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4节 手脚禁忌手脚是人体最活跃的部位，行动举止大都与手脚有关。民间因有“苦乐关乎手足”的说法。俗语云：“男子手如绵，生来一世闲；男子手如爪，一辈子好不了。”这种俗信很可能来自对生活的直接观察。生活中，手指粗大枯梗，足骨瘦长干燥者，其人必辛苦；手若细软润泽，足若骨肉圆肥者，其人必逸乐。这种推测虽然没能揭示社会中人贫富不均的根本道理，却也含有一定的客观性。另有一些关于指纹的歌谣，也很有趣。其一为：“一斗究，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挑柴卖，七斗八斗住大屋，九斗十簸箕，买地到江西”；其二为：“一斗好，二斗宝，三斗四斗割马草，七斗八斗买地盖楼，九簸箕跑山西，十斗全，点状元。”就这两种说法而言，已有许多矛盾处。同是“一斗”，一说“穷”，一说“好”；同是“三斗四斗”，一说“开当铺”，一说“割马草”。可见不能视为民间俗信，而极可能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拘泥于方言韵脚限制的谚语而已。民间对此并不太当真的。还有看手相算命的迷信活动者，编出一本本手相书来，根据指纹的走向、深浅、粗细，胡诌八扯，乱说一通，其言多是随机应变的无稽之谈，也很难说是代表了民间俗信的。问卜的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信仰，而是把自己交付给算命人去胡说八道，把算命人的话当作神的示意，所以算命人照书本查找也好，信口开河也好都能博得问卜人的虔诚的信赖。这种相信算命人的现象是一种风俗信仰。而算命人的掐算方式、口诀就不能是民间俗信的内容了。因为，民间大众本身并没有直接掌握它，更不能直接应用它，像需要查阅的卦书一样，虽然其中也吸收有民间俗信的成分，比如，论手指时所说的“指硬而疏者破败，指柔而密者蓄积”：“指如春笋者清贵，如剥葱者食禄，如棒槌者愚顽，如竹节者贫贱”等等。但经过文字加工重新编排、整理，就不再是民间俗信的本来面目了，失去了民间信仰的纯朴性，而带上了某种陈腐的“书卷气”。再加上一些算命术士把手相又分为“八卦十二宫”与八卦、五行、天干地支、三才、六合等等相术编排到一起，随便解释，实在不好称之为何种“信仰”。所以这里对一般卦书上的手相看法不再收录。虽说如此，关于手相的认识，也有一些深入民间大众心目之中的信条，这些信条，如果分析其来源，未见得一定是出自于民间的普遍信仰，也可能是产生于算命术士们的行业群体内部，是他们反复传播、一致强调了某种征象的意义，从而使这种意向深入到民间，而为民间普遍接受的。这种已被民众掌握和信从的，自己可以随时应用、占验的信条，便也应当是属于俗信范畴的了。例如，断掌纹的禁忌，就是一例。断掌纹是指手掌上的纹路，从左到右有一条很深的沟，就像把手掌从中间切断一般。俗以为有这种手相的女子会克死丈夫，台湾有谚语云：“断掌查晡做相公，断掌查某守空房。”意思是说，有断掌纹的男人当大官，有断掌纹的女子死丈夫（参见《台湾旧惯习俗信仰》第164页）。旧时，还有“红不染手，手不染红”的说法。红象征血液，是犯忌讳的，手上染了红色，总以为是凶兆，所以要禁忌。彝族女子喜好在两只手背和手肘上刺“梅花针”，彝族称为“马扎”，亦是文身一种，以示吉祥和美观。“马扎”是彝族妇女与其他民族妇女的区别标志之一。如果不刺马扎，是犯忌讳。彝族人认为如果女人不刺“马扎”，死后不能见菩萨。民间对脚形也有禁忌。广西有俗谚云：“（脚胫）上五寸、下五寸，三年不死扶拐棍。”河南有俗谚云：“二拇脚趾长，长大不要娘。”南方也有“二趾长过分（拇趾），唔（不）死一世穷”的谚语。旧时，兴裹小脚的年代里，妇女忌天足。以将天足缠裹成人为残疾形状的“三寸小金莲”为美德的象征。不裹足则为世所不容。此种陋俗民国后始渐革除，现已无存。脚上长的毛，据信也有魔力。俗语云：“一支脚毛，管三个鬼。”此种信仰大约同发须间藏有元神是相似的。这种说法的起因，可能与男子夜间行路、干活有关：因为怕夜晚鬼祟祸害，幻想脚上有神力附着，它就隐在脚毛之中。为了显示雄壮和弹压鬼魅，所以禁忌拔一脚毛。脚毛不拔，胆就不怯。拔下脚毛，就心中发怵。这也是民间常用恪守禁忌来保持和增强自身魔力、神性的一个例证。河南修武县有“正月洗脚脚头空”的说法，以为已婚夫妇正月里洗脚不吉利。男的洗脚死媳妇，女的洗脚死丈夫。这大约也是脚上有神灵魔力的一种俗信表证吧。脚是神圣的，又是不洁的。塔吉克族最忌用脚踢羊，最忌用脚踏食盐或其他食物。这两种禁忌都是为了防止脚的接触带来的危险。台湾民间对脚底发痒很忌讳。俗语有“土地公痒脚底”，意思是说，脚底发痒是土地公暗中在警告自己做事要慎重，可能会有什么不祥的事情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下，一般都中止正在从事的活动，以避防不测。东北牡丹江市郊，人死后，要在送葬前把墓穴挖好，穴里忌讳留下脚印。谁的脚印留在穴里，谁的灵魂就会随着木棺的安葬而被压在下面。那对本人是绝对不利的。手、脚的指（趾）甲也是忌讳随便丢弃的。否则，“虫蚁行于上，令人生疮”（《无何集》）。从以上实例看，不管是自身以外的人体禁忌还是自身的人体禁忌，也不管是自身整体的人体禁忌，还是自身部分的人体禁忌，其主导观念都在于魂与魄的护卫，在于对灵魂的安慰和保护，在于对体魂的照顾和捍卫。同时又掺杂着对于生平命运的关心和趋吉避凶思想。这些，是人体禁忌的重要特色，也是一般其他禁忌所共同关心的根本问题，不过，于人体禁忌中显现得更为直接一些罢了。人体，很容易分成两个类别，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当我们说到男人或者女人时，就已经区别了人体这个统一的概念。性别，是人类生理构成的客观实在，同时，它又带有浓厚的社会生活的文化印痕。不同社会生活环境中，性别的区分有着不同的文化风貌。在中国，男女分别的界线是始终被强调和看重的。男女之间存在着许多严格的、不容忽略的禁忌信条。它们大体上表现在男人和女人的性分别、男女之间的性诱惑、男人对女人的性压迫、男人与女人对于神明的性亵渎等等几个方面。第二部分第15节 性分别禁忌区别男女，在中国人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需求。似乎男女不分，一切行为方式都将失去依据，所谓“阴阳不分世理乱”。阴阳可指男女。阳代表男性，阴代表女性。对于两性人，俗称“二尾（yi）子”、“阴阳人”，民间总是带有一种嘲弄、蔑视的态度。穿着打扮方面，亦忌男女不辨。男女服装，每一个朝代的时尚都有严格的区别。如果男穿女服，或者女着男装是要犯忌讳的。鄂温克族人，禁止夫妻互换衣帽穿戴，否则以为对狩猎不利。民间许多神话传说中，有因男女换了服饰而使女方怀上身孕的说法。汉族有些地方，结婚时，让男女双方换裤带，也有象征生育的意义。还有许多民间故事、民间笑话中把“穿了女人的裤子”作为嘲笑某位绅士、官员或者其他男子的笑料，很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正因为旧时人们严格遵守着男女区别的种种标志，所以才出现“梁祝”、“花木兰”等等女扮男装（也有男扮女装）成功的事例。这种男女泾渭分别的符号标笺——服饰、举止——使人们相信，它和人体性别是绝对一致而不可怀疑的。祝英台、花木兰等都是钻了性分别习俗的空子，在错误的性别符号掩饰下，蒙蔽了众人的眼睛。现如今，假如有男人留了长发，穿了花色的衣服，或者有女人穿了男装，在公共场所都会引来许多好奇、询问的目光，好像在说“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弄个清楚明白水落石出，总好像有一块“心病”似的。男、女应当一眼就让人看出才好，才是中国人的习惯。在生产、劳作方面也是如此。男人有男人干的活，女人有女人干的活，女干男活，男干女活都是遭忌讳的。台湾高山族男人不能接触女人专用的小锄、农具、织机和猪圈；女人禁忌接触男人的武器、猎具，不能进入男人的会所。普米族的妇女就不能犁地，不能打猎和取蜜，那是男人干的活。青海省藏民中的男人不能做抹牛粪、打酥油、背水、磨炒面、做饭等家务劳动，认为这是妇女们干的活。佤族人械斗时，女人不参加，男人则不能不参加。成年男子能参加而不参加者为习惯所不容，轻则受舆论指责，重则罚谷罚钱，以至抄家。汉族中有“男做女工，越做越穷”、“男做女工，一世命穷”、“男做女工，烂脱臀宫”等俗谚流传。旧时，男人一般干田里的活，参与社交活动，女人一般干家里的活，不参与社交活动。男人干家务常被人耻笑，以为“没出息”；女人参与社交活动，又被指责为“疯”、“野”、“不守规矩”、“不正经”。现在，这种观念有所更新，男女分担家务，同工同酬，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话，便是对这种习俗演进的集中概括。当然，民间要求男女分别的惯习和社会上以男女分工有固定的认识之间并不完全等同，性别的区分本身也并无大错，有时还确是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因此，区别男女性别的惯习并不能轻易被取消，它还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性诱惑禁忌性分别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防止性诱惑。男女的标志越明显，性隔离就越容易实施。实施性隔离，被认为是制止和抵御性诱惑的有效措施。因此，分别出单方面的男女性别之后，还要进一步防止男女之间的性接触和性混杂，所谓“男女不同群”、“男女授受不亲”。中国人过去一直主张男女之间相互避忌，男女之间一般不说话、不相视、不拉手、不互赠礼品，以防被人猜疑有性行为的发生。只有儿童时期才不避嫌疑，所谓“两小无猜”。普米族忌讳男子向少女赠送手镯和腰带；土家族禁忌男人跟姑娘开玩笑，并不准外人和姑娘坐在同一条凳子上；汉族民间有“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俗谚，汉族、傣族、彝族、哈尼族、壮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妇女不上宴客席的习俗。妇女不与男客同席。妻子不与丈夫同宗长辈同桌吃饭。《中国礼俗学纲要》云：“男女之嫌疑，如何辨之，则如男女不同坐，不共巾椸，乃至叔嫂不通问，不相为服，以此礼辨嫌疑，复以此礼保证其分辨也。”这些古训礼教，来自民间风习，也在后世民间风俗中反映出来。“男女不同坐”，不但素不相识的男女是如此，即便是亲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姑、姊妹、女儿，已嫁而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不但在私下里是如此，在公共场合也如此。直到清末民初，在戏院看戏还分男席、女席，男女看客是分开来坐的，即使是夫妻也不例外。再往上溯，中国古时一向禁止妇女观剧，谓之“有伤风化”。《清稗类抄》中有段“京师妇女观剧”的文字，涉此风习演变，不妨录下以供参考。文曰：“道光时，京师戏园演剧，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某御史巡视中城，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严旨禁止，而世族豪门，仍不敛迹，园门虽揭女告，仍熟视无睹也。某愤甚，思有以创之。一日，赴园，坐楼梯旁，遣役登楼宣言，谓奉旨明禁妇女观剧，宅眷自谙禁令，来此者必为妓女，今召尔等下楼，候点名。宅眷不听，某又使人传谕曰：“果为宅眷者，则弁髦圣旨之罪，当更加等，速言夫家、母家姓名、官职听参。‘诸人大惊，图窜，乃勒令各具不再观剧甘结，事乃寝。京师戏园向无女座，妇女欲听戏者，必探得堂会时，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洁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光绪庚子，两宫西巡后，京师南城各处，歌舞太平如故也……然自光绪季年以至宣统，妇女之入园观剧，已相习成风矣。”“不共巾椸”，则由人体性别的区分联系到衣物性别的区分，男女衣饰不能晾晒到同一根竹竿之上。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以为男女衣饰的接触即等于男女之间的接触；或者是担心晾衣收衣时男女同椸枷便会使相遇、相接触的机会增多，从而难免发生苟且的事情。“叔嫂不通问，不相为服”、“嫂不抚叔，叔不抚嫂”（参见《礼记》）是汉族的古俗。叔嫂是一个门里的非夫妻关系的男女，平时接受较多，嫌疑最重，因而要求也更严。古时匈奴兄死妻嫂，是恐种姓之失。但在未具夫妻名分之时，叔嫂间的禁忌也是很严格的。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载，山西有“男女不贸易”的说法。男女间说话很讲究分寸，一般不互相开玩笑。男女间禁忌互相看视，禁忌互相调笑，民间有“眉目传情”、“暗送秋波”、“人浪笑，马浪叫”的俗语流伟。过去藏族妇女见喇嘛和宾客时，都要以红糖或乳茶涂面，否则以为冶容诲淫，有蛊惑僧客之意，须科以罪罚（参见《中华全国风俗志？西藏》和《清稗类抄？藏女之服饰》）。维吾尔族的妇女一般不外出，必须外出时，要戴面纱或盖头。第二部分第16节 性压迫禁忌在封建社会中，妇女被视为万恶之源，是一种堕落、邪恶的象征。女性常常要受到男性的压制，男女是不平等的。有些俗语听起来是尊重妇女的，比如“男不同女斗，鸡不同狗斗”、“男人不问女人疾”等等。实际上仍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遵从这种信仰的人并不是为了尊重女性，而是怕失去了男子的权威性、优越感，是卑视妇女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其对妇女心理上的损伤、侮辱则更甚。旧时，对妇女的歧视、压迫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男人从事的活动，女人不便不能参与。傣族（德宏）禁忌妇女参加男子集会跳舞，妇女不能打击乐器，男人说话时，除老年妇女外，年轻女子不能插嘴。汉族旧时对妇女的户外活动限制尤严。妇女忌闲游，忌串门儿。所谓“妇不闲游，宅肆不相通”。爱串门儿的女人被人说闲话，指责为不规矩的女人。苗族妇女也不得串门儿，认为串门儿会踩着别人的门神。瑶族妇女过年节时不能串门儿，说是“出门儿多病”。广西民间妇女“出入必戴帽檐，不露面首，亦得冶容诲淫之戒也”。好像女子把自然的体态容貌亮出来就是一种诲淫的罪孽了。而男子无论如何总是被蛊惑的，这种性别之间的不公平已被习俗的力量巩固下来。“妇女无故不出户庭，不事耕获，不给薪水、不行鬻子市”成为旧时中国风俗中的普遍现象。除了限制妇女的社会活动而外，对妇女的言行举止，即所谓“妇容”也有许多严厉的禁忌。比如，旧时禁忌妇女走路时抬头挺胸，否则便以为女子属“桃花克夫”型的，会压男人一头，克子克夫。只有男人才能挺胸抬头，女人则要低头细步，最好是靠墙根躲着男人走，把男子的夫权优势再鼎趁的高高的，才符合男权社会的崇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古时在妇女裙边或鞋面上缀上一些小铜铃，便称之为“禁步”。如此一来，妇女行时跨步稍大，即叮当作响，于是自己便恐失礼而缓慢下来。《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云：“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汉族人旧时要求妇女“目不斜视”、“走不露鞋，笑不露牙”、“言不露齿，外不露面”。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在谈到古典戏曲表演时曾提到凤冠上的挑子和民间妇女的艾叶钳子，他在《程砚秋文集》中写道：“就以凤冠上的挑子来说，它就和封建时代一般妇女耳上戴的艾叶钳子有着同样的作用，艾叶钳子很长，垂在耳下，摇摆在脸的两边，看着是一种很美观的装饰品，其实它的原意并不单纯的是为了美，而是一种限制妇女自由所采用自我管制的刑具。穿上官装、戴上凤冠，如果你想左顾右盼一下，也不能稍有自由，否则凤冠上的挑子，会打在你的脸上，给你敲一下警钟。民间妇女的艾叶钳子也是一样。”在坐姿方面，景颇族忌讳妇女坐时托着下巴，以为这是哀悼的姿势，不吉利；妇女坐时，忌讳跷二郎腿，以为不雅观，不像安分守己的好女人；古时妇女还忌讳两脚向外岔开坐着，即“箕踞”。《礼记？曲礼上》云：“坐毋箕。”有人考证，说这是因为古代下衣不全，恐箕踞露下体，构成大不敬。《韩诗外传》、《列女传》中都有此类事例的记述。不但行动言笑受拘束，连睡着了也有忌讳的。俗语“男人鼾田庄，女人鼾空房”，即是说女人忌讳睡觉打鼻鼾的。男人打鼾不要紧，非但不要紧还会打来田地庄园；女人打鼾就不吉利了，是要妨死丈夫的象征。既然男女不能平等，不能一视同仁，不能平起平坐，那么就要分个高低强弱了。中国民间一直有着男尊女卑的民俗信仰，“男人大丈夫，女人小豆腐”是至今流传在童谣村语中的俗话。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民间俗信中便有许多忌讳男在女下或女在男上的信条。比如，假如男人在楼下，妇女禁忌上楼。必须上楼时，要示意男人避开，否则是大不吉利的。阿昌族、布依族等都有此俗信，并且禁忌妇女住在楼上，尤其忌外来的已婚妇女住楼上，说是怕冲犯了祖宗。这种忌男在女下或女在男上的禁忌信条，还扩延到衣物用具方面。白族、阿昌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汉族等许多民族都忌讳女人从男人使用的工具如扁担、锄头、犁、耙、刀、枪、马鞍子、马鞭、套马杆等器物上跨过，更不能用脚踏在上边；男人的衣、帽、行李等，女人也不能踏踩或跨过，更不能坐在上边，否则对男子不利，就像女人从男人的身上跨过一样，会发生不祥的事情。男人们也忌讳从晾晒着的妇女的衣裤下走过，那样如同女子从男人的头上跨过，是男人的耻辱和不幸。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禁忌妇女的衣裤晾晒到过路的地方，禁忌妇女的衣裤晒得很高，一般妇女的裤子只能晒到厕所旁边。对妇女的性歧视和性压迫甚至转化成为道德问题。封建社会里，男子可以娶三房四妾，女人则要“从一而终”，不得有任何失节的情事发生。女人最忌失节，失节便无颜面见人，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过去，许多妇女被封建礼教逼死在这一名下。民间习俗常以为妻必敬夫，视“怕老婆”、“气（妻）管炎（严）”为一种值得嘲笑的反风俗现象。女忌不柔顺，不从夫；男忌“惧内”、“管不住媳妇”。这种风俗在绝大多数民族中都存在。阿昌族认为“妇女当家家不富”，因而禁忌妇女当家作主；傣族（德宏）也忌妇女掌握经济；洱源西山白族人中有“妇女无喉咙，说话不算数”的俗话流传；崩龙族群众爱说：“骒马不能戴铃，女人不能比男人。”汉族对妇女的贱视，从称谓上也看得很清楚。旧时，男人对外称自己的爱人，很少叫“媳妇”的，一般只说“我家里的”、“我们家做饭的”，或称“贱内”、“糟糠”等等，简直不把妇女当人看。旧时妇女一般没有大名，只有娘家姓，出嫁后，再加上婆家姓，婆家姓还要加在娘家姓的前边，称作“××氏”，这就算是妇女的名号了。可见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妇女都是受歧视受压迫的。现时期，男女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歧视、压迫女性的习俗是根深蒂固的，很难一下子消除，因此在生育、教养、升学、就业等等社会问题上仍然有所反映。性亵渎禁忌男人和女人都可能亵渎神明，尤其当被敬祀的神祇是有性别的而敬祀者又属异性时更为警觉。汉族农历八月十五夜，有拜祭月神的习俗；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有拜祭灶神的习俗。相传月神为女神，民间以为月神便是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嫦娥是羿的妻子，因偷吃了王母娘娘的不死药，化为仙女，遂奔月为月精。因此后世禁忌男子拜月，以防亵渎了月神嫦娥。俗传灶神是男神，称作“灶王爷”，据说他每年腊月二十三日要回天宫述说人间的是非。因此民间常在天祀灶。最早曾是由老妇祭祀灶神的，但后来改由男人祭祀了，妇女最多可跟在男人后边祭祀一下。《日下旧闻考》记载：“京师居民祀社，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京都风俗志》云：“二十三日晚间，于供桌设灶神纸像，或有二像者，谓之张灶、李灶，其一又曰烧灶。祭时男子先拜，妇女次之，谚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帝京景物略》云：“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由“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和“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可知禁忌妇女主祭灶神之严格，亦是谨防亵渎神明之意。假如实在无人替代而又需祭拜怎么办呢？河南民间有一通融的办法，即男子拜月，女子祭灶时，头必戴一斗笠。可能是戴上斗笠，神祇就辨认不出祭拜者是男是女了。相比较而言，中国民间信奉神灵，男神多于女神，而且在生活中女性又是受男性压迫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有了灾祸发生，很容易地就被归罪于女性，被认为是女性亵渎了神明所造成的恶果。女子于是被认为是污秽的、霉气的，是灾星、祸水、丧门星等等，所以嫌恶的词汇都加在了女性的身上。鄂温克族绝对禁止女人摸男人的头，他们认为男人头上有佛，女人摸男人的头是对男人的不尊重，也是对佛的亵渎。女人禁止在屋内大小便，男人倒无所谓。许多民族都有女人经血脏的观念。彝族因此而禁忌十五岁以上的女子爬上屋顶，对身怀有孕者要求更严；鄂伦春族禁忌妇女在经期跨过泉水，否则泉水要干涸；也不能到河里洗澡，否则要天降大雨；达斡尔等民族禁忌妇女跨过锅台，否则会冲犯灶王；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禁忌妇女使用男人的马鞍子。献给神的马、驮神像的马，禁忌妇女骑坐，怕骑脏了使神发怒，降祸于人。妇女禁忌到神位旁和“仙人柱”后面去，不能到挂有神像的地方去，不准触摸萨满的衣物、祭神的器具；怒族人禁忌妇女参与对氏族神灵、龙树、山神的祭典；阿细人的祭密枝活动忌女人参加；崩龙族屋内设有佛爷起坐处，这个位置妇女是绝对不能去坐的；傣族旧时中厅设的床位也禁忌妇女坐卧；阿昌族、白族、土家族以及汉族部分地区都禁忌妇女在堂屋门坎上坐，以为妇女坐了堂屋门坎要辱没家神，家中要破财的。汉族旧时还禁忌妇女到打麦场上去，禁忌妇女坐在打麦场上的石磙上，恐怕冲犯了财神，少打了粮食；禁忌妇女到打新井的地方去，说女人霉气，女人一看打井，就打不出水井来了；禁忌妇女跨坐建房用的梁檩，怕冲了宅神，将来房子盖得不结实，会有灾祸发生；维吾尔族禁忌妇女入坟地，死者的妻子也不例外，送葬时只许男子进入坟地；人死为鬼，逝者成仙。对于亡故之人更不能亵渎的。《礼记？丧大记》云：“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郑玄）注曰：“君子重终，为其相亵。”可见汉族对性亵渎的忌讳之深；青海省蒙古族、藏族据说禁忌妇女之间打架斗殴，以为对牲畜发展、草原茂盛不利。处罚的办法是剃掉半个头的头发；佤族禁忌用女人的旧衣服布来补男人的衣服，大约也是怕女人“不洁”、“不祥”。总之，民间以为女人的“不洁”、“晦气”、“不祥”、“霉气”是与生俱来的，是命中注定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女性的经血的恐惧，以为是不洁的，危险的；另一方面也是性压迫、性歧视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女人会亵渎神明呢？如果反过来想想看，神灵鬼魅是不是也有一点怕女人呢？是不是女人的经血对神灵鬼魅也有一点“煞威风”、“破灵性”的作用呢？所以“经血”的“不洁”是否也有一种真正能够胁迫神鬼的东西呢？这是男人的力量中所没有的，是男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因此也为男人所嫉妒、所担忧。所以男子要竭力贬斥经血为污秽的东西，说它会损伤神灵和男人。因此，禁忌妇女们在白天洗涤、处理这些秽物，而且洗涤时只能站着不能坐着。此类衣物不能见太阳，一定要隐藏起来。经血最忌让男人看见，但民间也有以经血来行法术以制服鬼祟的。这时，经血又有其神圣的一面了。在生小孩的时候，男人是不准进产房的，否则，会被产妇的污血冲犯，会发生凶事的。按说这是妇女有理由阴止男人的时候了，但在旧社会里许多地方的风俗都规定让产妇离开家门到别处生产。可见即便是在性亵渎的信仰中，也仍然是不能摆脱性歧视和性压近的。因此，性亵渎就几乎成为女性单独一方面的罪孽了。第二部分第17节 结语性的区别是人类的客观实在，强调性别标志的风俗惯习也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性压迫和性亵渎就是另一回事了。性压迫是有社会背景的，无论是在思想愿望方面，还是在实际社会行为方面，无论是在生理基础上还是在心理感觉上，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都是有根据而无道理的。上文我们已经指出过，性亵渎中也充分体现着性压迫的作用，所以性歧视、性压迫是性别禁忌中的一个主要的谬误。如果就纯民俗学的眼光看，这种谬误的产生有可能是从人类的性别差异在形体、体质、生理等方面的表现以及性行为的外观形态中得出的直感错觉。现在一些人还习惯于把某些人类的性行为描述为对女生的践踏、蹂躏、强暴、侮辱等等，或许这在野蛮时期里常常毫无掩饰地发生在人前的性行为的确会让人们觉得男性对女性使用强力是一种正常的，因而能熟视无睹的事情；而女性如果反过来如此这般地“欺负”男性就很觉得别扭，感到不那么自然、不那么正常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种自然的状态，随着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的提高，也得到某种相应的补充和加强。男性的生理方面的优势使他们更多地担起了人类共同生活中的重负。女性的劳动成了从属的地位，因而在经济上，女性对男性有了依附关系，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性别之间的差异，使男性更占据了优势，男人主持的公共事务越多，女人就越会退缩到家庭的小圈子里去，女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直到任凭男人摆布的境地。这里边就出现了许多不纯粹属于风俗惯习的而是属于上层文化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不纯粹是民俗学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两性间的性歧视、性压迫的问题也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是一个谬误了。这种谬误正在逐渐地被人类自觉地克服着，两性平等、男女一样的观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现在这方面的禁忌也正在消失和减弱着。这是令人欣慰的。婚姻乃是男女两性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妇关系，这种关系是家庭和子嗣合法存在的基础。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后的产物。婚姻的形式有多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婚姻的形态发生着种种演变和进化。汉语中婚姻指婚嫁和男女之家。《礼记？昏义？疏》云：“婿曰婚，妻曰姻是也，谓婿以昏时而来，妻则因之而去也。”又云：“婿之亲属名之曰姻，女之亲属名之为婚。”故“女氏称婚，婿氏称姻”。《尔雅》云：“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又云：“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可见除了夫妻关系称为婚姻之外，夫妇双方的家庭亲属之间也有一种婚姻关系，所谓“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学为姻兄弟”。民间又称作“姻亲”是也。子之妻为妇，女之夫为婿，夫妇的关系原应当是很好理解的，但在汉语中，夫妇的称谓也有性歧视的释意。《说文解字》云：“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白虎通》云：“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又云：“婚姻者何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可见道学者们的解释，处处体现了一种“扶阳抑阴”、“男尊女卑”的思想。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只配洒扫，只有屈服于男人；而男人是扶接女人的，是成就女人的。这也就说明了中国婚姻中男女的地位关系问题了。由于女性对于男性在婚姻方面的依附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起至周代结合政权的分封制就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宗族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社会的财产、财富全都计算在男子的名下，按着严格的辈分、嫡庶关系确立尊卑，明确递继。因而，婚姻的缔结便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系统的发达与否。所以，婚姻虽属吉事，亦颇多禁忌。在民间，则从择婚、议婚、定婚到嫁娶乃至离婚、再婚等等方面形成了繁多博杂的禁忌事项，惟恐在婚姻这一人生大事、宗族大事上出现了差错而影响到各个方面的发达昌盛，惟恐稍一疏忽便不能得到那全部的幸福、美满。第二部分第18节 择婚禁忌（1）这里所谈的择婚，首先是指群属意义上的个体，在群体意识的干预和影响下，于选择婚姻配偶方面的禁忌。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任何一个以各种名分划分出来的人群集合体，都有可能在婚姻选择上实行与这一人群体的名分有关的禁制。这方面的禁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婚制，一类是内婚制。实行外婚制和内婚制的禁忌原则，归根结底，都是一种乱伦禁忌或乱伦禁忌的推衍。乱伦亦即乱了名分。但是，一般说来，与乱伦禁忌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的还是外婚制，外婚制和乱伦禁忌在禁止血亲间发生性关系的意向是一致的。而内婚制则往往表现出一种维护血统、属性稳定和纯正的意向。其次，择婚还指个体的主观意识，于选择婚姻配偶方面的禁忌。比如自由恋爱时，选择配偶的一些禁忌习俗等等。当然，这种看起来是当事人自我的意志表现，其中也隐含着群体意识的干预和影响，不过，毕竟是通过个体的主观意识表达出来的，因而比起由他人从外界包办代替，直接干预还是要自由、自主得多了。氏族外婚禁忌氏族外婚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规例，以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为特征。氏族外婚实际上是把同一氏族内的所有成员都视为血亲关系了。这种视氏族关系为血亲关系的情形大概与视氏族图腾为氏族祖先的信仰是不无关系的。根据有关资料，近现代中国许多民族，如独龙族、普米族、苗族、鄂伦春族、黎族、鄂温克族、珞巴族、畲族、布朗族、基诺族等都保留着这种婚姻的遗俗。在一些民族中还构成有狭小固定的氏族通婚团体。即甲家族的男子固定地娶乙家族的女子为妻，但甲家族的女子绝对不能嫁给乙家族的男子为妻，而需嫁给丙家族的男子为妻。这样，每个氏族都有固定的异氏族通婚的对象。另外像云南巍山彝族实行的家庭外婚制，是以祖公碑和祖公单为据，凡是老祖公相同的就禁止通婚。这些都是氏族外婚的不同形式。凡是实行着氏族外婚的民族，禁忌氏族内通婚是很严格的，若有违反，即认为会导致氏族全体成员的厄运，当事人必遭习惯法的严厉制裁。氏族内婚禁忌氏族内婚和亚血缘内婚都是原始公社群婚制的残余。即婚姻关系多在同一氏族、家族内部进行。除亲生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外，叔伯兄弟姊妹之间，从兄弟姊妹、再从兄弟姊妹之间均可婚配，甚至不同辈分之间也可婚配。此外还普遍保留着“兄妻弟妇”的转房制。实行这种婚配是为了减少女子外嫁，并把她们当作家族的财产或劳动力保留在家族内部。据有关资料表明，怒族、布朗族、傈僳族等民族近现代仍有此种婚俗流行。实行氏族内婚和亚血缘内婚的民族地区是忌讳与外氏族通婚的。违犯者要受到谴责和制裁。不过，现在新的婚姻法实行后，这类婚俗也逐渐改变了。民族内婚禁忌民族之间由于民族习惯、信仰不同，或者由于地域、语言方面的限制，或者是由于有意维护民族种属的纯正等等原因，也常常形成通婚的禁忌。据有关资料表明，锡伯族、彝族、维吾尔族、门巴族、达斡尔族、崩龙族、畲族等都禁忌与其他民族通婚，或很少与其他民族通婚。在禁忌严厉的地区和时期里违犯禁忌而与他族人通婚者是要受到谴责和惩罚的。有些民族虽然关系很好，但也严遵此俗。如达斡尔人与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索伦人的来往比较频繁，关系也很密切，但是互相通婚的现象极少。过去，满族也曾有不与汉人通婚的禁忌信条，俗语说的“旗民不交产，满汉不通婚”即是清朝前期的俗法。现在，由于交通的发达，社会的进步，民族关系的改善等等因素，民族内婚禁忌越来越淡化了。许多有此婚俗的民族都打破了民族内婚的界限，开始与临近民族以及远方民族通婚了。不过，有些民族间的通婚还要加上一些条件。比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等，可以与其他民族通婚，但是要求其他民族的配偶要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要信仰伊斯兰教，结婚前必须举行“随教”仪式。而乌孜别克族则只许男子与非穆斯林女子结婚（妻子要改信伊斯兰教），而女子则不准嫁给非穆斯林男子。这反映出一些民族要求宗教信仰纯化和仍然希望保持民族内婚习俗的一种思想倾向。同姓不婚禁忌同姓不婚的婚俗禁忌在中国各民族中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民族至今都遵从这一习俗。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载也很多。不过最早时期，即远古（神话）时代，据说婚姻是不限于同姓异姓之别的。据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言，黄帝至夏商时的婚姻“无同姓异姓之别。如颛顼女女修，为伯益之曾祖母。尧二女嫁舜皆同姓连婚是也”。可见夏商时，不论同姓异姓都可以婚配的，当时还并无同姓不婚的限制。可能是与当时人们重图腾归属而不重血亲归属有关联的。又据谷城先生在《中国政治史》中考证，最初（三代之前）“姓是用以称呼女子的，氏是用以称呼男子的”。“在母系社会时代，两个不同姓的氏族间如发生婚姻关系，出嫁的不是女子，而是男子。女子不出嫁，故能维持着表示血统的姓于不变”。“直到稍后母系社会逐渐丧失权威，图腾意义逐渐被人忘却之时，于是用于女子的姓逐渐被用于男子的氏所代替；含有图腾意味的姓字逐渐加上边旁，变成没有图腾的意味了”。正是由于女姓被男氏所替代的这一转换过程的存在，所以在姓与氏的问题上搞得比较混乱起来。不过大体上说，夏商时期的婚姻是属氏族外婚或氏族内婚型的，其注重的是图腾关系、氏族关系，亦即土地关系、地域关系。《左传？隐八年》云：“胙之土而命之氏。”氏，即所居之土，无土则无氏。大约到了西周时期，才开始重视血亲关系，这时已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赐姓封土的宗法制度确立了男性的世袭地位，婚姻关系中也形成了异姓通婚的特色。这时的姓，也成为别婚姻的标志了。《白虎通义？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郑樵在《通志略？氏族略序》中也说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庶姓、异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同姓不婚始见于周，姓的作用在于“别婚姻”、“别种族”，但是为什么要别种族、别婚姻呢？为什么同姓一定要禁忌婚配呢？这其中的道理有许多种说法。最普通的说法是同姓同血统，同姓婚配，影响后代子孙的生育。《白虎通义》云：“不娶同姓，娶同姓者一国同血脉，遂至无子孙。”《左传》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云：“同姓不婚，惧不殖也。”讲的都是此理。这一说法，从优生学上讲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血缘相近的人通婚于后代人的健康不利，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另一种说法是，同姓人结婚会带来灾乱。《国语》云：“娶妻避其同姓，畏灾乱也。”佤族人认为同姓结婚是“乱来”，同姓人结婚会得罪“天”。“天”会因此而惩罚人。比如，“天”会降灾祸，让人和牲畜死掉，让谷子长得不好，让雨下得太多或者太少，让雷击劈人等等。这种“天”的惩罚不止是加之于当事人双方，而且还要加之于全寨人或一地区的人。因此，若有同姓结婚者，要受到双方的族人和寨中人集体的严惩。对他们或者抄家，或者赶出寨子，或者罚他们扫寨子、剽牛请全寨人共吃，或者要他们祭鬼，求“天”饶恕。祭鬼时将牛头劈做两半，示意二人永远不得来往。有的还逼迫他们与狗同餐，以示他们的行为与猪狗无别。可见，同姓不婚禁忌在有些民族中仍是很严厉的。同时这种灾乱说也反映出了图腾时代乱伦禁忌中乱伦恐惧的一些思想遗迹。另外，还有一些形象化的说法。例如丽水地区畲族对同姓不婚的习俗，只说“竹节不分，同姓不婚”。道理还是指的同姓一体的含义。对于这些同姓不婚的原由，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国制度史》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其生不蕃”、“则相生疾”并不是最原本的理由，而是后来所附益的。最原本的理由还是像《礼记？郊特牲》中所说的“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因为“群之患莫大乎争，争则乱。妃色，人之所欲也。争色，致乱之由也。同姓为婚，则必争，争则戈矛起于骨肉间矣”。这似乎又是将同姓不婚的原由归之于色欲和嫉妒心的避讳之上了。虽然，这仍是与乱伦禁忌很相仿佛的。除此之外，笔者还以为，同姓不婚当与原始社会的掠夺婚，以及后来买卖婚的遗俗影响是有着连带关系的。这两类婚姻都可说是“外向型”的。当母系社会为父系社会所替代，而父系社会中男性血统又有家庭承继观念时，向姓外发展也就等同于以往的向氏族外发展了。财产的私有化及按男性传承递继的社会经济制度也会促使和激发男性向姓外扩张的野心和要求。而女性，则终于沦为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性附属品了。有资料表明，中国汉族、佤族、畲族、阿昌族、鄂温克族、彝族、锡伯族、达斡尔族、布朗族、蒙古族、基诺族、满族、景颇族、白族等许多民族都有同姓不婚的习俗。在此俗盛行的时期里，违禁者是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的。基诺族中，有的村寨，在实行族外婚，同姓不婚的原则之下，还要求同一“长房”内绝对不能通婚。“长房”是基诺族居住的一种竹楼。是一个父系大家庭集体居住的“大房子”，最长的可达六十多米长。“长房”内有象征大家庭的总火塘。房子中间是通道，两边有各个小家庭的小火塘。各个小家庭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各有各的柴米用具。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阿车造”、“阿勒劳”、“喔仓”等四个姓氏，还保留着聚居“长房”的习俗。一座“长房”内绝对不能通婚，这是基诺族的古老规矩。虽然，同住一座“长房”的并非都是同姓，例如姨表兄弟姊妹之间，若分住两座“长房”，通婚是不被禁的，但是，住同一“长房”，便成为一家人，绝对禁止通婚。畲族、白族等又有同姓同宗与同姓异宗之分别。同姓同宗不婚。同姓异宗，又称同姓不同香炉者可以通婚。但是同姓异宗结婚的比较少见。现在，由于姓氏观念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一些姓氏已经不再是同一血统的标志了，所以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就不那么严格了。就汉族来讲，虽然同姓结婚仍有所忌讳，但人们直接关心的是血缘关系的远近而非姓氏的异同。这，实际上更具有科学性。第二部分第19节 择婚禁忌（2）在中国，也有一些民族是实行同姓为婚的习俗的。“据史书记载，很早以前土家族曾有过‘同姓为婚’的风俗，后来才逐渐改变的”（参见《西南民院》1981年第2期）。还有一些民族由于种种原因也实行着某种有条件的同姓通婚习俗。例如广西苗族就是如此。当地苗族人居住在高寒山区，形成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局面。有的寨子都是同姓人，寨子里的人又不愿远嫁，加上苗族只实行族内通婚，所以往往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造成了实际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采取“拔散”的手段来解决。通过一些仪式，由村寨的头人宣布从某年某日开始，实行同姓婚姻的决定。然后，来参加仪式的人们便杀一头带花斑的牛来聚餐。这花斑牛象征着混淆、混乱的意思，吃了花斑牛肉后，就再不存在同姓不婚的禁忌问题了。凡参加“拔散”的人们都可以实行同姓婚配而不再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在没有举行“拔散”活动前，同姓是不能通婚的，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举行“拔散”也并不是很随便的，而是极慎重、极严谨的。据说举行“拔散”活动，会给村上带来某种灾难，所以一般很少举行这种活动。还有云南的克木人，也有类似的举动。“克木人实行氏族外婚制，即同氏族的人不能通婚。又根据子随父姓（氏族）、女随母姓的原则，兄弟之女与姐妹之子都分别属于不同的氏族，是属远亲，可以通婚。而兄弟之子与姐妹之女不同姓，堂兄弟与堂姐妹也不同姓，但他们都是近亲，犹如亲兄弟姐妹关系，所以概不通婚。如有青年男女违反这个规矩，硬要在近亲中通婚，即被人视为猪狗，必须举行一种带惩罚性的‘同槽吃食’的仪式。所谓‘同槽吃食’就是把糠和水倒进猪槽里，命此二人学着猪叫爬近猪槽就食。同时，由另一男子手提斧头从二人的上空劈一下，代替雷神的惩罚，并含有向雷神认错的意思，请雷神以后不要再劈打他二人了。又由另一妇女提一桶水向二泼去，代替水中龙王的惩罚，并含有向水中龙王认错的意思，该龙王以后不要再咬他二人了。同姓不婚的原则，从前大家遵守较严，后来就不怎么严格了”（参见《云南少数民族》第429~430页）。这类情况下，虽然实行了同姓通婚、近亲通婚，但仍然是被视为同姓不婚的反动行为的。同姓不婚，是正常的风俗习惯，同姓通婚则是反风俗的特例，是在通过某种巫术的或宗教的仪式之后，事先禳解掉违禁犯忌的灾害的一种通融的办法。这说明同姓不婚的禁忌虽然常常被合法化地（有时也许是合乎情理的）破坏掉，但同姓不婚禁忌中所包含的乱伦畏惧却总是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异姓不婚禁忌在中国，还有异姓不婚的情形，不过这些异姓不通婚的理由是他们同一祖宗。由于古时姓氏关系有一个转化，最初是姓表血统，氏表居地，后来就转化为姓氏都表血统并且代表着同一血统内的差别。如《史记？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这里秦分封的十三氏加上其先祖造父被封赵城而为赵氏，共十四氏。按照百世不通婚的说法，这十四氏是不可通婚的。因为“凡此十三氏，并赵为十四氏，其为氏不同，而姓则同嬴也。”（见郑樵《通志略？氏族略》）然而，分封之后，既“以国为姓”，十四氏又都可立氏为姓，实际上后来的氏、姓也都逐渐统称为姓了。所以这十四姓，虽说各异，仍应是不能通婚的。因为他们的祖宗是同一的嬴姓。不过，说是百世不通婚，实则很难实行得了的。至今日恐怕很难再有此忌讳了。如果今天有人说徐、江、黄等姓不得通婚，则必会遭人非笑的。但是，在民间，一些地域和民族中仍然有异姓不婚的特例确实存在着，据说台湾民间就有“周苏连”、“陈胡姚”、“徐余涂”、“萧叶”、“许柯”等等异姓间不许通婚的禁忌。若触犯了这一禁忌，会有“生歹子”的后果，这和古代畏惧“不蕃”、“不殖”、“灾乱”、“不伦”是同一个意思。因为据信这些异姓的祖宗是同一的。再如东北鄂伦春族也有“关魏葛”、“吴孟”等异姓间不通婚的禁忌。据《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些异姓不婚的原因有五种。一是同祖先；二是义兄弟；三是最初结亲未成；四是扩大家庭势力；五是最初的部落联合。其中以第一种说法最为普遍。看来也是因同是一个祖宗姓氏的分支，所以才禁忌通婚的。由此而知，大体上说异姓间不通婚的禁忌仍然不过是同姓不婚禁忌的延续而已。异辈不婚禁忌异辈通婚是民间最典型的乱伦行为，必在禁忌之列。有直系血亲关系的，忌之最甚。这是符合科学道理和社会道德的。汉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侗族等等中国绝大多数民族都禁忌异辈通婚。个别违反这一婚姻习俗的人会受到人们强烈的谴责和严厉的惩罚。只有极少数民族保留有异辈通婚的婚俗，旧时，怒族、傈僳族等部分地区也有年龄相差不多的异辈相互通婚的习俗。表亲婚禁忌“骨血不倒流”是民间针对单向舅表婚的一种禁忌习俗。舅表婚又称中表婚，中表即内外，舅子为中、为内，姑子为表、为外，俗以为姑母和父亲的血脉相同，娶姑家的姑娘为媳妇便是“回头婚”。因此，“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是反对姑家的女儿嫁给舅家的儿子的。汉、满族都有此忌讳。南方还有“骨肉还乡，家败人亡”的俗语流传。云南一些壮族城区也有此禁忌。达斡尔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忌之尤甚。景颇族有“丈人种”和“姑爷种”的婚姻习俗，这是依父亲亲属观念来表达一种姻亲关系，和汉、满族的“姑母做婆”相一致。其含义是：姑母的儿子有权而且必须娶舅父的女儿为妻，或者说，侄女一旦坠地就注定要当姑家的儿媳，而舅父的儿子却绝不容许娶姑家的女儿为妻。把这个意思扩大，即为：凡姑爷种姓氏的任何一男子必须娶丈人种姓氏的任何（同辈的）女子，而丈人种姓氏的男子却不准倒娶姑爷种姓氏的女子。景颇族人普遍恪守这一婚姻禁忌习俗。如果舅家有女儿，外甥在求偶时违背惯习要向别姓氏的丈人种求亲，必须事先向舅家送礼，征得舅家的同意方可。舅家同意了，还要向表姊妹道歉，为之“洗脸”。如果舅家无女儿或女儿的年龄和外甥不相当，外甥不得已另找丈人种时，也必须征得舅父的同意，否则，亲戚关系就会被破坏，这是很受忌讳的。丈人种与姑爷种的姻亲关系因故中断，想再恢复时，姑爷种一方可向丈人种一方送礼认亲。如对方同意，则以酒食相待，并回送一支火药枪和一对手镯。这样双方就算恢复了姻亲关系。虽然这种单向的舅表婚是禁止“骨血倒流”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另一方面，即“丈人种”、“姑爷种”婚姻习俗，也是属于近亲结婚的，其对子孙的繁衍和人类的发展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因此，婚姻法中对此也是禁止的。中国民间许多地区，曾经热衷于表亲婚，并称之为“亲上加亲”，认为是喜中之喜。后来，新的婚姻法有了近亲不得结婚的规定，才逐渐改变了这种习俗。过去，土家族、布依族、傈僳族、瑶族、壮族等都有姑表亲（又称姑舅表亲）的习俗。姑家的女儿必须嫁给舅家的儿子，舅家有优先娶外甥女的权利。土家族的俗语说：“姑妈女，顺手娶；舅舅要，隔河叫。”布依族若姑之女不同意，女家要向舅家交纳“舅爷钱”。某些壮族地区流传着“除了青岗无好柴，除了郎舅无好亲”的说法。广西天峨县白定乡壮族称这种姑舅表婚为“借姑过表”。即把舅家娶姑家女儿为媳作为当年姑出嫁的一种赔偿。即使舅表是有残疾的，或者年龄过小或过大也无可更改，否则便用强硬手段逼迫成婚。只有舅家不愿意娶甥女时，甥女才可嫁于别人。瑶族在舅父无子，姑之女嫁于他人时，其聘礼出舅父领取。可见表亲婚的规约习俗是带有某种民法性质的，违反了其中的习俗规约即是犯禁行为，势必受到谴责和惩罚。另外，景颇族、侗族和彝族等还恪守姨表不通婚的习俗。其规矩也是很严厉的，族民一律不得违反。彝族人就认为，姨表兄妹等于亲兄妹，严禁通婚，违者处死。这种姨表不通婚虽说符合近亲不婚的原则，但它往往又是以姑表通婚、舅表通婚等近亲通婚为习俗的另一面的。而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讲，凡是近亲结婚都是不好的，所以一切表亲婚姻都应彻底地革除。只有这样，才是有利于民族和人类的健康发展的。等级婚禁忌中国不少民族中都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制。汉族民间的门第观念就对等级婚姻的缔结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谓“门当户对”方可联姻，一般说来，越级婚姻是很少出现的情形。在顺势的越级婚姻亦即新郎地位高于新娘地位的婚姻和逆势的越级婚姻亦即新娘地位高于新郎地位的婚姻中，由低位升级到高位的一方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布由高位降级到低位的一方则会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盛行时期，越级婚姻是被禁止的，尤其是地位高的一方是忌讳找地位低的一方作配偶的。而地位低的一方出于对世俗偏见、舆论压力以及婚后姻亲关系等方面的考虑也往往忌讳“攀高门”。一是恐怕事不成被人耻笑，二是提心成亲后自己的一方会受对方的歧视和虐待。事实上缔结婚姻的双方，其社会地位和贫富情况也是不能不作为一项基本条件来考虑的，但理想的婚姻不会以此作为惟一的标准。等级内婚有时也通过职业内婚的形式表现出来，旧社会汉族有对某些职业卑视的俗见，比如剃头的、修脚的、当衙役的、唱戏的等等行业都被人们认为是低贱的行业，一般社会中人都不愿与这些行业中的人联姻。维吾尔族也忌讳剃头匠的儿子娶银匠的女儿为妻，以为这也是门不当，户不对。其中的原因，一是人们有职业的偏见，二是这两种职业就其经济收益上也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差别几乎大到了可以把这两种职业也当作社会中的两个不同等级来看待的地步了。因此，社会地位、贫富境况差别不甚大的家庭，其联姻的可能性就大些；相反，如果两个家庭分属于社会地位和财力非常悬殊的两个等级（阶层），那么，其联姻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汉族统治阶级和奴婢阶级之间是绝对禁婚的，有些这方面的婚禁还被列入了法律之中而成为制度。据有关资料表明，藏族的阶级内婚制也很严格，农奴主和农奴之间是绝对禁止通婚的。违反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治。景颇族也实行等级内婚，即官家与官家通婚，百姓与百姓通婚，百姓与官家是禁忌通婚的。傣族人忌讳与会放鬼的“琵琶”家庭联姻。被认为是“琵琶鬼”的家庭，其子女禁忌与其他老百姓的子女结婚，而只能与另一“琵琶”家庭的子女结婚。这其中有信仰的原因，也有等级差别的原因。哈萨克族过去长期处于蒙古族的统治之下，氏族部落集团上层的“汗”、“苏丹”都由蒙古贵族充任，他们自命为成吉思汗的后裔，称为“白骨头”（托利），而被统治的劳动牧民则被贬为“黑骨头”（哈拉），即贱民。“白骨头”与“黑骨头”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贵贱的分别，是禁忌通婚的。在旧社会，珞巴族内部分成“麦德”（意为主人）、“涅巴”（意为低贱的人）两个等级。“麦德”自认为是血统纯洁高贵的“高骨头”，在社会上受尊敬、有地位、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即使穷了，后代仍然是“高骨头”。“涅巴”被诬蔑为“低骨头”，他们的后代即使财富地位上升，甚至蓄有奴隶，也不能成为“麦德”，只能成为等级地位稍高于“涅巴”的“伍布”。“麦德”和“涅巴”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界线，不能通婚。如果“麦德”违反了禁忌，与“涅巴”结了婚，就要下降为“低骨头”的“麦壮”（麦让），而“涅巴”将会被处死。凉山彝族也有此类婚俗。在统治等级的黑彝内部也还存在着进一步的等级分别。黑彝必须恪守等级内婚制。黑彝内部有所谓“硬骨头”、“软骨头”、“黄骨头”之分，血统纯洁的黑彝家支称为“诺伯”，意为“血统好的诺”或“硬骨头”；在历史上混杂过被隶属等级血统的黑彝家支称为“诺低”，意为“血统不好的诺”或“软骨头”；还有一种晚近血统混杂的黑彝家支称为“诺比”，意为“黄骨头”，他们的统治等级身份不被社会承认。在“诺伯”（硬骨头）、“诺低”（软骨头）和“诺比”（黄骨头）之间亦是禁止通婚的。彝族中的被统治等级如“曲诺”、“阿加”和“呷西”等，其嫁娶也有等级的限制，但没有黑彝严格。黑彝与其他等级之间更不能通婚。如果黑彝的女儿与其他等级的小伙子发生了两性关系，按惯例男子要被烧死，而女子也要被勒令上吊自杀。黑彝女子成为寡妇，也不能嫁到其他等级，甚至不许离开夫家。“曲诺”的等级要高于“阿加”、“呷西”，所以“曲诺”一般也绝不与“阿加”、“呷西”通婚。这些婚俗惯习是为了确保血统的等级界限。用黑彝的话来讲，就是“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人由种，水由泉”。第二部分第20节 恋爱禁忌恋爱也是一种择婚的过程。不过，这里的择婚已不全是群体意识的体现而是着重于个体意识的体现了。当然，许多恋爱的形式都是在前边提及的那些择婚习俗的基础上展开的。恋爱是有缔结婚姻愿望的两性间的初步结识、交往过程。在旧社会，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和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存在，青年男女是不能够自由恋爱的。男女相婚配，必得有媒人。《诗经？豳风？破斧》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礼记？曲礼》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人，又称“月老”、“月下老人”、“伐柯人”、“大冰”、“冰人”、“红娘”、“介绍人”等。汉族旧时男女恋爱忌无媒人。有婚姻成时，总会问及：“谁的大媒？”没有媒妁之言，婚姻尝不被人所承认。现在一般倡导自由恋爱，媒人只是帮助男女相识，或有或无，均可（参见下文“议婚禁忌”中“媒人”一节）。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恋爱比较自由。有些并不需要媒人从中帮忙，男女青年可以在特设的场所或公开的场合下建立恋爱关系。不过，也有这样那样一些禁忌需要遵守的。傣族在农忙时禁止青年男女谈恋爱。每年的七月十五日关门节到十月十五日开门节，是农忙季节，这一段时间里青年男女是禁忌谈恋爱的。苗族、瑶族等民族的男女青年有以对歌的形式建立恋爱关系的习俗。但苗族规定不得在家中唱情歌，只能在田野或姑娘们云集的挑花场去唱。小伙子吹芦笙，也忌讳边吹边向寨内走，只能边吹边向寨外走。吹芦笙时只能吹一对芦笙，忌两对以上同时吹，因为只有办丧事时才吹两对以上的芦笙。瑶族则规定同寨的青年男女不能对歌；老人在场不能对歌；自己家中的人更不能对歌；男女二人不得单独或在僻静地方对歌等。崩龙族男女青年恋爱，父母不加干涉。男青年可以自由邀会姑娘“讲话”，但只限定在家中谈恋爱，禁止在外边幽会。山寨竹楼前有供男子出入的大门，后有供妇女通行的小门。男子邀会姑娘时，要走小门，不得走大门。佤族谈恋爱的方式是“串姑娘”。旧时，男子十四五岁就开始“串姑娘”了。在串姑娘时，男子忌做不好的梦。如果做的梦好，就能结婚成夫妻了；如果做的梦不好，恋爱关系只得终止。旧时，傈僳族、怒族、哈尼族、景颇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都设有专门的公房作为青年男女恋爱的社交活动场所。怒族称作“吴尧”，哈尼族称为“尤拉”，景颇族称作“王治”或“恩拉达”。公房多由村寨建立。男女青年在晚上相聚于公房，燃起旺火，吹拉弹唱，谈情说爱，之后在公房同宿。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一般同姓、近亲、不同辈分不得进入同一公房。彝族玩公房仅限于未婚男女，而且必须是不同宗族的青年。同宗族的男女，即使相隔八代，也不能同到一个公房中对歌、恋爱。已经婚嫁的男女禁忌混进公房中去。已进入恋爱期的男女，如果不去公房寻找意中人，也会遭到舆论责备，认为是无能的表现。中国绝大多数民族都禁忌婚前性生活。在恋爱期间发生性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是见不得人的事，是绝对禁忌的事情。汉族强调“童贞”，女子尤甚。失去童贞者，会被社会和家庭所遗弃，造成婚姻的破裂甚至有生命的危难。贵州苗族青年男女谈恋爱被称作“游访”。为了给青年男女提供方便，每个村寨都设有能供一二十人坐着闲谈的“游访坪”、“游访坡”。这样的场所多设在偏僻，但又能被人看得见的地方。青年男女谈恋爱，忌讳一开始就到很隐蔽的地方去。否则，是要遭人议论的。“游访”时，男女必须态度严肃，不许口出秽言，动手动脚。否则要受谴责和惩罚。桂西南背篓瑶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对歌地点，在男女双方家中均可。但对歌时要有男女同伴陪着，双方都得规规短短，不得动手动脚，否则便受到谴责，并被取消对歌资格。大瑶山的茶山瑶，当姑娘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父母就安排她到吊楼里去住。小伙子来谈情说爱时，不能直接从大门进屋再沿楼梯进吊楼内，而是在吊楼下的巷道时攀爬而上，人们叫这种恋爱方式为“爬楼”。“爬楼”的规矩是很严肃的。已经结婚成家的人均不得参加“爬楼”活动；已确定了终身大事的姑娘也不允许其他人再来爬楼。在“爬楼”过程中决不允许胡来。一旦有伤风败俗的事发生，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佤族青年男女谈恋爱结婚前不得同床，更不能有孕，否则即认为是对寨神的侮辱，要受重罚。哈尼族如果姑娘未婚怀孕了，就要立即与未婚夫结婚。如果未婚夫不乐意结婚，女方亲属就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再找一家把她嫁出去。如果姑娘婚前生育了，就会被人们视为罪人而赶出寨子。她的父母还要受罚、遭人歧视。汉族等其他一些民族也有类似的婚俗。哈尼族男女青年在“公房”里谈情说爱乃至发生性关系，都无人干涉，但如果女方怀孕，就要马上结婚，否则孩子生下就要被弄死，女家要被罚款作礼，姑娘也要被赶出村寨。中国绝大多数民族都禁忌婚外恋。以为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会给家庭、社会带来不幸和灾难。婚外恋者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惩罚。但在旧社会，由于婚姻制度中种种不合理的情形存在，人们对于配偶的选择也很不自主，所以，对婚外恋的情形亦应有所分析地对待才是。不过，作为风俗惯习，婚外恋始终是受到禁忌的。对于身体有残疾的人，恋爱也受到挑剔和限制。民间忌讳身体健全的人与身体有残疾的人恋爱、结婚。一般家庭也会对这样的婚姻、恋爱进行干预，禁止的。当然，在感情的基础上，健全的人与残疾人之间产生爱情，冲破俗见，结合为美满姻缘的人还是有的，但毕竟不多。汉族民间又有禁忌与有狐臭的人家结亲的风尚习俗，说是狐臭会传染，难治愈。还忌讳与有内疾的人结亲，包括有性病的人结亲，这些从健康方面的考虑还是有道理的，也是应当的。台湾南部嘉义地区忌讳女子额头上长“额头叉”，认为大不吉利。凡是额头上长“额头叉”的女人，无人敢与之恋爱、结婚。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做“额头叉，克大家”。可见，这种忌讳担心的是把她娶过门来之后，全家大小都会受她的克伤。但是，这种俗见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和汉族旧时忌讳妇女有“断掌纹”，说是会“克夫”一样（参见本书“人体禁忌”的“手脚禁忌”一节），完全是对女性的一种迫害，是性歧视、性压迫的表现。第二部分第21节 议婚禁忌上文所谈的“择婚”是指可供选择婚姻配偶的范围和方式，这里的议婚也可以说是含有选择婚姻配偶意义的。不过，和择婚不同，议婚是在可以选择配偶的范围内和习俗允许的方式上所进行的具体交涉，是为定婚所作的进一步努力。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禁忌习俗。下面就分别从若干个方面来谈。媒人禁忌由于民间忌讳“失贞”很严厉，而谈恋爱男女一接触又势必会引起别人的猜度，所以旧时汉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就尽量不让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不让他们直接接触，所谓“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双方必须通过中间人——媒人的转达才能商议婚事。媒人在双方家庭中传递双方各自的姓名、年龄、品貌、身世等基本情况以及对此事的态度，因而成为议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甚至，习俗成礼，认为只有通过媒人的婚姻才是正规的、合法的婚姻。在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里，许多婚姻就是在两个家庭和媒人之间议成的，而婚配的男女青年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事的权力，甚至根本就不晓得这一议婚的过程，只是听凭别人摆布，直到入了洞房才能和自己的“配偶”相识。这是非常可悲的。然而几千年来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的婚俗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早在周朝时就已经有“媒官”的设置。《周礼？地官？媒氏》云：“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可见在周朝甚至周朝以前就有了专司“做媒”之职的人了。后经社会变迁，朝代更替，媒官已转而为民间的媒妁。媒妁常易为女性担任，且又需上了些年纪的，所以民间又称之为“媒婆”。媒婆一般都能说会道，常常能把“死蛤蟆说出尿”来。所以求媒婆说亲的人不敢慢待媒婆，对媒婆的招待与送“媒礼”都是周到和丰厚的。如果哪一方无意间得罪了媒婆，因她的从中作梗，三言两语，会把一桩好姻缘给搅散了。还有一些根本不相配的婚事，因媒婆受了厚礼，也会昧着良心，瞒天过海，弄假成真，把婚事说合成功。可见媒婆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谓“买卖凭仲人，嫁娶凭媒人”。如果婚后双方不满意，媒人也不负责任，因为媒人“只包入房，不包一世”。当然，也有许多媒人促成了不少和谐美满的姻缘。而民间流传的“三人共五目，日后无长短脚话”的笑话也正是对媒人机警善辩的一种笑谑。媒婆说媒虽然受人敬重，但也有许多忌讳。一般说来，媒婆说媒忌讳四处张扬，开始的时候要尽量避人耳目。否则非但婚事可能说不成，还要遭人唾骂。托人说媒的人家，尤其是女方更忌讳媒婆“嘴碎”，媒未说成时，四邻八舍都知道了，会坏了女方的名声。如果最终也未说成，女方还会认为失了“名节”，从而酿成灾祸和悲剧。直到现在，青年人谈恋爱，不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由介绍人介绍的，开始时都是隐密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关系确定了，才逐渐公开。在台湾媒婆虽勤快地奔走于男女两家，但亲事未撮合成功时都忌讳吃双方款待的食物，以为若是吃了，亲事反而会告吹。这其中有点“吉事怕说破”的道理，好事不能先高兴，乐极生悲，发事就会变成了坏事了。亲事一告吹，白跑几十趟，最后连份媒礼也落不下，岂不自找倒霉吗？所以不敢“贪嘴”。再说，吃了人家的东西，万一婚事说不成，人家会说是“骗吃喝”的。或许有几次没说成婚事的，一回想，恰好是吃了人家的东西，由于偶合心理的归咎，更视此行为说媒之禁忌。然而生活中确有以说媒为由头来往于两家之间骗吃骗喝的，因为他（她）的目的不在说媒，所以没有说不成的顾忌，当然也就不讳避吃喝了。媒人，不但自身是个禁忌体——结婚不能没有他（她）们。俗以为，他们是赋有神圣使命的，他们能让冥冥中（命中）注定合该结为夫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可以上达神明的，是有一定的魔法威力的人体。因此人们对其怀有一种敬畏的情感，不敢得罪于他们。而且，他们自身也有一些禁忌需要遵从——如上边所谈。更重要的是，媒人由于职业上的需要，他们还是对民间婚嫁禁忌事象知之最详，记忆最深，传统观念保留最完整的人物。一切撮合事项，有赖于他们的穿梭奔忙；有关的风俗礼数，有赖于他们的传播、提醒、协助办理。所以媒人是整个议婚过程乃至整个婚嫁过程中的最活跃有趣的角色。纳彩禁忌纳彩是古代婚仪六礼之一。据《礼记》和《仪礼》记载，六礼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种，它概括了从议婚到完婚前的全部手续和过程。不过六礼多行于贵族豪门家庭，民间因陋就简，大多数仅有六礼中的若干项程序，并且是点到而已。当然，民间也还有民间的一些新花样作为各地不同的特色。纳彩，即纳其采择之礼于女家也。也就是指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古时纳彩通常要用活雁作为提亲时的礼物。《礼仪？士昏礼》云：“昏礼下达，纳彩用雁。”用雁为贽礼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曰顺阴阳，这是较早的说法，因为雁是一种候鸟，“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纳彩用雁，取其顺乎阴阳往来有序之意。二曰不再偶，据传说，雁一生只配偶一次，失去配偶，终生不再成双，民间用雁多取此意，以表达对婚姻缔结忠贞不二的思想愿望。三曰摄盛，这是研究礼俗变迁者的推论。据认为，周朝以前，贽礼分不同等级。《礼记？曲礼》云：“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可见当时贽礼是天子用香酒，诸侯用玉器，公卿用羊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平民百姓只用布帛。又因为对婚礼的重视，所以一般士民也假借大夫之礼而用之，故遂为统贽雁礼了。从以禽为贽一点来看，此礼当是狩猎时代的一种遗俗。现在已很少能见到用雁为贽礼的了。一般改用鸡，或者鹅代替之。然而，无论雁、鸡还是鹅，作为纳彩礼都要用活的，而忌讳用死的。因为婚事是件喜庆的事，如与“死”字联系起来，是太不吉利了。而且按用雁的前两义来讲，死雁又怎么能顺乎阴阳，往来有序呢？难道送一只死雁，让对方一开始就象征着过门来当寡妇吗？所以此事忌之甚严。纳彩礼如今也有不用禽类的，只是一般不会让媒人空着手去女家，总要拿上些酒、点心、水果、布匹等礼品的。有时纳彩并不止是去女家一次。像达斡尔族就有一种习俗，忌讳男方一次两次求婚女方就答应了。他们认为，多次求婚才答应，说明女儿家主贵；如果少次求婚就答应，则显出卑贱。达斡尔俗语说：“好女百人求。”所以媒人提亲是要多跑几趟的。问名禁忌问名也是六礼之一。问名者，问女字也。民间常与纳彩礼合并。后问名扩展到议门第、家产、年龄、职位、品貌、健康等等诸方面的情况。问名可能源于周朝媒官将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日及姓名登记成册的制度。本来是用来分别男女年龄大小的，后来被一些算命的术士故弄玄虚地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因而引出许多忌讳。第二部分第22节 婚龄禁忌问名首先是由媒人将男女双方当事人的生辰八字交换送至对方。让对方知道议婚男女的年龄。关于婚龄，民间有一些俗规禁忌。这些俗规禁忌不能不知，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议婚可否继续进行。一般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年龄是不能超过正常婚龄太多的。假如超过婚龄太多，就会有嫌疑了。为什么这么大还未娶妻呢？为什么这么大还未嫁人呢？光是这舆论的压力就够人受的。汉族有句俗话，说：“闺女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仇。”就是讲忌讳女儿大了还不嫁人的。因为青年男女到了结婚的年龄不结婚，还恐怕会做出苟且的事情来，正如俗谚中说的“男大不婚，女大不嫁，恐怕弄出大笑话”。然而，究竟多大才是适当的婚龄呢？在中国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习尚。在西周之前和西周时期，一般认为男三十，女二十是合适的结婚年龄。《周礼？地官？媒氏》云：“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内则》云：“（男）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可见当是令男三十而娶是为的让其在冠礼成了之后有一个学习礼义知识的时间。另外，也还基于人体发育成熟后结婚对下一代有利的考虑。如《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肤肌充盈，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又见《礼记？昏义？疏》）当然，婚龄的限制，有时也因社会政治的动乱、战争的频繁以及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发生着升降起伏的变化。如春秋初期，齐桓公为争霸天下，就曾把女子婚嫁的年龄降低了五岁。令“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后来越王勾践，为了复国报仇，天阔兵源，曾下令：“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罪及父母。”再后来，到了南北朝时代，婚龄曾被压降到男十五，女十三。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最低的婚龄规约了。唐初婚龄曾经恢复提高到男二十，女十五；而唐代中后期又降至男十五，女十三的水平。直到明、清两代，最低的法定婚龄还仍是男十六，女十四。建国初期，新婚姻法规定婚龄为男二十、女十八以上。1980年又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除了国家，民族的法定以外，民间婚龄也有不同。一般农村偏低，城镇偏高。农村习尚早婚，城市则乐于晚婚，农村一般在男二十，女十八时就开始提亲，一到规定年龄，立即结婚，有的还虚报年龄，提前结婚。这仍是“早得儿子早得继”的旧思想在作怪。城市里，一般都在男三十，女二十五左右结婚。对于计划生育、晚婚晚育的道理，也接受得比较自然、自觉一些。有些民族，在婚龄上还有一些特殊的禁忌。比如，达斡尔族女子禁忌在母亲生自己的那个年龄结婚。还禁忌在十六、十八、二十等偶数年龄时婚嫁，以为偶数年龄结婚不吉利。一般多在十五至二十间的奇数年龄时结婚，男子则无此禁忌。畲族旧时贫家多在十四五岁时就将女儿嫁出门了，富家往往在十九、二十岁时嫁女。而不论贫富，都忌讳在十八岁时嫁女。俗以为十八岁时婚配是不吉利的。不论男女，十八岁时结婚，婚后都将受“十八难”，故而男女双方都禁忌在十八岁那年结婚；和达斡尔族的禁忌相反，基诺族男女青年结婚喜好在偶数的年龄。如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时结婚就合宜，他们禁忌男子十九岁，女子十七岁时结婚。以上一些婚龄禁忌都是单方面可以控制得了的。另有一些关于婚龄的禁忌是需要参考男女双方的年龄来断定的。比如男女双方年龄的差别方面，就有许多禁忌存在。汉族一般说来，习尚男比女大，但也忌讳双方年龄相差太大。如果相差十岁以上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俗谚云，“年老不娶少妻”，“年老不要娶少妻，要娶少妻生闲气”。这可能是有似异辈之嫌，也好像是出于一种近乎禁忌乱伦的心理。在解放前，汉族一些地区还流行一种小女婿的习俗，时兴男孩十来岁时就与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结婚。多是出于把媳妇当劳动力，早娶进门早使媳妇的思想，这是对妇女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婚姻给妇女造成很大痛苦，现已禁绝。在男女双方年龄相差不在时，汉族还有忌年龄相差三、六、九岁的说法。以为会犯刑、冲、克、害，于婚姻不利。对于女比男大，一般是忌讳的。尤其忌讳女比男大一岁。俗语云：“女大一，不是妻。”也是单单忌女比男大一岁的。豫西一带俗称：“女大一，黄金飞；女大两，黄金长。”意思即是女的比男的大一岁，结婚后要破财，但女的比男的大两岁，结婚后反而会发财，它忌讳的是女的比男的大得少，说是越大得多，越知道心疼男的，男的越享福。彝族忌“女大三”。以为女比男大三岁，结婚不吉利。汉族中还有忌男女双方同年生人的。尤其忌同年同月出生。河南有俗谚云：“同岁不同月，同月子宫缺。”意为同年同月出生的人结婚会影响下代子孙的繁衍。在婚龄的禁忌方面，还有与兄弟姊妹的排行有关联的。例如傣族旧有男行三、女行四不能结婚的禁忌。据傣族的传说，俗以为男行三女行四结婚，不能白头偕老，或者会家运不盛，终身无子；乌孜别克族、景颇族以及汉族等有按兄弟姊妹长幼次序结婚的习俗，如果违反了长幼次序，就犯忌讳了。乌孜别克族，按照传统习惯，男女青年结婚必须遵循先长后幼的原则。哥哥未婚，弟弟不能先娶，妹妹也不能先嫁；姐姐未嫁，弟弟也不娶妻，妹妹也不能嫁人；景颇族也是如此。如要先娶次女，则男方须给长女一头牛作越过行次的赔礼，次女也要送项链（有的价值相当二三头牛）给姐姐，表示不得已先嫁的歉意。兄弟之间娶亲也要顾及行次。若无特殊原因，弟弟绝不先于哥哥结婚。汉族也有此忌讳，但不甚严格。如果弟弟先于哥哥结婚了，或者妹妹先于姐姐嫁人了，总要向哥哥、姐姐表示歉意，或者总觉得做了件对不起哥哥、姐姐的事情。因为不管怎样这总是乱了长幼次序，况且又牵涉着男女婚姻的事，因而也好像与乱伦有了某种近似的关系，所以是有所禁忌的。但是，婚嫁并不都是按行次进行的。古时候，汉族还有过“长女不得嫁”的习俗。据《汉书？地理志》载，齐襄公时，“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虽然最初是齐襄公为了与其胞妹私通才这么做的（可为其淫乱行为打掩护），但后来却也终于形成了一时代的婚嫁习俗。在这一习俗下，次女的婚嫁是不必再受姐姐的限制了，因为姐姐压根儿就不嫁了。以上所谈婚龄的禁忌，除了男女双方年龄不宜相差太大，婚嫁不宜过早、过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而外，按行次结婚也有一定的道理，能说明年幼对年长的尊敬。至于那些偶数、奇数的忌讳，和男大三、六、九；女大一，女大三的忌讳，以及男行三、女行四的忌讳都是唯心的，无科学根据的。从现实的婚姻中也不难找出可以证明这些忌讳实属无稽之谈的例证。更有甚者，是在议婚双方的年庚、生辰八字上大作文章，以生辰八字加上五行说来敷衍出一套合婚的禁忌原则来。亦即相克——相贼害与否的道理，并以此来断定婚姻的吉凶。现在，合八字一项已不时兴了，很少有人再信这一套了。但在旧时，这一套程序是很谨慎而严格的。汉族一般是通过媒人的联络，把男女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干支合写在一张红纸条上，俗称“庚帖”。庚贴忌用白纸，上边的字数要是偶数，忌单数。如为单数，可在男名下酌加“健”字，女名下酌加“瑞”字，以凑成双数。男女双方交换过庚帖之后，各自安置在自宅的神龛上，也有的将帖压在灶王爷的牌位前，然后对神明祖灵焚香卜吉。如果三支香烧得很整齐，就认为是吉祥的，如果三支香烧得参差不齐，就认为“有长短”，不吉祥，因而不敢进行婚事。还有的地区是把一碗清水供在神座旁边，如果三天之内没有飞蛾虫子掉进碗里便是吉祥的征兆，如果三天之内有飞蛾虫子掉进了碗里，则认为不吉祥，因而也不敢再谈婚事。总之，在收到庚贴的三日内，是听从祖灵神祇示意的时间。除了上边两种问卜的形式之外，汉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民族还忌讳家中有碗盏打破，筷子折断，人畜疾病，争吵斗殴，遭遇强盗，火灾，狗嚎，闹鬼等等意外不幸事故发生。若有此类事情发生，都会归之于祖神对此婚姻的不满，因而要立即退还八字。此门婚事，也便自然告吹。如果三天之内，平安无事，便认为祖神认可，兆示吉祥，此门婚事便可继续进行下去。下一步，是将男女双方的八字交算命师来“合算”一下，看是否有相克之虞？如果没有相克的不吉，便可继续进行以下的婚仪；如果发现八字中有相克的地方，便要立即停止，就此打住。可见合八字，在旧婚俗中是占有相当关键的位置的。而“八字”是每个人并不由己的事情。一出生，八字就定了，谁也无法改变它，所谓“落土时，八字命。”所以，这种合八字的办法，完全是一种宿命论的推论，毫无科学道理。以往的好姻缘不知被它拆散了多少对，这种封建迷信的邪门歪道只能增加和强化人们“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消极错觉，不能有丝毫的进步意义。至于合八字的原则，也有许多。例如男的选妻，要注重女方八字的“夫星”、“子星”。如果夫星与子星明显，且无破损，就是好姻缘，娶之可以旺夫益子，夫荣子贵；如果夫星、子星暗淡无光，就犯忌讳。还有男女命八字皆中和者是好姻缘。如果一强一弱，则男命稍强女命稍弱者尚可，最忌讳的是女命很强，男命很弱或男命很强，女命很弱，那样一方会被另一方“克死”的。但是，究竟如何推算八字的命相，那就是算命先生的事了。虽然他们也有“庚辰冲甲戌，丙子冲庚午”等等一套“天克地冲”的推算方法，但毕竟是推算出来的，而非民间记忆中的事了。这种经过推算出来的吉凶祸福虽然对民间信仰有干预影响的作用，但是，很明显，它是不能算作纯粹的民间信仰的，正如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干预影响民间信仰但却不能视为就是民间信仰一样。另外，这种算命先生的推论还经常呈现出一种多变的、功利的、实用的文化形貌，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加入了“实用文人”或“实用智人”的创造，成为一种谋生的“说（ｓｈùｉ）术”，其中包含有固定的推导方式，也掺杂有谶语、民间哲理、民间信仰以及个人的经验等等成分。因为它已超出了民间信仰的范畴，所以这里也就不多说了。第二部分第23节 生肖禁忌“问名”合婚时，除了婚龄方面的禁忌，还有生肖方面的禁忌。生肖就是属相。这是中国一个很独特的记人生年的办法。就是以十二地支来循环往复地记录人们的生年。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因为这些字音很枯燥，很抽象，不好记忆。民间就又以十二种动物的名称和其一一对应地排列起来，成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属相。这一办法，起源于何时何地，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是古代华夏民族纪年法与少数民族纪年法相互融合的结果。据说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曾创动物纪年法。《唐书》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清？赵翼《陔余丛考》云：“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是，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考察十二生肖的起始，初步的形成见于《诗经》。《诗经？小雅？车攻》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孔颖达）疏“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又见于《礼记》。《礼记？月令？季冬》云：“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丑为牛，牛可牵也。”到了东汉，王充所著的《论衡》中就记录得更全了。《论衡？物势篇》云：“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又云：“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共计提到十一种生肖之名，加上东汉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中有“吴在辰，其位龙。”恰巧补上了“辰龙”，而凑足了十二生肖。可见在东汉以前十二生肖就被普遍用来记录人的生年了。不论十二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是怎样被选用、编排起来的，一但这种方法被用来记录人的生年之后，民间便产生了一种属相与人品之间的沟通。肖者，似也。谁是哪一年出生的，属相是什么动物，好像也就很像那种动物，有了那种动物的禀性，或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和这种动物很相像的。到了唐宋时代，这种观念又影响到社会上层，发展为把个人的生肖所属当作自己的本命神，如生命一样地重视之。如唐？柳宗元曾描写了一个生肖属鼠的人，认为老鼠是他的本命，一任老鼠在屋宅内横行。据说宋徽宗属狗，当时的宰相曾奏言圣上：“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直到如今，人们还有这种“错觉”、这种俗信，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爱作这方面的联想。在旧社会里，这种俗信就被动用到了许多正式的场合中。像合婚这样的大事，当然更少不了要检验一下属相是否相配，生肖是否相克。合婚时，生肖禁忌很多。有一种忌讳女方属虎的禁忌流行很广。这种禁忌俗信大约是直接出自于民众“畏虎为患”的心理的。是把属相为虎的女子当成了真正能够伤人害命的“猛虎”了。由于老虎总是夜间出来吃人，所以对于夜间出生的属虎女子，忌之尤甚。并且非常认真地把夜间出生的属虎女子进一步分为“上山虎”和“下山虎”两类。前半夜出生的，谓之“上山虎”，后半夜出生的，谓之“下山虎”。相比较起来，认为“下山虎”比“上山虎”更凶恶、更厉害！因为“下山虚”是肌肠辘辘，下山找食儿的，所以一定要伤害人；而“上山虎”是下山找食儿回来的，或许它吃饱了，不再伤害人了也未可知。因此，如是“上山虎”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若是“下山虎”，则万万不能娶进。汉族旧时某些地区还有合婚时忌女子属羊的。以为妇女生肖属羊者出嫁后必克死其夫而寡居。清？翟灏《通俗编？直语补证》引明？江元禧《耳目日书》谚云：“女子属羊守空房。”为什么属羊的女子也遭忌禁娶呢？这就不是因为属相动物的禀性是凶恶、危险的缘故了。不过，民间有“眼露四白，五夫守宅”的说法，而羊眼又被认为恰是“眼露四白”的。或许正由此而引起了男方的忌讳，就不管女方的眼是否真的“露四白”了，只要是属羊的就害怕起来，不敢娶进门了。如是，则仍是把人与人的属相“等同”地联系起来了。那么，属虎的和属羊的女子不都嫁不出去了吗。在当时的确如此。不过，一般属虎和属羊的女子都会把年龄多报一岁或少报一岁。上半年出生的，虎报成牛，羊报成马；下半年出生的，虎报成兔，羊报成猴。也就将此禁忌破了。这种情形和女子的八字不佳，有意伪造生辰年月日时的道理一样，是为了应酬合婚时命相禁忌的，也是为了能改变一下自己不好的“命运”。正应着了一句俗谚，叫做“女命无真，男命无假”。在男权社会中，男子主宰一切，当然不怕公开自己的“真命”了。女子无力做别的反抗，编造一个不受忌讳的“假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反映出妇女改变自己命运的迫切要求。旧时，方家术士们还将生肖属相与五行相生相克之道联系起来，演变成生肖属相与生肖属相之间亦有相生相克的现象。如《论衡？物势篇》中便有这方面的记载。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中国古代有人以这五种常见的物质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方家术士们将其神秘化，形而上地任意套用，造成许多矛盾百出的漏洞，使之庸俗化，从而变得毫无情义。在生肖方面，因为十二地支分别应属于五行，即寅、卯属木，巳、午属火，辰、未、戌、丑属土，申、酉属金，亥、子属水。所以与之相配的动物属相也有了五行之属，即虎、兔属木，蛇、马属火，龙、羊、狗、牛属土，猴、鸡属金，猪、鼠属水。又因为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所以生肖之间也有了相生相克的关系。这种关系适用于各种人际关系，因此也被用于婚配的合婚。东汉王充反对生肖相克的说法，他在《论衡？物势篇》中问道：“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最后，他的结论是“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虫以气性相刻（克），则尤不相应。”然而，方家术士在民间的迷信活动并未因少数像王充这样的无神论者的忠告、劝解甚至是批驳而中止。相反，他们的活动反而越来越风俗化了。当然这种迷信活动的风俗化是与民众的愚昧和统治阶级的倡导都是有关的。由于民俗文化传承的口承性质和变异性质的存在，后来的生肖五行相克的原则又与古代的原貌大相径庭，有些合婚生肖禁忌的原则也早已脱离了原本的轨道，变得面目全非了。比如，在《论衡》中“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如果是用于合婚，则应属虎的忌配属牛、羊、犬的，属牛、羊、犬的忌配属虎的。但是后来，一些民间历书中所列“男女配婚吉凶表”中，属虎的倒不忌配属牛、羊、犬的，而独忌配属猴、蛇的。而属牛、羊、犬的也竟无一忌配属虎的，堪称怪事。可见后来的生肖相克已经不是五行相生相克的承继而成了各种民俗文化的“合成事实”。另外，汉族民间口头上至今还流传着一些生肖婚配禁忌的谚语和歌谣，也录在这里，以备参考。谚语有：龙虎相斗，必有一伤。龙虎相斗，必定短寿。两只羊，活不长。两虎不同山。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鸡狗不一家。鸡狗相配断头婚。青龙克白虎，虎鼠不结亲。歌谣有：白马怕金牛，鼠羊不到头。蛇见猛虎如刀锉，猪见婴猴泪长流。子鼠见羊万年愁，不叫白马见青牛，虎见巳蛇如刀割，兔子见龙不长久，酉鸡不与犬相见，亥猪不可见猿猴。自古白马不配牛，羊鼠相配一旦休，金鸡不与狗相见，青龙见兔泪交流，猪猴见面如刀割，虎蛇相配不到头。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兔见蛇，如刀割。白马怕青牛。乌猪怕猿猴，蛇怕猛虎如刀断，羊鼠相逢一旦休，黑狗不能进羊圈，庚鸡见犬泪交流。辰子申忌蛇鸡牛，巳酉丑忌虎马狗，寅午戌忌猪兔羊，亥卯未忌龙鼠猴。这些谚语和歌谣大都是在中原一带搜集起来的，如果与台湾民历中的生肖婚配禁忌相比较一下，就知道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是风俗的必然特征，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过，这一比较也暴露出了这种生肖婚配禁忌的不可信性。一对男女在此地合婚不成，受到生肖方面的禁忌，如果换了地方，还是他们两人，很可能就丝毫不受什么约束了。这不是很有戏剧性、喜剧性的事情吗？同时也很有讽刺性。可见生肖婚配禁忌完全都是无稽之谈，是不值一驳的。这一点已经逐渐被广大民众认识到了，所以这种生肖婚配禁忌的信仰也就越来越弱少了。第二部分第24节 定婚禁忌纳吉禁忌在议婚阶段中，纳彩、问名等婚仪顺利通过之后，便是纳吉一项了。纳吉就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消息告知女方的仪礼。男家卜得吉兆后，备礼复至女家决定婚约，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礼。俗称“送定”、“过定”、“定聘”等。订婚时，古时用雁，表示婚事已定。后来，随着买卖婚姻的兴盛和发展，逐渐演变成为带有定聘性质的定金和定礼，一般多为戒指、首饰、钱币、彩绸、礼饼、礼烛等。明、清时代汉族及西南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流行送茶礼。云南拉祜族聘礼中忌无茶礼。拉祜人常说：“没有茶就不能算结婚。”定聘的定金必须是偶数，外边包上红纸，俗称“红包”、“喜钱”或“定钱”。定礼也都要成双成对，忌讳单数。礼单、礼帖用红纸（忌用白纸）写好，上边的字数也要成偶数，忌单数。甚至，一些讲究的人家，还要把礼物的名称也补单成双。如“一头猪”要写成“全猪成头”：“一盘菜”要写成“喜菜成盘”等等。这些，都是为取意“双双对对，万年富贵”，以象征新婚夫妻婚姻美满的。如果出现了单数，岂不象征着孤单吗？大喜的日子，让人产生“丧偶”的联想，当然是很败兴的事，何况，人们更害怕那征兆真的会应了验呢！所以，定婚时是一定要忌讳单数的出现的。在定聘时，还忌讳说“重”字和“再”字。比如男方送来了聘礼，女家将礼饼、礼烛供在神龛上祭告神明祖先，这时烧香时，不管插入香炉里的香是不是歪了斜了，都忌讳拔出来再插一次；再比如男方来订婚的人回去时，女家送出门口，打招呼千万忌说“再来坐”。因为“重插香”犯了“重”字的忌讳，“再来坐”犯了“再”字的忌讳。据信，这是会导致“重婚”、“再嫁”的，因而也必须禁忌。以上忌单喜双，讳“重”讳“再”的禁忌习俗都是担心美好的姻缘被破坏的心意表露。还有一些定聘中的禁忌是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比如台湾民间纳吉送定时有忌将聘礼全收下的习俗。男方送来的猪肉，女方要将带骨的部分退回男方，当地的俗语说是：“食你的肉，无吃你的骨”，若女方疏忽了此项禁忌，男方会很生气的。湖南湘潭一带，定亲之后，男女双方就要改口，分别和对方一样称呼亲友。每逢三节（端阳、中秋、春节）、两生（岳父母的生日），男方都要提礼物去女家，当地俗称“提节”。提节时要提鲤鱼，忌提草鱼。如果提草鱼，就等于是骂岳父母是吃草的，女方是会很生气的。类似这样的禁忌，各地恐怕不少，这种于礼仪上的习俗规约，很能考验出哪一方“知书达礼”，哪一方“不懂礼教”。严重的也会影响到婚姻的成败，所以这些禁忌也是必须了解和注意的。不过，有些禁忌，看上去是属于礼节的，实则确有深层的民俗信仰的根由。如民间有禁忌未过门的媳妇吃食礼饼的习俗。看起来似乎是未来的新媳妇抢吃喜饼会被认作“好吃懒做”或者“行为不端庄”等等，其实，那其中的意义，还在于担心未来的新媳妇将自己的“喜”给吃掉了，会导致转吉为凶，出现不可预料的祸事。惟有这一层才是男女双方都怕得更狠的理由。但是，这一深层的忧虑和担心，竟不好跟那未过门的新媳妇明讲出来，因为说出来本身又是被忌讳着的事情。所以只好用“结婚日会有月信（月经）”来吓唬阻止她，使也不再敢吃喜饼了事。可见一件禁忌习俗，往往牵连着许多层意识方面的道理。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单数双数问题和忌讲“重”、“再”的事也都不止是一个表面礼数的禁约问题。所以民俗学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揭开那些表面习俗礼仪下隐藏着的各种民间信仰的根源秘密，让人们认出深层民俗文化的本来面目。纳徵禁忌纳徵是“六礼”之一，又称“纳币”、“大聘”、“过大礼”等。纳吉之后，男女双方缔结了婚姻，男家正式将聘礼——俗称“财礼”送往女家，就是纳徵的仪礼。旧时，这一仪礼非常隆重，男方往往借此机会荣耀门庭富贵、婚礼盛大，通常备有礼单。礼品装入箱笼，或挑或抬，走街串巷，燃放鞭炮，吹奏鼓乐，在媒人、押礼人的护送下送至女家。聘礼中各样物品要取吉祥名称，数目也要取双忌单。民间忌讳送女方鞋子作聘礼，怕是女方穿上鞋子溜掉了。山东一带，订聘的礼盒忌用肉馅。据说用肉馅，新媳妇过门后性子肉（即慢性子，不麻利）。聘礼送到女家后，女家忌将聘礼全部收下。一般要将其中一部分食品退回男家。中原一带的习俗中，女方收聘礼时，不留公鸡，并配回一只母鸡。母鸡要活的，且忌白色的。回礼之后，还发送陪嫁的嫁妆。嫁妆中的被子，旧时中原一带禁忌九月里做，喜好在十月里做。俗语云：“等十月，忌九月。”因为“十月套被十相出（希望连生十子），九月套被九女星（恐怕连生九女）”。而且套被子时忌用白线，喜用红线。缝制者忌寡妇或儿女不全的人参与，一定要请儿女双全的“全活人”来缝制，以图吉祥。在娘家陪送的嫁妆中还忌讳有剪子、镜子、茶壶一类的东西，否则会“妨舅”，即新娘娘家的哥哥或弟弟会因此而死去。浙江杭州一带嫁妆中忌无子孙桶，否则会影响子嗣的延续。子孙桶就是马桶。浙杭一带的马桶有两种。一种是便溺用的；一种是生产用的。新马桶内盛有红蛋、喜果，有祝福子孙昌盛之意。台湾订婚后，女方请吃订婚宴。吃完后，男方的亲戚应抹抹嘴自己悄悄离去，而女方人也应故做不知情地照旧谈天。忌讳说“送”、“顺走”或者“再见”。否则不吉利。因为台湾的“送”、“走”，常表示死亡、丧事，而“再见”又会令人想起“再见到一次”，恐怕引出“再婚”的霉头。卜婚禁忌有些地区和民族并不按“六礼”的程序来议婚、定婚。他们实行卜婚的习俗，把婚姻的成败与某种物象联系起来，形成许多独特的定婚习俗禁忌。例如，布依族订婚日禁忌响雷。如果订婚那天响雷了，双方都认为是恶兆，立即自动解除婚约，而且各无怨言。有人称此习俗为“雷打鸳鸯散”。大概布依族以为雷响是天神对此婚约不满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遵从神意而离异。哈尼族（墨江碧约人）婚姻的缔结，除了须征得父母的同意之外，还要经过“踩路”之后才能决定。“踩路”是由男女双方家庭的老人一同在寨外林间小道上走一段路。双方老人一边默默地往前走着，一边用眼睛盯着小路两旁，看看是否有兔子、狼等野兽出现。哈尼族认为，假如遇上了兔子、狼等野兽，就是不吉祥的象征，婚约就要解除。如果没有遇上这类野兽，就算正式订婚了。现在，这一习俗已有所改进。有时虽然双方老人踩路时遇到了野兽，也会顾及青年人的感情或双方要求缔结婚姻的强烈愿望而对那出现的野兽视而不见，照常订婚。因此，踩路如今只不过是一种必行的定婚仪式罢了。景颇族过去有掌管批准婚嫁的“魔头”，因此旧时景颇族的定婚必须要由“魔头”的批准才行。而“魔头”批准男婚女嫁依据的却是一种占卜的游戏。即是把一只盛着水的碗放在地上，然后放进两个鸡蛋。如果鸡蛋能凑合在一起，那么一对青年便被允许成婚；如果鸡蛋凑不到一块儿，那么婚约即不成立。德宏一带，傈僳族婚姻的成败，还决定于被“抢”去的姑娘是否被找得到。过去，青年男女在私定终身之后，绝不把心中的秘密告诉父母。当暗定的结婚日子到来时，小伙子便领着姑娘悄悄躲进了深山密林。姑娘的父母不知姑娘找了什么样的人家，于是就把亲友找来，一起寻找姑娘的下落。按习俗规定，三天之内找着了姑娘时，男方便被认为是愚蠢无能的小伙，婚事即行告吹，男方还要赔偿女方一笔钱财。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姑娘，那么，这一对青年的婚事就算定下了，并且会得到社会的公认。所以，男女青年能否定婚是决定能否被人找到的。黔西北苗族，举行婚礼之日还要举行最后的卜婚仪式，即抢牛尾巴。该日，女家请几个青年人把牛牵到举行婚礼处。新郎来到时，新娘用一把快刀突然将牛尾巴砍下，新郎则立即扑向新娘抢夺牛尾巴。新娘一方的人就帮新娘守卫，不让新郎接近新娘。如果新郎在女方父母亲友到来之前把牛尾巴抢到手了，便立即举行婚礼，否则，便认为新郎无能而使婚姻告吹。这种占卜式的婚俗禁忌虽然形式野蛮一些，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选择良好素质的男性传种接代的积极意义。以上所谈的几种婚俗，都带有占卜的性质，都是占卜决定婚姻的实例。其中也都含有着婚姻决定于“神判”的意味，正如前文所提以的，“六礼”中“问名”时，汉族、瑶族、畲族等等民族要在收到庚帖后三日内进行一些物事占卜行为一样，都是把这种“占卜吉凶，以定婚姻”的行为视作是在听取神明祖灵的意见，也就是把婚姻的决定权，交给神明祖灵来判定了。占卜得到的是吉兆，婚姻即成；占卜得到的是凶兆，则遭受忌讳，婚约随之解散。所以此类婚俗完全地或者部分地放弃了人们的自主权力，虽然有些习俗也含有某种“优胜劣汰”积极意义，但总地说来是应当改进、革新或者扬弃的。第二部分第25节 嫁娶禁忌（1）请期禁忌“六礼”之一的请期，旧指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女家，求其同意。现在，婚期多由男女双方家庭共同商定。在婚期的择定方面，俗间多有禁忌。俗话说，“典当勿催赎，女子勿催嫁”。婚期一般是由男方先提出个意见，很少是由女方主动要求的。婚姻大事，嫁娶的日子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择吉避凶。根《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旧时，南京一带“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星家诹吉，必使无冲犯，无刑克之良辰，以全红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子。”白族也有此俗。据《白族社会历史调查》载，白族“结婚要择吉日，举行婚礼时，看其是否有‘白虎压房’或‘白虎压床’；若白虎压房、压床，便不能结婚，只有另择吉日”。让星相家推算黄道吉日，拟定婚期，是相信星相家的术算，相信星相家推算出的吉日才是真正无疑的吉日。这是俗信对于迷信活动的支持和维护。星相家为了区别于普通人故弄玄虚而讲说的那一套理论（参见本书“物事篇”岁时部分），已经不是俗信，而是迎合俗信而又超越俗信的“高谈阔论”了。它必得使民众不能自行掌握而始能保持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谈民间俗信中关于婚期吉凶的见解及其禁忌。（1）忌年结婚大礼，安排在哪一年份内，民间是有讲究的。一般是放在无甚特殊情形的正常年份办喜事。汉族许多地区忌无春之年嫁娶。无春之年，即当年无立春日，有些地方称之为“寡年”。“寡年”的“寡”字是结婚时日的大忌，会令人想到“寡妇”、“寡居”“鳏寡孤独”等词语，显然是大不吉利的。有些地方还认为“寡年结婚不养崽”，也就是没有后代，这层意思，或许是由“春”字的缺乏而来的。春字有男女欢爱的意思。像春情、春意、春心、怀春等与春字有关的词语也都有这个意思。因为，古代嫁娶是在春时举行的。《白虎通义？嫁女篇》云：“嫁婚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如果当年是无立春日的，民间也就会以为是无春的，因而男女不得交接，或者交接会造成“不养崽”的后果，所以嫁娶便忌讳安排在这一年内，而要提前一年或者推后一年了。在一年内，如果有两个立春日，各地的情形又有不同。一些地区认为这年结婚好，取“双春双喜”的意思因而出现婚嫁高潮。另一些地区认为这年结婚不好，取“双春喜冲喜”的意思。凡事过多则为淫，春淫或伤风化，不可取。再者，民间普通人总喜好平稳，不爱冒风险。在有两个春日这样不同凡响的年内，最好息事宁人。因此，也有故意躲开这年嫁娶的。和一年内两个“春”的意思相似，中南一带汉族地区，还有同年内一家禁忌举办两次婚事的习俗。湘潭一带一年内，同屋不能有进有出。一家乃至同住一屋的几家，不能在这一年中又嫁闺女又娶媳妇，否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这也是出于“喜冲喜”的顾忌。据《白族社会历史调查》，白族嫁娶年的地支忌与男女生年的地支相同，相同则不能结婚。这若在于属相方面便是属什么的不能在什么年内结婚，大约也是怕伤害着他们的“本命”。再推算一步，按地支排列的顺序，十二年是一轮。十二岁不可能嫁婚，那么，也就是忌讳男女双方在二十四、三十六、四十八，等等年龄时结婚了。在嫁娶忌年方面，除了“喜冲喜”的忌讳，还有“凶冲喜”的忌讳。据《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德宏傣族“在直系亲属长辈去世一年中是服孝期间，禁忌举办喜事。认为在此时期举办婚礼，对死者极不尊敬。更主要的是，认为在服孝期内结婚是不吉利，将来子女稀少，不易长大成人，家运不顺”。汉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此风俗。不过，有些地区，还有有意在丧服中嫁娶的。据民国《弋阳县志》载，“俗有乘凶纳妇，名曰参孝，非礼也。然其因有二：一由家贫省费，吉凶同举；一因姑舅双亡，中馈乏人，遂冒丧而易吉。”这种冒丧易吉而婚娶的习俗，据说宋代就有。虽不合礼教，然行之有因，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以喜压凶的求吉心理使然。这也可以看出，嫁娶忌年归根结底还是民间避凶求吉的心意体现。（2）忌月年份定下来后，还有月忌。在一定的月份中宜嫁娶，在另一些月份中便禁忌嫁娶。据《中国制度史》云：“古以九月至正月为婚期；仲春而尤不克昏。”相传周代男女成婚多在仲春之月。《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后世民间又有将婚嫁之宜娶月份与属相联系在一起的信仰习俗。山西定襄县一带，人们认为鸡兔两属相宜正月、七月嫁娶；蛇猪两属相宜三月、九月嫁娶；马鼠两属相宜六月、腊月嫁娶；牛羊两属相宜五月、十一月嫁娶；狗龙两属相宜四月、十月嫁娶；虎猴两属相宜二月、八月嫁娶。旧时汉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还认为腊月（有的说是腊月二十三日以后）乃至新年前后是神祇上天的时间，民间百无禁忌，这时嫁娶最合时宜，每天都是吉日（参见本书“物事篇”岁时部分）。其实，如果从社会生产方面看，腊月至新年前后正是农闲时期，这对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来说，形成如此的风俗习尚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相反，在农忙季节的五月、七月、九月，汉族、佤族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则禁忌嫁娶。说是“恶月”，这期间鬼多，不宜嫁娶。如嫁娶，则不吉利。实际上五月、七月、九月里天气炎热，食物易腐，人们劳累，牲畜易病，这期间尽量避免举行嫁娶婚礼也是有道理的。傣族在傣历九月十五日以后的三个月内禁忌结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三个月傣族叫做“进洼”时期，在进洼出洼这三个月内老年人每隔七天要拜佛一次。这期间正值雨季，生产较忙，筹办不易。这期间结婚，群众会说新人像牛马一样，像狗一样，不知季节，死后会变成狗的。现在虽然这种禁忌有了一些变化，个别男女青年由于爱情深厚或因婚前有孕等情况也有不顾传统惯习的限制而结婚的，但结婚后，仍须用酒肉祭寨，请全寨人吃一顿饭。否则，大家会认为触犯了寨鬼，将来寨子内发生疾病和其他灾害时，就要由结婚者负责。台湾民间有嫁娶忌四至九月的习俗。当地的俚谚云：“四月死日，五月差误，六月娶半年某（妻），七月娶鬼某，八月娶土地婆；九月狗头重，死某亦死尪（夫）。”其中的道理，“四月死日”是因“四”与“死”同音，因而嫁娶吉日不能放在四月里，以免引起不祥的联想，成为不吉的兆头。“五月差误”是因“五”与“误”同音，五月为恶月，这月嫁娶恐有“差误”。当地民间还有“五月娶五毒某”的说法，也是基于五月五日端午节，俗称“五毒节”的缘故。“六月娶半年某”，是因六月等于半年，俗畏“半年夫妻”之兆，担心早丧偶或离婚，造成一方或双方的不幸。“七月娶鬼某”，是因为七月俗称“鬼月”。这月阴间的一些孤魂游鬼会一齐涌到阳间来讨吃。在崇信鬼神的时代，人们害怕触犯鬼魅，便忌讳在此月内嫁娶。“八月娶土地婆”，是因当地八月十五日是祭土地公的日子，八月里嫁娶，恐怕娶着了土地婆。据说土地公惧内，怕老婆。因而在八月里嫁娶恐怕将来也要怕老婆的。“九月狗头重，死某亦死尪”，“九”与“狗”谐音，“狗”是常常用来骂人的咒语。民间有不正当关系的男女为“狗男女”，所以当地人忌讳“九”字。九月又是霜降的节气，“霜”与“丧”谐音，故而担心在这月里结婚，日后不是死妻就是死夫。以上所谈到的台湾忌四月到九月嫁娶的禁忌理由，表面上是从吉凶观上考虑的，而实际上则仍是根据农忙农闲的气候变化的关系而约定俗成的。台湾十月到翌年三月是农闲时期，四月到九月是农忙时期。而且四月到九月间，天气正值暑热，台风、暴雨变幻无常，往往会打乱人们的正常生活安排。如果恰在预定的嫁娶日来了暴风雨，或者天气特别炎热，都会影响嫁娶的正常进行，会影响人们喜庆的心境，给人们带来烦恼，这当然对于嫁娶这样的吉庆喜事来说是不祥之兆，因而四至九月便成为嫁娶的“忌月”了。（3）忌日嫁娶的月份选定之后，还有需要避开忌日。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忌单日嫁娶、结婚的习俗。俗话说，“好事成双”。婚姻为男女双方之喜事，若在单日，意味着不吉，故多择取双日。汉族某些地区尤忌七月七日嫁娶。据陕西《蒲城县志》载：“七月七日，迎新嫁女避节。”此俗与织女牛郎的传说有关。相传织女为天帝之孙女，私自下凡与牛郎婚配，后被迫回到天上。织女与牛郎每年七月七日才能相逢一次。民间忌七月七日嫁娶，亦反映出人们祝福儿女婚后永不分离、幸福美满的良好愿望。在农村一些地区还忌初五、十四、二十三等日子嫁娶，许多地方又有一些特殊的事由而忌某日嫁娶的，都是为了避凶求吉。白族婚日，忌用男女任何一方出生年月的属命，如男女一方属马或属鼠，则属马日属鼠日不能结婚。黎族人婚嫁择日避忌虎、猴、牛日。据《清稗类抄》云：“黎人无时宪书，不知甲子，然于婚姻，亦必择吉日。其法：按十二兽，以手推算，所择日与选择家暗合。或云，虎猴牛，黎人以为恶兽，避之则吉。”哈尼族嫁娶忌在日蚀日或月蚀日。以为日蚀日、月蚀日内嫁娶，婚后必生六指儿、双胞胎或缺嘴婴儿，故视为大忌。以上所列举的忌年、忌月、忌日等选择婚期之禁忌习俗，除少数地区仍有保留外，大都已被革除。现在嫁娶，农村仍是农忙时少，农闲时多；城市里则大都选择在“五？一”、“十？一”和春节前后等国家法定节假日里举行，且多以公历纪年计算时日，因而旧时的婚期择日禁忌，大都失去了约束人们的效力。有些老年人虽然仍能记得一些择日方面的禁忌习俗，也往往会因为青年男女的不在乎而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第二部分第26节 嫁娶禁忌（2）亲迎禁忌亲迎是“六礼”最后一项，即迎娶新娘的仪式。因为亲迎是周以后的礼俗，所以是指的男的迎娶女的。（1）入赘禁忌在远古时代，是“男子出嫁，女子娶夫”。那时是男随妻姓，子从母姓。如大禹王就是这样，未婚时姓姒（从母），婚后姓涂山氏（随妻）。所以，如果远古时代亦有亲迎的仪礼的话，那一定是女的迎娶男的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演进，亲迎的风俗仪礼也全然倒过来了。现在如果再有女娶男的婚姻，民间反而会称之为“倒贴门”、“倒插门”、“倒站门”，一个“倒”字说明了它是“反风俗”的现象。在男权社会中，赘婿是不得已的事情。据《汉书？贾谊传》云：“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赘，一说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可见这种赘婿是有典质的性质的。秦俗，赘婿必须剃光头，称之为髡，是一种刑罚，可见秦时赘婿是倍受歧视的。直至今日，在汉族、景颇族、白族（勒墨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中仍然有忌讳招女婿的习俗。世俗对赘婿仍有轻视、歧视的陋习。不过，现在赘婿一般无有典质的性质了，却常常是为了传宗接代，或者是为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种婚姻也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成为一种易风移俗的典型和男女平等的象征。还有一些民族中素有赘婿的惯例。如门巴族中招赘婚就占婚姻的半数。在人们认为“嫁”和“赘”一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女婿照样可以顶立门户，继承财产，养老送终。但招赘婿的仪礼比较简单，没有下聘礼等过程，只要男方同意，择吉日由一男青年陪新郎到女家举行婚礼即可。壮族入赘婚也是比较简单的。结婚时男方不收礼物，不备嫁妆，结婚所需一切都由女方准备。男子出嫁好天，家中一般都不举行婚礼，不摆宴席。但女家要杀鸡宰鸭，招待宾客。当日由女方家长者为赘婿改姓换名，随女儿排行。壮族赘婿在家中和社会上，不但不受歧视，还有极高的地位，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在女家，赘婿被当作亲儿子一样看待，同辈与他称兄道弟，禁忌用“姐夫”、“妹夫”来称呼赘婿。台湾高山族男子“终身依妇以处”，以致“俗重生女不重生男”。生女谓之有“赚”，生男谓之“无赚”。另外，像云南傣族的“上门居”和布郎族的“从妻居”等也都有“女娶男”的意味。不过意义不是那么完全。就“男到女家”落户的婚仪简约一点来看，一是可以说明这一习俗的古朴无华，因为它是自远古时代相沿袭下来的缘故；二是可以说明，这一习俗于男权社会中存在的不易和艰难，这是其倍受歧视和袭扰的结果。无论如何，招赘婿仍是现实中国社会婚俗中的个别现象或者少数现象。在中国大多数民族和地区内“女嫁男，男娶女”的婚姻还是最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因此，男方迎娶新娘的礼仪就被俗众日益丰富、强化因而演变得十分繁杂了。在这些风俗中包括着许多禁忌，其目的仍然不外乎趋吉避凶，消灾免祸，确保新人婚后的幸福和美满，当然，也会掺杂着一些伦理教仪的思想意识在其中。（2）婚期前夕禁忌在婚期到来前夕，为了婚礼举行得顺利，尚有许多禁忌。据《说蛮》载，仡佬族女嫁必折二齿，否则恐妨夫家。俗称之为打牙仡佬。清人田雯在《黔书》中说：“（找牙仡佬）女子将嫁。必折其两齿，恐妨害夫家也。”凿齿习俗是仡佬先民的遗俗。西晋张华《博物志？异俗篇》云：“（僚人）既长，皆拔去上下齿各一，以为华饰。”而恐妨害夫家，显然是后世附会到这一习俗上的礼教。土族姑娘出嫁前一个月内忌见生客，忌操持家务，除做嫁妆外，就是学唱“哭嫁歌”。这期间因为老坐着不动，所以俗称“坐嫁”。坐嫁期间，姑娘的饭量要逐日渐少，以使体态窈窕，面孔白皙。也显得孝顺娘亲，不愿离去。这与彝族的“杂空”是差不多的。彝族姑娘临近婚期，也要开始“饿食饿水”（减少饭食），甚至绝食。彝族称之为“杂空”。“杂空”时间，一般为三五天，多者七八天。“杂空”期间，新娘仅吃少许鸡蛋，喝几口水。俗以为“杂空”时间越长，越显得新娘懂礼，有毅力，光彩。如果姑娘在出嫁前大吃大喝，就要被大家耻笑。据说这样限制新娘，减少饮食是因为一个“虎妻”的传说。传说古时候，有个要出嫁的姑娘，在娘家大吃大喝，等她走向夫家时，半道上便要解小便。结果在路边草丛里被老虎吃掉了。老虎变成了新娘成为虎妻。新郎的妹妹发现了虎妻的秘密，也被老虎吃掉了。后来，新郎才用计谋烧死了老虎。这个传说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不让新娘多吃多喝是为了避免在去婆家的途中大小便。因为，新娘去婆家途中忌讳大小便。甚至进了男家，三天之内大小便都是要被人笑话的，所以才有这嫁前“杂空”的习俗。这实际也有礼教带给妇女的束缚。女子一旦嫁人，就身不由己了，必须学会严格地约制自己的行为。过去，回族男女青年结婚前一个月内，不准彼此见面，要呆在家中，请阿訇念“尼卡哈”经。如今，此俗已不很严格了。东北某些地区的汉族中，也有结婚前三天不准女方到男家去习俗。大约是重视亲迎仪礼的意思。如果平时双方来往自如，那么亲迎也就显不出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了。湖南湘潭一带婚期前还有一件对男性保密的禁事，即让新娘吃醋炒蛋。目的是根据日期推算，抑制新妇婚日来潮。婚日新妇有月经是很忌讳的。旧俗谚云：“骑马拜堂，家破人亡。”汉族民间有将妇女用的月经带叫做“骑马布”的。可知系指此事。妇女的经血，本来就是禁忌的事物，含有“血污”、“脏”、“不洁”、“崩”、“破”等多种忌讳的语意，在此喜庆之日时，是根本不能出现的，所以要忌讳。在豫东一带，婚期之前，若是新郎的母亲病了，常好与女家商议，择某吉日黄昏起更后，约亲家母和未过门的媳妇来男家“冲喜”。俗以为未过门的媳妇做的面条儿，有治愈疾病的效力。如果未来的婆婆吃了未来的儿媳做的面条儿，病就一定会好的。做饭时，须未来的新郎执灶。但未婚男女双方，不得谈话，否则，就不灵验了。俗称之为“哑饭”。这一习俗很有趣味。一是反映出婆婆想儿媳妇的焦急、迫切心情，——一旦满足她的愿望，她的病就会好的；二是看到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在民俗中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假如未婚男女在这种场合下一说话，那面条儿祛病的魔力也就消失了。可以想象，这一幕“冲喜”习俗的哑剧该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恰切地符合男性家族的需要，正是这一习俗得以在汉文化中滋长生存的根基。以上的几个婚期前夕的禁忌实例，大都是针对女方的限制，还有一些习俗禁忌，是针对男方的。例如畲族“作亲家伯”的习俗中便有这样的一些禁忌。“作亲家伯”在福建霞浦县畲乡最为流行。按惯例，“亲家伯”既是男方选派的歌手，也是男方婚礼仪程中的全权代表。结婚吉日前两天，亲家伯便挑着礼物来到女家。女方村寨的妇女热情迎接亲家伯，将板凳放在女家堂屋东首让他坐。畲家规矩，坐东首为贵，坐西面为谦。十分懂得畲家规矩的亲家伯马上就会把板凳从东首移到西首，以示谦虚。接着，女方请他抽烟，他会在感谢声中掏出自己的烟来敬献给女方村寨的人，不但向男子敬烟，向妇女敬烟，甚至向在场的小孩子客客气气地敬烟。按畲家风俗，要是亲家伯不表示卑微，不懂得挪板凳而稳坐东首，不懂得敬烟礼仪，女方村寨上的妇女们就会绝不客气，会当场在他的板凳底下点燃鞭炮轰他，甚至要烧他的衣服，把他赶走；如果亲家伯的歌子唱得不美，也会遭到妇女们的奚落，甚至让他扛犁做牛，连夜把他赶出村寨，另请高明来娶亲。当然，那些既懂规矩，歌子唱得又绝的亲家伯，妇女们不但不敢难为，还会以重礼相待，陪伴对歌，从夜幕降临直到旭日东升，连续长夜对歌两晚。（3）婚不亲迎禁忌亲迎的礼节，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古时称婚配的妇女为“妻”，是取“齐”的意思。《说文解字》，妻为：“妇与夫齐者也。”（《康熙字典》引《说文》云：“妻，与己齐者也。”）《礼记？郊特牲？注》“齐谓共牢而食同尊卑也”。为了显示同尊卑，所以要亲迎。亲迎是六礼中最重的一项礼节。如果不亲迎，则女方是不肯嫁过门去的。据《中国制度史》云：“六礼为为妻之征。故六礼不备，贞女守义不往，以嫌于为妾也。”妾俗称“小老婆”，贱于妻，故民间忌为人妾，且讳担妾名。据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所说，亲迎婚俗，古代无有不行者，只有皇帝结婚时亲迎与否说法不一。《春秋公羊传》说，天子至庶人皆亲迎；《春秋左传》则说，天子至尊无敌，无亲迎之礼。不过，亲迎虽是古礼，但民间也有习俗不同的地方。据《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云：“齐俗不亲迎，于春秋已然。”可见古时民间也有不亲迎的婚俗。而今，不亲迎的习俗也还不少。像江西南昌县、戈阳县等地都有不亲迎的习俗记载。据《山东民俗》一书称，现今山东省内的婚俗，就有“迎亲”、“等亲”、“送亲”三种情形。其中只有迎亲一种是新郎亲自往女家迎接新娘的，可以称作“亲迎”，而其他两种就都不是“亲迎”的方式了。亲迎或不亲迎都是一方一地的风习，本无所谓是非，只是，身在其地，往往不得不随俗而已。不随俗者，便会有犯忌之嫌。（4）婚不用乐禁忌如今结婚，常常吹吹打打，以鼓乐相配。农村吹鼓手有专司其职的“喜班子”。还有用录音机播放歌曲、戏曲、器乐曲的，显得非常热闹、喜庆。如果谁家结婚没有鼓乐声响，冷冷清清，倒让人觉得不吉祥，是犯忌讳的。但古时候结婚是不用乐的。《礼记？郊特牲》云：“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郑玄）注云：“幽，深也。欲使妇深思其义，不以阳散之也。”也就是说，婚礼不用乐是为了让新娘子深思做妻子的妇道，而不至被喧闹的音乐声动摇她的意志。这种解释道学家的气味甚浓。或许这并不是民间的初衷，而是礼教对风习化一的结果。设想，假如当时无人将音乐用于婚礼，那《礼记》中又何必一定要言及此意而立此规矩呢？大概当时就有一些用乐的风习存在，故而甄别文质，抑或效法古仪，士大夫们才选中了不用乐的规矩。甚至还规定有“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的礼法。虽然礼法立下了，但民间仍旧有民间的俗信和民间的做法。因而婚礼用乐，自古不绝。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一些方志中常常有这方面的感叹。如“礼，婚礼不用乐，幽阴之意也。今县俗俱以鼓吹从。由来已久，莫悉所始”。“县宦族富室，虽或亲迎，而必用鼓乐，亦非古也。……然秦汉而后，已不为非矣。非独于今然也”。不过，如今有些偏远山乡中和城镇里婚事从简者，也不用乐。此属风俗中的特例，应当别论。少数民族中亦有婚不用乐的。云南巍山彝族办喜事时不打歌，办丧事及其他节日才兴打歌。此或为婚礼的古俗遗存。（5）婚礼不贺禁忌中国古代有婚礼不贺的礼法。《礼记？郊特牲》云：“婚礼不贺，人之序也。”婚礼只是人生正常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仪礼，没有必要特别地进行祝贺。但后来这种礼法也完全被世俗的惯习所淹没了。或许是出于对此种人生最重之仪礼的珍视，婚礼的祝贺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生仪礼。民间惯习的这种力量迫使统治者从礼法上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更改。《汉书？宣帝纪》云：“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至此，婚礼相贺成为合礼合法的事了。有人说这是喜筵之滥觞，实则不如说是喜筵合法化之滥觞。婚姻贺礼，如今仍相当普遍。今俗有“凑份子”一说。即是指为亲友婚嫁送的贺礼。贺礼的“价码”，不断暴涨，不送又遭忌讳，所以民间这一陋俗，颇遭非议。现实新风尚，提倡改革旧俗，但目前尚收效甚微。河南荥阳一带，婚礼用羊、酒作贺。羊忌黑眼，酒忌不醇。台湾风俗，婚贺礼忌用鸭子。因“鸭”与“押”同音，恐不吉利。但若用来做菜肴，倒也不妨。婚嫁日祝贺的人多少都无妨，但最忌有人上门要债、闹事。婚姻是喜庆的事，假如往日有仇冤的人家，此时上门来闹事，则是大大破坏了吉事的，是最受忌恨的。这将在新婚夫妇今后的生活命运中投下可怕的凶厄灾难的阴影。这时也最忌有人上门讨债。白族结婚时，按规定由男女双方氏族头人公开宣布：今天是喜事，不准任何人要债、逼债。如违犯禁忌，就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和惩罚。（6）婚礼不放爆竹禁忌据清人熊伯龙《无何集》云：“爆竹本驱鬼之意，非礼莫甚。而今世吉凶事皆用爆竹，失礼之中又失礼矣！”这反映出礼法对世俗惯习的无可奈何。其实，喜庆中燃放爆竹，确有驱鬼之意含在其中，民间所谓“崩崩邪气！”因为越是大喜的日子，越是担心有恶鬼捣乱。所以要用爆竹崩崩，以壮行人之胆魄，也不至使那吉祥之兆散失。由于每逢喜庆（包括喜丧）之时都要燃放爆竹，所以久而久之，由于条件反射的缘故，一放爆竹，人们就猜想是有（红白）喜事在举办了。所以放爆竹便又增添了喜庆、热闹的一层含义。而办喜事不燃放爆竹也就更多了一层忌讳的理由了。（7）迎娶时辰禁忌和请期不同，迎娶的时辰是由男方自定的。但一般都遵从当地的风俗惯习，并通常也是要与女家通气的。从婚姻的婚字，可以知道古代婚娶是在日落前后举行的。婚，古文为昏。《尔雅？释诂》云：“日入后二刻半为昏，昏来则明往。”《仪礼？士昏礼？注》云：“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阳往而阴来。”可见古时嫁娶在昏时，是取阳往而阴来之意，亦即实扣男（阳）亲迎女（阴）之意。若不以此时迎娶，则婚不以时，恐不吉也。今民间仍有半夜娶亲的风俗残存。不过，其理由大都传说不一。许多人说是因当地曾有某某恶霸或权势人物强行“初夜权”而导致此俗的形成。不过，笔者仍觉得此俗是古代蛮野时期掠夺婚姻习俗的一种遗存。《仪礼？士昏礼》云：“主人爵弁，纁裳缁袘（衣）。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这种穿黑衣，乘黑车，执火炬的亲迎队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原始部落夜间隐行“掠妻”的壮举。现在湖北神农架一带，还有夜半打鼓娶亲的风习。待夜阑更深人静之时，男家即遣迎亲者打鼓鸣锣放鞭炮去女家迎娶新娘。按当地的俗规，当日必须把新娘接进家门，否则，便担心会出什么差错。由于山高路远，所以他们半夜就早早起程了。敲锣打鼓固然是为了喜庆热闹，也有惊吓山中野兽的作用。因此，这种婚俗的存留归根结底还是适应了当地民众生活的需求的。如今，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婚娶都是安排在白天进行的。夜间嫁娶毕竟有许多不方便处。这种习俗的演变，也是由质朴向文明的转化，是民间风俗的一种自然、正常的发展趋向。不过，旧时，婚嫁还有拘惑于术士们的谰言而不敢随意更改吉时的禁忌。比如必须在巳时午时之交（即上午十点到十二点）迎娶等等，这就是迷信的困扰了。第二部分第27节 嫁娶禁忌（3）（8）婚服禁忌中国民间结婚办喜事时，绝大多数地区和民族都有特制的新婚礼服。婚服要新，取“新婚大喜”之意。若着旧装，则不吉利，或有新人不贞之嫌。不过，也有穿旧衣出嫁的风习流行。新娘出嫁穿旧衣见于黔东南侗族，其他地区也习见。新娘出嫁这天，送亲的姑娘都着新衣，带银器、首饰，个个花枝招展，惟独新娘却穿着旧衣、草鞋，且无头饰、首饰，不带嫁妆。此举之意义，在于告诫新娘婚后要勤俭持家，反映了侗族的传统美德。其他民族和地区，大都对婚服十分重视。做嫁衣亦要选择吉时。嫁衣要由福寿双全、儿女双全的妇女裁剪。忌寡妇、不孕妇等裁剪缝制。新嫁娘的礼服忌有口袋，以免将娘家的财产以及福气带走了。礼服要用一块整布料裁制，忌讳用两块布缝接。取“从一而终”、“不再婚”之意。一般新嫁衣崇尚红色，忌讳白色。此俗流行于汉族，其他民族也习见。山东一带，嫁衣要上下一身红，通常喜棉忌单。云南巍山彝族结婚时，新郎新娘都忌穿白色衣服，直到婚后一百天才能穿白衣。台湾民间新娘出嫁虽亦喜好红色，却又有上头衫、仔裤颜色纯白的，取“忠贞洁白”之意。粤北壮族新娘出嫁喜穿黑色的嫁衣。并由穿黑衣裤的伴娘陪伴，打黑伞去男家。黑色嫁衣是由男家缝制的，只是在婚娶前才由媒人送往女家。据说这一习尚是从喜鹊羽毛为黑色而来的。俗信穿黑色嫁衣表示喜庆、吉利。不知是否还与古代亲迎着黑衣的习俗有牵连。旧时，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嫁娘则必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过去此俗多流行于满族、汉族、朝鲜族及其他民族。据《清稗类抄》云：“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惟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翠四凤，皆后妃之服。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然《续通典》所载，则曰庶人婚嫁，但得假用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所谓凤冠霞帔，于典制实无明文也。至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凤冠霞帔，以表示其为妻而非妾也。”可见，当时新娘不用凤冠霞帔已成为一种忌讳。一是怕不吉利，二是怕人说不是嫡妻。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帝制的垮台，此俗逐渐变革。如今穿九品官服，用凤冠霞帔的已很少见了。汉族等多以漂亮、崭新的西服、时装为时兴婚嫁衣。新娘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其他民族也多以自己的民族服装为婚嫁衣。凤冠霞帔式的婚嫁衣只有在民俗展览会上、戏台上或民间游艺节目中才能见到。那些相应的婚服禁忌也大都随之消失或转化为他种形式了。（9）迎亲禁忌迎亲是大喜的日子，这一天是阴阳合配，男女双方成就百年之好的第一天，民间十分看重，总想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因此，这一天禁忌也特别繁多。迎亲日，虽是吉日，也有宜忌，男家应先看好该日忌什么。汉族及其他一些民族均有此习俗。白族迎亲日如果忌路，须沿途打锣；忌地，走时要铺毡或席；忌门、忌厨，要把门和厨房遮住。哈尼族迎亲时，男家派一对父母健在、家中无死于非命的所谓“干净”的中年男女作为迎亲人，到女家迎接新娘。东北汉族、蒙古族迎亲的人要是单数，少则七到九人，多则十一到十三人，人数不等。回来时加上新娘，正好是双数。而湘潭及中原一带，迎亲的人数要成双，但又有忌八、十六这两个数的，其意不详。许多民族迎亲人都忌寡妇参加，要派“全科（活）人”。朝鲜族迎亲时，新郎忌脚踩地。离家上马时要踩粮袋，到女方村庄下马时第一脚也必须踩在粮袋上，取婚后稻谷满仓、生活富足之意。新郎忌直接闯入新娘家，要在女家近邻借一所房子临时驻脚，在这儿换上九品官服——婚礼服。苗族迎亲时，按规矩，新郎要到隔壁邻居家中吃饭，不能在新娘家进餐。而一同来迎亲的陪郎们却能够受到新娘父母的热情接待。保安族在迎亲日，女家设宴盛情招待迎亲客、媒人、阿訇等人。这时，女方村中的小伙子要来“闹席”，让迎亲客和媒人吃不安宁。有时还会把迎亲客一一拖到院子里，用沾有锅底灰的棉花、羊毛等乱抹一气，把迎亲客抹成一个个的大花脸，甚至拳打脚踢一顿。这时，迎亲客忌讳变脸生气，还要满面笑容。如果谁脸上有不高兴的表示，就意味着两亲家以后不和好，不吉利。抹黑脸、拳打脚踢是一种特殊的祝贺婚姻美满的方式。据说，是为了让新娘婚后生的孩子能够认识舅舅。锡伯族接新娘的喜车，不论路程多远，一旦上路，既不能停歇，也不能离开车辙，更不能给其他车让路，必须马不停蹄地一口气赶到婆家。如遇对面行来的也是喜车，则在两条车辙正中插一把刀，各自顺一条车辙错过。新娘从上车直到婆家，不论喜车如何拐弯，一路上须面朝事先定好的方向坐着，亲人则帮助其不断挪动身子。柯尔克孜族迎亲日的风习更奇特。当新郎在迎亲人的陪同下骑着马来到女家时，女眷们很有礼貌地迎接着新郎和客人，男人们却手拿绳子，一涌而上，把新郎五花大绑捆在帐篷（或门）前。此时，新郎绝不能说一句怪话，也不能流露半点不满意的情绪。新郎被绑之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也被女家亲友们绑了起来。人们把新娘和新郎拴在一起，大家在欢笑声中围观这一对新人。直到新郎的父兄向女方亲友“求情”再三，赠送许多礼物之后，这一对新人才被“释放”。但整个过程迎亲人都忌讳恼怒，否则于亲事不吉。这种迎亲习俗可真新奇，其中是否也体现出了野蛮时期掠夺与反掠夺的婚姻习俗遗迹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10）送亲禁忌送亲是指女方亲友送新娘出嫁。送亲的人也要是“全活人”，忌寡妇、孕妇送亲。这在中原一带极为讲究。在渤海湾一带，送亲的人有“爹送妈不送”、“姑不娶，姨不送，舅妈送一场病”的禁忌习俗。都是关于女人的禁忌。禁忌女人在迎娶中出面，一方面是对女人的蔑视，另一方面也因女人心肠软，感情脆弱。看见亲人出嫁会生出一些悲伤的情感来，说不定还会流泪失声，其与婚娶不吉，因而有些禁忌。迎亲、送亲的人还有属相禁忌。山东流行的忌讳歌谣为：“辰子申忌蛇鸡牛；巳酉丑忌虎马狗；寅午戌忌猪兔羊；亥卯未忌龙鼠猴。”许多地方是不亲迎的。由女方直接把新娘送往男家。也有一些地方女方不送亲到男家，只送上轿（车、马）。富贵人家还有随新娘“嫁”过去的“陪嫁丫鬟”，这样的送亲人便一送而不返了。古代有嫁女之家三日不举火之禁忌。《礼记》有记载，说是为示伤离。送亲禁忌中以孕妇送亲为最忌。大概是怕“触染”得新娘也有了身孕，从而成为一个不贞的新妇吧。其实，新娘的贞洁与否，与送亲的孕妇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种联想乃是原始思维中“同类相生”观念的反映，是对“交感巫术”力量的畏惧才实施的禁忌习俗。（11）上轿禁忌新娘上轿前，中原一带有喝“催轿汤”的习俗。娘家嫂子辈给新娘做临行前的一顿饭，叫“催轿汤”。新娘吃起来很有讲究，即不能不吃，又不能吃完。民歌中有这样的唱法：“如若是喝了吧，怕穷娘家；若要说不喝吧，怕穷婆婆；罢罢，我喝一半，留一半，两头都过好生活”。可见那“催轿汤”是某种“财气”的象征。喝催轿汤又是对新娘情感的测试。为了不使新娘子丢丑，好心的人儿是会事先把其中的忌讳告诉她的。新娘了上轿时禁忌足踏土地。旧时，汉族、回族、满族及其他一些民族都有此习俗。不踏土的理由据说是怕沾走了嫁家的灰土，带走了娘家福气，有人认为这原是新娘依恋娘家不肯离去的缘故；有人说这是表示高贵的身份；还有人说是为了避邪求吉。民间婚礼通常只是执行这些婚俗禁忌，并不解释其中的道理。上轿不踏地的办法有许多种。有的是把轿子退到房门口，由新娘的父兄或抱或背送进花轿；有的则让新娘在红缎绣鞋的外边再套上父兄的大鞋，走着上轿，上轿后再将外面的大鞋脱掉，不沾娘家泥土；也有的是在地上铺上红毡子或草席子。有的民族新娘不坐轿、车，而是由娘家舅、兄等用红毯子裹住新娘子，轮流背到新郎家。中途不准新娘脚沾地，也忌讳新娘脚沾水。南方水乡婚娶时，也有隔船抛新娘的习俗。如果在这些习俗中由于不慎让新娘掉在地上或水里了，那是很不吉祥的。娘家人就要让人笑话，甚至会遭厄运。上轿前，按汉族的习俗，新娘要蒙上红盖头。红盖头即是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可蒙住新娘的头面脖肩，使其不能被人看清楚面目。旧时，其他许多民族中也有此俗流行。现在汉族中也已很少见了，但有些少数民族中仍有此俗流行，像瑶族新娘就有用蜂蜡把头发染硬，盖上有眼的木板，加上红盖头的习俗。据说，此俗是很古老的，有类女娲“以草为扇”，是遮羞的，其红色象征火，象征吉祥，可以防邪。陕西流传一句禁忌掀盖头的俗谚：“盖头一掀，必生祸端。”还有人说“盖头”是古俗掠夺婚的遗存，新娘子蒙上“盖头”就看不见路了，使她不得跑回自己的家中。现代文化人类学者又从过渡仪式上解释“红盖头”的作用，说盖头的作用是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一个过渡的仪式，使新嫁娘结束了在娘家做姑娘的生活进入到婆家成为媳妇。“盖头”被揭开象征了女人一生中的最重要的生活转折。回族新娘的盖头与汉族不同，它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过去，回族妇女都戴盖头，少女戴绿盖头，老妇戴白盖头，新娘戴黑盖头。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把妇女的头发列为羞体，必须遮盖起来。现在回族婚俗中这一禁约也不太严格了。也有许多新娘开始把烫了若干花样的头发露给外人看的。新娘子蒙盖头的习俗现在虽然很少存在了，但在旧时却是中国最普遍最有特色的一种婚姻习俗。新娘子从上轿前蒙上盖头一直到下轿、拜天地，入了洞房之后才能由新郎掀开。否则，不蒙盖头，或者过早掀开都是要遭忌讳的。这一习俗曾使许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生米做成了熟饭”。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往往都是新郎掀开“盖头”之时，才得见新娘的面孔，因而许多婚姻悲剧也就从这一瞬间拉开了序幕。中国大多数民族都有哭嫁的习俗，即在新娘上轿前后要放声痛哭，有的还边哭边唱着“哭嫁歌”。哭嫁的原因，是表示不愿离开生身父母，去到一个陌生的家中生活。同时，也含有惜别少女时代的亲友的心情。哭嫁有真哭假哭，或者说是真伤心的哭还是履行传统习俗的仪式而哭的差别。如果婚姻不称心，新娘不情愿，那哭声就很悲伤，是真哭，是对不合理的旧婚姻制度的哀怨和控诉；如果是心里很高兴，对婚姻很满意，那哭声就平平。还有新娘上轿时哭不出来的。这时娘家人就会觉得很难看，要劝新娘哭，送新娘的嫂辈们会半开玩笑地说：“哭两声吧，嘴里哭，心里愿，不哭两声不好看！”再不哭，母亲就要上前打着、拧着逼新娘哭了。因为新娘上轿时不哭，人家会说新娘子傻，没教养，没人情味，婚后两口子也不会过好。哈尼族、土族等也认为新娘不哭嫁，意味着这门亲事不吉利，婚后日子不美满。新娘上轿出大门后，女方家人随即将大门关好。据说这样做也是防止新娘将家里的财气带到夫家去的。旧时汉族有此忌讳，如今台湾仍颇流行。山西有送女出门之后为女儿祝福的习俗。据《清稗类抄》云：“山西某县，凡嫁女者，喜舆既出门，设几于堂，女之母辄服大红衣而坐其上。旁一人，持饴糖与食，且问之曰‘甜否？’必大声应之曰：”甜‘。意谓若是，则女必为翁姑所爱宠也。无母，则父为之；无父，则伯叔父母为之；无伯叔父母，则疏属或戚串为之。不行此礼，则视为不祥。“可知女儿出嫁后能否受翁姑的爱宠是女家最挂心的事了。这是家长制社会中产生的习俗禁忌。其重视的不是夫妻间的感情而是尊长的态度。反映在民间生活口语中，则表现为不说”娶妻“，而说”娶媳妇“；不说”嫁人“而说”过门“等等，都是从属于家长的说法。土家族新娘出大门后，女方几位老者即站在大门口，朝着新娘离去的方向大喊：”丫稍—丫稍—丫稍口扶。“意即”福运回来哟，福运回来哟。“从大门口一直喊着走回经堂。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新娘带往夫家的福气追回来了。否则，新娘会将娘家的福运瑞气带往婆家。由此可见，”福“当是自私专有的。虽是儿女亲家，也是相争不让的。第二部分第28节 嫁娶禁忌（4）（12）途中禁忌中国人观察事物，总爱以对称的心理去补充想象。上对下，左对右，前对后，始对终等等，都容易产生这样的联想。因而，“始”总是带有征兆（兆头）意义的。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往往便认为最终也会有相应的结果，所谓“一好百好”、“一顺百顺”。这种信仰观念在嫁娶中也反映得很突出。把新娘子接上轿往男家抬去。这途中便是一对夫妇始合阴阳之“始”。所以，这一段路是带有兆示意义的。如果一路平安，未犯忌讳则新娘夫妇便大吉大利，如果有什么忌讳的事情发生了，便不是好兆头。所以，必须采取一些避忌的措施和违犯禁忌后的破法以确保吉祥，祛祓凶患。新娘子忌三相，即上轿、下轿和坐帐的方向。这是迎亲前就看好了的，大多数是听信风水先生的。不过既然有人说了这样的方向好，便不敢违拗，最好照此办理。风水先生正是投机于民间这种“慎行笃诚”的迷信心理。中原一带，汉族结婚行轿的习俗中，有“东来西走，不走重道”的规约。即轿来和轿去的路不能一样。这或许是怕“重”字讳，担心走重道要重婚。豫北民间有“走回头路，夫妻不能白头到老”的说法。又或许是怕一些恶鬼邪祟等在那轿来的道上捣乱使坏。绕道一走，那恶鬼邪祟自然便阴谋落空了。这也是一种避忌的思想原则，虽然简单了一些，却很可满足一般平民的心理需求。迎亲途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禁忌，要数“喜冲喜”的忌讳了。据资料表明，河南、山东、江西、湖南、台湾、云南等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此俗流行。汉族、锡伯族、畲族、苗族、回族等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禁忌。所谓“喜冲喜”，即“两家婚娶相遇”。俗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是基于相克思想的考虑，以为两喜相遇，势必要比个高低，或论财势，或论人势，假如一方超过了另一方，则那比败的一方就会很丧气、败兴，因而是不吉利的。而比胜一方的“喜”虽然冲了、淹没了比败一方的“喜”，但是自己一方的“喜”也因此而减弱了，喜庆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所以也是不吉利的。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的兴致扰乱、抵消自己的兴致。所谓喜“好事独占”，讳“福无双至”。但是，婚娶相遇的事还是经常会碰到的。因为，嫁娶的随俗，一般都在农闲季节，民间忌月、忌日又是相同的，选择吉日吉时，也很可能就碰在了一起。那么真的发生了“喜冲喜”的事情又该如何办呢？过去，假如两家娶亲的日子相同，有比赛相争不让的风习。谁争了先，占了上风，谁就有福气，另一方就“晦气”。苗族如果有两个（或几个）新娘同一天出嫁同一个寨子，那么，俗以为先进寨子的有“福气”。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尽量避开同一天出嫁，如果避不开了，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先进寨子。锡伯族接新娘的喜篷车禁忌与其它喜篷车相遇。如果相遇，不能停车相让，必须很快地并行而过。江西全南县忌讳“迎娶花轿碰头”。++++++++++++++++++++++++++++++++++++久久电子书提醒您:爱护眼睛合理休息++多格式免费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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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轿碰了头，双方轿夫各自竭力将花轿抬高，力争超过对方。据说，谁家的花轿抬得高，谁家就能赢得“发运”。往往因此而发生双方的激烈冲突，甚至大动干戈。也有另外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由双方的新娘互换随身佩戴的金戒指，或者由迎亲队伍双方互换新手帕、新毛巾。用这样互相祝贺的方法代替互相竞争的方法，使双方都避免了不吉祥的兆头。湘潭也有这种新娘互换礼物（手帕、红头绳）的习俗。回族新娘前往男家的路上，也忌讳与其他娶亲的队伍相遇。如果相遇了，两家新娘要互换腰带，以为补救措施。台湾民间婚娶如果遇上“喜冲喜”的情况，也要让双方新娘互换头上插的簪花，俗称“换花”。据说不“换花”，必然会有一方要遭遇灾难。大概这类互换物什的方式可以使双方具有同一性。中国民间有这样的习惯，即把敌对的一方和己方同一起来，从而让敌对的一方自己取消敌意。当然，喜轿相逢，互换礼品，不是互相诅咒，而是一种妥协的方法，客观上也起到了互相祝福的效果。畲族如果两个新娘同一天出嫁，走同一条路线或同走一段路，两个新娘必须商定谁先走，谁后走，不能同时并行。一般都是让婆家路程较远的先走。后走的新娘不能跟在先走的新娘后边走，那样叫走“旧路”，是不吉祥的。后走的新娘要让一头角上扎红布、插红花的黄牛在前边“踏路”。经过“踏路牛”踏过了的路就又是新路了，新娘再走上去就没有什么顾忌的了。而且还吉祥如意，预示着婚后的新生活是美满幸福的。迎亲途中除了忌讳“喜冲喜”，还忌讳“凶冲喜”。在台湾，婚娶的行列如遇上送丧的行列也认为是大不吉利的。因为它是凶事对喜事的破坏，所以叫“凶冲喜”。中原等地也有这方面的忌讳。不过，也有人说不忌丧事的，因为丧事有棺材，“棺材”谐音“官财”，所以也有说遇见丧事是吉兆的。但是，办喜事与办丧事毕竟不相融洽，一般丧事总让人想起“死人”，听到“哭声”等等，总是与结婚的喜庆气氛难以相谐调起来的。所以，人们总地说来还是忌讳办婚事与办丧事相遇的。如果事先知道会遇上办丧事的，就一定要换上一个时日迎亲。有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真的碰上了办丧事的，无法解脱而别作一番解释，比如有“官运”、“财运”等等，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破解方法罢了。云南红头瑶，在迎娶途中忌水，遇有河流，要由人背着新娘过河，不得使新娘子的脚沾了水。锡伯族人迎亲的喜篷车一路上不能停留。汉族也有迎亲途中花轿禁忌落地的习俗。因为无论是新娘，还是喜篷车、花轿，这时候都成了一种禁忌体，是必须小心避忌的。不沾水，不停留，不落地都是加在这种禁忌体上的“行为限制”，目的还要造成一种谨慎的气氛，以引起人们的注重，小心从事，不要出现什么意外的差错。花轿一上路，哭嫁就停止了。新娘在迎亲途中是不许哭的。这时候再哭是不吉利的。俗传新娘有煞气，所以禁忌窥视轿中的新娘。新娘坐的花轿，四周围绕着彩帘。人们跑到街上看娶媳妇的只是看个热闹，一般总是看不着新娘子的。据说看到了新娘子会瞎眼，或者会犯着煞气而死亡。新娘子这时完全和普通人区别开了，她的这种特殊性身份中就往往被认为有某些能够伤害普通人的灵气——邪气——煞气。这种煞气不但会冲犯人，还可能冲犯神灵。据《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南》说：“（洛阳婚嫁）新娘轿前有两人先行，各持一红毡。每过庙，或大石、大树，均遮掩之，以为恐有触犯神明。”这仍然含有女人不洁的观念在其中，而尤其是新娘，尤其是办婚事，就更担心会亵渎神明了。同时也可见俗间相信那神灵鬼祟不是在庙中享受祭拜便是在大石、大树中伸头探脑，用红毡把它们同新娘子隔开，一是怕新娘子冲犯了神明，二是怕鬼祟捣乱、作恶使坏，不然，何以要用有避邪祛恶作用的红毡子呢？普米族新娘出嫁途中还禁忌新娘回头张望，禁忌新娘子骑骡子和穿白衣服。大概不许回头张望是夫家开始要求妻子一心向着夫家的象征。新娘子忌骑骡子和土家族新娘骑儿马或骡马，忌骑骟马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对生育的考虑，与子嗣的联想有关。骡子和骟马是不能生育的，因而要忌讳与其接触。忌穿白衣也是喜事忌白的表现。畲族新娘动身到婆家的路上忌遇孕妇，说是孕妇的血灾之光会冲了新娘的喜，邪魔也会附在新娘身上跟到郎家。这其中暗含着也会使新娘子受到感应而身怀有孕的危险。而且据说那位孕妇分娩之时，这新娘也要与新郎分手了。设想如果新娘过早地生下一个孩子来，岂不是要与丈夫分离的吗？这正是民间感应巫术信仰所产生的禁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新娘在动身前早已有了准备。她会随身带着一个装满桂圆的小包。遇到什么不吉祥的违犯禁忌的事，只要撒下一把桂圆，就能把邪魔化解掉了。在迎亲途中，还怕出现不好的天气。有些地区忌讳下雨。台湾有结婚当日下雨会使新郎日后变成酒鬼的说法。水族、壮族等最忌讳结婚这天响雷。以为是不祥之兆。如果出现打雷现象，预兆夫妇两人中有一人要早死。接新娘到男家的时辰、方向，也有禁忌。达斡尔族喜车一定要在日落前到达男方家中。万一在日落后到达，要在大门西侧挂一面镜子，以代替太阳。否则，婚后不顺利。在快到男方家时，喜车一定要向东方走。白族新娘去新郎家时，必须顺着云彩移动的方向走，若夫家住的位置与云彩移动的方向相反时，新娘则要绕至夫家背后，再转到夫家。这和汉族忌三向相仿佛。锡伯族旧时迎亲的喜篷车必须在破晓前到达男家。到男家的时限在日出日落之前的不同，是与婚娶的时辰有关的。娶亲以昏和娶亲以昼，自然不同。不过如今这方面的限制都不那么严格、认真了。（13）下轿禁忌汉族旧时的传统，花轿抬到男家门口，按忌三相的规约，顺好轿子，由两个少女来请新娘出轿。许多地方这时要放爆竹，以示喜庆。同时也是崩崩新娘子带来的煞气。在新娘子尚未进门，又即将进门之际，民间还有许多“煞威风”的陋习。江浙一带等花轿来到男家门口时要有意停留片刻，以灭新妇之火性，使她日后不敢犯上，不敢不服管教。有些地方还要让花轿从婆婆预先悬挂的裤裆下穿过，其中也含有媳妇在婆婆之下，不得违命的寓意。广东番禺县习俗，新娘下轿时，新郎要以折扇敲打其头，驱入新房。藏族婚俗，新娘乘马到男家，男家宾客相迎时，众人突然大吼一声，随以五谷撒向新娘，使新娘惊愕，谓之“吓魔”。满族、裕固族等，花轿需从男家门前两堆旺火中间通过，平落院中，这时新郎要以三支无镞箭射轿门。取“兴旺发达”、“驱邪避煞”之意。台湾风俗新娘子下轿前，新郎还要上前冲轿门猛踢一脚，意思也是给新娘一个下马威，好让她日后百依百顺、服服帖帖。否则，将导致日后家庭的不和睦。但此时新郎的父母必须回避，否则，新郎一脚或者会没踢中新娘，反而踢中了自己的父母。因为公婆和儿媳处于相对的状态。民间有不吉则凶、不福则祸，不里则外、不东则西的对应观念，所以不踢中新娘就踢中公婆。不过，按此说，亦应该新娘和新郎相对应才是。新郎和新娘理应是阳与阴的对应状态，二人谁的灵气更强大，谁就能降服对方。公婆只是新郎一方的同情者，最多是辅助的次要力量而已。所以新郎踢不中新娘（实际并不真的踢到新娘身上去，而是象征性的），就该是被新娘挡回来而反中自身。但作为新郎的父母，因和新郎有血缘关系，此时如在一旁，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或者至少会使他们感到某种羞辱、不光彩，所以还是最好让他们避开为好，免得让老辈为小辈之间的事受气伤神。总之，不管怎么解释，公婆在新娘下轿时不能在场观看是民间客观实在的规矩。这与古俗结婚当日新妇不见舅姑（新郎的父母）是有相通之处的。白族至今仍有新娘八字与翁姑正冲，则新娘进门时翁姑要避开的习俗。和上轿时一样，新娘在下轿时也禁忌踏土。旧时汉族、回族、满族、壮族等许多民族都有此俗。《东京梦华灵？娶妇》云：“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民间一般是在新娘下轿时铺上红毯或木板、席子等让新娘从上边走过，直到进屋（洞房）后坐在床（炕）上。山东有新娘出了轿门，就被男家用杨木椅子抬进家中的；江苏民间有铺红毡或麻布袋的；安徽合肥一带则又有用米袋铺地，让新娘踩着米袋进屋的。还有许多地方，不但新娘不能踏地，还不能见着天。因此有用米筛子或雨伞遮撑在新娘子头顶上的。河南太康一带，新娘下轿还忌讳睁眼。几乎所有顶着盖头的新娘都是由人搀扶着进入男家的。不让新娘子“见天”、“踏地”，据说是怕新娘子的煞气触怒了天地鬼神，其中也有不让天地鬼神伤害着新娘子的意思。这时不让新娘子踏土不是娘家怕福气被新娘子带走了，而是表示着男家娶进门来的是一个贞洁贤德的妻子。还有一种说法，即“不踏地”为“不得地”之意。意思是新妇到男家不能有权有势，要服从管教。其实，不管作何解释，不让新娘子“见天”、“踏地”，不让新娘子睁眼，新娘子要有人搀扶等等这些规矩总起来会造成一种“慎重对待”的气氛。人们把精力放在严格遵守这些禁忌礼节上来，就自然会使新娘子下轿进男家这一段时间，成为大家都谨小惧微地对待之的一个过程。这样新娘子就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心慌意乱跌跌撞撞地冲进门去，而只能很小心地慢慢地步入家门。这样才显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因而也就兆示吉祥，象征美满。搀扶新娘的青年女子，忌与新娘的属相相妨。过去婚嫁有新娘带伴嫁娘的习俗。作伴嫁娘的妇女非逾百日后不得再充是职。其道理，也在于要验证伴嫁娘是否贞洁。广西柳江壮族婚礼有撒五谷的习俗。这和河南开封一带的“撒谷豆”（见《东京梦华录》），以及南阳一带向新娘头上撒麸子的意义相仿，都是祝福新娘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的。据说只有撒过五谷，婚后才能五谷丰登，如意吉祥。壮族给新娘撒五谷是在新娘下牛车（喜车、轿）向男家大门口走去的路上。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要选择一位父母健在、子女双全的妇女来撒。撒时还要注意撒的次数喜双忌单，装五谷的布袋不能从手中滑落下来。所以撒五谷要挑选十分精明的人才行。云南普米族迎娶新娘忌当天进男家。新娘来到男家，要在村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留宿一夜（如新娘、新郎是同村人，或者相隔很近，能在早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把新娘子接到男家，可以不留宿野外），住宿地点由男方事先搭好木棚，准备好留宿时要吃住的全部食品及用具。留宿之夜男方家和村子里的人都可以前去游玩、作伴。入睡前由主管人烧一坛香，念上几句祝词，一般不举行什么仪式。这种禁忌习俗或许是氏族内婚的遣存。以留宿村内一晚的方式来表示新娘和新郎同属于一个氏族群落，因而是可以婚配的。第二部分第29节 嫁娶禁忌（5）（14）进门禁忌汉族民间俗信，居处多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窗有窗神。就是门坎上也有门坎神，因为各有各的用处，所以似乎各有各的本领，不能慢待，都要敬重，所以新娘子进男家门时特别忌讳触犯了各种神灵。尤以门坎为最要小心之处。新娘子绝对不能用脚踏在门坎上。据说会触怒门坎神的。门坎民间又称门限，那是一家之界，门里门外，家里家外的分野，平时有人进入家门时也忌踩踏门坎，以为是对这家主人的不尊重，何况新娘子又身带煞气、秽气呢？让新娘子踩踏了门坎更是不吉利，是踩了丈夫家的威风，甚至还会有妨死公婆的严重后果。所以台湾婚俗有“跨得过（门坎），活百二岁”的吉语，以提醒新娘子跨过门坎而不要踏在门坎上或者被门坎绊住了脚。在民间口语中，门坎还有指找窍门或占便宜的本领的意思。俗话说，“你不懂门坎”，“他门坎精，不会上当”等，就是这种意思。从这点看，男方也不愿让新娘子踩住了门坎，站在门坎上边。那样，岂不是要被刚过门的媳妇占了上风，得了便宜吗？谁保她降住了门坎神，不妨门里的人呢？所以男家是最忌讳新娘子踏门坎了。河南民间婚娶以马鞍当门，使新妇骑之，曰“骑鞍”。据《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记载，宋代即有让新妇跨马鞍、跨秤而过门的习俗，取其“平平安安”之意。不过，有的妇女性情刚烈，往往会有意踏踩门坎以反抗夫权思想。鄂西土家庭踩门坎甚至成了一种习俗了，新娘跨进男家大门时，有意用脚猛踩门坎，猛蹬门栏。这种情形也表示出妇女渴望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侗族旧时是午夜举行婚礼。当新娘由伴娘陪同步行往男家时，男家的人都要躲藏起来，不得窥视新娘进门。否则，便会导致日后家庭不和睦。新娘进门后，不许乱走动，由一位子孙满堂的老妇人把一只象征勤劳持家的小水桶交给新娘。新娘提桶进正堂，将桶放在神台祖位的左边，就到房中顶梁柱旁，背靠着柱子坐下，俗谓之“坐中柱”。等伴娘进门后，新娘才可离开中柱，不拘礼节地自由走动。乌孜别克族新娘的亲友会在婚礼后来“搬新娘”，将新娘接走，新郎只有送了礼物，才允许将她“赎回”。凡是被“搬”走的新娘，在“赎回”以后，忌直接进屋。必须在院内架起的火堆边绕行一周，才能进屋。这些禁忌都表示出民间对新娘子进门的重视和希望家庭和睦、新婚夫妇幸福的良好愿望。拜天地禁忌“拜天地”是中国汉族及其他一些民族中典型的婚姻缔结的仪礼。一般是在男家中庭，设香案（天地桌），新娘和新郎在唱礼官的唱导下行交拜礼。拜天地的程序有三项，一曰拜天地，二曰拜高堂，三曰夫妻对拜。拜高堂即拜公婆。如果公婆的年纪才四十出头，比较年轻，是忌讳受拜的，恐经受不起而折福。这时往往叫新郎新娘朝神龛叩拜。古代正婚时不拜祖先，翌日始见舅姑，舅姑乃为公婆。其道理是，应先有夫妇关系，而后才有公婆与儿媳的关系。《仪礼？士昏礼》云：“质明，赞见妇于舅姑。”《酉阳杂俎》云：“腊月娶妇不见姑。”朱庆余《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畲族如今新婚夫妇拜堂时仍忌先见父母（公婆）。父母这时要躲到虽人家里，待拜堂完毕，等新婚夫妇到灶前烧过香后，再把父母请回来。拜完天地，新郎新娘就有了正式的夫妻名分。接下来，便由媒婆或“好命人”把新郎新娘一起送进洞房。俄罗斯族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要互相交换戒指。这时忌讳新郎不把结婚戒指戴到新娘的左手无名指上。因为未定婚的女子才把戒指戴到右手无名指上，即使戴到左手上，也绝不能戴在无名指上。否则，人家会误会的。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忌讳小孩子和带孝的人进入结婚厅堂。因为小孩子常常会哭，结婚是件喜事，给小孩子一哭一闹，是很败兴的，不吉利。带孝的人容易使人想起丧事，也是很不吉利的。鄂伦春族人在结婚仪式上，还特别避讳孀妇，避讳与新郎、新娘属相相同的人。河南方城一带把扶持新娘拜天地的人称为“搀客”。搀客长得要聪明伶俐，手脚要干净利落。搀客忌讳生肖与新娘相克。如新娘属兔就不能用属狗的作搀客，属猪的就不能用属虎的作搀客等等。结婚多年无子女者也不能参与结婚事宜，更不能到拜天地的厅堂上来。陪伴新郎和新娘的人数，都要双数，忌讳单数。畲族、土家族等都有结婚时忌花烛熄灭的习俗。鄂西土家族在婚礼开始前，男家请两个儿女双全、肯劳动、善理家的人，于花堂中同时占燃两支红蜡烛，插在神龛上，谓之“结烛”。若蜡烛燃得不旺，或中途有一个熄灭，就认为新人有灾，不能白头偕老，是很忌讳的事情。婚宴禁忌民间在闹洞房之前，有大办宴席招待来宾的习俗，叫做“吃喜酒”。婚宴忌讳寡妇、孕妇及载孝者参加，否则不吉。白族还相信若是寡妇、孕妇做了喜事客，新娘将来有了孩子也养不大。吃喜酒时，男女不同桌。对来送亲的娘家客要单独招待。忌招待不周，让客人挑出毛病来。过去，一般是新郎出来挨桌向大家敬酒。朝鲜族吃喜酒时，要新郎先饮三杯之后，别人才可动筷。喜筵的菜肴，照惯例是十分丰盛的。有十八道菜，二十四道菜，三十六道菜不等。但菜盘子数要是双数，忌讳单数。办喜筵时台湾忌用鸭，因为“鸭”与押送犯人的“押”同音，所以是很不吉利的字眼，要讳避的。忌吃葱，尤其是新郎更忌讳吃葱。据说“葱”与“冲”同音，也是不吉利的字眼。还有一种说法是葱象征阳性，说是吃葱会“倒阳”。台湾民间元宵节夜间有一种习俗，即未婚女子要潜入人家的菜园子里偷拔葱。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嫁得好丈夫。所以葱有象征新郎本人的意义。故而婚筵上忌吃葱。尤其忌新郎本人吃葱。恐怕吃了，自己本身会有灾厄降临。台湾婚宴上还忌吃一种咸粥，即内掺菜瓜瓠子、虾仁等物的咸粥。因为当地一般是用这类饭食接待办丧事的帮佣、客人的。所以办喜事时便忌食用。桂西盘古瑶婚礼期间，禁食青菜和辣椒。据说吃青菜说明婆家小心眼儿；吃辣椒，新娘日后会变成“辣椒嘴”。禁忌之严，连最嗜辣者，也不敢越轨。办喜事时，许多地方还忌讳吃白馒头，也是喜事尚红忌白的缘故。因而有将白馒头上点上红颜料的，称为“喜馒头”。吃红烧鱼时，吃过一面，要翻过来吃另一面时，忌讳将鱼骨翻断，以免有婚姻中途两断之虞。吃完喜酒，收拾盘碟时，忌讳将空盘相叠，以免犯了“重婚”之讳。如果酒宴上有客人不小心打破了碗碟，也是犯忌讳的。懂得破解的方法，会将碎片收拾起来，放入石臼的圆心处，表示破了又圆，以避凶求吉。在宾客们吃喜酒的同时，或稍晚一个时辰，新郎和新娘在洞房中也要吃合婚酒，即古俗合卺礼。卺即是瓢，把一个瓠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来饮酒，就叫合卺，合卺始于周代，后世相承用匏。匏，苦不可食，用来盛酒必是苦酒。所以行合卺礼不但象征夫妇合而为一，而且也含有让新婚夫妇同甘共苦的意思。到了宋代，合卺礼演化为吃交杯酒，即用红彩线把两个酒杯拴在一起，新人共饮之后，掷于床下，以卜和谐与否。这时忌酒杯同仰或同合，是谓不和谐。若酒杯一仰一合，则是谓大吉，象征天覆地载，男俯女仰，阴阳和谐，婚姻美满。吃合婚酒菜要双数，忌单。一般是六荤六素。汉族此时常让新娘吃一种未煮熟的水饺，并问新娘：“生不生？”此时新娘忌讳说“不生”，而必要答“生”，以取“生育”之义。俗谓之“讨口彩”。赫哲族新郎要吃猪头，新娘要吃猪尾，取“有头有尾，白头到老”的意思。海南岛苗族有新郎新娘同吃猪肝饭的习俗。猪肝饭由媒人公念咒作法之后。交给护郎护娘喂给新郎新娘吃。据说这种猪肝饭只有新郎新娘才有资格吃。并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吃光，而且不能掉落饭粒，否则今后会离婚。由此可见，合卺礼是有使新婚夫妇永远合为一体的魔法力量的。合卺而成为匏，合新郎新娘男女而为一家之夫妇。如果一方的酒未饮干，饭未吃尽，或者不是双方同时喝干，同时吃尽的，便自然有一种不和谐，不完美的感觉，进而发展成为一种不祥的兆示，成为一种婚姻习俗禁忌。洞房禁忌洞房是特意为新婚夫妇准备的寝房，俗称“新房”。一般都布置得富丽堂皇，花团锦簇，喜气充盈。不过，洞房内忌摆生花（鲜花），因生花易萎，恐不吉利。惟莲蕉花不忌，取“连招贵子”之意。洞房中最重视的是婚床的摆设。婚床是夫妇关系得到公认许可的见证物，也是传宗接代的重要场所，其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旧时汉族有举行安床仪式的习俗。先准备铜钱一百零八枚，把八枚铜钱垫在床腿下，象征“八字合同（铜）”。一百枚铜钱分别放置在床头床尾，取“同（铜）心同（铜）体”之意。还有的安床时要选择吉日吉辰，安床的位置也要配合男女双方的生庚干支，并视门窗与神位坐落的方向而定，民间俗信，十分忌讳床与桌椅柜橱的尖角相对。安床完毕，还要祭拜“床母”一番。从此，新房忌讳任何闲杂人等踏入。尤其忌讳寡妇、孕妇、属虎的人等进入。更忌坐新床，摸新房内的物品。恐会对新妇不利。只是在晚上睡觉时，要由一名童男陪伴新郎，睡在婚床上。新房从布置好婚床等摆设之后就忌空房，婚床也忌单人独睡，旧时汉族有些地区在新房布置好后，准备去迎娶新娘时还叫一童男手持大锣，在铺设齐备的新房内敲打三声，谓之“响房”，随后，喜轿才出门发往女家。否则，便恐怕接娶新娘时会出什么差错。第二部分第30节 嫁娶禁忌（6）云南洱海东岸的白族，结婚时，有入洞房抢枕头的习俗。新娘被迎至新郎家门时，新郎和新娘便争先恐后地跑进洞房去抢枕头。俗以为谁抢着了枕头坐在床沿上，将来就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当家人。永宁纳西族，也有抢入洞房的习俗。先入者即意味着能够挟制对方。鄂西土家庭新婚夫妇拜天地后，新娘新郎直奔洞房，抢坐于婚床上。男左女右，不得超过中界。有时新娘坐于中界线上，新郎便尽力将其挤至界外，在双方相争难解难分时，新郎突然揭下新娘的盖头巾，新娘这才嫣然一笑，即告夺床结束。以上这些“抢先”习俗，反映了父系制取代母系制时，父系与母系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古老遗风。在现实婚俗中又起到活跃气氛、增添喜庆的作用。如果谁在其间落后了，自然也会存有一点讳忌，恐怕日后真的“吃了亏”，会被对方“降住”。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新郎和新娘并不太认真的。此时此刻，恩爱多于抗衡，谦让多于相争，大家只不过随俗热闹一番而已。俗话说，“不打不闹不热闹”，洞房最喜热闹，最忌冷清。因而中国大多数民族和地区都有闹洞房的习俗。洞房是新娘到夫家后的始居地，因而对新娘又生出许多禁忌来。比如新娘入洞房后坐在床（炕）上，不许言笑，不许乱动，否则不吉。东北习俗，新娘子不能自己下地，要由小叔子拽下炕来，拽的时候还要向背后打一掌，用以考验新娘子的脾气禀性好坏。满族在小叔子拽新娘时还要说：“小叔拽一把，又有骡子又有马。”蒙古族又有俗话云：“新娘子好当，坐福（坐帐）难熬。”新娘子坐福（汉族又称“坐财”），是叫新娘子盘腿坐在床（炕）上的红褥子上，整天不下炕。忌讳此时大小便。如大小便（俗称“见外”），就要受到亲友非议，认为不贞。闹洞房又称“逗媳妇”、“闹房”、“吵房”，是对新婚夫妇的一种祝贺方式，多流行于汉族地区。闹洞房的原因，一说是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祟，为了驱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势的阳气，才闹洞房的，所谓“人不闹鬼闹”；一说是为了让新娘见见世面，熟识一下男家亲友的；还有人认为是亲友们担心新娘头天来男家，太寂寞，所以都来洞房和她开开玩笑，逗逗乐的。据说闹房始于六朝。一般是在婚礼后的晚上进行。届时，不论辈分大小，都聚在新房中祝贺新郎新娘新婚之喜。这时候不论谁说什么戏闹的话，新娘新郎都不许恼，忌翻脸生气。俗话有“三日无大小”，即是说闹洞房不分辈，可以不受平时长幼尊卑的限制，随便说笑逗乐。俗以为“闹喜闹喜，越闹越喜”。只是寡妇、孕妇、产妇、婴儿、戴孝者、属虎的或生辰八字与新娘新郎相克者禁忌参加闹洞房。不然，会使新婚夫妇日后不和睦，或有灾祸。台湾还有姑婆、姑母、小姑也禁忌闹洞房的习俗。因“姑”与“孤”同音，犯了“孤单”、“孤苦伶仃”的忌讳。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浙江一带，宾客闹房时，“或涂脸扮女，装成妖丑之态，戏弄新人，或搦足看手，口讲游嬉之谈。种种兴趣，出人意表，无非意欲引新娘一笑耳。无论如何喧闹，主人不但无言，且以为愈闹愈发，喜可加倍焉。”闹房时多是出一些令新郎新娘难为情的题目，让其应对。如让他们谈恋爱经过；同啃一个红线拴起的苹果，过独木桥（一条长凳），让新郎从新娘嘴中吃瓜籽等等。通常戏谑是有一定限度的。也有一些人借机戏弄甚至侮辱新娘。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云，广东某些地区“闹房之际，会友毕集，新娘立于中庭，会友乃多方调笑，或令新娘为不能为之事，稍不如命，则多烧爆竹。新娘面目手足衣服常为火所伤，其情状恍若囚犯之行刑。更奇者，闹房时不许新郎在侧，实不知其目的之所在也”。还有的地方兴左右开弓打新娘的脸，说什么打是为了发财，越打越发等等，闹得失去理智，至使主客间发生争执、殴斗，甚或有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使喜事变为祸患。这种不文明的闹房习俗，对于新娘来说，实在是一场灾难。中原一带，有些地方还有听新房的习俗，忌讳新房无人听，说是“人不听，鬼听”。有时公婆发现无人听房还有意用一个扫把披上一件衣服放在洞房门外，为的是让鬼祟见后以为是有人在听房，他们就不再来捣乱了。南阳一带听房又叫“听墙根儿”。俗忌无人听。听者又忌秽灾。据说听墙根儿会受霉气、晦气，种庄稼不收，做生意亏本儿。所以自愿听的不怕这些。没人听，请人来听时，还要为人家花钱破灾。先杀只公鸡，把鸡血抹在鼻尖上，用以避邪。由于闹新房经常闹出悲剧来，所以此俗有些地方不兴。如山东有些地区就禁绝此事，不兴闹房。满族恰喀拉人也绝对禁止闹洞房。天黑以前，就把洞房周围彻底清理一番，甚至连鸡鸭鹅狗等家禽家畜都赶到离洞房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让新娘新郎安安静静地度过这美好的一夜。新郎新娘上床安寝时，那新郎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鞋放在新娘踩不到的地方。万一被新娘踩住了，新郎就一辈子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新娘忌讳踩新郎的鞋，如踩了新郎的鞋就是对新郎的莫大侮辱。衣服也是一样，忌讳新娘的衣服放在新郎的衣服上面。否则，丈夫将被妻子挟制一辈子。这些习俗禁忌旧时流行于汉族某些地区，也都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洞房花烛夜点燃的灯烛忌吹灭，要一夜长明。相传新婚夫妇谁要先把灯烛吹灭，谁就先死。所以二人谁也不吹灯。汉族有些地区还有“守花烛”的习俗。即新婚之夜，新郎新娘通宵不睡，看守着洞房花烛，不让其熄灭。俗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的说法。故一烛灭时，随将另一烛也熄灭，取“同生死”之意。满族洞房花烛忌吹灭，要用扇扇灭，否则不吉利。洞房花烛夜，本来是新婚夫妇合床共眠的时刻。但中国有些民族却忌结婚日同房。像普米族、怒族、彝族、仫佬族、哈尼族、瑶族、白族、苗族等许多民族中都有此习俗。有的是结婚日禁忌夫妇同床，有的是结婚后三日内禁忌夫妇同床。还有的时间更长一些。其原由有的是要对歌，试试新郎的才华、情意；有的是要返回娘家也住三日，再返夫家；有的则是长期不落夫家的习俗所造成的。社会舆论把不落夫家，过着自由性生活的新娘视为强者，新娘一旦有了孩子就不能不长住夫家了。所以才有了新娘初次到夫家（结婚日）不同床的禁忌习俗（参见本书“婚后禁忌”一节）。洞房新婚，忌新娘非处女。据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中国人对于处女的要求，自宋以后，实在是日甚一日，因为男性对于这事看得太重的原故，女性亦认此事为当然，甚至把全个贞节问题，都放在这一点上了。清代就有结婚后新郎谓新妇不是处女而毁婚的。北方最显，南方虽然没有这种风俗，但丈夫在结婚时若觉新妇的处女膜已破（惟一的标准），便要说她不贞，至少在心理上会发生莫大的隔膜。这样的怪癖，是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的——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的！”陈东原先生所谈到的情况的确如此，洞房验贞的习俗，旧时在中国颇为普遍。据《清稗类抄》中所提及的“粤中婚嫁”，也明白地记载着这一习俗禁忌的详情。该文说：“（粤人）成婚之夕，喜娘为新郎脱靴，即授一白巾，备交合后拭秽之用也。如有新红，即为完璧，可吃烧猪。”“新妇入门，直入洞房，新郎即与新妇登床而寝，室门亦砰然而阖，新郎之父母宗族戚属皆静待于房外。少焉，室门辟，新郎手捧朱盘、盘置喜娘所授之白巾，盖以红帕，曰喜帕者是也。在门外者见新郎手持喜帕而出，而父母戚属皆大喜，贺客至是始向新郎道贺。其未见喜帕之先，例不道贺，盖恐新妇不贞，则不以为喜而转以为辱也”。“三朝回门，即以烧猪送母家。富贵之家规用烧猪数十头焉。故嫁女者恒惴惴于心，惟恐烧猪不至。如待之不来，则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既至，则举家相庆，且迎烧猪于门，以为吾家某姑，果能不辱门户也。于是重犒来使，即以烧猪分馈戚友，媵以红色馒首若干枚，所谓麻蛋者是也”。可见当时洞房验贞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赤裸裸的人身检验了。可悲的是新郎不以为是对自己的情感的亵渎，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己的人格的侮辱。这一切都是愚昧落后的封建礼教严重地扭曲了人们的心理的结果。洞房花烛夜完婚之后，第二天（有的是第三天）新妇拜见舅姑（公婆）。据《中华全国风俗志》云，广东某些地区有跪茶跪酒的习俗：“见舅姑时必膝行，庭中置一方桌，新娘膝行于桌之前方，必叩首数次，膝行至桌之后方，又叩首数次，如是周而复始约数时，新娘多有不胜其苦，而当堂痛哭者。”古礼，见舅姑，以枣栗为贽，取其早起战栗之意，是要求新妇自正的。这一习俗禁制，主要是禁的成分大，是对新妇的一种礼教规定，据说宋代就已经制度化了。洞房从婚日起算起，一个月内忌空房，亦即忌讳新婚夫妇不在洞房内度过整整一个蜜月。如果婚后新娘回娘家去，也应吃过午饭即往回赶，当天尽早回到婆家，以避空房之忌讳。否则，便会有灾厄发生。这大概是为了确保新婚夫妇能够甜甜蜜蜜地过好婚后第一个月而特设的俗约吧。其中肯定也含有老年人渴望早得贵子，早见后辈人的希冀。第三部分第31节 婚后禁忌新妇禁忌汉族新娘入夫家之初有许多禁忌，在夫权社会中是含有某种训戒意义的，其目的不外乎是让新娘子顺顺当当服服帖帖地成为男家的一成员。这些禁忌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比如新妇吃饭时要“懂规矩”，忌讳狼吞虎咽，大吃大嚼。一般都是由夫家姑嫂等陪伴着。最初三日里，新妇甚至忌下炕、吃东西和大小便。否则以为有污神明，会招来灾祸。旧时，汉族许多地区流行“新妇三天不下厨”、“新娘子三天不干活”的习俗，其意义并非是让新娘子轻松三日：休息三天，主要的还是怕新娘子身上有秽气。那种照顾新娘子身体不适，新来乍到，不熟悉各种家什摆设的位置等等，只是后来人们对这一习俗的解释，并非原始的深层民俗信仰。豫北一带有“新妇忌相见”的习俗。结婚不到一个月的两个新娘子，忌讳见面。假如不得已相见着了，要隔箩相拜，否则不吉。实则是限制新妇出门走动的意思。江宁一带也忌讳新娘子乱走动，乱串门。据《清稗类抄》云：“江宁之新嫁娘，非于一月以后不能入人家，如或误犯，必责令斋百怪以祓除不祥。斋百怪者，须备香烛、纸马、牲牢、酒醴以往，且必男着女衣，女着男衣，夫妇双双顶礼，斋毕偕归。”由此可知，新妇串门，不单是夫家忌讳，新妇去到的那家人家也忌讳。主要仍是出于新妇身上有煞气，或者不洁的观念。所以在犯忌之后，还要举行一些斋戒的仪式来祓除不祥。有些地区婚后四个月（一百天）内都属新婚，这期间仍有许多禁忌，对于新娘子来说是不能减免的。例如新妇禁坐床沿，说是新妇坐床沿会使她心神不定；新妇禁睡午觉，说是新妇睡午觉会使她变得懒惰起来；婚床上的红罗帐忌掀开，说是掀开红罗帐恐影响早生贵子；忌观看歌仔戏、布袋戏、傀儡戏等，说是怕伤了夫妻感情或生下有残疾的婴儿；忌将新妇梳妆用的镜子借给他人用，说是如把镜子借给了他人，尤其是借给属虎的人用会使新妇失去丈夫的恩爱。因为镜子是夫妇两个人合用的，以不借给第三者为宜，如果借给属虎的，还怕犯冲克，再说，镜子借出去难保不人摔破，镜破意味着婚姻不合。所以忌讳借给别人。还有一些禁忌是婚后三年内都须遵守的。黑龙江一带有新妇头三年要“躲灯”的习俗。婚后三年内正月十五这天晚上，新媳妇要到姑姑或姨姨家去住，既不许看婆家灯，也不许看娘家灯。据说，看了婆家灯，死亲爹；看了娘家灯，死公公。河南一带也有“躲灯”的习俗。民间所说的“闺女看了娘家的灯，娘家穷得钉打钉”，“正月十五不躲灯，先死老公公”等一类俗话，正是说明躲灯的禁忌原因的，显然这确属无稽之谈。不落夫家禁忌中国许多民族中，有婚后新妇不落夫家的习俗，忌讳新娘子一结婚就落夫家。广东顺德女子结“金兰契”的旧俗，布依族“戴假壳”的婚俗，普米族“三回九转”的习俗，苗族的“煮饭”习俗，仫佬族的“走媳妇路”习俗都是与这一婚俗禁忌有关的惯习。不落夫家的原由有多种说法。一是视男女性生活为羞耻的事，因而许多不落夫家的习俗中还有婚后验贞的规约和措施；二是要大家一同落夫家，忌讳个别人单独落夫家，如“十姊妹”、“自梳妹”、“金兰会”等民间组织便是如此；三是出于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因不落夫家期间，仅在逢年过节及农忙时在夫家短住，其余时间仍住娘家。这期间，新妇在娘家大都仍可享有社交及生产、生活的自由。例如，黎族新妇还享有与没有血缘关系之男子“放寮”的自由；布依族新妇则有参加“赶表”活动的自由；广西隆林壮族新妇不但享有参加“歌圩”活动的自由，且享有耕种一份田地的权利；四是为的确保能够传宗接代。例如彝族婚后新妇仍住娘家，直到为夫家生了孩子，才能到男家去长住。如果婚后久不生育，男方就认为她不能传宗接代，就要同其离婚。据史料记载，侗族、黎族等以及福建惠安一带也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婚后禁忌再有私情，如犯禁违忌则群黎立杀之。黎族妇女在夫死后，也便回娘家与兄弟父母一起生活。妇女患病要“赶鬼”，须祈求娘家的“祖先鬼”，病重要抬回娘家，死后埋在娘家的公共坟地，死者遗物归亲兄弟所有。这些说明不落夫家是对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时的一种婚姻形式，反映了母系制对父系制的顽强斗争。如今个别地区仍有残留。口门禁忌回门又称“归宁”，亦即“回娘家”。回门禁忌也多是关于新妇的禁忌，不过是指新妇在回娘家方面的禁忌事项。河南一带，除了上文提到的正月十五禁忌回娘家看灯以外，还忌祭灶，正月初一回娘家。因为女不祭灶，所以祭灶日亦不叫闺女回娘家。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嫁到夫家便是夫家的人了。大年伊始，阖家团圆，自然不便回娘家去。正月十五也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日，恐媳妇回娘家举家不团圆。所以一般都是正月初二回娘家，正月十六回娘家。以便照顾到婚姻双方的团圆喜庆。鹿邑县有“正月十六请（闺女），二月二送，一辈子不生病”的俗语。浙江等地，旧时忌新妇在冬至节回门。否则以为将克死其夫家家长。俗谚云：“娘屋住个冬，夫家去个公。”江苏也有此俗。不过，理由不同，谓如冬至在娘家过，则娘家家道将因之而衰落。陕北一带有六月六回娘家的习俗，传说是为了联络姻亲间的感情，届时娘家要请闺女、女婿回门团聚。河南也有此俗，不过，是与收麦打场的季节相联系的。俗谣云：“收了麦，打罢场，谁家的闺女不看娘。要是闺女不把娘来看，不死公公就死婆母娘。”回门时日的禁忌，是要让新妇遵守往来之序，不该回门时一定不能回门，否则会有凶事发生；该回门时，一定要回门，否则，也会有凶事发生。一般结婚三日时，新郎新娘要回门看望二老，但是当晚必须在日落前返回夫家，因为新婚不能空新房。河南林县一带，新妇三天回门时要顺着迎亲的那条道走，所谓“三天不走两条路”。彝族新妇回门时忌在路上与新郎交谈，两人像陌生的路人一样。这与其不落夫家习俗有关。汉族回门时小两口总是亲亲热热，有说有笑的。民间有“回娘家”的小调流行。新婚夫妇回门带的礼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忌单数。娘家不能全收下，待回夫家时，还要再捎回去一部分。有些新妇，受迷信思想影响，直到一百二十天（四个月）后才能归宁，还有的要三年以后才能回家。浙江一些地方有女子命犯所谓“破娘家”的，这样的女子，不可在家中上轿，出嫁时由男家接女出门，女穿破衣，扮作讨饭模样，在庙宇中换装上轿，谓之“借嫁”，女家父母亲属必须避匿，一切由夫家照应。婚后一百二十天，才可归宁。否则，娘家定会破败或遭受不幸。还有所谓命犯“离窠”（夫妻离散）及“回头禄”（遭天火）的，都要在四个月后，甚至三年后才能回家。一般新婚满一个月之后，姻亲间便可自由往来。回门时，新娘可住在娘家。住的天数颇有讲究。河南一些地区有几日去的住几天的习俗。俗语云：“八对八，两头发”，“九对九，两头有”。就是说初八日归宁的就可在娘家住八天，初九日归宁的就可在娘家住九天。这样，最多的时日是住个对月。如果是按这样住的，对男、女两家都是吉利的，否则便不好。不过，也有忌住八天之说，所谓：“住七不住八，住八穷娘家。”这一禁忌的形成一般是出于嫁出去的闺女不易在娘家多住的思想考虑。其中有感情的限制、道义的制约，也有经济的压力和生产的需求，是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习俗的约定。如果新郎和新娘一起回娘家，那么，他们在娘家的住宿也有不同的禁忌。在汉族和满族中都有新婚夫妇回娘家忌同房的习俗。满族准许姑爷住在西炕，别的客人一律不许住在西炕。但姑娘和姑爷是不能住在一起的，据说新婚夫妇在娘家同房会使娘家家道衰落。这也是性行为不洁、会亵渎神明的观念导致的。民间常以为，男女间的事，女方总是吃亏的。出于这种考虑，女家心理方面总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再说，娘家、婆家不归一个血统，怎么能在娘家室内为婆家提供传宗接代的场所呢？假如真的是在娘家怀了孕的，岂不将娘家的“人势”、“财势”带到婆家去了吗？娘家一定会因此而衰落的。所以是绝对禁忌小两口儿在娘家同房的，这是这一风俗下的思想观念。但是，同是在汉族，也有许多地方是不忌讳新婚夫妇在娘家同床共枕的。有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风俗还会并存于同一县境之内，例如在河南林县这两种风俗就同时存在。新妇回门后，身份已经变了，是人家的人了，因而娘家也时常“防着她”。鄂伦春族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禁忌刷锅。否则，娘家的财运会被她刷跑的。河南修武县也有类似的禁忌。当地民间忌讳出门的姑娘摸、拿娘家的勺和火柱。说是“摸勺不死公公，死婆婆”，“拿火柱不死公公，死女婿”。还忌讳拿娘家的刀、剪，禁忌逮娘家的狗等等。说是：“恐怕日后割断娘家的关系，咬断路。”总之是生尽百法，防止出嫁的姑娘再动用或者拿走娘家的东西，如果出嫁后再拿娘家的东西，并且因此而发生了口角、争执，那势必会影响男女两家的关系的，但是，严加防范毕竟不是好办法，怎么才能让她自觉地不拿呢？于是就用“死公公”、“死女婿”的咒语来吓唬她，以警戒之。新妇归宁，忌把在婆家遇到的不顺心事一一说给娘家人听，又忌回到婆家，再把娘家的事不分轻重地都倒给婆家人听。这样“学舌”的结果常常会引起事端，影响男女两家的关系，新妇也会落一个“饶舌婆”的名声。因而俗间有“会当媳妇两头瞒，不会当媳妇两头传”的谚语。这在新妇处理男女两家关系方面也确实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经验。第三部分第32节 离婚禁忌旧时无婚姻法，俗以礼（理）为法，关于离婚之礼，古有七出、三不去的说法。据《中国礼俗学纲要》云：“《大戴礼记？本命篇》有七出，（1）不顺父母；（2）无子；（3）淫；（4）妒；（5）有恶疾；（6）多言；（7）窃盗。复有三不去，（1）有所取无所归，（2）与更三年丧，（3）前贫贱，后富贵。”此与汉族民间传说着的“七出”、“三不去”意思完全一样，只是有次序和语词方面的稍异。在夫权社会中，这“七出”完全是男性主掌着婚姻离合大权的表白。至于“三不去”的说法，几乎是有名无实。汉族及其他一些民族都忌讳婚姻破败，夫妻分离。认为夫妻白头到老，终身相伴是幸福、美满的姻缘。如果中途离异，便觉得丢人，是很羞耻的事。这一点尤其在于女子，就更是悲伤而凄惨的。旧时，离婚完全取决于男子的意志。离婚叫做“休妻”，就正好说明这一点。虽然，有些情况下也并非男子本人的意愿，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宋代著名诗人陆游等，他们的休妻都是婆母的意志。但也是在“不顺父母”的名下，通过男子一方来强令执行的。女子是丝毫没有反抗的权力和辩争的余地的。所以，“七出”实际上成为女子婚后一切行为中的禁条，是要处处小心，避免犯忌讳的。旧时维吾尔族的离婚在一般情况下，男子一怒之下说了一句“塔拉克”（意为休妻）：就等于宣布离婚，夫妇俩就不能呆在一起了。如果要恢复夫妇关系，必须请宣礼员或诵经人诵经。如果男方说了三遍“塔拉克”，就不能再复婚了。这一习俗禁忌虽然有警告男子不要随便说“塔拉克”以免自食苦果的意思，但毕竟是把离婚休妻的权力完全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男方。伊斯兰教允许离婚，但认为离婚是无奈之举。穆罕默德说：“最惹真主厌恶之合法事件，便是离婚。”这一点对回民有很大影响。但是，回族中禁忌把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作为离婚或抛弃之的条件和理由。蒙古族一般是禁忌离婚的。认为离婚最不道德，是很不吉祥的事。婚后虽然感情不合，特别是女方受男方的打骂、婆母的虐待，也不敢提出离婚，只能拧着鼻子过一辈子。有的女子离婚后，不仅要受到父母的严厉指责，在社会上也要受歧视，远亲近邻也忌讳离了婚的妇女进院门屋门。台湾也忌离婚，忌在家中写休书。写离婚书多就废宅荒寺。俗谚云“休妻一片地，三年不生草”。民间甚恶之也。达斡尔族人认为离婚是极不吉利的事，俗语说：“写离婚书的那块地方，三年不长草。”如果男方坚持要离婚，也要举行离婚的仪式。仪式由娘家主持，男人俯伏地上，妻子跨过他的颈，然后在男家的炉灶口和烟囱上缠一块白布，象征丈夫已经死亡，这样才算正式离婚。以这样的方式来禳解离婚带来的不祥。现时期离婚的程序由法律规定，各民族离婚大都按婚姻法办理。但民间仍以离婚为禁忌事。再婚禁忌中国婚俗，多为一夫一妻制。旧时允许男子再娶，但禁忌妇女再嫁。所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男人再娶，一般是以无子嗣为由。如有子，则纳妾亦遭人非议。《中国礼俗学纳要》云：“有子纳妾，人多非刺，谓非齐家之道。”然旧时往往仍有嫌其妇年老、貌丑而娶媵妾者。男子再娶，俗忌得新忘故，谓之“负心郎”。赫哲族男子忌娶被休弃（离婚）的女人，谓之“不找活人妻”。汉族亦有此俗，谓之“娶活头妻”，人必耻笑之。维吾尔族，女子改嫁，必须要经过三个月零十天或六个月零十天的“待候期”。离婚时，如果男子说的是“塔拉克”，待候期为三个月零十天；如果男子说的是“乌其塔拉克”，待候期为六个月零十天。离婚时，女方如果怀了孕，就须等生下孩子四十天后才能改嫁。所生子女，仍归原夫。中国大多数民族忌娶寡妇。亡夫为寡。俗以为其夫之魂魄常随归身，有娶之者，必受其祟。《中华全国风俗志》云：“（广东）寡妇俗称孤矜，又称鬼婆，人咸目为不祥人，以为其夫主之魂魄，常随妇身，又娶之者，必受其祟，故辄弃置不顾，无人再娶。”又以为娶寡妇，到阴间将要与原夫争夺其身。所以娶寡妇是民间一大忌讳。若男子丧妻续弦，则不忌寡妇，以为条件对等，命运相同也。汉族忌讳娶近亲孀妇，恐有乱伦之嫌。苗族、门巴族、景颇族等许多民族中旧有“转房制”，不避近亲遗孀，常常是兄死，弟娶其嫂；弟死，兄娶其弟媳。门巴族同父母兄弟和从兄弟之间都可以转房，但必须征得女方的同意，并在发丧后一二年才转。不同辈份之间，禁忌不一。如：墨脱县的门巴族严禁转房，但错那县的门巴族可以转房。赫哲族旧时也有转房制婚俗，但限制不严，也可改嫁外人。据说还有忌嫁夫兄的禁制。景颇人以为通过转房得到的妻子不能算正室，因为她与原夫正式结婚时祭过“家鬼”，跨过“草蓬”，将来死后还会去找原夫共居，所以作为一个男子，光娶转房妻是不行的，还要娶一个正妻，否则，死后会过孤独的生活。寡妇改嫁，古称“再醮”，意思是再举行一次酒宴，并无禁止之意。历史上寡妇改嫁的事例也很多，不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是允许寡妇改嫁的。据说隋文帝时，曾立禁，命九品以上妻妾不得再醮。事实上，官民皆不受此约制，直至五代北宋，犹是如此。只是程、朱理学之后，民间始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忌讳。“从一而终”，“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鞴二鞍，烈女不嫁二男”的思想逐渐得到强化，遂以为寡妇改嫁为大逆不道。因而在寡妇改嫁时，便有许多禁忌，并在风俗惯习方面明显地区别于正常的婚姻嫁娶。江西、河南一带，俗耻再醮，有寡妇嫁，必走偏门、后门或从墙壁上凿洞钻出，不能走正门、大门。嫁时还要在夜晚，不能用鼓乐。假如被人看见，人们便以为是不祥之兆，有的还要唾骂几声，以为破解。鄂伦春人的习俗，寡妇如有儿子，一般不能改嫁。如要再嫁，须把儿子养大才行。如娘家愿让寡妇改嫁，原夫家不同意，娘家就要“抢婚”。只要抢出“仙人柱”，男家就无权强留女方了。朝鲜族也忌寡妇再嫁，认为改嫁不贞节。改嫁者往往受到歧视。山东汉族娶再醮妇仪式极简，无鼓吹，不亲迎。迎亲用车不用轿，俗称“拉后婚”。台湾俗间寡妇改嫁，也忌像初婚那样从娘家坐轿，必须徒步走到半路上再坐轿。有的寡妇还要在上轿的地方，丢下一件自己平日所穿的衣服，然后才敢放心上轿。如果不这样做，前夫的灵魂就会跟随寡妇来到新夫家中，是不祥之兆。寡妇先走段路的用意就是让前夫的灵魂发生错觉，误认为他的妻子是到某地办事去。当她在途中上了花轿后，前夫的灵魂再想要跟去也就无法找到她了。丢下旧衣，也是为让前夫的灵魂不能再认出自己。桂中一带的壮族，把蜜月里死了男人的，称为“伞下寡”，生儿育女后死了男人的，称为“鸳鸯寡”；男人不是因病而死的，称为“断桥寡”。由于情况不同，各种寡妇改嫁的习俗也就不同。“伞下寡”改嫁，出门忌梳妆打扮。半夜里一个人从后门悄悄走出。半道上，还要有人朝她走来的方向打枪，吆喝：“不准他跟来，打死他，打死他！”意为赶跑原夫的灵魂。然后，像押解犯人一样，把她押送进新夫家门。“鸳鸯寡”改嫁，先要半夜三更来到深山野林的小草棚中，躲避原夫七七四十九天，然后才能去新夫家生活。“断桥寡”再嫁，要先到野外呆三个晚上，每晚都要搂抱大树多次，意思是让她“克树”，不再“克人”。被“断桥寡”搂抱过的大树，人们忌砍伐使用。河南沁阳一带，旧时汉族娶孀妇，都在傍晚或夜间。孀妇坐的是没顶轿，周围没有围布。还有的坐大椅或反坐方桌。上轿（椅、桌）均在村外的十字路口。不用鼓乐，不放鞭炮。下轿（椅、桌）时，双手端一斗粮食，转椿树，或者转碾道、转磨道。用这种办法使前夫的灵魂不再跟来捣乱。寡妇改嫁后，禁忌再到原夫家去。俗谚云：“寡妇回房，家败人亡。”赫哲族寡妇改嫁不受歧视。只要给前夫撂过档子、脱了孝服，就可改嫁。喜车喜船，不扎彩棚，仪式简略。到男家去的途中如遇着大树，要抱住停上一会儿。说是可以免除灾难，过好日子，不“妨”丈夫，过好后半生。寡妇出嫁后，忌讳再回到前夫家去。锡伯族寡妇要为亲夫守孝三年，三年之内禁忌改嫁。建国后，由于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性歧视、性压迫的批判，寡妇和离婚妇女的再婚已被社会所承认。因而，再婚方面的许多禁忌，也都消失或者明显地改变了。第三部分第33节 结语以上所谈及的婚俗禁忌，大都是过去存在于中国各地各族民间的一些旧俗。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辛亥革命以前，几千年时间里，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些婚俗的携裹下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中国人历来重视婚姻嫁娶，把它当作自身终生之大事。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可见夫妇关系的建立是一切父子人伦、君臣礼义的先导和基础。无婚姻便无子嗣，无子嗣便无后代。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统治下，婚姻是人人必经历的一件正事。不过，婚姻的目的，有很大成分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并不看重男女间爱情的分量。所有一切婚姻的程序、习俗仪礼都是向社会表明婚姻的合法化而并不在于表明男女间感情的笃诚与真挚。所以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夫妇间要求的基础由外界的条件、环境进而转向男女双方的内心世界，一切旧有的习俗、禁忌都相应地被改造或抛弃了。这种变化和物质文明的进程也是相适应、相同步的。轿子的消失使所有关乎轿子的习俗禁忌也都随之而消失或者转化了；西服革履的兴起也淘汰了凤冠霞帔以及围绕着凤冠霞帔的一些习俗禁忌；自由恋爱使得媒婆的职业逐渐消声匿迹或者改为婚姻介绍所等公办事业的形式。总之，现代婚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城市里更是重树一代新风，几乎完全不见了昔时婚俗的旧影。旅行结婚、集体结婚等新式婚俗逐渐形成时尚。许多婚姻禁忌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中已是荡然无存了。只有老年人还时常记起旧时风习禁忌的例规，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无意也无力再要求青年们去遵从它了。但是，习俗的力量是很顽固的，有些习俗表面上看似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则变换形态又挤进了新的生活中来。像择日、避凶趋吉、慎始、善终、求子嗣、图吉祥、求富贵等思想都可能在新的婚俗中再度表现出来，虽然形式不同了，但实质还是一样的。而且，现代婚俗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旧俗全都排斥开、改换掉，总有那么一些习俗禁忌依然如故地传递下来。民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和认识这种习俗禁忌传递、演变的情状和规律。因为新的风尚习俗、禁忌规约需要有一个沉积、认识、总结的过程，或者将来若干年后，再可来做这项工作。第三部分第34节 婚恋房事禁忌房事是指性行为、性生活。婚姻是性行为、性生活的合法化。那么在婚姻禁忌中，凡属于男女双方禁忌结为婚姻的，实际上都包含有禁忌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意义，因此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择婚禁忌（包括氏族内外、同姓异姓、表亲血统、长幼异辈、等级差别等情况下的择婚禁忌）和议婚禁忌（包括婚龄、生肖、门户等方面的禁忌）都有房事禁忌的性质。例如佤族婚俗中有同姓不婚的禁制，实际上也意味着严厉禁止同姓之间发生性行为，他们以为这是大逆不道，会触怒鬼神。如有人违犯，全村人、全姓人都要受鬼神的惩罚，会遇上旱灾或涝灾。如果发生了什么灾祸，他们也往往会从这里寻找原因，怀疑是有同姓人发生了性行为。据《佤族简史》云，“一九五七年春旱，西盟永广寨饮水都感到困难。该寨头人认为有人乱伦了，便到处侦察，一天晚上，发现艾香的养子与同姓人发生性关系，于是头人便击响了木鼓，立即有很多人手持火把、长刀奔跑寨内，边跑边吹家畜（按他们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谁家的家畜都可以砍，最后由乱伦者赔偿）。艾香的养子吓得逃跑了。艾香赶快请魔巴杀鸡做鬼，求鬼神饶恕，并向因此损失家畜者一一赔偿”。可见性行为的禁忌是可以与婚姻禁忌相一致的。黎族在允许通婚的范围内，可以参加“放寮”。据吴存浩《中国婚俗》云：“（黎族）参加‘放寮’的男女主要是未婚青年人，但是，已婚尚未落夫家的女子亦可参加。这样的女子‘放寮’中发生性行为一般也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与别的男子所生子女不但不被夫家刁难和歧视，反而受到欢迎。至于寡妇参加‘放寮’，更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放寮’对象必须和通婚范围一样，严禁在同血缘氏族内部进行，同血缘的人不能通婚，也不得‘放寮’。”这里，通婚的范围几乎等同于“放寮”的范围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共性的规律，并不是所有民族都是如此的。但从反面来看，不能通婚的人，也不得“放寮”却对理解性行为禁忌和婚姻禁忌的一致性是有所帮助的。从以上列举的两个例子来看，性行为禁忌和婚姻禁忌是可以相一致的。凡是禁忌通婚的，也就禁忌发生性行为。这一点尤其在婚姻的群体意识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这是与原始时期的图腾禁忌和乱伦禁忌有直接关系的。至于婚前性行为禁忌，主要是指允许通婚的男女在结婚前的性行为禁忌。它主要是关于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而一般于群体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当然，从道德风尚出发，这种禁忌也体现着整个群体的意向。由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在前面“婚姻禁忌”中已经谈过不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婚外房事禁忌中国大多数民族禁忌婚外性行为，以为是极其不道德的事情。广义的说，婚前性行为也是属于婚外性行为范畴的。婚前性行为的禁忌，在于女性更为严厉。汉族旧时“洞房验贞”和男性对于新娘一定要是处女的强调都体现了这种观念的存在。对于男子，虽然也是禁忌婚前有性行为的，但旧时实际上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对于富家子弟，有些地方甚至鼓励男子婚前在性生活方面的放荡行为。这虽然不合礼教，但至少这种性行为是被认作一种享乐的，而非危险的、可怕的事情，因而它不是被坚决的制止的。如果同一民族中一种禁制只是针对一部分人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不受此约束，那么它一定是社会化了的、制度化了的禁制，而不再是与恐惧、危险相关的，出自人们内心的禁忌了。中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对男女婚前的性行为并不看重，不但不禁忌，还设有公房，为了提供方便。但是，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有了孩子之后，便要结婚，否则会受到舆论的非难或物质的惩罚。一旦结了婚，便不能再有婚外的性关系了。有些民族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其婚外性行为禁忌的时限是被延续到长居夫家之前了的。这说明，结婚或者有孩子，或者长居夫家便是一个禁忌的符号，一个自由的（不受婚约限制的）性行为的终止符号。凡是有婚姻形式存在的民族和社会里都会有婚外性行为禁忌（亦即婚外房事禁忌）。违犯这一禁忌的性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因为，没有被禁止的性行为也就无所谓合法的性行为了。狭义地讲，婚外性行为禁忌，是指已经结了婚的人又与第三者发生的性关系、性行为。这种婚外性行为是不合法的性行为，因为它极易引起乱伦畏惧。据信，婚外性行为是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灾难的。汉族中流传的俗谚：“赌近盗、奸近杀”、“赌博场里出贼情，花柳巷里出人命”、“过去桃花运，就是窟窿山”，便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民间还以为“万恶淫为首”。如果有婚外性关系，将会导致轮回报应，所谓“淫人妻女，吃谷还米”。许多传说故事中都有淫人妻女的人，自己的妻女又被他人所淫乱的情节。这是冥冥中落在当事人头上的自我报应。如果被人捉了奸，大家还可以对其实施公众的现实的处罚。汉族是这样，其他一些民族也是这样。据《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云：“（佤族）男女婚后不能再与第三者发生性关系，否则当事双方会受到全寨人的处罚，有因此而被罚牛数十头的。”《开封民俗》也指出：“按伊斯兰教的教规，除了正当合法的婚姻外，严禁两性之间发生不正当之男女关系，一旦发生，会遭到严厉的罚处，且为全体回民所唾弃，几无容身之地。”可见婚外房事禁忌在中国许多民族中都是很严格的。养生房事禁忌即便是合法的夫妇间的性生活、性行为，也有许多禁忌，这多数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俗以为淫欲过度，会损伤身体。前文已经讲过，人们对于精液的认识是很神秘的，以为那里面含有某种精气、元神，一滴精水，万滴血水，精液是比血液更珍贵的东西，因而房事过多会损神折寿的。俗话说，“色是刮骨钢刀”，“贪花，不满三十”就是这个意思。房事年龄的大小，体质的强弱，也有关系，台湾俗谚“惊死暝暝一，不惊死暝暝七”，是说怕死的一晚上只交合一次，不怕死的一晚上交合七次。谁不怕死，所以男女房事过度就成为一种禁忌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二更更，三暝暝，四数钱，五烧香，六拜年”，意思是，二十岁时每更可交合一次；三十岁时一晚上可交合一次；四十岁就要像一五一十数钱那样，每五夜交合一次；五十岁时就要像初一、十五烧香那样，每半月一次；到了六十岁就要像一年一度的拜年那样，一年只能交合一次。这些规劝节欲的俗谚是有一定的养生健身的道理的。在民间，也确实起着禁忌淫欲过度的告诫作用，直至现今，社会中仍有不少事业心强，成就欲大的人，每每以禁约房事来逼促自我上进。甚至有禁欲、节欲可以直接影响到货币、粮食、物质增长的迷信思想存在，俗以为禁绝房事可以使精力得到储存，并因此而影响到其他事物也产生类似的效应。《素女经》中也有此类劝诫。其言曰：“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一日一泄；年六十者，毕，闭精勿复泄也。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凡人气力，自相有强盛过人，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至生痈疽。若年过六十，而有数旬不得交接，意中平平者，可闭精勿泄也。”还有的时候，房事虽不过多，也会损伤身体的。如在身体劳累困乏时是禁忌房事的。俗话说“百里行房事者病，行房百里者死”。意思就是远行前后禁忌行房事。走远路后再房事会生病的，而行房事后再走远路就更危险。行房事的危害还与人的情绪有关。一般心情郁闷、愤怒的时候是禁忌房事的。因为情绪闷躁、恼怒是肝火太盛的表现，此时行房事，会火上浇油，伤肝损脾的。另外，受到惊吓之后，情绪紧张，也不能行房事。还有吃得太饱或空肚腹时也不宜行房事。俗以为醉饱后行房事会损伤五脏，空腹时行房事会大伤元神。凡有病，或病未痊愈时都禁忌房事，俗以为痨病者，性行为的要求很强烈且频繁无克制，然而痨病者最忌行房事，虽已养好痊愈，看上去很强健了，仍要断欲一年以上，否则，将无可救药。生疮出痘后，如未完全复原，千万不可行房事，否则，疮破痘发，无可收拾。眼疾未愈或始愈，不可行房事，否则眼会失明。伤筋动骨的，要养好伤后再断欲两个月才行。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即是一百天才能复原的意思。那么行房事则需要再加上七十天才行。否则百日内行房必死，刚过百日就行房也会导致残废。行房的场所忌阴冷，竹席上忌行房事。因竹子性寒冷，犯者易感寒气，将来会落得腰酸腿疼。台湾民间有忌与白虎女子行房事的禁例。白虎指女阴无毛者。其由或为对少女的保护作用，或以成年女子阴户无毛为异常凶象，故禁忌之。行房事时男女的精力十分集中，事后，双方都松懈下来，需要休息。此时是本身防御力量最虚弱的时刻，因而也就有许多禁忌，以保障房事后不会发生灾难。民间以为行房后，最忌饮凉水，尤其是刚从井中打上来的“井巴凉”（水）。喝凉茶，扇扇子也不行。行房后，暑天不可贪凉，冷天不可冒风雨，否则男缩阳，女缩乳，四脚冰冷，不是落疾病，便是会死亡。妇女行房后，忌马上乳婴，恐血气受损，对婴儿也有不利。为了节欲，为了防止性行为的混乱，民间禁忌男女平日接近能够引起性欲的事物。要求“多沐浴，少情欲”：“男勿看春，女勿看灯”，“美女不观灯”。因为灯节上人群簇拥，男女混杂，摩肩擦背，难免引起苟且之事，所以干脆禁忌女子观灯，也就防止了淫秽的事情发生。鄂温克族还有禁忌寡妇参加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的习俗，也是防止有不名誉的事情发生的。汉族民间以为“寡妇门前是非多”，一般男子都要尽量少与寡妇来往，以免发生误会，或者真的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发生。这些除了对寡妇不公正的歧视态度以外，也都是房事禁忌的扩延。《红楼梦》、《西厢记》过去是被认作“淫书”的，因而禁忌妇女观看。俗语有“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男人莫看三国，女人莫看西厢”。但是，为什么只限制女的看红楼西厢，而不限制男的看呢？显然，旧时在夫权社会中，妇女是被看作“淫佚”的祸水的，一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都归罪于女性了，男性只是受诱惑而已。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是性歧视、性压迫的表现。第三部分第35节 不洁房事禁忌中国民间有性行为不洁的观念。其不洁之来源，主要是妇女不洁的观念引起的。妇女之月经，被视为“血污”，俗以为是不洁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指出：“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女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所以男子以此卑视女子，说女子是不洁的。除了在月经时禁忌行房事外，也视一般房事为不洁的行为，常常小心避忌之。东北地区有“宁承丧，不承双”的说法，即是宁可把炕借给人办丧事用，也不愿意借人结婚用，认为借给人结婚用，会脏了自己的炕，会遭晦气的。如果夫妻外出借用人家的炕了，临走时一定要扔下几个钱，叫“买炕钱”，是对自己不洁行为的一种赎罪。汉族、布依族及其他一些民族中都有忌外来夫妇在自家同宿的习俗，包括自家女儿、女婿也是如此。否则便于家不吉利，或说会影响自家后代子嗣的续衍等等。浙江一带，船家也忌讳男女搭客在船上交媾。鄂伦春族、汉族等许多民族中都有禁忌孕妇、产妇行房事的禁忌习俗。在怀孕期间，尤其是大月份（8~9个月）时，忌房事，是恐胎儿受损，怕早产。又有此时行房事，会导致生下的孩子长大后好淫佚的说法。产后“过月子”期间，忌房事，是认为产妇身上不干净，会使男女染上疾病。亵渎房事禁忌由于认为性行为是不洁的，所以又产生出性行为会亵渎神明的观念。于是在鬼神常在的地方，或者鬼神出没的时间里，在与鬼神交往（遭遇）的场合下，或者涉及到鬼神意志的方面都是禁忌行房事的，惟恐亵渎了鬼神，使人们自己遭受不幸。例如在日蚀、月蚀、暴风、骤雨、地震、电闪、雷鸣、水灾、旱灾、雹灾、蝗灾、瘟疫等情况下会有房事禁忌的心理反映。以为此时行房事是对天意的违背，是对天神的不敬，是对鬼神意志的亵渎。或许那灾厄正是由于这种亵渎才来临的，或许还会因这种亵渎而继续发展下去，恶化下去。因此，人们在这些情况下禁忌房事，并幻想由自己的节欲而能感动上苍，感动神灵、鬼魅，使它们不再降下灾难。另外，在宗祠里、祖堂上、庙宇内、宫观中、神龛下、井灶旁、坟墓地、棺柩处等位置都是严禁行房事的。因为这些地方都是鬼灵神明常居地或出入处，男女如在此交合，势必会亵渎、触犯了鬼神精灵。如果惹得它们恼怒起来，是会给人类降下灾祸的。云南彝族阿西（阿细）人有祭密枝活动，这期间，禁忌夫妻同床。清代南方赛水神活动期间也禁忌夫妻同床。据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篇”云，在赛水神活动中，曾经有一名当会首的舵工，因“一夕犯不洁（即指房事），方跪致祝，有风刮灰扑其面，骨栗神悚，几不成体。退而拂拭，则额上现一墨画秘戏图，神态生动，宛肖其夫妇，洗濯不去，转更分明，故以膏药掩之也”。其意皆为祭祀神明期间不得行房事，否则必会受到神的惩罚。因为天地是天神地祇的驻处，所以民间有禁忌在露天野合的俗信。俗以为男女交合必在避开天地的房间里、床铺上。因而将性交行为雅称为“房事”、“床第之欢”。不在房中交合的则称之为“野合”。野合是犯忌讳的。野合会污秽天地，冒渎神明。违犯禁忌者会遭五雷轰顶，被劈而死。其用意当在于以此来恐吓那些男女间不正当的性行为。汉族及其他一些民族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积久成习，养成了行房避天地，进而避人耳目的习俗。据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云：“（真腊国）行房不欲令人见，此俗与中国同。”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云：“（苗族）獠人夫妻异宿，唯于晴昼，牵臂入山为乐。于路口插松竹，以断往来。谓之插青。见者即避。如或误入，刀斧相加。”又云：“（苗族）夫妇野媾，插青路衢，以断行路，不知误入，张弩射之，媾精入地，是生短狐。”性行为忌讳直露人前的观念，还形成了一种道德风尚。俗话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君子厅，小人房。”即是要求尽量使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性生活不外露的。民间，不但忌讳公开谈论性行为，就是夫妻间在这方面也都讳言极深。一般行房事还要避开日月灯光能照耀到的地方，要在黑暗中进行，否则，即使在房中也怕不够隐蔽。这足以反映出民间对房事的保守性和隐蔽性。由于长期以来，行房事都是隐蔽的，因而，一旦行房时被人撞见，便会惊慌失措，羞愧难当。虽是夫妻，也会骇然，若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就会更加惊恐。然而，行房被人撞见，因而受惊吓，感羞耻而病伤夭亡者也确实不乏先例，所以行房忌被人见也成为一种禁忌风习。比较起来，在一般民众心目中，行房事避天神地祇的观念倒不是那么自觉明朗的了。反而不如忌被人见显得更切实、可信，这也许是体现了风俗传承中某种正常的变异性规律吧。再者说，人言可畏。被人看见了自己的“丑行”，难保他不到处传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人都知道了的事情，还能再瞒得了神灵吗？所以被人知道也就等于冒犯了神明，同样会遭到神鬼的惩罚的。这就又联想到了冥冥间的惩治，各种各样的因果报应等等，所以房事是绝对禁忌裸露的，必须极其隐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