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译文】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经文】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译文】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经文】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译文】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dafa。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经文】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本也。”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译文】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经文】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贱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译文】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经文】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译文】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经文】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译文】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经文】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译文】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荀悦说：“世上有‘三游’，他们都是道德的盗贼。一是游侠，一是游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经文】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