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第642页◎“问题”（注：斐·多·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作出回答，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纽文胡斯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这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大会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当地举行大会，所以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2个国家的代表。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是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的问题。大会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各国社会党的形成时期还没有结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643。），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第643页◎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4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　 3月12日)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注：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44。）、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第644页◎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47.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注：指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法国叫作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请求（通过保·拉法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纲领的实践部分。纲领发表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作为“最低纲领”被通过。纲领的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634—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一纲领被机会主义分子（可能派）否决了，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鲁昂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645。）。导言（注：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编者注）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工资最低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第645页◎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是没有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于怀，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后来，我还在《平等报》（注：《平等报》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年至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的机关报。该报断续地分为六种专刊出版：第1、2、3三种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过113期），第4和第5两种专刊每天出一次（共出过56号）。本应每周出一次的第6种专刊在1886年只出过一期。每一种专刊都有它的刊名。8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该报于1889年2月重新出版。——646。）第2期（注：指《平等报》第2种专刊。——编者注）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第646页◎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1882年48.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月25日于伦敦……关于德国“领袖”中的事态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1 000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第647页◎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幼儿园”（注：套用亨·海涅《时代的诗》里的一首诗《安心》中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648。）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49.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第648页◎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领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作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埃及的事件（注：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那些最后的事件，斗争的目的是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运动的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分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当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以曾经提出过“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上校为首的进步军官的代表。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1879年成立的“祖国党”，它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的地主和商人同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一个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它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但是，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了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虽然埃及军队（在阿拉比率领下）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结果还是英国侵略者获得了胜利。英国占领者在1882年9月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抗议英国进攻埃及和炮轰亚历山大里亚的公开集会，是盖得派的中部联合会在《公民报》编委昂·布里萨克、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的参与下，于1882年7月底在巴黎组织的。盖得派关于埃及问题的决议，向阿拉比帕沙和“祖国党”表示敬意，认为他们无愧于自己承担的伟大任务。——649。）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够得逞，也还远不能保持住埃及），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成功，很快就会见分晓。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第649页◎5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阿纳，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650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注：指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定和巴黎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定。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44名，其中绝大多数是马隆和布鲁斯的机会主义派别的走卒。代表大会批准了根据马隆和布鲁斯的创议而于1881年10月中旬成立的法国工人党民族委员会。在兰斯代表大会上，马隆和布鲁斯力求通过自相矛盾的关于“最低纲领”的决定。代表大会认为这个纲领“不完全”符合“劳动者的意图”，它实际上由于选区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委员会都被赋予制定自己纲领的权利而被取消了。但是，另一方面，代表大会决定在新的纲领通过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一决定旨在反对联合在由茹尔·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机会主义一翼的首领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指望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起来反对他们，然后指责盖得派搞分裂活动并把盖得派作为分裂主义者开除出党。中央联合同盟代表大会于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代表被开除出党。——650。），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注：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在1880年起草、并由勒阿弗尔党代表大会（1880年11月）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导言。由马克思、恩格斯、盖得和拉法格拟定的纲领的实践部分虽被代表大会通过，但接受了马隆提出的某些使纲领大为逊色的修正。——650。），已经被1866 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屏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这两◎第650页◎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注：福尔马尔在其《废除非常法吗？》一文的第二部分曾谈到“反对派的和自由派的’稀粥’”。——651。）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很宽。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最初是在汝拉）常规，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得到成功，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就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能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的斗争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的，在这个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其实就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谋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注：指两个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合并是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的合并代表大会上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所持的共同意见反映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以及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3卷第295—327页）中。——651。）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第651页◎德的说教对于反对目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51.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注：恩格斯指的是奥·倍倍尔的文章《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这篇文章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第42号上，旨在批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倍倍尔主要是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见注518）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作者在那里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谴责了这一策略，认为这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0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像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谨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给党的队伍招致不必要的牺牲。——652。）“只是反动的一帮（注：拉萨尔关于”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论点被载入由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中。纲领写道：”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见本选集第3卷第306—308页）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进行了批判。——652。）”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而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阿纳，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650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第652页◎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52.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数量不多（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注：指1882年秋同时召开的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纳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在代表资格证上耍尽种种诡计从而取得了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小组（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聚会于罗阿纳，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参加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并且赋予一些区制定自己的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所赞同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650页）。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盖得、拉法格、马萨尔、杰维尔、弗罗什和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的新的名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即所谓可能派的党。1882年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罗阿纳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分裂的结果，法国工人党（罗阿纳代表大会保持了这个名称）在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党在人数上减少了，但在组织上巩固了。国内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和主要是分布在大工厂的巴黎无产阶级的一些小组成了它的可靠的基础。跟可能派走的是还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巴黎手工业工人，以及南部（马赛）和西部（布列塔尼）小组（合作社派、工团派、蒲鲁东派等等）。——650、652、653。）的辩论会），这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记者们怎能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第653页◎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但是他们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1883年53.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3月1日于伦敦……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第654页◎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做……54.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亲爱的李卜克内西：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里，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蘅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注：马克思的大女儿。——编者注）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第655页◎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五）55.恩格斯致菲·范派顿（注：恩格斯这封信是为了回答范派顿1883年4月2日来信而写的；范派顿说，不久前举行纪念马克思的游行时，约·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声称，似乎莫斯特个人同马克思交往密切，曾在德国协助过《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似乎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恩格斯把自己的信用德文发表在1883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388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摘引了范派顿上述来信中的一段话。——656。）　　1883年4月18日于伦敦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在4月2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第656页◎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 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5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3年8月27日于伊斯特本……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79—689页。——编者注）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163—197页。——编者注）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第657页◎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您的　弗·恩·◎第658页◎1884年57.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亲爱的考茨基：邮班快停收了，匆忙写几行。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杰维尔的书（注：加·杰维尔《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编者注）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消息。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定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会避免杰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第659页◎58.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由国家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7 000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注：所谓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13—14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660。）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编者注）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第660页◎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原始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的杂文栏或《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注：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意见并且根据自己研究积累的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两个月时间内（1884年3月底至5月底）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见本卷第18—179页）。恩格斯关于泰罗和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见他为1891年出版的此著德文第4版所写的序言（见本卷第4—17页）。——661。）。泰勒、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内婚制、外婚制，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拚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收不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59.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关于三月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的，主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员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其中只是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注：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发表的两篇文章：1884年3月13日第11号上作为社论刊载的爱·伯恩施坦的文章《纪念三月战斗》和1884年3月20日第12号上以《论人民党的自然历史》为题的社论。——661。）。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注：“民主”的原文是“Demokrati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在德文中有“人民当权”的意思。——编者注），因此它没有帮◎第661页◎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60.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亲爱的爱德：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注：1884年5月29日至6月4日，恩格斯在黑斯廷斯（英国南部海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西·波克罕家中作客。——662。）。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样一来，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397、400、647、661、662。）比《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参加意见，反正一样。不过，考茨基的一切行动，就他告诉我的和就我对事态的判断而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注：1884年5月29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见注3）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及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662。）◎第662页◎《社会民主党人报》情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注：抱怨派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叫作抱怨派。——663。）先生们形式上联合成一个政党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他们这种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而取得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国出版的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拚命造谣中伤，施展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再来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都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因为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的话能够被人倾听，而我们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成分裂，那么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冒着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么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么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分子之间的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也就是说，在当前应当由于纲领（注：指1875年5月在哥达召开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中包含着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许多让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和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见本选集第3卷第295—327页），都对这个略加修改便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草案作了评述和分析批判。——663。）◎第663页◎遭到破坏而发生。纲领是这样地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对你来说，那里有足够的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急躁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自己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从千百次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得太清楚了。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作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 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对待这些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你们完全可以以千百倍的傲慢回敬他们。你们本来是很会讲话的，你们完全可以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消除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会有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第664页◎越多！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本应该给他写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9日；到时我可能接到你的回信。问候考茨基。　　　你的　弗·恩·61.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4年7月于伦敦］……（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注：《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76年至1883年在莱比锡出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1919年；1876年至1880年威·李卜克内西任该杂志编辑；在7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665。）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是碰不得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llus”印成“Cholera—Baccillus”，好像这个词是来源于bacca，而不是来源于bacul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注：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编者注），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第665页◎6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在这封信中恩格斯评论了考茨基驳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卡·奥·施拉姆曾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的手稿送到《新时代》（见注3）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该文内猛烈攻击以前在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题为《答复》的答辩文章，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杂志第11期上。——666。）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亲爱的考茨基：随信将稿子挂号寄还。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注：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编者注），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所下的不容争辩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这不过是这个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第666页◎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必须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63.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已译完的那部分，占全书的3/8）。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药。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愿不久会进一步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第667页◎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6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刚刚被卷入工业，它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第668页◎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1885年65.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第669页◎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得出肯定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 月13日（注：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670。）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注：恩格斯指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公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670。））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注：指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以下的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说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670。）），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第670页◎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注：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的说法。黑格尔在那里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应该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671。），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会是这样。”——编者注）您不妨看看违心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注：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注：草稿中这里删去了：“贵族集团或交易所投机分子集团，好吧，欢迎！直到”。——编者注）一场宫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在一起，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66.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　［1885年7月5日左右于伦敦］……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像德国人那么迫切，这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第671页◎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根本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妇女界争取妇女形式上的权利的先驱们，即主张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的那些人，自己也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6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注：这封信是对卡·考茨基的母亲敏·考茨基1885年10月15日来信的复信，敏·考茨基是1885年夏天在伦敦同恩格斯认识的。——672。）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旧和新》（注：敏·考茨基的《旧和新》。——编者注）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注：敏·考茨基的《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编者注）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第672页◎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么，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可是，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第673页◎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家能驾驭自己的作品……1886年6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299的多数派指明一条出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际上可行的，不管现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这个政府会败坏和糟踏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把恰恰是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这部分居民的被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团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第674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从根基上炸毁普鲁士这样的建议多数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适当方式的，就像在波兰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注：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党团就此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这个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宣读了威廉一世的通告，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倍倍尔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支持这个质询的理由，并指出这个问题属于国会的权限，必须进行讨论等。最后帝国国会在1886年1月15—16日就此进行了一场辩论。——675。） 同帝国政府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是没什么危险的。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第675页◎69.恩格斯致爱·皮斯（注：恩格斯的这封信是给费边社的一个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首领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这个统帅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76。）［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尊敬的先生：对您昨天亲切的便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如上所述，我无需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2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3版第28—48页。（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617—634页和740—760页。——编者注）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特殊的概述，我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600 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第676页◎70.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亨利·乔治的成就（注：1886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建党的倡导者是纽约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以纽约为榜样，其他许多城市也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党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利·乔治得到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拥护者把一名参议员候选人和九名众议员候选人选入了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仅以64票之差而未当选；在密尔沃基，工人党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州的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六名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并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388、677。）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骑士团虽曾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1886年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的势头已经在11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被打掉。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最主要的。这◎第677页◎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8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第678页◎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注：《社会主义者报》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1885—189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679。）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注：《人民报》即《纽约人民报》，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90年代海·施留特尔曾为该报撰稿。——679。）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71.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6年12月28日于伦敦……我的序言（注：见本卷第387—396页。——编者注）当然将完全论述美国工人最近10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向前进展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秘密团体，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骑士团虽曾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1886年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90年代末就瓦解了。——390、677、679。）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第679页◎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1845年和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06页。——编者注）。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二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教条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作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规模上把卷入运动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这些人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因此，我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第680页◎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尚未到来……1887年72.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　 威茨基夫人　　　 1887年1月27日［于伦敦］……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大为失色。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的加剧并从而导致宗派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皮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第681页◎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1888年7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1888年4月初于伦敦］尊贵的哈克奈斯女士：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庸人们而对救世军（注：救世军是英国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创立。该组织的活动后来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开始采用这个名称）。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进行广泛的宗教活动，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682。）所作的处理上，这些庸人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发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生造的情节和曲意的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结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不脱◎第682页◎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如实地叙述了它，使它变成新故事。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第683页◎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注：指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了政党。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的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两个保皇集团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513、684。）；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注：恩格斯这里指的是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克莱蒂安。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684。），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注：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第684页◎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1889年74.恩格斯致格·特里尔　　　 1889年12月18日于伦敦亲爱的特里尔先生：衷心地感谢您8日的有趣来信。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注：恩格斯指的是1876年成立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的改良主义多数派和以特里尔及尼·彼得逊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斗争。聚集在《工人报》周围的“革命派”反对该党机会主义派的改良政策，为把该党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斗争；1889年中央理事会把特里尔和彼得逊开除出党。革命少数派于是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错误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为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685。）（您成了它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一点开始吧。您原则上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第685页◎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注：农民党（左派党）是1870年建立的丹麦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20世纪，该党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686。）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鲁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的说大话的英雄，那么，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议员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明，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第686页◎但是在这方面，据我判断，您反对中央理事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丹麦左派党（注：即农民党。——编者注）多年来充当反对派，表演着这一出有失体面的喜剧，不遗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注：指1875年开始的丹麦的宪法冲突。冲突的实质是组成议会多数派的农民党力图在宪法上限制国王的权力。组成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和议会多数派之间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财政问题上。丹麦议会以宪法第49条关于未经议会决定不得征收任何税款为根据，从1877年起经常否定政府提出的预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便实行临时预算等等，广义解释宪法第25条，这一条授权国王必要时得以颁布临时法律。冲突一直继续到政府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894年达成协议为止。——687。）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并且可以看到，这个左派党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力求同埃斯特鲁普和好。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长此下去就要丧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至于说到中央理事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行动方式，那么在1840 —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除反对派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注：物质力量派是宪章运动两个派别中一派的通称。和道义力量派相反，物质力量派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主张宪章运动的独立性，防止宪章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危险。这一派的领导者是奥康瑙尔、哈尼、琼斯等人。——687。）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格的组织”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注：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变动，这些变动发生于1889年9月，反映了党内不同派别的斗争。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中去掉了罗森堡、欣策、骚特和葛利克，选进了舍维奇、赖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这就导致了党的分裂，例如9月底和10月12日在芝加哥分别召开了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分裂的表现。由聚集在《纽约人民报》周围的党员召开的10月12日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映党的先进一翼的观点的新党纲。——687。）以后，当然未必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第687页◎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忠实于您的75.恩格斯致保·恩斯特（注：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有恩格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688。）　　1890年6月5日于伦敦……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第688页◎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相反地，在挪威多少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第689页◎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运动又回到旧有的停滞状态，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距天壤。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熟悉一下……76.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于伦敦……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注：《德意志言论》是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1年至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1881年至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为月刊。——690。）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的评◎第690页◎论（注：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编者注），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注：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这一辩论的结束语。《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 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 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第691页◎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流人中间反正已经退化为空话的问题本身。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第692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六）77.恩格斯致奥·伯尼克　 1890年8月21日于多佛尔附近的福克斯通　 奥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劳（注：弗罗茨瓦夫。——编者注）尊敬的先生：对于您的问题（注：伯尼克准备作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1890年8月16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回答，在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觉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燕妮·马克思的家庭出身。——693。），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第693页◎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第694页◎78.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注：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做些什么？》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1890年4月13日《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695。）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79.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第695页◎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第696页◎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注：《反杜林论》，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676页。——编者注）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第697页◎古典哲学的终结》（注：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8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亲爱的施米特：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注：《苏黎世邮报》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的建议，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研究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第698页◎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注：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699。）：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第699页◎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某个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第700页◎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第701页◎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注：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253页）。——183、702。）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第702页◎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注：指1688年英国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256、703。）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注：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232、703。）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第703页◎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 —689页。——编者注），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页。——编者注），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第704页◎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832页。——编者注）。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1891年81.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恩格斯说明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揭露拉萨尔真面目的这封信，虽是写给考茨基的，实际上是写给倍倍尔看的。恩格斯在同时给考茨基的另一封短信中写道：“礼尚往来：鉴于你把倍倍尔的信寄给了我，我就把附上的信写成这样，以便你也可以把它寄给倍倍尔，假如你出于和好的考虑同样认为这合适的话。此事完全请你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5页）——705。）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亲爱的考茨基：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还是言归正◎第705页◎传，谈谈马克思的信（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3卷第293—319页。——编者注）吧。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进行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用意。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估计，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可是，这一点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注：《萨克森工人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1890年至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397、706。）、维也纳的《工人报》（注：《工人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至1893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90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706。）以及《苏黎世邮报》（注：《苏黎世邮报》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说了。（注：1891年2月6、7、10和12日《萨克森工人报》转载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加了编者按，指出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特殊的意义。1891年2月6日，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篇柏林通讯写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通讯还指出，现在“在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阐明我们党的理论原则的时候到来了，在此刻公布这个文件也是完全适时的。”1891年2月10日《苏黎世邮报》（见注553）发表了一篇由弗·梅林起草的社论《艰苦的努力》，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706。）你在《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第21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见注561）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试图削弱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1890—1891年《新时代》（见注3）第21期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批准……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706、708。），你这样做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么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总是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么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况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作了报告（注：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0年10月12—18日于哈雷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纲领的某些论点。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在地方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706。），在这个报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第706页◎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相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看来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没有作过什么解释。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是有义务的。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注：指拉萨尔在1846—1854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707。）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第707页◎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注：德语成语，意思是万物都有限度。——编者注）《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上的文章（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见注561）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试图削弱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1890—1891年《新时代》（见注3）第21期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批准……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706、708。）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对二者一并答复。对《前进报》上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好像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从我这方面来说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这场争论。◎第708页◎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卷第1—179页。——编者注）。可是今天费舍来信，又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注：在1891年2月20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征求他的同意并请他写序言。——709。）！　　你的　弗·恩·8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于怀特岛赖德……巴尔特的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一个人评价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的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体系，——这个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他的这个所谓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他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黑格尔有时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为一谈，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如果值得花气力的话，我还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尔特就是我们莱茵河畔称之为哥林多懦夫的那种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注：“从无通过无到无”引自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15、72、146页。——709。）。◎第709页◎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的。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您一一指出几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显然，此人如果不是这样急于下最后的结论，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给他一顿应得的痛斥，对他会大有好处……8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年10月14日于伦敦亲爱的考茨基：在《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你那个草案（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恩格斯在这里所发现的“反动的一帮”是拉萨尔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最后，代表大会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删掉了关于“反动的一帮”的段落。——710。）中，我突然发现写上了“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我担心已经太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不谐和音，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将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经丧失采取任何进步行动的一切能力，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们◎第710页◎对此还不能像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实行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条件的统一，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自己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制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义务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们德国人可以向他们学习的程度，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直到现在还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总是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委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简单地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何况这种倾向，例如在英国，永远不会彻底成为事实。如果这里发生变革，资产阶级还会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时，对将被推翻的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将失去任何意义。◎第711页◎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用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尽管我们的人，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302以来的《前进报》上，用得太滥了。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用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党代表大会（注：指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格尔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这个集团的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712。）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开幕了。10月14 日是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注：显然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的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6页）。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被击溃而告终，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失败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712。）的开端吧！你的　弗·恩格斯8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11月1日于伦敦……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第712页◎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在这里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问题。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然而，您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的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重要得多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注：“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第713页◎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制造出一打来……85.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1890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发动机和工作机械，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第714页◎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第715页◎86.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同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相比较，便也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变成了传统的遗产，而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的现在主要是为这个未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主要是物质性质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第716页◎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注：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717、719。）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800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注：波鸿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巴雷因为企图漏税而隐瞒公司收入、伪造印章和提交质量低劣的铁轨而被控告。——717。）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注：勒韦公司兵工厂的厂主故意向国家提供劣质武器，同时对国家高级官员进行贿赂。海·阿耳瓦尔特在他写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年德累斯顿版）中，揭露并谴责了这个犹太人工厂主。——717。）（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注：1892年对罗马银行检查的结果表明，这个银行违法发行了价值13300万的纸币（限额是7000万），并且用一大笔款项贿赂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以及其他接近政府的人员。参见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8—426页）。——717。），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150 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第717页◎1893年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七）8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他们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第718页◎88.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注：1月20日《前进报》第17号详细报道了辛格尔就交易所税务法附则发表的演说。——编者注）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注：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717、719。）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第719页◎89.恩格斯致弗·雅·施穆伊洛夫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尊敬的同志：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注：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1893年2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应彼得堡《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准备写一本篇幅6至8个印张的详细的马克思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斯提供一些有关材料：(1)传记本身；(2)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特别是1847—1849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穆伊洛夫还请求恩格斯求给他寄去一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发表这本著作，那他就在国外把它印出来；但是施穆伊洛夫并未实现他的愿望。——720。），很遗憾，我只能略做一点：我没有时间做，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21）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197、720。），一部分是在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119）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180、720。）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所写的序言和附有我的引言（注：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编者注）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注：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页。——编者注）（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注：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第720页◎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注：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到拉夫莱（注：埃·拉夫莱《现代社会主义》。——编者注）和察赫尔（注：格·察赫尔《赤色国际》。——编者注），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愿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页。——编者注）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页—515页。——编者注））。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注：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1890年6月14日至7月12日《柏林人民论坛》在总标题《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己》下面连续刊载了纽文胡斯、恩斯特、费舍以及署名“工人”的文章和这一辩论的结束语。《人民论坛》即《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1887年至1892年出版。——691、721。）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注：《柏林人民论坛》（见注550）从1892年8月6日至12月24日发表了系列文章《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作者的名字——瑞士社会主义者路·艾里蒂埃在最后一篇文章才出现。这组文章依据巴枯宁的材料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企图为巴枯宁派，尤其是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活动辩护（汝拉联合会是在1870年4月4—6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上从瑞士罗曼语族区国际各支部中分裂出来的）。这组文章还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菲·贝克尔进行诽谤。特别是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10篇文章中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地方。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登完，就予以反驳。他于1892年11月15日把声明寄给奥·倍倍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4页）。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5—408页）。1892年12月24日，该报在最后一篇即第13篇后面还刊登了埃里蒂埃的答复。埃里蒂埃在答复中，以及在1892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反驳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给埃里蒂埃的回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0—12页。——721。），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本选集第1卷第54—61页。——编者注）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第721页◎（1892年柏林新版）的序言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序言中也可以找到。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注：指马克思在1857 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您的　弗·恩格斯90.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尊敬的先生：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只要不是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围绕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注：见恩格斯1891年10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和9月2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93—196、304—308、464—468页）。——722。）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第722页◎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1/3，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3—5个月的时间里工作绝对不要间断，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现在来谈我们原来的题目。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 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来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民公社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有制，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有制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有制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第723页◎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本选集第3卷第339—342页），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该杂志第10期登载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后来又于1888年10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445、724。）。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1882年1 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51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有一些差别。——724。）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界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挽救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第724页◎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 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派·怀·罗·（注：恩格斯的化名。——编者注）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91.恩格斯致弗·梅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亲爱的梅林先生：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注：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于1893年作为附录刊载在他的《莱辛传奇》第1版中。——725。）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第725页◎一起工作40年之外，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第726页◎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作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第727页◎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 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说一次当那些文章在《新时代》3 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注：威廉一世。——编者注）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作全德◎第728页◎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注：恩格斯改写《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和扩写德国史的愿望，因忙于《资本论》的出版及其他待写的文章而未实现。保存的片断和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8—460页。——729。）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的征服者代表外国的干涉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注：勃艮第大公国是9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弗朗什孔泰，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14至15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一起抵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且对瑞士人和洛林进行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中（1474—1477年）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年）中战死。他的属地被分给路易十一和德意志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729。）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第729页◎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1894年92.恩格斯致朱·卡内帕　［1894年1月9日于伦敦］亲爱的公民：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20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注：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卡内帕来信的页边上写了这封回信的草稿。其中的一段引文，见本选集第1卷第294页。——730。）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注：但丁。——编者注）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意大利文刊物《社会评论》（注：《社会评论》是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1年至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作用。——730。）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第730页◎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21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作好准备，所以不能浪费时间。衷心问好。　　　 您的93.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尊敬的先生：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第731页◎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作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第732页◎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那些在学校里已被灌输的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第733页◎的枯燥的材料汇集（注：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编者注）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676页。——编者注）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94.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4年3月6日于伦敦……前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 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第734页◎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9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注：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掌握在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见注582）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735。）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注：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它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在1876年费城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移民），同美国基本工人联系很差。党内斗争在由拉萨尔派构成的改良主义领导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政党。——735。）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固步自封，而且多亏海德门，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注：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罢工斗争活跃和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加强的情况下，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和受到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党的领袖是基·哈第。该党把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包括在自己的纲领中。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一开始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进行勾结。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工党。——735。）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第735页◎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报《工人领袖》（注：《工人领袖》是英国的一家月刊，1887年起出版，最初刊名是《矿工》，1889年起改用本名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1893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1894年起改为周刊；在1904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基·哈第。——736。），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注：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是以约·张伯伦为首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于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保守党，而几年后连形式上也依附了它。——736。）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注：地方自治是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容许爱尔兰实行自治。实施地方自治的前提是，在主要阵地控制在英国统治集团手里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736。）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注：激进派是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651、734、736。）选民的背弃，他很容易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议会中的席位（注：1895年7月12—29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选举结果，保守党人在下院获得150个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包括基·哈第在内，都落选了。——736。），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注：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诞生的时候向女王（注：维多利亚。——编者注）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极不值钱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独，海德门和基·哈第都对他进行猛烈攻击，而他装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第736页◎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正在风行起来。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注：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501、737。）：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注：指福尔马尔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589）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50号附刊(1)上。——737。），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雇农和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注：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第737页◎和我们这里（注：指美国和英国。——编者注）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96.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亲爱的李卜克内西：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注：1894年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589）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68号上，还转载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738。）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通过争论消除甚至是确实存在的分歧，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在党分裂以前谋求党的统一。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并不总是不得不戴着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而且还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