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个角落发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作天堂，就会出现完全同样的幻境。”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他们应该当心，除了高谈阔论将不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社会以外，千万不要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第229页◎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命中注定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诉诸优良的旧传统、端庄、诚挚和永恒原则究竟能走多远。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的书。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补救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社会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依附于这种状态，◎第230页◎并使对立进一步尖锐化。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抵触的任何经济运动（如组织同盟、罢工等），但是他却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自参加的行动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则不敢公开反对这种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注：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注：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 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问世的。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51、231。）赞赏地摘译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曾举行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往那里派去了士兵。蒲鲁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的当局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它是像古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的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拯救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犹豫，而后世也不敢谴责他。”（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27页。）◎第231页◎没有一个工人想得起，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犹豫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斯！“不是的，没有联合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乱伦和通奸的权利一样。”（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3页。）但是，必须承认，肯定有愚蠢的权利。在永恒原则的名义下，这位老师发出不可思议的诅咒，而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第一条永恒原则：“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一个人即使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一书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因袭的错误说法，他也会知道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英国工业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第二条永恒原则：“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制度相抵触的。”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抵触的”。如果这位老师不是那么激烈的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第232页◎国，早在40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完全相抵触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完全相抵触的法律，甚至迫使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把它当作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他也许就会发现，这种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不乏下面这样一些玑珠般的妙语：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第三条永恒原则：“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竟去诽谤整整一个市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间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的抑制手段，宁肯要阶级对抗而不要国家警察。”（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页。）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那种使工人阶级组成为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对立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对抗。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4页。）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第233页◎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曾同样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早期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自己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那么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将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世间的享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的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基督教殉道者应有的禁欲主义精神来忍受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那种落在工厂工人肩上的劳动。1873年1月于伦敦载于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原文是意大利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页◎第234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一）*（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们对他们本国发生的革命事变所持的观点。他从分析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入手，得出了有关欧洲革命前景的结论，并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试图通过这组文章使德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把他们的斗争与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组文章于1874年至1875年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分别加了小标题。——235。）一　波兰人的声明（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一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6月10日之间完成的，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上。1874年5月初，波兰流亡者组织在伦敦向英国人民发出了一份呼吁书，5月4日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呼吁书寄给了恩格斯，请恩格斯过目后再寄还给他。此后，恩格斯便写了这篇文章，文中大量引用了呼吁书中的段落，指出波兰人民为恢复波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支持波兰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恩格斯还强调了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意义，同时指出了波兰问题的国际意义，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受压迫的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94年这篇文章被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再次予以发表，恩格斯为它加了小标题。——235。）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佐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战略原则作了严格部署，——可是，所有这些辛劳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佐夫斯基，没有响过一次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辛劳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期间在伦敦流传得很广。除《雷◎第235页◎诺新闻》（注：即《雷诺新闻周报》，这是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由接近宪章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威·麦·雷诺创办，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1871年曾支持巴黎公社。——236。）外，伦敦所有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注：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2-5页。——编者注），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自诩为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么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 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头等的军事强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而令其感到不快。接着呼吁书中说：“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随时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捍卫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不受干扰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于16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200 年来◎第236页◎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装。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俄国躯体中的一根刺，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我们将用一个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说来，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重新亲近起来。现在所有斯拉夫的各支族都在受奥地利的压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注：米·彼·波戈金《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编者注）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说我本来就该活着的话，那么我就要而且也一定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往下呼吁书阐述波兰是如何实际实现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第237页◎已经被第一次瓜分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的旧混乱状态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东北欧而站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做到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独立的丧失，依靠自己的爱国心，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进卫士，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它本身、历史以及未来所赋予它的义务。”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阐述。（注：1836年12月4日波兰流亡者组织波兰民主协会发表的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义务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作的土地交归农民所有。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赋税并把土地交给农民。波兰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要求废除等级和等级不平等，将农民耕作的土地划归他们自己所有，要求以1772年确定的疆域为准保持波兰的独立，还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从今以后应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238。）“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得到波兰各地代表的确认；它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提法——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作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归咎于沙皇◎第238页◎的专制和权谋，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上述决定早在1861年2月19 日沙皇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要确立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一贯图谋的一个幌子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野蛮的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行动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以及最后就是暴力的征服。”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的特点，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来就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谈几点意见。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有了怎样的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仍然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泰申和约（注：泰申和约是普奥之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于1779年签订的。作为这项和约发起国的俄国，起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而在和约缔结时则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国各邦事务的权利。——239。） 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王朝成员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更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分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是违背己愿跟着俄国走的，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第239页◎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加殷勤地匍匐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他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不让他的德国藩臣袒护他们，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人，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注：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 年9月9日）中已经谈到。），——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掩蔽部和保护伞，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一切其他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第240页◎后备军。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怀有贵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和1863年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把文化斗争（注：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来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这一法律实施的结果是，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兹南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学用语。——241、317。） 引入波兰并且借口教皇受亵渎而取缔波兰文教科书，限制使用波兰语，并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使波兰投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越来越接近俄国，以便在它的统治下至少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参加国际的斗争行列。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第241页◎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兵士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失去波兰之日，也就是俄国国内的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之时。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而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崩溃下去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赂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对于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是恩格斯针对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团体“革命公社”1874年6月在伦敦发表的宣言《致公社社员》而写的，完成于1874年6月。恩格斯通过分析这篇宣言，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揭露了布朗基主义冒险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所阐述的观点不仅对法国工人运动制订战略方针意义重大，而且也对欧洲正在形成的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制订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上；同年7月25日又在芝加哥《先驱报》第23号上，作为转载自《人民国家报》的文章再次发表；1894年这篇文章被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发表时恩格斯加了小标题。——242。）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第242页◎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的诽谤运动，特别是在伦敦，由于那里设有被法国全体流亡者看作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而对流亡者掀起了诽谤运动，有一个时期，流亡者们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争执。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而且连一篇宣言之类的像样东西也提不出来；可是，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注：指一群法国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6月在伦敦出版的标题为《致公社社员》的小册子。——243。）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三十三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第243页◎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使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实现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是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三十三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第244页◎候，我们这三十三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 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来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作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注：《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0至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19世纪70年代的《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至5月21日在巴黎出版，欧·韦梅希是该报的三个责任编辑之一，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大部分文章出自韦梅希的手笔。这家报纸的名称与雅·阿贝尔出版的报纸名称雷同，“度申”的拼写稍有区别，但读音完全一样。——245。）为了回答他的对手们的道义上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注：见海涅《罗曼采罗》第3集《希伯来调》第86行。——编者注）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的三十三位布鲁土斯认为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一展身手！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馑，特别是经过了1871 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第245页◎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高见。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陷入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他们认为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说恰好无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说来，这是必不可少的信仰象征。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于是，这三十三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 3)革命者。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一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第246页◎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么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社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注：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编者注）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 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一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并声称他们◎第247页◎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国际拒绝按这五个人的意见推行革命。（注：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退出国际的一群布朗基主义者（阿尔诺、瓦扬、库尔奈等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248。）现在三十三人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撕下了从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个可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等等。（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75页。——编者注）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三十三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第248页◎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三十三个人是“革命家”。而在这个方面，就大言不惭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怎样胜过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应该计算被枪决的人数〉，我们要求对旨在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纵火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但是，如果把公社看作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枝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评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 月的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第249页◎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硬要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做了各种蠢事，尽管他们让小伙子卡尔（注：此文在1874年发表时在“卡尔”这个名字之后还写有“（或爱德华）”。后者暗指爱德华·瓦扬。——编者注）装出吓人样子的种种尝试变成一出出滑稽戏，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作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作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事实看作良好的预兆。三（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三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8月初至9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写成的，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1874年3月第2期《前进！》杂志上刊载了彼·拉甫罗夫的文章，文章否定公开揭露巴枯宁主义者在国际内部进行的分裂活动，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恩格斯反对拉甫罗夫采取的折中主义立场和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妥协的政治策略，再次指出了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250。）在伦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ёd! 》) （注：指《前进！不定期评论》，是1873至1877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负责该杂志编辑工作的有彼·拉·拉甫罗夫、瓦·尼·斯米尔诺夫以及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杂志刊载有关俄国发展状况，国际工人运动，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各国国际支部的材料以及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250。）。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注：彼·拉·拉甫罗夫。——编者注）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作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对任何东西的尊敬都叫作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第250页◎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譬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作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种闹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么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达到了极其高度的发展。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通过种种阴谋诡计、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却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第251页◎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252、294、333。）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作贡品奉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编者注）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矛头指向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注：这段话摘自拉甫罗夫的一篇文章，载于《前进！》杂志1874年苏黎世版第2卷（第二出版年）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252。）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定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新闻》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注：《新自由新闻》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由米·埃蒂耶纳和麦·弗里德兰德创办，1864年9月1日至1939年1月31日在维也纳出版。恩格斯提到的卡·塔勒的小品文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新闻》第3284和3285号。——252。），这篇小品文“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中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集中主义者，这说明作者似乎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事实表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维也纳《新自由新闻》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定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结论，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第252页◎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新闻》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政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换个方式就会使自身遭到肯定的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称快一下的，只要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凭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作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求博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第253页◎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作“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尽可以随便吓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如果《前进！》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拙劣作品，那么它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也就很难说了。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之后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为了更好地评判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也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欧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俄国人自己，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只是在俄国施展自己的英雄行为，在西欧就未必有人◎第254页◎会认为应把他们当作靶子。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应当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况且，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大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世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的共同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我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如何看待该书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本小册子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共享快乐。我们的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站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流放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 月◎第255页◎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加《前进！》杂志；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顺便说一句，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动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顺便说一句，后边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写作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一种稚气立即暴露出来了，它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虽然不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则不是那么粗野。朋友彼得同样“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的。深受委屈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且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朋友彼得开火，称后者为“庸俗哲学家”。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作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第256页◎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也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作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永远在迷堂中打转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注：指彼·拉·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标题是《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以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该书第3、17、44-45页。——257。）。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有权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此外还发表了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论争著◎第257页◎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指责自己的对手，当然就不能回答对手的指责。这种“可悲现象”是以多么“沉重”的心情发生的呢，——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流亡者的全部文献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其中争论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争的文献，使读者感到厌烦，对革命斗争事业也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应当写这些篇章，应当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厌烦，敌人称快……　所以应当这样做，因为两害相权应取其轻。”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么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严酷的了。他怀着完全知罪的意识还没有做完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赶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提供新材料，以便为《新自由新闻》写下一篇小品文。◎第258页◎“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可耻地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也夫。接着写道：“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品质……　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在斗争中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作是这种可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劳而获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把他们的信徒培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工具，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一个由那些在行动上经常否定在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社会革命似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很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两者的相象看起来就像两个鸡蛋一样，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作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该书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第259页◎“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迄今的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好像是封了七道火漆似的，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意见：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肮脏的东西，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俄国人应当顺从不可避免的国际方面的命运，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因与外界隔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从终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第260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二）*（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共五篇，是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们对他们本国发生的革命事变所持的观点。他从分析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入手，得出了有关欧洲革命前景的结论，并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试图通过这组文章使德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把他们的斗争与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组文章于1874年至1875年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分别加了小标题。——235。）四（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四篇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的建议而写的，完成于1875年3月。这篇文章是对彼·尼·特卡乔夫的诽谤性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见注170）的答复。特卡乔夫的这本小册子同时也是针对德国工人的。他宣扬了所谓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优势的民粹派观点，尤其是他认为，俄国人民参加革命的准备远比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充分，俄国的村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因此，特卡乔夫主张由秘密的革命组织在有利时机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批驳了特卡乔夫散布的盲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和37号上。——261。）《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根据作者不朽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竟认为有必要和这样的对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注：彼·特卡乔夫《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哨兵报》是瑞士一家社会民主派的报纸，由海·格雷利希和雅·弗兰茨1869至1880年在苏黎世用德文编辑出版，1869至1873年是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261。）。这封信把这位特卡乔夫先生理应知道我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向德国工人提供了有关俄国状况的完全不真实的描述，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作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以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第261页◎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作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差别和重大的环境差别充分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而外，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像癞哈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注：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作“我”。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打击，彼◎第262页◎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几下，但是主意？（注：“打击”的德文是“Schlge”；“主意”的德文是“Ratschlge”。——编者注）劳驾请提出证据。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他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引文。此外，还据说，我“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确实也应该博得这样的称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单调乏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我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力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同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第263页◎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他们在暗处这样干的时候，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活动，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俄国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来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败坏作者自视为其代表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责骂，即所谓讽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辩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么这本身也决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作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写作和金钱的一切问◎第264页◎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列举证据来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已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么《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　学习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深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页）“知识——这确实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号召学习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称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知识的痕迹，那么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达到了他可能达到的这种最高的程度，决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荣誉。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充满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永远◎第265页◎在迷堂中打转的（这也是准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充分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作小卡尔·米斯尼克，而此人在德国是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作家之一，所以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用自己的小册子从那里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一听到学习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诗句“他自己为自己赢得他自己的全部无知”（注：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就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尽管如此，但是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会指出，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为什么不这样干，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您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我和我的◎第266页◎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只是我们深信这一点，那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别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们就越容易实际解决这个任务。”（注：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编者注）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他说：文字宣传见鬼去吧，现在就该举事！——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报刊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报刊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就是这样崇尚一般文字宣传的。如果就细节来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根据，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您的哲学斗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第267页◎你们看，我们越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越加陷入绝境，越加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难道您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实行起义；他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向他指示时刻，而来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知道人民随时都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0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不是现在就干，就得很久以后才干，也许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现在哪有功夫长期集训，哪有功夫没完没了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知道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注：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致〈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在于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么，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第268页◎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末了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声称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说要进行文字宣传，而连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厚着脸皮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等待！搞文字宣传！而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革命需要现在就干，不然也许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据说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说话的人就叫作彼得·特卡乔夫！这套现在被轻蔑地抛弃的关于立即起义的大话，我称之为“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套大话竟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个地方。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第269页◎“庄稼汉也就会过起载歌载舞的快活日子来……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总是有节日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从早到晚随时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干少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什么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注：彼·拉·拉甫罗夫《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编者注）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作年轻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您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惩罚我们还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注：彼·特卡乔夫《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编者注）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国外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说些什么。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第270页◎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那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诩为“活动家”(dejateli)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同谋者为根基的欺诈性密谋，即不去搞涅恰也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从而被摧毁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放开喉咙演出一场四重唱，各自喊着：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套关于广泛进行的密谋的牛皮大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无非用来掩盖对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以及在革命党内进行充满野心的帮派活动的事实。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5-515页。——编者注），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原来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最拙劣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绘得还过于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注：指巴枯宁在1869年夏写的《革命者问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该问答的全文，并对它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71-477页）。——271。） 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龌龊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变成我们◎第271页◎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持”。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讲，并且在适当时机确实也要讲。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这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的个人的方面，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注：《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五篇是恩格斯概括论述俄国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对俄国，首先是对1861年以来俄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从探讨彼·尼·特卡乔夫的观点入手，表明了自己对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俄国革命发展前景所持的态度。马克思把这篇文章看作是恩格斯70年代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篇。列宁也曾指出，这是一篇“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它对俄国流亡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是1875年3月底至4月中旬，曾发表在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于1875年6月底或7月初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于1875年5月下半月为它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他指出：“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具有极大的意义”。这篇文章于1894年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这次重新发表时恩格斯又写了一篇跋（见本选集第4卷第437-451页）。——272。）特卡乔夫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注：这里和以下几处恩格斯引用的是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272。）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第272页◎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至少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要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力量……　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　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幻的力量，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我们既不去谈论认为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本身所创造的国家来充当自身的体现者这样一种混乱的观点，也不去谈论说什么俄国的“社会形式〈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大胆的论断，也不去谈论认◎第273页◎定这个国家本身同据说是由它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毫不相干”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 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了简便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 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 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充当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后盾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交纳19 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交纳1 300万！贵族的土地收获量平均比农民的高一倍，因为在赎买徭役后接着分配土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而转交给贵族的，不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农民——其大多数——在赎买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销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份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由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交纳土地税，交付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和分期偿付赎金以外，自从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第274页◎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交纳全部捐税。这样的状况仿佛是专为高利贷者制造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阶段的贸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与此密不可分的欺诈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越来越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而且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实物工资制度十分盛行。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官地，当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耗尽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实物工资制度，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这一切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第275页◎害关系！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近10年来那批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空前迅速发展并在最近的繁荣年代愉快“沾光”的大资产阶级，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颇有份量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俄国、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者群，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第276页◎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游猎部落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事实，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萨莫耶德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注：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v　obArteljachvRossiji》（《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注：此文在1875年发表时接着还写有下面这句话：交易所也是一种劳动组合。——编者注）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领导（starosta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1)是为了暂时性的事业而建立的，事业结束后，即行解散；(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3)是为了真正的工业企业，即永久性的企业而建立的。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第277页◎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么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以全体雇佣工人身分完全受雇于某个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起最可鄙的实物工资制度。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雇用本团体以外的人作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土方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劳动组合本身应当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问题也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第278页◎“至于不久前在俄国用人工培植起来的德国〈！〉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那么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它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作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威斯特伐利亚故乡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注：指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1-2部1847年汉诺威版，第3部1852年柏林版）。——279、339。）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能达到多远的境地〉深深地生长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的各种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些原则想把个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很清楚，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后者是较有教养的。”◎第279页◎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族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受印度影响而发展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存在的公认的土地公社所有制的事实，曾被英国人用作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注：指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280。）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状态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第280页◎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同这种状态竟“毫不相干”！——俄国向资产阶级方向的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社土地，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不时在各个家长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每家各自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员间在富裕程度上的极大差异，而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这正是我们上面详细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给公社所有制以最沉重打击的仍然是赎买徭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留给农民的土地勉强够维持生活，而往往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转归地主；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他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用，不能保证他一家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第281页◎工谋生。（注：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温和保守分子写的。）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注：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分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易。他说，俄国人民用“组成教派……抗税……建立强盗集团〈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第282页◎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有利于人民事业。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则“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早就去实现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农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我们设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么请问：一个12岁以上的人关于革命的进程是否应该持有◎第283页◎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种绝顶幼稚的见解呢？大家还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在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在那里人们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3 000个兵士，在14 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21-540页。——编者注）一文，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得到一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俸。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越来越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同时，在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中间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但同时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可能把这个变革◎第284页◎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写于1874年5月-1875年4月载于1874年6月17日和26日，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第5部分于1875 年以单行本：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在莱比锡出版；第1、2和5部分载于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9-623页◎第285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注：本文是马克思对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作的摘录和评注。巴枯宁的这本书于1873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该书被巴枯宁主义者们公认为是一部纲领性的文献。马克思对该书摘要所作的评注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主义者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遭到失败以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进行。马克思作的摘要和评注是一部独特的批判性和论战性著作，这一著作在分析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观点的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的学说，阐述了与之相对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极其重要的原理：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原理。马克思在手稿中是通过一系列插语和评注阐述这些原理的。本篇中凡是逐字转述或大意转述巴枯宁一书内容的地方，都用小五号字，马克思本人的批语则用老五号字排印。——286。）“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要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这就意味着（这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从属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普通农民，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统治。”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第286页◎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农业短工取代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迄今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有产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从他们的状况来看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分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当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尤其不能像在巴枯宁的革命进军中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地产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而德国无产阶级则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这种奴隶般的从属地位。”（第278页）小学生式的蠢话！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就应当善于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想得真妙，劳动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压迫！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第287页◎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是具有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形式）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按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也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如果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统治( 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离开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统治的首脑？”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工会全体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人人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时掌管一个“地区”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地区”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第288页◎“德国人大约有4 000万。难道4 000万人全将成为政府成员吗？”当然如此！因为事情是从市镇自治做起的。“全民都将成为统治者，而被统治者也就没有了。”如果人自己统治自己，那么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统治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而如果有国家，就会有统治者和奴隶。”（第279页）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统治。”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瞎扯！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 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 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这和全民是一样的东西，在目前的意义上都是幻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貌似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第289页◎真正意志。“因此结果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在哪里说的？——“将由工人构成。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决不像目前的工厂主，他们并不因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代表的，将不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统治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如果巴枯宁先生对工人合作工厂中的一位经理的地位只要有一些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见鬼去吧。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会具有什么形式。（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狂热而坚定的信念的、 并且是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博学社会主义'这个词”，——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第290页◎“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这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博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统治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科学知识的，这就是说，他们将从从事统治的操劳中完全被解放出来，将完全被当作被统治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啊！”（第279-280页）“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博学者的统治〈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统治，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人们便想象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不，我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必须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教育人民和从经济上与政治上提高人民〈咖啡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统治很快都变得无用，国家丧失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自行变成各种经济利益和各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大众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么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大众的国家呢？”（第280页）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完全是用来反对《共产党宣言》等等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的意思只不过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逆序法！〉，我◎第291页◎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鞑靼方言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任何'国家'，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写于1874-1875年初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4-702页◎第292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注：《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这一著作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并于5月5日连同附信寄给了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这一著作对即将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将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一篇序言，同时发表的还有与这一著作直接有关的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应《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反应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作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写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这里所发表的中文版是按手稿全文翻译和刊印的。——293。）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序言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注：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93、695。）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注：哈雷代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293。）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第293页◎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252、294、333。）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1891年1月6日于伦敦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5-106页◎第294页◎给威·白拉克的信1875年5月5日于伦敦亲爱的白拉克：下面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意：手稿必须退还给您，以便我必要时使用。（注：这句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信头上，并标上一个符号＋。1891年发表时没有这句话。——编者注）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这个通知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注：这个声明后来没有发表，其原因见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致威·白拉克以及1875年10月1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295。） ，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从这里秘密地操纵所谓爱森纳赫党（注：爱森纳赫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它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295。）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注：指巴枯宁1873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295。）中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295、314、321。）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注：指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295、325。）（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不仅”二字和“甚至……负责”这半句话。——编者注）◎第295页◎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注：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296、320。），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注：委托书在这里是指受某个组织或党派的委托去参加某种会议或执行某种使命的证明书。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规定了受委托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拉萨尔派为了坚持他们的机会主义主张，发给他们的代表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而李卜克内西热衷于合作，不惜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辩解说：“拉萨尔派事先直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均受委托书的约束。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296。）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就又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注：原来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将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拟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情况是，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都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296。）人们显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分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分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德·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分册（注：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册出版。——296。）寄给他。（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第296页◎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注：指出版《人民国家报》的莱比锡合作印刷厂出版社，该社于1875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新版本。——297。）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注：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页。——编者注）也没有给我寄来。致衷心的问候。您的　卡尔·马克思写于1875年5月5日摘要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4页◎第297页◎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一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现在不管这句话有什么毛病，我们且把它放在一边。那么结论◎第298页◎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样的字眼硬接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而不是从第一句作出结论来。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按照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那只能是产生预期的有益结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其中只有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才归各个劳动者所得。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捍卫者”。——编者注）◎第299页◎提出过。首先要满足政府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者（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社会祸害”。——编者注）。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旗的上方。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第300页◎2.“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注：指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秘密勾结。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于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301。）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第301页◎个模糊观念。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第302页◎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现在，“劳动所得”一语本身也在消失。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第303页◎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第304页◎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第305页◎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第306页◎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注：国际章程导言中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编者注）；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2页。——编者注）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2页。——编者注）。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注：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307。）中有人向手工业者、 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第307页◎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此外，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注：这一称谓显然是用来讽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威·哈赛尔曼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1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了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308。）所干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注：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308、333、689、777。）进行活动以后！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308、314。）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第308页◎联合的。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竟然应当这样去对付为反对它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本国资产阶级，对付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注：俾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至1872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正式协定，以便共同迫害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22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方针。——309。）！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309。）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注：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在每日政治新闻栏目里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二“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关于“自由”国家，我后面再讲。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必须信奉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注：“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309、322。）了！ 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第309页◎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宗派已经获得胜利，应当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不是不连同后者。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注：引自德国诗人歌德《神性》中的诗句：“我们大家必须顺从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完成我们生存的连环”。——310。）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正统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说的意义上的规律，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注：弗·阿·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一书，宣扬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于1865年3月29日写信给朗格，对他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9-471页）——310。），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注：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减少人口，才能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310。）。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第310页◎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越来越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作事物的本质。这正像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三“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第311页◎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由于还知道一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