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 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第660页◎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 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就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第661页◎流血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经济学家》那个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 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还是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国家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第662页◎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注：伦敦工业博览会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663。）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国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过度生产的两个年头，这种过度生产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第663页◎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自己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报告中写道：“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有恐怖的终结！”◎第664页◎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发觉，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动在反对他们的地上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过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注：《国民议会通报》是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1851年2月16日-12月2日在巴黎出版。——665。）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渡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 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像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第665页◎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利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 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摆样子的托利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律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第666页◎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通过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利。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 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注：布利丹的驴子这句俗语出自14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讲的一个故事：一头驴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667。） 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第667页◎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9月15 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十七个卫戍官（注：《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它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472、654。））；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注：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指波拿巴派的将军圣阿尔诺率军摧毁巴黎街垒的炮击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巴黎曾爆发了一次共和派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立法议会左翼议员和工人联合会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2月4日夜在镇压这次起义时，波拿巴派的军队不仅用大炮摧毁了共和派构筑的街垒，还向过路人、窗口、阳台上的观望者任意射击。一些资产者的楼房，包括萨兰德鲁兹的房屋在内也遭到了破坏。——668。）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注：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21、668。）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第668页◎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 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进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第669页◎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七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第670页◎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 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编者注）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了。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也遭到了国◎第671页◎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编者注）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话后面是这样写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享有特权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直到这时才执行了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家租金，它的精神和肉体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殿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十二月二日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变成另一个问题。——编者注）◎第672页◎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第673页◎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 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注：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编者注）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第674页◎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注：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第675页◎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但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给法国留下争取自由的口实，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再也不可能给法国留下受奴役的口实”。——编者注）◎第676页◎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第677页◎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注：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举行了反对波拿巴政变的起义。外省农民、小城镇手艺人、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拿巴的运动波及法国东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个省，将近200个地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起义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军队镇压下去。马克思在这里把波拿巴当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共和派运动采取的报复措施，同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当局对所谓蛊惑者采取的迫害行动作了类比。——678。）从路易十四时起，在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注：塞文是法国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起的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直到1715年还有这类起义发生。——678。），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注：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4、554、678。）。◎第678页◎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压倒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第679页◎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注：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编者注）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注：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如果说它首先受到优待，那么它还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第680页◎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 600 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秩序。这种“物质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第681页◎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注：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编者注）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穷化的最后的可能性。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第682页◎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注：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城市里的农民体制的敌人，而是监视农村里的波拿巴的敌人”。——编者注）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注：指正统派首领沙·蒙塔朗贝尔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说中要求国民议会议员“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683。）刚刚相反罢了。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第683页◎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注：在1852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编者注）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注：西奈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山脉。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受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684。），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注：在1852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国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西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Ecce,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编者注）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第684页◎出路了。（注：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专制或者无政府主义，它自然投票赞成专制”。——编者注）当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并选出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争夺教皇皇位的人。——685。）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皮埃尔·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注：十二月十日会是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479、634、685。）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间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独特的标志。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原是指1845年左右德国流行的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见注259）代表人物，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大约1850年初法国的所谓社会民主派。——685。）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第685页◎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犯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工业和商业，即中间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金。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五，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抵押银行就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第686页◎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购买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购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注：vol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注：加尔都西会为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1084年由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以本笃会会规作蓝本，但更严格。修士各居一小室，以便独自专务苦身、默想、诵经；终身严守静默，只能在每周六聚谈一次；在每年的40天封斋期内，仅食面包和清水，有“苦修会”之称。——687。）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 Tu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注：“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第687页◎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维隆－克勒维尔（注：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维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亲属拿来跟摄政时期（注：指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力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688。）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注：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卡托为了在极乐世界同英雄相会，宁愿一死！可怜的卡托！”——编者注）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念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注：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受刑时脱下的。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688。）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第688页◎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注：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它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580、689。）顶上倒塌下来。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载于1852年5月《革命》杂志第1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7-227页◎第68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注：本文和下面的《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九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其中《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和《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作为社论发表的。这些评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美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颂扬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690。）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注：黑格尔。——编者注），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注：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第690页◎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注：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691。）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注：道光帝。——编者注）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手中转到私人商◎第691页◎业手中之后（注：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实行。——692、761、771。），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口气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92、698、700、725。）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注：咸丰帝。——编者注）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注：1853年1月5日，咸丰帝在太平军已攻克岳州，行将夺取武昌、汉阳的形势下，谕令“该督抚悉心体察被贼地方，分别蠲缓，奏请恩施。其余应征钱粮之处，亦著严查各州县，总期照旧开征，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马克思的引文均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七第十八页。这里咸丰帝提到的“该督抚”，当指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和巡抚。马克思文中的“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一语显然是不确切的。——692。）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第692页◎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 326 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 394 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了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 年还不超过16 067 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 714 657磅，1846年是57 584 561磅，现在已超过6 000万磅。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 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第693页◎“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白银现已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期票或其他有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　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注：《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659、694、721、728、747。），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　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第694页◎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芜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　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燕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　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注：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所谓“满族鞑靼人”也就是满族。——编者注）征服了全国以后◎第695页◎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696、717。）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1/7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注：咸丰帝。——编者注）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第696页◎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后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116页◎第697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45）驻伦敦通讯员的口气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92、698、700、725。）自己——至于法国人，他们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客串，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因为俄国人被排除在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牵连；他们也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第698页◎论。然而俄国人却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访骋字校遣换嵊惺裁淳赫摺Ｕ庵置骋资且勒?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注：1787年中俄并未订立任何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对1727年恰克图界约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在1792年订立恰克图市约。这里所说1787年的条约恐年代有误。——699。） 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注：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有时也把蒙古泛称为“鞑靼”。——编者注）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 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锻造金属、毛皮，甚至还有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 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 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注：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第699页◎下112 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官。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 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在海上贸易畅通的情况下，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利包两港同俄国内地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间的交通。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自然比使用我们（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口气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92、698、700、725。）拟议中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工业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内陆贸易。它占领黑龙江沿岸的地方——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编者注）期间曾受阻中断，但是，无疑它将来会恢复并大力推进这种努力。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比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支舰队，无疑它将来会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来谋求参与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对它说来，这与扩大已经为它所垄断的陆路贸◎第700页◎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写于1857年3月18日前后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66-168页◎第701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罚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硬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有事实作根据，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对于东印度公司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或者承认是“有意不闻”，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如果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它走的就是一条应受议会和全国谴责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受到了严重的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暴虐，对此我们不能默不作声。（喝采声）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设身处地也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的行动，那我们就是辜负了我国同胞对我们所寄予的信任。（喝采声）”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虻?02页◎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它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注：1856年10月8日中国水师在走私船亚罗号划艇上拘捕了12名水手。该船船主和水手均为中国人，只是雇用1名英国人作船长，并持有一张已过期失效的香港执照。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只，并指控中国水师扯下了该船事实上并未悬挂的英国国旗。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命令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于23日率部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即自此始。所谓划艇实际上是一种船身为欧式，帆具为中式的近海帆船。这种船最早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造。——703。）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第703页◎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第704页◎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注：从19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曾在中国东南沿海拐骗一批又一批的劳动人民，强迫他们接受定期的卖身契约，然后运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等地，从事牛马般的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参加了这个罪恶滔天的拐卖华工勾当。在1845-1875年间，被卖往海外的“契约华工”，总数不下50万人。——705。）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705。）写于1857年3月22日前后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75-178页◎第705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注：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编者注），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编者注）了。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迄今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就不会再有第一次英国对华战争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注：1828-1829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纳等地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9年6月11日俄国军队击败了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706。）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先后尝试组织过波斯的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因为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忌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它的全部战绩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几次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第706页◎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某种核心或预备队。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阵势来吓唬敌人而已。最后，同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了。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大炮，并按照最佳原则排列了方阵，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警戒部队还是战斗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些印度正规骑兵自己作战的本领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写的一本关于骑兵的书（注：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编者注）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他们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找不出一个能说明他们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 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1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他们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哑，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军需品和枪炮都留给了——侵略者，不能把这些英国人叫作胜利者。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应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人学欧洲式战术。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注：1806-1812年俄土战争是拿破仑第一利用俄土矛盾挑起的。几年内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结果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707。）和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军最力的都是非正规部队，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兵员既有从设防城市◎第707页◎征召来的，也有从山区省份征召来的。正规军只要一上战场，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刚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注：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编者注）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纳的一个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的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从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尔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规军每次交战都击败了俄军。（注：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的几次战斗。1853年11月4日，土耳其军队在奥尔泰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战胜了俄军。1854年1月6日在切塔泰村一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同时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1855年6-11月），俄军于9月29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结果没有成功。1855年11月6日，土耳其军队在因古里河一战中打败了俄军；俄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利亚。——708。）事实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编组、装备和操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组织引用于野蛮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一套欧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因素的最顽强的抗拒。只要士兵在检阅时可以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么土耳其苏丹或波斯国王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大量的背教者（注：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编者注）和欧洲军官，它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就根本打不了仗。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人在这方面太无知◎第708页◎无能了，他们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样，炮兵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英印军队是所有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大量英国后备部队和强大舰队作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20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抗击他们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的部队，而是大群亚洲人摆成的不规则的战阵。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注：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销了毒◎第709页◎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注：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向广州城开炮轰击。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710、727、740。），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作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作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第710页◎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似乎还只限于南方未参加大起义（注：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的几个省份。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人民，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城可以被整个毁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据点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国人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并守住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再干些什么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那将是下策；而南京以北唯一可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这样就得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部队的作战基地，进军途中要克服一个一个的障碍，要留下分遣队以保证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军压境之势抵达这座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军队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铺平前进的道路。新的英中战争形势极为复杂，使人根本无法预料它将如何发展。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将使英军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有在某个不重要的地方或许出现例外，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方。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注：洪秀全。——编者注）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第711页◎人阴谋之害），正如天朝皇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写于1857年5月20日前后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8-234页◎第712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一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第713页◎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注：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编者注）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注：蒙哥马利·马丁《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 年伦敦版第2卷。——编者注）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847年为调查英中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竟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而这种期望本来是在能够更自由地进入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市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　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注：《中华之友》是1842-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的简称。——714。）在概括同一种观点时，十分肯定地说：“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第714页◎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商人，在1850年1月份汉特的《商人杂志》（注：《商人杂志》是弗·汉特创办的《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的简称。1839年至1850年用该名称在纽约出版。——715。）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如下一点：“停止哪一种贸易——鸦片贸易还是美英产品的出口贸易？”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说：“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最近8年来全部贸易的历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分析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给天朝帝国输入鸦片的商人。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的一个海湾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鸦片堆栈。但是这种投机买卖最后失败了。1781 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第715页◎的停泊处。看来，做堆栈黄埔比澳门更便利，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栈以后才过两年，中国政府就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 000箱。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注：嘉庆帝。——编者注）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二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第716页◎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只有茶叶贸易一项例外，仍由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印度贸易的开放又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 147箱，1821 年达7 000箱，1824年达12 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696、717。），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最终的结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样努力，只是把鸦片堆栈由一个不牢靠的地点驱赶到一个更便于经营的基地。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暂时制止住了广州旧有窑口（注：私卖鸦片烟的店铺。——编者注）的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 639箱增加到21 785箱。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第717页◎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 500万美元的39 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鸦片走私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它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不可的地步。因输入鸦片而造成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扰乱天朝帝国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审议，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注：1838年10月28日道光帝所下的上谕中有“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等语。马克思所引可能源出于此。——718。）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作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注：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第718页◎规模。尽管英国在结束这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打起的战争时所签订的条约禁止鸦片贸易（注：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无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编者注），可是从1843年以来，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 500 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 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1/6。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赘述。这个题目讲到最后，不能不特别指出摆着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注：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无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编者注）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莱特（注：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见注410）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因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719、768。）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印度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 210-1 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第719页◎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写于1858年8月31日和9月3日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4-591页◎第720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英中条约1842年8月29日亨利·璞鼎查爵士签订的、并且像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一样也是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注：1842年南京条约。——编者注），从商务观点看来，其结果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连那家著名的英国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伦敦《经济学家》（注：《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659、694、721、728、747。）也正在加以重温的事实。这家杂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国一事的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乐观期望了。《经济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约对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作是“我们借以防止错误行动后果的一个前车之鉴”。这当然是正确的忠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解释首次企图用武力给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失败而举出的理由，却远不能作为定论。他举出的造成这次大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璞鼎查签订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涌进的商品所充斥，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836年是1 326　388 英镑，在1842 年下降到969000英镑。此后四年中又连续迅速增长，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第721页◎1842年……………　969 000英镑1843年……………1 456 000英镑1844年……………2 305 000英镑1845年……………2 395 000英镑可是，到1846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1836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机时期所遭到的灾难还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1843-1846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真正实现的价值完全不符。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出口商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数量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在商品的品种方面也同样犯了错误。为了证明后一个论断，《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722、732、739、742、746。）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1843年、1844年和1845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　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　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此以后，它就冷漠消沉，听天由命了。”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1856年的材料：　　　　　　　　　　　　1845年　　　　1846年　　　　　 1856年精梳毛织物（匹）…………　　13 569　　　　 8 415　　　　　　7 428驼毛呢………………………　　13 374　　　　 8 034　　　　　　4 470粗哔叽………………………　　91 530　　　　75 784　　　　　 36 642粗梳毛织物…………………　　62 731　　　　56 996　　　　　 38 553◎第722页◎印花棉布……………………　 100 615　　　　81 150　　　　　281 784素色棉布……………………　2 998 126　　1 859 740　　　　2 817 624棉纱（磅）…………………　2 640 090　　5 324 050　　　　5 579 600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1843-1845年贸易过热所引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骤增之后又出现剧烈的缩减，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英国的出口同大陆的购买能力很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倒比大陆封锁更具有灾难性。坎宁对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承认，也促进了1825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制造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是：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中国方面的这种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可以说同俄国和英国之间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后一种情况，一切都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700万英镑，1856年约达到950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1842年以前从未超过5 000万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约9 000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的中国丝，只是从1852年起才占有重要地位。其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第723页◎数字中看出：附图：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1834年……　842 852英镑　　　　　　　1836年……　1 326 388英镑1835年……1 074 708英镑　　　　　　　1838年……　1 204 356英镑关于1842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取得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列材料：1845年……2 359 000英镑　　　　　　　1853年……　1 749 597英镑1846年……1 200 000英镑　　　　　　　1854年……　1 000 716英镑1848年……1 445 950英镑　　　　　　　1855年……　1 122 241英镑1852年……2 508 599英镑　　　　　　　1856年……　2 000 000英镑以上《经济学家》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输入会停滞和相对地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据这位权威人士看来，在中国市场上许多贸易门类中英国人都被公平的竞争所击败。他说，美国人在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压倒了英国人。1856 年输入上海的美国斜纹布是221716匹，而英国是8 745匹；美国被单布是14 420匹，而英国是1 240匹。另外，在羊毛商品的贸易方面，据说德国和俄国对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排挤得很厉害。我们不需要其它的证明，单凭这一例证就可以确信：库克先生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第724页◎们所认为只限于英中贸易的那些特点，其实也恰恰是美国和天朝帝国之间的贸易的特点。183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86万英镑。在1842年条约订立以来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200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我们361付出的是90万英镑的美国商品。1855年，上海的进口，不包括硬币和鸦片，总额达1　602　849 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1122 241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272 708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207 900 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额达12 603 540英镑，其中对英国出口是6 405 040英镑，对美国出口是5 396 406英镑，对其他国家出口是102 088 英镑。把美国对上海的272 708英镑出口额同美国从上海进口的500多万英镑的数额对比一下吧。如果连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的贸易蒙受到了什么明显的损害，那可见，中国市场为全部外国贸易提供的活动场所是多么有限。中国的进口市场自1842年开放以来，其意义之所以不大的最后一个原因据说就是中国革命（注：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1851-1852年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随着全面的贸易增长而相对地增长了，而且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许多新屈辱，外国进口所遇到的产生于帝国内部动乱状态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虽然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第725页◎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数额可达800 万英镑——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这个结论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 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是他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注：古代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居民，除从事农业外还经营海外贸易。罗马帝国通过征服别国而强大起来。这里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当指贸易的和征服的方法而言。——726。）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写于1858年9月10日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0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46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605页◎第726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英国政府终于公布的关于英中条约（注：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种渠道已经传开的消息比较，大体上所增无几。第一款和最后一款实际上包括了条约中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各点。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注：“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系按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这一补充条约曾规定：驻香港和驻五个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如遇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其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应与中国当局协同处理。（注：“这一补充条约”即上面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亦即虎门条约。该条约并无此项规定。——编者注）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天朝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束缚而告终，看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371 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反对，不会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第727页◎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同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是为了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取缔鸦片贸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说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且现在是公开宣布失败——既然鸦片贸易就英国来说现在已经合法化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或财政上着想，都将会试行一种办法，即从法律上准许在中国种植罂粟并对进口的外国鸦片征税（注：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和英国于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荳石、硝磺、白铅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即鸦片。——728。）。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条约给它造成的处境本身就给它指出了这条路。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看来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的慷慨的英国，在订立和约时没有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不管怎么样，天朝人将偿付1 500万或2 000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经济学家》（注：《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659、694、721、728、747。）杂志以及一般撰写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的纹银对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的状况将发生多么有利的作用。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有一专条规定：“以二百万两白银”偿付“因广州中国当局处理不当而使英国臣民所遭受的损失；另以二百万两偿付”军费。（注：此专条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中为：“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保其将来守约勿失。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大清皇帝皆允由粤省督抚设措，至应如何分期办法，大英秉权大员酌定行办。以上款项付清，方将粤城仍交回大清国管属。”——728。）◎第728页◎这两笔款项总共才1 334 000英镑，而在1842年，中国皇帝（注：道光帝。——编者注）偿付的是420万英镑，其中120 万英镑赔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300万英镑赔偿军费。由420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1 334 000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糟糕的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注：咸丰帝。——编者注）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去从广东省挤出那笔由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劳本齐将军不妨把广州作为物质保证，并继续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1334 000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表现为可以听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不仅不能调回我们的53艘军舰并看到它们载着几百万两中国纹银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指望的好运气反倒是必须派遣5 000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代理领事（注：巴夏礼。——编者注）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赶到中国其他口岸以外，会不会造成其他结果？……　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一大部分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变得必须依靠俄国和美国供给茶叶？”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格雷戈的《商业税则》（注：即《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1-1850年伦敦版。——编者注）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英国同中◎第729页◎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不管怎样，英国人为占据广东而将继续耗费的钱财，一定会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这第二次对华战争将是所得难偿所失。爱默逊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真是莫此为甚的大错。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有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注：引文系按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约翰牛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的眼里，约翰牛该是多么恭顺啊！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注：引文系按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如《晨星报》（注：《晨星报》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见注96）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730、741。）所正确指出的，是“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肯当乖孩子，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注：指太平军。——编者注）逐出其目前所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才或许可以在长江航行，但也只限于特定的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最初听说是开放“一切”口岸，现在已缩减为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再开放五个口岸（注：指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的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五个口岸。——730。）了，而且如一家伦敦报纸所说，这◎第730页◎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注：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731、744、751、755。）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附图：“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注：《每日电讯》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731、739。）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家报纸却欣赏“条◎第731页◎约中最妙的一点”，即“将有一位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也将有一位满清大员常驻伦敦，他还可能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呢”。然而，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注：指俄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中国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下文所述俄国取得大片中国领土以及黑龙江航行权，均以该条约为据。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则属1851年8月6日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之内容。——732。）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伦敦《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722、732、739、742、746。）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新闻时，特意将电讯中提到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删去了。写于1858年9月28日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1-626页◎第732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虽然赫拉克利亚半岛（注：赫拉克利亚半岛即克里木半岛南端自因克尔曼到巴拉克拉瓦以西的那一部分土地。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的重要战场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就在这个小半岛上。下文所说俄国丧失了一小块领土，是指按照1856年的巴黎条约，俄国被迫放弃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733。）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小块领土，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还是得到了明显的好处。“病夫”（注：1853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西摩尔会晤时曾称土耳其为病夫。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但是英国不愿加强俄国并想保持弱小的奥斯曼帝国，因而拒绝了这个建议。——733。）的状况大为恶化；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更加把俄国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现在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的在战争中就已经暴露出来、并且被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度衰颓和软弱，已足能说明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这样普遍躁动不安了。可见，俄国虽然把一条窄小的土地暂时牺牲——因为显然它一有机会一定收回——却换得了在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谋划方面的长足进展。加紧分裂土耳其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行使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肇始时所追求的目的；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更大的程度上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可见俄国甚至在这场失利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得利者。但是俄国还得进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稳操胜券的领域——外交◎第733页◎领域——来进行这种报复。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这一回俄国的处境可真是再顺利没有了。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而是把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英国人自己在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中国皇帝（注：咸丰帝。——编者注）的意旨行事这一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勘测了一条铁路线并拟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分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把各国条约（注：这里指的是1858年6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四个不平等条约：中俄天津条约（13日）、中美天津条约（18日）、中英天津条约（26日）、中法天津条约（27日）。——734。）比较一下，就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不是对英、法而是对俄国有利，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各参战国得到的好处——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纯属商业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前次所指出，这些好处大部分都是虚幻的（注：见本卷第727-732页。——编者注）。在目前情况下，对华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外，只能仍以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为主；而这种出口贸易取◎第734页◎决于外国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政府提供方便的多少。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经能够买到茶叶和丝；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开放五个口岸的作用是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几乎根本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点重要作用的，却并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深入长江通商，这一要求被机智地推迟了，要等到皇帝陛下（注：咸丰帝。——编者注）在那一带动乱地区完全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时再说，也就是遥遥无期。此外，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断言，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款所提到的子口税是臆造的。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有这种税存在，纯粹是由于：中国人不大需要英国商品因而英国货根本没有打入内地。与此同时有一种适合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就千真万确地一直运销到沿海。人们忘记了，如果真有这种税存在的话，不管是英国货还是俄国货都一样要受到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曾被专门派往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找不出什么地方有这种所谓的“子口税”，而且他在公开的场合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惭愧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无知简直是可以摸得着的”（注：库克《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年伦敦版第273页。——编者注）。另一方面，英国贸易大臣约·沃·亨利在一封已经发表的信件中回答“是否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问到的关于中国内地税的证据问题，我无可奉告。”约翰牛本来就颇不愉快地想着：额尔金勋爵规定了赔款，竟未定出交款期限，把战事从广州转移到京都，竟只是订了一个让英军从京都再回到广州去打仗的条约。现在这样一◎第735页◎来，约翰牛的心里又突然产生一个不妙的疑虑：恐怕得自掏腰包交付所规定的赔款了，因为第二十八款非常可能促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工业品规定7.5％的子口税，将来经过要求会改为2.5％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觉得有必要装出对美国公使大为愤恨的样子，气势汹汹地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就像月中人一样毫不相干。因此，就英国商业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一项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条款，这些条款不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就是中国人无法履行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领土，因为它无法提出领土要求而同时又不准法国这样做，而一场英国进行的战争如果使法国在中国沿海得到了领土，那是绝对没有好处的。至于俄国，情况完全不同。不但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不管是什么，俄国都有份，而且俄国还得到了黑龙江边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早已悄悄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取得了这样一个成果，即成立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里是什么货色。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20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而现在又该重新再来一遍了。其次，条约中还有关于恰克图和北京之间邮政管理的条款。从前不定期通行的、只是被容忍的交通线，现在要定期使用并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每月要有一次邮班，全程大约1 000英里，15 天到达；而每三个月还要有一支商队走这同一条路线。很明显，将来中国人对这些业务要么是漫不经心，要么是力不胜任；既然交通线现在已作为权利为俄国所得，其结果就是这些业务将逐渐控制在俄国手中。我◎第736页◎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38 -639页。——编者注）；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英国统治中国的梦想将永成泡影，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作用。请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可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一支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具有无上的威力，谁能怀疑这一点呢？事实是，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图兰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 000万人口，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写于1858年10月25日前后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61-665页◎第737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注：指1859年6月英、法舰队在白河受创和后来在1860年英、法两国以白河事件为由再次组织联军对中国入侵。英、法两国这次侵华，攻占了天津和北京，焚毁了圆明园，最后强迫清政府同两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撰写本文时，英国正在为这次入侵进行准备。马克思还把这次正在准备中的新的侵略行动称作第三次对华战争或第三次英中战争。同时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亚罗号事件（见注365）至1858年6月签订天津条约这一阶段称作第二次对华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把1840-1842年鸦片战争称作第一次对华战争。——738。）一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注：见本卷第727-732、733-737页。——编者注）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事情，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经消失。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大陆邮班传来的一些事实。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在法国的全权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偕同下，带着一支英国远征队出发。这支远征队的任务是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北京。远征队由海军将军贺布统率，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皇家陆军工兵队。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取这条路进京。因此，贺布将军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从6月17日至25日停留了9天以后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因为两国公使已于6◎第738页◎月20日来到舰队。贺布将军在到达白河口时，曾查明在上次战争中拆毁的大沽炮台确已修复，这里要顺便指出，此事他是应该早就知道的，因为“京报”（注：中国古代政府机关用来通报朝政的官方文书抄本，原称“邸抄”，清代称“京报”。——739。）正式报道过。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2万蒙古军队（注：指蒙古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编者注）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队遭重创后只得退却。它损失了3艘英国船：鸬鹚号、避风号和小鸻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参加作战的60名法国人当中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连贺布将军自己也是带伤逃命的。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英国舰队则奉命停泊在宁波府镇海县外的海面。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注：英国的国徽是狮子。这里“跨上不列颠狮子”一语，当指打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为武装侵华张目。——739。），一致怒吼着要求实行大规模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722、732、739、742、746。）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次等报纸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疯狂的罗兰的角色。例如，我们来听听伦敦《每日电讯》（注：《每日电讯》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731、739。）怎样说：“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　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　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钮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　起码可以一试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接着就能◎第739页◎把广州永远收归我国所有。我们会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东方最东端的商业中心，使我们针对俄国在帝国的满蒙边疆所取得的势力，为自己找到补偿，奠定一个新领地的基础。”我想现在还是丢开帕麦斯顿的笔杆子们的这些胡言乱语来谈谈事实，并根据现有的不多的一点材料尽可能地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违反了这个用海盗式战争强加于它的条约呢？从大陆邮班传来的消息中可知，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他们曾经表示普鲁斯先生应由陆路入京，不得用武装护送。天朝人对炮轰广州（注：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向广州城开炮轰击。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尽行烧毁。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710、727、740。）一事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种武装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肯定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对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的这种解释，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对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一个帝国的城市，并不是对该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它的一个属地发生了局部的相互敌对行动。对于天朝人所提出的交还的要求（注：当时广州为英法联军所占领，这里当指中国向英法提出的交还广州的要求。——740。），英国人的回答是——按照他们自己说的——“采取了一切周密措施，务求获准进入北京，必要时使用武力”，以一支强大舰队上驶白河。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天津条约已经赋予英国派驻使节的抽象权利，可是额尔金勋爵不是决定至少在目前暂不实际行使此项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额尔金◎第740页◎伯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信函汇编》，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深信：第一，准许英国公使进入北京一事不是在现在，而是在较晚的时候付诸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条约英文本中关于准许公使进入北京的那个专横的第三款，根据中国钦差们的要求在条约中文本中作了修改。额尔金勋爵自己也承认条约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根据他所得到的训令，只好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文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中国人根据条约的中文本行动，而不是根据连额尔金勋爵都承认与“该项规定的正确含义”有些偏离的英文本行动——难道可以凭这一点对他们加以非难吗？最后，我要指出，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奇泽姆·安斯蒂先生在他致伦敦《晨星报》（注：《晨星报》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730、741。）编辑的信中郑重宣称：“这个条约不论其本身如何，早已因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暴力行动而失效到这样的程度，即至少大不列颠王室得自这个条约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均被剥夺。”英国一方面受着印度的重重困难的拖累（注：英国在镇压了1857-1859年印度起义以后，面临着如何在印度巩固和加强被大大动摇了的殖民统治的难题。——741。），另一方面又为防备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而进行着武装，所以中国的这场新的、大约是帕麦斯顿一手造成的灾难，很可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崩溃，因为该政府是以上次对华战争的制造者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员又曾经对他们现在的首长因他进行那场战争而投过不信任票。不管怎样，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必须要么退出现在的自由党人联盟，要么——这个可能性不很大——同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皮尔派（注：皮尔派是19世纪40年代在罗·皮尔周围联合起来的一批温和托利党人（见注33），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从而使皮尔分子集团独立出来。1850年皮尔逝世以后，皮尔分子成了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50年代末，他们加入了当时形成的自由党。——741。）同◎第741页◎僚们一致行动，迫使他们的首长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二内阁会议宣布在明天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决定对于在中国的惨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和伦敦《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722、732、739、742、746。）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作出决定。他们想要再发动一场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吉布森先生首先将就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提出质问；其次他将抗议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再次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帕麦斯顿的统治将要遭到新的冲击，曾使德比内阁倒台的这个自由党人联盟将要崩溃。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吉布森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慌不安。吉布森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吉布森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本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收到关于内阁会议结果的消息。现在要对这里所谈的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不能根据帕麦斯顿派报刊上登出来的东西，而要根据这些报刊在最初刊登上次大陆邮班带来的消息时故意不登的东西。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完成批准手续和中国皇帝（注：咸丰帝。——编者注）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批准书的消息。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第742页◎恐怕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报刊所隐瞒，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表示，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谁都不会相信，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对上一次对华战争表面上要达到的目的进行的这种干扰，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谁都会看出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德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公使亨利·布尔沃爵士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西班牙驱逐出境；上院在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布尔沃不执行阿伯丁的正式训令，而是按照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指示行事。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刊又玩弄花招，这至少使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内幕的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败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装在大沽炮台上把英国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操作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刊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了解到，大批哥萨克军队在贝◎第743页◎加尔湖以东极遥远的地方、在迷迷茫茫的旧大陆边缘上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注意到无数辎重队的行踪；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特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正带着秘密计划，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我国的公众舆论当然会怒火冲天。”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又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而现在俄国想要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他就弄出个第三次对华战争来。他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却向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使亚洲国家和英国疏远，用这种方法绕着圈子来迫使它们对俄国作出本来不愿做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过去全部的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印的阿富汗文件（注：《东印度（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编者注）。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过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险恶政策以及近30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注：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但是，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744。），结果使一支英军遭到覆没。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多斯特－ 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英秘密同盟。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注：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731、744、751、755。），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的使节亚·伯恩斯爵士同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伯恩斯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第744页◎者的暴动时被刺杀，但是他生前由于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自己的某些公务信札的副本寄给住在伦敦的哥哥伯恩斯医生。关于1839年发表帕麦斯顿所编纂的《阿富汗文件》一事，伯恩斯医生曾指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伯恩斯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印发了一些信件的原文。（注：395亚历山大·伯恩斯于1836-1841年在喀布尔供职；喀布尔暴动发生于1841年11月；帕麦斯顿1835-1841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伯恩斯就亚·伯恩斯公务信札被窜改一事所作的声明载于1858年2月3日《自由新闻》第5号。——745。）可是直到今年夏天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德比内阁的时候，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把所有关于阿富汗的文件一律全文发表。这个命令的执行使最愚钝的人也都懂得了：所提出的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这一指控属实无误。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报告书中仅部分刊出，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删节之处以括号（）标出。”保证这份报告书真实性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要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编纂学家”。帕麦斯顿是借口反对俄国而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可是目前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了。1837年到达喀布尔的俄国代表维特凯维奇携有一封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伯恩斯本人的信件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都一再提到这件事。但沙皇书信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供的文件中被整个抹掉了，而且凡是提及此事的每一信件，出于隐瞒“俄国皇帝”同派人去喀布尔一事有关的需要，都做了删改。这样作假，其目的在于隐瞒那位独裁暴君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这个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出于自己的需要正式声明自己与此人无涉。在蓝皮书第82页上有一个删改的例子，那里有一封致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列后，括号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第745页◎“由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前来德黑兰，他奉命拜访坎大哈的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埃米尔……　他携有（皇帝的密函和）俄国驻德黑兰公使的书信。俄国公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云云。”帕麦斯顿为保全沙皇的脸面而干的诸如此类的作假行为并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示出的唯一怪事。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这是挫败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信件经过篡改和伪造被弄得与原意完全相反。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正准备用挫败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三即将对天朝人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看来现在被英国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已成定论的事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带头叫嚷要流血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注：《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722、732、739、742、746。）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注：贺布。——编者注）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第746页◎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不管怎么说，9月16日，恰好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来了一个大转弯，若无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砍掉了一个。该报说：“我们恐怕不能对那些抵抗我们攻打白河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弃义的罪名”；但为了弥补后退的这尴尬的一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庄严的条约”。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求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本来是会获准前去履行条约批准手续的”。既然如此，北京朝廷还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地方呢？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泰晤士报》肚里倒留下两点疑虑。该报说：“企图用这样一支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怀疑。而哪怕是动用一点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怀疑了。”这“首家大报”那样义愤填膺地大发雷霆之后，得出的却是这样一个自打嘴巴的结论，不过，它以自己独有的逻辑，否定了进行战争的理由而并不否定战争本身。另一家半官方报纸，即曾以热心为炮轰广州辩护著称的《经济学家》（注：《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659、694、721、728、747。），现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经济观点而较少空谈了，因为詹·威尔逊先生当上了印度财政大臣。《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注：指1859年9月17日在《经济学家》杂志第838期上刊载的两篇文章：《中国的灾难》和《中国的贸易，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747。），一篇是政治性的，另◎第747页◎一篇是经济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赋予我国公使以去北京或驻留北京之权的条款，确确实实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如果认为使这个条款得到遵守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要求履行条款时，大有表现体谅与耐心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极端虚弱的表现，因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失策。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根据这样的理由，在对待这些东方国家政府方面，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毫无疑义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让步，那么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以对我们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时中国人克服了他们的畏惧心理，适当地显示一下武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以何种方式使条约生效——那么，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是有意要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要求赔偿。但是结果也可能证实是这样的：守卫白河口，以防止像额尔金勋爵上一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那种事再度重演，并不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随时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卫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还没有得到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的时候，我们认为有理由暂时不作判断，而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对待野蛮人方面，是否没有采用一套同野蛮人用到我们身上的相差无几的原则。”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意义。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2 876 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英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总额估计在1 200万英镑左右。但是除这种直接交易之外，还有其他三种重要贸易，英国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圆圈式的交易中发生◎第748页◎密切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学家》说：“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逆差，都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因弥补这一交换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报偿是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逆差外，又由于从澳大利亚进口黄金和从美国进口棉花而必须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在鸦片和棉花上面产生的对印度的逆差相抵销。我们这里要顺便指出，中国向印度输出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向中国输出的总额竟将近1 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说：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还要大”；这一波动所引起的困窘，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反映出来，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当然，《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像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当前争端中的两个新特点”，这两个新特点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点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中国人反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经济学家》的这种语言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第749页◎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示的（注：见本卷第741页。——编者注），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暂时用这样一种声明防止了内阁的分裂和自由党人联盟的分裂，他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结在中国海面，但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暂不作决定。这样一来，紧迫燃眉的问题就得以延缓。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痞棍报刊《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最近有一期上说：“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导致不利于政府的表决，肯定必将诉诸选民……下院将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检验一下那些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必须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职业恶棍之外，还有一批宣称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边的世界主义者呢。”托利党人（注：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81）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7、316、750。）由于自己上当而陷入替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之弟）干出的事负责的窘境，这一情况我可能将另找机会加以评论。（注：在对华侵略的做法上，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人（见注33）内阁（1858年2月-1859年6月）与在它之前之后的两届帕麦斯顿内阁有所不同。1858年额尔金攻陷大沽口，1859年6月普鲁斯以驻华全权公使身分来华，都是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人内阁执政期间的事。而且惨败于大沽口的普鲁斯来华系由德比内阁所派出。据马克思判断，额尔金和普鲁斯在华的所作所为乃是本于帕麦斯顿的指示，但是责任却要落到德比内阁头上。本文第四部分（见本卷第750-754页）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750。）四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断言，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注：帕麦斯顿。——编者注）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现在首先，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第750页◎现任英国首相之手的“训令”所造成这一看法，决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辩论划艇战争时，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迪斯累里先生——已经向下院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说也奇怪，竟为一位非常权威的人士——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所确认。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产生于据称的那种原因，实际上产生于相当长时间之前从国内收到的训令。如果情况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有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控制住一种在我看来保持下去会危害我国利益的制度。”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这位尊敬的先生说，事变进程似乎是国内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毫无疑问确是如此。”现在，我们约略地看一下题为《1857年至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信函汇编》的蓝皮书382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已经有所预示了。在前述《信函汇编》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封快函：“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怒涛号战舰爵士阁下：兹就我于上月17日致阁下之快函向阁下谨陈：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做之决定——此决定我在昨日之谈话中已告知阁下——或许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适宜之接待。同时，无庸置疑，此种可能亦有落空之虞。无论如何，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有一支大军护送。据此，敢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之期不会延迟过久，是否宜在上海尽速集结一批足够之炮舰以作此用。◎第751页◎顺颂……额尔金-金卡丁”“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勋爵阁下：阁下1859年3月7日快函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函抄附的关于通知帝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在上海集结一批炮舰，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可见，额尔金勋爵事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由“炮舰”组成的“一支大军”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准备好一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快函中，赞同了额尔金勋爵对海军少将提出的建议。全部信函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马姆兹伯里勋爵是仆从。额尔金勋爵总是采取主动，根据原来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的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注：唐宁街是伦敦白厅大街上的一条横街。英国首相及某些内阁大臣的官邸设在这条街上。因此唐宁街也是英国政府的代称。——752。）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甘心一味听从他那傲慢的僚属预期他领会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舰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注：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亦译《无事烦恼》）第4幕第2场。——编者注）一模一样。◎第752页◎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那么马姆兹伯里伯爵所显露出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怄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很可能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自己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在他心目中还铭记着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敢于公然抵制高贵的子爵（注：帕麦斯顿。——编者注）对印度的政策，为了酬答他的爱国勇气，他自己在德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注：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之间的冲突。主张对印度的封建上层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埃伦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的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因此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德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住政权。——753。）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现在使托利党人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对策这一点上处于很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必须要么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他继续当政；要么抛弃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吹捧的这位马姆兹伯里（注：1859年4月法国对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开战，英国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曾力图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753。）。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令人头痛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不发生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大规模对华战争，欧洲和印度的形势看来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们没有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减少了2 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第753页◎此他们担心，这种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大为其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68-585页◎第754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对华贸易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开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注：见本卷第721-726页。——编者注）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现在可以援引题为《额尔金勋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信函汇编》的蓝皮书（注：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731、744、751、755。）。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那里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商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第755页◎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囊磺斜┬斜缁さ募媒杩凇６疃鹧舻睦镀な橹兴谋蟛牧希崾挂磺忻挥谐杉娜舜蟠笙庑┪Ｏ盏拇砭酢?br> 　　蓝皮书中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切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摘录如下的一段：“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商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十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 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已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十年以后，贸易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附约（注：指南京条约的附约，即虎门条约。——编者注）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给我们带来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米切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注：南京条约。——编者注）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白银交换鸦片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发展。但即使是对于这种贸易，他也还补充说：“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贸易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实，即1850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同1844年底相比，几乎减少了75万英镑。”1842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这可以从下表看出：◎第756页◎申报价值附图：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切尔说1843年为175 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10/17。米切尔先生首先用一些看来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任何具体事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一惊人的事实。他说：“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斜纹布和普通棉布重量的三倍。”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至于斜纹布的厚度和强度，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症结了。1844年，米切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按照他所开列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把它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第757页◎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切尔先生的话吧：“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他溯航长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对米切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交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第758页◎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写于1859年11月中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01-605页◎第75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注：这是马克思1853年6月10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45）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定期为该报撰稿。他在撰写本文时采用了恩格斯1853年6月6日写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8-265页）中所叙述的一些见解。——760。）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注：当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决定暂停。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注：莫卧儿人是16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18世纪的上半叶大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后来这些邦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760、768。）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第760页◎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注：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于南印度。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见注80），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761。）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注：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761。）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注：1853年6月3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查理·伍德在一次演说中，把当时德里的状况同1738 -1739年波斯国王库利汗入侵时作比较，借以证明印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进步。——编者注）。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　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注：七国争雄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在中世纪初期政治体制的术语，当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6-8世纪）。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761。）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注：婆罗门是梵文Br?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761、764、772。）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注：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实行。——692、761、771。）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注：萨尔赛达庙是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上的庙宇，以109座佛教石窟而闻名。——761。）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第761页◎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第762页◎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注：“听之任之”(laissezfaire,laissez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见注96）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763。）——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镯和脚镯，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 200。◎第763页◎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 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注：婆罗门是梵文Br?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761、764、772。）主持村社的祭祀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第764页◎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第765页◎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80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注：引自歌德《东西诗集》中《致祖莱卡》一诗。——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3-150页◎第766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注：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17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17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18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塔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塔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767。）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80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第767页◎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注：莫卧儿人是16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18世纪的上半叶大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后来这些邦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760、768。）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注：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768。）制度和莱特瓦尔（注：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见注410）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因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719、768。）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第768页◎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生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注：约·迪金森《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81-82页。——编者注）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9-11◎第769页◎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