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成男孩子拥有特权的象征。父亲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优势，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每一件事都让她更加坚信男性是优越的。后来，她在性交时感到了一种新的屈辱，因为性交时女人的位置是在男人的下方。她以“男性化抗议”的方式作出反应：她或努力让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开战。做母亲以后，她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和阴茎对等的东西。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她开始全盘接受她的女人角色，承认自己是劣等的。她的内心斗争远比男性严重。我在这里并不想对导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论分歧详加评述，也不想详细讨论调和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根据性冲动，还是根据动机，其解释都不是充分的，因为每一种冲动都产生动机，而每一种动机又都只能根据冲动来认识。因此，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阿德勒主义综合起来也许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标和终极性这些概念时，仍认为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其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动力与机制两者的关系时，他还是一个和弗洛伊德意见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学家在谈及冲突或引力时，总是承认决定论。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坚持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这就是，人的历史应当用诸种决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把同一种命运分派给女人。她的戏剧被概括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第一种倾向通过阴蒂组织表现出来，第二种倾向则表现为阴道性冲动。作为一个孩子，她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后来她产生了和男性有关的自卑感，从而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坚持她的独立性，因而变得男性化（由于潜在的自卑情结，这会导致有患神经病危险的紧张状态），要么通过顺从性爱实现幸福，这种解决方式是由她对握有主权的父亲的爱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寻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爱同想受支配的欲望混在了一起。她将通过做母亲得到回报，因为母性将给她提供新的独立性。看来，这出戏剧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动力。它通过各种扭曲的事件，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航向前进，那时每个女人都被冲得身不由己。精神分析学家们在经验中毫不费力地证实了他们的理论。如我们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复杂情况加在托勒密体系上，用这一体系去解释行星的位置，长期以来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颠倒过来的恋母情结加在恋母情绪上，只要揭示出各种焦虑中的欲望，就会把和弗洛伊德体系的正确性相矛盾的事实，顺利地和这一体系并为一体。要去解释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这一形式的方法会确切而详细地揭示出这一形式后面的背景。所以，谁要是决心描述弗洛伊德观点中的特例，谁就会遇到这特例背后的弗洛伊德图式。但是，如果一种学说需要增加较次要的解释，而在增加时又是含糊其辞和为所欲为的，如果通过观察发现违背和符合规律的事例同样多，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种陈旧而又僵化的框架。诚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在忙着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让他的概念不那么僵化，试图采取折衷的态度。例如，一位当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就这样写道：“无论哪里存在情结，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结存在于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联系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中一种成分对另一种成分的表现中。”但是，诸种成分的单纯联系这个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心理生活不是一种拼凑，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单纯的整体，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其统一性。我们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实去恢复生存的本来目的，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去追溯这种根源，人类就会仿佛是一个由没有意义的并且只起附属作用的强制和禁令组成的战场。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都不接受“选择”这个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有其固有的弱点。弗洛伊德把强制与禁令从生存者的自由选择中分离出来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们的起源——他认为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他努力用权威观念去取代价值观念，但他在《摩西与一神论》中承认，他无法解释这种权威。例如，乱伦是由于为父亲所禁而被禁止——但父亲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这是一个谜。超我使来自独断专制的命令和禁令内在化了，并摄取了它们，所以它有一种本能的动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由于认为道德与性欲无关，两种现实就是毫无关系的。人类的统一性似乎在瓦解，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无路可通。为了让它们重新获得统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虚构离奇的故事，如在《图腾与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据社会的处境，阀割情结才可以得到解释。他尽力解决价值问题，但他没有到具有社会所公认的价值的个体那里去寻本求源，也没有认识到性欲本身包含着价值，因而他对性欲的重要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我们从生理学已经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动同整个身体的生存活动是一体的。生存者有一个有性欲的、可性交的身体，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个可性支身体的生存者的关系中，始终涉及到性。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具体表现，那就会涉及到它们的含义能否被发现的问题。由于不具备这种观点，精神分析学家们才将有待解释的事实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例如，他们告诉我们说，小女孩对露着屁股蹲着撒尿感到害羞——但这种羞耻感是怎么来的呢？同样，在问到男性是否对他的阴茎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上这类问题以前，有必要知道什么是自豪，以及主体的欲望怎么会体现在一个客体上。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最基本的论据，因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论述地球、空气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论证了这一真理。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关于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们身体的关系。但是，在其试图发现的周围自然界的本体当中，在劳动娱乐及对各种“能动的想像力”体验时，人有一种基本的利益。人渴望与整个世界具体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认识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拥抱、性交一样，也是根本的活动，所以在这里只看到性的象征性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他们实际上在欺骗自己。洞穴、沼泽。裂缝、坚硬、完整，这都是些基本现实；它们引起人的兴趣并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宁可说里比多是由于它们得到人的认识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并不是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处女性，相反却是由于人对完整性的崇拜才使处女性显得珍贵。劳动、战争、娱乐和艺术是人参与世界的标志，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任何其他的东西。它们所揭示出来的性质，同性所揭示的性质相抵触。个人在行使他的选择权时，所依据的既是它们又是这些性体验。但是，只有用本体论的观点去认识总体存在，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这种选择的统一。的确，在决定论和“集体潜意识”的名义下，精神分析学家所坚决拒绝的，正是这种“选择”概念。这种潜意识应当向人类提供预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征主义。因而它要解释所观察到的梦与梦的、无目的行为与无目的行为的、神志不清时的幻觉之间的、比喻与比喻的，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要谈及自由，就不应当去解释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处。但是，自由观念并非同某些永恒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说精神分析的方法尽管在理论上是谬误的，却往往是有价值的，那是因为每一种个别情况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处境与行为模式往往重复出现，而决定的契机则从普遍性与重复性的乌云中闪现。弗洛伊德说，“人体结构即命运”。这个警句在梅洛一庞蒂那里引起共鸣，他说，“身体即普遍性”。生存到处都是一样，它越过了个体生存者之间的鸿沟，在相似的机体中表现自身，所以在本体论因素同性因素的关联中会发现永恒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技术、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将向社会所有成员展示出一个相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存在着一种性与社会模式的永恒关系；处在相似条件下的相似个体，将会看到在特定环境中相似的重要特点。这种相似性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释了这个事实：在个体的典型经历中，可以把一般类型识别出来。在我看来，象征不是神秘的潜意识所炮制出来的比喻，宁可说它是一种通过模拟有意义的客体所获得的有某种含义的知觉。对大多数个体来说，象征的含义，其表现方式是相同的，因为相同的生存处境将所有的生存者联系起来，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资完全相同的人为处境。象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和语言一样，它是被既是伙伴关系又是分离的人的现实精心制造出来的。正如精神分析学家不得不承认的，个人的发明虽然违背了学说，但却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们的观点使我们有可能去认识广泛赋予阴茎的那种价值。如果我们不从主体的异化倾向这个生存事实出发，要阐明它是不可能的。主体的自由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焦虑，使他通过事物探求自我，这是对自我的逃避。这是一种基本的倾向，婴儿尚在断乳离开整体时，就马上会通过镜子，通过父母的凝视，开始把握他的异化生存。原始人通过超自然力，通过图腾受到异化。文明人则在他们个人的精神中，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声、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中受到异化。这里可以发现一种原始的诱惑，它会让人们变得不真实，无法真正成为他们自己。对小男孩来说，阴茎很奇特，它适于扮演这种“双重”角色——对他，它既是一个外来的客体又是他本人；它是一个玩物，一个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体，亲戚和保姆就像对待一个小人似的对待它。于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样变成了“一个比他本人更机灵、更有智慧、更聪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阴茎之所以被主体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区别的，是因为阴茎的排尿功能及后来的勃起功能是介于随意和非随意之间的中间过程；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反复无常的，仿佛是主观快感的外部根源。个体对物种的超越具体表现在阴茎那里，并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于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从它那里溢出来的生命同他的主观个体性结合为一体。不难发现，阴茎的长度，排尿的力度，勃起与射精的强度，是他衡量他自己价值的尺度。所以，体现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个恒量。由于孩子产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说，他自己的超越被父亲所阻挠）也是一个恒量，于是我们不断遇到弗洛伊德所谓的“阉割情结”概念。小女孩没有第二自我，没有被异化在一个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变成一个客体，把自己树为他者。无论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较的，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阴茎也会妨碍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性欲的人。由此会引出许多后果。但尽管如此，我提到过的那些恒量仍不会形成一成不变的命运——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现出它的价值，是因为它象征着其他方面的支配权。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树为主体，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对等物。实际上，由于体现了将来想有个孩子的愿望，布娃娃可以成为一种比阴茎更为珍贵的财富。在母系社会，女人拥有使群体受到异化的假面具；在这样一些社会，阴茎失去了它的许多荣耀。实际上，人的真正特权只是由于全部处境，才以人体结构上的特权为依据。精神分析学只有在历史环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我们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识去解释女人，但这并不比说她是一个雌性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是在取决于社会（她是其中的一员）的环境中，取得这种意识的。精神分析学的语言使潜意识和全部心理生活内在化了，所以它暗示，个人戏剧是在他的内部展开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结、倾向等这类术语就具有这样的含义。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联系的，个人通过周围的世界来进行自己的选择，并以此来确定他自己。因此，为了找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转向世界。精神分析学尤其没有说明女人为什么是他者。因为弗洛伊德本人认为阴茎的威望可以由父亲的主权来解释；可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承认他对男性霸权的起源一无所知。因此，虽然我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但并不en bier［全盘〕否定这门学科的贡献，或否认它的某些见解很有见地。首先，我们并不局限于认为性欲是既定的。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由于没有对女性里比多进行有效的阐述而得到证明。正如找已经说过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它从未进行过直接的研究，仅仅把男性里比多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时所产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随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时的焦虑，解释成一种倒置的受挫欲望。斯特克尔则比较清楚地看到，这里涉及到某种固有的反应，但他对此的解释也是肤浅的。他说，女人对破坏处女性、插入、怀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会压抑她的欲望——但这种解释也未免过于理性化了。我们不应当认为她的欲望是伪装在焦虑里面的，或因恐惧而丧失，而应当认为冲动同恐惧的混合即女性欲望，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征。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许多雌性动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时也回避性交，我们倒是很可以责怪它们的撒娇和虚伪。但是，对原始行为模式同复杂行为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加以维护，并以此来阐明原始行为模式，这是荒谬的。原始行为模式实际上源于女人所谓的撒娇和虚伪的态度。由于根据男性将里比多定义为一种动力，一种能量，“被动里比多”这个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们最好不要持这种见解，即一种光线可能是黄色的又是蓝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对绿色的直觉。如果我们不是用“能量”这类含糊术语定义里比多，而是把性欲的含义同人的获取、捕捉、饮食、制作、服从等其他行为的含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会更加完整地把握现实，因为这是认识客观的多种方式之一。我们还应当研究性冲动对象的特质，因为它不仅是作为性行为的观察对象，而且也是作为一般行为的观察对象出现的。这种研究将超出精神分析学的框架，而这一框架假定性冲动是最基本的。此外，我还要从另一个方面去提出女性命运这个问题：我要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一种自由度。我认为，她有能力在她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做出选择；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动力的玩物；她会根据道德尺度想出各种排列的办法。精神分析学以权威代替价值，以动力代替选择，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造物，一种替代物，这就是关于正常的概念。“正常”这个概念对治疗学无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学一般化，扩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这种描述图式被当做法则提了出来。毫无疑问，机械论的心理学不可能接受道德创造力的观点。严格说来，它所能够说明的是更少，而决不是更多；严格说来，它可以容许牵制，而决不是创造。如果主体没有全面证明是发育正常的，人们就会说他的发育已受到抑制，而这种抑制又会被说成是一种不足，一种否定，而决不会是一种肯定的结果。除了别的，这还使对伟人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惊：我们被告知说，这样那样的移情，这样那样的升华，在他们身上还未曾发生过；可是这些分析没有想到，也许他们不愿意经历这个过程，也许他们有自己的充分理由；这些分析也不会认为，把他们的行为看成可能是受随意目的的促动，也许这个想法更令人满意。他们在解释个体时，总是根据这个个体同过去的联系，而不是根据其设计目标时所指向的未来。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而且，几乎没有为它提供任何有别于正常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们对女性命运的陈述是非常简单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意义上，“认为自己”同母亲或父亲“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己；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形象，而不是更喜欢对自己生存的自发表现；就是假装存在（hems）。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女人，受到两种异化方式的诱惑。显然，装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装成女人也是个骗局：做女人意味着要成为客体和他者——不过，在她的顺从当中他者仍然是主体。对女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既要拒绝这样逃避现实，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找实现。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所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态度，看看在她面前会展现出怎样的前景。如果一个孩子走上了父亲或母亲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随意接受了他们的设计；他的行为也可能是他根据目的和目标进行选择的结果。连阿德勒也认为，权力意志只是一种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种涉及超越的设计统统称为“男性化抗议”。在阿德勒看来，小女孩爬树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没有想到她喜欢爬树。对母亲来说，她的孩子和“阴茎对等物”完全不同。绘画、写作、参政，这些不仅仅是“升华”；这里有基于它们自身的理由要达到的目标。否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读者会注意到，这种解释与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有些相似。实际情况是，从男性的观点（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纳）来看，涉及异化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坚持超越的行为是男性化的。妇女史学家唐纳逊（DOnaldso）说，“男人是个雄性的人，女人是个雌性的人”。这些定义被不对称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学家们当中，尤其把男人定义为人，把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举止像一个人时，她就被说成是在模仿男人。精神分析学家们把女孩和少女，说成是她们十分想认同于父母，她们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之间受折磨。我却认为，她们在所给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之间犹豫不决。所以，我们将会同意某些事实，尤其是在我们准备研究展现在妇女面前的非真实的逃避道路的时候。但我们赋予这些事实的含义，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赋予的完全不一样。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们必须了解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女人，给她们的全部处境以应有的重视。------------------　　图书在线下一部分第三章 经济一元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某些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现实。人类社会是一种非自然的生成体——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同自然对立的。它不是被动地服从自然存在，宁可说它是按照本身的意愿接管了自然的控制权。这种超越本分的行动不是一种内在的主观行为，它是在实践活动中客观地完成的。所以，不能只把女人看成是一个性的机体，因为在生物学的诸种特性当中，只有那些在活动当中能表现出具体价值的特性才有其重要性。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由她的性征专门确定的：它反映了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处境，这种处境反过来又表明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阶段。如我们所见，从生物学上讲，女人具有下面两个主要特性：她对世界的把握不如男人广泛，她受物种的奴役更深。但是，这些事实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在人类历史上，对世界的把握从未依靠过一个裸露着的身体：手的五指已经在预示用以增强力量的工具即将出现。我们从史前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证据发现，人始终是武装起来的。在挥舞大棒以捕捉陷于绝境的野兽的时代，女人的柔弱身体的确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劣势：只要使用工具需要付出的体力稍微超出了她力所能及的程度，就足以让女人一筹莫展。然而另一方面，技术却可以消除男女体力上的不平等：只有需要才能使富足的体力产生优越性，体力过强并不比体力适度更好。因而对许多现代机器的控制只需要部分体力资源。如果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没有超出女性的能力，就此项劳动而言，她和男人就是平等的。当然，今天大量显示出来的能量可以靠按电钮来控制。至于母性负担，则随着国家习俗的不同而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重要性：如果女人被迫多次怀孕，如果她被迫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抚养孩子，那么这种负担就是摧残性的。但是，如果她的生育是出于自愿，如果社会在怀孕期间给予她帮助并关心儿童的福利，母性负担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随着劳动条件的适当调整，这种负担可以很容易得到抵消。恩格斯根据这一观点，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回顾了妇女的历史。他指出，这一历史主要有赖于技术发展史。在石器时代，土地归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原始体犁的不完善限制了农业发展潜力的发挥。所以，女人的体力对庭园种植业是胜任的。在这种原始的劳动分工中，两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平等的。男人狩猎捕鱼，女人则留在家里。但家务劳动也包括制陶、编织和庭园种植之类的生产劳动，因而女人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铜、锡、青铜和铁的发现以及犁的出现，农业的范围扩大了。开垦林地和农田耕作需要集约劳动。于是男人便求助于其他男人的劳动，这使一些男人处于奴隶地位。于是出现了私有制：男人成为奴隶或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点应当由旧的劳动分工的瓦解来解释，而这种瓦解是发明新工具带来的后果。“从前保证妇女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咱而，母权让位于父权，财产由父亲传给儿子，不再由女人传给她的氏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父权家庭的出现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在这种类型的家庭中，女人处在被征服者的地位。处于主权地位的男人沉溺于淫乱之中，放荡不羁，其中包括和奴隶、妓女通奸，或者实行一夫多妻制。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当地习俗尽一切可能造成了相互性，妻子就会以不忠进行报复－一婚姻通过通好得以自然实现。这是女人反抗把她关在家中当奴隶的唯一方式。是经济压迫造成了让她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社会压迫。在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以前，平等地位不可能重新确立；但要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全体女性就必须参与公共行业。“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因此，女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倍倍尔在论述妇女的伟大著作中就这样指出过。他说，“女人和无产者同样受到跃随”。两者同样由于经济发展而获得解放，而这一发展是机器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的结果。妇女问题被归结为她的劳动能力问题。女人在技术与她的能力相适应时是有权力的，在失去利用技术的地位时，便失去了权力。在现代世界，女人重新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大多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古老父权制所造成的阻力，在妨碍着这一平等的具体实现；冲破这一阻力之时，便是实现平等之日。据苏联宣传，这在苏联已成为事实。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普遍建立，将不再有男女之分，而只有以平等为基础的劳动者。由恩格斯概括的这一理论体系，显然比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我们仍感到失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给忽略了。整个历史的转折点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可是这一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却没有指明。恩格斯本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现在我们对此毫无所知。”他不但对历史的细节毫无所知，甚至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同样，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不是清楚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尚有待解释的事实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恩格斯未经讨论就假定有一条把人和财产联在一起的利益纽带。但是这种利益，亦即社会制度的起源，它的起源又在哪里呢？所以，恩格斯的论述也不是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的，附属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越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就不可能了解这些真理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整个的人，而不是那种抽象的人的经济学。例如，看来很显然。只有参照生存者的固有条件，才能够理解“私有”这个概念。私有制要出现，主体就必须从开始就有一种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个体，并坚持他生存的自主性和分离住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出，若是个体在客观上不具备实现它的实际手段，这种肯定就永远是主观的、内在的、无效的。如果没有适当的工具，他当初就不会感到有支配世界的任何力量，他就会感到自己失落在自然和群体之中，是被动和受威胁的，是模糊力量的玩物。只有同氏族一致时，他才敢考虑他自己二图腾、超自然力和大地是群体的规实。青铜的发现，使男人在艰苦生产劳动的体验中，发现自己是个创造者。他由于能够支配自然，也就不再对它感到恐惧，而且通过排除种种障碍这一事实，他获得了把自己树为自主的主动力量，作为个体去实现自我的勇气太但是假如男人当初没有这种意愿，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劳动的教训不会铭刻在被动主体的心中：主体在塑造和驾驭土地的过程中，也在塑造和驾驭他自己。另一方面，肯定主体的个体性也不足以解释私有制：每一个有意识的个体，通过挑战、斗争以及一对一的决斗，都会把自身提升到主权地位。要让挑战具有周池师〔印第安在宗教节日交换礼物〕或正式交换礼物的形式，即具有经济竞争的形式，要此后先让氏族首领，继而让氏族成员要求有对财产的私有权，人类就必须有另一种固有的倾向。如我们在前一章　所看到的，生存者只有通过疏远，通过异化，才能够顺利发现自我；他想借助于世界去发现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自我，这个自我既要有别于他自己，又要属于他自己。氏族在图腾、超自然力和它所占据的地域中，遇到了它本身的异化存在。当个体逐渐同公社有区别时，他要求个人能够得到体现。超自然力先是在氏族首领，而后又在每个人那里个体化了。同时，每个人都想占有一块土地，占有工具和收成。男人在属于他的这些财产中找到了自我，因为以前他曾在它们当中失去了自我。所以可以理解，他对财物的重视程度，决不亚于重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男人在他财产中的利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关系。但我们认为，这不能单靠工具去解释：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男人在使用工具时的态度，这种态度暗示了一种本体论基础，一种类似于他的存在的基础。基于同样理由，也不可能从私有制推导出女人受压迫的结论。思格斯观点的不足之处，在这里又一次是明显的。他看得很清楚，只有在涉及到青铜和铁的工具时，女人的体力弱点才会成为其劣等性的真正关键。但他没有看到，只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女人在劳动方面的有限能力，才会构成具体的不利条件。正因为男人是一个超越的、有抱负的人，他才会在每一种新工具出现时表现出新的紧迫感：他一旦发明了青铜工具，就不会再满足于庭园种植——他渴望开垦并耕作大片土地。这种欲望并不是由于青铜工具本身才出现的。女人的无能导致了她的毁灭，因为男人从他为致富和扩张而进行设计的角度去看待她。可是这种设计仍然不能解释她为什么受压迫，因为两性的劳动分工可以意味着结成友好联盟。如果男人同他的伙伴的固有关系只能是一种友谊关系，便无法解释任何形式的奴役。但事实并非如此。奴役这种现象是人的帝国主义意识的结果，这种意识总是想以客观方式行使它的主权。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的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愿望，发明青铜工具便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恩格斯也没有阐明这种压迫的特殊性质。他试图把男女之间的对立归结为阶级冲突，但他在这样做时是半心半意的，因为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当然，依照性别进行的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压迫，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想起按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分工，但要把两者混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首先，阶级分化不具备生物学的基础。此外，服苦役的奴隶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同主人是对立的。无产阶级总是用起义来检验自身的条件，从而重新成为主要者，对剥削者造成威胁。无产阶级的目标是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消亡。我在序言中已经指出，女人的处境是多么地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共同的生活与利益使她和男人团结一致，此外也是因为男人发现她是一个同谋者。她不想革命，也从未想过自身作为女性的消亡问题——她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消除性差别带来的某些后果。更需要指出的是，不应当简单地只把女人当做从事劳动的人。因为她的生殖功能和她的生产功能同样重要，无论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恩格斯忽略了这一点，仅仅谈到社会主义社会要废除家庭Th－一这种解决方法当然是抽象的。我们都知道，苏俄根据生产的直接需要同再生产的直接需要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家庭政策上作出了多么频繁、多么彻底的调整。但就此而言，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斯巴达和纳粹制度之类的例子证明，尽管女人直接依附于国家，但她仍可能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所关心的是，既要主持正义，又不能压制自由；既要让个人承担义务，又不能取消个性。而根据这一原则将会发现，妇女状况提出的问题使它面临十分难堪的境地。完全符妊娠等同于一项任务，一件工作，或服兵役之类的服务，这是不可能的。要求女人生育给女人生活所带来的干扰，比调整公民职业所带来的干扰更严重——还不曾有哪个国家敢建立义务性交制度。性行为和母性义务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女人的时间和体力，而且还有她的基本价值。由于不可能把性本能置于典章制度的规范之下，理性的唯物主义徒劳地想对性的这个戏剧化方面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的确，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在性本能当中未必不含有满足性本能的否定因素。可以肯定，性本能不允许把自身同社会融为一体，因为在性冲动当中存在着瞬间对时间的反抗，存在着个性对共性的反抗。如果人们打算指挥共利用性本能，则有扼杀它的危险，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任意处置惰性物质那样，去任意处置活动着的自发性，更不可能像可能获得的特权那样，去通过暴力予以获得。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这些古老的父权制戒律正是今天苏俄正在恢复的东西。俄国恢复了婚姻的宗法观念。它在这样做时，不得不一再要求女人成为性爱的对象：最近的一份声明就要求苏联女公民仔细注意她们的装束，要求她们使用化妆品，要求她们利用调情艺术去控制自己的丈夫，煽起他们的欲火。这些情况清楚表明，把女人单纯看做一种生产力是不可能的：对于男人，她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殖者，一个性爱对象，一个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极权的或独裁的制度，都不约而同然而却是枉费心机地去禁止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并宣称个性的、个人的戏剧有悻于忠实结合于社会的公民所确立起来的秩序；性体验依然是这样一种体验：它的共性总是被它的个性所剥夺。而对于以消灭阶级而不是以消灭个人为目的的民主社会主义，个人的命运问题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因此性差别也将会保持它的全部重要性。让女人与男人相联系的性关系，同男人提供给女人的那种关系是不一样的。把女人同孩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纽带。女人不仅仅是青铜工具创造出来的，所以单靠机器也不会把她消灭掉。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争取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因为它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成“男性化抗议”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复杂曲折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与“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全部个人戏剧的基础，也是人类经济史的基础，唯有靠它，我们才可以从整体上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的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优点在于生存者即身体这个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身体相对的身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表现了他的生存处境。同样，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生存者的本体论愿望，亦即生存者为形成而制定的设计，依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尤其是依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采取了具体的表现形式。但是，除非把这些愿望融到人的整个现实当中，否则单靠性欲和技术什么也解释不成。所以，在弗洛伊德那里，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偶然的；所以，在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似乎是根据反复无党的神秘命运出现的。我们在试图揭示女人对，不会否认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一些贡献；但我们会认为，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资源，只有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对他才是具体存在的。体力、阴茎和工具，其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中确定；它有赖于生存者用以追求超越的基本设计。------------------　　图书在线下一部分第四章　游牧族中的女人这始终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迄今为止，为解释这一事实提出的种种理由，似乎还没有一个是充分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存在主义哲学去重温史前研究的和人种学的论据，就可以认识到两性的等级制度是怎样确立的。我已经说过，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两种类别的人都能够抵制这种强求，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时而敌对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因此不难理解，男人将会希望支配女人。但是，是什么优势使他能够实现这种意愿？人种学家对人类社会原始形态的解释是极其矛盾的。这种解释得到的信息越多，越不系统，情况就越是如此。要形成女人在前农业时期的处境的观念尤其困难。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女人的肌肉组织或她的呼吸器官，在木同于今天的条件下，发育得是否不如男人那么完善。她要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她要承受起做母亲的负担。这最后一个事实，其含义是模糊的。很可能意味着，要是她被指定去发挥母性的功能，那是因为男人为了抵御动物或他人可能发动的攻击，在紧紧控制着随时跟踪追击的权力。男人的角色更为危险，也更有活力。不过情况也好像是，女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强健的、顽强的，可以参加战士的远征。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希罗多德讲的故事以及他后来对达荷美女战士的描写，就可以清楚看到，女人参加过战斗，而且其勇猛凶残的程度不亚于男人。但是，即便如此，在很棒与野兽的时代，男人的优越体力也必然是无比重要的。不论女人有多么强健，在反抗敌对世界的斗争中，生殖的束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可怕的障碍。怀孕、分娩和月经削弱了她们的劳动能力，使她们往往完全依附于男人，以得到保护和食物。由于显然没有实行生育控制，由于自然没有像对待其他雌性哺乳动物那样为女人提供不育的周期，多次怀孕就必然要消耗掉她们的大部分体力和时间，以至于无力供养自己生出的孩子。由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导出一系列结论：人类的早期生活是很艰难的；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很大，却只能从土地上得到很少的产品；对于群体资源而言，出生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女人由于生育力旺盛，无法积极参与旨在增加资源的活动，而由她产生的新需求，却又增加到令人难以捉摸的程度。尽管女人是延续物种所必需的，但她把物种延续得太慷慨了，于是男人不得不去维护生殖与生产的平衡。甚至在人类十分需要生育和母性备受尊崇的时代，体力劳动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