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能拣出六个世纪是丰产科学或利于科学的发展的。因为在时间中和在地域中一样，也有荒地和沙漠。算来只有三次学术革命也即三个学术时期是可以正经算数的：第一期是在希腊人，第二期是在罗马人，第三期就在我们也即西欧各民族了；而这三期中的每一期要算有两个世纪都还很勉强。至于介乎这三个时期中间的一些年代，就着科学的繁荣成长这一点来说，那是很不兴旺的。无论阿拉伯人或者经院学者们都提不到话下，他们在这些中间时期，与其说是对科学的分量有所增加，毋宁说是以大堆论文把科学磨损得象一条蹂躏了的道路一样。这样看来，科学进步之所以如此贫弱，首先可以恰当地说是由于过去有利于科学的时间很为有限之故。①参看一卷一二二条——译者七九第二点，还有一个从各方面呈现出来的重大原因，就是，即使在人类智慧和学术最发达（假如真可算是发达的话）的那些时代里，人们也只以最小部分的苦功用于自然哲学方面。而其实正是这个哲学才应被尊重为科学的伟大的母亲。因为一切方术和一切科学如果被拔离了这个根子，则它们纵然被打磨、被剪裁得合于实用，却是不会生长的。①现在且看，大家都知道，自从基督教取得信仰，力量强大以来，绝大多数的才智之辈都投身于神学去了；最高的报酬都施于这个事业，各种各样的帮助也都极其丰富地提供给这个事业；这种对于神学的专注主要地占据了属于我们西欧人士的那历史的第三阶段或时期；而就在此时文献亦正开始兴盛，宗教的争论也正开始兴起，这就又加强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说到前此一个时期，即以罗马人为主体的第二时期，那时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劳力主要是使用在和消耗在道德哲学上面（道德哲学之对于异教徒，就如神学之对于我们一样）。并且，在那些时候，最优秀的才智之士又普遍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广度需要大量的人去服务。至于再说到希腊时期中自然哲学看来算是最发达的年代，那只不过是短短一瞬的时间；因为在早期，所谓七哲，②除泰利斯（Thales）③外，都是投身于道德学和政治学的；而在后期，当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以后，④道德哲学就更空前地流行，从而使人心对自然哲学背离得愈远了。①参看一卷七四条——译者②希腊七哲是：（一）梭轮（Solon），他的格言是“认识你自己”；（二）契罗（Chilo），他的格言是“考虑结局”；（三）泰利斯，他的格言是“凡有担保的人就是稳固的人”；（四）毕亚斯（Bias），他的格言是“多数人是坏的”；（五）克留勃拉（Cleobulus），他的格言是“避免极端”；（六）庇塔喀斯（Pittacus），他的格言是“紧捉时机”；（七）勃吕安德（Periander），他的格言是“在勤劳努力面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译者③泰利斯（公元前第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属米勒塔学派（MilesianSchool）。据说他曾预言到公元前五八五年五月二八日的日食。据亚里斯多德称述，他首先提出了宇宙有一种单一的物质元素的设想，并且说那就是水——译者④克钦指出，这话出于西塞罗所著“DisputationesTuscalanae”一书第五卷第四章第十节——译者还不止此，即使在自然研究发达的时期，由于人们的无谓争论和夸炫新意，也使得那个时期本身败坏而无结果。这样看来，在那三个时期当中，自然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人忽视，就是受到阻碍。我们既已看到这点，那么，对于人们之不会在其所不注意的事物上面做出什么进展也就不必感到诧异了。①①这几句话在原本和英译本都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此外还须添述一个原因，就是：自然哲学即使在对它注意的人们中间，特别在那后两个时期，也始终不曾拥有一个摆脱一切而全力从事的研究者（除开某个在僧房中从事研究的僧侣或某个在别墅中从事研究的士绅），①而一直是被仅仅当作通到其他事物的便道或桥梁来对待的。这样，这个伟大的科学之母就因横来的侮辱而被贬黜到仆役的职务上，只去伺候医学或数学的业务，也只去以一种打底子的染料来浸染幼稚而不成熟的智慧，使它以后更适于接受他种色染。实在讲来，除非把自然哲学贯彻并应用到个别科学上去，又把个别科学再带回到自然哲学上来，那就请人们不必期待在科学当中，特别是在实用的一部分科学当中，会有多大进步。因为缺少了这个，则天文学、光学、音乐学、一些机械性方术以及医学自身——还不止此，人们将更觉诧异的是连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逻辑科学也都在内——一并都将缺乏深刻性，而只在事物的表面上和花样上滑溜过去。因为这些个别科学在一经分了工而建立起来之后，已是不再受到自然哲学的营养的了；而其实，自然哲学从它对于运动、光线、声音、物体的结构和装配以及人的情感和理智的知觉等等的真正思辨当中，是应当能够怞获对个别科学灌注新鲜力量和生机的方法的。这样看来，科学既已与它的根子分离开来，则它之不复生长也就毫无足怪了。①克钦指出，前者无疑是指在牛津书斋中的罗杰-培根，后者或许是指笛卡儿（Descartes）。八一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还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下面这点。大凡走路，如果目标本身没有摆正，要想取一条正确的途径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却没有感到，他们只是雇佣化的和论道式的；只偶然有智慧较敏、又贪图荣誉的工匠投身于新发明，而他这样做时多半是以自己的财产为牺牲。一般说来，人们绝无以扩增方术和科学的总量为己任之意，所以即在手边已有的总量当中，他们所取和所求的也不外那对他们的演讲有用，能使他们得利、得名或取得类此便宜的一点东西。即使在大群之中居然有人以诚实的爱情为科学而追求科学，他的对象也还是宁在五花八门的思辨和学说而不在对真理的严肃而严格的搜求。又即使偶然有人确以诚意来追求真理，他所自任的却又不外是那种替早经发现的事物安排原因以使人心和理解力得到满足的真理，而并不是那种足以导致事功的新保证和原理的新光亮的真理。这样说来，既然科学的目的还没有摆对，那么人们在办法上之发生错误就不足为奇了。八二正如人们已把科学的目的和目标摆错了，同样，即令他们把目标摆对了，他们所选取的走向那里的道路又是完全错误而走不通的。谁要正确地把情况想一下，就会看到这样一件很可诧异的事：从来竟不曾有一个人认真地从事于借一种布置井然的实验程序径直从感官出发来替人类理解力开辟一条道路；而竟把一切不是委弃于传说的迷雾，就是委弃于争论的漩涡，再不然就是委弃于机会的波动以及模糊而杂乱的经验的迷宫。现在，让任何人沉静地和辛勤地考查一下人们在对事物进行查究和发现时所惯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必定会看出，首先是一个极其简单而质朴的发现方法，一个最通常的方法。它不外是这样：当人们从事于发现什么事物时，他首先要找出和看一看别人以前对这事物所曾发表过的一切说法，然后自己就开始沉思，以其智慧的激荡和活动来吁请，亦可说是来召唤他自己的元津来给以神示。这种方法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是只建筑在一些意见上面而为意见所左右的。其次，又或许有人把逻辑①召进来替他做这发现。但逻辑除在名称上外是与这事无关的。因为逻辑的发明并不在发现出方术所由以构成的一些原则和主要的原理，而只在发现出看来是协合于那些原则和原理的一些事物。假如你是更好奇一些，更诛求一些和更好事一些，硬要去追问逻辑是怎样检定和发明原则或始基原理，则它的答复是众所皆知的：它只是把你推到你对于每一个方术的原则所不得不有的信任上去。①本节中的“逻辑”，在原书中均为dialectica——译者最后还剩下单纯经验这一条道路。这种经验，如果是自行出现的，就叫作偶遇；如果是着意去寻求的，就叫作实验。但这种经验只不过是如常言所说的脱箍之帚，只不过是一种暗中摸索，一如处在黑暗中的人摸触其周围一切以冀碰得一条出路；而其实他不如等到天明，或点起一支蜡烛，然后再走，要好得多。真正的经验的方法则恰与此相反，它是首先点起蜡烛，然后借蜡烛为手段来照明道路；这就是说，它首先从适当地整列过和类编过的经验出发，①而不是从随心硬凑的经验或者漫无定向的经验出发，②由此怞获原理，然后再由业经确立的原理进至新的实验；这甚至象神谕在其所创造的总体上的动作一样，那可不是没有秩序和方法的。③这样看来，人们既经根本误入歧途，不是把经验完全弃置不顾，就是迷失于经验之中而在迷宫里来回乱走，那么，科学途程之至今还未得完整地遵行也就无足深怪了。而一个安排妥当的方法呢，那就能够以一条无阻断的路途通过经验的丛林引达到原理的旷地。①参看一卷一○二条——译者②随心硬凑的经验，原文为praepostera，克钦注释说，这是说人心先定了主见，然后去找适合于它的事例；一卷六三条在批判亚里斯多德的实验时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关于所谓漫无定向的经验，参看一卷七○条第一点——译者③参看一卷七○条末节——译者八三还有一种见解或虚骄之气，虽系屹立已久但确很虚妄而有害，也无端地加强了上述的毛病。这就是：人们认为，若与那种局于感官、限于物质的一些实验和特殊的东西保持长久而密切的接触，就有损于人心的尊严；特别是因为那些东西要搜求是费力的，要沉思是不值的，要讲述是粗俗讨厌的，要实践是不够旷放的，而其数目又是无限，其津微处又是过于纤细。这样，对于经验，且不说是予以放弃或处理不善，乃竟是以鄙视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因而最后就走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真正的道路不只是被放弃了，而竟是被锁断和堵绝了。八四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象中了盅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关于最后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①说到所谓古，人们对它所怀抱的见解是很粗疏而且无当于这字眼本身的。因为只有世界的老迈年龄才算是真正的古，而这种高龄正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所享有，并不属于古人所生活过的世界早期；那早期对于我们说来虽是较老，从世界自身说来却是较幼的。②我们向老年人而不向青年人求教有关人类事物的更多的知识和较成熟的判断，因为老年人经验丰富，所见所闻所思想的事物都是多而且博，这是很对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希望从我们的这个年代——只要它知道自己的力量并愿奋发表现出来——得到远多于从古代所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它正是这个世界的较高年龄，其中已堆积和贮藏着许多实验和观察。①见一卷七七条——译者②这点见解在培根虽非引述而来，也或许并非袭自前人，但在培根以前或同时的一些作家中确有不少所见略同的说法。其中可指称的，有吉尔伯忒、伽利略、堪帕奈拉（Campanella）所著“ApologiaproGalileo”一书和勃鲁诺（GiordanoBruno）所著“CenadiCenere”一书。至于以历史早期为世界的幼年之说，更见于伊斯德拉（Esdras）的著作第二卷；又，一五四六年出版的开斯曼（Casmann）所著“ProblemataMarina”一书中也有此说。（克钦又指出，塞尼卡〔Seneca〕亦有较晚时期才真是较老年龄的想法，曾为罗杰-培根在“OpusMajus”一书中所称引——译者）在我们的时代，由于人们的经常的远航和远游，自然中可能对哲学引进新光亮的许多事物已经摆明和发现出来，这一点也不能是毫无所谓的。很明确，在我们这时代，当物质的地球的方域——就是说，大地、海洋以及星宿等方域——业经大开和敞启，而我们智力的地球若仍自封于旧日一些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那实在是很可差的了。至于说到权威一层，人们若如此折服于作家而却否认时间的权利，这只表明他智力薄弱；因为时间乃是众作家的作家，甚且是一切权威的作家。有人把真理称作时间之女，①而不说是权威之女，这是很对的。①见吉里阿斯（AulusGellius）所著“NoctesAtticoe”一书第十二卷第十一章。这样看来，人们的力量既经这样被古老、权威和同意这三种盅术所禁制，他们于是就变得虚萎无力（象中了魔魇的人一样），不能追伴事物的性质，这也就不足诧异了。①①这里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五指使人们的努力满足而停止于现有发现的还不止上述崇古、权威和同意三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人类所久已保有的一些事功本身的赞赏。因为人们看到机械性方术所提供人们利用的供应是怎样繁多和美好，自然会多倾向于赞赏人类的富有而少有感于他之所缺乏；就不复想到人们对于自然的创造性的观察和动作（这些乃是那一切繁多花样的生命和动因）实在不多而且也不是深入掘得的；也就不复想到其余一切能事不过只是耐心以及手和工具的津微而规矩的运动——就以制造钟表（当作例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津微而细密的工作：其机轮似在模仿天体的轨道，其往复有序的运动似在模仿动物的脉息；可是即使象这样的工作，它所依据的有关自然的原理也不过只是一两条。再说，你如果就着文化性方术的津化程度，或甚至亦就着那有关对自然质体加工的机械性方术的津化程度来考察一下；具体地说，关于前者，就是把天文学中关于天体运动的发现，音乐学中关于谐音学的发现和文法学中关于字母系列中各个字母的发现（中国人至今还未采用）等类之事观察一下；关于机械性事物者，就是把拔克斯（Bacchus）和西律斯（Ceres）①的工作上的发现即制酒和制面包的方术的发现，关于珍馐美味的发现，以及关于蒸馏法和类似东西的发现等等也观察一下；并且与此同时你如果再想一想这些方术之达到现有的完美程度系经过何等漫长的时间（除蒸馏法外，它们都是很古的②），再想一想（如上面所讲关于钟表的话）这些方术所借于对自然的观察和有关自然的原理者是何等之少，还想一想这些方术之得以发明又是怎样轻易地和明显地出于偶然的提示；你如果这样考察一番，你对人类的情况就将停止惊叹，而相反倒会发生悯伶，因为你看到了在这多岁月的进程当中方术和发明方面竟有这大的饥荒和歉收。可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发现却还是在哲学和知识性方术之前的。这样看来，假如必须说出实情，就应当说，当唯理的和教条的科学一经开始，那有用事功的发现就告结束了。①拔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其形象是坐一辆驯虎所驾的车子，手执一条缠满了常春藤叶子的长矛。西律斯在希腊神话中称为地母，是司农的女神，凡大地之上的一切谷物果实皆她所赐——译者②据说坡森（Porson）曾肯定，蒸馏法是古人早就知道的。狄汤（Dutens）在《OriginedesDécouvertes》一书中亦主张此说。再看，假如有人又从作坊转入图书馆而惊异于所见书籍门类之浩繁，那么只须请他把它们的实质和内容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惊异一定就会调转方向。因为，他一经看到那些无尽的重复，一经看到人们老是在说着和做着前人所已经说过和已经做过的东西，他就将不复赞叹书籍的多样性，反要惊异于那直到现在还盘踞并占有人心的一些题目是何等地贫乏。假如他再往下把那些可称怪异而不妥靠的方术看一看，把炼金家们和幻术家们的工作更切近地考察一下，则他或将简直不知应当对他们笑还是应当对他们哭。炼金家是在培育着永久的希望，事情不成时，总是归咎于自己的某种错误：不是恐怕自己没有充分了解这个方术或其著作者的语意（因而他就转向对古法和秘传的追求），就是恐怕自己在制炼中在分量上或时间上有毫厘分秒的差池（因而他就把试验无限地重复下去）；而同时，当他在试验过程的一些机会中居然达到一点新的或尚属有用的结论时，他又认真地把它们看作是大功将至，以它们来餍足其如饥如渴的心，把它们极度地张大起来，而尽将余事寄于希望之中。诚然，炼金家们不是没有许多的发现，不是没有带给人们以有用的发明；不过他们的情节却如寓言中所讲的一个老人的故事：那老人以其葡萄园中的窖金遗给诸子，而故称不知确切地点，诸子于是就辛勤地从事于翻掘园地，虽然没有找到什么金子，可是葡萄却由于这次翻掘而变得更加丰茂了。再说到自然幻术的一流人物，他们是以交感和反感①来解释一切事物的；这乃是以极无聊的和最怠惰的构想来把奇异的性德和动作强赋于质体。假如他们也曾产出一些事功，那也只是旨在标奇取誉而不是旨在得用致果的一些东西。②至于说到迷信的幻术（假如我们也必须说到它的话），特别应当指出，它不过只是那些荒诞迷信的方术在各民族、各时代以及各宗教中所曾从事过或玩耍过的某一特项而已。这些都是可以揭过不谈的。①关于培根对交感和反感的见解以及他自己所讲的自然的感应性，参看二卷五○条第六点——译者②关于培根对自然幻术的见解，参看一卷七三条、二卷九条和三一条末节——译者综上所述，人们对于丰富的见解正是形成贫乏的原因，这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①①这里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八六进一步讲，人们这种对于知识和方术的赞赏——这种赞赏本身是很脆弱而且近于幼稚的——又被那处理和传授科学的人们的一种手法和造作所加强着。这就是说，他们在把科学提到世人眼前时系如此出以虚夸和卖弄，又如此加以装扮和粉饰，竟把科学弄得真似各部齐全，已告完工。你若看一看它们的方法和门类，它们确似已经应有尽有，包罗其所能包。虽然这些门类是内容窳败，仅如空箱，但在常人看来总是表现着一个完整科学的形式和计划的。应当指出，那最早和最古的寻求真理的人们却是带着较好的信条，也带着较好的前程，乐于把他们从对事物的思辨中所集得的并且意在储以备用的知识装在语录里面，也就是说，装在简短而零散的语句里面，而并不用造作的方法编串起来，也不号称或自命包罗了全部方术。不过若就现状言现状，人们既把传给他们的东西当作早臻完美全备，就不复在其中寻求进步，那是并无足怪的。八七还有一层，这些旧体系的信誉又在新体系提倡者的虚妄和轻浮的衬托之下而获得了不少的增添，特别以在自然哲学的活动的、实践的部门中为尤甚。世间历来不乏侈谈者流和梦呓之辈，部分出于轻信，部分出于欺骗，在人类面前许了不少愿，说什么能使人延年益寿，能使人减少病痛，能修整残缺肢体，能迷骗感官；又宣称有方术足以约束和刺激感情，足以启发和提高智能，足以变化质体，足以任意加强和放大各种运动，足以在空气中造成印象和引起变化，足以把天体力量引取下来而加以处理；又宣称还有方术能预言未来事物，能把远处的事物搬近，能使隐秘的事物显现；以及其他种种。关于这些胡吹的许愿家，我们可以大致无误地这样来论断：在哲学方面，他们的这种虚妄与真正方术之间的差别，正如在历史方面，该撒（JuliusCaesar）或亚力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的业绩与高卢的亚马地（AmadisdeGaul）①或不列颠的亚脱（ArthurofBritain）②的业绩是不可同日而语一样。当然因为这些杰出的将军们确曾实际做出了比那些虚构的英雄们在杜撰中所做到的还要伟大的事情，还特别因为那些事情又是以并非荒诞怪异的行动为手段和方法来做出的。当然，真正历史的信誉若因其有时曾为寓言所伤、所诬而遭到贬抑，那是不公平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一些新的拟议，特别是当它们连带涉及新的事功之时，由于那些骗子们过去亦曾作过同样企图之故就引起人们成见上的很大反感而遭到反对，那也是不足怪的；因为那些骗子们的过度虚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厌恶，对于一切真正从事这种企图的人的伟大用心，迄今还是有其破坏性的影响的。①“高卢的亚马地”是中世纪一部有名的散文体传奇，第一版于一五一九年印行。本事概略如下：号称“狮骑士”的亚马地爱上了大不列颠的公主欧吕安娜（Oriana），可是她已被许婚于罗马皇帝，而亚马地又救公主于难，于是情敌发生了冲突。罗马皇帝率军舰来战，战败被杀，亚马地取得了胜利——译者②传说中的亚脱十五岁就做了不列颠王，正当第六世纪撒克逊人（Saxon）入侵的年代，他率其骑士战胜攻取，开疆拓土，其英雄业绩遂汇为《圆桌故事》（“TheRoundTable”）一书；诗人探尼生（Tennyson）曾为此作《亚脱王之歌》——译者八八使知识受制更甚的还在于人类气魄的渺小及其所任工作的微细和琐屑。而尤其坏的是，这气魄渺小本身却还带着一种傲慢和自尊的神气。首先，我们看到，在一切方术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并已成为很熟习的伎俩，就是作者总把自己方术的弱点诿责于自然，这就是说，凡为其方术所不能达到的，他就以那个方术自身为权威断言那在自然中是不可能的。当然，如使各该方术自任裁判，那就没有一个方术能被判处。再看，现在时髦的哲学又在抚育着某些教义，其宗旨（如果审慎地考查起来）乃在对人们劝说，凡困难的事物，凡足以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事物，都是不能期之于方术或人的劳力的；如前面所论日爇火爇不同类的学说，以及关于混合工作的学说，就是属于此例。这些事情，正确地看来，完全导向对人类权力的无理限制，导向一种经过考虑的和出于人为的绝望；这不仅搅害了希望的预测，并且还切断了努力的动脉和鞭策，把经验本身的许多机会都抛掷掉；①而所以致此的原由，则在于人们把自己的方术认为已臻尽善尽美，也在于人们有一种糟糕的虚荣心，要使人相信，凡迄今尚未发现和尚不了解的事物在此后也永不能发现和永不能了解。即使有人相当地投身于事实，努力要找出一点新的东西，他们的目的和意愿却又局限于仅仅查究和做出某一发现而不傍及其他，如磁石的性质，海潮的涨落，天体的系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看来多少有些奥秘而一向又未理出什么成绩的事物。而其实，要仅就某一事物自身来查究该事物的性质，这乃是最笨不过的做法。因为同一性质可以在某些事物当中是隐而不露，而在另一些事物当中则是显而易见；正因如此，于是在前者就产生惊奇，在后者则刺激不起注意。即如我们在黏合性这一性质上所见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木头或石头当中，黏合性是看不出的，我们也就在“坚实”这一名称之下将它滑放过去，也不进一步探讨连续性的分离或分解又为何得以避免；而关于水泡，则因我们有见于它形成了薄膜，又很古怪地形成了半圆，以致连续性的分解得以暂时避免，遂认为是极尽微妙之事。总之，事实上有些在某些事物中看来是隐秘的而在另些事物中则属显著而周知的性质，人们的实验和思想若永远仅仅投在前一些事物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认识到其中的这些性质。①关于以上各点，参看一卷七五条——译者但是一般地说来，在机械学方面，如果有人只消把一些旧的发现津化一下，装饰一下；或者把几个合为一个；或者把它们装配得更合于实用；或者把作品的容积改得比前较大或较小一些；或者有其他类此的情形，那也就算是新的发现了。这样看来，人们既是自足和自喜于这样琐细而带有稚气的工作，甚至还想象自己在其中已经是在努力追求着，假如还不是已经完成着，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么，高贵的和对人类有价值的发明之至今不得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九节新工具第09节八九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情况，就是自然哲学在各个时代中都曾有一个麻烦而难对付的敌人，那就是迷信和对于宗教的盲目而过度的爇情。在希腊人中间，我们看到，那首先向当时尚未开窍的听众陈说雷电风雨的自然原因的人们是算犯了不敬神明的大罪的。①就是以后到了基督教时代，当有人以最能令人信服的根据（即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现在会想到去反对的那种根据）来主张大地为圆形并从而断言对-人的存在时，那基督教会的有些神父们也不曾表现较多的宽容。②①这可举亚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的剧本《云》为例。（亚里斯多芬尼是公元前第五世纪时雅典的喜剧作家，他反对任何人对当时的宗教、哲学、政治、社会以至文学的信条作任何改变或修正；《云》这一剧本就是讽刺苏格拉底的——译者）②这可举拉克坦夏斯（Lactantius）和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为例。（奥古斯丁在“DeCivitareDei”一书第一四卷第九章中曾说：“即使世界是圆的，我们也不能就说对面有陆地；即使对面有陆地，我们也不能就说上面有人住着。”——译者）此外，就现在情况而论，由于有了经院学者们的总结和体系，就使得关于自然的谈论更为困难和更多危险，因为那些经院学者们已经尽其所能把神学归成极有规则的一套，已经把神学规划成一种方术，结局并还把亚里斯多德的好争而多刺的哲学很不相称地和宗教的体系糅合在一起了。①①参看开勃勒所著“DeStellaCMartis”一书的引论。别有一些人的思考以另一条不同的道路走向同一的结果，他们要从哲学家的一些原则中演绎出基督教的真理，并以它们的权威来证实那真理。他们把感官和信仰的这种结合作为合法的婚姻而铺张地加以庄严化，他们拿这种可喜的花样翻新来娱悦人心，但是同时他们也以人神的交混而把神的事物贬低了。还要知道，在这种神学与哲学的混合物当中，还只有那些已被公认的哲学学说是被收罗进去的；至于一些新的学说，纵然是较好的改变，也无不被赶尽杀绝。最后，你还会看到，由于某些神学家的鄙陋，任何一种无论怎样纯洁的哲学的通路都几乎全被封闭了。有些人是脆弱地害怕，唯恐对于自然更深入一步的搜求将会逾越所批准给澄心深思的界限，于是就不正当地扭歪并搬运圣经之言来反对那窥测神圣奥秘、探入自然隐微的人们，而不知这些实并不为何种禁令所取缔。①还有些较为津细的人则忖度并熟虑到一点，认为如果第二性的原因能不为人所知，则一切事物就能较便当地被归结到神圣的手和杖上面去；这一点在他们认为是大有关于宗教的，而其实这无异是以谎言去媚悦上帝。又有些人根据过去的例子，顾虑到哲学中的运动和变化终将不免成为对宗教的侵袭。还有些人更是十分担忧，唯恐在自然研究当中会找到什么东西来推翻或至少来摇撼宗教的权威，尤其在不学之人更甚。这后两种的恐惧，在我看来，实饶有俗世智慧的意味；仿佛人们在其心思深秘之处对于宗教的力量和对于信仰对感官的统治权先有所怀疑而不信任，因而才恐惧对自然真理的查究将会危及它们。若把事情真地想一想，按照上帝的话来说，自然哲学实在既是医治迷信的最有把握的良药，同时又是对于信仰的最堪称许的养品，因而就正应当被拨给宗教充当其最忠诚的侍女，因为宗教是表现上帝的意志的，后者则是表现上帝的权力的。有人说得好，“你们错了，既不知道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权力”，②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若是那样，就把关于上帝意志的消息和关于上帝权力的思量二者配在一起而融为一个不可分解的结合体了。不过就现状说来，那在人心方面具有最大威力的宗教既经由于某些人的鄙陋和狂爇而被拉来参加反对自然哲学，那么自然哲学的生长之遭受阻遏自是不必诧异的了。①克钦指出，这大概是暗指圣保罗（St．Paul）的《致哥罗西人书》（TheEpistletotheColossians）第二章第一八节而言——译者②克钦指出，这句话出于《马太福音》第二二章第二九节——译者九○再说，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其实，在国事和方术之间分明是有很大区别的；由新运动而来的危险与由新见解而来的危险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国事方面，即使是旨在改善的变革也是不被信任的，因为这总会搅动那业经确立的东西；因为这一方面的事情是依靠于权威、同意、信誉和意见，而不依靠于论证。而方术和科学则应如矿袕一样，从四面八方听到新事功和新进步的喧声。可是，这事情尽管在正当理性上说来是如此，在实践上做的却并非这样。上述关于管理和管制学术各点，对于科学的进步是加上了一道严厉的限制。九一进一步说，即使嫉视消除了，只要人们在科学园地中的努力和劳动得不到报酬，那仍是大足阻遏科学的成长的。现在的情况是耕耘科学和酬报科学两事不落在同一人身上。科学的成长是出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对科学的奖品和报酬则握在一般人民或大人物之手，而他们除极少数外是连中等学问都没有的。并且，这类的进步不止得不到奖品和实在的利益，就是连舆情赞扬都博不到。因为这种事情高于人们的一般水平，为他们所不能接受，而反要被舆论的狂风所压倒、所扑灭。这样说来，一个事物不被人尊崇就不会兴旺，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九二但是，对于科学的进展以及对于科学当中新事业和新职务的承担方面的远远甚于上述诸点的最大障碍还在于这一点，就是人们对那些事感到绝望并认为不可能。聪明的和严肃的人们在这些事情方面往往是全无信心，他们总是想到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促，感官之富于欺骗性，判断之微弱无力，实验之难于进行，以及类此等等；从而就认为在世界悠悠运转的时间和年代当中，科学自有其来潮和退潮，一时生长和繁荣，一时又枯萎和衰落，而在达到某一点和某一情况时就不能再进一步。因此，假如有人所信或所许有过于此，他们就认为这是出于无羁勒的和未成熟的心灵，并且认为这类尝试总是开始时顺利，走下去困难，而终于陷入混乱。现在，正因这些思想是自然地投合于持重而善判断的人们，所以我们就更须好好地注意，切不可被那种对于最美最津的对象的爱好之情所吸引，以致松弛了或减低了我们判断的严肃性；我们必须勤谨地考察究竟有何足资鼓励我们的东西现出曙光以及出现在哪一部位；我们并须撇开那些飘风般的、比较轻浮的希望来彻底筛检那些提供较大稳定性和较大恒常性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效法那种老成谋国的智虑，其规则就是对于人事不予信赖，并就比较不利之处去作估计①。于是我就必须论到希望一事②，特别因为我不是许愿大家，既不愿强制也不愿困缚人们的判断，而要拉着手引导他们兴高彩烈地行进。虽然说，要鼓动人们的希望心最有力的办法是把他们带到特殊的东西上去，特别是带到我在“发现表”中所类编和排列出的那些特殊的东西（一部分见于《复兴论》的第二部，大部分见于其第四部）③上去，因为这已不仅仅是就事物的许愿而径是事物自身。但为“事缓则圆”起见，我仍将按照我的计划先为人们作心理准备，而在这项准备当中，灌注希望乃是一个非不重要的部分。因为若不灌注希望，则其余一切只将反倒令人忧愁（由于给予人们一种看法，比他们现所保有的看法把事物看得更糟和更加轻蔑，并使得他们更加彻底地感到和知道他们自己处境的不快），而不会引起人们的活跃或激发他们的努力去从事于尝试。因此，我合当把我的一些构想宣布和提示出来，这足以表明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事情怀抱希望。这正和哥仑布（Columbus）的做法一样，他在进行横渡大西洋的惊人壮游以前就先说明他所以坚信必能于已知地域以外发现新陆地和新大洲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起初虽遭拒绝，其后终为经验所证实，并且成为许多伟大业绩的前因和端始。①以下的分节是译者擅自处理的——译者②下文九三至一一四条——译者③克钦注明，据培根自己在“DistributioOperis”中所说，所谓《复兴论》的第二部就是本书《新工具》；所谓第四部则是第二部的特定应用，其中搜集了许多为进行探究之用的例，就象本书第二卷第一三条中所列关于“爇”的那些事例。九三事端出于上帝①：我们手中的这个任务上面既这样强烈地印有善的特性，可见分明是由上帝那里发出，因为上帝才正是善的元宰，光的父亲。我们又知道，在神的动作当中，即使最小的开端也必走到它的结局。而且，正如人们关于津神的事物所说，“上帝的统治行于不知不觉之中”，②在上帝一切更大的工作当中也是这样；一切都平滑地、无声地流过，而工作在人们未觉其开始以前就在顺利进行。在这里，我们还不可忘记但以理（Daniel）关于世界最后一些阶段的一件预言，那是说：“许多人将来来往往，而知识将增加起来”。③这明白地暗示出，世界的全部通行（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由这样多的远程航行来完成了，或正在完成过程中）和科学的向前进步这两件事乃是被命运，也即被上帝所命定要在同一时期之内碰头的。①这句话出于阿雷塔斯（Aratus，希腊诗人，著有两首教训诗，曾为圣保罗所称引——译者）所作“Phenomena”一诗中。②克钦指出，这句话出于《路加福音》第一七章第二○节——译者③但以理是希伯来的一位先知。《旧约》中有但以理书；这句话出于该书第一二章第四节——译者九四其次，还要提到一点极其重要的情由作为关于希望的一个论据。这论据是就过去的错误和迄今所踏过的道路着想而得出的。从前曾有人对于一个管理不智的政府提出检讨，说得是对极了：“凡就着过去说来是最坏的事情，对于将来说来都应当看作是最好的事情。因为，假如你确已做尽你的职务所要求的一切，而事情仍然并不见好，那么，连可能进一步改善的希望在你都是没有的了。但现在是，你的许多不幸之事并非由于环境的力量所使然，而系出于你自己的错误，那么，你就可以希望，一经消除或改正了这些错误，便会做出一番大革新来”。①同样，在发现和培养科学方面，人们在这样漫长的岁月历程中，假如是已经走了正确的道路而还未能有所进展，那么，向前进展仍属可能之说无疑可算是大胆而轻率的。但如果是道路根本就走错了，而人们的劳力是花费在不当的对象上的，那么，这说明困难并非起于事物本身——那就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而系出于人的理解力以及理解力的使用和应用——这却是大有补救和医治之余地的。因此，把这些错误指陈出来，这会有很大的用处。因为，这同一原因在过去所造成的障碍有多少，对将来给希望所提供的论据也就有多少。关于这些错误，虽然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一部分，我认为在这里还应当用简单明白的话语再把它们表述一番。①克钦注明，这段话出于德谟辛尼斯（Demosthenes，古希腊大演说家，公元前三八五至三二二年，对企图征服雅典的马其顿国王菲列普进行了长期的揭露和谴责，著有极其出色的三大演讲——译者）《反菲列普演词》第三讲。九五①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②实验家象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象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③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津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①自九五至一○八诸条所举各点错误，与前文论假象各条所提到者颇多相同之处，虽有重复之病，也可互相阐发——译者②参看一卷七○、八二两条——译者③参看序言和一卷六七条——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