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Ａ。Ｄ。）：《罗马史》所说迦太基情况比亚氏此章为明晰，但其所见所闻已后于亚氏三个世纪。其它史书更后于李维。本书所涉迦太基事或有疑窴，但今难得早于亚氏或与之同代的史料相对勘（参看《苏斯密尔校本》二版３７６—３９８注；《纽曼校注本》Ⅱ４０１—４０８页“附录”Ｂ）。“一百零四人院”似即李雄《罗马史》卷三十三４６，所说的“法官团”（Ｏｒｄｏｊｕｄｉｃｕｍ），对于诸王和长老们以及一切职官的所作所为，可加检查并询问，职权类似斯巴达的埃伏尔。查士丁：《马其顿兴亡史》（Ｍ。Ｊ。Ｊｕｓｔｉｎ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ｒｕｍＰｂｉｌｉｐｉｃｕｒｕｍ）ｘｉｘ２。５—６称为“百法官”（ｃｅｎｔｕｍｊｕｄｉｃｅｓ）。这个机构创立于公元前第五世纪，其权力逐渐扩张，在迦太基政体中是很重要的。-- 124政　治　学７０１基这些职官的选任是依据才德（贤能）为标准的——这就较为合适。又，迦太基也有同斯巴达可以相比拟的诸王①和长老②，这里，也以迦太基的规定为优，他们诸王的继承不像斯巴达那样，限于其一宗族而不问才德。迦太基诸王，不是由前王的长子或族内的宗嗣继任，而是从当时各个著名的宗族间，凭才德选任的。诸王执掌重要的职权，如果是些不足道的人物，为害于邦国一定很大——实际上，拉栖第蒙人就曾深受其患了。在迦太基政制中可诽议为违背宗旨、发生偏差（变态）的各个事例，在我们这里所述及的各邦中也大都可以见到或会得发生。但一种偏差是迦太基所特有的，它的立国精神原本于贵族政体，或共和（混合）政体③，可是它有时偏向平民政体，有时又偏向寡头政体。就偏向平民政体而言，两王和长①亚氏所谓迦太基的“诸王”为数实在只有二人，依李维：《罗马史》卷三十７。５应称“苏费脱”（Ｓｕｆｅｔｅｓ，“士师”或“执政”），李维类比之为罗马的两“执政”。伊索格拉底：《尼古克里》２４，“迦太基的内政由寡头统治，战场则由诸王统率”，这同斯巴达两王制极为相似。但依亚氏此节，他们都不世袭，在平时亦管内政，这同斯巴达有异。②李维：《罗马史》卷三十１６。３，说迦太基长老院有“三十长老为领导”，那么，长老的总数当数倍于斯巴达长老。③在本书中或泛指一般政体或专指某种“混合”政体，即共和政体。混合政体原来应包含“一长”、“少数”和“多数”原则的政体。这里以少数原则的“贵族政体”类同于“混合”政体，是“贵族”这一名词的别用。贵族可能出于王室、富户或平民，倘使那些组成少数制的执政人员出于各个阶级而又都是凭才德选任的，这样的政体便既属“尚贤”而又“混合（共和）”的了。但迦太基诸王（“士师”）和将军的职位可以贿卖，则其政体的实质实在有“尚富”偏向（—），而趋于“寡头”统治。这样，伊索格拉底就径称它为“寡头政体”（参看注）。贵族与共和政体皆可称为“混合”政体，其实际分别可参看卷四章八—２５、卷五章七—１６。-- 125８０１政　治　学老们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可以决定任何案件是否提交人民［公民大会］公议，但人民［公民大会］对于他们所未经一致同意提出的案件，却也一样可以进行讨论。又，对于诸王和长老们一致同意而提出的案件，人民在大会中并不专限于听受原案而后予以通过或批准，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最后决断，出席大会的人民谁都可以起来反对执政人员提交的议案。公民大会的这些权利在斯巴达和克里特的政体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也有寡头主义的偏向。五元老团①执掌许多重要的机务，却是（一）用补缺方法选任的；（二）而那些具有最高权力的百［○四］②人恰恰是由这种补缺手续受任的五元老团甄别而后应选的；（三）他们的任期较其它行政人员为长，他们［有谁出缺时就由团内其余的人遴选补缺的人，这样］的权力在其它行政机构历届人员受任以前或任期届满以后都沿续存在。但另一些措施又与此相反而符合于［当初立法者的］尚贤精神：他们的执政人员不支薪给，也不用抽签（拈闇）方法进行复选，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章则；他们各个执政机构都可受理各种诉讼案件，不像拉栖第蒙的法制那样由不同的机构分别受理不同类型的讼案③。我们还须注意到迦太基政体中含有一种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促进寡头倾向的。在迦太基以及一般城市流行着这①“五元老团”，今失考，无法详悉其职任。②此处所说具有最高权力的“百人机构”当即的“百○四人院”。③这里所举以两邦讼案处理方式的不同，作为辨别政体为尚贤或寡头倾向的依据，意义不很明了。参看卷三。-- 126政　治　学９０１样的观念，——行政人员的选任不宜单凭才能为标准，还应该兼顾到他们的家产，穷人既不擅长政事，而且也无闲暇来参加公务。如果以财产为凭的选举作为寡头（尚富）主义的标志，而以才德为凭的选举作为尚贤主义的标志，那么迦太基的现行制度，就［同两者都不符合，］几乎好像是两者之外的另一种政体了，它在选任执政人员时兼取两种标准——对于最高职位的两王和将军，尤为显著。这样的安排实际上违背当初重视尚贤精神的本意，可说是立法者的一个错误。立法者应该注意到保证国内才德优胜的人们获有闲暇——无论他们在职或不在职时——不使他们从事于不称其才德的贱业。即便获致闲暇，须赖财产，然而那尚富的暗流竟发展到最高的执政职位，如两王和将军都可贿求，这就颇为失当了。这样，实际就使富人占了才德之士的上风，而资财既然可使人获取尊荣，全国也必然竞相贪婪（爱钱）。上行下效，凡居高位者的习尚很快就导启众庶的风气；才德要是不能在这个城邦得到最高的崇敬①，这里的贵族政体也就不能长久保持。又，因财赂获官的人们总要乘机取偿，营私渎职将是自然的后果。诚实的人们在遭遇困乏时，犹不得不投身于取利的行业，如果本质鄙俗而又遭逢囊空家窘的情况，又有谁能保证他不致渎职？所以，谋国的人必须设法使行政工作让那些［才德高尚，］具有政治能力的人们来担任，在一邦之内，对①卷四章七１４说迦太基的贤能政体兼顾“财富”、“才德”和“平民”（即“多数”）三要素；即称为“贤能”，当以“才德”为主。此节和１８反复批评它的尚富倾向，因为“才德”在迦太基没有受到应有的崇敬。-- 127０１１政　治　学于那部分比较优良的公民，即使不能予以终身的供养，至少应该让他们在从政期间，得到充分的闲暇而无需再为了自己的衣食操劳。迦太基流行兼职的习惯，这看来也是一个缺点。每一职务最好是由一个专人负责；立法家应该把这个原则订入法规而使大家共同遵守，一个人不该要他既做笛师又做鞋匠。因此，城市如果相当广大，政治职务就尽可分配给许多人来充任，这是比较合于行政原理和民主（平民）精神的：我们前面曾经论述同一政治团体有关的人们应该尽可能使大家有参政的机会，而职有专司的事业总公做得更好而且更快。在陆军和海军方面，我们可以明显地见到职务广泛分配的利益：在这两种机构中，上下全体都各守其位，各尽所司，每个人既要受命也要授令，既要统治也要服从。迦太基的政体［虽以尚贤为本，］实际上已趋于寡头性质；但他们常常陆续遣送一部分人民到他们所属的［殖民］城市①，使各有发财致富的机会，这个政策弥补了寡头趋向的缺点，避免了国内的患难，使整个城邦因此得保安定。然而，这种政策只能凭机会施行，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尔的机会。迦太基的现行法制，并未能消除一切乱源，倘使时运艰困，遭逢边警，平民是会反叛的。①依《苏校》二版第３９８注，这里所说“［殖民］城市”应是里比亚地区的农业市镇。派遣去致富的人们是去做殖民地官员。依格洛忒《希腊史》ｘ５４５，则是去做拓殖者。-- 128政　治　学１１为世人所盛称的三邦——拉栖第蒙、克里特和迦太基——政制的概要就是这些。章十二①　　关于政体问题留下了记录或著作的人们，有些从未参加过现实政治，以处士或学者终其身；这些先贤的意见，凡属有价值的大部分已经叙述。另一些人则是立法家，或为本邦或为外邦城市创制立法，他们都曾实际执掌过所在城邦的政务。这些实际立法家［又可分为两类，］有些只为某一城邦拟订法典，另一些则既订法典（律例），又兼定政制；例如莱喀古士和梭伦就都完成了两项大业。关于拉栖第蒙的政制，已在前面讲过了。一个学派认为梭伦是一个优良的立法家②：他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贫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在他所创立的政体中，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①首章所举本卷讨论范围，（一）各家理想政制，已见于１—８章，（二）政治修明的各邦现实政体已见于９—１１章。本章所述雅典梭伦法，在亚氏当代，已为陈迹，把它归入第二论题范围，未必合适，而且语焉不详，行文条理也同以上数章有异。这些似乎为亚氏所拟另一论题的纲要。关于其它各法家的旧制，都只见鳞爪，亦类似札记。纽曼猜度这一章为亚氏门人辑录的先师一些残笔，附于卷末，非亚氏成稿。②梭伦以诗才和军功被推为雅典执政并总裁，解除贫民旧怨，重分土地，平衡当时社会势力，改革政制，建立新法，事在公元前５９４年，详见《雅典政制》章八至十二，以及普鲁塔克：《梭伦传》。柏拉图：《理想国》卷十５９Ｅ，雅典的梭伦和意大利的嘉隆达斯同被称为“优良的立法家”。伊索格拉底：《元老院辩》（ＡｒｅAｏｐａｇｉｔｉｃｕｓ）１６、１７、２６、２７、３７等节反复称誉梭伦及其法制，所举优点和此节略同。这里所说“某一学派”可能是指伊索格拉底学派。“平民政体的祖制”参看注。-- 129２１１政　治　学老院）①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实际上元老院和执政人员选举法为雅典旧制，梭伦只是在他立法时予以因袭；但他规定全体公民都有被选为公众法庭陪审员的机会，这确实是引入了民主精神。有些批评家所以要责备梭伦也就在这一点上，他们论证梭伦把审判一切案件的权力交给这些由拈阄法②复选出来的公民法官所组成的法庭，实际上就消灭了另外的两个因素。在梭伦以后，这些法庭的权威既日渐增强，历任的执政好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于是雅典的政体终于转成现世那种“极端民主”的形式③。厄斐阿尔忒和伯利克里削减了元老院的职权；伯利克里又颁行了给与陪审员（公民法官）以出席津贴①雅典约在公元前第八世纪间始有“执政官”，代替先前部落诸王（酋长）的权力，于平时发号施令，诸王在出征时仍旧为领军。执政由民选，其初为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任期。公元前第七世纪中叶，执政官自一人增至九人：（一）首席执政，（二）司祭执政（即原有的君王），（三）军事执政（亦原为君王），（四）另六人为司法官，审理民刑讼案。九执政无俸给，由各族勋阀（亦为富室）中选任。任职期满即转入“元老院”。元老院有监督并裁判现任执政的权力，设于战神山上，故名亚留巴古布利，即“在战神山上的议事会”。战神山在雅典卫城之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国家是由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他所举最重要的实例，就是雅典城邦（人民出版社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Ⅱ２６１—２６２页）。②拈阄复选的制度使“平民”不论任何资格，只凭机会，就可当陪审员来投票裁决案件；这些案件却包括贵族富室（“勋阀”和“财阀”）的利益，也有军政人员（“才德”）的被控事项。这样就使资产和才德两要素都向“人数”（即“平民”）低头。参看《雅典政制》章九。③参看卷四章六１８—２４、卷五章五２０—２３。-- 130政　治　学３１的制度①；这样每一群众领袖（“平民英雄”）都相继努力抬高了平民势力，直到今天，大家所目见的政体就是沿着这一路径演进的结果②。这些情况确是事实，但史迹的变迁到这样，这不是梭伦当初所能料想到的。在波斯战争的年代，［以①《雅典政制》章二十七第３—４节：伯利克里初兴时和季蒙（Ｃｉｍｏｎ）相竞，各自争取平民的拥护。季蒙富饶，捐输公益，从事社会福利和娱乐都不惜巨资。同坊社（ｄｅｍｅ）的任何公民日造其门，各得所需。庄园广袤，不施藩籬，人至游园者，可任意摘果取食至于餍饫。伯利克里家资不足，无法匹敌，遂从渥亚（Ｏｉａ）人达蒙尼得（Ｄａｍｏｎｉｄｅｓ）计，以公财施给群众，于是订立了陪审员领取津贴的制度。②普鲁塔克：《梭伦传》１９，说及史家多称颂梭伦注意到兼顾贫富，保全祖业，适应变革，深得平衡之义，但也有些作者严责梭伦创立“公审法庭”，使平民得以僭制执政，凌辱富室，实已压抑财富寡头和才德少数，而放纵平民群众，终以导致后世的极端民主政体。此处显示亚氏正在为梭伦辩护。《雅典政制》章四十一第二节：雅典自伊昂（Ｉｏｎ）以四部族建王国后，至色修斯（Ｔｈｅｓｕｓ）在位时始立宪法，稍减君权。其次有德拉科（Ｄｒａｃｏ）律（公元前第七世纪下叶），转为少数制统治。其三，国经内讧，梭伦起而变法（公元前第六世纪上半叶），始见民主政体的萌芽。其四为庇雪斯特拉托（Ｐｅｉｓｉｓｔｒａｔｕｓ）的僭政。其五，克勒斯叙尼（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等（公元前第五世纪）驱除僭主，恢复民主政体，而且加强了平民权力。其六，波斯战争后元老院主政。其七，阿里斯蒂德斯（Ａｒｉｓｔｉｄｅｓ）再倡变革，至厄斐阿尔忒（Ｅｐｈｉａｌｔｅｓ）罢废元老院，于是“平民领袖”得逞其志。其八，“四百人”为政；其九，继之而民主旧制再度光复。其十，随之而有“三十”寡头暴政，和“十人”寡头暴政。其十一，又恢复民主政体（公元前第五世纪末）；直至近代（亚氏著书时），约七十年间，平民权力重于往昔，实已趋于极端形式。这样，极端民主政体出现于梭伦殁世后二百年，是经八次政变的结果，实在不宜再向梭伦法制追求其错失了。-- 131４１１政　治　学平民（贫民或佣工）为水手的］海军树立了雅典的海上霸权①，平民由是感觉到自己在城邦中确实据有重要的地位，鄙俗的平民英雄便利用平民的气概压倒了财富和勋阀贵族的势力。照梭伦当初立法的本旨，赋予平民的实权是有限度的，他所规定的民权仅仅是选举行政人员并检察那些行政人员有无失职之处；这些都是平民应有的权利，他们倘使没有这些权利，就同非公民的奴隶无异，这就可能转而为城邦政府的仇敌了。他规定一切职官都须在著名人物（才德）和小康以上的家庭（资产）中选任；必须是“五百斛级”或所谓“双牛级”（即第三级）或骑士级才有当执政人员的被选举权。第四级，即佣工，是不容许担任任何官职的②。①雅典陆军由第一、二、三级公民组成，以士族和富室的重装兵为主力；贫民和佣工充杂役或辅助兵种，如掷石手、弓箭手等。海军中桡手尽属第四级贫民或佣工，占全海军中的大多数。波斯战争自公元前第五世纪初开始，至公元前４４９年缔结和约，五十年间海军多获胜，故平民地位渐渐见重于邦内。公元前４７８年结提洛同盟（ＤｅｌｉａｎＬｅａｇｕｅ），合爱琴海各岛和沿岸各邦的海军同波斯舰队进行决战；雅典舰队多至三百艘，超过它邦各舰队合计的总数。三重桨战舰每艘桡手一百五十人。雅典海军当其盛时人数共四万人，超过陆军甚多。公元前第五世纪雅典人口约十七万，成年公民约四万人。②麦第姆诺为希腊谷物或油酒等类量器，其容积约当现今十七公升，近于中国的斛。《雅典政制》章七，记梭伦区分全邦人户为四级：第一级，其资产如田亩收获谷物，或油树林可制油，或葡萄园可酿酒，每年共得五百斛以上者称“五百斛级”。第二级为家财足以装备一骑兵并畜养战马者称“骑士级”，估计第二级的年收益，当在三百斛以上。第三级为农民之畜有二牛或二马，足供一轭以进行耕作者，相当于二百斛以上的收益，称“双牛级”。第四级家无恒产，以佣工为生，年收益低于二百斛者，为“佣工级”。１９—２１行以财产等级为职官选任的区别，似乎为后人所作注释，说明上文行政职司限于资产阶级的实况，非亚氏原文。参看第尔士《关于〈雅典政制〉的柏林残本》（Ｄｉｅｌｓｄ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ｄｅｓＡ。）３３页。-- 132政　治　学５１［莱喀古士和梭伦而外，］其它立法家①有札琉科斯曾为爱璧随费里的洛克里人制订法律，嘉隆达斯曾为他的本邦加太那，又曾为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若干卡尔基殖民城市制订法律②。有些人③追溯得更远，并指出奥诺马克里托为最古的立法专家。照他们的记述，奥诺马克里托为洛克里人，本业巫师（先知），以其术游于克里特岛，就学习法学于克里特，泰利斯④当时和他同门。后来泰利斯授其学于莱喀古士和札琉科斯，札琉科斯再传则为嘉隆达斯，但所有这些记述，都同各人实际生活着的年代不相符合。还有科林斯人菲洛劳斯曾为忒拜人创制法律。菲洛劳斯出生于科林斯城的巴沽族，同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狄奥克里相友好，狄奥克里因远避他母亲哈耳琼妮［不正常］的情爱而去国，菲洛劳斯遂同他一起到忒拜，两人竟终老异乡，同①此处所说“其它立法家”，依照本章第一节所说，应为两类立法家中只订法律不创政制的一类。但下文卷四、２１等节涉及的嘉隆达斯法制，也和城邦政治组织有关。又，普鲁塔克：《奴马传》（Ｎｕｍａ）４，曾经说到札琉科斯是创立政制的法家。②古希腊各城邦实行嘉隆达斯律的有《狄奥多洛》卷十二１１所记琐里伊（Ｔｈｕｒｉ），《斯特累波》５３９页所记加巴杜阡的马石伽（Ｍａｚａｃａ），《希隆达斯》（Ｈｅｒｏｎｄａｓ）卷二４８所记的科斯岛（Ｃｏｓ）等。③２５行原义为“连贯起来”。依康格里夫（Ｃｏｎｇｒｅｖｅ）校本和韦尔屯英译本、培尔奈德文译本，均解为“编成一个法家师传的谱系”。苏斯密尔校本修正了二版第４１８注，更指明这一法家师承谱系的编者——所谓“某人”或“有些人”——即详悉克里特历史的埃福罗。《纽曼校注本》（Ⅲ３７８页）注释说现世所存埃福罗残篇涉及上述诸法家的，同此节不尽相符。又此节似为零星札记的汇编，不像有系统的文章。④这里所举克里特的泰利斯，不同于卷一米利都的泰利斯。-- 133６１１政　治　学居殁世。那里的居民至今还向旅客指点他俩的坟墓虽然近在一处，但其一在坟上可望见科林斯境，另一个却见不到故乡的土地。据说他俩是在死亡前就这样安排好了的：狄奥克里为了生平不幸的处境，不愿意自己的魂魄仍然由于科林斯的景象而引起伤感，反之，菲洛劳斯却表示了自己对于故乡的怀念。这就是他们移居忒拜的经过，而菲洛劳斯就因此成了忒拜的立法者。在菲洛劳斯的一些著作中，有关于宗嗣的所谓“继承律”是菲氏法典的一个特色，照他的立法意旨，各家所有份地数和子嗣数总要保持平衡，使世代相续，各人资以营生的产业不致于骤增或剧减①。嘉隆达斯的法典很少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中只有对于担任伪证人们②的处分可算是一个特点——他是制订伪证刑法的第一人；但嘉隆达斯法典以精审见称，近世粗疏的法家对他不免有愧色。〈法勒亚所拟法制的特点为均产，柏拉图所拟法制的特点很多——财产和妇孺的公有；妇女会餐制度；宴饮律，规定在节庆狂欢的日子让清醒的人主持场面，而约束失态的醉人④；还有军事训练的规则要求士兵“双手并用”（左右肢练①参看本卷章七。以下所举都是各家立法的特点。②Ⅰ。Ⅱ。抄本为“伪证人”，阿雷丁诺（Ｌ。Ａｒｅｔｉｎｕｓ，１３６９—１４）拉丁译文“ｆａｌｓｏｒｕｍｔｅｓｔｉｕｍ”相符。斯加里葛（Ｓｃａｌｉｇｅｒ）、本脱里（Ｂｅｎｔｌｅｙ）、贝克尔、苏斯密尔等都校作“伪证”。③依《纽校》加〈　〉，二人非实际立法家，不属本章这一段“若干法律专家的特点”这一论题。④见柏拉图：《法律篇》卷一６４０Ｄ、卷二６７１Ｄ—６７２Ａ。③-- 134政　治　学７１成同样的本领）①〉。德拉科曾订立若干法律，但这些法律都是在原来的政制下颁行的。除了以课罪从重，处刑严峻著名外，德拉科律没有值得提示的特点。毕达库斯，也像德拉科那样，专订法律，在政制方面并无作为。毕达库斯法典的一个特点是人在醉中犯罪，课刑加重。他见到醉汉闯祸比常人较多，认为要保护公众的安全，对于这种罪行不能宽恕②。还有一位立法家芮季俄人安德洛达马曾经给色雷基的卡尔基殖民城市③制订法律。他所著的法律，有些是关于杀人罪的条例，有些是关于①柏拉图：《法律篇》卷七７９４Ｄ。②德拉科，在梭伦前（公元前６２１年）为雅典执政，所订法律以严酷闻于后世，虽偷窃蔬果，也可判处死刑，迄今西方俗谚，于严刑峻法都喻之为“德拉科律”。德拉科以前多行“习惯法”，德拉科颁行法典后，世人方始重视“成文法”。毕达库斯律也以严峻称，所以此处连类相及。毕达库斯（约公元前６５１—５６９年）为希腊七哲之一，累斯博岛的米提利尼（Ｍｙｔｉｌｅｎｅ）人。累斯博岛盛产葡萄，所以醉汉特别多。毕达库斯给米提利尼城立法时，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因此用重刑，立严威，除奸盗，绝私斗，终得确保治安。参看《尼伦》普鲁塔克：《七哲会语》（Ｓｅｐｔ。ｓａｐ。ｃｏｎｖ。）１３。③芮季俄人安德洛达马，今不可考。依字义说，安德洛达马为“驯人者”。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希腊半岛各地各族人民移殖四方，称“大移民时代”。移民路线略分为三：（一）向东北者过赫勒斯滂（Ｈｅｌｅｓｐｏｎｔ），分散于爱琴海北岸、东岸和黑海沿岸。（二）向西者至意大利和西西里。（三）向南者至地中海沿岸和埃及息勒尼加（Ｃｙｒｅｎａｉｃａ）等海滨。色雷基地区（爱琴海北岸）移民多来自欧卑亚（Ｅｕｂｏｅａ）岛上卡尔基城伊昂（爱奥尼亚）各部族。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间他们在这个地区共拓殖了三十二城，后世统称之为“卡尔基［殖民］城市”。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卡尔基殖民城市，来历相同。芮季俄（Ｒｈｅｇｉｕｍ）在意大利南端：靠近西西里岛（今仍旧名为Ｒｅｇｉｏ），亦为当时卡尔基人所开辟各城市之一。但随后到南意大利的希腊移民，以杜里族斯巴达人为多，至西西里者则以科林斯人为多。-- 135８１１政　治　学女子财产继承的规则；安德洛达马的著作也没有值得提示的特点。关于实际上见到施行的政制和政治理想家所设想的政制——对于这两项论题的研究，我们就在这里结束①。①政制的见于实施者，在章９—１１，政制的仅为各家所设想者在章１—８，这一结句实际应放在章十一末。参看本章开始时所作的注释。-- 136政　治　学９１卷（）三①D章一　　人们要研究“城邦政制”（波里德亚）这个问题，考察各种政制的实际意义及其属性，就应该首先确定“城邦”的本质；这样，我们先要问明“什么是‘城邦’（波里）？”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辩城邦的性质：有些人说这是城邦的一种措施；另一些人说这不是城邦的措施，只是那些寡头集团或僭主［城邦统治者］的措施。又，政治家和立法家的一切活动或行为显然全都同城邦有关，而一个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所以我们必须先行确定城邦的本质，然后才能理解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体系。］城邦的成为一个组合物就好像许多“部分”的结成为一①亚氏在第一卷中，在经济发展途径上已论证城邦为家庭和自然村落的逐级组合，包括长幼、男女、主仆以及各业从业人员在内，说明了城邦的社会结构。本卷１—５章，从政治方面严格解释“城邦为许多公民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