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且认为这种上古的神秘典籍中，一定蕴藏着无比宝贵的思想。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法兰德斯Flemish的化学家范赫蒙JohnBaptistvanHelmont公元１５７７——１６４４年，Pagel对他曾有深刻的研究。范氏是生物化学诸鼻祖之一，也是在定量实验中第一个使用天平的人。他又发明了温度计，说明了胃之酸以及十二指肠之碱。并且由于引入发酵的实验和气体的观念，而开创应用极广的气体化学pneumatic chemistry。然而范氏是一个极端反理性的人物。他代表Pagel所谓的“宗教的经验主义”。他的作品有两章，J.Chandle于公元１６６２年译成英文是攻击烦琐的形式逻辑的。他觉得形式逻辑不务实际，不能直趋真理，不能获致任何新的知识。所以他是极端的反经院学派的“逻辑无益于科学之发明”Logica est inutilis ad in—ventionem scientiarum，他又反对将传统思想予以理论化和公式化，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四因素，也同样反对三个炼金术的原理所以他实为波以耳Boyle学说的先声。他不喜欢伽林的体液或体质说，也不喜欢原子理论，他抨击疾病是体内缺少Kra３is之说，他认为疾病是外物的侵入，此乃一种异物酵母，又叫做Contag－ium vivum。在积极方面，他强调有生命的机体的特性，实为现代免疫学和蛋白质化学之先声，而认为此特性就附在各种气体上他是第一个将气体与普通空气分开的人，他把气体看作异于空气的东西，由于特性附在气体上，物质便自其粗重的形体中升华而得以应接气体状的酵母。范赫蒙又相信此附有特性之气体，具有“具体的胚种”，这个观念实渊源于斯多噶学派的“种子”说，并且以后通过范赫蒙之子F.M.VanHe－lmont就变成了莱布尼茨所谓的单细胞生物。总之范赫蒙是一个杰出的道家人物，他唯一与道家不同的地方范氏以及他所代表的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与道家不同之处是他非常相信一个拟人化的神抵。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科学发展之初，神秘主义的研究方式往往比理性主义的方式更好。在中国诸子百家争鸣之时，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这个现象的关键显然不是纯粹的知识上的问题，乃是重视手工操作的，价值观念的问题。西欧不乏肯动手实验的人物，如范赫蒙氏就不但是思想家和作家，也是很活跃的实验工作者。今天在佛罗伦斯我们还可以看到加力略和托里切利Torricelli用过的仪器。儒家以人类社会为重点的经院学派，就像约两千年后的理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和圣多马派St.Tho－mas一样，他们对手工的操作既无同情也不感兴趣。因此科学遂与魔术相提并论，皆一概被斥为神秘的异端了。为了举证西方类似道家的例子，我们必须知道十六世纪时西方崇尚神秘的自然主义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至少其主要人物在政治上有革命的趋势。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研讨实验的科学也就是新科学与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互争的复杂关系。不过有很多事实证明北欧大多数的科学家是新教的清教徒，而且赞成新教积极的政治改革的思想。最近Goldammer收集注释并出版了巴拉塞耳士ParacelsuS的社会伦理和----------------------- 页面 61-----------------------61/234政治的文章，所以我们正可以研究这位神秘兼自然主义大家，以便了解这一班人对社会的态度。巴拉塞耳士提倡将炼金术应用到医学上，他不顾伽林一派的反对介绍了以矿物作药，他也是第一个认识矿工的职业病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再洗礼派的教徒。实际上他更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学家，他当然不懂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相信如果在基督教平等友爱的精神下实行集产制度，则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所以他反对当时既有的制度。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社会要得救，只有走集产主义的路线，作彻底的改革，他说：“人人皆是兄弟手足，贵族平民之辨，并非上帝之意旨。”殊不知正与庄子的论调遥相呼应。他像十六十七世纪大多数的左翼民主领袖一样，既反对封建诸侯，也反对新兴的商业阶级。因此他赞成怀疑财富的价值和以高利贷为罪恶等的中古思想。当然反对财富和高利贷也是新教的运动之一。虽然巴氏不怕诛戮暴君，也不惜发动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诸侯和帝王，他却赞成尽可能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我们又知道他是最早反对死刑的人之一。有时他为了要求君王作根本的土地改革，甚而把皇上写得圣王一般，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决不相信君权神授的。在十六世纪的三十年代之中，巴氏在萨尔堡Salzburg是一个很活跃的政治领袖。后来他侥幸地逃走了，但不知他逃走以后与再受洗派，哈特兄弟会Hutterian Brethern以及农民战争中其他组织，有否任何密切的关系。总而言之，巴氏显然与修炼金石的道家，有很多相同之处。一般人不知道反对理性拥护神秘主义的趋势，可以为现代科学的功臣，培根FrancisBacon的思想中找到非常分明的脉络。我们经常用那自带着十八世纪古风的老话赞美他，说他是“召唤机智的钟声”，因此就往往忽略了他的思想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成分。幸好法令敦Farrington６在最近出了一本书中，阐明培根的宗教思想，法氏说明除了德谟克利特Democritas和几个苏格拉底以前的大哲学家以外，培根反对所有的希腊人，尤其仇视亚里士多德，法令敦氏写道：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所攻击的不是他们在知识上即哲学上的谬误，乃是不满他们在道德上的立场。但是一般人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一篇奇怪的文章名叫“时间的雄性生殖”中——我们必须承认这本书言论过于激烈而狂妄——他说希腊哲学是一种污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罪孽深重，虽被万代唾弃办不足抵过。po ipsorum sontissimoreatu，这又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他相信亚氏和柏氏所代表的哲学是违背天道，阻碍人类革新的罪魁祸首。因为人类的革新原是天意所应许的，也是培根所梦寐以求的，却因为亚里士多德诸人的哲学思想而停滞不前了。我们且听培根的祈祷录自他的文稿：----------------------- 页面 62-----------------------62/234“为父，为道，为灵的上帝啊！清听我们卑微的祈祷，热诚的倾诉，求您关切人类的苦难，关切我们生命的旅程，因为我们在邪恶的日子中消磨了一生，求您再度开启恩典的源泉以解救我们无边的苦难。”培根认为人类要接受上帝的恩典，就必须摒弃希腊人的假哲学。培根既以亚里士多德之辈为有罪当然是宁枉勿纵，他在《哲学的辩驳》中，Refutation of ph－ilosophies以及De Augmentis中，甚至将亚里士多德喻为反基督。亚氏的思想罪孽深重，所以其哲学劳而无功。这也是应得的报应。培根有好几段文字说明甚么是罪。在De Augmentis中他引用所罗门王Solomon和圣保罗St.Paul的话，说明凡是没有爱的知识都是腐败的。哲学中没有爱就是为了心智的满足而追求知识。哲学中有爱心就是为了产生事功而努力。培根在Sacred Meditations第二部中表明了同样的主题。他说尽管耶稣的教义是令灵魂得益，他的神迹则全部是对人的肉体有好处。“他令跋子能行，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病人康复，麻疯得洁净，鬼附的人心理回复健康，逝去的人死而复生，他的神迹不是出于赏善罚恶的审判，乃是出于大慈大悲的恩典，并且全部施诸于人的肉体上。”那么到底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希腊哲学永远徒劳而无功呢？他们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的果报？他们的罪就是心志的骄傲，他们仗恃心智的神通去制造知识，而不肯潜心在自然的书本中去寻求万物的道理。培根在最后出版的作品中“风的历史”序言公元１６２３年有明白的说明。“无疑的，我们是为了人类始祖的罪，以及我们模仿他们的罪而受到果报。人类的始祖妄想做上帝。后代的我们更想做上帝。我们制造形形色色的世界，我们强行为自然制定种种法则，以主宰控制自然。我们强使一切事物适合我们愚顽的心意，而不顾及神圣明智的天意，和天生自然的物理，我们不勤于万事万物中寻找上帝的印记，却妄自把自我的形象加盖在上帝的作品上。因此我们罪有应得的失去了驾驭造化之大能；虽然人在堕落之后还有一点驯服自然的能力——至少能以实际的技巧将自然中有害的力量降服控制。但是这方面的能力又因我们的骄傲而丧失殆尽了，因为我们想要做上帝，我们总是依从自己的理念而行事”。培根说得非常的清楚，虚假的哲学是由于人类心智上的骄傲，这骄傲来自人类的始祖，其果报就是人类丧失主宰自然的能力，培根的话，多么强烈地呼应了----------------------- 页面 63-----------------------63/234庄子对儒家的抨击。事实上儒家比亚里士多德之辈还要糟，因儒家的理性主义仅限于人类社会，他们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值得著书立说的大事研究。接着培根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因此，但凡人对造物主有一分谦卑之心，对他的作品有一分敬重和赞美，对人类有一分慈悲和怜悯，对同胞的需要和苦难有一分人溺己溺的热诚，对真理有一分热爱，对黑暗有一分憎恶，对污染的知解有一分欲求洁净的心，则人类势必扬弃这种轻假设而重论题，使经验成为俘虏，并且以人胜天，反覆无常，荒谬不经的哲学。人类势必虚心地，虔敬地，趋近大块的文章；既已接近自然之后，又要不与物迁，审乎无假，如此齐心之后，人类将绝四句离百非，全德贞静，与天为徒。这就是那无远弗届，有耳皆闻，虽人言各殊，而通行无碍的语言。这个语言人类不但要学习，而且要返老还童，变成稚子，低声下气地从字母学起。”所以培根这一段文字，看似对基督教作神秘的解释，实则是提倡科学的改革。他对中古基督教经院学派理性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这种堕落的学问。的确笼罩了那些教书先生；他们有敏锐的心智，充分的闲暇，狭窄的涉猎他们的心智被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个作者拘禁了，而他们的人又囚禁在寺院和学院的小天地里，既不知历史，又不懂自然或时势，由于缺乏内容，又有跃跃欲试的心智，所以便孳孳的织出了知识的网。于是他们的著作中便充满了河汉无极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心智如果努力格物致知，静观上帝之造化，则心有所本便不致往而不返；相反的，心智如果闭门造车，则如蜘蛛之织网，能抽出绵绵不断的知识，有着精美无比的织工，和美仑美奂的细丝，但是既缺乏实质，也没有用处。”所以远在现代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思想兴起之初，自然的神秘主义，就已经与科学发生了不可划分的关系了。如果我们自西欧历史中追溯这个思想的起源；则一定要扯到普罗提诺斯Plotinus和帝奥尼细阿斯Dionys－iustheAreopagite，那样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只要着眼于培根以前的时代，就发现有不少科学先进反对理性求知主义的正统思想——例如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公元１４０１～１４６４著De Dotalgnorantia主张矛盾并存“Coincidence of contraries”；尤以白鲁诺GiordanoBruno最为突出。公元１５４８～１６００，最近D.W.Singer研究他的书非常出色，白氏的文字中，充满了与道家不谋而合之处。我们也许要问：除了中国和欧洲以外，别的地方的文明中有没有类似的情----------------------- 页面 64-----------------------64/234形？当然有。在伊斯兰的文化中，神秘的神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约在公元９５０年时，在现代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er地方兴起了一种运动，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组织，叫做thelkhWanal－safa诚恳兄弟会。这个半秘密的社会，就象道家一样，既有神秘的因素，又有科学的成分，更有政治的作用。诚恳兄弟会的人认为天地间有一种神秘的超越的理性；并相信人的双手的操作能奏奇功。当此科学尚带有神秘色彩的阶段，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特殊的操作可以产生特殊的功效，至于种种功夫和技术的原因和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于是科学家便努力搜集种种技术的知识，相反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基督教，回教，还是儒家，都认为宇宙的探讨只有靠推理的方式，他们相信，天地之道，已齐备于圣人之言，并且认为手工的操作是学者先生不屑一为的。早期的科学家是很为难的，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为依循显然不足的理论，去独创一已的理性主义，不然，就要依赖一个简单的信念，自谓“贺瑞修Horatio呵，天地间有很多不是你的哲学梦到过的”，要脱离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只有靠长期的实验和不断的假设。也许用这个观点我们才能了解几页以前摘录的孔子与老聃的谈话。诚恳兄弟会的思想和实验的结果，都保存在使徒间彼此的书信中，叫做Rasa，illkhwan al－safa’。这些书信至今还流传于世，当时对回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除了讨论伦理和形而上学以外，又涉及所有的科学，诸如数学，音乐，占星术的星象学，几何学与矿物学这方面他们大大地走在时代的前面、物理学和化学。他们的哲学通称为精粹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无疑地他们有着极广泛的渊源，与希腊，希伯来，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的文化都不无关系，诚恳兄弟会显然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们盛行的时期，虽然教主还是阿拔斯Abbassid，但BuWayhid总督正当势；他们可能是极端的Shiite派和Ismailite派，也当然是同情Qarmatian派的Qarmatianism是一种极端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公元８９０年，在十世纪中一直与回教教主斗争，甚至在十一世纪初期被歼灭之后。还将其平等的教条传给了埃及的法提玛教派，黎巴嫩的DruseS派和新Ismailites派。Qarmatian派强调宽容和博爱，将工人和技师组织成同业公会，他们自己也采取公会的组织。诚恳兄弟会的文字是现存最古的回教同业公会基尔特的文字记载。为什么神秘主义的科学家，和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竟然会发生这样的联系呢？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不妨再说一遍，唯有在愿意劳动和不屑动手的两派之间，才有无法跨越的鸿沟，至于在技术和法术之间是没有多大隔阂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道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诚恳兄弟会与回教一神秘的运动名叫“遍在神秘主义”sufism的，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很早就发源于巴士拉，在公元７２８年，由al－Hasan和al－Basri发起，不过在公元８６４年以后，其运动的中心，就转移到巴格达了。诚恳----------------------- 页面 65-----------------------65/234兄弟会的使徒书信Khwānal－safa，在巴格达和巴士拉，都很流行，遍的神秘派的运动tasa Wwuf在十一、十二世纪还在流行，可是此时，这个运动已经与科学脱离关系了。不过神秘主义的运动与科学，永远没有正式分裂。Sayyad Nurul Hasan的文章中把印度的神秘家和遍在神秘派，称之为科学的宣传家，例如公元十二世纪晚期，在Muhammad Ibn Tughlaq统治之下，就有一位德里Dalhi的神秘主义的学者，叫Haz －rat Nizām ud－Din Aulia，他对运动的解释，与牛顿的说法，不谋而合。１９４８年秋天，笔者在黎巴嫩一个国际会议上，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一位印度朋友拉曼Abdul Rahman 讨论科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夜，我们与当时印度驻开罗的外交官Syed， Hossain氏吃饭，他自动告诉我们，在回教文化中，“hakim”的意义回教国的医生，他说：“一个真正的hakim是医生，不错，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是大自然的学生，是遍在神秘派的教徒，是神秘主义者……”拉曼Abdul Rahman与笔者相视而笑，齐声喝采，这位大使先生的话，简直替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