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发生认识论导论》第３卷（巴黎，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０）第２８９页。行动，因此抽象必然采取一种逻辑－数学的形式，因为　　“如果特殊行动之间要协调的话，如果这种协调在本性上是逻辑的－数学的，那么，特殊行动就产生知①识。”物理学中的抽象必然返回到逻辑－数学的抽象，后者作为纯粹的协调，是行动的一般形式——“行动本身”。这种协调由于保持着遗传的“反映的和本能的”结构，因而构成了客观性。皮亚杰的解释承认理论理性内在的实践特点，但这个特点是从行动的一般结构中派生出来的，而这种一般结构归根到底是一种遗传的生物学结构。科学的方法最终落脚在一种超历史的生物学基础上。此外，即使承认一切科学知识都以协调特殊行动为前提，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这种协调“本性上”是逻辑－数学的——除非这些“特殊行动”是现代物理学的科学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解释才能行得通。同皮亚杰的有点心理学和生物学色彩的分析相对照，胡塞尔提出了一种集中注意科学理性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发生认识论。在这里我只涉及胡塞尔的一本著作，②这本著作强调现代科学是前既定的历史现实的“方法论”，现代科学在这个历史现实的领域中运动。①同上书，第２９１页。②《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胡塞尔的出发点是，自然的数学化产生了有效的实践知识，从而建立一个能有效地同经验现实“相联系”的“观念化”现实（第１９，４２页）。但这种科学成就可以回溯到一种前科学的实践，而正是这种实践构成了伽利略科学的最初基础。伽利略并未质疑实践世界（它决定了理论的结构）中的这种前科学的科学基础，反而这一基础被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掩盖。结果造成了一种幻觉，认为自然的数学化创造了一个“自主的绝对真理”（第４９页以下），同时在现实中它仍是实践世界的一个特定方法和技术。因此，数学科学的观念面纱是符号的面纱，这些符号代表着同时又掩饰着实践世界（第５２页）。这种在科学的概念结构里保存下来的最初前科学的意图和内容是什么呢？实践上的计量发现了使用某些基本形式、形状和关系的可能性，这些东西“对精确确定和计算经验的对象和关系来说”，是普遍地“同等地可利用的”（第２５页）。运用所有抽象和概括，科学方法保持（和掩饰）着它的前科学技术的结构；前者的发展代表（并掩饰）着后者的发展。因此，古典几何学使考察和丈量土地的实践“观念化”。几何学是实践客体化的理论。诚然，代数学和数理逻辑构造了一个绝对的观念现实，摆脱了实践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主体的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然而，这种观念的构造就是使新的实践世界“观念化”的理论和技术：　　“在数学实践中，我们获得了在经验实践中对我们来说被否定的东西，即精确性。因为根据绝对同一性来确定观念形式是可能的……。这样，这些观念形式成为普遍可利用的和可自由使用的……。”（第２４页）观念的世界同经验的世界的协调，使我们能够“设计实际生活世界被预期的规则”：　　“一旦人们拥有了公式，人们也就拥有了在实践中所向往的预见”，即在具体的生活经验中所期望的那种预见（第４３页）。胡塞尔强调数学的精确性和可互换性具有前科学技术的内涵。现代科学的核心概念的出现，不是作为纯科学的纯粹副产品，而是从属于它的内在概念结构的东西。科学对具体性的抽象，对性质的定量化产生了精确性和普遍有效性，但牵涉到实践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具体经验——一种特定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观察”，尽管具有“纯洁的”、无偏见的特点，却是在一个有目的的实践背景中的观察。它是预期和设计。伽利略的科学是关于有条理而系统的预期和设计的科学。但是（这是决定性的），它是关于特定的预期和设计的科学，也就是说，这种科学根据确切同一的单位之间可计算、可论断的关系，来体验、理解和塑造世界。在这种设计中，普遍的可定量性是统治自然的一个先决条件。不可分割的、非定量化的性质，阻碍着按照从这些性质中抽象出来的可测定的力量来组织人和万物。但这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的设计，从事这种设计的意识是伽利略科学的隐蔽主体；这种科学是无限扩展的预见的技术和艺术（第５１页）。正是由于伽利略的科学在概念形态上是一个特定实践世界的技术，所以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越这个实践世界。它本质上仍处于基本的经验框架之中，这个现实所设定的目的领域之中。胡塞尔概括说，在伽利略的科学中，“具体的因果性领域成为被应用的数学”（第１１２页），而在知觉和经验的世界中，　　“我们过着完全实践的生活。这个世界在本质结构上，在自身的具体的因果性上仍保持它的实际样子，没有改变……。”（第５１页，我加的着重号）这是一个容易被极度轻视的挑衅性陈述，我有自由尽可能突出地强调解释一下。这一陈述并不简单地意指，尽管出现了非欧几里德几何，我们仍然在三维空间中知觉和行动；或者说，不管“统计学的”因果概念如何，我们仍然在常识上按照“旧的”因果性规律行动。这一陈述也不同作为“应用数学”之结果的日常实践世界循环往复的变化相矛盾。它更根本的意图是指明现存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内在限制，由于这种限制，现存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使占主导地位的实践世界得以扩展、合理化并得到保证，而不改变它的存在结构——也就是说，用不着建立一种新质的“观察”方式，建立人们之间和人与自然的新质关系。因此，在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问题上，科学（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具有一种稳定化的、静态的、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革命的成就，也不过是根据现实的特定经验和组织来进行的建设和破坏。科学的连续自我更正——建立在科学方法中的科学假说的革命——本身推进并扩大了同样的历史的领域，同样的基本经验。它保持着同样形式的先验性，这种先验性有助于一种物质的实践的内容。胡塞尔的解释，根本不是轻视随着伽利略科学的确立而发生的根本变化，而是指出了同前伽利略传统的彻底决裂；思维的工具主义眼界，的确是一种新的眼界，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世界，但它仍然效力于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纯方法上和应用方法上有明显局限性的特定历史世界。上述论述看起来不仅指出了科学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和偏见，而且也指出了它的历史的主观性。此外，这种论述似乎意味着需要某种“定性物理学”，复活目的论哲学等等。我承认这种怀疑是有证据的，但在这一点上我只能确定，决不是想要那些蒙昧主义的观念。不管人们如何定义真理和客观性，真理和客观性都是同人类的理论和实践力量相联系的，同人类理解并改变其世界的能力相联系的。这种能力反过来又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和理解物质（不管它是什么）是在一切特殊形式中自在的东西。在这些方面，当代科学具有它的过去无法比拟的客观有效性。人们甚至可以补充说，目前科学方法是唯一能自认这种有效性的方法；假说和可观察的事实的相互作用，使假说具有效力，并确立了事实。我力图提出的要点是，科学凭借它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并促成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仍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对这整个领域来说超于成为命定的。在科学上理解和支配的自然，重现在生产和破坏的技术设备中，这种设备维持并改善了个人的生活，同时又使他们屈服于设备的主人。因此，理性的等级制度同社会的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么回事的话，那么，那种可以割断这种命定联系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的根本结构——科学的设计。科学的假说，无需丧失它们合理的特点，也会在一个本质上不同的经验环境（安定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结果，科学将会达到本质上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立本质上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颠覆着理性的观念。我曾经指出，这种颠覆的因素，另一种合理性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在思想史中。在古代的国家观念中，存在得到了实现，以一种永恒复归的循环来消除“是”和“应该”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观念带有统治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它也从属于自由的形而上学——从属于逻各斯和爱欲的和谐。这种观念设想理性的压抑性生产率行将停息，统治将在满足中终结。这两种形成对照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分别同古典的思想和现代的思想相提并论，不象约翰杜威所概括的那样，“从沉思的乐趣到积极的操纵和控制”，“从作为对自然财富的美学享受的认识……到作为世俗控制手段的认识。”①古典思①约翰杜威《对确定性的探求》（纽约，明顿和鲍尔奇公司，１９２９）第９５、１００页。想对世俗控制的逻辑有丰富的贡献，在现代思想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谴责和拒绝的成分，所以约翰杜威的概括是无效的。理性，作为概念的思想和行为，必然是支配、统治。逻各斯是借助知识力量的法则、规则、命令，把特殊情形归类于一个一般概念之下，使特殊情形服从它们的一般概念，思想便达到了对特殊情形的支配。它不仅能理解它们，而且还能作用于它们，控制它们。然而，尽管一切思想都处在逻辑统治之下，但这种逻辑的展现在各种思想方式中是不同的。古典的形式逻辑和现代的符号逻辑，先验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每一者都统治着一个不同的言论和经验领域。它们都是在它们歌颂的统治的历史连续体内发展起来的。这个连续体使实证性思维方式具有顺从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否定性思维方式具有思辨和空想的特点。总之，我们现在可以努力更清楚地识别科学合理性的隐蔽主题和它的纯形式中的隐蔽目的。科学关于普遍可控制的自然的概念，把自然设计成无终点的功能物质、理论和实践的纯材料。以此形式，对象－世界参与构造一个技术领域——自在的精神和物质工具、手段的领域。因此，它是一个真正“假设的”体系，依赖于一个有效的证实性的主题。这些生效和证实的过程，也许纯粹是理论的过程，但它们决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决不停止在私人、个人的头脑里。这一假设的形式和功能体系，开始依赖于另一个体系——它在其中并为其而发展的前定的目的领域。那种表现为在理论设计之外的外来东西，又表明是它的根本结构（方法和概念）的一部分；纯客观性显示自身是一种提供目标和目的的主观性的对象。在技术现实的构造中，决不存在着作为纯合理的科学秩序的东西；技术合理性的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它们被归属于设备之下，设备的效率和生产力给组织这种设备的特殊利益罩上了一层面纱。换句话说，技术已成为物化的巨大载体——这种物化是具有最成熟最有效形式的物化。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同别人的关系，不仅是由客观的性质和规律来决定的，而且这些性质和规律看来也要丧失它们神秘的和不可控制的特点；它们成了（科学）合理性的可计算的表现。世界趋于成为全面管理的材料，这种材料甚至同化了管理者。统治之网已经成为理性之网，这个社会命中注定要陷入其中。越轨的思想方式看来要超越理性本身。在这种情况下，物理科学之外的科学思想（由于同混乱的、形而上学的、经验的、非逻辑的思维相对立，因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一方面采取了一种纯粹的自我包容的形式主义（符号主义）的形式，另一方面采取了彻底经验主义的形式。（这种对照不是冲突，例如电子工业中对数学和符号逻辑的经验应用。）与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相关联，无矛盾和无超越是共同的特点。彻底经验主义显示了它在当代哲学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着眼于这种作用，下一章将讨论语言分析的某些方面。这个讨论是基础性的，以便进一步揭示一些障碍，这些障碍阻止这种经验主义同现实相搏斗，阻止它确立（或重新确立）一些可以打破这些障碍的概念。　　　　第七章　实证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把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协调起来而重新界说思维，其目的在于治疗。当思维被纠正，不再超越一个要么是纯公理的（逻辑、数学），要么同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时，思维便和现实处于同一个水平。因此，语言分析要求治愈思维和言论，使其免遭混乱的形而上学概念侵袭，免遭不怎么成熟不怎么科学的过去的“幽灵”侵袭，因为尽管这些幽灵不言不语，也仍然在纠缠着心灵。哲学分析的重点是它的治疗功能，即纠正思维和言语上的反常行为，清除模糊之词、幻想和怪念头，或至少揭露它们。在第四章中我论述了社会学的疗法上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揭露并纠正工厂里的反常行为。它的这一步骤意味着要排除那些能把这种行为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批判性概念。凭借这种限制，这一理论的步骤直接成为实践的步骤。它提出了更好的管理、更安全的计划、更大的效率、更精确的计算方法。这种分析，经过纠正和改进，终止于证实；经验主义证明自身是实证性思维。哲学的分析不具有这种直接的应用性。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现实化相比较，对思维的治疗仍然是学术的。的确，精确的思维，从形而上学的幽灵和无意义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可以被当作目的。此外，在语言分析中治疗思维，这是它自己的事务，它自己的权利。不能把反对概念超越现存言论领域的斗争同反对政治超越现存社会的斗争相提并论，以此来预断它的意识形态特点。象任何名副其实的哲学一样，语言分析也为自己说话，并确定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它认为自己主要关心的是揭穿越轨的概念；它声称自己的参照系是语词的通常用法、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的变化。它以这些特点，规定了自己在哲学传统中的立场，即，反对那些在同现行言论行为领域的紧张状态甚至矛盾状态中阐释其概念的思维方式。从现存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些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是否定性思维。“否定性力量”是支配概念发展的原则，矛盾成为理性的独具性质（黑格尔）。思维的这一性质并不限定在某种类型的理性主义上；它也是经验主义传统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经验主义并不必然是实证的；它对既定现实的态度取决于作为知识来源和作为基本参照系而起作用的特殊的经验向度。例如，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本身对一个未实现基本的本能物质需求的社会，都是否定性的。相形之下，语言分析的经验主义却一直想不出一个并不允许这种矛盾的框架——这种自愿限于占统治地位的行为领域之内的作法，有利于本能上实证的态度。尽管哲学家有严格中立的方式，未受约束的分析仍然服从于实证性思维的力量。在力图表明语言分析的这一本能上的意识形态特点之前，我应先简单明了地评论一下“实证的”和“实证主义”这些术语的起源，以便证明我明显专横而贬损地对待这些术语是合理的。“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１）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２）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３）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就既定现实被科学地理解和改造而言，就社会成为工业的和技术的社会而言，实证主义在社会中找到了实现它的概念（并使之生效）的中介——理论和实践、真理和事实之间的和谐。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哲学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①①实证主义的顺从主义态度同彻底的非顺从主义思想方式的对立，也许最早出现在实证主义对傅立叶的斥责中。傅立叶本人（在《扭曲的工业》，１８３５，第１卷第４０９页）曾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商业主义视为“我们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上的进步”的成果。引自安德烈拉兰德《技术词汇与哲学批判》（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６）第７９２页。关于“实证的”一词在新的社会科学中与“否定的”一词相对立的各种涵义，见《圣西门的学说》，多格勒和哈勒维编（巴黎，江河，１９２４）第１８１页以下。在圣西门的实证主义中开始表现出来的言论和行为领域，是技术现实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象－世界正被改造成一种工具。大多数仍处在这个工具世界之外的东西——未被征服的盲目的自然——现在已属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所及范围之内。形而上学的向度，即形式上真正的合理思想的领域，成了不合理的和非科学的。理性在自身现实化的基础上抵制着超越。在当代实证主义的后期阶段，科学技术进步不再鼓励这种抵制；然而，思想的矛盾十分严重，因为这种矛盾是自己强加的——哲学自身的方法。当代这种削弱哲学的范围和真理性的作法是可怕的，哲学家本人也声明哲学是稳重的和无效力的。哲学不触及现存现实，它憎恶超越。奥斯汀轻蔑地对待那种想取代语词通常用法的东西，他诽谤“坐在扶手椅上一个下午想出来”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担保哲学会“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在我看来，这些说法①显示出知识分子学究式的施虐－受虐狂、自卑和自责，这种知识分子的劳动并不产生科学技术之类的成就。这些对稳重性和依赖性的证明，似乎想重新模仿休谟津津乐道于理性限制的口气；一旦人们认识到并接受理性限制，便不会从事无用的精神冒险，便完全能够在既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方向。然而，当休谟揭露实质时，他反对强有力的意识形①类似的观点见恩斯特盖尔纳《语词和事物》（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１００、２５６页等页。哲学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在那里它同时也被否定），或作为新实证主义的自我特征，也许是真实的，但作为关于哲学思维的一般命题，则是不正确的。态，而他今天的后继者们，却为社会早就完成的东西提供一种思想证明，即诽谤那些同现存论域相矛盾的可作为替代品的思想方式。这种哲学行为主义表现出来的风格是值得分析的。它时而装作一种有教皇气派的权威，时而又是随和亲昵的。这两种气质完全融合起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周期性地使用带有亲昵或恩赐态度的“你”的绝对命令中，①或者体现在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的开首章里。在那里，赖尔把“笛卡尔的神话”表述为关于身心关系的“官方学说”，接着试图去证明它的“荒谬性”，这种证明唤醒了张三李四和他们关于“普通纳税人”所想到的东西。通过语言分析的作用，形成了同大街上的小伙子的亲昵关系，这种小伙子的言谈在语言哲学中起着一种主导作用。言语的亲昵性，就它一开始就把文绉绉的“形而上学”词汇排除在外而言，它是根本的；它抵制思想上的不一致；它嘲笑知识分子。张三李四的语言是大街上的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它是表达了这种人的行为的语言；因而它是具体性的标志。然而，它也是虚假具体性的标志。这种为分析提供了大部分素材的语言，是一种净化过的语言，不仅净化掉了它的“非正统性”，而且净化掉了用来表达不同于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内容①《哲学研究》（纽约：麦克米兰，１９６６）：“你的疑虑是误解。你的问题本身同语词有关……。”（第４９页）。“对作为‘心灵事件’的理解力，百思不得一解！那么，使你困惑的就是说话方式。你应把问题区分开……。”（第６１页）“你应考虑一下此后的情况……。”（第６２页）随处可见。的其它内容的手段。语言分析家发现这种净化过的语言是一种既成事实，他把这种枯竭了的语言当作他找到的东西，使它同它本身未表达出来的东西孤立开来，即使它已开始作为意义的因素和要素进入既定论域。语言哲学关心流行的各种意义和用法，关心日常语言的权力和常识，但封闭（作为外来的素材）对这种语言关于社会（这个社会说这种言语）的说法的分析，这样一来，它再一次压制了在这个言论和行为领域连续被压制的东西。哲学的权威庇护那些造成这个领域的力量。语言分析从日常语言在实际言论中所揭示的东西中进行抽象，使人和自然残缺不全。此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指导这种语言分析的甚至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语言四分五裂的原子，婴儿咿呀学语般的愚蠢的只言片语，如“这在我看来象是一个吃鸦片的人”，“他看到了一只知更鸟”，“我有一顶帽子”。维特根斯坦不惜花费大量的脑筋和篇幅来分析“我的扫帚在墙角。”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想引用一下Ｊ．Ｌ．奥斯汀“其他心灵”一文中的一段分析：①　　“可以区别开两种不同方式的犹豫。（１）以我们正在品尝某种滋味的情形为例。我们会①见《逻辑和语言》第二辑，Ａ弗卢编（牛津，黑墙，１９５９）第１３７页以下（省略了奥斯汀的脚注）。在这里，哲学也通过使用日常言语的缩略词“Ｄｏｎ’ｔ”、“ｉｓｎ’ｔ”来证明它对日常用法忠诚的一致性。说：‘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以前从未尝过和这相似一点的东西。……唉，真没法子。我越是想一想它，我就越糊涂。在我的体验中，它是十分独特的，完全与众不同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了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找不到能和目前情形相比较的情况：我肯定在我的感觉上它不象我以前品尝过的东西，不足以使我能象描述其它东西那样来描述它。这种情形，尽管非常独特，但也属于较一般类型的情形，即，我不完全肯定，或能清楚地肯定，或实际上肯定，它是（例如）月桂的滋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都是通过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搜寻某种和它相象的东西，某种使得我能或多或少肯定地用同样的描述性言词来进行描述的相象性，力图鉴别目前的东西。而且我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２）另一种情形尽管很自然地同上一种情形相联系，却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努力做的事情是鉴赏目前的体验，注视它，生动地感觉它。我并不确信这是菠萝的滋味：也许正好有点菠萝的东西，一种浓烈的气味，有刺，没有刺，给人一种饱腻感，不是有充分理由把它视为菠萝吗？也许它的绿色给人一种特定的暗示，排除了紫红色的可能性，不是很难把它当作天芥菜属植物吗？或许它没有明显的奇特之处，我更应该目不转睛地观察，一再细细地看，也许碰巧出现非自然的微弱启示，它看起来不象是普通的液体。我们对我们实际感觉的东西缺乏敏锐性，这不是通过或仅仅通过思维来治愈的，而是靠更敏锐的识别，靠感官的辨别（当然，思考我们过去经验中其它更明确的情形，能够而且实际上的确有助于我们的辨别力）。”在这段分析中，要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精确性和明晰性上，这段分析或许是卓越的，是正确的。但不过如此而已。我认为，它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对哲学思想和批判思想来说也是破坏性的。从哲学的观点看，提出了两个问题：（１）这样阐释概念（或语词），能否趋向于并终止于实际的日常论域？（２）精确性和明晰性本身就是目的，还是服务于别的目的？就其第一部分而言，我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多数陈腐的言语例子，正是因为它们的陈腐特点，才可以阐释现实中的经验世界，并有助干解释我们关于这世界的思索和言论——如萨特对一群等公共汽车的人的分析，或卡尔克劳斯对日报的分析。这些分析之所以能阐释某种状况，是因为它们超越了这种状况的直接具体性及其表现。它们超越这种具体性，走向那些构成这种状况和在这种状况下说话（或沉默）的人的行为因素。（在刚才引用的例子中，这些超越的因素可以追溯到社会劳动分工。）因此，分析并不终止于日常论域，它超出了这个论域，展开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用语甚至可以同日常论域相矛盾。看看另一个例子：象“我的扫帚在墙角”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出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但这些句子在那里表现为不适当甚至虚假的例子。它们只会是被拒绝的东西，会被一种在概念、风格和句法上具有不同秩序的论述所超越。对这种论述来说，决非“显而易见，我们语言中的每一句子‘实际上①都井井有序’”。情况正相反，每一句子都象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一样，几乎毫无秩序。几乎受虐狂似地把语言贬低到谦卑和普通的地位，成了一种程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处，那么一定象‘桌子’、‘灯’、‘门’之类②的词一样谦卑。”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不要误入迷途，想象我们应该描述极其微妙之物……。”③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仿佛这些“极其微妙之物”不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合适题目，而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题目。思维（至少它的表现）不仅被迫穿上日常用法的拘束衣，而且还被责成不能超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拿出新的消息，而是靠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④哲学自封的贫困，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这些禁令是严肃的权威性的：⑤“哲学和语言的实际用处决不可以互相干涉。”“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虑中不一定有假设的东西。我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５页。②同上书，第４４页。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６页。④同上书，第４７页。这段译文不准确，因为德文本表达“拿出新的消息”之意用的是Ｂｅｉｂｒｉｎｇｅｎ　ｎｅｕｅ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一词。⑤同上书，第４９页。①们应该消除一切解释，只有描述才有地位。”人们不禁要问，哲学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没有任何解释，那么思维、智慧留下了什么呢？然而，关键的不是哲学的定界或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于日常用法的术语（这些术语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别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利和需要。所牵涉到的是扩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排除那些能理解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来描述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首先，日常的思维和语言领域同哲学的思维和语言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别。在正常的环境里，日常语言的确是行为的——实践的工具。当某人说“我的扫帚在墙角”时，他可能意指，别的问及扫帚的人想到那里取扫帚或把扫帚放到那里，正感到满意或生气。总之，这个句子通过引起一种行为反应而实现了它的作用：“效果吞没了原因，目的同化了②手段。”相比之下，如果在一篇哲学文章或论述中，“实体”、“观念”、“人”、“异化”等词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语，那么决不会发生把意义转化成行为反应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也不会有什么地位。语词实际上是未实现的，除非它在思想上引起别①同上书，第４７页。②保罗瓦莱利“诗歌和抽象思维”，见《作品》第１３３１页。另见“在语言问题上诗人的权利”，载于《艺术简论》（巴黎，加利马德，１９３４）第４７页以下。的思想。这种命题可以通过历史连续体的一系列中介，帮助形成并指导一种实践。即便此时，这种命题仍是未实现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傲慢，才主张思维与其对象最终同一的论点。因此，哲学所关心的语词，决不具有“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的用途。所以，在日常论域中不可能获得哲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哲学的概念针对的是事实和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从外部”来阐释日常言论原子化的短语或语词，表明这种“外部”对理解日常言论是根本的。或者说，如果日常论域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那么哲学的语言就成为“元语言”。甚至在它用日常言论的谦卑术语来活动的地方，它仍是对抗性的。它把现存的经验的意义背景溶解到它的现实背景中；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以便获得真实的具体性。从这种立场来看，上面引用的语言分析的例子，能否作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对象，是大可怀疑的。最精确地和最明晰地描述品尝某种象或不象菠萝滋味的东西，能有助于哲学的认识吗？它能否作为有关可争议的人类状况（这些状况不同于医学或心理学品尝试验，肯定不是奥斯汀分析的意图）存亡攸关的批判吗？分析的对象，如果脱离了说话者在其中说话和生活的更大更稠密的语境，也就丧失了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语词的普遍中介。实证主义的分析被例子以及分析本身孤立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人们在其中说话和行动，并使他们的语言获得意义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语境。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样的呢？这种更广泛的经验语境，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仍然有死刑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的卡迪拉克斯和德国的梅塞德斯、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核城市和中国公社、古巴、洗脑筋和大屠杀。但在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所有这些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遗忘、抑制、不为人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是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墙角的扫帚或品尝菠萝似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艰难和日常的舒适也许是构成一切经验的唯一项目。这第二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是前者的一部分；支配前者的权力也塑造着这种受限制的经验。可以肯定，建立这种关系不是日常语言上的日常思维的职业。如果它是一件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的事情，那么，用不着转移到政治领域，便可证明这种抽象是合理的，便可弄清并描述其意义。但是，在哲学中，问题不是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更何况在今天经验哲学应建立在抽象经验基础上呢！而且，如果语言分析应用到政治术语和短语上，这种抽象也是不正确的。分析哲学的整个一个分支从事着这一任务，但这种方法已经封闭了政治的即批判的分析的概念。操作的或行为的转换，把“自由”、“政府”、“英格兰”之类的术语同“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同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日常语言在其“谦卑的用处”上，的确对批判的哲学思想有致命的关系，但在这种思想的媒介上，语词失去了它们朴素的谦卑，并显示了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兴趣的“隐蔽的”东西。不妨考虑一下黑格尔现象学中对“此地”和“此时”的分析，或列宁关于如何充分分析桌子上的“这杯水”的提示。这种分析揭示了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隐蔽的意义向度的历史——社会对社会语言的支配。这个发现打破了既定论域最初呈现的自然的和物化的形式。语词不仅在语法和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而且在内容的意义上，表现为真正的术语，即表现为决定意义及其发展的界限——社会强加给言论，强加给行为的术语。这一历史的意义向度再也不能靠“我的扫帚在墙角”或“桌子上有乳酪”之类的例子来阐释。诚然，这些表述能够揭示许多模糊性、疑惑和怪念头，但它们难以超出同样的语言游戏和无聊学术的王国。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象掉了异化的和对抗性的不能按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东西。这种分析通过分类和区别意义，把意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思想和语言净化掉矛盾、幻想和超越。但这些超越不是“纯粹理性”的超越。它们不是超出可能的认知界限的形而上学超越，毋宁说它们打开了一个超出常识和形式逻辑之外的认识王国。实证主义哲学阻碍向这个王国的接近，从而建立了它自己的封闭的排斥外来干扰因素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有效的语境是数学、逻辑命题的还是习惯用法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预断了一切可能有意义的论断。这种预断的判断也许象英语口语、辞典、法典或惯例那样广泛。它一旦被接受，就先验地构成了一种不能被超越的经验。但彻底接受这种经验，就要侵犯这种经验，因为残缺不全的“抽象的”个人是以这种经验来表现的，这种个人只体验（或表达）对他既定的东西（实实在在地既定的），他只拥有事实而不拥有因素，他的行为是单向度的和被操纵的。由于实际的压制，经验到的世界是被限制的经验的结果，实证主义对心灵的澄清是使心灵与这种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