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前天为《人民报》（注：《人民报》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547。）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第547页◎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注：《人民报》（见注385）编辑部于1856年4月19日发表了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记录（见本选集第1卷第774—776页）。——548。）。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 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注：磨坊街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44）。——548。）的大老粗非常恼怒。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注：美国茨俱乐部派是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的自由平等之友会（美因茨俱乐部）。该俱乐部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茨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1793年3月，国民公会宣布美因茨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茨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茨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公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交纳特别税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茨俱乐部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54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第548页◎1857年7.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你的《军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50页。——编者注）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注：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 （注：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 雇佣军◎第549页◎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注：显然是指威·伯蒂歇尔的著作《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该书主要讲迦太基的军事史。——550。））；(2)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注：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第1版于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书中描写的雇佣兵队长是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首领。——550。）（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注：马克思大概是1857年9月30日在布赖顿和恩格斯见面的。——550。）——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1858年8.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年7月14日于曼彻斯特……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注：黑格尔。——编者注）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这个人并不知道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第550页◎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20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万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这个每一次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譬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注：焦耳。——编者注）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第551页◎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9.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年10月7日于曼彻斯特……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注：恩格斯显然指厄·琼斯1858年10月4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滑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几年后，在琼斯重新开始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时，这种关系才得以恢复。——552。）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必须首先彻底毁灭，才能够以一种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第552页◎1859年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注：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第553页◎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注：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恩格斯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他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541页）和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1522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页）。——554。）。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第554页◎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我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了。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第555页◎对你说明我的意见。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亲爱的拉萨尔：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呢。但这也正是使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堪称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阅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第556页◎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注：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编者注）——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的任何一个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不过，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注：拉萨尔于1858年春写了《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个舞台脚本，并匿名发表。在皇家剧院拒绝上演这部戏剧之后，拉萨尔于1859年春把《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文学剧本发表。——557。）；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注：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脚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557。），同莎士◎第557页◎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注：拉萨尔1848年11月21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前羁押。高等法院和检察院一再拖延审判，拉萨尔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这一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见注119）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和553—558页）。对拉萨尔的审判是1849年5月3—4日进行的。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7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5—596页）。——558。））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么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第558页◎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第559页◎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大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觉得，您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不容许这种结盟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第560页◎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注：“鞋会”和“穷康拉德”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3—435页）。——561。）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1863年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二）12.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1月28日［于伦敦］……在上一封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1-313页。——编者注）中，我曾向你问过走锭精纺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第561页◎的？走锭精纺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注：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3卷，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根据安·尤尔著作整理成的《技术词典》1843—1844年布拉格版第1卷；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年格丁根版第1—5卷等。——562。）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注：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562。）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开始于动力，而是开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开始于譬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开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的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譬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谁都知道，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第562页◎汽机来转动机械。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作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水磨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譬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把自动机器（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本质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机构；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运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第563页◎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Miihle和mill（注：德语和英语中的“磨”字。——编者注）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实际工作，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人的手对原料加工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作使用机器，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1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3年4月9日于伦敦……伊戚希（注：拉萨尔。——编者注）……前天给我寄来了给工人中央委员会就召开◎第564页◎莱比锡工人（应读作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建议的《公开答复》（注：即拉萨尔的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1863年2月10日，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阐述他在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观点。拉萨尔3月1日把阐明他的观点的《公开答复》寄给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并主张把它变成“运动的正式宣言”。——565。）。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带着闪闪发光的科学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会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注：1863年3月26日，工联伦敦理事会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声援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同时，大会的参加者在会上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担任大会主席的是激进派最具声望的领袖约·布莱特。另参看马克思1864年11月29日分别写给约·魏德迈和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4、436页）。——565。）。他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独立派分子，每当他说：“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总是响起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269-587页。——编者注）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几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第565页◎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祝好。　你的　卡·马·1865年1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敬爱的朋友：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 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纯属瞎胡闹。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分来反对我和旧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第566页◎鄙的布林德（注：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27页。——编者注）（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注：《北极星》是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年至1866年在汉堡出版，从1863年起为拉萨尔派报纸。——567。）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4年12月15日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1864至1867年约·巴·施韦泽担任编辑；1871年至1876年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声明。——567。）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注：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自译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德译文中最重要的修改，见本选集第2卷第598—608页和有关的脚注）。——567。），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注：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本选集第2卷第613-621页。——编者注）），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名为撰稿人。（注：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刊物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李卜克内西还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于是他们就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屡次批评报纸的路线。在证实了该报编辑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95—98页）。紧接着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这个机关报撰稿。——567。）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注：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走上了同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的道路，他答应在普鲁士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给俾斯麦以支持，交换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报告的消息。——567。）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完这幕喜剧！ 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注：民族联盟是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一个协会，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该联盟是在1859年9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各邦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会议上建立的。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右翼自由派——哥达派。在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567。）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良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第567页◎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注：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大失所望的资产者拒绝批准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草案。由此而发生的1862年宪制冲突和1862年9月俾斯麦的执掌政权结束了“新纪元”。——568。），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注：“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568。）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注：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568。），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作“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注：《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184、568。）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个美妙的计划，由◎第568页◎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便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注：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人物有瓦尔德克、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福尔肯贝克和霍维尔贝克。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民族自由党。——569、658、686。）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从拉萨尔那里根据遗嘱继承下来的重要性。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联合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联合法，因为这样做就会把官僚制度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注：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联合和罢工的工商业条例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所谓“奴仆规约”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专横地对待农奴，包括肉刑。——569。），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联合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注：指施韦泽的一组文章《俾斯麦内阁》中的第三篇，发表在1865年2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23号上，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这些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569。），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第569页◎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编者注）。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注：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蛊惑人心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经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是遭到了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外国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67—685页）。——570。）。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我倒万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注：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订的，他竭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现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单座楼房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被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在此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表现的动摇，由于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总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原先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570。）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受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地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第570页◎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15.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注：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它。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注：查·达尔文《物种起源》。——编者注）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异常相似。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会，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唯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注：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规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节第(79)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页）和《剩余价值理论》第9章第2节、第14章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4—128和第402—406页）。——571。）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第571页◎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注：关于马尔萨斯在《论人口律》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得比较详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6—678页）。——572。）。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宣布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正是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注：“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遭到外部或内部危险的威胁时所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就被赋予独裁的权力。——572。）的时候。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决定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决定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第572页◎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注：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573、582。）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出现无产阶级自豪感。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注：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和《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218、573。）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注：指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该书第1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573。） ）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年迈的巨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573页◎1866年1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6年7月7日［于伦敦］……现在，波拿巴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当然不愿意发生战争。有一个美国佬（注：雅科布·斯奈德。——编者注）在这里提供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尔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像针发枪使“老拜斯”（注：“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军队对于明火枪（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叫法，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574。）显得落后一样。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注：《资本论》。——编者注）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分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我现在顺便地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第574页◎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17.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从我给您写倒数第二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事实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以后再陆续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去看您。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　总过程的形成。第四册　理论史。第一卷包括头两册。我想把第三册编作第二卷，第四册编作第三卷。（注：马克思在结束了自己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整理工作以后，就着手准备《资本论》第1册的出版工作。1863年8月他开始誊写和从词句上对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进行加工，后来恩格斯把这部分叫作“这一册的现有文稿中最早的文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然而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马克思决定也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3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4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的大部分经济学手稿编成《剩余价值理论》。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对这部分手稿在准备出版时重新加工。后来，马克思在加工完《资本论》第1、2册和第3册以后，又回到第1册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1册。为了出版《资本论》第1册，1866年整整一年马克思都在为它润色，而在1867年3月27日完成；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的过去的文稿进行新的、仔细的加工。第1册的德文第1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1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2册和第3册应当以《资本论》第2卷的形式出版，而第4册《经济学说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3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最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整理了并以《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2册和第3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4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4册的手稿，但是他在世时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575。）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中概括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77页）一书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2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1卷的第1篇。——575。）。我所以认为需要◎第575页◎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注：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3章。——编者注）中自称是表达了我的论述的“精神实质”，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光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我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的注释中实现了这个意图。——576。）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注：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引到协会中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协会。在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下，工联伦敦理事会曾在多次会议上讨论，于1867年1月14日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协会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576、584。）（它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1868年18.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于伦敦］亲爱的弗雷德：◎第576页◎关于杜林（注：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577、578。）。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注：相当于《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见本选集第2卷第259-270页。——编者注），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注：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罗雪尔的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彻底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111、177—189、225—247、257、286—293、379—389、398—407、672—681页。——577。），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愉快而又全新的说明。我相信，杜林也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2)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第577页◎对我很有帮助。）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注：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2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形成（第3册），而最后一卷即第3卷（第4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本选集第2卷第10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2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2卷出版，把属于第3册的手稿作为第3卷出版。——578。）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是很少“直接”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中已经恰如其分地说过的那样（注：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 -625页。——编者注）……19.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3月6日于伦敦……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注：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1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577、578。）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第578页◎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20.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3月25日［于伦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是联系着的。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第579页◎2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至于说到《中央报》，那么，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注：指署名“赫”的书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3卷）。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载于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第754—756页。《中央报》即《德国中央文学报》，是德国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年至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580。）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注：马克思指《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第1章（《商品与货币》）。在德文第2版及以后各版中这一章相当于第1篇。——580。），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窃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注：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编者注）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第580页◎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永远只能是一样的，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断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但是，够了，是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第581页◎22.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注：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首领之一舒尔采－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引诱工人离开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舒尔采－德里奇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生产者免于破产。——573、582。）的对立——当作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注：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425、582。）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注：没落帝国是对晚期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叫法；这里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582。）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第582页◎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当拉萨尔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早就对他讲过。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注：1868年8月22—26日在汉堡举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表明，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并在国际工人协会和《资本论》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害怕在渴望建立工会的工人中丧失威信（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建立工会方面已经进行了有成效的活动），施韦泽和联合会副主席弗里茨舍提出了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建议。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泽和弗里茨舍以国会议员身分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583。）的时候，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注：1868年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当局勒令设在莱比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但是在三星期之后，即1868年10月10日，以约·巴·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在柏林重新建立了联合会。此后它就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监督下进行活动。——583。）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宗派运动已经成熟，可以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作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和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注：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是施韦泽和弗里茨舍得到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大会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分于1868年9月26日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206名，代表142000多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根本拒绝加入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纽伦堡组织的各个工人协会所派遣的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成立了一些工会，它们是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式样建立起来的，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这个组织完全从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的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根本违反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583。），那么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联合法（注：联合法暗指新工商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联合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583。）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至于章程草案（注：指1868年9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403）第112号附刊上发表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见注435）于1868年在柏林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583。），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第583页◎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行为规范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没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426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大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第584页◎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和本选集第2卷第613-621页。——编者注）那样。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　卡·马·23.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1月6 日于曼彻斯特亲爱的摩尔：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注：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一并寄还。为了让女工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注：《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第585页◎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2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注：指玛丽·戈克。“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gg”，同“白痴”(Geck) 发音相近。——编者注）。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注：全国劳工同盟于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586。）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注：此处“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编者注）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第586页◎1869年2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69年11月29日于伦敦……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注：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3-434页。——编者注）。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注：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387-461页。——编者注）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只有当着威势逼人的暴君的面做这类事才觉得够刺激。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的决议的建议，除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我越来越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注：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89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瑙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瑙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各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587、589。），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第587页◎系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具有强大设防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国这样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注：1641年10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爱尔兰爆发了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1649—1652年被镇压下去。对爱尔兰残酷的镇压，结果是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势力的增长为1660年王朝复辟准备了基础。——588。）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被判决的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注：人身保护法是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588。）、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英国从来都是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而且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它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第588页◎1870年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三）26.马克思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样，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注：指1869年9月6—11日国际工人协会在巴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讨论大会议程的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及普及教育问题时的发言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48—656页）被保存了下来。——589。）的材料。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注：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89年爱尔兰起义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瑙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年奥康瑙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各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587、589。）（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1870年1月1日（注：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第589页◎通告（注：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编者注）（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尽可能便宜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注：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590。）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 000-10 000英镑，也应当计◎第590页◎算在内。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就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第591页◎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通告通过这几个要点同时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注：《国际报》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1873年时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592。）（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注：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56-462页。——编者注）。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注：《马赛曲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592、599。）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帝国。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70-700页。——编者注）由此引发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第592页◎（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27.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亲爱的保尔·洛朗（注：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注：保·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是1870年4月18日在瓦尔兰主持下召开的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全体成员大会上成立的。出席大会的有一千二三百人。会上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但是，1870年4月底法国境内开始了警察迫害，并且借口举行全民投票而逮捕国际的会员，这样，实质上就使联合会的活动中断了。——593。）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注：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注：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国际的领导，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见注448）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早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月13日《平等报》在第43号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1月27日报纸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12月11日的一篇题为《思考》的社论中，激烈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593。））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第593页◎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警觉起来。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注：（指1868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议，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几次发言，他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关于退出和平同盟的声明，都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15号上。——594。）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594。）（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注：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451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注：海涅《吕太斯》第1 部分。——编者注）。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族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这个团体的纲领（注：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这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594。）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第594页◎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注：在19世纪20年代末传布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1830年根据巴扎尔的讲稿，在巴黎出版了一本反映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的书，即《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简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595。），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话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对地产和资本的所有权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一心一意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第595页◎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当作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82-384页。——编者注）寄给你们。）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把他们的“理论”看成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坚持下，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596。）。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第596页◎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注：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在巴枯宁的专断下活动。而巴枯宁作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注：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注：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年夏在总委员会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月3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4—416页）。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由埃卡留斯宣读。——597。）。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注：《进步报》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从1868年12月至1870年4月用法文在勒洛克勒出版，主编是吉约姆。——597。）（勒洛克勒）和《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啰，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注：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编者注）。（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第597页◎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注：巴枯宁在1870年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见注446）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30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日、12日和19日《进步报》（见注457）第10、11和12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598。）。为什么？ 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注：《钟声》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598。）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注：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梅季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梅季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马克思是从约·菲·贝克尔1870年3月13日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的。——598。）。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注：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们是民主主义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年去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598。）。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熟悉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注：在《平等报》（见注448）编辑部改组后，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1870年4月4—6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族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在是否接受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实际上由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注452）实行领导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分裂发生了，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单独继续开会。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报》第15号上。同盟的支持者以罗曼语族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族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见注463）。1870年4月初，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90页）。——598。）。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600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2 000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族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注：《团结报》是巴枯宁派的周报，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1870年4月至9月在纳沙泰尔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598。），由巴枯宁的喽啰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第598页◎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注：《马赛曲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登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592、599。）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谢谢洛朗的来信（注：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8日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珞朗，因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是保尔·洛朗。——599。）。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注：《女王信使报》是英国保守派的政治文学周报，1869年1月至7月在伦敦出版。——599。）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你们的　老尼克1871年28.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1871年4月12 日于伦敦……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第599页◎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瓦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小矮子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土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29.恩格斯致爱·恩格斯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亲爱的妈妈：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报》上极端无耻的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作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作福音书一样◎第600页◎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按照普鲁士的样子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就大叫大嚷起来——因为其余一切全是谎言——，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4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靠《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注：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唤起爱国热情，争取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建立立宪制度，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要求宪法而被迫害，很快就瓦解了。——601。）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注：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这些人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开来。——191、601。）、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由于出自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1871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觉得突然。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甚至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这一点不必多谈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沉寂下来，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第601页◎30.马克思致弗·波尔特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得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注：互助主义派是19世纪60年代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用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602。））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等等的团体。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第602页◎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团体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的谬论），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经过长期准备的打击。（注：指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地方支部、派别、团体及其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第二项决议第1、2、3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族区的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1—452、454—456、458—460页）。——603。）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合法的武器来取消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去……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第603页◎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1872年31.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注：1871年12月4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无产者报》（见注470）。1872年1月6日以后，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但是，信刚要寄出，恩格斯从《玫瑰小报》（见注471）获知：特尔察吉支持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1月14—15日恩格斯重写了一封信，仅保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略加修改）。其余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各行之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604。）　　1872年1月14［-15 ］日于伦敦亲爱的特尔察吉：我没有早一些答复您12月4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第604页◎关心的问题，即关于《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605、609。）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某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这些政府不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这些政府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150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消息等等的《玫瑰小报》（注：《玫瑰小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报》在第360号上的《工人运动》这篇评论中报道说：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605、609。）来了。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回答，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了指责者那一方面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你们已经理应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注：《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的《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等于汝拉人所代表的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承认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也夫之流，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第605页◎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或许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吧？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尔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注：《社会革命报》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606、611。）），您将会看到，他们使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陷入了怎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境地。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第606页◎32.恩格斯致泰·库诺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注：指巴枯宁企图在1868年9月于伯尔尼举行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450）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他起草的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等等的纲领。在同盟的大多数人拒绝了他的草案之后，他同少数人退出了和平同盟。并于同年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的上述纲领草案成了这个同盟的纲领的基础。——607。）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作社会清算。◎第607页◎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也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天生就是政治性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注：指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载入组织条例，它们遭到巴枯宁派的攻击。——608。）见鬼去吧，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创建的。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594、608、650。），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第608页◎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2年至1874年在都灵出版，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605、609。）、《玫瑰小报》（注：《玫瑰小报》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年至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1年至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1872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报》在第360号上的《工人运动》这篇评论中报道说：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605、609。）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糟糕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了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枯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12月5 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注：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发表的攻击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1-513页。——编者注）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几十个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200人。其先头部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分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注：在伦敦。——编者注），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为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十分必须召开的代表会议让他们找到了借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的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而且还由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也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第609页◎(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2)200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40-50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注：《自由报》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1865年至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610。）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注：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谁来了！》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作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1—474页）。获准的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抵触，这使它加入国际发生困难；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对总委员会的一般权力提出异议。支部的答复经委员会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写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99—504页）。以后支部便瓦解为几个小组。——610。）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20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严厉的组织的人，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使他们感到诧异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4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蒂（注：现在称作：阿格里真托。——编者注）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20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反正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操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群众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第610页◎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的现状是，巴枯宁派目前在那里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的。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那样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入而且一点情况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还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对于其他像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注：1871年11月12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松维利耶通告——《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知》。这个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通告，用关于政治冷淡主义和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来对抗代表会议的决议，它还包含了对总委员会的活动的诽谤性攻击。在通告中巴枯宁派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和谴责总委员会。恩格斯对这一通告的评价，见他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16—522页）。——611。）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55页。——编者注）。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么您就实现了我们的一切希望。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对付他们的对手都灵工人联合会（注：都灵工人联合会于1871年秋在都灵成立，处于马志尼分子的影响之下。1872年1月联合会发生分裂，一批无产阶级分子退出了联合会，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受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在1872年2月以前该团体一直受警探特尔察吉的领导。——611。），开除那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注：《多事人报》是意大利共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8年至1872年在都灵出版。——611。）的贝盖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星期一（注：1月22日。——编者注）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注：《社会革命报》是1871年10月至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606、611。）、一期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注：《平等报》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族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869年11月至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1870年1月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成员，撤销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593、597、605、611。）（可惜，载有代表着比汝拉人多二十倍的工人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作的答复（注：《罗曼语族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的一期，我再也没有了）以及一期《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您从这期《人民国家◎第611页◎报》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注：1872年1月6—7日在开姆尼茨召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50多个地方组织的120名代表，其中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现有选举权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松维利耶通告以及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的态度问题。代表大会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1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告知代表大会的决定：“大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1872年1月23日马克思把代表大会的决定通知总委员会。——612。）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 月）进行修改。（注：1871年12月24—25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讨论松维利耶通告时不支持瑞士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612。）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表示拥护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一切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行动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合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一点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好是这样。在贝济耶，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有警务总长（注：阿·布斯凯。——编者注）给他们做通讯员！两个重要的巴枯宁分子——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里昂工人绍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拥上王座，所以，他们是拿着波拿巴的钱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612、619。）唱着同一的调子。俄国警察是怎样插手这件事情的，我暂且不作结论，但是巴枯宁是彻头彻尾地卷进涅恰也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俄文的原本报告书，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注：1869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之后，在俄国许多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由于涅恰也夫组织被破获，他使用的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涅恰也夫逃到国外，口头和通过报刊散布谣言说：他被捕了，但在流放的途中逃了出来，还说有要杀害他的秘密命令。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的涅恰也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0页）。——612。）涅恰也夫即使不是俄国奸细，至少也进行过这种活动；此外在巴枯宁的那些俄◎第612页◎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写信给您，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一切；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说来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状态下也能做出许多事情来，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现在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其中一张用来促使马克思小姐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再一次提醒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跑到巴枯宁那里去的。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忠于诺言一类的事情纯系资产阶级偏见，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事业必须始终加以蔑视。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秘密的学说。请您即刻写信给我。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好了。敬礼和兄弟情谊。您的　弗·恩格斯◎第613页◎　 1873年33.恩格斯致马克思（注：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1873年开始写的一部卓越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构思。这封信寄到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在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614。）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亲爱的摩尔：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注：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作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么◎第614页◎虽然它还是受落体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注：卡·肖莱马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b)抛物线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就此穷尽。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2.本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不同的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3.化学。过去，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在那些从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身上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这种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注：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注：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第615页◎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34.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那么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见注519）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568、582、616、651、687。）竞争的地位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总还得附带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被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特别是想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分子无疑是危◎第616页◎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那些人参加，党在今天是否起码就不会同样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这些分子得到加强，就将是一个不幸。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不和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叫喊得最响。这些团结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嚷团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所以我们尽力不使灾祸拖延下去，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这个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第617页◎牙破灭了（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各自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误以为可以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剧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竟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干出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背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开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一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10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国际大多数的所谓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587、611、618。）的那篇文章（注：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6—520页。——编者注））。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会逐渐地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第618页◎顺便提一句，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注：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节《教育的真理》。——编者注）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您也不应当忘记，例如说，《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报纸，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612、619。）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那么原因是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是狂热的，而由于这种狂热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鲜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一般地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热心理是不能持久的……1874年35.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74年9月12［—17］日于伦敦……在你退出以后（注：左尔格于1874年8月12日退出总委员会。他在1874年8月14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1874年9月25日。——619。），旧国际总归是完全地结束并终止了。这也是件好事。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第619页◎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忌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注：恩格斯指1872年9月2—7日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618、620、657。）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第620页◎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1875年36.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于伦敦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注：1875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同妻子去海德堡，送内侄女玛丽·艾伦·白恩士去上寄宿中学，白恩士在那里从1875年11月住到1877年3月。恩格斯同妻子在1875年11月6日返回伦敦。——621。），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注：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一文发表在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号上，没有署名。——621。）。现在寄上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是用德文写的，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注：这封信中下面的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为生活的斗争》（见本卷第371—373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621。）(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研究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样性的丰富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又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句空话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第621页◎(2) 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中，看来只有赫尔瓦尔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杂志上发表。（注：罗·比尔（罗·拜尔的笔名）的小说《三次》刊载在1875年10月至11月《海陆漫游》周刊第4—8期上。——622。）那里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作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将采取下述方式：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wn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1669年阿姆斯特丹版第79页。——372、622。）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研究家◎第622页◎和哲学家。(4)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第623页◎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研究家称心如意的。(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辞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注：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　11月17日我再次被打断了，今天又拿起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内容，倒不如说是有关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方面。我希望您会认为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的。这是我仓促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地方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紊乱难读。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第624页◎1876年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四）37.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拉姆斯盖特……目前在拉姆斯盖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待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沙滩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集市女人围住的情景吧！在海滨浴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注：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第625页◎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几乎没有越出普鲁士通用邦法的适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寄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作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先生们在这里执政，他们就会发动战争。自由党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注：迪斯累里。——编者注）已经退居上院（注：1876年8月12日，迪斯累里得到了贝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爵位，并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626。），自由党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甚至福布斯这个仅存的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热情谈到土耳其军队的军事优势——，而白色沙皇（注：指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第626页◎1877年38.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1877年10月19日［于伦敦］……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注：《未来》是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出版的社会改良派的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在柏林出版。卡·赫希柏格是它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该杂志想把党引上改良主义道路的企图。——627。）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我假定他怀有“无比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注：指赫希柏格在《未来》杂志上发表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编者注）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第627页◎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注：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193、628。）。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9.马克思致威·布洛斯　　1877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我“不生气”（如海涅所说）（注：海涅的诗集《抒情间奏曲》第18首。——编者注），恩格斯也一样。（注：由于杜林派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见注495）上进行攻击，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真对德国党的同志们生气了。布洛斯指出，德国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他还写道，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望已经比他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628。）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7页）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批准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与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628。）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见注561）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尔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尔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有马克思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628。）——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使我们在与“德国的党内同志”的关系方面慎重行事。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第628页◎成我的著作（注：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注：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期间的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北德总汇报》在几篇社论中都谈到“马克思博士和贝克斯神父之间的互相配合”；并且表示要经常给他寄这个报纸。——629。），我想不时地了解些详情，这会很有趣的。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1878年40.恩格斯致威·白拉克　　1878年4月30日于伦敦……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注：威·白拉克1878年4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俾斯麦的计划，我仍然认为，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我将感到高兴；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旧认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629。），关于未来的展望稍多了一些。尽管一方面由于提供了不受任何监督的最充分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制品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配职位的权力和贪污受贿，会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两重意义和两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注：这封信里谈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运输和通讯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论点，在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这一章发表于1878年5月26日《前进报》附刊，关于国有化的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628页）是在该书1886年再版时增加的。——629。）但是，我们德国刚◎第629页◎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注：指1873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等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386、630、633。）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而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国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在英国也刚刚开始；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权势的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最长寿命相等。您还可以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已大出其丑，而人民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1863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无逊色……　您的　弗·恩格斯◎第630页◎　　　1879年41.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1879年4月于伦敦］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注：尼·卡列耶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转寄给马克思的。——631。）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耶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注：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作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耶尔的梅尔西◎第631页◎埃，认为妻的动产（注：妻的动产是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财产、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632。）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 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4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阁下：收到您的2 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注：显然马克思是指丹尼尔逊1879年2月5日的信。丹尼尔逊在1879年3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自己在信中写道，在2月5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俄国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丹尼尔逊在收到马克思这封信以后，曾在1885年圣彼得堡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引用过此信的部分内容。——632。），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几次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注：指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势。——编者注）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刚刚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注：《资本论》第2卷。——编者注）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第632页◎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注：指1873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等国家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386、630、633。）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必须注视目前的进展，直到情况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注：这两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经济的世界危机。——编者注）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第633页◎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令（注：指1844年银行法令。为了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英国政府在1844年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然而，尽管1844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曾被迫使1844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634。），那时我们的金融市场就要崩溃了。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注：委托销售（consignatio，意为签署，书面证明）。它是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委托者）把商品运往国外的商行（销售者）的货栈，委托后者依一定条件代为出售。——634。）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是很难预见的。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顺利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注：指1878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编者注）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第634页◎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第三，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我把它叫作“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并把这种上部结构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第635页◎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盈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因为，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经营、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因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第636页◎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越来越显现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部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445、637。）的我过去的明智批评家（注：指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他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见注336）1872年5月号上匿名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考夫曼这篇文章的看法，见《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本选集第2卷第109—113页）。——637。）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第637页◎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与一切形式的政体都协调得不错而且有能力这样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43.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只限于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显然这一切暂时不会来麻烦您。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通常总会发生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第638页◎做到……我主要指的是报告（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报告》。——编者注）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注：指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639。）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 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中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顺便说说，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第639页◎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致友好的问候。您的　弗·恩格斯　　　1881年44.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注：恩格斯从1870年9月到1894年10 月初住在这里。——编者注）亲爱的考茨基先生：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注：卡·考茨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编者注）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赢利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全部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 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注：见本选集第3卷第556页。——编者注）(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注：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至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组织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排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640。）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第640页◎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绝无义务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在形成中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应该从现在起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欧拉的计算法（注：卡·考茨基在他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第169页）中援引莱·欧拉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作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1/60盾。——641。），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第一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就应为大约（1和2的144次方的积除以60）盾，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第641页◎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容易的办法。”（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页。——编者注）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45.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