应付，应常常以坦白的心相示，而求其相通。如果落于应付，则此种生活殊无意趣。大概在先生一面，心里要能够平平静静的，不存一个要责望同学以非如何不可的意思；也不因少数同学懒惰而有不平之气。在同学一面，更要坦白实在，——不搪塞，不欺骗，不懒惰。所谓坦白，就是指自己力量尽到而言；虽然自己有短处，有为难处，也要照样子摆出来。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搪塞饰掩，这是虚伪；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把懒惰摆出来给人看，这便是无耻。这两者是毁灭生命的凿子。人生只有尽力，尽力才有坦白之可言。坦白决不是没有羞恶，没有判断，它是要使每个人从坦白真实里面来认识自己，来发挥各自的生命力。每人都能如此，其情必顺，其心必通，才不致落于形式的表面的应付上，才能够大家齐心向前发展，创造！　　第二个意思是：人都是要求过一个痛快的生活。但此痛快生活，果何自而来？就是在各自的精力能够常常集中，发挥，运用。此意即说，敷衍、懒惰、不做事，空自一天天企待着去挨磨日子，便没法得到一个痛快的生活，——也很不合算。于此我可以述说我的两个经验。　　头一个经验，仿佛自己越是在给别人有所牺牲的时候，心里特别觉得痛快、酣畅、开展。反过来，自己力气不为人家用，似乎应该舒服，其实并不如此，反是心里感觉特别紧缩，闷苦。所以为社会牺牲，是合乎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生活更能有力！　　再一个经验，就是劳动。我们都是身体很少劳动的人，可是我常是这样：颇费力气的事情开头懒于去作，等到劳动以后，遍身出汗，心里反倒觉得异常痛快。　　以上这两个经验，一个比较深细，一个比较粗浅。但都是告诉我们力量要用出来才能痛快。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就是如此。于此苟无所悟，实在等于斫丧自己的生命。　　第三个意思是：有的人每每看轻自己的工作，觉得粗浅而不足为，这是一个错误。须知虽然是粗浅的事情，如果能集中整个精力来作，也都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古人云：“洒扫、应对、进退，即是形而上学”，又云：“下学而上达”，都是指此而言。在事情本身说，表面上只有大小之殊，没有精粗——这件事比那件事粗浅——的分野。俗话说：“天下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在各人自求而已。大概任何一件事业或一种学术，只怕不肯用心，肯用心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启示与教训，一定可以有所得，有所悟。在这个地方的所得，同在那个地方所得的是一样高深；在这里有所通，在别处也没有什么不通，所谓一通百通。所以凡对人情事理有所悟者，就是很大的学问。此其要点，即在集中精力，多用心思，去掉懒惰。能如此，才算握住生命真谛，才算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如何可以使人的行为合理　　我们最合理的（我很不愿意用“善的”、“道德的”等等名词，因为似乎带点特别的意味）行为如何才有？我以为这出于愉快的心理，是很自然的心理。这所谓自然，对待不直接的动作而言。不直接的动作是有所为的，自然的是直接的，无所为的。譬如慈惠的心理，完全由衷的说话，即是纯顺自然，毫无所为的。心理想要去怎么样，而后怎么样，便是不自然，不活泼，生机凝滞的时候。生机活泼调畅毫无所为的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这别人称为道德的或是善的，我称为合理的。如果要使人的行为合理，全在培养愉快心理。一切严重教训以利害威迫人不得为恶或引诱人使之为善，都根本上与人的生活不生关系，并不能使人变恶为善，而反给人一种不良的影响，就是伤害人的生机，妨碍心理的愉快。妨碍了人的愉快心理，即可发生很多的恶行为，根本是不对的。大家又喜欢使人自己时时警惕，悔过，洗涤旧恶，这种时时注意自身罪恶的办法，也很不好。我总以为最好是着眼到自己的好的一面，不要去理会那坏的一面。　　我未来山西以前，看见许多关于山西“洗心”、“自省”的印刷物，办法都不大对。到太原以后，第一次在督军署大自省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悔过自新”，很使我受一种特别的刺激，很不愉快。这种办法，很省克自己，很严厉去管自己，其结果终不能使人跳出过恶的圈子。固然，山西这样设法使人如何变成好人，在别的地方是没人理会的，我们当然应该赞叹，不过作法的确是不对，我们也不能不说。这种过于刺激，过于紧张的空气，即使偶然能收效一时，也决不是长久的。只有合常理的是能长久的；不合常理的不但不能长久，实在全无效力。　　所以如何培养人的自然的愉快心理是很必要的。日常生活的态度　　我们日常的生活（或者说是心理状态），大概总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其形著于外者，约有三种方式：　　（一）譬如大家有时很兴奋，对于自己的功课，也很注意，仿佛急于有所求的样子。这时应当反省这时（是）干什么？仔细一想，心里还是有私有贪。须知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贪的东西，要把他放得空洞开豁一些就好了。　　（二）再就是懈惰散漫，苟且偷安。这时应当把自己心里头所有问题都提出来。问题是心里的真切痛痒处，最大的问题，是足以警惕自己的懈惰与散漫的。例如关心国家社会问题，就应当以国难和种种社会罪恶来提醒自己。家庭经济困难的，就以家贫来提醒自己，也未尝不可（但有流弊）。问题无大小无远近，只要是真切地感觉到的就行。这些消极的办法还不够，自己还应当抓住自己的长处来尽量发挥。　　（三）还有感觉到烦闷的，这个需要找朋友谈一谈；如仍不能解决时，再求之于师。　　除去此三种不合适的心理状态以后，平平实实的去读书、工作，那真是顶理想的生活态度了。我们不要心理上老是存一个东西，最好是坦荡平实。一般人对道德的三种误解　　按我的解释，道德就是生命的和谐。普通一般人对道德有三种不同的误解：　　（一）认道德是拘谨的。拘谨都是牵就外边，照顾外边，求外边不出乱子，不遭人非议，这很与乡愿接近。所谓道德，并不是拘谨；道德是一种力量，没有力量不成道德。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发光的地方，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这是很明白的。我们的行动背后，都有感情与意志的存在（或者说都有情感要求在内）。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反过来说，虽然有要求，可是很迂缓，很间接，这样行动就没有力量，没有光彩。还有，情感要求虽然是直接，可是很粗，也没有味道。　　（二）认道德是枯燥的。普通人看道德是枯燥的，仿佛很难有趣味。这是不对的。道德本身就是有趣味的。所以说：“德者得也”；凡有道之士，都能有以自得。——人生不能无趣味，没趣味就不能活下去。人之趣味高下，即其人格之高下，——人格高下，从其趣味高下之不同而来；可是，都同样靠趣味，离趣味都不能生活。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因为道德乃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普通人在他生命的某一点上，偶尔得到和谐，值得大家佩服赞叹，不过这是从其生命之自然流露而有，并未在此讲求。儒家则于此注意讲求，所以与普通人不同。儒家圣人让你会要在他的整个生活，——举凡一颦一笑一呼吸之间，都佩服赞叹，从他的生命能受到感动变化。他的生命无时不得到最和谐，无时不精彩，也就是无时不趣味盎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一个人常对自己无办法，与大家不调和，这大概就是生命的不和谐、道德的不够。　　（三）认道德是格外的事情，仿佛在日常生活之外，很高远的，多添的一件事情。而其实只是在寻常日用中，能够使生命和谐，生命有精彩，生活充实有力而已。道德虽然有时候可以发挥为一个不平常的事；然而就是不平常的事，也还是平常人人心里有的道理。道德并不以新奇为贵，故曰庸言庸行。吾人的自觉力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全从此处来的。所以怎么样让我们心里常常清明，真是一件顶要紧的事情。　　古代的贤哲，他对于人类当真有一种悲悯的意思。他不是悲悯旁的，而是悲悯人类本身常常有一个很大的机械性。所谓机械性，是指很愚蠢而不能清明自主，像完全缺乏了自觉的在那里转动而言。人类最大的可怜就在此。这点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明白；只有常常冷眼去看的时候，才能见到人类的可悲悯。　　人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超脱这个不自主的机械性呢？那就要在他能够清明自觉的时候。不过，这是很不容易。人在婴儿时代是很蠢的，这时他无法自觉。到了幼年、青年时代，又受血气的支配很大。成年以后的人，似乎受血气的支配较小；但他似乎有更不如青年人处，因这时他在后天的习染已成，如计较、机变、巧诈等都已上了熟路，这个更足以妨碍、蒙蔽他的清明自觉。所以想使人人能够清明自觉，实在是一大难事。人类之可贵在其清明白觉，人类之可怜在其不能清明自觉，但自今以前的人类社会，能够清明自觉者，实在太少了。　　中国古人与近代西洋人在学术上都有很大的创造与成就。但他们却像是向不同的方向致力的。近代西洋人系向外致力，其对象为物；对自然界求了解而驾驭之。中国古人不然，他是在求了解自己，驾驭自己——要使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办法。亦即是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中国人之所谓学养，实在就是指的这个。　　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清明，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人格。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吾侪当何为　　广西留京学会同人，以其学报出版，向予索稿，仓卒无以应，且即一时感想所及，敬写为吾学会同人赠。　　吾侪皆所谓学界中人也，所谓知识阶级也，在昔则所谓士者是也。予之生也晚，又忽于考古，不能习知往昔社会中所谓士者，其品概行修果视今之知识阶级为何如？其所业务在彼时社会中之关系位置，又视今日之知识阶级为何如？且士风也时有变改，士所业务亦因文化变迁，而稍稍易其在社会中之关系位置，殆皆未可举一概余。予更不欲以一二端之见征，辄谓往昔社会之组织状况有胜于今，或往昔社会之风俗人情必善于此。抑予并不能知在社会中果理宜有此一种所谓士或知识阶级者，自成一范围，自为一阶级，而有其特殊之关系位置暨其品格，或否？予亦但就所知往昔社会之一些情形与所见今日社会之一些病痛，而示以今日吾侪行趋之所当指。　　以予所闻，往昔社会有所谓“四民”之说，而士居首；四民者，士、农、工、商也。此四者似即由其所业务不同而分别，而社会上于此四业乃颇形著一种尊重或轻贱之态度于其间，其轻重适如其名第之顺序：即士最崇高，农稍次，工又次之，商最贱。士而出仕，则为治人之官吏；其农工商则皆为治于人者也。故士殆将以官为业；虽读书不仕者尽多，求仕不得与夫仕而退居者尽多，而官吏额数至为有限，然有此趋势——士殆以官为业——固明白也。士既以官为业，似可以说为一种贵族，然有两点宜辨。世所称贵族恒指一族姓子孙世代享有特殊权利名位者，而士之为官则偶然耳；罢官则归农，盖极通常之情形也。世所称贵族恒广有资产，豪富异于平民，而士之一阶级例以清贫淡泊见称；比为官则又以得财为戒。故以农工商业致富，而遗资产于子孙者，为名正言顺之事，人无有非之者；而士因官致富财士林之所贱矣。更言其要，则所谓士者在往昔社会中，似即以做官治人为其行业；然其位置，于享名为常，于享权为暂，去于享利则颇远。　　次当言士之品行。士之一流既为社会所尊崇，故其自处不能不高；社会所以律之者严于常人——农工商人——甚远，每有“读书明理人不应如此云云”之意，故士之自律亦不得不严。语所谓“为齐民矜式”实有此形势也。虽“刁生劣监”尽不少其人，“士大夫”之品格德行，核其内容，尽未必果高于乡夫俗子，然士之一阶级应当讲求品行，固尔时社会所共认，而彼亦自认者；而在今日新社会中，则无复有此观念矣。　　凡右方所言，初不寓褒贬赞否之意，但在指出所谓士者，其在往昔社会中之大概情势如此；意欲就此情势推见士之在其社会上为害为益，为祸为福？抑更非意在推究其为益为福之一面；吾意只在取以与今之知识阶级比较对观，其为祸害是否稍愈？于是当进而言，今之知识阶级在社会上，其为如何一种局势。　　从今日社会变化之新形势观之，则殆将不能更以士农工商四民之分类而为之区界；或更确言之，士类渐失其故日之区界，而别演成一种新区界。盖在今日农工商莫不有其甚深之高文典册，非徒手艺技能如往昔之比；故学为农工商者亦即是士，而士之为农工商之学者亦即是农工商。士之行业不徒在政治教育，乃并及于农工商；而业农工商者复不妨从事于政治教育。由是往日士之别于农工商者渐失其沟界。然故日之沟界虽其失哉，而士农工商之新演成的沟界则又厘然也。今日之士农工商不难辨也。孰为农？田间力耕者是也。孰为工？厂中操械运锤者是也。孰为商？店前临柜而布算者是也。是其操业甚专，生活各殊，固不容浑也。孰则为士？所谓士或知识阶级者，其操业盖难言也。或为官吏，或为议员，或办纱厂，或办银行，或为律师，或为会计师，或为教师，或为工程师，或开矿山，或伐森林，或席大地而植棉，或沿江海而为渔，乃至千百其途，莫能以枚数焉；抑其人方且为官吏，倏尔而办纱厂；方且为议员，同时可以办银行；昨为教师，今则开矿或植棉；乃至日易其途，莫能以一格概定焉。然知识阶级非无定实也，知识阶级者，盖有机缘凭藉，得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以享高等生活者是已；此则最当记取者也。其操业虽千百其途而不同，然其为玩弄智慧弋取大利则无不同也。是故方其办纱厂非所谓工也，方其办银行非所谓商也，方其植棉非所谓农业。农也，工也，商也，皆劳力者也；知识阶级云者则劳心者也。往昔社会所谓士者其界画今多不适用，独至于劳心之一义，殆为古今之通义定诂焉。　　此玩弄智慧或劳心之云者，殆唯得受高等教育挟有高文典册者能之，而人之欲以玩弄智慧弋取大利为业者，故必求受高等教育求挟高文典册焉。然谁则得受高等教育得挟高文典册者？其必出于有资产之家或有势力之家，或与有资产有势力之家为缘者也。此即必有机缘凭藉之说也。盖今之教育，非徒读书之谓也；读书又非徒读中国书已也；故昔之但须备几本旧书者，今则科学实验之所需也，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种种之所需也，其为需费不知大于昔日若干倍焉；此岂无资产者之所能为也。今之教育，至于中等教育已非寻常人家所能为力，至于大学高等教育则尤为一特殊又特殊阶级所独享受者已。非如此不能造成一个士或一个知识阶级，亦唯此知识阶级能弋取大利享高等生活，更使其子弟得受高等教育，继其知识阶级之业。如是而演之，劳心者恒世其劳心之业，劳力者恒世其劳力之业，而二者之沟界行且日鸿而日深焉，岂独厘然可辨而已哉！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在昔不必然也，在今日殆将趋于必然矣。是故士在往昔非所谓贵族，如前所辨者；而知识阶级在今日乃有类于贵族矣，以其几于子孙世代享有特殊权利名位也。岂独为贵族，抑且为富人。士在往昔不能言利，于享名为常，享权为暂，于享利最违远，如前所辨者；而知识阶级在今日则竞言利，其有能创业致富者，不独名正言顺，且群所称美，以为是真能用其所学，知识阶级之好者也。在昔士品最高，农亦复有高趣，而商最贱；故士恒以农」为缘，而于商最违远。在今日知识阶级独于商为近，几于不能以区别焉。若新闻记者也，律师也，会计师也，士欤，商欤？是不能分也，即士即商耳。且何必举此为言。就根本言之，商盖以智取利者也，本于劳心之义为近，于劳力之义则远（其曰店前临柜布算，自是狭义）；知识阶级所谓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者与此为同工焉，特又能大而化之耳。故若纱厂工也，营纱业者是商非工也；矿厂工也，营矿业者是商非工也；植棉农也，营棉业者是商非农也；渔牧农也，营渔业者是商非农也。然是皆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所谓知识阶级者之所取业焉；则商欤，士欤？夫谁得而分别之，即商即士耳。此新形势昔所未有也。　　吾非谓今之知识阶级果皆富且贵也，吾更非谓今之富且贵者皆曾受高等教育，能挟高文典册也。吾独谓由今日之形势而不变，则知识也，资产也，权位也，行将相联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享有焉；劳力也，愚闇也，贫且贱也，行将相联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困处焉。是欧、美近代文化之移植中国者，盖甚失吾往昔社会较能调剂均衡之故步矣。往昔社会之组织结构未必合理也；然其间若士也，农也，工也，商也，各有位置，颇见匀称；关系巧属，无大偏倚，则视今日较为合理之一点也。　　故日之美点虽失，故日之劣点则转在今日而盖彰。欧、美之知识阶级，不必皆求仕也，而我则以往昔士之在求仕也，于是大学专门毕业者，东、西洋留学回国者罔不求仕焉。西洋之受高等教育挟高文典册者不必不运锤操械也（匪云与小工同一作工，但多有手自操作，比于工匠生活者）；而我则以往昔士之耻于为是也，于是学为农工之学者亦鲜肯作此老实生活，而偷袭其为士之旧习焉。凡今受高等教育得具学识者，其有能用其所学，创业致富，成其所谓玩弄智慧弋取大利，盖真其中之好者也，盖百分居一也，千分居一也；其大多数悉趋于谋差混事之一途，以苟且偷生焉而已。此则又为欧美近代文明之所未见也。盖欧化移植于中国也，其结果不独在以其不均衡之弊予我已也，乃更在因我之旧局夙弊，而媾生一新弊于我焉。此即上不能为富且贵之士商，下不能为贫且贱之农工，进不能如欧西之所谓知识阶级，退不能如昔日中国之所谓士，历年由中等以上教育，暨东西留学所产生之人物之大多数，为社会病者是已。　　以言乎士之品概行修，则今人鲜或存此观念也。知识阶级之云，明其所尚者知识而已。青年学子之好学也，则称奖之曰“知识欲甚强”；如前所辨，在昔士之当讲求品行为众所共认彼所自认者，于今完全乌有也；乃所讲求知识也，是彼所自认众所共认也。士风士习之好坏，时有不同，本难定也，然其根本观念不之易也，今则根本观念为之易向矣。夫必谓社会中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当特别讲求立品，而余人则若不然者，此本甚无道理之观念，易之诚是也。然所以易之者，当在去品高（谓士）品低（如工商）之谬见，而一例尊重，同样讲求；非徒去士之讲求立品，而同不讲求之谓也。即眼前之事而言之，若年来纠缠不休之京师国立各校风潮，其校长教职员之行事，其间各派学生之所为，道途所传，且不置信；而其宣言也，启事也，纷陈杂列于报章之上者，抑何俨然为人师长者之不自爱不自重一至于此也，抑何受高等教育为大学学生者之不自爱不自重一至于此也！国会议员也，省会议员也，在此昔皆所谓士大夫也；其在议场则市井无赖不啻焉，其在私室则市侩贱人不啻焉。历来士风士习之坏，恐无论如何末若兹之忘形也；盖久矣夫其无形之可忘已；此今之所以异于古也。在昔政教不分，法律与道德相联，而一以属诸士；士固以治人教人为其职业，而俨然一社会之头脑，众人之师长也。则其立身行事固有不容苟者；今则根本观念已易，形势都非，不期而陵夷就下矣。（下缺）　　（上缺）多不复能营农工商业之劳作，至于中学毕业者则更不能为此矣。不独普通学校如此也，即甲乙种之农工商业学校之毕业者亦多不适于农工商业——于中尤以农业为最不适于实际。若专门学校，若大学，则其毕业者更舍求差谋事外，一无可为焉。故自乡间人家言之，家里多一学生即多一废人——于中尤以中学毕业者为然。似乎中学毕业者可以为小学教师，然乡间小学教师之薪资或不逮一长工（受雇于人家为营长期农作者是）；此以见社会于此受过具足教育者之不需要矣。一社会之教育乃专为此社会添许多‘无所用之’之人，此得谓为教育耶？社会安得不感受苦痛耶？此无他，仍是所谓全不求切合社会实际情况，瞽目而行也。救治之道亦别无巧妙，要在易其瞽目而行之态度，而着眼各地方社会之生活实际。于前一病痛，当力戒享用消费之乖离于平素状况，于后一病痛，当务使学生于受教育之后，更适于社会需求，而得有其确当可靠之职业。此则一视全国教育家能否予以十分之注意而精心以图之耳。　　二事既陈，更当一言吾侪身为知识阶级者，自身所应持之态度。此态度亦可别为两面——消极一面与积极一面——以言之。　　吾侪当为何？吾敢为吾学会同人告，吾敢为一切受高等教育之青年告，吾侪其慎毋堕落为大蠢小虱者流，重为社会病累！吾侪其奋力求进于百业，以自效于社会，以改造今日之局面！　　夫其既为大蠢小虱者此可无责焉；独至于举一切可以向上有为之青年，而胥视其日日走人此途，此则不能已于言也。吾见今之学子少年，方毕业于学校也，或且未毕业也，其举动挥霍如官僚阔人焉；吾心窃伤之。夫大蠢小虱亦仍常之有，独在其盗食窃利，所取于社会者非所宜有耳，故即此所为便是堕落了！衣履服御，饮啄娱乐，虽曰细末哉，然其间既有贵族的与平民的之不同。诸君甘为贵族而不辞，我则不能为贵族！梅兰芳之剧我弗能观也，真光电影之场我未尝入也，一座之费至于数金，是贵族的生活也！吾见其门汽车马车之喧阗也，意我而亦出入其间，心实耻之！吾更愿吾同人之耻之也！有为贵族生活者即是堕落！同人其识之！一切有志向上之青年其识之！此吾侪当持之态度之消极的一面也（未完）　　此文先成一半，即寄广西留京学会同人付印。其后半则拟于次期续布。不谓后半写得数纸邮寄去后，不知为邮递遗失，抑为学会同人失去，竟无下落。故此中间缺一大段。且由此，不独于中间所缺无心补作，即结尾处亦无兴趣再完结也。遂有此断简残篇的文章留于此。　　中间一段，大意是说，玩弄智慧弋取大利者为大蠹，谋差混事苟且偷生者为小虱。总之，今所谓知识阶级，其为社会病害远过于昔所谓士。继则推论此问题与教育制度最有关系；今后当力谋教育机会之均等，及教育之必合乎社会条件，切于社会需要。末后则言，吾侪身为知识阶级者，当一面消极的不要享受过丰，一面积极的替社会效力，力求自免于大蠢小虱才好。此文之作，距今已五年；现在复看，觉得当时思想未免太笨。这个问题岂是在教育制度上，个人道德上，所可解决？而况教育制度之根本改造，犹必有所待邪？这自是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要有整个办法才行，我最近的主张具见于近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请参看，此不多及。十八年八月漱溟记。　　录自《漱溟卅后文录》55——69页，1930年7月。在吾人一生中的青年期　　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一个英雄时代，此即指吾人的青年期。盖青年比较有勇气，喜欢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渐深，墉于作为，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哀已！吾人能如何常发挥其可爱者，而不落于可哀乎？　　这是我十几年前手册中自记的一段话，亦就是我的青年观。在北平亦曾为学生讲说过，其后录为《朝话》之一则。现在仍取来，于“青年顾问”中为青年朋友解说一番。　　人一生中的青年期，通常是指十二岁至十八岁之一段，其实不妨放长来说，二十岁左右，都可算青年。这一段正是一个人心理方面生理方面发育成长，快到成人的时候，一般科学书中都讲到。我为何独指其为吾人一生中的英雄时代呢？我说“英雄”，盖意谓在一个人生命上有下列象征者：　　蕴蓄着许多精力，聪明正寻地方去发挥表现。仿佛他要拿出来给世界的，比较他要向这世界享受讨取的多。他少顾忌，而多兴趣。兴趣所在，冷亦个怕，饿亦不怕，什么危险亦不怕，什么辛苦亦不怕。或者愈惊险，愈艰辛，他愈有味。他恒居于主动，不为外面世界所支配所左右。他富于感情，同情心很强，亦易于激动和冲动。他不一定有理想；但他有理想就要奔赴理想，扭他不转。　　这便是英雄，非必要有大功业大表见才是英雄。世界上不论何等大英雄，皆不外由此放大来的。然而吾人一生中之青年期，却正是如此。或者照此缩小一些，而留心看去，凡此象征无不备具。所以我说青年期是每一个人一生中的英雄时代。　　我所说的这象征，亦可简称曰“朝气”。其实这正是生命的本来面目。——生命之所以为生命者在此。英雄非他，即生命力特强的人而已。而青年期则吾人一生中生命力正强时也。人生是很可怜的，他离不开他的身体。他身体叫他怎样，他就怎样。青年期是血气方新到血气正盛的一段落。于是他便能具此象征。年老而血气衰便不行。尤其是经过人世环境的薰染锻炼，以致世故日深，他便懒于作为，只图享受，真情日薄，趋避愈巧。这时真对他感得无味，甚至面目可憎了。——然而你不要憎他；这正是人生的大可哀啊！　　自然，有不少二三十岁的人已经贪图享受而懒于作为，同时亦有不少老年人意志依然刚强勤奋。我所说者亦不过大略有此情势而已。有意地指出这种危险的情势，令人早警觉而已。当然，不能一概地说老年人都不行。老前辈们无须误会，而青年朋友却要当心。　　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便可以常常发挥那可爱的精神，而不落于可哀的地步呢？　　这个问题，我今天不作解答，慢慢再谈吧。　　录自《光明报》（香港），1941年9月21日。欲望与志气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地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也许他很卖力气，因为背后存个贪的心，不能不如此。可是他这样卖力气，却很不自然，很苦，且难以长进。虽有时也会起一个大的反动，觉得我这样是干什么？甚或会完全不干，也许勉强干。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且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那个地方搁下哪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仿佛他期望自己能有成就，要成功怎么个样子。这样不很好吗？无奈在这里常藏着不合适的地方，自己不知道。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所以前人讲学，志气欲望之辨很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张横渠先生颇反对欲望，谓民胞物与之心，时刻不能离的。自西洋风气进来，反对欲望的话没人讲，不似从前的严格；殊不知正在这些地方，是自己骗自己害自己。发心与立志　　许多人都觉得近来生活不安，我亦时常有此感觉。因此我知道一般人思想之杂乱、心里之不纯净，真是很难办的事！人多半都有种种私欲私意，要这个，要那个；本来我们的心量已经十分渺小，这么一来就更危险，怕更没有力量来干我们的事业了。古人有言：“知病即药”！现在让我指点出来，使大家知道自己心杂无力即“病”。然后才可望常自觉醒警惕！　　我听说有几位同学读佛书。我对于佛学前曾稍作探究。佛家的彻始彻终便是“发心”，——“发菩提心”。发心是什么？这味道非常深醇，颇难言说。盖所谓发心，不但是悲，且是智慧的；他是超过一切，是对众生机械的生命，能有深厚的了解原谅与悲悯。而要求一个不机械的生命。儒家也是要求一个不机械的生命，但与佛家不同。儒家亦有彻始彻终的一点，在立志。然儒家的立志与佛家的发心其精神意味则不同：佛家是原谅与悲悯，而儒家则是刚正的态度。这二者内里自有彼此相通的地方。所以终极都是一个自由的活泼泼的有大力量的生命。　　我们都是力量不够的人，要去可怜旁人，先须可怜自己。如何可怜自己？就是须培养开发自己的“愿力”（发心与立志都是愿力）。怎样开发？要在当初动念干这个乡村运动的地方去找，去反问自己为何有此意思？而此意思为何又在彼时真切？这样能将原来的真情真愿因反求而开大。当痛痒恻隐之情发露时而更深厚之，扩充之，则正念有力，杂念自可减少。惟有愿力才有大勇气，才有真精神，才有真事业。不论佛家儒家皆可，但须认取其能开发我们培养增长我们力量的那一点。我们只有努力自勉，才能完成我们伟大的使命！　　言志　　今日早晨想到《论语》上“盍各言尔志”一句话，现在就言我之志。　　“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　　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这混乱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实上，都正是徬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八十年来，中国这老社会为新环境所刺激压迫，而落于不幸的命运，民族自救运动一起再起，都一次一次的先后失败了。每一次都曾引动大家的热心渴望，都曾涨到一时的高潮；但而今这高潮都没落了，更看不见一个有力量的潮流可以系属多数的人心，而却是到处充满了灰心、丧气、失望、绝望。除了少数人盲目地干而外，多数人无非消极鬼混，挨磨日子，而其实呢，中国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可悲观的事。悲观只为蔽于眼前。若从前后左右通盘观测，定能于中国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数人蔽于眼前，没有这眼光罢了！我是对中国前途充满了希望，绝对乐观的一个人。我胸中所有的是勇气，是自信，是兴趣，是热情。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随便而有的；这里面有我的眼光，有我的分析与判断。（我讲的《乡村建设理论》便是这个，不复赘。）我是看到了前途应有的转变与结局，我相信旁人亦能慢慢地看到；因为从事实上一天一天在暗示我们所应走的而唯一可能的方针路线（乡村建设）。我的自信不难成为大家的共信；我的勇气可以转移大家的灰颓之气。大概中国社会不转到大家有自信、有勇气之时，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然而民族自救的最后觉悟、最后潮流毕竟是到了！我们就是要发动这潮流，酿成这潮流！这方向指针我是能以贡献给社会的；——我充分有这自信。单有方向指针还不够，还须有为社会大众所信托的人格，为大家希望之所寄。因此，我要自勉作一个有信用的人，不令大家失望。谈习气　　我常说：“一切罪恶过错皆由懈惰中来”，实是如此。精神不振，真是最不得了的事。最让人精神不振者，就是习气。凡自己心里不通畅，都是自找，而非由于外铄。心小气狭都是习气，也就是在里边有私意。人人都有要好的心；但终难有好的趋向者，就是因为习气的不易改。要想祛除习气，必须各人的生命力，能超拔于习气之上才行。　　各人的习气不同，应时常反省，去求了解自己的习气。大概人类任何学问，都可以帮助人——让人的生命强大。苟能常于自身深加体验；更能于多方面留心，求其了解；则个人身心自然通畅，力量自然强大，习气自然祛除。自己老是缠住自己，挡住自己，这就是懈惰，最容易弱损自己的生命力。忏悔——自新　　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我们都是活人，不做乡村工作也得生活；但是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顺顺当当，就不容易。假如此人是资质很平庸的，他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好办。若是资质很聪颖的人，他自己有点才气，其问题就越复杂，越难办！虽然他才气有，聪明有，但怕他私欲也比旁人盛，比旁人多。大概有聪明的人，好出风头，爱面子，对声色货利等等，格外比旁人贪，格外比旁人求；这是他斩不断的病。本来他要强的心也比旁人明白，可是他为坏的心也比旁人高；如果内心不澄清，认不清楚自己，这时他心里一定有很多问题。教他去作乡村工作，也一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不能对付自己，则终日倘恍，精神上得不到安慰；自己先不安，还有何法去做乡村工作呢！　　我自己过去的经过，大家于我“自述”一文中可以见到一个大概；不过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说。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曾有两度的自杀，那都可以表现出我内心的矛盾冲突来。就是自己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所以“悔恨”的意思就重，使自己给自己打架；自己打架，打到糊涂得真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要自杀。　　如何才能够使内心的矛盾冲突平下呢？在这个地方，本来宗教很有力量，他能够帮助着人“忏悔”，帮助着人“自新”。也只有“忏悔”“自新”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我说，却不是得到宗教的帮助，所以也不能以宗教指点人。不过“忏悔”“自新”，是大家要刻刻在念的。如果谁能够对自己的责备越严，其“忏悔”也越深，这种人大概都是好人。不过在他心里有极烦闷复杂的问题而不得解决，所以容易出于自杀之途，这时候最要紧的是：帮助着他“忏悔”、“自新”。　　我的“忏悔”“自新”，不是从宗教来，可以说完全是从对人类生命有了解，对人类生命有同情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也每每从这个地方去领导人“忏悔”“自新”。所谓对人类生命有了解是什么？就是了解人类生命当真是可悲悯的。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我之所谓可悲悯，就是不由他自主。很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活动久了就要疲劳睡觉，不吃饭就饿，很显著的像机器一样。其他好恶爱憎种种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看这个贪，看那个爱，怠忽懒惰，甘自堕落，不知不觉的他就那样。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够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气，管住不生气好难！在男女的关系上，见面不动心好难！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了。更如好名、出风头等，有时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因为我对人类生命有了解，觉得实在可悲悯，可同情，所以对人的过错，口里虽然责备，而心里责备的意思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只是个幸而免。例如在男女的关系上，发生什么不规则的行为、不对的事情，我回头看我自己，只是幸而免；因为这样的念头我都动过，不过没有成了事实，仅是幸免而已。这样对人类有了解，有同情，所以要帮助人“忏悔”“自新”，除此更有何法！人原来如此啊！你自己原谅你自己罢！大家也都各自原谅自己罢！“过去的不说了，我们再努力开拓新生命罢！”只有这么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