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的、被《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注：指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约·本·毕舍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工场》即《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个月改选一次。——312。），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四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第312页◎A.“国家的自由的基础。”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注：“狭隘的臣民见识”是广泛流传于德国的一种说法，源出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名义写信支持哥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但是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解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313。）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第313页◎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295、314、321。）、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308、314。）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自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第314页◎既然他们没有勇气（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注：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315、321。）也不体面的（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注：千年王国源于《新约全书·启示录》：信徒遭魔鬼迫害，上帝派天使把魔鬼关闭一千年，基督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建立所谓千年太平盛世。——42、315。），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第315页◎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第316页◎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注：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来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这一法律实施的结果是，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兹南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学用语。——241、317。）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2.“正常的工作日。”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第317页◎清楚。“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5.“调整监狱劳动。”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应当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意思。顺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这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第318页◎总之，这一附带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注：这句话原文是拉丁文：Dixietsalvavianimammeam，源于《旧约全书·以西结书》，意思是，我已经尽了责任。——319。）大约写于1875年4月底-最迟5月7日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35页◎第31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注：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就内容来说，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这封信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原定于1875年初实行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写信的直接原因是，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将要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提出了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并在原则上承认了拉萨尔主义，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但是这个草案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也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恩格斯的这封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指导性信件）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提醒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这封信36年之后才首次发表在1911年斯图加特出版的倍倍尔《我的一生》的第2卷中。——320。）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亲爱的倍倍尔：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直到大约一星期前看到纲领草案时，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注：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以后，一直为争取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872年9月初，社会民主工党美因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同拉萨尔派“进行原则上的合作”，9月底《人民国家报》发表声明，希望召开两派共同代表大会讨论分歧意见以便实现统一，而拉萨尔派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却先后作出了反对统一的决议。1874年2月，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向拉萨尔派代表建议组成统一的国会党团，又遭到拒绝。同年7月，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再次声明，希望德国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拉萨尔派的响应。后来，由于爱森纳赫派不断发展壮大，而拉萨尔派内部矛盾重重，日趋瓦解，同时反动派加紧了对两派的迫害，拉萨尔派领导人才不得不谋求和解，以摆脱困境。——320。），因而就连每个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跑来表示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无法靠损害我们党的利益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注：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见注181）。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296、320。）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第320页◎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注：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315、321。）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这样的国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跟着资产阶级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够多年同他们，同人民党（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295、314、321。）携手一道走呢？《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版，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版）。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31、321、343、689。）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怎么能够取自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注：《法兰克福报》是《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的简称，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56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1866年起使用这个名称）。——321。）呢？怎么能够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不下七项在字句上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5和1-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注：指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作为国家自由的基础的各项要求：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321。）。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实际上在当前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坚持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第321页◎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尝试，而各国工人到处都极力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竟要德国工人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210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的希望！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本国工人移居国外，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刊物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在这种战争期间采取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注：“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309、322。）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 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第322页◎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9-843页。——编者注）这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在这之前，白拉克已经非常出色地揭露了这个要求的毫无用处（注：指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白拉克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指出：“王室为了它自己，不可能真诚地、完全地代表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觉悟才能获得解放。除此之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称拉萨尔的这种反动主张为“徒然追求宫廷恩准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323。），并且我们党的即使不是全部、 也是几乎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都已经被迫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我们党不能比这更忍辱屈从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针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排挤他们！但是，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下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这个目的在纲领草案中是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这样说：德国工人党力求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第323页◎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做的。而对方作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了。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注：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第324页◎“公社”。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注：《民主周报》是德国的工人报刊，1868年1月至1869年9月在莱比锡出版，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1868年12月起，该报成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最初在一定程度上受德国人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是不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该报开始同拉萨尔派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1869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宣布该报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更名为《人民国家报》。——325。）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注：指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295、325。）人们就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指挥着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会理解，这个纲领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同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一道承担任何责任。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第325页◎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1幕第3场。——编者注）不可。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说成“反动的一帮”的一部分！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暗中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知道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把这封信寄给他，由他转寄，这样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着把这件麻烦事全部重写一◎第326页◎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虽说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这一次做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颇有裨益。致友好的问候。您的　弗·恩·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写于1875年3月18-28日第一次载于191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0页◎第327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注：《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恩格斯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人民历书》写的马克思传略，写作时间为1877年6月中。《人民历书》是由白拉克主编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1875至1878年在不伦瑞克出版。——328。）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注：《莱茵报》，即《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的日报。该报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曾吸收了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之一。《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最后将其查封。——328、777。），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 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注：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科隆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在科隆出版；19世纪40年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喉舌，对革命民主主义采取敌对态度，经常猛烈地攻击《莱茵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此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立场。)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第328页◎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注：《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329、661、687。），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注：指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1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见注397）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329。）。据说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注：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亚·冯·洪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是因为此人当时负有普鲁士秘密外交使命，曾于1845年1月4日至3月19日在巴黎逗留，并于1月7日受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召见。当时报界盛传他的巴黎之行与马克思等人被驱逐有关，对此他曾公开予以反驳。但毫无疑问的是，文中未提到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伯恩施太德参与了告密和驱逐马克思的卑劣行动。——329。）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 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注：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329、688。），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 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注：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329、688。）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329页◎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3日创刊，每周出两次，于1848年2月27日停刊。起初，该报遵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办报方针，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产生了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主持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330、688、777。），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昏头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的日报，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它起了教育人民群众，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的重要作用。报纸为表明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而发表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新莱茵报》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对普鲁士政府和科隆地方当局政治上的揭露，使其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遭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后越发变本加厉了。尽管如此，《新莱茵报》仍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英勇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30、688、777。）。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 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注：《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别称（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是代表普鲁士容克（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极端反动的报纸，后来又是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330。）曾指责《新◎第330页◎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注：钦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331。），因为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 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 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科隆的检察官告发，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注：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镇压罗马共和国这一违宪行为，示威被军队驱散。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331。）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注：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1849年5月被迫停刊后，沿用旧有的刊名于同年12月创办的一份新的评论性杂志，同时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性刊物。该杂志从1850年3月6日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上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同时也约请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331、688。）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2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第331页◎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注：《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在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至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到1862年3月为该报撰稿，持续了十余年。以马克思的名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很大一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多半写于曼彻斯特，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文章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文章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阐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经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中期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甚至删改文章的内容，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供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便完全停止了撰稿。但是，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中断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趋右倾。——332、777。）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注：《人民报》是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的一家周报。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比斯康普出版。从第2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1859年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该报发表的文章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该报总共出版了16期，1859年8月20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332。）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 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中立，甚至持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注：指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332。）所收买。整整10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 （注：“福格特”德文的第一个字母是V。——编者注）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注：见《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编者注）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第332页◎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轮廓。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年9月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注：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308、333、689、777。）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252、294、333。）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230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第333页◎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第334页◎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第335页◎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注：指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于1873年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336。）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 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第336页◎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 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注：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第337页◎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第8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写于1877年6月中载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画刊》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5-125页◎第338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10期，“时评”第320-356页）一文后不久写的，时间估计是10-11月。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恩格斯1884年3月6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并复制了这封信。恩格斯将一份复制件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并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的这封信最初可能是由维·伊·查苏利奇译成俄文的，曾于1885年以石印的形式在俄国出版，同年12月以胶版誊写版的形式再次出版，但这两次的出版物大部分都落入警察手中；后来，这封信又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民意导报》1886年第5期上；这封信还于1888年10月用俄文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译者是尼·弗·丹尼尔逊。——339。）编辑先生：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注：亚·伊·赫尔岑。——编者注）的批评性插话（注：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750、751页。——编者注）。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注：指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汉诺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279、339。）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注：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编者注）的努力的看法等等。◎第339页◎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注：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104-113页。——编者注）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注：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对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评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二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第340页◎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 页（注：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70页。——编者注））。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明。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第341页◎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写于1877年10-11月发表于1886年日内瓦《民意导报》第5期原文是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31页◎第342页◎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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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一）*（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特别是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了对杜林所持的批判态度。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以《一名新共产主义者》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及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注：恩格斯第一次针锋相对地反驳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页）一文，点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杜林体系对刚刚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产生了影响并在他们中间传播，这一形势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全力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世界观。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即从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该书的第一编大体上写于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该书的第二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该书的第三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时断时续，不能不说是杜林分子的影响所致。）（注：1877年7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出版，未加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3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后一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凯里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1878年10月底，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343。）三个版本的序言一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注：恩格斯在这里采用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场的一段话中的说法：“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343、498），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版，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版）。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尽管该报编辑常被逮捕，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他们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131、321、343、689。）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第343页◎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第344页◎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注：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占领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展出。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至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45。）。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注：“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据认为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巴纳1796年的一封信，有时人们又认为此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达来朗之口，是针对保皇党人而言，认为他们没有能够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345。）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涉及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研究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注：指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345。）。在这里，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第345页◎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则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考察过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二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编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注：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2、135、346、680。）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注：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346。）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第346页◎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第347页◎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注：杜林（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编外讲师，1873年起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女子中学任教的资格。在力学史第2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言词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恩·施韦宁格从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348。）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来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注：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第348页◎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注：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于1870年9月29日迁居伦敦。——349。），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注：尤·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著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第26页。——349。），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附图：的声誉（注：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附图：（见本卷第463页）。——349。）。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第349页◎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注：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指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88页，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意见。——350。）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这些人硬把某一种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行不通，就搬出某种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要素，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那种玩弄力的把戏还在可笑地耍弄着，例如1869年在亥姆霍兹在因斯布鲁克的演说中（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运动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讨了黑格尔和亥姆霍兹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见本选集第4卷第346-363页）。——350。）同18 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把牛顿神化（英国使他满载荣誉与财富）这种做法相反，黑格尔指出：开普勒（德国让他饿死）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 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第350页◎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给“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注：关于康德的星云假说。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的《潮汐摩擦》一节。——351。）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不过，要从相互联系上，而且在每个单独的领域中这样做，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这个领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内，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急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闲时间用来干这件事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义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满足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注：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351。）可是，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难以分辨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态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注：指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德鲁斯的著作（1869年）、法国物理学家路·保·凯叶泰的著作（1877年）和瑞士物理学家劳·皮克泰的著作（1877年）。——351。）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系列。如果说新发现◎第351页◎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被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被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加以概括，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运动的量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注：前者是指鸭嘴兽，后者显然是指始祖鸟。——352。）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体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种看法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和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注：根据鲁·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第一版于1858年出版）中所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鲁·微耳和《细胞病理学》1871年柏林第4版第17页。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于1861年6月成立，它在纲领中提出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的要求。——352。），——而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则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第352页◎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研究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么，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 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三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的主张所作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注：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发表。——353、592。）魁奈的《经济表》（摘自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所作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第353页◎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第354页◎引　论一、概　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第355页◎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一个注，见本卷第719-720页。——356。）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注：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356、720。）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第356页◎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注：恩格斯在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极左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357、72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注：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357、721。），而在18 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第357页◎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注：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第358页◎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注：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上，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359、733。）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59、734。）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 年来在认识◎第359页◎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麻烦◎第360页◎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第361页◎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注：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木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362、736。）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在《引论》的草稿中，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断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现在不再向哲学，而是向一切科学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第362页◎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第363页◎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注：指宪章运动，见注122。——364、738。），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第364页◎撒谎。（注：在《引论》的草稿中，接着有下面一段话：“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告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价值，并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生产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间形成的理论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进口的……”。——编者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1882年）中，恩格斯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确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65。）； 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第365页◎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不如说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他又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我◎第366页◎们首先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要求在当代以及为了这一力量〈哲学〉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注：本篇引自杜林著作的所有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对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杜林先生的哲学是“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　这一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现实的：它排除梦幻式的和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发生。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点”出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第367页◎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应在全神贯注的首创精神中寻求自身力量的劳动〈不管这指的是什么〉；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底深厚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对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制定……绝对基础性的东西”。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在历史和体系方面包容很广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出色，这些著作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一项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因而和杜林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为“只有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主义结构里，一种真正的所有才能取代纯属虚幻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以此为目标。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决非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第368页◎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决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学术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么，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一切哲学侍臣中的这个佼佼者”。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作费希特和一个叫作谢林的人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谈的古怪漫画……◎第369页◎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自然研究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其粗陋偏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　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　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114 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最后：“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傅立叶关于牛顿的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 ＝疯狂的〉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第370页◎最后，罗伯特·欧文“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　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么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o weh！［呜呼！ ］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马克思：“理解力偏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思想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礼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货……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第371页◎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无礼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讲究措词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法”；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第372页◎第一编　哲　学三、分类。先验主义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第373页◎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做法。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注：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1817年海德堡版。——编者注）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作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注：恩格斯称米希勒为“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始出版5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见卡·路·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第1-5卷。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本卷第909页。——374。）感激涕零。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第374页◎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注：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第2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注释，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选集第4卷第364-370页）。——375。）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二）*（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杜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特别是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了对杜林所持的批判态度。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以《一名新共产主义者》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谒?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及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注：恩格斯第一次针锋相对地反驳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页）一文，点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杜林体系对刚刚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产生了影响并在他们中间传播，这一形势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全力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世界观。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即从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该书的第一编大体上写于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该书的第二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该书的第三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时断时续，不能不说是杜林分子的影响所致。）（注：1877年7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1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出版，未加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3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后一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凯里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1878年10月底，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343。）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把普通话中叫作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第375页◎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其次，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第376页◎在纯数学中，知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是“对纯数学来说足够的并且由它自己创造的对象”，所以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特殊经验和世界现实内容的意义”。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各门科学的所有已经确定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是由氢和氧化合成的，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这一切都是不依赖于我的或其他个人的经验的，甚至不依赖于杜林先生安然入睡时的经验的。但是在纯数学中知性决不能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也就是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知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它们的数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但是，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a和b与x和y，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第377页◎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杜林先生以为，他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填加料，就可以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推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注：暗指普鲁士人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这部由反动大臣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378。）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学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部分这一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观念一开始就和整体这个观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联系，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若干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若干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第378页◎显示了内容的空洞。2.如果两个数量等于第三个数量，那么它们彼此相等。正像黑格尔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推论（注：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88节；并见《逻辑学》第3册第1篇第3章关于定在推论第四式的第1 节和第3篇第2章关于定理的1节。——编者注），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推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不论在数学中或者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说法。一个具有三个度的数学图形叫作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页和第43页（注：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哲学教程》一书。——379。）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对知性的特有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这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那些数学的要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　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第379页◎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一种虽是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分的描述”，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决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四、世界模式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是自满自足的，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当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时，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在自身中保持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脱离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的，而宇宙，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万物在其中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数学方法：“任何问题都应当从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这一方法在这里首先被使用。“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谓语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谓语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第380页◎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往下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同种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位置了”。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克尼格雷茨和色当（注：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两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普军被击溃，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普鲁士和法国在色当进行的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381。）黯然失色的战役。在我们动员第一个公理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三言两语，就已经把所有彼岸的东西，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排除、消灭了。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围绕着存在扩展开来，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可见，存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第381页◎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发表他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么它就是：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么他的思想体系就昭然若揭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来看，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世界的统一性是信仰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综合在一个概念中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么它就◎第382页◎不符合它本身的概念。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综合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说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个一般性论断，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因为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所谓此岸的，另一些是所谓彼岸的，那我们是不能根据把单纯的存在同样地加给一切事物这一点来作出判断的。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无思想之对应物的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第383页◎发展、一种变易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甚至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变易。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类和种，统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和类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变易，变易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定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机会对我们说：“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第384页◎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引起质的飞跃，例如，把水加热或冷却，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就是说，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注：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年出版）；(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年出版）。——385。）的范畴，照搬纯系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对这种抄袭几乎不想作任何掩饰！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那里剽窃完整的存在模式论，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泰然自若地谈起了马克思：“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这岂不显得十分滑稽！”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这样，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艺，不仅不是根据规定“按照公理来解决”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来的。此外，整章中连内在联系的表面现象都没有，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作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作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第385页◎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并从因果性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那么大概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表示不满。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并且“陷入一个叫作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弄风骚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性”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却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货色”。自然研究家自己对于“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漫游”不太“感兴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带有纯属“漫不经心的轻率性”。这里亟待援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发展而在空间上有界限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注：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4节。——编者注），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第386页◎“可以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　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数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都有另一个状态与之连接，而无限性就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为，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虽无关紧要，但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地想象出来的东西。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么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从对无限性的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数不尽的数是可以计数的”。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第二个结论是“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类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以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可分性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的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迄今为止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一切分化的构成，自然界一切前后相继的多样化现象，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知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么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各种存在形式，正是◎第387页◎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才是可以计数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根本没有前后相继的差别，那么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看作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的时空观念的因素。”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瞬间之前有一种永恒经历过了，因而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便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既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这种方式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作已经完成的，就是说，在对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逐一计数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作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作一个既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作同时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自己的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第388页◎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有95年。的确“极其简单”！好个“空前影响”！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最终确立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提出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作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智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困惑。我们这位勇敢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的炮制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第389页◎出六条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个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的六个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通常的空间的三个度为满足的高斯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注：指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390。）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么，我们就是事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单向的、半截的性质；可是单向的、半截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计数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量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至于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施展出绝招，数出这种无限数列，我们就能够更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负无限）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数，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个序列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列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流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数出来了，那么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数”。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塞进来了。因此，可以计数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第390页◎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 （注：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说法。——编者注），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无限的。杜林先生只要有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知道，开端和终点正像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对现实世界来说决不就是强制法。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无限性就终结了。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对这种矛盾苦思冥想的先生们。我们再往下看。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第391页◎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和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注：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本质论的开头部分。关于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个范畴，见恩格斯的著作《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6-269页）。——392。），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行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知性任意划分的，只有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才是可以计数的，而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处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量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像在虚无缥缈的空间中毫无目的和目标地量度也将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通过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通过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量度时间，因为在量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量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远非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的混入物所影响的时间，因而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完全纯粹的、排除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混入物的时间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使时间概念沉没在一◎第392页◎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由此才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么，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靠它自己走出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的状态。因此，必须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一个第一推动，才会使世界运动起来。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在这里他自己又把二者加以尖锐化和深化，重新带进自然哲学。接着，杜林先生说：“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上保持不变。这适用于……物质和机械力。”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的公理式和同义反复式的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机械力的量既已存在于世界上，就永远保持原样。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300 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且说出来了（注：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儿曾在他的《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纳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述。——393。）；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20年来到处都在流传； 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作任何回答。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第393页◎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虑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或者是我，有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会变得怎样呢？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的原则。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场合指出困难，他就应当留意，不要在不太显眼的场合放过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无助于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力学中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么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运动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那么，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这就是杜林先生所能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么我们不仅应当把自我摧残生殖力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应当把盲从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自身不能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么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第394页◎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自己的读者看成吃奶的孩子。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个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么谁也没有想到，甚至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对发生的运动要从虚无来说明，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来加以说明。在这里像他所承认的，问题倒是在于：让运动从不动中，也就是从虚无中产生。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无助于我们摆脱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就是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产生运动，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无论杜林先生把他的从没有运动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少无限小的部分，无论他给这种转变以多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到某物，即使这个某物小得像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甚至不是驴桥（注：“驴桥”的德文是“Eselsbrücke”，转意是供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机械的热理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在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的，但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的）；杜林先生胆怯地暗示说，这或许可以在严格的静（平衡）和动（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可是这些过程◎第395页◎“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中。我们随着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来越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必须到达的地方——“黑暗中”。但是这并没有太使杜林先生难为情。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能够直接根据物质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还得到一种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决不能以我们的公理以外的别的公理为依据！”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在的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物质的普遍弥散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在这里，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机械的热理论，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明确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弥散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明确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越来越密、越来越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弥散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第396页◎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单个天体上单个有机体会消亡，人们总认为类和种是不变的。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注：关于哥白尼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作过论述，参看本选集第4卷第226页。恩格斯在论述过程中所提到的行星是指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观察员约·加勒发现的海王星。——397。），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宇宙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丧失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么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地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恼怒的表示，可以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幸而我们现在知道，◎第397页◎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对康德来说真正的幸运是，他对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么不言而喻，这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况，而更应当说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含义上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即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这个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想让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的拙劣企图。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第398页◎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范畴，而这一状态的同样是幻想的终结可以归入自为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