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有两个著名悖论，其中一个叫“囚徒困境”，这个悖论说，在某种情况下，所有的当事者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精打细算，通常那种最利已利人的可能性并不会出现，出现的反而会是损已损人的最坏选择。另一个悖论叫做“纽卡悖论”，这个悖论说人们经常会因为只看眼前利益，而看不见未来更好的可能性。其实形成这两个悖论的思想基础，正是丛林战国时代特有的个人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思维模式。春秋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大敌当前，仍相互攻伐不息，各怀目光短浅的算计：楚国多次为眼前小利被秦国收买，破坏六国攻秦之约。齐国则因自认为秦国之祸仍属遥远而不参与攻秦。张仪的“连横”和范睢的“远交近攻”之策大获成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深谙“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们的短视心理。处在这两个悖论的魔咒当中不能自拨的东方六国，终于被秦各个击破。只有在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有强大核心的联盟，才能打破这个魔咒。为拯救塞尔柱土耳其帝国打击下的东罗马帝国，西方各国的统治者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多次组织“十字军”东征。13世纪初，第四次十字军远征时，进攻矛头却指向了他们的“拯救目标”东罗马帝国——欧洲国家各有其利益打算，早已不理会教皇“收复圣地”的谕旨。东罗马首都拜占庭近千年的文化艺术珍品遭到彻底的抢劫和破坏。身处战国时代的国家普遍怀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每个国家对国家前途、文明优势、霸权长存和盟国诚意均信心不足，总是彷徨在得失之间，为无法掌握自身命运而深感自卑和恐惧。这种自卑和恐惧感，更加剧了各国的丛林意识，促使各国总是将它国的发展和强大视作对自身的威胁，对它国的意图感到恐惧，对国际权威和秩序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追求着国家安全的绝对化；而一国这样做却又引发邻国的安全忧虑，千方百计予以破坏。因此，在战国时代，各国对外反应迅速，甚至过敏，随机应变性与警觉性都很高。每个国家都在尽可能地寻找它国的弱点，并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机会削弱和打击它国，国际关系总是朝着军备竞赛方向恶性循环。所以，与其说身处战国时代的国家及其统治者们是可恨的，倒不如说它们都是可怜的。比如美国，尽管它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也是当今世界上对国家前途最忧心和自卑的国家。在美国各界，各种“威胁论”和“衰落论”不绝于耳，“美国末日”和“世界末日”总是好莱坞电影最热门的题材。大肆扩张领土建立势力范围，对外殖民并强制进行民族同化，甚至消灭拒绝同化者，是丛林战国时代各国自保安全的需要。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争霸扩张，秦始皇统一时的疆域是西周王朝的数十倍。西方文明区在中世纪扩张到了整个欧洲，然后随着殖民者的脚步扩张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今天的美国正四处寻找借口向太空扩张军事势力范围。除扩张外，在战国时代，各国迫于形势，努力改革旧制度，努力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且总是首先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了强国，秦国用公孙殃变法，赵国武灵王引进“胡服骑射”，许多国家都不断地变革自己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墨守成规的国家经不起打击，往往迅速衰败。西方各国能发展迅速、争相崛起，也是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促动，西方奉行多元民主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巨大的社会活力，能使国家适应快速变化的战国形势的需要。西方科技革命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争霸：中国火药技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后，很快被用于枪炮制造；飞机的发明首先用于军事；GPS全球定位系统的发明也首先因为军用需要；更可怖的是，原子能的应用也首先实现于原子弹爆炸。战国现实迫使国家充分开放，引进新技术和人才，立新求变。在极为多元的战国环境中，社会文化思想得到了快速传播和发展。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走向科学理性。新思想纷纷涌现，其社会实践也纷纷进行：宗教改革、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西方进入一个“主义”多发期。西方战国时代中后期的思想大爆炸，与中国春秋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的争鸣时期基本一致，这都反映了学者们对混乱世界的关注。战国时代也是生产关系快速变革的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短期内完成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西方战国时代则经历了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系列转变，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所以，从推动人类科技与文化的快速进步、推动文明之间的开放交流的角度来衡量，战国时代之予人类文明也未必有失无得。不过，战国模式是一种过度多元和大起大落的，进步快、损害也同样巨大的，经常使社会到达毁灭边缘的无节制发展模式，它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长期战乱迁移、国家忽存忽灭，战国时代有效打破了国家间的交流障碍，离乡失国的移民非常普遍。在战国时代，人们即使残存着民族感情，国家归属感也极为低下，转为只追求个人权力、个人功业和财富。托马斯·杰斐逊将这种充满个人逐利的社会现象比喻为“商人无祖国”。在战国时代，人才互为敌国所起用者比比皆是。第二部分 20.战国现象（6）春秋战国时期，在各诸候国官居高位、建大功业者往往不是本国人。强秦的公孙殃、张仪、范睢等均非秦人，伍子胥、吴起、苏秦等，所服务之国均非母国，而且范睢、伍子胥等人帮助它国强盛的目的，正是为对付曾迫害自己的祖国；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互为竞争敌手，但许多航海家却甘受敌国的资助，为对手航海扩张：比如在意大利人当中，有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阿美利加、为法国航海的约翰和为英国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则有迪亚斯、费尔南德斯和麦哲伦，他们都为西班牙航海。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费米等人所服务的美国均非其母国，他们推动或参与“曼哈顿”工程、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打击对象，正是曾让他们遭受迫害的祖国——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在战国时代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许多移民型国家，它们都不太稳定，国民的民族归属感和故土观念极为低下。在新教徒推动下，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脱离母邦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了。受此鼓舞，殖民地欧洲人脱离欧洲母国的独立战火随后便蔓延至美洲各地。可见，与较稳定的民族国家相比，西方国家的无根性比较明显，与古希腊时代各殖民城邦国的立国模式完全一样，国家成为纯粹的权力利益体系，它的稳定建立在国民的个人权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这是西方特殊的历史际遇造成的。为了对外划清权力和利益界限，保护内部独立构建的新权力体系，西方率先发展出“主权”概念。“主权”概念的出现表明，西方人立国首重规则和现实利益，次民族文化属性。越是在多移民的西方大国——比如在美国——为了国家的稳定，其社会舆论就越会有意贬低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属性，尽量强调共同的利益，引导和鼓励国民放弃原来的民族归属。这种特质既赋予了新国家许多的灵活性，但也展露了一个巨大的弱点，给了它的敌国一个机会。当然，中西方战国时代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尚有余力反击游牧民族的攻击，与游牧民族接壤的秦赵燕等北方国家一面致力于文明区的争霸，一面还有能力反击游牧民族的攻击，并筑起长城予以阻挡。而西方战国时代受游牧民族的冲击更大，更持久，在火器发明之前，基本上无力阻挡游牧民族的攻击，因此文明区更形混乱。其二是中国文明的内敛性、农耕性和西方文明的丛林性、商业游牧性的不同，所以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民族、人口聚敛型为主，向外扩张方式往往表现为攻城占地和争权夺利，直接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例并不多；而西方向外扩张时，以民族、人口的殖民取代型为主，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例很多，所以也被非西方世界称之为“白祸”。战国时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时代。所能论及的，不过是其比较显眼的部分。深入探讨战国时代的特性，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地的认识和把握被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的脉搏。新世纪——全球战国时代？文明的丛林特质和正处于“战国时代”，是当今西方（和被它主导的整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所有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是人们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出发点。经过长达十六个世纪的战乱，罗马统一所带来的安全和集体意识已荡然无存，自卑和恐惧笼罩着西方各国。在战乱和多元竞争的环境中，西方社会的工业、经济、科技、军事及社会管理经验等各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走在世界的前面，但丛林世界观却更变本加厉。被西方丛林战国模式主导，有“国际法理”却无视“法理”，因而和平无法持续，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国力超强、无以约束的美国常自诩为国际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因为在美国人的思维认识中，丛林乃世界的本质，无法改变，所以，信奉霍布斯主义的美国“精英”们，往往将本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视为本国安全和丛林世界和平的保证。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就曾经说过：“一个没有美国占首位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更多暴力和更加无序的世界”，美国总统布什也认为：“美国是唯一可以保障全世界和平的国家”。但也正因为美国是个被丛林战国思维占据，奉行国家个人主义的霸权大国，所以在美国人种种救世之言的背后，世界人民看到的，却是一个受唯利是图的美式民主限制，为一已私利随意拿捏国际原则，常用武力破坏世界秩序的美国。有超群实力而无视国际原则，是美国被普遍视为当今世界和平稳定最大威胁的原因。冷战结束的十几年来，美国延续了霸权蔑视“共主”的战国传统，带头冷落联合国，视它为实现全球霸权的障碍。为狭迫联合国顺从其意志，美国甚至伙同日本拒交很大一部分联合国会费。美日两国是联合国年费分担比例最多的国家，它们连续多年拒交会费，给联合国各机构的正常运行设置了很大的障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整合”世界——把“游离于国际体制之外”的国家拉进国际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然而美国自己却一直游离于国际秩序之外，对国际原则抱持“有利则从，不利则弃”的态度，并且用赤裸裸的丛林逻辑——“上帝子民论”和“美国例外论”等——来回应世界各国对美国不守国际原则的不满。有些美国学者甚至从故纸堆中翻出“帝国”概念，提出“善良帝国论”，试图借此为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存在的合理性制造依据。第二部分 21.战国现象（7）确保本国的长期霸权，已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为此，美国甚至在国际战略上采用一种扶“次”抑“主”的策略，企图将各个有“争霸潜力”的大国“逐个击破”：为了打击苏联，美国放下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也对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上严重侵犯人权现象视而不见，扶持中国与美国一道共同对付苏联。苏联崩溃后，中国便成了美国的新敌人。为了压制中国，美国又开始大力扶持印度，甚至不惜违背核不扩散原则与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可以想见，若中国无法承受住美国的压力而衰落，那么美国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极有可能便轮到印度，届时西方媒体也必然会疯狂地炒作“印度威胁论”。为了实现本国的全球利益，美国正在积极谋求全球范围的武力控制，为此不惜破坏国际安全机制和国家信义。仅从军事及核政策方面来看：美国趁俄罗斯无力制衡之机，迅速向东欧军事扩张，扩大实控范围，并退出作为“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美国在成功劝说五大核拥有国停止核试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却又带头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威胁重新进行核试验；近年来，美国大力开发新式核武器，公开进行“低当量核武器”研究，并降低使用门槛，威胁（对包括无核国在内的不顺从者）先发制人核打击；对以色列、印度、阿拉伯世界、巴基斯坦、朝鲜等已经拥有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的核政策并不一视同仁；美国不顾国际社会要求禁止外太空军备竞赛的呼声、中俄多次要求进行外太空非军事化谈判的呼吁，拒绝签署有关太空非军事化的任何文件，积极部署太空武器，因为——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托马斯贝尔在一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太空武器化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第一个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家，也将可能是最后一个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国家，因为它将处在阻止其它国家有效利用太空的有利地位”。”（转引自《大家文摘报》2007年1月29日第1版）许多事例已经让世人看得很清楚，美国人仍处于丛林战国旧思维当中不能自拔。美国的“世界君主”地位和“战国霸权”心态之间的落差，使它丧失了带领西方世界走出丛林战国时代，带领世界走向和平的可能性。自独立建国，美国便扩张不停，经常找各种借口发动侵略战争。赢得冷战后，美国人开始大肆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用新干涉主义政策对付不顺从其意志的国家政权，比如轰炸南斯拉夫、入侵伊拉克，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嘴脸。2002年，美国将伊朗、朝鲜与伊拉克并称作“邪恶轴心”，纳入其先发制人打击学说的首选目标，并将中国、俄罗斯、叙利亚等七国列为可以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国家。美国这种热衷于战争和扩张的品性，《战争的阴影：1930年代以来的美国》一书的作者，美国学者麦克尔．雪瑞是这样认为的：“战争造就了美国。虽然许多美国人反对这种说法，但战争却对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是他们造就和扩展自己国家的工具，往往也是定义自己的工具”，也就是说，美国将对外战争也视作与商业贸易、工农业生产具有同等意义的，能创造就业机会、增加企业利润，使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的工具之一。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将战争看作“商业工程”，将战场化整为零地发包给“私营公司”来做。驻伊美军有14．5万，而“私营公司”的合同人员（雇佣兵）却有12．6万。他们同美国正规军一道进行战斗，却不须为在伊拉克犯下的种种罪行受到惩罚。这样，美国政府既解决了部分美国人的就业问题，还不须对他们的滥杀行为承担“国家责任”，真可谓“一举多得”。正因为此，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美国政界和智囊人物——包括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讲过这样的话：“美国有这么强大的军队，为什么不用？”美国人认为，战争能促进国力，强大军力，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保持收支平衡。于是，美国人发展了许多有关战争强国的军事理论，比如认为“只要将军费开支控制在GDP的3%以内，军费开支就有利于国家的经济，超过3%的军费开支就有损于国家经济”等。在霸权扩张主义主导下，美国与当年苏联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加紧输出“美式民主革命”，破坏他国的稳定，谋火中取粟。继改变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后，又继续在不顺从美国的国家频频煽起“颜色革命”，谋求建立有利于美国势力渗透的政权。第二部分 22.战国现象（8）美国对核大国俄罗斯只以战国时代的争霸对手视之，并不因俄罗斯对美友好和推行西方民主而稍有懈怠，长期坚持不懈地挤压着它的势力范围。9．11事件后，美国借口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曾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达成进入中亚的“君子协定”：美国在中亚建立的军事基地与在阿富汗的反恐“同步”进行，待阿富汗局势稳定时即撤出中亚地区。但在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局势稳定下来后，美国却绝口不提撤军问题，反而恩将仇报，借机在阿富汗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挑起颜色革命，推翻了阿卡耶夫政府，随后又在乌兹别克斯坦挑起以推翻现政府为目标的安集延事件。2005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联合其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道发布声明，要求美国为设在它们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设定撤军时间表，但美国仍千方百计地赖着不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为此还耍起了无赖：“什么上海备忘录、上海公报，或者其它什么玩意儿，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可见美国没有国家信义的作风没有任何改变。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轻信美国的承诺，允许其驻军，是对美国丛林战国心性缺乏认识。被战国思维占据的大国不存在公信力，就象寓言《农夫和蛇》里的蛇，对它友好的结果通常是反被咬一口。美国的反恐理论也是多重标准的：一方面，美国将不顺从本国的国家和组织定义为恐怖国家和恐怖组织，绝不容忍针对本国和盟友的“恐怖”活动。除了朝鲜、伊朗等国家和以基地为代表的组织外，美国至今仍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自由的象征——南非前领导人曼德拉视为恐怖分子，将在南非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视为恐怖组织。因为美国将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视为恐怖主义，是当年支持南非白人专政的唯一大国。为挖出“恐怖”网络，美国人不惜违反国际公约，残酷虐待囚犯。另一方面，美国对那些以“不顺从美国”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古巴等——为目标的恐怖分子却予以优待，明里暗里给予支持。2005年，美国不顾古巴政府、委内瑞拉政府的严正要求，公然庇护1976年10月炸毁古巴航空公司客机、导致73人死亡的恐怖分子波萨达。2006年5月，美国将关押在关塔那摩的5名“东突”恐怖分子不按国际反恐规则交给中国审理，却以“已确定他们不会再伤害美国，但交给中国会使他们受到迫害”为由，转交阿尔巴尼亚。美国还长期对俄罗斯车臣恐怖分子予以同情，对宣扬恐怖主义的“藏青会”给予资金支持。（香港《星岛日报》2008年4月18日报道，题：藏青会主席：自杀式袭击搞独立《参考消息》2008年4月19日第1版）塞尔维亚科索沃省最极端的阿族准军事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在1998年以前还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也几乎得不到科索沃当地民众的支持，到1997年11月，它只能召集到仅仅200人。但为了打击不顺从的南联盟塞尔维亚政府，美国国务院将科索沃解放军从恐怖组织名单上删除，随后美、英、德等国向它们提供了大规模援助，把他们宣传成反抗贝尔格莱德政府压迫的“自由战士”。当科索沃解放军的暴力活动迫使南联盟政府作出军事回应时，美英对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并在随后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数十天中，向科索沃解放军许诺让科索沃独立。（《澳大利亚人报》2007年12月24日文章，题：西方自己制造的危机《参考消息》2007年12月31日第3版）美国对恐怖分子的多重标准，反映了这个国家无原则、无是非的丛林本质。它使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丧失了正义性和正当性，削弱了世界对美国领导下的“反恐联盟”的支持，客观上也助长了恐怖主义理论的说服力。要从根本上解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反西方激进主义，首先必须消除西方文明的丛林特质。著名的美国当代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一书中指出，如果“失败国家”的定义是指该国家藐视国际法，那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无赖国家中的无赖国家。它在关塔那摩对待囚犯和在费卢杰对待伊拉克平民的行为早已置《日内瓦公约》于不顾；研制新型核武器而不是真诚地削减核武器数量的行为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攻打伊拉克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只有当“自卫必要性”是“紧迫”和“不可抗拒”时才可以使用武力的标准，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20世纪80年代，国际法庭裁决美国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美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判决，公然违抗国际法庭。许多学者用“例外”来形容美国的所作所为，乔姆斯基却认为，“例外”是指：美国免除了自己遵守它要求别国所遵守的规则的义务，即“人类统治者的邪恶准则．．．．．．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因强大而称霸，无视“弱共主”，在西方丛林战国史上实属必然现象。它受现代人关注的特殊性仅在于：第一，该霸权处于现代，即核时代、信息时代。核时代的毁灭特性使得霸权更容不得别国的崛起，容不得形成美国难以承受的“以小搏大”的军事挑战局面；信息的快速传播，使霸权需要为其侵略行为制造更多、更深具欺骗性的理论和谎言蒙蔽国内外民众，比如制造“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防止“无赖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毒品走私”等论调；第二，该霸权具有全球影响，使任何国家都无法“自外于它”。英国科学院院士巴里．布赞在谈到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全球战略时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声称自己属于任何地区的国家。比如，靠着这种实力，它合法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合法地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合法地成为“西半球”的一部分”（《中国到底有多重要》，作者宋念申《环球时报》2006年3月31日17版）；第三，该霸权具有唯一性、单极性。它使世界各国都得不到能借以反抗它的强大助力，而历史经验又表明，通常也难以形成可靠有力的弱者联盟(“纽卡悖论”和“囚徒困境”魔咒)，“合纵”难成功而“连衡”更现实易成。所以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顺从霸权，要么独自承受打击。第二部分 23.战国现象（9）实际上，“超级大国”并不一定就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二千年来，中国几乎一直是独步东亚的超级大国，但从未构成东亚和平的威胁，反而一直是东亚地区和平的缔造者和维护力量。是丛林战国思维使超级大国的实力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尽管西方内部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但在美国的控制下，尚能协调一致地应对非西方世界的挑战。西方是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议题的主导者——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的国际组织里，西方左右着绝大部分议程；西方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仅美国一国的军费就占全世界总和的一半，2007年美国军费预算更上涨到创记录的7165亿美元；世界财富和资源也大部分为西方占有，比如石油，其生产和流向基本为西方世界控制。冷战后西方世界的大致和平，就建立在世界格局优先保证了西方利益，而西方各国又基本顺从唯一超级大国意志的基础上，其次才是经济文化的接近、对数千年战乱史的反思。内部相对和平但丛林意识依然未变的西方世界，已将自己置于“优秀文明”的道德高地，又将主要矛头对准了非西方世界——在许多西方人眼里，“国际社会”、“文明社会”仅指西方世界，非西方国家仍然是“需要西方出手改造”的“野蛮世界”。在美国的影响下，现代西方大国的利益扩张方式，已基本跳出直接占领领土人口的传统模式，将注意力转向了控制全球自然资源、争夺各国科技资源，比如对石油矿产和人才的侵夺。侵夺方式也大为改进：除了对世界航路进行必要的军事控制外，还常常利用“民主革命”手段制造顺从西方的政权，利用金融手段制造经济危机，利用跨国企业进行资本控制和市场扩张，或利用技术差距来确保高额利润等，将传统的直接占领模式当作最后手段。西方大国掠夺手段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进步，有效降低了弱国的防范警觉性和抵抗烈度。长期的战乱史使西方精英们认识到维持国民丛林意识的重要性。在这大国小国林立、互动频繁、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里，西方政客协同媒体炒作各式各样的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印度威胁论”、“经济威胁论”、“恐怖威胁论”、“邪恶轴心”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论”、“间谍威胁论”、“软实力威胁论”，西方大国热衷于制作各种渲染外来威胁的“世界末日”影片，积极开发战争电子游戏，其实都是为加强国民的丛林意识而作的努力，如同虎狼必练扑杀、羚羊必练奔逃。西方精英们很清楚，要使国家能在这个丛林世界里立足，它的国民必须保持着强大的野性习气。作为世界唯一霸权大国的美国对此更是无所顾忌。美国人经常将中国、俄罗斯等不太顺从的国家描述成可怕的对手，夸大各式各样的“战争威胁能力”。在美国，臆测或渲染中美大战的书籍比比皆是，而且几乎都成了畅销书。美国之所以经常将一些国家——比如伊朗、朝鲜、叙利亚等——列为“敌国”，制定《敌国贸易法》，保持高压态势，目的就是让美国人始终保持丛林心态，为扩张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庞大的军工产业、刺激美国拓展各方面的能力服务。美国精英们的这些做法，与罗马人在全国各地设置大斗兽场的做法，意义完全相同。要使西方走出丛林状态，西方的“统一者”——美国的“正义”作派是前提。但这种期望却与美国根深蒂固的丛林思维、唯利是图的美式民主制度形成巨大矛盾，所以美国人的安全承诺通常无法令西方乃至世界相信。比如尽管美国多次保证GPS全球定位系统是免费的、公开使用的，民用和军用是分开的，但却并未让任何大国放心。只要能力足够，其它大国便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独立的全球定位系统：俄罗斯已建起格洛纳斯系统，欧盟正在建设自己的伽利略系统，中国也在努力建设北斗系统。所以美国对西方和世界的“统一”注定极为短暂。经过十多年的演化，如今西方世界的格局就象又回到了古希腊民主城邦时代，凝聚力已大为下降。北约就是现代“提洛同盟”。它既是一个军事同盟，又是美国控制盟国的工具，其领导人也规定由美国人（雅典将军）担任。在美国“雅典”人看来，今日俄罗斯就是“假民主、真独裁，但强悍难破”的斯巴达。苏联曾对东欧“缓冲区”盟国实行严格地帝国式控制，使盟国民众对俄罗斯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于是，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纷纷走向敌视俄罗斯的阵营，独联体也逐渐名存实亡，俄罗斯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叶利钦执政初期曾轻信美国的民主宣传，对美国一边倒，以为只要排除共产党、推行“美式民主”，即可与美国阵营“化敌为友”。叶利钦还轻信美国将提供大笔贷款的假承诺，在美国经济顾问的“休克疗法”建议下推行经济改革。叶利钦的错误政策导致俄罗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国家力量全面衰落，而美国却趁机将军事势力扩向东欧和独联体，竭力挤压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与国家安全空间。为了稳住俄罗斯，北约曾在1996年12月10日宣布：“北约国家没有意图、没有计划也没有理由在新成员国的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宣布会在修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时考虑俄罗斯对北约基础设施的顾虑。但十多年来，北约并没有履行承诺，军事扩张已逼近俄罗斯边境。虽然欧洲各国1999年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修改协议》，但迄今为止，该协议仅在俄罗斯获得了通过，其它欧洲国家都找各种借口推迟通过该协议。俄罗斯为楚怀王式的轻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部分 24.战国现象（10）在普京时代，俄罗斯实行了更符合西方战国现实的内外改革：对内整顿因实行美式民主制度和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而混乱的政治经济秩序，打击经济寡头，建立起“垂直领导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对外与美国霸权“斗而不破”，并采用各种手段——比如调整油气资源输送方式——加紧控制原苏联加盟国的离心倾向。这些做法当然不符合美国欲用“边缘”政策和“文攻武吓”手段控制俄罗斯的梦想。美国以普京“偏离民主”为由对俄施压，实在是霸权大国的“正常反应”。西欧尽管在许多方面还有求于美国，在北约接受美国的军事领导，却与美国之间的“战国式”不信任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趋向联合自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从欧洲煤钢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欧盟，签署申根协议，统一使用欧元——欧洲经济的融合推进了政治的一体化。2006年，《欧洲宪法条约》交由各国全民公决。西欧的目标似乎是建立另一个“合众国”。但它的统一方式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它的自由民主模式也不利于统一。从2006年法国与荷兰在全民公决中否决《欧洲宪法条约》、英国决定不进行公投的等事件中可以看出，西欧“和平”统一路途会有不亚于“武力”统一的艰难：首先，统一在西方小党自由民主制度下推行，让自由民意以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作最终决定，便很难成功。统一的高明之处是先从经济入手，适应了西方文明重短期利益的特点。但统一终究是一个关乎欧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问题，而民众通常仅凭对政治家的一时好恶或媒体宣传作判断，未必深入了解《欧洲宪法条约》对欧洲整体与长远发展的意义。更何况一个以无原则自由民意为基础的社会，统一即便成功，能否长久维持，是否坚强有力，也还是个问题。仅在位处欧盟核心的国家（比如法、德）里，便存在许多因政局变动而导致核心的团结破局的可能性。欧盟的不断扩大对统一也非常不利。表面上看，欧盟扩大是力量的增长、欧洲更趋团结。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是更复杂的利益争执和更难统一的各方意见，从而降低了统一的可行性。美国对西欧统一的影响很大。从霸权的普遍心态可以判定，美国必然不愿意看到欧洲统一，从此具备脱离美国控制的实力。所以，无论是否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统一欧洲都是逆霸权意愿而行，美国对此设法使绊是必然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在这么做了。有英国这个“离岛大国”的存在，西欧的统一显得更困难。“离岛大国”便是大陆周边的岛屿大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它们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上对大陆形成一种的“若离若即”的怀疑心态，又有实力使国家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尤其在外有强大吸引力——比如美国——存在时，“离岛大国”对大陆的离心倾向更明显，比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离岛大国”现象是海洋经济时代的产物，“两面下注”是“离岛大国”的重要特性，因此它们往往难以成为区域国家联盟的可靠成员。“离岛大国”对大陆的离心程度，可以从历史、地理、文化及（与大陆国家的）实力对比四个方面作综合考量。英国的“离岛大国”倾向虽然比不上日本，但已相当明显，比如英国在国际事务上更追随美国，而非欧洲。英国不加入欧元区，对德法共同推进欧洲统一持怀疑甚至干扰的态度，更何况它与美国还存在同一民族和同一语言的亲近感。2006年4月，意大利新总理普罗迪提出排除英国，由法、德、意、西带头，推行“更加欧洲”的改革，表明欧洲的政治精英们已认识到英国的特殊性，普罗迪说：“我认为很难把它包括在寻求更紧密融合的国家当中。英国决定不就欧洲前途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因此它不赞成这种欧洲形式。显然它拥护一种更独立于欧盟之外的选择”。欧盟统一，也许能使欧洲消去大部分战乱之源，这固然是欧洲之福。但它将给世界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却殊难预料：一方面，高度发达、有着高福利保障、理性而悠游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战乱历史进行的深刻反思，也许会使“欧洲合众国”成为一片不那么具有侵略性的“桃源乐土”。但是，更现实地看，一个丛林思维未有任何改变，且具备强大的硬实力，又被短视而唯利是图的西方民主制度占据的“欧洲合众国”，更可能成为与美国相似的另一个外张性霸权大国。这是世界的担忧所在，当然也是欧盟为美国所忌的原因之一。当然，还存在美欧联合起来共同控制世界的可能性，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都有这种期盼。东欧国家从苏联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后，争先恐后地加入北约、欧盟，对美国“一边倒”。东欧与美国关系紧密，不仅仅出于“共同价值观”——它们更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对俄罗斯不可言状的“恐惧”感，为此甚至不惜作为美国压制俄罗斯的军事前沿。于是，在美国霸权眼里，东欧已成为可代替西欧传统作用的“新欧洲”。自明治时代“脱亚入欧”起，日本人就一直处于严重的丛林世界观中不能自拨，将周边邻国视为猎物。从启蒙思想家福泽瑜吉公然宣扬“西方是禽兽国家，日本也要做禽兽国家”，到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记者会上公然质疑：“白色人种把亚洲作为殖民地，何以只有日本被怪罪，何以日本是侵略国”，到否认南京大屠杀、认为日本侵略东亚有功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民众中的高支持率，都表明了这个国家的丛林思维的彻底化。第二部分 25.战国现象（11）二战后，日本对美国有两弹之恨、战败之耻，从骨子里仇恨美国。不过虽然日本是美国的盟国，但美国对日本的信任远远比不上对欧洲盟国的信任，对日本从不放松监视，保持强大的驻军，所以日本能走出美国手掌心的机会着实不多。人们可以从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带头反对日本版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提案等事件中，看出两国关系端倪来。因此日本只有在各方面保持低调，顺从美国，才能稳住美国的压制。但也正因为此，才导致日本人的丛林世界观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只会以成败的眼光看待自身的暴虐史，而不可能从分辨是非正义的方面去反思。无原则的西方小党自由民主制度，更使日本人无法区分是非正义。由于美国未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政治人物和媒体解读世界的方式，尤其是看待周边国家的眼光，都是丛林和扭曲的。更可怖的是，以往日本高官若有否定侵略史或呼吁核武装的言论，必被日本政府和民众大声指责致丢官下台。但自小泉政府启动以来，日本经历了强烈地右倾化运动，民众经右翼丛林歪论的灌输，已变得是非不分，越是否定侵略史的高官，越能得到国民的支持，不但不会丢官，反而步步高升。比如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麻生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都是因为在日本侵略历史问题上表现强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获得日本民众的巨大支持的。于是，日本政客们更无所顾忌地向日本民众推销各种各样的威胁论和受限论——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能源威胁论、美国限制论、和平宪法限制论、非“正常国家”论——被右翼主导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已如同1933年左右的德国：心理极度不平衡，不反悔侵略历史，反而还露骨地视周边邻国为准敌人。与军国主义时代一样，日本右翼已经在日本民众中逐渐凝聚起仇外情绪，批评右翼的报社频频遭到右翼的围攻乃至暴力威胁。200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60年决议案中，对1995年在战后50年决议案中曾经明确记录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等避而不谈，却着重谈及日本“被（原子弹）炸”问题。从美化皇民思想和军国主义二战史、颂扬“神风特攻队”自杀性攻击精神的电影《我这是为君而死》在日本全国隆重上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5月11日报道，题：日全国上映电影，颂扬二战“神风特攻队”，作者符祝慧——《参考消息》2007年5月12日第6版），日本已成为西方世界中丛林程度最严重，且对此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弱的国家，它正在为军国主义复活做着理论和舆论的准备。日本未反省侵略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美国需要一个与东亚保持一定的离心（或敌对）倾向、始终只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日本。1945年麦克阿瑟在和日本裕仁天皇秘会后作出保留靖国神社和天皇制的决定，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显然是在裕仁的“勾践式”诱导下，将日本当作了一条可以替美国看住亚洲，因而必须保留野性的“大狼狗”。日本人的丛林意识是学习西方丛林文明后觉醒的产物，因而它发动的对外侵略与欧美国家侵略有所不同，是一种“明知罪恶而去犯罪”的自觉行动。在世界大环境仍被西方丛林文明和战国思维主导的今后相当长时期里，日本人的丛林思维不可能改变。所以，日本人眼中所谓的“正常”国家和“普通”国家，必然是一个与其它西方大国一样“有多大的实力便应享有多大的势力范围”的国家。日本人期望的“正常”化和“普通”化，指的是走出“单方面受宪法和平条款和国际原则制约”的“不正常”现状，让日本丛林意识和丛林手段的正常化、普通化。所以，战后日本军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行动，便是参与对伊拉克的占领。对外彻底的丛林思维和内部极端而狭隘的宗教集体主义，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把罪恶当做荣耀，冰冷虚伪的日本民族。中国对日本人的侵略的原谅和大度，不但未能促成日本人反思其侵略史，反而成为日本人大声否定侵略史、无所顾忌地反诬和再度蔑视中国人的机会。中国政府教育中国人民，要区分日本战犯和广大日本人民，不要将对日本极少数战犯的仇恨变成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甚至反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嘲笑为迂腐的“阶级论”——同样是因为发动侵略和进行大屠杀，德国人尚且将曾经横扫欧洲的希特勒看作民族史上一个莫大的污点，羞于言及，而日本人却将东条英机等战犯看作为奠定现代日本而捐躯的“昭和殉难者”，奉祀于靖国神社，受（包括首相等国家领导人在内）国民们英雄般的尊崇和参拜。许多迹象表明，日本自忖已度过卧薪尝胆期，正蠢蠢欲动，努力谋求挣脱和平宪法的“束缚”，从经济大国向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强国的第一步就是要改变世界对日本人的看法。但日本人的做法却充满了日本式暧昧和幼稚，因为他们试图通过掩盖（而不是反省）历史罪行、抹去人们固有的历史认识的方式来树立日本的“正义”形象。2007年6月，以日本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前外相町村信孝、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等重要政坛人物为首，约40名国会议员加盟的一个超党派议员联盟在日本国会成立。这个联盟的成员们都认为“东京审判”是“歪曲的历史观”，将侵略东亚各国说成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平沼赳夫在成立大会上赤裸裸的宣称该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决不允许错误的历史观四处蔓延”、要“让中国的纪念馆展出正确的史料”，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日本人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国土资源的贫乏，国力军力的强大，彻底的丛林思维中包裹着的被压制的国家地位和压抑幼稚而偏激的国民性格，凡此种种，已使日本成为东亚的匈奴和美国的勾践，不测因素随时可能爆发。这就是今日日本的可怕之处。每年在8月15日，日本靖国神社里热闹非凡，很多着“皇军”服装的遗老遗少在狂吼乱叫，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重新再来”的疯狂之中。美国赫德森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日高义树曾在2007年12月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基辛格博士等人经常对我这样说：“就像人有DNA一样，民族也有DNA。仅因为一次战争失败就永远不打仗，日本不是这样的国家”，基辛格预测日本将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并将拥有核武器。由此可见，日本仍然是一片“王道不及之地”，在西方丛林文明主导的当今世界上，能约束这个国家安于和平现状的，惟有霸权武力。第二部分 26.战国现象（12）日本人深以亚洲人为耻，将亚洲各国比作日本“大厦”旁边的垃圾堆。日本是大多数“中国威胁论”的制造源，而今，它又用“自由繁荣之弧”包围中国，用“远交近攻”手段伤害和离间东亚各国，极力在东盟10+3会议中拉入亲美势力破坏东亚团结，它也是在韩国的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唯一一个投弃权票的国家——身在东亚的日本人，心并不在亚洲，也不信任亚洲，“离岛大国”倾向比英国更严重。在能分辨是非正义，彻底反省之前，日本未必能与东亚文明区各国友好相处，韩国总统卢武炫就曾说过：“有日本这样的邻居是韩国的不幸”。因此，东亚地区若要实现良好合作，首先必须消除日本的制掣因素，正如欧洲要加强合作必先排除英国的干扰一样。事实上欧美也并不完全将日本视作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对日本还心存顾忌。“共同价值观”只是欧美借以拉拢日本，将日本当作遏制东亚的一颗棋子而已。因此，如果日本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历史决择，日本的未来必将存在难以言状的无根感，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尽管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西方世界的“共主”，但它“统一”西方之强势已难以为继。这是美国丧失“和平正义榜样”形象的结果。不过，美国必然不肯放松对盟国的控制和防范，因为在霸权逻辑看来，不是盟友便极有可能成为敌手。美国擅自降低盟国采购的F-35战斗机的技术水准、限制技术转让，反对欧盟在北约之外另建快速反应部队，以联合作战方式强化对日本军队的实际控制等等——美国对盟友的种种防范和限制，无一不显示在美国轰轰烈烈的“共同价值观”宣传的背后，隐藏着的更具决定性的丛林世界观。看似平静的西方世界，战国争霸大戏却未必谢幕，各大国仍积极为世界战争作着准备，军备竞赛越来越激烈。西方世界在认识和对待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方面，与中国集体主义文明完全不同。中国文明总是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看成最重要的正义行为，是一种超越国家法律、与生俱来而无条件的正义事业，将造成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大乱”的行为看成不可原谅的罪行。与此相反的是，自中世纪以罗马和基督教为号召的统一行动失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认可了欧洲的分裂以来，西方文明在日益高涨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文化的引导下，在“社会契约论”、“公民自治”及其后美国提倡的“民族自决论”影响下，不再把追求或维护国家统一（想当然地）当作正义事业，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一种有条件的行为。尽管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有反对国家分裂的法律，但法律随自由民意而动，是会变的。文明特性和意识形态超越法律，常成为决定性因素，国家随自由民意变化、战争胜败而分裂或重组，都无所谓正义或罪恶。这已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特点。二战结束以来，与欧盟融合、德国统一同步兴起的，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新一轮分权分裂运动。就像十五世纪巴伐利亚同盟、伦巴第同盟、汉莎同盟那样，西方各国发起了地区自治和小国化运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瓦解；苏联裂解为独联体后继续分化，俄罗斯联邦也存在着许多分裂隐忧；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区争取独立；英国的四大区追求更大的自治权，北爱尔兰独立运动难以平息，苏格兰人也为争取更大的利益份额而追求独立；意大利北部也寻求更大的自治，国家有分裂倾向；罗马尼亚有匈牙利族人的独立运动；法国的科西嘉岛兴起独立运动；比利时的也存在分裂现象，它的富裕地区民众为了维护自身私利，再不愿意与相对落后的地区共处一国了；丹麦有格陵兰独立问题；西班牙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寻求独立，甚至为此发动恐怖袭击；日本有冲绳问题——与许多非西方国家因民族或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分裂运动不同，西方国家内部的地区独立运动虽然有些也带有民族或宗教因素，但扩大公民自治权利和地区利益的诉求更多。在这种危险形势面前，西方大国仍然在大力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个人人权高于国家人权，地区利益高于国家整体利益）、“有限主权”论调，各国国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执正越来越互不相让，所以，人们更不可遏止地越来越轻视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血缘。受此影响，看似稳固的美国也未必能例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丛林争利型的小党自由民主制度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主义、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使地方拥有强大的自主权，并主导着中央权力，形成“地区联盟”型国家模式，联邦架构松跨，类同邦联；美国人民重视个人和区域利益而国家原则性并不强，因此常说“政治是地方的”。所以在美国，若存在使民众分裂或地区利益争夺激化的因素，比如经济灾难导致国民既得利益受损或获利困难、过度扩张招致军事打击、公民安全难保，或受某种势力的收买和影响，则美国极有可能在“人权高于主权”、“公民自决”和“住民自决”影响下走向分裂，或在“美国例外论”、“上帝子民论”思潮下走向法西斯化。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已经出现许多分裂主义现象，比如美国佛蒙特州居民、阿拉斯加州居民、印第安人和夏威夷土著人等，已纷纷发起独立运动。目前的美国已呈现许多罗马帝国后期的症状，比如军队的“雇佣兵”化、个人利益决定爱国主义、国民越来越藐视国家责任和未来等现象。据此可理解美国为何在冷战结束后仍千方百计地借反恐扩大国防开支，为何要在2006年5月（参议院）又将英语定为美国的国语（把它称作“共同和统一语言，是一种有助于美国人民团结的语言”）。很显然，美国政治精英们对国家分裂的前景已经有所担忧。他们希望通过强化世界霸权，提高美国人的安全感及长远获利的保障感，并在传统的“民主自由”认同感之外，加紧营造“美利坚民族的认同”氛围，塑造美式“大一统”观念，为破除国家的分裂隐忧未雨绸缪。第二部分 27.战国现象（13）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民族自决论”结合，使西方国家的国家权力被多变不定的自由民意把持，国家变得无原则，易被外部势力收买或影响。因此，奉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其实并不是一个个“稳重成熟”的“国家”实体，而仅仅是一个个如孩子一般“未定型”的“地区”而已。如果说西方国家因其自由民主而盛，但若不改变其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无原则性，那么它必然也因其自由民主而衰。在西方世界渐趋分裂之际，非西方世界正日益崛起，大国纷纷涌现。在全球化条件下，它们凭借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能源生产，积极参与世界利益的分配和权力的争夺。印度、中国、伊朗、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等非西方大国，都拥有西方大国不可小觑的实力。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各方面实力快速上升，越来越自信。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边缘国家”组成庞大的“发展中世界”，正改变着世界的力量布局。世界正步入人称“多极化”的时代。联合国的“世界共主”地位也越来越名副其实。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西方的丛林世界观显然已逐渐浸透整个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带着丛林思维看待周边关系，奉行“国家个人主义”——这是西方的战国扩张史带给世界的重要礼物之一。与西方越接近的国家，越是实践西方丛林霸权做派的高手，比如以色列、印度等国。犹太民族自被赶往世界各地，到近代重聚巴勒斯坦地区、二战后建以色列国，其间已历二千余年。痛苦的流浪历史，被广大的阿拉伯世界视为异类、包围敌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使以色列人形成“安全第一，和平第二”的立国模式，全民皆兵、枕戈待旦，极为强悍。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愈战愈强。在美国的包庇纵容下，以色列罔顾世界各国的和平呼吁和联大的一个个决议，将“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束之高阁，借阿拉伯世界分裂之机，强制推行限制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于是，巴勒斯坦人及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也都以丛林思维看待西方世界和这个犹太国。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的人身安全，以色列单方面修建了一条“以巴隔离墙”。但它并非严格按1967年中东战争前阿以实际控制的“绿线”修建，而是移入巴方少则几十米、多则数公里。它侵占了16%的西岸土地、11个巴村庄，26万巴勒斯坦人因此受到影响。在隔离墙经过的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不能去自己的农场果园劳作，不能去医院、学校，也不能探亲访友。在西岸城市盖勒吉利耶，隔离墙深入到“绿线”以东达7公里，水泥墙完全将城市包围起来，就像监狱一般。4万居民被困在里面，只留一个由以军把守的出口，外围居民要绕道40公里才能进城买东西。2004年7月，海牙国际法院裁决以色列正在修建的隔离墙为非法，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修建并拆除已建成部分，但以色列并不理会。长期以来，以色列与美国一直以未实行民主为由，在建国和承认政权合法性方面压制巴勒斯坦。2006年1月25日，哈马斯派别在立法委选举中以标准的西方民主程序赢得多数，组建合法政府。但以色列非但自己不承认哈马斯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还与美国一道竭力阻止世界各国承认。2006年2月19日，以色列内阁截留了代为收缴的巴勒斯坦税款，随后又武力阻止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总理哈尼亚携带国外捐款回国，试图困死民选的巴勒斯坦新政府。由此可见，美国和以色列长期向巴勒斯坦人宣传的“民主化”，只不过是以色列人和美国人拖延和压制巴勒斯坦建国的借口，建立顺从以色列和西方利益的巴勒斯坦政府才是真正目标。以色列国土无任何战略纵深，输不起任何一场战争。对以色列长期的国家安全和前途而言，抓住目前“以强阿弱”的有利时机，主动及时地取得阿拉伯世界的信任，彻底解决以阿对立，力求和解共生，甚至与阿拉伯世界形成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关系，才是该国的长治久安之道。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强者一方的以色列，有必要首先改变西方式丛林作风，改变小党自由民主制度中固有的短视无原则、易被左右的缺陷。但这几乎不可能实现——2000年，沙龙强行进入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有意通过挑起巴勒斯坦人起义来激怒以色列人自行起来反对以巴和解。果然，饱受巴勒斯坦起义者袭击的以色列民众通过民主选举再次选择了强硬派上台，硬生生地将以巴关系从拉宾、佩雷斯政府的和解时代拉回到“以暴易暴”恶性循环中。于是，以色列失去了与阿拉伯世界和解的良机。实现“控制”是霸权的目的。在美国独霸世界的大环境和“以强阿弱”的中东小环境里，巴勒斯坦人要想通过和平方式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几无可能。上帝已给了犹太民族——这个出过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民族——一个长保家园的机会。但作为强者的以色列人却屡次因为其丛林思维和无原则的小党民主制度而错过了和邻居和解的良机，挥霍滥用了世人对犹太人的同情，所以遭到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孤立。这种现实，从长远看，对以色列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以色列无法对包围着它的庞大的阿拉伯世界永远保持优势，其它的西方支持者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世界霸权地位，而在西方的猛烈打压下，阿拉伯世界的觉醒和团结却是迟早的事。以色列的未来在于趁此“以强阿弱”的有利时机放下身段，主动真诚地与阿拉伯世界谋和解，甚至融入阿拉伯世界，至少应在周边建立长期和解的“缓冲区”。否则长此下去，若犹太人再次被驱赶，他们甚至将无法再像当年遭到纳粹屠杀那样得到世人的同情。受数千年“避世”宗教文化和种姓等级制度的影响，历史上的印度，一直是一个有着严重“消极内敛”倾向的文明，大部分国民已变得安于不公平的现状，盲目自信自大又非常落后，重重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经常四分五裂。第二部分 28.战国现象（14）但由于长期耳濡目染西方丛林霸权模式的强盛之道，自独立以来，尽管印度社会的传统消极因素还相当强大，但印度精英阶层的思维方式却已逐渐向西方丛林模式靠拢，将建设“有声有色的大国”理解成为建立像西方那样的南亚（或世界）霸权国家。印度已不知不觉地成长为一个新兴丛林大国。与西方霸权作派一样，印度将周边小国和印度洋视为其“天然的势力范围”，强行控制。印度将斯里兰卡视为前哨，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尼泊尔，并建立数支航母舰队控制印度洋，加紧在国外（蒙古和哈萨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和行动前哨。在丛林战国思维影响下，印度分裂了巴基斯坦，并继承了殖民者的作风，将中印之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正当化，挑起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收留藏独分子并将它们视为牵制中国统一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并总是将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周边邻国与中国交好视为对印度的威胁，炒作“中国威胁论”为其核试验和强军计划辩护。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除了主动投入西方怀抱的极少数国家（比如日本）以外，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丛林做派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一定的被迫性。从各种国际会议，特别是裁军会议和联合国大会的各项投票结果中，人们明显可以看出非西方国家的这种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向国际丛林现实低头的无奈。在美苏全球争霸愈演愈烈时期，不结盟运动也如火如荼，只可惜力不从心，无力结束世界霸权主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主义（阿拉伯集体主义）一度风行阿拉伯世界，但纳赛尔逝世后，在西方大国的分化瓦解下，国家个人主义终于在阿拉伯世界占了上风。此后，狭隘的国家利益导致阿拉伯国家间相互提防、明争暗斗，终于被西方大国各个击破。非西方国家在独立建国后纷纷加入联合国，是受西方主权至上概念的吸引，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尤其是西方大国承认——的需要。主权概念尤其对弱小国家有吸引力。但“掌管”主权原则的国际组织，至今却仍然是一个无法约束霸权的“弱共主”。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绕开联合国，擅自入侵弱国的重大刺激面前，主权原则的保障作用已越来越得不到各国信任，于是当今世界上军备竞赛纷纷升级，核不扩散条约形同虚设，国际互动已形成恶性循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大国纷纷建立起地区霸权——但世界形势已大为改观，新一轮争霸者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大国。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令西方世界在关注内部争霸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非西方世界。与此相应，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旧联盟——华约、北约、欧盟等——已经消亡或正在改变，许多新联盟正在世界范围内重组或酝酿。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美日（韩台）同盟、东亚合作组织、古阿姆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全球民主同盟、集体安全组织、自由与繁荣之弧等。区域政经新组合的合作共赢与军政联盟的排外对抗同时升级，新一轮“合纵连横”正在世界范围密集上演。今日世界具备“战国时代”的所有要素。世界战事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激烈，仅仅因为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核对峙压制着大国间的军事冲动。在一战、二战结束时，美国都费尽心力，主导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制订出相对完善的国际规则，却为何在冷战结束后，便迫不及待地抛弃它们，转而提倡“人权高于主权”，酝酿所谓的“全球民主同盟”呢？美国在二战后期提议建立联合国，初看似为世界和平着想，但战后不久便暴露了它操纵联合国，欲“挟天子以令诸候”的霸权本相。比如操纵联合国阻挠朝鲜半岛的民族统一战争。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西方超级大国以实力控制着世界，联合国成为为霸权行动提供合法性、协调西方内部利益的工具，两霸的对立使联合国机构的工作陷于瘫痪。但随着新独立的会员国家越来越多和西方世界内部的严重分裂，联合国已越来越不受美国-西方世界的操纵。比如对以色列的坦护，已使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又如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抬进”联合国等等事例。这是联合国从西方“共主”向世界“共主”的过渡，是国际民主的巨大进步，但也意味着欧美老牌殖民大国控制世界能力的削弱。于是，西方开始觉得联合国的存在越来越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继续支持主权至上原则，已限制了它们无节制扩张本性的“自由”发挥。尤其在美国看来，联合国已越来越成为其独霸世界梦想的障碍。冷战后，国际实力均衡被打破，美国认为独霸世界的时机已成熟，因此积极酝酿一个代表美国-西方世界利益的“民主同盟”作为“新共主”取代联合国“世界共主”，目的就是企图借共同的理念与利益，既加强对西方世界的控制，也制造西方大国“有权”干涉发展中世界的舆论氛围，妄图将未顺从西方利益的国家描绘成“新文明”之外的“野蛮区”，跟殖民时代（将欧洲划为“文明区”，将欧洲之外划为“野蛮区”，将殖民侵略定义为“改造野蛮世界”）一样，将奉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利于西方势力渗透的国家定义为“文明”国家，而将“未达到西方民主标准”、不利于西方势力渗透的国家定义为需要西方出手改造的“落后”、“无赖”或“失败”国家，为西方世界的新一轮扩张征伐提供“合法”、“正义”依据。第二部分 29.战国现象（15）这就是美国人从鼓吹“普世价值”、“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到弱化联合国，建立“民主同盟”的本意。他们的目的，就是将美国塑造成西方世界的“强共主”，建立一个由美国-西方大国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从”世界。世界各文明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各有不同，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如何实践，还存在着巨大分歧（西方自由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无国际原则的自由民主）。没有取得共识而强行将西方民主当作唯一标准，同时削弱主权的结果，必然导致使世界丧失确定性，导致强国干涉弱国的借口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弱肉强食将更严重。所以，“民主同盟”计划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理念，是少数西方大国针对广大发展中世界的一个莫大的阴谋，是少数西方大国为重新控制世界而进行的新一轮世界战争策划，是世界文明的倒退。只有当发展中世界团结起来，揭露少数西方大国的阴谋，才能打破它们的侵略企图。基督教分裂后，为了在不同的“文明标准”中确立谁是真正的“共主”，西方世界爆发了宗教战争，残酷的战争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疲惫的西方世界战后终于放弃宗教共主，实行政教分离。从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到今天联合国，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大战。新旧共主交替，是国际原则的混乱期，必然使世界战争更加激烈。挑起世界战争的罪魁祸首，每次都是共主原则的破坏者，而每次世界战争的结果，不过是再次确认了国际主权原则、强化“共主”而已。因此，当今世界需要的，是尊重“弱共主”和强化国际主权原则，而不是抛弃削弱它们。当然，即使西方大国将“民主同盟”建立起来，鉴于西方世界的丛林本性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无原则性，“民主同盟”依然是一个不稳定的“丛林战国”主从体系。若美国独霸地位难继，则各“民主国家”必将在争霸战中继续其混沌不开的历史。伊拉克已经被占领，科索沃已经宣布独立，西方霸权大国正努力破坏着国际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住民自决”劲风正吹遍西方世界。看来，仅仅十数年的和平，在西方人眼里就已经太长久了。西方世界早已忘记自西罗马灭亡以来的千年战乱伤痛，正在快速滑向新一轮“自然选择”，如此下去，终将自毁前程。随着西方大国越来越肆无忌惮，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从政府精英到普罗大众，对西方文明的本质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从中亚颜色革命渐入低潮，到非洲国家反对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从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加剧，到反西方游行示威增多，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大国越来越失望。经过科索沃战争、“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论调已引发发展中世界对西方大国的恐惧和反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化它们的国家主权了。西方大国与发展中世界在国际规则、全球化、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民主和人权概念等方面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两者的矛盾，已隐然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改革中，西方民主大国和发展中世界已明显分成两派。世界正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为西方丛林文明、丛林思维主导，无视国际公理，任国际关系走向恶性循环，滑进更危险的全球战国时代，还是努力走出西方丛林战国模式，探索能让国际关系走向良性循环的新途径。战国时代是一个力量对比快速变迁的时代，危险与机遇并存。而能在这个大时代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是国民团结且有长远战略眼光，能因时随势调整自己的强国。第二部分 30.中国的自处（1）从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占据台湾、澳门，英法发动鸦片战争时起，处于战国时代的西方势力扩张至处于严重消极内敛中的中国。中国陷入了战乱和迷茫之中，几乎丧失民族自信。但中国文明的巨大韧性，使它尽管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仍顽强地按自己的轨迹发展着，其文明内涵并未改变。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终于赶走了西方侵略势力，一扫千年消极内敛和百年积弱所带来的晦气，昂首走进积极内敛时代。改革开放后，随着实力的增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以及对本国文明的反思，中国人正越来越自信于本国的文明。苏联集团衰弱后，中国的可利用价值降低，美国及其盟国随即开始压制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为避其锋芒，中国开始战略低调，“韬光养晦”。中美同盟的破裂，乃美国的丛林战国本性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美接近，曾令中国年轻一代一度被美国-西方浮华自由的表面所迷惑，凡事尊西贬中，那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历了“银河号事件”、阻止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事件、售台先进武器暗助台独和李登辉访美引发台海危机事件、“中国间谍”李文和事件、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美国国会《考克斯报告》对中国的大肆诬蔑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日本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事件、西方杯葛北京奥运会和长期暗助“藏独”分子分裂中国，还有西方在中国加入世贸进程中长期刁难中国和为中西方经贸往来设置障碍、年复一年的人权攻击和军事逼迫，永不停歇的“中国威胁论”等等，中国人对美国-西方的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与处在战国扩张时代的西方打了一百多年的交道后得出的最清醒的结论，也是中国对这个仍被西方丛林战国思维主导的现代世界的基本看法。中国奋起直追的所有军事进步，包括在“一穷二白”年代不惜代价研制“两弹”，都是被强烈的生存危机感逼使，为阻挡兽群的攻击而极力构筑的篱笆墙。中国人以历史的眼光理解西方战国时代，因为中国文明也曾有过那段相似的丛林史。作为中国文明的一段特殊经历，春秋战国时代并未因历史久远而淡漠，先秦大量的历史文献，深刻影响了中国整个趋统内敛时代，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历史，并由此而关注未来，是中国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之处。因此，西方主导下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既陌生又熟悉。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深刻反思，是儒家思想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身处战国时代的儒家先驱们早已认识到：霸权和个人主义并不能使“天下”长久和平；没有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和国际争斗就会在以暴易暴中恶性循环。儒家提出仁、义、忠、恕、和、信、节等集体主义理念，就是为了促使人们养成明辨是非义利、遵守社会秩序、包容大度、重义守诺的内敛思维习惯，促使各国摈弃丛林思维、霸权作派和国家个人主义，走向和平和谐。二千年趋统内敛史是集体主义内敛思维的社会实践期。在与外来侵略者的长期斗争中，尽管暴露了许多消极内敛问题，但中国也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大一统给中国人带来了自信与和平，内敛正是这种自信心的集中体现。若说秦以强力手段结束了中国社会上的丛林状态，实现了趋统内敛时代对春秋战国时代的跨越，那么从汉朝起各代提倡儒学，则是中国文明在思维方面跨越了丛林模式，形成自成体系的集体主义内敛世界观。趋统内敛时代的中国，从不主动进攻或寻求控制邻国。它只求周边安定，而且常帮助友好邻国免遭侵略，以实际行动避免了丛林时代在国内各民族之间、中国与邻国之间的重现。这是中国集体主义文明义重于利、锄强扶弱的伟大情怀，是中国人走出丛林时代的重要表现，与战国时代霸权大国常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派完全不同，尽管常因此被西方嘲笑、被认为难以理解。趋统内敛时代的中国文明之所以比其它文明更为周边国家推崇，即使曾占据中国土地的许多侵略者也往往被中国文明同化，不完全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发达，而首先是因为中国文明率先超越了丛林世界观。在工业革命的生产力发展超过中国文明之前，战乱不息的局面使西方世界也很推崇中国的趋统内敛文明模式。自近代衰落、视界广及世界以来，中国早已彻底抛弃了封建封闭时代形成的“中国中心”说，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大量缺点，正以西方为镜，对照自身文明的得失。集体主义使中国人善于总结历史，通常也能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待当前。而丛林战国思维和个人主义，使西方人不太在意历史和未来，只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西方文明更注重人的原始本能，将“自由”理解为尽量释放人们的各种欲望，以丛林威胁和外来刺激来推动社会进步，将社会的和平建立在严格的法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隔离上。而中国文明更关注怎样超越人性的原始本能，注重“天人合一”。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对丛林威胁和外来刺激的反应，更来自于整个社会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中国将社会的和平和谐和社会理想的实现置于社会法治和集体主义精神上。国际和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对现有国际法原则的坚持，而唯有（国际）集体主义——尤其是世界大国奉行国际集体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第二部分 31.中国的自处（2）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关键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模式正契合中国文明的特质。社会主义是一种有原则、有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集体主义制度，它与中国集体主义文明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个人价值观基础上，是一种无原则、无节制的制度，契合西方文明的丛林本性。所以即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首先产生于西方世界，西方也只将它看作乌托邦思想，社会主义在西方屡试屡败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用不断完善的集体主义理论共识来描绘未来，大胆地实践和探索着未来，对集体主义理想的追求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在积极进取状态；而西方社会对未来却没有共识，他们的未来观只见诸于各种各样的科幻大片，于是宗教便轻易地占据了人们空虚的心灵。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与趋统内敛时代，中国的思维与视界比陷于战国思维中难以自拨的大国更为宽广，对本文明的先进性始终深怀自信，不轻易为丛林思维所左右。这一特点还赋予了现代中国应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时具有战略能力。跟历史上的所有侵略者一样，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里，西方只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却无法俘获中国人的心灵。所以很显然，在当今被西方“国家个人主义”和丛林战国思维普遍占据的世界上，唯有奉行集体主义、趋统内敛的中国，是一个不同于其它世界大国的特例。正如黑格尔形容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尽管它仍受限于国力，却已超越西方丛林世界观的束缚，以集体主义俯视眼光看待世界。比如，集体主义意识使中国人认为，尊重别国的主权便是尊重别国的集体人权，是对别国全体人民的最大尊重，与西方社会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将个人人权置于集体人权之上的做法完全相反。正义产生于集体主义，“尊重”是相互的，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道理：若中国侵略别国，别国自然也有理由在它强大时侵略中国，最终也使中国陷入永无休止的“冤冤相报”循环中，逃不出悲惨的结局。因此中国必须始终自律内敛，将自己首先置于无可辩驳的正义位置上，以此激励国民并在反侵略战争中赢得最广泛的国际支持。被个人主义和丛林思维占据的西方各国就没有这种认识，所以在它们眼里，今天作为强者侵夺他人和明天衰落后被他人侵夺，都是自然合理的，并无正义非正义之分。举个例子，无论中国怎样据理力争，西方大国总是拒绝归还从中国抢去的千万件国宝，因为它们认为，除非中国能凭强大的武力将这些国宝夺回，否则中国就没有权力拥有它们。同样，集体主义思维使中国并不因世界“共主”的“弱”而轻视它。在还未重返联合国之前的1954年4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已经阐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号召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便是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总结，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在西方大国努力破坏国际原则、蔑视和抛弃“弱共主”的时候，中国反而比西方大国更支持联合国的工作、更尊重“共主”和主权原则。因为中国懂得联合国所代表的，是国际合法性、正义性所在，坚持原则有利于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提高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实现本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集体主义精神，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所以，说中国对外界不构成威胁，并不是因为“中国还很穷”，而是因为中国奉行集体主义内敛世界观，它与西方丛林战国式霸权主义世界观是完全相反的。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对主权国际现状（即国际原则）的维持，而不是刻意找寻种种借口打破它。中国内敛文明的发展有利于国际社会维持主权现状，所以，中国的强大完全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力量发展了，就必须有与之‘相称’的军事力量”（这是西方世界的丛林逻辑），而是因为当今世界仍然被西方丛林文明主导，世界强国正处于西方丛林战国思维中无法自拨，而中国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处于弱势地位，生存受到巨大威胁，发展正受到钳制，因此中国急需发展遏止侵略的军事力量。其实，即使从西方丛林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和平也是有利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单极时代，中国的强大也有利于丛林世界走向多极“均势”下的和平。炒作各式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强大比作法西斯日本、德国的重现，都是西方基于其落后的丛林战国思维习惯，“由已及人”地猜度和诬蔑中国。西方是个无序社会，它没有历史感，也无法思考社会未来，更没有社会理想以及能带领社会向一个比较确定的目标前进的社会核心力量。于是，外来威胁的恐惧感和刺激作用，成为促进西方社会持续进步的唯一动力，与动物们在天敌威胁和环境变化的刺激下自然进化一般——在以丛林眼光看世界的西方人眼里，中国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与他们一样，也都“不过是个被本能驱使的动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渲染各式各样的“威胁论”，其实是西方社会精英们推动社会进步，同时防范和打压它国进步的一种有意识的手段。由此可见，无论中国怎么宣称“不称霸”、“和平崛起”，西方世界都要散布“中国威胁论”，并借此打压中国的。为了防范中国的崛起，在各种炒作和臆测中，西方舆论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的任何开放或进步、任何正面和负面消息都被视为威胁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和平稳定是威胁、中国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加强友好交往是威胁、中国增强自卫能力是威胁、中国经济发展是威胁、中国出口量上升是威胁、中国“和谐世界”构想在世界上引起重视是威胁、中国在国外开办汉语学校及世界兴起汉语热是威胁；甚至当中国为了坚守国际主权原则而不干涉他国内政，为了尊重他国的自主选择权而不强加意识形态，对他国提供贷款和援助时不附加政治条件，也无一例外地被西方认为是威胁。许多西方著名的学者就是以这样看待中国发展的。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在西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书中写道：第二部分 32.中国的自处（3）“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当然，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权力增长时，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页）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经常提到“基于500年国际关系史的规律和大国崛起的经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和平的，或是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霸权国地位的”，以此证明“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和霸权国构成威胁，并在扩张道路上前行”。但西方学者们却从未告诉人们的是，这500年的“国际”关系史，都只是西方内部的大国交替兴衰史，是西方文明处于丛林战国时代的固有表现！其它许多文明都与西方文明不一样，趋统内敛的中国文明与它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西方历史既已证明霸权主义是所有大国的天性，于是遏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就成了西方大国的必然选择。而今，逐渐走向繁荣的中国，抵抗西方压制的能力越来越强，于是西方世界的“遏华”意识疯涨。比如，中国至今还没有航空母舰，也未见任何可信的建造计划，仅表示过具有建造航母的“能力”。可是在西方，“中国航母威胁论”早已炒得沸沸扬扬，它们早已在谈论如何对付“可怕的中国航母”了。可是，且不说美国拥有十多艘十万吨级重型航空母舰，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诸国都拥有多支航母编队，倒没见西方舆论哒伐。就西方世界的丛林本性而言，征服和控制的欲望遭到遏止，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世界必须随西方而动，任何发生在西方可控范围之外的事件都是威胁。但尽管遭到了西方的残酷侵略，中国却仍是一块保留着独立自主个性、从未被西方完全征服的土地，这也是中国被西方敌视的主要原因。不过，鼓吹中国走向强大是威胁的西方世界，同时也在宣扬中国的衰落、崩溃、贫穷落后也是威胁，因为它“将给西方带来环境危机、人口迁移危机”。其实西方这些“担心”背后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的崩溃将使西方失去廉价商品的供应地，使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是担心中国崩溃和衰落将给西方带来所谓的“人道主义烦恼”。所以，尤为讽刺的是，因担心消耗过多粮食和资源而视中国庞大的人口为威胁的西方，却又猛烈抨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人权”、“威胁了世界”，必须废除。总之，只要中国未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么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就强也不行，弱也不行，往东走不行，往西走也不行——中国人无异于未被西方掌控的致命病毒，是不能与西方人并存的——只有当中国人完全由西方支配并将生产所得拿出来供养西方，回到“东亚病夫”状态，或者从这个星球彻底消失，西方世界才能安全。其实即便中国和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消失，西方世界仍旧不可能有和平安全可言。因为西方本身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炒作“中国威胁论”不过是西方霸权大国借以团结西方、笼络盟国的手段。将内敛的中国描述成具有攻击性的国家，而将丛林的西方描述成慈祥温和的世界；将被侵略的中国描绘成威胁的策源地而将西方描绘成受害者，是善于颠倒黑白的西方制造的最大的谎言。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2008年4月2日发表的《中国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在我孩提时代，就有人说‘黄色威胁’．．．．．．（西方）‘反华情绪’后面埋藏的真正原因其实质正是种族主义。”与中国交往数千年，从中华文明中得益良多，却几乎从未遭到中国侵略的许多周边国家，也会将西方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信以为真，担心中国强大后会与西方世界一样的扩张侵略，正表明西方丛林战国思维已浸透世界，其丛林榜样已教坏世界各国的现实。国际社会的丛林化，当然方便已经占领高端，已比较强壮且擅长火中取粟的西方大国从发展中世界的争斗中渔利，但世界将再无宁日。从事涉华工作40多年的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格雷戈里．克拉克在它《“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一刻也没有停歇》一文中对其经历的历次“中国威胁论”的描述，让人们看清了西方大国的丛林本性和龌龊心态：（日本时报网2006年1月7日文章，题：“中国威胁论”鼓吹者一刻也没有停歇——《参考消息》2006年1月9日第8版）自从我从事跟中国有关的工作以来——如今已40多年了——就一直存在所谓中国“威胁”。它始于1950到1953年的朝鲜内战，而那场战争最初跟中国根本毫不相干。尽管如此，北京却受到指责，为示惩戒，美国不仅干预朝鲜内战而且干预中国同台湾的内战，后又扬言要派兵进驻中朝边境。当中国针对这一举动派出自己的军队后，“中国威胁论”骤然升温。据认为，下一个“中国威胁”将通过东南亚华人展现出来。要对付这一威胁，西方不得不在该地区扶植了一批无能、腐败的统治者，并出面压制马来亚和沙捞越华人的反歧视抗议活动。为此，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还不得不费尽心机在1959年偷偷阻挠聪明能干的华人李光耀当选新加坡总理。后来李光耀居然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掩护者。“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越南问题登峰造极。显然由民族主义引发的越南内战从莫斯科得到的支援多于从北京得到的支援，然而华盛顿和堪培拉却抨击它是中国图谋“侵入”亚洲的第一步。第二部分 33.中国的自处（4）1964年在莫斯科，我陪同澳大利亚外长保罗．哈斯勒克受美国唆使愚蠢地试图说服苏联同西方一起对付怀有“侵略”之心的中国。苏联总理柯西金困惑不解，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莫斯科正竭尽所能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北越，它愿意看到北京加大支援力度。至此，哈斯勒克才放弃。1962年，作为堪培拉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我目睹了把中国抗击印度军队进攻的十分有限且有理有据行动指称为无端侵犯，随后有人提出“中国威胁”，声称它谋求经由孟加拉湾的海上通道。伦敦的《经济学家》甚至推断北京谋求假道阿富汗南下。接下来，有人指称中国试图在老挝、泰国北部和缅甸取得立足之地——全部是无稽之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1965年煽动屠杀了印度尼西亚的50万左翼人士，理由是要阻止中国在那里立足。美国和澳大利亚在1975年同意印度尼西亚以残酷手段接管东帝汶也是打着这一旗号。从那以来，我们看到，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正式承认或认可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但北京针对台湾的种种说法被指为侵略。虽然从来没有人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中国对西藏行使控制权的努力却也被列为侵略行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所谓地苏联对日威胁烟消云散，如今大批日美鹰派（包括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又在极力鼓吹中国对日本和远东构成威胁。北京最近增加军费的举动受到沸沸扬扬的议论，但这种增加是基于非常低的起点，直到前不久，中国军队关心的还是经营公司和种菜。而且，美日两国在东亚不断加强军备并公开宣称以反华为目的，它们的军事开支比中国多得多。当然，假如中国军队在靠近美国海岸的地方设立基地并派出侦察机和舰艇或者轰炸美国驻外大使馆，那么，美国在这种加强军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无可厚非。但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并没有发生。东京声称在东海受到中国威胁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迄今为止，该地区只出现过一次开火，那就是日本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追捕并击沉一艘朝鲜船只。关于中国质疑日本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范围，东京愤愤不平。但国际法有关专属经济区边界的规定并不能确切证实日本的立场。此外，最近澳大利亚与东帝汶签署的联合开发帝汶海大陆架油气资源协议以及1974年日本和韩国达成的共同开发东海大陆架协议均强有力地说明，北京提出的共同开发主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这些细节无疑会被斥为无关紧要。我们的掌权者需要有威胁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在冷战期间以及在伊拉克所显示的，一旦他们宣称某某国家是一个威胁，战争升级的步伐就会变得不可阻挡。对方自然不得不有所反应，于是军队-工业-情报联合体抓住把柄，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扩大预算和权力。用不了多久，新闻媒体和大批不明真相的学者和评论人员都被卷入漩涡。待到尘埃落定，事实证明所谓威胁纯属子虚乌有之时，制版威胁论的人又会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但至此已花掉大把大把的钱，葬送掉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1962年，印度在喜马拉雅印中边境袭击中国最终演变成“中国的侵略”，而一切迹象——包括最新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印度是导致军事冲突的中印边境争议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克拉克当时在澳大利亚国内工作，他曾提交了一份客观反映中印边境问题的报告，但最终没有为澳大利亚政府所接受，因为该国高层认为，“中印两国间局势的缓和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西班牙《先锋报》2006年2月14日文章，题：“中国威胁”的历史，作者拉斐尔.波奇——《参考消息》2006年2月16日第16版）可见，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大声嚷嚷的“中国威胁论”，其实是西方世界“贼喊捉贼”的卑劣伎俩和阴谋，西方才是当今世界战乱冲突的罪魁祸首，应该对世界的动荡不安承担全部责任。只要西方的丛林本质和战国模式一日不改，世界和平面临的威胁就一日不消。“即将到来的中国‘霸权’”论，是西方世界狭隘的丛林眼光的产物，它证明了西方霸权大国时刻担忧强敌环饲与霸权更替规律，心态自卑和恐惧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西方正在不停地威胁着中国生存、扼杀着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了不顺从西方霸权者必遭霸权敌视的战国铁律。孔子描述“小人”时用的“常戚戚”一词，非常适合描述处于自卑恐惧中的西方世界的种种心态。当然，假若中国的战国时代延续至今，中国文明区的思想家们同样也会得出托马斯．霍布斯、米尔斯海默之流同样的悲观结论，中国文明区的“所有国家”也会产生与西方相同的世界观和深刻的自卑恐惧心理。第二部分 34.中国的自处（5）每个大国都梦想成为超级大国，只要它是国民自强不息和世界各国和平竞争的结果，那么追求超级大国实力和地位就是正当正义的进步之举。但将超级大国的实力化为霸权地位，却是非正义的，而且只有当一个超级大国以落后的丛林思维看待周围世界时，才会将实力转化为霸权，中国春秋时代的大国和今天的西方大国都是这样。在当今世界上，那种认定当一个大国实力膨胀，就必定会侵略他国的看法，都是中了西方丛林战国思维的毒所致的。中国依其广袤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追求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人无须对此讳莫如深，因为这种追求是完全正当正义的。但与西方大国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独有的趋统内敛性，自动限制着未来的超级大国中国走向霸权主义。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世界观不同，中国文明向来推崇“王道”(即软实力)。在中国儒家集体主义文化当中，“霸”是“野蛮”的代称，“霸权”是一个代表着它的文明和文化“落后”的名词。自二千多年前结束春秋战国时代时起，中国就已经逐渐告别追求霸权地位的冲动了。“霸权”是走不出丛林战国思维的西方大国的必然追求，却与“文明”和“先进”的中国内敛文明格格不入。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时之兴，而是内敛本性的自然反映。曾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看中国人的和平性格与西方人的丛林性格：“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我们欧洲人，欧洲人时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经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甚至不能像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所以真正威胁着西方人民的安全和自由的，仍然是西方自己；威胁当今世界安全的，仍然是思维的丛林战国化、社会生活方式无原则化，以及将这种落后的世界观和社会生活方式在全世界的推广的西方大国。世界上没人能摧毁西方，除了西方自己。当然，中国的强大只对某一类人所期盼的某种自由而言，确实是一个威胁，那就是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期望中国重现贫弱史的西方殖民霸权势力——中国走向强大，阻断了他们奴役中国人民、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自由。在西方舆论主导的世界上，只要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国原则，那么无论中国是否实行西方民主制度，都无法消除“中国威胁论”。西方努力向中国人灌输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其实是企图将已走出战国时代二千多年、正处于趋统内敛时代的中国拖入（西方主导下）范围更大、更险恶的丛林战国世界。事实上，鉴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极端唯利是图、无节制、无原则的个人主义特性，若中国真的向西方的民主和西方的文明看齐，走向“国家个人主义”，才真的会成为丛林争霸中的一员，就像当年德国和日本那样，成为西方和世界真正的噩梦。奉行集体主义的内敛中国，总是期望通过比较克制的实际行动，使世界和平进程走向良性循环。帮助世界摆脱丛林思维、走出“战国时代”，不仅对世界的长期和平有利，对中国更有利，也是中国文明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提出来的“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一个得自中国集体主义文明精髓，从跨越丛林思维的制高点上，以促使国际关系走向良性循环为目的的国际集体主义思想。但现实的看，尽管“和谐世界”理念有助于西方世界走出丛林时代，却还是因为“曲高”而在西方世界“和寡”了——限于时代和思维方式，奉行国家个人主义的西方世界难以真正懂得中国集体主义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中国总显得特别“神秘”、“难以作出长期预测”的原因）。强大的硬国力又使西方大国充满了“西方中心论”，轻视中国文明。事实也证明，单凭强调自己的和平内敛态度，中国无法阻止西方炒作“中国威胁论”，因为西方的丛林思维，与和谐理念几乎没有交集。所以在西方的舆论进攻面前，中国舆论采取“以攻为守”模式，也许更有利于打破西方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人不能让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尤其是西方历史观）和“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继续为西方所左右，人云亦云，应该用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历史），以自己的集体主义思想重新定义自由民主人权概念，以文明、历史和世界观的不同来证明中西方的不同，主动参与国际辩论，用事实向世界强调西方丛林世界观和无原则的自由民主模式对世界文明秩序构成的威胁——是西方（而不是中国）需要向全世界作出解释。第二部分 35.中国的自处（6）西方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不外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在扩张年代疯狂掠夺外文明的财富资源，较早完成了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其二是因长期处于极度动荡的战国时代，危机感迫使西方各国努力增进生产效率，调动国民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从而引发全方位的思想探索和社会改革运动——科技与工业革命、法治与民主革命。而今，西方正在利用其主导下的“全球化”和“民主化”，企图再次将世界改造成对西方势力无节制扩张无遮掩的，方便西方强国单向获利的强者乐园。受国力弱势所限，正处在满怀敌意的西方强国环伺之中的中国，其处境就像当年被称为“礼仪之邦”的鲁国一样，自保尚且困难，追求国际和平和秩序更显得有心无力。残酷的现实已经证明，只有在超强硬实力的长期保障下推动的“和谐”软攻势，才有改变西方丛林思维，使世界走向普遍和平的可能。只有先成为丛林世界中的最强者，然后才能谈及改变世界丛林现状之类的议题，否则都是空话。国际形势已由不得中国人有任何的松懈和麻痹。在这个世界里，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和平共处的诚意换来的未必都是和平回报，人善反被人欺。所以，中国急需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现阶段应首先关注国内事务。法国思想家巴斯卡说过：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中国应加深对西方丛林战国现象的研究，激发国民的忧患意识，不要再习惯性地以中国的集体主义“常理”度西方大国，而应以西方丛林战国思维猜度他们，以警惕和积极的姿态应对西方-全球战国时代的任何挑战和冲击——丛林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缺乏正确的认识和防范的准备，尤其是对那些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四处招摇撞骗、动辄侵略他国的伪君子大国。深入了解丛林世界的思维习惯对中国是有益的，只有通过深入了解，中国才能正确判定丛林国家行事的基本规律，及早完备应对的预案，未雨绸缪。这是西方主导的战国化世界。虽然从当前中国拥有的硬实力看，西方大国对中国发动传统的直接占领式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中国仍需要防备西方霸权的破坏性军事打击和在中国社会上挑起分裂动乱。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早就告诫过：“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不过，与具备强大的经济、军事与科技等“外在”硬实力相比，文明的“趋统”本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才是中国的第一硬实力。“趋统”和集体主义，使中华民族具备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集体抗衡”能力，在国家面临危难时，国民能团结如一人。这是中国文明能数千年不堕，至今仍为西方大国敬畏的首要原因。据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千方百计地向中国人灌输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暗助藏独、疆独、台独势力，提出各种各样分裂中国的方案，并且极力抹黑（中国集体主义意志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努力将它“不合法化”：西方为达成控制世界的目的，中国文明的“趋统”本性和集体主义（尤其是其核心）必然是其打击破坏的首要目标。西方迫切期望通过向中国灌输无原则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高于主权”理念，妄图将西方文明的分裂基因永久地植入中国的肌体。长期以来，用分裂来削弱具有竞争潜力或不顺从西方的国家的实力，一直是西方大国的惯用手段。一战初，英国为了策动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曾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此后英国却与法国签署了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此基础上将阿拉伯民族分裂成22个国家。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次大陆前，用《蒙巴顿方案》分裂了印度次大陆，并且刻意在印巴之间留下“地位未定”的克什米尔地区，使印巴两国的实力在长期争斗中不断消耗。西方也一直在使用着相同的手段破坏着中国的统一和集体主义文化。鉴于台湾已经“小党自由民主”化（正由于这种无原则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独立”才成了台湾人民的“正式选项之一”，奉行“台独”路线的民进党才有机会一度成为台湾地区的“执政党”和“立法院”的第一大政党），因此在台湾海峡仍有发生内战，中国的硬实力在内耗中遭到削弱的可能性。中国只有增强硬实力，具备让妄图干涉的西方丛林大国遭受不可容忍的利益损失的能力，否则，期望以“友好关系”及国际原则和道义说服西方霸权大国放弃干涉意愿，简直是缘木求鱼：霸权的“友好”从来都建立在顺从它的前提下，更何况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种无视国际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国无法期望西方大国自觉遵从国际原则——霸权只会计算干涉的得失之比是否合算，干涉的时机是否成熟！至于这种干涉是否违反国际原则和国家间协议，是否符合此前对中国的承诺，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文明与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丛林文明打交道时，需要保持一种“若离若即”状态。所谓“离”，指的是与西方无休止的战国争霸范式保持距离，在一旁静观其变，避免直接卷入——当然它也是以中国有足够强大的硬实力为前提的。所谓“即”，指的是借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时机，在生产趋向集约化、重视商贸流动的国际新氛围里向世界更加开放，加强与西方的各方面交流，学习西方的文明成就，密切跟踪其发展趋势，监视并及时制定防止其伤害于我的措施。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世界，中国必须挺起胸膛直面国际竞争，在竞争中强壮自己的体质，并善于将丛林大国的矛盾、弱点和自卑心理为我所用。第二部分 36.中国的自处（7）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明显不足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却在世界上拥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他将“软实力”解释为一个国家的“说服别国跟从的能力”、“一种靠着吸引而非强制达到目标的能力”。约瑟夫．奈还进一步认为，美国需要将“硬”军事力量与“软”吸引力融合成为那种赢得冷战的“灵巧”的力量。“软实力”概念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它包括让别国人民喜欢、尊重、敬佩、学习，因而向你靠近的所有因素。若仅从约瑟夫．奈定义“软实力”的字面上看，似乎美国的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武力霸权取胜之道的局限性，开始从武力逼迫别国“跟从”向用“怀柔”手段诱使别国自动跟从转变。但能否取得成效，还很值得怀疑，因为美国社会还存在巨大的局限性：首先，要使他国自动跟从，必然需要在国家间培养起真正的互信。这就要求美国走出根深蒂固的丛林世界观和霸权主义；再者，软实力的强大首先是和平正义形象的强大，是长期不懈地坚持原则结出的硕果，不是靠一届两届政府奉行和平多边政策就能见效的，更非一时一事之功。这就必然要求美国改变现行的短视多变又唯利是图的社会制度。这些要求，美国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当然，美国人提出软实力概念，其立意的前提或许本来就是：这是一个由丛林国家组成的世界，人们都生活在本能当中，肤浅和短视正是各国“自由大众”的基本特征。因此美国人总是自信美国-西方世界观和西方民主制度肯定能为世界各地普遍接受，使美国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即使失去了软实力，美国也只须“在几年时间里”收敛军事攻击，发挥本国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强项，宣传美国价值观，美国的软实力就能迅速恢复。约瑟夫．奈曾以越战为例指出，越战期间，全球反美主义高涨，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用了十年时间就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软实力基本恢复。所以，在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导致美国形象大跌后，布什政府便试图以强化对外宣传和积极参与印尼救灾等“软”方式换回美国的形象，而美国国防部则企图通过收买写手，向伊拉克、阿富汗的媒体发假新闻稿的“软”办法，扭转对美国不利的世界舆论，尤其是伊拉克、阿富汗的公众舆论。可见，美国人其实将“软实力”理解为“付出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势力范围”的一种手段，他们总是先用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流行文化进行“软实力”渗透，将他国的社会环境改造得无原则化，然后在军事保障下，通过经济影响、媒体煽动和民主政变等方式，推翻不顺从美国的他国政府，强化美国的霸权控制力度。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的创始人和主席彼得．阿克曼，2004年6月29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国务院公开论坛”上，发表了《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以平民为基础的斗争的兴起和民主变革》的著名演讲。他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推翻“独裁”政权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依赖军事手段就可以实现布什政府的所有目标。他在演讲中列举了不少在南美、东欧和中亚发生的事例，并多次提到伊朗。他说：“伊朗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开始进行以平民为基础的抵抗，一系列战术还没有在该国各地使出来。一旦开始，我相信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看美国如何解决伊朗问题》作者薛颖——《参考消息》2006年3月9日第10版）其实，约瑟夫．奈本人也只关心“软实力”是否有助于一国压制或控制他国，却并不关心其内容的“正当性”和国家的长期形象.或者说，他依然认为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就以奈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为例。虽然奈也认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是在自己削弱对外援助及大众文化等日本的软实力”，但他给日本的建议却是“保留参拜靖国神社的权利，但并不行使这个权利”（《日本经济新闻》4月26日文章，题：美国专家谈日美中三角关系——《参考消息》2006年4月27日第1版），使日本能收放自如地给中国“恰到好处的”压力，以换取中国最大的让步。约瑟夫．奈提议的（软硬兼施的）“灵巧力量”，也不过是美国“胡萝卜加大棒”霸权习惯的变种而已。在伊拉克失败和软实力思想的影响下，2006年9月，美国推出了一个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即“普林斯顿计划”，其中心思想是美国要在硬实力支持下用软实力领导一个“法治条件下的自由世界”，即以符合西方民主条件并且享有“有限主权”（“有限主权”是指符合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界定的“主权契约”条件）的国家组成的新“民主同盟”，取代“改革受阻”的联合国。从西方对“软实力”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当代西方政界学界根深蒂固的丛林战国思维，从而也暴露了西方“软实力”观念的局限性和巨大弱点。“软实力”概念之所以迅速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是因为这个词让中国人想起中国文明的某些特长，如同投下一颗震撼弹，惊醒了中国。不过，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区别，这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文明特质、思维方式造成的。中国处于自信的积极内敛时代，其世界观与充满战略自卑的霸权大国完全不同。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视角看“软实力”，依其定义，可以理解为“榜样的力量”，或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道”，或者可以理解为“大国谦逊，百川汇聚”和“有容乃大”。中国的”义”文化认为，基于利益“说服”的，通常只是“酒肉朋友”，可靠性不强。只有超越纯粹的利益关系，坚持原则，以理服人，以诚信待人，以正义做派和急人所难的实际行动，赢得别人和别国人民的景仰与信任，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并由此使别人自动产生支持与跟从（即“近悦远来”）的效应，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吸引力与号召力，即“软实力”。中国“软实力”谋求的，是一种存在于真心朋友间长期的“义”之互助（与西方“软实力”的目的是谋夺“势力范围”和“霸权领导地位”完全不同），之间需要长期一以贯之、行胜于言地坚持和“潜移默化”地影响才有效果（与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很快就可以建立完全不同）。尽管这种方式更困难，但惟有这样做，才能使他国对中国的信任更持久，能从根本上破除丛林思维对世界各国的占据。中国的不干涉政策，无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等，都显示了集体主义文化对中国“软实力”外交的影响。第二部分 37.中国的自处（8）中国的“软实力”观念，体现了一种追求国际正义的特色。与西方将软实力理解为一种“单向获利”能力不同的是，中国将软实力理解为一种“确保和平、双向获利”多赢能力，它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置原则于利益之上——使它国在与中国交往中，不会因为弱小而担心受中国的攻击或暗算（与西方大国惯常的将本国利益置于国际原则之上和损人利己的做派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软实力”观念不仅是一种利已利人的亲和力，更是一种榜样号召力。若以有利于和平、正义和多赢为判定基准，长远地看，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的强弱以及这三个要素相互之间的配合程度：一、由国家长期一以贯之的正义做派和和平的对外态度，长期尊重国际“共主”所代表的国际原则，形成和平正义的一贯形象和高度可信的对外安全保证，在国际上树立起的国家威信，是国家软实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国家威信是一个国家言必信，行必果的作风；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形象“长期投资”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对集体主义有深刻理解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二、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形成的社会基本形态、治理模式、进步效应和国民的自强进取精神，包括社会的富裕程度、应变创新能力等等多方面构成的吸引力、竞争力，即社会软实力。三、由推广本国影响力的积极主动程度和方法正确程度，以及应变灵活性等构成的积极影响力，可称之为“推广能力”（公关能力）。比如国家的对外宣传的力度和宣传技巧、对外援助的力度和援助的技巧、解决危机的能力与技巧等等。在这个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推广能力在国家软实力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构成国家“软实力”的三个要素，如同做一个具有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具备的三个要素。国家威信就像一个人的社会威信和号召力，它是由这个人平素一直坚持社会道德原则，行事正义且有魄力，个人品格已长期为他人信任形成的；社会软实力就像一个人的形象风度、内涵修养、经济实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他能使他人一见就喜欢，而且愿意长期和他交朋友；推广能力就像一个人的处世交际能力，他能言善辩，拥有强大的设定和控制议题并使他人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国家威信显然是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因为和平是文明社会的第一需求，而遵守原则是和平的前提。具有较强国家威信的大国对弱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当今丛林思维当道、主权难保安全的世界上，国家威信更凸显其意义。社会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形态和精神风貌，它对别国具有外在的吸引力，社会软实力尤其容易显示在民间交流当中。推广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放大器，若使用恰当，可以起到扬长避短、倍增国家软实力的作用，若使用不当，则会减弱国家软实力应有的效果，甚至导致国家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败北——即一个国家即使做得再好，也不为他国所认同和放心接受，甚至在竞争对手的挑拨离间中遭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和孤立。在大国软实力的构图中，这三者相辅相成、无一可缺。走不出战国时代的西方大国几乎没有国家威信。因为它们奉行“国家个人主义”，被丛林世界观和无原则的社会制度束缚。它们长期侵略扩张的历史记录，长期蔑视“弱共主”和国际原则，无视是非正义，再加上弱肉强食的意识形态和好斗的宗教文化，已经使它们“爱好和平”的宣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而早已丧失了国际正义性与和平公信力。西方霸权大国经常自我吹捧的所谓“国家威信”，不过是在霸权武力的逼迫下还有被动的服从者，或在利益的诱饵面前还能找到“脾胃相投”的追随者，组成临时的“志愿者联盟”而已。以当今世界大国美国为例，长期的扩张侵略史，早已彻底打破它所宣传的“人道”和“正义”形象，维护国际和平的信誉早已破产。因此，无论其媒体或领导人如何宣扬“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和平”，世界各国都只会猜测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是谁，借口是什么。这就是当今世界反美运动此伏彼起、各个“自由电台”日夜宣传仍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正应了那句西方谚语：再高明的广告也难卖出它们低劣的产品。西方大国的国家威信虽然弱，但社会软实力却有其所长。西方大国已经普遍成为发达国家，它们在法治、民主自治、自由市场经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获得的经验，很值得他国借鉴。与其它（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文明不同的是，西方人文文化崇尚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本能，提倡个性自由、天赋人权和人性平等，国家和国民都具备强大的创新和应变能力。西方流行文化虽然粗俗，但迅变尚新，善于追逐人们的感官刺激，对大众——尤其对个性勃发、放任不羁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但西方社会和制度中普遍存在无原则、无节制等缺点，弱化了西方社会和制度的吸引力。西方还存在冲动好斗、恣欲放纵，强调个人满足等缺点，其生活方式也常难见容于许多别的文明，尤其对非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缺乏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