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概述——46　47　72　80-81　473——和存在——72　81-82　141-142　289　291——和现实——64-65　72　81-82　95——和人——66-67　72　80-81　98-99——和实践、劳动、生产——54　56　60　67　72　81-82　89　92——和社会、社会关系——65　72　81-82　89　98-99　102　141 -142　276　289　483　486——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72-73　298　611　614——和需要——81　82——和道德、宗教——72　73　82　92——和语言——72　81——思维——72　98——社会意识的形式——64-65　73　92　135——意识的生产——72　81　89　98-99——自觉的意识和不自觉的意识——155——革命的意识——90-91——工人阶级的意识——306　400　580-581——共产主义的意识——90-91意识形态——概述——63　72-73——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72-73　92　130——作为唯心主义的现实观——63　72　118——德意志意识形态——62-66　81——思想家、玄想家——62　66　82　101-102　119　378——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283　377　398-399　417　447——和宗教——283意志——268——和客观现实——72　86　105　132　133——对唯心主义意志观的批判——105　133——作为法的基础的意志观——132-133——人、个人的意志——72　86　133——阶级意志——239　289　298——普遍意志——133——意志自由——122　132议会（资产阶级国家的）——概述——598-600　605　618-619　626-627　642　661　674——“长期国会”——21因果联系——17-18　690-691银行、银行家——概述——113　126　240　293　378　389-390——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银行——659　686——蒲鲁东论银行——592银行券——390　468-469印度——概述——88　234　272　273　691　696　737　754-773——不列颠对印度的管理（方法、性质）——702英国——概述——19-22　23-38　88-89　108-112　719——历史——17　22-23　27-28——17-18世纪的英国——157　177　230　318　485——19世纪的英国——190　274　295　387　449-450　469-470　484 -485——19世纪中叶工商业的繁荣——692-693　697——工业、商业、金融、税收、交通事业和经济的发展——20　25-35　166 190　192　469-470——农业和土地关系——37　165　181-183　185——工商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250　385　449　469——经济危机——381　467　469　693　695——社会政治制度、立法——177　191　460　482　484——封建主义及其残余——27——宗教、教会——19-21——统治阶级的政党——21——阶级和阶级关系——26　37——和欧洲（大陆）——21-23　25——对外政策——407　718——对中国和印度的殖民扩张——691-695　760-761　771——社会革命及其前途——17　19　25　28　241　310　470英国哲学——概述——20　27——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587语言——39——语言的产生——81——作为社会的产物——81——和劳动——72——和思维——72　81原则——概述——36-37　210——反唯物主义的和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19　23-24运动——运动的概念、它的普遍性、它的形式——139-141——辩证的运动——137-146——和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140　144　152　175——和否定的否定——138——社会的、历史的运动——139　152　155　175——意识的、思维的运动——137-146　　　 Z占有——41-42　52　69　129-132　283　286-289　409战争——概述——69　107　109　111　125　126　131　314　332　401　 450 523-526　541-543　566——战争艺术——541-543　549　566——殖民战争——713——鸦片战争，见鸦片战争——丹麦-普鲁士战争（1848-1850年）——522　529　533——俄土战争（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706——国内战争——398　401　478　529　513　591——克里木战争，见克里木战争——拿破仑战争——17——英国-波斯战争——701-708哲学——概述——18　137　293　586-587——作为上层建筑——72-73　92　582-583——作为社会意识形式——72-73　82　92——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64　73——和现实——2　7-10　15-16　141　292　299——和历史——62　73　93-94　101-102——和宗教——2　9　10　19　65　140　292——和科学——18　27——和政治经济学——136　140　155-156——和无产阶级——15——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91——历史哲学——19——形而上学的哲学——136-141　145　177——哲学史——18　141——德国哲学，见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见法国哲学——英国哲学，见英国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7　61“真正的社会主义”——207　298-301征服——69　108　125-126正义者同盟——256-257政治、政治学——概述——2　6　7　18　23　28　36　192　194　396　410　486——作为上层建筑、它的阶级性质——583　612　627——和社会关系——198　200——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观——192政治斗争——概述——155　192-194　281　332——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115　583　611政治经济学——概述——321-324——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348　355　360-361——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155　323　326政治制度——152　250　277　300　307　318　484-485　486殖民、殖民地——20　25　143　157　164　273中国——概述——89　144　701　710-711　716　737——经济制度——691-692——中国的改革——234——对外贸易——691-695　698-700　713-717——对外政策——691　695　722-726　728-730　734-735　748-749　755-757——作为殖民扩张的对象——693-695　721-726　755——银是流通手段——691　718——鸦片贸易，见鸦片贸易——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701　710-711　716　734——移民——705　709-710中世纪、中世纪社会——23-25　70　105-109　114　131　 238　　269 273中庸——21种姓制度——771主体、主体性——概述——19　23　24　42——基督教日耳曼的抽象主体性——18　22-24——和任意——23专制制度、专制政体——概述——21　441　458　503　508　522　538　559　593　675——亚洲式的（东方的）专制制度——761　765——欧洲式的专制制度——761资本——概述——41　51　223　227　235——资本产生的前提——176　235　278　284　287　335-336　346　349 351-354　355-362——资本的原始积累——39　150　163-164　222-223　359——资本的积聚——167　223——生产资本——223——资本的利润——39——资本的转移——340——和工人——41——和雇佣劳动——164　176　284　286-287　332　337　343　　354 -355　362　614——和地产——186　611——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362　410——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本观的批判——348　355　360-361资本家——概述——35　39　50-51　152-153　231　235　272　273-276　287——和工人——183　189　235　272　273-276　287　333-337　 346 -349　354-355　400——资本家之间的竞争——280　356　360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250-25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述——85-86　109-110　113　114-115——它的产生、发展和特征——162　277　324　470资产阶级——概述——13　98-101　117　130　132　134　163　241　268　　296 332　355　384-385　643　647　662——它的产生和发展史——111-112　115-116　117　119　 132　　133 152-153　193　231　235　272-284　296-297——反封建贵族的斗争——193　235　274　277　280　282　 292　　297 317-320　385——与封建反动派的勾结——319-320　400——作为历史发展的障碍——284　648-649——它的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152　194——和君主专制——193　235　274　317　407——和波拿巴主义——672　684——和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立法——111-112　131 - 132　　235 274　 277　284　300　378-379　400　407-408　410　428　465-466　624-629——和无产阶级——91　100-101　115　117-120　202　308——和农民——277　282-283　400　456　679-680——和民族问题——269　331——它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152-153　234　236　238　273-276284　384-385——它的经济统治——231　238　276-277　284　324　329　384　488——金融资产阶级（金融贵族）——376-379　381　385　388　389　 447-449——自由派资产阶级——625——工业资产阶级——238　273　279　385　488——资产阶级的派系之争——282　378-379　408-409　427　448　 477 594　611-612　652-656——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114　118——它的理论家和思想家——614　658　661——奥地利资产阶级——448　505-506　508　511-512　517-519　 534-535——德国资产阶级——13　200　299　313　316-320　365　 486 - 487 495-497　504　517-518　519　523-524——法国资产阶级，见法国资产阶级——普鲁士资产阶级——299　316-320　486　495-497　500　504　508　514-515　517-519——英国资产阶级——310　448　449　482　484　755-756　771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概述——6　11　12　194　268-269　274　276-277　　280　　292 305　313　317-318　366　383　387-388　398-399　470　482-484　495　515　517-519　561　487　696——作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268-269　370　 374 - 375 385-386　450　482-483　569　674——它的性质、目的和任务——584　590　674-675——它的动力、人民群众的作用——316-320　483-487　518-519　 569——它的局限性——585-586　630-631——它沿着上升和下降的路线行进的可能性——607——和小资产阶级——239　366-375　432-433　487　563　570　　574 577——和农民、土地问题——390-391　410　429　452-456　 517 - 518 569-570——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与策略——267　239- 241　　245 268-269　292-293　305-307　317-318　364-375　383-384　396　397　412-413　511-512　517　565　569　573　577——和民族问题——331-332　524　528　542资产阶级共和国——概述——315　331-332　382-383　396　400　402-403　407-409　417　423　428　432-433　439　442　446-447　456　457　　465 - 466 474　503　517　591　602　611　647　673——和工人阶级——382-384　393-395　396-398　400　503　517——和农民——411　456　459资产阶级国家——概述——131　312-313　593　602-603　675——作为剥削劳动群众和阶级统治的手段——131-132　194　274 - 275 279　365-366　383　400　451　623——和社会——194　235　274-275　278-279　317-318　 331 - 332 382-383　396　397-398　400　407　409-410　451　459——它的各种形式——384　396　408　433　447　459　465资产阶级社会——概述——89-90　113-114　119-120　130　131　193　273　　275 277-278　284　286-288　317-318　329　344　380　470　585　593——它的产生——193　244　273　277——它的经济基础——141-142　173　234-235　257　275-276　　284 329　341　385　470——它的社会关系——151-152　161　172　177　185　187　244 - 245 275　277-278　287　280　317-318　384-385　388　396-398　470——阶级、社会阶层、阶级斗争——231-232　235　240-241　274　 280-281　282-283　297　310　317　386　396-398——和国家——318　383　396-397　400　408-409　459——它的革命改造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278　282　284　310　　329 -330　470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153-155——它的矛盾和演变——153-155　322-325——它的反历史主义、永恒真理——137-138　147-148　151　175　183——论分工——157-159　165-166——它的学派——153-155资产阶级专政——概述——274-275　400　407　456　458　459　465　593——资产阶级对民族利益的背叛——662自然、自然界——概述——42　44-49　52　66　75　228——自然规律——151——和人，和社会、生产——42　47　50　52　67　76　81-82　88　 92 93　97　103　165　182　677——和精神——18　19——人们对自然的关系和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67　76　80- 82　　88 92　93　277　344自我意识——1自由——概述——19　227-228——必然性和自由，见必然性和自由。——和私有制——233　286——政治自由——240　254　287　291-294　300　515　532——人们获得真正解放的条件——193-194　233　291-294自由主义——概述——404　414　486-487　498　518　577　594　626　628——和民主主义——215　245——德国的自由主义——197　205　299　316　365-366自由贸易——215宗教——它的起源、本质和发展——1-2　41　44　55-56　59 - 60　　275 283　291　425　452　502——它的根源（社会的、认识论的、历史的）——64-65　72　81-82——它的历史、对它的批判——1-2　9-10　492——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形式——72　92　94　123　134　583——人的本质在宗教中的异化——2　56　60——自然宗教——82——和哲学——18-19——宗教的社会作用——275　283　296-297　425　452　463　502　 514　　——作为阶级斗争反映的宗教斗争——583　586——宗教改革——10　23——宗教的消亡及其条件——55　59　92-95——古代社会的宗教——134——封建社会的宗教——134——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95　114——德国的宗教——19　22——法国的宗教——19——英国的宗教——19租佃、租佃者——26　37　183-186　455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说明本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1857-1871年的著作和《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节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尖锐化了。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随着工人觉悟的提高，各国工人运动联系的加强，1864年成立了无产阶级第一个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通称第一国际。马克思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手稿，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恩格斯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军事、历史等著作。马克思积极参加第一国际的创建，并和恩格斯一起同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还帮助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本卷的首篇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总的导言。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因而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从他自己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精辟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指出了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并指出研究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见本卷第1页），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他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见本卷第3页）。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见本卷第18页），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关于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也是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马克思还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考察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特征。他以古希腊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艺术和文学一样，它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见本卷第32-33页）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见本卷第33页）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见本卷第38页）。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世界观。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革命前景就会展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叙述了马克思所使用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就其意义来说是“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见本卷第43页）。他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互关系的原理，说明逻辑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见本卷第43页）。收入本卷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是马克思1865年6月在国际总委员会中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针对国际委员韦斯顿否定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必要性这个错误观点而作的。马克思在这个报告中，扼要而通俗地阐述了他所制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工资和剩余价值的经济实质，说明资本家的本质是贪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工人阶级必须不断地进行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才能对资本的贪欲有所抑制，才能防止自己的地位不断恶化。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是对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同时他强调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延缓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趋势，而不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服用止痛剂，而不祛除病根。因此，工人“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见本卷第97页）在本卷中，《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节选占中心地位，这些节选反映出《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原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概括地说明了《资本论》的对象、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等问题。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见本卷第100、101页）。他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物理、化学等的研究方法，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是必须用抽象力。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论》中使用的唯物辩证方法，说明了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的根本区别，他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他指出了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本卷第112页）他还论述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关系。马克思说明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科学研究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见本卷第102页）他在《第二版跋》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阶级斗争还不发达的时期，才有一定的科学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曾天真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因此达到了资产阶级眼界内的最高成就。但自从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这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于是，公正无私的科学研究就被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代替了。从此以后，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才能是公正无私的真正科学。在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恩格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正是马克思详尽地叙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研究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基本原理，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等问题，揭示了资本关系的产生、发展直到灭亡的历史趋势。在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开始，论述了商品和货币的本质，制定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它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承认劳动价值理论，并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但是，他们未能说明价值的实质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因而走入了困境。只有马克思发现和证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他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从一方面看，是在特定形式下进行的具体劳动，作为这种劳动，它创造使用价值；从另一方面看，劳动抽掉具体形式，又是单纯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是抽象劳动，而价值的实体就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见本卷第119页）他进而阐明了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的原因在于商品生产是在社会分工和私人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正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才决定了商品必须进行交换。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论述了商品价值的量的规定性之后，又分析了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通过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说明货币无非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马克思还详细论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商品拜物教。在第二篇至第六篇中，马克思论述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工资等问题，总之，系统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商品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则是劳动，它是价值的源泉。雇佣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除补偿劳动力的价值之外，还有剩余，这个剩余价值被货币所有者无偿占有。古典经济学未能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所以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如何同价值规律相一致。只有马克思才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是一种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质，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生产出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剥削的秘密。“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首次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只是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只有后者才不仅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生产出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并不是从资本家预付的全部资本中产生的，而只是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价值，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种是在工作日不变情况下通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适合的技术基础，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详细分析，并结合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趋势，对未来社会作出预测。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工资的本质。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在工资形式下，好像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并且工人得到了全部劳动的报酬，这就把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掩盖起来了。马克思通过分析揭示了工资的真相，从而全面地阐明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在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马克思先考察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如下特点：（一）资本家用来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不是资本家自己预付的，而是工人阶级在前一生产周期中创造的；（二）资本家的全部资本，不管最初的来源如何，经过若干再生产循环之后，都会变为逐年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三）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使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另一方面又生产出除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样就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来。在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扩大再生产，即剩余价值资本化所造成的特点：（一）构成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或扩大再生产的追加资本，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别人劳动产生的”（见本卷第236页）；（二）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使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变成无偿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家积累的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见本卷第236页）；（三）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见本卷第237页）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阐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即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减少，而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相对增加。这就必然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从而形成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见本卷第256页）。以失业和半失业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过剩人口，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可以随时给以周期性生产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同时指出：“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见本卷第258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和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原始积累描绘成田园诗般的过程相反，马克思真实地描绘了历史上劳动者被剥夺的血淋淋的过程，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见本卷第266页），“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见本卷第261页），这种剥夺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见本卷第266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这是对个人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身的自然必然性，必然造成对自身的否定，这将是否定的否定。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发展，与此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队伍越来越壮大。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将要敲响。《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是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中间环节。第一卷研究单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在研究中可以只限于分析资本和产品的价值。而第二卷，除了研究单个资本的运动以外，还研究全部社会资本的总和，因此，研究的是整个国家许多资本或全部资本彼此并存和运动的条件。在这里，对资本和产品在价值方面的研究必须有对社会总产品在物质组成方面的考察来作补充。第二卷的论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又只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5页）。第二卷分三篇。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研究的是单个资本的循环过程。产业资本的循环包括三个阶段：(1)拥有货币的资本家作为买者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2)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3)资本家作为卖者重新回到市场上出售已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这里，资本依次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形成一种运动，资本就在这种运动中自行增殖。资本“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见本卷第292页）。马克思分别分析了资本循环的三个公式，即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他指出，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是所有这三种循环保持统一，并且每一种形式都能顺畅地完成自己的循环。他从分析资本循环中得出重要的结论：第一，一切循环的共同点是，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和动机；第二，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和无政府状态，这种连续性遭到不断的破坏。马克思还分析了流通时间、流通费用、簿记和商品储备等问题。第二篇《资本周转》考察单个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即资本周转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从资本周转的角度对资本重新作了划分。在第一卷中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现在，从资本周转的角度来看，全部可变资本和价值一次转移完毕的不变资本部分（如原料等），表现为流动资本，不变资本的其余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这种划分对分析资本周转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只适用于生产资本的要素；而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有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的形式，也不可能是流动资本的形式。在这一篇中，马克思还从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角度区分了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劳动期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处于生产领域的时间，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期间必然和生产时间完全一致。由于产品的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的制约，在生产时间中往往发生劳动期间的中断，这时劳动对象要经受时间长短不等的自然过程的作用，经历物理、化学、生理的变化，如酿酒的发酵时间、农业中植物自然生长的时间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期间就短于生产时间。生产时间中的非劳动期间，除了受自然力作用的时间以外，还包括生产资料的储备时间和停工时间。通过各种途径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从而加速资本周转时间，对于提高资本的生产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研究作为单个资本运动的总体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这一篇在第二卷中占有中心地位。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包括资本周转或循环。它要求投入生产的货币最终回到它们的起点。马克思指出，“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60 页）前者是简单再生产，后者是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构成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考察简单再生产的一般要素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得出结论：在每一场合，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因此，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必然导致生产下降，周期性的危机必然使生产规模缩减。马克思在批判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再生产的重要结论。他把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见本卷第346页）他考察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其条件是，(1)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每一部类的年总产品的价值由c＋v＋m组成，即由消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组成；(2)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第一部类供给第二部类以生产资料并满足自己的生产资料的需要，第二部类供给第一部类以生活资料并满足自己生活资料的需要。马克思为了在纯粹形态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抽象掉了许多起干扰作用的现实因素，如假定只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整个生产周期在一年内完成，不变资本在一年过程中全部消耗，不存在对外贸易等。在这些前提下，马克思先提出了简单再生产的公式，这种公式表明社会总产品全部得到实现的可能性和条件。简单再生产为扩大再生产创造物质基础，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要求第Ⅰ部类的生产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社会总产品是否能顺利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客观的比例进行生产和交换。《资本论》第三卷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指出：“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的运动过程作为总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我们在本册中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见本卷第395页）第一篇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在资本家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成本价格加利润。在成本价格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完全消失了。对资本家来说，它们都表现为相同的东西。成本价格的形成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全部资本引起。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发生的各种转化，加强了这种假象。剩余价值本身也好像不是无偿占有的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商品出售价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率就转化为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就转化为利润。利润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利润表现为全部资本的产物。在这种转化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第二篇分析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中，马克思始终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等量资本不论其有机构成如何和周转速度如何，都能得到等量的利润。这在表面上与价值规律相矛盾，并且是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破产的难题之一。马克思在第二篇中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从价值规定出发，说明了各个资本由于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形成平均利润的具体机制，从而说明了生产价格。在第三篇中，马克思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个问题也是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未能解决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可变资本部分比不变资本部分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剩余价值减少，导致利润率下降。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因素。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内部矛盾的展开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在第四、五和六篇，马克思分别分析了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以及生息资本，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是所有剥削阶级生存的来源，每个剥削阶级都从利润中得到自己的一份收入。产业资本家得到企业主收入，货币资本家得到借贷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在分析商业资本的第四篇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买卖阶段独立出来的结果。在市场上商品买卖的职能从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转化为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人的活动，这种活动作为一种特殊投资业务独立起来，就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存在，把产业资本的买卖商品的职能集中起来，从而缩短流通时间、扩大市场、降低全社会的流通费用，这就能间接地增大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资本，它本身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参加利润的平均化。商业资本所实现的利润，是对产业资本利润的扣除。产业资本家按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把商品出让给商人，商人则按商品的出售价格出售商品，从而得到商业利润。马克思阐述了商业工人受剥削的特点。他指出，商业工人“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其中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见本卷第484页）。马克思在第五篇中研究了生息资本和利息等问题。货币资本家暂时把货币资本贷给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一定期限之后连同利息一道收回，这就形成生息资本。生息资本一开始就把资本作为商品投入流通。这种资本商品由于其特殊使用价值能够带来平均利润。生息资本家通过资本的贷出，把这种特殊使用价值让渡给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执行职能的资本家通过资本的借入，取得这种特殊使用价值，并经过一定期限还本付息。这样，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就分离开来，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得到的利润也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两部分。这些形式的出现使资本关系进一步神秘化了：利息单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结果，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企业主的监督劳动和管理劳动应得的“工资”。生息资本的发展导致银行和信用体系这样一些具体形式的产生。马克思概要地论述了这些具体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所具有的意义。信用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又导致股份资本。这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二重化了。除了资本的现实运动之外，又出现了作为现实资本的反映的虚拟资本。这一切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运行中产生出越来越新的各种矛盾。19世纪60年代，股份资本的发展才刚刚起步，但马克思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资本垄断的趋势。他指出股份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的结果，由于股份资本和股份公司的出现，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取得了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资本的职能和资本的所有权分离了，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向一种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过渡点，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见本卷第520页）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股份资本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见本卷第518页）。恩格斯目睹资本主义经济在更加成熟的形式上的垄断化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此作了重要的补充。指出，由于垄断组织卡特尔等等的出现，“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见本卷第518页）在分析地租理论的第六篇中，马克思说明了级差地租是如何由超额利润转化而来的。在通常情况下，最早采用先进技术和生产方法的资本家会取得超额利润，一旦竞争推动其他资本家也采用这些先进技术和生产方法，超额利润就会消失，趋于平均利润的水平。但是在利用有机自然资源（如土地等）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超额利润不参加利润的平均化，而是落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转化为级差地租。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见本卷第554页）。马克思分析了由于级差地租的形成条件而造成的两种级差地租形式即级差地租Ⅰ和Ⅱ，指出前者是由于投资于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地块而产生的，后者是由于连续投资于同一地块形成不同的生产率而产生的。马克思解决了绝对地租问题。如何使绝对地租同价值规律相一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未能解决的又一难题。马克思在坚持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绝对地租的原因、实质及其发展趋势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由私人占有，耕种土地须交纳地租。这种绝对地租是由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造成的。绝对地租存在的基础在于，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因而农业中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中社会平均资本构成，农业中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部分就转化为绝对地租。无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归根到底都是农业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两种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之外，由于对特殊自然条件的垄断，会产生垄断价格，从而形成垄断地租。这种垄断地租是由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价值的部分产生的。马克思还研究了土地价格问题。土地不是劳动产品，没有价值。土地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结果，即无非等于按当时的利息率每年能取得的相当于某块土地地租的那个货币资本额。因此，土地价格与地租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马克思还考察了采掘业的地租，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研究了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的差别，从而建立了完整的地租理论。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性的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掩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所谓三位一体的公式，即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表面现象的基础上的。以上各种收入本来都是来自工人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在上述公式中却表现为各自都有互不相干的来源。这样，内部联系就最终割断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完全被掩盖起来了。在这种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已经完成”（见本卷第578-579页）。与这些收入形式相适应，马克思在最后一章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一章没有写完就中断了，但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明了这一章的意义：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瓦解。《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是恩格斯为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而写的。在这篇书评中，恩格斯论述了《资本论》的伟大意义，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见本卷第589页）。他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着重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剥削性质，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制。恩格斯说明了马克思的一个光辉思想，即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发展为未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创造出必要的财富和生产力，同时也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见本卷第596-597页）收入本卷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两篇重要文献。为了使这些文件能为当时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派别的代表所接受，它们只是一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和方法。正如马克思1864年11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并指出《成立宣言》的特点是“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他还提到，在《章程》中不得不采纳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不过“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这些文献体现了马克思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成立宣言》以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为例，列举事实和官方统计材料，说明不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如何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立宣言》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进行合作运动的重大意义，指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合作劳动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指出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605-606页）。同时它也强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合作劳动无论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都不能使群众得到解放。“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然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并阻碍劳动群众解放的事业。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606页）。《成立宣言》强调无产阶级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工人们已经具备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指出各国工人的互相团结和支持，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条件，并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章程》最初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起草，经中央委员会在同年11月批准作为《协会临时章程》在伦敦发表的。它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又经过某些修改和补充，由大会通过，并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71年10月，总委员会根据历次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并改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目标、手段和组织机构。《章程》规定的协会总原则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本卷第609页）；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章程》宣布经济解放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政治运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为此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把分散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协会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见本卷第610页）。《章程》还对协会的组织机构作了具体的规定。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在《共同章程》中增加如下内容的条款：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消灭阶级这一最高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组织成为独立政党。《论蒲鲁东》一文，是在蒲鲁东去世后不久，马克思应拉萨尔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巴·施韦泽的请求为该报的读者写的。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对蒲鲁东的批评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蒲鲁东的一生作了一个概括的评价，称赞蒲鲁东对宗教和教会的攻击以及对1848年六月起义的辩护，但同时继续进行自己从40年代以来对蒲鲁东的哲学、经济和政治观点的批判。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特别指出蒲鲁东企图通过“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来消除剥削这种社会改革方案“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见本卷第620页）。马克思批评蒲鲁东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因此陷入了诡辩的泥坑，批评他对路易·波拿巴采取阿谀逢迎的态度。恩格斯1870年2月为他的1850年发表的《德国农民战争》写的《第二版序言》，分析了1848年以来德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各个阶级和党派在德国的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了德国工人运动20年来所发生的转变和这一运动的前途，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客观分析德国形势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策略，提出了重要的思想。恩格斯分析了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和庸碌无能的原因，指出在1866年普奥战争后它的反革命作用加强了。恩格斯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在社会和政治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他认为关键问题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即工人阶级必须取得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问题。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明小农和农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他认为唤起农业工人并吸收他们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无产阶级“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见本卷第630页）。恩格斯在1874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再次指出德国工人作为国际工人运动最有组织的队伍负有特殊责任，为此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他论述了理论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并把它与革命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并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人深入地钻研理论的重要性。他写道：“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见本卷第636页）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必须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这种斗争形式的统一是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保证。在收入本卷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这封信中，恩格斯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的情况下，必须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见本卷第639页）他还指出，有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不仅靠他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决不能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注：标题《Ⅰ.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Ⅰ”，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1。）1.生　产(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注：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9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1。），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注：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 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让·雅·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 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1。），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并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见本卷第31-35页）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此处应为后一种含义。——1、32。）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第1页◎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注：氏族的原文是“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现在通用的“氏族”　 (Gens)和“部落”(St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作为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的意义。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184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选集第4卷第1-189页）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2。）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注：政治动物(Ζ　ου πολιτιχóυ)，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1篇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2。），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第2页◎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注：关于蒲鲁东所说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5-137页）作的评论。——3。）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 “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第3页◎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注：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就加上了《生产的要素》这一标题。——4。）），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注：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4。）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第4页◎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注：关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的内容，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25-26页。——5。）），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第5页◎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2.生产与分配、交换、　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第6页◎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注：原手稿中是“人”。——编者注）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第7页◎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注：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1674年6月2日致贾利克·杰里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这里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所固有的否定的要素（见黑格尔《逻辑学》1833年柏林版第1部第1编第2 章注释“实在或现实与否定”，以及黑格尔《哲学全书》1840年柏林版第1 部《逻辑》第91节附释）。——8）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第8页◎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第9页◎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第10页◎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注：“社会主义美文学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尔·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有关的内容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卷第4章第4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3-615 页）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4-135页）。——11。）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第11页◎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注：对萨伊和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9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85-86页）作了专门的评介。——12。）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第12页◎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它们作为资本增长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要素来说，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因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注：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13。），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第13页◎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第14页◎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同样也可以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第15页◎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在奴隶的场合，生产工具直接被掠夺。但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奴隶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注：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还包括美国南部各州。——16。））。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地产同社会生产处于和谐中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c)最后，交换和流通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注：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zwischen dealers und dealers)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流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10节(b)（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 111页）中直接摘录了斯密这一论点。——16。），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第16页◎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第17页◎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第18页◎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注：关于黑格尔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见他的《法哲学原理》第40、45、49-52节。——19。），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第19页◎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注：关于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货币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1850-1853年期间在伦敦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的第ⅩⅠⅤ本笔记中。关于印加人中不存在货币的情况，见该书第1卷第147页。——20。）。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第20页◎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注：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21。）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