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目录中译者序导　论　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单向度的社会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第三章　对痛苦意识的征服：压抑性贬黜第四章　言论领域的封闭单向度的思想第五章　否定性思维：被挫败的抗议逻辑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实证性思维：技术合理性与统治的逻辑第七章　实证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抉择的机会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义务第九章　自由的灾难第十章　结论　本书作者马尔库塞是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下半期，美国和西欧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造反运动，造反学生拥戴马尔库塞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当然，就马尔库塞个人的意愿而言，他也许无意追求这种精神领袖的地位，但当造反学生把这个头衔加在他头上时，他也不反对。１８９８年，马尔库塞诞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在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就读。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１８年，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随着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暗杀后，他便退出了该党，此后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为了取得在大学哲学系教书的资格，他在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写了《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一文，发表于１９３１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初步奠定了他后来思想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布于世后，他是最早认识到这篇手稿的重要性的人之一。１９３３年希特勒掌权后，他移居国外，先在瑞士住了一年，后定居美国。在美国，起初他在法兰克福学派迁住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情报研究所工作。以后他重新执教，先后在哥伦比亚、哈佛、勃兰第斯和圣地亚哥等大学工作。１９７０年退休。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９日，他在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马尔库塞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如果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奇特的理论混合物。他毕生致力于把西方的某些哲学思潮同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他在１９４１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中，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根源，并且是同实证主义哲学对现实的肯定态度正相反对的。不言而喻，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卢卡奇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１９５５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转折。这时，马尔库塞开始对弗洛伊德主义抱有浓厚兴趣，企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并在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乌托邦。据此，马尔库塞又被当作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单向度的人》（１９６４年）是马尔库塞的一部读者最为广泛的著作。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又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表现在，马尔库塞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的批判，主要依据的不是弗洛伊德的文明理论，而是他早年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主题：人类解放的先验理性准则。而且，在这部著作里，马尔库塞还扩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早期论点，如批判工具的合理性，模糊手段和目的的区别。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指丧失这种能力的人。①马尔库塞用“单向度”一词来意指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机制对一切人类经验的不知不觉的协调作用。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双向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别的，因此个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虑自己的需求。而现代文明，在科学、艺术、哲学、日常思维、政治体制、经济和工艺各方面都是单向度的。人们失去的“第二向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则，即把现存的世界同哲学的准则所揭示的真实世界相对照的习惯。哲学的准则能使我们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正性质。马尔库塞认为，双向度社会与单向度社会对立的哲学根源是辩证思维与形式思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赞美同经验对象相比较的规①“单向度”（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又可译为“单面”和“一维”。我们认为译为“单面”虽通俗易懂，但难以体现其中包含的“趋势”之意；译为“一维”虽准确严谨，但过于抽象而不便理解，故取“单向度”的译法。范性概念（理念）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一种“不结果实的”形式逻辑，从而“把真理同现实割裂开来”。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柏拉图的本体论的真理概念，因为这种概念不仅是命题的特征，而且也是现实本身。我们在一般概念中所知觉到的，不是可直接达到的经验现实，而是一种更高等级的现实。对一般概念的直觉，引导我们走向一个非经验的但独立存在而且应该存在的世界。“理性＝真理＝现实，……在这个等式中，理性是颠覆性力量，‘否定性力量’，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它确立了人和万物的真理，即，使人和万物成为其真正样子的条件。”（引文未注明为其它书者，均见本书）这种真理在特点上是规范性的，而且在其中逻各斯和爱欲是一致的。形式逻辑根本不能把握这种真理，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并且把“是”一词的意义完全限定在纯经验的陈述上。其实，在“人是自由的”这样的陈述中，“系动词‘是’就表述着一种‘应该’，一种迫切的需要。”因此，“是”一词具有双重的意义，既是经验的又是规范的。辩证法承认本质的东西或应该存在的东西同表面的东西（即事实）的张力，所以，辩证法是对现实状况的批判，是社会解放的杠杆。而在形式逻辑中，这种张力被排除掉了，“思维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辩证法在原则上不能被形式化。它是对直接经验的批判，深入进了更深刻的现实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方式，把认识限定在直接经验和推理的形式规则上。这种思想方式是一切现代科学的基础。现代科学故意避而不谈事物的规范的“本质”，并把“何谓应该”的问题归结为个人主观爱好的问题。现代科学以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技术，已经创造一个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不悖的世界。现代科学和技术确实提高了生活标准，但同时也带来了压抑和破坏。所以，马尔库塞说：“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同善、科学同伦理学分割开来。……逻各斯和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科学的合理性呈现为本质上中立的。……在这种合理性之外，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世界中，价值脱离了客观现实，成为主观的。”这种被扭曲了的科学，导致了对人的奴役。它的哲学表现就是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哲学和操作主义。这些哲学学说反对一切不具有“实证”意义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使我们超越现存世界。更为糟糕的是，实证主义主张容忍一切价值，鼓励在价值判断上不加任何限制，这实际上起了一种反动作用。如果这种实证的思想态度占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就一定成了单向度的人的社会。这个社会是虚假意识的牺牲品。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社会制度，却并不能使这种社会制度更合理。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掏空了对立面的批判内容，所以它能同化各种各样的对立面，而不会给自身造成危害。它能满足大量的人类需求，但这些需求本身是虚假的，是唯利是图的剥削者为了使不正义、贫困和侵略现象永远存在下去而强加给个人的。“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在一种自由的条件下操纵这些人为的需求的，但这种自由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对个人开放的选择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人和万物都毫无例外地被贬低成一种机能的角色，丧失了其“本质”和自主性。同样，艺术也被纳入顺从主义的轨道，它的文化价值被融合进现存秩序中。以前，高级的欧洲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的和非技术的，它独立于商业和工业领域而存在。现在，这种文化已经与商业和工业结合成一体。未来的文明应该通过创造思想和感情的另一向度，坚持否定精神，恢复普遍的爱欲的王权，来重建文化的独立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了虚假的需求，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并用一种虚假的意识把民众束缚起来。那么，有无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呢？马尔库塞认为是有的。这就是：完全“超越”现存社会，追求一种“质的变革”；摧毁现实的根本结构，使人民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需求；建立一种新的技术（不是目前技术的新应用），重新把握艺术和科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统一；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给科学套上缰绳，使之用于人类的解放。但是，当大多数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已被这种社会制度同化，并且对“全球性超越”现存秩序不感兴趣时，由谁来做这些事情呢？马尔库塞提出的答案是；“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除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也就是说，既然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那么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任务就落在了造反学生、少数民族和流民无产者肩上。不言而喻，马尔库塞在本书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持赞赏态度。他所说的“极权主义”国家，既指美国，也指苏联。然而尽管他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建立在恐怖之上，因而是极权主义的，但他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他说“‘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技术协作，这种协作的作用是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在文化领域，新的极权主义正是在和谐的多元化中显示出来，在那里最相矛盾的作品和真理也能中立地和平共处。”最近二十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无一不在回避发达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实质，陶醉于富裕的繁荣景象之中。与这些学者相比，马尔库塞算得上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物：与这些著作相比，《单向度的人》算得上一本不同凡响的力作。难能可贵的是，马尔库塞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繁荣是资产阶级学者不厌其烦地大肆宣扬的成就，而在这种经济繁荣背后，马尔库塞看到的是日渐加剧的对人民的全面压抑，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在他看来，普通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普通群众被虚假的需求所操纵而丧失了自己的批判能力。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人依然处在物的境地。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和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一贯标榜“中立”，的确迷惑了不少的人，而马尔库塞却从这种所谓的“中立”立场背后发现了这些哲学思潮窒息人的实质，并针砭了它们无病呻吟式的、烦琐而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式，他的哲学批判有相当强的力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更是为资产阶级学者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荣的东西，而马尔库塞从这种自由中看到的却是实质上的不自由。在他看来，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这种自由不过是挑选哪个主人来统治自己的权利。甚至一向被视为西方世界之楷模的福利国家，也“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可以肯定，在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马尔库塞堪称是勇猛的斗士。他的研究和批判，对我们来说不无可资借鉴的意义。至少在两个问题上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能给我们强烈的昭示。第一，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能仅以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标准为尺度，还必须从新的角度，着眼于人类的全面解放来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性。第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决非值得向往的“天堂”和“乐土”，而是一个应被否定的社会。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教育我国青年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无裨益。当然，作为一个深受黑格尔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未来发展所表露出的悲观主义态度上。而造成这种悲观主义态度的原因大致有三点：首先，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管理的力量感触颇深，以致认为这个社会以其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已经消除了对立面，人成了丧失了否定性向度的单向度的人，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社会的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其次，他虽然承认无产阶级仍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但又认为这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已被完全改变了，不再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他甚至说：“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这样一来，他很难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找到现实的有力的否定力量，只能寄希望于一些为数不多的被排斥在社会正常体制之外的“亚阶层”。再次，他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品，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集权”特征又令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怀疑这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认为这同样是不可取的。因此，他哀叹：“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总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全面统治，马尔库塞找不到可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和目标，他不能不走向悲观。所以，他的结论只能是：“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张　峰１９９０年２月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献给英奇鸣　　谢我的妻子至少对本书表达的观点尽了一部分责任。我对她怀有无限感激之情。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曾以他的批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长达几年的讨论中，他促使我理清了我的观点。罗伯特.Ｓ.科恩、阿尔诺.Ｊ.迈耶、汉斯.Ｊ.迈耶霍夫和大卫?奥伯阅读了我各阶段的手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美国学会理事会、路易斯.Ｍ.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曾为我提供资金，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导　　　论批评的瘫痪：无对立面的社会核灾难能够毁灭人类，但这种核灾难的威胁不是也有助于保护那些使这种危险长期存在下去的力量吗？种种力图防止核灾难的努力，掩盖了对当代工业社会中核灾难的潜在原因的研究。由于这些原因比起其它非常明显的外部威胁——东方对西方的威胁，西方对东方的威胁——来只居第二位，民众便未能识别、揭露和抨击这些原因。同样明显的是，需要进行准备，需要在边缘上生活，需要迎接挑战。我们屈从于和平地制造破坏手段、登峰造极地浪费，屈从于防御教育，而这种防御教育既扭曲了防御者，也歪曲了他们所保卫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危险的原因同组织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直接碰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越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几乎毫无困难地把特殊利益当作一切懂事的人的利益来兜售。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这些需要的满足推进了商业和公共福利，整体成了理性的根本体现。然而，这个社会总的说来是不合理的。它的生产力破坏了人类的需要和能力的自由发展，它的和平是靠连绵不断的战争威胁来维持的，它的增长靠的是压制那些平息生存斗争——个人的、民族的和国际的——的现实可能性。这种压制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阶段之特点的那种压制，它在今天的作用不是出自自然的和技术的不成熟性，而是出自实力。当代社会的能力（思想的和物质的）比以前简直大得无法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范围也大得无法估量。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考察这些发展的根源和研究它们的历史的替代品，这是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目的。这种理论着眼于用社会使用和未使用的或滥用的改善人类状况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这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肯定，价值判断起了一部分作用。要用那些被认为为缓和人类生存斗争提供更好机会的其它的可能方式来衡量既定的社会组织方式；要用一个特定历史实践自身的历史替代品来衡量这个特定的历史实践。因此，从一开始社会批判理论就面临着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两个要点上产生的，而在这两个要点上，分析意味着价值判断：导　　论１．判断：人生是值得生活的，或毋宁说是能够和应该使之成为值得生活的。这一判断构成一切思想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先验性，而且对它的拒斥（这是完全合逻辑的）则拒斥了理论本身。２．判断：在一个既定社会里，存在着改善人生的特定可能性和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定方式以及手段。批判的分析应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且这种证明应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既定的社会使得具有确定的数量和性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成为可利用的。如何能以最小限度的劳力和不幸，为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而使用这些资源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则是必然性领域中的机会的领域。因此，在各种组织并使用可利用的资源的可能的和实际的模式中，有哪些模式提供最理想发展的最大机会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抽象。为了鉴别和确定理想发展的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使用中，从这种组织和使用的结果中进行抽象。这种拒不承认既定的事实领域是最终的有效背景的抽象，这种依据其所限止和否定的可能性对事实的“超验”分析，符合社会理论的结构。它凭借这种超验之严格的历史特点来反对一切形而上学。①“可能性”应该处在各个社会的范围内，它①“超验的”和”超验”这两个词完全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们表达理论和实践中这样一种趋势，即在一个既定社会中，“飞越”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领域，趋向它的历史替代品（现实可能性）。们应该是可确定的实践目标。由于同样的原因，对既定制度的抽象应该是一种实际趋势的表达——这就是说，这些制度的改造应该是基层人民的真正需要。社会理论关心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而纠缠着既定的社会。当依附于这些替代品的价值靠历史实践而转化成现实时，它们就成为事实。理论概念的终端是社会变革。但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使这种批判面临着似乎丧失它的根本依据的处境。技术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作体系，并创造了一些生活（和权力）方式，这些方式显得能调和同这一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并借用从苦难和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展望的名义，击败或驳倒一切抗争。当代社会看起来能遏制社会变革——那种能确立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生产过程的新方向、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对社会变革的遏制，也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独特的成就；普遍赞同国家目标、两党政策，多元论的衰落，在强大的国家内部劳资双方的串通，这一切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这种成就的结果，也是它的前提。简明扼要地比较一下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状况，可以有助于表明这种批判的根据何以起了变化。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产生时，在它阐发这些替代品的最初概念时，它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标之间的历史中介中达到了具体性。这种历史中介表现在社会的针锋相对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们现在仍然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它们不再象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了起来。而且就技术进步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成长和团结而言，质变这一概念在关于非爆发性进化的现实主义观念面前退避三舍。由于缺少可以证明的社会变革的力量和动因，批判便被抛回到高层次的抽象上。不存在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相汇合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品的最经验性的分析也成了非现实主义的思辨，而委身于这些历史替代品成了个人（或集团）爱好的事情。然而，这种缺乏状态驳斥这种理论吗？面对着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继续坚持认为，象以前一样迫切需要质变。谁需要质变？回答一如既往：整个社会，社会的每一成员都需要来个质变。增长的生产力和增长的破坏力的结合，毁灭的边缘政策，思想、希望和畏惧屈服于现存权力的决定，在空前的富裕面前保留着贫困，这一切构成了最公正的控诉——即使这些东西不是这个社会的存在目的，只是它的副产品。它的那种促进效率和增长的普遍合理性，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广大人民接受和被迫接受的事实是这个社会并没有使它更合理一些和更不可指责一些。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真正利益和直接利益之间的区别仍是有意义的。但应该使这一区别本身得到证实。人们应该看到这一区别，并找出他们从虚假意识走向真实意识、从他们的直接利益走向真正利益的途径。只有当他们生活在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否定现实的东西并进行拒绝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既成的社会着手压制的，正是这种需要，以便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覆行诺言”，并为了对人的科学征服而科学地征服自然。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成就的这一总特点，批判理论处于未能为超越这个社会而提出基本原理的状态之中。真空状态会掏空理论结构本身，因为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得到发展的，即对拒绝和颠覆的需要就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中。这些范畴本质上是否定性和反对性概念，它们确定着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矛盾。“社会”这一范畴本身表达了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尖锐冲突——作为同国家相对立的社会。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指那些尚未同既定状况一体化的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一体化的增长，这些范畴正在失去它们批判的涵义，并趋向于成为描述性的、靠不住的或操作的术语。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意向并弄清楚这种意向如何被社会现实所删除，这种尝试从一开始看象是从那种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复归于抽象的思辨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复归于哲学。这种批判的这一意识形态特点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分析不得不从社会中肯定和否定、生产和破坏的趋势“之外”的角度出发。现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体——这就是所说的整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能是一种纯思辨的立场。它应该是一种历史的立场，意思是说，它应该立足于既定社会的能力之上。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牵涉到一个更根本的模糊状态。《单向度的人》将在两个矛盾着的假设之间不断摇摆：（１）发达的工业社会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遏制质变；（２）存在着可以破坏这种遏制并炸碎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认为对此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这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甚至一方就在另一方之中。第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而且不论存在什么样的被用来阻止这种趋势的逆转的先决条件，都是如此。也许有一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除非对正做的事情和正防止的事情的认识改变了人的意识和行动，否则任何灾难也不会引起变革。这个分析集中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设备（随着自动化部门的增长）在起作用，但不是作为那些可以同其社会政治效果分离开来的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设备的产品以及维修和延伸设备的操作的体系。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设备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艺和态度，也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就此而言，它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此，它消除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技术有助于组成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的新的更有效和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似乎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现出来——向世界的较不发达的甚至前工业的地区扩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创造一些类似的东西。面对着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点，技术“中立”的传统观念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不能把技术本身同它的用处孤立开来；技术的社会是一个统治体系，它已在技术的概念和构造中起作用。社会组织它的成员生活的方式，牵涉到最初的在历史的替代品中间的选择，这些替代品是由继承下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水平决定的。这种选择本身来自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作用。它预定着改造和利用人和自然的特定方式，并拒①绝其它方式。同别的设计相比，它是一个现实化的“设计”。但一旦这个设计在基本制度和关系中起作用，它就倾向于成为排他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的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是实现一个特定历史设计——即对作为纯粹统治材料的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的最后阶段。随着这一设计的展开，它便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吞没或抵制一切替代品。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在讨论发达工业文明的为人们熟悉的趋势时，我很少指出特定的资料出处。在关于技术和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事业、工业劳动和劳动力特性的变化等方面的众多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已搜集并描述了这种资料。出现了许多对①“设计”一词强调在历史的决定因素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和偶然事件联系起来。让－保罗.萨特的著作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本书第八章进一步讨论了这个词。这些事实的非意识形态的分析——如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协作和私有制》，当代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七十六次大会关于《经济权力集中》的报告集，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出版物，而且还有底特律的《新闻通讯》和《通讯》。我想强调一下Ｃ．赖特.米尔斯的著作和下列研究著作的至关重要性，这些研究著作因为简单化、夸大或新闻业的悠闲而经常不被赞赏，如万斯.帕卡德的《隐蔽的劝说者》、《想往上爬的人》和《浪费的创造者》，威廉.Ｈ．怀特的《组织人》，弗雷德.Ｊ．库克的《战时国家》就属于这个范畴。诚然，这些著作由于缺乏理论分析，掩盖并保护了所描述的状况的根源，但任其自由讲话，这些状况就会非常响亮地表达出来。也许连续两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或听一小时的调幅广播，不关掉广告节目，不要不时地换台，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有力的证据。我的分析集中在最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的趋势上。在这些社会之内和之外，有广大地区并不盛行所描述的这些趋势——我认为，只是尚未盛行。我将展示这些趋势，并提出一些假说，仅此而已。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新的控制形式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的确，以社会必要的但痛苦的操作机械化来压抑个性，以更有效更多产的公司来集中个人企业，调节装备上不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剥夺掉那些妨碍国际资源组织的特权和民族主权，这可能再合理不过了。这种技术秩序还涉及到一种政治和思想的协调，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然而前途可观的发展。那些在工业社会初始和早期阶段作为生死攸关的因素和根源的权利和自由，屈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它们正在丧失它们传统的存在理由和内容。思想、言论和良心的自由——正象它们所助长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曾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观念，旨在用一种更丰富更合理的文化来取代一种过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被制度化，就开始分担它们已作为其一个内在部分的社会的命运。结果取消了前提。就自由来自要求而言，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正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那些依附于生产力较低的状态的自由，正丧失它们以前的内容。思想的独立、自主和政治反对权，在一个日渐能通过组织需要的满足方式来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正被剥夺它们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的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政策，并把对立降低到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讨论和赞助可供选择的政策上。在这方面，是靠独裁主义体系还是靠非独裁主义体系来日益满足需求，这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在生活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任何同这一体系背道而驰，在社会上都是无用的，特别是当它造成有形的经济和政治的劣势并威胁着整体的平稳运行时，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应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共存来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企业的自由经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福祉。作为不工作便挨饿的自由，它对绝大多数人意味着艰辛、无保障和畏惧。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会是文明的一个最大的成就。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技术过程可以使个人的能量释放到一个超出必然性的未知的自由王国中。人类生存的结构将会被改变；个人将会从把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强加于他的那个工作世界中解放出来。个人将会对他自己的生活自由地行使自主权。如果能把生产机制组织和引导得满足根本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来；这种控制力将不会妨碍个人的自主权，而是使得这个自主权成为可能。这是发达工业文明的力所能及的一个目标，技术合理性的“目的”。然而，在事实上，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设备把它的防御和扩张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强加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凭借它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主义的政治协调，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主义的经济一技术协调，这种协调靠既得利益来操纵需求。因此，它就排除了一个反对整体的有效的反对派的出现。不仅特定的政府或政党形式有助于极权主义，而且特定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也有助于极权主义，这种体系可以同政党、报纸、“抗衡力量”等等的“多元化”和睦相容。今天，政治权力表现在它对机械过程、对设备的技术组织的权力上。已发达的和正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开发适合工业文明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力时，它才能维持和保护自身。而且这种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器的物质的（只是物质的？）力量超过了个人的力量和任何特殊的个人集团的力量，这一残酷的事实在任何其基本组织是机械过程的组织的社会里，使机器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但这一政治趋向是可以倒转的；本质上，机器的力量只是人的储备起来并投射出来的力量。就劳动世界被当作一架机器并因而被机械化而言，它成了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当代工业文明证明自己已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不能再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自由来恰当地定义“自由社会”，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经没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太有意义，以致不能限定在传统的形式中。相应于社会的新的能力，需要有新的实现方式。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性术语来揭示，因为它们正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方式的否定。因此，经济自由将意味着摆脱经济——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摆脱日常的生存斗争，摆脱谋生状况。政治自由将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力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将意味着恢复现在被大众传播和灌输手段所同化的个人思想，清除“舆论”，连同它的制造者。对这些命题的非现实主义的表达，代表的不是它们的空想特点，而是那些阻止它们实现的势力。最有效而且最持久的反自由斗争的形式，恰恰镶嵌在那些使过时的生存斗争长期存在下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总是被预先决定的。获得或放弃、享受或破坏、捆有或拒绝某种东西的能力，是否被当作一种需求，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的需求是历史的需求，而且就社会需要压抑个人的发展而言，个人的需求本身和满足需求的要求服从于凌驾一切的批判水准。我们可以区别开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的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种社会的内容和功能，这种内容和功能是由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决定的；这些需求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他治的）。不管这些需求可以多么完全地成为个人本身的需求，并被他的生存条件所再生和增强，不管他同这些需求多么一致并在这些需求的满足中找到自我，这些需求仍将是它们一开始的样子——一个靠统治利益来实行压制政策的社会的产物。压制性需求的盛行是一个在无知和失败气氛中被认可的既成事实，但这一事实从幸福的个人以及一切以其不幸为代价来满足需求的人的利益来看，则是不应有的。唯一绝对要求满足的需求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在可达到的文化水平上的营养、衣着、住房。这些需求的满足是实现一切需求，高尚的需求和低下的需求的先决条件。对任何意识和道德心来说，对任何拒不承认盛行的社会利益是思想和行为的至上法律的经验来说，既定的需求和满足的领域是一个可怀疑的事实——按真实和虚假之思想方式来怀疑。这些思想方式完全是历史的，它们的客观性是历史的。在既定条件下对需求及其满足的判断，牵涉到先验性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到在最理想地使用人类可得到的物质和精神资源条件下个人、所有个人最理想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计算的。就普遍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并进一步不断减轻困苦和贫穷是普遍有效的标准而言，“真实”和“虚假”标示着客观条件。但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随地域和发展的阶段而有所变化，而且它们还只能在和盛行的标准（或大或小）相矛盾中来确定。什么样的法庭能自称有裁决的权威性呢？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求，什么是虚假的需求，这个问题应该由个人来回答。但也只是归根到底才这么说。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能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回答时，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不能够自主，只要他们被灌输和操纵（下降到他们的本能上），就不能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他们自己的。总之，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法庭都无正当权利决定应发展和满足什么样的需求。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受谴责的，尽管我们的厌恶并没有排除这样的问题：那些一直作为有效生产统治对象的人民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社会的压制性管理愈是成为合理的、生产的、技术的和全面的，被管理的个人借以打碎他们的奴役枷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和方式也就愈不可想象。可以肯定，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是荒谬不堪的和丑恶可耻的观念——尽管人们可以非难一个在嘲笑这种观念的同时又使其人民成为全面管理对象的社会的正当性。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对奴役状态的意识，而这种意识的产生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所阻碍，而且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需求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身的需求和满足。这一过程总要用另一种体系来取代一种预先确定的体系；最理想的目标是用真实的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放弃压制性的满足。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也是从可容忍的、报偿性的和舒适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同时它维护和开脱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压制性功能。这里，社会控制急需的压倒一切的需求是：浪费的生产和消费；不再具有真正必要性的麻木般的劳动；缓和和延长这种麻木状况的娱乐方式；维持一些骗人的自由，如管理价格下的自由竞争、自行审查的自由出版、自由选择商标和小配件。在一个压制性总体的统治下，自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工具。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范围，不是决定人类自由的程度，而是决定个人能选择什么和实际上选择什么的根本因素。自由选择之标准决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也不是完全相对的标准。自由选举主人并没有废除主人或奴隶的地位。如果广泛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维持着社会对艰难困苦和担惊受怕的生活的控制——即，如果它们维持着异化——那么在这些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个人自发地再生被强加自己的需求，并不能建立自主权；它仅仅证明着这些控制的效率。我们关于这些控制的深度和效率的看法，碰到了这样一种异议，即我们大大过高估计了“媒介”的灌输力量，人民本身会感觉到并满足那些现在强加给他们的需求。这一异议忽视了要害问题这种预先决定作用并不是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大众生产、它们的集中控制而开始的。人民是作为被预先决定的常设容器而登上这一舞台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消除既定的需求和可能的需求、满足了的需求和未满足的需求之间的反差（或冲突）。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象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的确，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社会需求向个人需求的移植是非常有效的，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看起来纯粹是理论的。人们真的能把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把有危害的汽车同提供方便的汽车区别开来吗？把实用建筑造成的恐怖感同舒适性区别开来吗？把为国家防御而工作同为公司收益而工作区别开来吗？把增加出生率中牵涉到的私人快感同商业和政治功利区别开来吗？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浪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来说，正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可以肯定，生产性设备和破坏性设备的技术结构和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使人民隶属于既定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主要工具。而且，这种一体化曾一直伴随有较明显的强制形式：剥夺生计、司法管理、警察、武装力量。现在仍是如此。但目前阶段，技术的控制象是增进一切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的福利的理性之体现——以致所有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所有反作用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社会控制已投入要害之处，甚至个人的抗争也从根本上受到侵袭。思想上的和情感上的拒绝“服从”，显得神经过敏和苍白无力。这就是作为目前阶段之标志的政治事件的社会心理学方面：那些在工业社会的以前阶段代表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的历史力量消逝了。但“投入作用”这一术语也许不再表达个人借以再生并永久保留他那个社会行使的外部控制的那种方式。投入作用暗示着各种相对自发的过程，一个自我（Ｅｇｏ）靠这些过程而把“外在的”转换成“内在的”。因此，投入作用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不同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迫切要求的内在向度——处在①公共舆论和行为之外的个人的意识和个人的无意识。“内在的自由”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标志着那种人在其中①家庭功能上的变化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它的“社会化”功能日渐为外部的集团和媒介所接管。见我的《爱欲和文明》（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５５）第９６页以下。可以成为“他自身”并保持着“他自身”的私人地盘。今天，这个私人地盘被技术的现实所侵犯和削弱。大众生产和大众分配断定的是总的个人，工业心理学早已不再限定在工厂上。多种多样的投入过程看起来凝固在几乎机械的反应中。结果不是适应，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因而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这种直接的自动的同一（也许曾是原始的联系形式的特点）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中再现出来；然而，它的新的“直接性”是复杂的科学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而正是在这一向度内才能找到同现状相对立的根子。在这一向度内，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运用自如的。这一向度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进步的冲击使理性服从于生活事实，服从于产生更多更大的同一种生活事实的动态能力。这一体系的效率使个人不能明确认识到，它包含着传播整体的压制性权力的事实。如果个人在那些塑造他们生活的事物中寻找自身，那么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提出了事物的法则，而是因为接受了事物的法则——不是物理的法则，而是他们社会的法则。我刚才曾指出，当个人同强加于他们的生活相同一，并在其中寻求他们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概念似乎成了可怀疑的。这种同一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然而，这一现实构成了异化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后者已成了完全客观的；异化了的主体被它的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存在一个向度，它以各种形式无所不在。进步的成就公然蔑视意识形态的控告和辩护；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成了真实意识。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被现实同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在一种特定意义上，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①这个命题以挑衅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方面。生产设备和它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出卖”或欺骗着整个社会体系。大众运输和传播手段，住房、食物和衣物等商品，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抵抗的输出，都带有规定了的态度和习惯，都带有某些思想和情感的反应，这些反应或多或少愉快地把消费者同生产者，并通过生产者同整体结合起来。产品有灌输和操纵作用；它们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又回避自己的虚假性。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因此，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在这种型式中，那些在内容上超出了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几项内容。它们被既定体系及其量的扩张的合理性所重新定义。①西奥多.Ｗ.阿道尔诺《棱镜：文化批判和社会》（法兰克福，苏尔坎普，１９５５）第２４页开始。这一趋势也许关联到科学方法的发展：物理科学上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上的行为主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彻底的经验主义来对待概念；概念的意义被限定在对特殊的操作和行为的表象上。Ｐ．Ｗ．布里奇曼对长度概念的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操作的观点：①　　如果我们能说出任何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显然就知道我们所说的长度的意思是什么，对物理学家来说不需要别的东西。为了发现一个对象的长度，我们不得不进行某些操作。当测量长度所凭借的操作被确定时，长度的概念因而也就确定下来：也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所包含的恰恰是确定长度所凭借的一套操作。总的说来，我们用任何概念所意味的不过是一套操作；概念和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布里奇曼看出了这种思维方式对社会的广泛含义：②　　采纳操作的观点，不仅牵涉到纯粹限定我们据以理解“概念”的那种意义，而且还意味着我们一切思维习①Ｐ．Ｗ．布里奇曼《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纽约：麦克米兰，１９２８）第５页。从那时以来，操作主义学说已得以精练和定性。布里奇曼本人曾把“操作”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理论家的“纸和笔”的操作（见菲利普?Ｊ．弗兰克《科学理论的有效性》，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５４，第二章）。基本动力是一样的：“可以想象”，纸和笔的操作“最终能同工具的操作相联系，尽管可能是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