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器官”的眼睛和耳朵联系在一起。在正常的思维中，眼睛和耳朵是根据它们的功能类比一下子被把握的，它们的关系之所以能被固定在一个“共有特征”中，被载入语言，只是因为它们的关系是在视觉和听觉的特殊性中以初始状态被意识到的。人们可能回答说，我们的批判只是针对等同地看待思维和纯逻辑活动的一种粗浅的理智主义，反省分析追溯断言的基础，在内在性的判断后面重现发现关系的判断，在作为机械和形式活动的归类后面重新发现思维得以把表达在断言中的意义给予主体的范畴活动。因此，我们对范畴功能的批判没有别的结果，只是在范畴的经验用法后面揭示如果缺少它范畴的经验用法实际上就不能被理解的先验用法。不过，经验用法和先验用法的区分与其说解决了困难，还不如说掩盖了困难。批判主义哲学把一种先验活动与思维的经验活动合在一起，人们用先验活动实现经验思维使之兑现的所有综合。但是，当我在目前思考某东西时，无时间性的综合的保证对形成我的思想来说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应该在目前，在活生生的现在进行综合，否则，思维就会与其先验的前提分离。因此，当我在思维的时候，人们不能说我重新回到我一直是的一个永恒主体中，因为思维的真正主体是进行谈话和目前继续进行谈话的主体，是这个主体将其生命传给无时间性的幽灵。所以，我们应该了解有时间性的思维如何维系于本身和实现它本身的综合。正常被试之所以能一下子理解眼睛和视觉的关系与耳朵和听觉的关系是同类的关系，是因为眼睛和耳朵是作为进入同一个世．界．的手段一下子呈现给他的，是因为他有一个唯一世界的前断言明证，因此，“感觉器官”的等同及其类比是在物体中显露出来的，并且在被构想出来之前首先被体验到。康德的主体设定了一个世界，但这是为了能肯定一个真理，实际的主体应该首先有一个世界，或在世界上存在，也就是在自己的周围应该有一个意义系统，其对应、关系和分享不需要被阐明就能被使用。当我在寓所里走动时，我不需要推理一下子就能知道走向洗澡间意味着经过房间，注视窗户意味着壁炉在我的左边，在这个小世界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知觉都直接处在与无数可能坐标对应的位置上。当我与我十分了解的一位朋友交谈时，他的每一句话和我的每一句话，除了它对整个世界所表达的意思，还包括与他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主要方面有关的许多东西，我不需要回想我们以前的交谈。把第二意义给予我的体验的这些已获得的世界，本身清楚地显现在作为其第一意义基础的一个最初世界中。同样，也有一个“思想的世界”，即我们的心理活动的一种沉淀，它能使我们信任我们已经获得的概念和判断，就像信任存在着的和整个地呈现出来的物体，如果我们不必每时每刻重新对它们进行综合。因此，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种带有其突出区域和模糊区域的心理全景，有一种作为研究、发现、确实性的智力问题和情境的外观。但是，“沉淀”一词不会欺骗我们：这种缩合的知识不是我们意识深处的一团惰性的东西。我的寓所在我看来不是一系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表象，只有当我仍然把寓所的主要距离和方向留“在手里”或“在脚里”，只有当各种意向之线离开我的身体到达我的寓所时，我的寓所才能作为熟悉的领域留在我的周围。同样，我的获得的思想不是一种绝对的获得的知识，它们每时每刻从我目前的思想中吸取东西，给我一种意义，但我把意义还它们。事实上，我们可自由支配的获得的知识每时每刻都表示我们的目前意识的力量。有时，这种力量变弱，比如在疲劳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世界”变得贫乏，只剩下一、二种强迫观念；有时，正好相反，我的思想极其活跃，人们在我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使我提出问题和萌发观念，都能重整和重组心理全景，以一种确切的外观呈现。因此，只有当获得的知识被重新纳入一种新的思想运动中，才真正是获得的知识，只有当思想接受自己的处境，才能定位。意识的本质在于向自己呈现一个或多个世界，也就是在于使自己的思想作为物体出现在．自己面．前．，意识在呈现和离开这些景象时，必然证明它的力量。带着其沉淀和自发性双重因素的世界结构处在意识的中心，我们能把施奈德的智力障碍、知觉障碍和运动障碍理解为“世界”的平均化，不81能把一种障碍归结为另一种障碍。传统的知觉分析1 在分析中区分了感觉材料和感觉材料从知性活动中得到的意义。从这个观点看，知觉障碍只能是感觉机能不全和辨识障碍。相反，施奈德的病例向告诉，机能不全与感受性和意义的连结有关，表明了感受性和意义的存在条件作用。如果向病人呈现一枝自来水笔，把它放在病人刚好看不见笔扣的位置上，那么认知的各个阶段如下。病人说：“它是黑色的，蓝色的，明亮的。有一个白点，它是长形的。它具有棍子的形状。它可能是某种工具。它是发亮的，它有光泽。它也可能是有色玻璃。”此时，人们拿起自来水笔，把笔扣朝向病人。他继续说：“它可能是一枝铅笔或一枝自来水笔（他摸了一下上衣左上方的小口袋）。它应该别在这里，可以写字2。”显然，在认知的每一个阶段，语言都起着作用，为实际被看到的东西提供可能的意义，认知按照语言的连接发展，从“长形的”到“棍子形状”，从“棍子”到“工具”，再到“写字的工具”，最后到“自来水笔”。感觉材料仅局限于使人想到这些意义，就像一个事实使物理学家想到一个假设，正如学者通过事实的核实间接地证实和明确假设，病人则盲目地走向与所有事实一致的假设。这个过程通过对比阐明了正常知觉的自发方法，这种直接使物体的具体本质变得清晰、只有通过其本质才能使物体的“感觉性质”显现的意义生活。在此，被阻断的就是与物体的这种接触，这种联系。在正常人中，物体是“会说话的”和有意义的，颜色的格局一上来就“表示”某种东西，而在病人中，意义需要通过一种真正的解释活动才显现出来。——相应地，在正常人中，主体的意向性直接反映在知觉场中，使视觉场极化，或给它标上自己的符号，或最终不费力地在视觉场中产生有意义的波浪。在病人中，知觉场已丧失了这种可塑性。如果人们要求病人用等同于一个给出的三角形的四个三角形构成一个正方形，那么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用四个三角形只能构成两个正方形。当人们一再要求，并使他明白一个正方形有两条对角线，无论如何能分成四个三角形时，病人回答说：“是的，但这是因为各个部分必然相互契和。如果把一个正方形一分为四，如果把各个部分正确地合在一起，那么必然能构成一个正方形3。”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正方形，什么是三角形，至少在医生的解释之后，他能把握这两种意义的关系；他知道正方形都能分成多个三角形；但他却不能从中得出，三角形（等腰三角形）都能被用来构成一个面积增至四倍的正方形，因为这种正方形的构成要求给出的诸三角形以其它方式组合起来，要求感觉材料成为一种想象意义的说明。总之，世界没有使他想到意义，反过来说，世界为自己规定的意义不再呈现在给出的世界中。一言以蔽之，世界对他来说不再有外．观． 4。这能说明他的绘画的特殊性。施奈德不会临．摩．（nachzeichen），知觉不能直接在运动中持续。他用左手触摸物体，认出某些特征（角，直线），说出他的发现，最后，在没有实物的情况下，画出相应于语言表述的一个图形5。对处在运动状态的被感知物体的表述需要通过语言的明确意义，正常被试则通过知觉进入物体，掌握物体的结构，物体通过他的身体直接支配他的运动6。主体与客体的这种对话，这种主体对分散在客体中的意义的重新占有，客体对作为外观知觉的主体意向的重新占有，在主体的周围设置了一个能把本身告诉给主体的世界，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世界中。如果这种功能在施奈德身上受到影响，那么人们就能预1 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对知觉做更详尽的研究。在此，我们的讨论仅限于说明施奈德的基本障碍和运动障碍。如果正如我们力求证明的，知觉和身体本身的体验相互蕴涵，那么提前和重复是不可避免的。2 霍赫海默，《语言精神性盲的分析》，49 页。3 贝纳里，引用著作，255 页。4 施奈德能听别人读或自己读他本人写的一封信，却不能认出信是他自己写的。他说，如果没有签名，一个人不可能知道信是谁写的（霍赫海默，引用著作，12 页）。5 贝纳里，引用著作，256 页。6 塞尚经过几个小时沉思，最后获得了这种完全意义上的这种“动机”占有，他说：“我们在酝酿”。之后，他突然说：“一切突然出现”。J. 加斯凯，《塞尚》，第二部分，动机，81—83 页。82料对人的事件的知觉和对他人的知觉更可能表现出机能不全，因为这些知觉必须以外部世界在内部世界中再现和外部世界对内部世界的重新占有为前提。事实上，如果给病人讲一个故事，人们发现，病人不把故事理解为具有节奏，有情节的展开，抑扬顿挫和富有旋律的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一定是一个一个记录下来的一系列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当人们在讲述故事时安排一些停顿，并利用这些停顿用一句话概括刚才给病人所讲的东西的要点，病人才理解故事。当病人复述故事时，他不是根．据．人们刚才给他讲的故事复述（en）：他没有突出任何东西，只是随着他的讲述，他才能理解故事的展开，故事像是一部分一部分重组的1。而在正常人中，随着故事的展开，有一条不需要明确的分析就能显示出来的故事的主线，就是这条主线指引以后对故事的复述。在正常人看来，故事是某种关于人的事件，能用自己的方式被认识，被试之所以能“理解”，是因为他具有在他的直接体验之外体验故事所描述的事件的能力。一般地说，除了直接显现的东西，没有其它东西能呈现给病人。由于他没有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思想，所以他人的思想也不能呈现给他2。在他看来，他人的话语是他必须一个一个辨认的符号，而不像在正常人中，他人的话语是正常人能在．其中体验的一种意义的透明外壳。作为事件的话语对病人来说不是重述或投射的原因，而只是一种系统解释的理由。作为物体的他人没有向他“说出”任何东西，呈现给他的印象所缺少的不是通过分析获得的这种精神意义，而是通过共存获得的这种最初意义。本义的智力障碍——判断障碍和意义障碍——不能被当作最后的机能不全，而应该被放回同一个存在背景中。比如说“数字盲”3。人们已经发现，病人能对放在他面前的物体进行计算，能做加减乘除运算，却不能想象数字，所有这些计算结果都是通过和他没有意义关系的习惯方法获得的。他用手指表示需要计算，需要做加减乘除运算的物体时，能记住一系列数字，并且能背诵出来：“在他看来，数只不过是一系列数字的附属物，数没有作为固定大小，作为群，作为确定尺度的意义”4。在他看来，两个数字中一个较大的数字是一系列数字中“后来”出现的数字。当人们要求他计算5＋4－4 时，他运算了两次，但“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只是在人们对他作了说明之后，他才承认“剩下”5 这个数。他不理解某个数的“一半的两倍”就是这个数本身5。我们能说他丧失了作为范畴或作为图式的数吗？但是，当他扫视需要计算的物体，用他的手指“表示”每一件物体时，他显然拥有作为计数本身的综合运算概念，尽管他经常把已经计算过的物体和还没有计算过的物体混在一起，尽管综合是混乱的。而在正常人中，作为几乎没有真正数的意义的运动旋律的一系列数字往往代替了数的概念。数不是一个纯概念，可用这个概念的缺乏来确定施奈德的心理状态，数是包含最多和最少的意识结构。真正的计数活动对主体的要求是，随着运算的展开和不再占据意识的中心，运算就一直为他而存在，并为以后的运算奠定一个得以进行的基．础．。在计数活动的后面，意识拥有已实现的综合，已实现的综合仍能被自由支配，能被重新激活，并因而在整个计数活动中被重新采用和超越。人们称之为纯粹的数或真正的数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数学归纳法证明的知觉的构成运动的上升或延伸。之所以施奈德的数的概念受到影响，是因为数的概念必须以展开过去和走向未来的能力为前提，受到影响的与其说是智力本身，还不如1 贝纳里，引用著作，279 页。2 在一次和他有关系的交谈中，他只能记住一般的主题和最后作出的决定，但不能记住他的对话者的话语：“根据我持有的理由，我知道我在一次交谈中说了些什么；但很难记住别人讲的东西，因为我没有把握（Anhaltspunkt）把它回忆出来”（ 贝纳里，引用著作，214 页）。人们还发现，病人能重建和推断交谈时他自己的态度，但不能直接“复述”他自己的想法。3 贝纳里，引用著作，224 页。4 同上，223 页。5 同上，240 页。83说是智力的这种存在基础，因为正如人们所发现的1，施奈德的一般智力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反应虽然是迟缓的，但并非没有意义，他的反应是一个成熟的、审慎的、对医生的实验感兴趣的人的反应。在作为无特征的功能，或作为范畴运算的智力下面，应该看到有一个作为病人的存在的个人内核，他的生存能力。疾病根基就在那里。施奈德还想发表一些政治或宗教见解，但他知道他无能为力。“他必定有很多信仰，但不能把它们表达出来”2。他从不吹捧自己或贬低自己3。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他在性方面不是主动的。他出门不是为了散步，而是为了购物，他路过戈尔德斯坦教授的寓所时不能认出来，“因为他出门不是为了去那里4。”正如他在运动之前需要靠准备运动来“把握”他自己的身体，如果需要做的运动不是在习惯情境中预先确定的话，——同样，在他看来，与他人的交谈并不造成需要作出即时反应、本身就有意义的一种情境，他只能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交谈：“面对交谈时的复杂情境，他不能依靠当时的灵感来发现必然的思想，不管是新的观点，还是以前的观点”5。在他的所有行为中，有某种小心翼翼、十分严肃的成分，因为他不会游戏。游戏，就是暂时置身于一种想象的情境，就是在变化“环境”中找到乐趣。相反，病人不能置身于一种虚构的情境，不能把虚构的情境变成实际的情境：他不能把谜语和问题区分开来6。“在病人中，可能的情境在任何时候都十分狭小，以致环境的两个方面如果对他来说没有某种共同之处，就不能同时成为情境”7。如果人们和他交谈，那么他就听不见隔壁房间里的交谈声；如果人们把一盘菜端上桌子，那么他决不会问这盘菜来自何处。他说，人们只能从他观看的方向看，只能看到所注视的东西8。在他看来，将来和过去只不过是现在的“弄坏的”延伸。他丧失了“我们的根据时间向量注视的能力”9。他不能回顾过去，不能从整体到部分毫不犹豫地找回过去：他只能从保留着过去的意义、作为过去的“支撑点”的一个部分出发，重建过去10。他抱怨夏天的气候，于是，人们问他冬天的气候是否好过些。他回答说：“我现在说不上来。目前，我无以奉告”11。因此，施奈德的所有障碍具有统一性，但不是“表象功能”的抽象统一性：他受到现实的“束缚”，他“缺少自由”12，缺少作为适应环境的一般能力的一种具体的自由。在智力和知觉的下面，我们发现了一种更基本的功能，“一种如同探照灯那样朝着各个方向、我们得以朝着任何方向、朝着我们的内部或我们的外面、对物体作出反应的运动向量”13。探照灯的比喻可能并不恰当，因为这个比喻暗示着探照灯的光线所照亮的已经给出的物体，因为我们谈论的中心功能在使我们看到或认识物体之前，已经悄悄地使物体为我们存在。如果我们从其它研究借用这个术语14，我们宁愿说，意识的生活——认识的生活，欲望的生活或知觉的生活——是由“意向弧”支撑的，意向弧在我们周围投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将来，我们的人文环境，我们的物质情境，我们的意识形态情境，我们的精神情境，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置身于所有这些关系中。正是这个意向弧造成了感官的统一性，1 同上，284 页。2 贝纳里，引用著作，213 页。3 霍赫海默，引用著作，37 页。4 同上，56 页。5 贝纳里，引用著作，213 页。6 同样，在他看来，没有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因为词语只能有一种意义，因为现实不是可能性的界域。贝纳里，引用著作，283 页。7 霍赫海默，引用著作，32 页。8 同上，32，33 页。9 Unseres Hineinsehen in den Zeitvektor，同上。10 贝纳里，引用著作，213 页。11 霍赫海默，引用著作，33 页。12 同上，32 页。13 同上，69 页。14 参见费舍，《精神分裂症的时空结构和思维障碍》，250 页。84感官和智力的统一性，感受性和运动机能的统一性。在疾病中，是意向弧“变得松弛”。因此，对一个病例的研究能使我们发现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存在分析，它超越了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解释和反省之间传统的两者择一。如果意识是心理事实的总和，那么每一种障碍都应该是选择性的。如果意识是一种“表象功能”，一种纯粹的表示能力，那么意识可能错乱或不可能错乱（以及与意识有关的一切东西），但在错乱之后，意识将一直错乱下去，也就是病变。最后，如果意识是一种投射活动，把作为本身活动的痕迹的物体置于自己周围，并依靠这些物体转到其它的自发性活动，那么人们就能理解任何一种“内容”的机能不全都将影响到整个体验，导致体验的分解，任何一种病理退化都与整个意识有关，人们就能理解疾病每次都通过某个“方面”损害意识，在每一个病例中，总有某些症状在疾病的临床表现中占主导地位，以及最后，意识很容易受到伤害，并且能把疾病接受过来。当疾病侵袭“视觉领域”时，它不仅破坏意识的某些内容，“视觉表象”或本义的视觉；疾病也损害转义的视觉——本义视觉只不过是转义视觉的原型或象征，“通观”（überschauen）同时出现的众多事件的能力1，确定物体或意识到物体的某种方式。但由于这种意识只不过是感性视觉的升华，由于它每时每刻在视觉场范围内用图式表现自己，充斥视觉场范围，所以在一种新的意义上这种意识是真实的，人们能理解这种一般功能有自己的心理根源。意识自由地发挥在其本义之外的视觉材料，并利用视觉材料来表现其自发性活动，正如语义的演化所证明的，它使直觉、明证或自然启示这些术语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含义。反过来说，在历史予以这些术语的最终意义中，如果不参照视知觉的结构，那么这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理解。因此，人们不能说因为人是灵魂（Esprit）所以人能看，也不能说因为人能看所以人是灵魂：在一个人看的意义上的看和是灵魂不是同义词。由于意识只有在后面留下自己的痕迹时才是对某物的意识，所以，为了思考一个物体，应该依靠先前已经构成的一个“思想世界”，而在意识的核心始终有一种人格解体；由此产生了一种外部作用的内因：意识可能错乱，其思想世界可能分崩离析——更确切地说，由于被疾病分解的“内容”不能作为部分出现在正常意识中，只能充当超越部分的意义的支撑，所以我们看到意识试图在其上层结构的基础塌陷时维持上层结构，模仿其习惯性运动，但却不能凭直觉实现这些运动，不能掩盖使这些运动失去完整意义的特殊缺陷。如果精神疾病也和一种身体的偶发症状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一点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在原则上得到解释；意识投射在一个物质世界中，并且有一个身体，就像意识投射在一个文化世界，并且有一些习惯：因为只有当意识作用于呈现在自然的绝对过去中或在其个人的过去中的意义，意识才可能是意识，因为每一种主观形式都趋向于某种普遍性，不管是我们的习惯的形式，还是我们的“身体功能”的形式。这些说明最终能使我们明确地把运动机能理解为最初的意向性。意识最初并不是“我思…”，而是“我能…”2。施奈德的视觉障碍和运动障碍都不能归结为一般表象功能的衰退。视觉和运动是我们和物体建立联系的特殊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唯一功能，是不取消各种基本内容的生存运动，因为生存运动不是靠把运动和视觉置于“我思…”的支配之下，而是靠把运动和视觉引向一个“世界”的感觉间统一性，才把运动和视觉联系在一起。运动不是运动的思维，身体空间不是一个被构或被表征的空间。“每一个随意运动都发生在一个环境里，发生在由运动本身确定的一个背景中（……），我们不是一种‘空洞的’并且与运动没有关系的空间里，而是与运动有一种非常确定的关系的空间里做运动：真正地说，运动和背景只不过是人为地与一个唯一整体分离的诸因素”3。在手伸向一件物体的动作中，包含了一种关于并非作为被表征的物体，而是作为这种非常确定的东西的物体的一种指称，我们就是投1 参见《行为的结构》，91 页及以下。2 该用语经常出现在胡塞尔的未出版著作中。3 戈尔德斯坦，《论运动对视觉过程的依赖》，163 页。85向这种物体，我们预先处在它旁边，我们经常与它打交道1。意识是通过身体以物体方式的存在。当身体理解了运动，也就是当身体把运动并入它的“世界”时，运动才能被习得，运动身体，就是通过身体指向物体，就是让身体对不以表象施加在它上面的物体的作用作出反应。因此，运动机能不是把身体送到我们最先回忆起的空间点的意识的女仆。为了我们能把我们的身体移向一个物体，物体应首先为我们的身体存在，因而我们的身体应不属于“自在”的范围。物体不再为运用不能症患者的胳膊存在，这就是造成肢体不能移动的原因。单纯性运用不能症病例，即空间知觉没有受到影响，“需要做的运动的智力概念”看来也没有受到影响，但病人却不能依样画出一个三角形2，构图运用不能症病例，即除了不能确定刺激在其身体上的位置，病人不表现出任何辨识障碍，却不能依样画出一个十字，字母V 或字母O3，清楚地表明身体有它自己的世界，物体或空间能向我们的认识呈现，但不能向我们的身体呈现。因此，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空间里．，也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时间里．。我们的身体寓于空间和时间中。如果我的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复杂的移动，那么为了知道手的最后位置，我不需要把同一方向的运动全部加起来，也不需要减去相反方向的运动。“可识别的每一种变化在到达意识时，已经带着它与变化之前的东西的关系，正如在出租车的自动计价表上，呈现给我们的里程已经换算成先令和便士”4。以前的姿态和运动每时每刻都提供一个现成1 揭示纯粹的运动意向性是困难的：它隐藏在它协助构成的客观世界的后面。运用不能症的病程表明，关于实际运用的描述差不多始终受到表象概念的影响，并最终因表象概念成为不可能。利普曼（《论脑疾患者的行为障碍》）严格地把运用不能症和行为的辨识不能障碍——不能辨认物体，但行为符合物体的表象，以及一般的与“行为的概念准备”有关的障碍（目标的遗忘，两种目标的混淆，动作执行的提前，由一种介于其间的知觉引起的目标转移）区分开来（引用著作，20—31 页）。在利普曼的病人（“政府顾问”）身上，概念过程是正常的，因为病人能用左手做右手做不到的一切事情。另一方面，手没有瘫痪。“政府顾问的病例表明，在所谓的高级心理过程和运动性神经支配之间，还有使运动计划（Entwurf）不可能用于某个肢体的运动机能的另一种机能不全（……）。可以这么说，一个肢体的整个感知—运动器官是与整体的心理过程分离的（exartikuliert）。”（同上，40—41 页）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运动的每一个样式在作为一个表象呈现给我们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确定的实际可能性呈现给我们的身体。病人保留了作为表象的运动样式，但该运动样式对他的右手来说已不再具有意义，或者他的右手不再有活动的范围。“他保存了在一种活动中可连接的一切东西，活动提供的、对他人来说是客观的和可感知的一切东西。他缺少的是根据拟定的计划引导其右手的能力，是不能表达的、不可能是一个外来意识的对象的某东西，它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种知识（ein n , kein kenen ）。”（同上，47 页）但当利普曼试图阐明他的分析时，他又回到了传统的观点，把运动分解为一个表．象．（和主要目标和中间目标一起呈现给我的“运动样式”）和一种自．动．性．系统（它能使适合的神经支配对应于每一个中间目标）（同上，59 页）。这样，前面所说的能力成了一种“神经物质的属性”（同上，47 页）。人们又重新回到人们以为能用运动计划（Bewegungsentwurf）概念超越的意识和身体之间的两者择一。如果问题在于简单的运动，那么目标和中间目标的表象能转化为运动，因为表象将引起最终获得的自动性（55 页），如果问题在于复杂的运动，那么表象将唤起“构成的运动的运动觉回忆，正如运动是由局部动作构成的，运动计划也是由其部分或中间目标的表象构成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运动样式的表象”（57 页）。实际运用在表象和自动性之间解体；政府顾问的病例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要么应该把他的障碍与运动的概念准备联系在一起，要么应该把他的障碍与自动性的某种缺陷联系在一起，这是利普曼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的，运动运用不能症要么归结为概念运用不能症，即辨识不能症的一种形式，要么归结为瘫痪。只有当需要做的运动能被预料，但不是通过表象被预料的，人们才能理解运用不能症，才能肯定利普曼的观察资料。只有当意识不是被定义为关于其对象的明确态度，而是更一般地定义为一个实际的、也是理论的对象的指称，定义为在世界上的存在，只有当在它旁边的身体不是被定义为所有物体中的一个物体，而是被定义为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这才是可能的。只要人们用表象来定义意识，意识的唯一可能作用就是形成表象。只要意识能产生“运动表象”， 意识就将是运动的。身体根据意识所产生的表象，按照从意识那里接受过来的运动样式模仿运动时，才做出运动（参见O . 西蒂希，《论运用不能症》，98 页）。还有待于理解一个运动表象是通过何种不可思议的作用在身上引起同一种运动。只有当人们不再区分作为自在的机械装置的身体和作为自为存在的意识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2 莱密特，G. 列维和基里亚科，《运用不能症患者的空间表象错乱》，597 页。3 莱密特和特雷尔，《论构图运用不能症，运用不能症的空间思维和身体辨识障碍》，428 页，参见莱密特，德·马萨里和基里亚科，《空间思维在运用不能症中的作用》。4 海德和霍尔姆斯，《大脑损伤造成的感觉错乱》，187 页。86的尺度标准。问题不在于手的初始位置的视觉的或运动的“回忆”：大脑损伤虽然使运动意识消失，但没有使视觉回忆受到影响，至于“运动回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运动回忆从中产生的知觉本身不包含一种“这里”的绝对意识——如果缺了它，人们只能从记忆退回记忆并且不能形成当前的知觉——，那么就不可能确定我的手的目前的位置，正如身体必然在“这里”，身体也必然在“现在”；现在不可能成为“过去”，如果我们不能在健康状态下保存对疾病的生动回忆，或不能在成年保存孩提时代我们的身体的回忆，那么这些“记忆的空缺”仅表示我们的身体的时间结构。在一个运动的每一时刻，以前的时刻并非不被关注，而是被装入现在，总之，目前的知觉在于依据当前的位置重新把握一个套着一个的一系列以前的位置。但是，即将来到的位置也被装入现在，通过即将来到的位置，所有直至运动结束来到的位置也被装入现在。运动的每一时刻包含了运动时刻的整个长度，尤其是第一个时刻，运动的开展开始了一个这里和一个那里、一个现在和一个将来的联系，而其它的时刻仅限于展开这种联系。因为我有一个身体，因为我通过身体在世界中活动，所以空间和时间在我看来不是并列的点的总和，更不是我的意识对其进行综合和我的意识能在其中包含我的身体的无数关系；我不是在空间里和时间里，我不思考空间和时间；我属于空间和时间，我的身体适合和包含时间和空间。这种把握的范围规定了我的存在的范围；但这种把握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完全的：我寓于其中的空间和时间始终贯穿地拥有包含其它观看位置的不确定界域。同空间的综合一样，时间的综合也始终需要重新开始。我们的身体的运动体验不是认识的一个特例；它向我们提供进入世界和进入物体的方式，一种应该被当作原始的，或最初的“实际认识”1。我的身体有它的世界，或者不需要经过“表象”、不需要服从“象征功能”或“具体化功能”就能包含它的世界。一些病人能模仿医生的动作，能用右手触摸右耳，用左手触摸鼻子，如果他们站在医生旁边，观察在镜子中的医生的动作，而不是面对医生的话。海德用病人的“文化”程度低来解释病人不能完成模仿：动作的模仿需要通过语言表达来完成。事实上，语言表达可能是准确的，但模仿却不能完成，没有语言表达，模仿照样可以完成。于是，一些研究者2 认为，起作用的即使不是语言象征，至少也是一种一般象征功能，一种“转换”能力，作为知觉或客观思维的模仿只不过是这种能力的一个特例。不过，这种一般功能不能解释适应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病人不仅能表达出需要完成的动作，而且也能把它回忆出来。病人十分了解他们要做什么，却不用右手触摸右耳和不用左手触摸鼻子，而是用每一只手触摸一只耳朵，或触摸鼻子和一只眼睛，或触摸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3。运动的客观定义不适用于病人的身体本身并与之协调。换句话说，右手和左手，眼睛和耳朵仍然是作为绝对的位置呈现给病人的，而不能进入把它们与医生的身体的相应部位联系在一起、即使当医生面对病人时也能利用它们来进行模仿的一种对应系统。为了模仿面对我的某个人的动作，我不需要清楚地知道“出现在我的视觉场右边的手，对我的对方来说是左手”。而病人恰恰需要求助于这些解释。在正常的模仿中，被试的左手直接等同于他的对方的左手，被试的动作直接仿照他的模特尔的动作，他置身于他的模特尔中或暂时成为他的模特尔，和他的模特尔等同起来，位置的变换明显地包含在这种存在活动中。这是因为正常被试不仅拥有作为当前位置系统的他的身体，而且也因此拥有作为在其它方位中无数等同位置的开放系统的他的身体。我们称之为身体图式的东西就是这种等同系统，各种运动任务得以瞬间换位的直接呈现的这种不变者。这就是说，它不仅是我的身体的体验，而且也是在世界中的我的身体的体验，是它把一种意义给了指导语。因此，在运用不能症患者的障碍中，被破坏的功能是运动功能。“在这类病例中，受到影响的不是一般象征或意义功能：而是一种更原始的1 格林鲍姆，《失语症和运动机能》。2 戈尔德斯坦，凡·沃尔康姆，布曼和格林鲍姆。3 格林鲍姆，引用著作，386—392 页。87和有运动性质的功能，即动力的身体图式的运动分化能力”1。与具体空间及其绝对位置相比较，正常模仿的活动空间不是基于一种思维活动的“客观空间”或“表象空间”。这个空间已经出现在我的身体的结构中，是我的身体的结构不可分离的关联物。“从纯粹状态来考虑，运动机能已经具有Sinngebung（意义给与）的基本能力”2。尽管空间思维和知觉后来摆脱了运动机能和在空间的存在，但如果要表征空间，我们必须首先通过我们的身体进入空间，空间必须给予我们使空间变成一个客观体系，使我们的体验成为关于物体的体验，并向一个“自在”开放的换位、相等、等同的最初模型。“运动机能是所有意义的意义（des Sinnaller Signifikationen）在被表征空间的范围内产生的最初领域”3。作为身体图式的修正和重建的习惯的获得，使始终倾向于把综合设想为一种智力综合的传统哲学陷入困境。确实，不是一种外部联想把基本运动，反应和“刺激”在习惯中连接在一起4。任何一种机械论学说都在学习是系统的这个事实面前碰壁：被试不把个别的运动和个别的刺激联系在一起，而是获得了用某种解决办法来对付某种情境的能力，由于各种情境间的差别可能很大，所以反应运动有时可能被交给一个效应器来完成，有时可能被交给另一个效应器来完成。在不同的情况下，情境和反应的相似性与其说在于组成部分的局部相同，还不如说在于其意义的相同。因此，是否应该把组织运动的组成部分以便后来从中退出的知性活动归结于习惯的原因？5 例如，获得一种舞蹈习惯，不就是通过分析发现动作样式，借助已经获得的动作，根据理想的运动线路来指导步伐和移位运动，重新组织运动吗？但是，为使新的舞蹈样式融入一般运动机能的某些组成部分，新的舞蹈样式应首先作为运动被接受。正如人们经常说的，是身体“明白”（kapiert）和“理解”了运动。习惯的获得就是对一种意义的把握，而且是对一种运动意义的运动把握。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一位妇女不需要计算就能在其帽子上的羽饰和可能碰坏羽饰的物体之间保持一段安全距离，她能感觉出羽饰的位置，就像我们能感觉出我们的手的位置6。如果我有驾驶汽车的习惯，我把车子开到一条路上，我不需要比较路的宽度和车身的宽度就能知道“我能通过”，就像我通过房门时不用比较房门的宽度和我的身体的宽度7。帽子和汽车不再是其大小和体积与其它物体比较后确定的物体。它们成了有体积的力量，某种自由空间的需要。相应地，地铁列车的车门和道路则成了能约束人的力量，并一下子向我的身体及其附件显现为可通行的或不可通行的。盲人的手杖对盲人来说不再是一件物体，手杖不再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转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区域，增加了触觉活动的广度和范围，它成了视觉的同功器官。在探索物体时，手杖的长度不是明确地和作为中项起作用的：与其说盲人通过手杖的长度来了解物体的位置，还不如说通过物体的位置来了解手杖的长度。物体的位置是由触摸物体的动作的幅度直接给出的，除了手臂伸展的力度，手杖的活动范围也包括在动作的幅度中。如果我想习惯于一根手杖，我就尝试用它来接触物体，在一段时间以后，我“掌握”了这根手杖，我知道哪些物体处在我的手杖“范围内”，哪些物体处在它的范围之外。在此，问题不在于手杖的客观长度和需达到的目标的客观距离之间进行即时估计和比较。空间的地点不能被定义为与我们的身体的客观位置相对的客观位置，但它们在我们周围划定了我们的目标或我们的动作的可变范围。习惯于一顶帽子，一辆汽车或一根手杖，就是置身于其中，或者相反，使之分享身体本身的体积度。习惯表达了我们扩大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或当我们占有新工具时改变1 格林鲍姆，引用著作，397—398 页。2 同上，394 页。3 同上，396 页。4 关于这一点，参见《行为的结构》，125 页及以下。5 比如，柏格森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把习惯定义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化石残余”。6 海德，《大脑损伤造成的感觉错乱》，188 页。7 格林鲍姆，《失语症和运动机能》。395 页。88生存的能力1。一个人可能会打字，却不能指出构成词语的字母在键盘上的位置。因此，会打字并不意味着能认出每一个字母在键盘上的位置，也不意味着为每一个字母获得了当字母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它引起的条件反射。如果习惯既不是一种知识，也不是一种自动性，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在手中的、只有在身体的作用下才能出现并且只能用一个客观名称来表示的知识。被试知道键盘上的字母的位置，就像我们根据不向我们显现客观空间的一个位置的习惯知识，就能知道我们的一条肢体的位置。打字员的手指移动并不是向打字员显现为人们可以描述的轨迹，而是显现为通过其外观有别于其它任何变化的某种运动机能的变化。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对写在纸上的一个字母的知觉是否能唤起该字母的表象，该字母的表象是否又能唤起为把该字母敲入键盘所需的动作表象。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当我扫视呈现在我眼前的文本时，没有能唤起表象的知觉，具有特征的或熟悉外观的整体是在当前形成的。当我坐在打字机前，一个运动空间在我的手下展开，我就在这个空间里把我读到的东西打出来。读到的词语是可见空间的一种变化，而动作的执行则是手的空间的一种变化。整个问题在于了解“视觉”整体的某种外观为什么叫做运动反应的某种方式，每一个视觉结构为什么最终能产生其运动本质，而不需要拼读出词语和拼读出运动，以便表达运动中的词语。但是，这种习惯的能力不能与我们身上通常具有的能力区分开来：如果有人要我触摸我的耳朵或我的膝盖，我将以最短的距离把我手放到我的耳朵或我的膝盖，根本不需要想象我的手的起点位置，我的耳朵的位置，以及从我的手到我的耳朵的轨迹。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在习惯的获得中，是身体在“理解”。如果理解是把一种直接感觉材料归入一个概念，如果身体是一个物体，那么这种说法将是荒谬的。然而，恰恰是习惯的现象要求我们修改我们的“理解”概念和我们的身体概念。理解，就是体验到我们指向的东西和呈现出的东西，意向和实现之间的一致，——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当我把手移向我的膝盖时，在运动的每一个时刻，我都体验到一种意向的实现，但这个意向不是指向作为概念或作为对象的我的膝盖，而是指向作为我的有生命的身体的和呈现的实在部分，即最终作为我向着一个世界的持续运动的经过点的我的膝盖。当打字员在键盘上做必要的运动时，这些运动是受一种意向引导的，但是，这种意向不把键盘上的键当作客观位置。严格地说，学习打字的人确实把键盘的空间和他自己的身体的空间融合在一起。乐器演奏家的例子能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习惯不寓于思想和客观身体中，而是寓于作为世界中介的身体中。我们知道2，一位熟练的管风琴演奏者能用一架他不熟悉的管风琴进行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