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1916年，张大千在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写信回家索钱赎身，一匪看到他的字，惊叫：“这娃儿字写得漂亮，我看留他做黑笔师爷好了！”于是，张就做了一阵土匪师爷。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于是梁不再推辞。　　有一次，北大评议会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闹风潮成瘾的学生们马上集合示威。蔡元培站出来对着示威学生大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在这头愤怒的老狮子面前，学生们便如绵羊般四散了。　　民国初年，北京八所国立大学的教员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讨薪。一次，他们强迫教育次长马邻翼一起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走到教育部门口时，天下起雨来，马邻翼借口雨大，不肯继续前往。此时走在他旁边的一位学生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有一次杜威去拜见孙中山，席间谈到“知难行易”的问题，杜威对孙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方是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丁良中国文学讲座基金。丁一生辛勤洗衣，稍有积蓄，临死时全部交给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　　溥仪将自己的宫殿布置得颇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中间是一张粗俗西式长桌，四周放着丑陋的椅子，桌上摆着一对粉色的玻璃花瓶，而那些美轮美奂的中式家具却被他弃置到后宫去了。　　李石曾与胡适为死敌，他想搞臭胡，故意把胡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某年夏日，胡适、蒋梦麟陪同杜威游玩西山，三人看见一只屎壳郎正在推一个小小的粪球上山坡，刚推上去一段，便随粪球一道滚下山坡，于是又从头推起，如此者不辍。三人看得入迷，各发议论。胡和蒋均说，此物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　　有一时期，戴季陶想到美国去读书，问孙中山意见，孙说：“老了，还读什么书。”再三请求，孙便从抽屉里拿出一枚银元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跟我开玩笑吧？”孙说：“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电影好了。”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陈独秀是警察局的常客。有一次，蒋梦麟接到警察局一个朋友的电话：“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要不然大家都不方便。”蒋赶紧通知陈出逃。李大钊是河北人，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于是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往天津方向出逃。当他们逃到某山村，李写一封信给蒋，中有“夜寂人静，青灯如豆”之语。　　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找到代理校长蒋梦麟，希望能给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蒋于是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后来，某英国议员开玩笑对蒋梦麟说：“如果你那时候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北大任教时，辜鸿铭脑后尚留着已经落伍的小辫子，一走进课堂，学生们便哄堂大笑，辜不以为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赵元任1910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却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还曾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有一次女儿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学，赵答：“好玩儿。”　　罗素应邀来华演讲，由赵元任做翻译。有一天，罗素在师大演讲，由于赵元任正和杨步伟处在热恋中，两人双双迟到，害得罗素只能呆坐台上。罗素看到赵偕一女孩进来，禁不住小声地对赵说：“坏人！坏人！”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老舍年轻时文稿常被编辑改动，后来他在书稿旁怒题：“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如此自视一贯正确，当不是老舍作风。　　知堂老人曾述及“马家列传”，即马鉴先生一家兄弟之事。马家兄弟九人，后留存五人。马大先生不在了，只留有一子；马二先生即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马四名衡，字叔平；马五名鉴，字季明；马七名准，字绳甫；马九名廉，字隅卿。这“宁波群马”不仅是名教授，而且是立德立言的学人。　　杨仁山（杨步伟的祖父）初到伦敦时，见每一卧房中均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花盖瓷锅放在床前柜子里，觉得稀奇。那年除夕，大家做了五样大菜，每人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来盛菜，摆在桌上，并邀来英国女同事一起吃。不料这些英国女子一到饭厅便大笑不止。大家莫名其妙，问其故，曰：“此物为英式尿盆也！”好在还不曾用过，于是照吃不误，且特意留了照片为念。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好友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鲁迅这首诗，心中郁闷不已。代主编刘勉慌忙过来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去《京报》编副刊了。《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接着编了下去，但亦不能与《京报》相比。　　1918年6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现在世道日衰，人心不古，教会和军政府都是强盗，一天到晚地抢。春光一刻值千金，你们多少春光被他们抢去了！……”台下学生们不禁会心大笑。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的时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经常受到学校处罚。后来周恩来说：“我是爱南开的，可是南开并不爱我。”现在南开大学的南门立有周恩来像，高大，肃穆，端着手臂，并有他的题字：“我是爱南开的。”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有岛武郎在《四件事》中说：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此人深得周氏兄弟推崇，大概是心有戚戚焉。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这本《或外小说集》共两册，1909年分别于东京和上海出版。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但是这本书上下两册分别只售出21本和20本。　　“她”字是古代“姐”字的异体，其读音、意义原本和现代汉语都不相同。1917年，刘半农恢复了“她”字，并倡议用“她”来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1920年，又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经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歌被人们广为接受。　　有一位青年非常喜欢《教我如何不想她》，他便到赵元任家去，想请赵介绍他认识刘半农。碰巧刘半农来赵家，赵当即作介绍道：“这就是你要认识的刘半农先生。”青年起立相迎，颇感失望，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原来是这个老头啊！”刘半农颇有所感，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诗人康白情在北大念书时，选学了马叙伦先生的老庄哲学，每次上课，照例迟到。马叙伦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叙伦开讲《庄子》，正讲得兴起，康又径自推门而入。这次马叙伦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白情何故来迟。诗人答：“住得太远。”马先生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得谓远！”诗人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　　1917年，刘半农应陈独秀的邀请，任北大预科教员。后被人讥嘲学识太浅，于是愤而出国，先在英国伦敦大学，后在巴黎大学，于1924年获语文学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博士却读得异常辛苦。刘留欧开始是一个人，后来夫人、孩子也跟着出了国。夫人一来就又怀了孕，还生了双胞胎。这样一来，一家三口突然增至五口。因为北洋政府财政竭蹶，公费又迟迟不来，一家人过着叫花子一样的生活。赵元任携妻子经欧回国时曾专门去看望刘，为其处境担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德、法尤甚。留欧学生中不少人都与洋女有过一夕之欢，其中不乏携洋妇归国者，如何思源、张道藩、谭伯羽、徐仲年等人。陈寅恪和傅斯年却洁身自好，从无绯闻。当时留欧的学子都称：“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金克木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有一次，一位身穿长衫、神气落拓的先生，挟着布包来借书，请馆长准予借出。管古籍的人对金克木说：这位先生不在北大教书，要借的又都是珍本善本，借出去后如何收得回啊！便以馆长已换人为由婉拒了。金克木随后根据这张书单上的书名翻阅各书。多年后他回忆说：“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用一张书单给我上了一次无言的课。”这位先生即是陈寅恪。　　林语堂憧憬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其理想颇类似我们N年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辜鸿铭说：“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像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颇不以为然，“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说，与朱安结婚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个意外的礼物”，是母亲在娶儿媳妇，“我只能好好地保养她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20年，劳工和大批留法学生回国，很多人担心这些回国的工人将成为“潜在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些人里面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吴玉章、李立三、张昆弟、罗学赞、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陈毅、邓小平……　　邓小平留学巴黎时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像许多留法学生一样，他也热衷于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并且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好，他曾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而这是他一天的饭钱。　　冯友兰北大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班长孙本文给陈送去了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孙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后来她发现有个男作家叫林微音，她对其作品很不感冒，于是改“音”为“因”，并说：“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初版封面上赫然印着“胡适博士著”。据说在学位问题上，胡与《围城》里的方鸿渐共同之处颇多。胡一生虽得了35个博士学位，可惜都是后来授予的荣誉博士。据唐德刚考证，胡的博士学位其实没大问题，只是拿到得晚了点。　　金岳霖认为胡适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17年春，青年毛泽东用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二十八划生”给《新青年》寄去了一篇稿子《体育之研究》，不久即刊登。毛在写这篇文章时，尚是一个斯巴达式体育训练的热心提倡者。　　杜威在游历中国后发表感言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民国”，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们要更民主些。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但妇女除外。议会，十足是个虚幌的滑稽剧，但自动自发的舆论，像现在这样，却有异常的影响力。　　罗家伦曾致信蔡元培，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回信云：婚姻自主，父母无权干涉；况小女未达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　　鲁迅对京剧一直心存不满。他自1902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1919年5月4日，北大、高师等学校3000余人冲往赵家楼曹汝霖家，兴师问罪。高师学生匡互生和余慎初当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匡见到院内有军警守卫，便凭着满腔热忱，居然说服军警打开大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拖出来一个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后方知此人是章宗祥。　　余慎初先生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匡互生，游行队伍闹一阵后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运动也许就会改期了。”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　　杜威来中国访问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6月20日，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时，郑振铎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被徐世昌解了职。蔡留下一封启事后便悄然离去：“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少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元培启。”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蒋梦麟在1919年底写道：“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冲击波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丁玲女士本不是姓丁的，她觉得“丁”字好写，遂自作主张改姓了丁。　　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期间，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稍后，谈到“政治的民治主义”的时候，他又重申：“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　　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　　直系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1920年，张竞生留学归来，见广州内外饥民如蚁，人满为患，痛感中国之贫弱与滥生滥育有关，遂上书陈炯明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认为应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每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超过受罚。不料，此提议却戳中了陈炯明的痛处：陈不仅妻妾成群，孩子也有20多个。陈因此对左右笑道：“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鲁的太太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里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1920年，胡适将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送了一本给章太炎，扉页上题写了“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并在两个人的名字旁各画了一条黑杠。太炎先生尚不知新式标点为何物，看见自己名字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后来看见胡适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方才作罢。　　“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陪杜威在上海访问。唐德刚认为杜东来，胡“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是“何其懦哉”！“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　　《胡适文存》初版于1921年，八年之内印行了12版，47000部，1930年又重排第13版。1920年，《尝试集》出版，两年之内增订4版。章士钊把“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归罪胡适，其实不知道这实在是时势造英雄，“形势比人强”。　　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从20世纪30年代始，胡适迅速倒向蒋政权，并失去了在青年中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半官方的学者。瞿秋白嘲讽曰：“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从实验传。”　　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被捕以后著文高呼“我祝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君万岁”；在与斯诺谈话中，毛说“他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毛再次讲到，“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指普）。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　　鲁迅：“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1920年，毛泽东在《与黎邵西书》中说道：“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　　章太炎在日本填写的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不是自视过高，就是欺人不懂汉字。　　章太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直臭到满屋掩鼻。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钱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深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后来，钱又不断带些奇怪的臭物来：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等，前后共计得到章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将其裱好，挂在自家店中，以每条十元售出，小赚了一把。　　辜鸿铭好嫖，他搬出《大学》、孔夫子为自己辩解道：“《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人之心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也可见一般。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辜鸿铭在帮袁世凯做《二十一条》的翻译之时，领到300大洋，径直去了八大胡同，散于胭脂堆中，不领回家去，以表示“不使人间造孽钱”之意。　　闻一多曾盛赞郭沫若的《女神》：“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各大学多有谭迷。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辜鸿铭翻译水平一流，和林纾、严复齐名。但辜不服林、严两位，认为他们都属“大可鄙薄”之人。一日三人同赴酒席，辜鸿铭大骂他们是大清和中国之罪人，当杀之而后快。事后有人问辜何以如此激烈，辜道：“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不知有公理，于是兵祸连接、民不聊生。至于林琴南所译《茶花女》，使人只知谈恋爱，不知礼教是何物。不杀这两个，天下哪能太平！”　　“五四”运动时期的两大诤攀?ldquo;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他就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 “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因此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　　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　　胡适曾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胡适后来遂改变初衷，积极议政。　　1921年春天，少年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写道：“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说：“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有段时间胡适对墨子很感兴趣，于是见到黄侃就大谈墨学。黄等他说完，骂道：“讲墨子的人都是混账王八蛋。”胡知道黄素有“黄疯子”之称，便没有理会。谁知黄接着大骂：“胡适的父亲，也应是混账王八蛋。”胡大怒，黄则缓缓道：“你不要生气，我只是考考你。你知道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心中无父，而你心中有父，故不是墨子标准信徒。”　　1922年5月13日，由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提议：“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当年9月，王宠惠即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和汤尔和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组成了“好人政府”，并存在了72天。　　1922年，王宠惠做了国务总理后常常大发牢骚，“我是一个穷人，国务总理没有比我更穷的了……我牺牲了身体、金钱、时间，每天只能应付‘索薪团’，哪能有功夫做计划？”并冲胡适大嚷：“胡适！你要我宣布计划，我没有计划，就是我的计划！”“好人”哪能做官啊。　　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罗家伦对清华学子的要求颇为严格：“要做到没有一个不经过严格考试而进清华的学生；也没有一个不经过充分训练，不经过严格考试，而在清华毕业的学生。”当时，陈寅恪曾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21年春，章士钊得到黎元洪资助，到西方考察，访问了威尔斯、萧伯纳、潘悌等人。在德国，章提出了农业立国的主张。章于次年回国后，便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当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严复很赏识吕碧城的卓荦不群，遂收为女弟子。两人常有唱和，严有“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之句，隐喻吕的高雅情操。吕多年守身如玉，无意谈婚论嫁，严无奈，叹曰：“此儿不嫁，恐不寿也。”吕后来落发为尼，1943年圆寂于香港九龙，终年60岁。　　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严复虽具才干，但“气性太涉狂易”“负气太盛”(郭嵩焘评语)，李鸿章也是“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因此严身在官场多年，终难得重用。　　严复早年仕途不顺，可能也与其吸食鸦片有关。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就劝说严：“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后来严决心戒烟，但屡戒屡吸，无一次彻底革除。直至逝世前一年，严在致熊纯如信中对吸烟悔恨不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　　1905年，严复赴伦敦，恰逢孙中山在英，两人晤谈中国前途。严以中国民智未开，“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则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侯官（今福州）郎官巷去世，只次女严谬送终。严复在遗嘱中写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虽是遗嘱，却也是对其一生之总结。　　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晚年分别为自己取号“癒野老人”“天游化人”“中华民国遗民”，中晚年后无一例外地“渐入颓唐”。　　中共“一大”召开时，12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　　1922年6月，中共“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　　张国焘说：“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东西。”　　1924年年底，吴稚晖造访陈独秀，郑重其事地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什么时候可以成功？陈答：大约需要30年。吴听了这句话，惊骇地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　　冯玉祥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这引起了战友们的反感，大家都是粗人，他却偏要装成文化人，于是就借口“晚上点灯睡不着觉”，想让冯玉祥死了读书的心。冯玉祥干脆找来锤子、凿子，在紧靠自己铺位的墙上凿出一孔，放上油灯，拉上布帘，照常读书不辍。　　1921年，紫禁城养心殿里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装好后，电话局送来一个电话本，于是17岁的溥仪兴致盎然地开始给人打电话。他先学着京剧道白给杨小楼拨了一个，随后出于好奇，想要会会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留洋博士胡适，又拨通了胡的电话。胡接到电话后激动不已，果然去拜见了溥仪。回来后，胡连夜给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如下：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　　辜鸿铭尊孔崇儒，但不喜欢康有为，也从来不和他联系，在很多场合都公开大骂康有为和陈焕章，常常对人说：“康有为是乱臣贼子，自命‘康圣人’，其实是康小人。”辜鸿铭得知徐世昌办了个“四存学会”，讥之曰：“‘四存’就是‘存四’，正可以对‘忘八’。”　　1921年11月，蒋介石写信给元配夫人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离异。述说自己十年来闻其步声，见其人影，即成刺激，搞得夫不夫，妻不妻，人生之乐趣全无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1921年4月21日，来自德国的露娜小姐在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倾情，秋波频传，无奈吴就是不领情。回去之后，露娜小姐对吴大帅下了“最后通牒”—— 一句话，译成中文是：“吴大帅，我爱你，你爱我吗？”吴佩孚看后大笑不止，提笔在原信上批了“老妻尚在”四个大字，命译员将此信送回。　　1922年，盲诗人爱罗先珂访华，在北大讲演，魏建功讥刺“不要‘盲’从”，鲁迅当即愤而回击，直斥魏品性不正。谁知果然魏晚年大节有亏，加入“梁效”，也算是一语成谶吧。　　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按读者投票列出中国的12个大人物：孙中山、顾伟军、冯玉祥、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张謇、阎锡山、余日章、王正廷、黎元洪、陈炯明。胡适推举的12个大人物则是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张謇、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　　吴佩孚的同学王兆中前来依附，吴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称自己“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要求到河南当县长。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原件发还。此公居然是笨伯一个，不识时务，又梦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批复：“且去种树。”　　1923年，曹锟以5000银元一票买下了几乎全部选票，顺利当选大总统。舆论一时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　　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发生了“左”“右”之分。左舜生回忆说，当会员们最后一次进行激烈争论后，邓中夏在离开左的屋子时激动地握着他的手，斩钉截铁地说：“好吧，让我们在战场上再见！”　　王大祯说，一个好的外交家，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一是脑舌并存，第二是情痴，第三是老寡妇，第四是老道僧人，第五是贪官污吏。脑舌并存即有头脑又能说洋话；情痴就是对祖国要一往情深；老寡妇守业，不会充大方，把祖上财产抛尽；老道僧人方可在利禄美女面前能不动心，不被人收买；贪官污吏者，是贪污知识情报也。　　1923年，李苦禅从山东来到北京，投奔齐门，拜白石老人为师。因家中贫苦，生活拮据，李不得不在学课之余拉洋车糊口。但李每次拉车都尽量远离白石老人的住所，以免被人撞见，丢了老师的面子。一日，李拉车到王府井，不巧与老师撞个正着。白石老人大喊道：“苦禅，快过来，送我回家。”李下意识地“哦”了一声，转身请老师上车，话也不敢多说，拉起就走。途中老师问他：“你生活艰苦怎么不告诉我啊？”李答非所问，道：“我给老师丢脸了。”　　“丢什么脸，我是当木工出身的，也算丢脸吗？都是凭力气挣饭吃，是正当的。”此后，白石老人给了苦禅很多资助，使他能够安心学画。　　齐白石比梅兰芳年长30岁，时正寓居北京。梅向齐学画，为齐磨墨铺纸、舒笔取砚、执弟子礼甚恭。有一次，梅在一个堂会上演出时，发现齐坐在后边，立即亲自将齐搀扶到前排。齐为此很受感动，回去后为此事作诗留念：“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的时候，一反往常积习，对自己的要求甚严：喝白开水，发型和士兵相同；除了开会以外，不穿皮鞋；吃饭都在大食堂；而且早起巡视。蒋校长的早起最让顾祝同、刘峙他们伤脑筋，因为他们贪睡，经常为此挨骂。直到后来抗战时期，蒋介石要打电话给第三战区时，都会交代侍从室晚一点，因为怕顾没有起床。　　北京汇丰银行华人账房邓君翔用银行钱款做公债投资，亏空达300万。他托人找张作霖帮自己外逃。张听说亏空的是洋款，大笑着对所托之人说：“历来是外国人骗中国人的钱，你的朋友能骗外国人的钱而且数目不小，是好小子，有出息，有胆量！你叫他暂时在你家住着，我马上派两个兄弟到你家站岗！”　　1924年11月5日，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舆论一时哗然。尽管反响不一，然而对皇室无限同情者居多。上海《华北先驱报》称：“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整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参加，总参议胡汉民代表孙总理宣读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篇总理训词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座右铭，为历届学员所熟诵。　　冯玉祥曾是吴佩孚属下的高级将领。吴坐镇洛阳时，冯对他提过许多意见，吴深为不满，对冯的建议总是不屑一顾，并极尽嬉笑嘲弄之能事。一次，冯向他提议注意对日本的外交。吴哈哈一笑说：“日本问题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移民，说话带有很浓厚的吴音。如果万一中日有什么交涉，我只要打个电报给日本天皇，告诉他这段历史渊源，就可以解决。”　　北洋军阀时期，官场宴会很多，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赴人宴请，宾主招来妓女20余名，嬉笑取乐。冯看不过去，找来一个老乞妇到席前乞讨，啼哭呼告，每啼呼一声，冯就给银元一块，使得满座雅兴尽失，不欢而散。　　1924年，冯玉祥进行“首都革命”，推翻了曹锟直系政府，组成了新内阁。任总理和部长的都是当时政坛资深人物，冯自己的人一个也没有。内阁名单公开后，有人说整个内阁都成了南方人的天下，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冯听到后，驳斥道：“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么？”　　冯玉祥率部队进紫禁城，赶走了还住在里边的溥仪。段祺瑞想为溥仪说情，冯玉祥讥讽道：“段先生是想留着皇帝，好让自己去过磕头瘾吧！”　　冯玉祥思想进步，为人朴实，但一生反复无常，颇有不近人情处，实为可敬而不可爱者。加之家长作风严重，因此手下军官多有反叛者，如韩复榘曾任冯的文书，后反出山东；石友三原是冯的马夫，也是三年四叛；吴化文更是16岁就当了冯的传令兵，深得冯的喜欢，后因赌博输钱，冯扬言要活埋他，他便投奔张自忠部下，再入韩复榘部，步步高升。　　吴化文投奔韩复榘部当上了手枪旅旅长，骁勇善战，与韩关系极好。1948年，他又在此关键时候投靠了共产党。有一次跟部下开会，他说：“咱们过去跟妓女一样，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现在咱们算是‘从良’了，嫁了个好丈夫，今后再偷人可不行了！”这时副军长杨友柏拍案而起：“我们跟你半辈子，你却骂我们是妓女。走，不开会了!”后来吴率军一举拿下王耀武，再拿下南京总统府，得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后他还当过某省交通厅厅长。　　韩复榘到高宛视察监狱，监狱里空空如也，便对县长赞许道：“你办得对，案子随到随判，或杀或赦，不要老关着。”到了博兴，同样空空如也，没有犯人，像是被捉弄了，韩不禁大怒：“妈拉个巴子，这么大一个县，连一个犯法的都没有，你是不是把犯人都给卖了！”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啦！”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 大帅亲自执法，砰！一枪射向天上，将小贩吓得几欲瘫掉。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张作霖手黑”。随从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墨’字写错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拉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　　张学良评其父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　　民国政客兼诗人梁鸿志曾有名言云：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最龌龊,一是政治,一是女人的×,但男人最喜欢搞。　　冯友兰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在杜威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了。杜问冯：“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还要跟军阀合作？”冯无语。后来杜说：“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刀，一种是钱。……孙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冯总结道。　　 “孙博士”之称在国际上甚是流行，有人指出，孙文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孙中山1892年以最佳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毕业，有文凭而无学位。有传言，这可能是Dr.（医生）一词的误译。他是医学院毕业生，也行过医，老外叫他Dr.没错，但和“博士”到底还是不同的。　　1923年，时年42岁的冯玉祥与28岁的李德全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非常简单，礼毕后全体来宾不分职位高低，均在南苑街头摆设的长桌旁入座。每桌四个菜及馒头、小米粥。四个菜即肉炒白菜、炒鸡蛋、炒豆腐及半只烧鸡。次日早操，冯将军偕新妇骑马来到操场，向全体官兵作了介绍，并要求大家可以称夫人的姓名，但不要称太太。　　胡适有一首无题诗：“隐处西楼半已春，绸缪未许有情人；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据说在1923年，胡适和浙江女师学生曹佩生相恋，并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胡适向妻子江冬秀坦陈了一切，并提出离婚。但江女士坚持不从，并且持刀威胁，最后胡适不得不让曹堕胎，并让她到美国留学以平息这场风波。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1923年，北大建校25周年之际，朱务善等人作了一项“民意测量”，题目是“你心目中的大人物是哪几位”。被访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生，结果年轻的教授李大钊排第9位，在他前面的有列宁、孙中山等人。　　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　　1924年，泰戈尔由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　　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作欢迎演讲，其热情之洋溢让人发毛：“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谷尔哥”。徐志摩更是万分崇拜，不仅自愿担任翻泽，且以弟子自居；胡适也与泰戈尔交往甚多，且有诗歌相赠。而陈独秀、吴稚晖、林语堂等则攻击甚力，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也是略带嘲讽：“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他的病情已经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而《纽约时报》甚至在1924年5月15日就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未免太心急了一些。　　颜惠庆曾历任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及驻外公使等职，手段圆滑老到，辩才也甚好，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有一次，颜与记者会谈，一个小时里颜说话占了45分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记者非常高兴，以为必定有料。待伏案起稿时，却想不出颜究竟所说了些什么。颜虽无话不说，七拉八扯，其实言之无物。这也正是他的看家本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但梁启超却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邵力子悼念孙中山的挽联：“举世崇拜，举世仇恨，看清崇拜或仇恨是些什么人，愈见先生伟大；毕生革命，毕生治学，倘把革命与治学分成两件事，便非吾党精神。”　　孙中山病逝北平后，吴稚晖受孙之托，在北平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教育国民党高干子弟。学生20余人，其中就有蒋经国，还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吴规定写作文必须用毛笔，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干的事。日后，吴在会上大发感慨：“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1925年，蒋经国在北平曾跟随吴稚晖读书，吴稚晖还曾顶着压力把蒋经国送去苏联。1944年日寇进攻贵州，重庆震动。蒋惦记吴，跑去劝吴搬到成都。吴本来就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不满，现在他看到连蒋都对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信心，火气更大：“笑话！你把我看成什么了？我是不走的，我是不逃的！”　　梁启超子女九个，竟有三个成为院士。其中,梁思成（建筑专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兄弟俩同时于1948年3月当选为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梁思忠是火箭专家。梁启超的继室王桂荃与外孙闲话家常时，曾经妙语评价三个儿子：“你们二舅思成学建筑，要造房子；四舅思忠学军事，免不了要毁房子；房子毁了，埋进地下，三舅思永又要去挖地底的房子。他们一造，一毁，一挖，三个人都出在一家，你们看多有意思。”　　梁漱溟对梁启超非常尊重，认为任公是对自己一生影响较大的几个人之一，对其评价极高：“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桂植是个老名士，风流倜傥，曾做过中国驻菲律宾领事。他卸任后回到广东，曾应岭南大学之邀前去演讲。刚上讲台，学生看他长袍马褂，以为古董，不合新学口味，都不加注意。桂植聪明人也，一开口便是惊人之语：“我是一只老夜壶了，可是这只老夜壶也曾经用花露水洒过的。”意思是，我虽旧学出身，却也受过新文化洗礼。学生大笑，遂用心听讲。新学之盛，如是。　　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说这话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　　高君宇赠给石评梅的一张照片上题有：“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1925年3月5日，高在协和医院病逝，安葬在陶然亭，墓碑上便刻有这句诗。1928年石病逝后，与高合葬。1952年陶然亭修建公园，周恩来指示留住高、石的墓地，并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也有教育意义。”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当时是想当一个革命的人，于是决定前往。　　鲍罗廷是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时由苏联派到广东的顾问。一时间广东人崇俄风气过甚，将俄国顾问奉若神明。1925年李宗仁前往广州，敦促国民党北伐，对广东崇俄的风气大为不满。李在鲍宴请他的欢迎会上讽劝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俄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　　陶成章、章太炎等组织的光复会素与孙文不合，陶更是在财务问题上抓到了孙的把柄，两人结下梁子。1912年，上海都督陈其美派年仅24岁的浙江青年蒋志清（介石）安排谋杀。1912年1月14日深夜，蒋携同光复会黑道人物王竹卿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射杀陶于病房。吴稚晖后来写“蒋总统年表”时，说陶要谋刺陈，破坏革命，“公（蒋）怒杀之”，嗣后，蒋辞掉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学德文。陶一死，孙文便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1925年9月，蒋介石奉广州国民政府之命讨伐陈炯明，结果被围。蒋惊恐万状，危急时刻，准备吞枪自尽，陈赓见状夺下蒋的短枪，大声道：“校长气短！”蒋哭诉：“我何以回广州，只能杀身成仁以报中央！”陈斥道：“为丢一个师而自杀，这划算吗？我们有黄埔军，训练好了军队再来打！”说完，背起蒋，穿过人丛，找到一只船后将蒋救回广州。　　1925年，王实味和胡风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后来却命运各殊。　　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托洛茨基曾做过一个判断：“陈独秀不是理论家。”　　郑超麟评价中共“四大”时的几位核心领导人：陈独秀是辛亥革命战士，“五四”运动主帅，中国共产党创立者，历届总书记。他有革命历史，有群众，有工作经验，是不待说的。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从学生群众走向工人群众的先锋，多次罢工的领导者，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蔡和森是旅法勤工俭学生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勤工俭学运动，也是从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领袖。瞿秋白是“五四”文化运动参加者，北京名记者，聪明，博学，在学生群众中有地位。彭述之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　　关于陈独秀：章士钊说他回头之草不啮；汪孟邹说他无法无天；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郑超麟说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他自己说：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　　陈独秀被捕后，各界纷纷营救。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北京政府的许世英时说：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1920年秋，李大钊同张申府共谋发展新同志，两人首先想到的是“五四”闯将刘清扬。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张申府认为自己1925年退党并非意气用事，“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张说，“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气质不同：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　　有一次郑超麟同彭述之谈起蒋介石反动问题，彭忙于北伐，不以为意，说：“等到打下北京之后再同他算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半个月后，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有一次闲聊中，罗亦农对周围人说：“你们知道么？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且言之凿凿，消息源自莫斯科。　　毛泽东回顾他的北大经历时，曾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1926年4月，上海市市长危道丰著文反对刘海粟雇用人体模特，说：“先生愿以金钱势力，役使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献形，寸丝不挂，任君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位之人也，而禽兽之不若矣！”4月17日，《申报》发表了刘海粟的《刘海粟函请孙传芳陈陶遗两长申斥危道丰》，予以反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瞿秋白向全军政工人员作报告。主持人介绍：“请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曾三次见到列宁的瞿秋白先生作《关于如何做好北伐战争宣传报道工作》的报告，请大家欢迎”。瞿秋白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听众：“宣传关键是一个‘要’字，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拳拳打在要害上”。讲毕，走下讲台。全场千名听众愕然。瞿整个报告二十六字，比主持人介绍词还少。　　中共“五大”召开时，汪精卫突然要来演讲，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去墙上的旧标语，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在正中。汪精卫上台时，掌声雷动，比陈独秀享受的分贝还高。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党内占据了以前陈独秀的地位。郑超麟回忆瞿在上海的住处：“这是旧英租界新造的西式公寓房子，一套四大间，两大间做客厅和饭厅，两大间是寝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箱室。厨房有瓦斯，冬天还可烧水。这是二层楼。三层楼也有这样一套房间，那是湖南一个大地主住的。三层楼上去是平顶天台，铺子小石子，中间又有二间房子，三面都有玻璃窗，瓷砖铺地，做夏夜住宿用的。一间属于二层楼所有，一间属于三层楼所有。”　　1926年，徐志摩在《晨副》上撰文道：“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差不多同时，陈西滢也在《现代》第63期中写道：“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对此，鲁迅在《无花的蔷薇》里评论道：“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他推荐的十部著作包括：胡适《胡适文存》、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古史辨》、郁达夫《沉沦》、鲁迅《呐喊》、郭沫若《女神》、徐志摩《志摩的诗》、西林《一只马蜂》、杨振声《玉君》、冰心的《超人》。在文后说明中，陈西滢说：“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同时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等虽好，但“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清华教授朱自清也在游行队伍之列，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朱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写道：“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苦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朱自清很为自己“三一八”当天的表现觉得可耻。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自觉已无法收拾，匆匆赶到执政府，对段祺瑞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据说当时段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李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若不能，我便撤你，换你，枪毙你！”也有人说段闻之详情长跪不起，后终生食斋。　　朱自清说：“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李鸣钟）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在悼念刘和珍烈士的追悼会上，周作人作了一副对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并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章士钊说：“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提到段祺瑞，不能不说“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写下了流传长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但段祺瑞在事件中的表现却堪称人性闪亮。“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自己没有房产，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并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段祺瑞临死前，写下“八勿”作为遗言，信哉斯言，内容如下：“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1926年，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写道：“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鲁迅：“……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　　段祺瑞十分喜欢下围棋。吴清源回忆说：“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段看吴还只是个孩子，就想欺负他，最后却被一个毛孩子赢了，于是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再也没有出来。但最后还是如诺给了吴100块大洋，送他去日本学棋。　　鹿钟麟追随冯玉祥近40年，因其人足智多谋，故有“鹿小鬼”之绰号。正是他带着弁兵20人，将溥仪赶出了故宫。他将溥仪带至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突然拔出枪来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遂与之握手为别。　　闻一多在《唁词》一诗中写道：“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　　1926年9月，张季鸾开始主笔《大公报》，并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成为《大公报》20年生机的命脉。　　1926年８月５日，林白水在他主编的《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的运气》一文，猛烈抨击军阀张宗昌及其部属潘复，当天深夜即被宪兵逮捕。就死之前，林白水给女儿写下一份遗嘱：“我绝命在顷刻，家中事一时无从谈起，只好听之。爱女好好读书，以后择婿须格外慎重。可电知陆儿回家照应。小林、宝玉，和气过日，所有难次之事，请莪孙、淮生、律阁、秋岳诸友帮忙。我生平不作亏心事，天应佑我家人也……”　　白崇禧素来自负，敢作敢为，连蒋介石都让他三分。而杜月笙作为上海青帮首领，也是万人畏惧。1927年3月，白崇禧作为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抵上海东郊的龙华，来到杜的地盘上。杜想投机革命，亲自前往求见白崇禧。白崇禧不屑与黑帮头目为伍，于是拒不理睬。有人说：“杜曾捐大洋四万八千元，对革命有功。”白说：“他捐四万八，革命军可以还他五万，名器不可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 “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周作人看到一则《争看女乱党被裸胸问斩》的报纸消息，大怒道：“这实在是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凶残而卑怯，他们所需者是压制与被压制，他们只知道奉能杀人及杀人给他们看的强人为主子。”对于这种看光着膀子挨刀的民众，他甚至觉得孙中山开口闭口讲三民主义也“实在迂阔得可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著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1927年3月8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