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其惨。《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存上之发政也。岂可为有命哉？”昔梁惠王问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为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域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矣，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宫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坂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坂，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宫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爱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佚，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又《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继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虞叔于唐，其地险阻，以此有德。若周衰，必并兴矣。”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于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循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议曰：夫吉凶有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赢姓，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有物。若周衰，必并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复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赵士，沸腾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对曰：宋景公之时，萤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也。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亦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盛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又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舍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际日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主于诛杀也，风俗淫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淫乱凶逆，非止于蒸报也。”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译文】《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精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定命存在呢？”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而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那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法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扳阵，使用这种阵法的劳而无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坂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得人心的缘故。黄帝曾说：‘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智谋的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运命的只能是人事啊。”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周公告诫周成王说：“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邦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坏，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起，以后即位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样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史记·陈世家》说：“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陈地。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元以复加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国灭掉。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南越传》上又说：“越国虽是不开化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又说：“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大史伯说：‘周王族多难多灾，我哪里逃得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赢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这是概括他讲些根本道理，并未讲得详尽具体。我曾试加研究，认为所谓命，那是自然的赋与，而德是命的根本。伟大的祖先虽然暗中保佑后代，那也是暖味玄远的。但国家兴亡、国运长短以德为准是正确的。德在过去，命定于现在。所以现在的定命，都是由于过去之德。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吗？命既然由德所决定，那么吉凶祸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于现在，圣贤，鬼神也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只有尽心尽力修德，为求得到好的命运啊！这就是关于命运的最深刻的理解。］《易经》上说：“要穷究天下道理，尽自己之所能，来实现最好的命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赵子评论说：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无疑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而不是由德决定，这就人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为样说呢？过去郑桓公问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后，哪个国家会兴盛起来？”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时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由此说来，岂能说尧、舜有德无嗣呢？范晔又说：“西楚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士卒，尸体竟然塞满了濉河，至使河水为之不流；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当时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漏洞。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这样回答：宋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为这是灾祸降临的征兆。于是问子韦有何办法攘除，子韦说：“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的时候，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范晔还说：“北方戎狄民族，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LuanLun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乱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阳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做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乱，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所以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安定。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淫佚，依恃法律条文之多，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戳、篡夺，甚至于夷灭宗族，根源就在这里。戍狄则不然。君主用淳朴的道德来对待臣民，臣民则心怀忠诚信义来侍奉君主，这样治理全国就象一个人治理自身那样容易，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治理得这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如今晋朝建国以后，嫡长子没有兄弟们连城相助守卫，而兄弟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一大比一天厉害。卿宰没有被众人钦佩敬仰的高贵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杀戳、侮辱的灾祸每天都有。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正值多难之秋，专力讨伐英雄，杀戳豪杰，以便倾覆曹魏政权。屠戳之惨，不是诛杀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后来，皇室风俗淫乱，把廉耻全部丢尽了。天还未黑，便开始了昏天黑地的淫乱生活。放纵自己的情欲，个个不以浮乱放逸为耻，不以妒忌为恶。当媳妇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杀戳妾媵的，有狎戏长辈或晚辈的，那种淫乱、凶恶、忤逆岂止是LuanLun所能概括的。由此看来，晋朝之德行岂能胜过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鲜卑等民族侵扰华夏，便认为决定于命不决定于德，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按语】不少人都把命运看得十分神秘。某人成功了，便认为人家命好；自己失败了，就嗟叹命不如人。其实，所谓命，就是规律；所谓运，就是势的推移。本身并无神秘之处。即是规律，就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人常说事在人为，讲得就是不要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要积极地去创造成功的条件。即然是势的推移，就是可以改变的。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讲命运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成功了的也不要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失败了也不要垂头丧气，心灰意冷，而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分析情况，总结教训，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由此看来，所谓命运，不过是主客观条件的契合罢了。客观条件就是机遇，一般说来，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而能不能抓住它，则要看你主观条件是否充足了。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呢？不是连司马迁都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吗？笔者赞同文中这样的观点：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甚至报应相反是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从某一阶段、某一侧面来看，往往认为报应之说是虚妄的。例如，历史上哪位帝王不是例行逆施，作恶多端？然而却享荣华、受富贵，作威作福；而良善的小民哪一个不是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受生死煎熬？然而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报应不爽的。一是倒行逆施的那些帝王，时时都受着命运的报应：父子相残，兄弟反目，正如《红搂梦》中元春所说，反不如小户人家有骨肉亲情，天伦之乐。二是到头来总要受历史的惩罚，试问历史上哪个王朝是江山永固的？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是值得羡慕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积德行善，奉献爱心，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尊敬、钦佩和赞美，这不是能用金钱买来的。而为非作歹之徒，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只不过“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罢了。所以，当破除了冥冥之中有神灵掌管人之命运和赏善罚恶的迷信，给以科学的解释，就可以把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命运。大私三十“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并不是阴谋手段，而是讲没有投入，便不会有回报的道理。贪图小利只能坏大事，而要获大利就必须舍弃小私。【经文】《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为诸侯，已为天子［天子不收功于万物，故能成其高；不竞名于众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尽与敌城之财，令自取之。所谓使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荀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译文】《管子》上说：“明白给予就是获取的道理，那是为政的法宝啊。”《周书》上说：“将要从哪里求取，所以才一定要先行给予。”怎样才能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呢？黄石公说：“得到的东西却不要占有它。即使是君主建立的功业，也不要占取功名。只要尽力而为就是了，占取功名是士大夫的事，君主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在哪里可以得到呢？”［人们往往追求功名，很少有谦让的，只有皇帝不和臣下争功名。所以说占有功名的是士大夫的事，天子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事呢？］他们是诸侯，自己是皇帝［皇帝不从万民那里收取功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君不和百姓争夺名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广大宽宏的名声。］要让城中的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城池，要让攻城的将士自己攻下敌人的城池[（把城中的财产给予城中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拚力守城；同样，把敌城中的财产送给攻城的将士。让他们自己去拿，他们就会拼命攻城。这就是人们说的利用人的贪婪本性和愚昧。］。这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的办法。尸佼说：“尧抚养哪些孤独无告的穷人，禹爱罪人。”这是说古代的圣君能够使处在危难中的人安居乐业，对边远地方的人也同样给予关怀，使之臣服顺从。圣明的皇帝在最大的私情里表现出的却是无私。商汤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对天下百姓进行报复；天下百姓有了罪恶，请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商汤不偏爱一己之身而爱天下百姓。周文王说：“假如有仁人，又何必非得是周族的亲属不可呢？”周文王不偏爱他的亲族而爱万国的人民。占代的圣王不是无私的，只是他的私心与一般人不同，这才是明白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只有不存小私之心，才能成就最大的私；只有以不贪图小利为利，才会获取大利啊。【按语】大私不是无私，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很难想象会有无私的人，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把天下国家都当作个人的私产，当然更不可能是无私的。只不过某些较有远见的君王，为了更根本更长远的利益，兼顾一下百姓的利益而已。但与那些杀(又鸟)取卵、竭泽而渔，为自己一时的私欲，把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暴君比起来，已是凤毛麟角，因而被称为圣人。但文中所讲的取与之道，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的。每个农民都懂得，不向土地投入种子、肥料和劳力，就不能指望秋天的丰收；明个商人都懂得，不投入资金、服务和信誉，就不会赢得市场份额。投入愈大，回报愈丰。为政亦是如此，不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却想长期保持自己的禄位，世上哪有那样便宜的事？因而，即使对那些以追求权势为目的的人来说，“为人民服务”也不应只挂在口头上，而应付之行动，并见到成效。这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败功三一失败乃成功之母。但失败并不是必然会导致成功的，其前提是必须有勇气正视它，并勇于承提责任。处理不当，成功也可能成为失败之母。关键是接受教训，因势利导，才有可能转败为胜，因祸得福。【经文】《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必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共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设，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之共乎？”大夫从之。此因过以为恭者也。魏将王昶、陈泰兵败，大将军以为已过。[魏人感将军引过，皆悦，思报之。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已过，过销而业昌，可谓智矣。”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匆康，其可得乎？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上下离心，贤愚数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谬之甚矣。夫人君苟统斯理，行虽失而名扬，兵虽挫而战胜，百败犹可，况再败乎！此固败以成功者也。故知智者之举事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自古然矣。[议曰：白起为秦坑赵降卒四十余万，使诸侯曲秦而合纵。大坑赵降卒，非胜也，乃败秦之机。商君诈魏，虏公子印，使秦信不行于天下，乃自败之兆，非霸业也。乐毅仗义，以下齐城，败于即墨，非败也，乃是吞天下之势。刘备怜归义之人，日行十数里，败于长坡，虽奔亡不暇，乃霸王之始。故知非霸者不能用败。齐人以紫败素，而其价十倍。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译文】《文子》上说：“即使有功，如果失去了仁义，也一定会被疑忌；即使有罪，假如不失民心，也一定会受到信任。”所以说，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楚共王患病的时候，把大夫们召集到身边，说：“我缺乏德行，从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主持国政，却不能继承前代君主的余绪，使楚国的军队连吃败仗，这是我的罪过啊。假若由于祖宗的保佑，使我能寿终正寝，我请求你们给我加上‘灵’（译者按：据《谥法解》不勤成名曰灵。也就是放任本性，不见贤思齐的意思。）或者‘厉’（《谥法解》：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不知大夫们同意吗？”待到楚共王死了之后，大夫子囊说：“不能按大王的遗命来加谥号。因为侍奉国君的原则是，听从他正确的命令而不服从他不正确的命令。楚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自从他君临朝政之后，对南方诸国或安抚或征伐，使之归顺，对于中原华夏诸国也加以教训，可见受上天的恩宠非常大。有这么大的恩宠，却能自知其过，难道不可以谥为‘共’吗？”大夫们采纳了子囊的意见。（按《谥法解》：知过能改曰‘恭’，恭、共互训。）这就是由于有了过错反而尊谥为“恭”的例子。三国时曹魏的将军王昶、陈泰先后打了败仗，大将军司马懿却把责任自己承担起来。［魏国人对大将军主动承担责任非常钦佩，都想为他效力以报答他。］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上说：“司马大将军把二次失败的责任都自己承担起来，实际上不仅消除了过错，而且使功业更加昌盛起来，这可以说是明智的人了。人民不计较他的失败却想为他效力，即使并未想什么事业昌盛，又怎么能昌盛不起来呢？假如他们（楚共王、司马懿）讳言失败，推托责任，找借口把错误归咎于种种因素，就会使上下离心离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解体，走向对立，这样就会使楚国再次失败，晋国也会再次被敌人打垮，那样的话，错误就更大了。假如国君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行动失败了，但美名却可扬遍天下，军事上虽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次败仗也关系不大，何况只打了二次败仗呢？这就是由于失败反而成功的道理。由此可知明智的人办事，往往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啊。［赵子议论说：白起为秦国坑杀了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从而使各诸候国认为秦国太残暴，因而结成了合纵联盟一致抗秦。大肆坑杀赵国降卒，并不是秦国的胜利，而是可以打败秦国的一个机会。商鞅使用欺诈的手段，俘获了魏国统帅公子印，使秦国的信用被天下所怀疑，这是自己打败自己的先兆，不是取得霸业的正确方法。乐毅用信义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最后在即墨被齐兵打败，这不是失败，而是显示出统一天下的势头。刘备怜悯那些归顺了自己的百姓，每天只走十几里路，最后被曹兵赶上，在长坂这个地方吃了败仗，尽管逃亡的紧急关头也不抛弃百姓，这是后来称霸西蜀的开端。因此可以明白，不能成就霸业的人就不会利用败势取胜。齐国人把紫色的绢的价格降到素色绢的价格以下，反而获取了十倍的利润，这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从中悟出大道理。]【按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的确，小孩子不摔跤，永远学不会走路；不呛几口水，永远学不会游泳。科学史告诉我们，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实现了飞上蓝天的梦想，最终乘上宇宙飞船翱游太空，并成功地登上了月球。中国革命史也告诉我们，在建国前，我党曾经历过几次大的失败：一是1927 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批革命志士惨遭血腥屠杀；一是1935 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艰苦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损失9O％以上。但我党正是在失败中总结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建国后，我们的事业又曾经历二次大失败，一是五八年大跃进，使中国人民经历了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再一次是十年浩动，使中国经济几乎崩溃。但正是由于这些失败，才最终导致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为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失败并不可怕，只要善于总结教训，纠正失误，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假如你第一次高考落榜，不要心灰意冷，再补习一年，也许来年考个名牌大学；假如你第一次炒股失败，不要紧，学点股票知识，摸清股势走向，很可能下次赢个满贯??。但是转败为胜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要有勇气承认失败，不能怨天尤人，推卸责任；二要善于总结教训；三要有不屈不挠的毅力。缺少这三个基本前提，不仅不会反败为功，可能下次失败得更惨。昏智三二一个并不愚笨的人，为什么会在非常明显的是非面前失去理智和公正？各种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正常判断，其中主要是私欲和偏见。私欲主要是声色财货；偏见主要是喜怒哀乐。所以判断是非时，必须排除私欲，出从公心。与别人商量问题时。一定要回避那些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对我们今天保持头脑清醒，干好事业是非常有益的。【经文】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货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且曰：“去孔子如吹毛耳。君何不延之以重禄，遗哀公以女乐？哀公亲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不听必轻绝鲁。”于是选定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遗鲁君，鲁君受齐女乐，怠于事，三日不听政。孔子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遂适卫。此昏于声色者也。[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穆公以由余贤圣，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曰：“戎王处僻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穆公曰：“善！”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终年不迁。由余谏，不听。穆公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降秦。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昔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也。’齐桓公夜半不慊，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而饱，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也。’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其乐忘死，遂废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也。’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人有一于此，是以亡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诫欤？”粱王称善相属。由此言之，昏智者，非一途矣。］【译文】精神是智慧的源泉，精神清爽智慧就会明朗。智慧是心志的标志，智慧公正就表明心志正直。现在却有精神清爽、智慧明朗而偏偏不明白成败道理的人，这不是困为他愚蠢，而是因为音乐、美色、财物、利益、发怒或偏爱把他的智慧弄得昏暗不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孔子曾代理鲁国的国相，齐景公听到这件事后很害怕，说：“孔子当政，鲁国必然成为霸主。鲁国一成霸主，我国高它最近，必然被它先吞并掉了。”犁且说：“除去孔子就象吹动一根羽毛那么容易。你何不用重金聘请孔子来齐国，送美女和乐舞给鲁哀公。鲁哀公喜欢美女和乐舞，必然荒于国事，荒于国事孔子必定劝谏，哀公不听劝谏，孔子必然离开鲁国。”于是便选齐国中八十多名美女，部穿上漂亮的锦绣衣服，并教会她们康乐之舞，然后送给鲁哀公。哀公接受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