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的自语／周国平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到上海出差，天天挤车，至今仍心有余悸。朋友说，住在上海，就得学会挤车。我怕不是这块料。即使公共汽车恰好停在面前，我也常常上不了车，刹那间被人浪冲到了一边。万般无奈时，我只好退避三舍，旁边人群一次次冲刺，电车一辆辆开走。我发现，上海人挤车确实训练有素，哪怕是打扮入时的姑娘，临阵也表现得既奋勇又从容，令我不知是该钦佩还是惋惜。我无意苛责上海人，他们何尝乐意如此挤轧。我是叹惜挤轧败坏了上海人的心境，使得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彼此间却时刻准备着展开琐屑的战斗。几乎每回乘车，我都耳闻激烈的争吵。我自己慎之又慎，仍难免受到挑战。有一回，车刚靠站，未待我挤下车，候车的人便蜂拥而上，堵住了车门。一个抱小孩的男子边往上挤，边振振有词地连声嚷道：“还没有上车，你怎么下车？！”惊愕于这奇特的逻辑，我竟无言以答。还有一回，我买票的钱被碰落在地上，便弯腰去拾。身旁是一个中年母亲带着她七八岁的女儿。女儿也弯腰想帮我捡钱，母亲却对我厉声喝道：“当心点，不要乱撞人！”我感激地望一眼那女孩，悲哀地想：她长大了会不会变得像她母亲一样蛮横自私？上海人互不相让，面对外地人却能同仇敌忾。我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男子乘车，他坐在他携带的一只大包裹上，激起了公愤，于是呵斥声此起彼伏：“上海就是被这种人搞坏了！”“扣住他，不让他下车！”我厌恶盲流，但也鄙夷上海人的自大欺生。毕竟上海从来不是幽静的乐园，用不着摆出这副失乐园的愤激姿态。写到这里，我该承认，我也是一个上海人。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乡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做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我从小受不了喧嚣和拥挤，也许这正是出于生命的自卫本能。受此本能驱策，当初我才乘考大学的机会离开了上海，就像一个寄养在陌生人家的孩子，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出发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家。我不能说我的寻找有了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无论何处，土地都在成为一个愈来愈遥远的回忆。我仅获得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安慰：“语言是存在的家。”如果一个人写出了他真正满意的作品，你就没有理由说他无家可归。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惟有作品不是。对家园的渴望使我终于找到了语言这个家。我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上海人，我的归宿就会全然不同。１９８９．４４街头的自语智者的最后弱点身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鄙视名声，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真让他放弃，重归默默无闻，他就不肯了。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才被埋没，未得到应有的名声，或者被误解，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可是，我相信，对于真实的名声，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名声的真伪、界限似不好划。名实相符为真，然而对所谓“实”首先有一个评价的问题，一评价又和“名”纠缠不清。不过，世上有的名声实在虚假得赤裸裸，一眼就可以看穿。例如，搞新闻出版的若干朋友联合行动，一夜之间推出某人的作品系列，连篇累牍发表消息、访问记之类，制造轰动效应，名曰“造势”。可惜的是，倘若主角底气不足，则反成笑柄，更证明了广告造就不出文豪。又有一种人，求名心切，但只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他从事学术的方式是结交学术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煊赫的名字。帕斯卡尔曾经“将”这种人一“军”道：“请把你打动了这些名流的成就拿出来给我看看，我也会推崇你了。”我的想法要简单一些：就算这些名流并非徒有其名，他们的学问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还有更加等而下之的，简直是沽名钓誉、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出卖灵魂。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若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则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都认为，爱名声之心在青少年身上值得提倡，尚可激励他们上进，对于成年人就不适合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中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名声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风景一成名胜，便游人纷至，人出名也如此。“树大招风”，名人是难得安宁的。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也常常读到他们贫乏无味如白开水的还债文字。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但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名声如同财产，只是身外之物。由于舆论和时尚多变，它比财产更不可靠。但丁说：“世间的名，只是一阵风。”莎士比亚把名声譬作水面上的涟漪，无论它如何扩大，最后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可·奥勒留以看破红尘的口吻劝导我们：“也许对于所谓名声的愿望要折磨你，那么，看一看一切事物是多么快地被忘却，看一看过去和未来的无限时间的混沌；看一看赞扬的空洞，６街头的自语看一看那些装作给出赞扬的人们的判断之多变和贫乏，以及赞扬所被限定的范围的狭隘，如此使你终于安静吧。”据普鲁塔克记载，西塞罗是一个热中于名声的人，但是连他也感觉到了名声的虚幻。他在外省从政期间，政绩卓著，自以为一定誉满罗马。回到罗马，遇见一位政界朋友，便兴冲冲地打听人们的反响，那朋友却问他：“这一阵子你呆在哪里？”在有的哲学家看来，关心身后名声更加可笑。马可·奥勒留说，其可笑程度正和关心自己出生之前的名声一样，因为两者都是期望得到自己从未见过且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的赞扬。帕斯卡尔也说：“我们是如此狂妄，以至于想要为全世界所知，甚至为我们不复存在以后的来者所知；我们又是如此虚荣，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五六个人的尊敬就会使我们欢喜和满意了。”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做“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还是杜甫想得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奥古斯丁说，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对作家来说，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话说回来，对于身前的名声，一个作家不可能也不必毫不在乎。袁宏道说，凡从事诗文者，即是“名根未尽”，他自叹“毕竟诸缘皆易断，而此独难除”。其实他应该宽容自己这一点儿名根。如果说名声是虚幻的，那么，按照同样的悲观逻辑，人生也是虚幻的，我们不是仍要好好活下去么？名声是一阵风，而我们在辛７智者的最后弱点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我们不该愉快吗？再扩大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我们不该高兴吗？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当的。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做自私，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称这种爱好为“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佗《历史》中的一句话：“即使在智者那里，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心的点头”（康德语），而非表面的喝彩，就算这是虚荣心，但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１９９２．５８街头的自语“沉默学”导言一个爱唠叨的理发师给马其顿王理发，问他喜欢什么发型，马其顿王答道：“沉默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素来怕听人唠叨，尤其是有学问的唠叨。遇见那些满腹才学关不住的大才子，我就不禁想起这位理发师来，并且很想效法马其顿王告诉他们，我最喜欢的学问是“沉默学”。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闲谈中，听人神采飞扬地发表老生常谈，激情满怀地叙说妇孺皆知，我就惊诧不已。我简直还有点嫉妒：这位先生（往往是先生）的自我感觉何以这样好呢？据说讲演术的第一秘诀是自信，一自信，就自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了。可是，自信总应该以自知为基础吧？不对，我还是太迂了。毋宁说，天下的自信多半是盲目的。惟其盲目，才拥有那一份化腐朽为神奇的自信，敢于以创始人的口吻宣说陈词滥调，以发明家的身份公布道听途说。可惜的是，我始终无法拥有这样的自信。话未出口，自己就怀疑起它的价值了，于是嗫嚅欲止，字不成句，更谈何出口成章。对于我来说，谎言重复十遍未必成为真理，真理重复十遍（无须十遍）就肯定成为废话。人在世，说废话本属难免，因为创新总是极稀少的。能够把废话说得漂亮，岂不也是一种才能？若不准说废话，人世就会沉寂如坟墓。我知道自己的挑剔和敏感实在有悖常理，无奈改不掉，只好不改。不但不改，还要把它合理化，于自卑中求另一种自信。好在这方面不乏贤哲之言，足可供我自勉。古希腊最早的哲人泰勒斯就说过：“多说话并不表明有才智。”人有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一位古罗马哲人从中揣摩出了造物主的意图：让我们多听少说。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是众所周知的了。明朝的李笠翁也认为：智者拙于言谈，善谈者罕是智者。当然，沉默寡言未必是智慧的征兆，世上有的是故作深沉者或天性木讷者，我也难逃此嫌。但是，我确信其反命题是成立的：夸夸其谈者必无智慧。曾经读到一则幽默，大意是某人参加会议，会上一言不发，事后，一位评论家对他说：“如果你蠢，你做得很聪明；如果你聪明，你做得很蠢。”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机智，意思也是明白的：蠢人因沉默而未暴露其蠢，所以聪明；聪明人因沉默而未表现其聪明，所以蠢。仔细琢磨，发现不然。聪明人必须表现自己的聪明吗？聪明人非说话不可吗？聪明人一定有话可说吗？再也没有比听聪明人在无话可说时偏要连篇累牍地说聪明的废话更让我厌烦的了，在我眼中，此时他不但做得很蠢，而且他本人也成了天下最蠢的一个家伙。如果我自己身不由己地被置于一种无话可说却又必须说话的场合，那真是天大的灾难，老天饶了我吧！公平地说，那种仅仅出于表现欲而夸夸其谈的人毕竟还不失为天真。今日之聪明人已经不满足于这无利可图的虚荣，他们要大张旗鼓地推销自己，力求卖个好价钱。于是，我们接连看到，靠着传播媒介的起哄，平庸诗人发出摘冠诺贝尔的豪言，俗不可耐的小说跃居畅销书目的榜首，尚未开拍的电视剧先声夺人闹得天下沸沸扬扬。在这一片叫卖声中，我常常想起甘地的话：“沉默是信奉真理者的精神训练之一。”我还想起吉辛的话：０１街头的自语“人世一天天愈来愈吵闹，我不愿在增长着的喧嚣中加上一份，单凭了我的沉默，我也向一切人奉献了一种好处。”这两位圣者都是羞于言谈的人，看来决非偶然。当然，沉默者未免寂寞，那又有什么？说到底，一切伟大的诞生都是在沉默中孕育的。广告造就不了文豪。哪个自爱并且爱孩子的母亲会在分娩前频频向新闻界展示她的大肚子呢？种种热闹一时的吹嘘和喝彩，终是虚声浮名。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消失之处，隐藏着世界的秘密。世界无边无际，有声的世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只听见语言而不会倾听沉默的人是被声音堵住了耳朵的聋子。懂得沉默的价值的人却有一双善于倾听沉默的耳朵，如同纪伯伦所说，他们“听见了寂静的唱诗班唱着世纪的歌，吟咏着空间的诗，解释着永恒的秘密”。一个听懂了千古历史和万有存在的沉默的话语的人，他自己一定也是更懂得怎样说话的。世有声学、语言学、音韵学、广告学、大众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等，惟独没有沉默学。这就对了，沉默怎么能教呢？所以，仅存此“导言”一篇，“正论”则理所当然地将永远付诸阙如了。１９９３．３１１智者的最后弱点康德、胡塞尔和职称我正在啃胡塞尔的那些以晦涩著称的著作。哲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为现代现象学之父，他开创了一个半分天下、影响深广的哲学运动。可是，人们大约很难想到，这位大哲学家在五十七岁前一直是一个没有职称的人，在哥廷根大学当了十六年编外讲师。而在此期间，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逻辑研究》和《观念》第一卷，事实上都已经问世了。有趣的是，德国另一位大哲学家，近现代哲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康德，也是一个长期评不上职称的倒霉蛋，直到四十七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在此之前，尽管他在学界早已声誉卓著，无奈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教授空缺总也轮不上他。这两位哲学家并非超脱得对这种遭遇毫不介意的。康德屡屡向当局递交申请，力陈自己的学术专长、经济拮据状况和那一把年纪，以表白他的迫切心情。当哥廷根大学否决胡塞尔的教授任命时，这位正埋头于寻求哲学的严格科学性的哲学家一度深感屈辱，这种心境和他在学术上的困惑搀和在一起，竟至于使他怀疑起自己做哲学家的能力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且不说像斯宾诺莎这样靠磨镜片谋生的贫穷哲人，他的命运是太特殊了，只说在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为什么学术职称和真实的学术成就之间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假设我是康德或胡塞尔的同时代人，某日与其中一位邂逅，问道：“您写了这么重要的著作，怎么连一个教授也评不上？”他会如何回答？我想他也许会说：“正因为这些著作太重要了，我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没有多余精力去争取当教授了。”胡塞尔的确这样说了，在一封信中，他分析自己之所以一直是个编外讲师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他出于紧迫的必然性自己选择自己的课题，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屑费神于主题以外的事情，讨好有影响的人物。也许，在任何时代，从事精神创造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选择：追求精神创造本身的成功，还是追求社会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历史，后者的判官是时尚和权力。在某些幸运的场合，两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时尚和权力会向已获得显著成就的精神创造者颁发证书。但是，在多数场合，两者往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需要花费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实的业绩受到足够的重视，决定升迁的还有观点异同、人缘、自我推销的干劲和技巧等其他因素，而总是有人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浪费宝贵的时间的。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对于康德、胡塞尔来说，职称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丝毫无损于他们在哲学史上的伟人地位。就像在莫里哀死后，法兰西学院在提到这位终生未获院士称号的大文豪时怀着自责的心情所说的：“他的荣誉中什么都不缺少，是我们的荣誉中有欠缺。”然而，康德、胡塞尔似乎有点看不开，那默想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智慧头脑，有时不免为虚名的角逐而烦躁，那探寻着真理的本源的敏锐眼光，有时不免因身份的卑微而暗淡。我不禁想对他们说：如此旷世大哲，何必、何苦、何至于在乎许多平庸之辈也可轻易得到的教授称号？转念一想，伟人活着时也是普通人，不该求全责备。德国的哲学家多是地道的书斋学者，康德、胡塞尔并不例外。既然在大学里３１智者的最后弱点教书，学术职称几乎是他们唯一的世俗利益，有所牵挂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目睹周围远比自己逊色的人一个个捷足先登，他们心中有委屈，更属难免。相比之下，法国人潇洒多了。萨特的职称只是中学教师，他拒做大学教授，拒领诺贝尔奖金，视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富贵如粪土。不过，他的舞台不是在学院，而是在社会，直接面向大众。与他在大众中的辉煌声誉相比，职称当然不算什么东西。人毕竟难以完全免俗，这是无可厚非的吧。可是，小事终究是小事，包括职称，包括在学术界、在社会上、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什么是大事呢？依我之见，唯一的大事是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１９９４．１２４１街头的自语电脑：现代文明的陷阱？我自认为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抱着相当警惕心的人。倘在若干年前，有人预言我会迷上电脑这种现代文明最时髦的产品，我一定会嗤之以鼻。我不能想像我怎么可以丢开纸笔，把头脑里的思想转换成一套与思想漠不相干的键入动作，然后让它们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那样还叫写作吗？然而，事实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不但习惯了用电脑写作，而且对它的依赖到了这般地步，离开它简直不会也不肯写任何东西了。让我反省一下，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毫无疑问，如同一切现代文明的产品，电脑的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在于方便和高效率。初学电脑当然要花点工夫，但是，凡现代文明的产品，其特点便是制造愈复杂而使用就愈简便，把那套使用程序设计得连傻瓜也很容易学会。一旦学会了，你瞧吧，再也不用一笔一画地涂写了，伴随着令人愉快的键入声，屏幕上快速出现了整齐的字行，不但省力，而且美观悦目。电脑写作最便利之处是修改，增删挪移，悉听君便，无需涂抹，更不必誊抄，一步到位。更何况可以随心所欲地存盘、拷贝和打印，以往那种留底稿和复写的麻烦一扫而光。享受过如此种种好处，谁还愿意回到手工时代吃二遍苦呢？不过，正像我一开始说的，我毕竟是一个对现代文明怀有戒心的人，因而在享受着电脑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仍然不敢对它完全放心。对于我来说，诸如电脑通过脑芯片主宰人脑之类的恐怖神话离我尚远，我的担心是很浅近的。当我坐在电脑前工作时，我一直不能排除一种也许可笑也许不可笑的担忧：我如此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思想和感受，我的全部心灵档案和精神创作交付给电脑，除此之外未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若有一天它们不翼而飞了，我怎么办呢，我岂不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无论我多么努力地钻研，电脑的秘密岂是我辈能够洞悉，它对于我始终是一个异己的家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仆人，我们之间绝无推心置腹的可能，一如我与纸笔之间。我竟然忘恩负义，辞退了从前的忠仆，花大价钱雇佣这个黠奴，冒着随时被它卷财潜逃的危险，真的受此惩罚不也活该吗？雇佣一个太精明能干的仆人的另一危险是，主人离开仆人便寸步难行，成了事实上的奴隶。我现在不正在沦入这可悲的境地吗？我不禁想，也许迟早有一天，当我陶醉在春天的田野或情人的怀抱里时，出现在我脑中的将不再是美丽的诗句，而是电脑的键盘了。那么，也许电脑是现代文明伸向我的一种诱饵，在诱饵下面的竟是陷阱？１９９６．１６１街头的自语名人和明星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个盛产名人的时代。这当然要归功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电视的普及，使得随便哪个人的名字和面孔很容易让公众熟悉。风气所染，从前在寒窗下苦读的书生们终于也按捺不住了，纷纷破窗而出。人们仿佛已经羞于默默无闻，争相吸引传媒的注意，以增大知名度为荣。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个智者时曾说：“从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做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譬如说，挂着主编的头衔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批评的名义诽谤有成就的作家，这类行径固然可以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但若因此便以著名学者或著名批评家自居，到处赴宴会、出风头，就未免滑稽。当然，新闻人物并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是两者的界限。明晰了这个界限，我们就不至于犯那种把明星写的书当做名著的可笑错误了。不过，应当承认，做明星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诚如杜甫所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做明星却能够现世兑现，活着时就名利双收，写出的书虽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一定畅销。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学者身份的人现在热中于在电视屏幕上亮相。学者通过做电视明星而成为著名学者，与电视明星通过写书而成为畅销作家，乃是我们时代两个相辅相成的有趣现象。人物走红与商品走俏遵循着同样的机制，都依靠重复来强化公众的直观印象从而占领市场，在这方面电视无疑是一条捷径。每天晚上有几亿人守在电视机前，电视的力量当然不可低估。据说这种通过电视推销自己的做法有了一个科学的名称，叫做“文化行为的社会有效性”。以有效为文化的目标，又以在公众面前的出现率为有效的手段和标准，这诚然是对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与广告有何区别。我也想像不出，像托尔斯泰、卡夫卡这样的文化伟人，倘若成为电视明星———或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尚无电视，成为流行报刊的明星———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姑且承认，凡有相当知名度的人均可称做名人。那么，最后我要说一说我在这方面的趣味。我的确感到，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做名人见，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有才无闻的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１９９７．１８１街头的自语启蒙的契机走在街上，常常会遇见三五成群的少年，你呼我吆，开口必带脏词，嚼着口香糖，喊着流行歌曲，喧嚣而过。当然，他们是中学生。至少在一部分中学生中，这好像是一种时髦的做派，是他们心目中的潇洒。我不禁回忆起自己的风格迥异的中学时代，愈发感觉到了岁月的遥远。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身体和心灵中无不涌着一股莫名的骚动。不过，在我们那时候的中学生身上，这股骚动似乎更多的是内敛而非外扬的。当时，从学校到家长，从报纸到其他各种读物，期待于一个中学生的都是好学上进。我永远忘不了贴在我们中学阅览室墙上的高尔基的一句话：“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扑在书籍上的形象无比光辉，仿佛代表了人生一切美好的价值。我甚至因此而蔑视读书之外的任何快乐，譬如说，看见男女同学彼此调情打闹就心生鄙夷，走过琳琅满目的闹市则目不斜视，这种种姿态都巩固着我的自信，使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志气的少年。用现在的眼光看，我当年这种“惟有读书高”的志向当然未必高明。然而，不管幸与不幸，这种看重书籍和精神事物的价值观念是在那时扎下的根，后来几乎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在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少年时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谁没有体验过青春的魔力降临时的那种奇妙的心情呢？突然之间，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片隐藏着无穷宝藏的新大陆。少年人看世界的眼光是天然地理想化的，异性的面庞，两小无猜的友情，老师的一句赞扬，偶尔读到的一则故事或一段格言，都会使他们对世界充满美好的期望。从总体上比较，少年人比成年人更具精神性，他们更加看重爱情、友谊、荣誉、志向等精神价值，较少关注金钱、职位之类的物质利益。当然，由于涉世不深，他们的理想未免空泛。随着入世渐深，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把理想当做一种幼稚的东西抛弃，变得庸俗实际起来；或者是仍然坚持精神上的追求，因为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磨练，那会是一种更成熟、更自觉的追求。一个人最后走上哪一条路，取决于种种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他年少之时那种自发的精神性是否受到有效的鼓励和培育，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毋庸讳言，对于处在精神成长起点上的少年人来说，当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