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显赫一时的贵族的子孙贫困以后，倒可能表现出极大的792雄心壮志，因为贵族的传统观念及其阶级的共同精神只能使他们可以暂时忍受现实的处境。使民主时代的人难于立大志去完成宏伟事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们有能力完成这项事业之前天年已尽。帕斯卡尔说过：“名门出身的一大好处，是使一个人在１８岁或２０岁时可以达到另一个人在５０岁时达到的地步，从而使他便宜了３０年。”民主国家的人通常没有这样的３０年去实现他们的宏图。平等使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一切平凡的东西，从而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在民主社会里也象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致富和升官的大门是向所有的公民均衡地敞开着的，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必定是缓慢的。因为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看来都是一样的，而且难于从其中选定某些人而不违反民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的平等原则，所以首先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和全体通过考试。因此，随着人们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的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制度和民情，升级的办法也就规定得越来越死，而升级的速度也就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地位的难度加大了。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和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的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不得不在同一个筛子上过来过去，统统经过许许多多预备性的小小实习或训练，从而浪费了自己的青春，使自己的想象力消失。因此，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了，而在他们终于有能力做一番大事业时，则已失去了兴致。793在中国，身分是非常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经过科举的考试，就可以由一个官职迁升到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是与官位的晋级息息相关的，而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已深深进入中国的民情。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经多次挫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而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中，人们几乎是不可能怀有巨大野心。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这一切，也适用于其他问题。平等在各处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规定或管理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此，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罕见的。这样的晋升只能是常规的例外。它的这个特点，甚至使人忘记了它是少有的现象。民主时代的人终于逐渐了解了这一切。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不受限制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可以轻易地向前跨步，但谁也不可能奢望飞速晋升。他们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许多必须慢慢地、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的小小障碍。这个前景使他们望而生畏，挫败了他们的志气。因此，他们放弃这种遥远而渺茫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近的虽然不太高但容易得到的享受。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前途，而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我曾经说过，怀有大志的，在民主时代大大少于在贵族时期。我再补充一点：在民主时代，即使有人不顾这些障碍怀有大志，其表现亦有所不同。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往往是远大的，但它的范围是早已规定好了的。在民主国家，志向的范围一般比较狭小，但是可以突破，而且一经突破，可以说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由于民主国家的人794民力量薄弱、各自为政和经常变动，而且在民主国家先例的作用不大和法律容易改变，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是柔弱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强大的权力又无坚强的组织。因此，当一切权力被一些野心人控制时，他们便敢于为所欲为；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便会想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因此，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便具有暴力和革命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有这种情形。在民主国家里，通常是一个人最初有许多非常合理的小志向，然后由此衍化出一种强大的但欠明智的欲望。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远大而有节制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乎是没有的。我曾在书本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而不见的力量使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和只顾眼前的热情控制了人心。这种激情和热情混进了希望上进的情感，而且可以说使希望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我认为，民主社会的怀有奋进之心的人，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关心未来的利益和规划，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一切精力。他们宁愿迅速地完成数量众多的小事情，而不愿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大事业。他们爱成功甚于爱荣誉。他们向人提出的最重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是统治。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不如他们的社会地位应当表现出的那样高雅。这使他们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往往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象只是为了便于享受小小的粗鄙乐趣。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引导和调节人们的奋进之心；而如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极其危险的。应当努力为它预先规定出不得逾越的极限，但也要提防过于限制它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发展。795我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心，主要的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而是它的平凡。因此，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在人们不断忙于私人生活的琐碎小事当中，使奋进之心失去其推动作用和崇高目标；人们的激情既没有昂扬又没有低落，结果使社会一天一天地走向看来十分安宁但缺乏大志的状态。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的领袖们要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单调和非常平静的幸福上睡大觉，那将是错误的；他们应当让公民们时常做一些艰险的事业，以便激发他们的奋进之心和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道德家们经常埋怨说，现代人的主要恶习就是骄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这样说又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又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但他可能自卑，以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不敢涉足于高大的事业，而且连想也不想。因此，我不认为应当让我们的同时代人学习谦逊，而希望他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谦逊对他们是无益的，我认为最缺少的是骄傲。我宁愿让出我们的若干小小的美德，来换这个恶习。796第二十章　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求官谋禄问题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知识和一些财源之后，便去经营工商业以求致富，或买下一块上面有林木的荒地开垦。他有求于政府的，只是不要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保证他由此获得成果。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能力和要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官当。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停下片刻加以研究。当公职的位数不多、待遇不高和经常变动，而经营工商业的门路很多和可以赚钱时，则平等的思想每天都在制造的新的急欲求成的欲望，会使人全去经营工商业，而不去政府当官。但是，当等级已经平等，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或有羞臊心理，而发展已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人提供困难而缓慢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便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而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用国库的钱使自己的生活舒适，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很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容易和最可靠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就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在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必然尤譬如此，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取薪俸的官员人数极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以致人人都想找到一个官职，并要象享用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把官当下去。用不着我说，这种普遍的和过分的求官热是一大社会弊端，它797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和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它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用不着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能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因为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要指出，鼓励这种倾向的政府会使自己的安定遭到危险，甚至会使自己的生存遭到厄运。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爱戴和尊敬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而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加紧控制每个人，并且觉得最方便的办法是利用人们的激情去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久，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力量源泉，日久天长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动乱和衰弱的主要力量。在民主国家也和其他一切国家一样，公职人员的额数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追求官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有增无减地逐步增加。只在没有人的时候，它才有了止境。因此，当公职成为希望出头露面的唯一门径时，政府最后必然遭到长期的反对，因为政府无法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应当承认，全世界的人当中最难控制和驾驭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无论官员怎样努力，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要求。因此，必须经常留意这些人只是为了使官位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和改变国家的面貌。因此，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平等所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使其得到满足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为采用这种办法而后悔。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权力用于这样的需要上实属轻率，而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应当是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798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越来越少数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只有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时大时小的改革，借助于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相继出现多次急剧变位之后，才能达到民主的社会情况。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完成之后，它所制造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一些深重的动乱也将随之而来。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身分逐渐趋于平等的期间发生的，所以人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潜藏的关系和一种隐秘的联系，以致其中的一者只有依靠另一者的产生才能存在。关于这一点，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符合的。在等级逐渐接近平等的国家，没有一种形诸于外的联系把人与人结合起来积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任何人都没有永享的权利，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受人支配的境遇。但是，每个人都会发现，只要自己有些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一切人分开而自己单独前进。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同一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因此，人们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永远不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的和不799停的改革时代。情况果真如此吗？身分的平等能够使人们习以为常地和永远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身分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在妨碍社会安定，驱使公民们不断去改变他们的法律、主张和民情吗？我认为不是如此。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请读者注意我的评述。凡是使国家改变了面貌的革命，几乎不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就是为了破坏不平等而进行的。撇开造成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能看到是不平等在这里作祟。这就是说，不是穷人想夺取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束缚穷人。因此，如果你能使一个社会处于人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取某些东西的状态，你就会对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我并非不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公民极其富有，而另一些公民则十分歧困。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象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为民族的绝大多数，而是人数很少，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必须祖祖辈辈永远贫困下去。在富人那一方面，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强；他们没有使人看到眼红的特权，连他们的财产也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而是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如同不再有穷人家系一样，富人世家也不复存在，在芸芸众生之中每天都有富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生。因此，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可以容易确认和识别的阶级。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千丝万缕的隐而不现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击他们就不能不害及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极端之间，还有无数的几乎是各方面都相同的人。这些人既不极穷，又不极富；他们持有的财产，只达到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反和嫉妒的程度。这些人自然反对激烈的变动。他们的保守性使高于他们的人800和低于他们的人都保持于安静状态，并保证着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身已经满足于现有的财产，对于使他们能够分享到好处而又不受损失的革命也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以无比的热情渴望发财，但使他们为难的是，他们知道这会侵夺某些人。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也在把这些欲望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使人增加了进行改革的自由，但却减少了人对改革的兴趣。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仅不从心里希望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任何革命都要或多或少地威胁既得的所有权。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大部分都拥有财产；他们不但持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人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中。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穷人往往不关心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干脆一点没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需要得到满足的激情，但经过长期地和辛勤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反而感不到财产的魅力了。但是，既不豪富又不极其的小康之人，却对自己的财产甚为重视，因为他们离贫穷并不太远，深知贫穷的痛苦，并害怕这种痛苦。使他们没有陷入贫困的，只是一小点家产，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和希望随时都寄托在这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对家产给予不断的关心；他们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使家产增加，所以对家产更加依恋。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但801是，使这些热心保护家产和唯恐丧失家产的小所有者人数日益增加的，正是身分的平等。因此，在民主社会，公民的大多数看不清革命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而是时时刻刻感到革命会从四面八方给他们带来损失。我在本书的一个地方说过，身分的平等自然要驱使人们去经营工商业，并使地产不断增加和地块日益化小。我也曾指出，身分的平等时时都在鼓励每个人热烈地和不断地追求幸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一切事实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了。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对工商业有利，但它的最初效果几乎总是使工商业者倾家荡产，因为革命一开始不能不改变消费的一般状态，不能不暂时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失常。另外，我不知道再有什么东西比商业道德更与革命道德对立的了。商业自然是一切狂热的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喜欢妥协，竭力避免激怒人。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婉转，除非万不得已决不采取极端手段。商业使人各自独立和重视自己的个人价值，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导人学会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在革命当中，动产的所有者比其余一切人都害怕得多，因为他们的财产一方面往往易被查封，另一方面又随时有完全丧失的可能。土地所有者就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即使失去了土地的收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至少有希望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在面临革命运动的时候，前者要比后者害怕得多。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动产数量越大及其种类越多，就越少发802生革命。另外，不管人们操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财产，有一个特点是人所共有的。这就是没有一个人完全满足于现有的财产，人人都在不断努力以各式各样的办法增加财富。考察一下他们当中的每个人的任何一段人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拟定以增进自己的安乐为目的的某些新计划，对他们大讲人类的利益和权利，均是枉费工夫，因为他们当前把全部精力都用去操劳那些琐碎的自家小事情上去了，希望你让他们另找时间去考虑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这不仅阻止他们去进行革命，而且打消了他们的革命念头。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打动也以同样狂热追求幸福的人。他们对小事情的热心，使他们对大事情的热心变凉了。不错，在民主社会里，有时也出现一些大胆敢为和怀有野心的人，他们的巨大欲望不能满足于按照常规前进。这些人喜欢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无非常的意外事件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是极难发动起革命的。谁也不能在反对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精神的斗争中得到好处。一个人，不管他认为自己多么强大，也难于使他的同时代人接受为他们的整体愿望和感情所厌恶的情感和思想。因此，不要以为一旦身分的平等成了永久确立的事实，并使民情打上了它的特点的烙印，人们就会轻易地跟着一个卤莽的领袖或一位大胆的革新家走上冒险的道路。但是，人们也不能通过深谋远虑的筹划，甚至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抵抗计划，去公开反对这样的领袖或革新家。人们不会同他们进行激烈的斗争，有时甚至还会恭维他们几句，但决不会跟着他们走。人们私下里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们的狂热，以自己的保守主义态度抵制他们的革命习性，以自己的日常爱好抵制他们的冒803险家热情，以自己的良知抵制他们的灵机天才，以自己的散文抵制他们的诗篇。这样的领袖和革命家，经过千辛万苦可能使人们一呼而起，但不久以后人们就会离开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好象身体过重而跌倒在地。他们用尽全身解数试图唤起这些态度冷淡和漫不经心的群众，但又终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认输，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孤家寡人。我决不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不好动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支配作用，人们在这种运动中从不知道休息；但我相信，人们在其中活动时总有不可逾越的一定界限。对于次要的东西，他们每天都在予以改变、改进或改革；而对于主要的东西，他们则谨慎小心，不加触动。他们爱改革，但怕革命。尽管美国人不断修改或废除他们的某些法律，但他们很少表现出革命的激情。当公众的骚动开始构成威胁的时候，甚至在公众的激情极为高涨的时刻，他们就立即止步并冷静下来。从他们的这种急速反应就不难发现，他们害怕革命，视革命为最大的灾难，每个人都在心里暗自决定，准备付出重大的牺牲来防止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最爱所有权而又最怕所有权丢失，也没有一个国家象美国那样有绝大多数人反对以任何方式威胁所有权制度并使其改变的学说。我曾一再指出，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当它只有通过完全彻底的和有时是突然的改变财产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的时候，在美国不会象在欧洲的一些大君主国那样受到无限的欢迎。即使有人主张这个理论，群众也要以一种本能的反感抵制它。我敢说，被法国一贯称为民主名言的那些名言，大部分要被美国的民主所取消。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具有的是民804主的思想和激情；而在欧洲，我们具有的还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如果有一天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那也是由于美国的土地上住有黑人而引起的。也就是说，造成这种革命的原因不是身分的平等，而是身分的不平等。在身分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闭关自守，把他人置于脑后。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去纠正这个有害的倾向或者助长它，认为它能使公民消除政治激情和远离革命，那他们将会作法自毙，遭到本想避免的恶果，而且会有一天，某些人的破坏性激情，在大多数人的愚昧的利己主义和胆怯心理的帮助下，迫使整个社会经历异常的变故。在民主社会，并没有希望革命的少数，但少数可能制造革命。我并不是说民主国家可以避免革命，而只是说这种国家的社会情况不会导致革命，或者勿宁说可以使人们远离革命。民主国家的人民凡事全靠自己，他们不会轻易投身于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猝不及防时，才被卷入革命。他们有时也经历过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他们制造的。我再补充一句：这种国家的人民一旦获得知识和经验，便不会纵容革命出现。我深知，国家的各项制度在这方面可以发生很大的影响。它们对于来自社会情况的各种习性，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因此，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国内实行身分平等才得以避免革命；但我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什么制度，它那里发生的革命所使用的暴力，总要比想象的小得无限和少得多。于是，我不难设想，这样的政治情况一与平等结合，就会使社会达到我们西方未曾有过的安定。我方才就事实所述的一切，也部分地适用于思想和观点。在美国，有两件事使人感到惊奇：人们的大部分活动的流动性805很大；某些原则的固定性很强。人们在不断地流动，但他们的精神却好象几乎一动未动。一旦某一观点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并扎下了根，那就可以说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根除。在美国，宗教、哲学、道德、甚至政治方面的通行学说，从来没有变化，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只是通过隐秘的而且往往是人们发觉不了的方法改变的。在人和事物的这种漂浮不定的环境中，连一些最粗野的偏见也只能以慢得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去清除。我听说，感情和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是民主的本性和习惯。对于古代的那些可以把全体公民集合于一个公共场所，然后由一位演说家任意鼓动的小共和国来说，情况可能如此。但是，我在位于我们大洋彼岸的伟大民主共和国里，却没有见到过这种现象。在美国，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很难使多数放弃它所认定的观点和抛弃它所选定的人。无论是书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对此都没有用处。只有亲身经验才能使他们改变初衷，而且有时要反反复复地多次亲身经验。乍一看来，这使人感到吃惊；但是，深入研究之后，便可以知道它的究竟。我认为，使一个民主国家放弃它的偏见，改变它的信念，在宗教、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用一套新原则分别取代各自原有的原则，简而言之，使这个国家在知性方面经常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并不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这不是说，在民主国家里人的精神懒惰。人的精神在不断活动，但它不是在探求新的原则，而是在没有止境地改变已知原则的成果。它不是迅速地、直接地努力冲向前去，而是围着自己轻盈地打转转。它以不断的和匆忙的小动作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但决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806权利、教育和财产相等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身分相等的人，必然有相差无几的需要、习惯和爱好。由于他们从同一角度观察事物，所以他们的思想自然趋于相同的观点。尽管每个人都可能与他们的同时代人有差距，并且可能形成自己的信仰，但到最后，他们全体终将不知不觉地在一定数量的共同意见上重新合流。我越仔细考察平等对智力活动的影响，就越深信我们现今所见到的智力活动混乱现象，并非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自然状态。我认为，莫如把这种混乱现象看成是民主国家的青年时期特有的偶然事态，它只出现于人们已经冲破以前把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旧关系，而他们在出身、教育和习惯上仍有很大不同的过渡时期。因此，在过渡时期，人们只要各自保留非常不同的思想、本性和爱好，就没有办法不让它们表现出来。但随着人们的身分日趋相同，人们的主要见解将会达到一致。在我看来，这才是普遍的和常在的事实，而其余的都是偶然的和过渡的东西。我认为，在民主时代，一个人能够一下子就想出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接受的思想体系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思想体系，那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位革新家，我也认为他最初叫人们听他的思想体系时就有极大的困难，而后来叫人们信他的思想体系时困难更要大。在身分几乎相等的时候，一个人不会随便轻信他人。由于大家都很相似，在一起学习同样的东西，过着同样的生活，所以自然不愿意从中选出一个人当领导并盲目追随他。人们不会随便听信与自己相同或平等的人的话。因此，在民主国家，不仅某些个人对于知识的信任程度降低了，而且象我在本书的另一处所说的那样，在智力上可能优越于其他所有人的某一个人的一般观念，不久也会失去光彩。807随着人们日趋相同，智力平等的主张便逐渐渗入人的信念。于是，不管什么样的革新家，都将更加难于对全国人民的精神拥有和施加重大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突如起来的智力革命是少见的，因为我们浏览一下世界史就可以发现，使人们的见解发生迅速而巨大转变的，主要的不是理论的力量，而是名望的权威。还要注意一点，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没有任何束缚把大家捆在一起，所以要对每个人一一进行说服。但在贵族社会里，只要对某些人的精神施加影响就足够了，其余的人都会跟着走。如果路德生活在平等的时代，而他的听众中又没有领主和王侯，那他在改变欧洲面貌的活动中可能要遇到更大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民主时代的人天生就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并牢固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往往产生在他们看来谁也解决不了的怀疑。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有时也想改变方位，但因为没有力量推动和指导，所以仍在原地徘徊，一动不动。在赢得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信任之后，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使他们尊重你。如果在同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谈话时不谈到他们本身的问题，则很难使他们倾听你的话。他们不注意听别人对他808们讲的话，因为他们总是忙于自己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在民主国家，游手好闲者极少。在那里，人们生活于忙乱而喧闹的环境之中，工作紧张得连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没有。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们不只是忙于工作，而且工作得十分用心。他们永远处于行动状态，而且对每一行动都贯注全神；他们用于事业上的热忱，妨害了他们点燃思想之火。我认为，激发民主国家人民狂爱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和迫切的关系的某一理论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旧信念，因为能使人的精神脱离已经走熟的老路以及完成智力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正是狂爱。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既无余暇又无兴趣去寻求新的见解。甚至在他们对原有的见解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仍然要固守它们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反反复复的考察，才能改变原来的见解。他们之保护原来的见解，并不是因为它是可靠的，而是因为它是早已确立的。民主国家人民的原有主张之所以难于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另外几个比较强大的原因。我在本书的绪言里已经指出过这些原因。在这样的国家内部，个人的影响力是薄弱的和几乎是等于零的，而群众对每个个人的精神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其原因，我已在其他地方谈过。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如果认为这完全取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以为多数一旦失去其政治影响力，它的精神影响力也将随之消失，那将是错误的。在贵族制度下，人们往往拥有自己的高贵性格和力量。当他们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同胞有抵触时，他们会退避三舍，在家里自省自慰。在民主国家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受到公众809的爱戴，其必要性有如呼吸空气，而与群众背道而驰，可以说等于无法作为一个人而生活下去。群众不必用法律去制服那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只对他们进行谴责就可以了。孤立感和落魄感，很快会使他们感到抑郁和失望。只要身分趋于平等，大家的意见就会对每个个人的精神发生巨大的压力，包围、指挥和控制每个个人的精神。这主要来因于社会的组织本身，而很少来因于政治法令。随着人们更加彼此相似，每个人也就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大家面前是软弱的。每个人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出人头地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众人同他对立的时候，他立即会感到自己不对。他不仅怀疑自己的力量，而且开始怀疑自己的权利，而当绝大多数人说他错了的时候，他会几乎完全认错。多数不必强制他，只是对他进行说服。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管各项权力是怎样组织和保持平衡的，人们都很难接受群众所反对的东西和宣扬群众所谴责的东西。这一点，对于安定人们的信念有很大促进作用。当一种见解在民主国家里扎根，并深深地印在大多数人的脑海时，它便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而且可以毫不费力地长久存在下去，因为没有人反对它。最初谴责它是谬误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大家都接受而接受；而在心里坚持要同它斗争到底的人，也不会公然站出来。他们不想进行一场危险而又无益的斗争。不错，当民主国家的多数改变其见解时，多数可能随意在精神世界掀起一场使人感到离奇的突然革命。但是，多数的见解是很难改变的，而确认它已经改变了，也差不多是同样困难的。有时，时间和事件，或个人的单独思考活动，会逐渐地动摇或破坏一种信念，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人们无法同这种变化进810行斗争，也无法为了进行斗争而集合力量。结果，这个信念的追随者只是一个接着一个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它，但是每天都有一些人公开表示抛弃它。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信奉它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它还起着作用。它的反对者们继续保持沉默，或者只是秘密地交流思想，所以一般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还不能确信一场大革命已在进行，仍在迟疑而一动不动。他们尚在观察，仍不作声。大多数人虽然已经不再信它了，但仍佯作信它的样子；而公众思想的这种假象，便足以使革新者心灰意冷和保持沉默，被人敬而远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们的精神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但是不久以后，人们的基本观点也许要比我们历史的过去许多世纪存在过的基本观点稳定得多。这个时候尚未到来，但它可能正在接近我们。我越深入研究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然需要和本性，便越加确信：一旦平等在世界上全面而永久地建立起来，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现就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稀少。由于民主国家的人看来好象总在活动，总在变化，总在忙活，时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主意和地位，所以使人觉得他们要随时废除他们的法律，立刻接受新的信仰和采用新的习惯。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平等在使人发生变化的同时，还告诉人要想满足自己的利益和爱好，必须有安定的环境。平等在推动人前进，同时又控制他前进；平等在激励人奋起，同时又让他把脚踏在地上；平等在点燃人的欲望，同时又限制人的能力。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清的，因为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各自东西的激情是外现而明显的，而使他们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则是潜藏而不是一看就可以看见的。811我对以后几代人表示的最大担心并不是革命。但在我的周围都是革命造成的废墟的现况下我敢这样说吗？如果公民们继续闭关自守于越来越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永无休止地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始终不会产生那种虽然可使人民动乱，但却能使人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大公无私情操。当我看到财产如此容易变动，而爱财之心又如此激烈和殷切的时候，我不能不担心人们将会视一切新的理论为灾害，视一切改革为轻举妄动，视一切社会进步为走向革命的初步，并唯恐被卷进去而一动不动。我的心在颤抖，而且我坦白承认是由于害怕而颤抖，因为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追求眼前的享乐，忘却了自己的将来利益和子孙的利益，喜欢轻松自在地走命运所安排的道路，而不肯在必要的时候作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张。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它的面貌。至于我，则害怕新社会过于固守原来的制度、原来的偏见、原来的习俗，而终于无所作为。结果，人类停止前进了，自己束缚了自己；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创造不出新思想；每个人都把精力用于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之上，看来所有的人都象是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812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自然希望战争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惧心理和激情，也在使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是同时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减弱的。爱好和平的不动产所有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可以迅即毁于炮火的动产的增多，民情的纯朴，人心的温存，平等所激发的怜悯心情，很少被战时产生的诗意般的强烈激情所打动的冷静理智——这一切联合起来，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我认为，可以把在文明国家里随着身分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将越来越少和越来越不强烈，视为一个普遍的常规。战争，是所有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其他国家都可能卷入的不幸事件。无论它们多么热爱和平，都必须时时做好却敌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支军队。置身于可以说没有邻国的广漠土地之上的美国的得天独厚，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独有的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有少数士兵就够了。但是，这只是美国的特点，而不是民主的特点。身分平等、民情和基于民情所建立的各项制度，并没有取消民主国家建立军队的义务，而且它的军队还经常对它的命运起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什么是军队的成员的自然本质是至为要重813的。在贵族制国家里，尤其是在全凭出身来定等级的国家里，军队中的不平等亦同民族中的不平等一样。军官是贵族，而士兵则是农奴。前者应征是为了发号施令，而后者应征则是为了服从指挥。因此，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的奋进之心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军官的野心也并不是远无止境的。贵族不但是全国等级阶梯中的一个等级，而且在它的内部还经常有自己的等级阶梯。阶梯上的等级一个比一个高，而且永远保持不变。根据出身，有的人应征是去指挥一个团，而另一个人应征则是去指挥一个连。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这个极限之后便自动停止，而安于自己的命运。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贵族制国家的军官抑制了晋升的欲望。在贵族制国家里，军官除了在军队中有军阶以外，还在社会上属于上等阶层。在他们眼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附属品。贵族之跻于军官之列，主要的还不是为了高升，而是出于家庭出身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之所以从戎，是为了光荣地度过他们的轻松自在的年华，并把军中生活的一些光荣回忆带回家庭和与自己同样的人们中间，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打算由此发财、成名或掌权，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财、名、权，不出家门就可以享有这一切。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都可能升任军官，这就使人人产生了晋升的念头，并把军事野心的限度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在军官方面，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或强其他们停于某一军阶而不上进。在他们眼里，每升一个军阶都有814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等级差不多总是依他们在军队中的等级为转移的。在民主国家里，军官除了薪金以外没有其他收入，除了军功荣誉以外不会享得其他荣誉。他们经常改变职业，所以境遇也随之改变，以致好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作为充任军官的附带结果的那些东西，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变成主要的东西，变成了决定军官的一切和决定军官本人的东西。在法国的旧君主时代，人们称呼军官时不用他们的军衔，而只用他们的贵族爵位名衔。而在现代，只称他们的军衔。这个小小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变，就足以说明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当中发生了巨大的革命。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晋升的欲望几乎是普遍的，而且是炽烈的、不易放弃的和永远存在的。它随着其他一切欲望的上升而上升，一直到人死为止。但是，也不难发现，在全世界各种国家的军队中，和平时期军阶晋升最慢的，是民主国家的军队。军职的席位本来就少，所以竞争者几乎不可胜数。但是，平等的固定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所以谁也不可能迅速晋升，而且有许多人无法晋升。因此，晋升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而晋升的容易程度则大大不如其他国家。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极想升官的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出缺，最后还可以违反作为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的按年资晋升的规定。我们由此可以作出如下的使人感到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热烈地希望发生战争的军队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人民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这种反常现象的成因，是平等同时产生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815公民都是平等的时候，便每天都觉得自己有希望并发现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增进自己的福利。这种情况使他们热爱和平，因为和平可以繁荣工商业，能使每个人平安无事地达到其小小事业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平等又在使从事戎马生活的人更加重视军事荣誉的价值，让所有的官兵都能容易得到这种荣誉，以致连士兵在做梦的时候都是驰骋于疆场。在这两种不同作用的支配下，人心思动是相同的，爱好享受的欲壑总是难填的，野心是相等的，而满足野心的手段则有所不同。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背道而驰的倾向，驱使民主社会走上非常危险的道路。当人民丧失尚武精神的时候，充任军官便立即不再是光荣的了，而军人也将沦为最低级的公务人员。人们不太尊敬他们，也不再了解他们。这时，便出现了同贵族时代完全相反的情况。从军的公民不再是最主要的公民，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公民。一个人只有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愿意去从军。这就形成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民族的精英避而不就军职，因为这一行不光荣；而军职之所以不光荣，则是因为民族的精英不再参加军队。因此，当你看到民主国家的军队尽管物质条件比其他军队一般说来好得多，纪律不如其他军队那样严格，但往往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处境不满的时候，不必表示惊讶。士兵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他们的被挫伤的自尊心，使他们爱上缺了他们就无法进行的战争，或喜欢其他们从中有希望凭借手中的武器获得人们原来拒绝给予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个人尊严的革命。民主国家军队的成分，使引发革命的危险变得更加可怕。在民主社会，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财产需要保护；但是，民主国家的军队通常都是由无产者领导的。大部分无产者在国家内乱816期间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在民主时代，人民群众自然要比在贵族时代更怕革命，但军队的首脑们却不太怕革命。另外，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在民主国家，最有钱、最有教养和最有才干的公民，都决不去担任军职，所以整个军队最后会变成一个小独立王国。在这个小王国里，官兵的知识水平低于全国，而他们的习惯却比全国粗野。但是，这个不文明的小独立王国却掌握着武器，而且只有它会运用武器。军队的好战和喜欢动乱的精神给民主国家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正是因为公民的和平情绪而加剧了。在一个不好战的国家里，再没有比军队更危险的东西了；而全体公民的过分爱好安宁，则使他们把整个社会都交给士兵去支配。因此，一般而论可以这样说：如果民主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本性而自然爱好和平，那它就将被它的军队一步一步地拖向战争和革命。贵族制国家从来不担心军人发动革命，而民主国家却经常害怕这样的革命。在妨碍民主国家前进的一切可怕的危险当中，这种危险将变得最为突出。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寻找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上去。当一个国家因军队的野心蠢蠢欲动而感到内部不安的时候，它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为这个令人讨厌的野心提供发动战争的借口。我不想一般地诽谤战争。战争差不多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遏止平等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这时我们就必须认为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所染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战争虽然有一些很大的好处，但也不能把它捧得过高，说它可817以根除我方才指出的危险。战争只能暂时阻止这种危险，战争过后危险又会变本加厉，因为军队尝到战争的甜头之后，便更加不愿意容忍和平了。战争只是永远希望光荣的民族解救困难的办法。我可以预言，一些民主大国里涌现出来的军事首脑们，会发现他们在率军征伐时容易，而在胜利后和平地生活下去困难。有两件事使民主国家觉得很难办：一件事是开始进行战争，另一件事是结束战争。此外，如果战争未为民主国家带来特殊的好处，那它就会使民主国家遭到昔日的贵族制国家同样未曾放在心上的某些危险。现在，我只谈一谈其中的两种危险。战争虽然满足了军队的要求，但却限制了每天都在嚷嚷要使自己的和平时期的需求得到满足的不可胜数的公民群众，而且往往使他们失望。因此，战争就有从另一方面导致它本来应当防止的动乱的危险。在民主国家里，任何一场长期战争都将给自由带来巨大的危害。这并不一定是指害怕在每次胜利之后看到获胜的将军们，会象罗马的苏拉和凯撒那样用武力夺取最高政权。危险是另一种的。战争虽然并不总是给民主国家带来军人统治，但它不能不使民主国家的文官政府的职权无限增加。它差不多必定要把管理万民和处理万事的大权集中到这个政府手中。它不是以武力突然建立专制，而是依靠习惯势力慢慢地走向专制。凡是企图消灭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一定知道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战争。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科学定理。当官兵的野心引起人们惊恐时，一个看来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增加军队的人数，从而扩大军官的编制。这只能缓和燃眉之急，818但为未来埋伏了更大的危险。在贵族制社会，扩军可以产生稳定的效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一类人有军事野心，而且其中每个人的这种野心可以停止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怀有野心的一切人差不多都能得到满足。但是，在民主国家，扩军就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军队前人数越多，想往上爬的人也越多。被许诺有空缺时就职的人上任以后，不久又会出现一批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而已经上任的那批人也很快会牢骚满腹，因为左右民主国家公民行动的那种激动情绪也会反映到军队中来。人们想得到的不是一定的军阶，而是一直往上晋升。他们的欲望虽然不算太大，但却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民主国家扩军只能使军人的野心得到一时的满足，但不久以后，他们的野心将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想往上爬的人越来越多。至于我，则认为不安和时刻思动的情绪，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组织本身内在的而且不愿意根除的弊端。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要自以为能够找到一种依靠自己的力量镇服和控制军人情绪的军事制度，为此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能够救治军队的弊端的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国家。民主国家自然担心动乱和专制。只要使军队的那些本性变为审慎的、理智的和稳重的爱好，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公民们最后学会如何和平而有益地运用自由，并领会到自由的好处时；当他们象爱自己女朋友那样爱好秩序，自愿地服从纪律时，他们入伍从军就会不知不觉地和似乎是违反本意地把这些习惯和气质带进军队。全民族共有的精神一渗入军队特有的精神，就会节制军队生活所造成的观点和欲望，或者依靠舆论的强大力量把这些观点和欲望抑制下去。有了有知识、守纪律、意志坚定和爱好自由的公819民，才会有纪律严明和服从命令的士兵。任何法律，只要它在镇压军队的叛乱精神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压制公民的自由精神，使法律和权利的观念黯然失色，它就必然适得其反。它不但没有消灭军人暴政，反而大大促进了军人暴政的建立。不管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民主国家里存在一支庞大的军队毕竟总是一大祸根，而消除这个祸根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裁军，但这又是所有的国家都不能采用的一项解救办法。820第二十三章　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哪些人是最好战和最革命的阶级民主国家军队的特点，是按照提供兵员的人口数与兵员人数的比例来说，它是十分庞大的。关于这一点，我准备以后再谈它的理由。另一方面，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选择军职的却不多。因此，民主国家不久就不得不放弃自愿入伍的募兵制，而采用强制入伍的征兵制。本国条件的要求，迫使它们采用了后一种制度，而且可以不难预知，人人都要被征入伍。由于服役是强迫性的，所以服役的义务就由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平等分担。这也是这些国家的条件及其思想的必然结果。这些国家的政府，只要向全体人民提出呼吁，就差不多可以进行它想要做的事。一般说来，引起反抗的是负担轻重的不平等，而不是负担本身。但是，由于全体公民都要服役，所以显然要出现每个人只在军队里服役为数很少几年的结果。因此，士兵只是军队的过客便成了常规。但是，在大部分贵族制国家里，当兵却是士兵所选定或被迫接受的终生职业。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些差异很大的后果。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士兵中，有些人很爱军人生活，但大多数人是被迫站到军旗下的，他们时时刻刻准备返回家园，没把从军看成严肃的任务，只想离开军队。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求，也没有染上半点这种职业所产生的奢望821。他们当兵只是应付差事，心里总是惦念着公民生活里的利益和欲求。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尚武精神，反而把社会上的公民精神带进军队并在军队里保持这种精神。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这些纯朴的士兵仍然保存着公民的本色，全国的习惯对他们有最大的作用，舆论对他们有最大的影响。士兵们可以特别自诩的，正是他们把曾使人民本身受到鼓舞的爱自由和尊重权力的思想带进了民主国家的军队。贵族制国家的情形与此相反，那里的士兵到了最后已与自己的同胞毫无共同之处，与同胞们往来形同外来人，而且往往是形同敌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军官是保守分子，因为只有他们同市民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且从不放弃迟早回到市民社会恢复其原来地位的志望。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保有这种联系和持有这种愿望的则是士兵，而且促使士兵如此的原因也完全相同。不过，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内部，军官们往往养成与全国人民完全不同的爱好和欲求。这种现象是不言而喻的。在民主国家里，一个人当了军官，便与市民生活完全断绝关系。一离开市民生活，就等于永远离开，而且他也没有一点回去的兴趣。他的真正祖国就是军队，因为他的一切都决定于他所占的军阶。因此，他得跟着军队的命运共进退，同沉浮，把自己今后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军队。由于军官的需要与国家的需要不同，所以他可能在全国最希望安定和和平的时候锐意制造战争或进行革命活动。但是，有些因素可以节制军官在这方面的好战和喜欢闹事的情绪。如果民主国家军队里的这种野心是每个军官都有的和持久的，则这种野心很少是强大的。出身于民族的下等阶级的人，经过在军队内部的几次晋升，终于升到军官的地位，便已经够扬眉吐气的了。他已经占居比他在市民社会的地位高得多的地位，并且822取得被大部分民主国家经常认为是不可出让的权利。经过这样大的努力之后，他愿意暂时停一下，想一想如何享用已经获得的一切。由于害怕失去已经获得的东西，所以渴望获得尚未获得的东西的心情便不怎么强烈了。在克服妨害他晋升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障碍之后，他便对以后的晋升之慢不那么着急了。随着军阶逐步升高，发现危险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逐渐收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我就认为民主国家军队中最不好战和最没有革命精神的，将永远是它的高级指挥官。我方才就军官和士兵所讲的一切，对于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是介乎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那批人，即我要讲的军士阶级，并不适用。这个在本世纪之前还未在历史上崭露头角的军士阶级，我想它今后会在历史上发生作用。同军官一样，军士已在思想上同市民社会断绝关系；也同军官一样，军士亦把军职视为终生职业；或许还超过军官，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一方面。但是，他们还没有象军官那样取得较高的和稳固的地位，以便在爬到最高职位以前可以有机会暂时停止下来，舒舒服服地歇一口气。由于军士的职务性质永远不变，所以军士们注定要过一种庸碌无名、备受限制、毫不舒适和生死难卜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当兵只是一种危险的行当。他们只知道艰苦和服从，而这比头顶危险更难忍受。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眼前的痛苦，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能使他们将来解除这些痛苦。实际上，日久天长之后，他们也真能当上军官。这时，他们便可以发号施令了，并且得到了荣誉、独立地位、权利和享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823虽然大量地出现于他们的眼前，但在实际拿到手以前，他们从来不敢确信一定能拿到手。他们的军阶也不是不能更动的；他们每天都得听任其长官的摆布，军队的纪律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犯一点小错误，或稍有越轨行为，经常能使他们立即失去费了多年心血才得到的果实。在他们熬到他们所向往的军阶以前，可以说他们没有什么成就。只是取得了军官的军阶以后，他们才好象进入了仕途。象他们这样不断受到他们的充沛精力、需要、激情、时代精神、希望和恐惧心情推进的人，不可能不燃起铤而走险的野心。因此，军士都希望有战争，而且是永远和迫不及待地希望。如果人们反对战争，他们就希望发生使典章制度失去权威的革命，以便在革命当中利用局势的混乱和群众的政治激情把他们的长官撵下台，并取而代之。他们并不是办不到的，因为尽管他们的感情和欲求与士兵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家庭出身和习惯却与士兵一样，从而能对士兵发生极大影响。如果以为军官、军士和士兵的这种各不相同的对事态度只出现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那就错了。这种现象见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主国家。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军士永远是国家的和平的和有秩序的风气的最坏代表，而士兵则是这方面的最好代表。士兵会把全国民情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带进军队，将民族的面貌忠实地反映在军队里。如果一个士兵是无知的和软弱的，那他将不知不觉地和违反本意地被他的长官拉去搞叛乱。如果他是有知识的和坚强的，那他将会约束他的长官遵守秩序。824第二十四章　关于民主国家军队为什么在战争初期比其他国家军队软弱而在战争持续下去时则比其他国家军队强劲凡是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被击败的危险；而长期作战的军队则有很大的获胜机会。这一真理特别适用于民主国家的军队。在贵族制国家，军职是享有特权的职业，所以在和平时期也受到尊敬。才能大、学问大和野心大的人纷纷拥向军界。军队在各方面都不低于全民族的平均水平，甚至往往高于这一水平。我们在民主国家却看到相反的情形。在那里，民族的精英都逐渐离开军职，以便通过其他途径去谋求荣誉和权力，而尤其是财富。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再加上在民主国家和平时期长，军队的水平便经常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参战的军队处于这种状态，对于国家和军队都有危险，直到战争使这种状态改变，危险始终存在。我曾经说过，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和在和平时期，年资是晋升的最高的和不可改动的准则。正象我已经指出的，这不只来因于这种军队的制度，而且来因于这种国家的制度本身。因此，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下来。另外，由于这种国家军官在国内的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在军队的地位，以及由于他们的荣华富贵全都来自这个地位，所以他们825只有到死才离开或退出军界。这两个原因对一个民主国家带来的后果是，经过长期的和平之后，它的军职人员和军队的全部指挥人员均已老迈。我所说的不仅有将军，而且包括一直没有晋升或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大部分下级军官。在你考察民主国家的军队时，你会吃惊地发现，全体士兵都是毛孩子，而所有的长官均已至垂暮之年。因此，士兵缺乏经验，而长官缺乏精力。这是败北的主因，因为使战争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年轻的人。如果不是近代的一位最伟大的统帅指出过这一点，我是不敢这样说的。这两个因素对贵族制国家的军队就不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因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晋升的主要依据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年资，所以在每个军阶中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把人的最充沛体力和精力全都带进了战争。另外，在贵族制国家谋求军事荣誉的人，都在市民社会里拥有不愁温饱的地位，所以很少有人在快到年老的时候才离开军队。他们把精力最充沛的年华献给军事生涯之后便自动退休，回乡去安享余年。长期的和平不仅使民主国家的军队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使所有的军官在身心方面养成了不适于作战的习惯。长期生活在民主的温文尔雅习俗气氛中的人，一打仗就难于适应战争所要求的艰苦工作和严峻义务。如果他还没有失去担任军职的兴趣，那他至少要养成妨碍他取得战争胜利的生活方式。在贵族制国家，市民生活的懒散作风对军队风纪影响不大，因为在这种国家里，指挥军队的都是贵族。应该知道，一个贵族，尽管他在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但除追求这种幸福以外，他总是还有826其他一些追求，而且为了充分满足这些追求，他可以自愿地暂时牺牲他的幸福。（Ｅ）我曾经指出，在民主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阶的晋升是极慢的。起初，军官们对这种情况表示无法容忍。于是，他们闹事，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中的大部分人迁就下去。野心大和有办法的人离开了军队。其余的人终于使自己的爱好和欲求适应他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命运，以市民的眼光来看待军职。在他们看来，军职的最可贵处，就是它能给他们带来舒适和安定。他们把未来的设想都寄托于这一小点有保障的收入上，一生只要求能够平平安安地享受就行了。因此，长期的和平不仅使民主国家的军队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常常把老年人的习气输送到还是年轻力壮的军官中去。我也曾指出，在民主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军职并没有多大荣誉，不太有人追求。公众的这种轻视态度，是压在军人头上的一块又重又大的石头。士气好象被它压扁了，但在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士气又能立即恢复它的弹力和活力。挫败士气的这种原因，却不见于贵族制国家的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他们的同胞，都从来没有认为军官是低下的，因为除了他们的军队伟大以外，他们本人也是伟大的。即使和平对这两种军队发生相同的影响，结果还是要不同的。当贵族制国家军队的军官失去战斗意志和不愿意靠军职发迹的时候，他们仍会尊重本阶级的荣誉和身先士卒的古老习惯。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军队的军官不再爱好战争和不再希望利用军职向上爬，他们就什么好的东西也保存不下来。827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在长期和平之后参加战争，被打败的危险要特别大于其他国家。但是，它不会因为败北而轻易气馁，因为战争越持久，它的军队的胜利机会越大。当战争拖长而使全体公民不能从事和平劳动和破坏他们的小小事业时，他们就会把珍视和平的热情转向支持战争。战争使一切事业遭到破坏之后，它本身就成为一个唯一无二的巨大事业。于是，平等所产生的一切热烈的和奋进的激情，便全部集中到战争方面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很难发动人民奔赴战场的民主国家，一旦让人民拿起武器，有时会在战场上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随着战争逐渐将所有人的视线吸引到军队方面来，和军队在短期内就举国闻名并创造出巨大财富，全国的精英便纷纷从戎。这时，被军队吸引去的天生具有进取心和勇敢而好斗的人，已经不是象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只来自贵族，而是来自全国了。由于竞争军事荣誉的人很多，而且战争又在迫使每个人发挥其应有的才智，所以不断涌现出一些伟大的将领。长期的战争对民主国家军队发生的作用，犹如革命对民主国家人民发生的作用。它打破常规，使一切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在和平时期就已年老体衰的军官离开军队，退休或死去。一批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青年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这些年轻人满怀激情，坚持把战争打下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晋升，而且实际上也在不断晋升。在他们身后，还有一批与他们怀有同样心情和同样欲求的年轻人。而在这批人之后，还有另一批人。只要军队没有限制，这样的人将会一批接着一批涌现。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奋进之心，而死亡又在为各种奋进之心提供机会。死亡不断使各级军官减员，制造遗缺，既为晋升开门，又为晋升关门。在军人的习性和民主国家人民的习性之间，还存在一种只有828在战时才显露出来的隐秘关系。民主国家的人，有一种渴望迅速得到所希冀的东西，然后快快活活地加以享受的本性。其中大部分人崇拜冒险，怕死不如怕穷。他们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之下从事工商业的。他们也把这种精神搬到战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以在瞬间取得胜利。最能满足民主国家人民幻想的伟大，就是在战场上能使他们大放异采而且只消冒生命之危险就可突然得到的伟大。因此，民主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爱好是使他们离开战争，而他们的思想习惯却使他们能打好战争；只要能够把他们从他们的事业和舒适生活的圈子里拉出来，他们便可以容易变成好士兵。如果说和平对民主国家的军队特别有害，那末，战争却可以保证它得到其他任何军队所没有得过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起初不太明显，但随着战争的持久，可能由此取胜。一个贵族制国家在同一个民主国家交战时，如不在最初的几个回合摧毁对方，就大有被对方打败的危险。829第二十五章　关于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民主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广泛社会平等，久而久之将使士兵不听军官的指挥，并由此破坏纪律的约束。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尤其认为如此。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有两种纪律，切不可混淆。当军官是贵族，士兵是农奴时，即当前者富后者穷，前者聪明能干后者愚昧无能时，两者之间容易建立最严格的服从关系。可以说，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服从军队纪律了，或者不如说，军队纪律不过是社会奴役的臻善。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很快就会变成除了长官的命令以外对什么事都茫无所知的人。他虽在行动但无思想，打胜了仗也不表示高兴，被打死了也无怨言。在这种状态下，他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训练去打仗的最可怕动物。民主国家一旦看到它的士兵也染上贵族制国家可以轻易加于骑士兵身上的那种分毫不差、服服帖帖、千篇一律的盲目服从的习惯，它一定感到失望。民主国家的社会情况不会使士兵如此，而民主国家要想人为地使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则有丧失其固有优点的危险。在民主国家里，军队纪律不应当试图取消精神的自由发展，而只能设法引导精神的自由发展。军队纪律规定的服从并不十分周密，但很粗野和很简明。这种服从以服从者的意志本身为基础，它不仅取决于服从者的本能，而且取决于他的理智。因此，当危险的情况使服从成为必要的时候，服从者往往会自动严格服从。贵族830制国家军队的纪律在战争中容易松弛，因为这种纪律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而战争可以打乱这些习惯。相反，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可以自动加强，因为每个士兵这时都非常清楚，为了能够取胜，他必须毫不反抗，严格服从。依靠战争来完成宏伟事业的国家，只知道我所讲的纪律。在古代的国家里，军队只征自由人和公民入伍，他们彼此之间无大差别，惯于平等对待。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说古代国家的军队是民主的——虽然它的成员都来自贵族内部。因此，在军队里，官兵之间情同手足。读完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你自会相信这一点。士兵们经常向他们的将军们提意见，而且可以无话不说；将军们也愿意倾听他们的士兵的意见，而且有问必答。将军们通过谈话和示范来领导士兵，要比利用管束和惩罚好得多。可以说将军既是士兵的伙伴，又是士兵的长官。我不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士兵是不是也曾象现在的俄国士兵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军队纪律，但我知道这并没有妨碍亚历山大征服亚洲和罗马征服世界。831第二十六章　略述民主社会里的战争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发展，而且象在今天的欧洲这样，在相邻的几个国家同时发展时，居住在这些不同国家的人，尽管语言、习惯和法制不同，但在都怕战争和都爱和平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野心和愤怒武装各国君主也没有用处；人民普遍持有的那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君主们情不自愿地消下起来，丢下手中的宝剑。于是，战争越来越少了。随着平等在几个国家同时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居民一起涌向工商业，不仅他们的爱好日趋一致，而且他们的利益也逐渐交融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加于他国的危害都不能不弹回到自己身上来，从而使人认识到战争是一种对战胜国和战败国来说损害差不多相等的灾难。因此，在民主时代，一方面是难以把各国都拉进战争，另一方面是几乎不可能只有两个国家交战而不牵涉其他国家。各国的利益互相交织，它们的意见和需要也彼此相同，所以一个国家一有风吹草动，其他所有国家也无法保持安宁。因此，战争越来越少，而一旦爆发战争，战场必将越来越扩大。832一些相邻的民主国家，不仅象我方才所说的在某些方面变得相似，而且最终达到在几乎所有方面共同。而且，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对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当我寻思为什么１５世纪的瑞士联邦曾使欧洲的一些强大国家发抖，而现今瑞士的国力则完全与它的人口数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已变得同邻国人一样，而邻国人也变得同瑞士人一样，所以瑞士现与邻国的差别只是人口的多寡，而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的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合并于大国，或至少参加大国的势力范围。由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兵力，所以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兵员派赴战场。在部队里可以有象瑞士的步兵和１６世纪法国的骑兵那样的比其他兵种精锐的兵种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征集大量的兵员；833但是，到了每个士兵的力量都相差无几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新需要的产生原因，也为满足需要提供了手段，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人人都一样的时候，人人也就都成了弱者。在民主国家，社会权力自然大大强于其他国家。这种国家在想要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入伍时，也有能力办到。因此，在平等时代，人们的尚武精神虽已减弱，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扩大。在这样的时代，作战的方法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变化。马基雅维里在其《君主论》里写道：“征服以一个君主及其诸侯为首领的国家，要比征服由一个君主及其奴隶治理的国家困难得多。”为了不侮辱人，我们不妨将“奴隶”改为“公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可以用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的伟大真理。一个贵族制大国，征服它的邻国或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它之所以不能征服邻国，是因为它不能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之后长期保持下去；它之所以不能被邻国征服，是因为敌人会到处遇到许多小防御据点，阻止它前进。在贵族制国家里作战犹如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在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相反。民主国家容易把可用的全部兵力投入战场，而如果它很富庶并且人多，则很容易成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的御敌办法就不多了。如果敌人占领了它的首都，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各自孤立的，非常软弱，谁也无力自卫，不能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国家的力量强大。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旦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而所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834组织和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不能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我知道，使地方享有自由，并由此建立地方政权，可能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经常是作用不大的。这时，不但人民不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而且恐怕他们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了。根据文明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掠夺私人的财产，而只在于占有政治权力。只是为了达到下一步目的，才偶而破坏私人财产。当贵族制国家因军队败北而被敌军入侵时，贵族虽然身为富人，也宁愿单独继续抵抗而不投降，因为入侵者一旦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就会把他们的政治权力拿走，而他们重视政治权力甚于重视财产。因此，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接受对他们来说是最大不幸的征服。而且，他们容易把人民组织起来，因为人民长期以来已经惯于跟随和服从他们，在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可怕损失的。反之，在身分平等占有支配地位的国家，每个公民只有很少一点政治权力，而且往往一点也没有；另一方面，人人都是独立的，并有财产可能受到损失。因此，他们不象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怕被征服甚于怕战争。当战火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的国土时，也很难判断它的人民会不会拿起武器。因此，必须给予这种国家的人以政治权利和政治意识，以使每个公民觉得自己也享有曾对贵族制国家的贵族起过鼓舞作用的某些权益。民主国家的君主和其他首领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注意的是：只有热爱自由的激情和习惯才能最有效地抵制追求享受的习惯和激情。我认为，再没有比不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在战败时最好投降的了。以前，在战场上双方的兵力都不太多，交战时也是小规模的战835斗，或进行长期的围攻。现在，一交战就是大规模的战斗，只要前进的道路无阻，就一直挺进到敌方的首都，以期一举结束战争。据说，是拿破仑发明了这套新战术。只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创造不出这种发明的，而不管他是什么人。拿破仑采用的战术，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提示给他的。他使用这种战术所以成功，是因为这种战术特别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他首次将这种战术应用于战争。拿破仑是第一个率军长驱直入由这个国家首都打到另一个国家首都的人。但是，为他打开这条道路的，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崩溃。我们可以设想，这位非凡人物如果生在３００年前，他是不会使他的战术产生这样效果的，或者说他将采用另一种战术。我只想就内战问题再说几句，因为我害怕读者不耐其烦。我就对外战争所述的一切，大部分也有充分理由适用于内战。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天生就没有尚武精神。他们在被迫上战场的时候，有时也有点这种精神。但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家一起奔赴战场，自愿忍受战争的风险，尤其是内战的风险，决不是民主国家的人想要采取的行动。只有最喜欢冒险的人，才会同意去冒这种危险。民主国家的大部分群众是不会采取行动的。甚至在人民愿意行动的时候，也不是容易行动起来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找不到他们准备服从的早已确立的悠久权威，没有已被公认的领袖来团结、统帅和指挥希望起来行动的人，没有在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政治力量去有效地支持政府进行抵抗。在民主国家里，多数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多数拥有的物质力量，也是为了抵制它而首先可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所无法比的。因此，坐在多数的席位上以多数的名义和利用多数的权力发言的党派，可以毫不费力地转瞬之间打败所有的个别抵抗。这些党派甚至不让个别抵抗出生，在孕育期间就把它掐死。836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凡是想以武力进行革命的人，除了出其不意地占领政府的全部机关，别无其他办法。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最好使用政变的办法，而不发动战争，因为一旦进行正规战争，胜利者几乎准是代表政府的党派。只有在军队分成两派，一派举起叛旗，另一派继续效忠政府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内战。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组织严密，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在一定的期间内自给自足。战争可能流血，但不会进行很久，因为叛军一显示武力，或经过初战的胜利，就能控制政府，于是战争随之结束；或者最好是因为战争一开始，没有得到政府的有组织的力量支持的那一派军队很快就自行瓦解或被消灭。因此，可以把内战在平等时代将会非常稀少和非常短促视为普遍真理。837第四部分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阐述平等所激发的思想和感情之后，如不说明这些感情和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管理可能发生哪些一般影响，我就没有很好地完成本书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必须经常回到已经走过的路上去。但我希望，当读者沿着已经熟悉的道路走向某一真理的时候，请不要停下来不再跟着我走。838第一章　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使人各自独立的平等，也使人养成只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个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人在与自己相等的人往来当中和作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永远享有的这样完全独立，使人对一切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并很快激起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因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沿着一种引导他们走向自由制度的自然趋势前进。请你随便找一个人问一问，如果可能，你再研究他的最主要本能，你会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政府中，他首先考虑的和给予最高评价的政府，是由他选举首脑并由他监督首脑行动的政府。在身分平等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效果中，首先引起人们注目的和使胆怯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对独立的这种热爱。我们不能说这种恐惧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出现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令人害怕。由于公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影响，所以一旦使公民们各得其所的国家政权不复存在，混乱状态就必然立即达到顶峰，公民们各自东西，社会组织马上化为灰烬。但是，我深信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民主时代应当害怕的弊端，而是最不值得害怕的弊端。实际上，平等可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人民容易看清第一种倾向，并加以抵制；而对于第二种倾向，839则由于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因此，提醒人们注意勿误入歧途是特别重要的。至于我，决不因为平等鼓吹不服从而非难平等，而主要是因为它鼓吹不服从而称赞它。我之所以赞美平等，是因为它使我看到它把关于政治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的冲动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由此提供了纠正它所产生的弊端的办法。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爱慕平等。840第二章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关于在君主和臣民之间存有次级权力的观点，自然浮现于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脑际，因为这种权力是某些个人或家庭觉得自己的出身、文化和财产高于他人或家庭而应当拥有的，而且这种个人和家庭似乎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指挥他人的。平等时代的人的头脑里，由于与此相反的理由而自然不存在这种观点。只能人为地将这种观点引进平等时代，而且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其保存下去；但是，民主时代的人，可以说不用深思就会想出关于由政府亲自直接领导全体公民的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另外，在政治方面，也同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一样，民主国家人民的头脑喜欢接受简明的一般观念。他们厌恶复杂的制度，认为一个大国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和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最好。在平等时代，人们的思想产生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之后，自然又要产生关于统一的立法的观念。由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与他人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很难理解应用于一个人的法规为什么不能同等地应用于其他一切人。因此，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特权，他们都从理性上感到可憎；同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最微小差异，也使他们感到不快；在他们看来，立法的统一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反之，在贵族制时代，人的思想却认为这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地实行统一的法制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是拒绝接受它便是抛弃它。841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倾向，最终都变成盲目的本能和无法克服的习惯，以致除了个别情况外，它们至今仍在支配人们的行动。尽管中世纪各国的情况悬殊，有时各国也有一些完全相同的个人，但这并未妨碍各国的立法者对其中的每个人规定不同的义务和相异的权利。反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些国家的政府却竭尽全力将同样的习惯和同样的法律加于还没有变得相同的全体居民身上。随着身分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或者说，每个公民都变得与其他一切公民相同，消失在群众之中，除了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以外，什么也见不到了。这自然要使民主时代的人产生认为社会的特权是极其高尚的，而个人的权利则是非常低卑的见解。他们容易承认社会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不足挂齿。他们也相当愿意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和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就是亲自引导和领导每个公民。要是稍微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探究他们的政治见解的根源，便会发现他们有我方才所述的观念中的某几个观念，并为发现见解经常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竟有如此一致而感到吃惊。美国人认为，在每个州里，社会的权力都应当直接来自人民；但是，这项权力一旦依法设立，可以说谁都不会认为它是有限的，而心甘情愿承认它有权力去做一切。至于赋予城市、家庭或个人以个别特权的问题，他们甚至已经忘却了这种观念。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不把同样的法律统一地用于国内的各地和全体居民。这样一些见解正在欧洲逐渐传播，甚至渗入最强烈反对人民842主权学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权力来源与美国的不同，但对权力的特点的看法却与美国的一样。在所有国家，中间权力的观念已经稀薄和逐渐消失。关于特定的个人生来就有权利的思想，正迅速从人们的头脑里消失，并将被关于社会具有无上权威、即所谓唯一权威的思想所取代。后一种思想正随身分日益平等和人们日益相同而在生根和发展。平等使这种思想产生，而这种思想又反过来加速平等的发展。在法国，我所讲的革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所以这种思想已经完全深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我们仔细听一听我国各政党的主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政党不接受这种思想。大部分政党指责政府，说它工作得不好；但所有的政党都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工作下去并参与一切活动。甚至那些激烈反对政府的人，在这一点上也是意见一致的。社会权力的单一性、遍在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处，也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如果说一般人的头脑都能自发地浮现这种思想，那末，它会更容易地出现于君主们的想象之中。欧洲的旧社会情况正在变化和消失，而君主们对于他们的权能和责任也在产生新的认识。他们初次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中央权力可以而且应当按照统一的计划亲自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和所有的人。我敢说这种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是欧洲的国王们从来没有过的，而现在却日益深入这些君主的脑海。其他所有的见解都摇摇欲坠，只有它固若盘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意见分歧。他们虽在不断争论主权应当属谁所有，但对主权的责任和权843利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所有的人都把政府想象为一种唯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政治方面的所有次要思想都是变化无常的，只有上述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和本身长存的。政论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个思想，群众也积极拥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地热烈追求它。它虽然现在才出现，但却好象由来已久。因此，它不是人的精神任意形成的，而是人类的现实情况和自然要求。（E）　844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如果说在平等时代人们容易接受关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思想，那末，另一方面也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习惯和感情已经事先承认了这样的政权。现在只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大部分理由已在前面讲过了。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经常的和不可缺少的伙伴，所以他们愿意自我反省，并进行独立思考。我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曾经详细地谈过这一点。因此，这些人从不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个人的事业而去操劳公事。他们的自然倾向，是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的大家都可看得见的永久存在的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就是国家。他们不但天生不爱管理公事，而且往往没有时间去管理。在民主时代，个人生活极其忙碌，欲求很大，工作很多，以致每个人几乎没有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我决不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我只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在不断促使这种倾向于人心中滋长，要不立即加以阻止，就会占据人心。我也曾指出，日益增强的喜欢享受之心和财产的不动产化趋势，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害怕财物遭受损失。爱好社会安宁之心，是民主国家人民现在所保存的唯一政治激情，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845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这自然使公民们将一些新的权利赋予或让给中央政权，认为只有中央政权才有兴趣和办法保卫自己，从而使他们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侵害。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这两种既不能分开而论又不能混为一谈的情况，使民主国家的公民具有了十分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的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国家经常发生的现象：人们一面抗上，一面又能忍受长官的支使，他们既傲慢又屈从。846随着特权逐渐减少和缩小，人们对特权的憎恶反而日益加强，所以可以说民主的激情甚至在动因最小的时候反而更加猛烈。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这种现象的原因。当身分极不平等的时候，最大的不平等也不刺眼；而在人人都划一的时候，一小点差异也会引起不快；随着划一日臻完善，这种不快感将更加使人难以忍受。因此，爱平等的热情将随着平等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加强，而在这种热情得到满足的时候又促进了平等发展，乃是自然而然的。使民主国家人民反对一切特权的这种日益炽烈的永存憎恶，特别有利于一切政治权利逐步集中于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地位必然和无可争议地高于全体公民的国家元首不会引起公民们的嫉妒，因为每个公民都认为与他平等的人可以取消他们从国家元首那里取得的任何特权。民主时代的人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高于自己，不相信邻人正直，嫉妒邻人的权势，既害怕邻人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时时刻刻感到他们双方是属于同一个主人管辖的。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励平等，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也可以说一切中央政府都崇拜划一，划一可使政府不必为制定无数的细则而操劳；如果不对所有的人规定同一制度，而对不同人采用不同的制度，则必规定这些细则。因此，政府是爱公民之所爱，并且自然是恨公民之所恨。这种感情一致的共同体，在民主国家不断将每个公民和国家元首结合在同一思想之下，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隐秘的和恒久的同情。由于公民和政府的爱好相同，公民原谅政府的缺点；只有政府做得太过分或犯错误，公民才会不信任政府；但只要政府改正错误，就可以恢复公民对它的信任。民主847国家的人民虽然往往憎恨中央政权的专制，但他们对于这个政权本身始终是爱护的。这样，我便从两条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目的地。我在前面指出，平等使人产生了关于单一的、划一的和强大的政府的思想；我现在又使读者看到，平等使人们喜爱了这样的政府，以致现今的各国都力求建立这样的政府。思想和感情的自然倾向，都在引导人们向这个方面迈进。只要不加阻止，人们就可以达到目的地。我认为，在展现于眼前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作品，而中央集权化则是政府的自然趋势。（Ｇ）848第四章　导致民主国家走上中央集权或避免中央集权的若干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中央集权，那它们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式。这取决于该国的特殊条件是可以促进或阻止社会情况的自然发展。这种特殊条件为数极多，我只想叙述其一二。在获得身分平等以前长期生活于自由之中的人民那里，自由所赋予的本性与平等所造成的倾向之间有一定的冲突。尽管中央政权在他们当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但他们作为个人却是永远不会放弃其独立的。但是，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期以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的国家里（比如象在欧洲大陆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民族的古老习惯就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新信念结合起来，以致所有的权力都好象自动趋向中央。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集聚于中央，国家立刻达到其强大的极限，而个人随即被推到其弱小的最后限界。二百多年前来到新大陆的荒漠建立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他们的母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知道陪审制度，他们享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他们具有权利观念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把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带到美洲，并用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侵犯。因此，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是早已就存在了的，而平等则是比849较挽近的。欧洲的情形与此相反。在欧洲，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在国王看来，在自由进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早已深入人民的习惯。我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人们认为政府是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当然代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间权力。这一点，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使平等原则获得胜利的民主国家尤其适用。革命的暴风骤雨把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一扫而光，而剩下来的芸芸众生既无组织，又无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所以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负起管理一切政务工作的重任。结果，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对于拿破仑独揽几乎一切行政大权的行为既不必褒扬，又不必贬斥，因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突然消失以后，这些权力便落到他的手里。他当时拒绝这些权力和接受这些权力，几乎是都同样困难的。美国人就不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一开始就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作他们的临时监护人。因此，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仅以平等的进展为转移，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以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在一场民主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或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刚刚展开斗争的时候，人民都极想把全国的行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以把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而在这样的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被打败的贵族一般都愿意把一切事务的领导权交给国家，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已与他们平等而且往往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人民实行小小的暴政。850由此可见，力图加强政府特权的往往并不是同一个公民阶级，但只要民主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国内总要出现一个在人数上或财富上强大的阶级，它出于同民主国家一般具有的那种经常憎恶被邻国统治的感情完全无关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极欲把国家的管理大权集于中央。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英国的下层阶级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而将各地的行政权转归中央，而上层阶级则试图把地方的行政权保留在原来的主管人手里。我敢预言，总有一天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景。以上所述可以使人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权力在经过人民的长期而艰苦的奋斗之后获得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总要比在公民们一开始就总是平等的民主社会里强大，而个人的权力在前者总要比在后者软弱。美国人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明证。美国的居民从未按特权分成几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人与仆人的依赖关系。由于他们既不彼此害怕，又不相互憎恨，所以从来不知道有必要请求最高当局来指导他们的活动的细节。美国人的命运是特殊的：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取来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两者保全下来，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进行斗争。如果说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人们维护自己的独立，那末，在民主时代这个说法尤其是真理。当人们全都相同的时候，便容易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只凭本能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需要人们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技能，以便在这种环境下组织和维持次级权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独立而个人又都是软弱无力的条件下建立既可以反抗暴政又可以维持秩序的自由社团。因此，中央集权和个人服从在民主国家不仅随平等的普及而增强，而且随公民的开化而增强。851不错，在不太开化的时代，政府经常缺乏知识去完善其专制统治，而人民也同样缺乏知识去摆脱专制。但是，两者的后果并不相同。无论民主国家的人民多么幼稚，统治他们的中央政权从来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它容易从全国汲取它所发现的少量知识，而且必要时它可以到国外去寻找知识。因此，在一个既愚昧又民主的国家里，国家首脑和每个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智力差距，便不能不立即暴露出来。这便容易使一切权力集中到国家首脑手里。国家的行政权力将不断扩大，因为只有国家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想得多么不开化，它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贵族制国家里除了君主以外，一些主要的公民也受过教育。如今统治埃及的帕夏发现他的人民至为愚昧和极为平等，于是便从欧洲学来统治其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君主的个人学识一与臣民的愚昧和民主弱点结合，中央集权便将无限加强，而君主也就可以把国家变成他的工厂，把臣民变成他的工人。我认为极端的中央集权最后会使社会失去活力，久而久之，还会使政府本身软弱无能。但是，我并不否认集权的社会力量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场所可以容易实现巨大的事业。对于战争来说，这一点尤其是真理，因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全国资源迅速地投于规定的目的的技能，其次才取决于资源的多寡。因此，主要是在战争时期人民才感到应当而且往往是必须扩大中央政府的特权。所有的军事天才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加强他们的势力；而所有的中央集权天才则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将迫使国家将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因此，在经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可能经常遭到危险的民主国家，使人们不断扩大国家852的特权而限制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要比在其他一切国家迅速和持久。我已经说过，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知不觉地使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能，以致中央政府自以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以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我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会知道，导致民主国家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条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并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牺牲越来越多的权利。因此，一个国家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何况这样的革命在把财产由其原所有者手里夺下来以后便动摇了全国的人心，使人们产生了疯狂的仇恨心理，把国家拖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的境地。于是，爱好社会安定的心理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而公民则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我以上只讲了几个全是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谈到。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国家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就是国家元首本人的出身及其爱好。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自然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如果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确切地再现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就几乎是无限的，并准备将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同旧贵族制度仍然保持某些联系的国王实行行政集权，将不如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等方面似乎与平等的运动有不可分割联系的自创新业的国王容易和迅速。我并不是要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国王们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他们志于中853央集权的心情与其他君主同样积极。对于他们来说，平等的好处就在于能够中央集权。但是，他们的成功机会不大，因为公民不会自动地服从他们的意旨，而往往是只能勉强地接受他们的要求。在民主时代，国家元首的贵族性格越少，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一条规律。当一个王朝领导贵族制国家时，君主的天生成见必然与贵族的天生成见完全一致，而贵族社会的内在弊端将会自由发展，并且没有救治办法。当贵族世家的后裔成为民主国家的领袖时，情况就会相反。君主由于受自己的教育、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每天都偏向于身分不平等所造成的情感；而人民则出于自己的社会情况，时时都在追求平等所产生的民情。这时，公民们往往试图抑制中央政权，把它视为贵族的政权，甚至视为暴虐的政权。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而且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决心继续做平等的人。推翻旧王朝而使新人出任民主国家元首的革命，可能暂时削弱中央政权。但是，看到革命之初出现的某些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这个革命的最终的而且也是必然的结果，将是扩大和保护这个政权的特权。使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第一个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必要条件，就是它要喜爱平等并叫人相信他喜爱平等。因此，原先十分复杂的专制之术，现在已经简单了，可以说它已简化为一项单一的原则。854　第五章　当今的欧洲国家尽管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但最高权力却日益加强如果读者玩味一下上述的一切，便会对欧洲的情况感到奇怪和吃惊。在欧洲，所有的一切都好象在促进中央政权无限增加特权，使个人的存在日益软弱，日益处于依附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促使美国人走向中央集权的所有一般倾向和长期趋势，在欧洲的各个民主国家都有。此外，欧洲的民主国家还有许多为美国人所不知道的次要原因，在促进它们走向中央集权。可以说它们每向平等迈进一步，便接近专制一步。只要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和看一看我们自己，就会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在以前的贵族时代，欧洲的一些君主相继被剥夺或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力所固有的若干职能。距今不到１００年以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许多私人或团体还是相当独立的，可以自行审理案件，自己募兵和养兵，自己收税，甚至常常自己制定和解释法律。现在，各国均已收回这些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限；在有关国家管理的一切事务方面，国家不再容许在它与公民之间有居间的代表，而由自己对公民进行全面领导。我无意谴责这种中央集权，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在同一时期，欧洲到处存在着许多代表地方利益和管理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现在，这些地方当局大部分已不存在，其余的不855是正在迅速消失之中，就是即将完全听命于中央。在欧洲各地，领主的特权、城市的自由和地方的行政权，不是已经消失，便是行将消失。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多次革命和反革命。但这些运动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动摇或破坏了地方的次级政权。法国在被它征服的地区没有消除的地方特权，后来被战胜法国的君主们消灭了。这些君主把革命所创造的一切新鲜事物全部抛弃掉，唯独把中央集权留为己用：这是他们肯从革命方面接受过来的唯一东西。我想指出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相继从某些阶级、团体和个人手里夺过来的各种权利并未用去在更为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而是全被集中到国家元首手里。各国甚至对最低级的公民也越来越直接领导，对他们每个人的小事也越来越亲自管理。在古代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事业都由私人或团体掌握；而在今天，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国家，在某些国家全由国家管理。向饥饿者施舍面包，救济和收容病残，安排无业者就业，几乎全由国家办理。国家成了一切灾难的几乎唯一的救济者。在现在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教育事业也同慈善事业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办理的事业。国家从母亲的怀抱里把孩子接过来，而且856往往是要过来，交给它设立的经办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对每一代人进行感情陶冶和思想教育。同其他制度一样，教育制度也是统一的。其差异同自由一样，均日益消失。我也不讳言，在现今的几乎所有基督教国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被政府控制的危险。这不是指统治者对教会自行决定教义表示非常嫉妒，而是指他们日益加强控制教义宣讲者的意志，剥夺教士的财产而向教士支付薪金，把教士的势力收回专为己用，任命教士而且往往是任命自己的仆从，同宗教携起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但是，这还只是整个情景的一个侧面。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当今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原有权力的每个领域，而且并不以此为满足，它除要充分行使现有的全部职权以外，还要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个人的独立至今尚未被它染指的领域。以前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许多行动，现在已被政府控制，而且被控制的行动不断增加。在贵族制国家，政府的权力通常只限于在与国家利益有显著的和直接的关系的事务方面领导和监督公民，在其余的一切事务上听任公民自行处理。在这些国家里，政府好象往往忽略了个人的错误和苦难会危害全国的幸福，忽略了防止个人的破产有时也应当是国家的任务。当代的民主国家趋向另一个极端。显然，当代的统治者大部分不以治理整个国家为满足，他们自857以为应当对治下的每个人的行动和命运负责，把指导和指点每个人一生应当如何行动的责任全都包揽在身上，在必要的时候，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还教导每个人如何获得幸福。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越来越这样看待政府，一有需要就去找政府援助，并时时刻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我敢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不是不仅越来越中央集权，而且越来越管小事情和管得越来越严。各国的政府越来越比以前更深入到私人活动领域，越来越直接控制个人的行动而且是控制微不足道的行动，终日站在每个公民的身边协助和引导他们，或站在公民的头上发号施令。以前，君主靠他的地产收入和税收生活。现在，他的需求和权力都增加了，因而不能再靠上述的收入生活了。以前，一个君主如有需要可以制定一种新税，而现在他可以举债。于是，国家逐渐成为大多数富人的债务人，把大量资金集中到自己手里。对于小额资金，它用另一种办法吸收。随着人们日益变得相同，身分日益接近平等，穷人也开始有了一点财产，受到一定的教育，产生一些欲求。他们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并试图用储蓄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储蓄便每天产生出无数的小额资金，即慢慢积累起来的劳动果实，而且其数额不断增加。但是，如果这么多钱分散在个人手里，便不会产生任何收益。这样，便出现了一种慈善组织，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组织不久便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一些以慈善为怀的人想出一个办法，把穷人的储蓄收集在一起，使其产生收益。在某些国家里，这种慈善团体仍然与国家完全无关；但在绝大多数国家858里，这种团体有被政府合并的趋势；甚至在个别国家里，已被政府取而代之，政府亲自担起把数百万劳动者的日常储蓄集中在一个场所，并独家经营其生息业务的庞大工作。这样一来，国家既可以通过举债的办法吸收富人的资金，又可以通过储蓄银行随意使用穷人的存款。国家的财富由政府操纵或支配而不断循环，并随着身分日趋平等而相应地增加，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只有政府能使个人相信，而每个人之所以相信政府，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政府有些力量和可以持久一些。因此，统治者不仅掌握着公共财产，而且还在干预私人财产。他是每个公民的上司，而且往往是他们的主人。另外，他还是公民的管家和帐房先生。现在的中央政权不仅包揽了原来政权的全部工作，而且超过了它的工作范围，使其扩大。同时，比以前动作得更灵活，更有力量，更有独立性。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大改进了行政技巧。它们做的事情比以前多了，而且每件事都做得比以前迅速、有条理和节省经费。他们不断用从私人那里得来的一切知识丰富自己。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所辖地区派有常驻代表进行严格管理，并且发明了一些新方法来径直领导这些代表和便于监督他们。他们对于由代表管理一切事务还不满足，于是便直接向代表所管理的一切事务插手。结果，公共的行政不但依附于同一权力，而且越来越集中于同一地方和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政府在集中它的活动859的同时，便加强了它的特权。这是使它力量强大的两个原因。在我们考察大多数欧洲国家过去实行的司法制度时，有两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吃惊：司法权力独立，司法权限很大。法院不但审理私人间的几乎一切纠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与国家间的仲裁人。我在这里不想谈某些国家的法院所篡夺的政治权限和行政权限，而只谈各国法院拥有的司法权限。在所有的欧洲国家，过去有和现在仍有许多大部分是与一般财产权有关的私人权利。这项权利受到法院的保护，不经法院许可国家不得剥夺。这是一种使欧洲的法院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法院大不相同的半政治性权力，因为其他所有国家虽然设有法官，但都没有授予法官以这样的特权。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所说的自由的欧洲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史，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除普通法院外，还另外设立了不如普通法院独立的专门审理国家与公民间可能发生的纠纷的法院。原有的法院还保有其独立性，但它们的审判权缩小了，而且人们越来越想叫它们只充当私人利益冲突的仲裁者。这种法院的数目不断增加，它们的职权也在增加。因此，政府可以越来越不必让另一个权力机关来批准它的计划和要求了。政府虽然不能绕过法官，但它至少可以选任法官，并永远控制住他们。也就是说，在政府和私人之间设立了一个名义上是主持正义，实质上是偏袒政府的司法机构。860由此可见，国家并未以总揽一切事务为满足，它还越来越自行决定一切而不被控诉和上诉。在现代的欧洲各国，除了我上述的各项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它们不断扩大最高当局的活动范围或增加其特权，但人们对它还未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个原因是平等的进步所促成的工业发展。工业通常要把许多人集聚在同一地方，在这些人之间建立起新而复杂的关系。工业使他们时而突然大富，时而突然一譬如洗。这种时穷时富的变化，自然危害社会的安定。最后还会出现工业劳动损害受益者和靠此餬口者的健康，甚至危害他们的生命的情况。因此，工业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制度，更需要监督和控制，而这个阶级的队伍一扩大，政府的权限自然随之增加。这是一项可以普遍应用的真理。但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与欧洲各国特别有关系的部分。在以前的许多世纪里，只有贵族拥有土地，而且他们也有能力保住其土地。因此，当时的地产受到许多保障，所有者享有极大的独立。于是，产生了一些在土地被分割和贵族没落之后仍然生效的法律和习惯。而在今天，土地所有者和农户仍然是最容易逃避中央政权控制的公民。在可以从中找到我们的历史的一切根源的贵族时代，不动产不太重要，其所有者也被轻视，而且力量薄弱；从事工业的人，是贵族社会里的一个例外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后台老板，所以受不到861保护，而且往往不能自保。因此，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工业财产是一种特别财产，不象一般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和保护，从事工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里的一个单独的小阶级，他们的独立不太受人尊重，君主一不高兴便可把他们踢开。如果我们翻阅一下中世纪的法典，便会因为看到在那样个人独立的时代，国王竟不断限制工业，甚至管到工业的最微小细节，而感到吃惊。在这方面，中央集权却是达到了它所要求的积极程度和细致程度。在此以后，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刚刚出现的工业财产逐渐发展而遍布全欧，工业阶级日益扩大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工业阶级的人数、重要性和财富均大大增加，而且不断增加下去。原先与它没有关系的人，至少在某些地方也都差不多全向它靠拢。这个原先被人视为例外阶级的阶级，现在有了变为主要阶级而且可以说是变为唯一阶级的趋势。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习惯并没有变动。这些思想和习惯之所以没有改变，最初是因为它们是陈旧的，后来又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新思想和一般习惯完全合拍。因此，工业财产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提高而扩大。工业阶级的人数虽然增加了，但它的依赖性并没有减少。可以说恰恰相反，它把专制引进了自己的内部，并随着自身的发展而使专制自然而然地加强。862国家越是工业化，就越需要有便利致富的道路、运河、港口和其他半公用性工程；而国家越是民主化，私人便越是难于进行这样的工程，但国家却是越容易进行。我不讳言，当前各国政府的明显倾向是独揽这些工程，从而把人民日益限制在非常小的活动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和需求的增加，国家本身消耗的工业品也日益增加。这些工业品一般均由国家的兵工厂和工厂制造。正因为如此，每个王国的国王便成了最大的工业家。他吸收一大批工程师、建筑师、技师和技工为他服务。他不仅是头号工业家，而且越来越想主持或者勿宁说是控制其他一切产业。公民们由于日益平等而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以致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在工业方面有任何作为。但是，政府自然想把他们的联合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应当承认，被称为合伙组织的这种集体，是比单个人强大和可怕得多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责任却小于个人。因此，不让它们象私人那样可以对政府有较大的独立性，似乎是合理的。统治者们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的心意喜欢如此。在民主国家里，只有联合起来公民才能对中央政权进行有效的抵制，所以中央政府从来不欢迎不受它控制的结社。但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们却往往在内心里对他们本来很需要的结社怀有恐怖感和嫉妒感，从而妨碍了他们保卫结成的社团。这些863私人小团体的反抗能力和在人们普遍软弱涣散之中的长期存在，使公民们感到吃惊和不安，于是不能不认为每个团体自由应用它们的能力是一种危险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