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肩头动了一下，慢慢地扭动着，画出了一个圈，仿佛她是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她已经放弃了逃跑的希望，只是身体做了个最后的、本能的反抗姿势。　　她想，即使是她正躺在洛克的臂弯里睡觉，并被盖尔看见了，那种亵渎的程度也会比现在轻一些，那幅透视图，是为了回应来自盖尔身上的力量而创作的，它比洛克的身体更个人化。它对于她，对于洛克，对于盖尔都是一种侵害——然而，她一下子清楚了，那是不可逃避的。　　“不，那样的事情绝不会是巧合。”她低声说。　　“什么？”　　 可是她举起一只手，温柔地将所有的对话都推了回去，她朝那幅透视图走去，她的脚无声无息地踩在地毯上。她看到了在图纸一角的签名——“霍华德·洛克”。　　那名字没有图上的房子的形状让人战栗。那是一个微小的证据，几乎算得上是一声问候了。　　“多米尼克？”　　 她的脸转向他。他看到了她的回答。他说：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它的。原谅我词不达意。我们今晚老是被词所困。”　　她走到那具坐卧两用的长沙发前坐下。背靠在垫子上坐直了些。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华纳德。他站在她面前，靠在壁炉上，侧身对着她，看着那幅透视图。她逃不开那幅透视图：华纳德的脸就是它的一面反射镜。　　“你见过他了，盖尔？”　　“见过谁了？”　　“那位建筑师。”　　“当然我见过他了。不到一个小时前我还见过他呢。”　　“你初次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上个月。”　　“你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了……每一个夜晚……你回家来时……在晚餐桌上……”　　“你是说，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你？我本来想拿草图来给你看的。我当时想的那房子和这幅图上的一样，可是我解释不出来。我没想到哪个人能理解我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并且能设计出来。他做到了。”　　“谁？”　　“霍华德·洛克。”　　她一直想从盖尔·华纳德嘴里听到这个名字。　　“盖尔，你怎么碰巧选了他呢？”　　“我到全国各地都看了一遍。我所喜欢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他的作品。”　　她慢慢地点了点头。　　“多米尼克，我想当然地认为你不再在乎了，我知道我选择的是你在《旗帜》工作时一直都在声讨的建筑师。”　　“你读过我的文章了？”　　“我读了。你声讨的方式很奇特。很显然，你崇拜他的作品，但是憎恨他这个人。不过你在斯考德审判中为他辩护。”　　“不错。”　　“你甚至一度为他工作过。多米尼克，那座雕像就是为他的神庙而创作的。”　　“是的。”　　“真奇怪，你因为为他辩护而丢了《旗帜》的工作。当我选择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我不了解那次审判的事情，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多米尼克，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把你给了我。那座雕塑——来自他的庙宇的。而现在他即将给予我们这所房子。多米尼克，你过去为什么恨他呢？”　　“我没有恨过他……都隔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猜那些事情觋在都不重要了，是吗？”他指着那幅透视图。　　“我有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　　“再过大约一小时左右，你就要见到他了。他要来这儿吃晚饭。”　　她的手动了起来，在沙发扶手上的一个螺旋形物体上蹭来蹭去，她像不相信自己的手可以动弹似的。　　“这儿？”　　“是啊。”　　“你已经邀请过他了？”　　他笑了。他想起了他一向讨厌家里有客人来。他说：“这次不一样。是我要他来的。我想你不怎么记得他了——否则你不会吃惊的。”　　她站起身来。“好吧，盖尔。我吩咐他们去准备。然后，我去换衣服。”　　　　隔着盖尔·华纳德的顶楼起居室，他们面对着彼此。她思考着原来是这样简单。他一直是在这儿的。他一直是她在这些房间里迈出的每一步的动力。他把她带到这儿来，而现在他到这儿来，重新获得这里的承认。她注视着他。她看见他的神情一如那天早晨当她最后一次在他的床上醒来时一样。她知道横在她与那鲜活而完整的记忆之间的不是他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是过去的岁月。她觉得从一开始这就是不可逃避的，从她在采石场的一个山脊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的那一刻起——事情就注定了是这样发展，在盖尔的房子里——而现在她感觉到了尘埃落定般的宁静，清楚该她做的那份已经做完了。她一直是演戏的那个人，可是从现在起，就该他来表演了。　　 她笔直地站着，高抬着头。她脸上的每一面同时具有军人的肃整和女性的娇弱。她的双手一动不动地垂着，与她黑色礼服上的直缝相平行。　　“洛克先生，您好。”　　“华纳德夫人，您好。”　　“为了您为我们设计的那幢房子，我可以谢谢您吗？那是您设计的建筑里面最漂亮的。”　　“按照这个设计任务的性质来说，它必须得漂亮，华纳德夫人。”　　她慢慢地将头转过去。　　“盖尔，你是怎么给洛克先生布置任务的?”　　“就照我跟你说起的那样。”　　她想像着洛克听华纳德所说的话，然后接受了这个项目。她走过去坐下，那两位男人学着她的样，也坐了下来。洛克说：　　“如果您喜欢这幢房子，第一大功劳要数华纳德先生关于它的构想。”　　她问：“您是在与您的主顾分享荣誉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样的。”　　“我想这与我记忆当中您的职业信条是背道而驰的。”　　“可是它与我个人的信条是相符的。”　　“恐怕我过去没能理解到。”　　“我信仰矛盾，华纳德夫人。”　　“在这幢房子的设计中也牵涉到什么矛盾了吗？”　　“那种不受我的主顾影响的愿望。”　　“通过什么方式？”　　“我一直喜欢为一些人工作，而不喜欢为另一部分人工作。可是哪一方面都不重要。这一次，我当时清楚，仅仅因为这幢房子是为华纳德先生所设计，它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子。我必须克服这一点。更确切地说，我必须既要遵循这一原则又要违背这一原则。那是最好的工作方式。这幢房子必须超越建筑师，主顾和未来的住户。它做到了。”　　“可是这幢房子——这就是你，霍华德。”华纳德说，“它仍然是你。”　　那是她脸上第一次露出情感的痕迹——当她听到“霍华德”这个字眼时，显示出一种不动声色的震惊，华纳德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表情。洛克注意到了。他瞥了她一眼——那是他与她之间的第一次目光接触。她无法从中读出任何评价——仅仅是有意肯定那个令她震惊的念头。　　“谢谢你的理解，盖尔。”他回答说。　　她不太肯定他在说出那个名字时是否强调了一下。华纳德说：　　“真是奇怪，我是地球上那种令人不快的最具占有欲的人了。凡事我都要‘做’出点什么来。在某个商店一角卖一廉价的烟灰缸，我买下了，付了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那它就变成了一只特殊的烟灰缸了，与地球上任何一只烟灰缸都不一样了，因为它是‘我’的。那是这件东西里所具有的一种特质，如同神像后的光环一样，我对所拥有的东西都有这样的感觉。从我的大衣到排字间的排版机，到报摊上的一份份《旗帜》报，到这所楼顶屋，到我的妻子。然而，霍华德，我最迫不及待的，比任何东西都更想拥有的就是你即将为我修建的这幢房子。我从未这样迫不及待过。我很可能会因为多米尼克住在其中而妒忌她呢——我能为了那样东西而精神错乱。然而，我并不觉得我拥有它，因为无论我做什么或说什么，它仍然是你的。它将永远是你的。　　“它必须是我的。”洛克说，“不过盖尔，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你拥有这幢房子和我所修建的任何别的东西。每一栋能让你驻足的建筑，能让你有所回应的建筑都属于你。”　　“在哪种意义上呢？”　　“在那个个性化的回答上。你从所敬佩的事物的存在中感受到的只有一个词——‘是的’。是肯定，接受，那个认同的象征。而‘是的’这两个字超出了对于一件事的答复，那是一声“阿门”，说给支撑这一事物的地球，说给对于创造了它的那个思想，说给自己——因为你能够看到它。但是有能力说‘是的’和‘不是’是一切所有权的本质所在。那是对于自我的所有权。如果你希望的话，也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有一个单纯的基本功能——即行使价值判断。‘是的’或‘不是’，‘我希望’或‘我不希望’。你不可能脱离‘我’而说‘是的’。没有那个进行肯定的人，那么肯定本身是不存在的。在这层意义上，一切你赋予爱的东西都是你的。”　　“在这个意义上，你与别人分享事物？”　　“不。那不是分享。当聆听我喜爱的一首交响乐时，我无法从中获得作曲家所能获得的感受。他所谓的‘是’是不同于我的‘是’的。他可能对我的感受毫不在意，可以对我的感受没有确切的概念。那个答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太过于个人化了。但是，通过给予自己他想要的东西，他也给予了我一种伟大的体验。盖尔，当我设计一座房子时，我是独自一个人，而你却从来不会了解我拥有它的方式。可是，如果你对它说了自己的‘阿门’——它也是属于你的。而且我很高兴它是你的。”　　华纳德微笑着说：　　“我喜欢这么想——我拥有摩纳多克峡谷、恩瑞特公寓和考德大厦……”　　“还有斯考德神庙。”多米尼克说。　　她一直听他们讲。她感觉很麻木。华纳德从未在他们的家里像这样与一个客人交谈过，洛克从未这样与一位主顾交谈过。她清楚这种麻木可能分解为怨气、拒绝和愤怒。此刻它只不过在她说话的语气中加上一种伴音，以此来摧毁她所听到的。　　她觉得她成功了。华纳德答话了，语调一下子降了下来：　　“是的。”　　“盖尔，忘了斯考德神庙的事儿吧。”洛克说。在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天真率直，毫不介意的欢乐气氛，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这种气氛更有效力了。　　“好的。霍华德。”盖尔微笑着说。　　她看到洛克的目光转向她。　　“我还没有谢过您呢，华纳德夫人，感谢你接受我做你们的建筑师。我知道，虽然华纳德先生选择了我，但你是可以拒绝我的。我想告诉你，我很高兴你并没有拒绝。”　　她想，我相信他是因为这所有的都不能相信。今晚我会同意任何事情，我正在看着他。　　她说话时礼貌中透着冷淡：“你所设计的房子，这种假定不是对我眼光的一种怀疑吗，洛克先生？”她想今晚她无论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华纳德问：“霍华德，那个‘是’一旦说出来，能收回来吗？”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愤怒想得大笑。问这个问题的是华纳德的声音。那句话本该由她来问才对。他回答的时候必须得看着我，她心想。他必须看着我。　　“决不能收回。”洛克注视着华纳德回答说。　　“人类反复无常，不讲信义，有那么多荒唐的念头，而所有的情感都是那么短暂和无常，我一直认为要变化的情感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有些书我十六岁的时候就喜欢，我现在还喜欢它们。”　　管家用托盘端了鸡尾酒进来。握着自己的酒杯，她看着洛克从托盘上也为自己端了一杯。她想：此刻，他的手指之间的杯柄摸起来就跟我手指间的一样，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华纳德端着一个杯子站着，以一种表示怀疑的惊异眼神注视着洛克，像是他的拥有者，而又不大相信自己的所有……她想：我没疯。我只不过是有点歇斯底里，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可是一定没出什么问题，他们俩人都在听，都在回答，盖尔还在笑，我说的话一定很得体……　　晚餐开始了，她顺从地站起身。她引领着去餐室的路，就像一只姿态优美，举止高雅得体的动物，由于条件反射而做着歪头的姿势。她坐在餐桌的一头，处在两侧相对而坐的两个男人中间。她打量着洛克指间的银制餐具，那几件光亮的餐具上都刻有“D．W.”这样的首字母。她想：我举办晚宴这么多次了——我是高雅的盖尔·华纳德夫人——招待过参议员、法官、保险公司总裁，都坐在我右手的位置——而这就是我接受这种专门训练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盖尔经历了这么多年曲折的岁月爬到了现在——这个能设晚宴招待参议员们和法官、保险公司总裁的原因——那一切都是为了这样一个今晚，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霍华德·洛克。　　华纳德谈到了报业。他与洛克毫不牵强地谈论这个话题，而她也在必要时插上一两句话。她的话简单明了，她在他们的交谈中随声附和着，什么也不否定。似乎任何人的反应都是多余的，无论是痛苦还是恐惧。她想，如果在谈话当中，华纳德说出的下一句话竟然是“你和他睡过觉？”她就会回答说“是的，盖尔，当然睡过了。”就像现在一样的简单明了。可是华纳德很少看她。就是华纳德看她一眼，她从他的脸上也看出自己的脸是正常的。　　后来，他们又回到了起居室，她看见洛克站在窗前，映衬着他身影的是城市的灯光。她想：盖尔修建了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他胜利的象征——让这个城市永远展现在他的面前——这座他终于管理起事务的城市。但是这才是它被建造的真正目的——让洛克站在窗前——而且我想盖尔今晚也清楚这一点——洛克的身体将那数英里的远景堵在了窗外，只留下些许星星点点的灯火和几盏点亮了的立体玻璃闪光灯在他身体的轮廓四周依稀可见。他在抽烟，她观察着他手里的香烟，它被放在　　两唇之间，然后夹在伸开的手指间，在黑色的夜空里慢慢地移动，她想：他身后天空中闪烁着的点点灯火，只不过是他烟头上的火花而已。　　她轻轻地说：“盖尔在夜晚总是喜欢看着这座城市。他爱上了摩天大楼。”　　接着，她发现她刚才用的是过去时，心中疑惑，不知道为什么。　　她不记得当他们谈论新房子的时候她说了些什么。华纳德从书房里拿来了设计图，将那些蓝图铺开在桌子上，他们三个人就那样一起弯腰看着那些蓝图。洛克的铅笔移动着，指点着，解释着横过那些白纸上纤细的黑色线条所绘制出来的结实的几何图案。她听得见他的声音，与她近在咫尺，作着解释。他们说的并不是美与肯定，而是壁橱、楼梯、食品储存室、浴室。洛克问她，她觉得那种安排是不是方便。她觉得好奇怪，他们三个人都那么煞有介事地说话，仿佛他们真的相信她会住进那幢房子里去似的。　　当洛克走了以后，她听见华纳德问她：　　“你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　　她感觉到愤怒而危险，如同体内一股突如其来的绞痛，可是半出于惧怕，半出于故意引诱，她说：　　“难道他没有让你想起德怀特·卡森来吗？”　　“噢，忘了德怀特·卡森吧！”　　华纳德的语气中毫无刻薄，毫无内疚，跟他说“忘了斯考德神庙吧！”时的语气完全一样。　　　　接待室的那位秘书看到这位贵族气派的绅士，不由得惊呆了，她在报纸上看到那张面孔的次数太多了。　　“盖尔·华纳德。”他颔首自我介绍说，“我想见洛克先生。如果他不忙的话。如果他正忙着，请不要打扰他。我没有预约过。”　　她绝对没有料到华纳德的到来，而且是怀有庄重的敬意请求准许入内。　　她通报了来访者。洛克从里面走进接待室，微笑着，仿佛对这样的来访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寻常。　　“你好，盖尔，进来吧。”　　“你好，霍华德。”　　他跟着洛克进了办公室。在宽敞的窗户外面，黄昏已经将城市融进了黑暗之中，下着雪，黑色的雪沫猛烈地翻卷着穿过路灯。　　“如果你忙着，我不想打断你，霍华德。我没有什么要紧事。”自从那次共进晚餐后，他有五天没有与洛克见面了。　　“我不忙。把大衣脱下来。要我把那些草图都拿进来吗？”　　“不。我现在不想谈房子的事。实际上，我到这儿来毫无理由。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略微有些厌倦，就觉得想到这儿来。你咧着嘴笑什么？”　　“没什么。只不过你刚才说。”　　华纳德看着他，微笑了，点了点头。　　他在洛克办公桌的边上坐下来，那种安适是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的，双手放在口袋里，一条腿来回晃着。　　“霍华德，跟你讲几乎是没有用的。我总是感觉到仿佛是在对着你宣读一本关于我的复写本，而且你已经看到那个原型了。你似乎提前一分钟就听见我所说的话了。我们是不同步的。”　　“你把这称做是不同步吗？”　　“好吧。太过于同步了。”他的目光慢慢地在房间里来回打量着，“如果我们对着什么说声‘是的’便拥有了它们的话，那么这间办公室就是我的了。”　　“那它就是你的了。”　　“你知道我在这儿有什么感觉吗？不，我不会说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想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宾至如归的感觉。那种感觉也不是我参观过的宫殿或者在欧洲大教堂里的那种感觉。我的感觉就像我还在‘地狱厨房’时一样，在那些我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里——那种日子不多。可是有时候，当我就像这样坐着时，只不过是码头边垒起来的几堵破墙，而且在我周围的货垛上面有数不清的星星，那条河散发着贝壳腐败的气味……霍华德，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仿佛你所有的日子都连贯平凡地向前滚动着，就像某种打字练习一样，都很相似？或者说，假如有所停顿的话——该加上标点了——然后打字的过程继续往下进行？”　　“是有停顿的时候。”　　“你在当时就知道那些停顿吗？你当时就知道那就是停顿吗？”　　“是的。”　　“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原因。有过那么一会儿——我十二岁，站在一堵墙后，等待着被墙轧死。只不过我知道我不会被轧死。不是我后来所做的事情，也不是我所打过的架，而就是在我等待着的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个停顿，让我铭刻在心，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以此为自豪。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儿想起这件事来。”　　“不要寻找根由。”　　“你知道它的根由吗？”　　“我说过我不寻找根由。”　　“我一直在思考我的过去，打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思考过去了。不，你不要因此得出什么神秘的结论来。像这样回首往事，我并不感到痛苦，然而也没有什么快乐。那只不过是种观望。不是一种探求，甚至连旅程也算不上。只是某种随意的溜达，好像一个人傍晚有点累了时，在乡野里所作的徘徊……要说与你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个念头——它总不时让我想起来。我一直认为你和我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从同一条路线上。无所依靠，白手起家。我就想这个。不作任何评价。我在其中似乎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具有意义的东西。只发现‘你我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想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　　 华纳德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一周——发现在一个文件柜的顶上有一份报纸。　　“在这儿到底是谁读《旗帜》呢？”　　“我读。”　　“从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从大约一个月前。”　　“施虐狂吗？”　　“不是。只不过是好奇。”　　华纳德站起身，拿起那份报纸，粗略地浏览着几个版面。他在其中一版停下来格格笑了。他把报纸举了起来。那一版上刊登着“世纪征程”博览会上的各种建筑的设计图的翻印照片。　　“太丑陋了，不是吗？”华纳德说，“我们非得为那伙人作宣传，真是令人作呕。不过一想到你怎么对付那些赫赫有名的市政领导时，我就感到好受些了。”他高兴地格格笑着，“你对他们说你既不合作，也不与人协作。”　　“可是盖尔，那并不是做做样子而已。那是个明白易懂的常识，人是不可能与人合作来做自己的工作的。如果那就是他们所谓的合作的话，那我可以合作，与那些修建大楼的工人们合作。可是我无法帮他们铺砖，而他们也没法帮助我设计房屋。”　　“那正是我想摆出的姿态，我被迫在我的报纸上为那些市政领导提供免费的版面空间。可是没关系。你已经替我扇了他们一记耳光了。”他将那份报纸往一边轻轻一扔，并无怒意，“就像我今天出席的午餐会，那是一个全国广告商会议。我必须得为他们作公开宣传，一个个忸怩作态，满口胡言，做出过分高兴的样子。我对此厌倦得要命，我觉得我都要横行霸道、乱斩乱杀了，我想把人的脑壳打烂。然后，我就想到了你。我想到你并未受到任何习气的浸染，在任何方面都不受影响。只要与你有关的地方，全国广告商会议便不存在了。它就像是在某种永远无法与你建立。任何联系的第四度空间。我想到了这个——感到特别的欣慰。”　　他向后靠在文件柜上，两脚朝前一滑，抱着双臂，轻轻地说：　　“霍华德，我有过一只小猫。那只该死的小东西依恋着我——一只从阴沟里爬出来的浑身长满了蚤子的小畜牲，只剩皮包骨头和一身烂泥巴——跟着我回家了。我喂了它一点东西，就把它踢出门，可是第二天它又来了，所以最后我收养了它。那时我十七岁，正在为《大公报》工作，正学着以我终生必须学习的那种特殊方式工作。我可以相信那没什么问题，可是不相信全部。也有的时候情况特别严重。通常是在夜晚。有一次，我想自杀。不是因为愤怒——愤怒会使我更卖力地工作。不是恐惧，而是厌恶，霍华德。是憎恶——它让人觉得似乎整个世界都被水淹没了，而且是一潭死水，那种下水道堵塞后溢出来的水。一切都被侵蚀了，甚至天空，甚至于我的大脑。然后，我看着那只小猫。我就想，它并不知道我所憎恶的东西，它永远不可能知道。它是干净的，是抽象意义上的干净，因为它没有能力去相信这个世界的丑恶。我没法告诉你——当我努力地去想像那小脑袋里的意识状态，竭力地去分享它，那种活生生的意识状态，可它却是干净和自由的——我无法告诉你那是多大的慰藉。我常常在地板上躺下来把我的脸贴在那只小猫的肚子上，听着它得意　　似的咕噜叫着。然后我就会感觉好受些……喂，你瞧，霍华德，我已经把你的办公室称作烂货垛，而把你称作一只弄堂里的小猫了。那就是我表示尊敬和臣服的方式。”　　洛克笑了。华纳德明白，那是感激的微笑。　　“待着别动。”华纳德锐声说，“什么也不要说。”他走到窗前，站在那儿，向窗外眺望，“我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这几年我过着我一生中刚刚得到的幸福生活。由于我想为我的幸福建一个纪念碑，我认识了你。虽然我来这儿是寻求安心的，而且也找到了，但是却谈了这些话题……算了，没什么！……瞧，这恶劣的天气。你这儿的工作干完了吗？可以下班了吗？”　　“是的。马上。”　　“我们到附近找个地方一起吃晚饭吧。”　　“好吧。”　　“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我要告诉多米尼克一声，叫她不要等我一起吃晚饭了。”　　他拨了号。洛克走到了制图室的门口——走之前他有些事情要吩咐。可是他在门口停住了。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听着。　　“你好，多米尼克吗？……是的……你累了……不，你只是听起来像是累了……我不回家吃晚饭了，可以原谅我吗？我最亲爱的……我不知道，或许会晚一些……我在市区吃……不是，我要和霍华德·洛克一起吃晚饭……喂，多米尼　　克……是啊……什么？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一会儿见，亲爱的。”他放下了话筒。　　在楼顶屋的图书馆里，多米尼克的手还没有从电话上拿开，仿佛它们还有某种联系似的。　　过去的五个日日夜夜里，她一直在与一个单纯的欲望斗争着——去找他。独自去见他—一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家里或者他的设计院或者在街上——说上一句话，　　或者哪怕看上一眼——只是要单独在一起。她不能去。属于她的那个情节已经结束了。他会在他想来的时候来。她知道他会来的，也知道他是想让她等。她等了，她一直抓住一个念头不放——抓住一个地址——考德大楼里的一个设计院。　　她站在那儿，手还握在话筒上没有松开。她没有权利到设计院去，可是盖尔·华纳德有。　　当埃斯沃斯听到召唤走进华纳德的办公室时，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华纳德办公室——《旗帜》大厦里仅有的一间奢华房间，四壁用软木和紫铜色镶板装饰而成，上面从未贴过任何图画。现在，正对着华纳德的那堵墙上，他看到一幅镶在玻璃框里放大了的洛克的照片：是洛克在恩瑞特公寓剪彩仪式上的那张照片。洛克站在河上的桥栏处，头向后扬着。　　托黑转身向着华纳德。他们彼此对视着。华纳德向一把椅子指了指，示意他坐下，托黑坐了下来。华纳德微笑着说：　　“托黑先生，我从没想到我会赞同你的部分社会理论，不过我发现我被迫赞同了。你一直谴责上层阶级的虚伪，鼓吹下层社会的美德。而现在我为不再享有我以前还是无产阶级时所享有的优势而感到遗憾。假如我还在‘地狱厨房’的话，在我们这次面谈一开始，我会这样说：听着，寄生虫！——不过既然现在我是个受到约束的资本家，我不会这么做。”　　托黑等待着，他看起来有些好奇。　　“我应该这么开头：听着，托黑先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动机，我也不喜欢分析你的动机，我可没有医学系要求学生所具有的胃口。所以我不会问任何问题，而且我也不听任何解释。我只告诉你，从现在起，有个名字你永远不要再在专栏中提起了。”他指指那张照片，“我本可以强迫你公开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也会享受其中的乐趣，可是我更喜欢完全禁止你议论这个话题。托黑先生，一个字也不许写，绝不要再写了。现在不要提你的合同或上面的任何一项条款，那样做并不可取。继续写你的专栏，不过记住它的标题，而且专门写一些相称的主题。保持很小的规模，托黑先生，很小很小。”　　“好的，华纳德先生。”托黑轻松地说，“我目前不想写有关洛克先生的事。”　　“就说这些吧。”　　托黑站起身来：“是，华纳德先生。”　　　　　　5盖尔·华纳德坐在办公桌前，读着一篇赡养大家庭的道德观念的社论。文章中的语句就像是咀嚼过的口香糖，一嚼再嚼，啐掉，然后再捡起来，从一个人的嘴里转到另一个人的嘴里，吐到人行道上，粘到人的鞋底上，再送到人的嘴里，传到人的大脑里……他想了想霍华德·洛克，又继续读《旗帜》，那样一来就容易多了。“美丽是一个女孩子最大的财富。每晚一定要洗烫你的内衣哟，而且要学会谈论一些文雅的话题，那样你的约会就越来越多，想有多少次，就有多少次。”“你明天的算命天宫图主要显示出行善和仁慈的局势。勤勉和真挚将会在工程学、公共会计学和冒险故事等领域内为你带来奖赏。”“亨廷顿夫人的业余爱好是园艺、歌剧和收藏早期美国式糖钵。她把时间分摊在小儿子‘吉特’和大量的慈善活动上。”“我只不过是米粒儿，我只不过是个孤儿。”“要想获取完整的食谱，请寄十美分和自己写好地址，贴足邮票的信封来。”……他一页页地翻着，心里想着霍华德·洛克。他与克雷姆·普丁签署了五年的广告合同，在整个华纳德报业刊登广告，占各种报纸周日版满满两个版面。他桌前的那些人坐在那儿就像一座人体凯旋门，一座纪念碑，为了纪念胜利，为了那些单人纸牌游戏和精打细算的夜晚，为了饭馆的桌子，为了一饮而尽后的一只只空酒杯。为了那一张张会思考的嘴，他的精力，他的活力，就像玻璃杯中的液体一样流入那张开的厚嘴唇；流入那树桩似的、粗短的手指间；隔着一张办公桌，流入每个周日版的满满两版；流入那些用草莓装饰的黄色线脚和那些用黄油硬糖酱装饰的黄色花边里。他越过那些人的脑袋，看着办公室墙壁上的那张照片：那天空，那河流和一个男人扬起的脸。可是，那张照片使我心痛，他想——每当我想到他时，我就心痛。它使得一切都变得更容易了——人们、社论、合同——可是容易是因为它那么伤人。痛也是一种刺激。我恨那个名字。我要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那是我希望忍受的痛。然后，当他与洛克面对面在他的楼顶寓所的书房里坐下来时——他却感觉不到那种痛，唯有毫无恶意地大笑的渴望。“霍华德，根据人类的既定理想，你一生中所做过的事都是错误的。然而现在你在这里嘛，莫名其妙地，你似乎跟全世界开了一个天大玩笑。”洛克坐在壁炉边的一把扶手椅上。壁炉里射出的摇曳火光照耀着整个书房。那火光像是在有意识地摇曳着，欢喜于房间里的每一样物品，它自豪地强调着自己的美，给完成这个布景的人的品味盖上图戳表示赞同。他们单独地坐在一起。多米尼克吃过晚饭后就找理由离开了，她早就知道他们想单独在一起。“有个关于我们所有人的笑话。”华纳德说，“关于每个人的玩笑。我总是留心观察着街头的行人。我以前乘坐地铁纯粹是为了看看有多少人手里拿着《旗帜》。我以前痛恨他们，有时候惧怕他们。可是现在，看着他们中的每一个，我都想说‘喂，你这可怜的傻瓜！讲完了。”一天早晨，他打电话到洛克的设计院。“霍华德，能和我共进午餐吗？……半小时后在诺得兰德和我碰头。”当他和洛克相对坐在这家餐馆的桌前时，他微笑着冲他耸了耸肩。“根本没什么事。霍华德。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只不过是度过了令人恶心的半小时，想把那味儿从我嘴里除去而已。”“什么令人恶心的半小时？”“要我和兰斯洛特·克鲁格一起合影。”“兰斯洛特·克鲁格是谁？”华纳德哈哈大笑，忘了他那克制而成的优雅举止，也忽略了服务员那不胜惊讶的一瞥。“说的是。霍华德。那正是我一定要和你共进午餐的理由。因为你能说出那样的话。”“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平时不读书吗？难道你不知遒兰斯洛特·克鲁格是‘国际局势的最敏感观察家’吗？那位批评家就是这么说的——在我的《旗帜》报上。兰斯洛特·克鲁格刚刚被某个组织评选为年度作者或者什么的。我们在星期天的增刊上连载他的自传，而且我还得拿胳膊搂着他的肩膀与他拍照留影。他穿着真丝衬衫，还有一股姜酒的味道。他的第二本书讲的是他的童年和那段时期是如何帮助他理解国际局势的。那本书卖出了十万册。可是你从未听说过他。来，继续吃你的饭，霍华德。我喜欢看你吃饭的样子。我希望你破产，没有一分钱，那样我就可以供你吃这顿饭，而且知道你确实需要它。”在某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总是会不告而来，到洛克的设计院或到他家里。洛克在恩瑞特公寓有一套公寓，那是东河边的几个六边形的单元中的一个：一间工作室，一个图书室，一间卧室。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华纳德无法理解为何这个地方会让他觉得奢华，直到他发现人们根本注意不到那些家具：只是一片彻底清楚的空间和一种取之不易的简朴的奢华。而在经济价值上，这是二十五年来华纳德作为客人所走进去的最节制的一个家了。“霍华德，同样是白手起家的。”他扫视着洛克的房间说，“根据我的判断和我以往的经验，你应该还是在贫民窟的，可是你没有。我喜欢这个屋子，我喜欢坐在这儿。”“我喜欢看你坐在这儿。”“霍华德，你有没有能力支配和控制一个人？”“没有。而且如果有人给我这种能力，我也不愿意接受。”“我无法相信。”“有过这样一次，盖尔。我拒绝了。”华纳德不无吃惊地看着他。这还是他第一次从洛克的声音中听出费力的感觉。“为什么？”“我不得不拒绝。”“是出于对那个男人的尊重吗？”“是个女人。”“噢，你这个讨厌的傻瓜！出于对一个女人的尊重吗？”“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你别期望我能理解。我们是最没有共同点的两个男人了。”“我这么想过。我曾经想这么想。”“你现在不想了吗？”“是的，不想了。”“难道你不藐视我所做的吗？”“差不多，我知道你的每种行为。”“而你仍然愿意我坐在这儿吗？”“是的，盖尔。过去有一个人，他认为你是那种特别邪恶的象征，那邪恶摧毁了他也将摧毁我。他把他的恨留给了我。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想我是恨你的，在我见到你之前。”“我知道你恨我。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想法？”“我无法向你解释。”他们一起开车到康涅狄格州去，在那里，房子的墙正从冰冻的地面上升起。华纳德跟在洛克身后穿过那些未来的房间，他站在一边看着洛克下达指令。华纳德独自来过这里。建筑工人们看见一辆黑色的跑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爬上山顶，看见华纳德的身影站在远处看着这幢建筑。他的身影里含有他的地位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大衣的素静优雅，宽边帽的边角，以及姿势里所显示出的自信，紧张中透着随意，让人不由联想到华纳德帝国；想到以雷霆万钧之势响彻大洋两岸的印刷机的轰鸣声；想到他办的各种报纸；想到流光溢彩的杂志封面；想到新闻短片中抖动的闪光灯的光线；想到缠绕地球几圈的电缆；想到那种流过每一座宫殿，每一座首都，每一间秘密的重要房间的力量，那种力量日以继夜地穿过这个男人生命中宝贵的每一分钟。他站立的身影映在灰得像洗衣房污水一般的天幕上，如雪花懒洋洋地从他的帽檐旁纷飞而过。四月里的一天，他在一连好几周没有去过工地之后，独自开车到康涅狄格州去。黑色的跑车从乡间飞驰而过，简直不是一个物体在跑，而是一连串的速度线。在玻璃与皮革制成的正六面体中他感觉不到一丝颠簸和晃动；对他来说似乎他的车是纹丝不动的，车在地面上方悬着，而双手的控制台使得地球从他旁边飞过，他只要等待他希望去的地方滚到他面前就可以了。他就像喜欢《旗帜》大楼里他的办公桌一样地喜欢方向盘：二者都让他感觉到他手指熟练控制下的脱了缰的怪兽。某种东西从他的视野里飞逝而过，已经到了一英里开外，他才觉得他居然能看到那样东西，真奇怪，那只不过是路旁的一簇野草；经过一英里以后，他感到越发奇怪了：那一簇簇野草竟然是绿的。在隆冬草不该是绿的，他想，随后明白过来，充满惊讶，现在已经不再是冬天了。过去几周来他一直很忙，忙得无暇顾及。现在他看到了，在周围的田野里随处都是，一抹绿意，犹如一声耳语。他听到了自己在心中的三个平静的宣言，实际上是相互承接的，就像相互咬合的齿轮：已经是春天了，不知道我还能看到几个春天，我现在五十五岁了。只是平静的宣言，没有强烈的感慨。他没有任何感觉，既不渴望，也不惧怕。可是他觉得奇怪的是，他居然体验到时间感。他从未想到过与任何尺度相关的年龄问题，他从未否认过他在一个有限过程中的位置问题，他压根就没有思考过过程，也没有想过限度。他一直是盖尔·华纳德，一直屹立不动，如同这辆车，岁月从他旁边飞逝而过，如同这地球，他身体里的发动机在控制着岁月的飞驰。不，他想，我没什么可遗憾的。有我错过的东西，可是我并没有提出质问，因为我是爱过的，一如既往的深爱着岁月，甚至于那些空虚的时刻，甚至于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有，就是我爱过它，这就是我一辈子无法回答的问题，可是我爱它。有个古老的传说，说人最终会站在某个最高审判者面前历数自己的经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将带着我所有的骄傲，我不供述我所干的任何行为，而是供述那件在这个世界上从未做过的事：说我从来就没有追求过什么最高的制裁。我会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盖尔·华纳德，那个罪大恶极的人——唯有一个最主要的例外—一他从来没有把无益的事和轻浮的言行归咎于生存这一令人惊叹的事实，他为自己寻求力所不及的辩护。这就是我的骄傲所在：现在，想到死，我并没有像所有那些处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那样哭天抹泪：何为用处，何为意义？‘我’就是用处和意义，我，盖尔·华纳德。我所骄傲的是我活过，我做过。他把车开到小山脚下，猛地一踩刹车，抬头看时，不由大吃一惊。在他没来的这几个星期里，那座房子已经初具规模，现在可以辨认出它的样子了——它看起来跟那幅透视图一模一样。他在一刹那感到孩子似的好奇——它的确是从那幅草图里走出来的，仿佛他从来就不怎么敢相信似的。矗立着，在淡蓝色的天空的衬托下，看着仍然像是一幅图画，还未做完，石工部分的各个平面就像是涂上去渗开的水彩一般，而那裸露的脚手架就像铅笔的线条，简直是画在一幅淡蓝色纸上的巨幅画卷。他离开汽车走上山顶。他从那些建筑者中认出了洛克。他站在工地外看着洛克穿过房屋构造行走的样子，看着他举手投足、现场指挥的风采。他还注意到洛克停步不前的样子：他分开两腿，两臂笔直地垂于身体两侧，头高高地扬起；那是出自本能的自信姿势，在那一刻——那种控制自如的干劲和活力——把他设计的建筑结构上的整洁赋予他的身体。华纳德想：结构是一个解决了张力、平衡力和反作用力安全的问题。他想：在建造房子的行为中是不掺杂情感的；那只是一种机械式的工作，跟铺设排永管道和造汽车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观察洛克时，有一种置身于自己艺术陈列室里的感觉。华纳德觉得，与竣工后的房子相比，他更适合它现在的状态，它更胜于还在设计中的状态，它适合于他的舞台配置；那与他是相称的——就像多米尼克说那游艇是与我相称的一样。后来，洛克走了出来，他们便一起顺着山脊，在树林间散步。他们在一棵跌倒的树干上坐下来，透过密集的小树丛的树干，他们可以看见远处的房子。树丛里枯干的叶柄上还没有长出叶子，可是它们向上伸展的欢乐傲气里，洋溢着一种春天的特质，一种任性、自负而逞能的骚动。华纳德问：“霍华德，你有没有爱过谁？”洛克转过身直视着他，平静地回答说：“我现在还一直在爱着。”“可是当你穿过一幢建筑时，你觉得比爱情更伟大？”“伟大得多，盖尔。”“我在想那些说世上没有快乐的人。你瞧，他们苦苦地在生活中寻找一点快乐。你看他们，为那一点点的快乐，在怎样地拼搏。为什么任何生命都要在痛苦中生存呢？凭借什么样的权力，一个人能要求人类只在自己的快乐中生存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这种快乐。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渴望这种快乐。可是这种快乐谁也没有找到过。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哀诉不懂得生命的意义。特别有一种人，我瞧不起他们。他们寻求某种所谓的更高理想或者说‘普遍的目标’，却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悲叹说他们必须要‘找到自我’。在我们周围，你到处可以听到这种悲叹。这种悲叹好像是这个世纪公认的陈词滥调。你打开的每一本书里，每一声喋喋不休的自白与忏悔里，似乎那是件值得忏悔的高尚事。我觉得那是最无耻的一件事。“瞧，盖尔。”洛克站起身，伸出手去，从树上折下一根粗粗的树枝，将它握在手中，两只拳头分别握在树枝的两端，然后，手腕和关节都绷紧，慢慢地将那根树枝端成一个弓形，“现在我能用它制造出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张弓，一把标枪，一根手杖，或者一根栏杆。那才是生命的意义。”“是你的力量吗？”“是作品。”他将那根树枝丢到一边，“地球赋予你的材料和你用这些材料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在想什么，盖尔？”“想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要保持节制，要有耐心，要将耐心理解为每天以积极的态度有意识地履行职责，要站在洛克面前，让自己宁静安详地对他说：“这是你要求我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了，可是我很高兴，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这就是多米尼克的生存戒律。作为洛克和华纳德的旁观者，她站在一边，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他们。她曾经想去理解华纳德。这就是答案。她接待洛克到他们家里来访，还接受了一个事实——夜晚的这几个小时内，他归华纳德所有，而不是归她所有。她作为一个高雅庄重而又谦和有礼的女主人来迎接他，面带微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此时的她不是一个人，华纳德家里的每一件精致摆设都是如此。晚饭时，她坐在餐桌前女主人的位置上，饭后便起身离开，让他们待在书房里。她则独自一人，坐在起居室里，关掉灯，开着门。她安然静坐，双眼盯着大厅对面书房门下那道狭缝里透出来的一点灯光。她想这就是我的任务，甚至于在独处的时候，在黑暗中，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就像我看着他在这儿一样地看着那扇门，毫无怨言地……洛克，如果那就是你选择的惩罚我的方式，我会统统承受，不是当面扮演的一个角色，而是一份独自履行的职责——你知道，暴力对我来说是不难忍受的，唯有耐心才是最难的。你选了我最难承受的，所以我必须履行好这个职责，向你交付……我的……最爱……洛克注视她时，在他的眼神里并没有对回忆的否认。那眼神只是在说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不必说出来。她仿佛感觉到他在说：你为何如此震惊呢？我们曾经分开过吗？你的起居室，你的丈夫，以及窗外你所畏惧的这座城市，他们现在是真实的吗，多米尼克？你明白吗？你开始明白些了吗？“是的。”她常常会说出声来，相信那个词会与当前的谈话很切合，知道洛克会听到这个词，作为对他的回答。那并不是他为她选择的惩罚。那是强加于他们俩人身上的戒律，是最后的考验。当她发现她能够感觉到她对他的爱——这种爱被这间屋子所证明，被华纳德，甚至是通过他对于华纳德的爱，还有她的，被这种不能忍受的处境所证明，被她那强制性的沉默所证明——这一切障碍都无不向她证明，他们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障碍的，这时，她便理解了他的意图。她没有见过他独处的时候。她等待着。她不愿意去视察建筑工地。她已经对华纳德说过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再看吧。”她从未向华纳德问起过洛克的事。华纳德深夜回到家里，告诉她说他在洛克的公寓——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公寓，度过了一个傍晚。她将手放在椅子扶手上视线之内的地方，从而使得自己的任何极端举动都被压下来。有一次，她忍不住问道：“盖尔，你这是怎么回事？是着魔了吗？”“我猜是这样的。”他又说，“真奇怪，你竟然不喜欢他。”“我可没有那么说过。”“我看得出来。我并不是真正地吃惊。那是你自己的方式。你会讨厌他——确切地说，因为他是你应该喜欢的那种人……别怨恨我的着迷。”“我不怨恨。”“多米尼克，如果我告诉你，自从我认识他以后，我更加爱你了，你能理解吗？甚至——我想说的是——甚至当你躺在我的怀里时，那都是超越于爱的。我觉得现在我对你有了一种更大的权利。”他以简单信任的口气说着，他们在过去三年中都是这样跟对方说话。她就像往常那样坐在那里看着他。她的眼中透出毫无讥讽之意的温柔和毫无怜悯之心的悲哀。“盖尔，我理解。”过了一会儿，她问：“他对你来说算是什么呢？盖尔？是一座神殿吧？”“类似于一件苦行者穿的粗毛制衬衣。”华纳德说。当她上楼以后，他伫立在窗前，久久地凝望着天空。他将头高高地扬起来，他感觉得到他的喉结处肌肉的拉力，心想，凝望天空的那种特别的庄严之感的到来，不是通过一个人的沉思默想，而是通过向上抬头的动作。　　6埃斯沃斯·托黑说：“现代世界的最基本问题是理性的谬误——以为自由和强制是对立的。要解决这一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必须获得某种哲学上的洞察力。在本质上，自由与强制是统一的。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交通灯限制了你随时过马路的自由，可是这种限制却使你免遭被卡车撞死的危险。如果给你一份工作，而又禁止你离开，那这个工作就会限制你的职业生涯，但是它却给予你不用担心失业的自由。无论何时，当新的强制强加于我们时，我们便自然而然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接受完全的强制，我们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说得对！”米歇尔·兰登尖声叫道。那可真是一声名副其实的喊叫，声音又细又高。好像伴随着令人恐慌的火警声而来。客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到米歇尔·兰登身上。他半躺半坐在客厅的一把饰有绣花罩毯的扶手椅里，双腿和腹部向前凸出来，就像一个该受谴责的孩子在耀武扬威地夸耀着自己难看的姿势。关于米歇尔·兰登本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离恰到好处差了一点点：他的身体一开始是往高长的，可是中途改变了主意，最终使他有一副长长的躯干，下面长着两条短粗腿。他脸部骨骼精巧，可是那些肉同它们开了个大玩笑，像发面似的膨胀起来，还不足以患肥胖症，仅仅够得上向人们暗示——那是永久性的流行性腮腺炎。米歇尔·兰登噘着嘴。那并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表情，也不是面部的布局问题。那是他的品性，影响着他的整个人格。他的全身都在噘着嘴，发着脾气。米歇尔·兰登继承了2.5亿美元，他生命中的三十年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把那些钱消耗掉这件事上。埃斯沃斯·托黑，穿着晚餐服，懒洋洋地靠在一个珍品饰架上。他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样子里透出一种潇洒的随意和些许的不耐烦，仿佛周围人都不配得到他的面面俱到的礼貌似的。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四处打量着。屋子还不完全是现代的，也不具有殖民地时期的特点，偏偏就缺那么一丁点儿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味道。房子的装修呈现出垂直的平面和鹅颈一般的支撑。黑色的镜子，飓风般猛烈的电灯和绣花罩毯，具有共同的单一特质：无一例外的昂贵。“说得对。”米歇尔·兰登挑衅般地说，仿佛他预料到每一个人都不同意，所以在提前侮辱他们，“人们对自由这个东西太他妈的小题大做、庸人自扰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暧昧的滥用词。我甚至没法确定那是不是某种见鬼的神恩。我认为，在规范化了的具有一定统一模式的社会形式里，人类要幸福得多——就像跳民间舞一样。你知道民间舞是多么的漂亮，节奏感也很强。那是花了好几代人创作出来的，容不得任何机会主义的白痴来改变它们。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模式。我是说，有节奏、充满美感。”“那真是个恰当的比喻，米奇。”埃斯沃斯说，“我就常跟你说，你有一个创造性的大脑。”“我的意思是说，造成人们不幸福的因素不是选择的机会太少，而是太多了。”米歇尔·兰登说，“一直要作出抉择，老是要作，一直在左右为难。而今，在模式化的社会里，人便有了安全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人老是来缠着你做这做那。没有非得要做的任何事，当然了，我的意思是说，为共同的利益的工作除外。”“重要的是精神观念。”休谟·斯劳顿说，“必须要赶上时代，而且与世界保持同步。这可是个精神的世纪。”休谟·斯劳顿大脸盘，两只催眠似的眼睛令人昏昏欲睡。衬衫上镀嵌着红宝石和绿宝石的硬领金属扣，就像凉拌沙拉从他硬挺的前领上湿淋淋地掉了下来似的。他拥有三家百货商店。“应该有条法律来强制每个人学习古老神秘奇迹，”米歇尔·兰登说，“那些奇迹都记载在埃及的金字塔里。”“此话不假，米奇。”休谟·斯劳顿同意他的看法，“关于神秘主义，很值得一说呢，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那并不矛盾。”米歇尔·兰登拉长腔调傲慢不恭地说，“未来的世界会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二者是同一事物表面上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相同的目的。”他的眼镜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仿佛有光是从里面照射出来的。他似乎很得意于自己说话的这种独特方式。“我只知道一点——无私是惟一的道德原则，”杰西卡·普拉特说，“是最高尚的原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而且要比自由重要得多。无私是达到幸福的惟一途径。我想把所有拒绝无私的人枪毙了，好使他们脱离不幸和苦难。反正，他们都是不可能幸福的。”杰西卡·普拉特沉思地说。她的脸温和而苍老。上面布满粉末，没有化妆，却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轻轻碰一下，手指上就会留下一点白白的粉尘。杰西卡·普拉特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族，没钱，但有份深情：那便是对她的妹妹瑞妮的爱。她们早年就成了孤儿，她毕生致力于抚养瑞妮。她已经牺牲了一切；她从未结过婚，这么多年，她挣扎过，算计过，图谋策划过，蓄意诈骗过——终于成功地把瑞妮嫁给了休谟·斯劳顿。瑞妮·斯劳顿蜷缩着身子，坐在一只小凳上，正在嚼着花生米。每隔一会儿，她便将手伸到旁边的水晶碗里再取一颗花生。她做的就是这些，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努力。一双灰白眼睛在她苍白的面孔上无神地睁着。“又扯远了，杰西。”休谟·斯劳顿说，“你不可能期望任何人都变成圣徒。”“我不期待任何东西。”杰西卡·普拉特温顺地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期待。可是，我们需要教育。那么，我认为托黑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每一个人都接受某种强制性教育，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如果强迫人们做善事，那他们将会得到幸福。”“这是完全无用的讨论。”夏娃·兰登说，“当今没有一个聪明人会信仰自由。自由已经过时了。未来属于社会计划。强制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是不言自明的。”夏娃·兰登很漂亮。她站在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乌黑光亮的头发垂在头上，浅绿色的锦缎长袍仿若一袭清水，仿佛马上就要从身体上流淌下未，将她那柔软的、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全部暴露出来。她有一种特殊的才华，能将锦缎和香水弄得像铝皮桌面一样摩登。她活脱脱是一个从海底潜艇的升降孔中升起来的维纳斯。夏娃，兰登相信她的人生使命就是成为先锋人物——做什么样的先锋倒无关紧要。她自有妙法——常常是漫不经心地一跳，便洋洋得意地远远地在别人之前着陆了。她的哲学由一个句子构成——“任何事情都甭想让我落水。”在交谈的时候，她将它阐释成她偏爱的语句：“我呀？我就是后天。”她骑术精湛，不仅是一名赛车手，而且是一名技艺超群的飞行员，还是一名游泳冠军。当她发现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思想领域时，她又跃进了一大步，就像她从任何沟渠上越过去一样。她着陆时还是远远在别人的前方，仍然是前卫的。等她着陆后，她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人要对她这一身好本事提出质疑——还从不曾有人怀疑过她的成就呢。对不赞同她的政治观点的人，她养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愤怒。那是个私人问题。既然是后天形成的，她就肯定是对的。她的丈夫——米歇尔·兰登，很讨厌她这一点。“这完全是一个有理有据的辩论，”他厉声说道，“我亲爱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那么能干。我们必须帮助别人。那是凭理性办事的领袖们的道德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抛开对强制这个词谈虎色变的无端惊恐。当它有利于慈善事业时，便不再是强制了。我的意思是说以爱的名义。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理解它。美国人是这样的不开化。”他无法原谅这个国家，因为它让他得到了2.5亿，然后却拒绝将等量的威望赋予他。人们在接受他支票的同时却不肯接受他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生物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抱怨人们过于从钱的方面认同他。他恨他们，因为他们对他的认同还远远不够。“对于强制这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休谟·斯劳顿申明说，“假如能进行民主规划的话，共同的利益总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具体说来，休谟·斯劳顿的观点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但这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使他困惑，它们同时完好地并存于他的意识之中。首先，他认为抽象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如果顾客对此情有独钟的话，那就给他们好了，反正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还能确保他的生意兴隆。其次，他觉得因忙着而忽略了不管人们称其为什么的精神生活，他于心不安，也许像托黑一样的人对此会有所看法，即使他的商店被没收了，那又有什么要紧？像一个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那样生活，不是来得更容易吗？难道一个经理的薪水还不足以维护他的威望和他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吗？——又不用承担业主的风险？“在末来社会，任何女人都会跟任何她喜欢的男人睡觉，这是真的吗？”瑞妮·斯劳顿问。这句话本来是当做问题提出来的，可是她说话的语调渐渐低落下去，结果听起来倒像下了一个断语。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她只是感到无聊的好奇，好奇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男人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想要本身又是怎样的。“谈论个人的选择是愚蠢的。”夏娃·兰登说，“那已经过时了。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集体实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埃斯沃斯·托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得对群众采取点措施。”米歇尔·兰登宣称道，“他们非得有人领导不可。他们不会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益的。我是说，令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可以把集体主义理解得这样透彻，而且自告奋勇地自愿牺牲个人利益，而那些要从集体主义中获取一切利益的劳动大众却还是那么愚蠢而漠不关心。我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劳动者为什么对集体主义缺乏同情心。”“难道你真的不理解这一点么？”埃斯沃斯·托黑说，他的眼镜片上闪烁着光芒。“我对这个话题厌烦了。”夏娃·兰登厉声说，在房间里踱着步，灯光从她肩头流泻下来。话题又转到艺术和当今艺术各个领域中公认的领袖身上。“洛伊丝·库克说过，词语必须要从理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她还说理性对于词语的束缚不亚于资本家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削。必须允许词语和理性通过讨价还价来进行磋商和谈判。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这个人说话真逗，而且使人身心爽快，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艾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怎么又给忘了！——他说戏院是爱的乐器。他说，戏正在舞台上上演，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出戏是在观众的心里上演呢。”“朱尔斯·佛格勒在上星期的《旗帜》增刊上说在未来的世界里，剧院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如同莎土比亚最出色的悲剧一样，是一件艺术作品。在未来，没有对戏剧家的需求。批评家将只是简单地观察群众的生活，并为公众评估出一个分数来。朱尔斯·佛格勒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不知道是否同意他的看法，不过他看问题的角度倒是满新鲜有趣的。”“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大英帝国注定要灭亡。未来没有战争，因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是不会允许战争发生的，发动战争的是国际银行家们和军需品标兵们，他们已经被踢下台了。兰斯洛特·克鲁格说宇宙是一个谜团，还说他的母亲是他的挚友。他说保加利亚的总理早餐吃的是鲱鱼。”“高登·普利斯科特说，四壁和一个天花板就能成为一座建筑了。地板是可以有所取舍的。其余都是资产阶级的卖弄和讲排场。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居民头上都有一个屋顶之前，谁都不该被允许在任何地方修建任何建筑。那么，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又怎么办？教会他们需要一个屋顶是我们分内的工作。普利斯科特称为辩证的跨越空间的互相依赖性。”埃斯沃斯·托黑一言不发。他站在那儿，冲着心中巨大的打字机幻想，脸上露出微笑。每一个他听到的著名的名字都是打字键盘上的一个键，每一个键都控制着一个特殊的领域，每一下敲击都会留下它的印记，而这些加起来又会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上造出互相关联的语句。他想，做一个打字员的前提是他必须有一只手去敲击键盘。当他听到米歇尔·兰登生气地说“噢，是呵，又是《旗帜》，见它的鬼！”时，便大声吆喝着说话，以引起注意。“我知道，”休谟·斯劳顿说，“它肯定是质量下降了。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个很好的投资。这是埃斯沃斯所犯的惟一一次错误。”“埃斯沃斯绝对是错不了的。”夏娃·兰登说。“可是，那次他是错了嘛。是他建议我买那种烂股票的。”他看到了托黑的眼睛，那里面流露出像天鹅绒一样的韧性，就赶紧又说，“我不是在抱怨，埃斯沃斯。那没什么大不了。它甚至还能帮我分担一些个人所得税呢。可是那肮脏下流的保守小人肯定是在走下坡路。”“有点耐心好不好，米奇。”托黑说。“难道你不觉得我应该将那些股份抛出去吗？”“不，米奇，我不卖。”“好吧。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能出得起这个钱。有多少我都吃。”“可是我赔不起！”休谟·斯劳顿的语气激烈得令人吃惊，“我不敢在《旗帜》上做广告了。倒不是他们的发行量——那还好吧——可是有一种感觉……埃斯沃斯，我一直考虑着要终止我的合同。”“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不读华纳德报纸’运动？”“我听说了。”“那个运动是由一个叫格斯·韦伯的人指挥的。他们把粘贴物贴在停车场里的车辆的防护板上和公共厕所的墙上。他们在影剧院里对华纳德的新闻短片发出嘘声，并表示反感。我本来想那个团体并不大，可是……上周，一个令人大倒胃口的女人在我的百货商店里大发脾气——在五十街的那个分店，她把我们称作是劳动者的敌人，因为我们在《旗帜》上刊登广告。那个倒可以忽略掉。可是事情后来变得严重了，我们商店的一位老顾客，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和老太太，三代都是共和党员，打电话对我们说，或许她可以取消她的消费账户了，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华纳德是一个独裁者。”“盖尔·华纳德除了最原始的一点知识外，对政治一窍不通。”托黑说，“他还是依据‘地狱厨房’时的民主党俱乐部的方式来想问题。那时候关于政治上的腐败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你不这样看吗？”“我才不管呢。我说的不是那个。我是说，《旗帜》正逐渐变成一种不利条件。它不利于生意。现在这个世道，人还是当心些好。你没有跟对主儿，受了拖累，首先，你要知道，有人在冲着另一个人泼脏水，稍不留神，你也会被溅一身的。我可淌不起这个浑水。”“那还不完全是浑水嘛。”“我不管。无论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管。盖尔·华纳德的事，我伸那么长脖子干什么呀？我是谁呀？如果大家都怨恨起他来，我就该尽快躲远点。而且又不是我一个。和我一样想法的人多了。菲利斯一西梅斯公司的吉姆·菲利斯，威姆一福力克公司的比利·舒尔兹，托德一托克斯公司的巴德·哈珀，还有……见鬼，这些人你们都认识，他们都是朋友，是我们一伙儿的，自由主义的商人。我们都要求赶紧将我们的广告从《旗帜》拉下来。”“休谟，稍微再耐心点嘛。我不会着急的。凡事都有个火候，不是还有最佳时机这个说法吗。”“那好吧。我就听你一句话。可是还有——空气中还有一种味道，有朝一日会有危险的。”“或许吧。我来告诉你什么时候有危险。”“我还以为埃斯沃斯·托黑是为《旗帜》工作的呢。”瑞妮·斯劳顿大惑不解，茫然地说。其余的人都转向她，既愤慨又怜悯。“你很天真，瑞妮。”夏娃·兰登耸了耸肩。“可是《旗帜》出什么事了？”“哎呀，孩子，你就不要为那些肮脏的政治操心了。”杰西卡·普拉特说，“《旗帜》是一种不道德的报纸。华纳德先生呢，是个邪恶的人。他代表有钱人的自私利益。”“我觉得他长相英俊，”瑞妮说，“我认为他很性感。”“噢，看在上帝的份上！”夏娃·兰登叫出声来。“喂，得啦，毕竟，瑞妮有权发表她的见解。”杰西卡‘普拉特立刻来气了。“有人告诉我说，埃斯沃斯是‘华纳德集团员工工会’的主席。”瑞妮拉长了腔调说。“噢，我的天哪。不，瑞妮。我绝不是任何组织的主席。我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就像任何送稿生一样。”“他们有一个‘华纳德集团员工工会’吗？”休谟·斯劳顿问道。“开始，那只是个俱乐部。”托黑说，“去年，它变成了一个工会。”“是谁组织的？““怎么说得上呢？多多少少是自发的，就像所有的群众运动一样。”“我觉得华纳德是个杂种。”米歇尔·兰登断言说，“无论如何，他以为他是谁？我是来参加股东会议的，而他竟然像对待奴才一样地对待我。我的钱不如他的好使？我不也拥有该死的报纸的股份？关于新闻出版，我都能教他一两招。我有的是创意。他到底牛气什么？就因为他自己创立了一份产业？就因为他是从‘地狱厨房’来的？他有必要这么势利吗？如果别人不幸没有发家于‘地狱厨房’，没有从中跳出苦海，那是他们的错吗？没有人知道生于有钱人家是多大的不幸。因为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既然你天生就是个富人，即便你不是那样，人都会觉得你不行。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有盖尔·华纳德那样的运气，到现在我会和他一样有钱，而且名气是他的三倍。可他竟然如此自高自大，而且还全然无知！”没有一个人吭声。他们听到米歇尔·兰登歇斯底里的语调又升高了。夏娃·兰登看着托黑，面露求救的神色。托黑微微一笑，向前迈了一步。“米奇，我都为你羞愧。”他说。休谟·斯劳顿透不过气来。关于这个话题，人们从来不责备米歇尔·兰登的，人们不责备米歇尔·兰登谈论任何话题。米歇尔·兰登噘起的下嘴唇又缩了回去。“我为你感到羞愧，米奇。”托黑严厉地再说一遍，“竟敢拿自己和盖尔·华纳德那么可鄙的人作比较。”米歇尔·兰登绷紧了的嘴唇放松了，换上了某种和微笑一样柔和的表情。“此话一点不假。”他温驯地说。“不，你永远没法与盖尔·华纳德的事业相比。你有敏感的心灵和博爱主义者的天性，你无法比得过他。米奇，正是这个因素在压制着你，也不是拿你的钱去和他比。现在谁在乎钱？钱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是你的天性太纯良了，不适应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残忍凶蛮的竞争。不过，连这一时代也快要过时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夏娃·兰登说。托黑离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感到很兴奋，于是决定步行回家。周围的街道空旷而肃穆，黑压压林立的楼群高耸入云，大胆自信而又毫不设防。他记得有一次他对多米尼克说过：“一件构造复杂的机器，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然而，将你小巧的手指在某一点上一摁……在一切重力的中心点上……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化为一堆废铜烂铁……”他想念多米尼克，希望她能够和他在一起听听今晚的谈话。那种无法与人分享的东西在他胸中沸腾。他站在静寂的大街中央，扬头大笑，目光落在摩天大楼的顶部。一名警察拍拍他的肩膀，问：“怎么了，先生？”托黑看到一排钮扣和一副穿着蓝色制服的宽阔胸膛，一副忠实可靠的面孔，严厉而又耐心；一个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坚定可靠的男人。“警官，在值勤啊？”托黑问道，他笑声的回音就像声音在痉挛一样，“在保护法律和人类生活的尊严和秩序吗？”那位警察用手挠挠后脑勺。“你应该逮捕我，警官。”“好吧，朋友，好吧。”那名警察说，“走开。像你这样的也抓，人也太多了。”7彼得·吉丁只是在最后一名油漆工走了以后，才感觉到孤独和凄凉，肘弯内侧一阵麻木酸痛。他站在大厅里，抬头看着天花板。在油漆刺目的光彩下面，拆除楼梯而留下的那一块缺口的痕迹依稀可辨。盖伊·弗兰肯的旧办公室不见了。吉丁一杜蒙特公司现在只剩下一个楼层了。他想到了那段楼梯，想起第一次沿着那红色的豪华台阶走上楼的样子，用手指尖捏着一幅透视图。他想到盖伊·弗兰肯的办公室里那流光溢彩的、有如蝴蝶般的反射光影。他回想起了那四年，那时这间办公室是他自己的。他已明白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出了什么问题。当穿着工作服的人们将那段楼梯拆掉，将天花板上的缺口堵上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可是正是那白色的油漆下面方形的痕迹才使得这件事变得真实起来，而且是决定性的。他早就对每况愈下的生意听之任之了，并不是他选择了听天由命——那样反倒是一个积极的决定——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便听之任之。那种情形是简单的而且是毫无痛苦的，就像困倦时没有什么比一个期待已久的睡眠更好一样。那种迟钝的痛苦根源在于他想了解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先是“世纪征程”博览会，可是单单那一件事还不重要。“世纪征程”在三月份开幕。那是一个转折点。有什么用呢，吉丁想，干吗不用个贴切一点的词呢？彻底的失败。那是一个可怕的失败。“这个冒险的标题是非常合适的。”埃斯沃斯·托黑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可以假定，那几个世纪是骑在马背上走过去的。”其余有关博览会建筑价值的描写都是如出一辙。吉丁苦苦沉思着，想起他们当时是如何认真负责地工作，他与其他七位建筑师一起设计着那些建筑。那时，他爱出风头，竭力地想引入注目，而且贪婪地抢夺向新闻界宣传的机会，这都是事实，可是在设计方面，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工作的协调一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各自对其他人做着让步，抱着一种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没有一个人想把自己个人的偏见或者私人的想法强加干他人。就连罗斯通·霍尔科姆都忘了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他们把这个世博会大楼设计得很现代，比斯劳顿百货商店的展示窗都现代，比任何人所见过的都现代。他觉得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一堆被人用脚从牙膏管里踩挤出来的盘状牙膏或者是风格化了的低等腔肠动物”。可是，公众似乎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公众也有什么观点的话。他无法判断。他只知道到“世纪征程”世博会的门票是影剧院的斯科瑞诺比赛时硬塞到观众手中的，而且还知道博览会的功臣，财政救星朱安塔·费，他和一只活孔雀跳舞，并以此作为惟一的服装。可是，就算博览会彻底失败了，那又有什么要紧？顾问团的其他几位建筑设计师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而受损。高登·L·普利斯科特比以前更吃香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吉丁想。设计院状况的每况愈下早在博览会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他也说不准是从什么时候。可以会有很多种解释。大萧条使他们都遭受了打击；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恢复，而吉丁一杜蒙特设计院却没有。随着盖伊·弗兰肯的退休，为他们提供客户的那个圈子中的某种东西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吉丁才如梦方醒，在盖伊·弗兰肯的事业中，有着微妙的艺术和技巧，而且散发着自身的某种非逻辑的力量——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纵然那种艺术只包括他的社会魅力。那种力量专门用以诱惑那些糊里糊涂的百万富翁们。在人们对盖伊·弗兰肯的反应中，存在一种扭曲了的情绪。他看不到现在人们的反应中存在任何一点合理的痕迹。建筑行业的领袖是高登·L·普剩斯科特——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当年那种气派和规模了——他是美国建筑师行会的主席。高登·L·普利斯科特主持关于玄妙的实用主义建筑和社会规划的讲座，出席荷兰籍纽约人的晚宴，将脚踩在餐桌上，大声地批评汤的味道。社交界的人说，他们喜欢一位自由主义建筑师。全美建筑师行会还在，仍然执拗地保持着那份僵死的威严，可是人们在提到它时，只当它是“老人之家”。美国建筑家委员会统治着这个行业的权威，正在讨论这个要倒闭的商店——“老人之家”，但还没有人能制定出一个取代它的方案。每当有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出现在埃斯沃斯的专栏里时，总会是那个奥古斯特·韦珀的名字。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吉丁就已经被描述为一个过了时的建筑师。他放弃了努力去理解的念头。他模模糊糊地知道，那种吞噬着整个世界的解释方式正在改变，它们具有一种他不愿知道的特性。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对盖伊·弗兰肯和罗斯通·霍尔科姆的作品报有亲切友好的藐视，努力赶上并超过他们似乎仅仅是一种无恶意的大话。不过他清楚，高登·L·普利斯科特和奥古斯特·韦珀的无礼和不道德，以至于他想视而不见都很难。他相信以前的人们从霍尔科姆身上看到了伟大，而且觉得从他“借鉴’来的伟大中再“借鉴”一些东西也能得到一种满足。他知道，从高登身上，任何人不会看到任何东西。他从关于高登天才的谈论中，看到某种黑暗的，斜眼睨视的神态；仿佛他们并不是在向高登表示敬意，而是在藐视和侮辱。曾经一度，吉丁无法理解民众，甚至连他都清楚，公众的偏爱已经不再是一种对于优点的承认了，而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耻辱的烙印。他受惯性的驱使，继续苦心经营。他已经负担不起那个楼层的几间办公室的房租了，而他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有派上用场，可是他仍然留着它们，把那些亏空的数额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垫上。他非得继续下去不可。他在一次股票投机买卖中已经赔掉了大部分财产，不过他还剩下足够的钱，足以为余生提供舒适的生活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钱已经不再是左右他视线的主要因素了。令他感到惧怕的是无事可做；如果工作的日常规则注定要被改变的话，那才是那个从远处阴森森地向他逼近的问号。他慢慢地走着，胳膊压迫着身体，肩膀弯成弓状，仿佛永远怕冷似的缩着。他一直在发福。他的脸膨胀着，像是水肿；他低着头，衣褶一样的双下巴被挤在他的领结上，成了扁平状。他过去的丰采依稀可辨，却反而让他看上去更糟；仿佛脸部的线条被画在一张吸墨纸上，而墨水已经散开，变模糊了。他的两鬓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他经常喝酒，但并不快乐。他已经求母亲再度跟他一起生活。她回来了。漫长的夜晚，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彼此相对默默无语，不是出于怨恨，而是在从对方身上寻找着安慰。吉丁太太不再提建议了，也不再责备了。相反，她对待儿子的方式里，增添了一种新的诚惶诚恐的温驯。尽管他们雇了一个女仆，她还是常常为他做早餐；她总是做他最喜欢吃的菜——法式煎饼，是他九岁得麻疹时，喜欢吃的那种。如果他注意到她的良苦用心，并且对此表示出一点快乐的话，她便点点头，眨着眼睛，转过身去，自问：这为什么让她觉得幸福，而她如果真的高兴地话，为什么她的眼中竟然满含着泪水？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她会冷不丁地问：“皮迪，会没事的，不是吗？”而他并不问她指的是什么，而是平静地回答：“是的，妈妈，会没事的。”把他最后的一点怜悯能力变成一种努力，以便使他的声音听上去更令人信服。有一次，她问他：“你快乐吗，皮迪？你不快乐吗？’’他注视着她，发现她并不是在取笑他；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惊恐的样子。可是他无法回答，她哭道：“可是你必须得快乐！皮迪，你得快乐！我活着还能为了什么呢？”他想站起来，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没有关系的——可就在那时，他想起了在他婚礼当天盖伊·弗兰肯说道“我想让你为我而感到自豪，彼得……我想让它具有纪念意义。”接着他就动不了了。他感到自己面对着某种他不能抱住的东西，他决不能允许它进入自己的心灵。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一天晚上，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皮迪，我觉得你应该结婚了。我想，如果你结了婚，会好一点。”他一时无从回答，而正当他要找点高兴的话题说时，她又说，“皮迪，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你不娶凯瑟琳·海尔西？”正当他慢慢地朝母亲转过身来时，他感到眼睛中充满了愤怒，他感到浮肿的眼皮上的压力，接着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矮胖的、小小的身材，僵直而且毫不设防，怀着一种绝望的骄傲，似乎愿意主动地承受他所希望给予她的任何打击，并且提前就已经宽恕了他——而且他知道，那是他曾经做出的最为勇敢的姿势。那种愤怒消失了，因为比起自己的震惊来，他能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她的痛苦，他举起一只手，又任凭它无力地垂下去，让这个姿势来掩盖一切，嘴里只说：“妈妈，我们不要……”在周末，他会从城市里消失。并不经常发生这样的事，而是一个月有那么一两次。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吉丁太太很着急，可是也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她怀疑，他在什么地方有个女人，而且还不是一个好女人，要不然他对这个话题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愁容满面了。吉丁太太发现自己相信他已落入最坏的、最贪婪的坏女人的魔掌之中，并希望这个女人有足够的头脑逼他娶她。他待在一间圆木小屋里——那是从一个不出名的偏僻小村子里租来的。在这间小屋里，他置办了颜料，画笔和帆布。他在山中作画来消磨时光。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想起少年时代未完成的抱负和奢望——他的母亲把那一点野心从他的心中排干了，然后又改变了他理想的轨迹，使他走上了建筑的道路。说不清是什么样的作用力，那种冲动竟然变得不可抗拒。于是他找到了这个小屋，并且喜欢到那儿去。不能说他是喜欢画画的。那既算不上是乐趣，也算不上消遣，那是一种自我折磨，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那些都不重要。他坐在一只帆布凳上，前面支着一副小画架。遥望无边空旷的群山，注目树林和天空，俯视周围的大地。他要表达的惟一构想是心中深藏着的隐痛——对于周围的景象有着恭顺的难以承受的亲切，以及在表达方式上困难而无力的东西。他继续画着，尝试着。他看着帆布，知道在那幼稚的、孩子气的、未加修饰的粗糙里，什么也没有捕捉到。那并不重要。又没有人要看它们。他把它们小心地堆叠在小屋的一个角落里，在他返城之前，他把门锁上。此中并无乐趣可言，也没有自豪，更没有解答。当他独自坐在画架前时，只有一种宁静恬淡的感觉。他努力地不去想埃斯沃斯·托黑。一种模糊的直觉告诉他，只要不触及这个话题，他还能够维持本来已经摇播欲坠的安全感。托黑对他的行为只能有一种解释，可是他宁愿不说出来。托黑已经疏远了他。他们见面的时间间隔在逐渐加长。他接受了这个事实，告诉自己说托黑太忙。托黑在报纸上不发表有关于他的评论，而是保持沉默，这令他难以理解。他告诉自己说托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写。关于“世纪征程”，托黑的评价对他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他告诉自己说他的作品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接受了任何指责。他还有足够的气量来怀疑自己。他没有怀疑过托黑的胸怀。是奈尔·杜蒙特强迫他再次想到了托黑。奈尔·杜蒙特气急败坏地谈论世界局势，说到徒然的怨天尤人，说到生存原则的改变，以及适应性和讲求实际的重要性。吉丁从那冗长混乱的话语中推断出，正如他们已经清楚的，商业性的局面结束了，政府会接管，不管你情不情愿，建筑行业即将灭亡，而政府很快便会成为惟一的建筑者，所以如果他们想要插手的话，那他们还是现在就插手的好。“看看高登·L·普利斯科特，”奈尔·杜蒙特说，“他在住房规划和邮局建设中找到了愉快的垄断差事。看一看奥古斯特·韦珀，他也正往这个行业中挤呢。”吉丁没有回答。奈尔·杜蒙特把自己尚未仟悔过的想法一股脑儿抛给他。他早就清楚他很快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了，可在他的意识中，他却竭力推迟那个时刻的到来。他不愿意想起科特兰德公寓的事情。科特兰德公寓是政府计划在爱斯托利亚兴建的一个安居工程，位置就在东河边上。本来是按照经济实用型住房设计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以便为全国提供一个范例和样板，也为全世界提供一个模式。吉丁听建筑师们谈论这个问题有一年了。经费已经批下来了，而且地方也选择好了，但是建筑师还没有选好。吉丁不愿承认他是多么的想得到科特兰德这个设计项目，而得到那一项目的可能性又是多么的渺茫。“听我说，彼得，我们最好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奈尔·杜蒙特说，“朋友，我们正在走下坡路，而你也清楚这一点。好吧，仰仗着你的声望，我们会再挺上一两年。可是然后呢？那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只是因为私营企业不景气，而且以后还要更不景气。那是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是未来的浪潮。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趁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置办好冲浪板。现在就有一个结实牢靠的冲浪板在等待着聪明伶俐的男孩去拿呢，科特兰德安居工程。”现在，他听见这个词被说了出来。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名字听起来就像捂住了的铃铛所发出的声音；仿佛那个声音的开合已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序列，他不可能将它停下来。“你是什么意思，奈尔？”“科特兰德安居工程。埃斯沃斯·托黑。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奈尔，我……”“你怎么啦，彼得？听我说，人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呢。谁都说，如果是托黑特别宠爱的人，像你这样的，他们就会得到科特兰德安居工程这样的设计项目。”他把修剪好的指甲弄得喀哒直响，“就做那样的项目，而且谁都不理解你还在等什么。你知道操作这次房展的人是你的朋友埃斯沃斯。”“这不是真的。负责此事的不会是他。他并没有正式的官职。他从不担任任何政府的官职的。”“你在骗谁？每个主要部门中都有他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打进去的！可是他的确打进去了。怎么啦，彼得？你是害怕求埃斯沃斯帮忙吗？”只有这条路了，吉丁心想，现在没有退路了。他不能向自己承认他不敢去求埃斯沃斯。“不。”他说，他的声气听起来很迟钝，“我不是怕。奈尔。我会……好吧。奈尔。我找埃斯沃斯谈谈吧。”埃斯沃斯伸开四肢坐在一张沙发上，穿一件晨衣。他的身体摆成一个懒散的X形——胳膊顺着靠垫的两边伸过头顶，两腿张开，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叉形。那袭晨袍是真丝面料做的。衣服的商标上是科蒂牌搽脸粉的广告，黄色背景上的白色粉扑：它看起来大胆而快活，透过纯粹的傻气又显得极其优雅。在晨衣下面穿着葱绿色的亚麻布做的睡衣睡裤。睡裤松松地漂浮在细瘦的脚踝周围。吉丁心想：起居室过分讲究的样子像极了托黑，在他身后的墙上只挂着一幅出自名家的油画——房间其余的地方都不起眼，如同小修道院一般。不，他想，就像是流放中的国王的避难所．藐视和嘲笑着一切物质上的炫耀。托黑的目光是高兴、热情和令人鼓舞的。托黑亲自接了电话，立刻答应了他的约会。吉丁想：受到像这样非正式的接待很好。我还怕什么呢？我还有什么疑虑？我们是老朋友了。“噢，天哪，怎么这么困呢！”托黑打着哈欠说，“每个人都有疲倦得像个穷醉鬼似的放松的时候了。我回到家，感觉再多连一分钟的衣服都穿不住了。像个讨厌的庄稼人——简单的渴望——不得不摆脱它们。彼得，你不会介意吧？和有些人在一起时，就必须表现得死板和中规中矩，可是和你在一起，就完全不必如此。”“不，我当然不介意。”“我想过一会儿洗个澡。没有什么比热水澡更让人觉得像个寄生虫了。你喜欢洗热水澡吗，彼得？”“唔……是的……我想是的……”“你越来越发福了，彼得。很快，你在浴缸里就会看起来使人厌恶了。你在发胖，然而你看起来很憔悴。那可不大对头啊。从审美的角度讲，这样完全是不应该的。胖人应该是快乐的。”“我……我还好。埃斯沃斯，只是……”“你过去性情不错的嘛，可千万不能丢喽。人们会对你感到厌烦的。”“我没有变，埃斯沃斯。”突然，他加重了语气，“我确实一点儿也没变。我还是设计考斯摩一斯劳尼克大厦时的样子。”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托黑。他觉得这是一个再赤裸不过的暗示了，托黑不会不明白的。托黑理解事情比这要敏感得多，他等待着人家帮他摆脱困境呢。托黑继续打量着他，目光亲切而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