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作者：王志平、吴敏霞引子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小童女捧沙献佛。一桩公案和一段因缘的开始，据历史记载，东汉明帝夜梦神人，差使西求佛法，是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的开始。从此之后数百年间，华夏大地释风大起，从贵为天子的皇帝，到胼手胝足的黎民百姓，莫不靡然风向。这大概是在了结西方印度佛教与东土华夏的一桩公案。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一日升座说法，弟子迦叶和阿难躬身侧侍，座下信众寂然无声。佛祖说法完毕后，座下有问：“数百年后，法脉将在何方何处可以发扬光大？”佛祖闻问后，并未作答，只见他信手拈起座下的一枝莲花，双目微闭，很不经意地向东侧过脸来，微微一笑。座下众弟子未解其意，都在疑惑之中。只有佛祖身边的迦叶，对佛祖拈花微笑心领神会，也对佛祖微微一笑。佛祖见此，亦不再作声。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向座下众生开示了数百年后佛教广被东土华夏的因缘。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东汉三国时期，从封建统治者到一般老百姓，基本上把佛教看作是和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之类一样的东西，佛教的影响和规模都很有限。佛教自身在这个时期注重经典翻译和阐述教义等活动，努力扩大自身的影响，寻找自身发展的群众基础。魏晋南北朝之时，佛教进一步发展，因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理论上集中为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以及忠君孝亲等问题的不同认识与争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佛教自身由印度佛教向适应中国社会传统宗教信仰需要的转变，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隋唐时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二教并驱，且渐有宗门独盛之势。僧俗信众翻译经典，讨论教理，研习般若智慧，追求涅槃胜境，异国印度的宗教，迅速扎根中土，成了众生安身立命摆脱苦海的精神乘具。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佛教的一段传说，又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历史上一位不平凡女性的一段因缘。这个传说被称为“童女捧沙献佛”。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天带着门徒托钵行化，偶然碰到在路旁玩堆沙游戏的一群小女孩。女孩们看见佛祖一行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较大一点的女孩便从地上捧起一捧沙土，恭敬地走到佛祖面前，认真地放进了佛祖的钵内，并且很严肃地对佛祖说道：“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供奉佛祖，就献上一捧沙土吧！”佛祖释迦牟尼微笑地答道：“难为小施主一片善心，我诚心地接受你的供养。有因必有果，你自然会得到福报的。凡事都是因缘和合，希望你有机会时一定要尽力弘扬佛法。”佛祖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舍利佛，以持戒多闻和善于宣讲佛法而著称，此刻，他见小女孩似为无理取闹，而佛祖居然还认真对待，很不理解其中原委，便问佛祖道：“世尊，刚才那个小女孩，把沙土捧到您的钵里，您为什么还能容忍她这样胡闹呢？还称是善意的供养？”佛祖释迦牟尼听后对舍利佛说：“你不知道，此女千百年后，因缘成熟，将果报成为东方震旦（指中国）的一国之君。我在这时接受她的沙土供养，使她种下这一善根因缘，播下这一方福田，她将来做了震旦的女皇之后，就会保护信众，弘扬佛法。”佛祖接着说道：“此女与我法门有缘，她在成为女皇之前，不但要当几年比丘尼，还要依我法门寻找君临天下的契机。从比丘尼到女皇，是因缘注定的生命之路，是她在万劫轮回中因缘定力的扩张。”这个传说，当然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的杜撰。这里的“童女”和“女皇”，说的就是武则天。武则天正式登基当上女皇，是在佛教传入东土华夏约七百年后。这是公元690年。九月初九，天高气爽，秋色霁晴，正是唐人登高望远、饮酒赏月的重阳佳节。67岁的武则天于这一天以从容娴静的风韵，登上了唐东都洛阳巍峨的皇宫门楼，在“圣母临朝”的六年之后，终于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自称“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登基典礼，也是大周朝的开国大典，因而缭绕紫烟、礼乐和唱、钟吕宏鸣的仪式十分隆重，盛大的排场足以震慑所有在场的人们。她宣布以东都洛阳为神都。她降当朝皇帝睿宗李旦为皇嗣，并令弃李姓，赐姓武氏。她又换旗帜尚赤红色。她还改置社稷，以武氏七庙为太庙，李唐的宗庙改为享德庙，并攀附周文王姬发为40代远祖，以追尊武周的门第显贵……。可以说武则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度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这一切，似乎都在应验佛祖当初的拈花一笑和小童女捧沙献佛的公案和因缘。武则天和佛教，佛教和武则天，其中都有着扯不断的因缘。她一生与佛教的种种联系，她一生充满内心世界的佛教情结，以及她最终以佛的化身君临天下，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一切，还须从头道来……。第一章木材商人乱世投机显赫政坛，杨氏夫人结佛缘，武家有女初长成，先从武则天的父亲说起。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彟，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五代人刘日旬编的《旧唐书》，北宋人欧阳修、宋祁编的《新唐书》，都有《武士彟传》，但都不详不实，内容也不能尽信。原因是封建史家多认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君临天下，是“母鸡打鸣”，与儒家“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相悖，故在其编写的史书中，尽可能地贬低武则天及其父母。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等人编修的《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好在清朝人编辑的《全唐文》中，收录了武士彟的墓碑，称为《攀龙台碑》；另在北宋时编成的《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两种典籍中，亦有几条关于武士彟的材料，可以看作是考察武士彟身世可依据的史料。根据《攀龙台碑》可知，武士彟的先祖，原居住在安徽宿县，六代祖名叫武洽，是魏国的平北将军、五兵尚书，被封为晋阳公，因此才将家从安徽宿县搬迁到山西文水；五代祖名叫武神龟，曾当过国子祭酒，即管理国学的官员；高祖名叫武克己，曾官至本州大中正、越王长史；曾祖名叫武居常，当过北齐的镇远将军；祖父名叫武俭，曾当过后周永昌王的咨议参军；父亲名叫武华，曾当过隋朝的东郡丞。另有史料记载，武士彟的父亲武华做过隋朝的东郡丞，很大程度上是武则天当了皇帝以后编造出来的。武氏家族至武士彟祖父武俭时，已家道衰落，不再是什么官宦人家了。武士彟的父亲、哥哥，都是山西文水徐村的一般农民。武士彟有两个哥哥。大哥武士棱，“性恭顺，勤于稼穑”，是一个地地道道老实巴交的农民。《旧唐书·武士彟传》记载，武士棱跟随弟弟武士彟发迹之后，在唐王朝长安做了一个适合于他的小官，即司农少卿，使辅助管理朝廷的粮食仓储和农囿之事。武士彟的二哥名叫武士逸，也是农民出身，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武士逸也跟随弟弟加入了李渊的部队，但他没有随军西进，被留在太原隶属于齐王李元吉的部队。后来，刘武周攻破太原，武士逸被俘，下落不明。此乃后话。关于武士彟本人的身世，《太平广记》第一百三十七卷有如下记载：武士彟，太原文水县人。微时，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尝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致大富。士彟与文宝读书林下，自称为厚材，文宝自称枯木，私言必当大贵。从以上记载可知，武士彟当初只是与同乡人许文宝合伙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家道并不殷实，收入可能只够养家糊口；他在生意上的发迹，是数万茎木材变成了丛林而实现的，这显然带有迷信色彩，是不可信的。另有史料说，武士彟发财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他乘隋炀帝暴虐无道，死人众多，贩运棺木而发了大财。这种说法也不足为信。试想，隋炀帝暴虐无道，涂炭生灵，民多死亡，老百姓哪里还有钱来买棺木而葬呢？实际是隋唐之际，文水文峪河上游山中盛产木材，文峪河口为木材集散地，山中木材顺流而下，做木材生意本身就有致富的条件。无论怎样，武士彟靠做木材生意发了大财，这可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除此之外，按上述记载，武士彟与许文宝在做生意的闲暇之余，还喜好读书，并自称为厚材，似雄有大志，不满足于做一个商人，想跻身仕途，光宗耀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做过很大努力。隋文帝仁寿年间（公元601年至604年），武士彟在隋王朝的汉王杨谅的引荐下，认识了隋王朝的司空杨雄、左仆射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但因不久隋文帝去世隋炀帝登基而未能入仕，失去了跻身仕途的一次机会。这说明武士彟投机入仕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遍及全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为身为商人的武士彟投机入仕创造了客观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是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而引发的。隋炀帝杨广代其父文帝杨坚登基后，开始一段时间也曾励精图治，但为时不久，就变得昏庸腐朽，奢侈荒淫。他秉性暴戾，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狂妄地认为，天下可以听凭一己的指使。那雄伟的东都洛阳，华丽的皇宫殿堂，蜿蜒的南北运河，一统天下的版图，越来越使炀帝骄奢淫逸，不可一世。他营建离宫别墅，三次征伐高丽（今朝鲜半岛），数次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大肆屠杀人民，弄得鸡犬不宁，天下分崩离析。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在山东长白山登高一呼，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到处燃起了起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后来，各地起义军逐渐形成三股巨大的力量。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激战于中原，窦建德为首的河北义军鏖兵于河北，杜伏威为首的江淮义军驰骋于江淮。各路义军英勇出击，杀得杨隋统治者落花流水，其统治也摇摇欲坠。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官僚和地方实权派也相继起兵反隋。李渊就是其中的一个。李渊是隋文帝杨坚夫人独孤氏的外甥，和隋炀帝是至亲，所以，深受杨隋两代君主的信任。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在无奈面对风起云涌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突然游兴大发，来到山西雁门巡游。这时，称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在其首领毕始可汗的带领下，南下合围炀帝，使炀帝几乎不能脱身。情急之下，炀帝急命自己信任的重臣唐国公李渊前来太原救驾。炀帝侥幸躲过这一劫后，次年即率数千宫女南下江都，命李渊为太原留守。也就是在这前后，武士彟有幸结识了李渊。武士彟在丧失了第一次投机入仕的机会后，便以他那商人的警觉和工计，认真审视了天下的形势，不但没有丧失信心，反而坚定了投机入仕的决心。他把自己投机的初步目标确定在了设在太原的军府。太原是南北朝乃至隋代的重镇。隋朝在全国实行“府兵”制度，在太原设置了军府，节制当地军队。大约在隋炀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左右，也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全面爆发前后，武士彟乘太原军府扩充之际，由商人摇身一变，成了太原军府下属的一名队正。队正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官，大约只管理50人。但这是武士彟投机入仕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就有了实现最终目标的基础。李渊奉命率军前来雁门为隋炀帝解围时，武士彟以“喜交游”的气质和声誉，为李渊所闻听，特别是引起了李渊次子李世民的注意。武士彟不是一般的商人，他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抓住不放。为了能够结交李渊父子，武士彟实实在在颇费了一番心机。当然，前提是对把李渊父子作为自己投机仕途靠山的认识。在这方面，武士彟充分展现了他的智慧和眼光。他觉得李渊的家世和人望都是无可挑剔的，既是北周、杨隋皇室的姻亲贵族，又是当朝军事精英集团的重要成员，而且在50年中侍奉过杨坚、杨广两代皇帝；李渊所留守的太原，有着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地位，既可以北退塞外，又可以长驱直入南下对长安（隋王朝称大兴城）和洛阳这类传统的政治中心发动快速进攻；李渊有着赢得人心的民谣舆论，因为近些年就有“李氏当应图谶”、“兴起为王”的预言，这一舆论说法已在民间广为流传，隋炀帝为此在全国大杀姓李的人，一些有权势而门族强盛的李姓高级将领都被大规模地清洗或流放，李密领导的反隋起义便是受了这些预言的影响，李渊父子一定知道这些预言的作用，李渊父子也一定知道传说中的圣君唐尧曾在唐这个地方住过，这个被称为唐的地方就是太原，唐又是李渊作为国公的封地，这种巧合的联系一定不会使李渊父子永远俯首称臣……。选准了靠山，对商人出身的武士彟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倾家荡产的交易，或者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他把自己应该拿出的筹码都拿了出来，首先是钱财，他一下子变得乐善好施，不断拿出钱财接济身边左右的人，使这些得到善施的人交口称好，武士彟的名声也被街巷称颂；同时，他在太原军府中到处宣讲自己多年研究兵法的体会，并将编写好的《古今要典》三十卷拿出，供人学习抄录。这一切当然更进一步引起李渊父子的注意，李渊主动和武士彟“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并以知己相待，武士彟也就乘机倾心相从了。不久，李渊便任命武士彟为太原留守府司铠参军。司铠参军，只是管理军械的一个小官，并无多大职权，但这却为武士彟接近李渊父子提供了机会。李渊当时曾数次率军离开太原到河西（今黄河以西）作战，途经文水时，都住在武士彟家中。这表明武士彟逐渐被李渊引为了心腹。作为心腹，武士彟参与了李渊父子太原起兵的谋划。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武士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将自己多年编成的兵书《古今要典》直接进献给李渊。李渊十分高兴，对武士彟说：“请不要再多说了。兵书是朝廷的禁物，将来恐怕才会有用。我很赏识你的用心，如果将来有可能的话，你我一定要一同富贵。”李渊毕竟是一个较为现实的人，他顾虑重重，既有心腹之患，又有后顾之忧。心腹之患指的是隋炀帝从禁军将领中选了两名亲信王威、高君雅担任自己的副手，实际上是安的眼线来监视自己，以防不测。后顾之忧指的是随时南来骚扰的突厥，假若自己起兵后，前遭隋军反扑，后遭突厥进占，根据地太原就会陷入南北夹击的境地。一旦太原丢失，自己就等于完全失败了。所以李渊不愿早露形迹，不愿毫无把握起兵而走上失败。李渊父子一直在暗中准备，等待时机成熟。他们派武士彟去接近王威和高君雅，使其得到王、高二人的信任。同时，派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暗中大量招收勇士，并放出风来说招募军士是为了与突厥作战，后来又使次子李世民出面招募，不出十天就招募了一万多人，驻扎在晋阳的兴国寺。王威、高君雅二人觉得此事重大，似乎觉察到了李渊父子的用意，便找来武士彟商量说：“刘弘基之流是炀帝征高丽的逃兵，罪行严重。但李渊父子却在这里重用他们，我们想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不知您意下如何？”武士彟见王、高二人对李渊父子的意图有所觉察，自己又不能否认李世民招募军勇的事实，便回答他们说：“刘弘基等人都是李渊的贵客，您二位是李渊的副手，如果贸然去抓人，恐怕不太妥当吧！”武士彟在这里没有按照王、高二人的思路去回答他们，而是把话题引到了别处，以王、高二人与李渊的职务关系为题，巧妙地袒护了李渊，使王、高二人只好作罢。后不久，军府的司兵参军田德平又对武士彟说：“我打算向王威、高君雅二位副留守建议，请他们查查刘弘基等人招兵的事。”武士彟对他说：“现在太原府的兵权都握在唐国公李渊手里，王威、高君雅二人没有多大本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自找苦吃，最好少管闲事吧！”这种带有恐吓的口气和语言，田德平自然不再敢吱声了。同年五月，李渊父子见时机成熟，借故杀掉王威和高君雅，在太原正式起兵，并组织了大将军府，仍任武士彟为大将军府司铠参军，使掌管军帐兵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渊父子乘隋王朝军队主力与农民起义军决战之机，开始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功劳，李渊也不吝赏赐。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入长安，立隋炀帝幼孙杨侑为恭帝，给早已逃往江都的隋炀帝加了一个太上皇的虚衔，自封为大丞相。次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绝望之际，被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废隋恭帝，自立为帝，称唐高祖，改元武德，建立了唐朝。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在宴庆之余，大行论功行赏。武士彟官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钺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赏彩锻二万段、黄金五百斤，别食实封五百户。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武士彟在原职务基础上，又加工部尚书，他修会典，振纲纪，十分称职，深得唐高祖李渊赞赏。不久，进封应国公，加实封八百户。唐高祖李渊又封其兄司农卿武士棱为宣城县公，封武士彟下落不明的二哥武士逸为六安县公，使武氏一门三公。这样，武士彟及武氏家族便飞黄腾达，居官显赫，数年之间，便由山西文水普通的木材商人，乘乱世而投机，一跃变成了长安的新贵族。武士彟终于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武士彟在唐王朝中央任职至检校右厢宿卫，即皇宫的宿卫将军。作为唐王朝开国的有功之臣，武士彟还位列二级勋臣之中，并享有“恕一死”的优待。据《册府元龟》第一百三十三卷记载：唐高祖于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八月下诏曰：“朕自起兵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因此，追随左右的功臣要给予特殊照顾，即一等功臣，如刘文静等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两次；二级勋臣，如武士彟、刘弘基、柴绍等十四人，将来若犯死罪，可以免死一次。商人出身的武士彟，凭着数十年经商和乱世投机发迹的经验，是绝不会犯下死罪的。否则，他就没有机会丧妻再娶，并生下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被称为女皇的女性。倒是他那远大的志向，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娴熟的政治斗争手段，以及商人般的贪婪和占有欲，对未来的女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武则天与佛教的结缘，是和她的生母杨氏夫人有着直接关系的。虽然武士彟经过数年投机，成为了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成为了长安城里的达官显贵，政治生涯前程似锦，这些都使武士彟颇为得意。但是，在家庭方面，他却有许多不幸。他年轻时，在父母的指配下，曾与山西汾阳（今山西汾阳）的相里氏（相里，复姓）结婚。这相里氏虽非大户人家出身，倒也能孝顺公婆，主理家务，为武士彟生了四个儿子。武士彟外出做生意和投奔李渊后，相里氏一直在家乡文水敬老携幼，颇受同乡人的称赞。就在武士彟从大业年间投机入仕到唐高祖武德年中，先是武士彟的双亲去世，他没有回家奔丧，而是在太原追随李渊左右，参与谋划起兵大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武士彟在长安任检校并钺将军时，两个儿子先后因病去世；次年（公元620年），夫人相里氏也因病身亡。这接二连三的噩耗，对武士彟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然而，在这期间他并没有消沉，仍一如既往，尽忠于李唐王朝。史籍称其“儿子病夭，无暇过问；妻子危笃，亦不出看，唯哀悼而已”。唐高祖李渊得知这些情况后，深受感动，对武士彟大加褒扬，并下了一道敕令，说：“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徇国，举无与比。”也就是这时，唐高祖李渊念其忠心可嘉，擢升武士彟为右厢宿卫将军。同时，还动了一番脑筋，为武士彟选准了一位续弦的夫人，命自己的女儿桂阳公主作媒来促成其事。桂阳公主为武士彟保媒的对象，不仅出身名门望族，而且还是一个40多岁尚未曾婚配的黄花闺女，她便是隋朝遂宁公杨达的女儿杨牡丹。杨达，隋皇族出身，是隋文帝的侄子，隋炀帝的堂兄弟，曾在文帝时任工部尚书，领宰相衔，主持过隋文帝与独孤皇后的陵墓营建，后又任隋东都（今河南洛阳）副监。后随炀帝征高丽，死于道中。杨达之兄杨雄在炀帝时也曾官至宰相。虽然是亡隋的贵族，但因出身名门，杨雄、杨达的子侄们在唐初也颇受李唐王朝新贵们的青睐。桂阳公主在武德初丧夫后，便看上了杨雄的儿子杨师道，不几日便招为驸马。从这层关系上看，杨达之女杨牡丹应称桂阳公主为堂嫂。传说，这杨氏兄妹，都十分聪明漂亮，杨牡丹的侄女亦被李渊三子李元吉纳取为妾，后又被唐太宗李世民纳为淑妃。由皇帝降敕结亲，由公主作媒主持婚事，又由朝廷负担结婚费用，这样的殊恩和殊荣，真是绝无仅有，武士彟只能从命了。时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武士彟已有46岁，杨氏夫人也有44岁。婚后次年，杨氏夫人为武士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便是后来嫁给贺兰越石的韩国夫人。武则天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据说，武则天生母杨氏夫人长得很美丽，尽管是40多岁的老姑娘，却也身材苗条，面若芙蓉，艳丽绝伦。因为出身于豪门贵族，她自幼不学针线女红，轻视纺绩织布。但聪明绝伦，从小便明诗习礼，阅史披图，特别是对佛教情有独钟，非常喜好，认为自己与佛教有特殊的关系，而且还正式受了居士戒，以女居士自居。当时，她似乎不想再嫁人了，但桂阳公主拿皇帝的命令撮合，她也只好作了武士彟的新娘子。杨氏夫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大概和隋王朝二代君主崇佛佞佛有关。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已经由一种域外宗教，发展变化为地地道道适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式的宗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作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武器，也趋于成熟，并愈来愈为封建帝王们所重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史载出生于尼姑庵，是由一个名叫智仙的尼姑抚养成人。所以，杨坚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他代周立隋当上皇帝所干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普诏天下，任听民众出家为僧；并诏令天下人出钱营造佛教经像，修建寺院。他还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完全是佛法的护佑，因而在自己在位的24年里，广兴佛事，或者度僧，或者建寺，或者修塔，或者写经，使隋文一代佛教勃兴。据史籍统计，隋文帝在全国大约修建了四、五千所佛寺和110座舍利塔，新造佛像有16584躯，修治旧佛像共1588940余躯，整理缮写出新译佛经132086卷，修治旧佛经3853部。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耗费之巨。不仅如此，隋文帝还延请高僧为自己受菩萨戒，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受菩萨戒之后，隋文帝的一切活动均与佛教相联系，每日登殿上朝，总有和尚伴陪左右。隋炀帝继位后，对佛教的特殊感情，甚至超过了乃父。炀帝在未继位前，就以菩萨戒弟子自称，并和名僧智顗往来频繁；并且还亲自作了一篇《宝台经藏愿文》，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把弘扬佛教作为自己的义务。当了皇帝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度僧、写经、修寺、建塔等等佛事，成了他的正事，对佛教的亲近和重视，真可谓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了。隋文帝父子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佛教的所做所为，被旧史家称为“佞佛”。他们崇拜佛教，热衷于佛事，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高尚和清净，也似乎是为自己涂了一些伪善的色彩。但从内心世界来分析，他们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他们想通过对佛教的诚心信仰，来给自己寻找一处精神安逸的净土，来给自己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这些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皇帝喜好佛教，必然会影响到皇亲国戚、内外大臣和普通老百姓。所以，有隋一代，皇帝宗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崇信佛教为荣，都会对佛教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杨氏夫人就是在这种佛教几为国教的大环境中，自幼受到佛教的熏陶，耳濡目染，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杨氏夫人的父亲杨达随炀帝远征高丽，死于途中，对她的心灵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有学者研究指出，隋唐女性信仰佛教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亲眷丧亡后才皈依法门。杨氏夫人的信仰佛教，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史载杨达死后，杨氏夫人先是受居士戒，表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徒了，受持三归，即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全部托付于佛教所谓佛、法、僧三宝。尔后便从佛尽孝，为父亲每日诵经追福。光阴荏苒，十几年的时间里，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其间，她还按照佛教的教义，为自己写下了“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的箴言，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也可以看作是杨氏夫人与佛教结缘成为佛教忠实信徒的最为深刻的体会，是一位世俗信徒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善与恶，是佛教教义中一对重要的范畴，前者指符合佛教教理的思想和行为，后者则与此相反。佛教认为，善包括善心和善行，善心即是心地善良，有不争、不害、不放逸、不贪和精进进取的思想品德；善行则是与善心相应的行为。这些都是佛教教义所提倡的，崇佛信佛的根本就是要有善心和善行。杨氏夫人无作恶而行善的行为准则，与佛理相契合，表明了佛教对这位世俗女性的深刻影响。杨氏夫人与佛教的种种因缘，为刚刚出生的武则天营造了一个必然受佛教熏陶的生存环境。传说武则天“满月”那天，武士彟邀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在家设宴庆贺。忽然间，唐高祖李渊率一班文武臣僚与次子李世民一道，也来到了武家。武士彟夫妇见高祖驾临，不觉诚恐诚惶，杨氏夫人急忙把刚满月的武则天抱将出来，请皇帝及众宾客观看。满月时的武则天，真可谓荷容月色，绝等艳丽。高祖将她们母女二人仔细端详了一番，不觉开口称赞道：“大者面如牡丹，看来牡丹之名有名有实；小者容似荷花，将来一定胜过亲娘。”李世民也大加称赞说：“母女二人都貌似天仙，只是大者眼神不如小者机灵，不如称小者为媚娘吧。”武士彟夫妇听罢，急忙跪下谢恩。武则天的小名于是就叫武媚娘。武则天诞生之后，正值唐王朝勃兴之时。随着各地割据势力相继败亡，摆在唐王朝统治者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医治战争的创伤，进一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被李渊敕封到各地的李姓郡王多拥兵自重，开始和朝廷对抗。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有人诬告扬州都督高祖堂侄赵郡王李孝恭谋反，唐高祖十分恐慌，立即下诏让这位堂侄进京，并付狱审察；同时，唐高祖又任命堂弟襄邑王李神符为扬州大都督，以武士彟为都督府长史。这样，不到两岁的武则天，便离开了长安，与母亲一道，随父亲来到了扬州。扬州位于长江下游，为江南重镇，气候宜人，风景如画。隋末以来，战火不息。一直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也就是武则天出生的那一年，扬州的战火才得平息，但已经是满目疮痍，饿殍遍野，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了。武士彟在扬州任职不到两年，不但安定了局势，把扬州的治所从丹阳（今江苏南京）迁到了江都（今江苏扬州），而且还提倡商业贸易，鼓励开垦农田，恢复生产。数月之间，就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杨氏夫人携带两个女儿，也乘机在扬州饱赏了佛教胜迹。扬州旧治所丹阳，南朝时称为建康，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均建都于此，它既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朝的佛教中心。中唐著名诗人杜牧曾赋诗描写建康的佛寺之盛，他在《江南春》绝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诸帝大都信佛，这些佛寺绝大部分是他们主持修建。特别是梁武帝萧衍，曾修建了智度寺、光宅寺、解脱寺、同行寺、圣游寺、大爱敬寺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同泰寺，梁武帝曾四次舍身该寺，迫使朝廷四次费巨资将他赎回。这些佛教寺院，虽经战乱，仍不乏气势壮严。杨氏夫人在丹阳闲暇时，不日便带两个女儿到各寺行香施舍，或向寺中高僧大德延请佛经佛像，带回家中供养。这对孩提时代的武则天虽说不上是直接影响，但也应该有耳濡目染的熏陶。武士彟把扬州治所从丹阳搬迁到江都。江都也是佛教盛行之地。隋炀帝杨广在未当皇帝之前，曾在江都任扬州总管数年，就是在此时此地，他才与佛教结缘往来的。他在江都曾把智顗和尚请来，设千僧斋，即请一千名和尚来吃饭，并给他们布施大量钱财；他还在江都正式受菩萨戒，写了《受菩萨戒文》，大谈戒名为孝，并自称佛教弟子；智顗为此还给他送了个法号，叫总持菩萨。为了体现总持菩萨的身份，他做了皇帝之后，在江都修建了慧日道场，招揽名僧入住其中。杨广在江都的崇佛活动，使佛教在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至武德年间武士彟任职时，依然余绪不绝，或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江都的这种佛教氛围，为杨氏夫人率女儿畅游于佛乘之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武士彟一家在扬州过着和畅而温馨的生活。武士彟的为政才能在扬州得到了充分展现，杨氏夫人依托佛乘的精神生活在扬州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是，这时远距扬州的京城长安却风云突变，统治集团内部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一场残酷的厮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总揽朝廷内外大事。八月八日，唐高祖李渊下诏退位，正式将皇帝位传给了李世民。次日，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大赦天下，并改元次年为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称帝开始处理国政后，为笼络元从功臣，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将武士彟从扬州召回，授使持节豫、息、舒、道等四州诸军事，并任豫州（今河南汝南）都督。武士彟成为了封疆大吏。杨氏夫人及两个女儿，又随武士彟到了豫州。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以前，武士彟一家一直住在豫州。武则天在豫州又长了一岁。历史学家们认为，李世民登基称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李唐王朝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个历史必然中，命运却为孩提时代的武则天确定了一条通向巅峰的历史之路。这是当时任何人都没有预想到的。因为年仅四岁的武则天还有一段漫长的儿童时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李唐王朝的开国名将李艺（即罗艺）在泾州反叛，其弟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罗寿因受牵连而被杀；同年十二月，前任利州都督李唐宗室李孝常在长安密谋宫廷政变，不料泄密，亦被诛杀。接连两任利州都督谋反被诛，他们的部下在利州很不安定，唐太宗李世民遍问群臣，大家都推荐豫州都督武士彟可以收拾局面，太宗即下诏命武士彟为利州都督，刻日赴任。利州前接关表，后据剑门，隔嘉陵江与乌龙山相望，山青水秀，颇具巴蜀风情，故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武士彟受命之后，携带妻女，踏栈道，越剑门，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初风尘仆仆来到利州。到任后，他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宽仁政策，招抚叛亡，赈济贫乏，不久即大见成效，使利州逐步安定。武士彟在利州任都督整整四年，武则天也在利州度过了四个春秋。这四个春秋正是武则天的儿童时代，她特别喜欢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这里给了她童趣般的记忆，这里也给了她童年时代的无限遐想，这里还给了她童心智慧的启迪。过去曾有武则天出生于利州的传说。有一天，杨氏夫人到利州郊外的黑龙潭荡舟自娱，突然感到有一条龙来到自己身边，回家之后便有了身孕，后来就生下了武则天。感龙而孕，是后人对武则天当女皇原因的神秘破解，反映了人们对女皇的推崇。另外，还有一则传说，说的是术士袁天罡给武则天相面的事。袁天罡是唐初著名术士，善于相面，声誉满天下。当时，他受诏进京，途经利州，便来拜会武士彟，武士彟顺便让袁给自己的子女相面。袁天罡先看了武士彟前妻相里氏所生的元庆和元爽，说：“二位公子将来可官至刺史，但不得善终。”接着他又看了杨氏夫人所生的大女儿，说：“小姐将来必定会大富大贵，但不利其夫。”轮到给武则天看相，袁天罡看到的是一身着男童服装的小孩，未辨男女便大惊地说道：“此郎君龙眼凤颈，长相非凡，是贵人中最尊贵的。如果是个女子，日后将会成为天下之主。”武士彟夫妇听罢，吓得目瞪口呆，半天未敢作声。这则传说，也是后人对历史疑问的一种破解。武则天在利州的四年，史书只记载她“随父母读书习礼”，或“随母学艺”。武则天母亲杨氏笃信佛教，武则天在读书习礼的同时，经常随母亲出入佛寺，虔诚的佛教信仰，深奥的佛学妙理，也慢慢地种入了她那颗小小的心灵。后来武则天称帝时流传的《大云经疏》称“神皇幼小时已被缁服”，即利州时期童年的武则天已被佛教所征服，奠定了她尊崇佛教并以佛的名义君临天下的基础。对武则天施以佛教启蒙的老师，就是她的母亲。一年清明时节，杨氏携两个女儿驾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去利州名刹灵岩寺进香。一路上江涛汹涌，左右漫回，奇峰千姿，前后环阴。到了灵岩寺，正逢“灵岩夕照”，日薄西山，半天晚霞，金粉普降，满寺生辉。寺主见都督夫人前来进香，急忙率众僧出迎。一进山门，即见灵岩仙洞洞开，三棵棕榈，直挺云际，似天香华表，令人望而肃穆。大雄宝殿内，一尊释迦牟尼法身像，高三丈，阔七围，端坐莲花台上，慈祥而庄严。武则天问母亲道：“他是何人？我们为何要向他致礼？”杨氏回答说：“他本是天竺国的一个王子，感到人生多灾多难，婚后十年出家修行，静坐深山菩提树下，修持成了正觉，我们称他为佛。他要求世人仁柔为尚，忍辱无争，慈悲平等，也要象他那样修成正觉。所以我们要向他致礼。”听罢母亲的解释，武则天也学作大人模样，双手合十，向释迦牟尼佛虔诚地叩拜了一番。当时，利州城北四里嘉陵江东岸，有一佛教名胜，叫做千佛崖。千佛崖临崖凿佛，共凿有佛像近万躯，高者数丈，低者数寸。其中大佛洞正壁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是千佛崖香火最盛之处。杨氏夫人经常携武则天姐妹二人到此行香许愿，参与佛事活动，使童年的武则天更觉得佛教的隆盛与恢弘，内心世界之中与佛教的情结更加牢固。史书没留下武则天在利州童年生活的更多记载，但历史却采取了另外的方式，记述了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历史选择了佛教的方式来记录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金碧辉煌的皇泽寺，是今四川广元最能展现武则天在当地生活影响的佛教寺院。传说，皇泽寺原来不是佛寺，是武士彟在利州任职时修的武氏家庙，五代时被改为佛寺，所以称皇泽寺，是因为女皇武则天的缘故，意为女皇恩泽滋润。但据学者考证，皇泽寺并不是武氏家庙改建的，原来就是一座佛寺，称为乌奴寺，后因武则天在利州生活过，就改为皇泽寺。无论是武氏家庙，还是乌奴寺，历史选择佛教来纪念武则天在利州生活的影响，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意的，是历史对童年武则天与佛教结缘的回响。皇泽寺位于嘉陵江西岸江畔，上负悬崖，下瞰清江，和今四川广元城一水而隔，遥遥相望。皇泽寺的建筑格局为前寺后窟。寺后石窟及摩崖造像现存34处，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各个时代的造像，主要有中心柱窟、大佛窟、五佛亭、则天殿等。从中心柱窟的造像风格来看，皇泽寺是先凿窟后建寺，但则天殿等则是唐以后凿建的。则天殿内武则天圆雕石像，被认为是按武则天真容雕造的，她端坐殿中，头戴花宝冠，双手交于腹前，胸饰缨络，半臂披帛著裙。造像宽额广颐的容貌，丰硕的脸庞，与史书记载武则天的长相相吻合，可以使人一睹唐代女皇的风采。武则天真容石雕像的造型和服饰完全按佛教造像的格式规范。则天殿中的武则天真容石雕像既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不是一个神，而是一尊佛，一尊充分展现武则天与佛教因缘的佛。她头戴花宝冠，宝冠上雕有释迦牟尼法身佛一尊，这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的基本特点。除释迦牟尼法身造像外，还有化身佛及菩萨造像，凡头戴宝冠者，都要在冠上雕造一小的法身佛。她容貌丰腴，双耳垂肩，面带慈祥，这也是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她前额中间的点，佛教称为白毫光，是佛遍查善恶普慧众生的智慧点；她双手置于腹前，这是佛教造像中惯用的禅定印，按佛教的说法，禅定印将双手置于腹前，便于静坐凝心观境；她端坐于莲花座上，佛教认为莲花是纯洁和智慧的象征，佛的造像多以莲花为座。这尊武则天真容石雕像，冠服坐式与佛相差无几，能说她就不是佛么？传说，武士彟离任利州后，将自己一家住过的宅院施舍给了佛教，被称为报恩寺。可惜这所可与皇泽寺相映并辉的古迹，今已无处寻觅了。武则天八岁那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于太宗虚心纳谏，修好君臣关系，北结突厥，南连百越，君臣一心，国泰民安，初步形成了史家称颂的“贞观盛世”。这一年，唐太宗改任武士彟为荆、峡、沣、朗、岳、果、松等七州诸军事，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次年春，武士彟携全家又来到了荆州。离开利州时，武则天母女的确有些恋恋不舍。杨氏夫人对利州的佛教氛围、对利州的风土人情、对利州的庶民百姓，都充满了喜爱之情。在这里，她诵经念佛，行香祝祷；在这里，她相夫教女，操持家务；同时她在这里，也体察民情，结识好友。这些都令她终生难忘。而儿童时代的武则天，就是在利州这块地方，使她的童心中种下了佛教的福田，确定了与佛教的终生情结，也给她留下了对巴山蜀水依恋的美好记忆。荆州地处长江中游，“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利尽南海，北据汉沔”，为长江重镇。其地“人多剽悍”，号称难治。武士彟到任后，采取了严惩贪官，省约刑法，传播礼仪，劝农课桑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数月内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久，一件大事使武士彟倍加费心。武士彟到任的当年夏天，荆州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从春到夏数月内上天没有降一滴雨，田地禾苗开始枯焦，就连长江流水也落入江底，仅够人畜饮水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武士彟焦虑万分，数十天里茶饭不思，彻夜难眠。这一切被杨氏夫人及儿女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日饭间，杨氏夫人问武士彟道：“天下大旱已久，您为此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不知找到缓解旱情的办法没有？”武士彟答道：“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但收效甚微。”就在这时，年仅九岁的武则天在旁插嘴说道：“父亲何不迎请阿育王像，行道七日祈雨呢？”武则天的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杨氏，她马上对丈夫说：“行道祈雨，佛教经典中有明确的记载，若能感应佛祖，一定能成！”武士彟对女儿小小年纪就知道阿育王并建议行道祈雨，感到十分震惊，但吃惊之余，他决定试一试。武则天所说的阿育王，是被佛教神化了的历史人物。阿育王生活在古印度佛教产生后约300多年的时代，是古印度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也被称为无忧王、天爱喜见王。相传，孔雀王朝的王位当时并没有传给他，而是传给了他的大哥修斯摩，他为了争夺王位，不惜亲手杀死大哥。当上国王后，阿育王曾穷兵黩武，大行征服战争，不久便统一了全印度。就在这时，有些佛教徒劝他要多行善事，不要再与人争战了，并向他多次宣讲佛法。阿育王闻听佛法后，一下子便醒悟了，佛教典籍称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把佛教奉为国教，据传在位时共修建了48000座寺塔，还亲自组织了佛教徒的集结统一教义活动，同时还派人到四方传布佛教。佛教典籍称阿育王皈依佛教后，突然具有了无比巨大的神力，他修建48000座寺塔时，白天刚建好，晚上即遭魔鬼等的破坏，几番难成，最后他通过神力役使鬼神都听自己的招唤，终于将寺塔建成。反映阿育王生平事迹及传说的汉译佛典是《阿育王经》和《阿育王传》两部书，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被译为汉文，稍后在中土即有了阿育王崇拜，各地或建有阿育王寺，或在佛寺中供奉阿育王像。到唐初，阿育王崇拜已成为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社会下层，阿育王崇拜更为流行。按照武则天的建议，武士彟请人选定了吉日良时，亲率群僚及众多百姓，前往荆州长沙寺，迎请阿育王像，行道设斋七日，果然老天睁眼，大降甘露，使荆州之境旱情大减。凭借着对佛教的崇敬和虔诚，凭借着阿育王的神力，武士彟能在大旱伤稼之际祈雨七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武士彟在荆州甚得民心；加之他勤恳为政，因而取得了不少政绩。远在京师长安的唐太宗李世民闻报后，特下敕书对武士彟大加褒奖一番，称：“公比洁冬水，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垌，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意思是称赞武士彟廉洁如冬天融化的冰水一样清洁，思路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敏锐。无论是权吏，还是地方劣绅，都既害怕他的威风，又深受他的恩惠。他的良好的政绩，使吉祥和福祉多次降临。因此，吉祥的白狼星能在天上出现，体现福瑞的禾苗生长在田地，这些都是武士彟能够使天地感应的结果啊。武士彟在荆州都督任上共四年时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武则天母女也生活的非常活跃。她们或读书识字，或研习佛礼，或诵经拜佛，或出访交游，或拜谒圣迹，或参访高僧，生活得非常愉快。这几年里，武则天逐渐成长了起来，孩童的稚气慢慢地消失了，少女的丰韵逐渐形成了；同时，对佛教的认识和崇敬，逐渐成为了一种行动和思想上的自觉，特别是在母亲的诱导和感染下，佛教信仰已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们母女在荆州的生活，给荆州同样留下了许多至今仍然流传的传说和观瞻的遗迹。有的传说甚至说在这个时期，武则天母女曾到过今北部湾北岸的钦州，或者是武则天就出生在钦州。唐代之后，荆州一带逐渐形成了祭祀武后的民间信仰活动，并建有专门祭祀武后的神祠，甚至民间巫术中的招魂术，也把武太后娘娘作为主神来施术。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武后、武太后娘娘或一位女皇，在荆州度过了她少年时期的四年，或是有一位曾在荆州生活过四年的少女，后来成为了武后、武太后娘娘乃至女皇。武则天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随父母奔波，几乎游遍了半个中国，扬州的烟花，豫州的绿野，利州的山水，荆州的竞帆，都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映象，陶冶了她的情操，培养了她的气质。这是同时代同龄人很少能享受和经历的美事。武则天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能与父母朝夕相处，也是比较幸福的。父亲武士彟为人忠厚，性情开朗，通晓经营，又通兵法，懂得为官之道；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富有个性，熟悉经史，能写善画，这些都无疑会对武则天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此外，父亲曾经经商，见多识广，母亲知书达礼，眼界开阔，双亲传统观念较淡，不甚重男轻女。这对于武则天刚毅性格的养成，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现有史料分析推断，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武则天，不是像普遍官僚的女儿那样深居闺房，学做家务之事，而是比较开放，阅读过经史典籍，学习过书画、音乐、舞蹈等。武则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度过的。她沐浴初唐的风云，跟随父亲的足迹，秉受母亲的教诲，由一名天真无邪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位婷婷玉立的美少女。历史将为她安排怎样的前途，当时她自己连想都不曾想过。改变武则天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是父亲武士彟的去世。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李唐王朝开国皇帝，时为太上皇的唐高祖李渊在长安谢世，远在荆州的武士彟闻讯后，不禁号啕恸哭，遥望长安长跪不起，终于口吐鲜血昏蹶于地。在武则天母女的精心护理下，武士彟终得恢复，但心劲已大不如以往。几天里，武士彟似在梦里，数十年的往事，齐涌心头：自己当商人适逢战乱，饱受官僚取榨，后巧计入仕，平步青云，深受高祖李渊赞赏，被封国公，委任重职，太上皇对自己真可谓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终身难忘；当世皇帝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亦被委以重任，自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功德显著，也博得了太宗皇帝的称颂；但自己出身卑微，官场形势复杂多变，冷嘲热讽，乍升猛降，都在预料之中……。在这种忧郁哀悲的心情支配下，武士彟一病不起，不几日便怅然去世，享年59岁。当时，武则天才年满12岁。因为有国丧，武士彟的灵柩只好暂置于荆州长沙寺，杨氏母女在这期间亦诵经设斋，为亡夫亡父超度荐福。等到太上皇李渊入葬完毕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认为武士彟是忠孝之士，下诏追赠其为礼部尚书，令官办丧事，并赐黄金百两，白银百锭，以资抚恤。武士彟死后，杨氏母女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也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等唐太宗下诏追赠抚恤，杨氏才决定扶棺北归，将武士彟归葬于山西文水老家。临行那日，荆州父老百姓及武士彟生前吏僚，都设置祭案，长亭相送，个个哭得涕泪交零，以表示对武士彟的追思和感激。杨氏母女，更是凄凄惨惨，号啕不止。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春清明，杨氏率武士彟子女葬夫于山西文水，后便素衣素缁，率一双女儿为亡夫守孝。按照传统习惯，杨氏母女要为武士彟守孝三年，她们也做好了守孝三年的准备。她们栖身于武氏旧宅，每日诵经念佛，粗茶淡饭，追思刚刚逝去的亲人。一开始，还没有什么麻烦，但不久便出了些事端，使杨氏母女无法再在文水继续呆下去了。原来武士彟元配相里夫人所生的两个儿子开始排挤杨氏母女。相里夫人生的这两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在其母亲去世后，父亲续娶杨氏，对他们二人也都不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了继母杨氏夫人应该给予的照料。但此时他们却在父亲冢土未干的情况下，恩将仇报，联合武士彟的两个侄子武惟良和武怀远，谎称父亲生前有遗书，嘱故里宅院归他们所有，要将杨氏母女扫地出门。杨氏夫人陷入了困境。一个妇道人家和两个未成年的少女，肯定斗不过武氏四兄弟，怎么办呢？只好与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商量。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她们母女三人觉得与其在此地遭受欺侮，还不如到长安投奔亲朋好友，或许还有个好的结局。这件事，在少年武则天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她倒是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一个女人在那样的时代，如果失去了地位，没有了依靠，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春，亡夫周年刚过，杨氏夫人便带一双女儿返回了长安。这一年，武则天已年满14岁了。杨氏夫人到达长安后，武士彟的同僚故旧相继前来探望抚慰，但没过几日便门前冷落，无人问津了。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无奈之中，杨氏夫人决定去找自己的娘家侄女，如今已是当朝皇帝太宗李世民宠爱的妃子杨淑妃。这杨淑妃不是别人，正是齐王李元吉当初纳取的小妾，乃杨氏夫人的侄女。玄武门之变中，齐王元吉伏诛，其妾亦成为寡妇。李世民登基后，闻齐王妾长得美艳可人，而且年仅23岁，便巧立名目，将她接入宫中。这杨氏小妾被接入宫中，心中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真是度日如年。不几日，太宗皇帝诏令晋见，只见那杨氏略施粉黛，双颊泛红，似同初绽的桃花，倍显妩媚。太宗皇帝见状，觉得简直无法形容，冰雪不足喻其洁，牡丹不足比其艳，龙颜大悦，传令在后宫设宴，招待这位如花似月的弟媳……。就这样，兄纳弟媳，唐太宗少了一个弟媳，却多了一个淑妃。杨淑妃如今十分得宠。其父母都已谢世，京城内亲族甚少，闻知堂姑母前来投望，不胜欣喜，便使人请入宫来相见。杨氏夫人带着一双女儿，早早来到皇城西宫通明门，在四名宫女带领下，缓步进入皇宫。杨淑妃见到杨氏夫人母女三人时，不觉热泪盈眶，许久说不出话来。这一则是宫禁之中生活的寂寞和与娘家人长期没有联系的缘故，另一则是自己由弟媳而变成淑妃在娘家人面前忏悔的表现。她本想先问姑夫病故的情节，安慰一下姑母，但当她回过神来看到武则天姐妹二人时，真是吃惊不小。则天姐妹二人离开长安时，尚在幼年，虽也长得标致，但没有想到十多年间出落得如此美艳。特别是武则天，说是沉鱼落雁之貌、闭月羞花之容，一点也不过分，已达到了国色天香的醉人境地。杨淑妃见到则天表妹，首先想到了自己。自己可能会因为则天表妹的存在而失宠。因为她最清楚当今皇帝能不惜任何手段网罗天下美女，武则天已在他的网罗之中了。杨淑妃突然觉得，今天的会亲，对自己可能会铸成大错。然而，不仅如此，当时她也根本不会明白，武则天的存在，实际上左右了李唐王朝的历史发展。第二章乍入宫闱遭冷落，武才人寻求精神慰藉，明白了唐太宗平衡三教的用意，唐玄奘启示，日落之后的归宿，武则天的美艳传遍了京师长安。有好事者，竟编得歌谣一首，在长安城中的街闾里巷传唱：十年寒窗前，读书破万卷。不羡状元郎，要娶武媚娘。仙容销人魂，秀色更可餐。一夜百日思，暴死也心甘。不久，这歌谣便传入皇宫中。唐太宗李世民闻听后，觉得歌中“武媚娘”三个字，自己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来，而且他又对歌中流露出的那种追求感到不安。太宗皇帝想，自己登基十多年来，偃武修文，开科取士，能够把天下的读书人都网罗到其中，使读书人每日埋头苦读，企得满腹经纶而为大唐王朝效力。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女子，她的美艳真的能够使读书人放弃学业而跪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吗？她究竟有多美？为什么还没有被选到宫中来？带着这些疑问，太宗皇帝数日难寐。他突然想起来了，武媚娘不就是已故大臣武士彟的千金吗？武媚娘这个名字不就是自己给取的吗？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初，自己伴父皇高祖李渊到武家庆贺媚娘的满月，看见杨氏夫人怀抱小女，光彩照人，觉得女儿比母亲更机灵，才给武家小女取名媚娘。想不到这武家小女已长大成人了。太宗皇帝觉得这大概是一种缘分。他马上唤来杨淑妃，想知道武媚娘的详细情况。事到如今，杨淑妃的预料没有错。她于是将武士彟去世后，归葬故里，杨氏母女无奈投奔长安的情况一一禀告了太宗，并特意说道：“望陛下能体恤她们母女，为我杨家做一点善事吧！”杨淑妃这话，听起来并无不当之处，但细细推敲，却大有内涵。杨淑妃明白，太宗皇帝已关注武媚娘了，自己不能不尽实禀告，但她却在话中暗示太宗皇帝，武媚娘是我们杨家的外甥女，是我杨淑妃的表妹，总不能让我们杨家和杨家宗亲的漂亮女儿都进宫来侍奉你一个人吧！她的这一番用心，太宗皇帝并未感觉到，随即又问了武媚娘的一些其他情况，便下了决心。这决心便是召武媚娘入宫。他在召武媚娘入宫的诏书中，避重就轻地说：“这个小姑娘出身官宦，父亲曾为我大唐王朝立过汗马功劳。我出于体恤故臣的动机，加之这位小姑娘能披图阅史，知书达礼，所以，我特召她进宫来给我当一名才人”。才人是唐王朝内宫女官名称之一。唐制，除皇后外，侍奉皇帝还有众多妃嫔，其中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御女27人，正七品；采女27人，正八品。才人是妃嫔女官中偏下的等级，其职责是记录妃嫔们的饮宴睡寝和农桑之事，负责向皇帝报告上述各种情况。相对而言，才人这种内职是比较重要的，有一定文采的妃嫔才能胜任此职。其实，太宗皇帝的用意并不是要选一个才人，而是贪图武媚娘的美艳秀色罢了。且说杨氏夫人得知太宗皇帝要召自己的女儿武则天入宫，真可谓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这个寡妇居然成了皇戚；但她深知宫闱之中的内幕，不知女儿此去命运如何，何时再能相见？另外，女儿才只有14岁，入宫之后，要侍奉当朝皇帝，尚不知能否承受？这便是杨氏夫人的悲切之处。不得已之际，杨氏夫人便就男女欢悦等床帏之事，向女儿武则天作了详细的交待，并叮咛女儿千万不可任性，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武则天起程之日，杨氏夫人哭得像泪人似的，长跪不起，依然是苦苦而诉。此时的武则天，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便是盼望尽快进宫去侍奉皇帝，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寡母和姐姐能够在生活上有可靠的保证，不用再遭受冷落，又或许能使自己得宠，像杨淑妃那样，也能活出个人头人面的。这是一种现实而幼稚的想法。在父亲去世，母女流落长安无有依靠的生活环境下，寻找一个靠山，况且是天下最大的靠山，也只是一个14岁的少女所能够想到的。她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母亲，您哭什么？我又不是去地狱，我这是要进皇宫啊……。”武则天天真地问母亲。“可是，孩子……。阿弥陀佛！”母亲哭号着欲言又止。母亲这般绝望的告别和撕扯，以及无奈的“阿弥陀佛”的嘶念，是14岁的武则天所不可理解的。皇宫掖庭对武则天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她带着天真、稚气和少女的美艳，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进入了宏伟壮丽的皇宫。不几天，太宗皇帝就传诏召见了武则天。这是她一生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天，天刚黑下来，她在宫女的侍奉下，回到了自己还不太熟悉的小屋，准备上床睡觉，准备在床上静静地思念刚刚离开才几天的母亲和姐姐。这是这几天进宫后，每个无聊的晚上她度过漫漫长夜的开始。她刚躺下，奉诏的内侍就来了。以后的一切，她就像一个玩具一个物件，完全任人摆布了。她先被扔进一个紫檀木的木桶里沐浴，宫女们侍奉她洗澡，水里的淡香味萦绕着她的胴体，浸透了她的每一块肌肤，每一根毛孔；她又被从木桶里捞了出来，赤身裸体，擦干了水渍后，被华丽的丝绸外衣包裹了起来。她突然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任人如此摆布，她厌恶这种机械式的摆布，但她又企盼这件事的结果。她继续被内侍和宫女们围绕着，他们为她梳头，为她化妆；再后来，她在铜镜中看到了自己，但这已不是刚才的她了。她看见铜镜中有一个理想的女性，是她朦胧认识的女性。夜已经完全黑了。她被用轿抬到了一扇硕大的宫门前。她听到了有人去通报，然后看见那扇宫门被缓缓地打开……。她终于看见了那个让她企盼的人了。太宗皇帝半卧在龙床上，在不太暗的灯光下仔细端详着她。她忘记了事先内侍们交待的要向皇帝请安的话了，不知所措地站着。当太宗皇帝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她感到了威严，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今晚来的这位少女，太宗皇帝是清楚的。他见她要下跪，马上说道：“不必多礼了。过来让朕仔细看看。”她缓缓地走了过去，慢慢地抬起了她那有点羞涩又有点紧张的脸。“你是武士彟的女儿？”皇帝问。她回答：“是的。”“今年多大了？”皇帝又问。“14岁。”她机械地答道。“再过来点，媚娘。”皇帝的口气很亲切。她开始疑惑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叫媚娘呢？皇帝又开口说话了：“你叫武媚娘，这个名字还是朕给你取的呢。”太宗皇帝开始详陈取名的经过，并不时地打量着这位如花似玉、妩媚可爱的少女。终于，灯熄灭了。她开始承受作为一个女人的第一次洗礼。她体验到了这个男人的占有欲和强暴，她体验到了自己未曾有过的撕痛。她想喊，但又不敢喊，她在承受着再生的痛楚，她忘却了一切，集中精力在忍受这个第一次。不自觉中，她开始喊了，声音很低，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在这种念佛声中，失去了知觉……。她醒来时，那个男人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话，哪怕是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来。她又被送回到了原来的住处。此后，她又在企盼，企盼再次被召幸。一天，两天，十天，半月，她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像把她遗忘了似的。直到半年过去，她才知道她不必再等了。她内心茫茫然，落落寡合，实在不知其中的原委。如果不是那套华丽的丝绸衣裙还在的话，她真不知道和不敢相信那天晚上和皇帝睡在一起的会是自己。传说，武则天失宠的原因是太宗皇帝召幸她那天，恰恰是东宫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冲突流血的日子。太宗皇帝的思绪转移到皇嗣继废的斗争中了，他对此如此忧心忡忡，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在那天晚上召幸的那个14岁的少女武媚娘了。但在事实上，太宗皇帝不是那种见好爱好的男人，也不完全是风流天子。他喜欢女人是事实，然而真正能让他心动的女人，不是美艳和妖媚，不是如花似月但内心浅薄的少女，而是具有较深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风范，并能在政治上给他有所补益的成熟贤慧的女人。他召武则天入宫，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浅显的行为，一种相当随便的逢场做戏。召幸她，与她同床共枕，只不过是一次满足生理需求的正常事，由此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具有了至深的感情。对太宗皇帝这样一个在女色方面有极丰富阅历的封建帝王，不可能因一次召幸，就对一个14岁的少女一见钟情，最多不过是猛然间的赏心悦目而已。太宗皇帝真正喜欢过的女人，严格地说只有两个。一个是皇后长孙氏，史籍称长孙皇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性约素，服御取给则止。益观书，虽容栉不少废。与帝言，或及天下事，辞曰：‘牝鸡司晨，家之穷也。可乎？’帝固要之，讫不对。后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清绳治。俟意解，徐为开治，终不令有冤。”另一个是妃子徐惠，她“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典甚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赡。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劝谏太宗善始善终，与民休息，无为而治。”长孙皇后和徐惠的人格品德，才华阅历，以及在太宗皇帝为政中的作用，对刚刚入宫的武则天来说，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就拿徐惠来比较一下。徐惠入宫时的名份和武则天一样，也是才人，而她却通过自己的才能，不断受到太宗皇帝的赏识，不断升迁，从正五品的才人越级为正三品的婕妤，尔后又升迁位居二品的充容。由此就可以看出，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女，尽管也有些才华，但离太宗皇帝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不可能在太宗皇帝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把武则天放在了皇宫掖庭的角落。武则天没有得到太宗皇帝的宠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过去了，她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才人。对她来说，已经是相当失意了。但是，在此期间，她也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在学识和思想方面比以前有了更大的长进。她接受了严格的宫廷教育。按照唐王朝的规定，内宫妃嫔的最高首领是皇后，妃嫔们不仅要跟皇后学习妇礼、四德、祭祀、宾容，而且还要跟宫廷教师们学习书法、筹算等技艺。由于长孙皇后病故，太宗皇帝没有再立皇后，所以，武则天进宫后没有受到皇后的约束，除尽自己作为才人的职责外，就同众妃嫔一起学习礼乐，特别是诗歌和书法。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知道了一个女人光靠外表的美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修养，要有思想，甚至还要有见识，才能在宫中站住脚，才能会有地位。宫廷生活的内幕逐渐向她拉开后，长期的才人生活使她更深刻地感觉到，皇宫并不是每个人的天堂，这里有承欢粉黛的笑颜，更有皓首宫娥们的辛酸和痛苦。表面上大家都举止端庄，彬彬有礼；实际上争风邀宠，矛盾重重。这里的一切都是尔虞我诈，不进则退。武则天从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她也不自觉地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学到了太宗皇帝的政风和驾驭群臣的手段。史载唐太宗以亡隋为鉴，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励精图治，是封建帝王的楷模。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作为才人，武则天虽然没有直接干预过唐太宗的政事，但她数年生活在皇帝左右，对此一定是很清楚的。在唐太宗的影响和熏陶下，武则天的阅历逐渐增加。这些，只是武则天宫廷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对于一个抱有很大企盼而入宫的年轻女子来说，最不幸的遭遇便是被皇帝遗忘。在这种不幸之中，到什么地方去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构成了武则天宫内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便是佛教。唐初的佛教发展开始向鼎盛的高峰攀登。宫廷之中佛教信仰也非常普及。这和唐高祖李渊及太宗李世民的扶植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唐高祖李渊登上皇位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长安的朱雀门大道设无遮大会，置佛教道场，诵经忏法，史载京师士女云集。后他又下敕在各地建寺、施舍、办法会等，一下子使佛教势力大增。朝中有识之士如傅奕等曾上疏反佛，佛教徒也站出来进行争辩，迫使高祖下诏沙汰僧尼。太宗继位后，以帝王身份平息了佛与道、佛与儒的争论，大谈三教出一源，作用一致，要求儒释道三教共同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对于佛教的作用，太宗皇帝看得更清楚，他在亲手撰制的《大兴善寺钟铭序》中说：“皇帝道叶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按佛教说法，菩萨有时应世，即变化成人间的圣王，故称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因乘坐车子的轮子分别为金银铜铁，这样就有相应的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及铁轮圣王的称呼。佛教认为，金轮圣王统四天下，银轮圣王统三天下，铜、铁轮圣王依次类推。这里，太宗皇帝自比为金轮圣王，表明自己就是菩萨的化身。作为菩萨的化身，他当然要把“云和之声”与“法鼓之音”结合起来，要把“雅颂之声”与“梵呗之音”结合起来。在这种大的崇佛氛围中，宫廷的情况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召沙门玄琬进宫为皇子诸王授菩萨戒，并为玄琬在皇宫附近修建了普光寺，后又请他入宫为皇后及六宫妃嫔授戒；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命京师长安各寺和尚于每月27日作法行道；其夏天旱，又诏令高僧27人于天街门祈雨七日；不几日，又诏宣高僧明瞻入宫，为宫内宣讲佛教慈救之要旨；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皇帝又率内宫妃嫔到弘福寺为她追福，并亲自撰写愿文，施绢200匹。在皇帝的尊崇扶植下，佛教完全渗透到了宫中的各个角落。史籍载，当时佛教的一些著名高僧，经常出入皇宫，在内宫或作法事，或宣讲佛法，或授戒剃度，成了内禁的常客。由于受母亲杨氏夫人笃信佛教的影响，武则天在宫内开始从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她在自己的寝室里安了个佛龛，请了一尊弥勒佛供养。她选择弥勒佛供养，可谓动了一番心思。弥勒佛实际上不是佛，而是菩萨之一，也被称为慈氏。佛教传说，这个菩萨不同于别的菩萨，释迦牟尼曾预言这个菩萨将来要继承自己的佛位，要当未来佛。武则天供养弥勒佛的用心是很清楚的，供佛是在寂寞中寻求精神寄托，但供奉弥勒佛，却给自己内心一种希冀，她希望自己以后能有弥勒佛那样的将来，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将来啊！供上了佛龛，武则天小小的寝室就是一个佛教的道场了，她本人也就按一个正式的佛教徒要求自己了。清晨，起床梳洗后，先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楞严是坚固的意思，诵其咒是为了先坚固自己的心志。然后，再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其中领悟佛说般若（意为智慧）的精要。到了晚上临睡觉前，先诵《佛说阿弥陀经》，为自己往生西方净土祈愿。然后诵《礼佛大忏悔文》，希望能够消除自己以往的宿业，再不造未来的新业。就这样，人们每日早晚便可听见武才人的寝室内传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八人俱……”的诵经声。刚开始，人们觉得有些不大习惯，后来也就慢慢地适应了。武才人为了能够广种福田，祈望佛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她在供佛诵经的同时，还把抄写佛经作为自己每日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按佛教的说法，佛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教才可称为经，佛经在佛教中既是理解教义的依据，同时又是佛教所谓三宝（即佛、法、僧）中“法”的载体，是佛教供养和崇敬的对象之一。佛教还认为，佛祖释迦牟尼每说完一部经，便指使天神如天龙八部、金刚等护佑此经，并要求信徒广为传布。所以，抄写佛经是佛教提倡的善事之一，也是给自己播种福田的有效途径。武则天每日抄写佛经前，都要先沐浴或净手，而且抄写的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抄写几个字或十几个字。时间就是在这种抄写佛经时平静的心情中逐渐消失的。这是她所追求的一种平静，因为她知道自己在皇宫中寂寞的日子还很长很长……。武才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了解太宗皇帝处理政事的情况，由于每日诵经念佛、抄写佛经，所以她较多地关心太宗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佛教的态度。早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朝野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排佛和存佛相互争论，不分上下，最后高祖皇帝采纳傅奕等人的意见，下诏沙汰僧尼。这不是彻底排斥佛教而是有限度的限制佛教。具体要求是凡僧尼中精勤炼行守戒律者，集中于大寺居住，并供给衣食；其他僧尼责令还俗。在决定沙汰僧尼的同时，高祖皇帝还诏令沙汰道士。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教权控制在皇权之下，为李唐王朝提供更多的生产劳动者，增加朝廷赋税的收入。这是一个封建政治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唐高祖沙汰僧尼的诏书一下，使佛教徒深感惊吓，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该年六月，高祖皇帝退位，太宗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高祖皇帝关于沙汰僧尼的诏令停止实行，佛教僧侣们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太宗皇帝就停止沙汰僧尼专门发了一道诏书，明确表示僧尼道士宜依旧定，暂不改更。太宗皇帝即位后，所以不行高祖沙汰僧尼道士的诏令，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太宗皇帝李世民本为高祖李渊的次子，李渊代隋后，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各地战乱时，亲自率军出征，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势力。后来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后才做了皇帝。他即位之初的最大问题是不集各种矛盾于自己一身，需要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力求得到各种人士包括佛教僧侣的支持。这便是他停止实行沙汰僧尼诏令的真正意图。上述情况，当然是武则天进宫后才详细了解的，她开始发现，佛教不仅仅是人们内心世界的追求，佛教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帝王器重和利用的力量。武则天想知道太宗皇帝更多的与佛教的联系，她想从其中领悟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太宗皇帝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一视同仁、三教并举的方针。他即位之初，便经常到朝廷的国子监去，那里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伦理纲常。太宗皇帝亲幸国子监，表明自己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他还经常对臣僚说：下面人们的行为，都是从最上面的皇帝那儿学来的。过去梁武帝志尚浮华，喜欢佛教，数次舍身到同泰寺，并且亲自宣讲佛经，这就带动了百僚属官及普通老百姓尊崇佛教。所以，梁武帝为帝的梁朝，人们空谈佛教的苦啊空啊，都不以国家大事为正事，这样能不败亡吗？我做皇帝，当然要以此为鉴。我的志趣和重视的不是佛教，而是尧舜之道的周孔之教。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他尽管采取了三教并举的方针，但还是将儒家的学说放在了首要地位。武则天还听说了一件事。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也就是自己入宫前四年。当时，太宗皇帝喜爱的长孙皇后有病，久治不愈，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太子李承乾向母亲建议说：“您病了以后，医药备尽，但尊体仍不愈，我心里非常难受。是否可以向父皇建议大赦囚徒并度人为僧。佛教说度人为僧可以致福，希望这样您能得到福佑。”长孙皇后反对说：“死生都是命里注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如果修福能够却祸，我这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没有效果，那又有什么福佑可以祈求的呢？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佛教也是你父皇经常忧虑的事，他经常说佛教是异方之教，不是东土的伦常之教。不能因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了天下大法。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建议。”这件事，从侧面说明太宗皇帝对佛教没有完全认同的基本态度。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太宗皇帝对佛教还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能够给予一定的扶植，并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一点，武则天也了解的比较清楚。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为秦王时率军破王世充，得到了少林寺僧人的大力帮助，即所谓十八僧棍救秦王。后来李世民做了太宗皇帝，他特派遣使者持书告少林寺住持，邀请当年立功僧进京晋见，这些僧人坚决推辞而不受邀，太宗皇帝为了笼络这些僧人，随后给少林寺赐黄锦千段，并诏封少林寺僧人昙宗等人为大将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皇帝下诏于起兵兴唐以来各交兵处各建佛寺一座，费用由政府财政开支。按照这一诏令的旨意，在太宗皇帝当初率军击破农民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的地方，都建立了佛寺。计有：幽州破薛举立照仁寺，台州破宋老生立普济寺，晋州破宋金刚立慈云寺，汾州破刘武周立弘济寺，邙州破王世充立照觉寺，郑州破窦建德立等慈寺，洛州破刘黑闼立弘福寺。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还诏令为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设斋行道进行超度。他还不时接见高僧大德，延请名僧入殿行道，为皇太后祈福。有时还请高僧祈雨禳祸等等。太宗皇帝即位初对佛教的宽容和扶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他想以自己为表率，激发臣下和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热情，用佛教作为统治的纽带，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使更多的人支持他，使更多的社会集团拥护他。这是武则天通过思考而发现的其中奥秘之所在。武则天还发现，太宗皇帝在即位后的一段时间，根本不信佛教。有一次，太宗皇帝问大臣傅奕：“佛教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可你一直激烈反对佛教，其原因何在？”傅奕回答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历史上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使百姓丢失伦常；于国家统治有害，因为佛教摒弃父母，出家为僧后又逃避国家的劳役，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佛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允许佛教存在，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这些观点，太宗皇帝颇为赞同。他没有断然禁佛，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提倡，表现在他曾下诏要求一些高僧大德组织翻译佛经，并命朝廷官员协助勘定，他有时还听从一些佛教高僧大德的有用的建议。使武则天感觉最深刻的映象是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每时每刻都没有放松对佛教的防范。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太宗皇帝刚即位就派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即清肃佛教中非滥之成份；同年，他又下诏，凡老百姓私自剃度为僧者处以极刑；次年，他又要求搜括义宁（隋恭帝年号，公元617年）私度之僧，不主动坦白者处极刑。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国人随便落发为僧，这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尤其是为了控制直接生产者，以便给封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和力役。唐初，人口锐减，原因之一即是一部分人归附寺院落发为僧；另外，唐初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这就等于承认佛教寺院拥有田地的合理性，佛教寺院经济由此形成，寺院经济与世俗经济争夺田产和劳力，必然要与世俗政治统治发生矛盾。太宗皇帝针对这种状况，不但在政治上用世俗王权控制教权，在经济上也要兴利除弊，以发展社会生产。他即位之初，就搜括私度，目的是使佛教处于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基于这种目的，太宗皇帝还诏令朝廷的祠部掌管佛教，并规定全国的佛寺有一个定数，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每座佛寺都要推选出三纲僧官，由资历深的的僧人充任；凡僧尼必须登记入僧籍，僧尼簿籍必须三年一核对，从根本上严防私度僧尼。武则天还了解和感觉到，太宗皇帝在防范佛教的同时，特别注意不允许佛教及与佛教有关系的人利用佛教来触动自己的权威和统治。还是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因早些时候被高祖皇帝恩幸，可以随便出入两宫。这时，太宗皇帝下令不允许他继续随便出入两宫。法雅和尚遭禁后，胡说了一些诋毁太宗皇帝的话，被太宗皇帝得知后，即令问罪伏法。法雅和尚在审问时供称，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妖言是从宰相裴寂处听说的，太宗皇帝马上将裴寂召来审问，裴寂称法雅和尚只是说了一些要流行疾疫之类的话，太宗皇帝为此免了裴寂的官，并将他放归故里。后来，又因一个狂人给裴寂的家僮说了一句“裴寂当有天下”的话，裴寂差一点被太宗皇帝杀头问罪，最终以流放交州（今越南北部）了结。裴寂这个人是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唐王朝建立后，他位居三公，但只因法雅和尚的供词牵连到他，即被罢官免职，后终遭流放。生活在深宫中的武则天，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了解到了太宗皇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她觉得，太宗皇帝可能有些过于紧张了吧。崇信佛教是一回事，利用佛教搞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佛教，自己怎么能度过这深宫中的漫漫长夜呢？当然，她也觉得，像自己这样对佛教的崇信，每日诵经拜佛，为自己的未来或来世祈福，寻找内心的慰藉，根本不是太宗皇帝所关注的。因为太宗皇帝所思虑的是国家和社稷，佛教是太宗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这也正是自己的悲哀所在。自己的悲哀就是不自觉地与佛教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