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迪特丁曾给在美国的一名壳牌高级董事写道：“这是一个旅行的世纪。战争造成的不安分会使旅行的愿望更为强烈。”他的预言在战后的年代里很快得到证实。其结果不仅改变了石油工业，而且改变了美国以致全世界的生活方式。这场转变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1916年，也就是迪特丁作出预言的那一年，大约有450万辆车在美国注册。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组装线上的汽车便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滚滚而来。20年代末，美国的注册车辆已激增至2310万辆。这当中的每一部车都一年比一年跑得更远。1919年，车辆的平均行车里程为4500英里，1929年达到7500英里，并且，每辆车都是用汽油驱动的。美国的面孔由于汽车大规模地出现而发生了变化。在《仅仅是昨天》（OnlyYedsterday）一书中，费德里克?艾伦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新面貌：“铁路边上那些曾经繁荣一时的村庄，其经济开始萧条。而靠近61号公路的村庄却刹时兴盛起来。到处可见车库、加油站、热狗摊、饭店、茶馆、旅行者之家、露营地，以及一派热闹富足的景象。市区电车营运衰减下去。一条又一条的铁路支线被遗弃了。20年代初，大多数的城镇只需在主要街道上安排一名交通警就足以控制市内的交通。可是，到20年代末，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红绿灯、闪光信号灯、单行道、干道车站、越来越严格的停车法都出现了。每一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中心街道上的车辆络绎不绝。它们一辆接一辆，有时能排满几个街区……蒸汽时代已被汽油时代所代替。”在美国，这场汽车革命的影响远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到1929年，世界上78％的机动车集中在美国。那一年，美国每5个人就拥有一辆车，而在英国平均每30个人才有一辆，法国是每33人一辆，德国每102人一辆，日本每702人一辆，苏联每6130人一辆。毋庸置疑，美国是最大的汽油消费之邦。石油工业基本方向的变化也同样富于戏剧性。1919年，美国每天的石油需求这是103万桶，1929年达到258万桶，是1919年的2.5倍。石油在整个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在这一时期从10％增长到25％。汽油的增长最快，达4倍多。1929年汽油和燃料油合起来，占石油总消耗量的85％。相比之下，煤油的生产和消耗已不值一提了。“新光明”已经让位给“新燃料”。美国进入机动车文明时代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发展，这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汽车加油站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部分汽油由商店出售。他们把汽油装入罐子或其他容器，放在柜台下面或者商店的后院里。产品没有商标，开车人无法知道他得到的是汽油，还是掺了廉价石脑油或煤油的劣质产品。除此之外，这种销售方式是令人讨厌的和繁重的，速度也很慢。机动车时代之初，一些零售商试验着用汽车将油送到每一户。这个主意从来没有真正实现，主要原因是这种车常常会爆炸。需要有一种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开车进入式加油站。建立第一个加油站的荣誉应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发起人。但根据《全国石油消息》（NotionolPetroleumnews）报道，其中最突出的是1907年在圣路易斯的汽车汽油公司。这家石油出版物在内页登了一则小消息，题目是《为开车人设立的车站》。文章说，圣路易斯的汽车汽油公司成功地试验出一种直接供应汽车用油的方法。后来，该报编辑去参观了该公司设在圣路易斯的第二个加油站。在他眼里，这个加油站完全是一堆破烂。一个简陋小屋，堆着几桶汽油。屋外有两个破旧的热水罐安在高高的支架上。每个罐子都接着长长的浇花园用的水管，利用高低落差将汽油注入汽车的油箱。这或多或少就是早期加油站的面貌：门面狭小，空间拥挤，肮脏不堪，破破烂烂只有一两个油罐，而且还要通过一条狭窄的土路，汽车才能勉强地开到大街上去。直到20世纪20年代，加油站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和壮大。1920年出售汽油的销售点绝对不超过10万个，其中一半是杂货店、百货店和五金商店。10年后，这类商店很少继续出售汽油了。据估计，1929年汽油零售点数目已经增至30万个，它们几乎全部是加油站或汽车修理行。开车进入式加油站从1921年的ｌ.2万个增加到1929年的14.3万个。加油站遍布各地，大城市的街角，小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乡间的十字路口处，到处都是。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一个受人欢迎的高级加油站开张了。它有8个油泵和3条通向大街的道路。但加利福尼亚，特别是洛杉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现代化加油站的诞生地。那里有带有巨大标志的标准建筑，有休息室、阳棚、优美的环境和柏油路。由壳牌首创的“饼干盒”式加油站以惊人的速度遍布全国。到20世纪20年代末，壳牌不仅从汽油销售中赚钱，而且还从轮胎、电池和附件的销售中获利。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把加油站变成一个高大的商店，除了汽油，还出售全套石油产品。从摩托车油到家具上光蜡，从缝纫机油到吸尘器油，无所不有。一种新型的油泵很快传遍全国，这种油泵先将油打入上方的一个玻璃杯中，让顾客看看汽油的成色，然后，再注入顾客的汽车油箱里。随着加油站的发展，竞争也日见激烈。它们高高打出新时代的种种标志和记号：德士古的五角星，壳牌的扇形贝壳，太阳公司的闪光钻石，联邦公司的“76”，菲利浦的“66”，索科尼的飞马，海湾公司的圆碟，印第安纳美孚公司的红色皇冠，辛克莱的雷龙，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红、白、蓝三色等等。竞争迫使各个石油公司设计自己的商标，以保证自己的商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被识别。这些商标都变成了非宗教的偶像。当司机们沿着遍布美国并且不断延长的道路驾车奔驰时，看到这些标志，他们感到亲切熟悉，充满信心，富有安全感以及归属感。加油站激发了石油公司道路交通图的发展。一位专家将其称为“美国对制图学的独特贡献”。第一张专门指导车辆的路线图可能是1895年《芝加哥时代先驱报》（Chicgotimesherald）上登出的一张图，它被用来指导该报社赞助的一次54英里的汽车比赛。然而，1914年，交通图才正式出现。海湾公司在匹兹堡设立了第一个加油站，一位当地广告界人士建议在加油站免费分发地图。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主意迅速传播开来，地图成了大量销售的东西。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吸引顾客的设施和花样。1920年加利福尼亚壳牌分公司为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制服，而且每周报销三次洗衣费，但禁止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看杂志和报纸，禁止收取小费。到1927年，那些被称为“加油站推销员”的人要问顾客：“我可以帮您检查一下轮胎吗？”公司不允许他们在工作时有“个人的观点和偏见”。“推销员在为东方人和拉美人服务时，应该小心谨慎。和他们谈话不能用支离破碎的英文。”由于汽油价格影响到众多美国人的生活和财产，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每次汽油价格的上涨都成了人们报怨的对象，成为新闻报道的内容，也成为州长、议员甚至总统议论的话题，以及美国政府各部门调查的目标。1923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粹主义者参议员罗伯特?拉福莱特举行了一次关于汽油价格上涨的“听证会”。他和他的小组委员会警告大家：“如果允许少数几家大石油公司像自从1920年1月以来那样在今后几年继续操纵石油价格，那么，美国人民就得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为每1加仑汽油支付1美元的价钱。”后来，由于石油供应过剩，油价下跌，他的这番话失去了意义。1927年4月，汽油零售价在旧金山已降到每加仑13美分，在洛杉矶为10.5美分，远远低于拉福莱特可怕的预言。如果说拉福莱特在油价的涨跌方面言过其实，那么在另一件事情上，他却一语中的。这件事，原本是他关于油价调查的一个插曲，即他领导的参议院的首次调查，发现了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最奇特的丑闻之一——茶壶山丑闻。位于怀俄明州的茶壶山得名于其地质构造的外形。它是塔夫脱和威尔逊总统当政时作为“海军石油储备”划出的3个油田之一（另两个在加利福尼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争论美国海军由烧煤改为烧油的结果。在这一方面，美国的情形与英国相同。1911年，与英国同时，美国政府作出决定：让美国海军舰只由烧煤改为烧油。第二年，为减缓供应的巨大压力，华盛顿开始在石油产区建立海军石油储备区，以备“在一些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下提供石油。但是，这个决定以后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长时间的争论，其焦点围绕着：是否应该建立这些储备区以及私人企业能否在这些储备区进行部分开采。这场辩论是美国20世纪持续的有关公共政策辩论的一部分。辩论的一方支持私人企业在公共土地上开发资源，而另一方则主张联邦政府应该管理和保护这些资源。1921年，哈定入主白宫。他力图使能源辩论中的双方消除敌意，在保存和开发资源方面维持和谐的关系。但由于他选择了新墨西哥州的参议员艾尔伯特?福尔担任内务部部长，便很难掩饰他更注重开发的真面目了。福尔是一位有政治势力的、成功的农场主、律师和矿主。一家杂志说他是“一个边疆人，粗鲁而敏捷，打起仗来两拳左右开弓，看上去像过去得克萨斯州的警官。据说他年轻时，用枪之神速和准确可以同柴恩?格雷小说里的西部侠客相比”。福尔认为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公共土地。这一点和他那黑色宽边的牛仔帽以及酷爱好马的习性一样，是典型的西部风格。辩论的另一方对福尔的评论差距很大。一个重要的能源保存派人士说他是“开发团伙的一员”，还说：“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差劲的内务部部长人选，但绝不那么容易。”福尔成功地把石油储备区从海军部抢过来，置于他的内务部管辖之下，随即又把这些土地租赁给私人公司。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人知晓。1922年春，在租赁合同签署之前，新泽西美孕石油公司的蒂格尔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广告商艾伯特?拉斯克的办公室里。拉斯克曾主持过哈定的竞选活动，眼下是美国海运委员会主席。蒂格尔对他说：“我知道内务部要签署一个租赁茶壶山的合同。这件事整个石油界都有所察觉。我对茶壶山不感兴趣。对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来说，那地方一点用也没有。但我还是觉得你应该告诉总统，这件事有问题。”拉斯克有些迟疑，但他还是拜见总统，并转达了蒂格尔的话。总统在办公桌后面踱来踱去，然后说：“我听到这种说法不是第一次了。如果福尔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我也就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了。”很快，这两种假设都得到了充分的检验。福尔以极优惠的条件将茶壶山租赁给哈里?辛克莱，这就保证辛克莱石油公司得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市场：美国政府。福尔又将一个更大的加利福尼亚储备区——埃尔克山出租给了爱德华?多汉尼。这两人都是美国石油界的著名人士，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在老美孚石油之外创立了自己的重要企业的“新人”。多汉尼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最早是一个探矿者。有一次，由于掉进矿井，他的两腿摔断了。利用卧床养伤的时间，他看了大量的法律方面的书。据说，他还曾经持刀打退过一只美洲狮。到20世纪20年代，他已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的“泛美石油公司”的原油生产已超过任何一个美孚独立公司。多汉尼工于心计，对两党的政客他都小心取悦，予以赞助。哈里?辛克莱也是如此。他是堪萨斯州一个城镇里的一个药铺老板的儿子，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子承父业。但是，在他20岁那年，在一场投机中，他失去了自家的店铺。破产之后，他以倒卖钻机井架所用的木料为生。后来，他又在堪萨斯东南部和俄克拉荷马州奥赛治印第安人领地购买和出售小块的石油地产。他设法吸引了一些投资者，在各个租地建起了一批小型石油公司。他是一个出色的商人，一个坚强有力、颇为武断的企业家。他相当自信，不愿屈从于任何人，特别是他的股东。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无论坐在哪儿，都在桌子的上首。”他总是我行我素。他把赌注下在俄克拉荷马的格兰油田上，赚了一笔。他来到俄克拉荷马的新油田，那里油如泉涌，却还没有接通输油管线，于是他以每桶10美分的价格买进所有弄得到手的原油，筑起铁罐储存起来。等到输油管接通之后，他又以每桶1.2美元的价钱将油卖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辛克莱已成为美国大陆中部最大的独立石油生产商。但他必须把油卖给那些规模庞大根基牢固的一体化公司，受人家的摆布，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1916年，他筹集起5000万美元的资金，迅速建立起他自己的一体化公司。不久，他的公司已跻身于全国10家最大石油公司之列。辛克莱作为公司的绝对君主，时刻准备在国内任何地方争夺生意。他的思维习惯是：当他想做某件事时，什么都不能妨碍他，而茶壶山就是他想做的一件事。1922年4月，在一片谣言声中，内务部与多汉尼和辛克莱签订了合同。参议员拉福莱特开始着手调查。他发现那些曾反对将储备区从海军移交给内务部并反对后来的租地合同的海军官员，都已经被调到遥不可及的地方去了。拉福莱特的疑心更重了。不过，这种怀疑只维持了1年。1923年，福尔辞去内务部部长职务。尽管他越来越遭人议论，但他仍旧是个地位牢固、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至此，哈定政府陷入了丑闻和劣迹的泥沼之中。随后不久，哈定在旧金山突然逝世。医生说他死于“栓塞”。但一家报纸的编辑说：“这种病部分来自恐惧，部分来自羞愧，部分来自内心极度的混乱。”他的副总统加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一职。同时，参议院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接手茶壶山一案。但当时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桩疑案不过是“茶壶里的一点风波”而已。后来，出现了巨额利润的事情。福尔大约在租赁茶壶山的同时就对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耗资巨大，还购置了邻近的一个农场。钱是他从一个小小的锡盒中取出来的百元钞票。他是如何突然暴富的呢？人们一再追问有关他的财务状况突然改观的问题。迫于压力，他说，他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发行人内德??麦克莱恩那里得到10万美元的贷款。人们在棕桐海滩①中找到了麦克莱恩，此时他正因疾病在这里疗养。麦克莱恩承认借钱一事，但他说，福尔几天后就归还了支票，根本就没去银行兑换。还有更令人尴尬的事件：辛克莱的秘书证明，辛克莱曾告诉他，如果福尔需要的话，就给他2.5万美元或3万美元。福尔确实这样做了。而辛克莱本人此时突然前往欧洲，又匆忙地离开巴黎去凡尔赛，为的是躲避记者的采访。接着，一枚真正的炸弹袭来。1924年1月24日，多汉尼告诉参院听证委员会，他付给福尔10万美元，由他儿子提着一个“小黑包”亲自送到福尔办公室。多汉尼坚持说这不是贿赂，绝对不是，只是借给早年淘金时代一起探过矿的老朋友一笔贷款。福尔说他病得不能前去出席听证会。于是，委员会派出了调查人员。接着又发现了一系列的蛛丝马迹。《新共和报》（TheNewRepublic）说，到了1924年，整个华盛顿都深深地陷入了石油丑闻中。记者们除了石油，几乎不写别的。在饭店、街头、饭桌旁，唯一的话题就是石油。国会也取消了所有其他事务。这件事在20世纪20年代后几年中一直拖下去。1928年，人们发现辛克莱通过一家冒牌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又转给福尔几十万美元。这意味着，福尔通过对两个老朋友的帮忙，至少得到了40.万美元的好处。最后，在1931年，腐败贪婪的福尔锒铛入狱。他是第一个在职期间犯有重罪而被判刑下狱的内阁成员。由于无视法庭和参院，辛克莱被判刑6个半月。在启程去监狱时，他缺席了他的石油公司的一次董事会。但是，在这个会上，其他董事们仍然在形式上给他投了“公众信任票”。多汉尼被判无罪，并且以后也从未进过监狱。这使一个参议员愤愤不平地说：“在美国，一个百万富翁是很难被判定有罪的。”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这一丑闻引起更广泛的反响。调查发现，那个冒牌公司）——大陆贸易公司——实际上是一些颇有名气的石油界人士以政府的“自由债券”形式接受报酬的机构。他们接受政府的自由债券，政府购买这些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辛克莱把他的一部分自由债券给了福尔，以此种形式来报答福尔。他还给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些自由债券。在接受自由债券的人当中，还有美国最著名、最成功、最强有力的一位石油界人士——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总裁罗伯特?斯图尔特上校。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哗然。斯图尔特方脸，大块头，当年曾是罗斯福义勇骑兵团的骑手。他与许多石油公司的头头们不同，从来没在油田工作过。他是作为律师进入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工作的。此后，凭借他的法律才能爬到了公司的最高层。这并不那么出人意料。毕竟，美孚解散前后法庭内外的厮杀主宰并重新塑造了石油行业，而斯图尔特自1907年起就处于每一件与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有关的案子的中心。他独断专行，威风凛凛，好勇斗狠，却也使他的公司锋芒毕露，富于进取，成为20世纪20年代全美最大的汽油销售公司。此时，“鲍勃上校”（人们这样称呼他）不仅在石油行业而且在全美实业界也是最受尊重和最享赞誉的头面人物之一。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竟会让茶壶山的油污辱没自己的名声？但是，在躲闪了数年的追问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承认他接受了7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随着斯图尔特在关于茶壶山的争论中越陷越深，印第安纳美孕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路面了。此人以前几乎从不过问公司的经营，而这时他敦促斯图尔特“消除任何招致批评的把柄”。斯图尔特不予合作。到了1928年，这位股东终于认为对斯图尔特已做到了仁至义尽，现在必须让他滚蛋。这位股东就是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老洛克菲勒是个大恶棍，而此刻他们儿子却以惩恶扬善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且，他打算将惩恶扬善的事业深入到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心脏。他对一个参院小组委员会说，斯图尔特上校的作为事关公司以致整个行业是否具有起码的道德。但洛克菲勒在该公司直接控制的股份只有总数的15％。当斯图尔特拒绝自动辞职时，洛克菲勒发动了一场代理人之战来驱逐他。上校毫不退缩。他宣称：“如果洛克菲勒想打架的话，我会告诉他们怎样打。”他有着卓著的事业功绩。在他的领导下，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净资产在过去的10年里翻了两番。现在，他又采取了一项措施：增加了一次额外的分红和析股。但是，洛克菲勒一派并非是在为股息吵吵闹闹，他们所想要的是大获全胜。于是，他们组织起来，竭力奋战，终于在1929年3月以60％股东的投票取胜。斯图尔特被开了出去。小洛克菲勒如此大张旗鼓地直接干预了他父亲的老美孚托拉斯的一个独立公司的事务。他这样做，不是仅仅为了利润，而是为了体面和好名声，为了保护整个石油界免受政府和公众新的攻击，也是为了保护洛克菲勒家族的名声。但他这样做，也受到许多人的猛烈指责。一位斯图尔特的支持者愤慨地给他写信称：“看看你爸爸在老美孚时代干的那些事，你就会知道，那要比你今天对斯图尔特的指责丑陋10倍……世界上所有的肥皂都不足以洗清老洛克菲勒50年前那双污秽的手。只有那些两手清白的人才有资格给其他的和比他强的人脸上抹黑。”一位大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写道：“在我看来，无论是给大学捐款，还是资助研究活动，都不会比这更有利于教育公众如何诚实地做生意。”美国的资本主义以及石油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巧取豪夺，因为这关系到整个石油工业和商业的前途，而不仅仅是几个人的财富。石油界要考虑它的公众形象。但是，如果说小洛克菲勒的手是干净的，那么整个茶壶山丑闻——从福尔、多汉尼、辛克莱到斯图尔特——还是接过美孚石油托拉斯未竟的事业，在公众心目中刻下了“石油金钱”的权力与腐蚀行为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印象。在机动车时代之初，美国许多人都担心这种“新型燃料”的供应会枯竭。但是，车辆已经开始转动，寻找石油的技术也很快得到提高。1920年以前，地质学在石油工业中意味着“表层地质学”。即根据能看见的地貌，画出并标明可能有油的区域。当时，到1920年，表层地质学几乎已走到了尽头。许多肉眼可见的可能有油的地方都已标出。勘探者们必须找出一种能“看到”地下的办法，以便探明表层下结构是否可能有油。新出现的地球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方法。许多地球物理的发明都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技术加以改造而来。一个是扭力平衡仪。这种仪器被用于测量地面每一处地球引力的变化，并以此提供有关地表层下结构的情况。石油勘探的仪器库里还有地震仪。事实证明地震仪是最有用的。地震仪是19世纪中期发现的，用于记录和分析地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利用地震仪寻找敌人的炮兵阵地，它后来被直接用在东欧石油工业中。1923~1924年间，德国公司发明的折射地震仪传到了美国。人们引爆炸药，地下结构折射的震动波被地表层正在倾听的耳朵——地震检波器——捕捉到。这种波可以帮助人们鉴定地下的盐穹，而石油往往可以在盐穹处发现。大约同一时期发明的反应地震仪很快替代了折射技术。这种仪器能够记录地下岩石之间产生的波动。这样，地下各种结构的形状和厚度都可以测量出来。由此，勘探事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还找到了从天上观察地面的新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都在空中观察对方军队的阵地。1919年，美国的联合石油公司雇用了两位曾在美国远征军做过空中侦察工作的前中尉，让他们给加利福尼亚地貌拍摄空中照片。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对那些从不同钻井深度得到的滑石进行微观分析——微观古生物学。这一技术可以提供几千英尺下沉积物的更进一步的线索、形状以及相对的年龄。同时，钻井技术本身也有了重大进步。人们能钻得更快更深，而且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因此，石油勘探的潜力扩大了。1918年，最深的油井是6000英尺，到了1930年，最深井达到1万英尺。最后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是运气。20世纪20年代，好运气肯定起了作用，否则，如何解释美国在那10年发现了那么多石油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洛杉矶南部长滩附近的信号山。这座小山高约100多米。当地印第安人曾在山顶向海中的卡塔利娜岛发信号。后来，这座小山成了房地产开发商关注的目标。1921年6月，当壳牌公司的1号钻井开始在此地开钻时，它正被分割成一块块住宅用地。石油的发现使人们蜂拥而来。许多还没盖房的地皮被转手卖来卖去。这些地块都很小，从而使高耸的密密麻麻的井架一个挨一个，相互交错。有些钻探者心急火燎，竟同意给地产所有者50％的土地使用费。连一座墓地里所埋葬的死者的亲属也因为从墓地下打出了油而获得一笔钱。充满信心的投资者们甚至认为他们在那些还没开钻的油井上购买几股股票就可以致富。信号山后来被证明是如此富饶多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些投资者确实赚了大钱。信号山仅仅是洛杉矶地区大量石油重大发现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这些新油田的发现，使加利福尼亚州在1923年成为美国产油量最高的州，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4。尽管如此，对石油短缺的忧虑仍然普遍存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甚至在那一年警告说：“本国的原油供应，正在迅速地枯竭。”但也正是在1923年，美国原油产量10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国内需求。亨利?多尔蒂在石油界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戴着一副大眼镜，留着一脸胡子，看上去更像个教授而非殷实的商人。但是，他确是20年代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他控制着包括“城市服务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公司。有一位作家把他称为霍雷肖?阿尔杰①小说中的那类人物。这种描写是恰当的。多尔蒂9岁就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街上卖报，12岁辍学。他有一次解释说：“我上学不到10天，就对学校恨之入骨。”但是，通过艰苦奋斗、顽强努力、进夜校补习以及在机械工程方面的训练，他出人头地，成为150多家公司的董事。他的帝国由为各大都市地区服务的煤气和电力公用公司组成，所以取名为“城市服务公司”。他的一个公司在堪萨斯找天然气时打出了石油，于是多尔蒂又迅速打入石油界。作为一个祖犷而富于创造性的商人，多尔蒂从不向对手让步。他还是个独立思考者，喜欢在石油界独树一帜。他认为石油业目前的这种生产方式对其未来是个威胁，必须改变。他一口咬定“捕获原则”业须废除。自宾夕法尼亚西部发现石油后，“捕获原则”一直通行于石油行业，并基于英国关于迁栖禽兽的普通法，一再为法院所认可。一些地产所有者向法院抱怨说，他们的油被邻居抽走了。法院的回答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于这一原则，美国各地的采油者都争先恐后地抢在邻居之前将地下的油采光。这种原则助长了滥采，并为每一次发现新油田之后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火上浇油。多尔蒂坚信，“捕获原则”导致井架林立和高速出油，从而过早地耗尽油田的地下压力。结果呢本来可以开采出的石油却因缺少足够的压力而留在地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使多尔蒂认识到石油的重要性。现在，他担心这种野蛮而荒诞的滥采会使美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何种局面。当卡尔文?柯立芝避过茶壶山风波于1924年当选美国总统时，他可以关心石油问题了。他响应老朋友亨利?多尔蒂的呼吁，成立了“联邦石油储备委员会”，对石油工业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位注重节俭的总统解释说，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威胁到美国的工业、国防和安全地位。联邦石油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使多尔蒂的观点越来越受支持。尽管美国石油学会宣称石油行业中的浪费是“微不足道”的，但调查委员会反驳说，天然气不仅是一种商业价值较低的商品，它还提供了将石油推上地表的地下压力。滥开乱采造成天然气泄漏，丧失了不可或缺的压力，结果使大量石油留在地下无法采出。多尔蒂在认识滥采会破坏储量方面比同行们更有远见，但是他大大低估了发现石油新资源的可能性。他在1924年写给柯立芝总统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一场大短缺已迫在眉睫。可是有人立即表示反对。太阳石油公司的霍华德?皮尤先生于1925年嘲讽说：“我的父亲是石油行业的先驱者之一。从我童年时期起，对石油短缺的恐慌就定期出现，但几年过后，石油产量总是比以前多得多。”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更正确的是皮尤而不是多尔蒂。1926年春，第一个重大发现在俄克拉荷马州出现，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大森密诺尔油田”。随后而来的是疯狂地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开发油田。它仍然是在“捕获原则”驱使下的一场危险、任性和浪费的钻探竞逐。屡见不鲜的喧嚣与混乱又笼罩着新兴的城镇。街道上堆满了设备，来往着工人、投机商、谋职者、醉汉。到处是仓促建起来的木头房子，令人窒息的天然气味和燃烧着的石油烟味不时扑面而来……石油价格在新发现的影响下崩溃了，但石油仍源源不断地涌出。1927年7月30日，在这个油田第一次重大发现之后仅仅16个月，它的日产量已达到52.7万桶。随后，在俄克拉荷马州相继发现了其他几个大油田。得克萨斯州也不甘落后。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几年，包括耶茨油田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西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州这个赤日炎炎、尘土飞扬、广袤荒凉的二叠纪盆地，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油田。还有一个因素使这股浪潮变得更加汹涌。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产量，而且改变了消费的要求。裂化技术通过改变分子的数量提高了从每桶油中提炼出的汽油量。这一技术的传播降低了人们对原油的需求。一桶经过裂化的石油可以生产出两桶未经裂化的石油所能生产的汽油，并且经过裂化的汽油比未经裂化的汽油具有更强的抗爆性。油田看起来会永远涌流不尽。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对前景悲观失望的念头到20年代末已烟消云散。可是，石油界却停不下来，他们仍以最大限度生产着石油。其结果是破坏性的。而且石油大大过剩完全破坏了市场及合理计划，使石油价格陡然下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一个接着一个油田的发现，前所未有的供应过剩愈加严重。石油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多尔蒂的补救意见。其理由已不再是预防即将来临的短缺——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防止这种毁灭性的挥霍性生产。这种生产已极大地动摇了油价结构。但由谁来控制生产呢？是由人们自发管理还是由政府来控制？是由联邦政府还是由各州政府控制？甚至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内部，争论也十分激烈。蒂格尔主张自发管理，而汉布尔分公司的总裁法里什于1927年给蒂格尔写信称；“我们必须得到政府的帮助。”独立的小公司们都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介入。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美国独立石油企业协会。与此同时，石油大潮仍在继续上涨。从最初在西宾夕法尼亚山谷中发现石油开始，石油工业一直长期存在着供求不平衡的问题。石油界的反应是通过合并统一和系统配套来保证和调节石油供应，获得市场，稳定价格，保护并扩大利润。合并统一意味着收买竞争者的公司和辅助公司；系统配套化意味着将石油工业的一些环节甚至所有环节联合起来，包括上游和下游，从油井那里的勘探到生产到炼制和零售。庞大的美孚石油托拉斯手腕高明，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然而却遭到最高法院的攻击并被肢解。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动荡不定的供求形势下，那些一度相安无事的分了家的美孚公司，加上其他一些公司，又重新拣起这一战略，相互之间激烈竞争。在这些竞争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石油公司成为销售商，它们在标有自己商标的加油站，直接向开车人零售汽油。竞争已不仅是在国外，而且进入了本国市场。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呈现出它的现代轮廓。1911年解散美孚公司的结果，使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成为一个巨大的炼油公司，但却没有自己的油田，因此高度依赖其他公司，在供应商和市场变化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为了保证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原油供应，蒂格尔的部分中心战略目标是不仅谋求国内供应，而且要争取国外的供应。早在1919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就买下了汉布尔公司刚刚超过一半的股份。当时，这个在得克萨斯州名列前茅的石油公司正缺乏资金。到1921年，这家公司已成为得克萨斯最大的原油生产商。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也是炼油公司。为保证自己的石油供应，他们在西南部和怀俄明州积极行动，并且还购买了美国在墨西哥的一个大公司——泛美石油公司。俄亥俄石油公司（后来取名马拉松石油公司）在1911年美孚托拉斯解散前是美孚最大的原油生产公司。现在该公司利用收购手段开始进入炼油和销售市场。1926~1936年，公司的总产量翻了一番，并最终控制了得克萨斯州最高产油田耶茨油田的一半股份。弗兰克?菲利普斯成立了菲利普斯石油公司。他同时也是银行家，因此，非常善于从纽约、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筹集资金。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菲利普斯和他兄弟已使自己的公司成为美国主要的独立生产商之一，与海湾公司和得克萨斯公司并驾齐驱。1927年11月，菲利普斯在得克萨斯大草原区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炼油厂，用来消化越来越多的石油。同月，他又在堪萨斯开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加油站。菲利普斯公司进入炼油和销售方面的速度甚至比他们在原油生产方面更令人头晕目眩。到1930年，在头一个加油站开张3年之后，菲利普斯已在12个州建立或购买了6750个销售点。竞争的压力迫使其他公司也跟着照做。他们冲破批发壁垒，进入零售贸易。1926~1928年间，海湾公司将它的零售业务迅速地扩展到中北部地区，得克萨斯公司和壳牌公司这两个最野心勃勃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末都在全国48个州开展了销售。新竞争对手纷纷挤进老零售商的地盘。老零售商则不得不为了利润而扩展到其他新领域中去。这些入侵行为使最高法院的努力付之一炬。在1911年解体后，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家庭氛围保持了大约10年。分家后，各个后继公司由于合同、习惯、个人交情、共同利益、相互持股以及长期建立起来的相互忠诚这些因素，仍然保持着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公司相互配合，关系十分融洽。每个炼油公司各占一块地盘，互不侵犯。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们开始互相入侵和挑战。大西洋炼油公司进入了新泽西公司和纽约公司的销售地盘。新泽西公司和东部的几个美孚后继公司与中西部的几家美孚后继公司（其中包括印地安纳公司）展开了一场激烈和大肆宣扬的价格战。对此，当年的批评权威艾达?塔贝尔女士不无惊讶地写道：“看来美孚石油公司是真正地崩溃了，从内部崩溃了，连当年的解散诉讼也未能做到这一点。西部年轻有力的亲属居然拒绝父母制定的油价，这种事在40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尽管许多政治家仍在不断地攻击“美孚石油集团”，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全控制的观念越来越过时了。各美孚公司都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发展，与得克萨斯公司和海湾公司等几个独立公司一起，逐渐支配了整个行业。独占鳌头的巨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许多规模庞大的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192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各美孚公司一共控制着提炼产品的45％，而20年前的美孚托拉斯控制了80％。各美孚后继公司之间的融洽关系也不复存在了。美孚石油托拉斯解体成为一大群雄心勃勃的新公司，大大加剧了石油业的竞争。由于不断发现新油田，也由于汽油加工和销售的扩展，又出现了许多家新公司。这种发展加上配套一体化的势头，更加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合并浪潮。例如，纽约美孚公司购买了加利福尼亚一家主要的生产和炼油公司，后来又与“真空石油公司”合并，组成“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并开发出新商标“莫比尔”（Mobil）。壳牌在这几年中发展神速，多半也是靠咄咄逼人的兼并活动。但是，它坚守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原则。这个原则可以通过迪特丁1916年所说的一条格言反映出来。他写道：“那些经营良好的外国公司在任何国家都是遭当地人忌恨的。不管这个公司如何用心良苦，也不管它是如何为当地人着想，人们要是对它不妒忌那才是怪事呢！”愤世嫉俗的迪特丁就本质而言是个商人，即便是他，也对某些做法望而却步。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美国投资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在我遇到过的所有善于钻营的人物中，美国银行家绝对无与伦比。”迪特丁在一封信中这样说道。那些几乎实现的兼并同样引人注目。1924年，壳牌差一点将一家名叫贝尔里奇的产油公司买下。这家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附近的一处高产油田上。卖价是800万美元，但壳牌认为这价钱太高，最终放弃了。55年之后，在1979年，壳牌终于以36亿美元的代价将贝尔里奇公司买下。在20世纪20年代初，壳牌确实发现自己被迪特丁所说过的那种“妒忌情绪”所缠扰。通过一番努力，壳牌获得了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1/4股份，如果再进一步完全控制这个公司，它可以把这个公司变得在美国很强大。但是，加州本地的持股者们掀起了一场义愤和爱国情绪，反对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外国团伙到加州来”。他们把联邦参院、贸易委员会和许多内阁官员扯了进来，警告人们那笔交易存心损害美国的利益。结果，他们迫使壳牌将联合公司的股份卖掉。值得欣慰的是，壳牌这笔为期两年的投资带来了50％的收益。得克萨斯公司和菲利普斯公司几近合并，海湾公司和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29~1933年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磋商合并的问题，但会谈最终破裂。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对石油生产的科学理解已大有进展，但是，反对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的力量仍然是压倒性的。是这个因素把整个石油界真正团结了起来。这使大亨多尔蒂非常气愤，因为石油界大部分人对他持续不断地要求建立秩序的呼吁置之不理。他预言说：“石油界将遇到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麻烦。我不知道这将持续多久，但我不惜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总有一天，每一个石油界人士都会希望我们以前曾谋求过联邦立法。”到20年代结束时，新生的公司巨头们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他们坚信，稳定和调整供求平衡的前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看起来还相当不错。结果，大难临头。1929年10月，狂热的股票市场下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这是大萧条的前奏。大萧条使全美国经历了失业、贫穷和困苦，也使石油的需求不再增长。接着，在1930年秋天，当美国人刚刚开始不情愿地认识到股票市场的崩溃决不是什么“暂时的调整”，而是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在美国48州从未见过的巨大油田被发现了。这个被人称为“黑大个”的油田可以独自满足全美国的石油需求。至此，亨利?多尔蒂将被证明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石油等于权力的等式，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得到证实。在那次冲突之中出现了石油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纪元。如果说石油是权力，那么，它也是主权的象征。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石油公司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将成为国际政治中长期存在的特征。20世纪初，美国之外的西半球石油勘探大多集中在墨西哥。当时的两家主要石油公司是以爱德华?多汉尼为首的“泛美石油公司”和以英国人威特曼?皮尔逊爵士为首的“墨西哥鹰公司”。多汉尼在加利福尼亚石油界早已成名。1990年，他应墨西哥国家铁路公司总裁之邀，首次前往墨西哥寻找油田。由于木柴紧缺，这位总裁急切希望沿铁路线开发石油。皮尔逊是19世纪最出类拔萃的大工程承包商之一。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又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企业家。他生就一块工程师的材料，数学天资强，从容而稳健，细致而坚韧。身材肥胖而又不引人注目的皮尔逊，还有与生具来的指挥才能。他谢绝了剑桥和牛津大学的聘请，而选择了本家族在约克郡的工程企业。早年繁重肮脏的工作，使他一生都注意保持双手干净、指甲清洁，养成了从不忽视工作细节的习惯。他取得巨大成功的诀巧“皮尔逊风格”深受人们仰慕。但他对诀窍的作用却不抱什么幻想。他对儿子说：“在反对同事的意见或推翻他们的决定时，不要有丝毫的迟疑。只有在独裁者的领导下，一个企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在做法上是越隐晦越好。”他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自己的格言。他负责完成了19世纪末的几项工程奇迹，其中包括泰晤士河下面的“黑墙隧道”，为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在纽约东河底下修建的4条隧道，还有多佛港。最后，他创立的帝国囊括了一切，从《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企鹅出版社到伦敦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以及一家加油公司。但是墨西哥将给他提供更大的发财机会。由于“皮尔逊风格”十分诱人，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便请他到墨西哥去承建几个大项目，先是墨西哥城排水的大运河，然后是维拉克鲁斯港以及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特万特佩克铁路。他一到墨西哥便开始了工作。他极力赢得墨西哥人特别是迪亚斯及其周围人的好感，用了给好处和送礼等一切手段，并出资10万英镑建立了一所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他似乎总是乐于以美国人不屑一顾的方式，照顾墨西哥人的情感，作出让步。他在英国的关系之广也给墨西哥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皮尔逊置身英国议会多年，并以“墨西哥人”闻名。不过，他在墨西哥的地位还要归功于迪亚斯冷静的政治谋略。据说，这位领导人曾说过：“贫穷的墨西哥远离上帝，却靠近美国。”迪亚斯及其身边的政客们不能允许美国人全盘垄断他们的经济，因此，迪亚斯完全有理由从一个遥远的国度请来一位世界闻名的工程师，给他一切机会在墨西哥扩展自己的活动。1901年，皮尔逊在去墨西哥途中，在得克萨斯边境城镇拉雷多误了转乘的火车，不得不在那里过夜。他发现该城“寻找石油的狂热触目可见”。3个月前在“纺锤岭”发现石油后，这股热潮便在全州蔓延开来。他研究了在拉雷多匆忙之中收集到的每一份石油简报，随即发电报给他的经理，要求“迅速采取行动”，获得有希望出油的土地。据他推断，石油将为他的特万特佩克铁路提供上等燃料。所有这一切都是在9个小时逗留期间完成的。皮尔逊开始了他在墨西哥的石油冒险事业。他将勘探区扩大到塔瓦斯科，并雇用了钻出纺锤岭第一口油井的安东尼?卢卡斯船长以帮助他在墨西哥开展业务。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支出和密集投入。但是大约整整10年，皮尔逊的墨西哥鹰公司在找油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最后，他于1909年承认自己对石油业只有“粗浅”的了解，并解雇了他一度雇用的英国地质学顾问、有名的托马斯?博韦顿?雷德伍德爵士及其公司的人员，转而雇用了以前与美国地质勘测公司有联系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显示出他们的进取精神。1910年，当时已是考德雷勋爵的皮尔逊有了惊人之举，首先是打出了神奇的波特罗德拉诺4号井，日产11万桶，被认为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油井。这些发现给墨西哥带来了繁荣，同时几乎在一夜之间使墨西哥鹰公司成为世界主要的石油公司之一。产油区集中在离坦皮科不远的“金色市道”。在这一带，日产7~10万桶的油井比比皆是。墨西哥迅速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重要力量。它的原油质量好，大部分精炼为燃料油，直接与煤炭在工业、铁路与航运市场上形成竞争。1913年，墨西哥的石油甚至被用到了俄罗斯的铁路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关键供油国，到1920年，它满足美国国内20％的石油需求。1921年，墨西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居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年产1.93亿桶石油。然而，这时墨西哥的政局发生骤变，1911年，因牙疼而造成精神错乱的81岁的迪亚斯总统政权被推翻了，从此拉开了墨西哥革命的序幕。此后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外国人的投资兴趣一落千丈。新泽西公司驻墨西哥经理E?J?萨德勒携带着公司职员的薪金被匪徒俘虏，野蛮痛打之后，匪徒们以为他已毙命，遂扬长而去。然而，他侥幸活了下来，设法回到营地。从此以后，他随身携带的现金绝不超过25美元，而且总是戴着一块廉价的金表以便搪塞劫道者。他极力反对进一步在墨西哥开发石油。原属于墨西哥鹰公司的油井曾一度被起义者接管，一些职员被杀害。1918年10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个月，卡洛斯特?古尔班坎代表亨利?迪特J找到考德雷勋爵，表示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想购买墨西哥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并且接管其管理。在墨西哥20年的石油开发使考德雷勋爵不仅疲惫不堪，而且对未来的风险更加小心谨慎。这位英国绅士已经感到厌烦，不想“无休止地单独承受这一巨大企业的沉重财政负担”，立即接受了古尔班坎的建议。他正确地把握了时机，因为兼并墨西哥鹰公司绝非壳牌公司的最佳决策。几乎刚兼并，盐水便开始渗入一些高产油井，这意味着石油产量开始下降。其他石油公司不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用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技术或是勘测新井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革命动乱之中，外国公司不愿追加投资。事实上他们在墨西哥的日子已经每况愈下。因为，比革命本身带来法制崩溃和现实危险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激烈斗争给石油公司的生产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墨西哥日趋明显的冲突将在该国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导致一场持久大战，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在墨西哥，斗争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协议的稳定性和主权与所有权问题。石油收益属于谁？墨西哥人想重新确立迄今未被遵循的一条原则。1884年以前，国家的地下资源首先属于国王，然后才属于国家。迪亚斯政权改变了这个合法的传统，将地下资源所有权给了农庄主、牧场主和其他土地所有者。这些人欢迎外资，而外国人最终控制了90％的石油资源。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恢复这些资源的本国所有权原则。这个原则最后写入1917年宪法的第27款，并成为斗争的中心。墨西哥收复了石油所有权，但是它在无外资的情况下无法开发或销售这些石油，而外国的投资在得不到保险的合同与利润的情况下，无意承担风险与开发费用。除将地下资源收归国有之外，墨西哥历届政权的其他各种行动——颁布法规和提高税收——也使同石油公司之间的持续冲突火上加油。在多汉尼的领导下，一些石油公司在华盛顿成功地煽动了发起军事干预的强烈情绪，以捍卫美国在墨西哥拥有的“至关紧要的”石油资源。墨西哥努力提高岁入以偿付拖欠的外国贷款使这场斗争更加复杂。美国各大银行家渴望看到墨西哥付清债务，为此，它需要石油收入。于是，美国各大银行站在墨西哥一边对付美国石油公司，并且强烈反对石油公司要求干预和采取惩罚性制裁的呼声。石油冲突使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动荡不安。华盛顿习惯性地不承认墨西哥政权的更替，而且两国不止一次濒临战争的边缘。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利益与权利包括私人财产受到侵犯，合同与交易被破坏。当华盛顿南眺墨西哥时，看到的是动荡不安、兵灾匪患、无政府状态、战略资源流动受到严重威胁以及合同履行得不到保障。但是当墨西哥看华盛顿与美国石油公司时，它看到的是外国的剥削、侮辱、侵犯主权以及“扬基帝国主义”巨大的实力、压力与权力。石油公司自身日益感到身受伤害与威胁，从而减少投资和活动，迅速撤出人员。这些问题很快就导致产量一落千丈，不久墨西哥就不再是世界石油生产大国了。对世界石油需求的估计，对石油短缺的恐惧，由战争所证实的石油在国家实力中的新作用，当然还有可以牟取的利润——所有这些促使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其1920年的年度报告中称“要为新的石油生产而斗争。我们在夺取新领地的斗争中绝不能甘拜下风……凡是存在成功机会的地方都要有我们的地质学家”。委内瑞拉进入了其视线，而且不仅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一家看中了这个国家。几个世纪以前，西班牙拓殖者们就发现当地印第安人用石油渗出物涂抹和填塞他们的独木舟。墨西哥的政局变化使得一大批石油商转向委内瑞拉。与墨西哥相比，此时委内瑞拉的政治气候和谐友好。这全归功于残暴奸诈和贪婪的独裁者胡安?戈麦斯将军。27年来，他为自己发家致富一直统治着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本身是一个人口不多的贫穷农业国。自它1829年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以来，军阀们一直在各地割据称雄。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立法机构的184名成员中，至少有112人升至将军。1908年戈麦斯夺取政权后，着手集中权力使国家成为他个人的封地和私人庄园。他没有多少文化，通过亲朋好友统治国家。有人计算过，他的私生子就有97个。戈麦斯任命其兄弟为副总统，他兄弟后来被戈麦斯的儿子谋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戈麦斯效仿西奥多?罗斯福，好穿猎装。战争期间，又模仿凯撒大帝着装。伍德罗?威尔逊称他为“恶棍”，对一个以恐怖和残忍手段牢牢控制国家的人来说，这个评价还算温和。驻加拉加斯的英国公使则一针见血地说戈麦斯是“最富有中世纪特色的绝对君主”。戈麦斯除了绝对的政治权力之外，还想要巨大的财富。石油是戈麦斯的机会，但是他认识到，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必须保证稳定的政治和财政环境。到1913年，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已经开始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湖附近钻探，次年开始小规模的商业性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委内瑞拉的兴趣日益高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简称新译西公司）在1919年派勘探人员前往调查，其中有一位地质学家决定根本不用考虑马拉开波盆地，并且反对在委内瑞拉投资。但另一位同行的新泽西经理不同意：“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此投入几百万美元的事实，使我们可以猜测到这个国家拥有相当多的石油”。若不能在拉丁美洲生产石油，将会使美孚石油公司向拉丁美洲提供石油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然而，在戈麦斯将军的“庄园”里得到石油开采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美孚石油公司的代表想方设法会见将军本人，而不是通过中间人的正常渠道。将军似乎鼓励投资，美孚石油公司有些信心。但是恰好在同一天，一个名叫胡利奥?门德斯的人也投标争同一块矿区，他偏巧是戈麦斯的女婿。他中标后转手就卖给了另一家公司。最后，新泽西公司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一部分得自其他几家美国公司，还有一部分来自门德斯，其中包括马拉开波湖底下的4200英亩。买下湖底这一片地产曾被认为是贻笑大方的举动。新泽西公司一位官员甚至建议公司买一条船，如果在4200英亩的水下地域找不到石油的话，还可以开发渔业。即使在干燥的委内瑞拉土地上探油，其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和充满危险。基本上没有汽车可走的路，甚至连牛车可走的路也很少。地质学家只好坐独木舟或骑骡子。这个国度从未进行过准确的测绘，地图上标明的河流或是根本不存在，或是与所标水系截然不同。似乎一跨入这个国家就无法逃脱疾病、蚊子和其他昆虫的袭击，而又无法得到医疗保健。除此之外，地质学家和钻井队员还得对付印第安人。一位新泽西公司钻井队员坐在门口休息时竟中箭身亡。此后，弓箭射程以内的所有灌木丛被铲除。直到1929年，壳牌公司还用数层特制超厚布垫装备拖拉机驾驶室，以免遭到印第安人的弓箭伤害。戈麦斯吸引外资的愿望导致其政府在起草《石油法》时寻求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和美国公司帮忙。该法案为获取石油开采权、税收以及矿区使用费制定了规定，这使戈麦斯统治下的委内瑞拉与墨西哥形成鲜明的对照：石油开采权获得之后，西方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相对比较稳定。然而，即使到了1922年新《石油法》通过时，一些人仍旧怀疑是否有重大的石油开发前景。勘探有些结果，但很有限，而所需资金与努力却十分庞大。同年，一些在此为壳牌公司测绘地图达4年之久的美国地质学家对委内瑞拉以及整个南美大陆的石油前景提出了悲观的估计。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海市蜃楼”。在美国为增加生产投入10美分“将比在热带地区投入1美元创造更高的利润”。他们甚至提出，在美国开发油页岩从生产成本上都比在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开发石油合算。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同年12月，在马拉开波盆地的拉罗莎油田，壳牌的巴罗索油井发生井喷，石油源源不断地涌流，估计日产原油可达10万桶。壳牌公司在当地的经理乔治?雷诺兹选中了这块当初看不出有多大希望的拉罗莎油田，划定了油田的标界。雷诺兹早在15年前便冲破重重困难，坚定地指导英波公司，在波斯首次发现了石油，但却只得到微薄的酬金。当时他锲而不舍，终于开辟了中东产油区。此刻他又在委内瑞拉大显身手。拉罗莎的成功证明，委内瑞拉将成为世界级的产油国。这一发现引起轰轰烈烈的采油热。100多家公司——美国居多，也有些来自英国——顿时蜂拥而至，其中既有大公司也有独立经营者。石油热给戈麦斯将军创造了发财的良机。他的家族与好友从政府得到优惠开采权，然后以高价出售给各家外国公司，再将佣金转给将军本人。后来，为了使这类交易合法化，将军及其好友组织了一家名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皮包公司，但人们都称之为“戈麦斯将军的公司”。戈麦斯及其至友在外国公司之间挑拨离间，从中牟利，手段极为高明。外国公司别无门路，都争先恐后地想由此投入20世纪20年代这场委内瑞拉石油热潮。开发工作进展神速。1921年，委内瑞拉仅生产140万桶油，到1929年，增至1.37亿桶，总产量仅次于美国。那一年，石油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76％和政府收入的50％。这个国家已经成为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最大的石油来源。到1932年，委内瑞拉又成为英国最大的供油国，其次是波斯，然后才是美国。不到10年，委内瑞拉便成为一个显赫的产油国，也赢得了外资。在委内瑞拉进行大规模勘探和开发需要投资，尽管选手云集，实际上却控制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在20世纪20年代，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海湾石油公司与泛美石油公司三巨头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大部分开发活动。多汉尼的泛美石油公司仍然是在墨西哥的主要产油商之一。1925年，它被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兼并。如果戈麦斯没有提供一个相对友好的政治环境，委内瑞拉的外国石油投资规模可能不会这么大。但是稳定能持续多久？1928年，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拉戈分公司的一位代表对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戈麦斯总统不能永远活着，带有更加激进倾向的新总统可能会没收所有的石油产业，并且采取墨西哥实行的一些政策，这种危险随时会出现。”因此，出于安全的考虑，拉戈分公司不在委内瑞拉修建庞大的出口炼油厂，而将工厂设在近海的一个荷兰属地阿鲁巴岛上。壳牌也将炼油厂设在荷属库拉索岛。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却没有壳牌和其他公司那样幸运，尽管付出了巨额开支，却没能在委内瑞拉取得任何勘探成果。在纽约，负责委内瑞拉事务的总经理以“非生产性的生产总经理”著称。1928年，通过采用水下钻探新技术开发被遗弃的马拉开波湖区，新泽西公司终于首次获得重大发现，找到了湖底的富矿，打出大量石油。再也没有人取笑新泽西公司将转行搞渔业了。1932年是大萧条跌入谷底时期，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简称印第安纳公司）十分担心。美国将采取对进口石油的新关税：汽油每桶1.05美元，原油与燃料油每桶21美分——实际上将委内瑞拉石油拒之门外。印第安纳公司没有一个能够转售石油的海外销售网。它还担心在大萧条之中需要追加资金以及在墨西哥的固定资产被国有化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看起来风险太大了，印第安纳公司承受不起，并且它已将其海外资产卖给了新泽西公司，包括在委内瑞拉的一大笔资产。新泽西公司用其股票支付了部分资金，因此，印第安纳公司一度成为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最大的股东。然而，石油与政治的撞击最为激烈的是在东半球，而不是西半球。战前，俄国石油是世界市场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现在，石油掌握在苏联共产党新政府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在俄国买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巨大石油利益正处于危急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许多集团急忙试图用低价购买俄国油田。据说古尔班坎以“最低的”价格从俄国移民手中购得财产。他从不错过一次机会，还从急需现金的移民手中购得了他们带出境的艺术珍品。与罗斯柴尔德不同，诺贝尔家族牢牢地掌握着它在俄国的石油产业。但是在革命期间，诺贝尔家族潜逃出国，有的装扮成农民，有的乘雪橇或步行越过边境进入芬兰。他们在俄国经营了3／4个世纪的王朝覆灭了。他们最后到达巴黎，躲藏在莫里斯酒店苦思冥想如何抢救他们的石油王国。答案是减价出售。诺贝尔向迪特J推销他们在俄国的全部石油资产。俄国仍处在动乱与内战之中，结局根本无法预测。迪特丁立即看出这是他成为俄国石油之主的机会。他牵头与英波公司和考德雷勋爵的公司组成辛迪加与诺贝尔家族谈判。他相信，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可能持久。1920年，他在给古尔班坎的信中写道：“大约半年时间，布尔什维克不仅会被赶出高加索，而且会被赶出进个俄国。”但是为保险起见，迪特丁还是寻求英国外交部保证提供政治上的支持。外交部断然拒绝。他便坚持要诺贝尔家族保留少量股份，最好是其集团买下选择买卖的特权，直到“确立某种稳定的政府为止”。诺贝尔家族则想彻底卖掉。迪特丁毫不退让，谈判遂告破裂。然而另一家公司已经等待多时，它对诺贝尔家族来讲更有吸引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资金雄厚，而且还因为它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支持。这就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此时，在这迥然不同的危险关头，诺贝尔家族终于等到了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梦寐以求的建立俄美石油联盟的机会。新泽西公司同样很想联盟。沃尔特?蒂格尔与他的同事对俄国石油曾给老美孚公司托拉斯造成的影响记忆犹新，它曾挫败了美国公司创建世界石油秩序的努力。他们知道，地中海市场可以得到更廉价的俄国油，而不用从美国进口石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中止出口石油。但是一旦恢复生产并使用新技术，俄国足以再次将美国石油挤出欧洲市场。美孚石油公司最好对俄国石油有发言权，不能让它落入其他竞争者手中。尽管诺贝尔家族试图出售的资产很可能不再属于他们所有，但是新泽西公司与诺贝尔家族还是开始了紧张的谈判。1920年4月，风险进一步成为现实，布尔什维克在重新占领了巴库并迅速将油田收归国有。在巴库工作的英国工程师被囚禁，一些“诺贝尔公司成员”被判为间谍。然而，新泽西公司与诺贝尔家族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布尔什维克失败，这笔交易可太吸引人了，而且他们坚信布尔什维克注定要失败。1920年7月，即国有化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交易做成了，美孚石油公司以650万美元和承诺日后再付750万美元的绝对最低价买下了诺贝尔家族在俄国的一半油田的换股权。美孚公司控制了至少1/3的俄国石油产量，40％的炼油生产和60％的俄国国内市场。尽管西方石油界人士怀有美好设想，风险却显然太大。如果布尔什维克新政权终能度过难关可怎么办？油田已经收归国有，新政权或许自行管理，或许拿到国际市场拍卖。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展开了一场决斗。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精明的行家里手、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他彬彬有礼，能言善辩，通情达理，根本不是西方人想象中那种嗜血成性的狂热分子。克拉辛与他的同志判若两人，对资本家了如指掌，因为他本人就曾是其中一员。战前，他是备受尊敬的巴库电力公司总经理，此后任驻德国西门子联合公司的俄方代表。然而，克拉辛暗中还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技术专家，用列宁的话说，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财政部长”。战争期间，他在沙俄政权中身居要职，是俄国战时经济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从而使他与其他革命者的关系处于紧张状况。他在与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一次争辩后十分失望，竟然停止吃肉，仅以马奶充饥。但是布尔什维克需要他和他的管理绝技，他从革命中脱颖而出，身兼外贸和交通人民委员两职，影响相当大。正当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与诺贝尔家族的谈判进入尾声时，克拉辛抵达伦敦代表布尔什维克政府谈判贸易关系问题。1920年5月31日，他应劳合?乔治首相的邀请，前往唐宁街。这是一个西方大国的政府首脑首次接见苏联使者。外交大臣寇松勋爵盯着壁炉，双手紧背身后，乔治首相严厉地责备他：“寇松，要有礼貌。”他才不得不同克拉辛握手。此后几个月中，尽管困难重重，英、苏谈判还是坚持下来了。列宁电告伦敦的克拉辛：“乔治这家伙欺骗成性，毫无顾忌，不知羞耻，切不可听信，以三倍的假话回敬之。”谈判迁延时日，克拉辛精通如何吊英国商人的胃口。但他处于不利地位，苏联正走向经济灾难，国内一片惨状，工业开工不足，通货膨胀，资金匮乏，食品短缺，饥谨临头。苏联迫切需要外资以便开发、生产和出售其自然资源。1920年11月，莫斯科宣布了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许权的新政策。1921年3月，列宁再进一步，宣布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内市场体系，恢复私营企业，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并且出售矿区开采权。列宁并非一改初衷，他只是对迫在眉睫的现实作出了反应。他宣布：“我们无法在没有国外设备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单靠自身力量恢复衰败的经济。”为得到这些援助，他愿意向“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提供广泛的特许权。他首先提到的两个例子就是石油，租让“巴库的1/4和格罗兹尼的1/4”。同沙俄时代一样，石油再度成为最能赢利的出口商品。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称之为“液体黄金”。列宁与西方的和解激起其他同志的强烈反对，包括疑忌成性的斯大林。他警告说，来到苏联的商人中会有“国际资产阶级的超级间谍”，广泛地对外接触将使苏俄的弱点暴露无疑。尽管如此，在列宁宣布新经济政策一周之后，克拉辛在伦敦签署了英、苏贸易协定。他接着身手非凡地接触各家公司，以新的石油开采权引其上钩，同时利用谣言和暗示从中挑拨离间。迪特丁对与诺贝尔的交易落空毫不失望，他同诺贝尔家族一样深信，美孚石油公司进入俄国，给所有外国投资者，包括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及其对原罗斯柴尔德资产的所有权提供了强大的保障。但是迪特J不愿被动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将他排除在外却出售他认为是自己财产的做法。蒂格尔也有同感。1922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公司与诺贝尔家族开始结成著名的联合阵线。其目的是建立共同阵营对付苏联染指他们在俄国的石油资产和贸易。后来他们又吸收了十几家公司，一致发誓共同反对苏联，绝不单独与俄国人做交易。他们一致要求对收归国有的资产进行赔偿。同其他行业一样，“石油界同仁”之间无疑也很难彼此信任，更不会相信苏联人。因此，尽管信誓旦旦，联合阵线自问世起就站立不稳。深谙资本家竞争本性的克拉辛巧用手腕继续从中挑拨离间。与此同时，许多公司开始感到，苏联低价石油在世界各地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苏联石油工业在1920~1923年间实际处于休眠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生产活力迅速恢复，不久便作为石油输出国重新打入世界市场。这使新泽西公司高层董事进退维谷：是不顾争回资产权的声明而购买苏联低价石油，还是死守道德与业务立场坐失良机？蒂格尔此刻对投资于诺贝尔企业后悔莫及。美孚石油公司德国部经理海因里希?里德曼却另有见地。他认为私人公司很难保证自己的产权不被没收和国有化。“我们不赞成助苏联一臂之力。但如果有人情愿参与其中，我们保持清高又有何用处呢？”实际上，其他西方集团已经在叩击苏联大门，有的不事声张，有的大张其鼓，都在争取石油开采权，着眼于整个苏联，从高加索的巴库到西伯利亚近海的库叶岛。高加索油田的资产就被新泽西公司、壳牌和其他公司称为己有，然而苏联却将此地开采的石油作为自己的财产出售。有一个可以挫败苏联的办法：新泽西公司和壳牌公司可以联合起来购买苏联石油。蒂格尔坚决不同意，“我知道自己有些因循守旧，但是无论如何要同抢我住房、偷税财产的人亲善友好绝非上策”。但当其他美国公司开始加紧购买苏联石油并以此直接与新泽西公司竞争的时候，公司内部反对与苏联做买卖的势力还是让步了。新泽西和壳牌终于在1924年11月成立了联合采购机构，两家公司开始探索如何与苏联进行交易。蒂格尔私下对处理此事的方式深感苦恼。还是经商的常见病：没有充足的时间作长远打算。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合作是一回事，可同苏联合作仍使蒂格尔满腹怨气。他给里德曼写信：“为苏联石油提供市场，不仅使我们成为被盗物品的销脏者，而且因此使盗贼得以牟利，我们实际上是在鼓励盗贼继续从事肮脏勾当。”新泽西和壳牌不久便联合就购买石油与苏联签约。协议甚至规定从售价提成5％作为支付原产权所有者的赔偿金。蒂格尔和迪特丁两人都对整桩买卖疑虑重重。1927年初，拟议中的协定落空时，迪特丁几乎欣喜若狂，他给蒂格尔写信称：“欣闻同苏联交易未成，总有一天人人都会懊悔曾与这些强盗有染。”迪特丁在经商时显然掺入了感情因素。他与白俄移民柳佳?帕夫洛娃喜结良缘之后，似乎更加顽固，公开反共。他甚至致电小洛克菲勒，恳求他阻止美孕各公司购买苏联石油，使苏联无法获得硬通货，这样，它不久就能垮台。尽管迪特丁多方阻拦，分家后的两个美孚公司——纽约美孚石油公司（索科尼）和真空公司，仍旧我行我素，继续同苏联进行交易。纽约公司在巴统为苏联建造一座煤油厂并租赁经营。纽约和真空两家公司同时与苏联签约购买大量苏联煤油，主要投放印度和其他亚洲市场。索科尼公司需要苏联石油供应其在印度的市场。壳牌公司有其他石油来源供应印度市场，但索科尼公司却别无门路。迪特丁大发雷霆，辱骂索科尼公司总裁迈耶“既无信用又无才智”。他为了报复索科尼公司“背信弃义”之举，于1927年在印度发起了一场残酷的价格战。不久，他又将这场战争引向世界各地市场。索科尼公司予以反击，在另外一些市场削价售油。迪特丁还蓄意发动舆论攻势，指责纽约公司购买“共产党的”石油。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也被卷进这场纷争。蒂格尔十分不安，其实这一直就是迪特丁的目的所在，他一心指望新泽西公司能够驯服索科尼公司。不出所料，新泽西公司被迫公开指责同苏联做交易的两家公司，蒂格尔也颇感欣慰：“有头脑的欧洲人现在第一次认识到各家美孚石油公司之间实际存在真正的区别。”新泽西公司的董事们怀疑迪特丁因为受到英国政府的压力而退出联合购买苏联石油的协议。但是，随着价格战争愈演愈烈，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告诉美国人事实并非如此：“亨利?迪特丁勋爵不懂策略，总是陷入困境。”当苏联人询问拟议中的壳牌公司和新泽西公司联合采购计划里的有关赔偿金问题时，“亨利勋爵完全丧失理智，告诉苏联人他将阻止所有人购买苏联石油……由于看到自己白费口舌，亨利勋爵大动肝火，才大肆攻击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并宣称削价出售石油”。迪特丁则另有一番解释：“几年相安无事之后，我们发现在缅甸遭到突然袭击。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开始进口苏联煤油。以攻为守实为上策，我随即接受挑战。因此从那以后，我们避实就虚，努力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我认为，至少此时此刻，皇家荷兰石油公司对苏联石油的立场再次为众人所知。”真空和纽约这两家手足无措的美国公司却绝不会接受这种解释。真空公司总裁认定，由于他的公司偏巧与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直接竞争市场，所以迪特丁要切断真空公司苏联低价石油的来源，从而“垄断可供出口的苏联石油”。就在新泽西公司指责两家公司违背美国原则的时候，真空公司总裁注意到美国的商人和农场主正忙着向苏联出售棉花和其他产品，便质问：“从苏联购进商品和向苏联出售商品，哪个更不讲道义？”这将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到20世纪20年代末，各大公司对苏联石油问题早已厌倦不堪。企图夺回资产和追回投资的努力均告失败。另外，伊拉克巴巴格格的自喷井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中东的新油源。新泽西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中立立场：“既不同苏联签订合同，也不参与任何抵制。”1927年秋，里德曼总结了这场争斗：“对我来说，我已经在记忆中埋葬了苏联。”如果真是如此，苏联将是一具充满活力的尸体，因为越来越多的苏联石油涌入饱和的世界市场。迪特丁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市场挑起的残酷而疯狂的价格战争，原想打击苏联石油，却给角逐国际石油领域的所有参与者都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中国满洲的日本皇军爆破了南满铁路。爆炸的痕迹微乎其微，仅见于31英寸长的一段铁轨。几分钟后，一列特快列车飞驰而过，竟然毫无问题。日本人控制着铁路，他们故意这样做，其用意无非是要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程度，同时又能加罪于中国。现在，日本陆军有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的借口，并且立即开始行动。满洲事件标志着战后被日本人自己称为“黑暗之谷”历史时期的开始。甲午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以及其后与中国缔结的一项条约，使日本在满洲取得了包括驻军在内的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全面控制满洲的计划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强烈的支持。日本的某首相称满洲为“日本的生命线”。它能提供原料，为日本本土狭小拥挤的岛屿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对日本的军事力量至关重要。更有甚者，控制满洲对日本的安全具有重大作用，因为日本军方已经越来越担心苏联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形成的威胁。就另外一些与太平洋有关的大国来说，它们对日本这个在短短几十年内崛起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也越来越警惕。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审时度势，于1923年撰写了一篇题为《我们能否信任日本》”的文章。编辑在文章的序言部分介绍说，罗斯福在“任职期间，大部分时间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与日本作战”。罗斯福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远在1914年的事件①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开以前，预言家们最肯定的就是美日战争。当时，其一触即发之势众人皆知。”然而，经过一番推理，罗斯福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十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日本变了。那个国家遵守它的国际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秩序中，它站在英美一边，而在太平洋地区，“那里似乎有足够的商业空间供日本和我们在无限的未来和舟共济”。罗斯福的这番分析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日本的议会制度在运转。1921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避免了日美英三国在太平洋地区潜在的海军军备竞赛。从那以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筑在同美英列强的合作之上。但是，这一合作没有度过20年代。日本的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在东亚踏上了帝国扩张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将西方列强排除于它其后自诩的“大东亚共荣圈”之外。多种原因造成了这一决定性的变化。大萧条和世界贸易的崩溃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日本更加感到缺乏资源和受制于日益缩小的国际市场的危险。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及日本一些重要社会阶层陷入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道德的苦恼和自傲、对日本文化和帝国制度以及“王道”的盲目崇拜。那种其他列强故意约束日本，令其囿于二等地位，得不到在亚洲应得的一份的做法更是使上述现象火上加油。1930年2月，赞成延长同英美缔结的海军协定的日本首相浜口雄幸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几个月后反动派的力量就显露无疑。一名对同英美合作不满的日本青年在东京的一处火车站开枪刺杀了新首相。浜口雄幸始终未愈，次年逝世。随之而去的是合作精神。凭借“暗杀出政府”势力，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代之而起。日本还在满洲组织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称之为满洲国，由被废黜的溥仪皇帝出任名义领袖。当国际联盟对日本在满洲的行为表示谴责时，日本怒冲冲地退出了那一组织，开始自行其是——走上了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其后几年里，东京把它的扩张描绘成了一种“使命”，说成是日本“在东亚的特殊责任”。日本政坛阴谋迭出，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和秘密社团甚嚣尘上，它们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斥为软弱和腐朽的滥觞。荣耀莫过于在战场上为天皇而死。不过，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日本军人已经把注意力放在现代战争艺术这一更实际的问题上。他们宣扬整体战争和“国防国家”的概念，试图将国家的工业和军事资源融为一体，牢牢控制以应付全面战争。这些军官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不是曾经密切注视，就是认真研究过，他们的结论是德国经济不堪一击。它缺乏原料，不能抵御协约国的海上封锁。他们抑郁地认识到，日本的条件还远远不如德国。它所面临的供应问题比别人都突出。这是因为，日本几乎没有石油。虽然石油在它的全部能源消耗中仅占7％，但却不乏战略意义。石油主要是军用和供应海运业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自产的石油仅占其全部石油消耗的7％，其余全部靠进口，其中80％来自美国，10％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当时，美国在亚洲推行经济和政治的“门户开放”政策，这种政策与日本的帝国野心格格不入。在美国最可能成为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敌手的情况下，对日本人来说，一旦战争爆发，军舰、飞机所必需的燃油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已经在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分裂，这种仇隙对日本政治的发展和变化至关重要。日本陆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满洲、华北、内蒙古，以及苏联的威胁。而海军在“北御南进”思想的指导下，目标是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太平洋上的几座小岛，目的在于保证帝国的天然资源，特别是最主要和绝对不可或缺的资源——石油的供应。然而陆、海军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共存共荣、王道乐土”改造亚洲，使之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20世纪30年代初，满洲事件爆发后不久，日本政府试图控制石油工业，使之为其需要服务。两家西方公司占据了日本市场的60％，它们分别是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分号太阳公司和新泽西石油公司与纽约美孚司在远东合股成立的斯坦瓦克公司。大约30家小型日本石油商瓜分了市场的其余部分，它们从几家美国石油公司进口石油。日本军方在希冀扩大市场份额的日本商业利益的支持下使政府通过了1934年的《石油工业法》。根据此法，政府被授权控制石油进口，决定各个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售价，并可以征购各公司的产品。外国公司被要求在商业需要以外，另备6个月的石油库存。这些行动的目的十分清楚：加强日本所有的炼油工业，缩小外国公司的作用，为战争作好准备。与此同时，日本在它的新殖民地满洲国确立了石油垄断，以期挤走西方公司。外国公司意识到它们将受到排挤。美英政府亦不满日本新通过的限制性石油政策。怎么对付日本人？在华盛顿、纽约和伦敦，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要对日本实行全面或部分地禁运，限制对日本的石油供应。1934年8月，亨利?迪特丁和沃尔特?蒂格尔去华盛顿会见了国务院的官员和石油总监哈罗德?依克斯。两位石油大亨建议向日本暗示禁运，“吓唬”它改弦更张。他们希望消息传到日本，会使日本政府的政策缓和下来。1934年11月，英国内阁批准了外交部的立场，声明“最严厉地抵制”日本的石油政策，英国政府将支持私人部门组织的禁运。然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政府不支持这一行动。关于禁运的议论到此告一段落。与此同时，石油公司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紧张抗衡有增无减，直至1937年夏，日本突然改变了态度。1937年7月7日夜和8日凌晨，日中两国的军队在北京附近的芦沟桥发生了并不引人注意的两起冲突。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双方的冲突升级。中国国民党挺起胸膛，不再向日本作进一步的退让。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宣告国民：“再丢失一寸领土，我们将对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日本人一方认为，必须教训教训中国人，要对中国军队进行“彻底地打击”。从第一声枪响算起的一个多月之后，即8月14日，中国军队轰炸了日本设在上海的军港，日本对华开战①。日本旋即加快了战争经济的建设。同时，它迅速修复了与外国石油公司的关系。日本政府不愿冒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与此同时，日本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在批准战争动员法案的同时，通过了《合成油工业法》。这项法律为一份7年计划提供根据。按照计划，日本将能够在1943年之际生产相当于日本1937年全年能源消耗半数的合成燃料，主要是从煤里提炼的液体燃料。这一目标不仅雄心勃勃，而且极端地脱离实际。美国的官方政策和公众舆论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看成中日战争受害的一方而予以支持。但是，美国还未能脱离其孤立主义的枷锁。14年前作为助理海军部长写下《我们能否相信日本？》一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现在当上了总统，他面对国内政治的约束和海外形势危险的发展，感到无计可施。在1937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罗斯福含糊地提出用“隔离手段”阻止“世界范围无法无天行为”的蔓延。日本人空袭了扬子江上的4艘美国船只之后，他在私下向内阁解释说，他所说的“隔离”意思是“不宣战而采用经济制裁的方法”。然而，中立的立法和美国国内强烈的孤立主义迫使罗斯福无法将其思想付诸实施。随着日本对中国老百姓变本加厉地攻击，美国人的反日情绪与日俱增。1938年，美国的报纸和新闻纪录片都对日本轰炸广州进行了报道。在随后进行的民意测验中，绝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售军用物资。但是，罗斯福政府一方面担心立场过于强硬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温和派，另一方面又害怕干扰了美国对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做出反应的能力。这后一威胁被看做更加迫在眉睫，更危险。因此，罗斯福政府仅仅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范围仅限于飞机和飞机引擎。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国务院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劝说美国的商人不向日本出售这类商品。日本和德国日益紧密的关系也使得华盛顿忧心忡忡。日德都是1936年表面上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国，但日本抵制了德国关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要求。东京对柏林解释说，它“无力站出来反对民主政体”，因为它靠美国和大英帝国获得必需的原料，特别是石油。这正是日本的致命问题。它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特别是石油。绝大部分石油都供给了它的海军和空军。日本担忧，一旦战争爆发，如此严重的依赖性将使它瘫痪。然而东京对安全的长远看法以及它所采取的行动——“为了共荣圈”而疯狂扩张——恰恰造成了与美国兵戎相见的局面。事实的确如此。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对华战争使日本在贸易方面更加依赖美国。由于外汇吃紧，日本支付进口的能力愈发捉襟见肘。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国内经济实行紧缩，包括石油和其他燃料的定量供应，使得加强战争经济的初衷无法如愿以偿。为日本人提供主要食品来源的渔船船队被告知，它们必须放弃燃油，完全靠风力作业。到1939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日本的行动。然而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仍希望，在可能导致太平洋地区一场严重危机的过于严厉的反击措施和怂恿日本得寸进尺的绥靖政策之间找到一块中间地带。日本对中国居民区的狂轰滥炸，特别是1939年5月的轰炸重庆事件，震动了美国的公众舆论，引起了更大的愤慨。用当时《时代》周刊记者西奥多?怀特的话说，那次轰炸是“空中恐怖史的一座里程碑”。“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等组织积极游说，要求切断对日本的一切出口。当时的一份传单这样说：“日本提供飞行员，美国提供飞机、汽油、石油和炸弹，摧残对象是中国手无寸铁的城镇。居民”1939年7月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2%的美国公众认为应该对日本实行军用物资禁运。但是，在罗斯福政府内，关于如何对付日本人，包括一直挂在嘴边的直接经济制裁的问题仍在由人们激烈地加以讨论。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对可能带来的后果提出了警告。他自东京报告说，日本人宁可忍受各种苦难，也不愿在西方列强面前受辱、丢脸。他1939年秋天去华盛顿时两次面见罗斯福总统。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如果我们开始经济制裁，就要坚持到底，而那个底显然是战争。我还对总统说，如果我们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而日本又发现它不能从其他商业来源获得石油以保证国家安全，它就很可能派舰队去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如果是那样，我们很容易拦截它的舰队。”罗斯福说。格鲁日记中的话只是在表达他的预感，而不是1939年秋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当时并没有石油禁运的计划。而且，尽管罗斯福总统说了那句话，他实际上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不管怎么说，石油日益突出地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日本挺进，美国制约：第一轮交锋出于被美国切断石油和其他原料供应的日益增长的担心，东京实行了工业自给自足的政策，试图从根本上消除对美国的依赖性。政府对公众进行连篇累牍地宣传——连学校里的孩子也概莫能外——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的英文字头）四强阴谋勾结，垄断资源，扼杀日本帝国。1939年欧洲战事的爆发，特别是1940年4、5月后德国横扫比利时、荷兰和法国之后，日本的地位大大增强。日军继续向中国腹地推进。随着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殖民国家的覆灭，远东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日本人忽然要求大大增加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的石油，更突出了这一威胁。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属于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的影响之下。华盛顿担心陷入重围的英国人可能撤出远东，于是作出了致命的决定，将其南加州的舰队调至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当时，该舰队正在夏威夷海域演习，所以调动几乎是静悄悄地进行的。这次调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加强英国人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是对日实施威慑。1940年夏是重要的转折点。6月，日本开始向南推进。它要求刚成立的法国伪政府批准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执行任务，它要求东印度群岛保证军事物资的供应；它威胁英国说，如果英国不将军队从上海撤出，不关闭滇缅路，日本就对英国宣战。同月，罗斯福总统任命亨利?斯廷森为陆军部长，内阁成员。斯廷森长期以来批评美国的对日出口和政府对外政策方面的优柔寡断。1940年7月2日，罗斯福签署了国防法案—一份在纳粹入侵西欧之后匆匆通过的法案。其第六款授权总统控制出口，是左右对日石油出口的杠杆。在东京，主张不与西方列强冲突的领导人正迅速失势。秘密警察的一个派别计划有组织地暗杀那些主张同英美和解的人，目标包括首相。这项阴谋于7月破产，但是它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同月，日本内阁在新首相鸿井皇太子的主持下改组。有“剃须刀”之称的好斗的东条英机将军升任陆军大臣，此前，他曾任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总参谋长，制造1931年南满铁路事件的就是那支军队。1940年7月下旬，在东京和华盛顿几乎同时发生的一件件事把日本和美国带向战争，石油是中心环节。日本向东南亚增兵，他们认为那样有助于在中国战场取胜。日本将不择手段地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石油，以保证足够的供应。日本还努力从美国进口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大量航空汽油，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罗斯福总统1940年7月19日同他的高级顾问举行会议时，指着房间里的世界地图说，他一天天坐在房间里盯着那张地图，现在终于得出结论：“使世界摆脱当前的困难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切断侵略国的供给线，“尤其是用于战争的燃油供应”。在讨论中，大家对如此对付欧洲的侵略国意见一致。但涉及到日本时却引起了措辞激烈的争论，大家无法对采取这一措施明智与否达成共识。翌日，罗斯福签署了建立两洋海军的立法，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太平洋对付日本而在大西洋海域不给德国人可乘之机。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继续出售石油给日本人，为其海军提供燃料？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陆军部长斯廷森试图说服政府发表一份对日全面石油禁运的声明，但是仍然不愿同日本彻底决裂的国务院到底成功地修改了这份声明，将禁运物品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和某些铁矿、废钢。这一限制可以保证美国军队的汽油供应，因为美国空军使用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它又不影响日本人，因为他们的飞机使用辛烷值87以下的燃油，如有必要，他们还可以用加铅的办法提高燃油的标号。就在1940年7月的声明发表后的5个月里，日本人从美国进口的86号燃油比声明前增加了550％。除许可证外，禁运实在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执行。然而，日本人已被提醒他们将可能遇到的情况。国际势力的分化已经十分明确。1940年9月26日，华盛顿对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和即将签署的日德意三国协定作出反应，宣布完全禁止向日本出口铁和废钢，但不包括石油。次日，日本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正式签署了三方协定，使它更加紧密地与轴心国捆在一起。罗斯福说：“发生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敌对行动都是世界冲突的各个部分。”但是在他看来，危及英国生存的欧战居优先地位。因此，他将继续执行“欧洲在先”的战略。这一决定意味着美国将集其所有用于欧洲战场。罗斯福的谨慎态度还有另外的原因：距离总统选举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而他又是在史无前例地竞选第三任，所以他不愿在这几周时间里招惹是非。美国的陆军和海军正在扩建，此时极力希望避免同日本冲突，因此也表示不同意对日石油禁运。与此同时，日本人则买下他们所能搞到的所有石油、钻井设备、储油罐散件和其他物资。英国人试图找到阻止石油流向日本的办法。他们担心，倘若日本人真的得到大量石油储备，届时任何经济制裁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罗斯福和赫尔还是拒绝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是否有什么既能解除日本对亚洲的铁腕控制又不必诉诸战争的权宜之计呢？还有什么被疏漏的办法吗？这些正是国务卿赫尔一遍又一遍提出的问题。为了找到答案，他开始与前外相、新到任的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上将私下会晤。两人经常是各带为数不多的几名助理，夜间在沃德曼公园酒店赫尔包租的公寓内密谈。自1941年3月，赫尔和野村一起度过了至少四五十个紧张的夜晚。他们在不毛之地耕耘，寻找任何防止冲突的途径，对一项项建议反复讨论。会谈过程中，赫尔是占了便宜的。美国和英国的“魔法”破译行动破了日本绝密的外交密码“紫色”。赫尔因此能够在会见野村之前看到东京方面对这位大使的指示，在会后阅读野村向东京方面的报告。赫尔表演得很得体，丝毫没有露出他多了解到的内容。1941年5月初，德国人告诉日本方面说，美国人破了他们的密码。东京对这一情报置若罔闻。日本人决不相信美国人有这等高超的本领。不过，“魔法”并没有使赫尔和他华盛顿的同僚们了解一切。例如，日本海军对夏威夷美国舰队十分担忧。日本如果置之不理，在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的过程中就可能遭受来自侧面的攻击。正因为如此，日本海军开始设计一项风险极大的可怕计划——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的赌博——“我必死无疑”早在1940年春，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就开始勾勒这一近乎痴心妄想的疯狂赌博。山本五十六在日本的海军高级将领中，是最为大胆、富于创造和备受争议的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联合舰队的在役将领中，只有他曾参加过近40年前的日俄战争，有实战经验。没有比偷袭珍珠港这样的计划更说明山本五十六的战略眼光和他好赌的性格了。但这一计划出自他手却又极其令人诧异。在20世纪20年代，山本曾在哈佛大学就学，后赴华盛顿出任日本海军代表和武官。林肯的传记，他读过四五部，他还订阅《生活》（Life）杂志。他遍游美国、认识美国，并且为理解美国人而自豪。他认识到，美国资源丰富，而日本贫瘠；美国的生产能力之大，是日本所不能同日而语的。而且山本五十六的心中无时不在挂念着石油因素。对于海军乃至日本在石油问题上的困境，他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理解。他出生在为日本生产少量石油的新泻地区。他的家乡长冈有数百家生产灯油的小工厂。在美国度过的几年使他懂得，工业世界正在从煤炭转向石油，甚至对于海军来说，空中力量也代表着未来。山本五十六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在石油供应方面的脆弱性，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他坚持把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军的训练限制在日本近海，目的是节油。他对日本的石油问题关注到了这样的程度：某“科学家”称能将水变成油他也提供赞助，令海军的同僚们啼笑皆非。然而尽管疑虑难消，他骨子里仍然是一名忠于天皇和国家的炽烈的民族主义者。山本相信日本人乃天选子民，在亚洲负有特殊的使命。他必尽职尽责。他说过：“与美国交战等于同全世界交战，不可想象！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我将殚精竭虑，必死无疑。”1941年4月至6月，美国政府内仍然在为是否切断对日石油出口、冻结大多用来购买石油的日本资金而喋喋不休地争吵。轴心国与美国显然正在一天天走向直接冲突。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总统宣布“无限期的全国紧急状态”。用他顾问的话说就是，此举旨在警告大家，轴心国实实在在地是要霸占全球，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之感”。刚刚上任的石油协调官哈罗德?依克斯紧接着使用他的职权，禁止从美国东岸向日本出口石油。在美国的东海岸，石油供应正吃紧，主要是运输成问题。公众越来越反对从东海岸出口石油，特别是对日本出口。依克斯的这项命令并不涉及墨西哥湾和西海岸。与此同时，他正努力争取对日本的全面石油禁运。罗斯福总统怒冲冲地否决了依克斯的命令。两人吵了起来。依克斯说：“现在是中断对日本输出石油的最好时机。日本现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苏联的形势和西伯利亚将发生的情况，因此绝对不敢冒险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将使您在美国各地受到支持。”罗斯福总统嘲讽地答道：“我这里还有你6月23日关于立即停止向日本运送石油的建议。如果禁运破坏了微妙的平衡，使得日本人下决心不是打苏联就是打荷属东印度群岛，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是否还这么想。”接下来，总统先生给依克斯上了一堂小小的宪法课。他说，对日本出口石油的问题，“不在节约石油的范围之内，而是外交政策的范畴。它属于总统和他的下属国务卿的授权范围”。依克斯提出辞去他石油协调官的兼职，但继续当他的内政部长。他在辞呈中对总统说：“最近，您的来信缺乏友好。”罗斯福总统一如既往，拒绝了依克斯的请求。他在1941年7月1日的答复中写道：“你又来了！日本人现在自己拖了后腿，他们正互相争斗……正在琢磨往什么方向蹦。如你所知，我们帮助维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对于我们控制大西洋极端重要。但是我拿不出那么多的海军——太平洋上每发生一件事，我们在大西洋就会少几艘舰艇。”罗斯福总统所说的“互相争斗”源于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那次攻击给东京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南进，还是乘希特勒成功之际从东线加入对苏联的进攻，占有西伯利亚的一部分。从1941年6月25日到7月2日，东京的高级官员们神采飞扬地为此争论不休。最后，他们作出了决定命运的选择：暂时不动苏联一根毫毛，集中精力向南进攻，特别是争取控制整个印度支那，他们认为那对进一步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是必要的一步。作出这一决定时，日本人认识到占领印度支那的南部将招致美国的全面石油禁运，用日本海军参谋部的话说，就是与帝国生死攸关。但是，日本决不因为可能与英美交战而放弃目标。华盛顿通过“魔法”截获的日本密电跟踪着这一历史性的大辩论，在某种程度上预知了它的结果。被截获的一份密电说：“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荷属东印度群岛。”在7月18日罗斯福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有消息表明日本人肯定会在几天后进攻印度支那。财政部长摩根索问总统：“请允许我问一个您或许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如果日本采取行动，您在经济方面将采取什么步骤？”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给日本一滴油，就会逼他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那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但是罗斯福总统还表示，如果日本人动作起来，他会支持另外一种经济制裁，即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那样就能限制日本人的购油能力。连病魔缠身、情绪亦不高的赫尔也从疗养院打来电话，建议加强出口控制——但“永远不要卷入同日本人的战争”。1941年7月24日，美国电台广播说，日本军舰已经靠近金兰湾，另有十几艘日本运兵船从日军控制的海南岛南下，目标是占领印度支那。当天下午，罗斯福总统召见野村大使，建议印度支那中立。他解释说，他本人不顾“激烈的反对意见”，一直允许日本进口美国石油，其目的就是不给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借口。他表示，如果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田易，就会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他明确地暗示说，由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新的行动”，他可能无法顶住美国国内要求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政治压力。这种变化已经出现了。罗斯福总统本人不愿意采用全面禁运的办法。他的意思是加强控制，但“每天都可能发生变化”，使之成为符合特定需要的灵活工具。他的目标是，给日本造成最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不过头。他认为可以把石油作为外交工具，而不是开启战争的扳机。罗斯福对英国大使说，他不想同时打两场战争。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提出了一份符合总统目标的建议。出口将被限制在1935~1936年的水平。任何等级的可能被再加工为航空汽油的汽油和汽油制品都禁止出口。所有石油出口都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才放行。7月25日，美国政府命令冻结境内一切日本资产。使用这些资产，包括购买石油，都需要首先取得许可证，也就是征得美国政府的许可。7月28日，不出所料，日本开始了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入侵，向战争又迈进了一步。新制定的美国政策表面上无意全面切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但是其实际效果乃是近乎完整的全面禁运。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这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艾奇逊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赞成对日本全面禁运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之一。经过同财政部协商，他把7月25日的命令变成了禁运，绝对不允许释放冻结的日本资金让日本人购买石油。艾奇逊后来说：“不管我们是否有政策，我们至少有现实。如无变动，继续照此办理。”从8月开始，没有一滴油从美国流向日本。两艘日本油轮停靠在洛杉矶附近的圣佩德罗，枉费心机地空等已经订购了的石油。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我们必须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强硬。”但是，英国和荷兰流亡政府当时弄不清美国的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如此，英国随之宣布冻结资产和禁运，切断了婆罗洲向日本的石油供应。荷属东印度群岛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至1941年7月末，日本已经巩固了其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7月31日，野村大使在会见美国官员之后向东京的外务省报告说：“今天，从他们脸上严肃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们是认真的。请允许我告诉各位先生，依我看，现在刻不容缓，必须采取某些绥靖的措施。”外务省毫不客气地将大使的劝告抛在了一边。日本进军印度支那，美国冻结日本的资产，实际上等于石油禁运，所有这些标志着战争前的读秒阶段开始了。但是，禁运本身并未造成即将到来的冲突。对于美国，也包括英国和荷兰，禁运已经成为除战争以外对付日本侵略行为的唯一办法。随着日本人进入东南亚和纳粹德国横扫苏联，美国面临着轴心国统治欧亚两大陆、成为已不安全的两洋间孤岛的可怕前景。于是，罗斯福总统试图利用石油杠杆。对日本人来说，石油则是他们与敌对列强的“围剿”的最后联系。东京不承认它是作茧自缚。禁运是日本在亚洲的4年军事侵略导致的结果。是东京把自己逼进了墙角：根据它自己的计算，日本唯一可靠的石油供给就是它的自身储备。一旦美国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不供给油，就找不到其他值得挖掘的来源抵偿损失。如果它要保持和保证其作战能力，那就势必要冒战争的风险，或是挑起战争。对于同美国对抗，日本海军过去比陆军显得谨慎。但是彻底的禁运改变了这一切。一位著名的日本海军大将后来说：“离开油，我们的战舰和其他军舰只不过是稻草人。”日本海军总参谋长永野大将对天皇强调说，如果没有补充，日本的石油储备充其量能坚持两年的时间。日本的新任外相丰田贞次郎在1941年7月31日发往柏林和华盛顿的密电中达了日本政策中的这种恐惧。他写道：“日本与以英美为首的第三国的商业和经济关系江河日下，我们再也无法忍受。鉴于此，为了帝国的存亡，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获得南海的原料。我们的帝国必须打碎这个在英美两个装睡的狡龙带领并直接参与下钩织的越来越结实的包围圈。”国务卿赫尔的看法又多么不同。他在电话里对副国务卿韦尔斯说：“日本人正努力对几乎半个世界的地方实行军事统治……除动武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能阻止他们。”尽管如此，赫尔仍然希望将不可避免的那一天推后。他解释说：“问题是我们如何左右局势，等到欧洲战事结束。”双方都有人为避免冲突而作出最后一分钟的外交努力。日本首相鸿井皇太子在海军的支持下提出与罗斯福会晤。也许他可以直接向美国总统发出呼吁。鸿井甚至情愿放弃同希特勒轴心国的结盟，以换来美国人的谅解。愁眉不展的大臣们同意了皇太子的想法。掌玺大臣小一规道私下对首相说：“日本面临的全部问题都落实到了石油这一极其明确的因素。日本没有战胜美国的把握。”天皇对鸿井皇太子的设想表示支持，他说：“我收到了海军关于美国对日本全面石油禁运的情报。考虑到这一点，同罗斯福总统的会晤越快越好。”东京，9月5日、6日。日本高级官员拜见天皇。石油仍然是中心话题。他们面前的背景材料说道：“当前，石油是我们帝国国家力量和战斗力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的作战能力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我们的帝国届时将失去军事能力。”时间在流逝，军事首领们反复提醒天皇。海军参谋长告诉天皇：“包括石油在内的军用物资正天天见少。”天皇问陆军参谋长，如果美日开战，将持续多久？参谋长答曰：“南太平洋的问题将在三个月左右解决。”天皇尖锐地反驳说：“将军在这中国事件开始的时候是陆军大臣，……那时你告诉陛下一个月可以解决问题。尽管将军做过保证，仗已经打了四年。”参谋长极力辩解：“中国广阔内地使得行动无法如期完成。”天皇提高了嗓门：“如果中国的内地广阔，那么太平洋就是无边了。将这何以肯定能在三个月完成？”参谋长低下头，缄默无言。海军参谋长永野大将为将军帮腔：“日本就像是重病人，因此必须迅速决断。”天皇请他的高级顾问们说清楚他们的意思，是外交当先，还是战争。他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翌日，同样的问题再次提出，陆军和海军参谋长都默默无言。天皇为大家不便回答这一问题而感到遗憾。接着，他从袍子里抽出一张纸，上面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的一首诗：人云四海皆兄弟，何来动乱不曾休？殿内一片沉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敬畏而不敢做声。”永野大将这时站出来说，只有其他所有办法都失败之后才诉诸武力。会议“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散场。即将来到的冬天界定了回旋的时限。如果军方计划在1942年春之前动手，那么12月初就得开始。尽管如此，鸿井皇太子仍然寄希望于不战而决的出路。9月6日拜见天皇之后，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大力迅速发展合成汽油的生产。鸿井说，战争风云莫测，所以在这项计划方面多花钱是值得的。但是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工程太大，为期4年、投资数十亿日元，需要不计其数的钢材、管道和机器。另外，还得集中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多达40万名煤矿工人。鸿井的建议被否定。9月末，4名手持匕首和短剑的男子冲向鸿井的轿车，企图行刺。他们被打跑，但首相被惊吓得狼狈不堪。10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举行美日首脑会晤。不久，鸿井因为拿不出取代战争的可行办法而倒台。10月18日，好战的东条英机取代他当上了日本首相。作为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始终认为外交手段毫无用处，反对同美国达成任何妥协。自仲夏以来一直停泊于洛杉矶附近海域的那两艘日本油船还在等着装运订购的石油。到11月上半月，它们终于起锚，空船而去。现在，谁也不会怀疑石油禁运的存在了。初冬已经降临东京，日本当局采取报复手段，断绝了对美英使馆的取暖油供应。从10月到11月，日本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和政界领袖经常集中在皇宫的一间小型会议室辩论战争的最后决定。他们的辩论一次次回到石油这一话题。日本的石油进口自1941年之后大大减少，库存也在下降。某历史学家后来写道：“从可以得到的记录来看，当时石油因素已经像一个魔鬼悬于会议桌的上空，开战的决定被认为是最方便的斩妖剑。”11月5日，日本的最高领导人在天皇面前召开了一次帝国会议。天皇本人按照过去的传统，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剃须刀”东条英机总结出了多数人的看法。他说：“美国人从一开始就认为日本将屈服于经济压力”，但是这次将证明他们错了。“如果我们打持久战，将遇到困难。对持久战我们有不安的感觉。但尽管不安，我们怎么能够任凭美国为所欲为呢？两年之后，我们将没有供军队使用的石油。船舶将搁浅。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加强了防御、美国舰队的扩张、至今未能结束的中国事件，等等，我看问题是无穷无尽……如果我们束手待毙，两三年后我们将可能成为三流国家。”会议决定向美国提出最后一次态度强硬的要求，若遭回绝，日本就选择战争。东条英机向大家问道：“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谁反对，于是东条英机确认该建议通过。一名日本外交官于11月第三个星期抵达华盛顿，面呈了一份各种要求的清单。国务卿赫尔读来像是一份最后通牒。那个星期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抵达华盛顿，那就是“魔法”截获的11月22日发给野村的密电，电文说：“出于你万万猜想不到的原因，我们要求美国方面必须至迟在11月29日答应东京方面的最新建议。29日以后，事情将顺理成章。”11月25日，罗斯福提醒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甚至一个星期之内就会爆发。次日，赫尔向那位日本外交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日军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出，以恢复同美国的贸易关系。东京把这份建议书看成是美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当天，也就是11月26日，集结在千岛群岛的日本特混舰队接到关闭无线电通讯，向夏威夷秘密进发的命令。美国人虽然不知道那支特混舰队，但陆军部长斯廷森还是有消息告诉罗斯福总统。一份情报表明，日本已经派出大规模的远征军离开上海，向南前往东南亚。斯廷森后来回忆说，罗斯福总统闻讯几乎可以说是勃然大怒。他说他怎么没有看到这份情报。形势完全变化。因为日本人一方面与美国谈判彻底停战，完全撤军，另一方面又派兵去东南亚，说明他们背信弃义。总统对他自己20年前提出的问题得出了最后的答案：不能信任日本人。11月27日，华盛顿向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司令官，包括夏威夷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发去了“最后警报”。发给金梅尔的电文的开头是：“可视此电为战争警报。”12月1日，日本特混舰队在仍然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穿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东京向日本海外的使领馆发出命令，销毁密码。一位受命去华盛顿日本使馆侦查的美国军官发现后院正在烧纸。12月6日星期六，罗斯福决定以个人名义电告日本天皇，试图驱散笼罩上空的黑压压的“阴霾”。华盛顿时间12月7日中午12点30分，罗斯福接见中国大使。总统说他预计亚洲将发生“暴行”。他补充说，他感到日本可能在48小时之内“干恶事”。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罗斯福总统仍在与中国大使交谈。就在那一时刻，即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罗斯福的电文终于被当面交与日本天皇。在太平洋海域之中，正是12月7日的拂晓，日本的特混舰队正逼近夏威夷群岛。旗舰高大的桅杆上飘扬着1905年日本海军大胜俄国海军的对马海峡战役中某日本军舰用过的战旗。日本飞机正一架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机组人员被告知，他们将摧毁欺骗日本、试图剥夺日本在地球上应有地盘的美国的战斗能力。夏威夷时间上午7点55分，炸弹落向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对珍珠港的进攻开始一个小时之后，野村大使由另一位日本外交官陪同来到美国国务院。赫尔正接到总统打来的紧急电话，野村大使和他的同事被留在外交官接待室等候。罗斯福沉稳而急促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有报告说，日本人已经开始进攻珍珠港。”“报告得到证实没有？”赫尔问。总统回答说：“还没有。”两人都认为消息可能是可靠的。但是，赫尔想，万一不是这样呢？他吩咐把两位日本外交官带进来。野村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心不在焉地将一份厚厚的文件交给了国务卿赫尔。文件的内容使他怒不可遏，他是佯装读完了文件中东京为其行径的辩解。“在我50年公务生涯中，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如此满篇谎言，毫无根据地歪曲事实的文件。直到今天，我不能想象这个星球上的任何政府能够好意思编造这样离谱的弥天大谎。”他想，几个月以来在自己的公寓同野村的私下会谈何用之有？对这位乡巴佬出身的政治家来说，眼前的两位外交官就像“一对吃羊的豺狗”。两位日本外交官没有补充的话。会见到此结束。没有人上去为他们拉开门，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敌人。他们自己拉开赫尔办公室的门，走进等待他们的空电梯下楼，默默地走出了大门。这一天，珍珠港的消息向华盛顿纷至沓来。先是零零碎碎，然后是详细的噩耗。在这个漫长的星期日即将结束之际，斯廷森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夏威夷传来的消息十分糟糕。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在那里的人早就得到了警告，而且已经处于戒备状态，怎么会如此措手不及？”怎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灾难？美国的高级官员知道日本人的进攻迫在眉睫，完全有准备。但是他们以为攻击的目标在东南亚。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夏威夷，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甚至说能够理解，日本人可能而且能够偷袭美国舰队的老窝。正像马歇尔将军1941年5月对罗斯福总统说的，他们认为珍珠满港所在的瓦胡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大多数美国官员似乎忘记了，也许是从不知道，日俄战争就是从日本人偷袭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开始的。从更根本的角度观察，双方都低估了对手。日本人不相信美国人能够破译他们最高一级的密码，美国人也不能设想日本人能够搞成技术上如此复杂的行动。事件刚刚发生后，罗斯福的某些地位最高的顾问竟以为是德国人的策划，他们认为日本人单枪匹马搞不成。双方也误解了对方的心理。美国人不相信日本人能够做出如此胆大妄为的事情。他们错了。而日本人也是同样。他们以为偷袭珍珠港可以打掉美国人的士气。事与愿违，这次攻击使美国人重振精神，很快团结了起来。日本人犯下的错误更大。等待已经过去，日美两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是，珍珠港不是日本人的主要目标。夏威夷仅仅是他们漫长战线的一部分。就在飞机轰炸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时候，日本人同时也在轰炸和封锁香港，轰炸新加坡、菲律宾、威克群岛和关岛，占领泰国，入侵马来亚，直逼新加坡，并且作好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珍珠港行动只是要保护侧翼——令美国舰队瘫痪，以便顺利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东南亚的其余部分；保护海上通路，特别是为了保证从苏门答腊及婆罗洲返回日本列岛的油轮畅通无阻。因此，这次大规模战役的首要目标还是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油田。因此，夏威夷行动对日本的长远战略是不可或缺的。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运气，直到袭击的最后一分钟仍然陪伴着日本人。他们的成功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野心。袭击的猝不及防和珍珠港美国人无力抵抗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想。日军在珍珠港的两轮轰炸过程中击沉、击翻和重创了美军8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4艘辅助舰只。被击毁和损坏的美军飞机达数百架。2335名美军将士和68名平民遇难。所有这些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最令人震惊的一页。美国的航空母舰安然无恙，那只是由于它们恰巧在海上执行任务。日本人共损失了29架飞机。山本五十六的赌博漂亮地赚了一笔。在制订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注意到1904年日本偷袭俄国在旅顺口的舰队时犯下了“不够彻底”的巨大错误。日本人在珍珠港犯下了同样的错误。石油是日本决定走向战争的核心因素，但在计划夏威夷行动的时候，日本人忘记了石油。山本和他的同僚都不只一次地检讨过美国在石油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但是他们没有理解瓦胡岛石油供给的真实意义，因此对这些目标的攻击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这是一项带来巨大反响的战略失误。夏威夷的每一桶石油都是从美国大陆运去的。如果日本的飞机炸毁太平洋舰队的燃油储备和珍珠港的储油罐，他们就会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每一艘船搁浅，而不限于那些实际上被击毁的舰只。新的石油供给只能来自几千英里以外的加利福尼亚。接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彻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后来说：“在珍珠港事件的过程中，美军舰队的所有燃油都在地面的储油罐里。大约有450万桶油，只要用直径50毫米的弹头射击就可以让它们完蛋。如果日本人毁了那些油，战争就要延长两年。”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生活在政治的荒野之中，无人理睬他的那些关于纳粹野心的警告。但在1939年9月他66岁的时候，他被突然召回重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旧职——英国海军大臣。随着希特勒的军队于1940年春横扫西欧，伦敦的绥靖主义者下台了，丘吉尔当上了大不列颠的首相。英国面临着悲观的前景。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挪威和丹麦，法国人下个月就投降，英国人将孤军奋战，承担战争的重负。英国政府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认真地分析了英国的石油形势。1937年底，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仿照德国采用“煤中取油”的合成燃料战略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因为英国本土蕴藏着丰富的煤，而它所使用的油则几乎全靠进口。尽管如此，该战略考虑还是遭到否定。英国不仅能够从全球获得大量廉价的石油，而且世界两家主要的国际性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英伦—伊朗石油公司①都设在伦敦。发展合成油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仔细分析起来并不保险。用许多船只，通过许多港口进口石油同依赖少数几座超大型的、极易从空中辨认的合成燃料工厂相比较，后者更容易遭到空袭。英国政府在制订备战计划时要求石油工业给予紧密、公开的合作，在美国这样的合作极难办到。在英国，国内炼油工业和销售渠道有85％集中在壳牌石油、英伊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英国分公司的手中。1938年慕尼黑事件发生时，政府决定，一旦爆发战争，各石油公司之间所有的“竞争工具”都将取消，全国的石油工业将在政府的卵翼下统一管理。英国政府还得对付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前途问题，因为这家集团可能被纳粹控制。问题的关键出在公司的全权领袖亨利?迪特丁身上。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是集团内说一不二的人物。但到30年代以后，迪特丁对公司的控制渐渐减弱，他的行为举止愈发显得古怪、挑剔和妄自尊大。30年代中期，年逾古稀的迪特丁迷上了两个人。一是他的秘书，一个年轻的德国女人，二是阿道夫?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位意志顽强的荷兰人迷上了英国，费希尔海军上将和温斯顿?丘吉尔都拉拢他，使他成为协约国坚定而狂热的盟友。现在，老人却被纳粹迷得神魂颠倒。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曾叹道：“他对苏维埃的仇恨、对希特勒的敬慕和英德携手抗苏观念的偏信已经是尽人皆知。”1935年，迪特丁自作主张同德国政府商谈，向德国人赊售2年用量的石油，相当于向德国人提供军事储备。关于这些谈判的传闻令伦敦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大为震惊。一位名叫安德鲁?阿格纽的资深董事要求政府责成柏林的英国使馆调查此事，以便他“和他的董事会朋友们及时采取合适的措施”。迪特丁于1936年底从壳牌石油公司退休。他同第二任妻子离婚，娶了德国籍的女秘书，并把家搬到了德国。不仅如此，他还号召其他欧洲国家同纳粹合作，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他同纳粹领导人多次互访。迪特丁1939年初在德国逝世，这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半年时间。他刚刚去世，伦敦方面就得到了令人极为不安的奇怪传闻。纳粹党不仅在他的葬礼上大做文章，而且试图趁机控制皇家荷兰壳牌集团，如果他们成功，大不列颠就大难临头了，因为这家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啻于英国的军需石油局，如果落入纳粹之手，英国的全部石油供应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幸运的是，人们发现代表控制权的“优先”股份按规定只许董事掌握。迪特丁一死，他的优先股份立即就被分给了其他董事。德国人充其量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普通股，这些股票对他们于事无补。战争刚一开始，包括壳牌石油公司在内的英国石油企业就都把他们的下游经营合并于石油理事会，实际上等于创立了一家垄断机构。合并工作一帆风顺。各公司的加油站都被漆成了千篇一律的深绿色，产品只用一个“普尔”（pool）商标。从那以后，伦敦湖滨路壳牌—麦氏公司大厦就变成了英国石油战的指挥所。英国面临着全球范围的问题。它必须假定德国与苏联新签的协定能保证德国获得丰富的苏联石油，而日本入侵东南亚又将切断英国来自远东的石油供给。德国人还可以在家门口轻而易举地获得罗马尼亚的丰富资源。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后、德国人占领法国之前，英法政府试图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戏，以6000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罗马尼亚破坏其全部油田，以阻止那些油田被德国人利用。但是，双方讨价还价，始终不能达成协议，最后罗马尼亚的石油还是落德的手中。摧毁那些油田成了几年之后盟军轰炸机的任务。英国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石油的问题。定量供应几乎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开始实行。起初私人汽车的“口粮”定在每年1800英里路程的消耗量之内，以后定量日趋紧缩，因为军用量不断增长，库存逐日减少。最后私人汽车干脆断了油。自那以后，自行车风靡英国。在1940年的黑暗日子里，德国陆军席卷西欧，集重兵于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方。人们禁不住要问，如果英国受到侵略，px的石油库存将做何处理？德国人获取了法国的石油储备，因而保证了他们的进攻势头。纳粹跨海峡进攻的成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夺取英国的石油供给。于是，英国人订出计划，一旦德军ty侵，立即毁掉全部石油库存。那些分散于城乡各地的毫无防卫能力的加油站也成问题，因为它们将为德军提供极大的方便，可以随时随地加油。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1.7万个加油点都被赶紧关掉，销售集中于比较容易保卫的2000个加油站。如果必要，可以把这2000个加油站全部点燃，不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石油沙皇：美国石油供给的动员英国面临着一个压倒一切的难题——如何保证其战争期间的石油供应？战斗打响后，英国的石油消费将会直线上升，只有其产量约占全球2/3的美国能提供足够的石油。1940年12月，第三次稳获总统宝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美国为“民主政体的武库”。1941年3月，美国实行租借法案，从而解决了英国面临的财政问题。随着对中立立法的放宽执行，向英国运送补给的限制逐渐得以克服。当1941年春英国的石油供应急剧恶化之际，从美国东海岸各港送油的50艘油轮驶向了英格兰。这样，美英石油供给线在1941年春末接通。美国用燃料支持英国在欧洲孤军奋战。当时，美国实际上有日产100万桶石油的剩余生产力，相当于370万桶日均产量的1/3左右。之所以有这些剩余生产力，乃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联邦和州政府达成的妥协安排，结果它变成无价之宝，对盟国的安全系数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若无这些剩余生产力，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会发生改变。1941年5月，美国还未卷入战争。罗斯福任命内政部长哈罗德?依克斯兼任国防石油协调官的职务。依克斯号称老吝啬鬼，这一任命使他再次成为美国第一号石油家，或者说是石油沙皇。依克斯的任务包括引导石油工业从担心过剩的心理转到扩大生产、防止短缺的方向上来，他必须在公众对短缺抱怀疑态度的形势下挺身而出。同时，美国的石油工业是个大杂烩。大型综合企业、独立的生产商、炼油厂和经销人之间互相猜疑、激烈竞争。依克斯要把它们组织起来由政府统一指挥。哈罗德?依克斯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起步的，因为他在石油界拥有众多的敌人。1933年他初次统管石油工业时，要求联邦政府加强对石油工业的运作及利润额度的限制，甚至考虑实施国有化。依克斯还有一件事令石油公司咬牙切齿。在大萧条时期，石油公司根据他的指示以合伙形式收购“过剩”汽油。1936年，美国最高法院废止了《全国工业复兴法》，也就是依克斯引以为据发出合伙购油指示的那项临时性立法。此后司法部认为石油公司的做法系犯罪行为。依克斯溜之大吉，结果那些石油公司被判定有罪，这件事使它们对再次同依克斯合作心有余悸。海的考验：大西洋之战油轮和货船日夜往返于美国和受困的英国之间，而这条供给线的薄弱环节正在烟波浩淼的大西洋。德国人可以在这里扼杀英国的战斗能力，可以卡死北非和欧洲的美军，以及破坏很快要靠美国石油支持的苏联战争机器。德国海军总司令埃利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宣称：“经济战越残酷，见效越快，战争就结束得越早。”德国人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很快显露出破坏海运的本领。1941年，德国潜艇呈“狼群”状结队发起攻击，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油轮。德国潜艇战的成功给英国人带来了恐惧。他们给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人看了一组图表，一边是轮船吨位和物资供给直线上升的损失，另一边则是日趋枯竭的石油存货和战争带来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丘吉尔看了这份如此抽象的战况图示之后显得沮丧不堪。他说：“我多么情愿看到大规模的入侵，也不愿忍受这种用图表、曲线和数字所表示的无形无状不可捉摸的威胁！”1941年3月，他把德国潜艇对英国海运的攻击描绘成“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险恶的阴云”。他深知大西洋水域悄悄进行的战争对英国来说多么生死攸关，也知道没有美国人的帮助他无法成功。1941年7月，哈罗德?依克斯获悉英国的库存汽油只够用5个星期。皇家海军至少应该存有7个月的用油，现在也只剩下了2个月的存量。依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不遗余力地支援英国，例如削减美国东海岸地区的石油消费，把运力和物资转给英格兰。他同石油公司一道发起了大张旗鼓的自愿节油运动，包括发放印有“我节省了1/3汽油”字样的标语条，供司机们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窗上。他要求加油站晚7点就关门，上午7点才开门，还试图恢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推行的“无油星期日”活动。此外，依克斯在自己管辖的内政部提倡合用汽车，为全国树立节油的榜样。只有一件事依克斯不做也不能做，那就是解释开展节油运动的真实原因：大西洋中德国潜艇带来的恶果和英国石油短缺的惨状。他担心公布这些严峻的局势等于向纳粹提供宝贵的情报。而且他也不想无必要地招惹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结果整个节能运动引发了一场抗议的风暴，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还通过决议谴责这项运动，因为它危及该州的渔业和避暑胜地的生意。面对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扩大了对大西洋水域的巡逻半径，并在纽芬兰、格陵兰、冰岛及百慕大设置了基地。与此同时，英国破译了德国海军的密码，船队得以以思德国人的攻击。加上需求的减少、租借法案的实施和50艘油轮的支援，英国背负的压力至少暂时减轻了。到1941年秋季，英国因石油供给暂获解决而归还了交给他们使用的油轮。这件事似乎证明根本不存在短缺，报界和国会都对依克斯大加挖苦。国会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宣称短缺是内政部长的发明。加油站挂起招牌宣布汽油的供应充足，呼吁司机们“加足汽油”。依克斯觉得他变成了众人的笑料，他在私下怒气冲冲地抱怨说：“说服美国的老百姓未雨绸缪是异想天开。”他的结论是，预防措施绝非精明的政治选择。但是，1941年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之后，德国潜艇立刻出现在美国沿海水域，给美国的海运带来灾难性的打击。石油短缺又一次抬头。油轮的外观线条明朗，极易辨认，所以成了德国潜艇的首要目标。在1942年1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依克斯警告总统说，大西洋里油轮沉没数目重新上升将再次导致石油供应紧张，特别是在美国的东北部地区。然而，依克斯没有忘记上次因为倡导节油而招致暴风雨般的攻击，他余痛未消，坚决拒绝采取预防措施。1942年的最初3个月里，被击沉的油轮数目几乎等于建造数目的4倍。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岸线似乎获得了豁免权。某潜艇舰长在击沉8艘美国船只后返航的途中写下了这样的日记：“可惜昨晚只有1艘潜艇。我可以肯定，就是有20艘潜艇来也能找到足够的目标。”对于潜艇的攻击，美国人在开始阶段未拿出有力的反击措施。油轮、货轮、客轮等被要求沿海岸线航行，可能的话可穿行科德角和特拉华—切萨皮克湾的运河。美国城市入夜后灯火辉煌，把油轮的剪影清晰地衬托给等在附近的德国潜艇。迈阿密的情况最坏。临海的建筑连绵6英里都被霓虹灯映照得光彩夺目。旅店的老板和当地商会的负责人反对灯火管制，理由是旅游旺季还未结束。在东海岸的另外一些地方，情况大同小异。在大西洋城，成群的人站在岸边看热闹：漆黑的海平线处火光一闪，又一艘油轮不幸中弹。最后，美国人终于采取了补救措施。东海岸沿线城市的户外照明被取消，居民区设人巡逻，监督家家户户灭灯，或至少是拉紧窗帘。美国人为对付潜艇威胁还采取了其他步骤。东海岸沿线成立了护航队。更好的办法是尽量不用油船运油，于是产生了建设一条规模史无前例、长度闻所未闻、连接得克萨斯州与东海岸的输油管道的设想。让原油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沿管道稳稳流动显然比装进海轮安全，也比用铁路油罐输送便宜。此项计划曾因消耗钢材过多而在1941年秋遭到否决。珍珠港事件和美国沿海水域接二连三发生的击沉油轮事件又使之匆匆复生。建设这条绰号“大英寸”输油管线的工程终于在1942年8月开工，它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工程史上的奇迹，横跨半个美国，使用了许多新设计的设备。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大英寸”在1943年底接通。它全长1254英里，承担了向东海岸运送原油量的半数。与此同时，一条长1475英里的绰号“小英寸”的管线也开始建设。它从1943年4月开工到1944年3月竣工，专门把美国西南部生产的汽油和其他精炼制品送到东海岸。1942年初，东海岸原油和精炼油的总供给只有4％是沿输油管线运去的。到1944年底“大英寸”和“小英寸”都竣工之后，管道的运输量占全部的42％。1942年下半年，大西洋之战愈发凶狠。德国的潜艇部队增添了体积更大、航程更远、潜水更深的改进型潜艇。不仅潜艇之间的通讯能力加强，而且还能辨认英国护航队的暗号密码。此外，潜艇舰队司令卡尔?朵尼茨海军上将又得到了“米尔奇库斯”，意为“奶牛”，其实是一种巨型水下供给船，能随时给潜艇补充新鲜食品和燃料。盟军的海运损失日甚一日，月月递增，英国供应每况愈下。1942年，美国的运油船队损失了1/4的吨位。在英国，石油库存已远远不够最低标准，而伦敦方面认为，由于北非战场的需要，以及盟军即将在欧洲登陆的计划，对石油的需求将直线上升。这时，斯大林要求提供石油的口气也越来越强硬。12月中旬，丘吉尔被告知，除应急部分之外，英国船只仅剩下两个月的燃油供给。次年1月，丘吉尔前往卡萨布兰卡，同英军总参谋长一道会见了罗斯福和美军的总参谋长。这次讨论的主题是进攻欧洲大陆，但在一个问题上谁也不持异议，那就是“海上运力不足阻碍着全面进攻行动。除非我们有效地制止潜艇的威胁，否则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战胜德国潜艇成为盟军1943年的首要任务。但是形势并未很快好转。3月，几乎为所欲为的德国潜艇击沉了108艘轮船。大西洋成了它们的天下，盟军进攻欧陆的计划似乎已化为泡影。但就在3月的最后几天，天平出现了戏剧性的倾斜。首先是密码分析方面的决定性转折：盟军彻底破译了德国潜艇的新密码同时又成功地更换了护航队的暗号。英美协调反击能力，为护航系统增添了反潜支持舰组。盟军的雷达系统得到改善，并将新型的远程飞机投入编队，使过去缺乏空中保护的那部分大西洋水域得到了空中支持。形势急转。仅1943年5月就有30％的德国潜艇被击沉。狼狈不堪的朵尼茨上将不得不向希特勒报告说：“我们面临潜艇战争中最严峻的危机，因为敌人使用新型的探测装置使我们无法出击并遭受沉重的损失。”5月24日，朵尼茨命令德国潜艇撤至安全地带。他虽然当时不承认，但实际上等于下令中止了北大西洋的潜艇战。技术革新、情报、组织、新战术，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利于保证充足的石油从美国流向英国，流向欧洲大陆乃至苏联。两个战场向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发动攻击的道路已经扫清，而危机四伏的大西洋之战也宣告结束。石油运输的安全是海上战争的焦点。在美国国内，哈罗德?依克斯则不懈地推动石油生产。当他从石油协调官的位置升至战时石油管理局局长时，老吝啬鬼的手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然而，对石油问题拥有发言权的还有其他40个左右联邦机构，而依克斯的战时石油管理局与其中一些机构的矛盾从未间断，特别是与统管钢材和其他材料的战时生产理事会、统管油轮的战时海运管理局和确定价格的物价管理办公室。依克斯不断呼吁罗斯福卡住传其余那些战时机构全权负责人的喉咙，保证他的权威。人们对石油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识日渐加深，战时石油管理局的使命总的说来享有广泛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整个供给系统还是常常濒临短缺。但每次出现危急情况时，战时石油管理局就以熟练的多方协调和迅速反应克服之，所以美国从未出现真正的石油供应危机。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石油生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日产量从1945年的370万桶跃至1945年的470万桶，增幅达30％。他1940年的测定认为美国约有每日100万桶的剩余生产力。但是，当油工们打开所有井阀后，他们发现实际的生产能力并不像估计的那么多，而且现有油井的产量也呈自然下降的趋势。所以石油工业要拼命地提高产量，保证产量。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美国及其盟友共消费了70亿桶石油，其中的60亿桶来自美国。这个国家在战争期间的石油总产量比德雷克上校打出第一口油井到1941年间美国全部石油产量的1/4还要多。尽管如此，倘若当时盟军需要美国拿出更多的油，美国也会捉襟见肘的。美国石油等式的另一端就是消费，最激烈的政治战斗就发生在这里。政府要求企业用煤取代石油，以油做取暖燃料的家庭被要求控制室内温度，白天不超过华氏65度夜间不超过55度。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开发美国尚未利用的天然气资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1942年写给依克斯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你派些人研究研究利用天然气的可能性。有人告诉我说，西部和西南部有一些油田没有发现石油，但地下却闲置着大量的天然气，因为远离主要居民中心而未被加以利用。”30年的时间里，汽油消费已成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力，除非强制，否则很少会有人放弃使用。1942年春，强制性措施的第一步开始了：严禁在汽车比赛中使用汽油。定量供应继而于5月在东海岸实行，起初是用购油卡的形式，后来，纸卡换成了油票。但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定量供应招致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抗议。佛罗里达州州长亲自打电话请求依克斯暂缓执行，以防影响该州的旅游业。罗斯福政府不愿意在全美统一实行定量供应，因为西部地广人稀，能够取代汽车运输的方便形式并不多。罗斯福政府最后从旁门找到了实行全国统一定量供应的办法。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之后，美国90％的天然橡胶供应被切断，而国内的合成橡胶计划还未启动。美国由此受到“橡胶荒”的冲击。定量供应汽油可以限制开车，因而也能减少民间对橡胶轮胎的需求，这样军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橡胶供应。然而，即便是采取这么遮遮掩掩的一步，也必须征得非常正规的批准，为此罗斯福任命了一个极其庄严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说服国会和公众。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分别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而委员会的主席正是备受敬重和崇拜的伯纳德?巴鲁克。在华盛顿，伯纳德?巴鲁克非同小可。这位华尔街百万富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位伟大的工业组织家，现任总统顾问，是位威望极高的半官方的元老政治家。巴鲁克包下了对付国会的工作。他对两位大学校长说：“让我对付参议员和国会山上的那些家伙，他们大多是我的好朋友。我找一天晚上宴请他们。”其实许多国会议员何止是朋友。按照当时的惯例，他们还从巴鲁克那里得到大笔的竞选费用，对他奉若神明。1942年9月，巴鲁克的委员会大张旗鼓地提出在全国范围实施定量售油，目的是节约橡胶。来自西部的100名议员对新的体制表示抗议，他们大概未被邀请参加巴鲁克的晚宴。在全球战争中保持协调具有很高的难度。欧洲、北非、太平洋、美国本土的经济都需要石油，因而必须认真考虑各方的轻重缓急。大西洋、太平洋乃至美国的东海岸都迫切需要油轮的服务。不仅如此，运力与货源必须彼此相配，而常常出现的混乱造成了昂贵的开销。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这个管理体制还是为盟军提供了出色的服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前，美国军方不曾估计到未来的汽油供给问题，甚至用了多少油也不做记录。他们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也缺乏全面的理解，前者是静止战，后者是运动战，因而后者的用油量要大得多。在高峰期，驻欧美军使用的汽油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同种情况用量的100倍。在“一战”期间，典型的美国陆军师平均耗能4000叫马力，而在“二战”期间的消耗则达18.7万马力。美国陆军直到1942年制订进攻的计划时才看出石油因素的全部意义。从此，一个集中化的、管理严格的后勤组织应运而生，即军需军团。据这个军团计算，每名海外作战的美军士兵在途中消耗67磅的供给，其中半数为汽油。美军新的燃油供给组织推出了许多革新成果，着手产品的标准化，特别是推出了多用途的引擎油和万用柴油。得以采用的还有一种轻型输油管道，可装可卸，还带压力泵，可代替卡车向前线快速送油。但最获推广的还是一种5加仑容积的汽油罐。原来美军使用10加仑罐，太沉太重。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缴获的德军5加仑罐基础上加以改进，设计出带内嵌油嘴、方便干净的容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技术失误之一是海底管道系统，它穿越英吉利海峡连结英法，目的是为盟军穿越法国、直推德国提供一半的燃料。然而，种种技术问题加上施工不善，使这条管道在关键的数月里出油细如涓滴，平均每天只有150桶油通过管道，相当于那段时间里盟军在西欧战场消耗燃料总量的0.6％。保证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供给是令人生畏的挑战。这种燃料比75号和87号航空油具有更强的爆发力，可使飞机的速度加快、航程加长，而且更为灵活。多次实验表明，它比一般航空油的功率高出15％~30％。然而在大战爆发之前，这种高价燃料是没有什么销路的，但壳牌石油公司等企业还是冒险大量投资于这种燃料的研制。战争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中，皇家空军的“喷火式”以100号油做燃料，显然压倒了以87号油做燃料的德机。不少人把英军的胜利归结于辛烷100号油。不过提炼这种汽油需要昂贵的设备，产量亦低。为控制100号油的分配，在华盛顿和伦敦各设了一个航空汽油委员会。盟军需要的100号汽油几乎全靠美国提供，到1944年为止，约90％来自美国。生产跟不上需求是个问题。为此美国人开始了战时规模最大、最为复杂的工程壮举。幸运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一种催化裂化技术，它适用于大量生产辛烷值100的航空油。这种工艺对设备的要求很高，反应塔有15层楼高，造价之高自不待言。然而美国人加倍努力快速建成了几座这样的提炼厂，从设计、试验到生产几乎马不停蹄。由此，战斗机增添了追歼敌人的爆发力，而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加大了承载力。盟军的100号航空油每每在即将耗尽之时又奇迹般地得到补充。到1945年，这种燃料的生产已达到战争开始时估测发展速度的7倍，实际产量则从每天4万桶上升到51.4万桶。美国陆军/海军石油理事会在战后骄傲地宣布，两个兵种在二战期间从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缺少过任何种类的油，没有因为缺油而贻误战机。这种说法不够准确。盟军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后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到7月25日，他们终于突破德军防线。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就是美国陆军第三军，军长是传奇般的运动战猛将小乔治?巴顿将军。第三军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一个月里推进了500英里，解放了卢瓦尔北部的大片法国土地。由于战线太长，巴顿将军的部队燃料不足，士兵们想出种种越轨的方法：假借其他部队的番号领取燃料、劫持火车和卡车队，或把运油卡车携带的回程汽油截下自用。巴顿将军甚至派出侦察机到后方寻找供给。到1944年8月末，盟军已因燃料不足而放慢了速度。燃料集中在诺曼底，本来用火车运送最为便利，但没有合适的线路，只得使用卡车。一望无际的运油车队缓缓蠕动，不仅速度慢，而且随着战线的前移增大了车队的自身油耗。隆美尔在1942年的北美战场上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巴顿甚至在8月28日写给儿子的信中怀疑有人作祟绊他的手脚，因为他的部队少得了14万加仑汽油。他不知道，兄弟部队也面临燃料不足的难题。当时盟军最高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面临着三种选择：其一，燃料给巴顿将军，让他率兵长驱直入，冲破德军西线防御，直捣德国；其二，燃料给靠近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21军团的美国陆军第一军，以保证英军占领安特卫普港，解决今后的供应问题；其三，同意由蒙哥马利率领一支由40个师组成的百万雄师直杀鲁尔，征服德意志。经过一番权衡，艾森豪威尔出于盟军团结的考虑选择了第二种。巴顿雷霆大发，他大闹美军司令部，向司令官奥尔马?布拉德利索要40万加仑的汽油，他保证两天内攻入德国。在这关键时刻，他下令部队继续前进，直到用尽最后一滴油。8月31日，巴顿的部队到达默兹河。油箱空了。巴顿在电话中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的将士们可以吃皮带，但我的坦克必须有油。”9月4日，蒙哥马利将军的大将终于攻下了安特卫普。艾森豪威尔同意让巴顿再次冲击德车。然而，“无情的一分钟”已经过去。希特勒放弃了“不准后退”的命令，使德军在几天功夫里重新集结，巩固了防线。巴顿的部队在莫塞尔河前遇到德军的猛烈抵抗。接下来是连续9个月的对峙，而苏联人乘机夺取了柏林。人们在当时和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在辩论着一个问题——盟军是否错过了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时机。盟军在解放西欧过程中100万人的损失人有3/4发生在巴顿将军受阻之后。在战争的最后8个月里，数百万人在炮火中和德国的集中营里死亡。不仅如此，如果盟军能早些时候自西攻入德国，战后欧洲的地图就会截然不同，苏联的势力绝不会如此伸入欧洲的心脏。然而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那是一个困难的决策。允许巴顿单刀直入要冒很大的风险，不仅影响盟军的团结，而且会将第三军暴露给敌人。当时有消息说德军正在巴顿部队的侧翼集结。艾森豪威尔认为那样做将“正中敌人的下怀。”另有一些人认为当时应集中兵力，由蒙哥马利将军统一率领，跨过鲁尔，径取柏林，而巴顿的部队可发挥先锋作用。英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对此颇有一番思考。这位机械化部队运动战争之父在1970年逝世前不久发表了他对巴顿战略的看法。他认为，1944年8月末的几天的确是“无情的瞬间。”当时，德国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莱茵河上没有一座桥梁准备拆除。而“关掉了巴顿部队坦克的油门”，或许的确丢失了“速战速决的最佳时机”。苏伊士运河是在埃及沙漠中开凿的一条长100英里的狭长水道，它把红海和地中海联接在一起。这条运河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国人费迪南?德莱赛普斯享有“伟大工程师”的美誉。苏伊士运河于1859年破土动工。10年之后，这条运河展现在人们眼前。当英国人看到这条运河可以大大缩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时，立即为没有直接投资于这条威尔士亲王所称的“我们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无力偿还债务，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股权。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支的及时资助下，巧妙地购买了这部分股权。于是，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变成一家英法合资公司了。对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运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缩短了一半。然而，运河最突出的意义是它的战略价值。它把英国与远东连接在一起，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线。保卫“通往印度的交通线”遂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基本出发点。然而，1948年，运河突然之间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印度在这一年获得了独立，保卫印度已不再成为控制运河的理由。不过恰恰就在这时，运河具备了新的用途，它从帝国的通道变成了石油通道。产量与日俱增的波斯湾原油大部分经过苏伊士运河水道源源运往欧洲。苏伊士运河将翻过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1.1000英里航程缩短到6500英里。到1955年为止，石油已占运河运输总量的2/3，欧洲2/3的石油供应都要经过运河。运河北侧还分布着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和伊执克石油公司输油管。因此，在战后国际石油格局中，苏伊士运河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对于日益严重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大国来说，这条水道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民族主义者：时势造英雄英国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延续了3/4个世纪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军事占领，然后是对几代傀儡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义潮流长期以来奔腾不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劲。1952年，一个军官集团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并且把沉缅于奢侈生活的法鲁克国王流放到莱维埃拉。1954年，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名义领袖纳吉布将军，成为无可争议的埃及领导者。纳赛尔是一个邮局职员的儿子，天生工于心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开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动的生涯。他在担任国家元首以后，曾经告诉来访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阴谋家。他还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导民族主义新思潮的能力。作为穆罕默德?摩萨台的高才生，他对于施展辩才和利用电台煽动和动员群众的手法早已融汇贯通。他可以鼓动数万乃至数十万示威者满怀狂热激情涌上街头。他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各国树立了由军官转变成热忱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楷模。纳赛尔不愧是献身于埃及复兴与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还想把影响扩展到埃及边界以外，从阿拉伯语世界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他利用名为“阿拉伯人之声”的功率强大的电台向全中东地区播音，通过空中电波，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反对西方，并且对该地区其他一些阿拉伯政权发出威胁。他的计划包括创建纳赛尔领导下的阿拉伯新世界，并且纠正他所谓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罪行”——创建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上，头顶炎炎烈日指挥过往船只的大多数人是穿着整治的齐膝短袜、短裤、洁净的白色衬衣和头戴船长帽的法国和英国导航员。在纳赛尔的新埃及的中心地带，苏伊士运河的面貌显然令人尴尬，它仍然是一副19世纪殖民地的旧模样。不过，人们所关注的还不仅仅是运河的面貌。诚如摩萨台实行国有化以前的伊朗石油租让地一样，运河公司的大部分过境费收入都流进了欧洲股东们的腰包，其中包括英国政府这个最大的股东。如果埃及完全控制了运河，那么，过境费就会成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家的新财源。无论如何，租让地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按条约规定，租让期将在1968年满期英国的努力已经开始退却。按照1936年英国埃及条约的条款，英国依然在运河区保留着一个军事基地和一个大型补给中心。但是，埃及人对于英国的撤离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开展了一场袭扰运动，其中包括搞恐怖活动、袭击、暗杀和绑架。英国之所以保留这个基地，本来是为了保卫中东，可是当这个基地受到来自于它所要保卫的核心地区的攻击的时候，保留这个基地还有什么意义呢？1954年，外交在大安东尼?艾登主持了一次谈判。根据谈判达成的协议，驻扎在运河区的最后一批英国部队将于20个月之内撤离。人们希望英国政府能够与埃及政府保持合理的关系。但是，当纳赛尔试图把苏丹并入“大埃及”的时候，这种希望终于破灭了。美国对纳赛尔抱以比较容忍的态度。美国政府和许多国会议员在欧洲殖民主义国家面前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姿态，盼望它们尽快失去殖民帝国。美国人认为，在西方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斗争中，殖民主义残余是对西方的巨大妨碍。尽管苏伊士运河水道颇具经济和战略意义，但苏伊士运河公司却是最显而易见的殖民主义残余之一。1955年秋季，埃及独裁者已经转向苏联集团寻求武器的传闻不胫而走。对纳赛尔的恐惧不仅笼罩着伦敦，而且蔓延到了美国。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势力的扩张？伊士运河是否会对西方的石油和海上交通关上大门？石油公司又对供应中断的可能性忧心忡忡。1956年4月，新泽西美孚公司就如何在运河关闭情况下把波斯湾石油运往西方的课题，委托起草了自己的研究报告。大约就在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埃及拜访了纳赛尔。劳埃德明确指出，“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至关重要。”纳赛尔反驳说，石油生产国已经得到了石油利润的50％，而埃及却没有得到运河利润的50％。他宣称，如果说运河是石油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就应当像石油生产国那样享有同样的对半平分待遇。1955年底，英国和世界银为了安抚纳赛尔和加强埃及经济，共同开始考虑向埃及提供贷款，以便在尼罗河的阿斯旺兴建一座巨型水坝。这一项目似乎即将上马。纳赛尔得到了进一步的回报。根据艾登在两年前谈判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英国部队于1956年6月13日撤出运河区。然而，纳赛尔的军队与苏联集团之间的武器交易却是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并且造成了纳赛尔与美国之间的疏远。美国认为，埃及人会把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苏制武器而不是用于水坝项目；此外，还估计到这个巨型项目会引走经济困难，进而导致埃及对出资国的敌视和报怨。最好还是让苏联人去做这样长期吃力不讨好的的事情吧。纳赛尔承认“红色中国”更加使美国政府和国会惊恐不安。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告诉杜勒斯，在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埃及的纳赛尔这两位“中立的”候援领导人之中，只能批准向其中的一位提供援助。杜功斯选择了铁托。艾森豪威尔认可了这一决定。英国也对此予配合。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坝提供贷款的建议，使纳赛尔和世界银行措手不及。代号；“德莱赛普斯”：纳赛尔开始行动纳赛尔感到气愤、羞耻，并且渴望着复仇。他认为，运河过境费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他对于出现在埃及中央地带的殖民主义现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亚历山大，纳赛尔在他童年第一次参加反英示威的那个广场上发表了演说。他以埃及领袖的名义，对运河的建造者德莱赛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复加以诽谤。“德莱赛普斯”是埃及军队开始行动的代号。当纳赛尔演讲结束的时候，埃及军队已经控制了运河区。苏伊士运河被没收了。这是一个轰动一时和颇有胆略的行动。运河区被占领之后，局势戏剧性地骤然紧张起来。寻求妥协的外交活动和徒劳无功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坚持在运河上引导船只的英国和法国导航员按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商船航运业中的尖端技术，伦敦和巴黎的高级官员们认为，由于运河水浅和从西奈吹来的强劲溯风，埃及人是无力独自经营运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开始重视培训埃及的导航员了。及至运河国有化的时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轮的准备。苏联集团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驾驶员前来相助。因此，在纳赛尔当政时期，国有化后的苏伊士运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运营。在危机开始和升级期间，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想中断运河的航运，特别是石油运输。美国政府的立场如何呢？在这几个月里，不仅英国和法国，就连一些英国官员也捉摸不透美国的立场，更糟糕的是，个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伤了艾登与杜勒斯之间的和气。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写道：杜勒斯“在介绍情况时并不特别循循善诱。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时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词和仪态去打动对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国人一样，认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们话不投机，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早在两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经在法属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发生争论。艾登主张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则对和平解决方案毫无兴趣。1956年8月，就在运河国有化的几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们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找出办法，让纳赛尔交出运河”。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这一看法一直萦绕在艾登的耳边，给他带来某种安慰。然而，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却没有想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外交策略。这不禁使英国人疑窦丛生。美国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动而已。其实，美国的决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尔。这位总统对于美国应当采取的立场，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来，诉诸武力既无取胜把握，亦无开战理由。美国对策的实质就是防止英法的军事干预。他认为，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个有生存能力的驯服政府。任何这一类尝试都会激励阿拉伯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反对西方，并且被苏联人利用。除此之外，他还告诉艾登：“纳赛尔靠戏剧性场面而走红，最好的办法是让这出戏渐渐地冷场。”艾森豪威尔曾经向他的顾问抱怨说，英国人的思维已经“过时”，纳赛尔体现了该地区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肯定会使纳赛尔变成发展中国家的英雄，并且有损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领导人，使中东石油濒临危险。艾森豪威尔一次又一次地严厉衷告伦敦不要动武。艾森豪威尔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不能以支持恢复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而应当利用埃及局势提供的机会，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尽管必须以疏远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和法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纳赛尔在听取了关于艾森豪威尔一次演说的汇报之后，开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问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艾森豪威尔就要在1956年11月争取竞选连任了。他在当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当时正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进行竞选。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军事危机引起选民的恐慌，从而威胁他的竞选。英国和法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把美国总统大选日程因素当成一回事，因而铸成大错。它们在继续进行公开的外交表演的同时，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们跟在制订对运河区实行军事干预的计划，但是两国都还没有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远洋班轮，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营的皮克福德搬运公司，以便运送坦克。英国和法国政府都强烈主张进行军事干预。法国认为，纳赛尔对其在北非的地位构成威胁。这位埃及领袖不仅给两年前发动独立战争的阿尔及利亚起义军煽风点火。而且还向他们提供培训和物资。法国人决心打败纳赛尔，并且收回德莱塞普斯用法国投资兴建的运河。他们早已开始同以色列人进行军事会谈。后者之所以要打击纳赛尔，自有一番理由。当时，埃及总统正在扩充军备，显然是在准备同以色列打一场战争。他还支持游击队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并且对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实行封锁，这就等于是一份宣战书。运河为什么对英国如此重要呢？石油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运河是命脉所系。就在运河被没收之前的几个月，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于1956年4月来到伦敦。艾登在与他们会晤之前，与艾森豪威尔一起一丝不苟地审查了他准备与苏联人会谈的内容，艾森豪威尔表示完全赞同。总统建议：“凡是会导致北极熊控制石油生产和运输的问题，我们都应寸步不让。石油生产和运输关系到西方世界的防务与经济的生死存亡。”在与苏联领导人磋商的过程中，艾登警告他们不要插手中东。他说：“我们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谈论石油问题，因为我们不惜为它而战。”为了挑明论点，他又补充说：“没有石油，我们便无法生存……我们不想被掐死。”纳赛尔占领运河，使这种前景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英国的金融业风雨飘摇，国际收支岌岌可危。它已经从世界最大债权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它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仅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英国在中东的石油股息在其国外总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丧先这些股权势必给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纳赛尔一旦在埃及取胜，就会像摩萨台在伊朗取胜时一样，产生同样的影响。英国的威望将会土崩瓦解。由于英国已经感到了失落，因此威望对它就更加重要。艾登不仅为石油和经济而忧心忡忡，而且还担心苏联势力会大量涌人中东的真空。据一位在外交部直接为艾登处理石油事务的官员回忆，“艾登非常担心苏联在中东的扩张”，“美国尚未作好从英国手中接管中东的准备，因此，防止俄国佬染指的任务非英国莫属。”对于石油供应所受到的威胁及其蕴含的危险，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的看法与艾登完全吻合。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们已陷入一种可怕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行动，结果导致运河的关闭，通向黎凡特（黎巴嫩）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发生暴乱和石油生产中断，那么英国和西欧将陷于败局；可是，如果我们的外交努力受挫，如果纳赛尔逃避了惩罚，而中东国家轰轰烈烈地‘实行石油国有化’……我们也会陷于败局。我们到底何去何从呢？依我之见，我们显然应当碰一碰唯一的运气——采取强硬行动，寄希望于我们在中东的朋友立于不败之地、敌人垮台、石油得救。不过，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艾登?麦克米伦及其亲信，以及法国总理居伊?莫莱和同僚们面对危机，深深地陷入了历史的沉思。在他们看来，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再世，甚至是一个新出现的希特勒。在1958年的夏季和初秋，艾登仿佛看到，纳赛尔正在推行一套似曾相识的扩张计划。在他看来，纳赛尔所著的《革命哲学》读来颇似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纳赛尔也希望创建一个帝国。他在书中强调，阿拉伯世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控制石油——“文明的命脉”——与使用暴力相结合。纳赛尔宣称，失去了石油，工业国的所有机器都“不过是一堆锈迹斑斑、无法运转和毫无声息的废铜烂铁而已”。艾登已经作过妥协的尝试。他曾经运用巨大的个人威望在1954年同埃及解决了英国军队撤离运河区的问题，并且因此受到保守党内部一部分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感到，他已经被纳赛尔出卖了。纳赛尔同希特勒一样，他们所签署的文件并非就是他们的诺言。违反国际协议和占领运河的行动难道不是又一个莱茵兰吗？进一步地试图迁就和绥靖纳赛尔难道不是又一个慕尼黑吗？艾登不想再重温这一切了。如果必须对纳赛尔动用武力，那么最好马上动手，切莫拖延。莫莱总理对设在布痕瓦尔德的德国集中营记忆犹新，并且与艾登所见略同。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帕克也是如此。他在危机期间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想对您隐瞒，我的脑海中索绕着对希特勒时代初期所犯错误的记忆。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华盛顿并不像欧洲那样迫不急待。不过，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就如何对付纳赛尔达成一致意见，但归后还是制订了一项以防成万一的计划，以便应付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决雌雄可能导致的石油危机。艾森豪威尔批准成立一个“中东应急委员会”，以便制定在运河关闭情况下的西方石油供应方案。该委员会与“英国石油供应咨询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通讯联系。9月份，艾森豪威尔在致艾登的信中坚持认为“使纳赛尔身价倍增”是危险的举动。对此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伊马?柯克帕特里克给予了尖刻的答复：“我希望总统是正确的，但是我确信他错了……如果我们退缩，而纳赛尔巩固了他的地位并且逐步接制了产油国，那么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就能够并且下决心毁掉我们。如里我们有一年或者两年得不到中东石油。我们的黄金储备就会荡然无存。如果我们的黄金储备荡然无存，英镑区就会解体。如果英镑区解体，而且我们没有储备，那么我们就无力在德国和任何其他地方维持驻军。我怀疑，我们是否将有能力支付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防卫开支。而无力防卫的国家是毫无希望的国家。”就在同一个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仍在孕育之中。颇受艾森豪威尔赏识的得克萨斯石油富翁罗伯特?安德森，以总统私人智囊的身份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他的目的是要沙特阿拉伯人对纳赛尔施加压力。在利雅得，安德森警告沙特国王和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说，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将开发出远比石油更廉价和更高效的能源，从而可能使沙特和所有中东的石油变得一钱不值。如果运河被当做一种敲诈勒索的工具，那么美国就不得不把这种技术提供给欧洲人。这种替代能源是什么呢？沙特国王问道。安德森回答说：“原子能。”无论是沙特国王还是读过一些关于核电站书籍的费萨尔亲王似乎都没有被打动，也没有对沙特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表示半点怀疑。他们对安德森的警告置之不理。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关键决策人物对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的前景已经疑窦丛生。他的结论是，只有动武才能对纳赛尔发生效力。1956年10月24日，包括双方外交部长在内的英国和法国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在巴黎郊外色佛尔的一间别野里，秘密会晤了包括戴维?本古里安、摩西?达扬和西蒙?佩雷斯在内的以色列最高级代表团。三国达成了一项谅解：以色列为了对付埃及的威胁和军事压力，将穿越几乎荒无人烟的西奈半岛，对苏伊士运河发动军事攻击。英国和法国将就保护运河发出一项最后通碟。如果战斗继续进行——这将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将进入运河区，以保护国际水道。英国和法国的最终目的将是实现运河问题的解决，并且在可能情况下，在此过程中推翻纳赛尔。就在缔结色佛尔秘密条约的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在埃及控制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翌日，约旦也加人了联合军事指挥部。一切已成定局。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和个人风波，使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加复杂。10月24日，也就是色佛尔会议的同一天，苏联红军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去镇压匈牙利爆发的反对苏联控制的革命。然后，安东厄?艾登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1956年6月，艾森豪威尔因患肠炎而不得不动了手术。因此，就在冲突迫在眉睫的关口，大西洋两岸的两位主角都已健康状况不佳。经过几个月的踌躇和拖延之后，事情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10月29日，以色列攻入西奈，开始履行色佛尔协定。10月30日，伦敦和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宣布了占领运河区的意图。同一天，苏联军队从布达佩斯撤出，并且做出了不干预的许诺。翌日，10月31日，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埃及军队开始匆忙从西奈半岛撤离。苏伊士运河行动使美国大吃一惊。艾森豪威尔在南方的竞选旅行期间第一次听到了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消息。他怒不可遏。艾登出卖了他。他们在无意之中很可能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国际危机，包括与苏联的直接冲突。而且，行动的时间距美国举国关注的总统大选只差一周。艾森豪威尔在盛怒之下，打电话给唐宁街10号，并且在电话中大发脾气。至少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当时是这样做的。其实，他当时正处于癫狂状态，甚至没有弄清接电话的是艾登的助手。没等对方问清他的姓名，这位总统就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倒霉的助手臭骂了一顿。对方的电话尚未来得及传给艾登本人，他就把电话挂断了。11月3日，轮到杜勒斯被送进医院了。他被确诊为患有严重的胃癌。他的胃被切除了一大块。到此为止，关键人物之中已有三位病魔缠身，从杜勒斯停止工作开始，美国的日常外交政策管理便易手于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此人曾经组建伊朗财团，被英国人认为是一个厌恶英国的人。由于后勤供应、计划不同以及艾登的犹柔寡断等原因，英国和法国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的数日之内，并没有立即行动和入侵运河区。在此期间。纳赛尔制造了一场最严重的大破坏。他凿沉了几十艘填满石块、水泥和旧啤酒瓶的船只，有效地阻塞了水道。从而封锁了石油供应。而保证石油供应安全正是英法进攻的直接理由。叙利亚按纳赛尔的指示，破坏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沿线的泵站，进一步减少了供应。英国人在策划如何在纳赛尔关闭运河情况下避免石油短缺的那几个月之中一向以为，美国会用其石油供应填补所有的缺额。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大错特错了。英国既打错了算盘，也没有考虑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日期。艾森豪威尔拒绝实施任何应急供应方案。他对助手们说：“本人认为，挑起这次行动的人应当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石油问题，自己去下油锅。”石油成了华盛顿对其西方盟友加以惩罚和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向美国的盟友供应石油，反而实行了制裁。11月5日，以色列已经巩固了对西奈和加沙地带的控制，并且稳稳地控制了蒂朗海峡。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军队开始对运河实行伞兵攻击。在此前一天，苏联军队已经重返布达佩斯，并着手镇压匈牙利的暴动。苏伊土事件的同时发生，妨碍了西方对匈牙利起义和苏联干预采取任何有效的共同对策。莫斯科反而指责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是“侵略者”。苏联还以军事干预相威胁，甚至威胁要对巴黎和伦敦实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明确指出，任何这样的攻击都将导致对苏联的毁灭性反击。尽管艾林豪威尔作出了答复，美国政府对英国和法国的怒气依然未消。从华盛顿传出的信息依然未变：它们同意诉诸军事行动，英国和法国必须住手。11月6日，艾森豪尔以压倒多数大胜阿德莱?史蒂文森。同一天，英法同意就地停火。它们到这时为止，只不过在运河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而已。对他们来说，开战还不到一天，自由使用运河这个战争目标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华盛顿明确表示，仅仅停火是不够的。它们必须撤军。以色列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将受到华盛顿的经济报复。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私人顾问说，绝不可“惹得阿拉伯人对我们恼火”，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发动一场全中东规模的石油禁运。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所有国家很快就会出现石油短缺。冬季正在临近，石油储备仅够数周之用。由于运河断航和中东输油管无法使用，西欧3/4石油的正常运输渠道已被切断。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对英国和法国实行了禁运。在科威特，一系列破坏行动使该国的供油系统停止运行。当美国考虑对英国和法国实行石油制裁的风声吹到英国内阁埃及委员会的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把双手举向空中说到：“石油制裁！那就全完了。”11月7日，英国政府宣布，将石油消费量减少10％，当艾登步入议会下院的时候，工党反对派嘘声大作。持批评态度的议员们宣称，如果要发放定量卡的话，那么定量卡上应当印上安东尼?艾登的头像。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出席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开始考虑帮欧洲人一把。他提议石油公司应根据一项重大供应计划实行合作。他笑着说，“尽管安东尼?艾登顽固不化”，他仍将批准石油公司根据国家安全利益运作，并且使它们不会因此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约，但是，万一石油公司的首脑人物因参与这样一个计划而被投入监狱，又当如何呢？总统放声大笑地说，那他就撤免他们。俣是他也明确强调，这一切只不过是一项应急方案。在英国和法国实际开始从埃及撤出之前，任何应急石油供应计划都绝对不会付诸实施。欧洲人悲伤地抱怨说，美国人要让英国和法国继续经受磨难，以此对它们加以惩罚。国际石油公司眼看着石油短缺日甚一日，便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但是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董事所言：“政府一口回绝。”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经济也是脆弱的。它的国际金融业很不稳固。对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攻击刚一开始，就开始发生英镑挤兑。英国坚信，挤兑是在默许之下进行的，可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和挑唆。在美国的唆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伦敦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经济公使向伦敦报告说，他在寻求急需的金融援助时，在华盛顿到处碰壁。11月中旬，联会国“维持和平”部队开始到达埃及。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指出，磨难并没有结束。在英国和法国部队撤出埃及之前，不会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一场石油荒巳迫在眉睫。艾森豪戚尔在写给当时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的英国将军洛德?伊斯梅的信中道出了对“自由世界卷入的悲哀”。他“对于西欧的燃料和金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重申，他不希望“与阿拉伯世界交战”。他说，以上最后一种考虑是“无法公开谈论的极其微妙的事情”。伊斯梅复信表示对来信的赞赏，但暗地里却警告艾森豪威尔，下一年春季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可能因缺油而实际陷于瘫痪之中。11月末，英国和法国终于保证迅速从苏伊士运河撤出它们的军队。这时，艾森豪威尔才批准成立了中东应急委员会。美国人赢了。他们使英国和法国在纳赛尔那里遭到失败和屈辱之后，又遭到了新的失败和屈辱在这一混战之中，只有纳赛尔才是唯一的胜利者。“石油救援”和“糖罐”：克服危机12月初，在运河关闭一个月之后，由于英国和法国受挫和整个酉欧处于能源危机的边缘，应急供应计划终于付诸实施。这种所谓的“石油救援”是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与石油公司的合作行动。在大部分情况下，中东的石油生产并没有中断。问题首先出在运输方面。解决办法就是从其他供应来源取得石油。由于运输距离较近和行船时间较短，同样的一艘油轮从西半球向欧洲运输的石油可以比从波斯湾经好望角向欧洲运输的石油多一倍。因此应急委员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油轮的大规模重新调度，以便使西半球像20世纪40年代末那样再次成为主要供应来源。调整油轮的航线、石油公司联合使用油轮、实行易货供应，一切措施都要为以最快速度和最有效方式运送石油服务。欧洲国家为了确保被称做“糖罐”的应急供应石油能够在各国之间公正地分配，也进行了广泛的努力。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成立了一个石油使用情况、储备水平和当地能源供应状况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实行石油分配。定量供应和其他需求限制是石油求援的补充措施比利时禁止私人在星期天驾车。法国把石油公司销售量限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前的70%。英国增设了新的石油税，因而导致汽油柴油价格上涨和伦敦出租汽车费的上涨，为后人留下了“苏伊士六便士”的笑谈。发电厂则受到鼓励实行以煤代油。到12月底，英国已经实行了汽油定量供应。尽管首要在于调度油轮，但石油供应量本身也并不充足。据估计，西半球必须显著增产，才能满足西欧的需要，额外石油供应将大量来自于拥有很大剩余生产能力的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如饥似渴地在美国原油市场上搜寻能够用于石油救援的一切额外供应。然而，无论是石油公司还是有关国家的政府都忽视了得萨斯铁路委员会。后者在１９５７年冬季的关键性的几个月中，丝毫不允许增加运量，并且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剩余能力，令所有其他石油公司惊恐不安。这是独立石油生产商与大型石油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斗争中的一场新较量。新泽西石油公司董事会的一份内部备忘敏锐地指出，铁路委员会代表了那些“通常只有国内利益”的得克萨斯独立生产商的观点。它担心，如果国内的原油和汽油存货增加，而欧洲却不增加定货，石油价格就会下跌。不管怎样，它所希望的是提高价格，而不是降低价格。该委员拒绝大幅度增产，招来了一场反对的轩然大波。英国石油公司的埃里克?德雷克说，这“对欧洲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新泽西石油公司的一位驻欧洲代表说，这是“灾难性的”，并且会使该公司对欧洲的供应量减少50％。艾登和麦克米伦都亲自对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的政策表示了抗议。英国报界指责这家隐藏在得克萨斯深处的名不见经传的神秘机构。针对英国的抱怨，年迈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委员汤普逊上校反驳说：“我们已经给它装运了不少原油，而它却批评我们没有按它的命令运出所有的原油。美国显然依然把我们看做是一个省或者是一块自治领。”到1958年春季为止，主要由于石油救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效，石油危机终于接近尾声。将近90％的供应缺额已经得到弥补。在欧洲，及时采取的储备措施加上温暖的气候，使剩下的缺额也大部分得到了弥补，因此实际短缺额是很小的。从总体上看，当时的欧洲经济还不像后来那样易受石油供应中断的伤害。1956年，石油只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20％。欧洲经济虽然正处于轻变之中，但仍然主要是一种煤炭经济。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了变化。1957年３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开通了。4月份。苏伊士运河经过清理，已经可以通过油轮。纳赛尔赢得了胜利。苏伊士运河已经无可争辩地归埃及所有，并且由埃及经营。虽然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导航员的衣着井不像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前任那样干净利落，但他们却相当胜任导航工作。波斯湾产油国渴望恢复石油供应。科威特因缺乏运输能力，石油产量已经下降了一半。４月份，美国政府中止了应急石油救援计划。５月中旬，英国政府停止了石油定量供应，然后采取了最后一道不情愿的措施，即指示“英国航运部门使用苏伊士运河”。以此为标志，苏伊士运河危机才真正地落下了帷幕。一位美国的参与者在回忆那场危机时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那几个月非同寻常，上演了精彩的喜剧，卑劣的阴谋剧和深刻的悲剧。但是从个人和民族的角度来看，主要还是悲剧。”对于被纳赛尔称做“艾登爵士”的安东尼?艾登首相来说，那是一幕巨大的个人悲剧。在那之前，他一向靠料事如神、富于勇气和外交技巧而政绩辉煌。然而，当纳赛尔凿沉船只的时候，艾登的声誉也被一同沉入了运河的水底。艾登的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宜担任首相工作了。1957年1月，他辞职了。最先得知此信的人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当艾登约他到唐宁街10号小客厅会面的时候，他就住在隔壁的唐宁街11号。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怅然若失的麦克米伦心情凄楚地沿着通道走回到唐宁街11号财政大阻的官邸。第二天早晨，他正在官邸中坐在一幅格拉斯够通的肖像画下读着《傲慢与偏见》以调理心绪，突然接到了请他去王宫就任首相的电话。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它造成了英国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严重断裂。苏伊士运河并不是英国衰落的先兆，而是使早就开始的衰落从此大白于天下。英国不再是第一流强国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国内的分裂不仅严重消耗了它的财力，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坚信，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做错什么事。数年之后，伦敦《泰晤士报》对安东尼?艾登做出了如下的评论：“他是相信英国是伟大强国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亲眼看到英国被危机证明不是伟大强国的首相。”此语堪做大英帝国的墓志铭，也道出了艾登的心境。未来的安全：油管与油轮苏伊士运河危机给国际石油工业带来了不少启迪。尽管运河已经恢复运营，石油公司对它的可靠性却已失去了信任。接着，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政府就扩建输油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但是，叙利亚禁止使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一事表明，切断输油管也是易如反掌。显然，输油管并不是解决石油安全过境问题的唯一对策，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围绕苏伊士运河生命线的一切激烈争论之中，有一个方案被人们忽视。如果说运河和中东输油管都易受损害，那么还有一个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即使用环绕好望角的航道。为了经济和实用起见，倘若利用这条航道向西欧供应石油，则必须使用装载能力更大、船体更大的油轮。然而工业界一般认为，从物理学角度而论，这种油是无法建造的。可是，日本的造船厂发挥了柴油发动机和优质钢材的优势，根快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壳牌石油公司高级经理约翰?劳登回忆说：“1956年，油轮的船主们还在说，大船过于昂贵，其燃料费用也太高了。令我吃惊的是，日本人不久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建造这种油轮了。”事实证明，这种油轮不仅出奇地经济，而且也符合安全标准。因此，超级油轮也同英国声势的衰落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崛起一样，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产物之一。苏伊士运河危机过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仍然对美国人怀恨在心。英国驻美国大使在1957年初措词尖刻地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像美国童子军一样看待殖民主义、联合国和玩弄辞令策略的有效性……他的天性和挽救健康的需要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无所做为的总统之一。”在危机期间，美国竭力试图利用阿拉伯产油国来巩固它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强调“把沙特国王扶植成中东地区的重要人物”，以便取代纳赛尔。他还向阿拉伯产油国明确表示，美国愿意为“在西欧恢复中东石油的市场”而努力。除了这种考虑之外，也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中东的稳定的亲西方政府，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英国和法国无疑同意这两项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在于目的。大西洋两岸都承认，有必要弥合苏伊士运河危机造成的分裂。以“处变不惊”而出名的新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承认他的内心经常因紧张恐惧而痛苦万状。他与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携手共事，并且保持着友情和相互尊重。当人们提到麦克米伦可能接替艾登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形容他是一位“坦诚、细致的人”，麦克米伦还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接受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沉痛教训之后，他说，“我们的一切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手中。”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对于艾森豪威尔的美好祝愿，麦克米伦答复说：“我对于将使我头痛的问题并无幻想。但是，３３年的议会生涯使我锻炼得坚韧不拔。我希望，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幽默感。”中东和石油以及欧美联盟的裂痕当然是一些最令他头痛的问题。正式的和解进程开始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参加的百慕大会议。会议是1957年3月在大洋高尔夫河俱乐部召开的。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麦克米伦着重考虑了石油问题。他调来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与中东安全两个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诚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就石油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谈话”，其中包括探讨鼓动建造超级油轮的可能性。苏伊士运河使所有西方强国都领教了变化多端的中东局势。在百慕大，英国强调，保持科威特和海湾沿岸其他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极易受到纳赛尔式政变的损害。双方同意，英国需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海湾的安全。麦克米伦把中东石油称为“世界的头奖”，敦促两国政府进行合作，以实现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他说，这就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使用过的那种“共同方式”。百慕大会议的确弥合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分裂。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许诺，每周以个人名义“无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总而言之，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确有共同的目标。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富于戏剧性地证明，在未来的岁月中，执牛耳者将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了。1970年，在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14年以后，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的胜利，爱德华?希思接任首相。他在唐宁街10号为当时已是埃文伯爵的安东尼?艾登举办了一次晚宴。保守党党魁希思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也有同样的头衔艾登以贵客身份重返唐宁街10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心境美好的夜晚。希思发表了诙谐和优美的讲话之后，艾登起身，即席致答。他为英国人民进行了特别的祈祷，祈祷他们在北海水下发现一个“石油湖”。这恰恰就是英国人在1970年开始做的事情，尽管他们未能及时利用这一发现，以避免爱德华?希思在另一次能源危机中垮台。如果英国人知道或者猜测到这样一个石油湖的存在，1956年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