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律：她们违背自己的情感结了婚。然后被要求忠贞，如果以离婚求解脱。它本身就像行为不规一样受到责备。当除了工作别无幸福的时候，很多女人注定无所事事。这种状况使司汤达感到愤怒，他从中看到了横加在女人头上的所有过错的根源。她们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更不是司芬克斯：她们只是被社会的愚蠢习惯降低到半奴隶状态的人。正因为她们受到压迫，她们中的校校者才没有那些使她们的压迫者受到损害的缺陷；她们本来并不低于男人，也不高于男人，但她们的不幸处境反而巧妙地有益于她们。众所周知，司汤达十分憎恶严肃的态度：在他的眼中，金钱、荣誉、地位和权力似乎都是最令人头痛的偶像；大多数男人都卖身求利；学者、有势力的人物、资产阶级、做丈夫的有的人都窒息了他们身上生命和真情的火花；他们满脑子既定的观念，人云亦云的意见，对于社会常规已完全适应，他们的人格空空如也。一个被这一群没有灵魂的家伙充斥的世界是无聊的沙漠。不幸有很多女人也陷入同样悲惨的泥潭；她们或为玩促，“心胸狭窄，满脑子巴黎人的观念”，或常常是伪装的虔诚者。“对于可敬的女人和她们少不了的虚伪”，司汤达可谓“深恶痛绝”；严肃的态度使她们的丈夫显出装模作样的呆板，她们把同样的严肃带进了她们琐碎的事务；不良的教育使她们愚蠢，而懒散又使她们嫉妒成性，喋喋不休，空虚而轻残，她们冷漠、枯燥、作态、存心不良，她们遍布巴黎和外省；在德·瑞那夫人和德·查斯太勒夫人的高尚形象背后，此类女人是大有人在的。司汤达处心积虑，不怀好意地描写的一个人物无疑是格兰特夫人，在她的身上，他表现了与罗兰夫人和玛特儿正好相反的形象。她美丽却没有表情，傲慢无礼，缺乏怨力，她以她的“令人称道的德行”盛气凌人，不懂得发自内心的真正的谦逊；她自我欣赏，趾高气扬，只会摹仿尊贵的外表，而本质上却十分卑贱无处；“她没有性格，…··她令我感到讨厌，”娄万想道。她“明白事理，关心她的计划的成功”，她的全部野心就是让丈夫当上内阁大臣；“她的精神极其贫乏”；她非常世故，是个课是党；她从不动情，当清欲在她那干涸的心田中爆发时，其中只有欲火的焚烧，没有灵光的闪耀。只需把上述的描写颠倒过来，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出，司汤达首先要求女人万勿堕入严肃事务的圈套；因为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在她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她们很少去冒她们迷恋的男人所冒的风险；她们更有机会保持天真纯朴的性格和司汤达最推崇的慷慨大度。他在她们身上所喜欢的东西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真诚：这是他心爱的或他精心塑造的所有女人身上的共有特征；她们全都是自由和真实的存在。她们之中某些人还明显地夸耀自己的自由：安盖拉·皮特拉瓜是个“高贵的妓女，一副意大利的风度，就像路克列蒂亚·鲍吉娜一样”，阿祖尔夫人，“一个很像杜·巴里的妓女……我所遇到的法国女人中最少虚荣和浅薄的一个”，她们公开嘲弄社会习俗。拉米尔嘲笑风俗和规则；桑塞维纳夫人热衷于参加密谋，毫不动摇地犯罪。另一些女人则由于她们的精神活力被置于凡庸之上：曼塔就是这样的女人，此外还有玛特儿，她批评和蔑视她所处的上流社会，一心想显得与众不同。至于其他的女人，她们的自由则表现了否定的方面；查斯太勒夫人的明显特征是她对一切次要事物的超然态度；她虽服从父亲的意志，甚至听从他的意见，但她以她的冷漠抗拒了资产阶级的价值，她被因此而指责为幼稚，她也从那冷漠中随意寻找乐趣。克莱莉娜·康佛也因其冷漠态度显得与众不同，她从不参加舞会和年轻姑娘的其他娱乐活动；不知是“由于蔑视她周围的事物，还是看重某种渺茫的奇想”，她总是显得态度冷淡；她评说人世，十分憎恶人间的卑劣。但是，只有在德·瑞那夫人身上才深藏着灵魂的独立；她自己还不知道她并不完全听天由命；正是她的妇雅和灵敏表现了她对周围那一群俗辈的厌恶；她毫不虚伪，心怀宽厚，具有热烈的感情，善于制造欢乐的气氛。一颗暗暗燃烧的心很难从外表上看出来，但只要一口气就足以吹得她欲火中烧。这些女人全都单纯而活泼；她们知道真正的价值并不源于外在的事物，而是源于人心。这些价值给她们所处的世界带来了魅力：只要她们出现，她们的梦想、渴望、欢乐和才智便能驱走厌倦。吉娜这个“积极的人物”害怕厌倦甚于害怕死亡。她认为，在厌倦中变得麻木虽“避免了死，却并非活”；她“对某些事情总是热情洋溢，总是好动、快活”。她们或幼稚、头脑简单，或十分深沉，或快乐，或忧郁，或大胆，或缄默，所有的人都反对跃进人类已陷入的沉睡。所有这些保持着自身自由（尽管这自由很空洞）的女人一旦找到了她们的客观价值，她们便会穿过情欲，上升到英雄主义；她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显示出了纯粹的完全奉献。但是仅仅自由还不能给予她们这么多的浪漫特征：纯粹的自由顶多引起敬意，未必触动感情；令人动情的是克服阻力以争取自由的努力。所做的斗争越艰巨，越能使女人显得动人。仅仅战胜外部的压力，就足以使司汤达满意了；在他的《意大利轶事》中，他让她的女主人公被深封密锁在修道院里，或被嫉妒的丈夫关在宫室之中。因此，她们不得不为同情人相会而想出种种好计；于是，暗J人绳梯、血染的小箱子、诱拐、躲藏、情欲和违抗的爆发，全都经过了精心的炮制；死亡和怵目惊心的折磨更为书中那些疯狂者的胆量增添了兴奋。甚至在比较成熟的作品中，司汤达仍然陷入这种明显的浪漫主义中：把发自内心的东西明显地表现出来；所有的人物千篇一律，很少差异。当克莱莉妞用依次显示字母的方法与法布里斯联络时，她重新发明了爱情。吉娜被描绘为“始终诚实的女人，她从不谨慎行动，完全为瞬间的印象所左右”；正是在她订计策，毒亲王，水淹巴马的时候，这个人物在我们面前得到了显现：她充其量不过显得高尚，为求生而选择了疯狂的逃亡而且。玛特儿搭在窗台上的梯子不再是做戏，它明显地表现了她傲慢的轻率、猎奇的趣味和挑衅的勇气。如果这些人物不是被诸如禁闭的高墙、支配者的意志和家庭的严厉看管等有害的力量所包围，她们的特征就不可能显示出来。但是，最难克服的还是每一个人在自己内心受到的限制：自由的历险在此最可疑、最刺激。显然，司汤达越同情他的女主人公，她们受到的限制便越严。对于蔑视社会习俗的妓女，不管她们傲慢与否，司汤达都十分喜欢；但他对玛特儿怀有更温柔的爱慕，因为她的犹豫和谦逊使她控制住了自己。自西安·娄万对德·霍昆科特夫人的自由精神十分欣赏；但他也热恋贞洁、谨慎和犹豫不决的德·查斯太勒夫人；吉娜临事不惧，他赞赏她的倔强；但比较而言，他更喜爱克莱莉妞，因为她年轻，赢得了法布里斯的心。德·瑞那夫人则为其傲慢、偏见和无知所限制，在司汤达创造的所有女性中，也许独有她最使司汤达震惊。他常常把他的女主人公安排在外省的、受限制的环境中，把她们置于丈夫或愚蠢的父亲的控制之下；他乐于把她们描绘成没有文化和满脑子虚假观念的人物。德·瑞那夫人和德·查斯太勒夫人都是顽固的皇权拥护者；前者胆小，没有经验；后者富有才智，却不欣赏其价值；因而她们都不为她们的错误负责，反而成了错误的受害者，正如她们是制度和习俗的受害者一样；是错误催开了浪漫主义之花，正如挫折造就了诗。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才决定他的行动，这样的人往往受到粗率的指责或耻笑；由此出发，对于一颗豁达的心试图在暗中行路的勇气和策略，我们便怀着恐惧、同情、嘲讽和爱来赞扬了。正因为女人受到了挫折，我们才看到诸如谦逊、傲慢和极其精美这样一些无用而可爱的品质在她们身上生色吐芳；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品质都是缺点，因为它们滋长了欺骗、过度敏感和性情的乖张；女人的处境就足以说明这一切。女人还被导致在小事情上，或者至少在“一些仅有情感价值的事情上”引以为豪，因为一切“被认为重要的”事情均与她们无缘。她们的谦逊是她们的依赖处境造成的，因为她们被禁止显示她们的行动能力，她们对自己的存在提出了疑问。在她们看来，别人的知觉，特别是她们所爱者的知觉能向她们显示她们的真相：她们对此有所恐惧，并力图逃避之。而对价值的真正关注则表现在她们的逃避、动摇、反抗，甚至谎言之中；这使她们赢得了敬佩；但它表现得十分笨拙，甚至极不老实；它使她们很动人，甚至温柔而可笑。当自由被置于它自己的圈套之中，而欺骗自食恶果的时候，也正好最富有人情味，因而最让司汤达入迷。当司汤达的女性心中涌起从未想到过的问题时，她们便很动人，这时候她们没有规则，没有诀窍，没有推理，也没有任何来自身外的指导能向她们示范；她们不得不自己拿主意。这种载荣了立的情景是自由的顶峰。克莱莉妞成长于自由主义的氛围中，她清醒、富有理智；但从别人那儿接受的意见不管是真是假，在道德冲突中都是无益的。德·端那夫人尽管很有道德，她还是爱上了于连，克莱莉妞救了法布里斯，违背了她的较好的判断：两个事例都说明女人不遵从她们认定的一切价值。正是女人的这种勇气引起了司汤达的热情；但更为动人的是那种不敢承认的态度，它因此而显得更自然、更自发、更真实。在德·瑞那夫人身上，大胆隐藏在天真之下：她对爱情一无所知，因而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在爱，以至毫无抵抗他屈服于爱；似乎因为身处黑暗之中，她才对情欲的闪电失去了防卫能力；她接受了它，弄不清它是否违抗了天堂和地狱。当这团火一熄灭，她便堕入了丈夫和神父所控制的阴影中。不管面对多么明显的事实，她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要她再次见到于连，她又会把心交给他。她的悔罪和她的忏悔神父从她手中夺去的那封信表明，为了逃出土流社会关押她的监狱，为了到达幸福的天国，这个热情而诚实的人竟然被逼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在克莱莉妮身上，这种冲突显然更为自觉；她动摇于对父亲的忠诚和她的怜悯心之间；她力图考虑到各种争端。司汤达觉得，正因为虚伪文明的一群受害者把他信奉的价值的胜利视为失败，那胜利反而更加辉煌。看到她们为了使真正的热情和幸福压倒她们信奉的谎言而使用诡计和欺诈，他十分高兴。当克莱莉妞面对圣母像许诺再不见于连，而此后两年中又闭着眼睛接受他的亲吻和拥抱时，她是又可笑又可悲的！司汤达以同样温情的讽刺思考德·查斯太勒夫人的动摇和玛特儿的忽冷忽热；为了达到相当简单而正当的目的，竟然绕了这么多圈子，出现了这么多的反复、迟疑和暗中的输赢！这都是令他狂喜不已的喜剧。演这些戏可真累人，因为戏中的女演员既扮法官又扮犯人，因为她就是她自己的受骗者，因为她在只须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时，硬是让自己走弯路。尽管如此，这些内心斗争依然显示了能够使一个高尚的灵魂受到折磨的最有价值的焦虑：那女演员想保持自尊；她抬高自己，压低别人，因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人。这些没有反响的、一个独唱的争辩比内阁瓦解的危机还可悲；当德·查斯太勒夫人自问是否对吕西安·娄万的爱做出反应时，她正在做出的决定既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周围的世界。她问自己，一个人能相信别人吗？一个人能依赖自己的心吗？什么是爱情和人的信誓的价值？信和爱是愚蠢还是大方？这样地拷问对生活的意义，对每一个人和一切人的生活都提出了质问。所谓严肃的人其实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按照既定的理由证实他的生活；这样一来，热情而深沉的女人便在时时修正已经树立的价值了。她知道孤立无援的自由处于不断的紧张状态；她因此而处于不断的危险之中：她在一瞬间便会赢得或失去一切。正是急不可待地冒了这一场隆，才给她的故事染上了英雄历险记的色彩。这赌注是最高的赌注，它就是生存的意义，而这生存则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并且是他唯一的命运。米娜·德·凡海尔的逃跑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很荒诞；但它涉及到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她的生活出了差错吗？她的幸福已迟到了9个月。她的心过于热烈，以至不能满意现实生活。”玛特儿不如克莱莉妮或德·查斯太勒夫人忠诚，她按照她所建立的有关她自己的观念调整她的行动，而非按照实际存在的爱情和幸福：自救而不失落，在所爱者面前屈服而不反抗他，这样岂不更傲慢、更崇高吗？她也独怀疑虑，正在拿比生命还对她重要的自尊冒险。给这些女人的生活带来光荣的，便是热烈地求索正确的生之理由，是穿过无知、偏见和欺骗的黑暗，在变化着的、灼热的情欲之光下探索，是拿幸福或死亡，尊荣或羞耻去冒险。女人当然不知道她在周围所散布下的诱惑；自我关注，扮演主要人物，这总不是真诚的态度；格兰特夫人把自己与罗兰夫人相比，明显地做出她不同于后者的行动。如果玛特儿依然很迷人，那是因为她卷进了她的喜剧，因为她在自以为能控制住她的心时却为心所役；她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她逃避她的个人意志所能达到的程度。但是，最纯洁的女主人公都缺乏自觉的意识。德·瑞那夫人不知道她的秀气，正如德·查斯太勒夫人不知道她的才智一样。她们的情人深感兴趣的一点也正在于此，读者与作者也与他有同感；他是见证人，通过他，这些秘密的财富显露出来了；他只是赞赏德·瑞那夫人的秋波那一转，赞赏德·查斯太勒夫人周围的人欣赏不了的“活跃、轻松而深沉的精神”；甚至别人若在欣赏吉娜的才智，他已深入了她的灵魂。在女人面前，男人尝到了观赏的乐趣；他之为她神魂颠倒，正如他陶醉于风景或图画一样；她在他心中歌唱，给天空增光添彩。这种显现是他的自我显现：如果自己不是一个灵敏、敏感和热情的人，就不可能领会女人的美妙之处，以及她们的敏感和热情；女性的情感创造了一个具有微妙差异和各种需求的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可以丰富她们的情人：与德·瑞那夫人为伴，于连就变得与他决定要做的野心家判若两人，他做了新的选择。如果一个男人只对女人有浅薄的欲求，他会觉得引诱她是十分可笑的事情。而真诚的爱则会真正改变他的生活。“爱情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不管形式多么寒怆，它都像维特的爱一样把灵魂向着美人儿的情感和欢乐打开。它甚至在没有财富的情况下也能带来幸标…··”“它是新的生活目的，每一件事物都与这目的相关，同时它也改变每一种事物的面貌。爱欲在一个男人的眼前就像昨天刚刚发明的新东西一样，它以它的崇高性冲击了整个自然。”爱情打破了千篇一律的日常事务，驱走了厌倦，在这厌倦之中，司汤达看到了深重的罪恶，因为它缺乏活下来还是死去的任何理由。爱情有一个目的，它足以使每一天变成一次历险：在曼塔的洞穴中度过3天，这对司汤达该是何等的愉快！在他的小说中，绳梯、血染的小箱子和种种雷同之处，全都表现了追求离奇的趣味。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女人，为我们点明了生存的真正目的：美、幸福、新鲜的感觉和一个新世界。爱情夺去了男人的灵魂，它让他把它占有，被爱的男人与他的情妇一样感到紧张和冒险，他比在他的职业中更加真实地证明了他自己。当于连在玛特儿放置的梯子下动摇之时，他对自己的整个命运产生了疑问：在那一刻，他失去了真正的标准。正是通过女人，受到女人的影响，并对女人的行为做出反应，于连、法布里斯和吕西安才学会了立身和人世。在司汤达的作品中，检验、奖励、审判者和女友——这一切其实就是黑格尔企图在女人身上同时得到的东西：在相互的认可中，女方的意识给予男方的与她从男方那儿得到的一样真实。两个在恋爱中互相了解的男女结成一对儿，他们否定了时间和宇宙；这样的一对儿完全自足，他们实现了绝对精神。但是，这一切预先假定女人并不是纯粹的变化：她本身就是主体。司汤达从不局限于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成男主人公的功能：他赋予她们以自己的命运。他尝试了一种更为罕见的事业，一种以前的小说家从未尝试过的事业：把他自己投射到女性人物的身上。他并没有像马里弗凌驾于玛丽安娜或里查生凌驾于克拉丽莎·哈罗那样凌驾于拉米尔；他承担了她的命运，正如他承担了于连的命运。因此，拉米尔的轮廓依然有点沉思的味道，而且特别富有意味。司汤达在这个年轻姑娘的周围布下了一切可以想像的障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无知，是在一些满脑子偏见的人们粗俗的养育下长大的，一旦她懂得了“那真愚蠢”这句话的充分含义，她便在她的道路上清除了一切道德障碍。她那新生的精神自由使她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凭着她的好奇心、野心和欢乐的冲动行事。在这颗如此坚毅的心面前，物质上的障碍只能被撇到一边，她唯一的问题便是在一个平凡的世界上造就她配享有的命运。她必须在罪和死中完成它。这也是于连的命运。在现存的社会上根本没有伟大人物的位置。男人和女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值得注意的是，司汤达竟然既是十足地浪漫主义的，又是决断地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通常都很有理性，对所有的问题都持统一的观点；司汤达却要求妇女解放不只泛泛地打起自由的旗号，而且还要凭着个人幸福的名义。他相信，爱情决不会丧失什么东西，相反，当女人与男人平等之时，她越是能完全理解他，爱情便越是真诚。女人身上被赞赏的某些特征无疑将会消失；但它们的价值来自它们所表现的自由。这将会用其他形式显示出来，浪漫主义精神绝不会从人间消失。两人彼此分离，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存在，在自由中面面相对，他们互相通过对方，寻求他们生存的证明，他们总会生活在充满危险和希望的历险中。司汤达信赖真实。失去真实，就意味着虽生犹死；真在哪里闪光，美、幸福、爱情和一种自有其理由的欢乐就在哪里闪光。正因为如此，他反对把严肃的问题神秘化，正如他反对伪神话诗一样。富有人情味儿的真实满足了他的需要。他认为，女人只是凡人而已：任何形式的梦想都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狂喜。六、小结由以上种种事例可以看出，每一个作家都独特地反映了很多集体的神话：我们一直把女人视为纯粹的肉体；男人的肉体生自母亲的体内，又在恋爱中的女人怀里得到再造。因此，女人与自然相关，她体现了自然：血之谷、开放的玫瑰、海妖、山曲，她在男人的眼中象征着沃土、精气、物质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掌管着诗歌；她成为人间与彼岸世界的中介：为贵妇或为传神谕的女祭司，做明星或做女巫，她开启了通往超自然和超现实的大门。她注定要处于被限定的存在中；她通过她的被动性布施了和平与和谐，只要她拒绝扮演这个角色，就会被视为“祈祷的螳螂”，吃人的女妖。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以特权的地者（the priV－ilied Other）出现，通过她，主体实现了他自己：她就是男人的手段之一，是他的抗衡，他的拯救、历险和幸福。不过，上述各位作家编造这些神话的方式各不相同。他者是按照此者为树立他自己而选择的独特方式而被独特地界定的。每一个作家都肯定了自己的自由和超越，但他们对这两个字眼赋予的含义却不相同。对蒙特朗来说，自由是一种境遇：他就是超越者，他翱翔于众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匍匐在地上，在他的脚下；度量他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使他感到有趣；他时时把她拉向他，提起她来，然后把她向后摔去，从不让自己下降到她的阴暗世界中。劳伦斯把超越置于阳具之上；只有通过女人的恩赐，阳具才是生气与力量，因而内在性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位装模作样高居于大地之上的他英雄其实远非半神半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女人不应受到蔑视，她是财富的源泉，但她必须放弃个人的超越，使自己只限于促进她的男子汉超越。克洛代尔就要求女人拿出这样的热忱：他要求，当男人通过他的活动扩展了生活的领域，女人却得维持原有的生活；天主教认为，尘世的一切俗务都陷于徒劳的有限存在中：唯一的超越者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行动着的男人和为男人服务的女人其实都是平等的；每一方都应从各自的尘世状况中超渡出去：拯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自主的大事。布勒乐则颠倒了性别的等级，在他看来，男人得以超越的行动和自觉的思想似乎构成了愚蠢的神秘化，它引起战争，带来愚昧，造成官僚体制和对人情味儿的否定；于是，被限定性、纯洁、暗中出现的现实反而成了真实；真正的超越往往由一种被限定的存在来完成。他的态度正好与蒙特朗相反：蒙特朗喜欢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可以把女人排除在外；布勒东崇拜女人，因为她带来了和平。蒙特朗混同了精神与主观性——他拒绝接受给定的宇宙；布勒东认为精神客观地存在于世界的中心；女人危及了蒙特朗，因为她打破了他的孤寂；对于布勒东，她就是令人吃惊的显示，因为她把他拉出了他的主观性。至于司汤达，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在他眼中很难有一种神秘的价值：他视她为存在，也像男人一样，是个超越者；对于这位人文主义者来说，两性的自由存在在其相互的关系中实现了他们自身；他认为，如果他者只是另一个人，以至生活有了他称之为“刺激味儿特浓”的东西，那就很够味了。他从不寻觅“完美的均衡”，也不靠那厌恶的面包过活；他不寻找奇迹；也不想关注宇宙或诗，他只关注自由的人。司汤达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清醒而自由的存在。其他人（这是最主要的一点）除了觉得自己是暗中出现在心中的囚徒以外，只不过装出超越者的姿态而已：他们把这个“坚不可破的黑暗核心’投射到女人的身上。蒙特朗有一种阿德勒所谓的情结，这使他形成了愚蠢的不老实的态度：他在女性身上所体现的便是这种伪装与恐惧的混合；他对女人的厌恶正是他在自己身上所不敢正视的东西。他把凡能证明他自己无能的一切全都踩到女人身上；他利用蔑视的态度拯救自己；女人成了藏污纳垢之坑，他把困扰他的怪物全都抛入其中。劳伦斯的生活向我们表明，他遭受了与蒙特朗相似的情结，虽然那情绪中性的成分更为纯粹：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是一种补偿的神话，它夸耀了作家一点也不确信的阳刚之气；当他描写唐·席普里诺脚旁的凯特时，他感到他在他的妻子——佛利达身上赢得了男性的胜利；他不许他的伴侣提任何问题：倘若她反对他的目标，他便会对这些目标失去信心；她的作用就是使他感到心安理得。他要求她平静、安详、忠实，正如蒙特朗要求她确信他的优越地位一样：他们都要求他们没有获得的东西。克洛代尔的缺乏并非自信心的缺乏，如果说他胆怯，那也只是在与上帝同在的神秘中。他的作品中毫无男女两性争斗的痕迹。男人勇敢地承担起女人的重压；她也可能产生诱惑，也可能给予拯救。布勒东似乎认为，男人只有经历了他内在的神秘才是真实的；使他愉快的是，娜佳看见了他所走向的星，那像“一朵无心花之心”的星。在他的梦想、陈述和同时涌现的意识流中——在这样一些不受意志和理性控制的活动中，他认出了真正的自我；女人是被遮盖的存在的可见形象，那存在比他的自觉的人格更加重要。司汤达处于与他自己的平静的一致中；但是，为了把他散漫的存在集聚成一个计划和命运的整体，他需要女人，正如女人也需要他：似乎男人就是为了另一个人而达到成年；他依然需要借助别人的意识。其他男性对待他们的同伙都很冷漠；只有可爱的女人为她的所爱打开心扉，把他完全荫庇起来。除了克洛代尔在上帝那儿找到了他喜欢的见证者，上述的作家都期望女人珍爱他们身上被马尔罗称之为“这个无与伦比的怪物”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在合作或竞争中，男人作为普遍化的典型面面相对。蒙特朗是个为男人写书的作家，劳伦斯是个空谈家，布勒东是个校长，司汤达则是个外交家或智者；在一个人的笔下，女人显示了庄严而冷酷的原则，在另一个人的笔下，女人则显示了不安的潘神，在这一个的笔下显示了一个神只或太阳，或一个“黑色而冰冷的东西，就像司芬克斯脚下被电光震惊的男人”，在最后一个的笔下则显示了一个诱惑者、迷人的男人或情人。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理想的女性都最确切地体现了向他显示他自己的地者。蒙特朗这位大男子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个阳具崇拜者，他要求女人总括一般的女性；克洛代尔把女人界定为灵魂姊妹；布勒东珍爱扎根于自然的梅露辛，把他的希望寄予孩子般的女人；司汤达希望他的情妇有才智、有教养，精神上和行为上都很自由，是个与他般配的女人。但是，为这样的好配偶、孩子般的女人、灵魂姊妹、性女人、雌性动物保留的唯一尘世命运总是男人！不论什么样的自我都可以通过她寻找自己，只要她愿意充当他的严酷考验，她就能找到她自己。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忘我地爱。蒙特朗答应去怜悯那允许他衡量他阳具能力的女人；劳伦斯热情歌颂为了他而温灭自我的女人；克洛代尔赞扬婢女、女仆和在顺从男人的同时顺从上帝的虔诚女人；布勒东希望从女性身上得到富有人情味儿的拯救，因为她能把全部爱给予孩子和情人；司汤达笔下的女性人物甚至写得比男性人物还要动人，因为她们疯狂地沉浸在情欲中；正如普罗海兹为拯救罗准格做出了贡献，她们都帮助男人完成了他的命运；在司汤达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女人从没落中。监禁中和死亡中救出了她们的情人。蒙特朗和劳伦斯把女性的热情奉献当做职责要求；克洛代尔、布勒东和司汤达不是那么傲慢，他们把热情的奉献作为一种慷慨的自由选择来赞赏；他们希望无须宣称他们应得到它就能当然地享有它；但是，除了令人吃惊的拉米尔，他们的作品全都表明，他们都期待女人的利他主义，孔德所赞赏并强加给女人的便是这种利他主义，按照孔德的说法，它既标志着罪大恶极的低劣，又标志着含义模糊的优越。我们列举的例子虽然很多，但从中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或贬低女性的因素，这本身就是一种症状；但是，当女性因素完整地概括了“他者”的各个方面，如像劳伦斯所做的那样，它就极为重要了。当女人只被视为另一种人，而作家仅仅对她生活中的个人历险感兴趣时，它依然是重要的，如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在像当今这样一个个人问题已降为次要兴趣的时代，它便失去了重要性。不管怎样，女人依然在这样的程度上发挥着他者的作用，只要每一个男人要超越自己，他仍须更加充分地明白他是什么。------------------　　图书在线下一部分第十一章　神话与现实女人神话在文学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何？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阐述这个神话同现实的关系。神话有各种各样。这种神话，也就是女人神话，使人类状态的不变方面——即把人类分为两个阶段的“分化”——得到升华，因而是静态神话。它把一种直接体验的，或根据经验概念化的现实，投进柏拉图的观念王国，用一种超时间的、不可改变的、必然的超越理念，来取代事实。价值、意义、认识和经验法则、这个理念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它超出了已知范围：它具有绝对真理。于是。神话思想使唯一的、不变的永恒女性，同现实文人之分散的、偶然的、多样化的存在相对立。如果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行为发生矛盾，那么有错误的是后者：我们被告知的不是女性气毅是虚假的存在，而是有关女人不具备女性气质。面对这一神话，相反的经验事实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它在某种意义上来源于经验。所以女人的确是和男人不一样的，这种相异性在欲望、拥抱和爱情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具有相互性的关系，这样它才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戏剧。由于性行为、爱情和友谊，以及替换它们的欺骗、仇恨和竞争，这种关系是都想成为主要者的有意识的人们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彼此确认自由的自由人的相互承认，是从反感到参与的不明确转变。提出女人问题就是提出绝对他者问题，而绝对他者不具备相互性，对她做主体、做人的同类的所有体验都采取否定态度。在现实中，女人当然具有各种面目，但是，围绕女人这个题目形成的每一种神话，都想in一院全地）概括她，都想成为唯一的。因而，就有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神话存在，男人在女性观念显露出的不连贯性面前就犹豫徘徊。由于所有的女人都和这些原型的多数有关，而每一种原型都自以为拥有唯一的关于女人的真理，今天的男人在女伴面前也就再度感到惊讶，就像老诡辩家不明白人的肤色怎么会又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时感到的惊讶那样。社会现象早就表明了向绝对的转变：正如智力不成熟的人认为，事物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模式功能也容易是固定不变的。例如，以维护世袭财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必然暗示，不但存在着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们，也有拿走所有者的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男女女。冒险家、骗子、小偷和投机者之类的男人，一般为群体所唾弃；而利用性简力的女人，却能够让年轻男人甚至家长分散他们的世袭财产，不受法律的制约。这些女人，有的在挪用她们受害者的财产，或用不正当手段取得遗产。这种角色被认为是邪恶的，扮演这种角色的女人被称为“坏女人”。但是，与此完全相反，在其他场合下，如在家和父亲、兄弟、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她们实际上也可以成为守护神。对富豪进行“敲诈”的高级妓女，往往也是画家和作家的慷慨赞助人。在实际生活中，阿斯拒西鞋的次轰巴杜夫人的有歧义性约人格很容易得到理解。但是，如果把女人描绘成螳螂、曼德拉革和恶魔，那么发现女人还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阿特丽丝，就会引起极大的混乱。由于一级来说群体象征和社会模式是由相反的对废物来确定的，看来矛盾将是永恒女性的固有性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而天使般的少女则和邪恶的处女相关：所以人们有时会说母亲即生命，可是有时也会说母亲邓死亡；有时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纯洁的精神，有时也会说所有处女都是献给居克的肉体。显然，让社会或个人在两种对立的基本范畴之间做出选择的，并非是现实。在所有的时期，在每一种情况下，社会和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抉择。社会和个人常常把自身所坚持的制度和价值，投入所选定的神话。所以要女人呆在家里的父权制，才确定她是感情的、内向的和内在的。实际上所有的生存者部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当一种制度没有给生存者提供任何目标，或阻止地达到任何目标，或不讳地取得胜利时，他的超越性就会徒劳地陷入过去，就是说，重新陷入内在性。这便是父机制派给女人的命运，但这决不是一种天命，就像受奴役不是奴隶的天命那样。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可以清楚看到这种神话的发展。把女人和利地主义相提并论，是为了以她的奉献来保障男人的绝对权利，这是在强迫女人服从一种绝对命令。没有必要把神话和承认意义混为一谈。意义在客体中是内在的，通过生动的体验昭示于精神。而神话是一种超越的理念，完全不为精神所认识。米歇尔·莱里在《人的时代》空述他对女性器官的看法对，告诉我们的是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精心炮制出来的神话。对女性身体的惊奇，对经血的厌恶，都来自对一种具体现实的淹没。揭示女性肉体的色情性质的体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即使有人想通过与鲜花式水晶《比来描绘这种性质，也不于人的处境的极其神秘的事物，而这一神秘事物，在女人身上呈现出极其令人不安的形式。但是，人们通常认为是神秘的那种东西，既不是有意识自我的主观孤独，也不是神秘的有机生命。神秘这个词的真正含义表现在交流方面：它并非是指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而是在暗示一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它本身变得暧昧不清。说女人是神秘的，并不是指她是沉默的，而是指她的语言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她是存在的，却蒙在面纱之后；她存在于这些变幻莫测的外表之外。她究竟是什么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有灵感的人，还是演员？人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可能认为，没有一个答案是合适的，因为具有根本上的歧义性是女人的特征。也许在她的心目中，她甚至对她自己也是极难确定的：她是一个司芬克斯。实际上，她对判明自己是什么入会感到非常为难。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隐藏着的真实性实在是太含糊了，以至难以辨明，而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根本就没有真实性。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可能不会超出现实，本质也不会先于存在：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我们在谈到农妇时，可以说她是一个好劳动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坏劳动者；在谈到女演员时，可以说她有天赋，也可以说她无天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她的内在存在，她的内向自我来考察一个女人，我们关于她就绝对说不出什么，她不具备任何资格。所以，在恋爱或婚姻关系中，在女人是附庸者、他者的一切关系中，人们要根据她的内在性来对待她。值得注意的是，女同志、女同事和女同伙并无神秘色彩。相反，如果这个附属者是一个男性，如果一个年纪较大或较为富有的男人或女人，认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扮演次要的客体角色，那么这个小伙子就有了神秘性。这为我们揭示了女性神秘的基础，这个基础实际上是关系才得以不朽，在克尔悄郭尔看来，这种关系比积极占有更可取。在和一个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在一起的时候，男子仍是孓然一身——他单独和他的梦幻、他的希望、他的恐惧、他的爱情和他的虚荣心在一起。这种主观追求，可以从恶习一直通往神秘的极度兴奋，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和人的真实关系更有诱惑力的体验。那么这种有利可图的幻觉的存在基础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女人的确是神秘的，照梅特林克（Macer－linck）的看法，“如整个世界一般神秘”。每一个人只有对他自己才是主体；每一个人可以内在认识的只有他自己，单独一个人：根据这种观点，他者始终是神秘的。在男人看来，他所了解的那种自我——poursoi ［自为］所具有的不透明度，在身为女性的他者身上更大。男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共感作用，识破她的特殊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性质、经期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一概不知，并为此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双方都是神秘的：身为男性的他者，每一个男人自身也有一种存在，一种女人难以识破的内在自我；她对男性的性感觉同样是无知的。但是，根据我所说的普遍规律，男人用以思考世界的那些范畴，是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绝对确立起来的；和在所有的地方一样，他们在这里也是误解了相互性。由于女人对男人是一种神秘，她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神秘的。说实在的，由于她的处境，女人也很容易产生这种观点。她的生理特征就非常复杂，她忍受它时，如同在忍受外部的某种无聊事物。在她看来，她的身体不是她本人的清楚表现，她觉得在体内她自己是个陌生人。的确，那种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把生理生活与心理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种在个人的偶然性与表现这一偶然性的自由精神之间存在的关系，是隐含会涉足神话。但是，说女人是肉体，说肉体是黑夜和死亡，或者说它是宇宙的光辉，这无异于抛弃地上的真理，飞向虚无的天空。因为男人对女人也是肉体，而女人不仅是发泄肉欲的对象，她的肉体对每一个人，在每一种体验中，也都有特殊的意义。女人也的确和男人一样，是一个植根于自然的人。她比男性更受物种的奴役，她的动物性更为明显。但是和男人一样，在她身上这些既定特征也是通过生存这个事实表现出来的，她也属于人类王国。把她比做自然完全是出于偏见。几乎没有哪种神话比女人神话更有利于统治等级的了：它为一切特权辩护，甚至对它们的弊端也表示认可。男人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减轻已成为女人生理命运的痛苦和负担，因为这是“大自然有意安排的”。男人把它们作为进一步加深女性命运之神秘性的借口来加以利用，例如，他们拒绝给女人获得性快感的权利，让她的劳动有如役畜一般。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没有一种神话比女性“神秘”这个神话，更牢固地树立在男性的心目之中。它带来的好处举不胜举。首先，它使所有的费解都轻易得到解释，“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在以客观反抗取代主观精神之贫乏时是幸福的。他不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而是发现在他之外还有一种“神秘”：这的确是吹捧懒惰和虚荣的一种借口。一颗倍受爱情折磨的心，因此避免了许多失望：如果他的爱人是任性的，她说的话是愚蠢的，那么这种神秘有助于原谅这一切。最后，还多亏有了这种神秘性，那种消极实用的。人们可以认为情感什么也不是。“在情感领域，”吉德写道，“真实与想像是分不清楚的。如果认为一个人在爱就足以说明他在爱，那么在这个人在爱的时候，对他说他爱的是他本人的一种想像，也就足以使他立刻爱得少一点。”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在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