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副厂长？这些在我心目中都有位高权重的人，我仰慕地望着戴眼镜的男子。中年男人一边对他的话不断点头称是，一边拍着胸脯保证可以帮他找到厂长经理的工作。当然，前提条件是先交介绍费１００元才能帮他介绍到这样好的职位。一度，戴眼镜的男子想不交这１００元，说等找到工作再给，但被中年男人拒绝了。中年男人巧舌如簧，我被他说得晕头转向，最后那戴眼镜的那个男子爽快地交了钱。　　他交了钱便被刚才那个迎宾小姐带走了，说要去工厂见工。中年男人将１００元放进抽屉，重又将目光投向我，热情地说：“小姐，你想找什么工作？”　　我拘谨地坐在他对面，底气不足地说：“我想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可是我不会电脑。”　　中年男人宽容地笑笑：“象你这样漂亮的小姐，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实在是太容易了。这样吧，你交１００元介绍费我们明天马上带你去见工。”　　一听见工我便犹豫了：“见工？如果见不上怎么办？”　　中年男人拍着胸脯说：“你放心，一次见不上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什么时候见上什么时候为止。”　　我这才放下心来，但还是问：“要是一直见不上呢？”　　他严肃起来：“如果实在见不上，我们保证退钱。不过要是见上了你不去上班，如果还想再让我们介绍的话，必须再次交１００元介绍费。”　　我立刻释然，只要见上工我当然会去上班啦。退一步说，如果见不上１００元钱也会退的，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再说发，刚才戴眼镜的那个男子见多识广都交了钱，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我爽快地点了点头。　　中年男人接了钱，给我开了一张红色的单据，冲远处一招手，刚才那位迎宾小姐急忙跑过来，笑容可掬地将我引到另一张办公桌边，一位长着一双竖眼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给我一张表，让我填上。　　表格很简单，只是手忙脚乱间，我把身份证号码填到了家庭住址栏里，我刚想更改，竖眼女人厉声制止了：“不行，重填。”于是，又给了我一张空白静格。　　我感激地接过了，填好后递给她，同时赔着笑脸说：“填好了，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工了吗？”天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和人赔着知脸说话了？　　竖眼女人看都不看那表格一眼，冷冷地说：“先交２０元。”９７。　　我诧异地问：“为什么啊？我刚刚交过１００元介绍费了呢。”　　竖眼女人不耐烦地说：“你交的是介绍费，现在是表格费。每张表格十元，你刚才填坏了一张，两张总共２０元。你交钱就带你去见工，不交就到边上去。”　　又一个女孩开始填表格了，我只好站到一边。原以为只要１００元介绍费呢，现在又要２０元的表格费，介绍费还有得退，这表格费是一定没得退的了。我恼恨地看着手中两张不到１６开张大的、薄薄的表格，廖廖的几行字，我真不相信就这样一张表格会值１０块钱！比我后填静的女孩乖乖交了１０块钱，女孩看了看我，小声说：“算了，１００块钱都交了，还在乎这２０元吗？”　　想想也是，我只好沮丧地交了２０块钱。交了钱，竖眼女人刚才紧绷的表情松驰下来，甚至还冲我笑了笑。与此同时，一个穿着白衬衣的男人匆匆走到她身边，着急地说：“朱姐，还有没有人？”　　朱姐指着我和另一个女孩说：“这两个人是见文员的，暂时没有了。”　　“白衬衣”冲我们两人挥挥手：“跟我来吧。”于是跟他从另一个楼梯下到一个院子里，院内己停有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他示意我们上面包车，自己坐进驾驶室里。　　面包车上己有三个男人，其中包括那个戴眼镜的男子，他也看到了我，友好地冲我笑笑。车内连我和那个女孩，共有五个人。我刚才忐忑不安的心情略略放了下来，这次见工应该不是圈套吧。就算我笨，这四个人应该不那么笨吧，特别是这个戴眼镜的男子，是共产党员，又当过副厂长，什么世面没见过呢？　　车子很破旧，不时颠簸几下，我有晕车的毛病，虽然不严重，但这样不停地颠来颠去简直要把我的胃翻出来一样。我强忍着胃内的痉挛，不停掐着虎口，希望不要吐出来。透过车窗向外看，车越往前开，周围的景物越来越偏僻，工厂也越破越小。　　还没等我们看清工厂的名字，面包车便在院内停住了。我第一个走下车，差点没吐出来。这个厂房比周围的厂子更破更小，甚至比我以前做过的那家表链厂还小。我们五个人相互对望了一眼，眼里明显地流露出失望的神情。但我们这些人中最少的也是交了１１０块钱的，现在真可谓箭在弦上不得发了，只好硬着头皮随“白衬衣”向一间挂着“总经理”门牌的办公室走去。　　远远地，就听到“总经理”办公室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白衬衣”示意我们停止，自己刚三步并做两步地走进去。我们互相望了望，也不由自主跟了上去。　　只见办公室内七八个人正围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争吵，“白衬衣“进去后，那七八个人又向他围了上来，更是吵得不可开交。正在这里，从一间大屋内又走出几个人，戴眼镜的男人赶忙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９８。　　那几个人望了望我们，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苦笑道：“你们也是来见工的吧，别见了，还是回去吧，我们可能都上当受骗了。”　　原来，他们怀疑这个工厂是和丰飞公司合秋骗钱。他们除了在丰飞交１００元的职介费和１０表格费外，进这家厂还交了１００元的押金，但不几天就连续被“炒鱿鱼”了。可进厂时有规定，不到半个月内离厂是不退押金的，离厂包括被炒、辞工和自动离职。他们大多是刚从内地过来找工的，其中以男孩子居多，因为很多工厂不收男孩子。他们在实在没有安身之所，外面暂住证又查得紧走投无路才进这个厂的，没想到是这个情况。　　现在围攻在总经理室的几个人是先他们来的，己经被炒鱿鱼了。他们来得晚些，但过几天可能就会轮到他们了。　　这时，那个肥头大耻的总经理己经被愤怒的人群推搡到院内了，那些人强烈要求退钱。包括丰飞公司的介绍费１００元、表格费１０元、进厂押金１００元，还有近半个月的工资。　　总经理坚决不退，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进厂快半个月了，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凭什么退你们的钱！”　　一听这话，那些人更气了，纷纷指责他：“每天加班加到死，帮你串了那么多玻璃珠子，那不是钱吗？”　　“大米都是变质的！”　　“菜都是晚上去菜市场捡的烂菜叶了！”　　“菜里连个油花都不见！”　　总经理被这些人围在当中，推来搡去的，不停地说：“你们进厂前我都和你们说好的，钱也是你们主动交的，又不是我拿刀逼着你们要的。你们不好好做事，我当然要解雇你们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个声音最响、情绪最激动的男孩愤怒地说：“你到底退不退钱？再不退我要去告你们！”总经理恶狠狠地望着他：“你要是不想在东莞混了，就去告吧！”听了这话，男孩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总经理对着男孩发出开怀的笑声。　　这时，一脸狼狈的“白衬衣”好不容易从另一群人的围攻中钻了出来，匆匆对我们五个人说：“走吧，我带你们去另一家工厂见工。”说完，率先走了出去。我们都把目光对着眼镜，眼镜向我们示意了一下，也跟了上去。　　走到面包车前，眼镜对“白衬衣”说：“我不想去见工了，我要回丰飞要回介绍费。”　　“白衬衣”微微一笑：“我们给了你们这次见工机会，是你们自己放弃的，这怨不得我们，但介绍费是一分都不会退的！”９９。　　“眼镜”怒了：“当时说好介绍不到工作就退的！”　　“白衬服”振振有词：“不错，我们是说介绍不到工作就退的，问题的关键时，我们给你介绍工作，是你自己不去见工的呢。”说完这话，他将目光转向我们四个，冷声说，“你们几个去不去见工？”　　“眼镜”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骂了一句：“良心都被狗吃了！”恨声而去。　　其余两个男孩都很瘦小，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闪烁的目光和我一样茫然而无助。他们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　　另一个女孩问我：“我们要不要去？”　　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呢。”　　“白衬衣”见我们迟迟不上车，朝我们火了：“你们起去就自己搭车去吧。”说完，“砰”地一声将车门关上，发动了引掣。　　女孩急忙连声喊声：“我去，我去。”但那面色车己“轰”地一声绝尘而去。她愣愣地望着面包车远去的方向，好久才转过身来问我：“我们要去丰飞退钱吗？”　　我摇了摇头：“算了吧，刚才他们吵架你都听到啦，退是不可能的了。”　　互相叹息了一番，刚才院内的争吵和“白衬衣”的态度己表明，丰飞是和工厂合伙骗钱无疑了。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凭着印象，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们其实都不认识路的，但我们都知道１０７国道，只要上了１０７国道，就好办了。　　太阳很大，晒得人脸生疼，我们尽量找树荫的地方走，避免被阳光直射。可东莞路两旁的树多是为装饰而栽，树荫小得可怜。通过谈话得知，女孩是内地一所财经学院的毕业生，今年刚毕业。她会电脑，找一份普通文员的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可她坚持要做财务方面的工作，但财务方面她因为没有经验，厂家给出的工资才几百块钱，于是她就一直不停地找。这次上当受骗，也是被丰飞的两千元的高薪许诺冲昏的头脑。她决定回去就进厂，哪怕是一个月八百元也做了。　　我好羡慕她，我在亮光厂一个月加班加点也只有五百元。坐在漂亮的办公室，一个月七百元，不需要象我们那样每天加到半夜，对我来说有着致命的诱惑。但经此一劫，我知道这种好事现在还轮不到我。我决定明天重新给自己定位，象丽娟他们说的那样，安安份份找一份普工的工作，等金秋厂招工再进去吧。但无论如何，我来东莞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的！　　走到１０７国道，我和那个女孩就分手了，为了省钱，又害怕晕车，我没有坐车，而是沿着人行道一步步走着。经过市场时，我一块钱打包了一份炒粉。回到出租屋，双腿象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再也不想挪动一步了。１００。　　丽娟和陈刚还没有下班，我拆开炒粉饭盒准备吃饭，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打过包的。刚拆开饭盒，一股浓烈的塑胶气味向我迎面扑来。我调整呼吸，叹了一口气，打开一次性筷子，放了一点辣椒酱在炒粉上，尽管炒粉很硬，饭盒很难闻，我还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完饭，口干得要命，没有开水，我也懒得烧，喝了两杯温热的井水，简单冲了下凉，一头扑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梦中，我忽然想上厕所，于是顶着烈日，不停地在找啊找。可到处找不到厕所，情急之中，我被强烈的便意憋醒了。我刚想起身，却听到地上有异样的声响。　　这声响是那么陌生而熟悉，我下意识地翻了个身，一只手朝旁边一摸：丽娟不在床上！忽然想起以前在亮光厂宿舍时，吴少芬他们几对夫妻做的事，立刻，我什么都明白了！丽娟和陈刚，他们在做只有夫妻间才做的那种事！　　大概是我刚才翻身的声音太响了，那种异样的声音嘎然而止，粗重的喘息和压抑的呻吟也低了下来，黑暗中我听到陈刚紧张地问：“是不是海燕醒了？”　　丽娟迟疑说：“不会吧？”说完便喊，“海燕，海燕。”　　我假装没听到，努力屏住呼吸，全身僵硬地躺着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己经醒了，且便意越来越急，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真恨临睡着喝的那两大杯井水，如果不喝那两大杯井水，我便不会被便意憋醒，也就不会听到这异样的声音，现在也不要受这么大的罪！　　如果说以前吴少芬他们夫妻做那事的时候，我还能不那么难堪的话，因为毕竟宿舍里有好多人。那么现在，我真真是感到那十几分钟比十个世纪还漫长啊。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一方面有一种犯罪感，另一方感到非常地兴奋和刺激。我被这种矛盾的心理纠缠着，直到天亮再也合上眼。　　而丽娟和陈刚呢，做完那事后，丽娟爬上了床，两人都很快就沉沉睡去，直到听到他们均匀的呼吸，我才敢蹑手蹑脚地下床小便。是的，己经快半个月了，我在他们这儿住的也太久了。明天，只要有工厂招人，我再也不挑了。　　早晨起床，陈刚似乎做错了事的学生，不敢抬头看我。倒是丽娟，眉飞色舞的，仿佛遇到天大的喜事一般。趁陈刚到井边洗涮的间隙，她笑眯眯地问我：“海燕，昨夜你睡得还好吗？”　　我故作镇静地点点头：“还好的。”　　她忽然又害羞又自豪地说：“昨夜，我们声音太大了，我好怕惊醒你。”　　我尴尬地望着她，想着夜里的声音，我的脸一下子发起烧来。　　她脸上也“倏”地一红，没头没脑地又抛出了一句：“真的好舒服，海燕，你也快找个男朋友吧。”１０１。　　正在我不知如何回答时，陈刚洗涮完毕进来了，我赶紧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丽娟忙拉住我：“今天别去了吧，昨夜加班把这批货赶完了，今天难得放一天假，陈刚要带我去虎门买戒指，你也一起去玩玩吧。”　　我摇摇头：“你们去吧。”便逃也似地离开出租屋。　　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的女孩子，没有太多想法，在东莞想找一份普工的工作还是很容易的。因为打定主意不再想进好厂，不再想做文员，所以看到一家和亮光厂规模相当的电子厂在招人，我很顺利地通过见工，甚至没有要押金，随时都可以上班。这让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因为早上走得匆忙，忘记带钥匙了，丽娟和陈刚去虎门买戒指，现在肯定还没有回来，我决定自己随便逛逛。　　没有找工压力的逛待显得轻松多了，更令我惊喜的是，竟然在一家服装店的隔壁看到“电脑培训”的字样！自从来到东莞，找工作、上班、找工作，虽然明知道有电脑培训，但从没有刻意找过。我原以为电脑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培训的场所一定很辉煌气派呢，真没想到是这样一家不起眼的店铺。　　我进去时，因为刚吃过中饭，里面的人并不多。店铺外面看起来不大，但向后面延伸却很长，排满了两排电脑。看着电脑和电脑前熟悉操作的人们，我真是又羡慕又嫉妒。　　靠门边的一张办公桌上坐着一个面容和善的男人，看到我茫然地站在门外，热情地问：“小姐，是不是想学电脑？”　　我小心翼地问：“电脑，难学吗？”　　他微微一笑：“不难学，只要认真学，肯定不成问题的。”　　我怯生生地问：“那，要多少钱？”　　他递给我一张纸：“看看这上面吧，你想学什么？”　　那张纸原来是一个广告宣传单，上面写着所学项目的收费标准，最少的一项五笔输入法也要１５０元。我为难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呢。”　　他问：“你是什么学历？在厂做什么的？”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高中毕业，明天才上班，在厂里做普工。”　　他胸有成竹道：“那就学五笔输入法、ＷＯＲＤ和ＥＸＣＥＬ吧，很多女孩子都是学这个的，学会了就可以做文员了。”　　我看了看收费标准，五笔输入法１５０元，ＷＯＥＤ２００元，ＥＸＣＥＬ２００元，也就是说，如果我全部学会就要５５０元呢。除去这几天的吃喝和那天花的１２０元介绍费，我身上还有近７００元。进厂一般最少要押一个月工资，如果我交了５５０元，弟弟暑假开学的学费就要成问题了。　　想到这里，我试探着问：“现在没钱，过段时间我再来学，可以吗？”　　他宽厚地笑笑：“当然可以，你什么时候来我们都欢迎的。”　　我感激地说了声：“谢谢！”如获至宝地把那张广告宣传单装进包里。１０２。　　真的很感激电脑培训部的那个男人，虽然素不相识，但他给我开启了一扇窗户。以前，我虽然知道做文员是需要会电脑的，但一直以为电脑好难学，更不知道要从何学起。现在听他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决定明天就去上班，先打工一份工，等学完电脑再重新找工作！有了这个想法，我感觉离我来东莞的两个目的又近了一步，心里充满喜悦。　　又随便逛了一圈，便兴冲冲朝丽娟的出租屋走去。因为心情豁然开朗了，感觉身边原本零乱、破败的建筑和店铺也亲切起来。出租屋的房门大开着，丽娟和陈刚己经回来了，很意外地，房间里还坐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孩子。看我进来，丽娟笑眯眯地说：“海燕，我们厂明天招工了！”　　虽然己经准备进明天那家电子厂了，但听说金秋厂招工了，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金秋厂无论是规模、工资还是环境，在东莞都是数得上的。花园式厂房暂且不提，最少８００元的工资实在是诱人。虽说加班很多，但又有哪个厂不是加班加得累死累活呢？对我来说，加班不可怕，再苦再累不可怕，可怕的是工资低！　　但想到介绍费，我有些为难了，讪讪地问：“这次要多少介绍费啊？”　　陈刚指着旁边的男孩笑道：“这次不用介绍费了，胡海波是跟我一个班的烫工，也是四川人，他哥哥刚进我们厂里做人事。他刚才和他哥哥说好了。不过这次不是招查衫，是招包装工，要比丽娟累一些。”　　胡海波憨厚地冲我笑笑：“我哥很好说话的。”　　进金秋厂竟然不要介绍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按照以前的收费标准，我要交最少８００元介绍费呢。想到这里，真的非常高兴，拉起丽娟的手说：“走，今晚不做饭了，我们出去吃。”　　陈刚哈哈一笑：“胡海波早就说好他请呢。”　　我忙说：“那怎么好意思？”　　丽娟冲我眨眨眼：“你俩一个海波，一个海燕，谁请不是一样？”　　我听了这话，抬头看看胡海波，他立刻红了脸。我感觉到丽娟话里有话，但太兴奋了，也不做它想，一行四人说说笑笑朝饭店走去。那顿饭吃的很开心，那天也是我来东莞最开心的一天，我和丽娟甚至和喝了一点酒。只是胡海波坐在我身边，似乎对我很好的样子，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第二天，我惴惴不安地跟着丽娟和陈刚去金秋厂。还没到上班时间，穿着厂服的不断向厂里涌入，浩浩荡荡的。门口的招聘栏果然贴着招收包装工的信息，虽然要到九点才正式招工，且只是招收三名包装工，但现在厂门口己经排了长长的两队，在身着厂服的人群中，这两队不穿厂服的人看上去特别显眼。　　丽娟说这些都是等待见工的人。我赶紧也排了上去，粗粗算了一下前面的人数，有五六十人之多，而且身后的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１０３。　　其实排队见工的场面，我以前在别的厂门口也是见过的，包括亮光厂。但是如此多的人来见三个包装工却是非常罕见的。怪不得陈刚和丽娟一再让我进金秋厂呢，原来这个厂如此受欢迎，虽然加班加得人累死。　　尽管旁边的招聘栏上己注明上午九点才正式招工，但现在不到八点己站了百余人。这些人中有很多男孩子，我听他们互相聊天说，男孩子很难找工作，这三个包装工又没注明一定要招女的，他们来碰碰运气。九点钟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四百人了，我们这些人在厂门口有站有蹲，黑压压连成一片。原来排得还算整齐的两条队伍早就打乱了，因为再排下去估计要一两里呢。我被挤在一个角落里，两条腿站得都麻木了。　　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我顺着人们的目光向厂区望去，一个五短身材的男孩拿着一个文件夹，急匆匆地从漂亮的写字楼朝大门口走来。有认识的人小声说，这就是管招聘的胡海成。我想这胡海成大约就是胡海波的哥哥了，心里在紧张的同时难免有些失望。原以为，能在这样的大厂负责招聘，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虽然不一定要玉树临风，也应有几分斯文儒雅。可胡海成长得实在是太普通平凡了，连胡海波长得帅都没有。不过现在无论他帅不帅，我都认为他很高大挺拔，因为我能否进金秋厂，是由他决定的！　　保安室对面有一个好大的房间，上面写着“招聘处”的字样。胡海成将文件夹放在“招聘处”，保安便将电动门边的小门打开了，人群“轰”地一声涌向小门。前面的人拼命伸出手想把自己的身份证递上去，后面的人也将身份证或毕业证高高扬起。我忽然想起偶尔看过的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千万人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万岁”的场面。要不是门口有两个保安维持秩序，真怀疑会发生踏死人的事件。　　很多刚才看上去极文静的女孩子也拼命往前挤，丝毫不顾及形象。我也非常想和她们一样挤上去，但我实在鼓不起为了一份工作尊严尽失，为了我那份可怜的尊严，我只好无奈地站在人群外，心急如焚。从后面风风火火赶来的一个女孩诧异地问我：“你不是来见工的？怎么站在这儿？”　　我讪讪说：“是来见工的，但我不好意思往里面挤。”　　那女孩不屑地“切”了一声：“只要能进金秋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完便奋力向人群中挤去。忽然，人群又骚动起来，原来一个保安走到招工栏边，在包装工的要求后面加了个“女”字，人群中发出不满的责骂怕，男孩子们只好边小声责骂边垂头丧气地离开了。１０４。　　保安又重新维持了秩序，女孩们排成两条长队，招工才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胡海成一边看着身份证一边问着什么，我好羡慕他，这样可以见识多少个人名啊，说不定这些见工的男人中就有该死的齐月升呢。我一边随着队伍往前移动，一边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站在他现在站的位置。　　当然，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被录用。谢天谢地，虽然我前面排着很多人，胡海成在看到我的身份证时，只微笑了一下，连问都没问，就让我进了招聘处。招聘处己经坐了另外两个女孩子，其余的人羡慕地看着我们，沮丧地离开了。立刻，刚才喧嚣的厂门口重又清净起来。　　想想真是不公平，那两个女孩，都是刚从内地过来的样子，如我刚来东莞一样，穿着土气，一脸生涩。有一个女孩在填入职申请表时，竟连连填错了几次，字也写得歪歪斜斜的。我就不相信，刚才外面那么多女孩子，就没一个比这两个强的？而且，这两个女孩互相是认识的，显然和我一样，是内定进厂的。虽然我也是因为内定进来的，但还是为刚才那几百个人不平！　　我一直以为金秋厂是属于虎门的，看到入职申请表才知道，并不是虎门镇的，而是和虎门交界的另一个镇。金秋厂是花园式厂房，厂房很新，院子也很宽敝，并且铺满了草坪和花园，非常漂亮。无论是规模还是环境，亮光厂都不可望其项背。但金秋厂竟然不要考试，而且胡海成说每天也不需要做早操、开早会什么的，这让我好开心。因为同样是早上八点钟上班，每天却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呢。进厂后我才知道，不跑步、不做早操哪是因为根本实在没时间！　　刚填好表，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走进来，胡海成亲热地称她珍姐。珍姐脸色黑黄、没什么气质，一看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她很随便地扫了我们一眼，便在我们三人的表格上签了名字，并写上针织一厂的字样。珍姐走后，胡海成说，珍姐是针织一厂的尾部主管，叫李凤珍，以后我们就归她管。　　然后，胡海成分别给我们写了一张“录取通知书”，让我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及身份到到指定医院办理健康证。下午拿了健康证就可以直接拿行李来上班，如果拿不到健康证就不要来了。我心里一喜，他说的那家医院就是我在亮光厂时办理健康证的医院。　　我赶忙道：“我有健康证的，我在亮光厂上班时，也是在那家医院办的，这次就不用办了吧。”　　胡海成为难地说：“厂里有规定的，以前有的不算，一定要进我们厂办理的才算呢。”　　我急了：“为什么啊？我的健康证才半年多呢，还在有效期呢。”　　胡海成别有深意地冲我笑笑：“你问海波就知道了，不要说金秋厂了，东莞、珠三江、广东甚至全国都是这样的呢。”　　我想起自己能进金秋厂己经不错了，哪有资格挑三捡四呢？只好悻悻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和那两个女孩往医院走去。１０５。　　走在路上我才知道，那两个女孩是堂姐妹，江西人，大的叫李萍，小一点的叫李梅。李萍长得很漂亮，虽然微黑，但眉清目秀，身材高挑，不爱说话，看上去也颇有心计。李梅一张娃娃脸圆圆的，一笑还露出两个酒窝，非常可爱，话也很多。　　李梅说她们刚从家里出来，姐姐李清是个大学生，在金秋厂做仓管文员，这次就是姐姐让她们来的。为了让她们两个人进厂，姐姐每人帮他们出了一千元介绍费，因为介绍费比一般人多２００元，所以尾部主管才同意让她们两姐妹进来的。　　李梅说到这里，李萍赶忙提醒她：“就你嘴快，你忘了，姐姐让我们不要说的呢。”然后转脸问我，“你进来也交了介绍费了吗？”　　我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交了。”　　机灵的李萍立刻看出了什么，小声埋怨她堂妹：“叫你不要说嘛，姐姐说要是传到厂领导耳朵里，尾部主管也受处罚的，搞不好我们也被开除的呢。”　　我却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技术的工人进金秋厂要交一千块钱介绍费，而我却一分钱没交就进来了。一方面固然是介绍我进厂的胡海成哥哥胡海波正好是人事；另一方面，就算胡海波和陈刚是好友，但胡海波如此卖力地帮助我，也不会没有缘故。想起丽娟一些话和胡海波的眼神，我恍惚明白了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来东莞的两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进金秋厂做工人不过是权宜之计；找一个做烫工的男友更不是我想要的爱情！　　医院有另一个工厂来体检的人，把本就不大的医院挤得满满的。上次是亮光厂集体体检，并没有出示身份证。但这次不但要拿出金秋厂的录取通知书，还要出示身份证。特别是验血时，医生警惕地看着我的脸，然后又认真地对照着身份证上的照片。我感觉自己象做错了事的犯人，非常郁闷。　　验血主要是看是否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之前在亮光厂己经体检过了，我知道自己是健康的。下午来拿结果时，果然正常。我赶紧回出租屋拿了自己的行李，匆匆赶到厂门口时，正遇到李萍、李梅。她们只带了一个人的行李。李梅一脸沮丧，李萍哭得稀里哗啦。原来李萍被查出小三阳，没有拿到健康证。　　看我们进来，保安通知了胡海成，胡海成看了体检结果，只让我和李梅将行李提进厂内，却让保安把李萍拦到了门外。李萍哭得更厉害了，正在这里，一个瘦瘦的女孩匆匆赶到，女孩就是李清。李清看了李萍的体检结果，叹了一口气，但还是跟胡海成乞求道：“小三阳并不传染的，再说我们厂所有餐具也都放在消毒碗柜里的，应该没事的。”１０６。　　胡海成为难地说：“我也知道不传染，但就算公司不这样规定，上面也会查的。没办法，叫她去那些小厂试试吧。”　　李清声音都哽咽了：“你也知道，那些小厂累死累活也拿不到几个钱。”但她不再乞求胡海成，而是强装笑颜安慰李萍，“先回出租屋吧，我们再找。”李萍哭得更凶了。　　一旁的保安不高兴了：“不要在这里哭，老总看到要骂我们的。“李萍只好连哭边走了。　　我和李梅每人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交了２００元押金、四张照片，领了员工手册、厂牌、饭卡和两套工衣，便成为金秋厂的员工了。金秋厂是用饭卡的，每人以每天六块钱计。饭卡上面写上名字、月份和３１天，每天分上、中、晚三顿，吃一顿饭堂厨工就划一顿。虽然方便了，却不可能节省饭票换日用品了，这真是遗憾。　　当然，我们还要经过三个月试用期才能算正式员工，正式员工才有全勤奖。金秋厂是港资厂，没想到在全勤奖这方面，和亮光厂极其相似呢。　　一切准备就绪，宿舍管理员便让我们提着行李，在一个保安的带领下，绕了一大圈由后门进厂。这个大门似乎刚装上不久，是生活区的大门，大门左侧还有一个门，这个门是连着厂区的。保安介绍说，这是前几天发的通告，以后所有员工上下班只能由这个门进出厂区。刚才应聘处的正大门则只能由车辆及厂领导通过。　　这真的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正大门前面是一条宽敝的马路，对面便是许多出租房，我们由正大门出入非常方便。而现在出入的这个门，却是非常偏僻的。如果从这个门去出租屋，要绕好远的一条路呢。但这些都是规定，我们所做的，只有遵守这些规定，无论是否合理。　　金秋厂真的好大，生活区也大得不得了，还有宽敝的草坪和篮球厂。宿舍管理员也来了，他把我们领进Ａ栋宿舍三楼，打开３０８房间，嘱咐我们找老员工要钥匙自己配，便离开了。　　房间共有８张床１６个上下铺。房间尽头还有一个阳台。阳台边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洗手间，却不干净，一打开便有一股尿臊味。房间还有三张空铺，一张下铺两张上铺。在亮光厂我住够了下铺，趁李梅不注意，便手疾眼快将自己的行李扔在了那张下铺上。李梅委屈地嘟着嘴，只好爬上我的上铺。那张下铺似乎好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非常脏，到处都是灰尘。我暗笑，房间的人真傻，难道不知道下铺比上铺方便得多吗。别的不说，就是夏天挂蚊帐也容易呢。　　刚刚收拾好，下班的铃声就响起了。我和李梅赶紧在左胸前挂好厂牌，拿着饭卡去食堂吃饭。正要出门，却从门外火急火燎跑进来一个女孩子。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但看到我们的床，随即尖叫起来：“你们不可以住那张床的！”１０７。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着自己的床铺：“你是说这张吗？”　　女孩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恐怖：“那张还好，但下铺不能住人！”　　我以为她是嫉妒我是后来的却占了一张下铺，便有些不悦：“这张床上好脏呢，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擦干净，床又没坏，不能住人放在屋内做什么？”　　女孩听出我话中的讥刺，冷笑一声，不再理我，从自己床上拿了饭卡，扭头就走。我问李梅：“她是不是欺负我们后来的？”李梅茫然地摇摇头。　　金秋到底是大厂，每层宿舍下面都有一个饭堂，十分宽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干净。饭堂有四个打菜的窗口，靠墙的柜子上有一次性的钢碗和汤匙，另外还有几个大桶，分别装着米饭和汤。我和李梅站在人较少的队伍后面排起来，轮到我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饭卡递进窗户里。窗户里面有两个厨工，一个拿着笔负责打菜，一个负责划饭卡，打一份菜划一份饭卡。　　菜是统一放在一个长方型的不锈钢餐盘里的，餐盘有四个象小碗形状的凹陷。三个小的凹陷里分别放着三份菜。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让人爱不释手。我悄声跟李梅说：“这么好的餐具，要值十块钱呢。”　　李梅也小声道：“不止，我觉得最起码值二十元，吃过了真不想放回去呢。”　　我们将米饭盛在那个大一些的凹陷里，并拿了一个不锈钢碗盛了汤，又拿了汤匙，这才找一处桌凳坐下来。虽然是六块钱，但菜却和在亮光厂吃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卫生看上去好一些。两素一荤，荤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肠炒鸡蛋，素菜就是一个空心菜一个黄豆芽。火腿炒鸡蛋没什么味道，另两个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们真的饿了，吃得狼吞虎咽。来东莞后，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担心饭菜不够吃，也不用想着怎样去节省饭票。我和李梅一边吃一边小声讨论着面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个钢盘多少钱，盛汤的钢碗多少钱，汤匙多少钱。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乍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好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职员饭堂吃饭，而丽娟他们是梭织三厂的，也并不和我们在一个饭堂吃饭。　　吃完饭，将餐盘、碗和汤匙分门别类地放好，连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这是我来东莞后，第一次感觉良好。漂亮的花园式厂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呢。而在农村，哪一口饭不是汗水掉泥土里砸八瓣换来的呢？　　可惜这高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们走进宿舍时，看到刚才那个女孩正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对着我们的床指指点点，两人均是一脸肃穆。看到我们，那位大姐说：“那个下铺不能住人的，还是搬到上铺去吧。”　　我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别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１０８。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呢。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１７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努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而是实在没有钱。再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啊。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一次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她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我两千块钱吧。”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四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床不能住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啊？”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你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对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啊。”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１０９。　　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４５岁了，我保守地问：“４０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４５呢，其实我才３７岁。”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３７岁？你年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都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呢。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忙，忙得连说话的时间好象都没有了。我们一天跑来跑去也累了，冲洗了一下，一挨枕头便睡着了。也不知道宿舍的人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被人嘈杂的声音惊醒，看到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正忙乱成一团。我赶紧推醒李梅，两人手忙脚乱地以最快速度洗涮完毕，随着宿舍的人走出３０８。这时人流也从各幢宿舍楼以及厂区外涌入，逐渐形成一股更大的人流，浩浩荡荡朝工厂区走去。　　厂区非常干净，我们跟随红姐她们上了车间所在的五楼。老员工都有一双拖鞋，分别锁在一个小柜子里，钥匙由自己保管，我们因为是新来的，只好换上临时拖鞋。　　推开写着“针织一厂”的房门，我真的是惊呆了，厂区好大啊，似乎望不到尽头。到处是人和机器，我也分不清那些人和机器是做什么用的。红姐做为老员工，把我们带到位于厂区一角的几张办公台前。办公台前坐着好几个人，昨天给我们签字的珍姐也在坐。其中有一个瘦小的女人非常显眼，这女人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随意地穿着牛仔裤Ｔ恤，头发烫起来，看上去非常洋气。她嗓门也很大，正在声色俱厉地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骂一个男孩，男孩唯唯喏喏，连大气也不敢说。１１０。　　车间里机器声虽然不大，但因为机器很多，所以非常嘈杂，靠得很近的人也必须大声讲对方才能听到。越这样就越嘈杂，真是恶性循环。珍姐看到我们，对身边一个胖胖的女孩大声说：“周桂树，这两个是给你们组招的人，你带去吧。”　　那个叫周桂枝的女孩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有恃无恐地说：“人事部越来越差劲了，什么人都往里招，一看就是个生胚子，跟我来吧。”　　尽管对她的话非常反感，但我们还是诚惶诚恐地跟在她后面，七拐八拐走了好远，来到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溜桌子，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很多女孩正低着头，飞快打着包装。这就是所谓的包装组了，周桂树把我们领到另一个低头包装的女孩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段明兰，你给她们两人派活吧。”　　那个叫段明兰的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让我们在她旁边坐下，只叫我们学着她的样子做事，却并不说话，两手依然在桌子上飞快地动作着。后来我们才知道，段明兰虽然是包装班长，但拿的也是计件工资。挂着班长的头衔只是每月多２５０元，但要最先学会每一次货品的包装方式，负责培训新员工并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都是纯机械式工作，我们很快知道怎么做了。段明兰便让我们去尾查那边去拿来查过的Ｔ恤衫，然后挂上放有各类标识的纸牌，放在一个固定的塑料纸板上叠好，再用别针固定，最后放进塑料袋里封好。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便将装着衣服的塑料袋放进旁边的筐子里，会有专人过来点数装箱。　　这些步骤看起来一点也不难，但真正做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回事。挂纸版和封塑料袋还好，就是把衣服整齐放到纸板上并加别针固定这道工序，我们生手做起来真的非常笨拙。偏偏那些细细的小别针一不留神就看不到了，弄得我手忙脚乱，谁知越乱越出错，不小心竟就扎进了手里，顿时鲜血直流。　　正在这时，周桂树冷着脸走过来，怒吼道：“你真是笨死了，还不快把手拿开，要是弄脏了衣服，你赔得起吗！”　　我吓得一哆嗦，手掌又另一根小别针扎了一下，疼得要命。旁边的周桂树小声说：“快用嘴把血吮干净了。”　　我只好强忍着泪，飞快地把手放在嘴里，舌头在流血的手指和手掌处来回舔着。血是咸的，手掌心的汗水是咸的，苦涩的泪水也是咸的。我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将混着血水、泪水和汗水的滋味舔进嘴里，流进心里。　　周桂枝一转脸又指着李梅骂：“还有你，你看你叠的衣服皱成什么样了，拆开，重来！”说音刚落，一件衣服就砸到李梅的头上，李梅头一歪，那件衣服又砸到她手上，她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忍气吞声地将衣服拆开重新折叠。　　我胆战心惊地问段明兰：“她不会炒我们吧？”　　段明兰犹豫着说：“也许会，也许不会，你们还是好好干吧，先别管那么多。”１１１。　　我望了望身边那些低头做事的人和无数飞快的双手，我坚信自己也会和她们一样快的。果然，学着学着我就越来越熟练了，李梅也是。并且，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拖鞋和钥匙。只是最初的紧张和新鲜劲一过，每天象一台机械一样重复着这些繁忙而枯躁的操作，真是苦不堪言。　　大多数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洗涮完毕吃早餐，然后进入厂区打卡上班。中午不打卡，直接由厂区进入饭堂，吃完饭后，再由饭堂进入厂区。晚饭亦是如此。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加班算正常上班，如果无帮缺席、迟到或早退按旷工处理，虽然是计件，但也要倒扣工资。　　除了写字楼职员，每个进出厂区的人都行色匆匆的。整个针织一厂八百多员工，只有三个人例外，这三个人就是朱素贞和另外两个女孩子。这三个人经常请假，说来也怪，别人很难请到假，但这三个人却能轻而易举地请到假。时间长了我便知道，这三个人虽然在厂里上班，但却是兼职在外面做“小姐”的，每次可以赚几百元，每月只要出去四五次就可以赚得比工资还多呢。　　而那些组长、主管之所以对她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暗中收了她们不少好处，所以在请假时给予她们很多方便。红姐私下和我说，她曾亲眼在洗手间看到朱素贞把一根做工精美的玉镯塞到周桂枝手里。还好她反应快，立刻将洗手间的门关上，否则，还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朱素贞是尾查，尾查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尾查不喜欢谁，她查过的衣服就会不给谁包装，而是给那些她喜欢的人包装。这样，有的人面前衣服堆积如山，有的人可以包装的衣服就很少，拿的工资相应就少了。　　但好在，自从我进来后，虽然因为床铺的问题她对我略有不满，但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她查过的衣服有时还会主动送到我们包装的桌子上，这让李梅和其他包装工都很羡慕。　　有一天晚上破例不加班，我早早洗涮完毕躺在床上。现在在我看来，真的应了那句古话：骑马坐轿，不如睡觉。宿舍的人多半也出去了，只留下几个人在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快乐的时光。　　红姐看李梅可爱便逗她：“梅子，准备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你看我们宿舍的小姑娘都出去拍拖了呢。”　　李梅当即红了脸，吭吭哧哧道：“人家还小嘛。”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你今年１８，阿花比你还小一岁呢，男朋友都谈了两年了。有合适的就快谈一个吧。别等到象我，都２６了还没人要呢。”　　红姐又转脸问我：“海燕，你呢？你２０了吧，比梅子还大两岁呢。”　　我傲然道：“我才不想找男朋友呢？我要学电脑，然后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做，我一定要坐到有空调房的写字楼里去！”　　我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１１２。　　我不解地望着她们，委屈地说：“我说错什么了吗？我们那么大的车间，只能装风扇，热得要死。听李梅姐姐李清说，办公室的写字楼都有中央空调的，很多人上班时间还要专门拿一件厚衣服御寒呢。”　　红姐一边抹着笑出的眼泪一边耐心地说：“写字楼谁不想去？大家都想去，问题是去得了吗？我们厂差不多一万人，听说光职员都有一、两千。可真正坐在写字楼里的还不到五百呢。就连珍姐、周桂枝她们，虽说吃的是职员饭堂，睡的是职员宿舍，还不得跟我们一样在车间里流汗？做写字楼，那都是要大学生的！”　　“大学生”这三个字象一根巨大的刺，深深地刺疼了我。我恼羞成怒道：“就算做不了写字楼我也要做主管，最起码也要象周桂枝那样，不要干活，也没人骂，工资还比我们高。”　　段明兰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你这个真是的，你以为主管那么好做的？人家珍姐是从羡国塞班岛回来的，什么苦都吃过；周桂枝也在孟加拉国呆了三年呢。”　　好久没说话的朱素贞冲我苦笑道：“海燕啊，你也不想想，全厂那么多人，大家还不都是打一份普通的工？就算工作再努力，厂里再提拔，又有几个能出位的？退一步说，大家都想坐写字楼、当职员、拿高工资，那么多活谁来干？”说到这里，她忽然冲我使了个眼色，站起身来，示意我跟她出去。　　我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想到她一向待我不错，便下了床跟她走出门外。宿舍楼旁边宽大的草坪里，三个一堆两个一群坐满了人，朱素贞领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坐下，我一头雾水地问：“素贞，有什么事吗？”　　她沉默了一下，轻声问：“海燕，你是不是很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想赚很多的钱，我只想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朱素贞非常有把握地说：“别骗我了，出外打工的人，哪个不是为了赚很多很多的钱呢？我倒有一条路子可能让你赚很多钱呢？”　　虽然我来东莞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但如果有很多很多钱的话，我的目的就可以更快地实现。所以，我试探着问：“是一条什么路子呢？”　　她神秘地趴在我耳边说：“晚上跟我出去做吧，你还年轻，又这么漂亮，我认识一个酒店的‘妈咪’，可以介绍你进大酒店做，她捧红过很多小姐，你对她好一点，她一点会把你捧红的。要是你运气好被老板看中了，一辈子就吃穿不愁了，哪里还要打这份工？”　　听了这话，我立刻气血上涌，我想到了村里的那个大姑，真是又气又急，很想骂她，但想到每天都要从她手里拿货，冲到嘴边的骂人话结果变成了疑问句：“你说得这么好，为什么你直接进酒店做呢？”１１３。　　她叹了一口气：“一来呢，我年龄大了，长得又不漂亮，客人很少，只能给那些该死的鸡头留电话，有活做通知我过去接，收入不稳定；二来呢，这厂里我有很多老乡，毕竟不能那么光明正大，传到家里也不好做人呢。”　　我真想骂她，她怕传到家里不好做人我就不怕啦？但我还是软弱地说：“对不起，我不想做那个。”　　没想到听了这话，她很不高兴：“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呢？我是为你好呢？”　　她的话让我很生气，一气就忘记后果了，脱口而出：“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一计不成，她又哀求道：“海燕，我己经答应那个‘妈咪’给她介绍女孩了。你这样拒绝，我怎么好意思跟她说？或者，你就走一下过场，陪我跟她吃一顿饭，这样我也好对她交待呢。求求你，就当帮我吧。”　　做与不做，这是原则问题！我生硬地说：“不，我不想和那种人吃饭！”撂下这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赶忙追了上来，连声说：“杨海燕，你不要告诉别人啊！”　　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的，这种丑事，想遮掩还来不及呢？只是从那以后，朱素贞再也不将查过的衣服抱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了。更为可气的是，甚至她面前的衣服堆积如山，我去取的时候，她也不给我。她越来越对李梅好起来，有时还送给李梅荔枝、龙眼、李子等各种时鲜水果。这些水果都是我们平时望尘莫及的，每每看到，我总会咽口水。　　终于有一天，李梅红着脸跟我说：“海燕，朱素贞说可以介绍我去酒店上班。她说酒店能赚好多好多钱，有了钱想吃什么水果买什么呢？”　　我瞪大了眼睛：“早就知道她没安好心了，你怎么说？”　　李梅认真地说：“我来时我妈跟我说，我打几年工攒一笔钱，她会用这钱给我置办嫁妆的，然后找个好男孩安安稳稳过日子呢。”　　我握着她的手：“是的，梅子，累点苦点不怕，但绝不能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原则问题！”李梅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虽然快人快语，但她是个好女孩，善良而单纯。　　朱素贞对我们两人同时冷淡下来，可能连碰了两次钉子也没有再发展别人的兴趣了，终于安静下来。只是请假的次数，也明显少了许多。　　我们的生活是固定的三点一线：宿舍－厂区－饭堂，我们每天在这三点一线间周而复始。每天早上七点打起床铃，而我又是比较嗜睡的一个，经常要挨到七点半才能起床。因为时间紧，便不能去吃早餐，一直要空着肚子做到中午１２点。不出两个月，我感觉胃部开始不舒服起来。事实上，同样的原因，宿舍没几个人的胃是好的。　　日子象指尖的流水一样逝去，我逐渐习惯了这种繁忙而劳累的生活。我感觉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麻木了。很多时候，我忘记了我来东莞的目的，我觉得自己己经不是人了，而是和车间的那些平车、烫位一样，只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干活的机器！１１４。　　因为货多，每天赶货赶得死，一般最早１２点下班，有几次上了通宵，休息四五个小时后照常上班。虽然金秋厂无论规模还是名声，和亮光厂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同样是发夜宵票的，同样是那种无油无盐的汤米粉、汤河粉，吃得我一看到白白的东西都想吐。　　但不能不吃，否则，没有力气打包装，更不可能熬得那么久。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睡着了。夜里只有组长在，一般看到睡觉也不象白天那样骂人，但睡得太久了也不行，就算组长不叫我们也会醒的，因为工资是计件的，想睡觉就别想拿高工资。　　所谓的高工资也只是相对而言。我们打包装不算技术活，工价低得要死，在厂里包装工的工资是最低的。工资最高的是平车车位和烫位。但烫位一般都是男孩子，而车位要熟练工。而我，是要学电脑做文员的。可这样拼死拼活地加班，哪有时间去学电脑呢？　　金秋厂也是押两个月工资。我的钱除了寄５００元给我弟交学费，剩下的也很快花完了。我在金秋厂的第一份工资是八月底领的，虽然整个六月份我只上了１０天班，但还是领了差不多２５０元的工资。好厂就是不一样呢，在金秋厂做１０天相当于在亮光厂做半个月。但我还是恨不得一分钱分成几次花，因为这一分一厘都是我的血汗呢。　　丽娟他们梭织三厂也是不停地赶货，我们好难见一次面，偶尔碰到，也是打几句招呼就各奔东西。厂里连国庆节都没有放假，虽然国庆节是国家法定假期，但对我们似乎没什么作用。甚至连拿计时工资的查衫，也和平时拿的一样工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元旦。按照惯例，年前的一段时间是金秋厂的淡季，有时还整天整天地休息，我和丽娟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多起来。而每次去看丽娟，都能看到胡海波。因为李清是做职员的，和李梅不能天天在一起，反而我和李梅总是同进同出，人家都说我们象姐妹。　　元旦前一天，厂里加了菜，每人分到一条鸡腿和一罐可乐。这是我第一次喝可乐，不习惯那股说不出的味道，但我知道可乐是好东西，且非常贵，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喝完了。那只鸡腿不大，不过真的好香。因为加了餐，人们的脸色比平时鲜艳了许多。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天晚上，胡海波竟将一条鸡腿和一罐可乐送到了我的宿舍！鸡腿和可乐每人只有一份，这一定是他没舍得吃的。　　想到我和丽娟刚来的时候，陈刚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两只鸡蛋，我心里暖暖的。虽然实惠的鸡腿和可乐相比较浪温的鲜花来说，不值一提。但对我们这些长期吃那种没油没盐的两素一荤的人来说，节省下只有一份的鸡腿和可乐，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爱心啊！１１５。　　尽管如此，我知道一分钱不拿进厂，我己欠他太多。因为自知无力承担这份人情，所以我执意不接他的东西。幸好宿舍里只有我和李梅，否则，这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推来让去的，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　　胡海波的脸涨得通红，终于说：“你是不是嫌少？”　　我急得都快哭了：“不是，真的不是呢。”　　旁边的李梅看不下去了，一伸手将鸡腿拿了去，得意地一笑：“你俩别让了，鸡腿和可乐都算我的了。”　　因为李梅和胡海波也见过几次，算是熟人，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胡海波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间里，好半天才讪讪地说：“明天休息，我们一起去陈刚那里玩吧。”　　还没等我答话，李梅一口答应了：“好啊，你买菜，我们做饭。”　　胡海波连连点头，偷眼看我脸色始终不冷不热的，再也坐不住了，很狼狈地退了出去。　　她刚一走，李梅责备道：“胡海波是想追你呢，厂里男孩子这么少，你还不赶紧答应了他。”确实，据说厂里的男孩还不到八百，也就是说，男女比例大于一比十。厂里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经常看到长相平平的男孩身旁伴着一个容貌出众的女子。也正因为此，厂里年龄超过二十五岁没有对象的女孩比比皆是。这部分女孩，回家找吧，不甘心，再说多年打工在外，家里适龄的男孩大多是结了婚的。在厂里找吧，哪里论得上呢。可我，怎么能跟她们一样呢？　　我于是就逗李梅：“他哪里是追我呢？他明明是借送我东西来追你呢，你看，你一接鸡腿他就走了。“　　李梅瞪大了天真的眼睛，疑惑地问：“真的？”　　我点点头：“是真的。”本来是为了逗李梅，忽然意识到，李梅活泼可爱，胡海波清秀善良，如果两人能走在一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有了这个念头，我决定成全他们。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便去丽娟的出租屋。胡海波己经到了，屋里摆着一大堆菜，显然是他记住了昨天的话。看到我们进来，他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我身上。丽娟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认真地说：“你看胡海波怎么样？上次他仅仅是看了你和我的合影，就打电话称你是他女朋友，他哥哥才帮忙让你进厂的。他真的好喜欢你，和我们那里又很近呢，要是成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呢。”　　我断然拒绝：“不！”　　她急了：“胡海波己经很不错了，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叹了一口气，终于说出了埋藏以久的心里话：“为了弥补我没上大学的缺撼，我一定要找一个大学生！”　　在说这句话时，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将要为这句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１１６。　　丽娟恨铁不成钢地看了看我，再不提我和胡海波的事了。　　虽然己有些冷了，但天空竟然阳光灿烂，这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每天上班、下班，真可谓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都快忘记太阳长什么样子的了。　　中饭很是丰盛：一盘青菜，一盘炒辣椒，一盘油煎塘虱，还有一大碗凉拌猪肺。猪肺据说本地人嫌脏，不吃，却成了我们打工者的美味。大大的一只猪肺才只要两块钱，买回来煮熟洗净后，再放上辣椒面、花椒粉及麻油等等拌匀，真是天下少有的美味呢。一桌菜连饭一起不到十块钱，却吃得我们心花怒放。想想饭堂那名义上每天六块钱的伙食，菜难吃不说，饭都发黄发硬，人人难以下咽，不知道承包饭堂的老板赚了我们多少钱呢？　　吃过饭我们便到附近的市场上转，因为是元旦，很多厂都放了假，到处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我们刚转了一圈，胡海波便提出请我们看投影。他率先去买了票，我们鱼贯而入。丽娟照例是和陈刚坐在一起的，我坐在丽娟边上，胡海波坐在我边上，他的另一边是李梅。胡海波想跟我说话，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眼睛始终盯着墙幕，仿佛被里面情节吸引似的。　　事实上投影很难看，两块钱可以看两部片子，一部是打打杀杀，非常血腥；另一部简直就是色情了，不但能看到男女主角赤身裸体缠绕在一起的镜头，还不时有呻吟声入耳。在这种情况下，身边坐一个对自己情有独钟的男孩子，真是如坐针毡。　　在投影上那一对男女主角的赤身裸体再一次缠绕在一起时，我感觉到胡海波的手试探着碰了一下我放在扶手上的手，我迅速拿开了，手再不放在那个位置。与此同时，我刻意将身体向丽娟那边靠过去，和他保持着的一定的距离。我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势一直保持到投影结束。胡海波显然有些失望，从投影厅里出来，他一直是垂头丧气的。　　陈刚似乎看出了什么，“嘿嘿”一笑：“看这样的片子，想不犯罪都难。”　　丽娟娇嗔地打了他一下，并将身子偎上去，两人眼波流传中的浓情蜜意，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胡海波似乎受了刺激般，表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和前面不住回望他的李梅走到了一起。　　望着前面的丽影双双，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李连平不是我的归宿，胡海波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到底在哪里呢？正如陈刚所说，看这样的片子，想不犯罪都难。而我年轻的身体，一次次受着这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刺激，蛰伏了２０年的欲望己经蠢蠢欲动了。平时累死累活倒还罢了，一旦闲下来，我感觉是多么的空虚和寂寞啊！　　回去的路上，又路过那家电脑培训部，但我没有进去，即便现在放假。因为快要过年了，我要把所有的钱寄回家给妈妈和弟弟。一到寒冷的天气，妈妈就更下不了床了，而弟弟也该交来年的学费了，我哪里还有钱给自己学电脑呢？１１７。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念叨，日子是靠一个节一个节过来的。对于在外打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元旦过后，几乎是眨眼之间，又快到春节了。还在元旦前，就有人为回家的车票奔忙起来。　　我不回家，当然今年也不会象去年那样靠几袋方便面过年了。胡海波己经和李梅确定了恋爱关系，胡海波再看我的时候，目光中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没有了内容。他更长时间地将目光放在李梅的身上，一脸爱意。　　我们三个人说好到丽娟的出租屋里过年，丽娟和陈刚则四川老家订婚。陈刚很早就请假去广州车站排队买票了，但排了三天队却一张票也没买到。最后只好花高价从“黄牛党”手中买了两张“黄牛票”。　　丽娟和陈刚一年里省吃俭用，共存有一万五千元，这让我非常羡慕。但厂里满三个月以上的员工，都是通过银行发工资的。我算了算，除去六月份的２５０元，我也领了四个月的工资共计３７８３元，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他们回家的前一天，厂里正好放假。在丽娟的提议下，我们三人一起坐车去镇上的银行取钱，顺便也想买点东西带回家。这是我自来东莞后，第一次去镇上。尽管路上很多大巴、中巴，但人实在是多，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一辆车。但车上没有座位，只能在人缝里站着，下车时，两腿己经发麻。　　因为春节来临，大小商铺前张灯结彩，喜迎春节，非常繁华。只是时不时看到背着大包小包在路边候车的人，这些人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神情焦急，慌慌张张，给这个繁华的东莞大镇带来了几分不和谐。　　银行有四个排队的窗口，有一队排得特别长。我们看了一下，其余三个窗口人都很少，但那三个窗口分一万以上、十万以上，还有一个专为个外汇服务的。这三个窗口里的职员说话软声细语的，态度非常温和。而那个排着长队的窗口前，不时传来呵斥声，那是银行职员发出的。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排到那条长长的队伍后，陈刚和丽娟刚排到了一万元的窗口。但轮到两人时，他们又垂头丧气地排到我后面。原来他们虽然是取一万元，但那一万元并不是在同一张存折上的。　　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才取到钱。人己累得不行，虽然镇上非常热闹，却再也没心思逛了。取了钱，小心放好，又匆匆往邮局赶去。邮局有一队排的比银行更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进去一看，排得很长的这条队是转帐的，都是两千以下的交易金额，当然，也和银行一样分成几个等级。这种不平等现象，竟是无处不在的。　　寄钱的人不算多，我寄了３３００元，邮寄费却花了４8元。轮到丽娟时，他们却放弃了，因为寄一万元要分成两份寄，共要１16元的手续费呢，两人实在舍不得。他们最后商定：不寄了，直接把这一万元带回家。　　这时，天色己晚，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正好路边驶过一辆长途大巴，我们赶紧挤了上去。１１８。　　因为刚从车站开出，后排还有几个空位子，我们三个人赶紧坐了上去。　　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丽娟疲倦地倚在陈刚肩上，我百无聊赖地拿出刚才邮局开的单据看着。越看越奇怪，邮局收了我４8元，怎么单据上只有４０元呢？另外８元哪里去了？我悄声问陈刚，陈刚淡然一笑：“有什么好奇怪的，那一元是手续费。”　　我不死心：“那４０元不是手续费了吗？”　　陈刚苦笑道：“谁知道呢，他们是老大，说什么就是什么呢。”　　我还想说什么，忽然车厢里传来激烈的打骂声。我吃了一惊，只见前面座位上有一个老板模样、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正拿着一卷报纸批头盖脸打另一个土里土气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好象有点傻，竟然不躲闪，只是带着哭腔哀求着：“对不起，老板，对不起。”　　“傻子”的哀求并没有平息那个“老板”的怒火，他一边更用力地打一边大声骂着：“我叫你不长眼，我叫你不长眼，你他妈的不想活了！”　　我一时义愤填膺，非常同情那个傻子，但那个“老板”虎背熊腰，看上去非常霸道，不是个好惹的家伙。车上坐着许多男男男女女，可除了我和另外几个人瞪大了眼睛外，别的人似乎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这些人是如此地冷漠，我恨恨地心里骂着他们！　　在“老板”的打骂声和“傻子”的哀求声中，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始未，原来那个“傻子”打开一瓶“可乐”时，不小心喷到了“老板”身上。我小声能怒道：“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　　丽娟也愤愤不平道：“就一点可乐，有这么大惊小怪地嘛。”　　陈刚赶紧向我们使眼色，叫我们闭嘴。“老板”依然还在打着，“傻子”边躲避他那卷落在他身上的报纸边战战兢兢地说：“我给你擦，我给你擦。”　　“老板”更怒了：“谁要你擦！”又将报纸迎头抡了下去。没想到这次抡空了，报纸将“傻子”手中的可乐瓶打翻了。打翻的“可乐”再次溅到“老板”身上，“老板”更怒不可退了，抬起腿重重地将“可乐瓶砸扁了。可乐流了一地，”傻子”大叫一声，赶紧宝贝似地捡起来。　　忽然，另一个座位上的男人象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指着“傻子”手上的“可乐”瓶说，兴奋地：“中奖了，你中奖了！”　　“傻子”拿着可乐瓶，茫然地站在车厢中，似乎不明白什么是中奖了。　　“老板”，立刻不打了，也着急地看着那只被自己砸扁的可乐瓶，将拉环对着窗外看了半天，果断地说：“真的是中奖了，一百万呢！”　　话音刚落，“傻子”立刻扑上去将可乐瓶抢了回来。　　“老板”满脸堆笑说：“你知道哪里领奖吗？”　　“傻子”茫然地摇摇头。　　“老板”说：“等你知道了就过期了，你不如一百元卖给我吧。”１１９。　　我心里很替那“傻子”着急，生怕他被“老板”骗了，白白错失一次良机。　　幸好，“傻子”这次又不傻了，他咧开大嘴笑了，憨声憨气地说：“你以为我真的傻啊，这奖值一百万，你想一百元买到？可乐是在杂货店买的，我不会去问杂货店的老板吗？”　　旁边有人哈哈大笑：“杂货店？把整个杂货店卖了也值不了一百万呢？”　　“傻子”听了这话，就有些慌了，求助地望着旁边的人：“那，那要怎么领？”　　有一个好心人问他：“你有身份证吗？　　“傻子”说：“我身份证被我老婆拿走了。”　　“好心人”说：“那你问你老婆拿啊。”　　“傻子”为难道：“我老婆跟别的男人跑了。”　　车上陆续又上了很多个人，陈刚旁边的座位也被人坐了，那是一个穿着很讲究的中年人。“中年人“不时和陈刚套着近乎：“你到那里下车啊”　　陈刚态度很是冷淡，压根都不想理他似的，“中年人”却也不恼，依然没话找话时，听到“傻子”说老婆和别人跑了，他又碰了碰陈刚：“连女人都看不住，真丢我们男人的脸呢。”陈刚索性将脸转过来，不再理他。他于是和前面座位上一个提着行李的男孩套起了近乎。　　前面那些人还在大声吵闹着，因为“傻子”没有身份证，无法领到奖金，在“老板“的再三请求下，”傻子”终于决定定以十万元卖给“傻子”。“老板”当即掏出一扎花花绿绿的钞票，边递给“傻子”边说：“我没带人民币，这是一万二千五百美元，你数数吧。”　　“傻子”却将头一拧：“我不要美金，我要人民币。”听了这句傻话，旁边有人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真的好傻，连美金比人民币值钱都不知道呢。　　无奈可乐罐是在“傻子”手中， “老板”和他百般解释不成，只好无奈地举目着美金问身旁的人：“有哪位有人民币愿意和我换的？”　　旁边有人疑惑地说：“我倒是想换，就怕你这美金是假的吧？”　　听了这话，一个刚刚上车的男人立刻走上前。男人穿着考究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西装男”接过一张美金看了看，认真地说：“我在银行工作，这美金绝对是真的。”边说边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小机器，他说那是验钞机，他把那叠美金在验钞机上验了一下，果断地说，“我敢打包票，绝对是美金！”　　他的话音刚落，周围的人立刻围了上去。坐在车厢另一头的几个人也跃跃欲试。正在这时，车厢里的音乐声一下子大起来。那伙人的声音立刻淹没在这音乐声中。那个“好心人”冲着司机大喊：“你他妈的不想混啦！”　　音乐声立刻小了下来，那伙人声音重又响起。　　陈刚身旁的“中年人”怂恿道：“可惜我没钱，你要不要换一张啊？”１２０。　　陈刚仿佛没听到他话一般，眼睛又转向别处。可惜我身上没钱了，否则真想换呢。“中年男”看陈刚不理他，又鼓动前面座位上提行李的那个男孩。男孩有些犹豫，但听到有人说“差不多了”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小心地从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衣服里取出一叠钱，到前面换了几张花花绿绿的美金。　　看着手中的美金，他兴奋地满脸通红，拿在手里似乎炫耀一般，但周围的几个男孩都目光淡漠，似乎他手中的美金和一张白纸没任何区别似的。“老板”手里好象还有一叠“美金”，但没有人再换了。正在这里，“中年人”站在身上，喊了声停车，便往前面走去。车停了，“中年人”下了车，刚才吵嚷最凶的那几个人，“老板”、“傻子”、“西装男”、“好心人”纷纷下车。“老板”临下车前还冲前座的司机骂了句：“想死早点说！”　　车内立刻恢复了平静，与此同时，被骗的信息也从司机处传来。刚才表情淡漠的那些人仿佛也醒过来一般，纷纷指出车上三个人换的是假“美金”，并不值几个钱。那三个人慌张起来，刚才被“中年人”怂恿换钱的小伙子更是鼻子一把眼泪一把地哭开了：“怎么办？怎么办？那是我一年的血汗钱呢！”　　我心中暗叫好险，幸亏自己身上没有钱。下车后，丽娟紧紧抓着肩上的小包，仰慕地对陈刚说：“你真厉害，我差点叫你拿钱换了呢。”　　陈刚略有得意：“不是我厉害，实在是见得多了，那几个人都是一伙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小偷、骗子特别多，一定要小心了。”　　我们边暗自庆幸边穿过１０７国道，疲惫地往出租屋走去。现在走的路是通往村里的大路，虽然比不上１０７国道繁忙，但平时车来人往，也是非常热闹的。丽娟走在陈刚的右侧，并将装着钱的包放在她和陈刚紧紧挨着的左肩上。为防万一，我走在他们身后。　　快要拐进出租屋旁边的巷子时，陈刚新买的手机忽然响起来。因为路上车来车往的，他便走到一处较为偏静的地方接电话，我们停下来等他。　　己经进入村庄了，出租屋就在不远处，我们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忽然，我看到眼前人影一闪，然后传来丽娟的高声尖叫。我吃了一惊，反应过来时，丽娟己跌倒在地。前面有一辆摩托车踉跄了一下，摩托托车上有两个男子，我清晰进看到，后座的男子非常得意，手里拿着丽娟的小包。我下意识地去追他们，同时大喊：“站住，你们站住！”　　就在我快要抓住后座上那个男子的衣服时，摩托车忽然加大了速度，后座上的男子响亮地冲我打了声唿哨，鄙夷地骂了句：“你个傻逼！”摩托车飞驰而过，扬起一阵轻微的灰尘。　　闻讯走过来的陈刚也拔腿追了上去，但摩托车早就不见了踪影！　　我无奈地转回头时，看到丽娟匍匐在地，放声大哭，她的嘴里，竟渗出红红的血迹来！１２１。　　我赶忙将丽娟扶起来，这时陈刚也脸色铁青地回来了。丽娟全然不顾了身上的泥土，趴在陈刚怀里嚎啕大哭：“一万元，我的一万元钱呢！”　　陈刚恐惧地望着她：“丽娟，你受伤了，快，我们快上医院！”　　丽娟使劲地摇摇头，边哭边喊：“别管我，你快报警！”　　陈刚嘶哑着声音说：“没用的，还是自认倒霉吧。”　　丽娟却固执道：“报警好吗？也许他们还没走远，晚了就来不及了！”　　陈刚拗不过她，只好拔打了１１０。大约十分钟后，一辆巡逻车开来了。陈刚赶紧迎上去和他们说了当时的情况，两位警官的态度还算温和，但要我们过去做笔录。他说只有做了笔录才能立案。丽娟仍然在哭，仿佛能把钱哭回来似的。陈刚还算镇静，只是脸色阴沉地可怕。　　本来陈刚说先送丽娟上医院的，但丽娟说没事，只是跌倒在地时，牙齿咬到了下嘴唇。果然，她口中的血迹己经没有了。我和陈刚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走进镇公安分局，我感觉诚惶诚恐的。公安分局的楼房非常庄严气派，院内布置得就象一个典雅幽雅的花园。随处可见的国徽我感觉是那样的熟悉而遥远，遥远地仿佛和我隔着几个世纪一般。想想也不奇怪，对于外出打工的人来说，工资是由我们所打工的台资、港资企业发放的。我初中时入的团组织关系，早就随着学业的结束而结束了。也就是说，在我决定外出打工时，我便中止了我的政治生命。一个外出打工的人，是不可以入团、入党乃至从政的。虽然我怀着强烈的爱国爱党之心，却也无法向党组织靠拢半步！因为工厂不可能发展我们入团、入党，一个没有任何靠山的高中毕业生，更不可能报考形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务员！我忽然有一种极强烈的感觉，我被谁抛弃了！　　想到这里，我苦涩地摇摇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丽娟被抢了一万元钱，我们是来做笔录的。我真恨自己总是有这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忘记我来东莞的目的？我为什么不能丢掉我的理想？我为什么不能象丽娟和李梅她们一样，安安稳稳打一份工，好好找一个条件相当的男孩过日子呢？　　大约并不是什么重要案件，笔录时警察并没有把我们三个人分开。只是在笔录完成后，丽娟焦急地问了句：“请问，你们什么时候能破案？”　　警官轻描淡写地说：“你们先回去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丽娟还想说什么，但看着警官不耐烦的眼神，只好讪讪地闭了嘴。　　回来的路上，停止哭泣的丽娟便开始埋怨陈刚不该去接那个电话，也不该为了回家炫耀买那个破手机。陈刚开始的时候还隐忍着，并没有发作。谁知，丽娟越数落越不象话了，甚至说到不回家订婚了！　　当着我的面，陈刚的脸色涨得通红，最后再也忍不住了，生气地说：“你想回家也回不成了！刚才那个电话就是帮我们买票的人打过来的，他说给我们买的两张‘黄牛票’是假的！”　　丽娟听了这话，再次嚎啕大哭！１２２。　　辛辛苦苦赚来的一万元就这样被“飞车党”抢走了，高价买的“黄牛票”又是假的，再加上包里的零花钱，丽娟和陈刚这个春节损失了将近一万二千元。一万二千元，要陈刚烫多少件衣服，要丽娟查多少件针织衫啊！家是不可能回的了，婚也只好推迟订，两人郁闷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特别是丽娟，原本白里透红的小脸苍白如雪，看得人好心疼！　　从公安公局回来的第二天，陈刚便又跑去问结果。但连跑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到后来，警察也不耐烦了，对他便没了好声气。次数多了，陈刚和丽娟便也心灰意冷了。是啊，东莞每天有多少重要案件需要处理啊，对他们来说，一万元算得了什么呢！　　因为丽娟没回去，胡海波和李梅只好在我们厂对面找了一间出租房，不但离金秋厂近，价钱也合理得多。陈刚当初之所以租现在这个出租房，是因为那时候丽娟在亮光厂上班，离亮光厂近。但现在两人都在金秋厂，便没有再租在那儿的必要了。还有，现在的房子又破又小，却要每月２２０元房租，每度电１。２元，每月１０元水费，实在是不划算。　　因为丽娟他们心情不好，我虽然交了伙食费，但每次来吃饭也是非常郁闷的。两人互相埋怨完了，便将这次不幸归结到房子风水不好。正好在厂里开工的前一天，李梅的隔壁走了户人家，他们便决定搬过去。　　因为还不到收房租的时间，陈刚留下来搬家，丽娟便和我到房东的家里结帐。因为平时也算熟悉，丽娟知道房东家有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孙女。因为是过节，丽娟特意到杂货店花一角钱买了一个红包，并在里面装了五块钱。　　房东住的房子显然是新建的，底层住上，上面几层也是用来出租。房子虽然外观上很气派，但屋内的摆设很乱，一点也不讲究。房东正在逗小孙女，看到我们进去，还算热情。房东的儿媳妇拿着计算器在算着什么，连头都没抬。　　当丽娟将那个五块钱的小红包放在小女孩手里时，房东笑了，丽娟趁机提出因租住不方便要退房。房东显然有些不高兴，却也并不恼，因她抱着小孙女，便叫儿媳妇跟我们回去看电表。　　房东儿媳似乎很傲，自始至终表情淡漠，始终没有正肯看过我们。连同房租水电，最终计算的结果是２０５。６元。我们身上都没有６毛钱零钱，我心想，六毛钱就算了，但看那女人阴冷的脸，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下去。丽娟见那女人没有发话，求救般地望着房东，房东依然笑眯眯地，并不说话。丽娟无奈，只好给了那女人２０６元，那女人接了钱便出去了。　　再回来时，女人手里抓着几张零钱，很认真地数出四张一角的递给丽娟。丽娟委屈地差点哭出来。女人给了钱，又低下头计算着什么。房东依然是笑眯眯地和我们道歉。走出房东的家门，我恨恨地说：“早知道，那五块钱红包就不给她们了，五块钱可以换成多少个六毛钱啊！她们不仁我们也不义，不如回去把红包要回来！”１２３。　　丽娟苦笑道摇摇头：“算了，一万二都白白送人了，还在乎这五块钱吗？只是我很难过，房东阿姨一直对我很好的，现在这样子，真是人走茶凉啊。”　　我叹了一口气，人走茶凉，我在亮光厂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呢。　　因为当天搬家时，胡海波、李梅和我一直忙前忙后的，收拾完毕，丽娟和陈刚便请我们吃晚饭。那晚，陈刚破例喝了很多酒，还豪气干云地说：“不就是几个钱吗？就算去年白打工了，今年再挣上来。”边说边爱怜地拍拍丽娟的肩头，开玩笑地说，“只要丽娟没被偷去，我就放心了。”　　丽娟脸上飞过一片红晕，娇羞地扬了扬小拳头，作势要捶他。陈刚顺势一拉，丽娟整个人都跌进他怀里，大家全都笑起来。丽娟和陈刚也笑了，这是钱被抢后，他们第一次露出笑脸。但不知为何，我总感觉丽娟的笑声不再如过去那般清脆和无忧无虑了。　　第二天，金秋厂正式开工。虽然厂门口张灯结彩，依然充满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虽然人人见面道声“新年好“，脸上布满笑容；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领了一块钱，这一块钱是用漂亮的红包包着的。但厂门口那幅长长的红布上写着的“大量招收熟悉手车工、烫工等等”字样，还是提醒着我们，新的一年里没日没夜地赶货又开始了！　　据说厂里接了几个大订单，需要及时赶货，所以这次招工破例不再有性别的限制，很多男工闻风涌了进来。男女比例第一次比较接近，一时热闹非凡。　　这些新员工中有许多是回家过年的同事从家乡带来的，其中包括红姐１６岁的女儿粉粉。粉粉长得胖乎乎的，皮肤白嫩白嫩的，非常可爱。但因为她很小的时候红姐夫妻就出来打工，所以她和红姐十分生疏，她能进这个厂，是红姐花了八百元才勉强塞进来的，在隔壁的针织二厂做剪线工，和红姐一样，很能吃得了苦。　　因为新员工太多，我们宿舍原本死过人的那张床也被安排进一个女孩。虽然那个女孩知道原委后几次要求换床位，终被宿舍管理员的一句话“不住那张就打铺盖走人”吓住了，万般无奈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她也就习惯了。那张床不再空着，那个死去女孩的阴影便也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线。　　因为新员工太多，周桂枝空前地忙碌起来，骂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天下来，嗓子都哑了。凭良心说，她其实是个极能干的女孩子。这次她也从家里带来了一批人，那批人中有一个叫周洁的女孩子，按照老员工带新员工的惯例，她坐在我和李梅中间。但即便是老乡，周洁有几次还是被她骂得直抹眼泪。　　有一次，周洁边抹眼泪边小声告诉我：“她还是我远房姑姑呢，从家里带我了我们五十二个人来，每人还多收了我们八百块钱呢。在家里说得好好的，没想到一进厂就这么凶了！”１２４。　　我还没来得及接话，周桂枝在远处看到了，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用食指指着我们两人破口大骂：“你们不想干了是不是？上班时间讲话，每人罚十元！”　　我赶紧解释：“我并没有说话，是她问我怎样才能包装得又快又好。”　　周桂枝的食指转而指向我的鼻子：“还敢犟嘴！我罚你十元还是少的，要是在孟加拉国，今天工资你就别想拿了！”　　平白无故被罚了十元，本来己非常心疼，她这样一说，我不由恼怒起来，不悦地说：“我现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在孟加拉国！”　　周桂枝听了这话，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连连用食指远远点我的鼻尖：“你、你听着，顶一句罚款加一倍，现在我罚你二十元！”　　本来从前一天早上八点上班，现在己经加班加到凌晨六点了，早己身心俱惫。如果被罚二十元，这一夜的辛苦就是白费了。所以听了这话，我只感到气血上涌，“唿”地站起来，愤怒地盯着她。周桂树上前一步，毫不相让：“怎么，你想吃‘炒鱿鱼’是不是？你再顶一句试试？顶啊！你顶啊！”　　我刚想反击，段明兰低声提醒我：“快给周组长道歉，否则她真会炒你的。”　　我心中一寒，望着周桂树凌厉的眼神，只好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收回眼中我怒火，低下头忍气吞声地说：“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　　周桂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还想说什么，珍姐闻声赶了过来，问明事情起因后，她劝慰周桂枝：“算了算了，现在赶货，正是用人的时候呢。”周桂枝不屑地看了看我，这才冷哼了一声离开了。　　珍姐不满地训斥我：“才加这点班你就又喊又叫的了？我们以前在美国塞班岛时，三天三夜加班都是常事，不加班哪能赚到钱呢。”　　我委屈地低着头，任她训着，再也不敢说一句话。我只感觉如哽在喉，喉咙被什么东西硌得生生地痛，眼泪却不敢掉下来。　　那天，一直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下班。我们拖着疲倦的身子，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直接从车间去饭堂吃饭，吃饭时段明兰看到我一脸沮丧，小声问：“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呢？”　　我委屈地说：“再苦再累我也能挺住，可她凭什么骂我啊？明明只有周洁在说话，为什么要罚我的款？周洁那边坐的是李梅，她为什么只骂我？”　　段明兰叹了一口气：“人家李梅的姐姐是李清，是做仓管员；李梅男朋友胡海波哥哥胡海成又是专门管招聘的，和珍姐关系好得不得了，周桂枝敢太岁头上动土吗？你来这么久还不知道吗？我们都是柿子，周桂枝专捡软的捏呢。”　　我瞪大了眼睛，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将每一个包装袋打得又快又好，即便不去学电脑，我也会有升职的机会，可以一步步从班长、组长、车间主任等等一路升上去呢。现在想想，我真是天真得可以！我沮丧地说：“那我怎么办呢？只好任由她欺负了？”１２５。　　段明兰干脆地说：“那就找个男友吧，你比我强，又年轻又漂亮，只要你愿意，还怕找不到靠山吗？我感觉那个ＩＥ主管沈州好象很喜欢你呢。”　　我茫然地部：“哪个是沈洲啊？”　　她说：“就是总在我们车间转来转去的男孩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