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科林多海湾（《修昔底德》卷一５、１０３）。本书所举在南意大利随费里（Ｚｅｐｈｙｒｉｕｍ）山上建洛克里城者，称“爱璧随费里人”，他们所建立的是奥查里族的殖民城市。此节（卷二）和卷五简称“洛克里”者亦指这一个在南意大利的殖民城市。卷三所举奥布斯应为欧卑亚对岸的洛克里城。布荪旭茨：《希腊古代的产业和收益》３２页注，除说明此处所举“洛克里人”就是爱璧随费里支族外，并说所举禁令当出于札琉科斯。-- 93６７政　治　学种律例，它的政体已趋于过度的平民（贫民）化；结果是资产不足法定数额的人们也都被选为行政人员了。但在实施这种均产制度的地方，每户的定额可能过大或太小，因此人们或流于奢侈，或困于生计。所以，立法家不应该仅仅以树立均产原则为能事，还须订定一个适当的定额。又，人们虽然已被纳入均产体系中，世事仍旧未必从此就尽善尽美。人类的欲望让他的财产更须使它平均；这就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可是，法勒亚在这方面，恰正可以站起来说，这正是我的意思；他本来认为各城邦中财产和教育两者应该均等。但我们还要询问他所说的教育究属怎样的性质。如果说教育均等就是每人各授以同样的课程，这还是没有实益的；同样的训诲［人们或者因而努力于智德，或者因而励进于俗务］导致同样追求俗务的性情，而或专尚货利，或角逐名位，或兼好两者，各人所受和所发挥的却相差甚远。还有，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循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①，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慨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②：①参看卷三章九。亚氏认为名位分配应该各如其功能：才高勋重者居上位，才卑功小者居下位。倘使名位平均分配于贤愚之间，才能之士一定心怀愤懑。②荷马：《伊利亚特》ｉｘ３１９。-- 94政　治　学７７“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除了内乱这样的重大问题外，我们也得考虑到平常的刑事犯罪。］（一）有些犯罪是由于缺乏衣食；这里，法勒亚想到了平均财产这个补救方法，使人人都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这样就能防止迫于饥寒而起的盗窃行为。（二）但衣食并不是犯罪的惟一原因。人们在温饱之余，或为情欲所困扰，就寻欢作乐以自解烦恼，他毕竟又触犯了刑法。（三）人们还不仅为了解除其情欲的烦恼，而入于刑网；尽有情欲可得慰藉、名利可以满足的人，还是抱有漫无边际的愿望，［追求无穷的权威，］于是他终究由于肆意纵乐而犯罪了。那么，对于这三类罪行，可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对于第一类，可给与相当的资财和职业；对于第二类，可培养其克己复礼的品性。至于第三类，我们设想到世间种种欢娱无不有赖于他人，［所以寻欢的人们终不期而多所侵犯，］人如果自足于己，而与世无争，就让他遂志于哲学的清思吧。世间重大的罪恶往往不是起因于饥寒而是产生于放肆。人们的成为暴君（僭主），决不是因为苦于缺乏衣着。所以［僭主的罪恶特别大，］人们不重视谁能捕获一个窃衣的小偷，而以殊荣加给那位能够诛杀一僭主的勇士①。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法勒亚［所倡议的］政制的一般措施只能借以防止较轻的犯罪。①公元前５１４年，雅典哈谟第俄和阿里斯托盖顿刺杀僭主希巴尔沽，二人都死于难。雅典人尊为一代英雄。其事见卷五章十参看该节注释）。此节亚氏因均产问题而偶一涉及“诛杀僭主”事例，其持义跟中国孟轲略同，二人都在二千余年前论定诛杀独夫为英雄事业，非犯上作乱。欧洲中古时代直至十六世纪间，对“弑君”和“诛杀独夫”的问题犹颇多争论。-- 95８７政　治　学法勒亚政制还有一点可议之外，这个政制的种种安排，其目的都在图谋国内的安宁和正常生活；但立法家也应该考虑到邻邦和外国的关系而安排好防御措施①。在缔造一个政府时，必须注意武备，而他在这一方面却完全没有讲到。在财产问题上实际也应该考虑到战时的需要。各家的经济储备，不仅应该足供每一公民平时在国内的政治活动，还应当有些余裕以应付外敌入侵时的军需。制订各家财产的平均额就应该照顾到这一方面。财产定额不可太小，太小则虽跟一个同等的或类似的城邦作战，也将困于给养［更不必说强敌］；但也不能太大，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这里，法勒亚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但我们可以设想财产毋宁求其充分，只要不逾越某种程度总是有利的，而定额的标准应该这样计算：这个城邦的财富总额在另一个较强的城邦看来是不值得为了掳掠的目的而和它作战的，可是，如果有和它作战的必要，则他们的财富虽然更少一些也将和它作战。曾经有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当［波斯的］奥托茀拉达底引兵围攻亚泰尔奈城的时候，［城中的执政］欧毘卢请［那位波斯将军］计算一下从围城到攻破，需要多久，在这期间他的军队要耗费多少给养。他说“我愿意接受比这笔围攻费用更少的金额，把亚泰尔奈全城完整地奉①亚氏重视国防和外交问题，参看本卷；卷七章六、章十一。又，《修辞》卷一章四也说到政论家应该熟虑国力，谙于武备，详悉外务，然后对和战问题能够洞察其利害。-- 96政　治　学９７让于将军“①。奥托茀拉达底听到这些，稍加思考，就放弃了围城的计划。所有公民之间财产的平均分配固然有助于国内的安宁，但就在这一方面而论，利益也未必很大。有才能的人对于这种制度将有所抱憾，他们感觉自己应该比一般公民多得一些，却竟然被限制了；实际上，这些人就常常因为胸中不平，以致激起一国的内乱。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无止境的贪心，一时他很满意于获有两个奥布尔的津贴②，到了习以为常时，又希望有更多的津贴了，他就是这样的永不知足。人类的欲望原是无止境的，而许多人正是终生营营，力求填充自己的欲壑。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惟①这个故事说明了上文每一国家在富强贫弱的估计上必须使其武备和资产相适应。亚泰尔奈在小亚细亚西北隅，和贝伽蒙城同为希腊殖民城市中的重镇。欧毘卢曾统治亚泰尔奈和亚索，至公元前约３５２年，海尔米亚继为僭主。这个故事大概发生在公元前３５２年以前。奥托茀拉达底时为吕第亚的波斯总督，以智勇闻于小亚细亚（参看鲍尼兹：《索引》）。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３４７年卜居亚索岛上，为海尔米亚宾友，故能熟知亚泰尔奈的掌故。②这里是在应用雅典“观剧津贴”的故事。依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Ｐｅｒｉ－ｃｌｅｓ，４９５？—４２９），观剧津贴始于伯利克里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取消，旋又恢复。依亚氏：《雅典政制》章二十八，说伯利克里死后，雅典民主政治渐趋混乱，粗悍之辈争欲取媚群众，以自植势力。克里奥丰（Ｃｌｅｏｐｈｏｎ）为平民派领袖，始立观剧津贴，凡公民入场观剧，各可得两个奥布尔，数年后，加里克拉底（Ｃａｌｉｃｒａｔｅｓ）又增加为三奥布尔。后来二人都因浪费公帑被判处死刑。《雅典政制》第四十一章对于出席公民大会津贴也有类似的记载（参看布克：《雅典城邦经济》［Ｂｏｅｃｋｈ，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ｆＡｔｈｅｎｓ］英译本２１６页以下）。奥布尔希腊小银币，值八“铜元”本书中亚氏在言及雅典史迹时往往不举地名，此处即为一例。-- 97０８政　治　学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使高尚的人士都能知足，而卑下的众庶虽不免于非分之求，但既无能为力，也就不得不放弃妄想；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物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又，法勒亚对均产所创立的制度本来是不完善的；他所均的仅以地产为限，但人间的资财还有奴隶、牛羊和金钱，以及其它种种所谓动产，人们尽可在这些方面致于富饶。所有这些财物必须一律加以平均分配，或一律给它们规定最高的限额，或全都一任各家自由聚散。显然，法勒亚当初只为小城市立法，他的制度只适用于为数较少的公民团体：在他的那个社会中，工匠都是公共奴隶，在他的公民团体以内完全没有工匠①。但是，如果一个城邦规定工艺一任奴隶去做，这只能限于公共工程这一类事业，在爱庇丹诺曾经有过这种法①　在工艺未发达的小城邦，工匠人数少，金钱等动产不占重要地位，所以法勒亚只注意到农业和田产的平均分配。②　希腊各城邦常常以公共奴隶和战俘从事公共建筑及矿冶等，例如：色诺芬：《雅典的收入》（Ｄｏ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ｂｕｓ）章四２３，建议劳里翁（Ｌａｕｒｉｕｍ）银矿的奴隶应该由雅典城邦供应并管理，以裕国库收益。狄奥多洛斯《史丛》卷十一章二十五，记西西里各城都用葛洛（Ｇｅｌｏｎ）所俘的里比亚人（Ｌｉｂｙａｎｓ）和迦太基人为奴隶，从事各种公共建筑。关于此节所举管理公共奴隶的两个实例，今未能详悉其内容。所云狄奥芳托，查斐尔说是和德谟叙尼同时代（亦即和亚氏同时代）的雅典政治家（《德谟叙尼及其时代》，ＤｅｍｏｓｔｈｅｎｅｓｕｎｄＳｅｉｎｅＺｅｉｔ，卷一１１、１等节）。旭曼以为非是（《希腊掌故》，Ｇｒ。Ａｌｔｅｒｔｈ。，卷一３６５）。这一节，亚氏承接上文否定法勒亚把一切工匠列为奴隶的法制，他认为公共工程由奴隶去做，普通工艺可由自由民执业。大城邦中有份地而兼营工商的公民，其动产以金钱计，也常常相悬殊，如果要平均全邦贫富，则应对田产和动产同样加以限制。-- 98政　治　学１８令，在雅典，狄奥芳托也曾引用这类措施。经过这些考究，人们就可判断法勒亚制度的利弊所在而显见它的优缺点了。章八　　没有从政的实际经验而创制出最优良的城邦制度当以米利都人、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为第一人。他博涉各家学说，富于自然智识，而且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拜里厄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①。这个人的生平又以怪异著闻于当世，见者望之翘然，或以为矫揉：居常披发垂肩而加盛饰，以粗葛制长袍，厚实温暖，不分冬夏地穿着。他所设计构造的城邦以一万公民为度，分为三个部分（阶级）：——第一部分为工匠，第二部分为农民，第三部分为武装而卫国的战士。全邦土地也分作三个部分：——一部分划归祠庙，另一部分由城邦公有，第三部分则为私人产业。境内诸神节日的庆祝和祭祀都由第一部分产业供应费用；武备开支出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则分配给农家各户。他认为法律也只有三类，各别适用于三类刑事诉讼——敺辱、伤害、杀①“米利都人、欧吕丰的儿子希朴达摩”见于史籍的为：《希西溪辞书》称其父名为“欧吕庞”，福修斯《书录》（Ｐｈｏｔｉｕｓ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称其父名“欧吕康”。狄奥多洛斯：《史丛》ｘｉ１０—７，记希朴达摩为琐里伊（Ｔｈｕｒｉ）城殖民者，曾经是该城建立新城的设计者。参看赫尔曼：《米利都人希朴达摩》（Ｃ。Ｆ。ＨｅｒAｍａｎ，ｄｅＨｉｐ－ｐｏｄａｍｏＭｉｌｅｓｉｏ）。米利都城在公元前４８０年已经有按照几何图案建筑的街坊道路。此节所云拜里厄斯港的道路建设当指伯利克里时代的市政工程，应后于米利都城的市政工程半个世纪。希朴达摩是首先以米利都城的先进经验著书而介绍于雅典的人（《剑桥古史》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ｖ４６３）。-- 99２８政　治　学人①。他还建议设置独一的最高法院，凡其它机构不能审理或判决不当的一切案件都归它处理，照他的设计，要选任若干专职长老来组织这个法院。对于法庭的判决方式他也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审判员们在表决时向陶罐中各投卵石的手续是不妥当的；每一审判员应该各投一块木制法板；他如确认被告有罪，就应把罪状写明在板上，倘使认为完全无罪，就让法板空白，如果他认为被告所犯一部分有罪，一部分无罪，则分别写明哪些应该量刑和哪些应该昭雪的论断。他反对现行的那种手续，指出［在上述那一类边际案件中，］审判官所投的票（卵石）或决定全罪或完全免罪，对于被告都属失当，这样，审判官自己［已违背了受任审判时所作的公平正直的誓言，］实际上犯了伪誓罪。希朴达摩另外又对有利于邦国的各种创见或发明拟订了给与荣誉奖励的条例。他又建议，凡阵亡将士的子女完全由城邦公款支给其生活教养的费用②，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倡议，实际上雅典③和其它城邦早已颁行了这种条例。关于行政人员，他认为都应该由上述三部分（阶级）民众选举，当选的人们分别管理三类公务——一般公众事务、外邦侨民和孤儿事务。①毕达哥拉斯学派尚“三”，见《说天》卷一章一。启沃岛诗人伊昂曾受学于数论派，著有《尚三论》，言万物分于三而合于三（见《哈朴克拉底雄字汇》［Ｈａｒｐｏｃ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ｘｉｃｏｎ］）。希朴达摩和伊昂友好，也就崇习“三”数。下文重视誓言，惮于伪誓，也显见其承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风尚（参看《狄奥多洛》卷十章九２）。②若干诠疏家曾指明，希朴达摩所拟政体中的战士阶级原来全部由公家给养，这就无需另外制定以公款给养阵亡者的孤儿这类单独规章。③参看《修昔底德》卷二４６-- 100政　治　学３８希朴达摩所拟政治体系中最受人注意的要领就是这些。这里，第一应受批评的是那个公民的三分法，工匠、农民、战士，既然同样列入公民名籍，他们就应一律参加城邦政治体制；但农民无武装，而工匠则既无武装又无田地，那么他们的参加编配到这种政治体制中，毋宁是成了战士阶级的奴隶。这两个阶级不可能参加政府的一切机构；将军、内务官吏①以及一切重要职位必然完全由持有武器的阶级担任，但这些以公民名籍参加城邦体系的人们，却不能列入职官名籍，又怎能使他们效忠于这个政体？有人或者说战士照理应该做工农的主人而统治两者；但这必需持有武器者为数甚多，工农才不得不服从其统治。可是，战士阶级倘人数很多，也就用不到另外两阶级来参加这个体系而且分享选举执政人员的权利。又，农民在城邦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我们可以承认工匠为每一城邦所需要，他们随处可凭技艺生活，在希朴达摩所拟的城邦中也需要工匠。但他所说的农民就不同；倘使农民以粮食供应战士，那么把他们纳入公民团体以内就理属当然，可是希朴达摩却规定他们各各私有土地而自食其耕耘的收获。还有那用以供养战士阶级的三分之一公共土地也是可疑的：倘使这些土地由负盾的人自己来耕种，则战士将无异于农夫；而那位立法家却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阶级。反之，如果在农民和战士两者之外另有耕作这些公共土地的人，那么这个城邦又得有第四部分（阶级），这一部分人不列入公民名①“内务（或保卫）官吏与”［作战］将军“们并举，当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警官”）。参看卷五。-- 101４８政　治　学籍①，对城邦的政治机构完全无份。另一可能方式是要同一农民既耕耘私有土地又耕耘公共土地。这样一个人就得为两家操作，“内务（或保卫）官吏”与“［作战的］将军”们并举，当指平时警备部队官员（或译“警官”）。参看卷五。以一份劳动谋两份食用，这是困苦不堪的；而我们的疑问也就回想到原先又何必把土地划分为公私两区？为什么不让农民就所分配的同一块［双份的］土地上从事耕耘而兼供私家和战士（公家）的粮食呢？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希朴达摩的思虑是混乱的。他在司法改良方面所拟的判决手续也未必妥善。他认为对于每一件控诉案，虽然原告人只提出一个简单的罪状，审判员（陪审员）也应该作出分别量罪、等级处罚的断决。这样，他竟然使审判员转变而为仲裁人了。分别量罪和不同处罚只在仲裁法庭中可能进行，那里仲裁员虽然也有若干人，但他们可以合议，经过共同斟酌而后确定某种适当的罪罚；至于在一个公审法庭中，这样的论罪方式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城邦的法规都特别注意到在公审法庭上，所有审判人员都不得互通声气②。把那种论罪方式引入公审法庭所引起的纷扰是可以想像的。譬如某一讼案，原告请求处罚被告二十米①这里亚氏推论应有“不列入公民名籍的另一部分人”，当即奴隶；希朴达摩的原意也许正是这样。希腊各邦公有田园常常由奴隶耕作。关于祠庙土地由谁耕种，亚氏没有提出疑问。②古希腊公审法庭的陪审员（“司直员”）为数常常有数百人之多，实际上可称为“投票员”，他们以投票（卵石或铜骰）数的多少决狱或判定诉讼胜负。当日受审案件都不使陪审员事前知道，进入各人的审判席位后，就不得互相交谈。其程序详见于《雅典政制》第６３—６９章的，可为各城邦法庭的一例。③“米那”作重量论，约近中国一市斤。作货币，一百特拉赫马合一米那，六十米那合一泰论。一银米那约值今四英镑。-- 102政　治　学５８那③，于是审判员们认为被告的确应该赔偿原告所受的损害，但对于偿金数额却各有不同的意见：或断定为十米那——或原告所要求者为数更大而法官所断定者为数更小——另一审判员断定为五米那，又一审判员则断定为四米那。这样，各人对原案各各做了分析和衡量，［法庭的审判员为数既然甚多，］就可能有从全数照偿以至全不赔偿的许多判案。这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总决这些不同的判断？另外关于伪誓罪的议论也是不确当的，对原告一个简单而无差别的申请，或可决或否决是不会构成伪誓罪的。审判员不准原告人二十米那的赔偿要求，并不就是判定被告完全没有亏负，他所断定的只是被告所负者实际上并不是二十米那而已。审判员要是知道被告实在从未有亏负二十米那的事情，却仍然责令他作二十米那的赔偿，这样他才犯了伪誓罪。至于尊敬有所创见以利邦国的人们，听起来，好像是正当的，实际上施行这种政策却未必有好处。这种政策鼓励改革也会惹起反动，于是就可能造成城邦政治的纷扰。这里，可作进一步的讨论，有些思想家考虑变革的利弊，认为虽有较好的新法是否就应该废弃旧法（祖制）也是可疑的①。在守旧的人看来变革总是有损害的，而且有些建议看上去是为邦国①这些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思想家不知指谁。阿里斯托克色诺（Ａｒｉｓｔｏ－ｘｅｎｕｓ）：《残篇》１９（缪勒编：《希腊历史残篇》卷二２７８），说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保持旧传礼法，不赞成轻率的变革。柏拉图：《法律篇》７６９Ｄ、７２Ａ—Ｄ、《政治家篇》２９８Ｅ—２９Ｅ，说法制可与时变革，但须经严格审查，使不致引起纷扰。-- 103６８政　治　学谋福利，实际上却目的在于破坏旧章和原来的体制；照这种情况说来，我们就不能赞成希朴达摩的意见了。涉及这类问题，我们当作较详的申说。各家的想法，对这点很不一致，有时确实可说变革是有益的，在其它各种学术方面已屡经证明因变革而获得进步；例如医疗、体育以及其它种种技术和工艺，现在都已远远脱离往日的陈规了。政治，倘使也作为人类学术中的一门，那么也应该由于变革而有所得益。有些史实也可以作为［以变革为有利］这方面的佐证；古代的习俗常是很简陋而且野蛮：希腊人在古时都刀剑不离其身①，他们娶妇都须用财物互相购买新娘②。直到现今，有些地方还可以见到古代习俗颇为荒谬的野蛮遗迹：譬如，在库梅③，有一条杀人罪的刑法，只要控告者提出几个本族或近亲作证人，就可判定被告的重罪。人类一般都择善而从，不完全蹈习父亲的故常而专守祖辈的旧制。我们所知道的原始人类，不论其①《修昔底德》卷一章五章六，说希腊古时各族都佩武器以自卫，无论海上或陆地都互相刼掠。雅典最先进入法治，禁止盗贼，因而民众在平日可以不携刀剑。②《希罗多德》Ｖ６，记色雷基人（Ｔｈｒａｃｉａｎｓ）卖买妇女以成婚配。③库梅（）地名，另见卷五；此处可能是指意大利的库迈（从周伊特译本）。以人证定杀人罪而不避亲属，见于古希腊城邦的，今所得哥尔汀碑志，记有类似条例（参看比歇勒和齐特耳曼《哥尔汀法律》［ｕｎｄＺｉｔｅｌｍａｎ，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ｖｏｎＧｏｒｔｙｎ］７６—７７页）。日耳曼古俗也有类似习惯。此节已由法制而说及比较原始的礼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研究方面，除曾经收集希腊各邦“政制”外，又曾编录野蛮民族的“风俗”。-- 104政　治　学７８为“土生居民”或为“某次灾劫的遗黎”①，一般都可想像为同当今偶见的愚蠢民族的情况相似，在原始“土人”间所流传的故事的确是蒙昧的。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原始的许多习俗（不成文规律）必须废改，］而且随后所立的成文规律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在政治方面，恰恰同其它学艺相似，不可能每一条通例都能精确而且无遗漏地编写出来：用普遍词汇所叙录的每一成规总不能完全概括人们千差万殊的行为。［初期的法令律例都是不很周详而又欠明确，必须凭人类无数的个别经验进行日新又日新的变革。］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它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符；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①古希腊对于人类起源有两说，（一）为“土生原人”，见宾达尔诗《尼米亚节颂》（Ｐｉｎｄａｒ，Ｎｅｍｅｏｎｉｃａｅ）ｖｉ１；希西沃图：《作业和时令》１０８。古哲阿那克西曼德也持此说。欧里庇得剧本《伊昂》（Ｉｏｎ）４８２，说伊昂犹坚执“大地为人类之母”的锢说。（二）柏拉图：《法律篇》６７６、７８１、《蒂迈欧篇》２２等推想人类已经存在了千万年，今后也将经历千万年而犹存；或竟无始无终，而时兴时衰。亚氏也说世界和人类都是原始而俱在，也将保存于永恒。这同另一种以现世人类“出于某次（前次）灾劫的遗黎”的说法相通。亚氏认为灾劫可能是洪水或大旱（《气象学》卷一章十四）。亚氏这里两存其说；《生殖》卷三章十一并说“土生”这一说法值得予以研究。但他自己的思想是偏重于“灾刼说”的。-- 105８８政　治　学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关于［变法］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些疑难：即使我们已经承认法律应该实行变革，仍须研究这种变革是否在全部法律和政制上要全面进行或应该局部进行，又变革可以由任何有志革新的人来执行还是只能由某些人来办理。这些论点的抉择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暂不详述，留待日后另作适当的评议①。章九②　　在论及拉栖第蒙（斯巴达）③和克里特政制——或该说论及任何城邦的政制——时，应该照顾到两个论点：第一，同最好的（模范）政制相比较，它们所有的各种法律究竟是良法还是恶法；第二，各种实际设施同建国时的宗旨是否相符，而不致于违反原先立法的纲领。一般思想家都承认，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城邦中，必须大家都有“闲暇”，不要因为日常生活所需而终身忙碌不已，但要怎样安排才能使大众获①这些论题，本书中以后未见再说。②本卷前八章陈述前贤所拟的模范政制，后四章转而评论历史上规模较为完备、治理较为良好的各邦政体。全卷行文都夹叙夹议，目的在究明过去的利弊得失，作为自己拟订理想城邦的张本。③“拉栖第蒙”为“拉根尼”境内的主城，城市地区亦称“斯巴达”。斯巴达人以勇敢直率著于古代，后世往往以斯巴达人总称拉根尼人。本书在同一章内常常先用“拉栖第蒙”字样，随后则用较简短的拉根尼字样；此例也见于《雅典政制》章十九等。-- 106政　治　学９８得这样的闲暇，却是一个难题。帖撒利亚的卑奈斯太制度就是安排闲暇的一个方式，但那些农奴时常起来反抗其［闲暇的］主人；同样地，（赫卢太）农奴也老是等待着拉根尼（斯巴达）人的衅隙，他们好像是丛莽中的一支伏兵，遇到机会，立即出击（起义）。可是在克里特，迄今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克里特不发生（贝里俄季）农奴叛乱的原因也许由于这个岛的邻邦虽然同它互相为敌，各邦却各有自己的农奴，从未在战争中同克里特的农奴们联络，共同攻击克里特人①。但拉根尼则所有的邻邦——如阿尔咯斯人、麦西尼亚人、阿卡地亚人——都与它为仇，这就成为赫卢太时常叛乱（起义）的根源②。［帖撒利亚的例子也相类似，］帖撒利亚农奴当初的叛乱（起义）都发生在帖撒利亚遇到边警，即阿卡地亚人、贝尔雷比人、马格尼西亚人入侵的时候。又，即使邦国并无患难，管理农奴原来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制驭农奴们的手段颇难措置：倘使宽厚存心而不加鞭笞，他们就日益恣肆，渐渐会企①克里特岛农奴称“贝里俄季”（“边区居民”），依《斯特累波》７０６页，则称“阿福米乌太”。克里特农奴不反叛的原因，参看。②阿卡地亚为伯罗奔尼撒半岛山岳地区（注）。麦西尼亚久受斯巴达人侵掠，斯巴达农奴以麦西尼亚人为多，两邦成为世仇。阿尔咯斯城为同斯巴达相近的大邦。荷马：《伊利亚特》（ｉｘ１４１）称为“阿卡地亚的阿尔咯斯，以别于帖撒利亚的阿尔咯斯，后一阿尔咯斯，《伊利亚特》（ｉ６８１）称为贝拉斯季的阿尔咯斯。作为地区名，阿尔咯斯泛指伯罗奔尼撒各邦和帖撒利亚各邦。照此节亚氏语意，似乎说阿尔咯斯等三邦异于克里特的邻邦，都没有农奴，所以可煽动并联络斯巴达农奴，共同攻击斯巴达。但卷五章三涉及阿尔咯斯时，说该邦也有农奴。阿尔咯斯的“巨姆奈底”类似“边区居民”（参看《苏校》二版１５１８注）。《希罗多德》ｖｉ８３，也记有阿尔咯斯奴隶起义事迹。-- 107０９政　治　学图同主人相平等；要是处理得过于严酷，又势必激动怨毒而群起谋害主人。这里已表明了依赖赫卢太（农奴）制度［谋取主治公民们的安逸］的城邦一定不易构成最好的［安稳的］政治组织。拉栖第蒙政制的另一点应该受到诽议的地方是它对于妇女的纵容；斯巴达妇女的放肆实际违背了他们立法的初衷，并有害于全邦公众的幸福。例如家庭由夫妇两人组合而成，城邦也可以看作是人数几乎相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两部分所合成。所以，在各个政体中，如果妇女的地位未经好好规定，那么半个公民团体就欠缺法度了。斯巴达的实况就是这样。当初制订斯巴达法律的立法家目的在于使全邦公民都能坚毅奋发，他的心愿可说是一半达到了，斯巴达男子的确都具备这样的品性；但他完全疏忽了妇女这一部分，于是她们一直放荡不羁，过着奢侈的生活①。在这种政体中，崇尚财富是必然的结果，尤以那些听信妇女而受其操纵的公民特别显著，凡富于军人气息而好战的种族常常见到这些情况，只有克尔得族②可算是例外，还有些公开承认同性恋爱的民族③，也很少①欧里庇得剧本《安得洛米达》（Ａｎｄｒｏｍｅｄａ）５７５，也指责斯巴达妇女放荡。柏拉图：《理想国》５４８Ｂ，说斯巴达妇女奢侈；但《法律篇》８０６Ａ，则说斯巴达妇女治家育儿都是能干的。②古希腊人把克尔得族泛指伊斯得罗河（Ｉｓｔｒｏｓ，今多瑙河）上游的“北方”民族，混言日耳曼等地区的各部落（参看《尼伦》，卷三、《气象》卷一）。日耳曼民族好战，而妇女没有失德的，见《雅典那俄》、《斯特累波》ｉｖ１９９等书。③不戒于男色的民族，或指野蛮民族，或指克里特人和卡尔基人（《亚氏残篇》九三），或本节所说及的忒拜（提佛）人。-- 108政　治　学１９见到妇女失德的现象。古时的神话家运用才智，把阿雷（战神）和阿芙洛第忒（爱神）牵联而为配偶①，其用心极为深长：历史事实已证明一切好战的民族往往好色，无论其为女色或男色。拉根尼人由于爱好女色，就在他们国势鼎盛的时代，邦内许多权力都落入了妇女手中。执政者被妇女所统治或妇女实际上是在掌握政权，这中间又有什么分别？结果是一样的。［妇女的影响发生多方面的效果，］即以勇敢而论，这原是善战民族所应有的气质，在妇女日常生活中则并不需要：在这方面，斯巴达的妇女气曾经消靡了他们固有的丈夫气，从而造成最恶劣的结果。当忒拜人入侵的时候，斯巴达妇女就大大不如它邦的妇女，她们表现得十分慌张，斯巴达男子们受到自己妇女的纷扰比所受敌军的袭击还要严重②。妇女在拉根尼流于放纵，由来已久，这些渊源是可以追溯的。他们同阿尔咯斯人、同麦西尼亚人、同阿卡地亚人先后作战，男子们多年出征。他们本来是健儿，经过一生战斗，在行伍中养成了若干良好（服从）的德性。等到战罢回乡，怀抱着息影①战神和爱神为偶可参看卢克莱修：《物性论》（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ｄｅＲｅｒｕｍＮａｔｕｒａ）卷一３１—４０。希腊古诗中，如希西沃图：《神谱》９３、宾达尔：《璧西亚节颂》（Ｐｙｔｈｉｏｎｉｋａｅ）ｉｖ１５、埃斯契卢剧本《反忒拜七英雄》（Ａｅｓｃｈｙｌｕｓ，Ｓｅｐｔ。ｃＴｈｅｂ），都两神并举。②事见色诺芬：《希腊史》（Ｈｅｌｅｎｉｃａ）卷六章五２８；普鲁塔克：《阿偈雪劳传》（Ａｇｅｓｉｌａｕｓ）３１。斯巴达强盛时，战争都在敌国境内进行，妇女没有习见战斗，及忒拜军侵入，遂慌张叫闹，扰乱军心。--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