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赛是法国南部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所以车站里的人很多。何人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过，来到售票厅那玻璃橱窗中的列车时刻表前。这里的人也很多，他挤在人群中查看从马赛去巴黎的车次。归国日期已近，他开始计划回程了。　　何人不懂法文，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去巴黎的车次。他伸着脑袋仔细看了一会儿，记下合适的车次时间，然后转身向人群外挤去。突然，他的目光被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住了——　　售票厅和候车大厅是由一道玻璃墙分隔开的。透过玻璃墙，何人看见在候车大厅那一人多高的自动售货机后面站着两个人。由于那是一个角落，所以候车大厅里的人看不见他们，但是售票厅里的人却可以透过玻璃看见他们。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面向何人一方的是一个中年女子，中国人。她的嘴动作很快，显然是在急切地说着什么。背对着他的是一个男子。根据那个人的头发、体型和衣着，何人一眼就认出他是杨先生。　　那个女子一边说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向站台方向望去。杨先生的身体在抖动着，不知是在说话，还是因为激动。突然，他一把抱住那个中年女子。女子把头伏在他的肩头，蓬松的头发剧烈地抖动着，显然是在哭泣。　　过了一会儿，女子推开杨先生的身体，掏出手绢擦去脸上的泪水。她的嘴唇颤抖了几下，然后猛地转过身，快步向站台方向走去。她在站台入口处追上了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国人。　　杨先生探着头，从自动售货机的边上偷看那个女子的身影。当那个女子的身影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他又快步向前走去，站在一个售报亭后面继续观望。就这样，他不断变换位置，一直追到站台的入口处才停住脚步。此时，那个女子已经登上了火车。　　刚才，何人被那离别的场景感动了。此时，他又觉得杨先生的举止有些滑稽。不过，他不想让杨先生发现他在盯梢，便从另一个方向走出候车大厅。　　11点整，何人从公共汽车站的方向绕到火车站的正门前面。这里有一个小广场，由几十个台阶连接着下面的街道。台阶两旁还有一组组造型精美的雕像。他刚站稳，就看见杨先生从火车站的正门走了出来。他连忙迎了过去，“杨先生，您好！您是刚坐火车来的吗？我是坐大客车来的。”　　杨先生见到何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动一下。他也没有回答问题，只是简单地说了声“走吧”，就继续向前走去。　　何人跟着杨先生走下台阶，沿着大街一直走到马赛的老港。一路上，他几次寻找话题，但是杨先生始终一言不发。站在岸边，看着千帆林立的港湾，杨先生的心情似乎恢复了常态。他的眼睛里又流露出带有生气的目光，但是他仍然没有说话的意思。　　何人买了船票，又买了食品，然后排队走上开往基督山岛的轮船。那是一艘两层的旅游客船。他跟着杨先生走上二层的甲板，沿着船舷转了一圈，然后走进船舱，坐在船头处的长椅上。虽然他已经在尼斯和摩纳哥的海岸上浏览过地中海的美景，但是还没有在船上领略地中海的风浪，所以很有几分兴奋。　　轮船缓缓地向后倒退，驶离岸边，然后调转船头，加快速度，从港湾入口处的古炮台下驶过，迎着愈渐汹涌的波浪，跟着盘旋鸣叫的海鸥，驶向一望无际的大海。　　轮船向西航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转头向南行驶。这时，何人在正前方看见一座光秃秃的小岛。岛上那座土黄色的城堡式建筑在阳光下泛出一片亮点。他知道，那就是大仲马笔下那连魔鬼都难以逃脱的监狱。而那座小岛就是人们俗称的“基督山岛”。　　轮船停靠在小岛东北边的码头上。他们跟着游客下船，沿着悬崖上开凿出来的相当陡峭的石阶向上爬去。石阶的上面是一道很高的石墙。他们从门洞穿过去之后，面前有一片开阔地。这里没有树木花草，显得十分荒凉。他们走过开阔地，来到城堡的门外。　　他们买了门票，跟着游人的队伍，走进这座虽然不再阴森恐怖，却仍能令人浮想联翩的“监狱”。　　这是一座以花岗岩为主要材料的方形建筑。中间是一个很小的天井，大概是当年囚犯放风的地方；四周是三层楼房；每层楼的前面是走廊，后面是大小不一的牢房；在北面的两个角上还各有一个圆柱形塔楼，其中一个是螺旋形楼梯通道，另一个大概是狱警站岗的地方。　　他们一层一层地参观了石头牢房。每间牢房的门口都有文字说明，记述着当年曾经被关押在那里的著名人物。何人特别注意观看了基督山伯爵当年被关押和逃跑的地方。当然，这是后人按照大仲马在小说中的描写改建的，因为基督山伯爵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没有大仲马，这座小岛不会有今日的繁荣。　　然后，他们顺着楼梯爬到房顶的平台上。除了那个“游人止步”的岗楼之外，这里就是小岛的制高点了。他们站在齐胸高的围墙边，眺望海天一色的远方。　　何人的心情格外开朗，便兴致勃勃地对杨先生说：“这里真是太美啦！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里，早上看日出，晚上看夕阳……”他的声音不自然地停住了，因为他看到杨先生那饱经风霜的眼角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杨先生意识到何人的目光，便用手背轻轻擦去泪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里的海风太大了”。然后，他转身向楼梯口走去。　　何人默默地跟着杨先生走下楼梯，出了“监狱”，穿过那片寸草不生的开阔地，走下悬崖上的石阶，来到轮船码头。然而，由于他们在“监狱”里流连忘返，所以错过了回马赛港的轮船。他们只好等候下一班轮船。于是，他们沿着岸边那崎岖的小路向西走去，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坐在上面，望着下面的海水。　　这里风平浪静，海水清澈。但是因为水的深浅不同和下面水草的映衬，水面呈现为多种层次的蓝色和绿色。岸边没有沙滩，只有黑褐色的礁石。几个白人青年穿着游泳衣裤坐在礁石中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地中海的阳光。　　杨先生看了看手表，“这里的环境不错，很安静。我们不应该让这段时间白白浪费过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我今天上午本来是要给你讲课的，后来因为发生了一点事情而不得不取消。我这个人比较死板，不愿意改变已经制定好的计划，更不愿意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去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外，我知道你和我的时间都不多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才能完成这次教学任务。这大概是我的最后一次教学任务了。”杨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　　何人觉得杨先生的语调有些伤感，就点了点头，诚恳地说：“杨先生，只要您不累，我什么时候都愿意听您讲课。而且，我还从来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听过讲课。背靠古老的监狱，面向平静的大海，这种环境肯定能加深我对证据学的理解。”何人的话并不完全是对杨先生的恭维，因为他这段时间确实从杨先生的讲课中受益匪浅。而且他非常佩服杨先生的博学强记。无论是在公园里讲课还是在家中讲课，无论是准备的内容还是提问的内容，杨先生从来不用看书或者讲稿，引经据典，出口成章。　　杨先生的嘴角浮上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他略微转动了一下身体，面对大海讲道：“按照计划，我们该讲证明责任了。对吧？所谓证明责任，就是说谁有责任对案件事实或者争议事实进行证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杨先生仿佛自言自语地讲了起来……　　何人默默地倾听着。杨先生的声音和大海的涛声融汇在一起，在何人的心底产生了奇特的共鸣。　　响亮的汽笛声打断了杨先生的讲述。他们回头一看，只见轮船已经快驶到码头了。他们站起身来，向码头走去。　　上船后，杨先生若有所思地说：“证明责任的问题确实很复杂。也许，我应该带你去旁听一次审判。有了感性认识，你就容易理解了。你想去吗？”　　何人很感兴趣，立即表示同意。　　第19章 自由的心证　　杨先生办事很认真，也很讲究效率。星期四上午，他就带何人去了位于埃克斯市老城中心的马赛地区法院。　　法院大楼的周围是一圈土黄色围墙，看上去犹如古老的城堡。杨先生告诉何人，这里以前是关押重罪犯人的监狱。果然，走进“城堡”的大铁门之后，面前就是一个十几米长的铁吊桥。如今那吊桥已然装饰一新，下面还种上了花草，但是仍能想见当年桥下那深深的黑水。法院大楼已经改建，金属门窗，茶色玻璃，完全是现代建筑的气派。　　何人跟着杨先生走进大楼，来到一间重罪法庭的门口，通过安全检查门，便进入了相当大的法庭。这间法庭的墙壁和所有的桌椅都是木质的，暗黄色，线条整齐明晰，给人庄严肃穆的感觉。法庭正面的法官席较高，一共有13个座椅。法官席的左下首是检察官席，其下面是法庭职员的座椅；法官席的右下首是书记员席，稍低处是辩护律师席；辩护律师身后是用防弹玻璃隔开的被告席；法庭中间是证人陈述席。法庭内坐席的安排给人检察官与法官平起平坐的印象。难怪法国人称检察官是“站着的法官”。　　此时，法庭内只有后边的旁听席上坐着一些人，一位身穿黑袍的女书记员正在对他们讲解着什么。何人和杨先生坐在了后边的长椅上。趁着还没有开庭的时间，杨先生向他简要介绍了审判的基本程序，并告知即将审理的是一起在当地颇为引人关注的杀人案——　　此案发生在马赛市。一个姑娘爱上了两个男人，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富家子；一个是家境贫寒的痴情郎。姑娘与富家子同居数年并生有一子，但是未能得到后者的珍爱。富家子时而对姑娘拳打脚踢，时而将姑娘逐出家门。后来，姑娘遇到了知冷知热的痴情郎。但是，姑娘想东食西宿，便脚踩两只船。案发的夜晚，痴情郎无法容忍心爱的姑娘遭受他人虐待，便找富家子警告，结果却死于后者枪下。检察官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但富家子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　　审判就要开始了。身穿红袍的检察官和身穿黑袍的辩护律师以及在两名法警看押下的被告人都已就座，后面的旁听席上也坐满了人。这时，法庭左前方角落处的小门打开了，身穿红袍的主审法官带着两名身穿黑袍的助审法官快步走进法庭。于是全场起立，向法官致敬。　　法官宣布开庭及法庭组成人员之后，便开始了审判的第一道程序：挑选陪审员。最初坐在旁听席上的那些人都是本案的候选陪审员。他们是从在法庭注册的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挑选出来的。法官先按照名单点名，应到27人，但是有一人缺席。法官把写有到场者姓名的纸条放到面前的小木箱中，摇晃几下，然后再从里面随机摸取。他拿出一张纸片便大声宣读上面的名字，于是被叫者便站起身来，走到前面去。如果辩诉双方无人反对，他们便按照先右后左的顺序坐在法官两侧的椅子上，成为本案的陪审员。　　当被叫到名字的人从法庭中间走过的时候，检察官和律师都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和举止，决定是否提出否决意见。他们的否决都很简短，不用说明理由。有一位女士已经走过法庭来到陪审员座椅旁边，检察官突然说要否决，那位女士便有些悻悻地走回旁听席。检察官一共否决了三个人，辩护律师否决了两个人。另外还有三名候选人声称自己不适宜担任本案的陪审员。最后选出的陪审员共有九人，还有一名替补陪审员。他们共同宣誓将公正地参与本案的审判。　　杨先生似乎有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每当何人对法庭上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时，他就会侧过头来，小声地讲解或翻译。　　法庭调查开始了。首先由主审法官向被告人提问。被告是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他站起身来，面向法官，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法官核实了他的姓名身份之后，把问题转向本案的事实。讯问被告人之后，法官开始传唤证人出庭。每个证人都先由法官主问，然后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补充提问。审判按部就班地进行，没有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　　中午休庭，杨先生利用吃饭的时候又给何人讲解审判的情况。他说：“上次谈到刑讯逼供的问题时，我讲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过，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功能是确定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你明白我得意思吗？因为在法庭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前，被告人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之人，所以，公诉方主张被告人有罪，就要承担证明责任。这就是说，公诉方要用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方既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也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何人问：“那被告方可不可以证明自己无罪呢？”　　“当然可以啦，这是被告人的权利嘛！证明权利和证明责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作为权利，被告人可以证明，也可以不证明，这不会影响审判的结果。但如果是责任，那就必须证明了，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证明责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就本方的主张向法庭举出证据；第二，用充分的证据说服裁判者；第三，在未能说服裁判者的情况下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是像今天这个案子，被告人说是正当防卫，他也不需要举证吗？”　　“你这个问题很好。看来，你已经入门了。一般来说，刑事诉讼的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当被告方提出一个积极的抗辩主张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被告人只说自己没有杀人，这是消极的事实主张，他不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如果被告人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事实主张，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了。这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转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被告方的证明不用达到公诉方那么高的标准。这是证明标准问题，我们下次再讲。”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被告方没有证明责任，那还要辩护律师干什么，就等着检察官证明不就行了吗？”　　“辩护律师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被告方不举证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也要质证，就是对公诉方的证据进行质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辩护方的质证一般针对公诉方证据的三个问题，即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今天上午，公诉方的一个证人证明被告人有虐待那个姑娘的行为，辩护律师就提出，这个证言与本案的杀人事实没有关联性，要求法庭排除。公诉方还有一个证人是被告人的邻居。她作证说，案发当晚曾听见被告人说，‘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辩护律师指出，这个邻居的住房离现场几十米远，很难听清当事人的谈话，因此这个证言不可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外，辩护律师的重要作用会在法庭辩论阶段体现出来，下午你就会看到了。”　　下午开庭，法官传唤了最后一个证人，即那位“东食西宿”的姑娘。何人听不懂她的陈述，但是可以看到她在哭泣，特别是在辩护律师提问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杨先生一直沉默不语，没有给何人翻译或解释。　　下午3点钟，法庭调查结束了。接下来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法庭辩论。首先是检察官发言。这是一位中年男子，看上去精明强干。他站在与法官席同等高度的公诉人席上，胸有成竹地讲了起来。他的发言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辩护律师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由于辩护律师席位较低而且她身材矮小，所以她讲话时必须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法官。这与检察官讲话时居高临下的姿态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根据法庭上人们的表情来看，辩护律师的发言相当精彩。　　法官让被告人做最后陈述之后，便宣布退庭。法官和陪审员将一起对案件进行评议。杨先生解释说，法国的陪审员职能与美国的不同。在美国的审判中，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二者分工明确。但是在法国的审判中，法官与陪审员没有职责分工。他们一起评议，共同表决。在投票表决时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何人和杨先生随着人群走出法庭，站在明亮的走廊里，等待宣判的时间。据说至少得等两个小时呢。何人看了看手表，知道这正是杨先生每天去教堂的时间，就问他是否在这里等候宣布判决。看来杨先生对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很感兴趣，因为他居然放弃了去教堂的生活习惯。这让何人感到几分惊讶。走廊里等着听判决的人们分别聚在一起，或站或坐，小声地谈论着。　　杨先生带着何人参观了法院的设施。何人是第一次走进外国的法院，自然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当然，有很多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当他们回到一层侧楼的走廊时，何人看见旁边有一些小单间，没有门，便走了进去。里面只有一张长条桌和两把长椅。杨先生说这是供律师和当事人谈话和休息用的。两人便面对面坐在了桌子两旁。　　坐了一会儿，杨先生突然问：“你一定听说过‘自由心证’这个概念吧？”　　何人点了点头，“是的，但是我一直不太明白它的含义。好像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吧？”　　“这不能怪你，你又没有系统学习过证据法。别说你啦，国内的一些法学家都没有真正弄懂这个概念的含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认为自由心证是唯心主义的证据观，其实质就是让法官在审判中不顾客观事实，随心所欲，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这完全是对自由心证的误解和歪曲。我告诉你，要想准确地把握这个概念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渊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们有些学者就是这样，整天批评别人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其实他们自己就经常歪曲事实，断章取义。”　　“究竟什么是自由心证呢？”　　“自由心证是一种自由证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法律不对证据的采纳和采信做出限制性规定，完全让法官或陪审员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经验作出判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心证’本是个佛教术语。唐朝就有‘燃灯坐虚室，心证红莲喻’的诗句。这就是说，法官和陪审员在裁判的时候，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一定要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认知境界。”　　“您认为这个案子会怎么判？”何人饶有兴趣地问。　　“我希望法庭能判被告人无罪。”杨先生闭上了眼睛。　　何人看见走廊里的人们纷纷走向法庭，便告诉了杨先生。于是，他们站起身来，跟着人群进入法庭。由于以前在法庭里发生过宣判时旁听群众骚乱的事件，所以书记员让旁听者都站在旁听席的后面，两旁是戒备森严的法警。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当事人和证人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前，等待着。　　终于，法庭左前方那扇小门又打开了，法官和陪审员鱼贯而入。法庭里非常安静，人们可以听见法官们那并不响亮的脚步声。各就各位之后，主审法官用平缓的声音宣布法庭评议结果：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考虑到被告人的人生经历和案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法庭决定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已经羁押的时间计算在内。　　然后，法官问被告人对判决有何意见。被告人表示没有意见。法官又告知其上诉的权利，然后宣布审判结束，法庭解散。　　何人看了看检察官，他似乎对这结果很满意。何人又看了看辩护律师，看来她也挺高兴。也许，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何人跟在杨先生后面走出法庭，只听他不住地喃喃自语：“杀人罪，杀人罪……”　　何人的心底突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似乎也是一种心证。　　第20章 合理的怀疑　　何人已经订好了回国的飞机票。前一段时间，他思乡心切，恨不能立刻飞回北京，与亲人团聚。然而，此时真要回国了，他又对小城埃克斯产生了依依不舍之情。人的感情真是非常奇怪。　　由于在埃克斯还有些事务要处理，而且还要到巴黎去住上几天，所以何人只能再到杨先生家上一次课了。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杨先生在何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但是他的身份以及他为何隐居他乡，仍然是何人很想破解之谜。何人还没有收到国内朋友的回信，但估计快到了。也许，他可以在这最后一课时问一下杨先生的身世。　　10月16日，星期五上午，何人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走进了杨先生的家门。　　杨先生在简短的问候之后，就像一位一丝不苟的教师那样开始了讲课：“今天是你的最后一课，我们要讨论证据学中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证明标准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何人看着杨先生的表情，听着他的声音，总觉得他有些像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中的那位老师。何人的心中也有些酸溜溜的。他不再用问题打断杨先生的讲话，只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并竭力记住每一句话。　　杨先生讲道：“在讨论证明标准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两个概念，那就是证明目的和证明标准。虽然人们有时把这两个概念互相替用，但是二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司法证明的目的，是指司法证明主体追求的目标，是司法证明活动的标的。司法证明的标准，则是指司法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和水平，是衡量司法证明结果的准则。那天在法院我说过，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公诉方必须承担证明责任，而且公诉方的证据要达到能够说服裁判者的程度。这就是证明标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杨先生停了一会儿，见何人没有提问的意思，便问道：“你听说过美国的辛普森案吗？”　　“听说过。前两年有很多报道，号称是‘世纪审判’！”　　“审判结果如何？”　　“陪审团判辛普森无罪！”　　“你认为陪审团的无罪裁决怎么样？”　　“那我可不敢恭维！说心里话，我一直闹不明白，那么多美国人都相信辛普森是凶手，为什么那些陪审员就认为他不是凶手呢？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是黑人，就昧着良心颠倒黑白吗？再说那陪审团里也不都是黑人呀！”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种族问题在辛普森案件的审判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像一些专家所指出的，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非常出色地利用了他们手中的‘种族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在陪审团裁决问题上有误解。他们以为陪审团的无罪裁决就意味着那些陪审员都相信辛普森不是杀人凶手。其实不然。准确地说，那个无罪裁决仅仅意味着陪审员们认为辛普森不一定是杀人凶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涉及证明标准问题了。在美国，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公诉方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呀？”　　“所谓‘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就是说公诉方的证据必须能够排除陪审员心中对被告人有罪的任何合理的怀疑。换句话说，虽然陪审员们认为辛普森可能是杀人凶手，但是只要他们心中对此还有怀疑，而且根据人们的常识来说是合理的怀疑，他们就不能裁定辛普森有罪，而只能宣布其无罪。疑罪从无，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案件的陪审员并没认为辛普森不是凶手，只不过他们认为公诉方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听说在后来的民事审判中，另一个陪审团又判辛普森有罪了。那是怎么回事儿呢？”　　“那不一样。首先，那是民事诉讼，是侵权赔偿之诉。原告方起诉辛普森，是因为他们认为辛普森应该为两名被害人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应该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其次，民事判决不是定罪。虽然那个民事判决确实有辛普森是杀人凶手的含义，但是在法律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民事法庭只能让辛普森赔钱，不能把他关进监狱。”　　“为什么辛普森在刑事诉讼中胜诉了，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又败诉了呢？是不是因为陪审团不同了呢？”　　“陪审团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美国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中的证明标准不一样。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而民事审判的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用百分比来解释，那么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是90％以上，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51％以上。用通俗的话来说，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方必须证明辛普森无疑是凶手，但是在民事审判中，原告方只要证明辛普森是凶手的可能性大于不是凶手的可能性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说，同样的证据，在刑事审判中不能证明辛普森是杀人凶手，但是在民事审判中就可以证明辛普森应该赔偿。对吗？”　　“正确。因为美国采用双轨制证明标准，所以民事法庭才能在刑事法庭的无罪判决之后又判决辛普森应负民事赔偿责任。你知道那笔赔偿金额吗？”　　“记不清了，反正是一大笔钱。”　　“三千三百五十万！”　　“够辛普森还的！”　　“那叫倾家荡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要我说，没让他偿命就算便宜他了。您说呢？”何人的声音有些激动。　　杨先生没有说话，脸色却很难看。　　何人看到了，赶紧扭转话题说：“杨先生，美国的证明标准是双轨制。那中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区别吗？”　　“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国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没有区别，都是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一般都认为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还是应该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因为刑事诉讼必须遵循无罪推定的原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杨先生的声音很平静，脸色也恢复了常态。　　“我们中国有无罪推定原则吗？”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对无罪推定原则持批判态度。按照官方的说法，无罪推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们中国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这是不懂法律的人讲的话。在刑事诉讼中，你不搞无罪推定，就是搞有罪推定。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就是很多办案人员的思维习惯。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关系到基本人权保障的问题。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前进了半步。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话有无罪推定的含义，但主要还是强调了法院的定罪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的表述。不过，刑诉法第162条也规定了证据不足应该作出无罪判决的规定，这体现了‘疑罪从无’的精神。但是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无’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疑罪从轻’就不错了。”　　“但是，无罪推定好像容易放纵罪犯，就像辛普森那样。对吧？”　　“你说得有一定道理。刑事司法在面对证据不足的案件时，确实是两难的选择。判有罪，可能是错判无辜。判无罪，可能是错放罪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无罪推定的价值目标是要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是要把错判有罪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水平。但是在中国，一些司法人员受‘宁可错判也不要错放’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遇到疑案时不能坚决贯彻无罪推定的精神，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有’。这就会造成冤假错案，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这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况呢？案件事实应该总能查个水落石出啊！”　　“你那是理想的说法，也反映了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都习惯于非此即彼、非真即假、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一件证据，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是假的。一个结论，要么就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不能有第三种可能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又是有局限性的。你说，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你的，要么就是我的。但为什么不能是他的呢？你又说，这只猫要么就是白的，要么就是黑的。但它为什么不能是灰的呢？证据也可能是灰色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我记得你那天问过感冒胶囊上的手印显现问题。从技术上来讲，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显现出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拿它进行人身同一认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呢？”　　“一方面，这个显现出来的手印可能不太清楚，纹线特征模糊，不具备进行同一认定的条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一方面，虽然纹线比较清楚，但是纹线特征的数量很少。我告诉你，指纹同一认定对吻合的纹线特征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吻合的特征太少，结论就可能是灰色的。这就是说，这个指纹的鉴定结论是或然性的——它可能是被告人留下的，也可能不是被告人留下的。如果仅根据这样的手印就认定被告人是在感冒胶囊上留下手印的人，那就很容易造成错案啊！”杨先生的目光突然变得呆滞了。过了许久，他才说，“我累了，咱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吧。这是最后一课，你该走了。”　　“杨先生，非常感谢您给我授课。”何人站起身来，神态诚恳地问，“我明天能来看看您吗？我还有一样东西想请您看看呢。”　　杨先生愣了一下才说：“那你就明天上午来吧。”　　“谢谢杨先生！”何人毕恭毕敬地向杨先生鞠了一个躬，然后走了出去。他真希望这不是杨先生讲的最后一课。　　第21章 交织的恋情　　1998年5月8日上午，郑建军和王卫红又来到五云仙宾馆，对与孙飞虎案有关的五名老同学进行走访询问。他们首先来到钱鸣松的房间。经过对五人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钱鸣松应该是第一个询问对象。　　钱鸣松把两名警察让到屋里的沙发上，自己坐在床边，微笑道：“我猜你们就会先来找我的。”　　“为什么？”郑建军饶有兴趣地看着女诗人。　　“因为我有这种灵感！”钱鸣松神态认真地说，“昨天晚上听了你们的话之后，我一夜没睡，一直在思考。不瞒你们说，我从小就喜欢看侦探小说。爱伦·坡的作品、柯南·道尔的作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我都看过。真过瘾！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侦探小说题材。你们也一定同意我的看法吧？可惜我不是个侦探小说作家，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素材。”　　“钱老师，我看过你写的诗，很有意境，我非常喜欢。但是我没想到你对侦探小说还这么有研究！那我们就又多了一项共同的爱好。”郑建军一本正经地说。　　“还有什么来着？”钱鸣松眯着眼睛。　　“喜欢‘猜’嘛。”郑建军面带微笑。　　“啊，我还真给忘了。”钱鸣松也笑了。　　郑建军很自然地转回正题。“你已经猜到我们会先来找你了。那么，我猜你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我猜得对吗？”　　“行，咱俩打了个平手。”钱鸣松说完，神秘兮兮地回头看了看屋门和墙壁，小声问，“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　　“没关系，我们试过了，这些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好。你就放心说吧。”　　钱鸣松想了想，还是压低了声音说：“根据我的分析，杀害孙飞虎的人很可能就是他的妻子李艳梅。你们觉得很意外吧？但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李艳梅在上大学的时候对孙飞虎没有什么好感。后来听说他们俩结婚了，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感觉很惊讶。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酒，然后我们三个女的坐在屋里瞎聊。我还问李艳梅，你怎么嫁给孙飞虎啦。她对我和吴凤竹说，其实她也挺后悔的。她说如果这辈子走错了路，那就是和孙飞虎结婚。她还说有时候真想分手算了，可是都这么大岁数了，难啊。我告诉你们，她这绝对是酒后吐真言。你们信不信？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她具备杀害孙飞虎的动机。我这话有道理吧？另外，孙飞虎吃的那些药都是她给的，孙飞虎生病之后都是她照顾的，她要想投毒，还不是易如反掌？所以我说，她既有杀人动机，又有作案条件，投毒杀人者非她莫属！怎么样？二位侦探，我的推理还挺专业吧？”　　郑建军一直认真地听着钱鸣松的话，这时忙说：“确实够专业水平。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你说李艳梅后悔嫁给了孙飞虎。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要说孙飞虎也算得上一表人才，又身为局长，配得上她呀。”　　“年轻人，你还不懂女人，也不懂爱情。我告诉你，女人的爱情是不能用世俗的价值观去判断和衡量的。那是一种以浪漫的感情为核心的标准。你知道什么是‘情’吗？古今中外，唯有一个‘情’字了得！为了它，一个女人可以含辛茹苦，可以忍辱负重，可以赴汤蹈火，可以万死不辞！”钱鸣松的声音里带着诗人的激情。　　“你说李艳梅不爱孙飞虎，那她为什么嫁给孙飞虎呢？”王卫红在一旁问。　　钱鸣松看了一眼王卫红，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口背了一首唐诗：“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王卫红没有听明白这首诗的含义，有些茫然。　　郑建军便接下去问：“钱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李艳梅另有所爱。我这次猜得对不对？”　　钱鸣松笑而不答。　　“看来我今天运气不错，一猜就对。那么，你肯定知道她爱的人是谁了，对不对？”　　“这个嘛，我怎么会知道呢？”钱鸣松反问，但很快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真想知道，可以直接去问她嘛。”　　“对对，我们一会儿就去问她。可怎么问呢？”郑建军仿佛在自言自语。　　“你这人不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嘛。”钱鸣松似乎话里有话。　　“对对，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好主意。”郑建军拿出一个小本，很认真地在上面写着什么。　　“钱老师，您提供的情况很重要。”王卫红又接过话头，“不过，我还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你问吧。”　　“在孙飞虎得病以后，你到他的房间里去过吗？”　　“当然去过，还不止一次呢。他得病了，我就住在隔壁，怎么能不去看他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去的？”　　钱鸣松想了想说：“既有和别人一起去的，也有我一个人去的。怎么，你们怀疑我？”　　“不不，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请钱老师不要介意。”郑建军连忙解释，然后站起身来，态度诚恳地说，“谢谢钱老师，我们该走了。”　　“别着急。”钱鸣松拦住郑建军，“还有一件事。我今天早上在门口捡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黑蝙蝠。”钱鸣松拿出那张纸，递给郑建军，又说，“他们每个人也都捡到一张这样的纸。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郑建军接过纸来，仔细看了看。“这上面画的蝙蝠和孙飞虎房间里那张纸上画的蝙蝠一模一样。钱老师，你以前看到过这样的蝙蝠吗？当然不是真的蝙蝠，是画。”　　钱鸣松摇了摇头。　　郑建军和王卫红从钱鸣松的房间出来之后，王卫红小声问：“郑队，你刚才在小本上比画什么哪？又是无字天书，做给证人看的吧？”　　“不全是。我把那首诗记下来了，怕一会儿就全忘了。这还没记全呢。我觉得那首诗挺有意思，回头你再帮我想想。”　　“我？一共就听清楚最后半句话，好像是未必什么就有情。你还是饶了我吧。”　　他们敲门走进了吴凤竹的房间。　　吴凤竹见到两名警察，神态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请坐吧，警察同志。我这里有点儿乱，因为我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来了。你们喝水吗？”　　“不客气。你坐吧。”郑建军坐到沙发上，看着吴凤竹。“吴老师，问你几个问题。”　　“你们问吧。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们。”吴凤竹的声音仍有些紧张。　　“孙飞虎得病之后，你自己到他的房间里去过吗？”　　“我自己？呵，不，我没有去过。”　　“你根本没有去过他的房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去过，但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想，我是和老周一起去的。也许是和钱鸣松一起去的。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没有一个人去过孙飞虎的房间。”　　“你看见过别人自己去孙飞虎的房间吗？”　　“我没看见。我是说，我没注意。也许有人自己去过。我想，李艳梅当然去过。”　　“你认为李艳梅会是投毒的人吗？”　　“她？我不知道。我认为……她不会吧。她怎么会毒死自己的丈夫呢？我认为那不可能。”　　“那么，你认为谁有可能是投毒的人呢？”　　“这……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不是说你知道。如果投毒者就在你们五个人中间的话，你认为谁最有可能呢？”　　“这……我也说不准。”　　“吴老师，你不要有顾虑。我们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请你提供一些破案的线索。我们不会仅仅根据你的话就认定谁是投毒者，我们必须去收集证据。而且，我们不会把你说的话告诉任何人。这一点请你放心。”王卫红在一旁劝说。　　吴凤竹沉吟片刻才说：“如果你们只是问谁有可能害死孙飞虎的话，那我觉得钱鸣松的嫌疑最大。”　　“为什么？”王卫红追问道。　　“因为她讨厌孙飞虎。更准确地说，她恨孙飞虎。我知道她为什么恨孙飞虎。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写过一些抒情诗，孙飞虎带头批判过她。我本来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应该过去了。但是她没忘。那天当着李艳梅的面儿，她还说呢，孙飞虎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孙飞虎。而且，钱鸣松是个敢说敢做的人。所以，如果你们说投毒者肯定就在我们五个人中间的话，那么钱鸣松的可能性最大。”　　“谢谢你，吴老师。”王卫红看了一眼郑建军，又问，“对了，你今天早上在门口捡到什么东西了吗？”　　“什么？呵，你不问我还差点儿忘了。今天早上我在门口捡到一张纸，上面画了一只黑蝙蝠。”吴凤竹拿出那张纸，递给了王卫红。　　郑建军和王卫红走到周驰驹的门前，刚敲了两下，就听见周驰驹在屋内大声说：“来啦，来啦。”　　门打开，周驰驹热情地说：“二位请进。坐，坐。怎么样？喝点儿什么饮料？是凉的还是热的？”　　郑建军说：“周老板，不用客气。”　　“不是我客气，我是让你们别客气。到我这儿就跟到你们自己家一样。我也干过几年公安，也是刑警，后来才下了海。这几年在外面跑，我也经常跟公安的人打交道。不瞒您说，我在公安系统正经有不少朋友呢。像你们部里的五局和三局，都有我的熟人。还有你们省厅的陈副厅长，那也是我的老朋友啦！所以，我一看见公安的人，就跟看见亲人一样。一个字——亲！”　　“那太好啦。周老板，我们这个案子很难搞。你是前辈，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支持和帮助啦。”郑建军顺水推舟。　　“绝对没问题！”周驰驹坐在郑建军对面，弯着腰，小声问，“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还没有，所以想先听听你的意见。”郑建军的声音很谦虚，也很诚恳。　　“这个案子嘛，我也考虑了。”周驰驹直起身体，“我觉得，你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查毒药的来源，以物找人；另一个是查因果关系，以情找人。我觉得，这个案子情杀的可能性很大。”　　“有道理。”郑建军向前挪了挪身体，“周老板，你对被害人很熟悉，对其他几个人也很熟悉。那么，在他们四个人中间，你认为谁最有可能呢？”　　“这个嘛，我也考虑过了。不过，我只能向你们提供点儿情况，供你们参考。究竟是与不是，还得你们自己去调查核实。”　　“那当然。”　　“我认为，赵梦龙最有可能。大概你们还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赵梦龙和孙飞虎是情敌，他们俩都喜欢李艳梅。当然啦，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李艳梅对赵梦龙比较有意思。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儿，孙飞虎和李艳梅结了婚。我们都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觉得有些意外。上次老同学聚会，我也问过赵梦龙，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心中很痛苦。”　　“你们六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都很好吗？”王卫红问道。　　“上大学的头两年，我们六个人的关系确实非常好。我和赵梦龙、孙飞虎住一间宿舍，她们三个女生住一间宿舍。我们关系很好。第一年的暑假，我们还一起来过武夷山。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全乱了。再后来，我们都各奔东西，关系也就都疏远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一起旧地重游呢？”王卫红似乎很好奇的样子。　　“其实我对这重游什么的，不太感兴趣。主要是她们三位女士。女人嘛，到了这个年纪，容易胡思乱想，也容易感到孤独，所以特别喜欢回忆过去。用她们的说法，总想找回失去的青春。那找得回来吗？要我看，说好听点儿是自我安慰；说得不好听点儿，纯粹是自欺欺人。”　　“难道你们男人就不留恋过去吗？”王卫红不以为然。　　“哟，对不起，我忘了谈话对象了。得罪，得罪。”周驰驹满脸堆笑。　　“周老板，你怀疑赵梦龙，还有其他理由吗？”郑建军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这个嘛，我觉得他这次来武夷山以后的行动挺奇怪，经常说一些不明不白的话。对啦，今天早上我听女服务员说，赵梦龙昨天晚上跟着李艳梅出去了，半夜才回来。他们干什么去啦？我看很值得怀疑。还有，他这人的经历挺复杂。具体情况你们别问我，我也不知道。你们去查他的档案就知道了。”周驰驹站起身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郑建军。“今天早上我在门口捡到一张纸，上面画了一只蝙蝠，就跟你昨天让我们看的那只蝙蝠差不多。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张。但是怎么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郑建军接过周驰驹手中的纸，看了看，站起身来。“周老板，跟你谈话真有收获。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向你请教。”　　“请教可绝对谈不上，顶多是交流和切磋。”周驰驹也站起来，似乎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的样子。“对了，虽然你们没问，我也得告诉你们。在孙飞虎得病之后，我也曾经到他的房间里去过，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也具备作案的条件，也是你们的嫌疑对象之一。哈哈哈！”　　时近中午，两名警察离开了五云仙宾馆。　　第22章 循环的嫌隙　　下午，郑建军和王卫红又回到五云仙宾馆。他们首先来到赵梦龙的房间。　　赵梦龙让两名警察进来，坐在沙发上，自己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对方，一副严阵以待的神态。　　郑建军说：“赵教授，我们想请你谈谈。”　　“谈什么？”赵梦龙的态度很冷淡。　　“凡是你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情况，都可以谈。”　　“我不知道什么是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情况。”　　“那么，我问你，你在孙飞虎生病之后去过他的房间吗？”　　“去过。”　　“什么时间？”　　“我记不清了。”　　“是你自己去的吗？”　　“我也记不清了。”赵梦龙皱着眉头，声音中带有挑衅的味道，“看来，你们怀疑我？”　　“我们倒没有怀疑你，但是你的同伴说你值得怀疑。”郑建军也故意用同样的语调。　　“同伴？你们说的是周驰驹吧？其实，他才是最值得你们怀疑的人。”　　“为什么？”　　赵梦龙沉默了一阵子，慢慢地说：“我不喜欢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可是你已经说了。”郑建军步步紧逼。　　“……”　　“如果你说不出怀疑的理由，那只能说明你的心胸很狭隘。因为他说了你，你就反过来说他。那么，你说的话就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喽。”郑建军采用的是激将法。　　“我怎么会无中生有去诽谤他呢？”赵梦龙确实有些激动，“我讲话从来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可以去调查嘛！上大学的时候，吴凤竹根本没看上周驰驹。她看上的是孙飞虎。而且，她和孙飞虎有一段时间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密切，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后来孙飞虎抛弃了吴凤竹，吴凤竹才跟周驰驹结了婚。”　　“这么说来，周驰驹不是应该感谢孙飞虎吗？”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当然，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好像孙飞虎曾经伤害了吴凤竹，因此周驰驹一直对孙飞虎耿耿于怀。这次大家重逢，我看得出来，周驰驹仍然没忘记过去的事情。”　　“他怎么啦？”　　“他背地里对我说，他最讨厌孙飞虎。什么孙局长，肯定是搞阴谋诡计当上的。他说那家伙最能搞阴谋诡计了。他说这次一定得找机会教训教训那家伙。他还怂恿我去和李艳梅幽会呢。实际上，他那几天也没少让孙飞虎难堪。”　　“他为什么怂恿你去和李艳梅幽会呢？”　　“因为我曾经和李艳梅交过朋友。”　　“能具体谈谈吗？”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与本案无关。”　　“你昨天晚上出去过吗？”郑建军突然改了个话题。　　赵梦龙很认真地看了郑建军一眼，说道：“出去过。我是跟着李艳梅一起出去的，因为我担心她一个人出去会有危险。”　　“你们去了什么地方？”　　“去了一个茶馆。李艳梅觉得在房间里特别闷得慌，想出去走走。”　　“你是不是也捡到一张画着黑蝙蝠的纸？”郑建军又换了一个话题。　　赵梦龙点了点头，从衣兜里拿出那张纸。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张纸的？”郑建军问。　　“今天早上。”　　“你以前见过画成这样的蝙蝠吗？”　　赵梦龙摇了摇头。　　郑建军和王卫红最后走进李艳梅的房间。他们刚一进屋，李艳梅就正色质问道：“你们凭什么把我们都扣押在这里？谁给了你们这种权力？”　　王卫红说：“李老师，你误会了。我们根本没有强迫你留在这里。我们只是说为了便于查清你丈夫的案子，希望大家暂时不要离开武夷山。如果你想走，你现在就可以走。不过，你那样做恐怕会引起别人的误解。”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是他们几个人。我丈夫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复生。我不希望几位老同学再因此受到折磨。我们本来是想通过旧地重游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烦恼，谁想到又惹来了新的烦恼。”　　“这种意外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我们还不愿意查这种没头没脑的案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甭管是自杀还是他杀，你们干吗要跑到我们武夷山来？净给我们添麻烦！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谁也没办法改变。”王卫红想用这话刺激李艳梅，看看她的反应。　　“那么，我以孙飞虎妻子的身份要求你们停止对这件事情的调查。一切后果都由我一人承担。”李艳梅的口气很坚决。　　“对不起，这种事情不是你能决定的。虽然孙飞虎是你的丈夫，但他是被人杀害的。而杀人是触犯国家刑法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我们是公安人员，查明案情是我们的工作。不想干，我们也得干。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为你李老师工作的。”王卫红的口气也很强硬。　　李艳梅无话可说了。　　郑建军见状在一旁以缓解气氛的口吻说：“二位女士别急躁，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李老师，你也希望我们尽快破案，抓获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对不对？”　　“这得看怎么查。如果以这些老同学受折磨为代价，我宁愿不查。”李艳梅的声音平静了许多。　　“这么说，你丈夫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还不如这些老同学呢。看来，你们夫妻的感情不深呀？”郑建军说。　　“我是说，不能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来折磨活着的人。老孙毕竟已经死了嘛。”李艳梅又生气地补充了一句，“这跟我们的夫妻感情毫无关系。”　　“对不起，李老师，也许我说得不太合适。但这是我们的工作，希望你能谅解。”　　李艳梅没有说话。　　郑建军换了个话题。“李老师，我们认为投毒的人很可能就在你们中间。而且我们必须查出这个人来，对不对？你最了解孙飞虎，也最了解孙飞虎与这几个人的关系。你认为他们当中谁最可能是投毒的人呢？”　　“难道就没有外人来投毒的可能性吗？”　　“根据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地说，投毒者就在你们中间。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有了这种感觉。今天上午通过与他们几个人的谈话，我更相信这种感觉了。”　　李艳梅又沉默了。她的目光移到面前的地毯上。郑建军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李艳梅抬起头来，叹了口气，说道：“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的心思很乱。但是我觉得，如果投毒者一定就在我们中间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人就是吴凤竹了。”　　“为什么呢？”郑建军嘴里问着，心中却在想，这倒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五个人相互揭发，都有作案嫌疑。这是故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呢？　　“因为……也许别人已经告诉你们了，老孙曾经和吴凤竹交过朋友，后来两个人又吹了。结婚以后，老孙曾经对我说，吴凤竹这个人的心眼儿非常小，而且特别有报复心。她认为老孙欺骗了她，因此对老孙恨之入骨。就在我们上次老同学聚会之后，她还来找过老孙，说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老孙，还说她绝不会放过老孙。我觉得，虽然吴凤竹平时说话不多，但她是那种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女人。她跟钱鸣松不一样。钱鸣松也恨老孙，但只是嘴上骂骂而已。”　　“这次到武夷山之后，特别是孙飞虎生病之后，你发现吴凤竹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这我倒没有发现。”　　“看来，这也只是一种怀疑，一种猜测。”郑建军似乎是自言自语。　　“李老师，我能再问你一些个人问题吗？”王卫红很有礼貌地说。　　“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李艳梅的态度已经是非常合作了。　　“你觉得赵梦龙这人怎么样？”王卫红完全是女人谈心的口吻。　　“你这是什么意思？”李艳梅谨慎地反问了一句。　　“我听说你曾经和赵梦龙交过朋友。”王卫红说得很坦诚也很自然。　　“他是个好人。”李艳梅的声音很低。　　“你一直这么认为？”王卫红也减小了音量。　　“是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和他结婚呢？”　　“我觉得……也许……他应该和别人……”李艳梅突然吞吞吐吐起来，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　　王卫红觉得李艳梅肯定藏有隐情，便采用“连珠炮追问法”，简洁快速地问道：“他有别的女朋友？”　　“啊，是的。”　　“是谁？”　　“是钱鸣松。”　　“钱鸣松是赵梦龙的女朋友？”　　“钱鸣松追求过赵梦龙。”　　“赵梦龙爱她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赵梦龙爱的是你。对吧？”　　“……”　　“那你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孙飞虎？”　　“那是……命运的安排！”李艳梅低下了头。　　“这么说，跟孙飞虎结婚并不是你的意愿？”　　“……”　　“是什么事情迫使你和孙飞虎结婚的呢？”　　“……”　　沉默持续了足足有两分钟，郑建军才决定去打破僵局。“李老师，我听说你昨天晚上捡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样子很怪的蝙蝠。对不对？”　　“是的。我本来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但是刚才让你们一问，我就给忘了。”李艳梅觉得轻松了一些。她从身边的背包里找出那张纸，递给郑建军。“就是这张纸。我还想告诉你们，我以前见过这个画儿。”　　“是吗？在什么地方？”郑建军瞪大了眼睛。　　“其实，你昨天晚上让我们看那张画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眼熟，但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回到房间以后我又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李艳梅看了王卫红一眼，继续对郑建军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有一次我们搬家，收拾东西，我在老孙的箱子里发现一幅漫画。那幅画很有意思，老孙的脑袋长在一只带翅膀的老虎身上。虽然画得很夸张，但是很像，特别是老孙的嘴和鼻子。一看就知道是老孙。当然，他那时候还是小孙呢。”　　“这和蝙蝠有什么关系呢？”郑建军有些急不可待了。　　“呵，在那张画的右下角就画着这么一只蝙蝠。没错！我当时就觉得那蝙蝠画得很特别，样子怪怪的。我问老孙这是什么人画的。他说是‘五七干校’的一位老同志专门给他画的。他说那蝙蝠就是签名，因为那位老同志的名字好像就叫什么蝙蝠。”　　“叫什么蝙蝠？那可真是个奇怪的名字。李老师，孙飞虎当年去的‘干校’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宁夏吧。”　　“你见过那个老同志吗？”　　“没有。老孙也没再提起过他。”　　“那张画现在在什么地方？”　　“也许还在我们家吧。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我也不知道老孙给收在什么地方了。”　　郑建军和王卫红走出五云仙宾馆，坐到那辆北京吉普车里。郑建军打着发动机，双手握着方向盘，正了正反光镜，不无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么复杂。肯定够得上多角恋爱了，对不对？”　　王卫红说：“我看它很像小说中的故事。”　　“你怀疑它的真实性？”　　“不。我只是觉得那些事情都凑到一起，真够巧的。”　　“无巧不成书嘛。”郑建军把车开出停车场，进入竹林，挂了空挡，让车沿着很窄的蛇形路向山下滑去。　　“侦查工作怎么办？案件中有巧合，这可以。但是我们破案就不能靠巧合了吧？”王卫红说。　　“有时候也得靠点运气。”郑建军不时地轻点刹车。　　“那咱们的运气怎么样？”　　“一般。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五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但我们又没有证据来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简单！”　　“谁不简单？他们还是我们？”　　“案件。”　　汽车穿过竹林，来到宽阔的黑云路上。郑建军熟练地增挡，汽车越来越快地向市区驶去。　　“那不是正合你的胃口嘛！”由于开着车窗，汽车发动机的噪音很大，王卫红不得不提高嗓门。　　“就怕咱的消化能力不行啊。”郑建军也提高了声音。　　“谦虚？”　　“真的。”郑建军看了王卫红一眼。“谈谈你对这五个人的看法吧。”　　“一时还说不清楚。虽然这五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但是我觉得，他们对待被害人的态度不一样，对待这次谈话的态度也不一样。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分别指出了一个嫌疑对象，而且各不相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郑队，你说这会不会是他们一起商量好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他们的话都值得琢磨。我总觉得还应该能琢磨出点什么来。”　　“那首诗？”　　“还有别的。”　　“噢，那个蝙蝠！”　　郑建军按着喇叭从一辆货车旁超过，大声说：“甭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掌握了不少线索，一条一条查，准能有收获。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到头来，这个案子里最棘手的问题恐怕还是证据。对不对？”　　“案件破了，你还怕没有证据？”　　“如果有口供，那当然好说了。就怕谁都不供，我们手里也没有硬邦邦的证据，这案子可就不好交待喽。”　　“有那么复杂吗？”　　“走着瞧吧！”　　吉普车停了，红灯。　　第23章 秘密的辨认　　下班前，郑建军和王卫红走进了武夷山供销合作社。此时，这间不大的售货厅里冷冷清清，没有顾客，只有一名40多岁的女售货员。王卫红径直走到售货员面前，问道：“大姐，你们这里有呋喃丹吗？”　　“有啊。你们要多少？”售货员的态度很热情。　　“需要什么手续吗？”王卫红又问了一句。　　“手续？什么手续？”售货员的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目光。　　“用不用证明信或者介绍信之类的东西？”王卫红好像是随便打听。　　“不用，不用。哪用那么复杂呀！我告诉你吧，花钱就能买。这种农药，现在根本就卖不动。偶尔来个顾客，也就要一斤半斤的。如果我们再要什么介绍信，那还不把顾客都给赶走啦？”售货员口齿很伶俐，而且说话时双手还不住地在面前比画着，样子很生动。　　“最近有人来买过这种农药吗？”王卫红查看着货架上的商品标牌。　　“你……问这个干什么？”售货员的手停止了舞动，目光中带着猜疑。　　王卫红不动声色地掏出工作证，让对方看了看。　　“这……让我想想。”售货员愣了一下，犹豫地说，“好像是有人买过。”　　“你好好想一想，究竟有没有呢？”　　“有，上礼拜就有个女的来买过。”　　“女的？是本地人吗？”　　“让我想想。那天的客人也不太多。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生意一点都不火，老是冷冷清清的。那个女的是一个人来的。我看她不像本地人，长得挺白净。我以前没见过她。”售货员想了想，又补充说，“看她的样子，像是个大城市的人，也许是来旅游的吧。”　　“她是哪天来买的？”　　“是……上个礼拜六的下午。没错，就是五一节的第二天，快下班的时候，因为我那天晚上家里来客人，得早走。我正收拾东西呢，她就进来了。”　　这时，郑建军在一旁问道：“大姐，你还记得她那天进门以后是怎么对你说的吗？她是先向你打听有什么农药呢，还是直接就说要买呋喃丹呢？”　　“她一进门就对我说要买呋喃丹。没错，她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还想了一下，城里人一般都不知道这种农药的名字，这个姑娘还挺内行的啊。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　　“她后来还说了什么？”郑建军又问道。　　“我问她要多少，她说买一包，我就给她拿了。然后，她交了钱就走了。”　　“她买了多少？”王卫红又追问了一句。　　“那一包是250克。”　　“她有没有说买这种农药干什么用？”　　“没说，我也没问。这也不是什么限购的东西，再说她买的数量也不多。我寻思她也就是家里种的花草需要上药吧。”说到这里，售货员突然停住了，看着王卫红和郑建军，小声问道，“你们打听这事干什么？难道说，那个姑娘用这农药干了什么坏事？”　　王卫红答道：“现在还不好说。不过，这件事情很可能和我们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所以，你不要对别人讲我们来找过你。你明白吗？”　　“你们放心。这是保密工作，我懂，我绝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除了这个女的，还有别人来买过这种农药吗？”郑建军又问了一句。　　“没有了。反正经我的手就卖出这么一份，别人卖没卖，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查一查小票。我们卖东西都得开小票，这是手续。”　　“那好，就麻烦大姐给查一查吧。”郑建军很客气地说。　　“不麻烦，一共也没有多少。你要从哪天查起呢？”　　“就从……上礼拜四查起吧。”郑建军说完之后，在售货厅里来回走着，看着。然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走到王卫红身边，小声对她说了几句话。　　售货员很快就查完了。“没有。这里只有一张小票是呋喃丹的，就是我卖的那一份。别的没有了。”　　“没有啦。”郑建军走回柜台旁边，从手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大姐，你能再具体说说那个姑娘的长相吗？”　　“这可不好说。反正她长得挺白的，也挺秀气的，个头比这位大姐矮一点，穿一身……好像是浅黄色的休闲装。对了，那天下雨，她还拿着一把雨伞，好像是红色的。别的……我就记不清了。不过，要是再看见她，我准能认出来。”　　“她有多大年纪？”郑建军一边问，一边在本上记着。　　“也就是20多岁吧。”　　“你再仔细想想，她的脸是什么形状的，是圆脸，是方脸，还是瓜子脸？”　　“好像是瓜子脸。”　　“她的脑门宽么？”郑建军用手比画着，以弥补语言描述的局限性。　　“好像不宽。”　　“向前突出么？”　　“啊，有一点。”　　“她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大么？”　　“挺大的。”　　“是圆眼，是长眼，还是三角眼？”　　“是圆眼吧。”　　“双眼皮？”　　“那我可没注意，应该是吧。”　　“眼角是往上吊着的，还是往下耷拉的，还是平的？”　　“往上吊？不是。好像也不是往下耷拉的。那就是平的。”　　“她的眉毛什么样子？黑吗？”　　“挺黑，挺细，还挺长的，长得特别整齐。这我记得挺清楚，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这姑娘的眉毛长得真好。”　　“她的鼻子呢？大不大？”　　“不大。”　　“鼻梁高吗？”　　“一般吧。”　　“鼻子宽吗？”　　“宽？好像有一点。”　　“她的嘴呢？大不大？”　　“应该说是比较大的。”　　“嘴唇厚吗？”　　“不厚。嘴挺大，嘴唇再厚，那她就该难看了。可是我印象中那姑娘不难看。”　　“她有没有上嘴唇突出或者下嘴唇突出的特征？”　　“没有。”　　“嘴角呢？是往上吊，是往下耷拉，还是平的？”　　“平的吧。”　　“她的耳朵大吗？”　　“耳垂儿挺大的，因为她戴着一副很大的圆耳环，可能是金的，我觉得戴在她的耳朵上还挺合适。”　　“她的头发什么样子？卷的还是直的？”　　“直的，披肩发，挺黑挺密的。”　　“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征？比如说，她脸上有雀斑或者明显的痦子吗？”　　“我没注意。”　　“她戴眼镜吗？”　　“没戴。”售货员使劲摇了摇头。　　“好。”郑建军很快地在本子上画了一阵，然后把本子举到售货员面前，问道，“大姐，你看这像不像那个姑娘？”　　“大哥你还真行啊！这么快就给画出来啦。”女售货员看着那张画像，说，“挺像的，就是这嘴好像太大了。”