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坡下的小路上吃豆子，他怎么也不能把豆子送进嘴里，豆子总是从指缝漏下来。我感到有趣，坐下来观察他。小家伙不怕生，居然邀请我吃豆子，并且安静地同我说话。再走几步，一个比他稍大的小男孩趴在山间小路上，脑袋枕着双臂，双臂靠着岩石，静静地睡着了，像一个小天使。我按动快门。人们赞叹民风淳朴。八归途。五老峰山口。一个上海姑娘在这里摆吃食摊。我们把桌子搬到高处一块平地上，群山环抱，夕阳西下，小酒杯里斟满庐山出产的一滴泉酒。住惯大城市的秀才们体会到了《水浒传》里好汉们的豪兴。４０１街头的自语姑娘有一张朴实的圆脸，她正在那边吹火煮面。为了生意的兴隆，更为了客人的风流倜傥，她显得很兴奋。她一边忙碌，一边应酬。我们站在山口观赏落日，她从灶前回过头来，凑兴地说：“瞧，太阳多美！”她慷慨地把几株柏树苗送给我们。一个显然同她很熟悉的小伙子正在她那里吃面，低声埋怨道：“给你哥哥不好吗？”谈起了身世。她居然引用海涅的诗句：“冬天夺走了的，春天又会还给你。”不过，她说这诗是“果雨”写的。得到柏树苗的那位游伴庆幸自己的收获：在北京，一株要五角，树的价值……“不，可贵的是人的价值。”她不美。这里没有爱情。然而，并非只有爱情才是美好的。九日落———太阳的葬礼。一种多么温柔的红色呵。没有晚霞的富丽堂皇的仪仗，没有晚祷的惆怅悠扬的钟声，它平静地、甚至害羞地离开了人世。每一次日落都是不同的。太阳也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死亡。十有一位豪放的游伴，为游程增色不少。他不会渴酒，可是他那样热切地鼓励你喝：“我喜欢看喝酒，你醉，我也飘飘然了。”５０１散文旧作十一哲学家游庐山。他思忖着：“我脚下踩的是不是实体呢？”历史学家在埋怨：“古迹往往是后人附会。”诗人坦然一笑：“管它是不是实体，只要它美；管它是不是附会，只要它能激发想象力。”十二黑色的山，金色的月牙，暗红的天角。我的三色旗。十三在暮色中，山变薄了，变透明了。山峰彼此重叠，因为重叠得巧妙，造成一种透视的错觉。像一张正在显影的软片，显影得恰到好处，景象清晰而透明。可是，随着暮色的加浓，这张软片渐渐显影得过分了，景色愈来愈模糊，终于浓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十四植物园。绿树环抱，绿叶蔽天，做成一只绿罩子，罩住了我的寂寞和我的思念。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不知道我思念着谁。这无可排遣的寂寞和没有目标的思念，莫非是绿罩子的虚幻的投影？１９８２．９６０１街头的自语我的北大岁月作为哲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在北大生活过六年。在校期间，我既不活跃，也不很用功，与老师的接触仅限于听课，以至于许多老师并不记得当年有过我这个学生。在北大百年的历史上，我是绝对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可是，在我自己的精神生长史上，北大求学的经历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我也来庆祝北大的百年校庆，更多的是为了寄托一种个人的情怀。我进北大时刚满十七岁，正是拜伦所说的天空布满彩虹的年龄。从上海的亭子间和石库门房子来到未名湖畔，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的大和美丽，像一个大公园。上天仿佛钟爱青春的心情，便用旖旎的燕园风光来助兴；仿佛欣赏勃发的求知欲，便把盛名的学府做了奖励。虽然后来的实际情形打破了我入学时怀抱着的学者梦，但我至今觉得，一个人能够在北大开始自己的青年时代，乃是一种幸运。六十年代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在全国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中，北大也不平静。事实上，我在校六年，真正上课只有两年，第三学年就被放到郊县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一连参加了两期，接着便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有课可上的两年里，以“反修”为主题的政治学习也占据了大量时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今日津津乐道的北大传统，例如蔡元培当校长时所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风，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学校的正统。然而，传统之为传统，就在于它是禁止不了的，它在人为的破除之下仍会以曲折的方式延续着。“文革”拿北大开第一刀，宣布北大是教育界“修正主义”的最大“黑窝”。在“文革”中，北大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学生”远比一般大学要多得多，这恰好证明了北大终究是北大。一批学有所宗、未被“改造”好的老学者的存在，教师和学生对学问的普遍看重，一代代学生中虽则人数有限、却始终压抑不住的思想突围的努力，也许就是北大传统在那个专制年代的延续方式。所以，当我回忆我的北大岁月时，我脑中出现的绝非只是那些政治运动。不论政治如何强大，生活永远大于政治。当时我在社会阅历和思想判断力方面还非常幼稚，谈不上自觉抵制。北大岁月在我的记忆中充满魅力，是因为那时候我那样年轻，年轻得无法喜欢那些武断的教条和枯燥的课程，于是常常逃课，即使去上课也总是偷看课外书。在我的记忆里，这些逃课的经历富有童趣的意味。正是在北大上学期间，我的眼前打开了一个世界文学和哲学的宝库。对于我来说，读这些书是一次精神的启蒙，它们培育了我的鉴赏力，使我本能地排斥一切平庸的书籍和人云亦云的见解。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的读书十分零乱，仅仅停留在一个自学者的水平上。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课程设置的片面，我在北大期间未能在学术上受到应有的严格训练，知识结构的缺陷是明显的。不过，我相信，即使在教学正规的条件下，自学能力的培养仍是最重要的，一切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本质上都是自学者。谈及我在北大的经历，我无法避开一位朋友，北大岁月之所以对我异常珍贵，是和我对他的怀念分不开的。在我们年级的同学中，郭世英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他的特殊并不在于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而在于他本人的那种思想者素质。在我以前的生涯中，我未尝遇见过这样一个人，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如此真０１１街头的自语诚、专注、好追根究底、没有禁忌。这种素质无疑使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不到一年他就离开了北大，并且终于在“文革”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死时年仅二十六岁，而迫害他的理由是他在二十岁时在北大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所谓“罪行”，无非一是对压抑个性的思想专制和教育制度不满，二是喜欢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在一个朋友小圈子里试验先锋写作。他完全是因为思想的“原罪”而死的。这使我想到，如果说思想自由是北大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的合法存在是来之不易的。北大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总体环境，而在总体环境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北大理应更具备宽容的精神。从离开北大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与三十年前相比，北大以及周围地区的景观有了很大改变。在我上学时，海淀只是一个冷清的小镇，现在已成为繁华的街市；中关村不过是一个地名罢了，现在已成为热闹的科技城。海淀镇上从前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小的简陋的旧书店早已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争先恐后崛起的大型豪华书店。走在校园里，面对一幢幢新建的大楼，我也常有陌生之感。然而，我住过许多年的那座学生宿舍楼却一如从前，甚至在我住过的那间屋子的窗前也依旧立着从前的那株木槿。偶尔回到北大，我会站在这株木槿旁凝神默想。最近十年间，我到北大做过两次讲座，虽然我不擅演讲，但场面依然热烈而令我十分感动。我还听说，我的作品在现在的北大学生中颇受欢迎。对于我这个三十年前的北大学生来说，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快慰的事情了。是的，不变的还有校园里这些虽然陌生却永远年轻的面孔，还有在一代代北大学生中始终保持下来的思想的活跃和对精神事物的强烈兴趣。我暗下决心，倘若有机会，今后我要更多地与北大学生交流，参与他们的北大岁月必能使我保持年轻，同时也是我对自己的北大１１１岁月自述岁月的投桃之报。（附注：北大百年校庆之前，因北大党委宣传部的书面约稿和许多次电话催促，我写了这篇文章，不料被退了回来。约稿时急切而殷勤，退稿时未置一词，适成对照。后来耳闻了校庆的种种盛况，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的这篇文章的确是不合时宜的。）１９９８．２２１１街头的自语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一、个性的源头我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母亲怀我时，正是抗战要结束那年，我家当时居住的虹口一带空袭不断，母亲每说起那时所受的惊吓仍然心有余悸。也许是这特殊的胎教，造成了我的一副过于敏感的天性。我自幼多病，至今我仿佛仍能看见父母深夜把我送往医院急诊时的焦急面容。十一二岁时，我一度还患有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神经衰弱，经常通宵失眠，不时出现幻觉和谵妄的症状，过后母亲便会告诉我，说我又犯精神错乱了。其实我的病一部分原因可归于母亲自己，那时她患严重的贫血，昏倒是常事，令我担惊受怕不已。她发病时，我会躺在我的小床上整夜颤抖。我害怕她死去，因而对她生出无限的依恋。当她在炉火前做饭时，我会站在她身边，仰起小脸久久地望着她，并且期望她能领会我的情意。有一回，已是夜里十点多，父亲和母亲外出未归，我想像他们已经死去，愈想愈信以为真，便哭着哀求姐姐带我出去寻找他们，姐姐只好陪着我哭。正当我们哭成一团时，他们回来了，原来不过是去亲戚家串门了。这样一个羸弱敏感的孩子，在面对陌生的外部世界时就难免要退缩了。上初中时，我就常常被班上男同学欺负。那时候兴课外小组，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小组的活动。每到活动日，我差不多是怀着赴难的悲痛，噙着眼泪走向作为活动地点的同学家里的，因为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必是又一场恶作剧。譬如说，倘若班上一个女生奉命前来教我们做手工，组内的男生们就会故意锁上门不让她进来，而我就会看不下去，去把门打开，于是招来一顿耻笑和侮辱性的体罚。在我的整个少年时期，我始终是内向而且多愁善感的。不过，从初中后半期开始，我的内心生长起了一种自信。我突然发现，我的各门功课在班上都名列前茅，因而屡屡受到老师们的夸奖，也逐渐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甚至过去最爱惹我的一个男生也对我表示友好了。我相信我的求知欲并非源于虚荣心，但虚荣心无疑给了它一个推动力，使我朦胧地感到读书是我的价值所在，它能把我从一个被欺凌的弱者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强者。童年离我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我相信童年岁月会悄悄地伴随每个人一生的道路。当我回想我的童年岁月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身体单薄、性格内向的孩子形象。这种禀性带给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使我畏避外部世界，不善交际，几乎有些孤僻；另一方面又使我的内心生活趋于细腻，时常耽于沉思和幻想。后来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努力来克服我的性格上的弱点，我对人生哲学的探索大约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中潜藏着自我治疗的需要。二、扑在书籍上对于一颗如此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书籍就构成了一个既安全又有吸引力的世界。我初中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很普通的中学。临近毕业，班上４１１街头的自语一个女生建议我高中考上海中学，那是上海的头号名牌中学，她说那里的学生都住校，每周放学、上学有汽车接送。这个女生是我刚刚步入青春期时暗恋的偶像，我把她的建议看做一种恩宠，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考上后才知道，根本没有汽车接送这回事。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实在也不必后悔。上海中学位于郊区，使我得以远离市嚣，生活在一个比较接近自然的环境里。校园里有小河、果树和农田，令我这个城里人耳目一新。我还得益于这里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学习风气。我至今忘不了学校阅览室墙上的那条标语，那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它是如此确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炽烈的求知欲，使我倍感亲切。上大学时，校方让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我通篇写的是我如何喜欢读书、读书如何使我受益。后来想想，人事干部看了我的这份自传一定会感到啼笑皆非。可是，我所写确是实情，在我简单的早年生活中，我想不出还有比读书更重要的内容了。我出生的家庭与书香门第相去十万八千里，我的父亲原先是一家大公司的小职员，后来是基层干部，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甚高，而且绝无读书的雅好。然而，我好像从小对书就有一种莫名来由的强烈兴趣。在我的记忆中，我看见那个弱小的孩子无数次地踩着凳子，爬到家中一口大柜的柜沿上，去翻看父亲的那些可怜的藏书。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凭这个证件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我为此感到非常兴奋。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读初中时，我家离学校有五站地，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攒下来去买途中一家旧书店里我看中的某一本书。钱当５１１岁月自述然攒得极慢，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了一口气。到上海中学读书，除了别的好处外，我还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单程票价就是五角，于是我每周可以得到一元钱的车费了。这使我在买书时顿时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每个周末我都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其实，我并不懂得怎样读书，我后来读书芜杂和不求甚解的毛病从那时就开始了。在读书时，我的忧郁的心灵仿佛找到了知音。在高中一年级的暑假，我读了许多中国古诗，整个假期都沉浸在竹林七贤、陶潜、李白等人忧生悲死的韵律里，自己也写了许多嗟叹人生无常的伤感的诗。记不清确切的时间了，肯定不晚于十四岁，我已开始常常被死亡问题困扰。每想到总有一天我将从世上万劫不复地永远消失，我就感到不可思议，绝望欲狂。死亡意识的觉醒和性的觉醒是我的青春期的两个痛苦的秘密，它们伴随着我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现在看来，死亡和性爱的问题在我后来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是和我的青春期经验有关的。可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它们乃是困扰人类的两个最古老的问题，并且都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不过，那时候我对哲学几乎是一无所知，没有读过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哲学著作。我的兴趣倒是很广泛，文理都喜欢。从初中到高中，我一直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我对解几何、三角习题的热情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而且常能另辟蹊径，提出比老师的示范更简洁的解法。我同样喜欢舞文弄墨，在我们班上，我和另一名男生的作文常常被当做典范。据语文老师说，我的长处是有独特感受和见解，他的长处是语法和结构的完美。因此，高中最后一年，在按照高考志愿分班复习时，我就感到非常为难，不知道应该参加文科班还是理科班。我终于决定报考文科，并６１１街头的自语且大致确定以哲学为报考的重点，乃是出于一种骑墙的考虑：哲学可以使我横跨文理两科，两者都不丢弃。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了我的根据：“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但是，在我内心深处，很可能是有一种模糊的直觉的，预感到我对人生的关切将在哲学中找到寄托。上海中学素有重视理科的传统，全班五十个同学，竟然只有我这个数学尖子报考文科，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连那位很器重我的上了年纪的语文老师也以过来人的伤感口气劝我改变主意。到文科班复习半年之后，正逢上海市举办中学生数学竞赛，先在校内预赛，我抱着玩一玩的轻松心情参加并且获得了名次。那一年我们学校有十四个毕业班，绝大多数报考理科，少说也有五六百人参加预赛，预赛前学校还对他们进行了专门的辅导，最后入选者仅十余人，而我这个已有半年未碰数学的文科考生竟厕身其列，算是出了个小小的风头。但是，在正式赛场上我却狼狈了，头一个交卷，交的几乎是白卷。三、生活高于学问１９６２年秋天，我平生头一次乘上了长途列车，头一次离开上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我刚满十七岁，外表弱小稚气，似乎生长得很慢，直到毕业时还常被人误认做一个中学生。然而，在北大的六年里，我在精神上却有了长足的成长，不能说成熟了，但确实是大大地拓宽了眼界。我上北大的这几年，正是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和狠抓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燕园内已经失去了昔日宁静的书斋氛围。事实上，我们进校后只正经上了两年７１１岁月自述课，而且在所谓的哲学课程中也充斥着政治教条。从第三学年开始，我们相继被送到工厂劳动和送到郊县参加两期“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尽管如此，透过优美的校园景色、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那些任一点课或完全赋闲的老教授的存在，北大悠久而活泼的治学传统对心智敏锐的学子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始终相信，北京的伟岸气象决非上海可比，得此气象者是更能成大器的。我在北大的最难忘的经历是认识了郭世英。这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今天仍乐于承认，这位仅仅比我年长四岁的同班同学给予我的影响大于我平生认识的任何人。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在我最易受影响的年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我突然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全新类型的人，他极其真诚，可以为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对个性的压抑、现行教育对人材的扼杀、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的人，爱开玩笑，俏皮话连珠，而且不久我还发现他在热烈地恋爱着。我是怀着极单纯的求知欲进北大的，在他的感染下，我的人生目标发生了一个转移。我领悟到，人活着最重要的事不是做学问，而是热情地生活、真诚地思考，以寻求内心的充实。郭世英给予我的另一个收获是，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宝库的门户。我这么说没有丝毫夸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那些平庸的书籍上浪费光阴，而忽然在他的床头不断更新的书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开始大量阅读经典名著，结识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海涅等大师。他对现代思潮也有相当的敏感，我是从他那里８１１街头的自语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读名著的深远好处是把我的阅读口味弄精微了，使我从此对一切教条的著作和平庸的书籍有了本能的排斥。我因此而成了一个出名的不用功的学生，时常逃课，即使坐在课堂上也不听老师的课，而是偷读课外书，为此屡受同学的检举和系里的批评。可是我屡教不改，因为当我能够自己阅读好得多的东西时，怎么还有耐心装出规矩模样去听差得多的东西呢？人人都是为了应付以后的考试才听的，既然我靠临时记诵必能得到好成绩，也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一年级下学期，郭世英和校外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互相传阅各自的作品手稿。他常常也把这些手稿拿给我看，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涂鸦。我们最乐此不疲的事情是记录即兴的对话、场景和思绪，我名之为文字写生，这种练习有效地磨锐了我对素材和文字的感觉。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郭世英的言行很自然地被看做是离经叛道，从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受到了校方的注意。一个知情的同学怕受牵连而告发了郭世英，这直接导致郭世英未能读完一年级就离开北大，被安排到了河南一家农场劳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两年后他转学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尽管后来他十分诚恳地试图清理自己过去走的“弯路”，但他内心深处明白，如果他继续从事哲学，他是仍然无法避免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然而，他终于未能避免为思想的“原罪”付出血的代价，年仅二十七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在“群众专政”之下了。时光倏忽，郭世英去世已经二十九年了。这许多年中，我走９１１岁月自述过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事情，却未尝忘怀他。我确实相信，如果不曾遇见他，我的道路会有所不同。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了却一桩夙愿，写出我所了解的这个郭沫若之子。四、在大潮流之外文化大革命中，我基本上是一个逍遥派。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的感情只是本能地倾向于受压迫的一方。例如，我对北大“井冈山兵团”的过激立场全无好感，可是，当其大小头目在全校被批斗时，我便怀着正义感和同情心加入了这个“兵团”。后来，两派互相攻讦，演为武斗，我就对整个运动完全淡漠了。此后我便只是躲在被围困的孤楼里，在震耳欲聋的打派仗的高音喇叭声中，偷偷写哀念郭世英的诗。武斗爆发前夕，我把我的全部文稿，包括日记、手记、散文和大部分诗作，通通都销毁了。我从小学开始就自发地写日记，从高中开始则天天都写，从未间歇。写日记是我的主课，我对这件事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和耐心，它使我感觉到我的每一天都没有虚度，没有无影无踪地消逝。有满满一纸箱呵，可是，全烧了，灰飞烟灭了，撕成碎片从下水道流走了。我的全部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岁月，也和它们一起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校内气氛已经十分紧张，抄家成风，许多学生的日记被公布、人被批斗，令我心寒；也是因为郭世英的死令我悲伤，往事不堪回首，我仿佛要用我的过去为他殉葬。后来我无数次地痛悔此举，觉得我的生命因此而成了残片。郭世英死后不久，工宣队进校，武斗停止，我们这些学生草草毕业，被送往农场接受“再教育”。离别北京，我的心情无限怅惘，心中回响着李贺“我有迷魂招不得”的诗句。我不是一个先０２１街头的自语知先觉者，我相信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世界观的论断，因为我确实发现自己的性情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不改造好就永远痛苦。但是，我内心深处的困惑是：我真能改掉我的几乎与生俱来的性情吗？改掉了真的好吗，我会安心吗，那样我还是我吗？我究竟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在洞庭湖畔的一所军队农场劳动一年半之后，我被分配到广西深山的一个小县，在县委当了一名公务员。这个名叫资源的小县是资江的发源地，山高水清，景色十分秀丽。我在那里生活了八年半，日子过得单调而平静，我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我和朴实的农民相处得很融洽，但与一些媚上欺下的顶头上司屡起冲突。我不耐烦坐办公室，便争取经常下乡，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得闲读书。小县城里找不到什么书，我便把办公室里的几十卷《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陆续带下乡，通读了一遍。后来“评法批儒”，一部分古籍开禁印行，我又得以读了若干经史子集，给我很可怜的国学底子小补了一课。积习难改，我还时常写些东西。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此生还能走出这个深山小县，更未奢望此生要有一鸣惊人的成就，读书作文只是为了自勉自娱，给生活增添一些意义和趣味。如果真的终老山沟，我一定会这样过一辈子，也许略有怀才不遇之憾，但不会有宏图未展之恨。扪心自问，我实在不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五、人性的哲学探讨“四人帮”倒台后，高校恢复招生，我于１９７８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阔别十年，重返北京，而当时的北京又是一派百废俱兴的欢欣气象，我的心情也是热烈而兴奋的。尽管年届三十三，仍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宛如一个年轻学子，一切都将１２１岁月自述从头开始。但是，究竟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心里并不清楚。我读硕士生时的专业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之所以考这个专业，只因为以前公共外语学的是俄语，基础还行，比较有把握。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我对研究苏联哲学本身的兴趣并不大，因为苏联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毕竟还太浓，而且对之的研究太像情报工作而不像学术研究。不过，与我们相比，苏联哲学家们对世界性哲学问题的反应要敏锐得多，探讨也要深入得多，因此我也乐于做些介绍和翻译的事，以提供借鉴。这方面的工作，后来集中体现在我和我的老师贾泽林等合著的《苏联当代哲学》一书中。与此同时，我把精力更多地用于直接研究人性问题，其成果便是我的硕士论文《人性的哲学探讨》。我对人性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当时，有两个流行观点令我反感。一是主张人类一切感情都打有阶级烙印，因而都可以归结为阶级感情；另一是以阶级立场来评定人性的善恶。这两个论点都明显违背我所体悟到的人性真相。事实和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人的感情和品质是多方面的，不能做此简单化的归结和评价。于是，在哲学课堂上，我便常常成了所谓抽象人性论的一个辩护者。可是，在我看来，我所辩护的恰恰是生活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性，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却是做了不适当的抽象。所以，对于我来说，系统探讨人性问题乃是了却了一个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