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经文】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检素,而毁誉不同,何也?”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矣!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译文】有人问:“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显赫,却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俭朴,然而在当时以至后世,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什么道理?”范晔说:“人对待仁的立场、动机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可也说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为手段,为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最终还是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体力行地行义举,处处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义的真谛。“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小老婆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是自己国家的光荣。汉武帝的宰相公孙弘一辈子穿布衣,与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就指责他假装简朴。季文子和公孙弘的行为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在当时就受到了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行义举和弘扬仁德的目的不同呢?“古圣人(指孔子)说过,仁义的人自己就是仁义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于仁义的教化。害怕触犯法规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二者比较起来,为仁为义的行为表面上看去虽然一样,但仔细考较,就不难发现,各自的心态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义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觉合乎仁义的人,努力用仁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并能身体力行;勉强去行仁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安仁’、‘利仁’、‘强仁’这三者相比,当然是第一种人最好。”[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器识、才具、学问、见地、品操,没有一样不完美的。圣人以下,中等禀赋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备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品德、才学都有长有短。孔子批评他的学生时说:柴的缺点是愚笨,参的缺点是鲁莽,师不诚实,由太粗俗。由此看来,德才兼备有如圣者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数,一个人要想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后天的努力,克服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坏习惯,由好的行为习惯慢慢影响心理素质。但是世人又讨厌做作,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就很坦率,贪得直爽,愚得可爱,可是能因此而听之任之吗?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啊,道理可不能这么讲。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则、形象生出来的,本身就具备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后有清秀、混浊、贤惠、愚蠢的不同,个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荣华富贵,美貌动人??这种种欲望原则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爱修饰打扮自己,美容化妆,护肤驻颜;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级车,乘骏马,觉得这样才风光气派。与此相反,苦其心志,甘愿清贫,在滚滚红尘中洁身自好,坚守节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觉得十分困难。处处为公,大公无私,真要人人做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在理论上是不错,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的忠臣孝子,必须按学问道德的标准刻苦修练自己。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德才兼备,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后天用仁、义、礼、智、信教育节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发展,就会象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怎么可能吃苦耐劳,安于淡泊,做到忠贞高洁,一心为公,见财不起意,动静合规矩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人说得好,清正廉洁的官员、名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诗经》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后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宝石那样,雕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伪劣的地方去掉,这样才能成为珍宝。假如任其痴愚之态放肆,随其鄙劣之情泛滥,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而自视其高,认为不用理性加以规范才是不矫情,不虚伪,那么,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因此,我认为用后天的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虽然一开始不习惯,不自然,但是通过渐进的矫正改变人性的弱点,这就是礼义的开始,而放任自流,顺其天性的结果,人就会被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强制手段让国民行仁义之道,又怎么可以稀里胡涂地否定呢?]【经文】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其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预知降之必死,则张虚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一期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今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忧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卒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雌雄朱决而失信于天下,败亡之道也。当亡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赵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译文】有人问:“长平一战,白起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万,算得上是历史上的奇将了吧?”何晏说:“白起活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是个大骗局。他当初答应投降了没事,结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这不单是个残暴的问题!从此以后,白起再也难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困难。假如赵军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况这四十万大军都是全副武装呢?普天之下都看见投降秦国的将领被砍下的头颅堆成山,归顺秦国的士兵尸骨积为丘,从此以后,如果再与秦国交战,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战死也是死,谁还肯再投降,哪座城还肯归顺!所以白起虽然能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生灵,但是这等于告诉天下人,你们必须决一死战,绝不可投降。白起为争一时之功,结果更加坚定了六国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战略上讲,这种做法是在进攻的时候削弱自己的优势,在军事上表面胜利了,在政治上、国际上却破坏了自己的整体计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赵国虽然战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如赵国万众一心动员起来再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赵奢那样的将领,那么下一次的大战一起,秦国就不是前一次的对手了。况且从今以后,白起使各国都对秦国同仇敌汽了。后来秦国之所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并不是因为赵国经此一败而由平原君赵胜出来当统帅,而是因为秦国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秦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因忌讳不说罢了。“再说长平之战在开战之前,秦国的兵源不足,重新变更法令,规定凡年满十五岁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线和赵作战。以秦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一仗打下来,十五岁以上的军士死伤过半,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平之战打败赵国的功小,秦国大伤元气损失更大。象白起这种不懂战略、不懂政治、不懂国家长远利益的将领,怎么能称得上是奇将呢?”[我认为,黄石公所言“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道理很对。这里的所谓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谓刚,是指窃贼似的强硬。柔弱的人一般总会得到别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会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纣王当年百战百胜,最后还是被周武王彻底消灭了;项羽每次都打胜仗,和刘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胜利了,最后一次却全军覆没,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说:“全国各路诸侯,都不希望项羽打胜仗。项羽打了胜仗,所有的诸侯都有危机、恐惧感,就彼此结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楚国项羽强大了,只会把全国的军事力量吸引过来与自己作对。”从这个道理看来,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个敌人,只要一战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使用诈术一举获胜是可以的;倘若乱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谁手还未定论,就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这个时候,要想获得彻底的成功,就必须取信于人,真诚相待,否则最后一定要失败、灭亡。根据这个原则,回过头来再看长平之战,当时正是七雄争霸之际,秦国统一天下的实力还不够,六国诸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白起一下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吓坏了各路诸侯,赶紧按照张仪的合纵之计组织联合战线同心协力抗秦。这样一来,对秦国非常不利。白起贪求奇功,自以为得计,实为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观点是正确的。]【经文】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乎?”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咸,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译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译文】公元前285 年,燕国上将军乐毅联合赵、楚、韩、魏,合五国之兵攻打齐国。齐军全线崩溃,最后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克。乐毅如果乘胜近击,攻克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么会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它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十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它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这时候,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春雨一样和煦,让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样受到滋润。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他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拨,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么会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察风云呢?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诚。这样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呢!”【经文】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挟三术之略,吞六国之纵,使秦业帝,可为霸者之佐乎?”刘向曰:“夫商君,内急耕战之业,外重战伐之赏,不阿贵宠,不偏疏远。虽《书》云‘无偏无党’,《诗》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马法》之厉戎士,周后稷之劝农业,无以易此。此所以并诸侯也。故孙卿曰:‘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夫霸君若齐桓、晋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负原之期,而诸候信之。此管仲、咎犯知谋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旧恩,弃交魏之明信,诈取三军之众,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藉使孝公遇齐桓、晋文,得诸侯之统,将合诸侯之君,驱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则亡矣。天下无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诸候也。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伦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后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诗是,尝舍于树下,不忍伐其树,况害于身手?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无怨言。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身死车裂,其去霸者之佐亦远矣!然孝公杀之,亦非也。可辅而用,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几霸者之佐乎!”[议曰:商鞅初因景监求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时时睡,后又与鞅语,不知膝之过席。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君欢甚也。”鞅曰:“始吾说公以帝道,而曰:‘久远矣,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子孙成事乎?’吾又说以伯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昔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鲁侵地。桓公许之,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与曹沫三败所亡之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而还,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君,令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从,齐桓公于是始霸。由此观之,商鞅深刻弃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从鞅言,孝公过也。商鞅牵于世,迫于君,不得行其志耳。刘向以鞅无霸王之术,谬矣。]【译文】商鞅原是魏国旁支的后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游说秦孝公,准备了帝术、王术、霸术三种方法和吞并六国的纵横捭阖策略,终于使秦成就了霸业。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师吗?刘向认为:商鞅为使秦国富强,在内政方面抓紧发展农业,在军事方面重视让有战功的人受赏进爵以鼓励将士。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对朝廷里的权贵宠臣不留情面,对普通百姓不分亲疏远近。《尚书》所说的“没有偏心,不结私党”,《诗经》所说的“周朝的治国之道象盘石一样公平坦白,象箭一样正直无私”,就是象齐景公时的名将司马穰苴那样善于激励将士,象周朝的创始人后稷那么善于发展农业,对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变了。这一切,都为秦国后来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荀子说:“秦国四代人都有超过别国的地方,不是靠幸运,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结果。”譬如曾称霸一时的齐桓公能信守诺言,归还了占领的鲁国土地,自柯邑会盟之后,各同诸侯无不佩服桓公的信义;晋文公在围攻原邑的时候,与城中居民约定,三日城不下,就领兵而去,决不为夺城池杀伤居民,后来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这种作法,取得了各国诸侯的信任,所以赢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诸侯拥护,应当归功于桓公的谋臣管仲和文公的谋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谋。可是商君变法成功以后,在攻打魏国的时候,魏使公子卬领兵迎敌,两军对峙,还没有交锋,商鞅投书给魏公子,大谈昔日在魏时的友情,并约定两人会面畅饮后,各自罢兵。结果商鞅不守信义,在会谈时埋伏武士俘虏了公子卬,袭击了魏军。各国诸侯因此畏惧秦国的强暴无信,谁都不敢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对手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联合各路诸侯的将领,统帅天下的军队讨伐秦国,秦国灭亡定了。只因为当时天下已经再没有齐桓、晋文那样的国君,所以才使秦国逐一兼并各国诸侯。商鞅自以为懂得王霸的道理,实际上就他所做的事来看,完全是南辕北辙。从前周朝的召公实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后,后世的人们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诗来歌颂他。曾经在甘棠树下住的人,因怀念他的贤德都不忍心伐树,更不用说会伤害召公本人了。晋文公因管仲有大功于国,把伯氏的骈邑三百户赏给了管仲,伯氏毫无怨言。如今商鞅对内实行严酷无情的杀人、断趾等刑法,对外穷兵赎武,东征西伐,而他自己从被封于商、於之地后,俨然一国之君,被朝中贵族和曾被他的新法处罚过的权贵联合诬陷,最后车裂身死。这样看来,他离做霸者的良相还差得远呢!不过秦孝公杀他也不对。他应当在重用商鞅的同时,施行宽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处处能证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这才差不多是真正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作法。[历史上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过秦廷姓景的太监见到了秦孝公,给他讲述帝王之道,孝公听不进去,不时打瞌睡。最后一次与商鞅交谈,商鞅给他谈霸王之道,他越听越感兴趣,两膝不知不觉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后,景监问商鞅:“你是用什么办法打动大王的,大王兴奋极了!”商鞅说:“第一次我对他讲帝王之道,大王说:‘这太遥远了,哪能闷闷不乐的等上几百年,慢腾腾的打基础,让子孙后代去成就事业呢?’我又向他讲做诸侯盟主的谋略,大王也想这么做,可是做不到。最后我给他讲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权术,他非常高兴,打定主意就这么干了。但是他要达到殷商、周武那样的德行,很难啊。”从前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庄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归还被齐国侵占的土地,桓公当时答应了,过后又反悔,不但不想归还沈阳等地,而且要杀曹沫。管仲劝他说:“这样做在各路诸侯面前失去了信誉,以后谁都不会再帮助我们。千万做不得。”于是桓公把鲁国三次打了败仗失去的土地悉数归还。消息传到各国诸侯那里,对齐国产生了信赖,都想依附了。齐桓公在位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戌的侵犯,燕庄公向齐国求援。桓公帮燕国打退了山戌,领兵归国时,燕庄公因对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国境,仍然恋恋不舍,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国领地离国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说:“按礼仪来说,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诸侯不该出国境。你今天把我送到这里,我不能对燕国不讲礼节,那么从今以后就从这里算做咱们两国的国界吧。”于是以燕庄公送他所到之地为界,把齐国北边五十里以外的领土都给了燕国。又因燕国是周召公的后代,桓公嘱咐燕庄公复兴召公的政治,向当时在位的周平王进贡称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时那样。诸侯听到这件事后,纷纷追随齐桓公,桓公从此建立了霸业。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商鞅,他对内立法严酷苛刻,对外背信弃义,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显的。不过话说回来,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实行,商鞅是屈从于当时的形势和当权者的主观愿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刘向认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术是错侯的。]【经文】诸葛亮以马谡败于街亭,杀之。后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来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哉?”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夫晋人视林父之后济,故废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杀之以重败。令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晋侯使荀桓子与楚战于邲,桓子败归而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馆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曰:‘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保也。君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若日月之蚀,何损于明?”晋侯使之复其位也。]【译文】诸葛亮因马谡失守街亭,按军法论斩。事后蒋琬对诸葛亮说:“战国时楚晋交战,楚国因元师得臣兵败被逼自刎,晋文公得信后很是高兴。可见往事不可不引以为戒。现在天下未定,处死马谡这样有智谋的大将,岂不可惜?”诸葛亮泪流满面说:“孙武所以能克敌制胜,是因为军法严明,也正因为此,晋悼公伐郑战于虎牢时,杨干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听军令,被司马魏绛以军法论处。如今四海分裂,战争刚刚开始,如果废止了刑法,还怎么讨伐贼寇呢?”晋代史学家习凿齿说:“诸葛亮不能兼并魏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昔日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看到荀林父没有及时过河,文公没有按军法处置他,结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为了他才失败的,杀了得臣后导致了更大的失败。当时蜀国的疆域狭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图兴旺,再把马谡这样的俊杰杀了,无可奈何收罗起用才德都较差的人,很明显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这种不记取三次北伐失败之教训的做法,还想成就大业,不是勉为其难吗?”[还有一件战国时的故事可以作为这一观点的参考。公元前597 年,晋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军与楚国在邲地(今河南荥阳东北)打了一仗,晋军大败。荀林父回国后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想答应他,士贞子劝阻说:“不可以。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军取胜之后,占领了楚军大寨,寨中屯积着大量的粮草,晋军整整吃了三天。晋文公仍旧神色忧郁。左右随从说:“有喜事还忧虑,如果有了忧愁还能高兴吗?”文公说:‘楚国的元师得臣还活着,总是忧心忡忡,高兴不起来。困兽犹斗,何况是一位国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即得臣),晋文公喜形于色,说:‘这是晋国的再一次胜利,楚国的又一次失败呀!’从那以后,楚国有两代之久国力衰弱。现在上天或许是要给晋国一个严重警告吧!再把林父处死,让楚国得到双重的胜利,晋国从此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与其它国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处理国务的时候竭尽忠诚,回家休息的时候想着称补过失。他是国家的楝梁啊!这样的忠臣,为什么要杀他呢?他这次失败,如同日月有日蚀、月蚀,怎能损害其光明呢?”晋景公听从了这一意见,恢复了荀林父的职权。]【经文】汉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对曰:“勃本高帝大臣,众所归向,居太尉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援,郦寄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托之任,辅粥幼主,天下晏然。遭燕王旦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孝宣,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汉贤相。推验事效,优劣明矣。”[袁盎问汉文帝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可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刘氏不绝如带,绛侯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吕氏崩,大臣相与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也。”]【译文】汉代的周勃在汉高祖死后,平定了吕后乱政,恢复了刘家的天下,历来被人们认为功劳很大,霍光比起他来怎么样?对这两个人应当这样看。周勃是刘邦的老乡,在刘邦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时候,就是刘邦的功臣,众望所归,很受群众拥护。后来他官居太尉,手握军权,统率着百万大军,既有陈平、王陵这样的谋士帮助他,又有朱虚侯刘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郦寄在吕氏权臣的圈子里周旋游说,搞些阴谋诡计为他通消息,放烟雾,由于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可是霍光呢,是在汉武帝突然病重,事出仓促,将辅助八岁幼主汉昭帝的重任托付给他的。在他独揽朝政,辅佐幼主期间,整个国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国一片安定繁荣的景象。后来发生了燕王刘旦的叛乱,他将一帮参与策划叛乱的人全部处死灭族,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势力。昌邑哀王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汉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后,因无亲生儿子继位,就推拥刘贺当了皇帝。可是这位公子一进长安,登上宝座后就淫乱昏愦,令人不堪。霍光与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后,废掉了刘贺,迎立流落民间的皇曾孙刘洵为汉宣帝。霍光肩负着汉家刘氏的重任,执掌大权先后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满天下,使汉朝中道兴隆,皇权延续,名声与伊尹、周公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