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联系的纽带——人的劳动对人的奴役机制——而打碎这种被物化的形式。在必然性王国里的完全自动化，将开辟自由时代的向度，人类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将得以形成。这将是通往新文明的历史超越。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目前阶段，组织起来的劳工有理由反对无助于解决就业情况的自动化。他们坚持在物质生产中广泛利用人的劳动力，于是反对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反对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本，抵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强化措施。换言之，持续不断地阻挠自动化，可以削弱资本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地位，引起大规模的萧条，最终使阶级利益的冲突再度发生。当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竞争，由军事领域转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时，这种可能性便变得更现实了。苏联体制内的自动化，一旦达到某种技术水平，就能靠全盘行政管理的力量来更迅速地进行。这种对西方世界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威胁，将推动西方世界加速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遇到了本国劳动者的抵制，但这种抵制没有政治上的激进化相伴。至少在美国，劳工领袖的目的和手段并没有超出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共同框架，而且集团利益服从或归属于国家利益。在这个框架内，这些离心力量仍是可驾驭的。在这里，生产过程中人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日益缩小，也意味着敌对者的政治力量的衰减。由于生产过程中白领阶层的份量不断增长，政治上的激进化应随着白领集团中独立的政治意识和行动的出现而产生——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发展过程。把工业工会中不断增加的白领人员组织起来的每一步骤，如果成功的话，可以促进这些集团的工联意识增长，但很难导致他们政治的激进化。　　“在政治上，更多的白领工人在劳动工会里出现，将使得自由和劳工的代言人们有更可靠的机会，把‘劳工的利益’同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压力集团的劳工群众基础将进一步扩大，劳工代言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关于国民政治经济的更有长远意义的各种交易中。”①在这样的环境里，对这些离心倾向的流线式遏制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能否调节既得利益及其经济以适合于福利国家的要求。这些要求有：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和政府指令，按全国和国际的范围制订计划，扩大援外项目，全面实行社会保险，大规模进行公共事业，甚至实行部分国有化。②我认为，统治利益会逐渐地和犹豫地接受这些要求，并把它们的特权让给一个更有影响的力量。当我们转而讨论另一工业文明体系，即苏联社会中对社③会变化的遏制前景时。一开始就碰到双重的不可比性：（１）①Ｃ．赖特.米尔斯《白领阶层》（纽约：奥克斯福德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３１９页以下。②在不怎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强大的战斗性的劳工运动仍很活跃（法国、意大利），它们集中力量反对以权力主义形式加速技术和政治的合理化。在最发达的工业地区，国际竞争的迫切需要也许会强化后者，有助于迎合根本趋势，并与之联盟。③以下论述请参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从年代上看，苏联社会处在工业化的一个早期阶段，很多部门仍处在前技术阶段；（２）从结构上看，它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本质上不同的（全部国有化而且实行专政）。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加重了我们分析上的困难。这种历史的落后性，不仅能使而且必然使苏联的工业化进程没有有计划的浪费和废弃，没有为谋取私人利润而对生产力的限制，而是在优先满足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之后或同时，有计划地满足尚未实现的生活需要。这种工业化的更大的合理性，仅仅是那种一旦达到发达程度就可能消失的历史落后性的标志和优越之处吗？另外，在同发达资本主义竞争共存的条件下，这种历史落后性是否靠专制政权来全面发展和支配一切资源？因而，在实现了“赶上并超过”的目标之后，苏联社会能否放松极权控制以致达到发生质变的地步？根据历史的落后性做出的论证认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成熟性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解放必然是强力和行政管理的事情。这种论证不仅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且也是从柏拉图到卢梭主张“教育治国”的理论家们的核心。嘲笑这种论证容易，但驳倒它很难，因为它的优点在于它几乎赤裸裸地承认那些有利于保护真正明智的自决权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而且，这种论证还揭穿了那种压抑性的自由意识形态，即人类自由能够在艰辛、自私和愚昧的生活中开花吐蕊。的确，社会在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之前，首先必须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自由的物质前提；在它能够按照个人自由发展的需求分配财富之前，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在它的奴隶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他们为变革它而做的事情之前，首先必须使他们能够学习、观察和思维。如果奴隶们被预定为奴隶而存在并安于此种角色，那么，他们的解放必然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和来自上面的。他们一定是“被迫而为自由的”，“把对象看作是其现实的样子，有时看作是其应是的样子”，一定要给他们指出他们在寻找的“善的道路”。①但是，这种论证连同其全部真理性都不能回答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谁教育教育者？教育者拥有“善”的证据何在？这个问题仍然有效地证明它同样适用于某些民主的政府形式，即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均由选举出的代表们做出（或者说经他们通过）——选举是在有效的并被自由认可的灌输条件下进行的。对于“教育治国”，唯一可能的宽宥之处（这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在于，它所包含的可怕危险，也许并不比自由的或专权的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危险更可怕，付出的代价更高。然而，辩证逻辑反对这种关于残酷事实和意识形态的语言，坚持认为，奴隶们在能够成为自由的之前，必须自由地赞成自身的解放，目的必须在达到目的的手段中起作用。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行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就表明了这种先验性。社会主义一定随着第一个革命行动而变成现实，因为在进行革命的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必然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①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第六章——见本书第２２页。诚然，社会主义建设有其“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社会“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但是，自这个阶段一开始就发生了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质变。在马克思看来，“第二阶段”正是在第一阶段中构成的。由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新质的生活方式，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束和终点。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同理，从“按劳取酬”向“按需取酬”的转变，也取决于第一阶段——不仅取决于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的创立，而且也取决于（这是决定性的！）创立这种基础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应该开创一个把自由人的历史同人类史前史区别开来的发展过程。这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以前的生产力对象第一次变成人类个人，他们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劳动工具，以实现他们自身的人的需要和能力。在历史上人们第一次能够受制于并依赖于限制他们自由和人性的必然性，而自由地和集体地行动。因此，必然性所强加的一切约束，将确实成为自我施加的必然性。与这个观点相反，目前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推迟了（或者说因为国际形势而不得不推迟了）向第二阶段的质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尽管有革命发生，也仍然表现为量变。人的劳动工具对人的奴役，仍以高度合理化的、广泛有效而且有前途的形式继续存在着。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１０页。敌对性共存的局面，可以说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恐怖主义特点，但它也调动了旨在使技术进步永久化为统治工具的各种力量；手段损害了目的。假如没有核战争或其它灾祸中断其发展过程，技术进步将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有利于控制的持续松弛。国有经济在显著地减少劳动时间、增加生活舒适程度的同时，能够开发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而不遇到结构性阻力。①而且，它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而无需放弃对人民的全盘行政管理。认为技术进步加国有化会导致“自动的”解放，并释放否定性力量，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奴役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甚至斯大林也公开承认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②——有可能缓和，而不会激化。统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费品愈多，下层人民对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们的依附，也就愈牢固。这些关于苏联社会中遏制质变的前景，看来好象是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前景平行的，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又引入了一种决定性的差别。在苏联制度内部，生产过程的组织确实使“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同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相脱离，从而加剧了这一制度根本基础上的阶级区别。这种同生产资料支配权的脱离，早在短暂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英雄时代”之后，已由政治决定和权力确立起来了，而①关于内在固有阻力和易消除的阻力的区别，见拙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第１０９页以下各页。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５９０页等页。且自那时以来一直如此。但是，它不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动力，也没有作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分化而纳入这个生产过程中。因此，统治阶层本身是可以同生产过程相脱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更替无需摧毁社会的基本制度。苏联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之间的主要矛盾，可以非爆发性地解决，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渐变”而产生。①这种论点有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量变仍需转变为质变，转变为国家、政党、计划等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消亡。只要这种变化不触动社会的物质基础（国有化生产过程），它就仍将限于政治革命。如果这种变化能导致人类生存基础，即必要劳动方面的自决，那么它将是历史上最彻底和最完整的革命。不考虑劳动表现而分配必需品，把劳动时间减至最低限度，以及旨在促进职业交流的普遍的全面教育，这一切是自决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内容。尽管这些前提的创造是居高临下的行政管理的结果，但这些前提的确立将意味着行政管理的终结。当然，一个成熟而自由的工业社会，将继续依赖于牵涉到职业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真正的社会需要、技术上的要求以及个人之间体力和脑力的差别，必然造成这样的不平等。但是，行政和管理的职能将不再享有以某种特殊利益支配他人生活的特权。向这种状态的转变，即使在全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是一场革命的而不是进化的过程。①同上书，下卷。能否设想，共产主义制度以其现存形式将发展（或者说由于国际的竞争而被迫发展）那些有助于这种转变的条件？许多强有力的证据不利于这种设想。人们强调指出了这种顽固的官僚政治造成的强大阻滞力——但这种阻滞力正是在促进创造解放的先决条件，即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死竞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基础上，有其存在理由。人们不需要关于人类天性中有一种天赋“动力”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心理学观念，完全不适合用来分析社会的发展。问题不在于，一旦达到有可能发生质变的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们是否“放弃”其特权地位，而在于他们能否防止达到质变的程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将阻碍物质和精神的发展，以使得统治仍然是合理和有利可图的，而下层群众仍然依附于职业、国家利益或现存制度。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看来还是全球性的并存格局，这一格局早就是两个对峙社会的国内局势的一个因素了。全面应用技术进步的要求，在优越的生活水平上生存的要求，可以证明比固有的官僚政治的阻滞力更为强大。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落后国家的新发展不仅会改变发达工业国家的前景，而且会组成“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成长为相对独立的力量。我想就这种说法作几点评论。根据前面的讨论，有无证据表明，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会走上与资本主义和当代共产主义根本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呢？在这些地区固有的文化和传统中，有无迹象表明了这样一种替代品呢？我的评论将限于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落后的模式，即工业化与尚未破坏的前工业文化和反工业文化并存的国家（印度、埃及）。随着这些国家一起进入工业化进程的群众，是在自行推进的生产力、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价值上未经训练的群众，换句话说，是尚未变成脱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广大基本群众。这种状况有利于工业化同解放的新的合流吗？也就是说，有利于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工业化方式，这种方式既着眼于下层群众的生活需求又着眼于平息生存斗争的目标来建造生产设备吗？这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所发生的历史条件是，原始积累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大部分必定来自外部，来自资本主义阵营或共产主义阵营，或来自这二者。而且还有一个流行很广的设想，即现存的独立将要求迅速工业化，使生产力达到在同两大巨人的竞争中至少保证相对自主权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尽快地抛弃前技术的形式。在那些连群众的最基本的需求都远未满足的国家，即首先要求在整体的数量上维持低劣的生活水平，要求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大众生产和分配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前技术的甚至前“资产阶级的”习惯和环境的腐朽力量，对于这种外加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阻力。机械化过程（象社会过程一样）必须服从于一种无形的力量体系——把那些几乎一直奉若神明的价值和制度全部世俗化和毁灭掉。能否合乎情理地设想，在全盘技术管理的两大制度冲击下，将会以自由和民主的形式消除这种阻力呢？不发达的国家能否实现从前技术社会向后技术社会的历史飞跃，而在这个飞跃中，已被掌握的技术设备可以为真正的民主提供基础呢？恰恰相反，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国家外加的发展将产生一个全面管理的时代，这种全面管理将比建立在自由主义时代成就上的发达社会所经历过的管理，更为残酷，更为严密。总之，落后地区极有可能要么屈服于形形色色的新殖民主义中的一种，要么屈服于原始积累的或多或少恐怖主义的制度。①但是，另一种替代品似乎也有可能。如果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引进，遇到本国的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的阻力——甚至在可感触到的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前景里也不能避免这种阻力——那么，这种前技术的传统本身会成为进步和工业化的源泉吗？这种国内的进步，将要求实行一种有计划的政策，这种政策不是把技术外加给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而是在其自身的基础上推广和改进这些方式，消除那些不是利用这些方式来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压迫和剥削力量（物质的和宗教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和减少过剩人口，而不是模仿发达社会类型的工业化。本国的进步在一些地区看来是确实可能的，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充足，只要摆脱了压制性侵占，自然资源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足以保证体面的生活。在缺乏资源的地方，不是也能通过逐步的零星的技术援助（在传统形式的框架内）而使资源充足吗？①以下参见勒内.迪蒙写的优秀著作，特别是《充满活力的地区》（巴黎，普隆，１９６１）。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在老牌的发达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而且从不存在）的条件，将会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直接生产者”本身将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和闲暇去创造他们自身的进步，并决定进步的速度和方向。自我决定将由这个基础开始，为获得必需品而劳动能超出自身而趋于为满意的幸福而工作。但是，即使在这些抽象的假设之下，也必须承认有对自我决定的严格限制。那种通过废除精神的和物质的剥削，为新的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早期革命，几乎不能认为是自发的行动。而且，本国的进步也以今天左右着世界的两大工业阵营的政策变化——抛弃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前提。目前，还没有这种政策变化的迹象。福利国家与战时国家可以这样来概括：由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所造成的遏制变革的前景，取决于福利国家的前景。福利国家似乎能够提高被行政管理的生活标准，这是一切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固有的能力。在这些社会里，作为支配并超越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流水线技术装置，在其作用上则取决于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和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削弱自由和对立，不是道德或精神的堕落与腐败的事情。毋宁说，就大量增长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使顺从成为一种合理的技术态度而言，这是客观的社会进程。然而，福利国家尽管有其一切合理性，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的全面行政管理限制了（１）“技术上”可得①到的自由时间，（２）“技术上”可得到的满足个人根本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３）能理解并实现自决能力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智慧。后期工业社会（如果不是对个人来说，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已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于寄生和异化职能的需要。广告、公共关系、灌输、有计划的废弃商品，都不再是非生产性的管理费用开支，而是基本的生产性开支的因素。这种社会必需的浪费性生产，为了更有效，则要求不断合理化，即冷酷无情地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因此，一旦克服了某种落后状态，政治上操纵的工业社会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无论是由私人还是由中央占有和分配，都能容纳已增长起来的消费——尽管生产力的闲置业已增长。只要这个天体雄居天穹，它就会减少自由的使用价值；只要被管理的生活是舒适的，甚至是“好的”生活，就没有理由执着于自决权。这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单向度政治行为的合理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内部越轨的政治力量被遏制了，质变可能只表现为来自外部的变化。为了抽象的自由观念而拒绝福利国家，这很难令人信服。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曾经是前两个世纪的真正业绩，而在能够使得被管理的生活安逸而舒适的国家里，这两种自由的丧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如果个人都满足于行政管理带给①“自由”时间不同于“闲暇”时间。后者在发达工业社会是充裕的，但就其受商业和政治的管理而言，并不是自由的。他们的商品和服务的幸福，他们为什么非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不同生产而执着于不同的制度呢？而且，如果个人都被这样地预先制约着，以致令人满足的商品中也包括思想、感情和向往，他们何必非要自己思索、感觉和想象呢？的确，提供的物质和精神商品也许是坏的、浪费的、低劣的，但绝对精神和知识并没有提出拒绝满足需求的论据。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带有或不带有“新的”这一前置词）去批判福利国家，就其有效性而言，根据的是福利国家已超越的状况，即较低水平的社会财富和技术。这种批判的凶险方面，表现在反对全面社会立法和政府开支充分用于非军事防卫事务的斗争中。斥责福利国家的压制能力，因而有助于保护福利国家以前社会的压制能力。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阶段上，这种社会是一种被征服的多元体系，其中，相互竞争的制度共同把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凝固化。而且，对被管理的个人来说，多元管理较之全盘管理要好得多。一种制度可以保护他免受其它制度之害；一种组织可以缓和其它组织的冲击；逃避和矫正的可能性是能被预测到的。无论怎样受限制，法律的统治也比超越法律或没有法律的统治，不知安全多少倍。然而，鉴于这些主要倾向，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多元化是否加速多元化本身的灭亡。发达的工业社会确实是各种起抵销作用的力量的体系。但是在更高度的统一中，即在保卫和扩大既定状况、抵制各种历史替代品并遏制质变的共同利益中，这些力量却彼此抵销了。这些相互抵销①的力量，并不包括那些反对整体的力量。这些相互抵销的力量趋于使整体形成免疫力，以克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否定。对外的遏制政策表现为对内的遏制政策的延伸。多元化的现实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靠不住的东西，看来是扩大而不是减少了操纵和定向，推进而不是阻碍了命定的一体化。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都把敌手当作这个体系内部的死敌。这个死敌刺激了增长和创造力，但不是通过“扇形”防御的大规模的经济冲击，而是通过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防御社会。因为敌人是长期存在的。敌人并不处在非常紧迫的局势中，而是处在正常的状态中。他在和平时期的威胁如同在战争时期（而且或许不止是在战争时期）的威胁一样大，因此他正被当作一种凝聚力而纳入这个体系中。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或高标准的生活水平，都不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它们对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永久化的用途，却取决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敌人是一切行动和毁灭的公分母。敌人不能等同于实际上的共产主义或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是自由的真正幽灵。再说一遍：整体的精神错乱消除了特殊的精神错乱，并把违反人性的罪行变成合理的事业。当易受公众权威和个人权威激励的人们准备过总动员的生活时，他们所以通情达理，不仅是因为面前的敌人，而且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上投资和①对加尔布雷思的意识形态观的现实主义批判评价，见厄尔.莱瑟姆“公司的主体政治”，见Ｅ．Ｓ．马森《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２２３、２３５页等页。就业的可能性。甚至最疯痴的计算都是合理的：五百万人的灭绝总比一千万、两千万人的灭绝要好，如此等等。不要指望以这种计算来证明其防卫正当的文明会宣告它自身的终结。在这种气氛里，甚至现有的自由和逃避行为也摆脱不了有组织的整体的控制。在被严密组织的市场这个舞台上，竞争是缓和还是加剧了更大更迅速的倾覆和毁灭的竞赛？政党之间是为和平安定还是为更强大而且代价更高的军事工业在激烈竞争？“富裕”的生产是在推进还是在推迟满足仍未实现的生活需求？如果选择前者是正确的，那么当代的多元化形式就会加强这种遏制质变的潜力，从而防止而不是推进这种自决权的“灾难”。民主将会成为最有效的统治制度。以上各段所概括的福利国家的形象，描述了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奴役与自由、极权主义与幸福之间的一种历史反常现象。技术进步的现行趋势足以表明它的可能性，而爆炸性势力也足以构成对它的威胁。当然，最强大的危险，还是核大战的准备可以变为现实：威慑也有助于威慑各种消除威慑要求的努力。另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它们可以排除专制和幸福、操纵和民主、他治和自治的友好结合——简言之，有组织的行为和自发的行为、受制约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权宜之计和坚定信念之间的前定和谐的永恒化。甚至最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调节者，也保留着对私人占有和分配利润的社会需要。也就是说，它继续把实现一般的利益同实现特殊的既得利益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它继续面临着不断增长的缓解生存斗争的潜力同强化生存斗争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以及进一步“废除劳动”同保存作为利润之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永久保存了那些构成人类社会金字塔基底的人们的非人生活，即外来者、穷汉、失业者和无力就业者、受歧视的有色人种、监狱的囚徒和精神病院的病人的非人生活。在当代共产主义社会里，外部敌人、落后状况和恐怖传统，使得“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成就的压抑性特点永久化了。由此便加强了手段对于目的的优先地位——这种优先地位唯有达到缓和才能被打破。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继续在全球规模上并通过全球性设施而非武力性地展开竞赛。这种缓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经济的诞生，即民族国家、国民利益、民族事务以及它们的国际联盟寿终正寝。这正是当前世界得以动员起来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继续流行，是如此无知无识。二十世纪的军备或工业，不以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在世界规模上举足轻重的组织，则不能保障“祖国”的安全和生存。但是，在东方以及在西方，集体的信仰并不适应现实的变化。那些大国形成了它们的帝国或修补了它们的大厦，而不承认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给了这种或那种联盟以效力和意义。并且：被国家所欺骗，被阶级所蒙蔽，受苦受难的民众到处都被卷入冲突的氛围中，在这氛围中他们唯一的敌人是那些故意利用工业和权力的神秘性的主人。现代工业和恐怖权力的勾结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较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制度，要现实得多，必然性①的辩证法并不必然地消除这种罪恶。当代世界上仅有的这两种“君主式”社会制度之间命中注定的相互依赖性，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进步与政治的冲突、人与其主人的冲突，已经变成全面的。当资本主义遇到共产主义的挑战时，它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在削弱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私人谋取利润之后，使全部生产力取得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遇到资本主义的挑战时，他也就遇到了它自身能力的挑战：提供惊人的舒适、自由，并减轻生活负担。两种制度都有这些未被认识到而被歪曲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中，归根到底理由都是一样的，即反对那种会使统治的基础解体的生活方式。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第３卷，第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３页。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　压抑性贬黜我们已经讨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这个成就之所以可能，靠的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对人和自然的征服。现在我们转来看看文化领域中相应的一体化。在本章，我们将用一些关键的概念和文学形象及其命运，来解释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正在怎样肃清“高级文化”中的敌对性和越轨性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屈从了当代社会发达地区盛行的贬黜过程。这个社会的成就与失败使得它的高级文化失去效力。对自立的人格、人道主义、悲剧的和浪漫的爱情的赞美，象是倒退了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想。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不是高级文化退化为大众文化，而是用现实来驳倒高级文化。现实压倒了它的文化。人们今天所能做的超过了文化英雄和半神似的人物所能做到的；人们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人们也背叛并破坏了那些在高级文化的升华中得以保存的希望和真理。可以肯定，高级文化一直是同社会现实相矛盾的，而且只有少数特权者享受了这种文化的幸福并代表着它的理想。社会的这两个对抗领域一直是共存的；高级文化一直是随和的，它的理想和它的真理极少挠乱现实。今天的新特点是，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实际上，这些文化价值成了社会凝聚力的工具。自由的文学艺术的伟大性、人道主义的理想、个人的悲欢、个性的实现，是东西方之间竞争斗争中的重要项目。它们被用来激烈抨击目前的共产主义形式，每天都受到管理和出卖。人们未能考虑到它们同出卖它们的社会相矛盾这一事实。由于人们知道或感到广告和政治讲坛不一定必须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而且聆听和阅读这些东西，甚至听任它们来指导，所以他们接受传统的价值，并使之成为他们精神资质的一部分。如果大众传播工具和谐地而且经常不引人注意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同广告节目混成一体，它们就使得这些文化领域成为它们的公分母——商品形式。灵魂的音乐也是推销商品的音乐。计算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真理价值。现状的合理性集中在这种交换价值上，而且一切异化的合理性都服从于它。由于竞选领袖和政治家在屏幕、广播和舞台上奢谈自由和实现抱负的伟大言词，这些言词便成为无意义的声音，只是在宣传、生意、训练和休息的语境里才有意义。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同化证明着理想已经堕落的程度。它从灵魂、精神或内在的人的崇高领域堕落下来，转化成操作的术语和问题。这里有大众文化的进步因素。这种堕落表明，先进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正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转变中，它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西方的高级文化——工业社会仍然承认它的道德、美学和思想的价值——在功能以及年代的意义上说，是前技术的文化。它的效力来自对一个不复存在而且不能重新得到的世界的体验，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技术社会会使它失去效力。而且，甚至在资产阶级时代给了它某些最持久的配方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种封建的文化。它之所以是封建的，不仅是因为它限于少数特权者，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内在浪漫的因素（一会儿我将论述这一点），而且还因为它的典型作品在方法上表现出自觉疏远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疏远其斤斤计较和注重赢利的秩序。当这种资产阶级秩序在艺术和文学中找到它丰富的甚至是肯定性的表现时（如在十七世纪的荷兰画家中，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在托马斯.曼那里），这种秩序仍然受到另一向度的贬损、破坏和拒绝，这另一向度势不两立地同商业秩序相对抗，控诉它并否定它。这另一向度的代表人物，不是宗教、精神和道德的英雄（他们经常支持既定秩序），而是象艺术家、妓女、奸妇、大罪犯和流浪汉、武士、造反诗人、恶魔、蠢汉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们不靠挣工资生活，至少不按有秩序的规范方式生活。诚然，这些人物并没有从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学中消失，但他们的残存有了根本的改变。勒索金钱的荡妇、民族英雄、垮了的一代、神经过敏的家庭主妇、匪徒、明星、有超凡魅力的巨头，起了一种和他们的文化前辈非常不同乃至相反的作用。他们不再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形象，而是同一种生活的畸形者或典型，与其说是对既定秩序的否定，毋宁说是肯定。肯定，他们前辈的世界是以前的一个前技术世界，一个对不平等和劳苦状况怀有良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仍然是命中注定的不幸；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人和自然还没有被当作物和工具组织起来。这个过去的文化，以它的形式和方式的准则，以它的文学和哲学的风格与词汇，表现了一个宇宙的旋律和内容，在这个宇宙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店、贵族和恶棍、沙龙和宫廷都是所体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在这种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中，其旋律表现的是那些漫游或乘马车的人，那些有冥想、沉思、感觉和叙述的时间和快乐的人。这是一种过时的被超越了的文化，只有梦幻和幼稚的倒退才能重新得到它。但在它的某些决定性因素上，这种文化也是一种后技术文化。它最先进的形象和立场似乎幸免于被同化进管理的舒适和刺激中；它们继续意识到在技术进步的完善中它们再生的可能性。它们表现了同既定生活方式的自由和自觉的疏远，文学艺术甚至在它们装饰这些既定生活方式的地方，也以这种疏远来反对这些既定生活方式。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表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同自身、同自己劳动的关系。与马克思的概念相对照，艺术的异化是对异化了的存在的自觉超越——一种“高水平”或中介了的异化。同进步世界的冲突、对商业秩序的否定、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中的反资产阶级因素，既不归结为对这一秩序的美学贬低，也不归结为浪漫的反应——对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阶段的怀旧式忠诚。“浪漫的”是一个用恩赐态度进行诽谤的术语，容易用来诽谤先锋派立场，正如“颓废的”一词更经常斥责的是一种垂死文化的真正进步的特性，而不是真正的腐朽因素一样。艺术异化的传统形象，就它们在美学上同发展中的社会不相容而言，的确是浪漫的。这种不相容性是它们的真理性的标志。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保存的东西涉及到未来：将使压制性社会解体的一种满意的形象。二三十年代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以它们颠覆性和解放性作用，已经恢复了这些形象。在基本的文学词汇中偶尔有例子可以表明这些形象的范围和血缘关系，以及它们显示的向度：如“灵魂、精神和心灵”；“绝对之探求”，”不舒服的花”，“妻子儿女”；“海边王国”；“陶醉的船”和“长腿的诱饵”；“远方和家乡”；而且还有精灵朗姆酒，魔机和魔钱；唐璜和罗米欧；“建造大师”和“当我们死而复醒之时”。单纯枚举这些词例便可表明，它们属于一个丧失了的向度。它们之所以失去效力，不是因为它们在文学上被废弃。有一些这样的形象适合于当代文学，并在当代文学最先进的创作中幸存下来。已经失效的东西是它们的颠覆性力量，它们的破坏性内容——它们的真理性。在这个转变中，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它们的家园。思想文化的被异化了和正在异化的作品成了人们熟悉的商品和服务。它们大规模的再生产和消费只是量的变化，即不断增长的对文化的欣赏、理解和民主化吗？文学艺术的真理性一直被视为（如果过去被视为的话）一种“高级”秩序，它不应该而且的确也没有挠乱商业秩序。在目前阶段，已经变化的是这两种秩序同它们真理性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同化力量通过吸收其对抗的内容而耗空了这一艺术的向度。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在这种文化上的调和到来之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曾是异化，维持和保存着矛盾——即对分化的世界、失败的可能性、未实现的希望和被背叛的前提的痛苦意识。它们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力量，揭示着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排斥的人与自然的向度。它们的真理性就在于唤起的幻想中，在于坚持创造一个留心并废除生活恐怖——由认识来支配——的世界。这就是杰作之谜；它是坚持到底的悲剧，即悲剧的结束——它的不可能的解决办法。要使人的爱和恨活跃起来，就要使那种意味着失败、顺从和死亡的东西活跃起来。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成了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现实的东西与可能的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冲突中调和作用以作品的宽厚作为形式：美成为“幸福的许诺”。在作品的形式上，实际的环境被置于另一向度上，在那里既定现实表现为它存在的样子。因此，它讲出关于自身的真理；它的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顺从的语言。虚构坦率地说出事实和事实的统治崩溃；虚构颠覆了日常经验，并表明这经验是残缺不全的和虚假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性力量才具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拒绝和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同于当代文学同样悲哀的爱情故事，因为她的现实生活对应者的谦卑词汇仍然包含了女英雄的形象，或者说她理解了那些仍然包含这些形象的故事。她的焦虑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精神分析学家，而当时没有精神分析学家乃是因为在她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分析学家还不能治愈她。她会把精神分析学家当作毁掉了她一生的那个永镇制度的一部分来反对。她的故事是“悲剧的”，因为发生这个故事的社会是一个倒退的社会，有着尚未解放的性道德和尚未制度化的心理学。当时即将产生的这个社会，现在已经通过压抑手段“解决了”她的问题。诚然，说她的悲剧或罗米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现代民主中得到解决了，这是废话，但否定这种悲剧的历史本质也是废话。不断发展的技术现实，不仅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传统形式，也彻底破坏了艺术异化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不仅趋于使某些“风格”失去效力，而且也趋于使艺术的实质失去效力。可以肯定，异化不是艺术的唯一特点。本书不打算分析甚至陈述这个问题，但为澄清问题起见，可以做几点提示。在文明的各个时期，艺术都象是完全被合并进社会中。埃及的、希腊的和哥特的艺术是大家熟悉的例子；巴赫和莫扎特一般也被用来证明艺术的“肯定性”方面。在前技术和双向度的文化中，艺术作品的地位完全不同于在单向度文明中的地位，但异化既标志着否定性艺术的特点，也标志着肯定性艺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