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本书简介】当生命是你所能给予自己挚爱的人的一切时，你怎么可能不把生命献给他呢？对于贝拉来说，无可救药地爱上爱德华之后，生活既像是充满甜蜜的幻想，又像是深不可测的可怕梦魇。不管她作出什么样的抉择，都将牵动着两个族群的命运。从两人第一次牵手的那一刻起，贝拉和爱德华就明白对方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爱情就像雨后的阳光一样温润着他们的灵魂。幸福让人觉得温暖，却又让人如履薄冰。来自于不同世界的两个人的禁忌之爱，像狂躁的风暴蹂躏折磨着两颗脆弱的心。既然贝拉勇敢地作出决定，一连串空前的惊人事件便随之展开，在这动荡的一年，诱惑与冲突将带领她走向最后的关键时刻。贝拉飘舞的心绪终将情归何处？她与爱德华、雅各布三人的最后命运又将会如何？有如漫漫长夜之后的破晓，这段惊心动魄、千迴百转的罗曼史最终迎来了令人惊讶、屏息的结局。 《苏菲的世界》的作者乔斯坦·贾德创作的首部爱情哲理小说——《橙色女孩》的中文简体版即将出版。 乔斯坦·贾德是深受全球读者喜爱的挪威作家，他擅长以对话形式述说故事，能将高深的哲理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融入小说情境。1991年他创作的哲学启蒙小说《苏菲的世界》享誉全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苏菲的世界》中文简体版自1995年在国内面市至今，据不完全统计，销量已经超过50万册，且长期高居国内畅销书榜前列。乔斯坦·贾德的作品动人心弦，启发无数读者对于个人生命、对于历史中的定位以及浩瀚宇宙的探讨。《苏菲的世界》为乔斯坦·贾德赢得了世界级心灵作家的声誉。此外，他还创作了《纸牌的秘密》《喂，有人在吗？》《圣诞的故事》《虚伪的生命》《玛雅》等一系列作品。 2003年底，作家乔斯坦·贾德将一个来自遥远冰雪世界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哲理故事——《橙色女孩》奉献给了全世界的读者，该书甫一面市，便被34个国家和地区竞相购得版权，29种语言几乎同步上市。小说《橙色女孩》文字风格清新简洁，字里行间传达着爱的智慧。故事讲述了主人公乔治在14岁的某一天，意外地得到了已去世多年的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父亲向乔治吐露了一个秘密，一个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 70年代末一个深秋的下午，在电车站，父亲撞翻了一个身着橙色衣服的女孩怀抱的满筐橙子。之后他们在一间咖啡馆里再次邂逅，女孩仍然穿着那件橙色衣服，怀里依旧抱着一大袋橙子。正当父亲为他俩再次的偶遇感到诧异时，女孩眼里竟满含泪水地转身而去。父亲木然地伫立在街头，任由她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 他们第三次相遇是在圣诞节那天。分别时，父亲终于向女孩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并问她何时还能相见。女孩许诺半年后愿与他长相厮守的约定，随即再度消失。 当他们又一次相遇时，父亲终于知道了这个神秘的橙色女孩的全部故事。 父亲在信里回忆了他与橙色女孩从恋爱、结婚……直到他生病写这封信时的那段美好时光。同时，“短暂与永恒”“生命与死亡”这一永恒的哲学命题，再一次以文学的幻化形式从乔斯坦·贾德的笔下淌出。从此，乔治的生活因这封超越时空的信而变得不平凡。他能够透过这封信，解开这个由生死、爱情、人生及时空所交织而成的谜题吗？面对生与死，相聚与分离，希望与绝望，幻想与现实，时间与空间等种种问题，他又将做何选择？ 日前，接力出版社已经购得《橙色女孩》的中文简体字版权，中文简体版目前正在紧张编辑，预计2004年夏天由接力出版社奉献给喜爱乔斯坦·贾德作品的国内广大读者朋友。 我父亲死了已有十一年，当时我才四岁。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能再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现在，我们正在共同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就是这本书中开头的几行，它们都是我写的；但我父亲很快就会加入进来，毕竟这本书的大部分都得由他来讲述。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真能记起我父亲。也许我只能认为，我之所以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我经常翻看他那些照片。　　有一幅照片上，我和我父亲坐在客厅里的皮质旧沙发上。他当时似乎正在讲什么有趣的事儿。那张沙发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可我父亲已不再坐在那里。　　另一幅照片则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坐在玻璃走廊上的绿色摇椅里。我父亲死后，这幅照片就一直挂在我的房间。此刻，我试图止住摇椅，因为我要把我的所有想法，都写进一个厚厚的记事本。以后，我还要把所有这些都输入我父亲留下的那台旧电脑中。　　关于这台电脑，我还有得说的。为此，我必须回到过去。　　我们家里还有我父亲的录像带。有一段录像上，父亲和我坐在我们位于费尔斯多伦的度假寓所外面。时值复活节，外面阳光灿烂。我们俩各自的手里拿着半只甜橙。我正使劲儿地吸吮橙汁，我手里的橙子还没有剥皮。我父亲可能正在思索某些完全不同的橙子，这一点我相当肯定。　　就在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对劲儿。他病了大约半年。他担心他很快就会死去。我相信，他知道他会死的。　　妈妈常常对我讲，我父亲当时特别伤心，因为他知道，在他能真正认识我之前，他就得死去。　　我父亲当时坚定地认为，跟一个年仅三岁半的小男孩，不可能真正有话说。今天，我已明白他的意思，而且，要是你读完了这本书，你也会理解他的。　　今天，我满十五岁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十五岁零三周。我叫乔治·罗德，住在奥斯陆的胡姆勒街，跟我妈妈一起，还有尤尔根和米莉娅。尤尔根是我的新父亲，可我从来就只叫他尤尔根。米莉娅是我的小妹妹。她才一岁半，真是小得让人没法跟她正式讲话。　　我父亲死后，爷爷奶奶曾到我们家来，帮我妈妈收拾我父亲的东西。可是他们当时却没有发现某样重要的东西：那是我父亲写的东西——在他被送去住院之前。　　当时没人知道这事儿。“橙色女孩”的故事是这周星期一才冒出来的。事情的经过是：奶奶想从工具间里找样东西，却在我小时坐过的那部红色童车的坐垫下发现了它。　　我父亲写下它的时候，我才三岁半。它实际上是我父亲特地为我写的。他当时写下这个“橙色女孩”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长大以后才看，也就是说，当我大到能够读懂它时。为此，他当时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　　我们希望自己写好的东西，在四个小时，十四天，或者四十年以后，才被人读到——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橙色女孩”的故事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是为一个年满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名叫“乔治”的少年写的。也就是说，是给我父亲当时还不认识的那个“乔治”写的；并且他还不得不假设，他永远也不可能认识他了。　　现在，这个故事终于必须真正地开始了。　　将近一周之前，我从音乐学校回到家里。我惊讶地发现，爷爷奶奶看我们来了。他们突然从通斯贝格赶过来，而且还要在我们家住一宿。　　妈妈和尤尔根也在场。当我进屋脱鞋的时候，四个大人似乎都怀着某种难以形容的期待——他们真的在等我。可我的鞋又脏又湿，竟然无人过问。我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　　奶奶讲出事情的原委：她发现了一封信，是我父亲临死之前不久写给我的。我感到，我的胃在剧烈地痉挛。他已死去十一年。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书信--它听起来严肃得可怕，犹如一封遗书。　　奶奶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这信是封了口的，上面只写着“乔治收”三个字。我撕开信封，抽出厚厚的一叠纸来。我一看，顿时吓了一大跳，因为第一页上写着：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　　我感到有些头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一封来自我父亲的信？可这是真的吗？　　奶奶说她相信，他们已经解开了一个为时已久的谜——如她所言，一个谜。这听起来相当神秘，可事情确实也很神秘。　　我父亲得病以后，曾对我妈妈说过，他想给我写点儿什么。他想写一封信，一封等我长大以后才可以看的信。可是，他说过的那样一封信，却至今没有出现过——我现在都满十五岁了。　　最近，我奶奶忽然记起另外一些我父亲说过的话。他曾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那部红色的童车。“你们一定要留着那部小推车”，他曾说，“在这几个月里，它对于乔治和我是那么的重要。因此我希望，乔治以后还能看见它。等他长到够大的时候，他就会明白。”　　所以，那部旧童车一直保留着。奶奶说，她用了十一年时间，才最终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时至今日，她才想起，或许应该有人到工具间里去，稍微仔细地瞧瞧那部旧童车。奶奶的预感没有骗人。那辆小车的确不单是一辆小车——它是一只“邮箱”。　　为什么十一年前竟然没人能进入我父亲那台旧电脑。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谜中之谜”。他就是在那台电脑上写的这封信。当然，他们也多次尝试过，但却猜不出我父亲设置的电脑密码。那组密码充其量不过是由八个字符组成的——当时的电脑技术也就这个水平。结果，他们只好将那台旧电脑束之高阁！　　关于我爸爸的电脑，稍后我还有更详细的描述。　　现在，终于轮到我父亲发言了。在他以下的叙述中，我会不时地穿插一些自己的评注。最后，我还要写几句“附言”。我必须如此，因为在这封长长的书信里，我父亲向我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他而言，极其重要。　　我拿了一瓶可乐，当然还有那叠信纸，钻进自己的房间。我坐到床上，开始读信。　　你坐好了没有，乔治？无论如何，你可得坐稳啊，因为我马上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会令你的神经高度紧张。也许你已经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张黄色的皮沙发上，要是你们还没有买一张新沙发取代了它——可我又能知道什么呢？我当然不知道，眼下是什么季节。甚至，你们也许已不住在胡姆勒街。　　我又能知道什么呢？　　我一无所知。如今是谁在领导挪威政府？谁是联合国秘书长？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我只知道你是谁，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你看到这封信时，有多大了。也许你已十二岁，或者十四岁，而我，你爸爸，早已出离了你的时代。　　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此时就已经像个幽灵。我们存在着。在此存在中，我们不占有一席之地，我们还分得了相应的时间。　　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的出发点只能产生于我此时所处的环境。我写信的时间是：1990年8月。　　今天，也就是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肯定早已忘记了，你和我在这个和暖的夏天经历的大多数事情，当时你才三岁半。但是，眼下这些日子仍然属于我们，我们还能在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　　我要向你倾吐一些目前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思绪。随着不断流逝的每一天，随着我们一起完成的每一件新的小事，你将来回忆起我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长。我现在开始以周和天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时间。　　如今，我已不再希求，能获得比我至此为止已经有过的知识和经历更多的见闻和体验。我只是无比渴望地想要保持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然而，这一切却在悄然溜走，乔治。那些“不速之客”已开始行动，它们正贪婪地吞噬我的生命力。它们应该感到羞耻。 那是一些无情的疾病，它们能立刻将任何人捆绑在病床上。可怕的疾病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直到它最终把你掀翻，并永远打倒在地。也许你还知道，我是医生。你妈妈一定对你讲过我的一些事，这我敢肯定。现在，我已让人给我开了病假，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可不是那些愿意被医生牵着鼻子走的病人。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算方式里，或者说，在我们这最后的相处中，有两种时间。我有时觉得，我们似乎分别站在一座浓雾弥漫的山巅，我们试图穿越这段距离找到对方。可我们之间隔着一条“魔谷”。你刚刚跨越你生活道路上的这道深谷，而谷底的我，却可能永远见不着你了。尽管如此，在这些午后的日子，我仍然努力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现在”--汇聚于这个时刻，也就是你将来某时阅读此信的时刻，而这一时刻只属于你。　　你必须知道，此时我浑身灼热，因为我是在给我遗留于世的儿子写信。虽然看见我写给你的这些文字，也将使你深感痛苦；可我相信，你如今已长成了一个小男子汉。既然我能把这些字句写到纸上，你也就必须能够承受对它们的阅读。　　你都看见了，我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我也许会离开，离开太阳和月亮，以及所有的一切——首先是你妈妈和你。这就是真相，它令人痛苦。　　我要向你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乔治，所以我才写这封信。可在我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先讲讲那个令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故事——我已答应过你。　　自你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希望能给你讲这个故事。今天，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还太小，你当然听不懂这个故事。因此，它应该作为一份小小的“遗产”留给你。它应该好好地保存在某处，默默地期待着你生命中的某一天。　　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天。　　读到此处，我不由得抬起头来。我曾常常试图回忆我父亲；这会儿我又再次尝试。可我的印象是，我关于他的全部记忆，几乎都出自那些录像带和那本影集。　　此外还有一些事情，在这封我正在阅读的长信中，我父亲也问到了：　　请告诉我，哈勃望远镜现在的情况怎样？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儿吗？当今的天文学们对宇宙的结构了解得更多了吧？　　读到这里，我感到背脊一阵冰凉；因为我刚刚写了一篇很长的家庭作业，谈的正好就是这部太空望远镜——按英语中的说法，也就是“哈勃空间望远镜”。那次作业，班上的同学有人写“英式足球”，有人写“辣妹演唱组”，还有人写“罗德·达尔”。而我却跑到图书室，借出了所有关于哈勃望远镜的资料，然后写了一篇作业。我前几周才交了家庭作业。老师在我本子上写下的评语是：“对于这个艰深话题的一次如此成熟、深思熟虑和知识丰富的尝试”，令他十分感动。看了老师的评语，那一瞬间，我体验到了也许从没有过的自豪。老师的评语前面，还有一行题词：“献给一个业余天文学家的鲜花！”他甚至在旁边画了一束鲜花。　　难道我父亲是个“千里眼”？或者说，他在我完成家庭作业后才几周，就向我问及哈勃望远镜的事儿——这纯属偶然？　　难道说，这封信根本就不是真的？或者，我父亲还活着？又一阵寒意倏然掠过我的脊梁。　　我坐在我的床上，脑袋都想痛了。1990年4月25日，哈勃望远镜由“发现号”宇宙飞船送入轨道，开始环绕地球运转。那恰好是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就在1990年复活节过后。这一点，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同时性，我倒还从没有思考过。也许，就在载有哈勃望远镜的“发现号”飞船，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同一天，甚至同一小时或者同一分钟，我父亲便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于是我才能充分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太空望远镜的命运这么感兴趣。后来，很快就发现由于镜片磨制时的某些疏忽，哈勃的主镜存在严重镜面误差。我父亲当然不知道，1993年12月底，“奋进号”飞船的宇航员上去修正了那个瑕疵；因为那时，他已去世几乎刚好三年。自然，他也不可能知道，1997年2月，人们又给哈勃望远镜装配了一些有助于它增强“视力”的高级仪器。 我父亲已经去世。他不知道，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清晰的宇宙图片。我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其中的许多照片，而且还插了一些在我的作业里。有几张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挂在我的房间里。例如，有一幅就是位于“称船底座”的“埃塔”星的高清晰照片。这颗超巨大的变星距离我们太阳系八千多光年。“称船底座”的“埃塔”星是银河系最庞大的星球之一，它会发生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直到最终坍陷，变成一颗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我最喜欢的另一张图片，上面是位于“天鹰座”（也叫“M16”）内，由巨大的气体和尘埃形成的柱状体——那就是星星诞生的地方！　　与1990年相比，我们当今对于宇宙的认识自然要丰富得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成千上万的河外星系和星云的图片。这些天体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通常都有数百万光年之远。此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宇宙过去的、简直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片。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神奇：人们居然能够获得宇宙过去的照片。因为，从河外星系发出的光线可能需经过难以想象的上百亿年，才能到达我们地球——宇宙本身就大得难以想像。哈勃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一些河外星系的照片，它们离地球有一百二十多亿光年。也就是说，哈勃看到了宇宙历史上一百二十多亿年以前的样子。这可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想像——要知道，当时，宇宙诞生还不到十亿年啊！　　我父亲提到太空望远镜令我感到十分恐怖。我对太空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把目光从发生在我们地球的那些事情上转向太空的这种能力，或多或少有些遗传性。在家庭作业中，我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别的，然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哈勃望远镜来写。我父亲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呢？　　此时已不难理解，他为何还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要知道，我生于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联合国日”。现任秘书长名叫科菲·安南；而挪威政府元首如今是克尔·马内·邦德维克——他刚刚取代了他的前任金斯·斯托滕贝格。　　我沉浸在自己的纷繁思绪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敲门，她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还正常。“别来打扰我”，我大声说，我才看了四页呢。　　我心想：你尽管讲吧，我的父亲，给我讲那个“橙色女孩”。我坐在这里期盼着，因为你说的那一天，它已经来临——此刻，正是我读信的时候。　　橙色女孩的故事始于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国家剧院外面等待有轨电车。那是70年代末期，时值晚秋。我刚刚开始不久医学系大学生的生活。　　有轨电车终于来了。我登了上去，它开往终点站弗龙讷，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女孩。她站在过道上，抱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尽是滚圆饱满的甜橙。她穿一件橙黄色的旅行滑雪衫。她身上具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某种莫可名状的、神奇而迷人的特质。　　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目光表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我——从那些由车站涌向电车的人群中。这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几乎令人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结成了某种“秘密同盟”。我一进入电车，她的目光就牢牢地盯着我。当时我颤抖得很厉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也不知她的名字；然而，从最初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力量。　　她比我矮一头，长长的黑发，褐色的眼睛。我估计，她大约十九岁，也就是说，跟我一样大。她对我大胆而狡黠地微笑，仿佛我们是老相识，或者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共同生活过整整一辈子——她和我。我感觉，从她褐色的眼里，我读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那袋子里一定塞了五公斤橙子，甚至，也许有八公斤，或者十公斤。　　当时，我们乘坐的电车正要拐进弗龙讷大街，却发生了上面那一幕——这正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　　车子摇摇晃晃地行驶着。我紧张地发现，这位橙色女孩似乎有些站立不稳了。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就是必须挽救那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使之免遭“不幸”的人。现在……是的，就是现在！　　就在那一刹那，我奋力挺身上前。我迅猛地伸出双臂，一手托住了纸袋，另一手紧紧地搂住了那位年轻女子的腰肢。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穿着橙色旅行滑雪衫的女孩，她居然松手让那个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掉了下去。或者说，也许正是我，是我把她的袋子撞出她的怀抱，“哗”地一下就飞了出去。结局自然很可悲：可能有三十或四十个橙子，它们骨碌碌地滚到周围乘客们的身上，或掉到了地上……反正满车都是橙子。在我至此为止的短暂一生中，肯定也曾发生过这样那样令人难堪的事情；可是这一次的难堪，却真的不能不说是“登峰造极”了。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最难堪的一刻。　　这时候，那女孩已转过脸来，她不再微笑。起初，她看起来只是有些伤心，至少她脸上掠过了一道阴影，好像每一只橙子对她来说都特别重要。没过多久，我敢肯定，她已开始愤怒地抬头盯着我，并以这种方式让我非常明白：她已认定，我应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负责。我感到，仿佛她生活的一半都已被破坏。顿时，我也觉得，我似乎已毁掉了我的未来。　　我惶恐不安地四肢着地，在脏兮兮的横七竖八的靴子和皮鞋之间钻来钻去，为了尽可能捡回一些散落的橙子。我能找回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起初那个装橙子的大纸袋，已经裂开了。我很清楚，它对我们已经毫无用处。　　最后，我怀里抱满橙子——还有两个我已塞进裤兜，再次走到那个身着橙色滑雪衫的女孩面前，她看着我的眼睛，不无挖苦地说：“你这个圣诞老人！”　　她在责备我，这是显然的，可她的情绪似乎也由此又变得好起来了。于是，她用一半是和解，一半是嘲讽的口气问我：“我可以要一个橙子吗？”　　“请原谅”，我喃喃地说，“请原谅。”　　此时，电车停靠在弗龙讷大街的“穆尔豪森”糕点铺外。车门打开，我慌乱地向那个在我眼里几乎有些超凡脱俗的橙色女孩点了点头。她敏捷地伸手从我怀里拈了一个橙子，随即魔术般地消失在大街上，就像童话里的仙女。　　有轨电车又动了起来，继续沿着弗龙讷大街行进。　　“可以给我一个橙子吗？”听见没有，她居然那样说，乔治！可那些橙子本来就是她的啊。那些橙子——我手里捧的，裤袋里装的，其余的滚得满车都是。　　我突然间变成了这样一个家伙：他抱着一大堆橙子站在那里，可它们都不是他自个儿的。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橙子小偷。我在下一站也下了车，就在弗龙讷广场。　　下车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设法尽快摆脱这些橙子。很快，我发现了一位推着童车的女士。我慢吞吞地、心怀鬼胎地靠近她，抓住机会，把所有的橙子都一古脑儿地放在那辆小车的粉红遮阳篷上，包括我裤兜里那两个。这一切发生在一两秒之内。　　或许该让你看看那女人的表情，乔治！我觉得，我有必要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请求她，接受我送给她的宝贝儿的这份小礼物；因为在这深秋时节，应当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充足的维生素C。这很重要，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补充说，因为我本人毕竟就是学医的。　　说完，我撒开两腿，一阵狂奔，穿过了弗龙讷大街。我必须要找到那个橙色女孩，并且要对她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我要跟她重归于好。　　我很快就来到那个神秘的橙色女孩拿着一只可怜的橙子走出电车的那个地方。我站在那里茫然失措：这里有数不胜数的街口，我不知道该走哪一个。橙色女孩早已消失得杳无踪影。 这天下午，我继续在弗龙讷一带来来回回地找了好几个钟头。每当我看见类似于橙色滑雪衫的东西，我的心就禁不住陡然狂跳起来。可是，我真正要找的那个人，却好像已被大地吞没。　　那天傍晚的其余时间，我一直想着那个穿着橙色滑雪衫的姑娘。我断然决定，我要尝试一切途径，我一定要找到她。就像得力于一个神秘的魔咒，她已被置入我和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　　我不断想到那些橙子。她要那么多橙子干嘛呢？难道她会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剥开，然后通通吃掉？一个接一个地，比如说作为每天的早餐或午餐？这个想法令我十分激动。也许她病了，必须坚持某种特殊的食疗，我也产生了这种想法，而且这令很我紧张。　　但也有其他可能性。也许她想为一次有上百人参加的聚会做一顿大型的橙子布丁。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心生醋意：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接到参加这次聚会的邀请呢？或许，橙色女孩想用那些橙子榨出许多汁来。她目的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想把橙汁储存在她狭窄的学生宿舍里的冰箱内。或者可以说，因为她讨厌超市里卖的那种橙汁，它们是用来自加利福利亚的廉价浓缩橙子精勾兑的。或许她对这种东西过敏。　　可是说到底，无论是橙汁，还是橙子布丁，我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很快，我又萌发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设想：橙色女孩穿着的那件旧滑雪衫，跟罗德·阿蒙森当年到北极探险时所穿的服装是同类的。我相信，橙色女孩自然是想要乘雪橇横穿格陵兰冰原，她起码也要穿越哈丹格维达荒原。如此一来，如果利用狗拉雪橇上携带八到十公斤橙子，此举就绝非愚蠢了。否则，贸然进入茫茫冰原，极有可能死于维生素缺乏导致的坏血病。　　于是，我就这样沉湎于自己的幻想。还有“滑雪衫”这个词，它不正是出自北极的因纽特人吗？那女孩肯定是把格陵兰选作了探险目的地。可是，她为什么要作这次格陵兰探险之旅呢？　　噢，乔治，写到这里，我得稍稍打住一下。　　我如此愉快地描述着多年以前的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你也许觉得有些奇怪。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支欢快的插曲，几乎就像一段默片，而我想让你也体验一下那种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感到特别快活，我指的是现在，我描写此事的时候。事实上，我已无所适从，或者老实说，我已无所慰藉。这一点，我不想隐瞒，可是，你不要为我担忧。你绝不会看到我流泪，我已下定决心，我能控制自己。　　你妈妈就要下班回来了，此时此刻，只有我们俩在家。你这会儿正坐在地板上，握着彩笔画画。你还不会安慰我，或者说，你这样就是在安慰我。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当你读到你曾经的父亲写下的这封信，或许你会对这个人产生一份令人宽慰的想法。而此时，单是这种想象就足以让我感到温暖。　　时间。乔治，时间是什么？　　我望着编号为“1987A”的那颗超新星的一张照片。这张图片大约是哈勃望远镜在我父亲发现自己得病的那个时刻拍摄的。　　我当然为他感到遗憾。可我不能肯定，他用他那些阴郁的苦衷让我现在感到异常沉重，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我确实无法为我的父亲做些什么。他生活在不同于此时的另一个时代，而我必须过我自己的生活。　　说实在的，我觉得，没有父亲的成长过程，也并不是特别可怕。你死去的父亲突然从墓穴里对你开口讲话，这才是真正让人惊骇的场面。　　我分明感到，我的手心已汗津津的。可我当然还要继续把我父亲的信看完。他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信。这也许是好事，也许不好。对此，要我现在来下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　　他可真是一个可笑的怪物，我想。因为我觉得，年仅十九岁的他，在70年代末期的秋天，对他在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里遭遇的那个抱着一大袋橙子的女人的这些胡思乱想，简直就是小题大做。男男女女们彼此之间暗送秋波，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亚当和夏娃开始，他们就会搞这一套了。 然而，我父亲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写，他爱上了她？事实上，对于这一点，当他为了那些橙子挺身而出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子肯定已然心领神会了。姑且不说最后，他还一手搂住了她的腰。也许他还暗中渴望，能跟她共舞一曲“橙子华尔兹”呢。　　可我此时才读了故事的开头。或许，关于这个“橙色女孩”还真有什么奇特的秘密。若非如此，我父亲绝不会写那么多关于她的事。他生病了，他知道，他也许就要死去。因此，他所写的一切，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许对我而言，也是这样的。　　我一口喝掉剩余的可乐，继续往下看。　　我还能再次见到那个橙色女孩吗？也许不能了，她也许住在另一个城市，也许她在奥斯陆短只是短期逗留。　　现在，当我走在大街上，当我看见行驶在弗龙讷一线的电车，我就会习惯性地扫视所有的车窗，为了确定，橙色女孩是否就在乘客之中。我傍晚时的散步也总是把我引向弗龙讷。每当我在街上看见红色或橙色的东西，我就会想，这一次——这一次，我终于又看见她了。可是，我每次的期望越大，失望也就变得越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有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想去位于卡尔·约翰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那是我和我的几个同学经常光顾的老地方。我推开门，刚一进去，便不自主地吓得后退了半步——因为橙色女孩就坐在里面！她以前从未来过这里，此刻，她正坐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本有彩图的书。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她搁在了此处，为了等候我的到来，为了让我与她重逢。她依旧穿着那件旧滑雪衫。现在你听着，乔治，你或许难以相信，可这是真的：在她的怀里，在她与那张小咖啡桌之间，夹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又圆又大的橙子。　　我感到惊恐，因为我又看见了橙色女孩：她穿着同一件橙色滑雪衫，抱着同样的装满橙子的纸袋。这情景恍若海市蜃楼，令我感到极不真实。从这一刻起，那些橙子本身就变成了我必须为之寻求解释的那个谜团的真正内核。　　我几乎是蹑手蹑脚地溜进了咖啡馆，悄然坐在距她两、三米远的位置。在我作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决定之前，我只想静静地看着她，享受那种难以言说的观感。　　我暗想，她并没有注意到我。但她忽然从书上抬起目光，大胆地盯着我的眼睛。她将我逮了个正着，因为此时她已发现，我在观察她。她温暖地微笑着。而这种微笑啊，乔治，它能将整个世界都融化；因为，要是整个世界都看见了它，它就会蓦然终结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战争与敌意，至少能实现长期停火。　　此刻的我已别无选择。我想，我必须跟她建立联系。我慢慢向她走去，坐在她桌旁的一把椅子上。　　我们默默无言地凝视着对方，就这样过了好几秒。看来，她并不打算立即开口跟我说话。她久久地盯着我的眼睛，肯定足足有一分钟之久。这时，我的目光也不再退避。　　是该说话的时候了，可我却无限迷惘。我只能呆呆地坐着，我无法动弹。我在想啊：我们曾经是两只勇敢的小松鼠，独自生活在一片小树林里。她特别喜欢跟我捉迷藏。为了找到她，每次我都不得不在林子里上窜下跳地搜寻。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到，我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啊。于是，就轮到她蹦蹦跳跳地来找我了。我会藏在一个老树墩背后，然后偷偷欣赏她追寻我时那副焦急的俏模样。或许，我甚至还有一丝害怕，因为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我的左臂放在桌面。忽然，她将她的右手放进我手里。她把书搁在橙子上面，她的左手仍旧稳稳地托着那只大袋子。她似乎有些担心，怕我会再次从她怀里夺走纸袋，或者再次把它撞到地上。　　此时，我已不是那么紧张。我只深深地感觉到，一股温暖而清凉的力量，从她的指端涌入我的指尖。我想，她肯定拥有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而且我还相信，这必定与那些橙子有着某种联系。 这是一个谜，我想，一个美妙的谜。　　随后，我再也无法继续沉默。我相信，我们当中得有人开口了。可是，也许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或许，那样做会违背橙色女孩所代表的某些“规则”。我们继续深深地凝望彼此的眼睛。我说：“你是一只松鼠。”　　听了我的话，她的笑意无比柔美，她温柔地抚摸我的手。然后，她猛然松开我的手，庄严地站起身来。她抱着那只大袋子，出门走到街上。在她转身之际，我蓦然发现，她的眼里泪光莹莹。　　顿时，我浑身瘫软，我哑然失语。就在几秒钟之前，橙色女孩还坐在我面前，她握着我的手。而此时此刻，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没有追上去，乔治。我相信，那样做可能也会破坏她的“规则”。我已被她征服，我已精疲力竭，我已心满意足。我已体验了美妙的、谜一样的东西，甚至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都还能继续享受着它不绝于怀的余韵。我想，我肯定还会再次与她邂逅。这一切都由是某种强大、然而却无法解释的力量在引导。　　她是异类。她出自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妙的童话，但她却踏入了我们的现实。也许，她来到人世，只是为了办理某件重要的事情。也许，她是来拯救我们免遭某种祸患的，也就是有些人称之为“世界末日”的那类灾难。我一直相信，只有一种存在，只有一种现实。可是不管怎样，却有两类人。橙色女孩属于一类，我们属于另一类。　　可是，她的眼里为何噙着泪水？她为什么要哭？　　现在，我真的被这个故事给弄糊涂了。那个橙色女孩先后两次抱着一个大袋橙子出现在我父亲的面前——这很神秘。她默默无语地抓住他的手，深深地望着他的眼睛，随即却突然跳起来，哭着冲出那个咖啡馆。这可是些奇怪的举动，真的值得注意！　　这个橙色女孩让我父亲为她魂不守舍。可是我想，当他有机会对她讲话时，他嘴里冒出的那句“你是一只松鼠”，却无疑完全是令人失望的。他已经说过，当他吐出这句白痴般的话语时，他是那样的不知所措。世界上可说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啊，为何他偏偏就冒出那样一句话来？噢，不行，我的父亲，你这个谜我无法破解。　　我无意在这里充当什么聪明角色。我愿意头一个承认，要对人们——如常言所说——“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面我已提到过，我在学钢琴。我当然不是什么超级钢琴家，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弹出来。每当我独自坐在那里，庄严地奏响《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恍然坐在月球上，面前是一台巨大的三角钢琴；而月亮、钢琴还有我自己，此时正在围绕地球转。我想，整个太阳系里都能听见我演奏的乐音，即使冥王星上听不清，在土星上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我已开始练习第二乐章（小快板）。对我来说，这一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我的钢琴老师给我做示范演奏时，听起来很棒。一听见这段音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机械小玩偶，它们正沿着购物中心里的阶梯跳上跳下！　　至于《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就让自己免弹了。这不仅是因为它太难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听起来令人恐怖。第一乐章（舒缓的柔板）非常优美，或许还有些阴郁。与此相反，最后一乐章（快速的急板）则简直具有威胁性。假如我要乘太空船在某个星球上登陆，可那儿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在三角钢琴上敲打《月光奏鸣曲》的第三乐章，我会立即扭头呼啸而去。可要是这个小家伙演奏的是第一乐章，我也许会在那里小住几天呢；无论如何我会试着跟它攀谈，并仔细询问我所降临的这个也有音乐的星球上的某些情况。　　有一次我对我的钢琴老师说，贝多芬的心中同时有着地狱和天堂。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然后她说：“你已经理解了这首曲子！”并且，她还给我讲了一些有趣的事。贝多芬本人并不把这支曲子叫作《月光奏鸣曲》，他给它起的名字是：c小调奏鸣曲，作品第27，编号2；副标题是：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意思是：“一支几乎是幻想的奏鸣曲。”我的钢琴老师觉得，对于“月光奏鸣曲”这样的名字来说，这首曲子太紧张了。她说，匈牙利钢琴家弗朗茨·李斯特称第二乐章是“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鲜花”。我本人倒宁愿说，它是两个悲剧之间的一场诙谐的木偶戏。 我已讲过，我完全能够想象，对人们“青睐”的某个童话发表意见，这有多么困难。以下就是一段真实的告白，因为其中涉及的，就是我已经体验过的类似东西——就在音乐学校：　　每周星期一，六点到七点，我得上钢琴课。有一个女孩的小提琴课也排在这个时间。她可能比我小一、两岁。我得承认，我事实上对她有些“青睐”。上课之前，我们得先在休息室等一会儿，大约有五到六分钟时间，然后才开始上课。我们极少说话。可几周之前，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一周之后，她又问了一次。我说，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她的琴盒会淋湿的。此外，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我必须承认。由于她并没有正式开始跟我讲话，我也不敢尝试。也许她觉得，我看起来像只虱子一样渺小。但也有可能，她喜欢我，只不过她跟我一样腼腆。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可我知道，她叫“伊莎贝尔”。这是我从她们提琴班女生名单上查到的。　　我的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应对，假如她也突然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假如她忽然泪光闪闪。此时我在想，我只比当年的父亲小四岁——当他和橙色女孩相遇时。我能理解，那种相遇对他而言，绝对是一次“震撼”。因此，“你是一只松鼠”，他说。　　我相信，我能很好地理解你，我的父亲。现在，你尽管接着讲。　　就在那次短暂的重逢之后，我对橙色女孩的寻觅，进入了一个合乎逻辑的、有系统的阶段。然而，又过了许多漫长的日子，我连她的影子也没看见。　　我不想在此复述我的种种尝试和那些失败的经过，乔治，那将冗长无比。为了找到她，我常常冥思苦想，我甚至对一切线索条分缕析。有一天，我产生了以下的想法：我前面两次都是在星期一看见橙色女孩的——这一点我可还没有注意到呢！还有那些橙子，这是她留下的唯一真实的线索。凡是有点挑剔的人要买橙子，我想，多半会到大型水果市场上去选购，比如说，到扬斯托克去。那里当时是奥斯陆唯一一处大型果蔬市场。而且在扬斯托克，我想起来了，难道不正是用橙色女孩手里那种褐色大纸袋装东西吗？　　这是我的许多推理中的一种。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一，我便去扬斯托克买水果和蔬菜。　　头两次，我都满怀失望地无功而返。第三个星期一，我猛然看见一个橙色的身影出现在市场的最里面。我十分肯定，我看见了一个穿旧滑雪衫的年轻女人！她不正站在一个水果摊前，往一只大纸袋里拣橙子吗？　　我悄然穿过市场，很快来到距她几米之远的地方。原来，她就是在这里买的橙子！我顿时觉得，我已将她“当场抓获”。一想到这里，我就膝盖发颤，我害怕自己会瘫倒在地。　　橙色女孩的纸袋还没有装满，因为她的购物方式有别于所有其他人。你不妨想想看，我久久地注视着她：她将那些橙子一个一个地举到眼前，聚精会神地仔细检查；然后，要么将它放进纸袋，要么重新放回水果堆里。　　橙色女孩一丝不苟地比较那些橙子，她似乎要找到尽可能不相同的橙子——大小、形状和色泽不同的橙子。还有一个细节也很重要：她选出的有些橙子还带着新鲜的树叶。　　这时候，纸袋装满了。橙色女孩付了钱，然后朝斯多尔路方向走去。她径直走到路边，钻进一辆白色轿车，一辆丰田车，开车的是一个男人。　　我觉得，我这时还不能向她冲过去。我不想认识这个男的。随后，车子起步了，它拐过街角便消失了。　　又一个重要的细节，你可要记住，乔治：就在橙色女孩抱着纸袋上车的那一瞬间，她突然转身看了我一眼。至于她是否认出了我，我不清楚。　　这个幸运的男人是谁呢？我无法确定，他多大年纪。他有可能是她父亲，但也可能就是……但很有可能的是，丰田车里的那个男人，要跟橙色女孩一起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冰原。而他们俩的搭档，无疑就是那八只会拉雪橇的狗。 第二天早上，我狂躁的神经终于安静下来。我想：在十二月，决不会有人乘雪橇穿越格陵兰。十二月的探险队应该往南极洲进发。从而，他们也不会到奥斯陆来购买橙子，而是该到智利或者南非筹办这类东西。甚至根本就不能肯定，是否真有必要带上橙子。有谁能戴着笨重的极地手套，用手剥开一个个冻得石头一样坚硬的橙子呢？在那里，必要的、一定量的液体，可以通过几滴汽油和一只旅行炉灶解决。别忘了，那里有无穷的冰雪，也就是水；而橙子的成分百分之八十便是水。　　亲爱的、小小的橙色女孩，我在想，你到底是谁？你来自何方？你现在何处？　　妈妈又在敲门了。“怎么样啊，乔治？”她在外面问我。　　“我很好”，我说，“现在别来烦我！”　　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我当然不会告诉她橙色女孩的事；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父亲向我透露的这一切，他还从未对我妈妈讲过。否则，我肯定早就从妈妈口里有所耳闻了。要是那样，我父亲也就不必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宝贵的最后时光，浪费在这封漫长的书信上。或许，他青年时代经历过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他想以此告诫他的儿子，当心这些东西——这也就是人们场说的、人生经验的“口授心传”。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相信，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想问我。　　至此为止，他只是问过关于哈勃望远镜的事。真可惜啊，他已经不可能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恰好非常丰富！　　“望远镜”的意思大概就是：让人看见远处的东西。可是，这个关于“橙色女孩”的故事，真的会与太空望远镜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相信，天上的星星在“眨眼”。其实，它们才不会“眨眼”呢。这种假象产生的原因，仅仅在于大气层的不稳定。这正如波动的水面有时会让人产生错觉，让人误以为，湖底的石头在游弋或晃动。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从游泳池底部往水面看去，我们的目光往往会看不清池边物体的运动状态。　　地球上没有任何望远镜，能够为我们提供真正清晰的宇宙图片。这一要求，唯独哈勃望远镜能够做到。因此，跟地球上的望远镜相比，它能为我们讲述更多关于外太空的故事。　　许多人的眼睛非常近视，他们分不清马匹与奶牛，分不清河马与眼镜蛇。这些人就需要配戴眼镜。　　我已提到过，人们后来发现，哈勃望远镜的主镜存在镜面误差，这严重影响了成像清晰度。后来，“奋进号”号的宇航员1993年12月上去修正了这个错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哈勃主镜的镜面本身实施任何维修工作。他们也只不过是给它装上了一副“眼镜”而已。这副眼镜共由十个镜片组成，英文名叫“COSTAR”，其全称是“空间望远镜轴向光学修正辅助设备”。　　可我仍然不明白，太空望远镜跟什么“橙色女孩”有何瓜葛。当然现在，也就是此刻，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两者的关系了；因为我早已看完了我父亲在他临死之前几星期里写下的这封长信。我至少读了四遍，可这会儿，我自然还不想泄漏太多的秘密。　　继续往下讲吧，我的父亲！请你把一切都告诉本书的读者：　　我再一次见到橙色女孩的时候，已经是圣诞前夕。而且这一次，我开始跟她正式说话了。或者说，至少我们交谈过几句。　　我那时住在位于阿达姆斯图的一套小屋里，是跟一个叫古纳尔的同学合住。我想回到胡姆勒跟家人共度圣诞夜。家里只有我的父母和我弟弟，也就是你叔叔埃纳尔。埃纳尔小我四岁。他当时正在中学上最后一年级。　　我突然决定，返回胡姆勒之前，破例到教堂去参加一次圣诞礼拜仪式。那个神秘的女人果然已令我心醉神迷，所以我冥冥之中居然相信：她也会首先参加圣诞礼拜活动，然后才跟别人一起人共度圣诞节。我的结论是：我最有可能在奥斯陆大教堂里找到她。 为了见到橙色女孩，我可真是用心良苦，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为了找她，我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弗龙讷地区。但我现在不想在这上面花费笔墨，否则，这封信必然会变成一本累赘不堪的流水账。　　要记住，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一条红线，乔治，那就是：我与神秘的橙色女孩的数次真实相遇。因此，我没有必要向你连篇累牍地报告我寻而不得的多次经历。正如所有关于那些未能中奖的彩民的故事，也都是毫无意义的。你曾听过那样的故事吗？你在报纸或画刊上读过，关于某个并没有成为“彩票大富翁”的彩民的故事吗？其中的道理跟此处的完全一样。橙色女孩的故事，不妨认为，它犹如一次大型博彩的故事。在此类故事中，只有那些中奖的彩票才是可见的。各种报刊上提到的，只是那些中彩的！　　我走进大教堂，但并没有立即看见她。管风琴奏响巴赫的一支序曲——就在这一刻，我猛然发现了她。顿时，我僵若冰石，我浑身燥热。　　橙色女孩坐在教堂中间的过道对面。那只可能是她。在礼拜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她转身朝合唱队望了一眼，他们正在唱圣诞歌。今天，她没有穿那件橙色的滑雪衫，她手里也没有装满橙子的大纸袋——毕竟是圣诞节啊。她穿着黑色大衣，脑后的头发用发夹紧紧地扎在一起。　　牧师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清。终于，管风琴奏响了礼拜仪式的终曲。教友们纷纷从凳子上起身。而我得睁大眼睛，千万不能让橙色女孩在我面前再次消失。她从我的座位旁经过，她的头微微动了动。我不清楚，她是否已注意到了我。她是一个人来的。她比我记忆中的她更美了——所有的圣诞光辉可能都已汇聚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紧紧地跟在她身后。有人站在教堂外面互致祝福之辞。可我的目光却盯着橙色女孩后颈上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她朝格伦森方向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下雪了，冰凉的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潮湿的雪片飞到了橙色女孩的黑发上。　　快到奥弗勒·施罗茨街时，我终于追上了她。我一步跨到她前面，然后转身愉快地对她说：“祝福圣诞！”　　她显得很意外，或者，也许她只是装出意外的样子——是否如此，我不清楚。她微笑着，笑得模棱两可。她说：“祝福圣诞。”　　这时，她真的笑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想，她并不反对跟我一起走。我虽然不是很有把握，但我相信，她喜欢这样。这时，我看见了两只橙子的轮廓，它们藏在她黑色大衣的口袋里。它们完全一样大、一样圆。　　我觉得，我必须再说几句话，否则，我就得从她身边走过并且声明，我没时间了。可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没有过那么多的时间。我分明感到，自己就站在时间之源——我停滞在一切时代的目标和目的上。此处，我必须引用丹麦诗人皮特·海恩的一句话：“谁要是不在此时活着，就永远不会活着。您会怎么办？”　　而我活在此时，并且是时候了，因为我以前从未活过。我的心中一片欢腾。于是我不假思索地问道：“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去格陵兰的路上？”　　这真是一句愚蠢透顶的话！她迷惑不解地眯起了眼睛。“我可不住在那里”，她说。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奥斯陆有一个街区，名字也叫“格陵兰”。这使我尴尬极了。不过我觉得，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不如就坚持到底。我便接着说：“我指的是，到格陵兰冰原去。乘坐一架八只狗拉的大雪橇，还要带上十公斤橙子。”　　她在微笑——还是没有微笑呢？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从走出那辆开往弗龙讷的有轨电车以来，她也许就再也没想起过我。这真是令我极度失望。我猛然觉得，我正在失去脚下大地的坚实支撑。可这也是一种舒解。毕竟，从我那次掀翻她的橙子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而在那之前，我们本来就素不相识，更何况那一幕“好戏”也仅仅持续了微不足道的几秒钟。 可是，从卡尔·约翰大街的咖啡馆出来以后，她就应该记住我啊。难道说，在咖啡馆里随意抚摸陌生男人的手，这只不过是她的一种习惯？　　“橙子？”她问道，她的微笑带着来自南方的和煦暖意，就像来自撒哈拉的“西罗科焚风”。　　“是啊”，我说，“十公斤橙子已足够一次横越格陵兰雪原的探险旅行所需——两个人都够了。”　　她停住了脚步，抬眼看着我，她乌黑的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她问：“那就是你，对吗？”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不太明白，她这话到底在问什么，因为我不可能是惟一一个见过她怀抱橙子的人。可她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接着说：“你在开往弗龙讷的电车上撞过我，是不是？”　　我又点了点头。　　“你真是个荒唐的圣诞老人。”　　我说：“而且这个圣诞老人很想为你损失的所有橙子道歉。”　　她由衷地笑了，好像她真的还没想到这一层意思。她偏着脑袋说：“忘了这事吧。你真是太小气了！”　　就在这时，乔治，突然从阿克尔斯大街方向驶来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橙色女孩伸出右手，车停了。她朝那边跑去……　　我不由得想起了灰姑娘：在午夜来临之前，她必须离开宫廷舞会，否则魔法就会终结。我想起那个王子。他只能独自站在王宫的阳台上，他是那么孤单，那么孤单……　　我飞快地思索着。我只有一秒钟时间作出决定，我必须开口或做点什么，好让橙色女孩能永远记住我。因此，就在她上车的那一瞬间，我大声对她喊道——其实我也就说了句：“我相信，我爱你！”　　这话是真的。可一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这时，出租车已经开走。可橙色女孩居然没有上车！她在重新考虑这一切。她向我款款而来——被她自己的重量和意志优雅地托举着。她把她的手放进我手里。恍若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就一直这样彼此牵手，此外很少做过别的事。她向我点头示意：我们应该继续同行。接着她抬起头来，她对我说：“如果再有出租车来，我就必须走了。有人在等我。”　　“圣诞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我说。“不是吗？圣诞钟声一响，你就不能留在城里了。”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此时，我们已走过了历史博物馆，到了王宫公园。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出租车到来；我也知道，教堂的大钟即将宣告圣诞节的来临。　　我停住脚步，转身走到她面前。我轻轻地抚摸她润湿的黑发，我的手指触及她脑后那只银质的发夹。它冷若坚冰，但它却令我周身温暖。我终于能亲手触摸它！　　然后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看着沥青路面，然后抬头望着我。她的眼眸闪烁不定。我发现，她的双唇在颤抖。于是，她给我出了一个谜——它后来令我绞尽脑汁。她问：“你能等多久？”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乔治？也许那是一个“陷阱”。要是我说“两、三天”，那我就显得太没耐心了。要是我说“一辈子”，她就会想，我并不是真心爱她，或者说，我不够诚实。所以，我得找出一条中间道路。　　于是我说：“我可以等你，直到我心流出相思血。”　　她不置可否地微笑着。然后她的手指滑过我的嘴唇。她问：“那是多久？”　　我绝望地摇着头。我决定对她说实话。“也许五分钟”，我说。　　这话她显然很乐意听。尽管如此，她贴着我的耳朵回答说：“要是你能稍微等久一些，那就好了……”　　这时我想，我必须要讨个准信。我问：“多久呢？”　　“你必须做到，再等半年”，她答道，“如果你能等到那时，我们就会再见。” 我相信，我在呻吟了：“为何要那么久啊？”　　橙色女孩顿时变了脸。看来她已铁了心。她说：“因为这就是你必须要等的时间。”　　她看见，我失望得无以复加。或许，因此她才又补了一句：“可你要是能坚持住，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见面。”　　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就在这一刻，我才从她潮湿的发稍和银质发夹上抽回手来。　　随即，一辆空载的出租车穿过维尔格兰大街朝这里驶来——它必定如期而至。　　她望着我的眼睛，似乎想要求什么。她请求我理解，她请求我，动用我所有的能力和悟性去理解她。此时，她又泪眼婆娑。“好了，愿你圣诞快乐……让·奥拉夫”，她有些激动。随后，她转身跑到街边，拦住了那辆的士。她在车上向我愉快地挥手。空气命运般地沉重。车子起动了，她头也没回，转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想，她在哭。　　我被彻底征服了，乔治。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我在博采中赢了一百万，可欣喜之情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就有人宣布：由于某方面出了错，奖金不能兑现，至少不能立即兑现。　　这个超然叵测的橙色女孩，她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久。可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来了：她从哪儿知道了我的名字？　　钟声还未停息。此时，市内大大小小的教堂万钟齐鸣，它们在宣告圣诞节的到来。街上空空荡荡。因此，面对十二月的凛凛寒空，我不知把这个疑问大声吼出了多少次……我几乎在放声歌唱：“她从那里知道了我的姓名？”还有第三个问题也十分急迫：为什么必须要经过半年，她才愿意再见我？　　接下来，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问题狠狠地折磨我的脑子。日子一天天流逝，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答案。可我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也许橙色女孩身患重病，所以医生才让她坚持服用橙子作为食疗。也许，下半年她得去美国或瑞士接受一次痛苦的治疗，因为我们这里的医生已无能为力。　　然而，就算橙色女孩患了致命的重病，或者她的脑子已出了毛病，这仍然无法澄清以下问题：她怎么知道我的姓名？不仅如此，当她见到我，她几乎每次都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她每次都显得那么难以形容地伤心，难道原因在我自己身上？　　在随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得以无所顾忌地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种疯狂迷乱的思维游戏中。对于“为什么我半年以后才可以再见橙色女孩”这个问题，我会罗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其中一个对于她那种人而言或许具有代表性的答案是：橙色女孩善良无比，她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所以，她偷偷地前往非洲，为了向这块大陆上那些赤贫的人们，走私食品和药物。然而，这样的答案仍旧不能解决橙子之谜。难道不会有别的可能？也许她想把那些橙子运往非洲？或许她为此投入了她的全部积蓄，囤积了足以装满一架直升飞机的橙子。　　怎么样啊，乔治？你能回答以下问题吗：第一，她为什么购买那么多橙子？第二，在咖啡馆里，她为什么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抓住我的手，却又一言不发？第三，为什么在扬斯托克的水果摊上，她全神贯注地挑选每一个橙子，显然想要避免买到任何两个完全相似的橙子？第四，我和她为什么必须半年以后才能相见？第五，她何以知道我的姓名——这是谜中之谜。　　如果你能解决上述问题，大概你也就差不多能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橙色女孩是干什么的？她是我们人类之一员吗？或者说，她是否来自另一种现实？也许她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必须暂时回到那里呆上半年，然后才可以回到我们这里，并在我们当中定居？　　我才把父亲的长信读了一半，就想上厕所了。这都怪我不小心，我刚才喝了那么多可乐。从洗手间出来，我关上门，重新趴在床上。　　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神秘的橙色女孩到底是谁了。当我父亲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我猜，他很有可能会发现，她其实就是一个“巫婆”。反正她令我父亲中了邪。既然父亲认为，他务必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他这样做，至少得有一个适当的理由。他显然想让我知道某些事情，而且是一些在他临死之前必须让他儿子知道的事情。 我始终觉得，橙色女孩跟哈勃望远镜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至少跟宇宙或者太空有关。我父亲写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是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想法。我翻到前面一处，又读了一遍：“她只是紧紧地、温柔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仿佛失去了重量，在太空中漂游；我们仿佛畅饮了星际牛奶——我们拥有了整个宇宙。”　　难道橙色女孩来自另一个星球？反正故事中已有暗示：她可能来自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或许她是乘“飞碟”来的？　　我捧着父亲的信，开始继续往下看。　　从圣诞节到新年这期间，我没有做出任何找寻橙色女孩的努力。圣诞节的祥和气氛笼罩着一切。到了一月，我又开始行动。为了找到她的芳踪，我尝试了上百次，可一次也没成功，所以我也没啥好说的。　　四月底的一天，我发现我的邮箱里有一张精美的明信片。那是星期六，我到胡姆勒去看望父母。也就是说，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往我宿舍所在的阿达姆斯图——我当时和古纳尔住在那里。但它确实是寄给我的。　　现在你听我说。卡片上是一个童话般的橙树林，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PATIO DE LOS NARANJOS，大意就是“橙园”——这点西班牙语我还看得懂。　　我把卡片翻过来。邮戳上的地点是“塞维拉”。明信片上只有一行字：我想你。你能再等一等吗？　　此外就什么也没写：既没有署名，也没有发信人地址。可卡片上绘着一张脸。那是她的脸，乔治。这画看来很像是一个艺术家的手笔，甚至是一个大艺术家。　　这张卡片令我深感幸福。我的大脑源源不断地分泌出一种物质，我们医生把它叫做“内啡呔”。这种近乎病态的幸福状态，有一个专有术语与之对应。于是，我们医生便把这类患者描述为“亢奋”的。我此刻就处于这种状态。因此，“亢奋”的我就跑到我父母面前。他们当时都坐在花园里。我冲进去大声告诉他们：我要结婚。我解释说，我打算结婚了。　　橙色女孩已经暴露出，她知道我的名。可现在我才发现，她居然还知道我姓什么。这还不够，乔治。她虽在隐秘的“橙子国”里，竟然连我父母在胡姆勒的地址都一清二楚。对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太妙了，反正这是一个绝妙的想象，不管人们怎样去解释这个谜，那都无关紧要。可难道这种感觉不是有些苦涩吗：她去了西班牙，事先对此却滴水不漏。在那个魔幻时刻，在我们手挽手地走向王宫公园的时刻，就在圣诞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灰姑娘必须跳上马车回去，否则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大南瓜。　　接下来，我逃了几天学。我向父母借了一千克朗，买了一张飞往马德里的机票。到了马德里，我在一个老熟人的叔叔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便飞往塞维拉。　　到达塞维拉才半小时，我就已经漫步在橙园里了。它坐落在塞维拉的主教座堂背后，是一个漂亮的、有围墙的园子，几乎就是一个标准园林：园中的树木果实累累，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列在那里。　　可是，里面却没有橙色女孩。也许她只是到这个城市里来作短暂停留。但我想，她肯定会再来这里……　　我开始尽量理智地思索。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不能指望，立即就遇见她，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都不可能。因此，我在园子里只呆了三个小时。离开橙园时，为了稳妥起见，我在园子中央的喷泉边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也想你。不，我一点也不能等了。”我在纸条上压了一块小石头。　　我没有署名。我甚至没有写明，这张条子是留给谁的。可我用线描在纸上勾勒出我了的面孔。它跟我的样子绝不相似，可我相信，要是橙色女孩看了，一定能明白，上面画的是谁。她肯定会回到这里来。她肯定会回来收取邮件的。　　我把字条压在石头下，然后便来到城里。大约过了半小时，我猛然惊惶失措地想起，我可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她曾说过：你要等半年，你必须做到。如果你能坚持到底，我们就会再见。我问：我为什么必须等那么久。橙色女孩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我必须要等那么久。要是我能做到，我们下半年就可以天天相见。　　你明白了吗，乔治？我没有遵守规则，我没有能够坚持到半年。因此，我现在也就无法再要求她守诺：我们下半年天天相见。　　我们之间那个庄严的约定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要真的履行它，确实难得要命。可所有的童话都有自己的规则。人们只须遵守它们。如果不这样，诺言就无法实现。　　明白吗，乔治？为什么灰姑娘必须在午夜之前离开宫廷舞会？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灰姑娘肯定也不知其所以然。可人们一旦借助魔法和神奇的力量，进入了妙不可言的梦幻国度，就不可以再提出这类问题；而是必须直接认可这些条件，无论它们有多么难以理解。如果灰姑娘想要得到王子，她就必须在夜里十二点之前离开王宫。事情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游戏规则。她必须遵守规则，否则，她的晚礼服和马车就会变成一只南瓜。因此，她记住了，她必须在午夜时分回家，而且她也严格地做到了这一点。只可惜，她在路上跑丢了一只鞋。但奇怪的是，就是这只鞋，居然帮助王子最后找到了她。　　在我面临的这个童话里，适用的是另一些规则。当我三次看见怀抱大袋橙子的橙色女孩之后，她就已经属于我了。可我还必须在圣诞前夕看见她。不仅如此，我还得在圣诞钟声敲响的那一刹那，深深地凝望她的眼。同时，我必须轻轻地抚摸她那只神奇的银质发夹。你别问这是为什么，乔治，这些就是规则。要是我不能经受住最后的、决定性的考验（也就是：我必须跟橙色女孩分别半年），那么我的全部努力都会付之东流，我将失去一切。　　想到这里，我转身冲回橙园。可那张字条已经不见了。我无法肯定，是不是在她手里。毕竟，任何一个路过的游客都可能取走它。　　我无奈地看着我曾压在纸条上的那块小石头。纸条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不如干脆行动起来。我要去找她。　　以前我还从未到过塞维拉，甚至连西班牙都没来过。但我很快就随着涌动如潮的游客来到过去的犹太区。这一带名叫桑塔·克鲁茨，看起来就像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型寺庙区，专门用于崇奉橙子这种文化植物。这里的所有广场和市场几乎都是橙树环抱。　　我从一个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却找不到橙色女孩。于是我来到一处咖啡园。我找到一个空位，它正好在一棵茂盛的橙树树阴下。我看过了桑塔·克鲁茨的所有广场，这个广场是最美的，它叫阿莲查广场。如果橙色女孩的想法跟我一致，那她早晚都会上这儿来。我们曾在奥斯陆的一家咖啡馆邂逅，我们也曾在大教堂相逢。要是橙色女孩真的和我“心有灵犀”，那么，我们肯定会再次相遇。　　我于是决定，坐在这里等下去。这时才三点，我至少还可以在阿莲查广场度过八个小时。在我离开奥斯陆之前，我已在这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定了一间房。我必须在午夜之返回房间，否则公寓的大门就要关闭。假如橙色女孩在这头一天的午夜之前，不出现在阿莲查广场，我也还要继续在广场上度过第二天。我要在这里等她，从清晨到黄昏。　　她来了，乔治！时间是七点半，我猛然看见，她就站在阿莲查广场。　　从我来这棵橙子树下坐着算起，整整过了四个半小时。然后，橙色女孩终于翩然来到橙树簇拥的这个广场。这一次，她当然没有穿她那间旧滑雪衫——塞维拉所在的安达卢西地区毕竟是亚热带气候。她穿的是一件童话般的连衣裙。它色泽鲜红，宛如烈焰。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进行得相当迅速，橙色女孩看见了橙树下的我。她站在广场中央的大喷泉旁，先是直愣愣地望着我。足足有两秒钟，她仿佛已凝固在那里。又过了一秒钟——看她的样子，好像她已经保持这种姿势有一两秒，她已无法挣脱。接着，她便向我跑来，双手绕过我的脖子，喃喃地重复着：“让·奥拉夫！” 她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她把双手放在我手里。她温暖地微笑着，或许有些激动，她的笑意真的很温暖。　　“你没有做到”，她说，“你该等我，你没有做到。”　　“是的”，我承认，“因为我的心，已经流出了相思血。”　　我看着她。她还在微笑。我也努力地想要微笑，可我却笑不起来。　　她若有所思，然后说：“生活中，我们有时必须学会等待，在等待中有所思念。我给你写了那张卡片。我本想给你一点力量。你需要力量支撑你，为了继续等待和思念。”　　我感到自己的双肩在抽搐。“也就是说，我已经输了”，我喃喃地重复着。　　“反正你不听话”，她模棱两可地微笑着，“但是，事情也许还没到毫无希望的地步。”　　“什么意思呢？”　　“跟以前一样。问题在于，你有多少耐心。”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说。　　她温柔地握着我的双手。她只是说：“你不明白什么呢，让·奥拉夫？”她在对我耳语，她吐气若兰。　　“那些规则”，我说，“我不懂那些规则。”　　于是，我们之间的长谈便由此开始。　　乔治！下面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告诉你我们那天晚上和夜里彼此说过的话。当然，我也不可能记得全部的细节。我只知道，跟我当时一样，现在你心里一定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你想尽快得到它们的答案。　　我想得到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橙色女孩是从哪里知道了我父母的住址。于是，她用轻柔的声音问我：“让·奥拉夫……你难道真的想不起我了？”　　我打量着他。我试图以初次相逢时的目光去看她。我不仅看见她褐色的眼睛，不仅看见她表情丰富的脸。我的目光滑过她裸露的双肩。占据我思想的仅仅是：她美得无与伦比。是上帝亲手创造了她，我想，也有可能就是那个伟大的皮革马利翁。那个神话中的希腊雕塑家，他用大理石创造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女，于是爱神大发慈悲，让冰凉坚硬的塑像获得了热情温柔的生命。　　“难道你不就愿试试，能否回忆起我来？”她重复道，“我真希望，你能想起我来。”　　“你能给个提示词吗？”我请求她。　　她说：“胡姆勒。你这个笨蛋。”　　噢，胡姆勒。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这一生都住在胡姆勒。上大学以后，也就是半年以前，我才开始住在阿达姆斯图。　　“或者伊利斯”，她又说。　　那差不多是同一个地方。胡姆勒过了就是伊利斯。　　“那么，科罗弗尔，你该想得起吧！”　　那也是附近的一个地方。小时候，我常常到科罗弗尔的公园里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