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白首先表示他不同意战略有陆海两派之说，他认为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而并非彼此对立。他认为克劳塞维茨为领先的现代理论家（还有约米尼，不过略逊一筹），他想要将其未完成的著作推广到其所未曾研究过的海洋方面：　　站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的确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离开的地点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海洋在其中已经变成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48． ]　　柯白首先承认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著作使他获益良多，然后又说明他的意见与他们的陆军门徒有所不同。同时又表示，他不是极端的海军主义者，并深知海陆军的功能各自有其限度。柯白指出海上战争与陆上战争都同为整个战争现象的一个分支。他主张应用海洋战争这个名词而不用海军战争，因为无论就手段和目的而言，它都超出海军行动范围之外，而且与陆上行动的发展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就全局而言，海上战争的地位的确较次于陆上战争。柯白对此曾分析如下：　　战争几乎不可能仅凭海军行动来决定胜负。若无协助，海军的压力只可能用消耗方式来发挥作用。其效果必然很迟缓，而且也会使我方及中立国的商业受到严重损失。所以一般的趋势往往都是接受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和平条件了事。若欲决胜则必须使用较迅速而猛烈的压力。因为人是生活在陆上而非在海上，所以除极少的例外，都是采取两种方式来决定战争胜负：其一是陆军进占敌国领土，其次是海军使陆军有此可能。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15． ]　　柯白说即令以陆上战略而言，军事理论家也都有过分强调总体战争的趋势。甚至于克劳塞维茨也是经过了相当时间，才认清其自己的错误，然后才提出有限战争的观念。柯白对于 19世纪军事理论和克劳塞维茨思想所作的解释，即令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应算是非常杰出。 [ 注：同上书，pp．19–27。 ]　　除对战争理论提出精辟分析以外，柯白对于若干公认的军事教条也发表了与时人完全相反的意见：　　（1）他强调防御的利益。他虽并未完全照抄克劳塞维茨的文章，认为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势，但他却同意毛奇的意见，认为战略攻势配合以战术守势实为最有效的战争形式。 [ 注：同上书，pp．72–74。 ]　　（2）柯白虽然明白表示，他并非提倡复古，回到18世纪的旧路，同时也不贬抑战斗和大会战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不过，他同时又警告其读者应知“认为战争是完全由会战所组成”的观念实乃谬误。其原因为忽视了下述事实：会战只是一种能真正结束战争的手段。他说既然会战只是一种手段，则其他手段在某些情况中也可能同样有效。尤其是在陆上通常还可以强迫敌军接受战斗，但在海上敌方舰队常可躲在港内，所以要想击败它势必要使用其他的手段。 [ 注：J．S．Corbett，Some Prince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London，1911），p．76，86，97，155． ]　　（3）柯白对于兵力集中的观念也表示怀疑，而那也正是19世纪战争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过分强调集中忽视了古老的战争经验；若不分散兵力，则根本无战略组合（strategic combination）可言。若我方兵力能保持有弹性的分散，则敌方就很难知道我方的意图和实力，而且也比较易于引诱其进入毁灭的陷阱。 [ 注：同上书，p．152。 ]　　尽管柯白在表达其意见时，所采取的都是低调的姿态，但这些观念之具有革命性则仍为人所共认。概括地说，《海洋战略原则》这本书的确已把海军思想带到了高度艺术的水平，而且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今天仍然要算是一本经典名著。因此，当该书出版时，在大西洋两岸都曾获得很多的好评。不过，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柯白的思想没有缺失。事后看来，至少有下述几点：　　（1）柯白未曾预料敌方潜艇在战争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他相信商船有较高的速度而也不那样易毁，所以对于潜艇战的价值作了错误的低估。　　（2）他有轻视巡洋舰战（cruiser warfare）的趋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巡洋舰在袭击商船的活动中，所能获致的效果远超过其期待。　　（3）他不像马汉，不认为有采取护航（convoy）制的必要。在传统的大海战时代（1256–1815），英国人使用护航措施曾获广泛的成功，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重大教训，尤其对于一位伟大的海权学者，此种失误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4）柯白的“最大失败”（greatest failure）也许是他造成了一种印象（其实并不能完全怪他），使人相信舰队若能凭借其存在和地理优势来确保制海权，即无与敌交战之必要。这一点在战后曾引起极大的争论，且留待下文再说。　　柯白自任教海军战争学院之时起，即与费歇尔交好，以后也就成为英国海军部的高级顾问，不过其对于官方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又还是很难断言。日德兰之战后，邱吉尔撰文替他自己在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海军政策辩护（当时邱吉尔为海军部长，费歇尔为海军参谋总长），就引用柯白的著作来作为根据，于是在英国海军内部引起严重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仍继续不断。这样遂使柯白很难于置身事外。他在晚年虽仍受聘为英国海军撰写战史，但在其书出版时，海军部务会议（Admiralty Board）却发表声明指出其中所提倡的若干原则与官方意见直接冲突。不过，柯白已在两星期前逝世（1922年9月），所以他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作为海军战略家中“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的创始者，柯白与马汉有很多类似之处。他们都是在中年以后才开始认真治学。他们都同样强调历史对海军教育的贡献。若以著作而论，在数量上是马汉领先，但在质量上则柯白可能后来居上。柯白出版第一本主要著作时差不多比马汉晚了10年，所以马汉的著作对他当然曾经产生相当的启发和示范作用。柯白治学态度远较严谨，所用的均为原始资料，而马汉则几乎完全依赖第二手资料。他们二人之间有惺惺相惜之感：马汉虽早已成名，但对柯白颇表尊重；而柯白也从不公开和直接批评马汉的著作，至少在其有生之年是如此。在著作之中，马汉的书以最早的两本《影响》最具不朽价值，而柯白则以《战略原则》名垂青史。马汉深受约米尼的影响，而对于柯白，则克劳塞维茨的影响远过于约米尼。最后再说到他们二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则马汉实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不仅当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即令到今天，他也仍然还是“蓝水学派”的祖师爷。反而言之，柯白对于当时英国海军政策虽不无影响，但到今天可能除研究海洋战略的学者以外，几乎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欧陆国家　　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海洋战略思想的发展固然是以英美两国为重心，但几乎在所有其他的国家中，只要有海军的存在，则也常有海权思想的著作出现，甚至于连小国也不例外。当然，比较值得重视的还是欧陆大国。　　普鲁士是一个内陆国家，一向与海洋隔绝，在克劳塞维茨的全部《战争论》中，几乎从未提到海洋方面。不过到19世纪末期，德意志的海军已经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国际权力因素。马汉主义者的思想对德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就有很多海军著作出现。最重要的作家为马特查恩中将（Vice Admiral Curt von Maltzahn），在1895到1905年间曾任基尔（Kiel）海军官校校长。在其所著《海军战争》（Naval Warfare）一书中，特别强调海洋对德国的重要。其理由为：现在所有文明大国都必须仰赖全球性的商业，而且即令是大陆国家也已日益暴露在海战的威胁之下。 [ 注：Curt von Maltzahn，Naval Warfare（London，1908），p．109，p．130． ]　　马特查恩认为巡洋舰战的效力被过分的夸张，事实上，在 1805年以后即已被证明对于英国是绝对无效。而且只有以安全的制海权为基础时，此种战法始可能生效。反而言之，为争取制海权而战，实为海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海权能适应所有一切的目的，包括保护贸易，对海岸作战等等都在内，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或为何种目的，制海权本身都值得一战”。他相信：海战实为海军战争整个系统的基石（key stone）。 [ 注：同上书，p．121，p．137。 ]　　当威廉二世和铁毕兹大建海军时，马特查恩的著作也就成为其国内的思想基础，若说他就是德国的马汉，也似乎并非言过其实。不过，德国在海洋战略领域中究竟又只能算是后起之秀。至于法国的地位则完全不同。尽管在长达百年之久的英英法海洋争霸战中，法国人终于落败，但就海洋战略思想的发展而言，法国似乎比英国人较为领先。甚至于到19世纪后期，不列颠海权达到全盛阶段时，法国的海军思想在欧陆上仍然是一枝独秀。　　格拉维上将（Admiral Jurien de la Graviere，1812–1892）对法国海军思想贡献极大。在海洋历史领域中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同时对于法国人所谓的“大战”（La Guerre Grande）观念也是早期的提倡者。他在1874年这样写道：“海军的目的即为占领和维持海洋交通。海洋的占领即令只是暂时的，也仍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甚至于在纯粹大陆战争中也都如此。”他又指出：“除非能首先击败敌人，以获致制海权，否则对商船的掠夺战能否成功也都不免大有疑问。” [ 注：Quote in Geoffre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London．1982），p．24． ]　　在其下一代，此种传统由达流斯（Admiral Gabriel Darrieus，1859–1931）和达维鲁（Rene Daveluy，1863–1938）所承继。达流斯在1907年出版《海上战争：战略与战术》（War on the Sea： Strategy and Tactics），并同时在新成立的海军最高学院（Ecole Superieure de Marine）中教授海洋战略。达维鲁对海军战争曾著书八种，历史和理论都有，其中最著名者为1902年的《海军战争精义》（L'Esprit de la Guerre Navale）和1905年的《海军战略》（Strategic Navale）。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正统法国海军界，他们两人可以算是最佳的代表。　　他们都是优良的技术专家，对于鱼雷和潜艇都很内行，有资格评估这些新发明对海洋战略所可能产生的冲击。他们和马汉及柯隆布兄弟生活在同一时代，所以在思想上有其共同的趋势。他们都潜心于历史的研究，企图证明海权的永久重要性，并发现海战的基本原则。他们都认为获致海洋胜利的最佳途径不是对商船的战争，而是攻势战略和决定性海战。达维鲁说：“歼灭敌人则也就能一举而获得一切的结果。” [ 注：Rene Daveluy，L'Esprit de la Guerre Navale（Paris，1902），vol．Ⅰ，p．8． ]　　就某种限度而言，他们的著作似乎也是一种对异端（heretics）的答辩。那些人拒绝接受马汉、柯隆布等人的正统思想。举例来说，在英国有詹氏（Fred T．Jane），他也就是《詹氏海军年鉴》（Jane's Fighting Ships）的创办人。他认为海权可以依照情况的需要拼凑形成，对于海洋战略有无永恒原则表示怀疑，也不相信海军必须制海始能对陆地进行有效的作战，尤其是对商船的作战。他更认为攻击基地要比攻击舰队较能获得决定性结果。 [ 注：F．T．Jane，Heresies of Sea Power（London，1906）． ] 就某种程度而言，柯白也多少含有异端的气味。不过提倡异端思想最激烈的又还是法国的“少壮派”（Jeune Ecole）。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于法国海军之中。　　少壮派的思想背景是18世纪法英两国的长期对抗，而其基本观念则出于1854–1871年之间的战争，那也是工业时代新武器的第一次试验。法国在1871年败于普鲁士之手，而后者根本没有海军。于是许多法国人开始认为海军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最多只能扮演次要的角色。只要军人还在准备速战速决，则海权在欧洲军事思想中也就只能居于附庸的地位。 [ 注：Theodora，“Continental Doctrines of Sea Power”，Makers of Strategy（1952），p．446． ]　　少壮派的开山大师为格里维（Baron Richard Grivet），他在 1869年所出版的《海洋战争》（De La Guerre Maritime）已成该派的经典。格里维对于正统理论可谓家学渊深，其父在1837年曾出版一本经典性正统理论著作。 [ 注：Vice Admiral Jean Grivet，De La Marine Militare（Paris，1837）． ] 但他认为法国若欲对抗英国，则正统理论完全不适当。他指出：“商业战对于最劣势的舰队也是最经济的手段，而且也最能重建和平，因为它直接打击在敌方繁荣的根源上。” [ 注：Richard，Grivet，De La Guerre Maritime（Paris，1869），p．50． ]　　自从1874年之后，此种思想又受到奥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沙美斯（Gabriel Charmes）、傅丁（Commander Paul Fontin）、维格纳（Lieutenant J．H．Vignot）等人的发扬和提倡。1886年奥比出任海军部长，少壮派的势力也就达到了最高峰。他立即中止战斗舰建造计划，在比塞大（Bizerta）成立潜艇研发中心，并开始高速建造巡洋舰和鱼雷快艇，企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使理想变成现实。此种理想本早已存在，但直到19世纪的最后阶段，技术的发展才使其终有兑现的希望。鱼雷、水雷、潜艇，使战舰日益变得脆弱易毁，于是以巨舰为基础的海洋战略已趋没落。沙美斯说：　　在任何地方侏儒都曾杀死巨人。有远见的海军人士早已预料在未来海战中，威胁铁甲船的最大危险是许多小船分别从各方面同时向它发动突击。这些小船是非常灵活而不易被击中。 [ 注：Quoted in Geoffer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p．25． ]　　此种理论还有一附带优点，因为法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海军经常是受到大船的支配，所以在小船上的青年军官也就特别拥护少壮派的理论。　　奥比说，假使战斗舰真是如此易毁，则整个制海权的观念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英国海军将不再能把法国海军封锁在港内。大船顾虑其本身的安全，遂使其攻击威力大大减弱。反之，小船的威力则相对增强。他计划用鱼雷艇来攻击英国港内停泊的商船，以及其在法国水域中的封锁舰队。巡洋舰则用来在海路上捉捕商船，少数其他的军舰则用来保护本国水域。而雷维里（Admiral Revillere）认为这样的作战足以使英国经济发生危机，造成极大的扰乱和恐慌，而使英国的真正主人，商人和工业家，强迫其政府求和。　　此种思想的传播在法国引起巨大的争论，几达20年之久。每当海军部长易人时海军政策也随之摇摆不定。其他国家也受影响，在其最高潮时，奥、俄、德等国也都有主张放弃建造战舰计划的意见出现。至于英国人对此种趋势所感到的忧虑远超过其所愿意公开承认的程度。不过，少壮派的声势不久又开始减弱，1901年法国恢复其战舰的建造，这与思想本身并无太多关系，主要原因是战略环境的改变。英国已经逐渐变成法国的同盟国而不再是其敌国，少壮派的中心观念是以英国为假想敌，到此时其基础已完全崩溃。　　不过，少壮派的真正弱点还是其所建议的那种海军，除对英国以外几乎毫无用处。法国也可能与俄国、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而且也还有一个世界帝国需要维持和扩张。所以，它仍然需要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正规海军，能够争夺制海权，与敌方战斗舰队交战，以及攻击其海岸。甚至于少壮派巨子格里维也不能不承认，除对英国以外，法国若对其他国家作战，都需要一种能击败对方战斗舰队的海军。 [ 注：Quoted in Geoffery Till，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Nuclear Age，p．27． ]　　少壮派固然思想偏激，但仍代表一种勇敢的新企图，其目的为想对历史难题提供解答，那就是劣势海权应用何种战略去对抗优势海权。因为古往今来，有许多国家都会发现其本身是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法国少壮派所提出的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中也都还是可能一再出现。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十五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鲁登道夫豪斯霍夫鲁登道夫　　概括言之，施利芬计划可以算是20世纪开始时西方战略思想发展趋势的具体代表。战略的观念正在扩大，平时的战略计划日益受到重视，并使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职业军人开始相信战争在尚未爆发之前，即可对其作周详的计划，从动员一直到胜利。他们甚至于相信那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换言之，作为“军之脑”的参谋本部是以准备战争为其日常工作。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受其影响，外交政策对于军事首长的意见必须尊重。军事权力不仅成为威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施展外交压力的工具。在政府组织中，军事部门日益专业化，并要求较高的自主权和较大的影响力。但一般说来，文武之间经常缺乏沟通和协调。战争的准备变得日益复杂，参谋本部制度不仅已为各国所采用，而且也已建立其权威，于是军事组织也日益官僚化。　　在国际关系的领域中，欧洲各国之间所建立的同盟体系，不仅不能维持权力平衡的稳定，反而足以制造危机。外交政策逐渐丧失其应有的弹性，而受到军事战略的牵制。其最后的结果是外交政策不再是以促进和平为目的，反而变成帮助准备战争的工具。等到危机发生时，外交当局也就完全丧失主动应变的能力，反而听任军人盲目地走向毁灭的途径。　　战争的规模和复杂性都日益增大。但职业军人仍相信战争不会太长，开战时的行动具有决定性，于是使军人有一种害怕坐失先机的心态。这也就是所谓“动员的意义即为战争”（mobilization means war）一语的由来。在这样不稳定的环境中，先发制人的思想油然而生。诚如史学家泰勒（A．J．P．Taylor）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断语：“强迫欧洲政治家打这次大战的因素是铁路时间表。” [ 注：A．J．P．Taylor，The First Wor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y（Penguin Books，1966），p．20． ]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前所已发展成形的各种战略思想可以算是一次联考，结果为所有欧洲大国参谋本部在平时精心拟定的战略计划都无一及格。其原因为他们都是“闭户造车”，根本上不曾认清客观环境和战争性质的改变。所以，文章虽好，但可惜文不对题。只有那位犹太祖籍的波兰银行家却不幸而言中。距离其书出版还不到20年，他所想象的自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　　布罗赫认为战争早已落伍并终将被淘汰。战争不仅无利可图而且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他的预言可谓灵验，但其判断则完全错误。战争不但不曾归于淘汰，而且还变本加厉，日趋于总体化。人类似乎真是那样愚笨，对于此种毫无理性的集体自杀行为大有乐此不疲之势，其原因又何在？　　布罗赫对于战争的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已考虑，但仍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心理因素。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把战争升华成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十字军”。每个民族都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或真理的信徒，于是不仅谈判妥协不在考虑之列，甚至于理性良知也都丧失殆尽。在疯狂的歇斯底里心理支配之下，人类恢复了原始兽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战略日益退化，战争终于发展成为纯粹的消耗形式。在范围有限的地面战场上，即令集中大量的兵力，使用大量的武器，结果也还是只能造成僵局，而达不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战争发展到这样的状态，一切传统战略智慧也都将无以施其技。比较说来，在各派战略思想中，也许只有海权思想还能勉强通过战争的考验。尽管如此，作为海权典型的英国，对于其看家本领又还是未能作最有效的运用。　　于是这一场大战打下去，不仅打垮了俾斯麦所艰难缔造的德意志帝国，而且也使维持了一百年的“不列颠和平”变为历史陈迹。同时，更使欧洲元气大伤，从此丧失其作为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所谓“大战”（Great War）者，对于战略家而言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其特征为在“所寻求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所获得的结果”三者之间是显然地脱节。 [ 注：D．Thomson，Europe Since Napoleon（Penguin Books，1966），p．548． ] 假使说这一整代的军人和政客并非愚不可及，也非存心不良，则这次大战也就可以说是一场希腊悲剧。　　战争结束时，法国总理克雷孟梭（George Clemenceau）曾慨乎言之：“战争是一件太严重的事情，不能委之于将军。”（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 left to generals）。这句名言虽然传诵千古，但又不意味着那些不是将军的人就一定能有较好的表现。其真正的意义应该是由于战争的问题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重要，所以更需要整合社会精英去寻求解答。 [ 注：Ken Booth，“The Evolution of Strategic Thinking”，Contemporary Strategy ed。，John Baytis and Others（Holmes and Meier，1975），p．28． ]　　尤其重要的是战争虽然可怕，但并不能因此就厌恶战争的研究。战争像疾病一样，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厌恶而就自动消灭。所以，事实上，在1918年战争结束后，尽管一般人在感情上都有厌战和反战的趋势，但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在痛定思痛之余，还是不能不再出发而踏上新的途径。　　德国虽然战败，但素以优秀民族自居的德国人自然还是不肯服输。所以在战后检讨失败时自然会产生若干创新的战略观念。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能成一家之言的德国战略思想家值得一提的也许至少有两位：其一为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1865–1937），其次为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1869–1946）。　　鲁登道夫是德国参谋本部思想工厂中的标准产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败军之将。他不是贵族出身，有瑞典人的血统，在小毛奇任参谋总长时，他已经是参谋本部中主管作战计划的要员（已见第十一章）。在战争期中他做了兴登堡（von Hidenburg）的副手，从1916年7月起，德军的全面战争指导也就都是由他负责，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战后他不甘寂寞，而且也自然想要替他自己辩护，这也就是他写《总体战争》（Der Total Krieg，英文译为The Total War）一书的主要动机。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 Krieg（Munich，1935）．该书有中译本改名为《全民战争论》，译者为张君劢，抗日战争前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百里先生曾为之作序。 ]　　严格说来，这本书不能算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就其立论的态度而言，更是偏激到了极点。鲁登道夫不仅反对民主制度，反对一切的政治家，而且也反对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主张军人独裁，战略支配政策，而其理想中的大独裁者当然是非他莫属了。尽管如此，他对于战略思想又还是有若干贡献，至少，“总体战争”（Total War）这个名词的首创是应该归功于他。希排尔（Hans Speier）曾经指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并非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中军事发展的研究为基础，也非对于政治、军事、技术、经济、精神等因素的互动关系曾作慎重思考之后而获致的结论。”此种批评固属允当，不过有一点失之过苛。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06． ]　　概括言之，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思想可以综合成为下述五项基本原则：　　（一）战争具有总体性，因为战场包括交战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全体人民也都必须积极参加战争的努力。　　（二）要想使总体战争获得有效的执行，则国家的经济体系必须完全适应战争的要求，因为打总体战争的人不是军队而是人民。　　（三）由于全民参战之故，所以必须努力使用宣传手段以来增强本国的士气，并减弱敌国的政治团结。　　（四）总体战争的准备必须在公开战斗之前即开始进行，因为军事、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准备都会影响现代社会中的所谓平时生活。　　（五）最后，要想获致整合而又有效率的战争努力，总体战争必须由一个最高权威来作全面的指导，那也就是最高统帅。　　鲁登道夫认为在现代战争中的民族正像在围城中的军民一样，除直接的战斗以外，他们还会受到饥饿、封锁和宣传的影响。所谓前线与后方，战斗员与非战斗员之间的区别早已丧夫其旧有的意义。在经济方面，他提倡自足主义，不过，他对于经济的知识实际上相当幼稚，其所论列只是拾人牙慧而已。另一方面，鲁登道夫对于所谓“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的观念与纳粹党所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他认为仅只使用机械化或表面化的方法并不能获致真正的社会团结，例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他说：“用强迫的方式只能使人民在外表上一致，那并不能符合总体战争的需要。”他又指出纳粹党的青年训练只会剥夺青年的个性，并不能使青年对战争获得适当的准备。 [ 注：Hans Speier，“Ludendorff：The German Concept of Total War”，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16． ]　　鲁登道夫非常佩服日本人，认为那是民族统一团结的最高典型，并将此种成就归功于日本的神道教。此种观念固然颇有疑问，但可以显示他认为必须形成一种精神状态，然后始能使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民愿意忍受总体战争的艰苦生活条件。仅凭巧妙的宣传还不够，诚如戎格尔（Erinst Juenger）所云：“动员可以组织人的技术能力，但并不能透入其信仰的核心。”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16． ] 鲁登道夫认为社会团结的根源为其深远的传统，而不是警察国家的有效组织。　　就全体而言，鲁登道夫对于心理战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有比希特勒远较深入的认识。而他对于宣传技术所发表的意见，也显示他在这一方面具有惊人的专门知识。他指出德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掩饰马恩河会战失败的事实为一重大错误。他主张对于战报的发布必须坦白，否则即无异于给予造谣者以可利用的良好机会。他又认为必须使老百姓绝对相信政府所说的是真话，同时更应提醒他们使其了解战败对于祖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始能养成同仇敌忾的心理。反而言之，散布对敌人不利的谣言，又是破坏其民心士气的一种有效手段。 [ 注：Eric Ludendorff，Der Totale Kring，p．26． ]　　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理论是以最高统帅观念为其顶点。在其心目中的最高统帅，除指导军事行动（作战）以外，同时还要对国家的外交、经济、宣传等方面的政策负起指导的全责。他说：　　军事参谋本部必须有适当的组织。它应包括陆战、空战、海战、宣传、战争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最佳头脑，以及对于人民生活有充分了解的人才。他们在所负责的范围内应分别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如有必要，还应向最高统帅直接报告，但并不负责政策作为的任务。 [ 注：同上书，p．111。 ]　　所以，在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中，根本上没有文人政治家的地位。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位军人独裁者，这也正是希特勒所不能接受的观念。所以，当希特勒尚未取得政权之时，虽曾利用鲁登道夫的声望来作为号召，但上台之后就立即与他划清界线，不再允许他参与政治活动。　　鲁登道夫的最大弱点是其著作中的感情成分太重，不仅有损风度而且也引起反感。例如他说：　　所有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理论都应该无保留地丢到垃圾箱里。战争与政治都是替民族的生存服务，但战争却是种族求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 [ 注：同上书，p．10。 ]　　诚如福斯特（E．M．Forster）所形容，他是“宣扬理想主义而实践野蛮行动”，但尽管其言论令人反感，但我们又不应忘记他本人也有其特殊的解释。他曾强调就本质而言，总体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除非人民都知道那是为生存而战，否则他们不可能全国一致，奋战到底。所以，鲁登道夫坚持说：“总体战争的性质要求仅当整个民族生存真正受到威胁时，才能进行此种战争。” [ 注：Ernst Juenger，Die Totale Mobilnachung（Berlin，1931），p．7． ] 此外，鲁登道夫又认为总体战争实乃人口和技术两种因素的联合产品。人口数量的增加，武器威力的改进，必然导致战争的日益总体化。所以，总体战争并不需要任何政治或思想性的理由，但却把这些因素都涵盖在内。　　即令是毁多于誉，但自从鲁登道夫首创此一名词以来，总体战争的概括观念又已为全世界战略思想家所接受。邱吉尔在1943年所说的话似乎可以作为民主世界接受此种观念的证明：　　现代战争是总体性的。其进行必须有赖于技术和专业权威的支持，而且接受政府首脑的指导。后者不仅应有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如何运作的知识，而且还应享有把所有这些力量集中在目标上的权力。 [ 注：Harvey A．de Weerd，“Churchill，Lloyd George，Clemenceau：The Emergence of the Civilism”，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296． ]　　除了把“最高统帅”改为“政府首脑”以外，邱吉尔几乎可以说是照抄鲁登道夫的文章。豪斯霍夫　　除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观念以外，德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还有另外一项贡献，那就是以豪斯霍夫为中心的所谓“地略”（geopolitik）思想。后者远比前者杂乱无章，而且也几乎找不到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严格说来，“地略”本身是一个含意非常模糊的名词，而且也只与战略具有间接的关系，所以，实在可以不必列入战略思想的范围之内。不过由于此种观念，而尤其是这个名词，在当前的战略言论和文献中时常出现，而且也的确还有许多战略家的思想多少受其影响，因此，在评述西方近代战略思想的演进过程时，仍有将地略思想列入的必要。　　首先从名词说起，第一位在著作中使用此一名词的人是瑞典地理学家克杰仑（Rudolf Kjellen，1864–1922）。他对其意义是界定为“国家的自然环境”。 [ 注：Lewis M．Alexander，World Political Patterns（Rand McNally，1957），p．8． ] 以后，豪斯霍夫虽承袭了这个名词，但并未采取其原有的定义。在德文中地略的原名为“geopolitik”，译成英文就变成了“geologies”。照理说，二者之间只应有一种语言上的差异，而不应有意义上的差异。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美国学者格雷（Colin S．Gray）对于这一点曾作详细的说明。他指出今天西方学术界所通用的“geopolitics”，是一种含有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意义的研究，换言之，只研究一般的政策问题，而并不提倡某种特殊的政策行动。在另一方面，“geopolitik”所指的是当年纳粹德国的正宗地略，那只是一种伪科学（pseudoscience）。其全盛时期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直到第三帝国灭亡时为止。 [ 注：Colin S．Gray，The Geopolitics of the Nuclear Era（Crane，Russak＆Co，1977），p．19． ]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说：“geopolitik"已经死亡，已成历史的陈迹；而“geopolitics”则似乎是幽灵不散，甚至于只是借尸还魂。尽管如此，名词和意义的混乱又仍然还是继续构成相当多的困扰。　　概括地说，“geopolitics”这个字今天在使用时，其意义仍然可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一）当用作德文中原有的"geopolitik”的英文翻译时，其意义也就应该依照德文原意来解释。　　（二）有人将其视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同义词，这也是一种最广义的解释。　　（三）美国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前辈，以后也被人视为地略学家的斯派克曼（N．J．Spykman）则认为其意义即为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国家安全计划作为。这又与英国地理学家衣斯特（W．G．East）的意见接近。后者主张这个名词可以方便地用来表示国家之间的外在地理关系。 [ 注：J．R．V．Preacott，The Geography of State Policies（Hutchinson University，1968），pp．37–39． ]　　再说到中文的译名，又引起更进一步的困扰。最初对于“geopolitics”是译为“地缘政治”，以后又译为“地略”。事实上，这两种译法都有弱点。前者照表面上看来似乎译得很恰当，但实际上，英文的“politics”是用来译德文的“politik”，而这个字在德文中具有“政策”（policy）的含意，因此与其译为“地缘政治”，则毋宁译为“地缘政策”。（事实上，英文中的“politics”也含有政策的意义，不过不太为人所注意。）后者（地略）的“略”字之由来是因为过去我们跟着日本人把“政策”称为“政略”之故（过去常有“政战二略”之说）。若依照现在通用的名词，则似乎译为“地策”才比较妥当。此种译法又还有一个附带的优点：因为最近西方又有一个新名词“geostrategy”出现，而除照旧译为“地缘战略”以外，即很难作简短的汉译。如果把“geopolitics”译为“地策”，则“geostrategy”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译为“地略”了。　　本章所要讨论的对象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阶段中，德国所流行的地略思想，所以，对于此一名词的意义自应采取其原始的解释。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所产生的新地略思想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 注：Ciro E．Zoppo and Charles Zorobibe，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Martinus Nijhoff，1986）．对于地略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有详细的讨论，可供读者参考。 ]　　纳粹德国的地略学以豪斯霍夫为其创始人。他在普法战争前一年出生于巴伐利亚（Bavaria）都城慕尼黑（Munich）。他是职业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少将官阶，他也是正牌学者，1914年大战爆发前曾在巴伐利亚大学（Royal Bavarian University）获得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访问日本，也像鲁登道夫一样，对于日本人的精神和成就表示高度的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豪斯霍夫返回学术界，并开始创建地略学，同时又与纳粹党互通声气。从1921年开始，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一帆风顾，左右逢源：　　1921　慕尼黑大学地理学荣誉教授。　　1924　（地略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总编辑。　　1933　慕尼黑大学地略学教授兼理学院院长。　　1933　慕尼黑大学地略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opolitik）所长。　　1934　德国国家研究院院长。　　很明显，到此时豪斯霍夫早已变成希特勒的御用学者。　　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慕尼黑是德国反民主势力的大本营，希特勒、鲁登道夫等人都以此为基地，所以豪斯霍夫与他们勾结也似乎是势所必至。据说当希特勒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时，曾受豪斯霍夫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豪斯霍夫为赫斯（Rudoff Hess）的朋友，赫斯为希特勒之亲信（他本是纳粹党中仅次于戈林的第三号人物，以后以奔英事件轰动世界），所以经由赫斯的介绍，他才与希特勒建立关系。当1923年希特勒政变失败后坐牢时，豪斯霍夫曾往探望，于是遂有人认为对于希特勒书中讨论生存空间的部分，豪斯霍夫曾提供灵感，并且也建议用地略学理论来作为解释扩张政策的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当局曾请劫后余生的豪斯霍夫对他与希特勒的关系及其所曾扮演的角色作一个明白的解释。豪斯霍夫对于上述说法曾予以否认。他说他是仅在《我的奋斗》1925年7月出版之后才看到这本书，并且在当时认为这本书不值得在其杂志上介绍，因为它与地略学无关。不过，豪斯霍夫还是承认他曾向赫斯解释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的政治地理理论，而据报导赫斯曾与希特勒就此种理论进行讨论。豪斯霍夫最后又说，这位领袖并不能了解其思想的精义，而且也完全不能欣赏生存空间观念对外交政策的重要意义。 [ 注：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Martinus Nijhofff，1986），pp．64–65． ]　　豪斯霍夫的话自然有为其自己辩护的目的，所以并不完全可信，但他与希特勒在思想上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则又确为事实。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豪斯霍夫与希特勒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惠特里塞（Derwent Whittlesey）曾指出：　　地略是军国主义的产品和战争的工具。诚如其名称所暗示，它同时为地理学与政治科学的延伸。不过，其创立和发展大致又都是地理学家之所为。有时，它似乎是政治地理学的双胞胎。但它比较晚才出现，并且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才开始形成。 [ 注：Derwent Whittlesey：“Haushofer：The Geopoliticans”，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89． ]　　惠特里塞的意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发表，与今天大家对于德国地略学的认知已有相当的差距。　　事实上，要想对德国地略学的著作作一有系统的概述，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因为所谓地略学本是一种集体创作。虽然豪斯霍夫为此学派的创始人，但其思想还是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同时在其所主持的慕尼黑地略学研究所中的同仁也都曾作无名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地略学自然很难形成统一的思想和综合的理论。因此到战后，主要的争议焦点即为能否确定地略学作为一种科学化学科（scientific discipline）的地位。大多数学者对此都表示怀疑，尤其是法国已故战略大师阿洪（Raymond Aron）更毫不客气批评地略学家有过分强调地理因素的趋势，以至于忽视影响国际关系的其他变数；此外，他们又保有严重的思想偏见，以至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 [ 注：Raymond Aron，Parix el guerre les nations（Calmann，1960），Cha．7． ]　　其他的学者大致也都认为豪斯霍夫未能证实其表面化的科学论调，而且其想要使地略学变成“国家地理良知”（geographisches Gewissen des St?tes）的雄心也是荒谬的妄想。尽管如此，根据战后所发现的豪斯霍夫与其出版者伏温克（Kurt Vowinckel）之间的来往信件，又可明白显示这位地略大师对其本身努力的科学性质也颇感怀疑。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不愿出版一本地略学教范（manual），并自认其所已进行的研究和所已获致的结果不过只是用来建筑未来理论大厦的奠基石而已。 [ 注：Ciro E．Zoppo and Charles Zorobibe，On Geopolitics：Classical and Nuclear，p．60． ]　　这些私下的承认与其公开态度中所表现的自信又成为强烈对比。依照其公开的理论，地略学是一种完全的科学，而所有其他一切的学科都应臣属于其下。地略学把政治放在一种全球性的视界中，使人得以掌握其本质，并给予决策者以学术基础，使其能影响世局的演变。此外，豪斯霍夫又认为地略学也是行动学（praxeology），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尤其具有价值，德国人应以其为基础来学习如何解决自 1918年战败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地略学在思想上有其复杂的来源，最主要的为拉采尔、克杰仑、马汉、麦金德等人的著作，所以，严格说来，豪斯霍夫似乎不能算是一个创造者而只是一个综合者。他只是把各家学说合而为一，再加上一个新的帽子而已，正因如此，其中也就自然难免有矛盾冲突的存在。现在就分论如下。　　（一）拉采尔是第二帝国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大师，也是地理决定论（determinism）的代表人。其在1897年所出版的《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为公认的权威巨著，把当时所有一切的政治地理原则都包括在内。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生命有机体（living organism），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满足其空间要求（spatial requirements），这也就是所谓“生存空间”（Lebensraum）观念的由来。　　（二）克杰仑是地略这个名词的创始人，他对于拉采尔的思想作了若干修正。他认为国家不仅是一种有机体，而且还具有精神意识。克杰仑同意拉采尔的观点，也认为国家发展的最后目的即为权力的获得，但他又指出在追求权力时，国家所使用的手段并非仅限于领土扩张的方式。现代文明和技术也可以用来达到所欲的目的。克杰仑的结论为：“国家权力发展的最后目的是对外获得良好的天然疆界（natural frontiers），对内获得和谐的统一（harmonious unity）。” [ 注：Andrew Gorgy，Geopolitics：The New German Science（California，1944），p．166． ]　　（三）马汉与地略学的关系在前章中已经提及，据斯陶兹胡比（Robert Stuausz–Hupe）所说，在豪斯霍夫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其所受马汉的影响，尽管其陆权主义与马汉的海权主义是如此强烈地针锋相对。斯陶兹胡比指出，德国地略学家曾认真地研究海权的历史，其所获的结论为：“岛屿帝国的时代正在没落，而陆权的前途则未可限量。”尽管如此，豪斯霍夫对于马汉又还是佩服备至，认为他是伟大的地略思想家，是引导美国走向伟大途径的先知者，并曾教导美国政治家在思考上应以世界权力和大空间为基础。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New York，1942），p．246，p．253，p．264． ]　　（四）麦金德（Hanford J．Mackinder，1861–1947）在1904年发表其第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轴》（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那不仅是对马汉海权论的反应，而也是对英国人所发出的警告。他认为当时陆海两权大致处于平衡态势，但向未来看，则权力平衡将日益不利于海权。1919年他又出版《民主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书，这是其思想的代表作，所谓“心脏地区”（Heartland）也是在此书中首次使用。但这个名词又非其首创，而是取自另一位英国地理学家费格里夫（Sir James Fairgrieve）的著作。 [ 注：James Fairgrieve，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London，1915）． ] 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区为欧亚大陆上的一片有天然保护的内陆基地，有巨大潜力可以发展成为重工业大国。以此为基础遂可控制“世界岛”（World Island）。“世界岛”是麦金德所首创的新名词，其意义即为欧亚非三洲的全体。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怕外来攻击，只有西面为惟一例外。换言之，只有东欧为惟一能直接攻入该地区的陆上路线。这样也就归纳成为其三句名言：　　统治东欧者支配心脏地区；统治心脏地区者支配世界岛；统治世界岛者支配世界。　　麦金德在1919年著书时，所害怕的并非已发生革命的俄国，而是败而未溃的德国。他认为德国很容易复兴，若一旦容许其统治东欧，即将有支配心脏地区的危险，所以他才会向西方国家发出这样的警告。在其提出三句名言之前，还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的政治家在和战败的敌人谈判时（指巴黎和会而言），应有一位天使不断地在他们耳边细语着说…… [ 注：Halford J．Mach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Norton，1962），p．13． ]　　很可惜，大家几乎都只知道麦金德三句名言，而完全不曾注意他这一段含意微妙的引语。　　豪斯霍夫的地略学就是把上述的这些观念综合而成的理论。因为这些观念各有其不同的背景和时代，所以，地略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混合的杂拌，而并非一种有系统的学问，即无核心思想，也无完整架构。概括言之，其主要观念（名词）又可分述如下：　　（一）生存空间 　此一观念和名词都是拉采尔所首创。不过，豪斯霍夫除接受他的遗产以外，又还在理论上作了两点进一步的引申：（1）由于各国人口成长率不一样，所以对于生存空间的需要也不一样；（2）因此，一个像日耳曼这样活力充沛的青年民族必须扩张。　　（二）自然疆界 　这是克杰仑所首创的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领土扩张的借口。换言之，根据此种观念，国家有权超越其“政治”（political）或“人为”（artificial）疆界，以来达到其所自认为的“天然”（natural）疆界。天然疆界和生存空间两种观念的结合，遂使纳粹德国有了领土扩张的充分理由。　　（三）陆权与海权 　豪斯霍夫在这个领域中的全套理论几乎都是完全照抄麦金德的著作，包括“心脏地区”等名词在内，而麦金德的理论原本又是马汉著作所引起的反应。可以说是十分讽刺，麦金德著书的目的，本是警告西方政治家不要忽视德国的潜在威胁，但想不到他的警告对于西方不曾产生任何作用，反而给豪斯霍夫顺手牵羊地用来作为其鼓吹扩张主义的理论根据。（此处应附带说明一点：麦金德本是一位正统的地理学家，而并非所谓“地略家”，但因为他的理论为豪斯霍夫所抄袭，于是许多人也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他列入地略家的分类中，真是冤枉。）　　（四）自给自足 　所谓“自给自足”（autarky）是地略学家所提倡的经济思想。但事实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此种观念的确只是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幻想。不过，他们又还是别有用心，因为在经济上若以追求自给自足为目的，则也恰好足以构成领土扩张的最佳理由之一。　　（五）泛区 　所谓“泛区”（pan region）的划分也就是豪斯霍夫理想中的世界新地图，也许只有这一点可以勉强算是他所独创的观念。照他的设计，整个世界应可分为四大泛区：（1）泛美（Pan–America），（2）欧非（Eurafrica），（3）泛俄（Pan–Russia），（4）泛亚（Pan–Asia）。豪斯霍夫对于全球权力结构所希望作成的安排有如下述：（1）德国支配欧非区，也成为世界权力中心；（2）日本支配泛亚区，亦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3）俄国支配泛俄区，并与德国保持合作关系；（4）美国支配泛美区，但对旧世界（世界岛）居于中立和孤立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甚至于在其之后阶段，西方学者对于地略的重要性作了过高的评估。例如斯陶兹胡比曾认为：　　地略是说明征服理由和内容的大计划，指导军事战略家采取最容易的路线以来达到征服目标。所以打开希特勒全球心灵的钥匙即为德国的地略。 [ 注：Robert St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p．Ⅶ． ]　　这种评估不仅过分夸大而也缺乏证据。　　直到1977年，德国的贾可布森教授（H．J．Jacobson）出版了一部研究豪斯霍夫的巨著，于是对于这位慕尼黑地略学派的宗师才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部书名为《豪斯霍夫：生平与著作》（Karl Haushofer：Leben und Werk），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其生活经历和地略文集，下卷为其信件选集。其中有许多都是比较可信的原始资料。基于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即可以发现豪斯霍夫的思想，以及其在纳粹德国的影响力，与过去所想象和传说的大不相同。　　严格说来，豪斯霍夫对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几乎毫无任何实质的影响作用，而希特勒的战略计划则更和他扯不上任何关系。尽管他提倡德国应扩大其生存空间的理论，但并不赞成希特勒的冒险行动。事实上，豪斯霍夫认为行动必须谨慎，他一再强调扩大生存空间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但又补充着说，在执行时必须不让国家社会的利益受到危害。　　豪斯霍夫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态度与大多数德国人的态度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差异，至于他主张创建一个与日耳曼文明疆界吻合的地区，也正是代表德国人的悠久的民族愿望。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都不满意现状，豪斯霍夫不过是其中之一人而已。他们的共同愿望为突破德国现在所受的束缚，并重建一个符合传统愿望的德意志祖国。　　简言之，豪斯霍夫并非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思想狂热，他也不曾鼓励希特勒的征服雄心，实际上，希特勒也不需要任何鼓励。尤其是他主张德俄合作，那与希特勒强烈的反俄心态完全背道而驰。无可讳言，当希特勒初起时，豪斯霍夫和他是保有某种程度的合作，这是一种自然趋势，而且他们也的确有志同道合之感。以后希特勒日益得意，而豪斯霍夫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仅沦为御用学者，而其理论也变成纳粹党的宣传工具，这可以说是文人的悲哀，实乃古今常例，令人不胜感慨。　　豪斯霍夫的结局更是悲惨。他的儿子亚布里赫特（Albrecht Haushofer）由于涉嫌参加反希特勒的政变而被枪决，他本人则被关入集中营。同盟国胜利后虽获释放，但终因贫病交加，在1946年自杀身亡。假使不是“地略”这个名词仍继续为西方战略思想家所采用（尽管在意义上已有很大的改变），则今天可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豪斯霍夫及其思想了。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十六章　近代英国两大师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富勒　 一、生平简述　 二、早期思想　 三、《西方世界军事史》　 四、《战争指导》李德哈特　 一、间接路线　 二、战略与大战略　 三、《为何不向历史学习》富勒　　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战略思想的发展始终都是以欧陆为中心，而英国则只是一个边缘地区。18世纪时，只有劳易德一人可以有资格列入战略思想家的名单。到拿破仑战争之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分别在法德两国各领风骚，而英国的战略家则似乎只有执弟子礼的资格，此种现象几乎一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才突然出了两位战略大师，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在战略思想领域中大放异彩，而且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本章以这两位大师的思想为分析的主题，不过在尚未进入主题之前，又还是应该首先对于19世纪的英国战略思想家及其著作略作介绍，以作为背景。拿破仑战后的英国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是保存着浓厚的启蒙遗风，所以，对于约米尼的思想也就自然非常容易接受。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军事作家纳皮尔（Sir William Napier，1785–1860）就是约米尼的私淑弟子。其传世之作为《半岛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全书共分6卷，费时12年始完成（1828–1840）。其理论观点可以说是完全师法约米尼，因为纳皮尔认为约米尼已经发现了战争艺术的真正原则。　　纳皮尔虽然代表英国战略思想的主流，但在英国同时还有反主流思想的存在。其代表人为米契尔（John Mitchell，1785–1859），他也像纳皮尔一样，是一位退休的陆军少将。他的思想深受日耳曼反启蒙运动的影响。米契尔不仅推崇贝仑霍斯特的《战争艺术的省思》，而且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他又发现克劳塞维茨是一颗新的明星。反而言之，他却认为法国人不如德国人，约米尼对于军事理论并无杰出的新贡献。　　到19世纪后期，英国最著名的军事作家是韩门雷（Sir Edward Bruce Hamley，1824–1893）。其传世之作为《战争的运作》（The Operations of War），出版于1866年。他是以约米尼的作战理论和查理大公的地理分析为基础，再透过若干近代战役的描述，以对于战略原则作一种非常明晰的解释。不久这本书就成为英美两国军校的官方教科书，仅在韩门雷有生之日即已五版，可以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军事教材。尽管如此，韩门雷也还是像许多其他的军事作者一样，他所列举的原则很难适应技术的进步。所以，到20世纪初期，这本书也不再那样受到重视了。　　基于以上的简述，即可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是居于落后的地位，但在大战之后却又能突然出现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其原因何在似乎很值得深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是一次惨痛的经验，但对于英国人而言，在其心灵上所造成的创痕也许又要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较深刻。其原因是英国放弃其传统的海洋战略，而改采配合法国的大陆战略，结果是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虽然终能获惨胜，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尤其是大量的英国青年糊糊涂涂地战死在西线堑壕之中，更是令人心痛，所以痛定思痛之余，战役的英国也就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战略再检讨。在这样的大气候中，遂有两位大师脱颖而出。他们是富勒和李德哈特。　　历史上常有一些非常巧合的故事：拿破仑战争之后，有号称19世纪前期两大师的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有号称20世纪前期两大师的富勒和李德哈特出现。如此无独有偶，相映成趣，令人感觉到天下事有时真是太奇妙，简直不可思议。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虽同处一时代，但其思想的内容和发展则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也几乎毫无渊源，甚至于还有文人相轻的趋势。反而言之，富勒和李德哈特不仅有极深厚的私人关系，而且在思想上更是密切不可分。至少在早期是如此，尽管后来各有其不同的发展。天下事往往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所以，对于同时代两大师的思想若能作一种比较分析，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思想要旨的了解，而且从战略研究的观点来看，也的确是一种颇有意义的工作。一、生平简述　　富勒在二人中不仅年长也资深，就思想的发展而言，也居于领先的地位。他是正规军人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已官居上校，任英国惟一的战车兵团（Tank Corps）的参谋长。1917年康布雷会战（Battle of Cambrai）的计划是由他负责，那也是对战车使用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示范。对富勒本人而言，这次试验也奠定其战后思想发展的基础。1918年富勒曾奉命拟定规模更大的装甲兵会战计划，准备在1919年付之实施，但由于战争结束，遂未获一显身手的机会。战后富勒提倡军事改革，力主创建机械化部队，但曲高和寡，受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使其在英国陆军中无处容身，终于在1930年以少将官阶退休。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London，1936），“1919年计划”（Plan 1919）曾列为此回忆录中的一个附录。 ]　　退休后，富勒仍继续用他的口和笔作孤军的苦斗，但英国政府和民间几乎都无人听信他的忠言。最后，他愤而加入莫斯里（Sir Oswaed Mosley）所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希望借此运动以确保大英帝国的生存。富勒在军事思想方面虽为一代大师，但政治思想却很幼稚，而且秉性偏激，不能容物，所以人缘很差。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斯里及其党羽都遭英国政府看管，但富勒未受牵连，仍能保持自由，这又足以证明英国政府还是休休有容，尤其是对于学人能够尊重。 [ 注：A．J．Trythall，“Boney”Fuller：The Intellectual General（London，1977），p．99，p．146． ]　　富勒晚年埋首著作，不问世事，他的声誉日隆，而其思想也开始受到广泛的肯定。他一生的著作有专书45部，至于论文讲稿则更多得无法计算，真可谓著作等身，不过其主要的传世之作都是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1963年和李德哈特一同接受英国三军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荣誉奖章（Chesney Gold Medal）。再过三年，即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八十有八。　　富勒学问极为渊博，思想范围极为宽广，从大战略以至于小战术，几乎都有其创见。他是一位才气纵横的人，但其意见有时不免失之偏激。诚如三军学会授奖时的主持人哈克特（John Hacker）致词时所云：　　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其政治性的结论，或接受其对历史的解释。对于一位如此具有挑战性的作者，那是不可能的。但又无人会否认其结论的有力和解释的深入。 [ 注：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February，1964），p．70． ]二、早期思想　　富勒的寿命是那样长久，其思想又是那样的渊深，所以必须用分段的方式加以分析，始能尽其全貌而不至于有所遗漏。　　富勒精通法文，在其青年时期即能利用原始资料来探索拿破仑的智慧遗产。他曾阅读拿破仑所留下的22000件信函和文书，以及其在圣海伦岛上所口授的记录，其用力之勤实可想见。这位年轻的上尉根据此种研究，加上其自己的判断，发现拿破仑在其一生之中经常遵守六项原则。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富勒又根据其本身的经验，经过进一步分析，又再加上两条，一共成为八条。到战后，富勒所首创的这一套“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又略经修改和扩充，而被纳入英美等国的野战教范之中，沿用至今仍无太多改变。 [ 注：Jay Luvass，“Clausewitz，Fuller，and Liddell Hart”，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June／September，1986），p．200． ]　　富勒很早就重视科学，并且也相信战争的研究是一种科学，他在早期的著作中曾指出：　　战争之为科学的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也像所有一切的其他科学一样，它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这些事实是多得不可胜数。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战争的要素（elements），战争的原则（principles）以及战争的条件（conditions）——后者也就是在其中必须用原则来管理要素的环境。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London，1932），p．23． ]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富勒倾其全力提倡机械化，但这只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在研读其著作时，必须先了解其基本观念，即所谓“军事发展律”（Law of Military Development），实际上即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延伸。富勒认为国家和军事组织一定要能适应环境，只有适者始能生存。此种原则的适用，范围可大可小，层面也可高可低。换言之，思想必须有弹性，必须能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而万不可僵化。他以军人中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自居，因为他想撕毁战争的旧约（Old Testament of War）。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296． ]　　富勒非常重视技术因素，他认为文明改变，武器也会随之改变。任何军事技术的新发展若能善加利用，即可获致胜利。他大声疾呼：　　现在是1920年，我们不要老是回头看1914年。我们的思想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我们的眼睛应向1930年看，否则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对于科学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是太神奇——军人必须抓着魔术师的魔杖，并强迫未来服从我们。 [ 注：J．F．C．Fuller，Memoirs of an Unconventional Soldier，p．218． ]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富勒就在英国发动提倡战争机械化的“一人十字军”（One–man crusade）。他的基本观念是当前的时代已经大致为一种机械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机械化，因为军事组织必须跟在社会组织后面走。他又指出只有机械化始能对下述两大战略难题提供答案：　　（1）避免僵持堑壕战争的重演；　　（2）充分发挥工业优势。　　于是他认为：　　（1）战场上的一切车辆必须装甲和使用履带；　　（2）战略目的是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瘫痪现象。　　此即所谓“战略瘫痪主义”（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Paralysis）。　　富勒把“大战术”界定为“透过战斗兵力的组织和分配以达成大战略计划和理想”，他又指出：“大战术所关心的是以破坏组织（disorganization）和打击士气（demoralization）为主，而不是实际毁灭（actual destruction），后者乃小战术的目标。” [ 注：有关机械化思想的部分均以“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本书p．446注②）为依据。 ]　　毫无疑问，富勒在装甲战方面是一位先知者，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切战车战术都是其思想结晶，而且英国战车兵团的创立也大致都应归于他的策划。但到战后，他却到处碰壁，一筹莫展，这也许即为先知者的注定命运。1937年（那是在其退休五年之后）富勒发表《机械化部队之间的作战》（Lectures On Field Service Regulation Ⅲ：Operations between Mechanized Forces）的讲稿，真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在英国只印了500本，而在德俄两国陆军却以之为教材，富勒的一位信徒，美国的马绍尔准将（S．L．A．Marshall）曾感慨万千地说：　　我相信这是一本最具有远见的教材或评论，其目的是要想把未来装甲战的真相告诉英国人。但这个目的完全失败了，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读它。但德国人却翻印了 12万本，而在俄国陆军中也广泛地流传。假使民主和极权两方面对于这本书的兴趣若反转过来，则这次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就不会爆发。 [ 注：S．L．A．Marshall，Armies on Wheels（New York，1941），p．Ⅱ．同时也可参看富勒本人的回忆录（本书p．444注①），p．490。 ]三、《西方世界军事史》　　富勒才气纵横，笔扫千军，其真正伟大的著作完成于其晚年，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此时，他的功力已经达到最高峰，而其思想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所以，研究富勒思想的人也必须特别重视其晚年的著作。　　富勒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战略思想家，其治学是以历史为基础，尤其到他的晚年，他又几乎已经变成一位纯正的史学家。他的研究和著作开始变得以历史为主，而战略思想反而好像已成副产品。真正可以不朽，可以传世的著作是他的《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富勒本人对于其著作的经过和构想在其原书的序文（preface）中曾作扼要的说明。富勒首先阐述其对于战争的认识：　　在人类的演进过程中，战争是否为必要因素，固有争论之余地。但从人类有最早记录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战争始终为人类的要务，则又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战争，很少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看到大型战乱：大战几乎是像潮汐一样作有规则的起落。　　接着他又说明研究战史的重要：　　当一个文明开始老化和衰颓时，此种现象也就更为明显，现有工业文明似乎就是如此。在一两代人以前的世界上，战争还被公认为一种政策工具，到今天它又变成政策的本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国”（Wardom）的状况中——在这种条件之下，战争支配着所有其他一切的人类活动。此种紧张情况将持续多久，对它有无明确的解决，又或它是否命中注定会盲目地走向其终点，那都是无人能说清楚的。不过有一件事却是可以断言，那就是我们愈研究战争的历史，我们也就愈能了解战争的本身，而由于它现在是支配因素，所以除非我们了解它，否则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管制人类的事务？　　于是基于这种观念，他开始其对战争史的研究和写作，并对于其原始动机和著作架构简述如下：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1923年我在康贝里参谋学院（Camberley Staff College）任教，我发现除有关一两个战役的阅读以外，对于战史的研究可以说是非常贫乏，而那些学员本应对于战史极感兴趣。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一部用英文写的战争通史，所以我就决定来填补这个空缺。　　由于要把如此巨大的任务浓缩成书，我所采取的方法是集中注意在我所认为的西方民族之间的决定性会战之上；其次，再把他们所打的战争和战役编织在这些会战的周边上，最后再从此演绎出战争对历史的影响。此外，为使战争的故事尽可能连续成为一体，我又决定在每一章（会战）之前加上一个大事记（Chronicle）。在其中叙述战前的大事，并说明战争、战役和会战的由来，以及它们是如何为政治因素所影响。就其全体而言，我心中所想象的书好像是波涛起伏的海面，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记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3500年来的战争史。　　富勒为了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前后一共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其构思之苦，用力之勤实可想见。他说：　　从1923年开始，我就着手搜集资料，到1939–1940年之间，始出版了两卷《决定性会战》（Decisive Battles），但我对于该书并不感到满意。当其第二卷出版不久之后，全部存书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敌军行动所毁。我对此种损失并不感到遗憾，因为这反而使我有机会将全书重写一次。接着我又花了10年光阴来进行此项工作；把原书的两卷扩大为三卷，把原有的29章改成了28章，删除了一章，另外新增了23章。此外，所有的大事记以及导言也都是新写的。所以，这部书不是一个增订版，而是一部全新的著作。　　（以上均引自原书） [ 注：J，F．C．Fuller，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vol．Preface，pp．Ⅺ–Ⅻ． ]　　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共分三卷，第一卷出版于1954年，到三卷出齐时则已为1956年。全书共计1829页，字数在 150万以上。其所论述起自希腊罗马，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真可谓洋洋巨观。据书评家的共同看法，在战争通史中似乎无出其右者。四、《战争指导》　　富勒的另一本传世之作是出版于1961年的《战争指导》（The Conduct of War：1789–1941）。若与《西方世界军事史》比较，这是一本较小的书，但其价值并不因为篇幅较少而有所减低。这本书也可以算是《西方世界军事史》的补充篇，其主要内容为分析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俄国革命对于战争及其指导的冲击。虽也是以历史为基础，但所讨论的对象偏重在思想方面，对于史实则不予详述。所以，最好是先读《军事史》再读此书，始易有融会贯通之效。　　富勒不曾写一本以战略为书名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略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23年他就曾经对于大战略家（grand strategist）的责任作过下述的详尽界定：　　大战略家的第一职责即为评估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地位，并发现其优劣之所在。第二，他必须了解其国民的精神特性，其历史、社会以及政府制度。凡此一切的数量和素质构成军事组织的基础。事实上，大战略家必须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敏锐的战略家。从大战略的观点来看，素质与数量，人力与物力，都是同样重要。 [ 注：J．F．C．Fuller，The Reformation of War，p．13． ]　　概括地说，富勒的战略思想经常从其历史的分析中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这本《战争指导》中，随处都可以感觉其战略思想是如何精辟，足以发人深省。要想了解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必须精读此书。他的意见不仅能对当前世局的研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甚至于还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有如下述：　　战争指导，像医道一样，是一种艺术，因为医师的目的是预防（prevent）、治疗（cure）或缓和（alleviate）人体的疾病，所以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也就是预防、治疗或缓和危害国际体（international boby）的战争。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1． ]　　富勒将其全书的要旨综合成为下列几条，可谓要言不烦：　　（1）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非后者。　　（2）在战争中切莫让你自己受到绝对观念的束缚。绝不可作无可挽回的承诺和决定。战争像一种机会性的竞赛，没有预定的终点，在整个战争中，行动都必须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变动。　　（3）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一条殊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几乎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那对于你也还是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4）在战争的历史中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敌与友如何时常交换其地位。所以，当你击倒你的敌人时，应该迅速地扶持他再站起来，很可能在下次战争中你会需要他的帮助。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13． ]　　富勒认为研究战争指导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to Conduct a War），另一方面为“不应如何指导战争”（How not to Conduct a War）。他谦虚地说，诚如他这本书所显示，在后述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 [ 注：同上书，p．14。 ] 富勒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解释现状，而更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富勒在早期即已钻研拿破仑的文献，但他对于和拿破仑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克劳塞维茨却很少注意。其原因并不难解释，因为富勒此时所研究的是以战术为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对他没有太多意义。至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倡机械化观念时，这种状况仍无太多改变。　　富勒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提升其研究层次，他逐渐注意到战略和大战略的问题，于是在其著作中也就时常提到克劳塞维茨。他在1932年称赞克劳塞维茨是“近代第一位研究战争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从此之后，他对于克劳塞维茨开始表示高度的敬佩。最后在《战争指导》中，不仅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辟一专章（第四章），而且还在序文中作下述的特别介绍：　　最重要的一章即为有关克劳塞维茨的那一章，他是“现代战争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war）——虽然我曾遇见许多引述或批评其理论的军人、政治家以及其他人士；但据我所知，曾经认真研究其巨著的人不过三四位而已。 [ 注：同上书，p．12。 ]　　当然，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并非照单全收，有褒无贬。他对于其著作的某些部分曾加以尖锐的批评。他甚至于还说：　　虽然克劳塞维茨在拿破仑战争中有20年的经验，但他对此次战争却只有空泛的了解。又由于受拿破仑的影响，而产生其绝对观念。结果不仅误导后世学者，而且对于无限战争在20世纪的扩展更应负间接责任。 [ 注：J．F．C．Fuller，The Conduct of War：1789–1961（Rutgers，1961），p．60． ]　　最后，他更指出：　　在克劳塞维茨所有一切的盲点（blind shots）中，最盲目的一点即为他从未认清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所以，和平才是政策的根本理想，而战争则只是企图实现此种理想时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 注：同上书，p．76。 ]　　不过，富勒还是认为：　　其对于战争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深入分析是无人能及而其在今天的重要性甚至于还远过于当年。 [ 注：同上书，p．60。 ]　　非常奇妙，富勒与克劳塞维茨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出身，都曾参加过大战，都曾官至少将。他们的研究都是以拿破仑为起点，都曾采用科学方法（克劳塞维茨称之为精密分析），都以历史为基础，也都是多产作家。他们也都同样地怀才不遇，不过至少有一点是富勒比较幸运，他高寿活到 88岁，而克劳塞维茨则英才早逝，只有51岁。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出生于1895年，比富勒小17岁。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主修近代史。投笔从戎之后，在1916年索穆河会战（Battle of the Somme）中受重伤，几乎送命。战争结束时升到上尉官阶。1924年退役，此后即以写作为生，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评论家。　　李德哈特不曾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战略家。他确有天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即以步兵战术的研究受到英国陆军部的重视。但他在最初阶段，对于战略、战史，尤其是机械化的观念，则几乎完全是外行。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实应归功富勒的提携和指导，所以，他们二人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当富勒正在为提倡机械化发动孤军奋斗时，有人认为其最大的成功即为收了李德哈特这样一位信徒，此时李德哈特早已是英国的第一流军事作家。 [ 注：Irving M．Gibeom，“Maginot and Liddell–Hart：The Doctrine of Defense”，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52），p．376． ]　　从此，李德哈特开始接受富勒的思想，相信战车为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同时也对富勒推崇备至，他说：　　您是机械化领域中的导师，而我只是在1921年才皈依。我一向在步兵战术领域中探索，对机械化战争毫无研究。我早就佩服您的渊博，虽然我的心灵在能力和范围上也正在发展，但我仍经常承认您的优越地位。 [ 注：李德哈特致富勒的信函（1928年3月11日）。 ]　　他们共同努力于机械化的提倡，虽然在细节上也常有争执，但大体上意见还是一致。比较说来，富勒是一位敢于创新的思想家，敢于提出尚未成熟而有争论的意见，李德哈特的思想则较温和平衡，有平易近人之感。他们的合作实乃相得益彰。1963年英国三军学会把最高荣誉奖章同时颁发给他们时，李德哈特在所作答词中指出，虽然他们之间在观点上也常有差异，但彼此合作已长达40年之久，并且还说：“我们在追求军事进步的十字军中的合作，实为一种最愉快的经验。” [ 注：“The Fuller–Liddell Hart Lecture”，Journal of RUSI（March，1979），p．22． ]　　富勒对于李德哈特的思想启发又不仅限于装甲的领域。由于受到富勒的影响，李德哈特才开始提高其研究的层次，由战术而战略而大战略。不过，李德哈特的思想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所以，他终能青出于蓝，卓然自立而为一代大师。二人之间的关系真可以算是学术史上的佳话。　　李德哈特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其所著专书有三十余种，虽比富勒略少，但他所写的短文则多到无法计算的程度。其原因是李德哈特退役后必须靠卖文为活，所以不能不写，他有一段时间甚至于还兼任体育记者。李德哈特曾经很有感慨地说，他要不是为了生活，则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成绩。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许多著作也都已丧失其价值，真正可以传世的并不太多。不过，只要研读其主要著作，则仍能了解其思想的精华，并肯定其贡献。　　李德哈特虽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露头角，但实至名归又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最大原因是那些德国名将无一不对李德哈特推崇备至。闪击英雄古德里安甚至于还称他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者”，事实上，创始者是富勒而不是李德哈特。 [ 注：Brian Bond，Liddell 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Rutgers，1977），p．235． ] 以色列独立后，其高级军官无不以李德哈特为师。其中有一位就是以色列早期的名将艾仑（Yigal Allon），当他将其照片赠送给李德哈特留念时，在其上题词：“献给将军之师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这一句话也就成为千古名言，传遍世界。李德哈特本人也常感慨地说，他的“最佳弟子”（best plurals）是德国人和以色列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 注：见李德哈特夫人（Kathleen Liddell Hart）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1970）所写的前言（Foreword），p．Ⅵ。 ]　　照何华德的说法，李德哈特可以算是最后一位“古典战略家”（classical strategist），他的思想主流都是在先核时代（pre–nuclear age）发展成形。尽管如此，他还是核子时代的少数战略先知之一。人类对于核子时代的来临，反应相当迟钝，但李德哈特在1946年即已出版一书，名为《战争革命》（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他在书中指出核子武器的出现已使全面战争变成荒谬的自杀行为，这也意味着核子国家之间将来若发生战争，则只能采取有限形式。 [ 注：B．H．Liddell Hart，The Revolution in Warfare（Faber and Faber，1946）． ]　　 1950年他出版了《西方的防卫》（Defense of the West），1960年又出版了《吓阻或防卫》（Deterrent or Defense），这些书可以代表早期的核子战略理论。尽管李德哈特已经名满天下，但对美国官方还是未能产生任何实质影响。不过至少有一位知音，那就是不久之后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参议员。他说：　　没有任何其他的军事专家能比李德哈特赢得更多的尊敬和注意。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曾经把具有稀有想象力的智慧带入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的预测和警告时常不幸而言中。 [ 注：肯尼迪之语见Saturday Review（September，3，1960）。 ]　　到此时，李德哈特也已垂垂老矣，在和富勒一同获得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之后，他们二人不久即先后辞世。李德哈特殁于1970年，比富勒晚4年，享年75岁。　　李德哈特的思想也像富勒一样，曾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变。最初是着重在战术层面，然后升高到战略层面，再进步到大战略层面。及至晚年又潜心历史研究，并进入哲学境界。不过，李德哈特又从未脱离现实，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曾对英国政府及西方世界提出很多具体建议。总而言之，其思想遗产的确是非常丰富，而其对后世贡献之大也自不待言。一、间接路线　　假使说思想也像商品一样有其特定的商标，则“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也就可以算是李德哈特的商标。从1925年开始，李德哈特就一直从事于历史的研究，并且希望从此种研究中找到战略的精义。到1929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历史中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 of History），所谓间接路线的观念就是在此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曾综述其当时的想法：“必须对全部战争历史加以研究和反省，然后始能充分了解间接路线艺术的真意。” [ 注：B．H．Liddell Hart，Memoirs（Cassel，1965），pp．162–165． ]　　尽管间接路线的观念在1929年即已首次提出，但李德哈特的全部思想还是经过长时间的磨练，始臻于成熟。他到 1941年才正式采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为书名。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书扩大再版，并成为当时各国参谋学院的必读书。1954年，第一颗氢弹爆炸之后，李德哈特又把他的书修正再版，并且换了一个新书名《战略：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1967年，他又把该书扩大再版，这也就是其生前的最后一版。事实上只加了一章（第二十三章：论游击战），其他内容几乎毫无改变。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中文译本改名为《战略论》。 ]　　间接路线虽为李德哈特所毕生提倡的观念，但他从不曾宣称那是他的发明。事实上，他虽曾创造此一名词，但观念的本身则是古已有之。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这种旧观念被忽视或遗忘，于是李德哈特在研究历史时再次发现了它们。他不仅找到这种观念而且更依照过去战争中的教训加以综合组织，并作有系统的解释而成一家之言。　　李德哈特自称他曾研究30个战争，包括280多个战役在内，发现其中只有6次是用直接路线而能获致决定性的战果，其他则均属于间接路线的范畴。再作较深入的分析，又可发现在那些以直接路线取胜的个案中，仍有若干潜在间接因素的存在。所以，他遂敢于断言：间接路线是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162． ]　　当他最初使用此一名词时，那还只具有地理意义，他指出：　　名将宁愿采取最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意驾轻就熟走直接路线。必要时，只率领小部分兵力，越过山地、沙漠、沼泽，甚至于与其本身的交通线完全断绝关系。 [ 注：同上书，p．163。 ]　　但以后，他又发现所谓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更具有抽象意义，所以又说：　　从历史上看来，除非路线具有足够的间接性，否则在战争中就很难产生效果。此种间接性虽常是物质的，但却一定是心理的。 [ 注：同上书，p．25。 ]　　于是他又作结论说：“敌人心理平衡的动摇，实乃胜利的主要条件。”而“战略史根本上就是间接路线应用和演进的记录” [ 注：同上书，p．25，p．17 ] 。　　间接路线是一种抽象原则，李德哈特对于其实际应用又另有一套理论，他称之为公理（Axiom）。他认为从战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若干经验性的真理，他一共归纳成为八条：六条是正面的，两条是负面的，对于战略和战术都同样适用。　　A．正面：　　（1）调整目的以适应手段。　　（2）心中经常保持目标，而计划则应适应环境。　　（3）选择期待最低（least expectation）的路线（方向）。　　（4）利用抵抗最小的路线。　　（5）采取能同时达到几个目标的作战线。　　（6）计划和部署都必须有弹性，而能适应环境。　　B．负面：　　（7）当对方有备时，慎勿倾全力作孤注一掷的攻击。　　（8）失败后勿用同一路线（或同一形式）来再发动攻击。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and Faber，1967），pp．348–349． ]　　李德哈特认为他的这套公理并非所谓战争原则，而他对于战争则颇有微词。他指出：　　现代的趋势是寻求可以用一个单字来表示的原则，然后再需要用几千字来加以解释。即令如此，这些原则还是如此抽象，以至于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假使说还有任何价值，则全要看个人对于战争的了解而定。对于此种抽象原则继续追求的时间愈长，则它们也愈像一种幻象，既不可能达到而又无用。 [ 注：同上书，p．347。 ]　　事实上，他的批评不免过火，而他的公理与原则也相去无几，最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为战争原则是富勒的产品，所以后者遂反唇相讥。李德哈特认为战略是艺术，战争原则过分简化，不切实际。富勒则指出间接路线也正犯同样毛病，他说：　　若认为间接路线为万应灵丹，实乃大错。如果目的是要击败敌人，若能用直接路线达到此种目标，则又何乐不为。间接路线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已。究竟应采取何种路线要看双方的态势来决定。假使遇到一个歹徒，我有一把手枪而他没有，则我应采取直接路线，如果双方都只带着短刀，则我也许必须采取间接路线。 [ 注：Brian H．Reid，“J．F．C．Fuller's Theory of Mechanized Warfar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December，1978），p．302． ]　　实际上，任何理论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战争原则与间接路线也是如此。富勒与李德哈特虽情谊极深，但也仍不免有意气之争，这也是人情之常，并不足怪。此外，李德哈特似乎也并无把间接路线视为万应灵丹的意图，但由于过分强调，遂不免言过其实。李德哈特为何会如此？要解释这一点又必须分析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心态。李德哈特九死一生捡得一条性命，在痛定思痛之余，对于战争期中那些高级将领（尤其是英国的海格）只知蛮攻硬打，而完全不用头脑，坐视许多青年冤枉地牺牲在西线上，真是深恶痛绝，所以，在思想上也就自然地会产生一种反应。他说：“好斗（pugnacity）与战略完全相反。” [ 注：B．H．Liddell Hart，The Current of War（Hutchinson，1947），p．201． ] 这不仅暗示他是有所感而发，更可以显示他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学得一项重要教训，那就是应该好谋而不应好斗。　　这又正如刘邦向项羽所说的话，“吾宁斗智不斗力”。间接路线是斗智，直接路线是斗力。在战略领域中应该尽量斗智而不斗力，此一大原则是绝对不错，所以，对于李德哈特有时言论不免偏激，我们似乎应有所谅解。从这里又可引至另一问题，那就是李德哈特在思想上与孙子的关系。　　李德哈特在1927年以前还不曾读过《孙子》，但其思想在许多点上都已与孙子不谋而合。到1929年首创间接路线观念时，他不仅已经读过《孙子》，而且更已深受孙子的影响。他以后在著作的卷首列举《孙子》语录十三条即可为证明。若用《孙子》的“术语”来表示，直接就是正，间接就是奇。所谓间接路线不仅为迂直之计，而也正是奇正之变。　　李德哈特到晚年对《孙子》更是推崇备至。他在1963年替格里弗斯（Samuel B．Griffith）所新译的《孙子》英文本作序时，曾指出《孙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但在思想的渊博和深入程度上，从无后人能够超越他。李德哈特认为在过去所有一切的军事思想家之中，只有克劳塞维茨可与其比较，但甚至于他还是远比孙子“陈旧”（dated），尽管他的著作晚了二千余年。李德哈特认为：“孙子眼光较清晰，见识较深远，而更有永恒的新意。”李德哈特最后又还这样说：“《孙子》这一本短书所包括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知识，几乎像我所著的二十多本书中所包括的分量一样多。” [ 注：B．H．Liddell Hart，“Forward”，in Sun Tzu：The Art of War，trans．，Samuel B．Griffith（Oxford，1963），pp．Ⅴ–Ⅶ． ]　　很有趣味，李德哈特如此推崇孙子，但富勒在其著作中似乎就从来不曾提到孙子，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孙子的存在。富勒对于克劳塞维茨却相当地推崇，至少在其晚年是如此。李德哈特则恰好与其成为强烈对比。虽然李德哈特曾说克劳塞维茨可与孙子比较，但概括言之，他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批评究竟还是贬多于褒。　　李德哈特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仅不太重视，甚至于还有很多误解，对于其原文的引用也往往断章取义，不求甚解。诚然，他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他指出克劳塞维茨的书中常有“暧昧”（obscurity）之处，其文章曲折矛盾不易了解，对于某些观念欠缺考虑，例如过分重视会战，完全忽视海军和经济等因素。但除此以外，还是有若干批评不仅是误解而且更是曲解。所以，很难说是公平。李德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以在1932年的一次演讲中最为激烈，他直呼克劳塞维茨为“数量教主”（the mahdi of mass），并指责其已使政策变成战略的奴隶。 [ 注：B．H．Liddell Hart，Less Knowles lectures for 1932–1033． ] 像这样的发言实有损于学者的风度。所幸他到晚年态度已有相当改变。　　为什么李德哈特对于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态度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异？其理由似乎不难解释。孙子论将把“智”列为第一要件，而克劳塞维茨论军事天才则把“勇”视为第一。此足以表示二者在思想上的基本差异。尤其克劳塞维茨的言论，有某些部分若从表面上看来，实不无崇尚暴力的趋势，而那也正是李德哈特所深恶者。二、战略与大战略　　李德哈特传世之作是他的《战略论》（中译名），其最后一版是在1967年，早已成为经典，也是研究战略的人必读之书。不过，这本书虽以“战略”为名，在全书中真正涉及战略理论的部分却仅为其第四篇，而所占篇幅尚不及全书的四分之一。至于前面的三篇则都只是史例，对于战略理论只具有印证的价值，而并不能代表其主体。　　第四篇名为“战略与大战略的基础”，共有五章，其章名分别为：“战略理论”（第十九章），“战略（及战术）精华”（第二十章），“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第二十一章），“大战略”（第二十二章），“游击战”（第二十三章）。除最后一章是最后一版所增补，与前面四章并无结构上的关连以外，其余四章则构成连锁体系，足以代表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主要认知。　　在“战略理论”一章中，李德哈特首先指出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定义的不适当。克劳塞维茨说：“战略是使用会战作为获致战争目标的工具的艺术。”李德哈特认为此一定义有两项缺点：（1）它侵入政策的领域，（2）它令人误认会战即为获致战略目标的惟一手段。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他就提出他自己的定义：“战略为分配和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目标的艺术。”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pp．333–335． ]　　何华德认为“这个定义至少和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好，而且比其中大多数都较好。” [ 注：Michael Howard，“The Classical Strategists”in Problems of Modern Strategy（IIss，1970），p．47． ] 李德哈特的定义至少有三个优点：（1）明确地说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2）提出了“分配”的观念；（3）暗示战略考虑并非仅限于战争或战时。不过其定义也并非毫无缺点：（1）他的定义只能适用于传统军事战略领域（李德哈特曾称之为纯战略）；（2）他虽已提出“分配”的观念，但仍未考虑“发展”的观念，似乎美中不足。　　在此必须说明，李德哈特所用名词与国内所习用者多少有一点差异。他把“战略”的使用完全限制在军事领域之内，而把军事领域之外（上）的战略则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前者又可称为“纯粹”（pure）战略，后者又可称为“高级”（higher）战略。事实上，今天很多西方作家对于名词都仍采取这样的区分，而“国家战略”一词虽为美国官方列为正式军语，但学术界还是很少使用。　　就全体而言，李德哈特在战略思想领域中的最大贡献可能还是他的大战略观念。虽然这个名词是沿用已久，但过去一直都很少有人对其作较深入的探讨。 [ 注：“大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是在英国首先被使用，但其原始迄今仍无确实的考证。 ] 李德哈特在其书中不仅一再提到大战略的观念，以及其在历史中的应用，而且还对此一主题列有专章。尽管他的研究还是以军事战略为主，但其对大战略的重视则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指出：　　大战略的领域的极大部分仍为未知地区（terra incog nita），尚有待于探勘和了解。……要对这一主题作适当研究，不仅需要一本远较巨大的书，而且更需要一本独立的书。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p．336． ]　　李德哈特说明他这本书是以战略为主题，但为加深了解起见，对于大战略仍应作扼要的解释。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并未能如大家所期待，再写一本以大战略为主题的专著。尽管如此，他在《战略论》中对大战略所作的扼要分析，仍能给予后学之士不少的启示，并可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其基本观念可以综合概述如下：　　大战略的任务为协调和指导所有一切的国家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标。大战略应计算和发展国家经济资源和人力，而精神力量也和物质力量一样重要。军事力量仅为大战略工具之一种，大战略更应考虑使用政治压力、外交压力、商业压力、道义压力，以减弱对方意志。战略的眼界仅以战争为限，大战略的视线则必须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 [ 注：B．H．Liddell Hart，Strategy，p．336． ]　　李德哈特对大战虽只作简略的讨论，但其所言经常流露出其高深的哲学意味，他指出“战略目的为获得较好的和平”，他又以东罗马为例以来说明“持盈保泰”的重要。此外，他对于现代世界提出警告：“工业化已经使所有的国家在命运上变得不可分。政治家的责任为永远不应忽视现实，而追求胜利的幻想。” [ 注：同上书，pp．366–372。 ]　　李德哈特对于大战略并未作较深入的研究，而且其思想也未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很可能是到20世纪60年代，他已体力渐衰，以至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其在这一方面的思想遗产，即令只是一鳞半爪，也还是弥足珍惜。三、《为何不向历史学习》　　像所有一切著名的古典战略家一样，李德哈特的研究是以历史为基础，而且有时甚至于可以说，他对于历史的兴趣或造诣要比对战略更为深入。在其晚年，李德哈特更是将其全部精力都投在史学方面。当他在1960年辞去伦敦国际战略学会（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理事一职时，曾致函其会长布强（Alastair Buchan）说明今后他准备将其全部剩余精力集中用在历史方面，因为那是他所最感兴趣的领域。 [ 注：李德哈特致布强书（1960年8月15日）。 ]　　李德哈特写了很多历史书，其第一和第二两次大战史更是不朽之作。不过，有一本小书却最足以表现其历史思想。这本书名是《为何不向历史学习》（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本来是在1944年所出版的一本旧书，李德哈特在其逝世之前已将其修正增补，准备再版，但未能如愿，到1971年始由其子亚德里安（Adrian J．Liddell Hart）完成了其遗命。　　李德哈特虽不是一位学院中的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但其治学态度的严谨绝不逊于专业学者。他认为历史的目标就是求真（truth），他又郑重地解释：“发现事实的真相，并解释其原因，即寻找事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李德哈特对于历史的贡献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看法，他说：　　作为一个路标（guiding signpost），历史的用途很有限，因为虽能指示正确方向，但并不能对道路情况提供明细资料。不过，作为一个警告牌（warning sign）的消极价值则比较明确。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其所用的方法就是指出人类所最易犯的若干最普通的错误。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Hawthern，1971），p．1． ]　　于是他引用俾斯麦的名言：“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然后又指出历史是宇宙的经验，比任何个人的经验都更长久、更广泛、更复杂多变。不过，李德哈特又曾很认真地说：　　史学家的正确任务就是把经验蒸馏出来以作为对未来时代的一种医学警告，但所蒸馏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药品。假使他已竭尽其所能，并忠实达成此种任务，则他也就应该心满意足。如果他相信后代一定会吸收此种警告，则他也未免过分乐观，历史在这一方面至少已对史学家提供了教训。 [ 注：B．H．Liddell Hart，The Real War，1914–1918（Faber and Faber，1930），p．15． ]　　这一段话固然有一点讽刺，但也的确显示出人性的最大弱点：人类并不向历史学习，而尤以人类中的“伟人”（great men）更是如此。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142． ] 李德哈特对于人性弱点深有认识，他指出：　　那些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其作决定时的基础往往不是平衡的判断，而是感情的冲动，以及低级的个人考虑。 [ 注：同上书，p．9。 ]　　人往往大事糊涂，小事细明，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深值警惕。李德哈特曾举例指出，1939年的波兰外长贝克（Joseph Beck），在一支香烟还未抽完的时间内即已决定其国家的命运。 [ 注：B．H．Liddell 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ssell，1971），p．12． ]　　所以，他说如果能因研究历史而认清人性弱点，则应哀矜而勿喜。对于犯错误的人不要随便加以谴责，但必须努力使自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因此，他强调历史对个人的基本价值。历史教给我们人生哲学（personal philosophy）。他又引述罗马史学家波里比亚的话：　　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想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惟一的方法。　　简言之，历史意识能帮助人类保持冷静，渡过难关。历史提醒我们，即令是最长的隧道，还是有其终点。于是增强了我们苦撑待变的信心和勇气。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Foreword”． ]　　李德哈特不仅著作等身，更是名满天下。何华德曾指出，“五十余年来，其研究的渊博和深入已经使军事思想本身的性质发生改变。” [ 注：Michael Howard，“Liddell Hart”，Encounter（June，1970），reprinted in The Causes of Wars（Temple Smith，1983），p．199． ] 但李德哈特对于人类的贡献又非仅限于军事思想，甚至于也非限于任何学术领域。李德哈特不仅为战略家和史学家，他是一位通儒，一位哲学家。他的本性使他不可能仅在某一有限领域中从事专精的研究。诚如何华德所云，他是古代圣贤（sages）中最后的一位。在学术世界中，他的地位是正像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罗素和萧伯纳。李德哈特不仅是一位战略家，正像罗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萧伯纳不仅是一位剧作家一样。 [ 注：同上。 ]　　到晚年其思想也就更有炉火纯青，超凡入圣的趋势。他的言论有时看来似乎很粗浅，但实际上则为至理名言，深值回味。现在就引述一段文章以代表他对后世的永恒忠告：　　对于和平，并无灵丹妙药，但从古今人类经验的总和中可以抽象出几条基本原则：　　（1）研究战争并从其历史中学习。　　（2）只要可能应尽量保持强大的实力。　　（3）在任何情况中都应保持冷静。　　（4）应有无限的忍耐。　　（5）绝勿迫使对方作负隅之斗，并应经常帮助他顾全面子。　　（6）假想你自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也就能够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一切的事物。　　（7）应绝对避免自以为是的态度，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能使人变得如此自盲（self–blinding）。　　（8）必须力戒两种最普通的妄想：一心追求胜利和认为战争不能限制。　　李德哈特最后又说：　　约在公元前三百年的《孙子》，据我们所知，要算是最早研究战争与和平的一本书。上列八点都曾经明白或暗示地包括在该书之内。自从那个时代起，人类又已经打了许多次战争，大体都是劳而无功，足以证明人类从历史中所曾学得的教训是如何渺小。但这些教训的本身却是永远存在。 [ 注：B．H．Liddell Hart，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p．71． ]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佚名 [扫描]cdhyy [OCR] 2008cdhyy [校对制作] 2008第十七章　战后海权思想钮先钟 [中国][出自《西方战略思想史》] 1995英国欧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