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样，是很小的，则毫无疑问，同样的一些运动相位都几乎出现在小骨片的整个范围里，因而整个小骨片必定都在运动。这时我们可以设想，听觉小骨片的运动传递到了迷路的流体上。但病理学的经验却告诉我们，只要迷路运行正常，即使没有听觉小骨片与鼓膜的合作，我们的听觉也很好。只有问题在于把最轻微的空气运动传递到迷路上，这些部分才显得有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把扩散在整个鼓膜表面的压力缩小到小镫骨的踏板上，看来是必要的。否则，音波也就会通过头盖骨而被传递到迷路上。在把能发出音响的物体（音叉）置于头部的不同位置时，我们确信，进入迷路的音波的方向决不起任何特殊的作用。音波接受器的一切量钢与可以听到的音波相比，又是很小的，而音响在骨头与迷路流体中的传递速度则很大，因此，又是在一瞬间同一波相才能明显地在迷路的整个范围里占有其地位。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在于，并不是运动与运动的方向，而是在迷路中几乎同步出现的压力变化，应看作是引起感觉的决定性刺激。　　然而，且让我们来考察镫骨板运动在迷路中所能传导的运动。我们首先设想，剔出一切柔软部分，骨壁限定的空间仅仅充满了液体。这里能占有其地位的运动，是一种从椭圆窗向正圆窗、从正圆窗向椭圆窗的周期性流动，其形式因为干扰的速度相对于音响的速度而逐渐消失，将几乎完全不取决于周期。如果我们设想两窗的表面为正电极与负电极，并且能传导液体，则电流线与周期流动线会重合。当液体中的柔软部分因其比重差别很小而下沉时，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很多改变。液体的质量起着主要作用。除了液体以外，各个结构每每按照律音高度而能采取一种特殊的局部振动状态，关于这个事实几乎无需叙述。在这里量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弦或膜在空气中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埃瓦德的新听觉理论并不比赫尔姆霍茨关于螺旋纤维或基膜电振动的理论更能站得住脚。如果说涂油的膜在埃瓦德实验中，在外层涂得很厚时，就再也显示不出清楚的划分，那么，它在沉入液体中，相应地缩小量纲时，就完全看不清楚了。此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埃瓦德的理论也另外在许多方面是适合的，并且可能显示出一些优点。例如，即使没有泛音，膜也在和谐的音程里显示出波节线的重合。所以，这个理论似乎完成了上述公设的一部分。但可惜，撇开它也不能解决的其他困难不谈，它在物理学中是不能允许的。我当然不会妄自用三言两语去否定一件出色的、勤勉的工作，但我也毕竟不能不表示我的疑虑。　　在本书第四版里，我曾经用几行醒目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液体中膜振动的怀疑，在这个版本出版之后不久，埃瓦德就发表了他对“C。。eTS SCuStICS”〔听觉室〕的实验。他把一块柔和的、大致具有基膜量纲的膜沉入水里，使它在声音方面作持续振动，而这种振动带有清楚的、对应于律音高度的波节划分。这在当时表明了我的推测是错误的，而我也得到了考虑我错在哪里的根据。我突然想起一些很小的波节划分，它们是我在几年以前从液体膜上得到的。我还进一步回想起弗里沙赫（Friesa。h）用沉入水中的弦所作的实验。这个实验得出的结果在于，把弦浸入液体里与扩大弦的质量是一样的，因为液体仅仅在弦的附近以很短的轨道来回同步流动，伴随着这种振动。所以完全可以设想，迷路液体是整个来回振动的，然而在液体中缩小了许多倍的膜的传递速度也表露出膜的持续振动。但如果证实了存在着这样的膜振动，则埃瓦德的理论观念是很有价值的。我在这里还想指出施特尔写的两篇报导，它们在我看来包含着有发展前途的思想萌芽。参看附录17。　　　二十　　从物理学方面论证共鸣理论的困难，象我所看出来的那样，至少不是被它的创始人感觉到了，而是被研究这种理论的一切人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随着放弃这种理论，促使理解声音分析、审视声音感觉学说的动机也就消失了。拼命维护共鸣理论的各种努力即由此而来。赫尔曼曾经以为，没有某种共鸣理论，我们就寸步难行，但这种理论并不一定就是物理学的，而且也可以是生理学的，我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与赫尔曼一道，作出一个明白可信的假定，即神经末梢器官本身对于具有特定周期的刺激尤为敏感。使器官返回平衡位置的并不一定恰好就是弹力，相反地，我们也可以设想电的、化学的平衡状态，设想对这类平衡状态的偏离，这些偏离的行为犹如＋符号与－符号。其次，在这些器官中也会有一种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一个器官能以刺激兴奋的方式影响另一个器官。这样就展现出了一个有根据的前景，补救物理学共鸣理论遭受的损失。在这里我不可能完备而准确地复述赫尔曼的论说，而只能以指引读者参看他的论著为满足。　　只有一点我还想加以考察。如果两个具有振动数n，n’的正弦形（钟摆形）振动是协合发生作用的，那就产生了一些节拍，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律音n或n’在一秒内（n’－n）次的升降起伏。但空气运动却决不可被视为一种似乎包含正弦振动、即律音n’－n的运动。这样的节拍无论是迅速还是缓慢，也都决不可能激发具有振动数n’－n的物理共鸣器。当我们设想或描绘节拍过程时，我们诚然容易看出，在共鸣器振动（n’－n）的延续时期，有一些数量同样多、强度同样大的正冲动与负冲动。在这个时期的前一半就象在后一半一样，有数量相等、方向相同的冲动。因此，有效的积累作用也就被排除了。但是，只有我们把共鸣器制造得对一种冲动比对另一种冲动更加敏感，而且是在其振动时间的前一半更加敏感，这种情况才似乎是可能的。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如何在一方面导致了放弃杨用节拍迅速对组合律音所作出的解释，又如何在另一方面坚持共鸣理论时导致了赫尔姆霍茨的组合律音理论。但赫尔姆霍茨所必须假定的物理学关系，在我们听到组合律音的许多情况下看来并不存在。不过，我们也确实可以设想，一个神经器官对于相反的冲动有不同的敏感性，并且在这种冲动的刺激作用的不同阶段，同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为这个器官并不单纯尾随那些作用于自身的力量，而且也包含一个能量存储器，那些力量只有不断释放能量，才能对这个存储器起作用。这样一来，杨的错误和赫尔姆霍茨的那种估计不会成功的改进尝试就似乎都导致一个重要的新观点。　　　二十一　　赫尔姆霍茨的声音感觉学说在最初问世时，显得是一种杰出的、完备的和堪称典范的成就。但它的基本格局却未能经得起批评。而这种批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这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充分证明，那就是不同的批评家的论述尽管带有种种个人的独特之处，但都指向同一要点，指向同一方向。从批评的结果来看，主要问题差不多都是返回到赫尔姆霍茨以前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假如允许从个人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实，那么，这个事情的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　　赫尔姆霍茨的成就虽然有懈可击，我们却不能低估。除了我们归功于这件工作的丰富的和积极的收获以外，它还谈到运动，使研究者有勇气从事其他的试验，许多新的探讨受到了鼓励，新的前景展现了出来，可能陷入的迷津被永远肯定地排除了。一种新的尝试和批评确实很容易同现有的建设性工作结合起来。　　赫尔姆霍茨发生迷误的地方，在于他以为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物理学家用大量著作研究的这个课题能够主要根据物理学观点来解决。然而，在上世纪中叶与他一道建立起物理生理学派的同时代友人也必定已经认识到，我们掌握的一小部分无机物理世界还远非整个世界。《声音感觉学说》是天才的猜测，是艺术直观的表现，虽然它仅仅用符号、物理类比和图象向我们指明了从事进一步研究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随着克服缺点，也把有价值的东西抛弃。赫尔姆霍茨本人为什么很少留心这类批评，我不知道。不过，按照他最后的安排，《声音感觉学说》原文在他死后毫无改变地保留了下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二十二　　对于习惯于从进化论观点看事物的人，高度发达的现代音乐和突然自发出现的音乐秉赋乍然看来是一种极奇特的神秘现象。这种听觉能力的发育与物种的保存有什么关系？它不是远远超出不可或缺或单纯有用的限度了吗？精细分辨音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交响乐的音程与音色的感觉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参看附录18。　　真正说来，关于任何艺术我们都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无论艺术的素材是取自这个感觉领域，还是取自那个感觉领域。关于牛顿、欧拉等人的那种似乎远远超过必要限度的智力，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在涉及音乐的方面最为明显，因为乐音不必满足任何实际需要，往往不必表现任何东西。但与乐音关系很密切的则是装饰。谁想看装饰，谁就必须能辨别线条的方向。而谁能精细分辨线条的方向，谁就会得到对于线条的悦目组合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他的教养的副产品。颜色和谐感在分辨颜色的能力得到发展以后的情况如何，音乐感的情况也就如何。　　我们现在也必须坚持，我们所谓的有才能的人与天才，无论其成就显得多么巨大，在秉赋方面与通常人相比，只不过表现出一种很小的差别。才能可以归结为一个领域中的某种较大的心理力量。如果超越过少年时期而获得了适应环境的能力，获得了打破常规的行动自由，才能就会变为天才。儿童的天真无邪令我们心旷神怡，并且几乎总是给我们造成天才的印象。但这种印象通常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我们察觉，我们成年人习惯于归诸自由的同样一些表现，在儿童身上还以其缺乏固定性为起源。　　才能与天才象魏斯曼确切地强调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逐渐地、缓慢地出现在世代相传的序列中，也不可能是祖先的锻炼积累的结果，相反地，它们是突然自发地显示出来的。与刚才所说的意思联系起来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子孙们并非准确地与直系祖先相似，相反地，它们的特性有所改变，而且它们的远祖与近亲时而显示出某种业已削弱的东西，时而显示出某种得到提高的东西。比较同一对双亲的许多儿童，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教益的。否认血统对心理素质的影响，正象按照心胸狭隘或阴险奸诈的现代种族主义盲信者的意思，把一切都归结为血统一样，看来也是不合乎理性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亲自体验到，我们把哪些丰富的心理获得性归因于文化环境，归因于早已消失的世代的影响，以及归因于同时代人。进化的各个因素恰恰不是在那胚胎的后期生命中突然变得不起作用的。第十四章　前面的研究对于物理学观点的影响　　　一　　物理学从前面的研究中有什么收获呢？首先，消除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障碍。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决不存在于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内部和外部；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感觉，它和不同于感觉的外界事物是相应的。仅有一类要素，它们构成所谓内部和外部。至于要素本身，则是按照临时的考察方式来区分内外的。　　感性世界既属于物理学研究范围，同时也属于心理学研究范围。我们在研究气体状态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其温度的变化，则达到马略特定律，反之，如果特别观察其温度的变化，则达到盖－吕萨克定律。然而我们的研究对象总是相同的。只要我们研究感性世界的联系而完全不考虑我们的身体在此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是在研究最广义的物理学。但是，当我们的主要意图正好针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我们的神经系统时，我们则是在研究心理学或感官生理学。我们的身体如其他东西一样，是感性世界的一部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完全是实用的和约定的。对于高度的科学目标来说，如果我们撤消区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的这个界限，将一切世界的联系都看成为等价的，那末，我们就会成功地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道路。　　前面研究的另一种收获，是在于物理学家不再如过去那样过于佩服传统的理智方法了。通常所谓的“物质”既然可以认为仅仅是一种感性要素相对稳定的复合体，是表示这种复合体的一种不自觉地构成的、很自然而然的思想符号，那末，这种观点对于物理学和化学中那些人造的、假设的原子和分子来说，就格外可以适用了。这些理智方法的价值对于物理学和化学的特殊的、有限的目标所起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它们永远是把物理学和化学的经验符号化的经济方法。但是人们对于这些方法如同对于代数符号所期待的那样，仅能得到放进去的东西，就是说，除了从经验本身得到启发和启示之外，就得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在物理学领域之内要永远警惕，不要对我们的符号作过高的估计。有一种离奇想法，企图应用原子概念说明心理过程，我们更不能为这种想法所侵扰！实际上原子仅仅是那些特殊的感性要素复合体。这样的复合体，我们在物理学和化学的狭小范围内才有遇到的机会。　　　二　　人的根本直观，自然而然地构成一种对于狭小的或广阔的经验范围和思想范围的适应。物理学家或许还满足于一种僵硬物质的概念。这种物质的唯一变化就是运动、场所的变更。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面对这种东西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但是，谁想把各种科学集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谁就必须得寻找一种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能坚持的概念。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末，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当然，将物质看成绝对常存的和永远不变的东西，这实际上就破坏了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　　认识论的批评对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就是对于专家，例如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也决不会有这种考察方式引起不安的根据。精确的观察和巧妙的本能是科学家完全可以信赖的导师。只要他们的概念显得是不适用的，这些概念就会最好地和最快地被事实改正过来。但是，如果我们涉及的是研究各个不同的特殊发展进程的相邻科学领域的互相结合问题，那末，应用一个狭隘的专门科学领域的有限概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在这种场合之下，就需要创造一种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范围的概念。并不是每个物理学家都是认识论的批评家，每个物理学家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成为认识论的批评家。专门研究要求一个人全力以赴，对于认识论的批评家的要求也是如此。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不久，有一位物理学家教训我，说我是很笨拙地执行了我的任务。他说，在头脑中的原子轨道没有被认识之前，人们对于感觉无法进行分析。一旦头脑中的原子轨道被认识了，关于感觉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些话在拉普拉斯时代的青年那里或许能找到肥沃的土壤，可能在“潜伏运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心理学的理论，但是对我来说，断然是毫无用处的。无可讳言，这些话也有其作用，那就是要我对杜步瓦的“不可知论”不公开地请求谅解，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认为他的理论引起了科学中的最大紊乱。然而杜步瓦认识到他的问题不可能解决，这不能不说是科学上的一个重大进展。这种认识使许多人得到思想上的解放；这是他的著作所得的效果，否则这种效果是无法理解的。这种见解的重大意义，是在于一切所谓原则上不可解决的问题，应归咎于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提出了这种问题。当然杜步瓦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象其他无数的科学家那样，将专门科学的仪器看成真正的世界了。　　　三　　科学既能根据物质材料，也能根据对这种材料的处理方式加以划分。但是，一切科学总是以事实在思想中的模写为其出发点，或者是为了实际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解脱理智方面的烦恼。我们用“导言”中所使用的指称来说：当人们对其他要素的联系使用αβγ……来模写时，就产生了科学。例如，最广义的物理学是通过ABC……及其相互关系的模写产生的；感官生理学和感官心理学是通过ABC……对于KLM……的关系的模写产生的，生理学则是通过KLM……相互之间的关系和KLM……对于ABC……关系的模写产生的。使用其他αβγ……对αβγ……的模写则导致真正的心理科学的产生。　　例如在物理学方面，似乎有一种意见，认为对物理学来说，重要的是构成感性事实的核心的原子、力和规律，而不是感性事实的模写。但是，公正的思考会使人深信，只要我们的思想对感性事实能作出完善的模写，那就能满足实用的和理智的要求。因此，这样的模写是物理学的最终目的。原子、力和规律则不过是使我们易于完成这种模写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仅能根据对我们帮助的大小来断定其价值。　　　四　　我们认识一种自然过程，例如地震，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将整个相关的感性事实展示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这种思想几乎能当作这种事实的代替品，而这种事实本身则能当作已经熟悉的事物，从而使我们不会对这种事实感到不知所措，那末，我们对这种自然过程的认识就会达到尽可能完善的地步。例如，假使我们听到地下的吼声，感到摇晃，觉得地板起落，墙壁破裂，尘土降落，看到家具和壁像左右摇摆，钟停止摆动，窗户颤动作响，发生裂痕，门柱扭歪，门扇无法转动，假使我们见到风浪象穿过麦田一样，穿过森林，折断树枝，把城里刮得尘土飞扬，并听到钟楼上的钟敲响，假使我们还感到一些当时尚未认识的地下运动过程会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末，我们就会从这许许多多想象的现象中联想到地震如同从远处急驰而来的车辆一样，即将到来，以致我们终于感到大地在我们脚下震荡起来。我认为，我们对于地震的认识，除了所举的这些见识之外，便不能有更多的苛求。虽然我们没有一定数学辅助概念或几何学构造就不能将从属于地震的部分事实以正确的比例组合起来，而这些概念或构造毕竟能使我们的思想逐渐地了解那些不能一下子了解的事实。但是，这些辅助概念如果不能使我们对于感性事实作出生动的描写，便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假如我见到射在棱镜上的一束白光以彩色扇形出现，具有事前给定的角度，假如我见到插入一块透镜时在屏障上形成光谱实象，因而也在预先知道的地方见到弗兰霍夫线，假如我见到这些谱线在棱镜转动时如何移动，在棱镜的质料替换时如何移动，在它的有关温度记录改变时又如何移动，那末，我就认识了我对这个问题所要知道的一切。所有的辅助概念、定律和公式仅仅是我的感性表象在数量方面的准则。后者是科学的目的，前者是科学的方法。　　　五　　因此，思想对事实的适应，是一切自然科学工作的目标。科学有意地和自觉地对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的自动过程继续进行研究。只要我们有可能做自我观察，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思想已经对事实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思想会把那些象感性事实一样的要素集合体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有限的思想储存不足以应付不断变化的经验。几乎每个新的事实本身都带来了继续适应的过程，而这种继续适应的过程是在判断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人们在孩子们那里会观察到这种过程。有个小孩初次从城市来到乡村，来到一片大草原，四面八方地观看周围的景色。他惊讶地说：“我们是在球里面。宇宙是一个蓝色的球”。这里我们有两个判断。但是，什么是构成这些判断的因素呢？在第一个判断中，那个已经完成的感性表象“我们”（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以同样现成的球的表象作为补充，构成一种单独的形象。与此类似，在第二个判断中，“宇宙”的形象（所有环境中的对象）是以包容万物的蓝色的球（它的表象已经有了，否则不会有这个名称）作为补充而构成的。因此，判断经常是一种对感性事实作出更完善陈述的感性表象的补充品。如果判断能用语词来表达，那末，这样的判断就总是在于用现成的记忆形象组成崭新的表象，而这些记忆形象在一个人说到时，就会在心目中涌现出来。　　因此，判断的形成过程就是一种表象在感性事实指导之下，由其他感性表象充实、扩大和补充的过程。如果这种过程已经完成，我们对于这种形象也习以为常，这种形象便会作为完成的表象进入意识里面。这样，我们就不再和判断，而是和简单的记忆打交道了。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成长大部分是以这种直观认识（如洛克所称的那样）为基础的。例如，我们观察下列一些句子：“1．树木有根。2．青蛙无爪。3．蝴蝶从毛虫中嬗变出来。4.稀硫酸溶解锌。5．摩擦玻璃生电。6.电流使磁针转向。7.正立方体有六个面、八个角和十二个边。”第一个句子意味着树木表象在空间上的扩大，第二个句子意味着由于习惯而急促构成的表象的修正，第三、四、五、六个句子意味着和它们相关的表象在时间上的延续，第七个句子向我们提供了几何学直观认识的一个实例。　　　六　　这样的直观认识铭刻在记忆里面，表现为自发地补充每个感性事实的回忆。这些各种各样的感性事实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感性表象的共同组成部分的不同情况将因而得到加强，而且使尽可能泛化的原则或连续性原则进入记忆之内。另一方面，记忆如果要对各种各样的事实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且有实际的用处，则必须符合于充足分化原则。甚至于动物也能根据鲜红色和黄色的水果（无须仔细观察树木），回忆起甜的味道，根据绿色的（难于看出的）硬水果，回忆起酸的味道。追逐昆虫的猴子会捕捉成群飞鸣的东西，但提防带着黄斑和黑斑的苍蝇和黄蜂。这些实例足以明确地说明，记忆是力求尽可能泛化和连续性的，是力求实际的充足分化的。要想达到这两个目标，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强调和突出对于思想过程和经验的适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一部分感性表象。如果物理学家概括地说“所有透明刚体都将射入的光线折射为垂直的”，如果他特殊地说“非晶体和同分异构晶体的折射是单尾的，其余的物体的折射则是双层的”，那末，我们在他们那里也会见到十分类似的情况。　　　七　　思想对于经验的适应大部分是在感性事实指导之下，不自觉地和随意地完成的。如果这样的适应足以应付大多数发生的事实，但我们遇到一种和我们习惯的思想进程相矛盾的事实，同时又不能立即发现导致新的分化的决定性因素，那末，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新的、不常见的和奇异的事实是作为引人注意的刺激而起作用的。只有关于实用的考虑或单纯理智的烦恼才能创造排除这种矛盾的意志，创造新的思想适应的意志。有意识的思想适应或科学研究就是这样产生的。　　例如，我们有时见到一种完全和我们的习惯相反的现象：笨重的东西使用杠杆或者滑轮只须费很少的力气就会举起来。我们寻求这种不能直接向我们提供感性事实的分化因素。当然，只有当我们将各种类似的事实作比较，注意到重量和力臂的影响，自然地达到力矩或功的抽象概念时，才能说明这里的问题。力矩或者功都是分化的要素。如果关于力矩或者功的观察成为思维的习惯，那末，这样的问题就不再存在了。　　　八　　我们进行抽象时，是在做什么？什么是抽象？什么是概念，一种感性表象会符合概念么，我不能想像一个一般的人，而最多只能想像一个特殊的人，或者说，只能想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结合了不同的人的偶然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相互排斥。我不能想像一般的三角形，这种三角形既是等边的，同时又是直角的。一个随着概念名称出现的、陪伴着概念操作过程的形象，决不是概念。一般地说，那种亟须用以表示许多具体表象的语词，也不能看成为概念。例如，初次看到一只黑狗和听到这个名称的小孩，会同样地称呼一只飞跑的大黑甲虫为“黑狗”，同样地称呼一头牛或猪为狗。能够在以往有名称的表象上回忆起来的任何一种类似的东西，都会引导我们使用相同的名称。这种类似之点在先后相继的许多情况之下，完全不必成为同样的东西。例如，这一次是在颜色方面相似，另一次是在运动方面相似，又一次是在形式、外部覆盖物方面相似，如此等等。因此，这里完全不存在概念问题。所以，小孩有时称呼鸟毛为头发，牛角为触角，刮胡刷为父亲的胡须，而把蒲公英的种子毫无差别地称为“刮胡刷”，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大多数成人也可能按同样的方式使用语词，只是不那么突出，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词汇可用。一般人称呼矩形为“四角形”，有时也把骰子（由于有直角的界限）同样称为“四角形”。语言科学和若干可信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民族都是按这种方式使用语言的。　　概念根本不是现成的表象。我们使用一种语词来表达概念时，这种概念中有一种引起常见的感觉活动的简单冲动力。这种感觉活动的结果会产生一种感性要素（概念的标志）。例如，我在想到七角形的概念时，就依次计算眼前的图形或心中的表象的棱角，一直数到“七”为止。在这种情况之下，声音、数字和手指向我们提供数的感性标志。这样，给定的表象和给定的概念才能一致起来。如果我说到一个平方数，我可以用5×5，6×6等等运算方式，表示这个数，找出其感性标志，即两个相乘的数是相等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任何概念都适用。语词引起的感性活动可以由许多操作组成，其中一种操作可以包含着另一种操作。但是，所得的结果总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性要素。　　如果我见到或者想到七角形，我心目中便无须再设想棱角的“七”的数目。七角形的“七”的数目是通过计算棱角的数才得出的。例如，拿“三角形”来说，新的感性要素经常是那么显而易见，以致没有必要对它作数的运算。然而，这是一些特殊情况，这些情况恰恰会导致对于概念的性质的误解。例如，拿圆锥曲线来说，我们不能直接见到这些圆锥曲线（椭圆，抛物线，双曲线）会包含在同样的概念之内。但是，我们切断圆锥体和列出方程式，即能见到这个事实。　　因此，我们如果将抽象概念应用到事实方面，这种概念就会成为引起感性活动的简单冲动。这种感性冲动会引导我们得到新的感性要素，而这些要素又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思想过程，使之适应于事实。我们使用这些活动来丰富和扩充我们对事实的极其贫乏的认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化学家没有什么不同；化学家处理无色的盐溶液，也是通过一定的操作得出黄色或棕色的沉淀物，这种沉淀物能分化他的思想进程。物理学家的概念是一种确定的反应活动，它使用新的感性要素来充实事物的内容。参看附录19。　　一种很不充分的感性能力和一种很有限的灵活性就足以构成概念。关于这一点，哑巴和盲人罗拉·布里奇曼的智力发展史即能说明。这个哑巴和盲人的发展历史，在耶路撒冷的有趣的小册子里面作了浅显的叙述。罗拉几乎完全没有嗅觉。她对于震动和声浪的知觉仅来自她的脚板和手指。简言之，她只能靠她的皮肤构成简单的概念。她在周围行走和移动双手，才找到门、椅子、刀子等等的可触特征（类的特征）。当然，这样的抽象能力是有限的。她自己获得的最抽象的概念，似乎是数目。总而言之，她的思维过程是依存于特殊的表象。对于这一点的证明。在于她认为课本中的数学习题是特别为她编写的，按照她的见解，天空或宇宙的彼岸是一所学校，如此等等。　　　九　　为了和以前引用的实例联系起来，我们观察一根杠杆。我们必须量其力臂，称其重量，并将表示力臂长度的数目和表示重量的。数目相乘。如果同样的感性数目符号和两个得数相符合，我们便会得到平衡。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新的感性要素，这种要素从前在单纯的事实中还不存在，现在则将我们的思想进程分化了。我们如果正确地认识到概念的思维是一种要彻底地实习的反应活动，就能了解那种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数学或者物理学或者任何一种自然科学，仅仅通过讲授和阅读，而不做实际练习，是无法掌握的。理解完全是以实践为其基础。不研究具体事物，无论在什么领域内，都不能上升到高度的抽象。　　因此，事实是通过概念的处理而扩大和充实的，并且最后又得到了简化。只要新的、决定性的感性要素（例如表示杠杆力矩的数目）被发现了，这种要素就会受到更多的重视，而各种极其不同的事实的相似性和差别性也只有通过这种要素才能看得出来。如同直观认识的情况那样，在这里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决定性的感性要素的发现、强调和挑选。科学研究只能通过曲折的道路达到向直观认识直接显示出来的东西。　　化学家是用他的试剂对待事实的，物理学家是用度量尺、天平和电流计对待事实的，数学家对待事实也持完全同样的态度；他和其他研究家的唯一不同之点，就在于他扩大事实时极少越出要素αβγ…，KLM的范围。他的辅助方法总是非常方便地放在手边。科学家和他的整个思维，如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科学家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要素都是等价的。　　如果人们（象康德那样）将抽象思维的本质看成消极的注意力，则按照前面的论述来说，这种本质就是不可穷尽的。的确，在抽象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远离开了许多感性要素，但另一方面，它也转向新的感性要素，而且这种转向正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任何抽象都是以突出一定的感性要素为根据的。　　　十　　在这里我没有改动我1886年的说明，但是我想同时向读者指出我在以后的一部著作中所做的进一步的论述。在《热学原理》第二版（1900年）中，我已经提到冈佩茨和利鲍1897年以来发表的著作，这些著作包含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和我的成果是类似的。冈佩茨和利鲍将科学概念从他们的研究中排除出去，而仅仅使用日常交际语言的语词确定下来的粗糙概念。与此相反，我认为有意识地构成和使用的科学概念比粗糙概念更能明确地表现概念的本质。粗糙的概念有模糊性，因而几乎不能成为真正的概念。粗俗语言的语词仅仅是熟知的标志符号；这种标志符号也能引起熟知的思维习惯。但是，这些语词的概念内容即使有比较精确的形式，也几乎不能进入意识之内，这一点，利鲍在他的统计试验中业已发现。毫无疑问，如前面所举的实例证明的那样，如果冈佩茨和利鲍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应用科学的概念，我和他们就会有更多的一致之处。　　我们在上面选择了静力矩作为概念的简单实例。复杂的概念要求一种复杂的反应系统，这种反应或多或少地牵连到中枢神经系统的大部分，而且有助于呈现出一种相应地复杂的、表示概念特征的感性要素系统。冯·克里斯所提出的这方面的一些困难，按照我的观点，大概是可以克服的（参看第57，58页）。　　　十一　　因此，感性事实既是物理学家用思想适应经验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它们的目的。直接随着感性事实产生的思想，是最熟知的、最强烈的和最富于直观的思想。当人们不能立即跟上一个新的事实时，最强有力的、最熟知的思想就会蜂拥而出，给这个事实以更丰富的和更确定的形式。这样的过程是一切自然科学假设和思维的根源，这些假设和思维的根据则在于那种推动它们和最后使它们成为假设和思维的思想适应。这样，我们便设想行星是一种被抛射出来的物体，带电的物体覆盖着起超距作用的流质，热是从一种物体充溢到另一种物体的物质，一直到这些新的事实象我们作为辅助方法来应用的旧事实那样，成为熟知的和直观的对象为止。但是，我们无法对于事实进行直接的直观时，物理学家的思想便在尽可能遵守连续性和充足分化原则的条件下，构成一种经济地组成的概念反应系统。这种系统最低限度也会引导我们经过最短的途径，达到对于那种被观察的事物的直观。一切计算、构造等等，都不过是一些中介手段，在不能直接达到直观时，它们能帮助我们以感性知觉为支柱，逐步地达到这种直观。　　　十二　　现在我们考察思想适应的结果。思想仅能适应事实中具有恒久性的东西，而且只有对这种恒久性的东西的模写才会得到经济的优点。因此，追求思想连续性的最后理由，即追求保持尽可能久的恒久性的理由，就在这里。不仅如此，甚至这种恒久性还能帮助我们对于思想适应的结果有所了解。连续性、思维经济和恒久性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实际上仅仅是健全思维的同一个性质的不同方面。参看附录20。　　　十三　　无条件的恒久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实体。如果我把目光转向一个物体，我就会看见它。我能不触它而看见它。我能不看见它而触着它。这样，虽然复合体的要素的出现是有条件的，但是，要想特别重视和注意这些条件，我却有力量支配它们。我观察物体或要素复合体，或者这些复合体的核心，将它看成恒久的东西，不管我目前是否感觉到它。如果我经常备有这种复合体的思想，或这个复合体的符号，即这个核心的思想，我就能从中得到作出预见的优点，避免感到突然的缺点。我以同样态度对待无条件的恒久的化学元素。在这里，要想将有关的复合体变成为感性事实，单靠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需要外在的中介体（例如我身体以外的物体）。但是，只要我们对这些中介体熟悉，就能不顾这种外在中介体，而将化学元素看成为恒久的东西。相信原子存在的人，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对待原子的。　　应用类似于对待要素复合体（它相当于物体）的方式，我们能通过高级的思想适应，处理整个事实领域。我们说到电、磁、光、热时，即使不设想什么特殊的实体，也能不顾产生它们的熟知条件，而承认这些领域内的事实的恒久性：而且我们经常备有模写那些事实的思想，从而得到类似于上述情况的好处。当我说一个物体“带电”时，与我强调指出一个带电物体在具体情况下所产生的吸引相比，我所引起的回忆要多得多，我所期待的事实集合体也更确定得多。但是，这种具体说明也有其缺点。首先，我们这样处理事物，总是继续沿着同样的历史道路前进。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主要之点是在于认识到：一种特殊的电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每一种电的事实都可以了解为力学的、化学的或热学的事实，甚至可以说，一切物理事实最后都是由同样的感性要素（颜色、压力、空间、时间）组成的，我们应用“电”这个名称，仅仅是使我回忆起我们最初据以认识电的事实的一种特殊形态。　　我们习惯于将手能随意摸到和眼能随意看到的物体当作恒久的，就是在我们的感觉能力所完全不能及的场合，我们还是易于保持这种观点。例如，我们完全不能摸到太阳和月亮，我们也许只见过一次而不能重见宇宙的某部分，或者说，我们是从别人的描述中知道宇宙的这部分的，但我们照样把它们看成恒久的。这个处理方法对于宁静的、经济的世界观来说可能有其意义，但决不是唯一的合理方法。把整个痕迹斑斑的过去（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